繁荣范文10篇

繁荣范文篇1

关键词：文化积淀；高等教育；人才引进；人才培养；人才竞争

江苏地处长江经济带，位于中国大陆东部沿海中心，这里是中国古代文明、长江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自古便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省区之一。江苏历来是我国美术发展中的重心所在，也是中国美术发展史中美术革新的发源地，历史上无数的美术大家和美术流派均产生于江苏，并影响全国，乃至引领全国美术。当代的江苏绘画创作，在继承以前的创作氛围上又有突出的地域时代性，在全国美术创作格局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号称“美术界奥林匹克”的五年一届的全国美术作品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已经成功举办十二届。它是最具影响力和权威性的部级综合性的美术大展，展览入选的作品代表了国家美术创作的最高水平，是对全国美术创作现状的大检阅。因为展览赛制采用省区推荐制，所以一个省区最终入选作品量最能体现一个地区美术创作水平的高低。

在2014年举办的第十二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评选中，江苏创作的美术作品总共入选235件，34件获奖。尤其是中国画，入选31件，有13幅作品获奖，无论是获奖数量还是质量都位居全国第一。这种傲人的成绩充分说明了当代江苏美术创作的繁荣程度与水平高低，也捍卫了一直以来江苏美术强省的地位。这种状况的背后究竟有什么内因促使江苏的美术创作队伍实力雄厚、佳作连连，笔者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底蕴深厚的书画文化积淀

在中国美术史上，江苏的书画文化渊源流长。江苏历来是人文荟萃、名家辈出、流派纷呈之地，其美术创作在历史上所达到的高度以及产生的影响，不仅在中国美术史，在世界美术史上都是罕见的现象。六朝以来迭次兴起的绘画流派，云林画派、吴门画派、松江画派、金陵画派、常州画派、娄东画派、扬州画派，到后来的新金陵画派等等，这些在中国美术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绘画流派，均诞生并兴盛于江苏，这充分说明了江苏美术创作的历史盛况和人文积淀。在由陕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美术辞林》美术卷一书中，对画派统计共57条，其中江苏就占34条，几乎占到四分之三。一批批画派的涌现与崛起，体现的是江苏美术创作的活跃和繁荣，同时也形成了非常深厚的人文资源。如果再把20世纪以来的江苏画派罗列进来，那江苏可称为美术巨省。这种深厚的历史积淀造就了当代江苏美术创作的繁荣。为江苏美术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也是当下江苏美术创作繁荣的最基本原因。

二、高质量的美术高等教育

当代社会人才的培养依赖于高等教育，所以，一个地区的高等教育水平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本地区人才的培养状况。江苏省高等教育水平长期以来处于全国前三甲，就美术教育而言，在2017年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公布的全国第四轮“美术学”学科评估结果显示，南京艺术学院紧跟在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两大美院之后，处于第三的位置，明显超越了一些专业美术院校。这充分显示了南京艺术学院在美术创作人才方面的培养水平。就目前全国画坛来看，活跃在江苏甚至全国的诸多书画名家大都与南京艺术学院有着关联。2018年9月29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书法专业改革开放40年教学成果展”，集中展出42位杰出校友的作品，从展览作者可以看出南京艺术学院的教学成果，这所百年名校为江苏乃至全国的美术繁荣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也为江苏美术教育起到了很好的带领作用。除此之外，江苏的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江南大学、苏州大学、东南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的美术学在本次学科评估中排名也表现不俗。这种整体高水平的教育资源与教学质量为江苏的美术繁荣源源不断地输送着优秀的美术创作储备人才，也为江苏美术创作繁荣提供了基本保障。

三、完善的美术创作人才培育机制

美术创作的自身规律要求创作者潜心研究书画学问，需要长时间的精力投入，所以相关机构对美术创作人才的培育就显得尤为重要。现阶段，肩负着培育美术创作人才功能的机构除了高等学校之外，最主要的就是画院。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全省13个地级市几乎每个市都有公办美术馆和画院，这种公办画院的设立为美术创作人才提供了良好的培育环境。在这种环境中，美术创作者才能潜心研究美术创作，为社会创作出高水平的美术作品，同时又繁荣了本地区美术创作。以江苏的省会城市南京为例，除了众多的高校之外，从事美术创作研究的公办机构有江苏省国画院、江苏书画院、南京书画院、江苏省美术馆、江苏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等美术创研机构。虽然这只是一个城市的概况，但足以折射出本地区美术创作的繁荣程度。除了设立公办美术创作研究机构之外，政府还注入专项资金促进美术创作，出台一系列政策来推动和繁荣江苏美术事业发展。比如，2015年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文化厅共同出台了《关于加大资金投入繁荣美术创作的意见》，该《意见》就繁荣美术创作的指导思想与工作目标、美术创作的组织领导与推动举措、打造品牌活动与培养领军人才、美术创作的理论研究与专项扶持经费的管理等八个方面作了详尽的表述。这种以省厅之力来繁荣美术创作的举措，据笔者了解全国绝无仅有。这种政策与机构并行的培育机制，促使江苏美术在当代具有重要的地位。

四、开放的美术创作人才引进机制与高规格的竞争机制

一个地区美术创作是否繁荣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本地区美术创作人才的汇聚程度；二是本地区创作出优秀美术作品的数量。首先在美术人才汇聚方面，江苏历来是美术人才诞生和汇聚的地方。进入21世纪，随着北京、上海等城市的崛起，江苏美术创作人才汇聚程度有所减弱，江苏省迅速意识到这一不利因素，在加大建设经济强省的同时，也提出文化强省。为了扭转局面，江苏省政府专门出台了“江苏省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引进计划（双创计划）”，“江苏省青年优秀文艺人才引进计划”等一系列关于艺术方面人才引进资助政策。这是面向全世界发起的人才引进政策，其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以及资金的投入力度在国内都是数一数二的，且在这两项人才引进计划中都涉及到美术创作人才引进，极大地吸引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才，一定程度上形成人才聚集效应，对江苏美术的繁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政府的一系列政策下，相关美术创作机构也打开大门办画院，纷纷面向全国招聘优秀的美术创作人才来充实创作人才队伍。比如，江苏省国画院2010年在全国招聘美术创作人才，这也是全国首例国家公办画院面向全国招聘人才，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结果来看，显然这项举措提高了江苏省国画院的创作水平，随后，江苏书画院、南京书画院、苏州国画院、淮安书画院等江苏一些重要的美术创作机构都竞相效仿。这种对人才的大力引进措施，极大地提高了江苏美术创作的整体水平，也对美术创作的多样性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更符合了百花齐放的艺术格局，丰富和繁荣了江苏美术。其次，在创作优秀美术作品的数量方面，江苏省也是多渠道并行。虽然近些年江苏美术创作实力居全国前列，无论是高水平的美术创作人才还是近年来产生的优秀美术作品数量都居全国前列，但江苏并没有居高自傲，而是通过不断为美术创作者提供高规格的展示平台与公平的评价机制，使江苏美术创作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省份。这种展示平台最主要的形式就是举办高规格的展览。

繁荣范文篇2

1954年，文化部聘请前苏联的芭蕾专家，执教于第一个舞蹈教员训练班，并以此为基础，于同年秋创办了新中国的第一个专业剧场舞蹈家的摇篮——北京舞蹈学校。芭蕾一直是该校的核心，并为中国新古典舞的创立提供了重要的框架，而俄罗斯戏剧芭蕾以文学为本的创作方法，则通过前苏联芭蕾编导执教的两届编导班，在全国各地一统大卜近30年之久。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美、英、法、意等西方流派进入后才告一段落。中国芭蕾从此进入多维营养和多样选择的时代，从而在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下，体现“洋为中用”的精神。

在剧目方面，中国舞蹈家不仅以较高水准，跳遍了几乎所有19世纪的西方芭蕾经典，而且创作演出了《和平鸽》、《红色娘子军》、《白毛女》、《沂蒙颂》、《草原儿女》、《祝福》、《雷雨》、《林黛玉》、《梁山伯与祝英台》、《觅光三部曲》、《兰花花》、《雁南归》、《玄风》等一系列中国特色的芭蕾作品，为世界芭蕾宝库增添了一笔具有东方神韵的财富。与此同时，他们还借助于芭蕾舞剧的创作方法和动作语汇，吸收了中国武术和戏曲的高难技巧，以及各民族的舞蹈风俗和动作素材，创作了《宝莲灯》、《小刀会》、《丝路花雨》、《文成公主》、《凤鸣岐山》、《铜雀伎》、《卓瓦桑姆》、《东归的大雁》、《召树屯与楠木若娜》、《珍珠湖》、《灯花》、《米依鲁》、《繁漪》、《高粱魂》、《高山下的花环》等一大批优秀的民族舞剧，以及数不胜数的民族舞蹈，不但丰富了中国百姓的文化生活，而且在国际舞蹈界频繁掀起了“中国热”。

中国经济自新时期以来的稳步发展，激起了大量国外芭蕾舞团的热情。仅是近3年来，我们就有机会看到巴黎歌剧院芭蕾舞团、莫斯科大剧院芭舞舞团、英国皇家芭蕾舞团、汉堡芭蕾舞团、妮娜·阿娜妮娅什维丽世界明星芭蕾舞团、基洛夫明星芭蕾舞团等世界一流的芭蕾演出。而中等水平的外国芭团来访则更是此起彼伏，络绎不绝，从而使各地观众欣赏这种西方文明结晶的机会变得唾手可得，有效地拓展了广大中国民众的艺术视野和审美品位。凡此种种，足以证明，中国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正在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芭蕾大国。

总结50年来“洋为中用”，尤其是自前苏联全面引进西方芭蕾的全过程，其正面效应如前所述，可谓奇迹般辉煌，令人无不为之振奋。但负面效应也在所难免，尤其是在中国进入市场经济后的今天，这些后遗症则更加显而易见：

第一点，我们在当时的强势文化——西方芭蕾面前自惭形秽，不仅忽略了中西文化特质和审美趣味间的巨大悬殊，而且丢掉了中国民族舞蹈的许多独特优势，如高度发达的手臂动作、细腻传神的面部表情、形神兼备的审美标准、灵活自如的时空概念、以少胜多的道家哲学等等，而盲目地贪大求洋，一味地追求“大蹦大跳大制作”，笃信“舞剧是舞蹈的最高形式”这些典型的西方芭蕾美学原则，从而导致了中国民族舞蹈严重西化，甚至积重难返的倾向——全国各地，从都市到城镇，从内地到边疆，无论舞团大小，不管师资优劣，舞者们往往都从芭蕾的“擦地”“下蹲”，开始一天的日程，而各地舞蹈院校科系在招生时，也大多采用的是西方芭蕾对肢体的苛刻标准。

导致这种可悲现象的原因相当复杂，但至少有客观与主观之分。客观原因在于，新中国创建前后，中国民族民间舞蹈虽历史悠久，甚至几度辉煌，此时却已奄奄一息，残缺不全，在相当体系化和科学化的西方古典芭蕾面前，更显得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为了迅速改变这种落后状况，重返世界舞坛，中国舞蹈家不得不大量地借鉴，其至照搬了西方芭蕾在训练和创作方面的现成经验，并在不经意中全盘地接受了芭蕾的“开、绷、直、立”和“三长一小”等典型的西方肢体美学标准，而弱化了自身的“圆、曲、收、拧”和“形神兼备”等典型的东方美学理想。

主观原因则在于，处在“中美冷战”中的国人，普遍因与“苏联老大哥”在意识形态上同属“社会主义阵营”而完全不设防；因在思想感情上“同志加兄弟”而手足情意深；因在审美情趣上同属古典主义而一拍即合，盲从加狂热，由此导致了“什么都是苏联的好”这种不成文的共识。

繁荣范文篇3

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当前我国的农村文化建设普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是整个文化建设中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经济建设轻文化建设的观念较为普遍，忽视文化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文化基础设施陈旧落后；文化体制机制不顺；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供给不足；文化市场不健全缺乏有效管理，由此所导致的农民文化、科技水平低下及思想方式、生产方式等方面的闭塞、落后是造成“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只有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才能用先进文化培育和塑造“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农民，为全面建设小康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观念保障，不断推动农村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可以说，文化是新农村建设的灵魂和重要支柱，没有文化的发展，没有农民文化素质的提升优化，就不可能取得新农村建设的成功，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必须重视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着力丰富农村的精神文化生活。各级党政组织必须将文化建设贯穿于新农村建设的全过程，更加自觉、主动地推动农村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农村物质、精神、政治文明协调发展，加快新农村建设进程。

