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税范文10篇

反倾销税范文篇1

关键词：反倾销反倾销税福利

一、反倾销税的福利经济理论分析

根据经典博弈理论，我们假设对外贸易活动是一个一次性博弈，有A，B两个理性国家，每个国家都独立自主的制定贸易政策，每个国家的纯战略有：自由贸易，限制贸易。实际上A、B两国都选择“自由贸易”对博弈双方来说是最佳结果。但经过分析：对于A国，当B选择自由贸易时，A的占优战略是限制贸易；当B选择限制贸易时，A的占优战略是限制贸易，从而A的占优策略是限制贸易。同理，B的占优战略也是限制贸易。于是我们得到该博弈的占优策略均衡为（限制贸易，限制贸易），是一个负和博弈，双方两败俱伤，形成了“囚徒的困境”。这和目前世界上贸易战不断的情形是相吻合的。作为理性的国家来说，都有动机和对方谈判，从而达成一个协议——合作博弈，来改变“囚徒的困境”。

当进口国政府对出口国企业征收反倾销税，使得在进口国市场商品价格上升，使消费者要花更高的价格才可获得商品，减少本国的消费者剩余，但将增加本国的税收和本国企业的生产者剩余。进口国政府通常根据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税收三者权重最大化的原则决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

二、反倾销税的征收对进口国福利影响的实证分析

1.反倾销税对进口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进口国消费者是倾销的直接受益者，自然也是反倾销的直接受害者。若把消费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对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无疑减少了消费者剩余，降低了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当倾销和其后的反倾销发生时，进口国消费者与被倾销企业之间的矛盾开始出现。生产企业希望通过反倾销来维持一个较高的市场价格，而消费者当认识到存在国外竞争企业倾销压价的机会时，则希望争取这一机会，以扩大自身的福利。反倾销税使国内商品价格得到了提高或维持，生产企业得到了保护，但却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一国政府多数时期注重的是生产者利益而非消费者利益，所以进口国消费者在整个反倾销过程中无疑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消费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福利，必然会选择价格略高于被征收反倾销税方、但要远低于本国同类商品的第三国的进口商品，消费者的这种选择使得政府的产业保护政策失效，国家整体福利进一步下降。

2.反倾销税对进口国生产者的福利影响

价格的提高和国内产出的增加使国内厂商从实施反倾销税中受益。这样进口国生产这种产品的产业受到保护，反倾销税起到保护作用，产业保护效益就是使生产者剩余增加。但征收反倾销税，往往都是以牺牲消费者剩余为代价的。经计算可知征收反倾销税对产业进行保护的结果是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大于生产者剩余的损失，因此，可得出征收反倾销税实施产业保护很难达到正效应或者福利均衡。由于反倾销税作为贸易保护措施的无效性，使得受到保护的企业往往缺少竞争条件下那种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结果是产业发展缓慢，无法在政府保护条件下通过技术创新创造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依靠保护、缺乏核心竞争力，却又可以获得政府保护，使得受保护产业的竞争力进一步下降。最终导致消费者选择境外第三方商品进行替代，这一选择的结果，使政府所有的保护政策失效、国内相关产业彻底失去竞争力。

3.反倾销税对进口国总体福利的影响

对进口国来讲，征收反倾销税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取决于反倾销税对该国的整体福利的影响。如果生产者利益的增进超过消费者福利的损失，则整个国家会获得净福利改善；反之，国家总体福利恶化。对反倾销税总体福利效应的一般均衡分析表明，反倾销税会给进口国造成净福利损失。

反倾销税范文篇2

关键词：反倾销反倾销税福利

一、反倾销税的福利经济理论分析

根据经典博弈理论，我们假设对外贸易活动是一个一次性博弈，有A，B两个理性国家，每个国家都独立自主的制定贸易政策，每个国家的纯战略有：自由贸易，限制贸易。实际上A、B两国都选择“自由贸易”对博弈双方来说是最佳结果。但经过分析：对于A国，当B选择自由贸易时，A的占优战略是限制贸易；当B选择限制贸易时，A的占优战略是限制贸易，从而A的占优策略是限制贸易。同理，B的占优战略也是限制贸易。于是我们得到该博弈的占优策略均衡为（限制贸易，限制贸易），是一个负和博弈，双方两败俱伤，形成了“囚徒的困境”。这和目前世界上贸易战不断的情形是相吻合的。作为理性的国家来说，都有动机和对方谈判，从而达成一个协议——合作博弈，来改变“囚徒的困境”。

当进口国政府对出口国企业征收反倾销税，使得在进口国市场商品价格上升，使消费者要花更高的价格才可获得商品，减少本国的消费者剩余，但将增加本国的税收和本国企业的生产者剩余。进口国政府通常根据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税收三者权重最大化的原则决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

二、反倾销税的征收对进口国福利影响的实证分析

1.反倾销税对进口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进口国消费者是倾销的直接受益者，自然也是反倾销的直接受害者。若把消费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对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无疑减少了消费者剩余，降低了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当倾销和其后的反倾销发生时，进口国消费者与被倾销企业之间的矛盾开始出现。生产企业希望通过反倾销来维持一个较高的市场价格，而消费者当认识到存在国外竞争企业倾销压价的机会时，则希望争取这一机会，以扩大自身的福利。反倾销税使国内商品价格得到了提高或维持，生产企业得到了保护，但却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一国政府多数时期注重的是生产者利益而非消费者利益，所以进口国消费者在整个反倾销过程中无疑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消费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福利，必然会选择价格略高于被征收反倾销税方、但要远低于本国同类商品的第三国的进口商品，消费者的这种选择使得政府的产业保护政策失效，国家整体福利进一步下降。

2.反倾销税对进口国生产者的福利影响

价格的提高和国内产出的增加使国内厂商从实施反倾销税中受益。这样进口国生产这种产品的产业受到保护，反倾销税起到保护作用，产业保护效益就是使生产者剩余增加。但征收反倾销税，往往都是以牺牲消费者剩余为代价的。经计算可知征收反倾销税对产业进行保护的结果是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大于生产者剩余的损失，因此，可得出征收反倾销税实施产业保护很难达到正效应或者福利均衡。由于反倾销税作为贸易保护措施的无效性，使得受到保护的企业往往缺少竞争条件下那种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结果是产业发展缓慢，无法在政府保护条件下通过技术创新创造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依靠保护、缺乏核心竞争力，却又可以获得政府保护，使得受保护产业的竞争力进一步下降。最终导致消费者选择境外第三方商品进行替代，这一选择的结果，使政府所有的保护政策失效、国内相关产业彻底失去竞争力。

3.反倾销税对进口国总体福利的影响

对进口国来讲，征收反倾销税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取决于反倾销税对该国的整体福利的影响。如果生产者利益的增进超过消费者福利的损失，则整个国家会获得净福利改善；反之，国家总体福利恶化。对反倾销税总体福利效应的一般均衡分析表明，反倾销税会给进口国造成净福利损失。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对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政策进行系统研究，运用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测算出1991年美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给本国经济成的损失达到159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0.03%。1993年名义反倾销税与反倾销补贴给美国造成的福利损失在209亿美元，但考虑到许多出口商通过提高出口价格成功地在行政复审中降低了倾销幅度，减少缴纳反倾销税，从而将美国政府的税收收入转化为出口企业的收入，反倾销反补贴每年给美国造成的福利损失在20亿～40亿美元。由于反倾销案例的数量相当于反补贴案件的两倍，上述福利损失主要来源于反倾销税。反倾销通常以损害消费者利益和国家整体福利为代价保护国内进口竞争产业，缺乏经济合理性。

综上所述，进口国政府以保护本国产业为目的而对原产境外的进口商品实施反倾销税并不是最好的反倾销措施，其结果不但使出口国出口能力、贸易积极性下降并最终导致其整体福利损失，而且还使进口国的相关产业不能通过反倾销税的征收获得企业发展核心竞争力所需的资本，使本国消费者不得不高价购买本国企业的产品，导致消费者福利大幅减少，最终使进口国的整体福利受到损失。在不违反公平贸易、以及保护进口国福利的前提下，建议进口国政府使用反倾销补贴来替代反倾销税。反倾销补贴是进口国政府在发现所进口商品存在倾销时，对本国相关生产行业予以的技术研发资金。这样做既可以让本国相关产业获得技术改造的资本，用以生产更先进、更便宜的商品与进口商品竞争；同时还可以让本国消费者有购买进口的低价商品的权利，以保障消费者剩余不减少，并最终使进口国整体福利上升。

参考文献:

反倾销税范文篇3

关键词：反倾销反倾销税福利

一、反倾销税的福利经济理论分析

根据经典博弈理论，我们假设对外贸易活动是一个一次性博弈，有A，B两个理性国家，每个国家都独立自主的制定贸易政策，每个国家的纯战略有：自由贸易，限制贸易。实际上A、B两国都选择“自由贸易”对博弈双方来说是最佳结果。但经过分析：对于A国，当B选择自由贸易时，A的占优战略是限制贸易；当B选择限制贸易时，A的占优战略是限制贸易，从而A的占优策略是限制贸易。同理，B的占优战略也是限制贸易。于是我们得到该博弈的占优策略均衡为（限制贸易，限制贸易），是一个负和博弈，双方两败俱伤，形成了“囚徒的困境”。这和目前世界上贸易战不断的情形是相吻合的。作为理性的国家来说，都有动机和对方谈判，从而达成一个协议——合作博弈，来改变“囚徒的困境”。

