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法范文10篇

反倾销法范文篇1

1.1倾销与反倾销的含义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4》第六条第一款将倾销定义为：“用倾销的手段将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进入另一国市场，如因此对某一缔约国领土内已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重大的损害或产生重大威胁，或对某一国内工业的新建产生严重阻碍，这种倾销应当受到谴责。”WTO在继承GATT的基础上，规定“如一产品自一国出口至另一国的出口价格低于在正常贸易中出口国供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则该产品被视为倾销。”

然而，反倾销作为倾销的对立面，自然是对其的一种否定和打击。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倾销这一国际贸易行为的否定和反对；二是对倾销行为的打击和抵抗，并由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这种意愿提供合法依据，即是反倾销立法。

1.2倾销与反倾销产生的经济背景

仅仅按照销售商以低于同类商品正常价格这一标准来看待倾销，倾销首先作为一种国内销售行为并由来已久，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国际贸易行为。早在16或17世纪时，英国就已经采用这种方式击垮了外国同类产业的竞争对手，从而达到了占领国际市场并最终赚取巨额垄断李瑞的目的。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倾销一词开始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使用。然而，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都在对外贸易中采取了倾销的手段来获取暴利。可见，倾销是随着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经济迅速对外扩张并急切渴望巨额资本利得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种国际贸易工具。

但是，反倾销并不是随着倾销的出现而出现。直到一战前，世界上还鲜有国家提起反倾销，当然这与当时的法制背景和贸易观念有很大关系，但是更重要的联系是国家经济利益。一战后，英国等一直强调自由贸易的国家也纷纷表示反倾销，其经济学原因，在于战后各国为经济发展，保护本国工业的重建以及本国市场不受冲击而迅速利用其反倾销这一贸易武器。直到今天，反倾销也始终是各国保护贸易的重要工具。

1.3反倾销立法的法律背景

加拿大1904年立法的标准比较宽泛：只要认定外国商品在加拿大市场上做差价销售，就构成倾销，并可征收特别关税，不需证明对本国同业有损害。这将反倾销最为贸易保护工具的特性表露的十分明确，且容易造成判定倾销时极大的不公平性。

英国的立法则将行政、立法、司法三项职能全部包括在内，程序纷繁复杂：在有关反倾销程序启动前，必须由某个与外国倾销商品相似产品的生产商提出起诉，裁定程序具有专业化倾向，并引进了司法审查制度。这些规定明显比加拿大的立法有所进步。

WTO的《反倾销协议》则提出许多原则：微量不计原则、落日条款、公共利益原则等，并设立了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法律拘束力。

2反倾销背后的理论依据

2.1反倾销支持论

（1）1947年至1995年，关税总协定（GATT）主持了8轮关税减让谈判，使主要工业国家的平均关税从50%逐步削减到4%左右。对于世界各国而言，通过关税来保护国内产业不受国外倾销手段冲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而许多非关税壁垒，如限额制度、许可证制度等都已经被国际公认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此时，“反倾销”这一含义便成为最有力最有效的工具，可以使进口国保护本国工业，继而保护国内市场安全。这是从安全角度对反倾销的支持。

（2）从贸易保护的角度，即通过反倾销抵制国外产品过多进入国内市场，其抵制的不一定是真正倾销的商品，也有可能是用反倾销的手段对绝大多数国外产品进行排斥，往往是国内保守派势力的理论。他们通常相信消费者会把原先对本国产品的购买需求转向倾销进口产品，造成进口国相关企业市场缩小甚至完全丧失，企业利润下降，开工率降低，社会失业率上升。从这个角度讲，贸易保护对国内市场有利。

2.2反倾销反对论

（1）比较优势理论对部分反倾销进行否定。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等国际经济学家提出各国根据其各自资源和技术等对各种产品的生产成本不同，故产品价值便不同，一国利用自己比较优势高生产的产品卖到比较优势低的外国市场上，虽然低于销售国同类产品价格，但不应该被判定为倾销，因为这与全球资源配置紧密相关，并非人为地恶意地造成的损害。这种理论对倾销的判定标准定得比较严格。

（2）自由贸易论观点持有者认为国际贸易的最好状态便是实现市场自由化，反倾销必然体现了各国的贸易保护思想，不利于开放市场和增强市场流通性，反而限制了商品、技术、服务的流动和发展，从而影响了世界贸易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这种观点不仅站在各国利益的立场上，更大程度上是站在全球利益的立场上。

3反倾销的公平性探求

3.1从立法背景看其公平性

从反倾销的立法史可以看到，一战后各国进入制定反倾销法的高峰。其原因前文中已经简略分析。可见，国家贸易保护的动力推动了全世界的立法脚步。从国家贸易的角度来看，通过反倾销的手段防止国外销售产品冲击国内市场，保障国内市场在有序、稳健的环境下重建，这自然是体现了反倾销的公平价值的。因为其可以以其工具价值进而实现整个国家贸易市场的健康和安全。但同时，从国外生产商、销售商的角度来看，过度严格苛刻、甚至毫不留情面的反倾销法对其经销的商品无疑是巨大的打击。既是产品的价格低廉并非人为恶意而是因为比较优势造成的，其所受的质疑背后是巨大的国家利益。因此，动辄以反倾销法示国外生产商、销售商，对其来说又充满了极大的不公平。对于国内消费者，则无法通过低价购买到廉价的物品，使其购买力水平大大下降，人民生活水平也难以提高。可以说，反倾销法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国内市场的快速重建和国内贸易的繁荣，又带来了对国外生产商、销售商的伤害和国民的利益牺牲。所以，其公平性必然一分为二。

3.2从当今国际贸易现状看其公平性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背景，在反倾销立法不断的时期，国际贸易还远远没有今天这般繁荣发达。科技、思想、意识的力量使国际贸易的范围越来越广，利益涉及也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当GATT成立以及演进至WTO后，其在国际贸易上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其所推动促进的自由贸易更是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但是，事实却是：在倡导自由贸易的今天，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的工具却被一次又一次地使用，许多国家在提起反倾销时同时又成为他过反倾销诉讼的被告，这正是由于国与国之间相互的攻击和自我保护造成的。而在反倾销调查时，各国又有较大自由裁量权，致使结果往往带有极大主观性和保守性。法律的公平价值是其本身的属性，然而，作为工具的反倾销法很难像民法、刑法一样具有普遍性和天然性的公平价值，其司法过程的主观臆断比例和先入为主的偏见占司法的很大部分。

由此，当反倾销立法的不公平性还存在争议时，司法的不公平性便毫无疑问。在分析反倾销法的背景、公平性后，我们虽然很难预测反倾销的最终结果，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未来很久它还将一直发挥作用。对它的研究必须以一种更为深入更为发展的态度不断进行。

参考文献

反倾销法范文篇2

1．1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

世界经济史表明，每当世界经济陷入不景气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就要盛行，通常，反倾销案变化比世界经济趋势滞后一年。也就是说，全球反倾销案增减是受上年世界经济状况影响的，或者说世界经济状况是国际反倾销的超前指标，随着我国贸易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全球通货紧缩，国外对我国产品采取的反倾销措施进一步增加，欧共体也不例外。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欧贸易额已呈十几倍地增长，2003年超过了1000亿美元，并且欧中贸易之间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巨大的贸易逆差。欧洲的经济事务官员在2004年召开的第五届亚欧经济部长会议上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也坦言“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猛，产品大量涌入欧洲，涉及中国产品的反倾销案件增多也在意料之中”，“欧洲国家需要中国产品，中国的产品成本较低，在欧洲市场具有较明显的价格优势，的确给欧洲企业带来不少压力”，随着关税额普遍降低反倾销因为其使用方便、任意性、不易遭到报复性等特点而越来越成为各国用来保护国内产业的手段。欧盟也不例外。

1．2欧盟歧视性的反倾销政策

虽然我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欧盟仍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适用反倾销规则时区别于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虽然把中国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名单中排除出去，但是以符合其提出的严格的市场经济标准才能适用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反倾销规则。实践证明能够获得市场经济待遇的企业寥寥无几，欧盟对华反倾销政策的变化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政治姿态。因此，“类比国制度”、“一国一税制度”仍然是适用中国产品的反倾销一般规则，用这些办法来衡量中国的产品是否构成倾销导致了许多我国没有倾销的产品被裁定构成倾销或本来之轻微倾销的产品被裁定存在高幅度倾销，目前，俄罗斯已经获得了市场经济待遇，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在许多领域市场经济的程度要远远高于俄罗斯。

2我国出口产品的自身问题

2．1出口的迅猛增长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出口增长最快的国家，“中国制造”在全球市场的占有份额不断攀升，21世纪以来，中国出口继续保持高增长。从2001年的6.8％增长到2005年的36.9％。尤其是，中国对欧盟出口，以平均27.6％的增长率，从2001年的6.8％高速增长到2005年的36.9％。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产品会与欧盟产品产生更为激烈的竞争，如果中欧贸易继续增加。客观上会导致欧盟针对中国的反倾销案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较高的数量。所以只要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出口欧盟的商品继续保持发展，欧盟对华反倾销案件就不会减少。2．2出口结构不合理

(1)出口产品结构。

中国在出口产品结构中，制造业出口基本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如杂项制品、加工层次低的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简单的机械运输产品占有很大的比重，有些出口产品即便属于中端或高端产品，但这些产品的核心部件往往依赖进口，在中国经简单的加工组装再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大规模出口必然会对发达国家的相关产业及其就业造成较大冲击，从而成为在发达国家市场上招致频繁的反倾销指控的主要原因之一。

(2)出口市场结构。

中国出口市场过于集中，研究表明，中国对美国、欧盟、香港地区、日本和东盟的出口占据了很大比重。2005年，中国对这5大出口市场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一直在7。％以上，由于香港转口贸易的比重很高，尤以转口到美国、欧盟、日本。2005年与1997年相比，这一比重有所降低，但出口市场高度集中的状况没有显著改观。这些对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出口比重偏高势必会对当地市场造成冲击，从而容易成为反倾销的对象，例如，1993年中国向欧盟出口不到100吨金属镁，到了1996年增长到11000吨，这种情况就很难阻止欧盟不采取反倾销措施。

3我国企业应诉不利助长外国对我反倾销

反倾销法范文篇3

美国反倾销法和竞争法均以制止不公平贸易行为为目标，但是在执行标准上有着各自的特点。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有关反倾销法和竞争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融合问题，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在此背景下，美国提出了有关将其反倾销法和竞争法进行统一的具体措施，对于这一趋势的分析，将会使我们更为清晰地了解美国反倾销法的走向。

【关键词】美国反倾销法；竞争法；融合

反倾销属于贸易制度内对不公平贸易行为所采取的救济制度，其意图在于消除外国进口商对国内市场的人为扭曲，它与竞争法之目的表面上看来没有什么差别，但竞争政策之目的在于保护国内市场的竞争性结构，而反倾销制度在内的贸易救济制度则在于保护国内产业不至于受到不公平进口或其他伤害性进口的损害。因此，在实施反倾销税时，对进口定价行为所适用之标准，与竞争法对价格之考虑标准显然不同。其结果为，依照贸易法规所采取之若干行动，会导致将外国厂商合理竞争排除在市场之外，而导致国内市场竞争减少。

随着国际一体化的进程，有关反倾销法和竞争法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融合问题，已经成为了国际贸易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课题。在地区性贸易协定中反倾销法与竞争法的融合问题已经提到了日程上来，而这种趋势与美国反倾销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近几年地区贸易一体化的进程中，产生了一个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在这些共同市场和关税同盟中的各个国家之间相互实施反倾销法，被认为是同建立这些自由贸易区的宗旨相悖。当一个自由贸易区内的贸易、劳动力和投资都可以自由流动的时候，反倾销法就成为了一件多余的事情。而同时，反倾销法所针对的那些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完全可以在这些区域内通过传统的竞争法来进行调整。同样的问题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产生过程中也体现出来了。鉴于美国在北美贸易区内的主导地位，如何处理反倾销法与竞争法的关系问题将会对美国反倾销法的发展带来本质性的改变。

早在美国同加拿大就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问题展开谈判时，加拿大政府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在自由贸易区内废止反倾销法和反补贴法，由竞争法取而代之。但是，这一努力最终没有获得成功。作为一种妥协，美国同意建立一个两国专家组，由其负责审查两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随后加拿大和墨西哥又建议在自由贸易区内取消包括反倾销法在内的贸易法规，由于美国的坚持，这一建议依然没有付诸实施。但是，美、加、墨三国建立了有关补贴和反补贴税、倾销和反倾销税以及竞争法和贸易法关系的三个工作组，其中负责处理竞争法和贸易法关系的工作组一直在进行会晤，从事协调工作。

之所以会在自由贸易区内频繁地出现以竞争法代替反倾销法的做法和要求，一方面是因为反倾销法本身的缺陷使自由贸易区内各个国家不希望用这种法律制度来“自相残杀”，更重要的方面则是在于反倾销法和竞争法之间有相互融合的现实可能性。

如果说反倾销法和竞争法之间的融合有实现可能的话，对于这种趋势的分析首先要立足于对两种法律制度之间差异的研究，因为之所以产生所谓的融合问题，就在于二者之间是有差异的，没有这种差异，就不存在融合的问题。因此，我们对美国反倾销法和竞争法的分析也首先从这个角度开始。

