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略范文10篇

方略范文篇1

近年来，都匀供电局在深入实践南网方略的同时，立足企业使命，站在“为贵州电网公司负责，为黔南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高度，以生产、经营、建设、安全等一体化管理系统为平台，着力开展执行力文化、安全文化、服务文化、廉政文化建设，初步实现了南网方略核心内容在专业领域的延伸、拓展和细化，形成了具有都匀电网特色的精品文化。

一、南方文化在都匀电网“落地”

南方电网公司成立以来，曾多次组织基层领导外出培训，以及两级公司领导多次深入基层调研，宣传解读大政方针内涵，逐步更新了基层领导班子群体的文化意识，树立了领导班子群体用南网方略统领全局工作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基层单位利用会议、媒体、宣传活动等多种形式组织干部职工学习南网方略的核心内容，并通过生产、经营管理等实践活动，使南网方略逐步被广大干部职工认同。形成了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做践行南网方略的表率和模范，职工事事处处用南网方略核心理念规范行为、指导工作的良好氛围。从精神文化向管理文化的转变，逐步实现了企业安全生产、经营管理从经验管理、科学管理向文化管理转变。

二、突出抓好安全文化建设，实现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转变

今年以来，都匀供电局坚持把安全生产作为企业的生命线，通过强化安全责任意识，完善责任传递机制；突出抓好人身安全，杜绝恶性误操作事故；突出抓好安全生产基础管理，规范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培训工作，提高人员素质；增强了职工按规律办事、按制度办事的自觉性，逐步将遵章守纪转化为职工的自觉行动。

全面落实安全反措要求，继续巩固和深化“二次系统管理年”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将其系统起来，规范起来，坚持下去。从电网建设设计选型、安装调试、交接验收、运行维护等环节入手，加强设备全过程管理。进一步完善应急预案，组织开展有针对性的、切合电网运行实际的各级各类反事故演习，提高正确判断、处理事故的能力。

以“开展安全管理年活动”为契机，突出抓好安全生产基础管理，提高制度执行的刚性和质量。完善安全生产责任传递机制。形成职责明确、分层把关，提高规章制度的执行力。通过加强对现有制度的学习培训，使干部职工进一步熟悉制度的内容，严格遵守和执行制度；加强现场管理、监督和考核，确保制度贯彻到最基层。加强对过程进行有效控制，确保系统工程的全过程安全。把“电网安全、员工安全是都匀电网生存发展生命线”作为安全生产的核心价值观，强化“一切事故都可以预防”的安全理念，通过加大安全文化建设的力度，使干部职工自觉地与“违章、麻痹、不负责任”三大安全敌人作斗争。将刚性的制度管理与人文关怀有机结合，实现安全生产从外控到内控的转化，一线员工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的转变。

三、突出抓好执行力文化建设，形成“始于心，健于行”的良好工作作风

2006年，都匀供电局开展了以南网公司战略目标为导向、安全稳定为基础、服务经营为核心、过程控制为重点、流程管理为关健、一体规范为保障、追求两效为目标的SPE管理体系建设，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现有的相关管理制度，又把南网文化理念置于制度之中，有效的规范企业经营管理和员工行为，提高管理效能，推进了企业管理制度的规范化、人性化，对南网文化理念在企业的固化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2006年以来，都匀供电局先后将一批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敢干事、干成事的干部安排到管理岗位上工作，让想干事的人有机会，能干事的人有平台，干成事的人有地位。使他们感受到自身价值和尊重，激发了工作热情和才智。

我们以人为本，抓好农电队伍建设，依法规范农电用工管理，逐步提高农电工待遇。因地制宜，为农电工办理“三保险”，解除农电工的后顾之忧，充分调动农电工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关心农电工在政治上、业务技术上成长，强化农电工党员的组织观念、责任意识，提高他们的工作执行力，使他们成为一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电的生力军，服务于新农村建设。

四、永无止境的服务文化成就“万家灯火，南网情深”卓越品牌

“万家灯火，南网情深”，做为一个卓越的服务品牌，它折射了南方电网公司的服务理念、服务内容、服务手段、服务水平等文化内涵。我们在“始于客户需求，终于客户满意”的服务实践中不断创新，在追求卓越服务中，只有把“服务永无止境”的理念，化文本为行动，化理念为实践，方可让服务文化四季常青。

今年是电力“优质服务年”，我们紧紧围绕省电力公司提出的八项承诺，将通过进一步转变服务观念，抓好节能降耗、服务新农村建设和开展行风建设等方面的工作，丰富和发展南网公司“服务永无止境”的理念。