当进口国政府对出口国企业征收反倾销税，使得在进口国市场商品价格上升，使消费者要花更高的价格才可获得商品，减少本国的消费者剩余，但将增加本国的税收和本国企业的生产者剩余。进口国政府通常根据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和税收三者权重最大化的原则决定是否征收反倾销税。

二、反倾销税的征收对进口国福利影响的实证分析

1.反倾销税对进口国消费者福利的影响

进口国消费者是倾销的直接受益者，自然也是反倾销的直接受害者。若把消费者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对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无疑减少了消费者剩余，降低了消费者的福利水平。当倾销和其后的反倾销发生时，进口国消费者与被倾销企业之间的矛盾开始出现。生产企业希望通过反倾销来维持一个较高的市场价格，而消费者当认识到存在国外竞争企业倾销压价的机会时，则希望争取这一机会，以扩大自身的福利。反倾销税使国内商品价格得到了提高或维持，生产企业得到了保护，但却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一国政府多数时期注重的是生产者利益而非消费者利益，所以进口国消费者在整个反倾销过程中无疑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消费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福利，必然会选择价格略高于被征收反倾销税方、但要远低于本国同类商品的第三国的进口商品，消费者的这种选择使得政府的产业保护政策失效，国家整体福利进一步下降。

2.反倾销税对进口国生产者的福利影响

价格的提高和国内产出的增加使国内厂商从实施反倾销税中受益。这样进口国生产这种产品的产业受到保护，反倾销税起到保护作用，产业保护效益就是使生产者剩余增加。但征收反倾销税，往往都是以牺牲消费者剩余为代价的。经计算可知征收反倾销税对产业进行保护的结果是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大于生产者剩余的损失，因此，可得出征收反倾销税实施产业保护很难达到正效应或者福利均衡。由于反倾销税作为贸易保护措施的无效性，使得受到保护的企业往往缺少竞争条件下那种技术创新的内在动力，结果是产业发展缓慢，无法在政府保护条件下通过技术创新创造属于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依靠保护、缺乏核心竞争力，却又可以获得政府保护，使得受保护产业的竞争力进一步下降。最终导致消费者选择境外第三方商品进行替代，这一选择的结果，使政府所有的保护政策失效、国内相关产业彻底失去竞争力。

3.反倾销税对进口国总体福利的影响

对进口国来讲，征收反倾销税是否具有经济合理性取决于反倾销税对该国的整体福利的影响。如果生产者利益的增进超过消费者福利的损失，则整个国家会获得净福利改善；反之，国家总体福利恶化。对反倾销税总体福利效应的一般均衡分析表明，反倾销税会给进口国造成净福利损失。

反倾销税范文篇4

关键词：反倾销税有效性合理性

一、反倾销税及其一般效应

1.反倾销税。倾销（dumping）是指，一国出口商以低于其在正常贸易中供国内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normalvalue)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的行为。反倾销(Anti-dumping)是指进口国有关行政当局或职能部门（如海关）根据本国反倾销法或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就本国厂商对外国倾销提出的起诉进行调查和裁决，如果认定倾销存在并因此对本国相关产业造成损害，就会做出肯定裁决，对倾销商品征收除正常关税之外的、相当于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之差额的附加税，即反倾销税(AntidumpingDuties)。反倾销税的征收必须同时符合三项基本条件:

（1）倾销存在，即产品出口价格低于其正常价格（国内销售价格或对第三国出口价格或其生产成本）；

（2）损害存在，即进口国竞争产业受到严重损害或损害威胁，或者一项新产业的建立受到严重阻碍；

（3）损害与倾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进口竞争产业所受的损害是由倾销造成的。

2.反倾销税的一般效应。如果进口国当局对出口国垄断企业的长期性倾销征收反倾销税，进口国进口品价格会提高，对进口品的需求和实际进口数量下降，在某些情况下从反倾销调查国的进口会完全停止，国内进口竞争厂商的产量和收益增加。同时，国家关税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减少。但只要生产者增加的福利和国家关税收入大于消费者减少的福利，征收反倾销税的综合效应就被证明是有效的。

二、反倾销税有效性的限度

本文要说明的是，在下列情况下，征收反倾销税将不能达到以上效果。

1.进口国为贸易小国，贸易条件恶化。征收反倾销税后，出口价格不变，进口商缴纳反倾销税,进口国国内售价提高，反倾销税提高的产品价格转嫁给国内消费者。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大于生产者剩余的增加和政府的关税收入，进口国遭受净福利损失。

2.贸易转移效应(TradeDiversion)。如果进口国从多个国家进口同种产品，但只对部分进口来源征收反倾销税，那么在减少来自指定国家进口的同时，却增加了未诉国家的出口，这就是反倾销的贸易转移效应。贸易转移效应部分甚至全部抵消了进口国生产部门期望从反倾销中获得的预期收益，降低了反倾销的产业保护效果。Prusa(1997)利用美国1980年～1988年所有得出肯定性仲裁结论的倾销产品的贸易数据，判断贸易转移效应是否存在于各个行业。他发现在所有的反倾销案件中(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从未指定国家的进口在案件发生1年后增加约20%，在案件发生5年后增加40%以上。在反倾销税率很高的案件中，贸易转移效应较突出，在反倾销税率较低和被拒绝的案件中，贸易转移效应也很显著。

3.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替代效应(TariffDumpingFDI)。当一国出口企业遭遇外国反倾销时，该企业可能绕过反倾销税的壁垒进行的直接投资，这就是反倾销的直接投资效应。直接投资效应使原进口国国内同业竞争加剧，国内企业境况可能恶化。Barrell与Pain(1999)检验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美国和欧盟反倾销的反应。这些研究均显示反倾销具有显著的直接投资效应。

4.投入品价格的“连锁反应”(RippleEffect)。进口国对中间投入品征收反倾销税，将提高产业链下游产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下游产业的国内与国际竞争力，中间产品成本上升像水波一样会引致相关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的价格上涨。由于反倾销集中在初级投入品上，反倾销的“连锁反应”非常广泛。

5.出口国的报复。如果一国征收反倾销不是为了谋求公平竞争，而是作为一种替代关税的保护措施时，这种行动容易引起出口国的反倾销报复。结果，两败俱伤，陷入负数和博弈的困境，贸易自由化受阻。三、反倾销税合理性的限度

作者认为，反倾销税的合理性应由下面的一些标准来判断：进口国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世界福利的增加；消费者福利不受损害；“正常价格”得到准确的界定；规模经济效应和由不确定性引起的低成本优势不受倾销定义约束；在价格歧视和企业竞争策略之间有明晰的界限；征收反倾销税与政治目的无关等等。

根据这些判断标准，征收反倾销税常常是不合理的。

第一，进口国征收反倾销税使国内价格上涨，国内生产者增加的产量实际上体现了低效率扩张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从世界福利增加的角度看，反倾销税使整个世界遭受净损失。

第二，人们常常从所谓综合福利最大化，即生产者剩余增加和政府关税增加之和大于消费者剩余减少来判定反倾销的合理性。如果从个体利益最大化出发，这是不合理的。虽从整体上看有净收益，但它是以消费者福利减少为代价的。美国前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布朗·史戴尔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对1990年挪威鲑鱼案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美国对来自挪威的新鲜鲑鱼征收了323.8%的反倾销税，征税后国内生产每年增加约70万～100万美元，生产者利润增加70万～80万美元，关税收入增加1010万～1080万美元，消费者每年净损失达1810万～1850万美元，几相加除，美国社会净福利每年下降690万～720万美元，每个生产者增加1美元，消费者将损失23.1美元～27美元。

第三，反倾销所依据的所谓“正常价格”实际上是难以准确界定的。用生产成本来界定倾销是片面的，因为它未包括运输、保险、税收等的成本。另外，即使“正常价格”包含了上述三种成本，但当国内生产违背“社会福利标准”从而生产成本下降时，它算不算是“福利倾销”呢？我认为应该是。所以也不能完全用一般意义上的国内生产成本作为征收反倾销税的理由。

第四，规模经济使出口国生产企业以低于平均成本的价格出口，这合乎利润最大化原则，是一种竞争手段，不应该视为倾销。当生产规模一定时，由于出口价格的不确定性，比如由于需求、汇率的变动引起价格下降，而企业的固定生产成本已经投入，于是企业就不得不以低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对外出口，这也不能作为反倾销的理由。

第五，有时候在价格歧视和企业竞争策略之间没有明晰的界限。企业无权进行价格歧视，但企业有权采取一定的竞争策略。在国内市场饱和情况下，为了实现利润或减少损失，企业有必要在国际市场以低于国内市场价格销售商品；有时为了长期生存的需要，企业也会通过低价取得市场份额。

第六，征收反倾销税往往被政客当作争取选票的工具。反倾销措施主要适用于制成品领域，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纺织、服装、钢铁、自动化行业。反倾销措施大多用于这些领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些领域工人人数多，政客们通过反倾销保护这些产业，可从中获取更多的支持。