一、美国反倾销法和竞争法的差异

毋庸置疑，美国反倾销法和竞争法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这种区别首先就表现在保护对象上有着明显的区别。对于竞争法而言，自由企业之间的竞争体系对于竞争活动至关重要。因此，美国法院在处理反托拉斯法案件时一再强调，反托拉斯法体系保护“竞争”而非“竞争者”。因此，只要是在自由竞争的体系下，如果某个厂商丧失其市场占有率，甚至被淘汰出市场竞争，由于原因是其他厂商的竞争，因此属于自由竞争的正常结果，因此，取得竞争胜利的厂商自然不会受到法律惩罚。与之相反，作为反倾销法的重要要件之一就是当国内产业受到了实质损害，或是受到了实质损害的威胁，或是实质阻碍了国内相关幼稚产业的建立，那么从事倾销行为的外国生产商以及国内的相关进口商将会受到征收反倾销税的制裁。显然，反倾销的保护对象是国内产业，而他们的身份恰恰就是以国内市场内的竞争者而存在的。透过这种保护对象的差异，我们可以发现这两种法律制度在理念上的分歧，而正是这种分歧导致了这两种法律制度的根本区别。对于反倾销法而言，其目的在于对于国内产业在面临国外竞争时提供保护。它所考虑的是进口产品是否影响了美国国内产业在美国和国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只要美国国内产业的竞争力受到了损害，就要为其提供反倾销措施的保护。因此，反倾销制度的实施结果，有时可能妨碍竞争或是阻止竞争，而不是鼓励竞争。这就决定了反倾销法和竞争法鼓励竞争的目的截然不同。对于竞争法而言，它所关注的并不是任何个别企业在竞争过程中是否受到伤害，相反而是整个竞争过程是否是在自由和开放的市场中进行。因此其强调对于国内和国外的企业一视同仁，而不考虑国内产业在和国外竞争者竞争时的竞争力是否因为后者的存在而下降。这就决定了反倾销法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使用的时候，其结果可能是被用作保护主义的工具，而与鼓励竞争背道而驰。

除此之外，反倾销法和竞争法在法律实施标准方面也有差异。其实，对于反倾销法和竞争法来说，受到关注最多的，同时也是争议最多的就是反倾销法和竞争法在损害和定价判定方面的不同标准。

首先，有关损害的标准。对于美国反倾销法和竞争法的损害标准而言，主要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损害的定义问题。尽管美国反倾销法对导致损害的因素做出了列举性规定，但是反倾销法最终将损害定义为“无关紧要的，非实质性的和不重要的伤害”。至于竞争法对损害的定义则要严格得多：《谢尔曼法》要求损害要造成对贸易的不合理的限制，《克莱顿法》的第3节和第7节的规定要求损害要造成竞争的实质性的降低，或是在贸易过程中有建立垄断的危险。其二，是因果关系问题。反倾销法只是仅仅要求倾销导致了损害，至于是否是主要的原因则并不追究。而对于竞争法来说，损害的成立标准显然要严格的多：首先，要显示由于某企业的行为导致了不合理的对贸易的限制，或是导致了竞争程度实质性的降低；同时，损害的产生是由这种违反托拉斯法的行为导致的，或是至少是造成损害的实质原因。

有关定价的确定标准问题。美国反倾销法要求倾销成立的判定标准是受诉产品的美国价格和外国市场上的正常价值或是第三国价格之间的比较。在进行比较时，即使是两个价格均达到了盈利水平，依然可以被判定为倾销。更为重要的是，在有关低于成本销售问题时，使用的并不是商业上有意义的边际成本，而是平均总成本。美国商务部在反倾销案件中的这种做法，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因为，在企业决策是否进行某一项目时，所要考虑的是产品的售价是否能够高于产品的可变成本，只要达到了这一要求，企业就可以获利，这是企业经营行为中的一个基本的原则。然而，美国商务部在使用成本方法计算反倾销受诉产品的正常价值时，却将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均计算在内，将二者之和的总成本作为成本计算的标准。这显然违反了商业决策中的惯例。在商业决策中，企业决定是否进行下一笔交易，在计算是否能够盈利时，考虑的是边际成本与售价之间的关系，因为固定成本已经“沉淀”在企业的会计账目之中，进行下一笔交易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并不会对决策产生任何的影响。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也指出，对于在平均总成本以下进行经营即使是对一个充满竞争的行业里的企业也是正常的。而这些公司也没有因为在美国国内市场上进行低于成本的倾销行为而受到任何制裁。与国外公司受到反倾销税的处罚相比，美国公司明显地获得了一种不公平的、不应获得的保护待遇，而对外国公司则显然是一种歧视。而在有关竞争法的规定中，所使用的价格标准是边际成本或是平均可变成本。并且，证明低于成本销售的存在只是反托拉斯法的要件之一，除此之外，还必须要证明低于成本销售的被告无法弥补他由此产生的亏损。

由此可见，在损害和价格成立标准方面，美国竞争法的要求均比反倾销法要严格得多。考虑到反倾销法的目的是为美国国内产业提供保护，其立场本身就已经具有了偏向性——保护的是本国的厂商，制裁的是外国的出口商，使用有利于判定外国产品倾销成立的宽松标准就可以理解了。相反，竞争法所要保护的是公平竞争，而不是这个过程中的任何一方，所以力求公平公正，其成立标准必然要更加严格和合理。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反倾销法的实施过程，与竞争法相比，是一种行政裁决行为，而竞争法则含有更多的司法色彩，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将会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二、美国反倾销法和竞争法回合的手段和趋势

正是由于反倾销法和竞争法存在着上述差异，对于反倾销法和竞争法的融合就存在着一个方向性问题：是以反倾销法为基础来修订竞争法，还是以竞争法为蓝本融合反倾销法。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做出了两种不同的努力。

在国际层面上，尽管反倾销法和竞争法有着诸多的不同，但是鉴于美国反倾销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看过多的保护主义色彩，所以，加拿大和墨西哥在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过程中，力求在该自由贸易区内取消反倾销法的适用，从而使本国产品能够免受美国反倾销法的制裁。同时，他们希望在自由贸易区内能够使用竞争法来调节那些原由反倾销法规制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尽管这种努力最后没有成功，但是有关反倾销法的相关问题也引起了美国国内司法界的重视。他们不断地做出努力，试图在现有的反倾销法和竞争法的基础上，找到能将反倾销法和反托拉斯法在自由贸易区相融合的模式，而这种模式的实质就是以竞争法为中心来替代或是修改反倾销法。美国律师协会反托拉斯法分部下属的北美自由贸易区行动组为了解决反倾销法和竞争法之间的融合问题，特别制定了一份名为“北美自由贸易区竞争标准”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该报告对于反倾销法和竞争法的融合问题提出了两个具体的建议。

第一，以反托拉斯法取代反倾销法来规制有关价格歧视，掠夺性定价和垄断问题，并且在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之间使用统一的法律标准。由于取消了反倾销法的保护主义规定所带来的人为贸易障碍，这是一种最为符合自由贸易区理念的做法，从而能使各方获得相同的法律待遇，并且可以在最大限度上保障三个成员国之间的价格保持在同一水平上。同时，报告也指出，这种做法将会减少对国内产业的保护力度，特别是对三个成员国之间的相互竞争导致的对国内产业的影响将无能为力。具体到美国，报告认为，根据《罗宾逊—帕特曼法》和《谢尔曼法》第2节所做出的有关掠夺性定价的案例可以起到替代反倾销法的作用。但是，报告也指出，对于建立自由贸易区内的公平贸易而言，制定统一的法律标准并非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这却能进一步达到统一反倾销法和竞争法的目的。而对于非成员国的进口产品以及涉及到成员国和非成员国之间的反倾销案件时，是否使用这种标准，则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第二，继续保持反倾销法和竞争法共存的格局，但是却将竞争法中有关市场定义、掠夺性定价的概念、损害问题的规定等移植到反倾销法之中。具体而言，就是提高反倾销法中的相关标准，把损害标准中的因果关系以及损害标准等作为倾销成立的标准，这样，倾销就成为了损害的直接原因。同时，还将救济方式限于实际损害的程度。而有关低于成本定价的成立标准也是以竞争法为准。除此之外，将竞争法中的市场概念应用到反倾销法之中，并要求反倾销法也要和竞争法一样考虑到有关“应对竞争”的抗辩以及对于下游产品用户利益的保护。

相比较而言，报告的第二种立法建议更有操作性，但是两种不同建议所体现出的理念是相同的，即通过将反托拉斯法的规定纳入反倾销法，使后者变得更为严谨和严格，从而能够在自由贸易区内避免反倾销法的保护主义做法为内部贸易带来额外的负担，并能够通过竞争法的规范调整自由贸易区内的正常贸易，同时还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要求。

然而，以竞争法为蓝本融合竞争法和反倾销法只是其中的一个努力方向。在美国国内立法领域，由于不像在自由贸易区内的法律制度之设立受到了其他成员国的压力，美国国会选择了进一步扩大反倾销法的保护主义功能的做法，试图以反倾销法的规定作为修改方向，结合竞争法能够对国内产业提供的额外保护功能，来进一步修改反倾销法。

尽管反倾销法已经起到了对美国国内产业的巨大保护作用，但是面对外国产品的竞争，相当数量的国会议员依然试图进一步加大反倾销法的保护力度。他们希望将竞争法的一些规定引人到反倾销法之中，从而为美国的国内产业提供更多的贸易保护方式。为此，参议员梅岑鲍姆提出了名为“1992年国际公平竞争法”的议案。该议案的修改稿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获得了通过，但提交参议院全体审议后，未获通过。该议案的目的就是为面临国外低于平均总成本销售的美国国内产业创制一种新型的反托拉斯法形式的救济。具体的方法就是对《1916年反倾销法》进行修改，规定如果以低于平均总成本的价格在美国进行销售的国外产品如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该销售行为在竞争厂商之间缺乏有效的价格竞争力，或是（2）在实质上避免了有效的国际竞争，则国内企业可以起诉从事该低价销售行为的国外厂商。由此可见，虽然该议案号称竞争法立法体例，但在实际上是用反倾销法的做法替换了竞争法更为严格的边际成本或是平均可变成本的标准。因此，那种认为该法案是将《罗宾逊—帕特曼法》的竞争法规定延伸到为国内产业提供针对进口不公平竞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除此之外，该法也没有像《罗宾—帕特曼法》那样规定应对竞争的抗辩，同时，有关损害标准也是以反倾销法为蓝本，其标准远远低于竞争法的严格规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通过该法案的修改稿时，在有关竞争的要求方面增加了两个说明：第一，需要证明外国企业在美国市场并不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因为那些可以制定超竞争价格的卡特尔在外国市场是不受法律制裁的；第二，被告如果能够证明，在其国内市场上没有国内和国外的竞争这一事实，并不是其能够从事低于平均总成本销售的因素之一，就能因此而享有抗辩。但是，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并没有指出如何能够证明外国市场是缺乏竞争的，以及外国市场如何不受进口竞争的影响。参议院的这两个修改是力图保证国内和国外企业在该法案面前能够保持尽量公平的待遇。然而，这种规定却在实际操作中面临着考验，不仅仅是因为国会没有提供具体的指导，同时还因为其加重了被告的举证负担。为此，我们不难看出，该法案的规定凸现了这样一种观念：在反倾销法中加入一些竞争法有关公平竞争的规定和理念，但是在有关判定倾销行为是否成立或是否应该受到倾销税惩罚的时候，依然采用反倾销法的宽松标准。因此，那些过去按照反倾销法裁定的倾销行为，按照该议案的规定仍然会被认为是应受到制裁的倾销行为，而反倾销法所不能提供的诉权该法案却可以提供，从而增加了美国国内产业受反倾销法保护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可以打着公平竞争理念的旗号，同时还可以证明外国厂商受到了和国内产业同等的竞争法待遇。

鉴于《1992年国际公平竞争法议案》在核心问题上偏离了竞争法的立法方向，实质上是以竞争法之名行反倾销法保护之实，不仅在参议院未获得通过，美国律协反托拉斯法分部对此也表示了反对。

三、美国反倾销法与竞争法融合问题的国际意义

美国反倾销法和竞争法的关系以及融合问题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范围。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反倾销体系下，美国反倾销法与竞争法之间的关系演变成了一场国际贸易争端，而世界贸易组织涉及到反倾销法与竞争法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第一个案例便是直接起源于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与世贸组织反倾销规则是否相符的一个争端。

自1997年起，由于日本、欧盟、俄罗斯和中国向美国的钢铁出口激增，美国国内的钢铁集团基于《1916年反倾销法》所规定的私人诉权，向法院提起了外国钢铁制造商对美国进行倾销的诉讼。针对这些诉讼，欧盟和日本便在1998年11月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请，要求成立专家组认定美国《1916年反倾销法》违反世贸组织反倾销规则。此后日本、印度、墨西哥成为该案的第三方介入该争端解决程序中。其间，美国和欧盟就有关事实和法律争议点展开针锋相对的辩论。美国以《1916年反倾销法》“有反托拉斯法的特征、美国国内对其在立法与判例上的分类”等为由，主张该法是反托拉斯法，而欧盟则认为“该法的特性及美国国内的定性”均不足以使该法不受世贸组织反倾销规则的调整，这成为本案的焦点之一。在该案中，世贸组织专家组认为，“《1916年反倾销法》生效时，现今国际上公认的反倾销法与反托拉斯法的区分并未在美国适用，而美国行政部门和立法机构至今仍未有明确区分，但这并不影响认定《1916年反倾销法》属于反倾销立法”。最终，世贸组织认为《1916年反倾销法》与世贸组织反倾销规则不符，指出美国必须在2001年7月26日前废除《1916年反倾销法》。尽管世贸组织专家组并没有解释反倾销法和竞争法之间的具体关系，以及如何处理这种关系，但是该案的意义在于促使各国进一步审视检讨反倾销法与竞争法应该如何协调。更为重要的是，有关反倾销法和竞争法的融合问题已经成为新一轮世贸组织谈判的重要议题。在乌拉圭回合后的多边谈判中，有两个悬而未决的议题：第一，是否应该制定统一的世界性的竞争法，从而统一对不公平贸易的规制方式；第二，《世贸组织反倾销守则》是否应该弱化，从而为制定这种统一性的竞争法让路。对于这两种意见，美国均表示了反对。美国指出，世贸组织贸易和竞争政策互动工作组无法在反倾销规则中汲取任何的反竞争效应。正如许多世贸组织成员所承认的那样，还没有以竞争法取代反倾销法的合理基础，或是对反倾销法进行修改从而能使其体现竞争政策的合理性。简而言之，反倾销法和竞争法是两种具有不同目的、由不同的原则所支撑、力图解决不同问题的法案。如果以竞争法来取代反倾销法，或是以符合竞争法规定的方式来修改反倾销法，那么对于解决反倾销法所面临的问题依然是于事无补。然而，欧盟的态度则是倾向于第一种意见。发展中国家的态度则要实际得多，他们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对现行的《世贸组织反倾销守则》进行修改。在多方的压力下，于2001年12月举行的多哈部长级会议中，美国最终同意竞争法工作组继续进行修改反倾销法规定的工作。但是对于如何修改，是否以竞争法为蓝本进行修改，美国没有明确表态。