1、抓好“百村试点”，投资800万元，积极争取政府的政策支持，解决1200户无电人口用电问题。在解决农民生活用电的同时，解决饮水、农田排灌、资源开发、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用电，为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发展提供基本条件，兑现“优质服务年”提出的八项承诺，树立供电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我们将按照南网、省网公司农电工作的目标要求，主动承担社会责任，致力建设新型农村电网。将县级电网建设纳入规范的基本建设管理程序，以新农村电力示范工程建设为标杆，建设标准用电村。对13个行政村线径小、线路老化、配变容量小的台区进行整改，增强电网配送能力，确保边远山区供电线路末端电压质量。同时，全面整改三危线路，提高农电设备健康水平，及时消除安全隐患。满足农业电动排灌用电、照明、农副产品加工生产的用电需求，促进新农村经济发展。

2、发挥电力先行官的导向作用，促使电力负荷结构的调整，为节能降耗作贡献。今年，国家在加大差别电价实施力度的同时，还扩大了差别电价的实施范围。除了对电解铝、铁合金、电石、烧碱、水泥、钢铁六个行业实行差别电价外，又将黄磷、锌冶炼两个行业纳入差别电价政策实施范围。

我们将坚决执行差别电价，在限制、淘汰高耗能企业的同时，努力为用户提供理性的优质服务，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地采用政策的、市场的、技术的手段对高耗能企业进行产业结构重组与优化升级，降低污染和能耗，提升高耗能企业的装备水平和产品竞争力，引导高耗能企业转而踏上“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之路，帮助高耗能企业走出困境，尽力促使高耗能企业结构调整的有序进行，维护社会的稳定。

同时，我们将针对功率因素低于0.8的用户用安装电容器，进行无功补偿，以提高用户端电压、功率因数，提高用户电能使用效率和经济效益，降低电网线损率。

3、优化窗口服务流程，为客户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一方面，我们将进一步加强行风建设，深化优质服务，从解决当前供电服务中的突出问题入手，坚持换位思考，在服务形式上实行转变，变客户上访为走访客户，变“客户围我转”为“我围客户转”，坚持把服务送到客户手中，将温暖送到客户心里，全面加强与地方政府、大客户、新闻媒体及社会公众的沟通，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自觉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加大对明察暗访及客户投诉举报问题监督考核处理力度，树立服务型企业的品牌形象。

方略范文篇2

、邓小平都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治理国家的主要代表。他们的治国方略，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将他们的治国方略加以比较研究，总结出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策与实践水平，治理好我们的国家，是很有益处的。现试对其主要方面作一比较。

、邓小平治国方略之相同点

、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有很多是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

第一，指导思想是相同的，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邓小平也一再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使在苏联东欧巨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以后，他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指出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的治国方略，大部分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定的。

第二，治国道路是相同的，都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以他为主创立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他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坚定地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的结果。邓小平也一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并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他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地走自己的道路的结果。以他为主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都具有创新精神，从不墨守成规、照搬照抄，因而都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第三，治国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党的七大上，就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光明的中国”（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6页。）。1954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他提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页。）的目标，要求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到60年代，他进一步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页。）。邓小平不仅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提出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四，在政治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是相同的，国体都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都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次，都重视民族工作，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三，都重视统一战线，认为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扩大为更加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其四，都重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提出各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邓小平进一步把这个方针作为制度确定了下来；其五，都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强调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首创了这一理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邓小平不仅重视从政治、思想上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且重视从经济上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弥补了着重从政治、思想上分析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不足。

第五，在经济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作为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尽快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状况。当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明确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1页。），“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后来他又提出要实行三个转变：一是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二是由革命到建设；三是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邓小平对经济建设更加重视，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就提出要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并反复强调这是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其次，都强调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经济的道路。1957年，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并提出要走出这样一条道路，主要是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各种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曾作《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提出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等十个方面的关系。邓小平同样重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的发展；其三，都重视经济体制的改革。提出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即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允许企业成为“独立王国”、“半独立王国”；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允许私人开设工厂和雇工；要重视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生产；改革工厂企业管理制度和农业生产管理制度。50年代末，他就肯定了鞍钢创造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现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邓小平更加强调经济体制的改革，把改革看做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我国的强国之路。他所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四，在经济发展战略上都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认为，自力更生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立足点，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邓小平虽然认为应该大胆地对外开放，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地吸引外资，但他也认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页。），“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页。）。在发展速度上，他们都主张要有比较高的发展速度。提出了“赶超”战略；邓小平也主张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认为不抓住机会加快发展，就会落在后面。