改革创新，激发文化产业活力。胡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在新农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不断出现，只有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从体制机制层面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才能更新陈旧的理念和手段，积极创新工作，提升新农村文化建设水平。县级文化馆、图书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应深化劳动、人事、分配等方面的改革，建立健全竞争、激励、约束机制和岗位目标责任制，全面实行聘用制和劳动合同制，改进服务方式，开展流动文化服务，加强对农村文化骨干和文化中心户的培训辅导，奖励扶持民办文化。积极探索提高经营性文化产业活力的新途径，进行文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打破传统的管理局限，将文化事业与市场经济相衔接，走文化产业化的道路。积极对地方剧团进行改革，对条件适合的进行股份制改造，引入市场机制，变行政包办为市场主导，鼓励文、企合作，剧团与企业联姻，开展各种专业性和群众性的地方戏曲演出活动，也可以实行政府购买节目，，或按演出场次和质量进行补贴，实现“以钱养事、以事养人”，搞活普遍萎缩的地方剧团。积极支持农民群众自筹资金、自己组织、自负盈亏、自我管理，兴办农民书社、集体或个体放映队等，大力扶持民间职业剧团和农村业余剧团健康发展，引导文化专业户相互联合，进行市场化运作，逐步向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开发民间文化资源，活跃农村文化市场。

夯实基础，加强文化载体建设。农民群众开展文化活动必须借助文化设施这个载体，因此，要发展和繁荣新农村文化就必须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公共文化网络体系。各级财政要统筹规划，加大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保证有一定资金用于乡镇和村的文化建设。应以乡镇为中心，建立健全图书馆、文化站及体育、卫生和农技推广等设施，不断扩大广播和有线电视覆盖率，可结合乡镇机构改革进行资源整合，组建集图书阅读、影视播放、文艺演出、科技推广、科普培训、体育活动等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活动中心。机关、学校内部的文化设施，如学校的“校校通”网络设施、村部的远程教育网络，有条件的要采取多种方式对农民群众开放，提高利用率。要在完备乡镇公共文化设施的基础上，逐步下移农村公共文化服务重心，以村为重点，以农户为对象，因地制宜建设一批村级文化设施和场所。可以利用教育布局调整中腾出的闲置校舍建设村文化室、文化示范户和农家书屋，培育有特色的村级文化，从而形成县、乡（镇）、村三级文化服务网络，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方位的精神文化需求。

开展活动，丰富群众精神生活。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是改善农民贫乏单调精神生活的重要手段，是传播和弘扬先进文化、提高农民素质的重要途径。应坚持业余自愿、形式多样、便捷长效的原则，为农民群众提供寓教于乐、健康高尚的文化活动，丰富和活跃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可以利用农闲、节日和集市，以乡镇党校、文化站、广播站等卖场所为文化阵地，举办群众文化节、农民文艺汇演、农民运动会等大型文体活动，组织开展花会、灯会、赛歌会、舞狮舞龙等传统的文化活动和以家庭为单位的棋类比赛、藏书评比、才艺展示等各类竞赛活动；紧密结合农民脱贫致富的需求，普及先进实用的农业科技知识和卫生保健常识；积极发展农村电影放映，组织“送戏、送电影、送科技”等下乡进村入户活动；以创建文明村镇、文明户、“五好家庭”等各种争创活动为载体，积极引导广大农民群众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抵制腐朽文化，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农村文化建设必须走群众路线，充分发挥群众的主观能动性，使农民成为文化建设的主体，才能收到实效，那种依靠行政动员搞建设的做法，很容易导致大轰大嗡，盲目蛮干，虽然建起了一座座图书室、文化站所，却引不起群众前来活动的兴趣，出现“见物不见人”的局面，这种文化建设注定是要失败的。

聚合力量，城乡共建农村文化。新农村文化建设应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动员鼓励社会力量支持新农村文化建设，走城乡共建、以城带乡、城乡互动、互惠互利的发展路子。要进一步扩大城乡共建的参与面，组织城市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特别是文化事业单位支援农村文化建设，扶持和引导群众文化活动。继续开展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及“送书、送戏、送电影”下乡进村对口支援活动，培植文化中心户，实施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文化扶贫工程。要创新城乡文化共建机制，既重视行政动员，又重视市场机制，通过共同开发项目、开展活动，把共建双方结成利益共同体，形成共赢局面。积极探索开展“三下乡”活动的长效机制，对重要项目和产品采取财政补贴，以政府采购的方式，直接送到农村；充分发挥流动文化车、文化小分队的作用，使“三下乡”活动小型化、经常化，努力做到灵活多样，行之有效。

繁荣范文篇4

【英文摘要】thecausesoftheboomofclassicalgreekculturehavelongreceivedattentionfromscholarsathomeandabroad.particularlysince1980smoreandmorepublicationsonthissubjecthaveappeared.however,mostofthemfocusontheinfluencesofslavery,slaveryeconomyanddemocracyuponthedevelopmentofancientgreekculture,therelationbetweenancientgreekcultureandancientorientalculture,andsoon;fewofthemapproachthesubjectfromcityperspective.takingclassicalathensforanexample,thisthesisaimsatexpoundingonthefollowingcityfactorswhichengenderedtheboomofclassicalgreekculture:1.itisinthecitythatbusinessesgather,whichoffermaterialbasisfortheprosperityofclassicalculture,thecityisthecenterofindustrialandcommercialactivities;2.theboomofculturerequirescorrespondingtalentsandrichculturalresources;itisinthecitythatknowledgeandintelligenceassemble.athensisthesignificantstageforthepolistocarryoutculturaleducationandcommunicationactivities.3.itisinthecitythattheinstitutionsofthepolisdemocracyarelocated,whichprovidepoliticalensurancefortheboomofclassicalgreekculture.theestablishmentandoperationofthepolisdemocracyareinseparablefromthecityfromthebeginningtotheend.hencecityisthebasisfortheboomofclassicalgreekculture.withoutcity,itwouldbehardtoimaginesuchabrillianceinthehistoryofclassicalgreece.

【关键词】希腊/古典文化/雅典/城市因素/greece/classicalculture/athens/cityfactor

在古代希腊各城邦的演进中，有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古代希腊的科林斯、阿果斯、斯巴达和米利都等城市，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远远胜过雅典。而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此前落后的雅典却后来居上，逐渐发展为希腊古典文化的杰出典范。究其原因，学界析论较多[1](第30-35页)，但很少从城市地域空间去观照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原因。实际上，历史是有连续性的。古风时代(公元前8—公元前6世纪)空前规模的“殖民运动”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之一，就是推动了希腊城市的成长和发展。据统计，公元前800—公元前500年间，由希腊城市所建的殖民地达139个[2](p.160-162)。这种发展不仅仅是城市地域空间的扩展和城市数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城市经济的活跃。“殖民运动”使希腊人“拥有所需的土地，最富产的国家(斯基泰、埃及、西西里)为其供给粮食，他们掌控了集纳世界财富的市场。”[3](p.111)希腊人从此成为航海民族腓尼基人的主要竞争对手。正是在城市广为发展的宏阔背景下，希腊人迎来了古典时代(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的文化盛期。此间，发展突出的雅典城市集聚了古典文化繁荣所必须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自然成为“全希腊人的学校”和时代的翘楚。本文旨在以雅典为例，探究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城市因素，希冀说明城市是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如果离开了城市，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将是不可想象的。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物质基础——工商业经济

古典时期，充分发展的希腊工商业经济，无疑是古典文明繁荣的物质基础。而城市集聚了工商业经济，是工商业经济活动的中心。

公元前6—公元前4世纪，希腊世界的工业大有发展，尤其是在阿提卡地区，雅典城市及其外港拜里厄斯的工业特别活跃。手工行业更多，更有组织和更加专门化。出现了冶金业、造船业、制陶业、建筑业、纺织业、制鞋业等多种类型的手工业作坊。以制鞋、冶铁、建筑业和制陶业为例，制鞋业不仅有制男、女鞋的分工，还有裁鞋面、纳鞋底、上鞋等不同工序的分工[3](p.225)。冶铁业出现了专门负责锻打、铸范、拉风的分工。建筑业则有木工、铸工、铜工、石匠、染匠、金匠、象牙匠、画匠、刺绣匠、浮雕工等的分工。制陶业中有烧瓦工、烧砖工、小像制模工和瓷灯制造工等。伯里克利在一次演说中曾提到众多的职业：木匠、雕刻匠、制模匠、青铜匠、石匠、打金匠、象牙匠、绘画匠、绣花匠、雕金匠等[3](p.222)。公元前5世纪，阿提卡区成为希腊世界最繁盛的工业区域。“冶金业、造船业、武器制造业和陶器业，使劳里昂区、拜里厄斯港和雅典各区的生活紧张热烈起来，而许多伟大建筑物的构造也表明了雅典文明的光辉灿烂”[4](第51-54页)。

随着手工业的专门化，作坊和营造场等手工业生产区应运而生。这时的作坊和营造场一般规模不大，并可以为私人所有。例如，希腊悲剧家索福克勒斯的父亲就有一个铁匠铺；希腊的军政家克利翁父亲有一个硝皮厂；雅典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的父亲有一个乐器制造厂[4](第56页)。

工业的发达，粮食的不足以及海外的开发，促动了商业贸易的活跃，由此导致以城市为支点的市集贸易和邦际贸易的繁荣。“每一个城邦对于周围地区来说都是一个市集，农夫们在那里卖掉他们的产品，换取钱来支付他们的赋税和租金(在某些地方)，和购买从外地输入的商品及乡间作坊不能生产的制品(当这些可以用钱支付的时候)”[5](第52页)。

在市集贸易方面，定期市集是古希腊最为普遍的国内贸易形式。小生产者和零售商人定期聚集于市，调剂余缺，互通有无，交易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不同的市场，按规定的时间开市。交易的商品有蔬菜、水果、干酪、鱼、肉、腊肠、家禽和野鸟、酒、木柴、陶器、铁器、旧货，还有卖书的角落[3](p.290)。雅典城邦的中心市场是此类市集的典型代表。此外，还有一些依托于城市的节日或竞技会等非经常性的市集。例如，在奥林匹亚、德尔斐、尼密阿和科林斯地峡举行的全希腊竞技会，为雅典守护神雅典娜举行的祝贺节等，都是商贸活动的良好时机。邦际贸易则指希腊各城邦之间的贸易，或希腊人与异邦人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较市集贸易规模更大，辐射更广。在贸易中形成几个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希腊本土的雅典和科林斯既加工制造常用的金属与贵金属、木材、羊毛、皮革、琥珀、象牙等产品，又向域外输出各种织物、武器和金属器具、毡毯、花瓶、珠宝、美术品、金银雕刻品等。雅典用葡萄酒、橄榄油、纺织品、精美的工艺品、陶器、军器输出，换回谷物、鱼、牲畜、蜜蜂蜡、食盐以及奴隶。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拜里厄斯港是爱琴海上著名的国际商港，运到这里的商品有埃及、西西里、黑海沿岸的谷物、牲畜和皮革，米利都的羊毛，波斯和迦太基的毛毯，阿拉伯的香水，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亚麻衣料、大麻和造船木材，此外还从各地输入奴隶。小亚细亚的米利都则是联结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枢纽。当时，希腊商人的足迹已遍及北欧、西欧、英吉利海峡、北海和波罗的海，甚至到达欧亚交界处的未知地区和非洲的西海岸[4](第62-68页)。

与其他地区相比，由于土地贫瘠，平原狭小，古代希腊的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雅典就是如此。不可否认，城市工商业经济的繁荣，是先前落后的雅典变为公民富足、国家强大的重要原因。国富民强才能进行大规模的智力投资和文化建设。伯里克利曾大规模地兴建雅典卫城、帕特浓神庙、赫维斯托斯神庙、苏尼昂海神庙、大剧场、音乐厅、街道和大型雕塑像等一大批规模宏大的公共文化工程，竭力使雅典成为全希腊最美丽的城市、“全希腊的学校”。据载，建造雅典娜神庙花费竟耗资7000塔兰特，相当于雅典城邦整整7个全年的预算[6](第358页)。在其执政期间，国家收入的大部分用于发展文化事业。演剧、庆节、献祭等都是开销不菲的公众活动，需要强大的财力支持。其一部分费用由城邦公款支付，大部分则以“社会义务”的形式分摊给富裕的公民。公益捐助是富裕的雅典人的义务，如演剧捐助、海军建设捐助、供应贫民粮食捐助等。色诺芬的《经济论》中记载，苏格拉底曾提醒富有的克利托布勒斯向城市的神及他的友人们尽捐助义务：“必须供奉丰盛的祭品，否则神和人都会找你麻烦。其次，慷慨大方地招待很多陌生人是你的职责。第三，必须宴请市民并对他们有所资助，否则，你就失去追随者。”[7](ⅱ，5-8)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400个雅典人负担前401年至409年间的泛雅典娜祭庆的巨额款项[8](第310页)。古代雅典社会经济生活的相对平等，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些“富人”阶层的公益捐助。那么，在相对而言农耕经济并不占优势的古代希腊社会，哪些人可能是富人呢?公元前5—公元前4世纪，从总体上说雅典人的生活仍然是贫乏的。雅典的普通公民，诸如教师、雕刻家、石匠、木工以及普通劳动者，工资标准一个样，都是日得一个德拉克马[9](第253页)。这样的工资收入，除了足够支付一切的必须费用以外，剩余不多，自然无力成为“富人”(即便是有，为数也不会太多)。因此，只有经营获利较多的工商业经济的作坊主和商人或工商业奴隶主，才有可能成为雅典富人阶层中的多数。这种富人阶层的出现，是雅典文化兴盛的必要前提。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文化基础——科学文化知识与人才