由此可见，在国际范围内，对于反倾销法和竞争法的融合已经成为一种较为强烈和现实的要求。那么，鉴于二者之间在法律规定间的差异，如何才能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将二者融为一体的道路，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律协有关反倾销法和竞争法的报告已经指出了可行的道路。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是否能够摆脱利用反倾销法为国内产业提供保护的思路，从而将保护国际贸易中的公平竞争，真正地推动自由贸易作为贸易法律制定的精神。

为此，如果我们对美国反倾销法与竞争法的融合问题的发展和演变进行回顾的话，我们可以透过美国国内融合反倾销法和竞争法的不同努力，再次看到了美国反倾销法的发展所不能回避的两个问题：第一，美国国内不断的以保护主义要求为目的修改反倾销法，无论这种发展方向是否与反倾销法的国际发展相一致；第二，在国际社会中，美国反倾销法遇到了愈来愈多的阻力，其修改和发展不得不考虑各国的意见和态度，并最终和国际社会统一的反倾销规则相一致。

考虑到世界范围内自由贸易和服务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认识到反倾销法带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功能并不是他们真正所需求的，特别是在地区性的自由贸易区内的成员国之间，他们更加需要由竞争法来保护相互之间的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鉴于美国本身已经成为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反倾销法也会逐步与竞争法相融合，美国律师协会在此方面所作的努力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层面。美国国内对反倾销法贸易保护主义的要求，使美国不可能轻易地放弃反倾销法。因此，比较现实的情况是，首先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内以反倾销法工作组报告以及案例的形式，逐渐以竞争法的标准替代反倾销法规定，并且进一步形成有关的协议；其次，在世贸组织内通过与欧盟和发展中国家的讨价还价，形成国际竞争法协议；最后，才是在不与协议冲突的基础上修改和使用美国反倾销法，并最终达到以竞争法取代反倾销法的目标。

【注释】

[1]罗昌发．贸易与竞争之法律互动[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

[2]肖忠华．从反倾销机制向竞争机制过渡[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9)．

[3]StevenC．Salop＆LawrenceJ．White．EconomicAnalysisofPrivateAntitrust[J]．74Geo．L．J．1001（1986）．

反倾销法范文篇4

关键词：日本；国际反倾销法；改革

一、引言

在世贸组织多哈回合的规则谈判中，反倾销议题形成了出口方集团(反倾销制度受害者)和进口方集团(反倾销制度使用者)针锋相对的局面。前者是日本、韩国等贸易出超国家和依赖出口发展经济的发展中成员组成的“联谊小组”，他们提出，反倾销措施日益扩散，已蜕变成为过度保护国内产业，而不是制止不公平贸易的机制，因此，谈判的首要目标就是要避免反倾销制度的过激与滥用。作为反倾销主要受害国的日本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一起对反倾销法提出的改革建议大多反映了WTO反倾销法的发展方向，尤其是在强调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这一点上。本文从日本的视角考察国际反倾销法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建议，指出值得我国借鉴之处，并提出相应对策。

二、日本对国际反倾销法改革的目标期待

日本认为，尽管乌拉圭期间为改进实施反倾销措施的规则所进行的努力，反倾销措施已经增生扩散为不是抵消有害的倾销，而是向国内产业提供免于国际竞争的不适当保护机制。反倾销措施，当其被滥用和误用时，极大地破坏了成员方们一直在做的及在各种WTO协定中将要做出的贸易自由化，包括关税减让的真诚而严肃的努力。由于越来越多的成员方积极地使用反倾销措施，成员方问在解释与适用反倾销现行规则时，已经存在大量分歧，导致反倾销措施的适用不一致并难以预见。所以，日本对国际反倾销法改革的目标期待是通过澄清和改进规则，实现以下三个主要目标：

(一)防止滥用和过分使用反倾销措施

日本认为，通过提供更明确的规则以减少反倾销措施的滥用是需要强调的一个重要领域。不应该通过操纵倾销幅度计算，武断的损害裁决或因果关系分析人为地制造或提高“有害倾销”。反倾销措施应该在抵消有害倾销所必需的限度内适用。然而，反倾销措施越来越超过处理有害倾销所必需的限度。所以，有必要规定更清楚的规则，以限制主管机构滥用规则的空间。日本的许多建议，包括定义正常贸易过程、禁止归零、推定价格、强制性较低反倾销税规则、损害分析、因果关系分析和复审行为都旨在追求这一目标。

(二)避免被调查人的过分负担

反倾销调查不得过度繁重以免妨碍日常商业活动。一些反倾销调查考虑太详细或无关的事项，所以，在反倾销调查和复审中，给被调查人强加了繁重的成本和负担过重。在反倾销调查和复审中，公司寻求合作的经济成本和负担经常非常巨大以至合作成本超过合作可能获得的利益。正因为成本和负担过重，被调查公司越来越倾向于拒绝合作。为了减少被调查方的成本和负担，应该根据以下两种方法处理这个问题。

应该采取的一个方法是在调查要求与商业现实间寻求平衡。成员方应该在维持调查与复审的效率的同时，通过考虑当前的商业现实探索减少被调查方成本和负担的方法。应该强调关联交易的处理、成本数据的使用以找到符合本目标的解决办法。另一个方法是在发起调查标准与随后的调查要求与这些行为的贸易限制效果之间寻求平衡。成员方应该认识到不仅实施反倾销措施，而且仅仅发起程序本身对国际贸易就有严重的“激冷效应”(chillingeffects)。国家主管机构在发起程序及随后的调查中倾向于适用不充分的证据标准和武断的程序。发起程序及随后的调查适用任意标准引起了轻率的无端的反倾销程序，这既阻碍了国际贸易，又破坏了《反倾销协定》的可信性。通过对发起标准、受调查产品的确定、起诉权要求、国内产业的界定、倾销进口的定义和抽样调查等建议寻求达到这一目标。

(三)提高体制的透明度、可预见性和公平性

现行《反倾销协定》的模糊性对国家主管机构武断地解释和适用该协定留下了余地，因此，破坏了反倾销体制的可预见性。缩小或消除成员方在解释和适用规则方面存在的分歧确实会提高《反倾销协定》的可预见性。除上面已经提到的那些问题外。如复审、价格承诺、考虑公共利益这些问题也应基于这一目标。

三、日本对国际反倾销法的具体改革建议

(一)建议降低反倾销案调查费

日本和欧盟联合向WTO提出。建议减少各国企业在被外国政府调查是否倾销产品或低于生产成本出口时的费用。这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中出现的第一例联合行动，日本和欧盟认为这对WTO的146个成员国来说都是“双赢”的，是日本对国际反倾销的贡献。日本和欧盟主张，一旦进入反倾销调查阶段，企业将面临对填写包括产品成本、价格构成以及其它诸如国外销售量等详尽无遗的问卷调查。即使答卷做好了，中国、日本和韩国这样的英文不太普及的国家还要为此支付翻译费用。另外，企业还得支付法律费用和会计费用，以及证明他们答卷真实性的程序费用，雇员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整个调查下来，即使只涉及小量贸易，也会高达50万欧元(55万美元)的费用，这对小企业、甚至中型企业来说都是相当困难的。由于调查费用高昂，有些企业不愿参加调查，宁愿冒被征收反倾销税的风险，它们认为征收的反倾销税存在低于参与调查的费用的可能。日本和欧盟建议为WTO成员国设计统一标准的调查问卷及标准化的取证过程(包括时间限制)。如果建议得到实行，将大大减少反倾销调查中涉案各方的费用负担，不仅对被调查的一方(出口商、进口商和国内工业)有利，而且对调查的一方自己也同样有利(中国纺织网，2003)。

(二)建议WTO制定更严格的反倾销适用规则

日本认为，确定一个产品是否倾销是由进口国根据同一产品在进口国市场和本国市场的价格差决定的。如果主管当局认定本国行业受到倾销行为的损害，世贸组织规则授权进口国征收与该产品的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差相等的惩罚性关税。然而，现行世贸组织规则对于接受补贴的出口商的处理缺乏明确的规定。这使得美国等成员利用出口商向接受补贴的企业出售产品的高价来计算反倾销关税的税率。2004年3月16日，日本和其他10个成员联名向世贸组织递交了一份报告，要求对反倾销税的征收做出更严格的规定，呼吁明确界定调查的范围以结束没有根据的反倾销税率的计算方式。

(三)支持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

日本认为，尽管《反倾销协定》第15条具有强制性，但其条件太过一般性，从而遗留下严重的缺陷。所以有必要发展这一条款，以使其具有充分的可操作性。为此，应该对协定中的“特殊考虑”和“建设性救济”进行详细阐述。协定应该包括给予发展中国家有效的特殊与差别待遇的具体规定。

(四)关于“倾销进口产品”的定义

日本认为，《反倾销协定》第3条第1款规定，就GATT1994第6条而言，对损害的确定应依据肯定性证据，并应包括对倾销进口产品的数量的客观审查。但是，尽管《WTO反倾销协定》文本清楚地提到“倾销进口产品”，一些成员方认为此表达或概念可能意味着来自受调查国家的整个进口数量。这种观点可能导致在适用反倾销措施时发生严重扭曲。这种解释与协定是不一致的。应该对“倾销进口产品”的定义进行详细阐述以避免对反倾销税的曲解和滥用。

(五)关于“为确定正常价值，同类产品在国内销售的足够数量”的定义

《反倾销协定》第2条第2款的第2个脚注规定：出口国国内市场中供消费的同类产品的销售如占被调查的产品销往进口成员销售的5％或5％以上，则此类销售通常应被视为确定正常价值的足够数量，但是，如有证据表明较低比例的国内销售仍属进行适当比较的足够数量，则可接受该较低比例。为公平比较，当计算倾销幅度需要对受调查产品的种类进行定义时。不清楚是否“足够销售数量”检验应该将后者作为一个整体还是应由主管当局确定每一种类。应该努力澄清这一规定以避免“同类产品国内销售的代表性”的检验被人为地用作减少根据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计算正常价值的可能性或人为地增加推定价格的适用。有必要详细说明检验就适用于产品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产品种类，由于缺少此类定义会产生潜在的扭曲效应。

(六)关于推定出口价格

日本认为，《反倾销协定》第2条第3款规定，如不存在出口价格或据有关主管机关看来，由于出口商与进口商或第三者之间的联系或补偿性安排，而使出口价格不可靠，则出口价格可在进口产品首次转售给一独立购买者的价格基础上推定，或如果该产品未转售给一独立购买者或未按进口时的状态转售，则可在主管机关确定的合理基础上推定。该规定并未详细说明联系的含义，应该有一个何谓联系或补偿性安排的清楚定义。而且在有关裁决中，因为仅仅存在联系或补偿性安排是不充分的，调查机构应该解释其认为出口价格不可靠的原因。

(七)关于进口的累计评估

《反倾销协定》第3条第3款规定，如来自一个以上国家的一产品的进口同时接受反倾销调查，则调查主管机关只有在确定以下内容后，方可累积评估此类进口产品的影响：(a)对来自每一国家的进口产品确定的倾销幅度大于协定第5条第8款定义的微量倾销幅度，且自每一国家的进口量并非可忽略不计；(b)根据进口产品之间的竞争条件和进口产品与国内同类产品之间的竞争条件，对进口产品的影响所作的累积评估是适当的。该款提出了几个有关累积的重要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来自每个国家的进口量并非可忽略不计。然而该款并未规定确定可忽略不计进口量的参数，从而授予了调查机构确定参数的过分自由，所以，应该寻求建立适当的参数。

(八)关于价格承诺

日本认为，《反倾销协定》第8条第1款规定，如收到任何出口商关于修改其价格或停止以倾销价格向所涉地区出口的令人满意的自愿承诺，从而使主管机关确信倾销的损害性影响已经消除，则调查程序可以中止或终止，而不采取临时措施或征收反倾销税。根据此类承诺的提价不得超过抵消倾销幅度所必需的限度。如提价幅度小于倾销幅度即足以消除对国内产业的损害，则该提价幅度是可取的。由于此类措施的目标应该限于消除倾销的损害性影响，价格增加超出消除损害所必需的价格承诺水平是不适当的。