反倾销税范文篇5

随着中国加入WTO后，中国出口的商品遭到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及其被征收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的案件比例大幅度上升，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遭受反倾销立案调查数量最多的国家，从1979年中国首次遭到反倾销以来到2003年3月，中国被立案调查512起，其中发达国家对中国立案316起，发展中国家立案196起，在上述案件中，终裁裁定实施反倾销并征收反倾销税的333起，占案件总数的65%.同样，由于中国被许多发达国家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的很多出口产品企业被外国视为中国政府在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给予了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支持，进而认定这些企业受到政府补贴，并对这些企业的出口产品实施反补贴调查和征收反贴税，这样严重阻碍了中国产品的出口、阻碍国家之间贸易往来。对此，我们有必要正确认识有关倾销与补贴行为，并采用合理行为进行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对构成倾销和补贴行为的产品，征收合理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在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世界贸易组织（WTO）及其成员国（包括中国在内）等国家关于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规定。

一、WTO及其成员国关于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有关规定

首先，WTO成员在征收反倾销税的实践中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美国采取的“追溯征税”做法，即如果最终裁定倾销幅度为28%进口商通关时只需缴纳28%的保证金，但实际要缴纳多少，要待一年后商务部作出复审时再定。为防止最终确定实际交税的时间拖得过长，《反倾销协议》规定，在提出要作出反倾销税最终估算的数额之后，通常在12个月内最长不超过18个月作出决定，而且如果追溯征税的税额超过了最终决定的倾销幅度，则自作出对反倾销税的最终决定之日起的90天内返还进口其超征的部分。

另一种是欧盟采取的“超前征税”做法，如果欧盟最终裁定对某公司产品征收28%的反倾销税，则自该决定之日起一年内，对该产品一律征收28%的反倾销税，而不管该产品的出口价格实际上是否提高或降低。这种超前征收的税额超过该进口产品的实际倾销幅度应在当事方提供了有力证据，并提出退款要求后的12个月内作出决定，最长不得超过18个月，而且被批准退款应在90天内完成。反倾销税不得超过倾销幅度，一旦征收的反倾销税超过了倾销幅度就产生了一个退款问题，《反倾销协议》对退款期限作了明确的规定，对于保障进口商的合法利益，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关于反补贴税，根据GATT第6条3款规定，反补贴税应当理解为抵消在商品的制造、生产或出口环节上所直接或间接给予的任何奖励或补贴而征收的一种特别关税。可见，反补贴税并不具有惩罚性，征收反补贴税的目的仅在于抵消补贴。另外，GATT第6条与第16条规定，如果某一缔约国进口另一缔约国的产品，直接或间接地得到了出口国的奖励或津贴，并对进口国某项已建立的工业造成实质性的损害或损害威胁，或者实质阻碍进口国某一工业的建立，则进口该产品的缔约国，可对其征收反补贴税。

可见，征收反补贴税的条件与征收反倾销税的条件基本相同，必须具备如下三个条件：（1）须有补贴的事实，即出口成员国对进口产品直接或间接地给予补贴的事实；（2）须有损害的结果，即对进口国国内相关产业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或严重阻碍进口国某相关产业的建立；（3）须有因果关系，即补贴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存在，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成员国才能实施征收反补贴税措施。

另外，WTO《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关于反补贴税的征收作了相应规定，如为完成磋商而作出合理努力后，成员就补贴的存在和金额作出最终裁定，并裁定通过补贴的影响、补贴进口产品正在造成损害，则该成员可依照本案的规定征收反补贴税，除非此项或此类补贴被撤销：如对任何产品征收反补贴税，则应对已被认定接受补贴和造成损害的所有来源的此种进口产品根据每一条件的情况在非歧视基础上收取适当金额的反补贴税，来自己放弃任何所涉补贴或根据本协定的条款提出的承诺已被接受的来源的进口产品除外，任何出口产品被征收最终反补贴税的出口商，如因拒绝合作以外的原因实际上未接受调查，则有资格接受加速审查，以便调查主管机关迅速为其确定单独的反补贴税率，但对任何进口产品征收的反补贴税不得超过认定存在的补贴的金额，该金额以补贴出口产品的单位补贴计算。

二、我国关于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规定

首先，根据《对外贸易法》，1997年3月2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01年11月26日，中国又修改并颁布了《反倾销条例》，并于2002年1月1日起实施，在两个条例的基础上，调查主管机关又先后制订了一系列部门规章，虽然我国有关反倾销法律体系出台较晚，但其基本原则与WTO的相关规则相一致。特别是在征收反倾销税方面，作为反倾销措施之一，在临时反倾销措施以后，反倾销调查将继续在规定的时限内调查主管机关完成全部的调查，并对倾销、损害和因果关系的认定有了充分的证据，支持和结论，将对有关进口产品，征收反倾销税。

第一，关于反倾销税的确定。反倾销税是在终裁时在确定进口产品存在倾销，损害和因果关系的基础上征收的，其征税的幅度不高于确定的倾销幅度，调查主管机关根据最后调查的结论，向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提出征税建议，由国务院税则委做出决定。调查主管机关在征收反倾税的决定做出后，对外予以公告，由海关具体执行。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征收反倾销税，由商务部提出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向商务部予以公告，海关自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执行。

第二，关于反倾销税的实施及税率的确定，反倾销税适用于终裁公告之日后的进口被调查产品，中国进口商或用户在终裁公布之日后继续进口被调查产品的，须向中国海关交纳反倾销税。反倾销税的税率是根据对不同的应诉公司所确定的不同倾销幅度而定的，实行分别税率，但特殊的市场情况下也可以采取统一税率。对于未应诉公司或不合作公司，可以实行单一的针对进口来源地的税率。反倾销税的纳税义务人为倾销进口产品的进口经营者。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做出了相应的规定。

其次，根据《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国务院于1997年3月颁布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的条例仅仅在第五章中对反补贴问题作出了原则性的特别规定。而且这种将反倾销条例与反补贴条例合并规定于一部法律之中的做法也不符合国际上对此两个法律单独立法的惯常做法。为进一步适应中国加入WTO的需要，根据《反补贴协议》的规定，国务院又分别公布了《反倾销条例》与《反补贴条例》，该两个条例于2002年1月1日起实施。这一单独的《反补贴条例》的公布与实施对我国加入WTO之后的反补贴工作的开展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对反补贴税征收做出明确规定，对外国企业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增加了透明度。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

条例》对反补贴税征收做出了相应规定：在为完成磋商的努力没有取得效果的情况下，经裁决确定补贴成立，并由此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可以征收反补贴税。征收反补贴税应当符合公共利益；征收反补贴税由商务部提出建议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商务部的建议作出决定，由商务部予以公告，海关自公告规定实施之日起执行；反补贴税的纳税人为补贴进口产品的进口经营者，反补贴税税额不等超过终裁决定确定的补贴金额；反补贴税应当根据不同出口经营者的补贴金额分别确定。对实际上未被调查的出口经营者的补贴进口产品，需要征收反补贴税的，应当迅速审查，按照合理的方式确定对其适用的反补贴税。

三、关于追溯征收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有关规定

首先，反倾销税一般不能追溯征收的原则，是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则在反倾销税问题上的体现。如果没有采取临时措施，而最终经调查结果是肯定性的，反倾销税可以追溯征收到可以适用临时措施时。为了防止在调查期间，出口商抢在进口方当局采取措施之前，大量出口倾销产品，从中获利并损害进口方境内相关产业，协议规定了征收反倾销税的溯及力。如果同时存在以下两种紧急情况，进口方可以对那些在临时措施适用之前90天内进入消费领域的产品，追溯征收最终反倾销税：（1）存在倾销造成损害事实，或进口商已知道或应知道出口商在实施倾销；（2）损害是由于在相当短的时间内进入大量倾销产品造成的。

其次，如上所述，反补贴税一般不能追溯征收的原则，但如果没有采取临时措施，而最终经调查结果是肯定性的，反补贴税可以追溯征收到可以适用临时措施时征收反倾销税的溯及力，如WTO《补贴与以补贴措施协定》第20.2规定：作出损害的最终裁定（而不是损害威胁或实质阻碍一产业建立的最终裁定），或在虽已作出损害威胁的最终裁定，但无临时措施，将会导致对补贴进口产品的影响作出损害裁定的情况下，则反补贴税可对已经实施措施（若有的话）的期间追溯征收。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四十四条也规定：终裁决定确定存在实质损害，并在此前已经采取临时反补贴措施的，反补贴税可以对已经实施临时反补贴措施的期间追溯征收，终裁决定确定存在实质损害威胁，在先前不采取临时反补贴措施将会导致后来作出实质损害裁定的情况下已经采取临时反补贴措施的，反补贴税可以对已经实施临时反补贴措施的期间追溯征收。

「参考资料」

[1]王传丽主编：《国际贸易法》（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2月修订版

[2]王传丽主编：《国际经济法》（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修订版

[3]尚明编著：《反倾销——WTO规则及中外法律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4年5月第2版

反倾销税范文篇6

1.反倾销税。倾销（dumping）是指，一国出口商以低于其在正常贸易中供国内消费的同类产品的可比价格，即以低于正常价值(normalvalue)的价格进入另一国市场的行为。反倾销(Anti-dumping)是指进口国有关行政当局或职能部门（如海关）根据本国反倾销法或世贸组织《反倾销协议》就本国厂商对外国倾销提出的起诉进行调查和裁决，如果认定倾销存在并因此对本国相关产业造成损害，就会做出肯定裁决，对倾销商品征收除正常关税之外的、相当于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之差额的附加税，即反倾销税(AntidumpingDuties)。反倾销税的征收必须同时符合三项基本条件:

（1）倾销存在，即产品出口价格低于其正常价格（国内销售价格或对第三国出口价格或其生产成本）；

（2）损害存在，即进口国竞争产业受到严重损害或损害威胁，或者一项新产业的建立受到严重阻碍；

（3）损害与倾销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即进口竞争产业所受的损害是由倾销造成的。

2.反倾销税的一般效应。如果进口国当局对出口国垄断企业的长期性倾销征收反倾销税，进口国进口品价格会提高，对进口品的需求和实际进口数量下降，在某些情况下从反倾销调查国的进口会完全停止，国内进口竞争厂商的产量和收益增加。同时，国家关税增加，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减少。但只要生产者增加的福利和国家关税收入大于消费者减少的福利，征收反倾销税的综合效应就被证明是有效的。

二、反倾销税有效性的限度

本文要说明的是，在下列情况下，征收反倾销税将不能达到以上效果。

1.进口国为贸易小国，贸易条件恶化。征收反倾销税后，出口价格不变，进口商缴纳反倾销税,进口国国内售价提高，反倾销税提高的产品价格转嫁给国内消费者。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大于生产者剩余的增加和政府的关税收入，进口国遭受净福利损失。

2.贸易转移效应(TradeDiversion)。如果进口国从多个国家进口同种产品，但只对部分进口来源征收反倾销税，那么在减少来自指定国家进口的同时，却增加了未诉国家的出口，这就是反倾销的贸易转移效应。贸易转移效应部分甚至全部抵消了进口国生产部门期望从反倾销中获得的预期收益，降低了反倾销的产业保护效果。Prusa(1997)利用美国1980年～1988年所有得出肯定性仲裁结论的倾销产品的贸易数据，判断贸易转移效应是否存在于各个行业。他发现在所有的反倾销案件中(不管最终结果如何)，从未指定国家的进口在案件发生1年后增加约20%，在案件发生5年后增加40%以上。在反倾销税率很高的案件中，贸易转移效应较突出，在反倾销税率较低和被拒绝的案件中，贸易转移效应也很显著。

3.直接投资对出口的替代效应(TariffDumpingFDI)。当一国出口企业遭遇外国反倾销时，该企业可能绕过反倾销税的壁垒进行的直接投资，这就是反倾销的直接投资效应。直接投资效应使原进口国国内同业竞争加剧，国内企业境况可能恶化。Barrell与Pain(1999)检验了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美国和欧盟反倾销的反应。这些研究均显示反倾销具有显著的直接投资效应。

4.投入品价格的“连锁反应”(RippleEffect)。进口国对中间投入品征收反倾销税，将提高产业链下游产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下游产业的国内与国际竞争力，中间产品成本上升像水波一样会引致相关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的价格上涨。由于反倾销集中在初级投入品上，反倾销的“连锁反应”非常广泛。

5.出口国的报复。如果一国征收反倾销不是为了谋求公平竞争，而是作为一种替代关税的保护措施时，这种行动容易引起出口国的反倾销报复。结果，两败俱伤，陷入负数和博弈的困境，贸易自由化受阻。三、反倾销税合理性的限度

作者认为，反倾销税的合理性应由下面的一些标准来判断：进口国资源的有效配置和世界福利的增加；消费者福利不受损害；“正常价格”得到准确的界定；规模经济效应和由不确定性引起的低成本优势不受倾销定义约束；在价格歧视和企业竞争策略之间有明晰的界限；征收反倾销税与政治目的无关等等。

根据这些判断标准，征收反倾销税常常是不合理的。

第一，进口国征收反倾销税使国内价格上涨，国内生产者增加的产量实际上体现了低效率扩张导致的资源配置效率损失。从世界福利增加的角度看，反倾销税使整个世界遭受净损失。

第二，人们常常从所谓综合福利最大化，即生产者剩余增加和政府关税增加之和大于消费者剩余减少来判定反倾销的合理性。如果从个体利益最大化出发，这是不合理的。虽从整体上看有净收益，但它是以消费者福利减少为代价的。美国前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布朗·史戴尔用成本收益分析法对1990年挪威鲑鱼案进行了分析，他指出，美国对来自挪威的新鲜鲑鱼征收了323.8%的反倾销税，征税后国内生产每年增加约70万～100万美元，生产者利润增加70万～80万美元，关税收入增加1010万～1080万美元，消费者每年净损失达1810万～1850万美元，几相加除，美国社会净福利每年下降690万～720万美元，每个生产者增加1美元，消费者将损失23.1美元～27美元。

第三，反倾销所依据的所谓“正常价格”实际上是难以准确界定的。用生产成本来界定倾销是片面的，因为它未包括运输、保险、税收等的成本。另外，即使“正常价格”包含了上述三种成本，但当国内生产违背“社会福利标准”从而生产成本下降时，它算不算是“福利倾销”呢？我认为应该是。所以也不能完全用一般意义上的国内生产成本作为征收反倾销税的理由。

第四，规模经济使出口国生产企业以低于平均成本的价格出口，这合乎利润最大化原则，是一种竞争手段，不应该视为倾销。当生产规模一定时，由于出口价格的不确定性，比如由于需求、汇率的变动引起价格下降，而企业的固定生产成本已经投入，于是企业就不得不以低于边际成本的价格对外出口，这也不能作为反倾销的理由。

第五，有时候在价格歧视和企业竞争策略之间没有明晰的界限。企业无权进行价格歧视，但企业有权采取一定的竞争策略。在国内市场饱和情况下，为了实现利润或减少损失，企业有必要在国际市场以低于国内市场价格销售商品；有时为了长期生存的需要，企业也会通过低价取得市场份额。

第六，征收反倾销税往往被政客当作争取选票的工具。反倾销措施主要适用于制成品领域，以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纺织、服装、钢铁、自动化行业。反倾销措施大多用于这些领域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些领域工人人数多，政客们通过反倾销保护这些产业，可从中获取更多的支持。

反倾销税范文篇7

关键词:反倾销公共利益欧盟加拿大

根据GATT/WTO规则,如果倾销产品对进口国国内产业造成损害,进口国可以对进口产品实施反倾销措施。为了平衡进口国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一些WTO成员将公共利益评价引入反倾销程序,其中欧盟和加拿大的做法具有典型意义。本文考察比较欧盟和加拿大反倾销公共利益评价标准及其实施情况,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我国的几点启示。

欧盟反倾销公共利益的评价标准及其应用

欧盟将反倾销中的公共利益称为共同体利益,其反倾销法第二十一条专门对共同体利益做了规定。依据该条规定,共同体利益是否要求实施反倾销措施,要在评价各方整体利益的基础上做出决定,其中包括国内产业、用户和消费者的利益,需特别考虑消除损害性倾销的贸易扭曲效应和恢复有效竞争的需要。根据欧盟反倾销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和欧盟反倾销当局在反倾销实践中对公共利益的解释,公共利益评价主要考虑以下因素:

(一)共同体产业利益

共同体产业是反倾销措施的保护对象,共同体产业的利益在公共利益评价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一旦认定共同体产业遭受到实质性损害,甚至共同体产业的生存受到威胁,通常会做出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例如,在2000年自印度和韩国进口PET薄膜反倾销案中,欧盟当局认为如不对进口实施反倾销措施,欧盟厂商无利可图,可能被迫关闭。反倾销措施将促进共同体产业的发展,被认为符合共同体利益。

(二)用户的利益

产品用户是使用涉案产品的厂商。征收反倾销税后,产品价格上升,用户生产成本提高,对下游加工业产生不利影响。共同体当局通常通过计算有关投入成本在最终产品售价中的比重来评估价格上升对下游加工业的影响,以此与共同体产业的利益相比较,往往得出有利于共同体产业的结论。例如,用户的利益在1992年自我国进口松香反倾销案中被置于共同体产业利益之上。共同体产业的松香生产能力非常有限,而松香作为原料在燃料、造纸、油漆等多个行业使用。咨询委员会认为征收反倾销税对松香用户的负面影响与共同体松香产业获得的利益严重不成比例,决定终止对我国松香的反倾销调查。

(三)消费者利益

反倾销税最终会转化为消费者的负担,增加消费者的支出,同时反倾销会限制从倾销国的进口,减少消费者的选择,对消费者利益产生不利影响。但反倾销当局一直假定消费者的最高利益在于维持共同体产业的生存和保证供给来源的多元化和竞争格局,因此很少会因为消费者利益受损而不征收反倾销税。例如,在1998年自中、日、韩等进口激光阅读系统反倾销案中,反倾销当局认为反倾销税将导致出口商退出共同体市场,消费者的选择将受到严重限制,失去利用技术多元化和技术进步的好处,本案中消费者利益远远超过共同体产业的利益,因此终止了该反倾销案件。

(四)进口商利益

征收反倾销税会提高涉案产品的进口价格,对倾销产品进口商的利益会产生不利影响。但欧盟反倾销当局通常认为这种不利影响不大,其理由涉及进口商进口产品和来源多元化、进口商承担和转嫁税负的能力等。例如,在1996年自我国进口手袋反倾销案中,由于在调查期内欧盟塑料与纺织手袋产业的市场份额只有2%,而自我国进口产品的市场份额占80%,共同体当局认为征收反倾销税对进口商和经销商的不利影响与共同体产业短期内获得的利益不成比例,最终裁定对此类手袋征收反倾销税不符合共同体利益,终止调查。