经济富足，并不一定文化昌盛。文化是人的创造性劳动的结晶，其主体是人。文化的繁荣必须有相应的文化人才和占有丰富的文化知识资源。古希腊人认为，“求知是人类的本性”[10](第27页)，“一切公民都要受到同样的教育，而关心这种教育应是国家的本身”[11](第28页)。雅典人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去做的，从而使雅典城市成为城邦广行文化教育与交流活动的重要空间和舞台。

其一，雅典城市广泛吸纳域外先进文化知识和人才。早在梭伦改革时期，就鼓励外籍工匠移居雅典，设各种专业技师居留的特别区，并给予公民权[12](ⅹⅹⅳ.2)。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更是以海纳百川之势，吸引着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人们来此学习和交流文化科学知识。“哲学家、作家、学者、艺术家等等，都跑到雅典来，在雅典，他们便有广大的施展才能的余地”[8](第242页)。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40万人口中，有3万2千名外邦人。他们经营工商业，从事科学、文学和艺术研究，执业法律、医生等。来自于外邦的阿那克萨哥那、德谟克里特、普罗泰哥拉、哥尔基斯、希罗多德、品达、迈伦等文化名家，汇聚雅典。正如伯里克利所言：“我们的城市，对全世界的人都是开放的。”“它使全世界各地一切好的东西都充分地带给我们，使我们享受外国的东西，正好像是我们本地的出产品一样”[13](第131页)。凡是在西西里、意大利、塞浦路斯、埃及、吕底亚、本都、伯罗奔尼撒或其他地方能找着的合意的东西，都被带到了雅典。而这里所说的“产品”，不仅仅是自然产品，也包括精神产品。这些“产品”都是因为雅典的伟大而被吸引来的。诗歌、音乐和艺术都和商品一样，在雅典城找着了舒适的家乡[13](第131页)。正是这样一批外邦人和雅典本土出生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以自己天才的创造，将古希腊文化推向了繁荣的顶峰。

其二，众所周知，希腊紧邻西亚、北非等古老文明地区。希腊古典文化的繁荣，有一个东方文化的源头。但是，古老的东方文化既非专为古希腊文化的发展而存在，更不可能自动融入古希腊文明之中。就当时世界来说，已达二三千年之久的东方文化可以被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学习和借鉴。古希腊人能够将东方文化继承、学习、吸纳为推动自己文化繁荣的养料，并加以创造性地改造与发展，形成自有特色的希腊古典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古希腊城市中的文化人或知识分子。“希腊人常到国外去旅行，在这一方面，连其他民族中商人、士兵、殖民者和旅行者都相形见绌”[14](第212页)。生活于古希腊城市的许多文化人、知识分子，虚心求教，广泛汲取，“拜东方文明为师”，竭心尽力变丰富的文化资源优势为文化发展优势。他们是繁荣希腊古典文化的功臣和时代的先锋。例如，古代雅典的著名政治改革家和诗人梭伦，青年时代游历经商，遍访小亚细亚沿岸希腊人城邦，考察社会制度与风土人情，结交泰勒斯等名人学者。博学多才的梭伦因而有了“雅典第一诗人”之殊荣，更得“希腊七贤”之美誉。古希腊哲学家德莫克里特，曾追随波斯术士和迦勒底星相学家学习神学和天文学，师从米利都学派研习自然哲学。后到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等地漫游，向有学问的人求教，获得了丰富的知识。一生中写了约60种科学著作，涉及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门知识。马克思称之为“经验的自然科学家和希腊人中第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5](第146页)。著名的医生希波克拉底，从小随父学医，曾在小亚细亚、黑海沿岸、北非等地游历行医，学习取经。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写出了丰富的医学著作《希波克拉底文集》，成为西方医学的最早奠基人。被誉为西方“历史之祖”的希罗多德，大约从30岁开始，历时10年游学访察，漫游黑海北岸、小亚细亚、两河流域、埃及、意大利半岛等地。访查传闻逸事，凭吊历史遗迹，了解风土人情，有助于后来撰述《历史》名著。总之，“希腊人所借用的，无论是埃及的艺术形式还是美索不达米亚的数学和天文学，都烙上了希腊人所独有的智慧的特征。这些特征归结起来，就是虚心、好奇多思、渴求学习、富有常识”[14](第212页)。

其三，希腊古典文化长达200余年的繁荣，绝非仅靠少数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努力，而是在于拥有广泛的公民群众基础和城市活动空间，从而使古典文化具有广博的内涵、恒久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文化人、知识分子依托城市开办学园，进行全民性的戏剧演艺、宗教节庆、体育竞技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化活动，传播了知识，培育了人才，融通了思想，活跃了文化市场，从而使得对戏剧、雕刻、建筑、诗歌、论辩演说等古典文化的认知、理解、接纳和传扬，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公元前388年，柏拉图于雅典附近的阿卡德米亚创立学园。园内设有图书馆、授课厅和宿舍等。在柏拉图时期，学院里讲授的主要课程有数学、几何学、天文学和音乐。该学园是古希腊第一所真正招收学生的学校。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希腊乃至地中海世界的一个学术中心。从学园学成出去的许多学生，在地中海世界的众多地方，传播着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在雅典吕克姆体育场创立学园，从事教学和著述。此外，还有一批“智者”所创办的专门教授论辩技术的学校。这些学园或学校，都是城邦政府所允许的，并认为是为青年的显赫前途提供训练所必须的。诸多学园与学派并立于雅典，使人们在更多学习选择的同时，加深对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智者学派的学者们教授在公共场合下演说的艺术和辩论的技艺，为培养适应民主政治时代所需要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人才作出了贡献。雅典的民主政治，决定了当时的社会不是靠暴力、行政手段，而是靠辩论、才识赢得人心的。雄辩的口才，超群的才华，是每一位企求成功的政治家必备的要素。

戏剧演艺是雅典城邦利用戏剧节组织戏剧比赛对公民进行人生观、世界观和伦理道德教育的一种文化艺术活动。活动多是在祭典和节日中以集体方式进行。古希腊至少有300个以上由城邦组织的宗教节日，祭奉的神祗超过400位。仅在雅典城邦，一年就有144天为公共的宗教节日[16](第101-102页)。戏剧演艺活动只在狄奥尼索斯节的祭庆日子里进行。连续5天的欢庆，主要是进行戏剧比赛。雅典大剧场是节庆活动的中心，数以万计的人聚集剧场，观看悲剧或喜剧表演。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底斯和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等，以其非凡的创作参赛演出。起初，戏剧演艺只是祭仪的附属品，后来逐渐取得社会意义，成为政治的论坛，休息与娱乐之地。戏剧演艺也便有了独特的文化价值，“希腊城邦的一般文化的高度水准，在很大的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组织民众、教育民众、启发民众的戏剧”[8](第318页)。公元前480年—公元前380年的100年内，雅典演出的戏剧有2000多种。

宗教节庆与体育竞技活动是雅典城邦利用宗教节日组织的全民性的文化活动。主要节庆赛会有泛雅典娜节、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等。泛雅典娜节年年举行，4年一大庆，庆节一连6天，雅典所有民众都参加。庆节活动有赛马(赛战车)、徒步竞走、歌唱、舞蹈、朗诵比赛与音乐比赛。狄奥尼索斯节和厄琉息斯密仪也具有全国性的意义。“在这些节日里，不仅有体育锻炼，同时也有心智和精神的娱乐，因为那时有艺术布景和表演”[13](第131页)。伯里克利在其著名的葬礼演说中说过：“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13](第130页)

戏剧、艺术、哲学、竞技等文化活动，是传扬古典文化的重要途径和载体。对公民而言，这不只是闲暇之余的精神娱乐，也是接受城邦制度、民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教育活动；是认知、理解、接纳古典文化的有效过程。知识、价值和思想在公共广场上接受公众的批评和争议，“以前属于军事贵族和祭司贵族的精神世界现在向越来越多的人开放，直到向全体平民开放，而希腊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形成的”[17](第39页)。正如刘易斯·芒福德所言，体育馆、康体馆和剧场“不仅仅是铸造了城市的形态：同样，每个场馆也经由旅游和朝圣而达到更广泛的文化交融之目的”[18](p.168)。

城市集聚古典文化繁荣的政治基础——民主政治的权力机构与活动空间

雅典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与其施行民主政治所带来的宽松而自由的城市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特别是在伯里克利时期，雅典城市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尽管也有这样的事实：苏格拉底以其政见不同而被处死；阿那克萨哥拉和普罗泰哥拉两位哲学家被迫离开本国。但是，雅典城市的宽容和自由的文化环境，“比之大多数其他国家，不论在古代还是近代的国家，都要好些”[9](第258页)。“雅典那时有一种活泼的自由，以及礼节、风俗和精神、文化上活泼的平等；……在不违背这种平等和在这种自由的范围以内，一切性格和才能上的不同、以及一切特质上的参差，都取得最无拘束的发展，都在它的环境里取得最丰富的刺激，来发扬光大”[19](第258页)。人们可以尽自己之所想，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或讽刺、或褒扬，或辩论各种思想、观点。值得注意的是，城邦民主政治的确立与运作，始终与城市密不可分。

其一，自梭伦开始直至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雅典历次民主政治改革的推行，都直接或间接地维护了城市工商业者的利益，并因此而有力地扩大了雅典城邦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例如，梭伦改革的核心，是以财产特权代替贵族世袭特权，按财产划分公民等级，以等级确定权利和义务。公民财产主要依据其田产的年收入，工商业者则按其货币收入折合成实物来计算。从而削弱了氏族贵族所享有的种种特权，使工商业奴隶主有机会跻身于国家领导层，更多的“富人”可以走上政坛。恩格斯遂将公元前594年梭伦改革后的80年，概括为从事工商业的富人对旧的贵族势力的胜利竞争的时代，同时又是“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失去了它的最后地盘”的时代[20](第112页)。梭伦之后的庇西特拉图、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等，基本上继续推行或发展梭伦的立法。古典时期，自由手工业者的人数在公民大会中明显增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里斯托芬、色诺芬等也同样认为，约在公元前5世纪末，工人在议事会中占了多数[4](第58-59页)。

其二，雅典国家机构最重要的是公民大会、议事会和陪审法庭。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最高权力机关，10天召开一次，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皆可出席，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议事会为雅典城邦最高行政机关。会议成员500人，执行公民大会的决定和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陪审法庭乃雅典城邦最高司法、检察机关。陪审员由每个地区各选3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600人，全雅典共选出6000人，组成10所高等法庭，审理重大案件并参与立法和监督公职人员。一方面，这些权力机构大多设置于城市，以城市为重心运作。考古资料表明，在城邦基本的政治机构如公民大会和议事会出现的同时，市政公共建筑如市政广场、公民大会会场和市政大厅随之出现[21](p.101)。市政广场是交流信息、参与市政议会和公民大会的“民众集会之所”。在雅典，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参加的公民大会通常是在市政广场或其西南面的匹尼克斯山举行。城邦的法律、法令、公民大会和议事会的决议等，皆公告于此。有关城邦政治和国民事务的文献保存于市政大厅。“议事院则是一个服务于公民大众的相当大的地方，通常位于市政广场其间或其附近”[18](p.182)。雅典城墙圈内即是政府所在地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居住区。政治和宗教首脑的居住地分布于城市中心广场附近的林阴道两侧。下层人物远离城市中心区。各分散的居民区用矮墙或壕沟分开，形成分散隔离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区。随着民主制的确立，特别是希波战争后，曾作为军事、政治、宗教中心的雅典卫城中心广场，主要供人民集会和商业之用。广场的东、西、南三面有柱廊，后面是商店与庙宇。北面是建于平台之上的神庙，供人们休息与交易。紧邻神庙的则是市民政治集会的地方——市政厅。另一方面，城邦民主政治的权利属于城市的成员——全体公民。“凡享有政治权利的公民的多数决议无论在寡头、贵族或平民政体，总是最高的权威”[22](第199页)。有学者认为，公民的政治权利主要体现为有权参加城市的政治生活——可以出席市镇会议、担任公职等。公民大会是每个年过20的雅典人都有资格参加的一种“城镇会议”[23](第26页)。

此外，城市中的露天剧场和柱廊也是城邦政治生活的重要空间。雅典的公民大会有时就在剧场举行[24](lxii.4)。早在古风时期，“建筑师们就已经认识到柱廊不仅是有用的、附加的建筑装饰，而且对扩展空间——广场(agora)神龛，体育馆等等——在有限的空间支撑一个顶棚，提供一种装饰并赋予其特定的意蕴，也是重要的附属建筑”[25](p.193-195)。柱廊作为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空间，一直持续到希腊化时期。

至此不难看出，城邦既有国家的某些基本属性，如设置公共权力机关等，又有城市的要素和特征——集聚性。城邦一词有“城市”、“国家”、“公民集体”三个含义。城市并非城邦，而只是城邦的一部分。雅典城邦是一个以城市为中心、公民为主体、国家为本质的共同体，而城市是其空间中心和活动中心。古典时代的雅典城市，是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活动的场所，是城邦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教育的中心。希腊古典文化繁荣的基石是城市。其之所以以雅典城邦为典型，这是与雅典城市对文化发展的突出贡献分不开的。

“希腊城市犹如希腊艺术和思想一样，是个“奇迹”[26](p.viii)。

【参考文献】

[1]杨俊明.古代希腊文化繁荣原因研究概述[j].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世界史，1997，(2).