(九)关于为反倾销调查进行资料收集的期限

尽管《反倾销协定》提到为反倾销调查进行资料收集的期限指“调查期间”，但并未确定倾销或损害调查的具体调查期限，也未确立确定适当调查期限的指南以保证倾销调查的资料收集期间与调查低于成本的销售资料收集期间一致，保证损害调查的资料收集期间包括倾销调查的整个资料收集期间很重要，《反倾销协定》有必要为确定倾销与损害调查适当的资料收集期间提供指导。

(十)关于日落复审

现行《反倾销协定》的一般规则是反倾销命令应该在实施后5年内终止。然而，在实践中例外(日落复审后继续维持反倾销税令)的扩张性使用把税令的继续变成了事实上的惯例，这是不合理的。所以，日本建议以下解决办法：

1、所有反倾销措施应该只在抵消造成损害的倾销所必要的期限和必要限度内有效，并应该无例外地自反倾销税令实施之日起5年内终止。

2、一成员不应该在反倾销措施终止后一年内主动或应请求发起一项新的反倾销调查，除非存在例外情况证明在较短的期限内(不少于6个月)发起调查是合理的。主管当局应该在发起调查的公告中充分描述例外情况并给出理由证明在如此短的期限内发起调查合理。

(十一)禁止归零法

日本认为，将个别的负倾销幅度作为零，而不是使用这些负的倾销幅度抵消正的倾销幅度的做法(就是通常我们所知道的归零)，因为只考虑正的倾销幅度，夸大了进口产品的倾销幅度。所以，规定了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比较根据的《反倾销协定》第2条第4款第2项应该予以澄清，以明确排除在反倾销调查与复审中的归零做法。日本建议禁止所有反倾销程序中计算倾销幅度中的归零做法，澄清必须为整个调查或复审期间计算出完整的倾销幅度。

反倾销法范文篇5

关键词：反倾销对策国家利益

一．倾销与国际反倾销法

倾销最初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法律意义上的倾销是以价格歧视为基础,形成了有其特定内涵与外延的概念。1947年关贸总协定(GATT)第6条的规定最具权威性，认为倾销是指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输入到另一国家的行为。构成倾销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进口产品的出口价格低于正常价值；2.由此给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以上统称损害）；3.低于正常价值的销售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满足了以上所有条件，进口国可以提起反倾销控诉。〔1〕在国际贸易中的倾销被视为一种不正当的商业竞争行为。21世纪初期，随着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和WTO成员国范围的扩大，各国间的贸易摩擦日益频繁，国际反倾销出现一些最新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从倾销的规模来看，由过去传统的几个贸易大国指控倾销转变为反倾销全球化趋势。

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反倾销不仅具有防御性特征，它的进攻性与对抗性也是保护国内市场、促进公平竞争的有效武器。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管是贸易大国还是贸易小国，也不管是富国还是穷国，都把反倾销作为主要贸易保护手段，国际反倾销被越来越多的国家熟悉和运用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

（二）从反倾销运用的手段来看，由过去单一的关税壁垒转变为以反倾销为主导的多元化的非关税壁垒。

GATT和WTO在经过总共8论的多边贸易谈判后，WTO各成员国的关税率已大幅度降低。税率的下降，使得利用关税壁垒的作用日益下降，新的更有效的贸易壁垒，如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技术壁垒等层出不穷。反倾销作为其中手段之一越来越受到关注，成为21世纪国际贸易壁垒的主导。

（三）从反倾销的应诉情况来看，由过去怠于应诉转变为积极应诉。

20世纪80年代以前，反倾销的应诉率极低，特别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反倾销。但随着多边贸易体制的不断发展，反倾销作为世贸组织认可的贸易保护措施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许多国家和企业从具体的个案实践中认识到，应诉与不应诉的结果差别很大，应诉就有双赢的机会，不应诉就等于承认倾销，被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后，很可能会失去原来开拓的市场。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反倾销应诉热情高涨且有不断攀升趋势。

国际反倾销的发展变化，也使得反倾销法日臻完善。所谓反倾销法是指进口国为了保护经济和本国生产者的利益，维护正常的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对倾销行为进行限制和调整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从国际反倾销立法上看，1947年关贸总协定（GATT）第6条创立了世界第一个反倾销保护的国际规则，成为各国反倾销立法的指导性法律文件。由于当时时代背景和立法实践的局限，该条款规定得过于简单和笼统。1967年《反倾销守则》从内容上丰富和发展了GATT第6条的规则。1973年开始的东京回合多边谈判，讨论通过的1979年《反倾销守则》是对1947年的GATT反倾销规则的重大发展〔2〕。乌拉圭回合制定的《关于实施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即“WTO反倾销守则”在继承1947年的GATT原有规则的基础上，对东京守则作了重大修改和补充，提高了透明度和法律的预见性，强化了反倾销规则，形成一套包括实体和程序规则的完整体系，成为世界各国制定和修改国内反倾销法的主要依据。从各国反倾销立法上看，20世纪80年代，许多国家都未颁布反倾销立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反倾销立法史短，在处理倾销案件时，随意性大，透明度低。而WTO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法制的统一性，它是不允许不同地区不同法律规则的存在，不容忍对不同市场主体不同法律规则的存在，不允许相互矛盾的不同阶位的法律规则的存在，一切相同的市场行为均应遵守同样的法律规则。因此，当今各成员国在制定反倾销政策时为避免与国际规则发生误解和矛盾，大量参照国际惯例和规则，使本国的反倾销政策透明、严密而倾向一致，以便有效地保护本国贸易市场。

二．我国现状

中国作为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中亚洲国家，各国的反倾销法旨在维护其国家利益，而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条例也主要是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而制定的。据统计，从1995-2003年3月，针对中国反倾销立案数量占了全球总数的14%以上，高居榜首。而目前中国在世界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仅有4%〔3〕。自入世以来，从温州打火机在欧盟遇阻事件，到号称“入世第一战”的钢铁临时保障措施的出台，再到DVD专利纠纷以及针对中国纺织品、农业产品设置的“绿色壁垒”等非关税贸易摩擦，都昭示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新成员国的对外贸易，机遇是潜在的，挑战是现实的〔4〕。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反倾销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首先，对我国提出反倾销调查的主要是欧盟、美国、墨西、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其次，我国出口产品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服装、棉布、棉针织品、粮食等，质量和附加值不高；而且缺少品牌商品，轻易就被外国以种种理由拒之门外。有数据显示，由此国外对我国反倾销造成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00亿美元。再次，由于中国企业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见到某种商品畅销便蜂拥而上，竞相低价出口，是短期内进口国的某一商品猛增，从而引发反倾销指控。最后，我国企业应诉、起诉少，我过企业在2000年前大约有1/3的反倾销案件无人应诉。不应诉等于不战自败。因为不应诉，起诉国政府直接适用“最佳可获得信息”裁决征收反倾销税。

三．中国的对策

由此可见，对中国的反倾销立案不会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消失，相反可能会有增无减。中国正面临着被他国反倾销的一系列问题，面对这些，我们应从多角度采取措施：

（一）我国政府应采取的对策。

1．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政府支持体系，明确政府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政府的所有政策和措施都应该以维护各出口企业公平竞争为前提，否则政府的支持措施就可能成为国外反倾销的把柄。政府应建立国际贸易产业救济和保护机制，从物流、金融、保险、法律援助等方面提供支持和引导。

2．调整出口导向政策，实施市场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战略。政府应当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对出口产品总量和产品结构进行宏观调控，鼓励和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和互补型产业，在巩固原有市场的基础上开拓新市场。目前我国出口贸易的地区主要集中于韩国、日本、美国和欧盟，这种过分集中的市场结构消弱了我国对外贸易的灵活性和竞争力。我们应加强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开拓，逐步实现市场结构多元化,提高外贸抵抗外来风险的能力.

3．建立国家反倾销咨询机构和信息网络服务体系。一方面对外传递我国制定、采用和实施的有关贸易政策的信息，以随时接受世界贸易组织合理的咨询和审议。另一方面要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反倾销数据网络系统，及时公开各国反倾销的法律、法规、政策，各“替代国”的价格、计算数据、成本资料等，及时向国内企业预警信息。

4．建立现代企业管理机制。以往国外反倾销调查，企业无法提供从原材料的供应

到销售各个环节的原始资料和数据，以证明自己是市场经济主体，而被采用带有明显歧视性的替代国的制度。因此，政府要加快现代化的企业管理制度建设，提高其管理水平，规范其财务管理，准确反映运营成本，符合国际财会规则。逐渐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市场经济主体。

（二）国内企业应采取的对策。

1．企业必须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以质取胜。产品的价格是竞争的一个重要形式，但并不是企业出口产品价格越低越好。低价竞销最容易引发反倾销诉讼。企业在定价时参考一下国际市场行情及反倾销动态，就可以大大减少反倾销诉讼。从长远看，我国企业要真正走向国家国际市场，首先，必须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量，大力开发自己的核心技术、核心产品，实现技术创新，促进产品结构升级。其次，企业要认真研究各种重要的国际标准，如ISO9000，ISO14000，SA8000族系等，保证出口产品在技术，安全，卫生,环保各方面接近或达到国际标准。提高企业环保意识，大力开拓绿色环保市场，应对外国采用种种苛刻技术标准限制我国产品出口，实现中国企业高效、持续和健康发展。第三，要实施出口产品差异化。即突出产品非价格方面的特征，如产品的物理特征、质量内涵、分销渠道、培养消费者群体等，建立品牌形象，增强国际竞争优势。

2．企业要调整产品出口经营策略。我国出口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上保持比较稳定的分额，必须转变经营思想，借鉴国外从“贸易立国”向“海外投资立国”的经营策略转变。确立正确的营销观念，由贸易出口为主转向贸易与投资并重，力争在海外直接建厂，建立一批跨国公司、企业，使其产品能够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使反倾销可能性降低到最低程度。

3．企业要学法、懂法、用法。一方面，中国企业要走向国际市场，不仅要遵守国际贸易规则，还要能熟悉地运用，并学会用国际贸易法规来保护自身的权益。另一方面企业要勇于应诉。如果企业放弃应诉，自然而然就被认为是败诉，一旦败诉就可以认为企业的产品违反了反倾销法，征收高额反倾销关税，产品不可能再出口也就完全失去了市场。面对国际贸易官司，只要事先了解情况，如向中外律师咨询、向行业协会、经贸委进行咨询，主动与外国商务部沟通，完全掌握对方国家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拒理力争，就有胜诉的机会。政府、行业协会以及驻外使馆应当协助企业参加应诉、协商。

（三）加强我国反倾销方面的法律法规措施。

从1994年颁布的《对外贸易法》第30条规定,1997年颁布实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和2002年国务院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到200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总体而言，我国反倾销法大量参照了国际惯例特别是重点遵守了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守则"。但是由于时间仓促，缺乏实践，许多内容简单、抽象、模糊，操作性和透明度都不强。

因此，我们首先应当借鉴和吸收国外和国际的成功经验，如"反规避调查"，维护整体利益原则，简单多数通过机制，倾销和损害幅度的计算,反吸收条款等，并按照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义务，对外贸易政策统一由一个部门颁布，不用内部文件对有关规则进行补充和说明。

具体而言：

1．损害标准

《反倾销条例》在第2条明文规定进口产品对已经建立的国内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着产生实质损害威胁，或者对建立国内产业造成实质阻碍的，依法进行调查，采取反倾销的措施。什么是实质损害，或者说损害标准是什么，是采取上述措施的关键。1947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6条明文规定了损害的标准是“重大损害”，也有人译为实质损害或严重损害。1979年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守则》进一步阐述了实质损害的标准，认为“实质损害”就是“不是不重大的损害”，在具体适用时应当考虑：（1）产品的进口总量；（2）进口产品对本国市场内同类产品价格的影响；（3）进口产品对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商的影响。除此之外，还可以考虑有关的经济因素。在1994年《实施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中增加了累积计算的方法。累积计算(评估)是当低价销售的产品来自几个不同的国家,则进口国可将这些国家的进口产品累积在一起计算，以确定是否达到实质损害的程度。但是究竟损害达到了何种程度就可以被认为构成了实质损害，完全是调查官员在每一个案件中的主观判断。这一问题，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标准。如果我们把损害标准确定的越低，构成反倾销的机会也就越多，贸易自由化程度也就越低，相应地有利于本国产品的贸易保护，但是这与国际贸易自由化的要求也就越远。显然，我国有关部门在调查反倾销案件时,应当理性地把握这一标准。

2．进口增加

《反倾销条例》第8条第1项规定，倾销进口产品的数量，包括倾销进口产品的绝对数量或者相对于国内同类产品的生产或者消费的数量是否大量增加,或者倾销进口产品大量增加的可能性。这一条款中的“进口增加”可以是“绝对增加”也可以是“相对增加”．什么是绝对增加和相对增加，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理解．笔者认为，绝对增加就是进口产品数量真实的增加，相对增加是指在一个日渐萎缩的市场中进口所占分额的增加，即使进口数量没有任何增加。至于大量增加的认定，可以参考1994年关贸总协定协议第19.1(一)项使用的这一概念，要求进口的增加必须在量上和质上都是足够临近，足够突然,足够剧烈以及足够重大。如果这四个标准同时具备，就可以判断进口增加达到了足以使进口国有权采取反倾销措施的程度。

3．行政复议

从《反倾销条例》以及我国的〈行政复议法〉的规定不难看出，几乎所有的裁定、决定都是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作出的，复议机关也是关税税则委员会。然而，行政法的“自然正义原则”的首要要求是“自己不做自己的法官”，根据这一要求，省级政府和国务院部门、关税税则委员会是不能自己来进行复议的。从理论上将，应当由国务院来行使复议权，姑且不说国务院是否有足够的精力来处理日益增多的行政复议案件，就《行政复议法》第14条的规定来看，国务院的裁决是最终裁决，是不能起诉到法院的。这就违反了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命题：任何法律争议最终应当由法院裁决。由此看来，若不解决这一问题，反倾销复议制度就形同虚设。