(五)供应商的利益

供应商指向共同体产业提供投入品的共同体厂商。国外倾销使共同体产业受损,对原料供应商不利。反倾销措施使欧盟产业得到恢复和发展,原料供应商也从中获益。例如,在2000年自捷克等国进口钢缆反倾销案中,欧盟原材料供应商将2/3以上的原料销售给欧盟内部生产商,欧盟当局认定原材料供应商可以从反倾销导致的欧盟生产扩大中获益。

此外,除了上述各方利益外,欧盟当局还会考虑反倾销对市场竞争、就业、对外关系等方面的影响。征收反倾销税可能会加强共同体产业的市场控制地位,损害市场竞争。不过欧盟当局通常会推翻征收反倾销税会减少市场竞争的观点。例如,在1994年自印尼等国进口谷氨酸单钠反倾销复审案中,唯一的共同体生产商占有70%的市场份额,针对征收反倾销税将进一步增强其市场地位和损害用户利益的看法,欧盟当局认为市场上存在多个国家的进口产品,市场竞争是充分的。

加拿大反倾销公共利益的评价标准及其应用

根据加拿大《特殊进口措施法》第45部分的规定,反倾销公共利益评价的目的是判定征收反倾销税或者按认定的倾销幅度全额征收反倾销税是否违背公共利益。加拿大国际贸易法院在公共利益调查中须考虑所有其认为有关的因素。修订后的《特殊进口措施条例》第40.1部分明确规定了国际贸易法院在公共利益调查中应予考虑的因素。

是否可以从与反倾销裁定无关的其他国家或出口商获得相同产品。该条标准主要考察是否存在替代进口来源,避免出现征收反倾销税后国内涉案产品供应不足的问题。在1999年自美国进口含碘造影剂反倾销案中,国际贸易法院认为有证据显示加拿大经销商可以从欧洲获得相关产品,但在价格以及供给能力上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全额征收反倾销税不符合公共利益。

全额征收反倾销税是否会消除或大大降低国内有关产品的市场竞争。该项标准主要关注全额征收反倾销税对国内市场竞争状况的影响,防止出现市场垄断。在1997年自美国进口泡沫隔热板反倾销案中,国际贸易法院认为征收反倾销税后,加拿大市场仍存在众多供应商,市场竞争不会受到遏制,征收反倾销税不会损害公共利益。

全额征收反倾销税是否会严重损害使用有关产品作为投入品的生产商的利益。该项标准从下游用户利益的角度考察反倾销税对公共利益的影响。征收反倾销税后,相关产品进口价格上升,下游生产商成本提高,利益受损。在1995年自美国等进口食糖反倾销案中,反倾销税的征收使食糖价格上升,直接影响到以食糖作为原料生产其他产品的工业用户的生产成本。但下游用户可以通过改变生产过程、从其他来源进口产品等方式控制成本,国际贸易法院认为全额征收反倾销税不会对工业用户的利益产生大的影响。

全额征收反倾销税是否会因限制获取相关投入品或技术而严重损害产业竞争力。这条标准主要是从产业竞争力的角度来考察反倾销税对公共利益的影响。在2004年自韩国等进口不锈钢缆线反倾销案中,国际贸易法院认为,全额征收反倾销税不符合公共利益。该案涉案产品有多种类型,其中不锈钢丝绳用于石油天然气的开采,主要来自美国。尽管瑞典和英国能够供应相同产品,但生产不锈钢丝绳需要3-4个月时间,一旦美国进口产品在全额征收反倾销税后出现供应短缺,将会导致加拿大企业推迟生产,浪费有限的开采时间,再加上产品售后服务的不确定性,会损害加拿大石油天然气行业生产商的竞争力。

全额征收反倾销税是否会通过限制消费者的选择等方式严重损害消费者利益。该条标准从消费者利益的角度考察征收反倾销税对公共利益的影响,征收反倾销税以后,进口产品价格提高,进口数量减少,消费者支出增加,消费选择受到限制,利益受损。1999年自美国进口含碘造影剂反倾销案中,国际贸易法院认为含碘造影剂价格提高到一定程度,医疗机构放射医师将失去对该产品的选择机会,损害了病人作为消费者的利益,全额征收反倾销税不符合公共利益。

不征收反倾销税或不按所确定的倾销幅度全额征税是否会严重损害上游生产商的利益。该条标准从上游供应商利益的角度考察反倾销税对公共利益的影响。如果减征或不征反倾销税,国内产业会继续受到进口倾销产品的竞争,产出水平会下降,对其上游供应商产生不利影响。在1995年食糖反倾销案中,国际贸易法院指出随着反倾销税的征收,食糖的价格将会上升,相应地对甜菜的需求会增加,甜菜生产者的回报也会提高。减征或不征反倾销税,甜菜栽培者的收益自然会受到影响。但在综合考虑各方利益基础上,国际贸易法院并未得出征收反倾销税不符合公共利益的结论。

除了上述标准外,国际贸易法院还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考察其他一些因素对公共利益的影响。例如,在1997年自美国进口婴儿食品反倾销案中,国际贸易法院还考虑了征收反倾销税对婴儿健康问题的影响。在1999年电冰箱、洗碗机和烘干机反倾销案中,国际贸易法院还考虑了反倾销税对环境的影响。

反倾销公共利益评价对我国的启示

以法规形式对公共利益评价标准作出规定。欧盟在反倾销基本法第二十一部分对公共利益的评价作了原则规定,加拿大则在《特殊进口措施法》第45部分和《特殊进口措施条例》第40.1部分对公共利益评价须考虑的因素做出规定。我国在2004年修订的《反倾销条例》中提出了征收反倾销税须符合公共利益的要求,但条例本身和其他法规并未对公共利益的判定标准作出任何具体规定。这种状况导致反倾销主管机关在反倾销调查中考虑公共利益时无章可循,难免带有随意性。鉴于我国未制定统一的反倾销条例实施细则,而是制定多个配套的具体规定,商务部应就反倾销公共利益的评价标准与程序制定具体规定。

公共利益评价应综合考虑国内产业、下游用户和消费者等多方面的利益。欧盟反倾销法规定公共利益评价要基于对包括国内产业、消费者和下游用户在内的各方面利益的整体考虑。加拿大反倾销公共利益评价主要考虑全额征收反倾销税对产品供应、市场竞争、下游用户、消费者和上游供应商等方面的影响。加拿大虽未直接考虑国内产业的利益,但由于将公共利益与国内产业利益相对照,维护国内产业的利益仍是反倾销措施的首要目标。我国在反倾销程序中对公共利益的评价应综合考虑国内产业、下游用户和消费者等多方面的利益,并且要兼顾近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保证反倾销措施服务于维护公共利益。

反倾销税范文篇8

关键词：行政复审年度复审日落复审

行政复审（administrativereview），是指反倾销调查的主管机关对已经产生法律效力的反倾销措施依法进行重新审查的一种程序性活动①。美国反倾销法规定了四种行政复审：年度复审（annualreview）、日落复审（sunsetreview）、新发货商复审（newshipperreview）和情势变更复审（reviewbasedonchangedcircumstances）。②

一、年度复审

反倾销税的征收有两种方式：预期性征收和追溯性征收。欧盟采预期性征收方式，自做出反倾销税征收裁决之日起对将来所有产品征收。美国则采用追溯性征收方式，出口商先按照终裁确定的倾销幅度交纳保证金，最终实际交纳的反倾销税，则由后来的行政复审根据出口商的实际出口价格计算出实际的倾销幅度来确定③。这里提到的行政复审是狭义的，特指年度复审。美国1994年通过的《乌拉圭回合协定法》中规定，商务部必须在反倾销税令满一年后，至少每12个月进行一次审查，以确定反倾销税额。有学者认为，年度复审属于最终确定反倾销税额的范畴，并非WTO《反倾销协议》第11条所规定的行政复审，应当受该协议第9条关于“反倾销税课征”的规定规范。也有学者认为，年度复审就是期中复审，两者只是译法不同。年度复审有两个作用：第一，商务部反倾销税令满一年后的每个“周年月④”，应利害关系人的年度复审请求，调查出口商的实际倾销幅度并最终确定反倾销税率；第二，自反倾销税令之日起第三个及以后的“周年月”开始，可以应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审查反倾销税令的适当性，做出是否取消反倾销税令的决定。由此可见，确定最终的反倾销税率并非年度复审的唯一作用，通过年度复审也可对某项反倾销税令的存在的正当性进行审查，而这正是行政复审的一项重要功能。因此，笔者认为美国反倾销法中的年度复审本质仍应属行政复审之范畴，是具有美国特色的行政复审制度。

1．年度复审的发动。1984年以前复审由商务部自行启动，后基于减轻主管机关行政负担以及提高行政效率的考虑，改为依申请启动。商务部每月公布一次到期可以进行年度复审的案件，以提醒当事人提出复审请求⑤。对于确定反倾销税额的年度复审，利害关系人可在反倾销税令满1年起，每个周年月提起。对于反倾销税令适当性的复审，利害关系人只能在反倾销税令后的第三个及以后的每个周年月提起。

2．年度复审的内容及后果。对于确定反倾销税额的年度复审，商务部将根据最新查实的产品的实际倾销幅度，确定最新的反倾销税率，并将结果公布于《联邦公报》上，复审结果公告后，海关以新的税率在90天内完成涉案产品清关，并按复审修改后新的税率征收现金保证金。对于反倾销税令适当性的复审，如果满足以下两个条件，商务部将认定反倾销税令已经不具备正当性：第一，有关反倾销税令涉及的所有生产商和出口商已经至少连续3年以不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售产品；第二，反倾销税的继续征收对抵消倾销已无必要。如果符合上述条件，商务部将取消对这些出口商或生产商的反倾销税。