[2]boardman,johnandhammond,n.g.l.thecambridgeancienthistory(secondedition).volumeⅲ.part3[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3]glotz,g.ancientgreeceatwork:aneconomichistoryofgreece[m].london:1926.

[4][法]杜丹.古代世界经济生活[m].志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5][法]保罗·贝罗克.城市与经济发展[m].肖勤福，等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

[6][苏]b.h.迪雅可夫，h.m.尼可尔斯基.古代世界史[m].日知译.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1954.

[7]xenophon.ⅵ.oeconomicus[m].loebclassicallibra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7.

[8][苏]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m].缪灵珠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

[9][美]爱德华·麦克诺尔·伯恩斯，菲利普·李·拉尔夫.世界文明史：第一卷[m].罗经国，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10]苗力田.亚里士多德全集：第7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11]曹孚.外国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

[12]plutarch.livesⅰ.solon[m].loebclassicallibra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8.

[13][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m].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

[14][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m].吴象婴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15][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16]黄洋.希腊城邦的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j].历史研究，2001，(5).

[17][法]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m].秦海鹰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

[18]munford,lewis.thecityinhistory[m].penguinbooks,1961.

[19][德]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0][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1]snodgrass,a.archaeologyandtheriseofthegreekstate(inaugurallecture)[z].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7.

[2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23][美]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m].盛葵阳，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24]aristotle,x.x..athenianconstitution[m].loebclassicallibrary,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6.

繁荣范文篇5

一、总体要求、发展目标和基本原则

(一)总体要求。

今后五年我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总体要求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的部署，深入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遵循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规律，继续解放思想，推进文化创新，建设和谐文化，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深化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增强我省的文化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为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

(二)发展目标。

经过五年的努力，基本实现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以及省十一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关于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使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努力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公共文化服务、加快文化产业发展等方面走在前列。文化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对**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更加突出；文化惠民能力显著增强，适应人民群众需要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更加丰富，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蓬勃开展，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文化产业实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明显增加，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明显扩大；文化创新能力显著增强，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任务全面完成，有利于出精品、出人才、出效益的文化发展环境逐步形成。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更加坚定，和谐文化建设扎实推进，文明和谐的社会舆论环境和道德风尚进一步得到弘扬，人民群众创业创新的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公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率先建成覆盖全社会的、较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城乡、区域文化协调发展，公益性文化单位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逐步实现，人民群众看电视、听广播、读书看报、进行公共文化鉴赏、参加大众文化体育活动等基本文化权益得到保障，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

——文化产业发展体系基本建立。文化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发展水平和层次明显提升，国有文化资本的控制力和影响力显著提升，民营文化企业健康发展，新兴文化业态快速壮大，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基本形成。现代文化市场体系逐步确立，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综合实力和创新能力的文化企业、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竞争力的文化品牌、一批具有集聚效应和产业特色的文化产业区块、一批文化产业的战略投资者。

(三)基本原则。

——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

——坚持以人为本。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着力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不断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大力丰富社会文化生活，使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注重发挥文化的教育引导功能，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文明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高度重视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同时又充分考虑文化的产业属性，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发展，始终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

——坚持弘扬中华文化。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注重**传统文化的挖掘和保护，弘扬**精神，体现传统文化的区域性特色和时代性；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推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坚持推进文化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始终把文化创新作为文化发展的基点和动力，充分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推进文化与经济、科技的融合发展，不断推出文化创新成果，进一步提高**文化软实力和竞争力。

——坚持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着眼长远，立足当前，从**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出发，针对文化建设的薄弱环节，既注重统一部署、整体推进，又注重突出重点、突破难点、形成亮点，力争在重点工作、关键环节上取得实质性进展，带动**文化的全面繁荣。

二、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

(四)加强理论武装工作。

加强领导干部的理论学习。坚持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为龙头，以党校培训教育为主要阵地，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学习现代经济、科技、社会管理和法律等知识。

扎实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充分发挥“**论坛”等各类报告会、读书会的作用，建立和完善学习制度，切实增强干部理论学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努力把理论学习的成效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思路、决策和能力。

开展面向全社会的理论宣传。充分发挥各级党委专(兼)职讲师团、干部理论教育和形势教育宣讲团等作用，广泛开展理论和形势政策宣讲活动，探索媒体理论宣传的有效形式，组织编写通俗理论读物，办好“社科普及周”和“人文大讲堂”，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积极创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和研究工作，抓好青年学生特别是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开展校园文化建设活动，坚持省领导联系高校制度和到高校作形势政策报告制度，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推进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结合**实际，努力形成一系列基础理论研究成果，推进“**省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精品文库”建设。以重大现实问题研究为主攻方向，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的实践”系列研究，研究和回答我省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研究和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

(五)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

建立健全科学高效的管理体制。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各部门分工负责的宏观管理体制。深化哲学社会科学管理机制创新，坚持以项目为纽带，以首席专家为龙头，加大对人才和精品的激励力度，建立健全富有活力的运行机制。积极引导和规范各类民间社科研究机构和团体的发展。加大对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支持力度。

加强优势学科和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扶持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大力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着力培育具有**特色的优势学科，形成传统优势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共同发展，在一些领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学科体系。建立一批省级重点研究基地，重点扶持一批具有重大创新意义、对弘扬和传承民族文化有重大作用、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研究项目。进一步推进文化研究工程，完善运作机制，强化督促检查，加强与大院名校的合作，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

(六)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以重大纪念日、民族传统节日、重要节庆活动、重大事件等为契机，开展丰富多彩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活动，重点围绕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奥运会、建国60周年、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等组织开展重大宣传教育活动。按照《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工作的意见》的要求，切实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和管理。认真落实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的政策，充分发挥基地的教育功能。继续实施**省红色旅游发展规划，全面开展**省革命胜迹普查、保护和利用工作，充分发挥革命纪念地和历史文化遗址、博物馆、纪念馆等的重要作用。

大力弘扬**精神。坚持用以创业创新为核心的**精神凝聚力量、激发活力、鼓舞斗志，大力弘扬**人民善于创业、勇于创新的精神品格和文化传统，努力在全社会形成鼓励创业创新、宽容失败挫折的社会氛围。深化对**精神的研究，适应时展要求，与时俱进地丰富和发展**精神。进一步探索典型宣传的新形式、新载体，大力宣传优秀党员、道德模范、劳动模范、英雄人物、优秀浙商代表、先进职业技工和民间创意名人群体等体现**精神的时代人物，深入开展“**骄傲”、“风云浙商”等重大典型宣传活动。

(七)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广泛开展公民道德实践活动。大力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广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切实加强公民诚信、社会责任、科学精神教育，促进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社会风尚。针对影响社会文明的突出问题，重点组织开展“迎奥运、讲文明、树新风”和文明出行、文明旅游、节约资源等主题实践活动，大力推进“信用**”建设，开展“爱心**”系列活动，组织社会志愿者服务活动。深入开展道德模范评选活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修订完善市民公约、社区公约、村规民约、职业规范、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深入开展廉政文化建设，在全社会弘扬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良好风尚。

切实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建立健全以学校为龙头、家庭为基础、社区为平台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网络。全面推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精品工程”、“阵地工程”、“净化工程”、“绿网工程”、“帮扶工程”等五大工程，实施实事项目。建立督查与奖惩相结合的长效机制，健全和完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测评体系。加强未成年人文化产品的生产创作和传播推介，推进少儿频道在全省落地。关注农村和特殊未成年人群体，切实保障孤残儿童、农村“留守”儿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城市困难家庭未成年人的权益。深入实施农村“春泥计划”行动。

(八)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深化文明城市创建活动。加强对做好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指导。建立完善文明城市复评机制，争取在2010年前，全省所有县以上城市(县城)基本实现文明城市(县城)目标，创建一批示范文明城市。深入开展文明社区创建活动，每年重点扶持欠发达地区50个文明社区的创建。启动并推进文明县(市)创建工作。

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实施“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推进农村垃圾集中处置、污水集中排放为重点，努力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以乡风文明建设为主要内容，大力开展乡风评议活动，繁荣农村社区文化。修订完善文明村镇创建标准体系，切实提高文明村镇创建水平。加强对农民的形势政策、思想道德、民主法制、生态环境保护和防灾减灾知识宣传教育，加大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力度。深化“双万结对共建文明”活动。

推进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文明风景旅游区等基层创建活动。修订完善文明行业、文明单位标准体系，提升省级文明行业、文明单位创建水平。落实《**省文明风景旅游区测评体系》，推进文明风景旅游区创建活动。

三、推进公共文化服务

(九)增强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能力。

加强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精神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充分发挥公益性文化单位在公共文化服务中的骨干作用，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着力提高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能力和服务水平。支持和鼓励文化企业生产质优价廉、健康适用的公共文化产品，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积极组织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重点扶持新农村建设题材、儿童题材优秀作品创作，推出一批服务“三农”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点出版物，办好广播电视对农节目栏目。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积极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有效保障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公共文化服务方式。通过政府采购、项目补贴等方式，提高重要公共文化产品、重大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和公益性文化活动的服务效益。大力推进“文化低保”工程，加大向基层特别是低收入和特殊群体提供免费文化服务的力度，扩大重点党报党刊免费配送农村的范围。发挥**民营经济优势，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以兴办文化俱乐部、赞助活动、免费提供设施等多种形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支持民办公益性文化机构的发展，鼓励民间开办博物馆、图书馆等，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方式的多元化、社会化。

大力开展公益性文化活动。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利用各种有效形式，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公益性文化活动。举办**文化艺术节。精心组织各类民间艺术、表演艺术、造型艺术、竞赛竞技活动，大力开展企业文化、农民文化、校园文化、社区文化、广场文化等系列活动，积极倡导全民阅读活动。统筹城乡文化资源，进一步扶持发展一批示范性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继续开展各种形式的文化科技卫生下基层活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深入推进“千镇万村种文化”活动。

(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网络。

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按照科学规划、适度超前的要求，集中力量改建和新建一批特色鲜明、功能完备的重要文化体育设施，逐步形成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能够满足人民群众多元需求的大型文化体育设施体系。以县级以上城市公共文化设施为骨干，以乡(镇)和社区基层文化设施为基础，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加强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电台、电视台、广播电视发射转播台(站)、互联网公共信息服务点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形成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能健全、实用高效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加快推进广播电视“村村通”、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重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工程。组建集图书阅读、宣传教育、文艺演出、科技推广、科普培训、体育和青少年校外活动等于一体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并坚持公益性事业单位性质，配备专职人员管理，认真履行社会服务、指导基层、协助管理农村文化市场的职能。从实际出发，利用新建、改建、扩建等方法，加强工人文化宫、社区文化中心、村文化活动室等基层文化阵地建设。

充分发挥现有文化设施的作用。着力提高各类公共文化设施的使用效率，为城乡居民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文化服务。发挥县级文化馆、图书馆在提供服务、组织活动、培训骨干等方面的综合效应，辐射和带动群众性文化活动的开展。推动县级图书馆逐步实行分馆制，促进县、乡图书文献资源共享。推动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免费或优惠向社会开放。坚持政府投资的博物馆、美术馆、纪念馆、文化馆、图书馆等的公益性质，不得改变其文化设施用途。加强基层文化设施的规范化管理，加大内容供给，提高服务水平，满足群众就近便捷享受公共文化服务。

(十一)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

加强历史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深入实施文化保护工程，全面推进文物保护利用示范项目、陈列展览精品项目、文物科技保护项目进程，进一步完善不可移动文物保护体系，实现考古与大遗址保护工作新突破。构建省、市、县三级博物馆网络，支持和引导非国有博物馆建设，鼓励建设行业博物馆、私人博物馆和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小博物馆，提高馆藏文物保护和展示水平。坚持统筹规划、有效保护、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科学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保护工作。稳步推进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工作。