4．行政诉讼

在现有的行政性司法救济无计可施之时，行政诉讼成为了行政相对人行使司法救济权来保护合法权益的唯一选择。

一旦当事人选择了诉讼，首先便面临行政诉讼主体资格的问题，按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反倾销诉讼的被告应是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机关——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关税税则委员会等有关部门。但是，《反倾销条例》。中“经商”、“会同”等词汇的运用，使得这种类似单一机关，而实际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行政主体作出的行政行为，应当确定为各个主体为被告还是某一机关为代表变得含混不清。笔者认为，应该对相关机构予以整和，把国家经贸委和外经贸部合并，统一负责国内、国际贸易，以期精简机构，提高效率。

至于行政诉讼的原告，《反倾销条例》规定包括申请人、已知的出口经营者和进口经营者、出口国（地区）政府以及其他有利害关系的组织和个人。这一规定是完全合乎1994年的〈反倾销守则〉的。

另外，在反倾销的受案范围上，《反倾销条例》规定有以下几种：（1）终裁决定；（2）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收的决定；（3）复审的决定。这三种是最主要的问题，除此之外未作规定。笔者认为，反倾销调查案的司法审查范围还应当包括主管机关不予立案、调查中止或终止

、调查初裁等。具体讲至少还应当包含：（1）对不立案调查的决定；（2）中止调查的决定；（3）终止调查的决定；（4）初裁决定等。

其次，管辖权限又是一个关键性问题。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4条规定，对国务院部门具体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应当由中级法院审理。依该法第17条及有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案的法院应当由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等机构所在地的中级法院。目前。国家经贸委等大部分中央国家机关都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区内，即这些行政诉讼案件都应当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就是二审法院了，那么这两级法院有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和专业水平来肩负起越来越沉重的案审重担，就令人怀疑了〔5〕。

国外对反倾销案件的管辖主要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普通法院管辖，另一种是专门法院管辖。根据我国国情，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可以适用的两种模式，一是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其受理初审，最高法院负责二审。第二是专门建立行政法院分级审理各类行政诉讼案〔6〕。笔者认为由于反倾销案件专业化程度高，涉及范围广，并且有关于我国的国际形象，因此，采取第二种模式更为妥当。

但是反倾销法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特殊法律，兼具有反不正当竞争和商业防卫双重功能，是实现国家利益的一种特殊工具。反倾销法被普遍用来作为反对倾销这种不正当商业竞争的手段是基于各国对倾销的危害所达成的共识。其贸易保护主义功能则是与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国际市场趋向饱和分不开的。而且在国际经济贸易秩序日益法制化的基础上，尤其是在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范的制约下，各国自行其事、灵活掌握用以应变的手段越来越少，因此纷纷转向采用反倾销这种既表面合法，又易于操作的手段来达到限制进口、保护国内市场的商业防卫目的。正因为如此，反倾销法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即反不正当竞争与商业防卫的双重功能将始终伴随反倾销法而存在。

国家在对外贸易上总希望多出少进，在国际社会分工中逐渐建立巩固自己某些领域的优势地位。在当今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单纯依靠本国自身的国家权力实现其利益目标，尤其是在全球化、一体化和高度依存的国际经济关系当中，市场力量的作用日益突出，许多用政治影响和武力无法达到的目的通过市场力量的作用反而可以实现。因此，各国必须利用国家权力和市场力量的交互作用以图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当然包括利用反倾销法维护国内市场的正常交易和国际贸易的公平秩序以及必要时以之作为保护幼稚工业和国内市场的工具。只要主权国家仍是国际关系最基本、最主要的行为主体，军事安全与经济安全就将是各国决策时必然同时考虑的两个重要因素，在现实世界中，纯粹意义上的自由贸易是不存在的。而且，国家权力与市场力量的交互作用和制约将使国际关系呈现出更复杂的时代特征。〔7〕

鉴于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要想通过和WTO成员国展开外交谈判和贸易战，通过取消非市场经济条款修改WTO反倾销规定，更或阻止其他成员国的反倾销斗争，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应该在继续遵守用黑体字编辑的WTO反倾销中文法律又遵守反倾销协议精神的基础上，完善相关立法，加快政府和企业的改革步伐，这样，一方面可以缓和国外对我国愈演愈烈的反倾销浪潮，另一方面又可以挫败发达国家带有掠夺性的贸易自由化企图。但是作为各国维护其国家利益的工具，如反倾销这样的贸易争端是不可能完全通过WTO得到有效的和有意义的补救的，因此中国在反倾销立法上也不应该制定一套严格的WTO规定。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不应该盲目地照搬适用于当前发达国家发展阶段的经济理论。相反倒应多从政治的角度修正。中国一方面面临着严重阻碍中国出口工业的外国反倾销问题，在中国民族工业、国有企业的生存问题上，中国同样面临着如果不是更严重的也是同样严重的问题。中国关税以从1980年的50%急剧降到现在不到12%的水平，根据承诺进一步减低到6%。中国的国内企业将因此遭遇到来自海外进口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激烈竞争。同时，中国出口将不断地遭遇到外国的贸易壁垒，特别是反倾销诉讼。但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在修订WTO组织条例相关的法律过程中，在立法和执法的过程中，务必要反映和代表中国当前经济和生产力的需要，务必要反映和代表中国社会文化和传统的需求，务必要反映和代表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服务。只有如此，我国作为一个被反倾销的大国，同时也是潜在的对外反倾销的大国，才能在国际反倾销规则的重新谈判和修订上发挥重要的作用。

参考书目：

〔1〕王传丽.中国反倾销法——立法与实践[J].中国法学,1999,(6):97.

〔2〕沈木珠.论国际反倾销与中国之因应对策[J].法商研究,2002,(2):17.

〔3〕华晓红.拓展均衡——我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评价与调整[J].国际贸易,2002,(4):28

〔4〕姜跃春.中日经济关系及其走势[J].国际问题研究,2003,(1):17.

〔5〕陈亚东.构建反倾销机制刍议[J].法学论坛,2002,(4):35.

反倾销法范文篇6

关键词：倾销；反倾销；公平性

一、反倾销法产生的背景

1.1倾销与反倾销的含义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4》第六条第一款将倾销定义为：“用倾销的手段将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进入另一国市场，如因此对某一缔约国领土内已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重大的损害或产生重大威胁，或对某一国内工业的新建产生严重阻碍，这种倾销应当受到谴责。”WTO在继承GATT的基础上，规定“如一产品自一国出口至另一国的出口价格低于在正常贸易中出口国供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则该产品被视为倾销。”

然而，反倾销作为倾销的对立面，自然是对其的一种否定和打击。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倾销这一国际贸易行为的否定和反对；二是对倾销行为的打击和抵抗，并由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这种意愿提供合法依据，即是反倾销立法。

1.2倾销与反倾销产生的经济背景

仅仅按照销售商以低于同类商品正常价格这一标准来看待倾销，倾销首先作为一种国内销售行为并由来已久，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国际贸易行为。早在16或17世纪时，英国就已经采用这种方式击垮了外国同类产业的竞争对手，从而达到了占领国际市场并最终赚取巨额垄断李瑞的目的。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倾销一词开始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使用。然而，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都在对外贸易中采取了倾销的手段来获取暴利。可见，倾销是随着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经济迅速对外扩张并急切渴望巨额资本利得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种国际贸易工具。

但是，反倾销并不是随着倾销的出现而出现。直到一战前，世界上还鲜有国家提起反倾销，当然这与当时的法制背景和贸易观念有很大关系，但是更重要的联系是国家经济利益。一战后，英国等一直强调自由贸易的国家也纷纷表示反倾销，其经济学原因，在于战后各国为经济发展，保护本国工业的重建以及本国市场不受冲击而迅速利用其反倾销这一贸易武器。直到今天，反倾销也始终是各国保护贸易的重要工具。

1.3反倾销立法的法律背景

加拿大1904年立法的标准比较宽泛：只要认定外国商品在加拿大市场上做差价销售，就构成倾销，并可征收特别关税，不需证明对本国同业有损害。这将反倾销最为贸易保护工具的特性表露的十分明确，且容易造成判定倾销时极大的不公平性。

英国的立法则将行政、立法、司法三项职能全部包括在内，程序纷繁复杂：在有关反倾销程序启动前，必须由某个与外国倾销商品相似产品的生产商提出起诉，裁定程序具有专业化倾向，并引进了司法审查制度。这些规定明显比加拿大的立法有所进步。

WTO的《反倾销协议》则提出许多原则：微量不计原则、落日条款、公共利益原则等，并设立了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法律拘束力。

二、反倾销背后的理论依据

2.1反倾销支持论

（1）1947年至1995年，关税总协定（GATT）主持了8轮关税减让谈判，使主要工业国家的平均关税从50%逐步削减到4%左右。对于世界各国而言，通过关税来保护国内产业不受国外倾销手段冲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而许多非关税壁垒，如限额制度、许可证制度等都已经被国际公认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此时，“反倾销”这一含义便成为最有力最有效的工具，可以使进口国保护本国工业，继而保护国内市场安全。这是从安全角度对反倾销的支持。

（2）从贸易保护的角度，即通过反倾销抵制国外产品过多进入国内市场，其抵制的不一定是真正倾销的商品，也有可能是用反倾销的手段对绝大多数国外产品进行排斥，往往是国内保守派势力的理论。他们通常相信消费者会把原先对本国产品的购买需求转向倾销进口产品，造成进口国相关企业市场缩小甚至完全丧失，企业利润下降，开工率降低，社会失业率上升。从这个角度讲，贸易保护对国内市场有利。

2.2反倾销反对论

（1）比较优势理论对部分反倾销进行否定。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等国际经济学家提出各国根据其各自资源和技术等对各种产品的生产成本不同，故产品价值便不同，一国利用自己比较优势高生产的产品卖到比较优势低的外国市场上，虽然低于销售国同类产品价格，但不应该被判定为倾销，因为这与全球资源配置紧密相关，并非人为地恶意地造成的损害。这种理论对倾销的判定标准定得比较严格。

（2）自由贸易论观点持有者认为国际贸易的最好状态便是实现市场自由化，反倾销必然体现了各国的贸易保护思想，不利于开放市场和增强市场流通性，反而限制了商品、技术、服务的流动和发展，从而影响了世界贸易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这种观点不仅站在各国利益的立场上，更大程度上是站在全球利益的立场上。

三、反倾销的公平性探求

3.1从立法背景看其公平性

从反倾销的立法史可以看到，一战后各国进入制定反倾销法的高峰。其原因前文中已经简略分析。可见，国家贸易保护的动力推动了全世界的立法脚步。从国家贸易的角度来看，通过反倾销的手段防止国外销售产品冲击国内市场，保障国内市场在有序、稳健的环境下重建，这自然是体现了反倾销的公平价值的。因为其可以以其工具价值进而实现整个国家贸易市场的健康和安全。但同时，从国外生产商、销售商的角度来看，过度严格苛刻、甚至毫不留情面的反倾销法对其经销的商品无疑是巨大的打击。既是产品的价格低廉并非人为恶意而是因为比较优势造成的，其所受的质疑背后是巨大的国家利益。因此，动辄以反倾销法示国外生产商、销售商，对其来说又充满了极大的不公平。对于国内消费者，则无法通过低价购买到廉价的物品，使其购买力水平大大下降，人民生活水平也难以提高。可以说，反倾销法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国内市场的快速重建和国内贸易的繁荣，又带来了对国外生产商、销售商的伤害和国民的利益牺牲。所以，其公平性必然一分为二。

3.2从当今国际贸易现状看其公平性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背景，在反倾销立法不断的时期，国际贸易还远远没有今天这般繁荣发达。科技、思想、意识的力量使国际贸易的范围越来越广，利益涉及也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当GATT成立以及演进至WTO后，其在国际贸易上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其所推动促进的自由贸易更是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但是，事实却是：在倡导自由贸易的今天，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的工具却被一次又一次地使用，许多国家在提起反倾销时同时又成为他过反倾销诉讼的被告，这正是由于国与国之间相互的攻击和自我保护造成的。而在反倾销调查时，各国又有较大自由裁量权，致使结果往往带有极大主观性和保守性。法律的公平价值是其本身的属性，然而，作为工具的反倾销法很难像民法、刑法一样具有普遍性和天然性的公平价值，其司法过程的主观臆断比例和先入为主的偏见占司法的很大部分。公务员之家

由此，当反倾销立法的不公平性还存在争议时，司法的不公平性便毫无疑问。在分析反倾销法的背景、公平性后，我们虽然很难预测反倾销的最终结果，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未来很久它还将一直发挥作用。对它的研究必须以一种更为深入更为发展的态度不断进行。

参考文献

反倾销法范文篇7

关键词：反倾销；反倾销立法；反倾销条例；WTO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中国的媒体上，“反倾销”一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在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今天，符合WTO规则的反倾销措施将成为维护公平竞争、合法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一个重要手段。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我们对国际反倾销游戏规则十分陌生，而国内反倾销立法又不完善，因此外国反倾销的达摩克利斯剑频频高悬在我国企业头上，给我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因此，在中国成为WTO一员之后，要想在纷繁复杂、处处陷阱的世界大市场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实现加入WTO的初衷，就必须深人研究WTO反倾销规则，熟悉和掌握这一游戏规则，在借鉴和吸收国外反倾销制度和实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我国反倾销立法。