二、日落复审

日落复审制度源于欧盟反倾销法，欧盟反倾销法称之为期满复审（expiryreview），后为WTO《反倾销协议》所采用，美国也在其《乌拉圭回合协定法》中规定了此项制度。与欧盟的期满复审由欧委会一家机构执行不同的是，美国的日落复审由商务部与国际贸易委员会分别进行，商务部负责对反倾销措施取消后，倾销是否会继续或再度出现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委员会则负责对反倾销措施取消后，实质性损害是否会继续或再度发生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如果两者都做出肯定性裁决，则反倾销措施继续有效，否则自行终止。

1．日落复审的启动。根据美国反倾销法的规定，日落复审由商务部依职权主动发动。如果是未经过复审的反倾销税令，商务部可在该税令之日起满五周年之日的前30天发动日落复审，并在《联邦公报》上复审公告。如果是经过复审的反倾销税令，商务部可在复审裁决之日起满5周年之日的前30天发动日落复审并公告。公告后，商务部会要求所有利害关系人在公告后的15天内提交参加复审的意向书，在公告后的30天内对通知中要求的信息提交实质性回复。委员会与商务部同时复审公告，但向委员会提交意向书和实质性信息的期限分别是公告后的21天内和50天内。

2．日落复审回复的充分性（adequacyofresponse）。一般来讲，只要某个利害关系人对商务部和委员会在复审公告中要求的信息提供了完整的实质性回复，就可认定其已经提交了充分的回复。然而实践中的利害关系人往往不只一个，会形成利害关系方群体，对于群体回复的充分性评估，也决定着主管机关是否对其采取全面复审。商务部对于国内利害关系方和被诉利害关系方采用不同的充分性判断标准：对于国内利害关系方，只要收到来自至少一个国内利害关系人的完整的实质性答复，就可认定整个国内利害关系方的回复得充分的；而对于被诉利害关系方，商务部只有收到来自复审公告年份之前的五年内向美国出口的受诉产品量平均占到总出口量50%以上的利害关系人的完整的实质性回复，才能认定整个被诉利害关系方回复是充分的。

3．日落复审的种类。在没有国内利害关系人回复⑥或者虽然国内该利害关系方进行了回复，但经查明该利害关系方与涉案的国外生产商或出口商有关联或本身就是涉案产品的进口商或与涉案产品的进口商有关联，则商务部可裁定适用“90天日落复审（90-daysunsetreview）”，商务部将停止调查，并在复审公告之日起20天内将情况通行国际贸易委员会，并在复审程序发动后的90天内撤销反倾销税令。如果国内利害关系方做出了充分性回复，但被诉利害关系方的回复不符合上述充分性的要求，则商务部和委员会可决定适用“加速日落复审（expeditedsunsetreview）”，可在不进一步调查的情形下，商务部在复审发动后的120天内，委员会在复审发动后的150天内，直接根据“可得事实”做出最终裁决。如果国内利害关系方和被诉利害关系方的复审回复都满足充分性的要求，则商务部和委员会就会对反倾销税令发起“全面日落复审（fullsunsetreview）”。全面复审中主管机关要发放调查问卷，如果利害关系方提出要求，则需要举行听证会，商务部在240天内、委员会在360天内，做出最终裁决。在全面复审程序中，利害关系方可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主管机关也有更多的时间调查核实当事人提交的信息和材料，因而反倾销税令撤消或调整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4．日落复审中对倾销和实质性损害可能性的认定。商务部对倾销可能性的认定和委员会对实质性损害可能性的认定是整个日落复审程序中最核心的问题，它直接决定着日落复审的最终裁决。

商务部对倾销继续或重新出现的可能性进行认定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有：（1）反倾销调查及此后发起的复审中已经确定的加权平均倾销幅度；（2）反倾销税令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受诉产品的进口数量；（3）有证据证明其他因素。如果商务部做出倾销继续或重现的肯定性裁决，就要进一步确定可能发生的倾销幅度，并将之提供给委员会做参考。

委员会对实质性损害的继续或重新出现的可能性进行认定时，主要考虑三个方面的问题：（1）反倾销税令撤销后，被诉产品可能的进口数量。此时，委员会主要考虑如下因素：出口国生产能力任何可能的增长或其现有的未发挥的生产能力；被诉产品的现有库存及库存的可能提高；被诉产品输往其他国存在的障碍；正在生产其他产品的设备转而生产被诉产品的可能性。（2）反倾销税令撤销后，可能产生的价格影响。委员会考虑的因素主要有：被诉产品相对于国内同类产品以显著低价进行销售的可能性；被诉产品的低价销售对国内同类产品价格的显著抵制作用；（3）反倾销税令撤销后，对国内产业可能产生的影响。委员会对此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可以考虑的因素很多，但主要有：产量、销售、市场份额、利润、生产率、投资回报、能力利用可能出现的下降；对现金流动、库存、雇佣、报酬、发展、增加资本的能力及投资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对国内产业现有的开发和生产改进努力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⑦。

注：

①李炼著：《反倾销：法律与实务》，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版，第160页。

②本文只论及前两种复审制度。

③肖伟主编：《国际反倾销法律与实务－WTO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314页。

④例如：一项反倾销税令于2006年6月15日，此后直到该项税令废止，每年的6月份就是该反倾销税令的周年月，在此期间有关利害关系人可申请年度复审。

⑤肖伟主编：《国际反倾销法律与实务－美国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339页。

⑥国内利害方回复不充分，经提供补充机会后仍被认定为不充分，视为没有回复。

⑦See19USC§1675a(a)(1)-(4).

参考文献

[1]肖伟主编．《国际反倾销法律与实务－美国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

[2]尚明编著．《反倾销－WTO规则及中外法律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反倾销税范文篇9

关贸总协定曾在第六条对倾销作了原则规定：“将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格的方法进入另一国市场内，如因此对某一缔约国领土内已建立的某项工业造成实质性损害或产生实质性威胁，或者对某一国内工业的新建造成实质性阻碍，这种倾销应该受到谴责。”

1980年1月1日继续适用的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关于实施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定》(简称《反倾销修正守则》)，是对总协定第六条的解释、补充与发展。《守则》关于“倾销的确定”是这样说的：“如在正常贸易中一国向另一国出口的某一产品的价格，低于出口国本国消费的相应的同类产品价格，则此产品应视为倾销品(即以低于正常价格输入到另一国的商业领域的产品)。”

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开始后，对“东京回合”的守则又作了重要修正与精确表述，达成了《关于执行1994年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议》(简称《反倾销协议》)。《协议》给倾销下的定义是：“如果一项产品从一国出口至另一国，该产品的出口价格在通常贸易过程中，低于在出口国旨在用于消费的相同产品的可比价格，也即以低于正常价格进入另一国商业，则该产品将被认为是倾销。”

由此可见，法律倾销具有自身的重要特征：第一，法律倾销强调倾销的后果，即强调这种倾销行为对进口国工业引起或可能引起的危害；第二，构成法律倾销必须同时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即存在倾销性销售商品行为与这种倾销行为给进口国工业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并实质上阻止某一国内工业的建立。

因此，关贸总协定反倾销法是通过立法将倾销行为限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只有当倾销行为超越了这一限度时，才允许对其采用抵制措施。所以，反倾销法的本身就是作为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出现的，而反倾销税则是当前一种重要的非关税贸易避垒。

二、倾销确定的基本条件

如前所说，只有法律意义上的损害性倾销才应予以限制，这种限制即采取以征收反倾销税为主的反倾销措施。而在对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之前，必须确定该商品进口同时满足了以下两个基本条件。

(一)倾销价格的确定。倾销价格的确定通常是以所谓正常价格或者“公平价格”作为参照系数，凡低于正常价格的销售即有可能构成倾销。因此，倾销价格的确定的关键，在于正常价格或公平价格的确定。根据关贸总协定反倾销法的一贯规定，商品的正常价值应该正确理解为由该商品输入进口国时的以下三种价格构成：

1.该商品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的销售价格，即相同产品在出口国用于国内市场销售时在正常情况下的可比价格。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价格是常用的价格标准，但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无法获得这种价格或这种价格不适用。假如发生这种情况，便要以其他价格作为正常价格。

2.向第三国最高出口价格。这是出口国国内市场销售价格的一种替代价格，即出口国向提起倾销指控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出口相同产品的最高可比价格。假如向第三国出品价格仍然不能作为正常价格时，则还可以采用另外一种价格。

3.推定价格，即按该商品在原产地国生产的实际成本加上销售成本与一定比例的利润计算的价格。这种价格是在上述两种价格无法确定时所采用的一种确定正常价格的方法。

从前引《协议》的倾销定义可以看出，价格是确定是否构成倾销的直接因素。那么，怎样理解《协议》所确定的是否构成倾销的价格标准呢?笔者认为：第一，一国向另一国出口的产品价格，是否低于相同产品在出口国用于国内消费时、在正常情况下的可比价格；第二，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的正常贸易过程中不存在该相同产品的消费时、或者由于该市场的特定情况，或者在出口国国内市场的销售量低，该项销售不允许进行适当比较时，则倾销幅度应通过与一个合适的第三国出口的相同产品可比价格(如果该价格是有代表性的话——笔者注)进行比较而确定，或者与相同的构成价格进行比较而确定。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上述几种价格标准在法律效力上有先后顺序之分，但它们都仅仅适用于市场经济国家，而对非市场经济国家或中央统制经济国家则另外规定了特殊的确定价格的方法，即所谓的“替代经济”方法。就是说，用一个属于市场经济的国家作为替代国，替代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要与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水平一样或相似，以其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的价格作为确定有关非市场经济国家“公平价格”的基础。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最具代表性。按照美国商务部的规定，根据替代制确定商品的公平价值有以下几种价格方式可供选择：