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深入进行资源普查和挖掘整理，积极开展成果编纂，健全代表作名录，加强保护工作专业队伍和传承人队伍建设，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加强传承基地建设，逐步建设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态保护区、民族传统节日标志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开展各种宣传展示活动，拓展对外交流渠道，积极发展工艺美术品生产，大力发展民俗文化演艺业和旅游业，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合理有效的开发利用。

四、推进新闻媒体建设

(十二)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推动新闻宣传工作创新，不断增强新闻宣传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以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为主体，整合都市类媒体、网络媒体等多种宣传资源，努力形成主流舆论强势。发挥媒体的信息服务和文化服务功能，积极研究运用互联网、手机等新的信息和文化服务手段。推进新闻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强化突发事件新闻处置机制建设，加强社会热点的舆论引导，做好舆论监督。完善网上舆论引导机制，牢牢掌握网上舆论引导主动权。适应当代信息传播形势和媒体竞争需要，努力构建科学有效的舆论引导机制。

加强新闻宣传管理机制建设。坚持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不断提高舆论引导能力。加强新闻阅评、出版物审读和视听评议工作，深化实施“报纸质量综合评估办法”、“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质量综合评估办法”、“报刊广播电视播出机构违纪违规扣点警示制度”，加强广播电视安全播出工作。加强行业管理，发挥新闻工作者协会及其他行业协会作用，强化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进一步完善“**新闻奖”、“**飘萍奖”、“**树人出版奖”、“**广播电视奖”的评选办法。

(十三)加快媒体基础建设。

提升主流媒体整体竞争力。继续推进集团化建设，做大做强全省现有报业、广电、出版集团，努力形成多媒体经营、跨地区发展的大型集团。着力打造一批党报党刊和都市类报纸品牌，不断提高主报主刊的核心竞争力。强化广播电视新闻节目的龙头和主干地位，着力推进频道专业化、栏目精品化、节目大众化，打造若干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强势频道。培育2—3家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出版社，进一步完善精品出版和畅销书生产营销机制，形成一批在全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版门类和出版品牌。抓好重点新闻网站建设，推进网络媒体品牌化发展。调整期刊业结构，整合资源，塑造品牌，做大规模，建设**期刊方阵。

健全各类新闻出版传播网络。发展书报刊发行网络，积极引入电子商务等现代经营方式，建立健全自办、邮发、社会渠道等多种发行方式结合的多元渠道营销网络。以有线电视为主体，发展以有线、无线、卫星、微波相结合的广播电视综合传输覆盖网。实现有线广播电视共缆传输，以“华数”为主体，构建全省统一的数字电视发展平台。加大发行网络建设力度，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出版物业务流程和经营模式，促进大型书城、特色书店、便民店等业态的合理布局，推进城市住宅小区和农村出版物发行网点建设。

提高数字化水平。推进新闻核心业务数字化，提高新闻采编人员数字化装备水平和应用技能。积极发展数字高清晰度电视，发展数字出版，大力推广数字报刊技术，建设数字出版综合业务平台。推进新闻媒体管理数字化，提高各类信息管理系统的集成度和利用效率。促进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开拓数字报纸、视频点播、手机报纸、电子图书、车载电视等新型传播载体和业务。

(十四)加强网络媒体建设。

做大做强重点新闻网站。继续推进以**在线新闻网站为龙头，以杭州网、中国宁波网、温州新闻网为骨干，省、市、县三级网络媒体优势互补的全省网络新闻传播体系建设。**在线新闻网站要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建设品牌栏目，发展业务联盟，增强运用新技术新业务能力。杭州网、中国宁波网、温州新闻网等市级网络媒体要进一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努力提高影响力和竞争力。

加强网络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网络媒体要大力提高原创能力，加强网络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各级政府网站要加大权威政务信息力度，成为推进政务公开、便民服务的重要网上平台。文化、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实施国家重点网络文化工程项目，促进文化产品的数字化、网络化传播，形成一批具有**特色的网络文化品牌。培育用好校园网站、教育网站和青少年网站。加强产业发展规划，推动民族网络影视产业、网络出版产业、网络娱乐产业发展。鼓励国有和民营战略投资者从事网络文化创作生产。

加强网络文化管理。进一步完善网络文化管理体制机制，健全网络文化信息服务市场准入制度，严格实行网站年检制度，制定实施**省网络文化信息管理办法。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倡导文明办网、文明上网，组织开展全省文明办网示范单位评选活动。加强行业自律，积极发挥互联网协会的作用，推动组建网络文化协会，制订和实施行业自律规范，逐步倡导网络实名制。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加强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工作。进一步加强对新兴传播载体的规范管理，切实保护知识产权。

五、推进文化产业发展

(十五)发展重点文化产业。

影视业。尊重影视产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市场导向，加强题材规划，关注重大历史和现实题材，重点抓好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网络视频的创作生产，做大做强国有影视机构，提升民营影视机构创作生产水平，培养优秀影视创作团队，支持影视基地建设，努力使我省影视走在全国前列。

出版发行业。实施出版精品工程，加快产业调整和升级步伐，提升出版整体水平，努力把**建设成为全国重要的出版中心之一。适度控制印刷企业发展总量，大力发展特色印刷、数码印刷，重点打造杭州、宁波、苍南、义乌四大印刷产业区块。培育**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龙头企业，大力发展连锁经营和物流配送、出版物电子商务、会员制发行、直邮发行等现代新型分销形式，促进出版物发行向现代流通业态转变。

文化艺术服务业。着力建设以杭州、宁波、温州为重点的全省演出市场网络体系。扶持若干重点国有文艺院团，发展民营表演团体，努力造就一批能推向全国、走向世界的演出团体。鼓励应用高新科技，引进、开发新的娱乐形式，提高娱乐产业的整体层次和文化品位。引导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向规模化、连锁化、专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加强网上监管，建设功能齐全、内容健康的数字文化家园。

旅游文化服务业。发挥**旅游资源优势，努力建设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做优做特民俗文化、水乡古镇、生态文化、海洋文化、畲族风情等文化旅游区块，打响“诗画江南、山水**”的**旅游文化品牌。注重开发**历史名城名镇、名人故居、名山名园等文化旅游资源，打造一批精品旅游线路，加大文化旅游品牌在海内外的推介力度。

会展业。构筑以杭州、宁波、温州、湖州、嘉兴、绍兴、台州以及义乌等城市为主干的会展业群体，加快**会展业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努力打造全国重要的会展中心。加快建设一批高档次、多功能的现代化会展场馆。重点组织好杭州“西湖博览会”、宁波“**投资贸易洽淡会”、义乌“中国国际小商品博览会”等大型展会。

动漫业。制订全省动漫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出台相关扶持政策，提高**动漫、网络游戏产品质量，打响**动漫品牌。以杭州为龙头，集聚全省各种要素，探索动漫产业集约化、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把**建成集教学、研发、制作、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动漫产业强省。抓好杭州高新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和**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传媒学院等动漫教学研究基地建设。加大动漫衍生产品和网络游戏开发力度。

设计艺术和艺术品经营业。巩固和发展杭州、宁波等城市设计艺术业基础，加大对环境艺术、广告装潢、服装设计、工业设计等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持和引导力度，加快产业集聚和升级，不断提高创新能力，努力成为**文化产业的优势门类。大力发展**传统艺术、民间艺术和工艺美术，加快形成富有**特色和竞争优势的艺术产品系列。支持中国美术学院、西泠印社等推行名师、名品战略，扩大浙派美术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培育和繁荣艺术品市场，建设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现代艺术品拍卖中心。

文体用品制造业。大力发展工艺美术品、办公文化用品、木制玩具、体育休闲用品等文体用品制造业，不断提高产业技术含量和产品附加值。重点培育一批文体用品制造基地，形成若干知名品牌和龙头企业，增强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

(十六)培育文化产业主体。

加快发展文化企业。加快推进国有文化企业的公司制和股份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动国有文化资本向市场前景好、综合实力强、社会效益高的领域集中，发挥国有文化资本的控制力、影响力和带动力。合理规划产业布局，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重点培育建设一批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运用市场机制，以资本为纽带实行联合、重组，重点发展一批具有较强实力和竞争力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大力发展民营文化企业，重点培育一批民营龙头文化企业，发展各类“专、精、特、新”民营文化企业。在国家政策许可范围内，鼓励民营企业逐步扩大文化投资领域，参与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产业发展。

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积极实施文化产业促进工程，落实《**省文化建设“四个一批”规划》。确定一批重大文化产业项目，整合文化资源，形成发展优势，带动文化产业发展。发挥《**省文化产业项目投资指南》作用，建好全省文化产业项目数据库，推介重点文化产业项目。加大重点项目扶持力度，注重培育科技、文化含量高的产业项目。大力推动杭州、宁波、温州等城市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培育文化创意园区，支持杭州打造成为全国文化创意产业中心之一，发挥文化创意产业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带动作用。实施品牌战略，打造文化精品，培育知名文化品牌。积极引导和推动文化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大力发展产业文化、企业文化、品牌文化，提升**经济发展的文化内涵。继续评选文化产业示范基地。

(十七)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加强文化产品和要素市场建设。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大省的优势，引入竞争机制，减少流通环节，促进文化资源和要素自由流动，发展书报刊、电子音像、演出娱乐、影视剧等文化产品市场，发展资本、产权、人才、信息、技术等文化生产要素市场。改革传统流通方式，大力发展出版物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和电影院线、演出联盟等现代文化流通产业。积极培育中国国际动漫节、中国义乌文化产品交易博览会等重大文化节会活动。

充分发挥文化市场中介机构和行业组织作用。充分发挥现有文化群众团体和行业协会的作用。加快发展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型文化行业组织，促进行业自律和自我服务。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咨询、经纪、、评估、鉴定、推介、拍卖等中介组织，推行知识产权、市场调查、法律咨询等专业化、社会化服务，规范中介行为，完善文化市场运行机制。

(十八)推动文化“走出去”。

广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深化“连线**”、“走向世界·**文化展”等对外文化交流品牌活动。以我省在国外的友好省州为平台，加大对北美、欧洲、大洋洲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宣传力度，密切与亚洲周边国家、港澳台地区的文化交流，开拓与南美、西亚、非洲重点国家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巩固和拓展海外宣传窗口，继续扶持**电视台国际频道，加强**在线新闻网站外语频道建设，推动省级主要新闻单位加强与外国主流媒体的交流合作。拓展对外文化交流领域和渠道，努力形成政府推动、企业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相结合的对外文化交流格局。

促进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挖掘和整合我省丰富的文化资源，加大对戏剧、音乐、舞蹈、动漫、民间工艺、学术研究、版权贸易等领域项目和产品的研发力度，培育一批具有**特色的对外文化精品项目，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竞争，扩大出易。加强与周边省市的文化交流合作，积极参与长三角文化产业带建设。推动我省出版业积极参与“中国图书推广计划”，加强与境外出版机构的合作，扩大浙版出版物出口和版权输出。培育一批出版、发行、影视、演艺等领域的外向型骨干文化企业和企业集团，培育一批对外文化中介机构，发展一批文化营销企业，积极开展国际市场调研、咨询和营销业务。

六、推进文化创新

(十九)推动文化内容形式创新。

加强文化精品的创作生产。深入实施文化精品工程，精心组织主题创作活动，打造一批体现优秀历史文化、反映时代精神、具有一流水准的文化精品力作。深入推进**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积极组织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精心组织改革开放30周年、北京奥运会、建国60周年、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等重大纪念活动文艺作品的创作生产，切实抓好“五个一工程”等部级重大奖项参展参赛作品的创作生产，着力推进**省重大历史和现实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努力形成一批文学、戏剧、影视、动漫、音乐、美术等各个门类的文艺精品。建立健全精品创作生产的组织化和市场化机制，加大精品创作的扶持和激励力度，充分调动作家艺术家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提高文化内容创作生产能力。着力增强国有文化单位的创作活力，提高民营文化企业的创作能力。鼓励和引导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深入实践，形成一批优秀创作团队。发挥**民营经济优势，支持和鼓励中小型文化内容服务企业的发展。发挥市场在配置文化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形成一批以提供文化数字信息、影视、演艺、文化资讯等内容为主，具有较强实力的内容提供商。鼓励发展文化科技、影视制作、音乐制作、时尚设计、艺术创作、工艺美术、广告创意、动漫游戏等文化类创意企业，发挥文化创意在内容创新中的作用。加强文化理论研究，强化文艺评论，促进文化内容创作生产的繁荣。

(二十)推动文化体制机制创新。

推进公益性和经营性文化单位改革。深化文化事业单位内部改革，推进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水平。推动已转制文化企业继续深化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有条件的转制企业加快产权制度改革，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打造和引进文化领域的战略投资者，扶持若干主业突出、核心竞争力强的文化公司上市。