一、从新旧反倾销条例之比较

看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加强我国1994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第30条为我国最早的反倾销法律条款。1997年3月25日，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以下简称97条例)，从而在我国真正建立起反倾销法律制度。2001年底，为了适应加人WTO的新形势，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出台，2002年11月又颁布了《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等，这无不表明我国在加入WTO后对反倾销立法正在一步步加强和完善。

与97条例相比，新条例具有明显的完善性。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新条例对倾销的认定更为具体和完备

(1)新条例对倾销概念重新下了定义：“倾销，是指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进口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在对正常价值的确定方法的规定中也强调了“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这样就避免了97条例因缺乏此规定而使得在反倾销调查过程中对诸如“正常贸易情况”的运用时于法无据的窘境。

(2)97条例中规定了确定正常价值的三种方法，即出口国市场上的可比价格；无前述可比价格的，则按第三国可比价格；相关产品的结构价格。其中对第三种方法没有说明应按哪国的生产成本来计算，从而使确定正常价格难以进行；新条例则明确了“以该同类产品在原产国(地区)的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利润”计算正常价值，因而具有可操作性。

(3)新条例中增加了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比较及其比较原则。97条例中只是含糊地提到“按照公平合理的方式进行比较”，这样就在赋予反倾销机构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亦潜藏着随意性及暗箱操作的嫌疑和可能性。而新条例则将其具体化，规定“应当将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出易的加权平均价格进行比较，或者将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在逐笔交易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等，这样既增强了条例在倾销认定方面的可操作性，又使条例更符合WTO反倾销协议的精神。

(二)新条例对反倾销各个程序和阶段的主管部门的规定更明确、精简

按照97条例，在我国反倾销程序中，外经贸部经商国家经贸委决定立案与否；外经贸部会同海关总署对倾销进行调查；经贸委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损害进行调查，并分别作出初裁；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经贸部建议作出征收临时或固定反倾销税的决定，并由海关执行。处理一个反倾销案件有这么多的部门不同程度地参与，而且一个程序至少有两个部门共同完成，难免会造成人员浪费，工作效率低下及拖延时间等问题，实在有悖于反倾销立法初衷。另外，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这里的“有关部门”指向不清。新条例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定改进。比如，新条例明确了由外经贸部负责对倾销的调查和确定；对损害的调查和确定则由国家经贸委负责，其中涉及农产品的反倾销国内产业损害调查由经贸委会同农业部进行；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根据调查结果，分别就倾销、损害作出初裁或终裁决定，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这样就使两机构能各司其职。提高办案的公正性和工作效率，增强透明度，因而更符合WTO规则。

(三)新条例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了反倾销案件在处理过程中的时间和期限

(1)新条例明确规定了反倾销案件立案时间，即反倾销主管部门“自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及有关证据之日起60天内，对申请是否由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提出、申请书内容及所附具的证据等进行审查，经商国家经贸委后，决定立案调查或者不立案调查”。对这项内容，WTO反倾销协议未作规定，但各国的反倾销法都规定了各自的立案时间。如欧共体现行反倾销规则中规定，“经商议后，如果明显地有充分证据证明应当开始调查程序，委员会应在提交申诉的45天内进行调查”；《美国商务部反倾销条例》规定提交起诉书后20天内，部长裁决起诉理由充分，就应当发动一项调查…。立案时间的确立不仅防止了反倾销机构对案件的任意拖沓，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及时有效地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2)新条例还明确了临时反倾销措施的期限为4个月，最多不超过9个月；临时措施应从开始调查之日起60天采取等。

(四)新条例着重在反倾销程序的规定上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使调童程序更具透明度。增强了可操作性

(1)在申请人资格的问题上，97条例只是规定相同或相似产品生产者或者有关组织，可以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显然，这一条款将其他的生产者或有关组织以及自然人排除在外，而且还会引起一定的不利后果：由于缺乏究竟应有多大比例支持提起调查，才具有该行业、该产品的代表性的规定，因而可能会导致反倾销调查发起的随意性；另外，如果在条例中规定的申请人不愿意申请或者被人收买利用而放弃申请的情况下，就只能任倾销行为对我国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后再采取补救措施，而不能事先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以至于得不偿失。新条例则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既将申请人资格的范围扩大为“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者有关组织”，又明确了代表国内产业申请人资格代表性的比例，指出表示支持申请的生产者产量只有达到总量的25％，才能发起反倾销调查。这样规定，也是与WTO反倾销协议保持一致的。

(2)97条例规定，在“倾销幅度或倾销产品的进口量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但何为“忽略不计”，则未作规定，在实际操作中极不好把握。若对其严格要求，则有滥用反倾销之嫌；若对其宽松规定，则不利于保护国内产业。新条例将其具体量化，规定进口倾销幅度和进口数量可忽略不计的比率分别为2％和3％。

(3)97条例对调查过程中的基本程序规定含糊、不完全，新条例中则列举了问卷、抽样、听证会、现场核查及必要时赴有关国家(地区)进行调查等方式。

(4)被认为我国反倾销条例中最大缺陷——缺乏司法审查制度在新条例中得到了确认，这是应该特别指出的。我们说，反倾销机构对进口产品发起发倾销调查并作出裁决，实质上是一种行政程序活动，有关利害人如对行政机构在反倾销过程中作出的裁定不服，就应当允许向有关司法机关起诉，司法机关对案件进行审查并作出独立的判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反倾销法均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而且这也是WTO反倾销协议所要求的。尽管新条例没有作出详细的规定，但至少已经迈出了建设性的一步，履行了我国加入WTO对外的承诺

二、中国反倾销立法任重而道远

对于中国来说，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里，在反倾销领域内从零开始到基本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的反倾销法律制度，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面对加入WTO后一浪高过一浪的国际反倾销形势，我们必须冷静地看到，摆在中国面前的反倾销道路将会更加漫长和艰难，我国的反倾销立法还有不少尚待完善和改进的地方。

(一)立法体系上的完善

就目前来说，以《对外贸易法》为基础，以新条例为核心，加上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有关省市颁行的行政法规与规章，以及其他与反倾销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包括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等为实施反倾销措施而制定的各项规则，共同形成了我国反倾销法的渊源，构成了我国反倾销法的体系。从以上立法情况来看，我国明显缺少反倾销的基本法，因此应由全国人大制定这一“母法”。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就反倾销问题单独立法，二是在《对外贸易法》中增加反倾销的基本内容，至少应体现“母法”提纲挈领的作用。另外，对反倾销条例和实施细则还需进一步加以完善。上述三个层次的反倾销立法若能逐一实现，我国将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际操作中均能构成比较完善的立法体系。

(二)对由港、澳、台三地进口的外国产品倾销的规定的完善

由于台湾尚未回归，香港和澳门作为我国的特别行政区及单独关税区而存在，我国的反倾销条例不适用于上述三地。笔者认为，除了台湾的问题不好解决外，对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应当在我国新的反倾销法中作出原则上的规定。目前香港、澳门均未建立起自己的反倾销法，而外国产品通过香港、澳门间接倾销到中国内地的情况是存在的。尤其是香港作为世界贸易中心之一，外国跨国公司通过其驻港分公司把自己的商品倾销香港，同时又通过转口贸易转销到内地。对于这种情况，中国该如何应对?不难想象，如果我们不对这一问题进行及时控制的话，这个“臭氧层空洞”将会越来越大，外国倾销者会把香港作为向中国大陆肆意倾销的捷径。尽管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具有某种政治敏感性，但是这是关系到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现实问题，我们不能回避。对于这个问题，可以采用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反间接倾销的制度。这一制度符合公平原则，也为WTO反倾销协议所确认和推崇。但是，反间接倾销制度在国际上属于“代表第三国的反倾销行动”，其适用要求香港、澳门本身具有反倾销立法2J。鉴于此，一方面香港、澳门应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大局出发，同时也是出于其自身的繁荣稳定，尽快制定自己的反倾销制度；另一方面，在香港、澳门建立起反倾销法之前，可在我国反倾销法中作出相应规定。

(三)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

建立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是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我国反倾销法与国际接轨的重大举措。WTO(反倾销协议》第13条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其国内立法包括有关反倾销措施规定的各成员，应维持司法、仲裁或行政机构或程序，以便特别是对有关第ll条意义内的最终裁决和审查决定所采取的行政行为迅速进行审查。此类机构或程序应完全独立于负责作出该裁决或审查决定的当局”。．此外，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倾销法均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97条例出台后，由于缺乏对司法审查制度的规定，曾遭到社会各界尤其是业内学者的批评。新条例则在第53条中增加了有关规定：对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然，这只是一条原则性的规定，还需作进一步的解释和细化。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加人WTO一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对司法审查的范围、诉讼参加人、管辖、司法审查的标准、举证责任、判决方式等作出了规定，第一次明确了我国人民法院承担对国务院主管部门反倾销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重要职责。

这一司法解释填补了我国反倾销立法司法审查方面的空白，但它毕竟只是一个初步、较抽象的规定，在一些地方尚需进一步细化和斟酌。该司法解释规定，第一审反倾销行政案件由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或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对二审上诉，则未做明确规定，只是在第ll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可以参照有关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按此规定，受理反倾销案件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等机构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或其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目前，外经贸部等大部分中央国家机关都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区内，即这些行政诉讼案件都应当由这两个法院受理。但从现状看，这两级法院都没有相应的人力、物力和专业水平。纵观各国反倾销诉讼模式，对反倾销案件的管辖主要有两种做法：一是普通法院管辖，如欧盟、加拿大等分别由欧洲法院、联邦法院管辖；一是专门法院管辖，如美国的国际贸易法院、墨西哥的税收法院。笔者认为，依我国的情况，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即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其初审，由最高人民法院复审。

(四)反规避条款的完善

所谓反倾销中的反规避措施，是指为了防止被实施反倾销的产品出口商利用海关税则的规定将其产品分解或改头换面或采取其他措施继续向进口国出口，而将正在生效阶段的反倾销救济措施扩大适用于倾销产品的零部件或经改装后的产品的措施。目的是制止逃避反倾销制裁的行为。

规避行为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在反倾销领域，我国刚刚立案裁判了几起案件，却马上遭至被反倾销裁定的国家通过规避行为继续冲击国内产业，好不容易取得的成果随之化为泡影，付出的努力都成了无用功。虽然乌拉圭回合谈判最后没有通过反规避条款，但从国际发展趋势看，反规避措施成为场WTO成员方的共同游戏规则是必然的，因此我国在这方面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任其成为别人打击自己的“软肋”，而应尽快制定出既符合WTO基本原则又切合中国国情的反规避条款。笔者认为，我国的反规避条款应在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和有中国特色的原则指导下，有选择地借鉴美国、欧盟的反规避立法经验，特别是美国的。尽管欧美反倾销立法中的一些条款遭到众多非议，但无论从美国和欧盟运用反规避措施的历史和积极程度，还是他们的经济实力来看，其反规避措施在实体和程序上都相当完备，在未来的谈判中WTO不可能不考虑到二者现有的立法规定和主张。其次，在制定时应参照作为乌拉圭回合反倾销协议最后文本的邓克尔草案，特别要注重研究美国和邓克尔草案的分歧，要对几个主要的分歧条款进行深人分析，在立法做到上合理取舍。

以上是笔者认为需完善之处。另外，我国应尽快制定反倾销条例的实施细则，对反倾销条例中规定得不够具体的地方加以解释和扩充，并且结合条例在具体实践中适用的情况不断加以修正和改进。比如对听证程序新条例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笔者认为应参照《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的听证程序来进行，外经贸部应就这一问题制定实施办法，以增强其操作性。公务员之家

反倾销法范文篇8

关键词：倾销；反倾销；公平性

一、反倾销法产生的背景

1.1倾销与反倾销的含义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4》第六条第一款将倾销定义为：“用倾销的手段将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进入另一国市场，如因此对某一缔约国领土内已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重大的损害或产生重大威胁，或对某一国内工业的新建产生严重阻碍，这种倾销应当受到谴责。”WTO在继承GATT的基础上，规定“如一产品自一国出口至另一国的出口价格低于在正常贸易中出口国供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则该产品被视为倾销。”

然而，反倾销作为倾销的对立面，自然是对其的一种否定和打击。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倾销这一国际贸易行为的否定和反对；二是对倾销行为的打击和抵抗，并由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这种意愿提供合法依据，即是反倾销立法。

1.2倾销与反倾销产生的经济背景

仅仅按照销售商以低于同类商品正常价格这一标准来看待倾销，倾销首先作为一种国内销售行为并由来已久，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国际贸易行为。早在16或17世纪时，英国就已经采用这种方式击垮了外国同类产业的竞争对手，从而达到了占领国际市场并最终赚取巨额垄断李瑞的目的。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倾销一词开始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使用。然而，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都在对外贸易中采取了倾销的手段来获取暴利。可见，倾销是随着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经济迅速对外扩张并急切渴望巨额资本利得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种国际贸易工具。

但是，反倾销并不是随着倾销的出现而出现。直到一战前，世界上还鲜有国家提起反倾销，当然这与当时的法制背景和贸易观念有很大关系，但是更重要的联系是国家经济利益。一战后，英国等一直强调自由贸易的国家也纷纷表示反倾销，其经济学原因，在于战后各国为经济发展，保护本国工业的重建以及本国市场不受冲击而迅速利用其反倾销这一贸易武器。直到今天，反倾销也始终是各国保护贸易的重要工具。

1.3反倾销立法的法律背景

加拿大1904年立法的标准比较宽泛：只要认定外国商品在加拿大市场上做差价销售，就构成倾销，并可征收特别关税，不需证明对本国同业有损害。这将反倾销最为贸易保护工具的特性表露的十分明确，且容易造成判定倾销时极大的不公平性。