第六，在军事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重视武装斗争。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认为武装斗争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也非常重视武装斗争，领导了左右江武装起义，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其次，都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曾提出，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建国后又提出要建设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人民军队；邓小平同样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也一再强调必须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其三，都主张实行人民战争。领导了广泛的人民战争，邓小平也在他领导的地区领导开展了人民战争。其四，都主张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早在1949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宣布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后来又强调发展现代化的国防科学技术；邓小平也强调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在军事战略和指挥艺术上，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令人叹为观止；邓小平也表现出了高明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艺术。

第七，在思想文化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认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邓小平也一再强调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四有”新人。其次，都重视科学。在延安时，就领导设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建国以后对科学家也是尊重的；邓小平更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它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提出要科教兴国。其三，都重视文化建设。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目标和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发展文化的方针；邓小平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其四，都重视教育。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知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邓小平则提出了“三个面向”的方针。其五，都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号召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并把知识分子作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到社会主义时期，他又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邓小平对于知识分子更是高度重视，推倒了长期以来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种种偏见，把知识分子明确地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他的领导下，知识分子的作用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

第八，在外交方略上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国前夕，就阐明了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提出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4年6月，中印两国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与此同时，他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先后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这方面，他们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心，以及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处、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

第九，都重视党的建设，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治党。在治党的方法上，都重视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的建设，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现象，反对和平演变。把党的建设看作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三个主要的武器之一，并创造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在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中，把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建设成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对于执政党的建设和反腐败问题，他很早就给予重视。早在1944年3月，他就指定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作为整风学习的材料，号召全党吸取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腐化、失败的教训，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建国前夕，他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告诫全党不要做李自成。建国以后，他一再强调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坚决反对贪污腐化及其他腐败现象。为此，他领导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等运动。后来，他针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策略，提出要反对和平演变，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于党的建设，邓小平也是非常重视的，把坚持党的领导看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键，并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使党经受住了新的历史条件的考验。

第十，都主张采用和平的方式统一祖国。1956年，、就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明确提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1957年4月，在欢迎来访的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明确提出“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注：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的设想。1979年元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中正式宣布我国政府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后，邓小平于访问美国期间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公开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注：1979年2月1日《人民日报》。）1984年2月22日，他在同美国客人的谈话中，完整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实践已经证明，用这个构想和平统一祖国是完全正确的。

在其他方面，他们也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两人治国方略的正确方面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反对教条主义的结果；在治国的具体谋略与方法上，都重视调查研究，集中群众的智慧，坚持群众路线；主张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都表现出了高明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等等。

可以说，、邓小平在治国方略的基本方面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有很多是对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在1980年就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因此，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更不能以一方否定另外一方。

、邓小平治国方略之不同点

、邓小平在治国方略的基本方面虽然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但确实存在很多不同之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是邓小平对正确方略的继承并加以发展，对晚年错误方略的纠正而呈现出的特点，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在怎样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对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认识不同。

不同时期治国的指导思想都有其不同的着重点。对于这个着重点确定得是否正确，会涉及整个的治国方略。在时代，面临着两个工作重点的转移。第一个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从农村转向城市，对于这个转移，是清醒的，所以这次转移是及时的、成功的。但是，对于第二次转移，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必须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他的认识则是不清醒的。前面已经说过，总的来讲，对经济建设也是重视的，也想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尽快地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但是，他对于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认识在此后不久有了改变，随着国外波匈事件的发生和国内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就开始否定八大的正确论断。到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他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并以此为指导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随后，又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期间，更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致使党和国家在长达20年的时间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严重地干扰了经济建设的进行，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面临的只是一次工作重点的转移，即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就将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纲”来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总结晚年犯错误的历史教训，倡议全党果断地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全党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在这之后，他一再强调要铁下心来，一心一意搞建设，不受任何干扰。为了保证这个工作中心不改变，他采取了几条重要措施：一是指导十三大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强调这条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动摇；二是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三是重申生产力标准，并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当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都发生政治风波，一些人一再主张应当重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动摇。可以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治国方略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特点，也是对正确治国方略的重大发展。

第二，在治国方式上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不同。

前面已经说过，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坚持的城市中心论，创造性地开辟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他对于苏联模式也是不满意的，曾试图汲取苏联的教训，对经济体制加以改进，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也一贯主张加强对外交往，学习外国的一切长处。但是，他始终没有完全打破苏联模式，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虽然主张加强对外交往，但当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发生偏颇的时候，在相当一段时间自己封闭了自己。正如邓小平所说：“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第2卷，第232页。）这种自己孤立自己的做法，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妨碍了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吸取这个教训，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就主张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他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他所说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他不仅要发展商品经济，而且要实行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他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第二次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关于对外开放，他也不仅仅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是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实行了空前规模的改革开放，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因此，改革开放成为邓小平最根本的治国方略之一。