深化国有文化集团改革。改革领导体制，理顺内部关系，建立完善党委领导与法人治理相结合的组织结构。进一步深化集团运行机制改革，全面推行聘用制度和岗位管理制度，充分调动从业人员的积极性。在做大做强主业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努力在跨地区覆盖、多媒体兼营、跨行业拓展上取得新的突破，促进国有文化集团跨越式发展。

完善文化管理体制。适应文化发展形势要求，逐步建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深化市、县文化广电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机构改革，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强化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二十一)推动文化传播手段创新。

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产业。充分利用先进技术和现代生产方式，改造传统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模式，推动信息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推动高新技术在报刊、出版、印刷、广播影视、舞台演艺等传统产业的运用，加快文化产业的转型升级。全面推进广播影视制作、传输、发射、播映、存储、交换以及广播影视和演艺后产品开发等领域的数字化，推动数字出版、印刷以及现代物流技术的研发和应用。积极拓展新型文化产品和服务，提升文化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和竞争实力。

创新文化业态。大力发展新兴高新技术文化产业，运用数字出版、数字广播影视、网络传输等现代技术，积极发展电子书、数字电视、手机报刊、网络出版物等新兴文化业态。鼓励创作和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网络文化产品和增值业务。鼓励公民以知识产权出资，依法创办中小创新型文化企业。支持社会力量建立风险投资和担保公司，为中小创新型文化企业发展提供服务。

七、推进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二十二)提高文化队伍的综合素质。

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切实加强宣传文化队伍建设，努力培养一支政治可靠、业务精通、作风过硬、纪律严明的高素质队伍。加强宣传文化系统领导班子建设，着力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加强教育培训，优化班子结构，重视抓好优秀年轻干部的培养选拔，提高领导干部驾驭新形势下思想文化领域复杂局面的能力。加强宣传文化干部队伍建设，深化“三项学习教育活动”，鼓励广大干部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加强专业能力培养，提高做好新形势下文化工作的能力。重视基层宣传文化工作者队伍建设，加强对乡镇宣传干部、基层文化队伍特别是农村文化队伍的教育培训。

(二十三)加强“五个一批”人才建设。

加强文化领域领军人物和各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和引进，推进理论、新闻、出版、文艺和文化经营管理等“五个一批”人才工程建设，努力造就一批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人才。建立健全宣传文化系统专业技术人才培养选拔管理机制，落实《**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人才培养管理办法》，规范“五个一批”人才推荐选拔标准和程序，每两年在全省选拔一批“五个一批”优秀人才，制定实施个性化人才培养方案，实施人才培养资助项目，并对其实行动态管理。

(二十四)完善人才队伍建设机制。

建立健全人才培养选拔机制，创新培养方式，通过高校联合办学、定向培养、在职进修培训、实践锻炼等多种途径，培养高层次文化人才。完善以业绩为依据，由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人才评价选拔机制，健全人才使用、流动机制，采取签约、项目合作、技术入股等多种方式，鼓励以岗位聘任、项目聘任等多种方式集聚文化人才。加大激励力度，表彰奖励在文学艺术、人文社科、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建立人才联系、宣传工作机制，大力宣传文化领域领军人物、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及其成果。

(二十五)推动文化志愿者队伍建设。

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文联、作协等人民团体的组织引导作用，广泛开展文化志愿者活动，在“高校毕业生到农村服务计划”和“**大学生志愿服务欠发达地区计划”中增加文化服务内容，鼓励离退休文艺工作者、艺术院校学生和其他热心公益事业的各界人士为社区、农村和企业提供志愿文化服务。构建省、市、县、乡四级文化志愿服务网络体系，组建**省文化志愿者服务总团。加强对文化志愿服务者的培训，着力提高文化志愿服务水平，对优秀的文化志愿服务者予以表彰和奖励。

八、推进文化发展环境建设

(二十六)加强对文化工作的领导。

切实加强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牢牢掌握和认真履行党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各级党委、政府要把文化建设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文化建设工作责任制，把文化建设作为评价地区发展水平、衡量发展质量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纳入党委、政府目标考核体系之中。研究制定全省文化建设目标考核测评体系，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和考评标准，完善文化产业统计指标体系，强化督促检查。党委宣传部门要充分发挥协调指导作用。文化行政部门要加快转变职能，抓好政策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相关部门要积极支持、密切配合。工青妇等群团组织和群众性文化团体要积极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活动。鼓励和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文化建设，形成共同推进文化建设的新格局。

(二十七)强化文化领域管理。

加强对文化发展的方向、总量、结构和质量的宏观调控，推进文化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坚持理论工作例会制度，建立健全思想理论领域情况反馈机制，完善理论宣传阅评制度，认真落实民办社科研究机构、民间论坛、民营文化服务机构和涉外合作等管理规定。巩固和完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成果，加强综合执法队伍建设，切实加强文化市场监管。进一步加强“扫黄打非”工作，净化文化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建立文化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严格市场主体资质审查，促进形成依法经营、违法必究、公平交易、诚实守信的市场秩序。

(二十八)完善文化发展政策法规。

加大文化建设投入。进一步加大公共财政对文化事业的投入力度，建立稳定的投入增长机制。各级财政要加大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其中省级财政投入的增幅应不低于本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幅，宣传文化事业发展基金和文化事业建设费年度预算应逐年增加。建立完善对公共文化事业财政投入的绩效评估机制，推行公共文化活动项目的立项、申报、评估以及公开招标和政府采购制度，优化投入结构，提高投入效率。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向基层、农村特别是欠发达地区的倾斜力度，促进城乡和区域文化统筹协调发展。

繁荣范文篇6

长期致力于文化研究、文化产业、大众文化理论，出版和主编了包括《跨越世纪的文化变革——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研究报告》等在内的一系列著作的金元浦教授认为，文化与发展是一个跨世纪的课题。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而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

金元浦介绍说，从国际上看，80年代以来，文化与发展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全球化，高新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与媒体技术的发展，使人们不得不对文化的发展投以极大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认识到文化对于当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影响和制约。在这一全球性潮流的推动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策划了“世界文化发展十年”（1988-1997）活动，并于1992年成立了以联合国前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为主席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1995年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经过数年的调查、积累、撰写和修改，推出了题为“我们的创造的多样性”的报告，深入论述了文化在人类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作用。报告指出，发展不仅包括得到商品和服务，而且还包括过上充实的、满意的、有价值的和值得珍惜的共同生活，使整个人类的生活多姿多彩。因此，文化作为发展的手段尽管很重要，但它最终不能降到只作为经济发展的促进者这样一个次要的地位。发展与经济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组成部分。发展是一种对个人和集体产生强大的思想和精神影响的现象。所以对发展和现代化的各种问题的认识，说到底都集中在文化价值和社会科学两个方面。文化是一种行为方式的传播。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文化政策促进发展”政府间会议。在这个会议上，又提出了一份《文化政策促进发展行动计划》供大会讨论通过。这份《计划》指出，“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文化政策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无疑，未来世界的竞争也将是文化或文化生产力的竞争。西方文化理论家丹尼尔•贝尔认为，在西方，如今的文化已变得至高无上。文化已成为西方文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其能量已超过技术本身，而且这种文化冲动力已获得合法地位。

金元浦说，在新世纪，文化与经济、社会、政治、环境等已紧紧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文化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文化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文化互相交融的两大趋势。未来发展是经济的文化化，文化的经济化，科技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科技化，文化、经济、科技三位一体化的趋势。而且未来的生产力是文化生产力，而文化生产力代表了先进生产力，这是很重要的。

金元浦说，经济的文化化更深一层的意义在于它代表着未来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这就是产业结构的下游化和需求结构的上游化。产业下游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条重要规律。一国经济从人均低收入进入到人均高收入的发展过程中，第一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三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会持续上升，而第二产业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会先升后降。综合横向比较分析结果可知：一国经济发展从人均低收入到人均高收入水平的过程中，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次序必然由“一、二、三”演化到“三、二、一”的结构状态。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向无疑将会走向服务产业、知识产业、创意产业、以至体验产业。文化作为日益强大的产业结构将越来越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的、以至支柱性的产业。

金元浦说，当小康时代的来临，人们的初级的、低层次的、偏于物质层次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之后，高级的、更高层次的、精神的、心理的需求就会凸现出来。人们要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追求个体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实现。实际上，今日的经济学已在大力关注知识、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因此，未来的经济是创意经济、体验经济、精神经济和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

金元浦认为，深圳在“文化立市”过程中，应建立强大的创意团队，深圳过去在经济上取得的辉煌成就以及许多的高科技人才只是对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是远远不够。这个平台上要产生出日益增多的创意人才，深圳的发展在创意，在创作性能力。当代经济有一个重要特点，叫做创意经济和创意文化，我们的文化和经济带有强烈的创造性，和与一河之隔的香港提出创意香港，台湾提出创意文化台湾，还有英国人在布莱尔上台之后，一直强调创意产业，提出创意英国，他们在2000年就了“创造机会——英格兰地方文化战略指南”。他们这方面获得很大的成功，创意英国使古老的英国焕发了青春。

金元浦认为，深圳“文化立市”，一定要充分利用好已有的自身优势。高端起步，高点起步，走一条跨越式高速发展的道路。

繁荣范文篇7

●文学诉诸爱心，表达了对于价值特别是我们的核心价值的珍视，使各种不平的情感和难以避免的郁闷、冲突有良性表达、审美地表达、虚拟地表演的可能，使人们的内心世界得到张扬和抚慰，也使一切假恶丑受到鞭挞。文学与艺术给了我们多样的精神食粮，避免过分地饥渴、避免乖戾与偏执。文艺最终使人提升与快乐而不是暴躁与疯狂

●一个和谐健康的社会与文艺的繁荣肯定会形成良性的循环，即文艺繁荣有利于社会心理的健康和谐，社会的健康和谐促进着文艺的起飞翱翔。美好的文艺作品最终是以构建和谐社会即幸福美好的生活而不是戕害生活戕害人为归宿的

近二百年来，乃至更早以来，中国一直处于严重的内外冲突、战争困苦之中。早在明朝已经有人提出了滋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戾气——即一种恶意暴虐风气——的问题。由于历史的惯性与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条件的特别严酷，新中国建立后又有很长时间先是可以理解地后来又是过分地沿袭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世界两极对立格局的转变，中国工作重点的转移，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既创造了构建和谐社会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可能使社会面临新的不平衡、不和谐。

一、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就是要淡化、解决和消除历史遗留的种种问题，正视新矛盾，正确地调整和处理这些麻烦，维护社会的公正、和平、稳定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价值观念的新突破新发展。严酷的斗争，提倡的是斗争的哲学，斗争的坚定性，坚持斗争，不怕牺牲，决不妥协，否定任何中间路线(以免自己的阵营被扰乱)，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是价值指向的主体。今后，带敌我性质的斗争并不可能完全避免，我们仍然要进行气节教育、理想教育和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教育，同时，我们也追求和谐，追求稳定，追求社会各种力量各种利益群体的良性互动，主张内部的谦和礼让，主张通过协商、调整(有时候是微调)、互利互信，当然更是通过稳定地发展自身解决问题，而不是什么都斗个不亦乐乎。

三、中国共产党从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到长期执政、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的变化，面临着大大地扩大团结面、从而必须扩大与深化自身的精神资源的历史任务。

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是社会精神资源，特别是党的执政的精神资源的扩大、挖掘与深入人心。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最重要的是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当然是对于和谐社会的一种追求，是和谐社会的最高形式。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古代经典已经提出了“和”的问题。和，是社会政治的理念，也是哲学与审美的范畴，是哲学与审美的一种境界。《国语》中有八十九处提到“和”字。惠和，慈和，协和辑睦。声和而有七律，和五味。《礼记》中有八十处提到“和”字。讲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还提出了政和、和气、和天地、和四时的概念。《礼记》并提出致中和。《论语》中提出和为贵，和而不同。《孟子》中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王道理想，即文明地执政的理想，又是哲学与审美理想，如和则生，同则不继。

有一些来自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念，已在不同程度上被人们所承认，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人道主义等，也是鼓励人们构建和谐社会而不是相反的。

繁荣范文篇8

一、提出和谐社会的构想，就是要淡化、解决和消除历史遗留的种种问题，正视新矛盾，正确地调整和处理这些麻烦，维护社会的公正、和平、稳定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二、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是价值观念的新突破新发展。严酷的斗争，提倡的是斗争的哲学，斗争的坚定性，坚持斗争，不怕牺牲，决不妥协，否定任何中间路线(以免自己的阵营被扰乱)，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等等，是价值指向的主体。今后，带敌我性质的斗争并不可能完全避免，我们仍然要进行气节教育、理想教育和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教育，同时，我们也追求和谐，追求稳定，追求社会各种力量各种利益群体的良性互动，主张内部的谦和礼让，主张通过协商、调整(有时候是微调)、互利互信，当然更是通过稳定地发展自身解决问题，而不是什么都斗个不亦乐乎。