英国的立法则将行政、立法、司法三项职能全部包括在内，程序纷繁复杂：在有关反倾销程序启动前，必须由某个与外国倾销商品相似产品的生产商提出起诉，裁定程序具有专业化倾向，并引进了司法审查制度。这些规定明显比加拿大的立法有所进步。

WTO的《反倾销协议》则提出许多原则：微量不计原则、落日条款、公共利益原则等，并设立了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法律拘束力。

二、反倾销背后的理论依据

2.1反倾销支持论

（1）1947年至1995年，关税总协定（GATT）主持了8轮关税减让谈判，使主要工业国家的平均关税从50%逐步削减到4%左右。对于世界各国而言，通过关税来保护国内产业不受国外倾销手段冲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而许多非关税壁垒，如限额制度、许可证制度等都已经被国际公认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此时，“反倾销”这一含义便成为最有力最有效的工具，可以使进口国保护本国工业，继而保护国内市场安全。这是从安全角度对反倾销的支持。

（2）从贸易保护的角度，即通过反倾销抵制国外产品过多进入国内市场，其抵制的不一定是真正倾销的商品，也有可能是用反倾销的手段对绝大多数国外产品进行排斥，往往是国内保守派势力的理论。他们通常相信消费者会把原先对本国产品的购买需求转向倾销进口产品，造成进口国相关企业市场缩小甚至完全丧失，企业利润下降，开工率降低，社会失业率上升。从这个角度讲，贸易保护对国内市场有利。

2.2反倾销反对论

（1）比较优势理论对部分反倾销进行否定。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等国际经济学家提出各国根据其各自资源和技术等对各种产品的生产成本不同，故产品价值便不同，一国利用自己比较优势高生产的产品卖到比较优势低的外国市场上，虽然低于销售国同类产品价格，但不应该被判定为倾销，因为这与全球资源配置紧密相关，并非人为地恶意地造成的损害。这种理论对倾销的判定标准定得比较严格。

（2）自由贸易论观点持有者认为国际贸易的最好状态便是实现市场自由化，反倾销必然体现了各国的贸易保护思想，不利于开放市场和增强市场流通性，反而限制了商品、技术、服务的流动和发展，从而影响了世界贸易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这种观点不仅站在各国利益的立场上，更大程度上是站在全球利益的立场上。

三、反倾销的公平性探求

3.1从立法背景看其公平性

从反倾销的立法史可以看到，一战后各国进入制定反倾销法的高峰。其原因前文中已经简略分析。可见，国家贸易保护的动力推动了全世界的立法脚步。从国家贸易的角度来看，通过反倾销的手段防止国外销售产品冲击国内市场，保障国内市场在有序、稳健的环境下重建，这自然是体现了反倾销的公平价值的。因为其可以以其工具价值进而实现整个国家贸易市场的健康和安全。但同时，从国外生产商、销售商的角度来看，过度严格苛刻、甚至毫不留情面的反倾销法对其经销的商品无疑是巨大的打击。既是产品的价格低廉并非人为恶意而是因为比较优势造成的，其所受的质疑背后是巨大的国家利益。因此，动辄以反倾销法示国外生产商、销售商，对其来说又充满了极大的不公平。对于国内消费者，则无法通过低价购买到廉价的物品，使其购买力水平大大下降，人民生活水平也难以提高。可以说，反倾销法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国内市场的快速重建和国内贸易的繁荣，又带来了对国外生产商、销售商的伤害和国民的利益牺牲。所以，其公平性必然一分为二。

3.2从当今国际贸易现状看其公平性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背景，在反倾销立法不断的时期，国际贸易还远远没有今天这般繁荣发达。科技、思想、意识的力量使国际贸易的范围越来越广，利益涉及也越来越复杂。尤其是当GATT成立以及演进至WTO后，其在国际贸易上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其所推动促进的自由贸易更是成为一个时代的象征。但是，事实却是：在倡导自由贸易的今天，反倾销作为一种贸易保护的工具却被一次又一次地使用，许多国家在提起反倾销时同时又成为他过反倾销诉讼的被告，这正是由于国与国之间相互的攻击和自我保护造成的。而在反倾销调查时，各国又有较大自由裁量权，致使结果往往带有极大主观性和保守性。法律的公平价值是其本身的属性，然而，作为工具的反倾销法很难像民法、刑法一样具有普遍性和天然性的公平价值，其司法过程的主观臆断比例和先入为主的偏见占司法的很大部分。公务员之家

由此，当反倾销立法的不公平性还存在争议时，司法的不公平性便毫无疑问。在分析反倾销法的背景、公平性后，我们虽然很难预测反倾销的最终结果，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未来很久它还将一直发挥作用。对它的研究必须以一种更为深入更为发展的态度不断进行。

参考文献：

反倾销法范文篇9

一、反倾销的立法概述

（一）WTO反倾销规则的形成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一些欧洲国家就制订了反倾销协议。当时以英国、荷兰为首的欧洲国家不满来自其他国家的食糖倾销，于1920年签定了关于反倾销的国际条约。并先后有10个欧洲国家加入，首开反倾销先河。美国反倾销法是世界上较为完备的反倾销法。以该法为蓝本，产生了1948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反倾销和反补贴税”的规定，把各国反倾销法纳入国际统一化轨道，为各国制订反倾销法设立了基本框架。其宣称：倾销行为应当受到谴责，各缔约国均享有对倾销的单方抵制权。但是，关贸总协定的反倾销条款仍是一个总原则，缺乏具体内容和操作性。各国都从本国利益出发对反倾销条款加以解释。因此，反倾销条款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改变这种状况，关贸总协定成员国于1967年6月30日在日内瓦讨论通过第一个《反倾销协议》，该协议是对关贸总协定第六款的解释和具体化。1979年在“东京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该协议又被进一步修订和补充，形成了《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但是，80年代以来，反倾销法的适用愈来愈走向极端，反倾销措施也成为一种新的贸易壁垒。“乌拉圭回合”谈判再次将修改反倾销协定提到了日程上。首先提议在乌拉圭回合中加入反倾销内容的是?5笔保隹谠龀ぷ羁斓摹跋执怠闭诩幽么笤馐芊辞阆鞑椋虼撕概写砭龆ㄔ?987年5月21日提议修改反倾销协议。1990年6月6日以关贸总协定副总干事Carlisle为组长的一个非正式起草小组拿出了反倾销协议第一个草案《CarlisleI草案》。该草案做了很多的规定来迎合欧美，因此，受到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反对。此后，尽管关贸总协定作了很多的努力来协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的冲突，直到《邓克尔文本》的出现，仍无法达成一致。《邓克尔文本》充分考虑到了美国和欧盟这两个最大成员方的要求，但该文本也未完全采纳欧美的提议，特别是美国要求对第三国组装产品进行规避的情况做出规定和要求建立特别争端解决机制这两方面没有得到满足。②因此在该文本的基础上，1994年，“乌拉圭回合”顺利结束并达成了《关于履行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的协议》。该协议为WTO现行的反倾销法。它是WTO法律框架中非关税壁垒的多边协定中的一部分，为WTO的各成员国制订了一个总的框架。同时，它也进一步放宽了反倾销措施适用的条件，扩大了反倾销法适用的范围，增强了国际反倾销的透明度、预见性和可操作性。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肯尼迪回合和东京回合达成的反倾销协定只对?┰脊ЯΓ亲魑猈TO众多多边协定中的一个而存在的，对WTO全体成员国都有约束力。其影响力要比以前的反倾销协议大得多。显而易见，《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大成就。

（二）我国反倾销立法概况

自1994年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实施生效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反倾销法律制度。该法第30条明文规定了中国的反倾销规则，即“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方式出口，并由此对国内已建成的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损害或者产生实质损害的威胁，或者对国内建立相关产业造成实质阻碍时，国家可以采取必要措施，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或者阻碍。”其第32条规定：“当发生上述情况时，国务院规定了有关部门依法做出调查，并做出处理。”上述规定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6条规定几乎一样。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该条例将反倾销实体法和程序法集于一身，对于从申请、立案开始到终裁，征收反倾销税为止的每一个具体环节，均作了相应的规定，为我国的企业针对外国产品的倾销提起反倾销诉讼，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法律依据。此外，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还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产业损害裁定听证规则》，该规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的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程序中组织的产业损害裁定听证。它较全面、系统的规定了产业损害裁定听证的原则及当事人、听证主持人、回避以及听证程序等问题。③但这些法规与WTO的有关基本原则仍然有不尽符合之处，因此，2001年11月26日我国又颁布了新的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废除了97年《条例》中的有关反倾销的规定。该法律是参考国外发达国家和世界贸易组织比较完善的法律规定而出台的，较之以往，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其还有许多地方需要再商榷，以便更好的保护我国工业的发展。WTO的成立，尤其是1994年的《反倾销协议》的签订，对世界各国的反倾销立法都起了推动作用。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又才迈进WTO大门，如何运用WTO法和与WTO接轨直接关系到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得失。同时，我国正承受着倾销和反倾销的严峻现状，这些都对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制定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WTO反倾销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约束

WTO是世界上一个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其宗旨是为了保护世界贸易自由化以实现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入和有效需求的增加，扩大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产品的生产和交换，实现这一目的的办法就是通过互惠互利的协议，导致各成员国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及其他贸易障碍，取消的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WTO实施了一系列的保障机制：〈一〉世贸组织规则的透明度要求它要求各成员国应迅速公布有关法律、法规等，无法公布时，必须提供公众可以获得的条件。旨在使各成员国及贸易者对成员的法律、法规、司法判决、行政决定及相关的其他国际协议有充分及时的了解和熟悉，为贸易机会提供可靠性和预期性。〈二〉通知要求其要求成员国向世贸的有关机构通知其法律法规的情况，通知要求进一步促进了成员法律法规的透明度与世贸规则的一致性。通知的事项既包括现有的规定，也包括对现行法律规章的修改和新颁布的规定。〈三〉贸易政策评审制度该制度是“乌拉圭回合”中达成的新协议。贸易评审机构每隔一段时间对成员的贸易政策进行审查，审查的频率依据成员的贸易量确定，贸易政策制度是确保透明度和一致性的重要环节和组成部分。虽然评审结果和提出的建议对被评审方没有约束力，但该制度提供了一个监督和反馈的机会，有助于其他成员利用争端解决程序提出指控。〈四〉争端解决机制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制度是保证成员的国内法律法规与世贸组织规则要求一致的最有力的措施和制度。争端解决制度将成员间的贸易争端解决置于多边制度的约束之下，成员在寻求解决违反义务和利益损害途径时，应诉诸并遵守争端解决体制的规则和程序。对争端解决机构的裁决和建议，申诉方可请求赔偿或要求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对有关成员的减让或其他义务，甚至采取“交叉报复”的手段。

世贸组织协定是各成员机构依宪法程序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各成员国的立法机构在批准这一协定时也应承担使国内立法同世贸规则接轨的义务。任何国家的经济立法与世贸规则相抵触，就可能被裁定违背世贸规则并受到制裁。《世贸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保证其法律、规章与行政程序符合附件各项协议规定的义务。这也表明世贸组织成员有义务使其国内立法与世贸协议相一致。④

我国加入WTO后，可以享受一系列权利，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相当的义务。而在法律上，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使我国法律法规和WTO的系列规定不相抵触。人们常常把国际法称为“软法”，因为国际法的遵守主要是通过国际社会舆论形成的，依仗人们内心的信念、道义力量来实现，是一种不确切的规范。此外，各国为了彼此尊重，交往方便和友好合作，往往相互之间也采取各种国际礼让。但这些一旦与某个国家的实际利益相抵触，那么利益至上的原则，就会阻挠国际法效力的实现。同时，当事国也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就这一方面而言，它不像国内法那样具有强制实施的保障和有力措施，确实是“软法”。但实际上，从上两个世纪以来，国际法一直在作为国际交往中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规则而不断发展的。各国不但通过其议会和政府宣示愿意遵守作为国际行为规则的国际法，而且各国为了使国际法更好的在国内有效的加以适用，不是采用“转化”的方式使国际法变成国内法的具体规则，就是采用“并入”的方式直接在宪法里承认国际法的效力。我国的做法就是“转化”法和“并入”法兼用。我国的宪法虽然没有就国际法在国内的适用和地位做出一般性的规定，但在若干部门法中已为此设有专门条款。如《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中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我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为了履行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还制定了一些专门条例，以便将国际法“转化”为国内法。我国为履行有关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的两个维也纳公约而制订的《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⑤显然，我国是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的。WTO作为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其制定的规则也是我国所尊重和执行的。实际上，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采取相应的立法措施与建立和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法制目标是相一致的。只是加入WTO对我国现行法律的修订、补充提出了更快更全面的要求。

中国在改革不断深化之际，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长期实践中，已深刻的认识到了反倾销法的必要性：1、自从1948年总协定文本的生效以来，反倾销措施已被现行国际贸易制度确认为一种合理合法的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手段。2、反倾销法作为维护国际贸易秩序，保护国内产业的一种合法手段，与其他同样被认可的反补贴法、反托拉斯法、保障条款等相比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3、反倾销法的实施可以有效的防止和消除倾销造成的侵害。它使进口商品在没有倾销性影响的前提下，进入中国市场。使进口商品真正体现市场价格，参与市场的公平和正当的竞争。4、在反倾销生效期间，进一步提高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实力。客观上，国外进口商品因其被征有反倾销税，而不得不提高产品价格。这对倍受损害的中国国内产业来说，给了它们一个喘息和调整的时机。⑥