第三，在治国途径上对民主和法治的重视程度不同。

在理论上，对于民主也是非常重视的。他一方面反对分散主义，主张高度的集中；另一方面又强调实行高度的民主，把建立民主政治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1944年，他在同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提出民主是保证党和国家政权不变质，解决“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根本途径。1957年7月，他明确地提出了“造成一个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的目标。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还提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要求保证人民的权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又重点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但是，他对民主的看法有两大缺陷：一是更多地将民主看做一种手段和作风，而不是把它看做目的和一种制度，这就难免出现坚持不够一贯甚至个人专断的现象；二是他崇尚“大民主”，并发动了“”，但结果反而破坏了民主。可以说，虽然重视民主，但没有找到一条实现民主的正确途径。对于法制建设，也是比较重视的。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陆续制定了一些法律。但是，在总的工作中，在操作机制上，他更重视政策的领导，这就很难避免随意性和经常的变动性。与此相联系，经常采用搞政治运动的方法。建国以后，大大小小的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这种方法既是沿袭战争年代的工作方法所致，也是没有真正重视民主和法治的必然结果。因为没有正常的渠道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到需要时就只有靠搞运动。这种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在短期内能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但不能保持长久，而且往往带来很大的副作用，甚至带来很大的破坏性。像“”、“”运动，对国民经济以至整个国家造成的破坏，都是无法估量的。

总结这个教训，邓小平特别重视民主和法治建设。首先，他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2～373页。）。其次，在强调民主的同时特别强调法制，强调制度建设。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他就批评过去那种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的现象，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他再一次强调了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规划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其三，带头废止领导职务终身制，努力避免那种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个人的威望上的不正常现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担任党中央主席本来是众望所归，但他坚决不担任此职，只担任副主席，后来只担任军委主席，到十三届五中全会他从军委主席的职务上退下来，从而打破了主要领导人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惯例，为我国领导制度的改革作出了榜样。在他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各项法律、法规迅速制定出来，全国人民的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大大加强。到十五大，“依法治国”的口号明确地提了出来，成为我国当前基本的治国方略。

第四，在治国目标上理想和现实的成分不同。

治国方略必须从现实出发。毫无疑问，是讲究实际的，是注意从实际出发的。他向来重视调查研究，1930年就响亮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言，认为一切决策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首先要认清中国的国情。后来，他又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把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和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具有浪漫气质，在晚年，在一些方面理论和实践上脱离中国实际。比如，在社会主义的模式上，他就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目标。所谓“大”，就是基层组织如的规模越大越好；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所谓“纯”，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越纯越好。1958年的化运动，就是他的一个试验。1966年他写的《五七指示》，更是这种理想模式的集中体现。为了实现他的这种理想，他不惜发动“”，打乱他一手创建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甚至把一大批与他共同长期浴血奋斗的战友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予以打倒。但是，由于他的这个理想模式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结果不但其理想追求没有实现，反而给国家造成极大的破坏。后来他也逐步地认识到这一点，说他的一生能够三七开就满足了。

邓小平既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也是一个伟大的实干家，处处体现出一种冷静的、理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三年困难时期，当一些地区的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他就借用经常讲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话，大胆地给予支持，明确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这就是所谓的“猫论”。这个“猫论”，充分体现了他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这种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发扬。为了尽快地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他果断地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决定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打破了原来那种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为特点的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建立起了一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模式。为了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明确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判断事物的性质和是非，“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个判断标准，抛弃了那些空洞的争论，实实在在，也完全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精神。正因为邓小平处处从实际出发，这2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才迅速取得明显的成效。

除以上几点外，、邓小平的治国方略还有一些不同点，这里就不一一论及了。

、邓小平治国方略具有不同点的原因

、邓小平的治国方略之所以有上述不同，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如下：

第一，所处的时代不同。所处的时代，还是“革命加战争”的时代。“冷战”时代，美国接连在中国的邻国朝鲜、越南发动侵略战争，战争的威胁就发生在身边，因此不能不考虑战争的问题，并由此影响到他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判断。邓小平所处的时代，已经变成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世界的局部战争虽然不断，但都离中国较远，因此可以安下心来进行经济建设。

第二，回答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国和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因而考虑阶级斗争自然就多一些。邓小平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地纠正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赶上世界上先进的发达国家，因而考虑经济建设自然就多一些。