三、中国共产党从用革命手段夺取政权到长期执政、执政兴国的历史使命的变化，面临着大大地扩大团结面、从而必须扩大与深化自身的精神资源的历史任务。

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是社会精神资源，特别是党的执政的精神资源的扩大、挖掘与深入人心。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最重要的是消灭阶级，消灭三大差别，当然是对于和谐社会的一种追求，是和谐社会的最高形式。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古代经典已经提出了“和”的问题。和，是社会政治的理念，也是哲学与审美的范畴，是哲学与审美的一种境界。《国语》中有八十九处提到“和”字。惠和，慈和，协和辑睦。声和而有七律，和五味。《礼记》中有八十处提到“和”字。讲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记》还提出了政和、和气、和天地、和四时的概念。《礼记》并提出致中和。《论语》中提出和为贵，和而不同。《孟子》中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是一种社会理想，也是王道理想，即文明地执政的理想，又是哲学与审美理想，如和则生，同则不继。

有一些来自西方世界的价值观念，已在不同程度上被人们所承认，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人道主义等，也是鼓励人们构建和谐社会而不是相反的。

繁荣范文篇9

一、从文化生态的角度分析某个时期的舞业发达程度，一般应以伴随“政令”以及自社会投入的人力、物力之总合概念为据。以近期国家对各项文化工程投入的大幅度增升，可窥舞业发展之一斑。

二、审视某个时期的艺术发展趋势，须对具有创新性、探索性和一定影响力的艺术创作成果（数量、品质）予以评估。估且选取检验综合实力的大型舞剧创作为剖析面（样本），不仅新作数量递增——“遍地开花”，其中比较优秀的作品，（尤其是主旋律作品）在题材拓展、思想深度、艺术呈现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

三、关注人才资源——队伍（“舞体”）状况，除应肯定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家（个人、群体）的积极追求与探索，更应看到基层、群众舞蹈创作的空前活跃、提高。

四、尤其不可忽视舞蹈作品进入文化市场及产业化建设方面的进展。在组织、策划、推广、经营等方面，出现了多种形式（体制）的运营机制并在实践中取得积极成果。

但就创作而言，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且存在的时间不短，波及面不小，令人忧思难抑。现提出几点个人看法：

一、“‘大晚会’综合症”应引起注意

大型主题性诗舞乐综艺晚会，不仅是我们民族的一种传统艺术形式，也是时展之使然。有史可鉴的《大武》可追溯至公元前11世纪左右（颂扬武王伐纣之功德）；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更是公认的20世纪艺术精品。此外，亦不可否认有一些大制作型的主题晚会，取得了较好的市场效果。

任何艺术形式（现象）的生成、发展，都与社会情态、审美需求相关。改革开发以来，逢节日庆典、历史纪念、重大事件以及歌颂英雄等等，群情激昂，社会需要一种具有较大气派的、色彩丰富的艺术形式来歌颂时代精神，弘扬主旋律。于是，这种“综艺性标题性大晚会”便应运而生。它们大都是围绕某一主题的“拼接型”制作，比原创性艺术作品的孕育、创作要快捷得多，但比起往日“唱中心、演中心”（图解政治）的那种“活报剧”，又具有较高的观赏性。尤其是有了明星加盟和华丽包装，既能配合特定的主题，又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群众的观赏需求。它的电视的传播率，远高过舞台艺术精品，故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受众的审美习性。

仅此，亦无大碍。令人忧虑的是，由此而形成了雷同化的艺术模式，束缚了艺术创造力的开掘并衍生出一些“综合症”。

二、“‘大晚会’综合症”的主要表现

1、制作替代创作：此类大晚会大都是任务篇、急就章，其中大量作品是重复性、拼接型制作，少有独特、鲜活的形象塑造和创造的灵性。在长期运作中形成了一套“熟能生巧”的“制作流程”，被一些急于求成者争相效尤，波及当今之舞风。如此制作出品，犹如批量生产的物件，很难成为具有保留价值的艺术佳作。

2、“艺术激素”替代创作激情：生活孕育和艺术积累的先天不足，使创作者、表演者缺少艺术创作不可匮缺——蕴积内心的——真实激情，只得借助于夸张无度的煽情、造势来充填。那不过是艺术激素——为舞造情，掩盖不了作品的虚空、矫饰、苍白。

3、假招子替代真功夫：此类作品的“总导演”基本是“不掌勺”只“拼桌”，甚至采取“飞行”指导。较少真情投入、精心设计，也难以激发二度创造的热情。通用性技巧的堆砌和豪华包装的滥用，看似“花哨”，却没什么真东西。

4、套用、抄袭替代适度借鉴：缺少了生活孕育和艺术积累必然导致想象力、创造力的贫乏，而高度信息化的社会却提供了迅速获取他人灵感的便利。借鉴本是艺术创作难以或缺的滋养，但必须是创造性汲取——经历切身生活体验的酿造和联想力的生发，而非懒汉式的复制。令人悲哀的是，即使一些比较优秀的作品，也不乏明显的套用、抄袭现象（包括舞剧音乐）。

5、媚俗化的感官刺激替代观赏性：游离于作品基调的媚俗化审美倾向，在现时的舞蹈作品中并不乏见。浓妆艳抹、扭捏作态，外加服饰裸露度的盲目扩大，成为一些舞蹈追求“观赏性”的妙方。即使是比较优秀的主旋律作品，也难免会穿插、掺糅进低级“歌舞厅”的“佐料”。

6、舞蹈本体的萎缩：综艺性大晚会，歌星云集——形成“主动脉”，这并无妨。但舞蹈却成为其速效制作流程中无法摆脱的蹩脚陪衬，劣质的“歌伴舞”不仅侵害了舞蹈艺术的独立品格，对歌的呈示也未必添色。

“‘大晚会’综合症”犹如感染力极强的“流行病”，侵润到诸多地区高投入予以打造的“精品工程”舞目中。某些主抓创作的领导，对其缺少识别力，审美品位趋同化；一些“腕”级主创人员，疲于接活，严重艺术透支，也有赖于此种模式走捷径。由此而逐渐形成非良性“创作生态”的蔓延，众人熟视有睹，却不觉其害。

三、与此相关的倾向性的问题

1、“三贴近”的差距：“三贴近”不是一时一事“响应中央号召”的权益之计，而应是长期创作实践中的自觉追求。当前一些重点舞目的策划——创作流程，存在着“三脱离”的组织行为模式：领导出题；高价招徕“勇夫”；云集宾馆纂本子、侃手法；，不惜工本搞包装、炒作------即使安排了“采风”，也旨在“立竿见影”——跑马观花。相比之下，平日对艺术家深入生活的常规性投入（含：时间、经费、人力）远不够重视。看似“方法”问题，实质是对文艺创作基本规律——“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人民是艺术的拥有者、创造者”的忘典。长此以往，又何以产生“三贴近”的作品呢？

2、重“大”轻“小”：自古以来，文艺作品难以篇幅之大、小衡量其价值。无论是唐诗宋词之名作，亦或是芭蕾经典《天鹅之死》等等都非“大”作，却长久流传，具有永恒的魅力。建国以来，在《讲话》的指引下，在继承传统、深入生活、向民众学习的基础上，创作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小型舞目，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并经受了历史的检验。五脏俱全的“小”作品，对艺术的精致度、完整性有更苛刻的要求，磨砺、检验着编创者的功力。短小精悍的作品，演出灵活，也更易于贴近群众，乌兰牧骑就是很好的榜样（可惜近年来也存在“贪大”倾向）。现时的“形象工程”，多盲目贪大，不屑于搞生动活泼的小节目。不练手，不积累，无论条件成熟与否，各种“稀释”型大而无当的作品纷纷出台，艺术价值不高，浪费巨大，却有愈演愈烈之势。

3、民族舞属性的淡化：“民族民间舞蹈”这个称谓，在西方一般理解为在民间自然传衍的各民族（ETHNIC）的民俗舞（FOLKDANCE），难登大雅之堂。在中国，则包含各个民族在民间自然传衍的舞蹈和在此基础上经过艺术家加工、创造，具有专业水准的舞台艺术品——建国以来成为我国舞蹈创作中的主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民族民间舞蹈之勃兴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建国初期借鉴前苏联和东欧各国整理、加工民间舞的经验，也具有积极作用。“”前的民族舞创作，大都在深入民间向群众学习（采风）的基础上，从原生型动作元素中提炼其审美特质，注入时代精神——赋予新的意蕴、塑造新的舞蹈形象。历史地分析这一时期的民族舞蹈，具有不可忽视的创新、开拓意义——破天荒地将“下里巴人”的舞蹈，升华为精美的舞台作品，又回到民众中，为其喜闻乐见。尽管当时在理论上未明确论证，应该承认它们从内容到形式已具备社会主义的文化属性，并以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自立于世界舞坛。但不可否认，时代的局限和文艺思想上某些“左”的影响，致使其创作方法的“一体化”现象日趋严重。主体意识的张扬和艺术手法的多样化，受到无形、有形的束缚。即使没有“”的摧残，不突破“一体化”模式，民族舞蹈创作也会陷入窘境，走入峡谷。

从“”后的复苏期到改革开放逐步深入发展的今天，民族舞创作在题材、体裁、风格、样式、结构、语言等方面都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繁荣景象。新生代编导的创新性探索，强烈地冲击——突破了固有模式，强化了民族舞蹈的视觉、情感冲击力。这是任何人都难以否认的。但当前必须引起注意的倾向是民族舞属性的淡化和扭曲。

我们并不限制舞蹈编导依自身的个性和审美选择，创作各色品种、样式的舞蹈，也并非狭义地认为“民族性”必须依循特定的地域风格、传统形式，不可变通、借鉴、发展。但千百年来，民族舞蹈因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和形态特征而成为了各个民族的“标记物”，这个“标记”随时代的发展而渐进性地变化着，如果艺术家的“加工”——人为“变异度”，远离其固有的文化内涵与形态特征，也就不成其为“这一个”民族的舞蹈（“标记”）了。

当前比较显见的做法是，打着“民族舞”的旗号把“劣质洋荤”当“创新”。随手拈来几个似是而非的“民族舞动作元素”，生硬地嫁接同样未经认真学习的“外来形式”，造成民族舞属性的淡化、扭曲。

4、学术品位的滑落：这不仅有见于导致民族舞属性淡化的“民族文化匮乏症”，在诸多历史题材的舞蹈中，也存在“胆大而‘格’低”的现象。如，以当下“服饰秀”式的形体裸现，阐释“唐代舞风之雍容、华美”；以盛行于阿拉伯地区的东方舞（俗称“肚皮舞”）为效颦，再现“古西域《龟兹舞》之风貌------诸多号称取材于“唐韵”、“宋

风”的舞目，不深入考查历史背景、人文风貌，缺少舞蹈形态之依据的任意发挥，随处可见。我们并不要求艺术创作等同于学术研究的严谨性，却提倡艺术家注重文化学养的修行。一旦“想象力”缺失了历史依据和学术后盾，必将导致认知、审美品位的滑落。

四、值得关注的理论与批评问题

毋庸置疑，舞蹈创作的诸多问题，与现时社会文化生态和一定的文艺思潮密切相关。所以，分析舞蹈创作思想，不应就舞论舞，而应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层次的问题。

1、面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情势下的文化思考：

如何看待新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规律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在文化领域该如何应对？这是当前文化思潮的焦点之一。其中有两种观点形成对垒：一是认为“文化一体化”趋势不可抗拒。有意无意地趋同于西方“强势文化”，认为这才是“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二是偏狭的民族主义倾向。认为“应对”就是单纯意义的“保护”，抵制外来文化——片面地理解“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就大多数而言，是主张并关注中国主体文化发展的，但应对严重的挑战，须对中西文化的精粹有深刻的学习、领悟，才能把握“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对接点，这是长期课题，非一蹴而就。把握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在认识上、理论上，必须面对这个课题；目前不同领域出现的各种文艺现象（其中包括舞蹈创作），大都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态度相关。

联系当前的舞蹈创作实际，窃以为，相比于偏狭的民族保护主义倾向，“文化一体化”似乎更有市场。或许舞界同仁不如某些知识界人士那样有明确的论点、主张，但付诸实践却“出手”较快——急于求“新”、立“异”，盲目择食。

确曾有非舞界的“著名”文人公开指出：中国舞“大都是皮相敷衍”，“与西方现代艺术接通了血脉，才能直逼生命的本质”（参见余秋雨《东方哲学的微笑》1997，11，1.《中国文化报》）。这个论点颇有点代表性并为舞界同仁提供了“理论依据”。比较常见的“学舌”是把“继承”与“封闭”、“陈旧”相等同，把“创新”与“西化”相对应。没有兴趣下功夫深入学习民族文化（充其量是从“祖先”那里“掏”点“小本钱”），两眼瞄着西方寻求“标准”，却不求甚解难取精华。如：盲目推崇西方现代派艺术“面向自我、背向生活”的创作信条；生吞活剥地把西方流行舞的动作元素“塞入”民族舞等等——误以为是在向“现代化”迈进……大体是这种思想倾向的直接、间接反映。