(1)国内价格。也就是选择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相类似的市场经济国家作为替代国，替代国相同产品的国内价格或向第三国出口的价格，就成为该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的公平价格。

(2)构成价格。也就是首先确定产品在该国的成本、费用与利润，然后选择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相类似的市场经济国家生产相同产品的成本、费用与利润作为计算基础，计算出产品在该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构成价格，并以此作为该产品的公平价格。

(3)美国价格。在无法找到一个合适的替代国或无法确定上述两种价格的情况下，可以采用美国相同产品的构成价格作为确定公平价格的标准。在此情况下，美国本国成为替代国。

那么，在无法选择“替代经济”的情况下怎么办?美国《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对“替代经济”原则作了修改，不再使用“替代经济”这一概念，而使用“构成价格”方法。然而，由于它仍然需要选择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来确定构成价格，故其实质内容未作改动。这种做法不但往往损害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利益，人为地制造贸易纷争，而且与反倾销法维护正常的国际贸易秩序这一主旨背道而弛。

(二)损害的确定。严格说来，仅仅是商品在另一国的销售价格低于正常价格并不必然构成倾销；倾销的确定还必须同时满足第二个条件，即对进口国直接造成了重大损害。

什么是损害?《协议》在《第三条·损害的确定》中明确阐述：“关贸总协定第六条的损害确定应根据确实的证据作出，并包括对下述两方面的客观审查(a)倾销产品的数量和倾销产品的结果对国内市场相同产品价格构成的影响。以及(b)这些进口产品对国内该相同产品生产商造成的后续冲击程度。”在本条的注释中又特别指明：“本守则内所称‘损害’一词，除非另有规定，应指对某一国内产业的重大损害、对国内产业重大损害的威胁，或是对某一产业的建立造成严重阻碍，也可按本条的规定进行解释。”对“重大损害威胁的裁定应依据事实，而不是仅仅依据宣称、猜测或者极小的可能性。某种倾销将会导致损害情况的变化必须是明确地被预见得到的，并且是迫近的。”同时在本条的注释中加以强调：“有理由使人确信：以倾销价格进口的产品即将会急剧增加。”因此，“在涉及倾销产品造成损害威胁时，适用反倾销措施应特别小心地加以考虑和作出决定。”

这一大段完整的论述逻辑严谨，不可随意抽删，断句取义。因为它层层深入地表述了一个重要论点：确凿的证据与客观的审查。

根据《协议》的基本精神，确定是否构成重大损害及其威胁，通常要涉及三个方面的要素：

1.对损害客体的确定。按照关贸总协定反倾销法的规定，损害的客体是指进口国的国内产业。什么是国内产业?遵循《协议》的逻辑思路，应理解为是指进口国相同产品的全部生产商或者他们之中那些生产商，其产品的生产在这些产品的整个国内生产中占主要部分；如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通过一体化具备单一的、统一的市场特点时，整个一体化区域的产业也被视为国内产业。

2.对损害结果的确定。这通常要考察三个方面的因素：第一，倾销商品的进口数量和数量增长的幅度。也就是说，无论从绝对量还是相对量来讲，倾销商品的进口数量是否太大，增长幅度是否太大、太快。第二，倾销商品的进口对国内相同产品价格的影响。例如，比较国内相同产品的价格，倾销商品的进口是否有大幅度的降价，是否在相当程度上压抑或阻碍了国内相同产品价格的合理提高等。第三，倾销商品的进口对国内相同产品生产工业的影响。例如，销量实际或潜在的下降；影响国内价格的因素；倾销幅度；对现金流动、库存、就业、工资、增长率、筹措资金或者投资能力等方面实际或潜在的负作用。

3.对商品的低价进口与损害之间因果关系的确定。一般说来，对国内工业与国内生产者造成损害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除了倾销产品之外还有其他已知的因素，例如，国内工人罢工、经济萧条、通货膨胀等，则不能构成倾销案件的成立。只有在证实进口商品的倾销是造成该国工业重大损害或威胁的直接原因时，才能使倾销案件完全成立。简而言之，倾销的存在是“因”，重大损害的存在是“果”，两者之间是严密的逻辑因果关系。因此，在考察是否构成重大损害的同时，应当把由于商品的低价进口造成的损害与由于其他原因造成的损害区分开来，确定产品的低价进口与损害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对此，《协议》明确指出：“表明倾销产品和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应以当局对其所拥有的全部相关证据的审查为基础。”并且斩钉截铁地作出结论：“由其它因素造成对产业的损害不得归咎于倾销产品。”

三、征收反倾销税的基本规定

反倾销税是出口国进行商品倾销，对进口国的相同产品造成重大损害或重大威胁时，由进口国海关依法征收的一种进口附加税或特别关税。关于反倾销税，笔者主要依据《协议》的基本规定，试述管见：

1.在全部征收条件都已满足的情况下，是否要征收反倾销税，以及征收反倾销税的数额是否按倾销幅度的全部或者小于倾销幅度，均由进口国当局或者海关当局决定。

2.在对所有有关产品都要征收反倾销税时，应根据每一案件情况，对构成倾销与造成损害的进口产品在无歧视的基础上，按适当数额征收反倾销税。

3.征收反倾销税的目的，是为了消除商品倾销给进口国工业造成的危害，是进口国为抵制倾销而采取的一种行政救济方法，不是惩罚性质。因此，所征收的反倾销税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超过进口商品的倾销幅度。如果征收较少金额反倾销税便可以消除倾销对进口国工业所带来的危害，应征收抵于倾销幅度的反倾销税；如果实施反倾销税后发现征收的捐税超过实际征收的倾销差额，则超过的部分应尽快偿还；如果已经征收反倾销税的进口商品不再对进口国家的工业造成危害，进口国应该立即停止对该进口商品征收反倾销税。

4.反倾销税只有在抵销倾销的损害所必需的期限内才有效。只有在存在倾销并有损害的足够证据的情况下，作出初步肯定的结论之后，才可以采取临时措施。关贸总协定反倾销法允许进口国在作出初步倾销裁定后至作出最终裁定前的这段时间内，对裁定进口商品采取不超过4个月期限的临时反倾销措施，如有特殊情况，根据出口商请求，也可以延长到6个月为限，使其有比较充分的时间为自己准备辩护。临时反倾销措施包括征收临时反倾销税、要求提供担保以及停止对该进口商品的海关估值。

5.对存在着造成损害的倾销历史，对进口商知道或应该知道出口商正在从事损害性倾销行为，对大量倾销商品在相当短时期内拥入进口国市场，并且该倾销商品拥入造成的重大损害使得只有对其征收追溯性反倾销税，才能防止同样情况再次发生，在当局对该倾销产品作出裁定后，可以对那些在临时措施适用之前90天内进入消费领域的产品征收最终反倾销税。

参考文献：

[1]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国际经贸关系司、关贸总协定上海研究中心.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结果最后文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2]汪尧田，周汉民.世界贸易组织总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3]张玉卿.国际反倾销法律与实务[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3.

[4]刘德标.涉外经济贸易法教程(修订本)[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

[5]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条约法律司.全国外经贸系统“三五”普法教材[M].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0.

[6]薜荣久.世贸组织与中国大经贸发展[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7]薜荣久.世界贸易组织(WTO)教程[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反倾销税范文篇10

关键词：反倾销，反补贴，反规避

一、反规避问题的由来

反规避(anti-circumvention)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中后期欧共体针对“改锥案”(screwdriver)的立法。为了给制止规避行为以明确的法律依据，欧共体1761/87号条例中首次直接规定了反规避条款，开创了对反倾销的规避行为直接以原反倾销令征收反倾销税的先河。随着出口商规避行为方式的翻新，欧共体反规避立法的内容也随之不断完善，不仅在2423/88号条例中制定了专门的、较为全面的反规避条款，其后的2193/92号条例、3283/94、384/96号条例还对此做了进一步发展。目前，欧盟反规避立法的最新发展反映在461/2004号条例之中，新条例对384/96号条例作了很多实质性的修改，使现行欧共体的反倾销法具有更透明性和可操作性。

按照欧盟461/2004号条例的规定，原来规定的简单组装等规避方式扩大到了以下几种具体的规避方式：在不改变涉案产品基本特征的情况下，使产品归入不同的海关税号，从而避免适用反倾销措施；通过第三国转运至欧共体；涉案出口商之间或生产商之间改变销售渠道或销售模式，从而通过低税率的出口商来出口高税率的生产商或出口商的产品。总之，新条例不仅强调了规避行为发生时，无论相关进口产品是被统一征收反倾销税，还是享受个别关税待遇，都必须受反规避条款的约束，而且对发生于共同体之外的规避行为的处理，以及授予豁免的程序规则都进行了发展完善。