三、完善我国反倾销法的建议

《反倾销条例》的出台，是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加入WTO后对我国法律逐步进行修改的一个方面，是我国立法技术不断提高的一个证明。应当说，反倾销法的制定非常有意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囿于我们反倾销的实践不多，还有其他诸多的现实问题，新颁布的反倾销法仍有很多的不足。可以想象，随着我国进入WTO，外国的企业与我国各个领域的企业面对面交锋的机会不断增加，我们的反倾销法在发挥其作用的同时也会日益暴露它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应当积极着手反倾销法的修改工作。在修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考虑以下几方面：

1、提高反倾销法律的“档次”。如前所述，我国《反倾销条例》为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这种行政法规效力毕竟不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颁布的法律。鉴此，结合我国几起反倾销调查案件的实践，在现行《条例》的基础上，加快研究和制定一部经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反倾销法律，对于促进我国反倾销法的不断完善和趋势稳定，并与国际接轨都十分重要。

2、配套法规的完善。我国除了出台专门的反倾销条例，还应该考虑到法规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的关系。我国对《价格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外贸易法》和《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等法条也要做相应的修改。譬如，在《关于处罚低价出口行为的暂行规定》中就要充分补充对低价倾销产品的企业的法律责任和制裁措施。对出口企业相互倾轧，低价竞争的做法给予严厉制裁，以维护出口秩序，打击倾销行为。而在完善《价格法》时，就要调整关于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在全国或一省制定统一的价格调节基金制度的规定，使其逐步走向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⑦

3、因果关系及附加条件。GATT《1994年反倾销协议》对与倾销与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采取了列举式和排除式相结合的做法，即应当审查提交给当局的所有相关证据，并排除倾销产品外的、同时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其他因素，如非倾销价格出口的进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国内需求的减少或消费模式的变化等。这些都是值得在修改我国反倾销法中予以借鉴的。而对于附加条件，笔者则认为，必要的附加条件，诸如对国家总体利益的考虑，国内消费者可能因该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而增加的负担与国内产业所受损害的程度相比较等等，有益于：（1）增加有关调查当局实际操作中的灵活性；（2）避免因片面保护某一产业部门而招致国家总体利益、对外贸易大局以及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巨大损失；（3）有利于我国加强对外贸易经济谈判，因为征收反倾销税并非唯一的、最优先的抵制倾销的方法。当然，对“附加条件”必须严格加以限制，以防止有关调查部门的主观随意，增强反倾销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4、进一步明确和规范反倾销调查程序。（1）明确规定“申请人”、“国务院有关部门”、“利害关系方”等规定；（2）依照《协议》的规定，完善我国反倾销复审与审查制度；（3）在调查程序中，主管当局要向当事人披露重要事实，使当事人有充分的时间发表意见，陈述看法，提供相关的资料以求的最大程度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各国规定，我国亦如此。但我国对何为“重要事实”却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我国反倾销法对此应有具体的操作标准。（4）参照《协议》第10条的规定进一步明确追溯征税的效力、期限、程序及限制等；（5）进一步明确规定反倾销案件在调查过程中的期限，各部门调查和做出初步裁定的期限，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贸部的建议做出是否同意征收（临时）反倾销税的期限，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调查或做出裁定的阶段的规定，中止或终止反倾销调查的效力期限，复审和审查以及多征退税的期限等等。

5、建立与完善我国反倾销诉讼体制。

（1）、合格的诉讼主体。一般而言，原告是指反倾销诉讼中“利害关系方”。虽然我国《反倾销条例》也有“利害关系方”的概念，但是却没有对其做出明确界定。从现行《条例》第19条的规定来看，所谓“利害关系方”似乎仅限于反倾销调查对象——被控告倾销产品的出口商及其进口经营商以及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国内产业，而并不包括其他各方。笔者认为：“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应当包括现行《条例》第11条之反倾销调查案的申请人所包含的“有关组织”，因为从利害关系角度考察，一个反倾销案件不仅事关该产品的出口商、进口商与国内同类产品产业的利益，而且也同我国各产业部门公会、工会以及消费者密切相关。而在当前我国国内产业与企业法律意识不强，市场本身尚缺规范的情形下，尽可能地拓宽“利害关系方”的范围则更加有利于尊重和维护各方利益，保护我国市场。同时，鉴于我国的行业组织的发展还不具备一定规模，为了更好的保护我国经济，我们还可以规定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有权提起反倾销诉讼。

（2）、管辖法院。参照我国《行政诉讼法》第14条、17条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受理反倾销调查案件之诉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机构所在的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样，有权对反倾销调查案进行二审的就理所当然地是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了。我国《反倾销条例》对反倾销调查案的管辖法院没有规定成为一大缺憾，按《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这种管辖也令人质疑。由于反倾销调查是技术性强、专业化要求高、程序复杂的工作，对其进行司法审查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普通法院处理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乃至能力上的困难；况且，地方中级人民法院和中央部委地位上、权威上的实际反差在当前的司法体制下，也难免影响国内外当事人对反倾销司法审查的独立性，公正性和准确性的信心；再者，所有对国务院部门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都由北京的某一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那么，这两级法院将会面临着越来越沉重的负担，也难免会影响到司法效率。鉴此，有必要在反倾销立法中建立我国反倾销诉讼制度，包括管辖法院。参照各国经验暨我国实践，比较理想的法院管辖模式为：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该院受理反倾销调查案的初审；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国际贸易庭）负?鸲蠹粗丈蟆U庋柚玫挠诺阍谟诩凶ㄒ捣ü偕罄砑际跣郧俊⒂跋煨越洗蟮姆辞阆福ㄊ导噬希拭骋追ㄍゲ唤錾罄矸辞阆鞑榘福箍梢陨罄砩嫱饷骋椎钠渌讣犹逑中视牍?BR>（3）、法院的受案范围。参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有关立法实践和我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的具体规定，笔者以为我国的反倾销诉讼的受案范围可以是以下几项：反倾销调查申请做出的不立案调查决定；对倾销和反倾销幅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损害和损害程度做出的最终的决定；对是否征收反倾销税做出的最后裁定等等有关的具体行政行为。⑧同时，我国也应该参考欧洲国家的做法，不允许对我国的法律规定提起诉讼，这是对我国法律尊严和国家主权的维护。

四、基本认识

反倾销具有两面性，它既有制止倾销达到公平贸易的目的，但它又有可能因被滥用而成为另一种非关税壁垒。因此，我国应在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法律框架内构筑反倾销机制：一方面，利用贸易组织法应对外国对我国出口产品的反倾销，努力消除外国对我国的歧视性待遇，以促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另一方面，我国应该修改、完善我国的反倾销法，并据此对外国产品在中国的倾销采取措施，以保护我国的民族产业。而综上所述，我们必须依据WTO的有关规定修改和完善我国反倾销立法。首先，符合WTO反倾销规则的反倾销法是我国善意履行国际条约、承担国际义务的体现，可以避免因为国内立法与WTO规则不符引发的贸易争端——协商、调解、仲裁、专家小组直至报复和制裁。其次，科学、完善和高度透明的反倾销立法、司法体制有利于树立和维护我国反倾销法律与实践的公正和权威性。其三，明确详尽、易于操作的反倾销法可以促进我国反倾销实践的规范化，以适应可能日益增多的反倾销案件。其四，修改和完善反倾销立法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反倾销法的宗旨，有效地保护国内市场，维护正常的竞争秩序。最后，它还可以为我国产品打入和扩大国际市场争取更为公平有利的环境，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注释：

①徐为人，黄勇，《谁是反倾销的真正赢家》，《国际商务研究》，2002年3月。

②林洪，《论世界贸易组织反倾销协议》，《国际商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666页。

③刘静，《欧盟反倾销法及我国的应对策略》，《法律适用》，2001年8月，总185期。

④郭寿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我国立法的有关解释》，《法学家》，2001年第2期。

⑤梁西主编，《国际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修订版，第23页。

⑥李圣敬，《反倾销法律与诉讼》，法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9页。

反倾销法范文篇10

1.1倾销与反倾销的含义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4》第六条第一款将倾销定义为：“用倾销的手段将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办法进入另一国市场，如因此对某一缔约国领土内已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重大的损害或产生重大威胁，或对某一国内工业的新建产生严重阻碍，这种倾销应当受到谴责。”WTO在继承GATT的基础上，规定“如一产品自一国出口至另一国的出口价格低于在正常贸易中出口国供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进入另一国的商业，则该产品被视为倾销。”

然而，反倾销作为倾销的对立面，自然是对其的一种否定和打击。它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对倾销这一国际贸易行为的否定和反对；二是对倾销行为的打击和抵抗，并由国家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为这种意愿提供合法依据，即是反倾销立法。

1.2倾销与反倾销产生的经济背景

仅仅按照销售商以低于同类商品正常价格这一标准来看待倾销，倾销首先作为一种国内销售行为并由来已久，之后逐渐发展成为国际贸易行为。早在16或17世纪时，英国就已经采用这种方式击垮了外国同类产业的竞争对手，从而达到了占领国际市场并最终赚取巨额垄断李瑞的目的。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倾销一词开始在国际贸易中被广泛使用。然而，随着工业的不断发展，德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强国都在对外贸易中采取了倾销的手段来获取暴利。可见，倾销是随着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经济迅速对外扩张并急切渴望巨额资本利得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种国际贸易工具。

但是，反倾销并不是随着倾销的出现而出现。直到一战前，世界上还鲜有国家提起反倾销，当然这与当时的法制背景和贸易观念有很大关系，但是更重要的联系是国家经济利益。一战后，英国等一直强调自由贸易的国家也纷纷表示反倾销，其经济学原因，在于战后各国为经济发展，保护本国工业的重建以及本国市场不受冲击而迅速利用其反倾销这一贸易武器。直到今天，反倾销也始终是各国保护贸易的重要工具。

1.3反倾销立法的法律背景

加拿大1904年立法的标准比较宽泛：只要认定外国商品在加拿大市场上做差价销售，就构成倾销，并可征收特别关税，不需证明对本国同业有损害。这将反倾销最为贸易保护工具的特性表露的十分明确，且容易造成判定倾销时极大的不公平性。

英国的立法则将行政、立法、司法三项职能全部包括在内，程序纷繁复杂：在有关反倾销程序启动前，必须由某个与外国倾销商品相似产品的生产商提出起诉，裁定程序具有专业化倾向，并引进了司法审查制度。这些规定明显比加拿大的立法有所进步。

WTO的《反倾销协议》则提出许多原则：微量不计原则、落日条款、公共利益原则等，并设立了相应的争端解决机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法律拘束力。

2反倾销背后的理论依据

2.1反倾销支持论

（1）1947年至1995年，关税总协定（GATT）主持了8轮关税减让谈判，使主要工业国家的平均关税从50%逐步削减到4%左右。对于世界各国而言，通过关税来保护国内产业不受国外倾销手段冲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而许多非关税壁垒，如限额制度、许可证制度等都已经被国际公认不合理甚至不合法。此时，“反倾销”这一含义便成为最有力最有效的工具，可以使进口国保护本国工业，继而保护国内市场安全。这是从安全角度对反倾销的支持。

（2）从贸易保护的角度，即通过反倾销抵制国外产品过多进入国内市场，其抵制的不一定是真正倾销的商品，也有可能是用反倾销的手段对绝大多数国外产品进行排斥，往往是国内保守派势力的理论。他们通常相信消费者会把原先对本国产品的购买需求转向倾销进口产品，造成进口国相关企业市场缩小甚至完全丧失，企业利润下降，开工率降低，社会失业率上升。从这个角度讲，贸易保护对国内市场有利。

2.2反倾销反对论

（1）比较优势理论对部分反倾销进行否定。大卫李嘉图和约翰穆勒等国际经济学家提出各国根据其各自资源和技术等对各种产品的生产成本不同，故产品价值便不同，一国利用自己比较优势高生产的产品卖到比较优势低的外国市场上，虽然低于销售国同类产品价格，但不应该被判定为倾销，因为这与全球资源配置紧密相关，并非人为地恶意地造成的损害。这种理论对倾销的判定标准定得比较严格。

（2）自由贸易论观点持有者认为国际贸易的最好状态便是实现市场自由化，反倾销必然体现了各国的贸易保护思想，不利于开放市场和增强市场流通性，反而限制了商品、技术、服务的流动和发展，从而影响了世界贸易乃至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这种观点不仅站在各国利益的立场上，更大程度上是站在全球利益的立场上。

3反倾销的公平性探求

3.1从立法背景看其公平性

从反倾销的立法史可以看到，一战后各国进入制定反倾销法的高峰。其原因前文中已经简略分析。可见，国家贸易保护的动力推动了全世界的立法脚步。从国家贸易的角度来看，通过反倾销的手段防止国外销售产品冲击国内市场，保障国内市场在有序、稳健的环境下重建，这自然是体现了反倾销的公平价值的。因为其可以以其工具价值进而实现整个国家贸易市场的健康和安全。但同时，从国外生产商、销售商的角度来看，过度严格苛刻、甚至毫不留情面的反倾销法对其经销的商品无疑是巨大的打击。既是产品的价格低廉并非人为恶意而是因为比较优势造成的，其所受的质疑背后是巨大的国家利益。因此，动辄以反倾销法示国外生产商、销售商，对其来说又充满了极大的不公平。对于国内消费者，则无法通过低价购买到廉价的物品，使其购买力水平大大下降，人民生活水平也难以提高。可以说，反倾销法是一把双刃剑，既带来国内市场的快速重建和国内贸易的繁荣，又带来了对国外生产商、销售商的伤害和国民的利益牺牲。所以，其公平性必然一分为二。

3.2从当今国际贸易现状看其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