放眼当今世界文化之发展，某种“围城”现象值得注意。即：发展中国家渴望与外面的世界迅速接轨，难免有盲目趋“洋”趋“新”忽视传统的倾向；而发达国家却热衷于寻根，对外推行“强势文化”的同时，注重于自身多源（多元）文化政策的实施。其文化政策调整，除政治需要外，也反映出经济、文化发展到相当高度的社会，往往有赖于更接近于人性本真的原生文化予以激活；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历程中，汉族就曾数度经历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与滋养。这姑妄称之的“围城“现象，似乎蕴涵着文化发展的规律，需进一步研究。

置身于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异域文化之间的冲撞和相互交流、吸收、融合，确实日益快捷，这当然有助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相互借鉴。但却不意味人类文明的发展会顺应趋同化的走势，更不应把新形势下不同文化的“交汇”现象，误认为世界文化具有“大一统”的合理趋势。在日益变“小”的世界里，人们更渴望保护各自的精神领域——民族文化差异性，它不是任何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创造文化又被文化造就的结果。此外，生活在现代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人们比任何时期更渴求人性的回归和精神滋养。所以，维护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多彩性，是人类自身的精神需求。每个国家、民族都应为维系各自的文化特异性承担责任。

舞蹈艺术的呈现方式直接付诸于感官，又具有潜移默化的功能。它对受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审美导向——情感、意绪、品味的培养，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并将反转过来影响人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精神面貌。所以，中国舞蹈应意识到置身新世纪的发展方向：不是趋同化而是突出特色；不是“接通西方血脉”——失却自己，而是强化自身的“消化力”——博采众长，为我所用。“全球文化一体化”论，既不符合世界文化发展的规律，也不符合民族发展的根本利益。我们必须对此有深入的思考和清醒认识，才能增强舞蹈创作的自觉意识。

2、关于优化社会文化生态——疗救现时“流行性浮躁病”的思考：

日新月异的生活，日渐丰富的物质条件，日趋开放的发展空间，为人们提供了进取、成就的机会，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丰厚的基础。但社会变革的剧烈、发展速度迅猛，使人们的心理节奏和处世态度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市场经济体制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念，激烈的社会竞争与个人的“实惠”直接关连，而竞争机制的公平化——社会价值判断的完善，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凡此种种，促发了“流行性浮躁病”——注重短期行为，渴求速成、暴发。更有甚者，假冒伪劣有见于各行各业，学术、艺术领域也难免俗。

前面列举的舞蹈创作问题，大都与浮躁病相关，它是一定的社会文化生态与创作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创作主体对于所处环境因素本应具有其主观能动的自觉。当前，并非无人真正沉下心来作学问、搞创作。各个领域（包括舞蹈）并非没有出现可以传世的，或经过磨砺有希望传世的佳作、精品。只不过在相当程度上被淹没在弥漫着的浮躁风之中，没有形成应有的社会影响力。而就大多数——创作群体或个人——而言，也并非对浮躁病无所醒悟，而是需要理性的支撑——摆脱功利的诱惑，调整心态，开阔视野，积极充电，厚积薄发。

但流行浮躁病的遏制，不能仅有赖于个人行为的完善，而应致力于优化社会生态环境的众多努力。实践证明，各个时代（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都对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我们应进一步分析其内部结构因子对各种文化现象的具体作用（方式、程度）——旨在从各个层面促进文化生态的优化。

窃以为：经济投入、政令推行、权威评判以及审美消费的培育、引导，是对优化社会文化环境具有重要作用的生态因子。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着并共同作用于“舞业”、“舞风”之发展——形成“生态作用络”。经济投入的力度是强化政令的基础，而经济投入的指向则取决于政策取向；“政令”、“市场”、“权威评判”具有相互制约作用，它们之间的理想关系应该是既相互独立，又相辅相成；从本质上看，社会——历史——选择作用对于文化艺术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它是以“受众”——长远的——的审美消费选择为驱动力。任何朝代、任何社会，这种“驱动力”都不可能是纯粹自发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利益制约下，实施某种政策的后延性结果。把握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无疑必须重视培育文化消费的导向。

按照上述的分析，如果我们能适度调整检验“文化政绩”的标准及相关政策，不

那么强调以“获奖率”论英雄，而是向各级文化主管要“累积性”、“后延性”成果——把目光投向更具长远意义的专业队伍的素质培养、文化消费的审美导向，有更大的耐心孕育精品自然分娩；如果在经济投入上强化科学论证，有效遏止“形象工程”的盲目上马；如果“官员”（领导）、“权威”（批评家）之间能建立起坦诚相见、探讨真知的正常关系，克服现时存在的相互“号脉”、“依附”、“驾驭”的不健康因素；如果对文化消费、文化市场的培育具有更长远的自觉意识，对名目繁多的畸形“暴发”——不正之风，有所治理，对赞助文化事业的企业家的审美品位，予以积极有效的引导------将会形成遏止“浮躁病”的“生态作用络”。

3、关于文艺（舞蹈）批评现状的思考：

近年来，舞评人并不寂寞——在热闹的文化活动中地位“见涨”，并保持着以稀为

贵的“优越性”。不过，在更真实的世界里，“批评失语”、“批评滞后”的舆论，令人惶惶然。面对“研讨公关化，评论广告化”的时风与“关系网”的羁绊，舞评人似乎显得很无奈。即使有勇气坚持独立品格，花力气写出具有一定见地的文章，往往势单力薄，难成气候。

不是吗？置身于创作第一线的人员有许多非艺术的“实际”问题要考虑，一纸批评——如不纳入“炒作攻势”，不能对作品的命运及主管者的升迁有所“贡献”，很难有“吸引力”。如若真产生了一点“批评效应”，轻则会施以压力，重则变相封杀。权力终究比“权威”更有权威性！创作者与批评者之间不能形成合理的“生态链”——缺少真诚的思想交流与碰撞以及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来的更高的美学追求，文艺批评（含舞评）何以获得恰当的“生态位”，真正显示其生命力呢？

也有人把“批评不景气”的症结归于稿酬太低——影响批评家的尊严、积极性。目前固然存在着不尽合理的价值评判和政策，但任何人的安身立命之本首先是自身的斤两。窃以为，舞评人首先应该反思“内因”，对现时舞评之不正之风进行自我讨伐。

试想：如果那些轻易吐口、超标吹捧的“腻话”——有如食品里的糖、油超量，令人作呕；那些手到擒来味同嚼蜡的“套话”——放之四海皆“准”，缺少个性与血性；那些游离于具体作品的“泛论”——与套话“交叉感染”形成“并发症”；那些名词爆炸、概念堆积、云山雾照的“涩话”——“虎”味儿十足却暴露了理论的欠通透；那些“华丽辞藻”联成“流水线”的“花腔”——不啻是作品的蹩脚“化妆师”；那些胡乱上纲、上线的“霸气”——看似气势汹汹，实则色厉内荏-----凡此种种伪（虚假）、媚（媚俗）、违（违心）的“病态舞评”占有相当的比例——鼓噪“浮躁风”劲吹，怎能指望舞蹈批评发挥固有的生态功能？

繁荣范文篇10

本文结合中国股市特定的现状，提出如今的全民炒股热潮孕育着一场非理性繁荣的质疑，采用股票市场典型的投资者非理性行为——从众行为来测度股市中是否存在非理性的投资行为，并且以突破万点的深成指包括的40只股票为样本股票，采用收益率离散度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检验以判断“散户时代”的中国股市是否存在从众行为的非理性因素，最后结合实证检验结果,分析全民炒股的热潮下非理性繁荣出现的原因和培养理性的投资者对理性繁荣的重要性。

【关键词】全民炒股非理性繁荣收益率离散度实证检验

一、全民炒股创造股市新纪录

随着人们的汹涌入市，全民炒股局面的到来，中国股市在一轮轮的上涨过程不断刷新着各项纪录。

1、两市成交屡创历史天量

2007年4月19日，突破2900亿；4月24日，突破3100亿大关。两市股票总市值合计超过16万亿元，占2006年全国GDP20.94万亿元的80%。

2、股指疯涨突破万点大关

2007年4月27日，沪指突破3800点；而4月13日，中国股市迎来了它的第一个万点——深证成分指数当天从9994点起步，最高摸至10136点，收于10019点。

3、两市迎来开户高峰

根据中国证券交易所最新的数据显示，截至2007年4月30日，内地股票账户共9000万个，这意味着13亿的人口中约7%的人进行股票投资，2007年的前四个月中，A股日开户量最高达32万。

二、全民炒股与非理性繁荣

一个健康的股票市场应该有足够的优质股票供给，有众多业绩持续增长的上市公司，有以机构投资者为主的合理的投资者结构和具备有限理性和投资常识的投资者等。在2007一季度中，很多业绩不好的股票在短时间暴涨，这说明股票上涨结构不合理，市场缺乏足够的优质供给，某些个股的泡沫已经显而易见，整体的估值已经偏高。

1996年12月，美联储主席听取了SHILLER关于股票价格与基础价值的阐述后，首次用非理性繁荣来形容当时的美国股票市场。而现阶段中国全民炒股的热潮中，涌入股市的大多散户对股市基本面和技术分析的知识相当匮乏，同时短期炒作之风盛行。新浪财经公布的一篇新股民入市不完全调查显示，仓量最大的股票持有时间为6个月以下的股民占调查人数的67%，而持有一年以下的占80%，即持有一年以上的仅占20%；3元以下的股票被“消灭”，5元以下的股票日益稀少，市场的平均股价达到11元以上，一些绩差股风起云涌，股票价格与其基础价值相脱离，中国的股市是否也正经历着全民炒股的非理性繁荣阶段？

三、非理性繁荣程度的测度

为了判断全民炒股的热潮中究竟有多少不理性因素，不妨采用股票市场中典型的投资者非理性行为——从众行为作为测度，通过判断在信息不对称，投资主体中多为散户的股票市场中从众行为的程度来推断股市是否正经历着非理性繁荣。

从众行为是股票市场中常见的一种非理性行为，是指信息的不完全，信息环境的不确定性和人们理性的有限性所导致的模仿他人决策或者过度依赖舆论，在某时段同时进出股市买卖相似的股票，追涨杀跌的投资行为。

在股票市场上，投资者观察他人行为并且进行相似买卖操作可以从股票的价格变化上体现出来。当模仿行为增加时，市场上买方逐渐增加，在集合竞价的机制下，买方为了买到股票，必定会提高股票价格。股指的一路攀升，很多绩差股价格的飓长，股票价格与基础价值的偏离，在这一点上得到了体现。

四、非理性繁荣的“实证检验”

1、数据样本

深成指的40只样本股票在2007一季度的个股收益率（数据来源：CCER经济金融研究数据库——CCER股票价格收益数据库）。

2、检验原理

根据Christi和Huang(1995)提出的利用价格数据研究市场中从众行为的思想：市场中若存在非理性行为——从众行为，大多数的投资者的看法趋向市场舆论，个股的收益率不会太偏离市场收益率，即股票收益率的分散度会变小。

3、模型设计

（1）推导回归子的Yt的表达式：令回归子Yt表示N只股票收益率与市场收益率的绝对差值累计总和的等权平均值。

ⅳ在实证研究中，由于E(Yt)和E(Rm)是不可测的，我们用可测的Yt，和Rm分别代替它们，即为:

（2）回归方程的建立：在理性资产定价模型中的个股收益率与市场收益率的绝对离差与市场收益率为线性递增关系；但若存在从众行为，个股收益与市场收益的绝对差值将不再与市场收益之间呈线性递增加关系，而会呈一种非线性的递减关系。因此建立一个包含二次项的回归方程，通过判断二次项的系数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否显著不为零，可以判断出市场中是否存在非理性的从众行为。

五、建立全民炒股的理性繁荣

由以上的实证检验结果不难看出进入“散户时代”的中国股市确实包含着非理性的因素——从众行为。当然，全民炒股局面的出现，有其特定的原因，首先是牛市财富效应的诱惑，而更深次的原因是投资品种以及投资渠道的短缺。因此，要培养一个健康的金融市场促进理性繁荣的发展，除了要增强市场公开度，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建立有助于抑制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的规则；还应实现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的多样化。

一个缺乏理性的投资者的市场是不健康的，如从众行为若超过某一限度，容易引发过度反应的出现，盲目的入市，疯狂的追涨，容易导致价格泡沫的产生和带来金融市场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现代经济是以金融为核心的经济，证券、银行、保险是金融的三架马车，股票市场在我国经济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培养理性的投资者，对理性繁荣的出现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1]ShillerR.J.DoStockPriceMoveTooMuchtoBeJustifiedbySubsequentChangesinDividendsJournalofFinance.1981.Vol36..291-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