美国对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的行为也是早有戒意，其反规避立法的前期实践源自于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ITC)扩大反倾销税令适用范围的空前举措。此后，随着出口商规避反倾销税令行为方式的变化以及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美国的反规避立法也日趋完善。目前，美国反规避立法的有关规定主要集中在《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法》(OmnibusTradeandCompetitivenessActof1988，以下简称OTCA)第1319节、1320节、1321节、1323节、1326节和1327节，1994年《乌拉圭回合协定法》(UruguayRoundAgreementsAct，以下简称URAA)230(a)、以及按照OTCA和URAA修订的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780节、第781节等相关条款之中。上述内容集中反映在统一编纂的《美国法典》(UnitedStatesCodeu.s.c)第19章第1677节。

美国反规避实体法不仅明确规定了须防范的四种典型规避行为：在美国组装规避、第三国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而且美国法律中包含反规避性质的其它措施主要有：下游产品监督、虚构国外市场价值、短生命周期产品条款、加工后的农产品、相当于租赁的销售。与反规避实体法规定相比，美国反规避程序法规定并不明确，但是，与反倾销立法的其他部门的程序法比较而言，反规避程序立法更强调商务部的行政作用，而虚化司法复议的意义。总体上看，美国反规避法的主要特色是反规避法律形式上是一个复杂而严密的网络体系且更新速度较快。

由于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最终未能通过《邓克尔草案》(DunkelText)中的反规避条款，因而世界贸易组织现行规则体系中并无统一的国际反规避立法。尽管欧盟和美国反规避立法较为完备和周密，但两者之间也存在不少差异，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国家仅从原则上规定了根据需要可以采取反规避行动，至于反规避的实体规则和具体程序规则存在空白之处，还有为数不少的国家则根本没有反规避立法。这种反规避立法“贫富不均”和“参差不齐”的状况，使得对反规避措施难免会产生大相径庭的理解，甚至在此领域内产生纠纷和冲突也是在所难免的。所以，对反规避措施进行客观辨证的分析意义重大。

二、反倾销法与反补贴法之反规避立法模式

规避通常是一个广为运用的概念，国际贸易中除了规避反倾销税以外，还存在着规避反补贴税以及规避其它反对不公平贸易措施的情形。就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而言，除了美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并未专门做出规定。究其原因，从现象上可归因于实践中反倾销措施运用的超高频率与反补贴措施运用的较低频率，本质上讲，由于补贴实际上往往是引起倾销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即，补贴的一个重要结果往往是导致受补贴产品向国外倾销，再加上反倾销措施具有形式合法、易于实施、既能有效排除外国产品的侵害，又不易遭致他国报复的优点。例如，欧盟在反倾销法中规定的反规避措施基本可以将出口商的规避行为一网打尽，因为“现行欧盟反倾销法关于规避的定义采用的是归纳的方法，其目的是为了使定义包括所有形式的规避”。相比之下，补贴的形式多种多样，很多补贴隐蔽性很强，很难收集到充分的证据和资料，况且反补贴实际上是针对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极易遭致他国的报复，故对来自国外的受补贴产品，西方国家曾频繁地以反倾销调查代替反补贴调查。

目前，一个值得注意的新动向是，不仅国际上反补贴案件的调查数量正在悄悄增长，而且出现了进口国政府对同一产品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的现象。例如，2004年4月28日，加拿大边境服务署(CBSA)就决定对原产于中国和中国台北的钢制紧固件同时进行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

但是，倾销和补贴的性质毕竟是不同的，倾销是公司行为，而补贴是政府行为或政府授权行为，反倾销措施和和反补贴措施并不能等同视之。事实上，WTO相关协议也从国际法层面明确了反倾销措施和反补贴措施的采用至少存在如下差异：

第一，根据WTO《补贴和反补贴协议》(以下简称SCM)的相关规定，反补贴行动只能针对禁止性补贴和对其他成员的经济利益产生了不利影响的“可申诉的补贴”，对于诸如不具有专向性的补贴和虽然具有专向性，但属于政府对科研、落后地区和环保的补贴等这类不可申诉的补贴，其他成员一般不得采取反补贴措施，而WTO《反倾销协议》(以下简称ADA)对反倾销并不存在这种“区别对待”的情形。

第二，SCM第27条详细具体地规定了反补贴采用时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例如，对原产地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行反补贴调查时，发展中国家成员可获得优惠待遇，联合国确认的最不发达的国家和人均GDP不足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可以免受出口补贴的纪律约束等等；而ADA仅仅从原则上强调使用反倾销措施时，发达国家应对发展中国家予以“特别考虑”，在征收反倾销税会影响发展中国家根本利益的情形时，此前应尽力寻求“建设性补救的可能性”。

既然反倾销调查并不能完全代替反补贴调查，尤其是受补贴的产品不存在倾销或倾销幅度较低时，反倾销措施则根本无法代替反补贴措施的采用，反补贴在特定情形下仍然是进口国保护本国产业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之一，目前全球反补贴调查数量不断增长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据不完全统计，全球已经发起过300多起反补贴调查。所以，反规避立法中在规定防止规避反倾销税的同时，做出防止规避反补贴税的规定仍然是必要的，关键是在规范时如何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美国在处理反倾销法上的反规避与反补贴法上的反规避的关系时基本采取了等同视之的办法。美国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列明的标题就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该节在认定通过美国组装的规避、通过第三国的组装规避、轻微改变产品的规避和后期改进产品的规避四种规避反倾销税形式的同时，都明确了以这四种形式规避依据关税法第706节或第303节的反补贴税的防止要求。

在OTCA未列明标题的其他有关反规避的规定中也大都对防止规避反倾销税和防止规避反补贴税作了等同性的规定：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其中(a)条(1)款(c)项指出：提出监督要求应具体说明“怀疑征收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已造成零部件的出口转向该下游产品的生产和向美国出口的增加”；该法第1327节关于“相当于租赁的销售”的规定中，要求行政当局在确定租赁是否相当于销售时应考虑“租赁交易是否可能导致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该法第1326节在有关“加工后的农产品”条款中虽然未明确提及规避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的问题，但是从立法背景看，得到参议院认同和被参众两院协商委员会协议保留的众议院关于“加工后的农产品”的议案提及“在涉及加工后农产品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如果存在下列两种条件，国际贸易委员会就可以将未加工的农产品的生产商或种植主作为加工后产品的国内产业的一部分包括在内：(1)加工后农产品通过简单的连续生产线而产自未加工农产品；(2)未加工农产品的生产商和加工后农产品的生产商之间基于可能包括价格、市场增殖或其他经济相互关系的相关经济因素而存在极其一致的经济利益(不论他们基于何种法律关系)”。

另外，在OTCA第1324节就出现“关键情势”可追溯性征税的规定中，明确了规避潜在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可以作为是否存在“关键情势”的重要标准之一，也即，国际贸易委员会在做出最终肯定性裁决时必须审查由于规避反倾销或反补贴税命令的努力而造成进口浪潮发生的可能性。如果国际贸易委员会在综合考虑其它因素后做出了最终肯定性裁决，商务部在其最终裁决中认定了“关键情势”，则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就应追溯性地适用于初步反倾销税或反补贴税裁决前90日内进口的未清关货品。不难看出，这种把可能性用作重要标准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反规避法贸易保护主义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OTCA中防止规避反倾销税的规定也并不是都当然适用于防止规避反补贴税，其中OTCA第1319节关于“虚构国外市场价值的规避”和第1323节关于“短生命周期产品”条款就只能适用于防止规避反倾销税而不能适用于防止规避反补贴税。

三、美国反规避立法模式存在的问题及启示

美国上述淡化防止反倾销规避和防止反补贴规避差异的立法模式，固然有其合理和方便之处，但可能会引发下列问题：

(一)与SCM相关规定冲突例如，某一产品被裁决征收反补贴税，但其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虽然违反OTCA的规定，但如果这些下游产品或后期改进的产品所受的补贴已经不具有专向性或已经属于SCM第8条规定的“不可申诉的补贴”这种“例外”情形时，此种情况下，进口国适用其反规避法势必与SCM的规定相左。

(二)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有可能因进口国防止反补贴规避法律的适用而被虚化

例如，进口国对进口产品征收反补贴税符合SCM的规定，但当该产品的组装替代产品或后期改进产品遭遇反规避调查时，这些产品的原产国的人均GDP已经因某种原因下降到1000美元以下，此种情形下的出口国应不受SCM规定的反补贴纪律的约束，但进口国仍然可以依据其国内反规避法将反规避税覆盖到这些规避产品上且未必违反SCM，因为用于反规避的反补贴税从性质上讲不属于海关税而是“内地税”，如作这样的理解则SCM赋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惠待遇实质上就会被虚化乃至消解。

(三)从程序上规避了SCM和ADA规定的应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制度的要求SCM第23条和ADA第13条明确了进口国必须建立对反补贴措施和反倾销措施“司法审查”的制度，但是，美国OTCA在既适用于反倾销法又适用于反规避法的多个条款中随见不适用司法审查的规定。例如，在OTCA第1320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0节)关于“下游产品监督”的规定中，就明确“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依(2)(即780节(a)条第(2)款——该括号中的内容为笔者加注)做出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再例如，OTCA第1321节(《1930年关税法》1988年修正文本第781节)“反倾销和反补贴税命令规避行为的防止”规范的四种规避形式的防止令中，也规定了“尽管法律存在其他规定，行政管理当局做出的任何货品是否应归人反规避范围的任何决定不受司法审查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