方略范文篇3

第二，治国道路是相同的，都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以他为主创立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他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坚定地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的结果。邓小平也一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并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他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地走自己的道路的结果。以他为主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都具有创新精神，从不墨守成规、照搬照抄，因而都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第三，治国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党的七大上，就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光明的中国”（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6页。）。1954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他提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页。）的目标，要求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到60年代，他进一步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页。）。邓小平不仅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提出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四，在政治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是相同的，国体都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都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次，都重视民族工作，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三，都重视统一战线，认为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扩大为更加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其四，都重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提出各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邓小平进一步把这个方针作为制度确定了下来；其五，都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强调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首创了这一理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邓小平不仅重视从政治、思想上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且重视从经济上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弥补了着重从政治、思想上分析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不足。

第五，在经济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作为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尽快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状况。当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明确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1页。），“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后来他又提出要实行三个转变：一是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二是由革命到建设；三是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邓小平对经济建设更加重视，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就提出要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并反复强调这是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其次，都强调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经济的道路。1957年，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并提出要走出这样一条道路，主要是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各种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曾作《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提出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等十个方面的关系。邓小平同样重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的发展；其三，都重视经济体制的改革。提出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即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允许企业成为“独立王国”、“半独立王国”；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允许私人开设工厂和雇工；要重视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生产；改革工厂企业管理制度和农业生产管理制度。50年代末，他就肯定了鞍钢创造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现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邓小平更加强调经济体制的改革，把改革看做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我国的强国之路。他所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四，在经济发展战略上都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认为，自力更生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立足点，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邓小平虽然认为应该大胆地对外开放，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地吸引外资，但他也认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页。），“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页。）。在发展速度上，他们都主张要有比较高的发展速度。提出了“赶超”战略；邓小平也主张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认为不抓住机会加快发展，就会落在后面。

第六，在军事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重视武装斗争。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认为武装斗争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也非常重视武装斗争，领导了左右江武装起义，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其次，都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曾提出，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建国后又提出要建设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人民军队；邓小平同样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也一再强调必须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其三，都主张实行人民战争。领导了广泛的人民战争，邓小平也在他领导的地区领导开展了人民战争。其四，都主张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早在1949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宣布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后来又强调发展现代化的国防科学技术；邓小平也强调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在军事战略和指挥艺术上，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令人叹为观止；邓小平也表现出了高明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艺术。

第七，在思想文化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认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邓小平也一再强调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四有”新人。其次，都重视科学。在延安时，就领导设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建国以后对科学家也是尊重的；邓小平更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它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提出要科教兴国。其三，都重视文化建设。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目标和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发展文化的方针；邓小平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其四，都重视教育。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知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邓小平则提出了“三个面向”的方针。其五，都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号召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并把知识分子作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到社会主义时期，他又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邓小平对于知识分子更是高度重视，推倒了长期以来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种种偏见，把知识分子明确地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他的领导下，知识分子的作用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

第八，在外交方略上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国前夕，就阐明了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提出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4年6月，中印两国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与此同时，他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先后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这方面，他们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心，以及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处、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

第九，都重视党的建设，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治党。在治党的方法上，都重视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的建设，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现象，反对和平演变。把党的建设看作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三个主要的武器之一，并创造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在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中，把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建设成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对于执政党的建设和反腐败问题，他很早就给予重视。早在1944年3月，他就指定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作为整风学习的材料，号召全党吸取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腐化、失败的教训，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建国前夕，他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告诫全党不要做李自成。建国以后，他一再强调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坚决反对贪污腐化及其他腐败现象。为此，他领导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等运动。后来，他针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策略，提出要反对和平演变，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于党的建设，邓小平也是非常重视的，把坚持党的领导看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键，并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使党经受住了新的历史条件的考验。

第十，都主张采用和平的方式统一祖国。1956年，、就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明确提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1957年4月，在欢迎来访的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明确提出“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注：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的设想。1979年元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中正式宣布我国政府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后，邓小平于访问美国期间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公开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注：1979年2月1日《人民日报》。）1984年2月22日，他在同美国客人的谈话中，完整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实践已经证明，用这个构想和平统一祖国是完全正确的。

在其他方面，他们也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两人治国方略的正确方面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反对教条主义的结果；在治国的具体谋略与方法上，都重视调查研究，集中群众的智慧，坚持群众路线；主张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都表现出了高明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等等。

可以说，、邓小平在治国方略的基本方面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有很多是对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在1980年就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因此，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更不能以一方否定另外一方。

、邓小平治国方略之不同点

、邓小平在治国方略的基本方面虽然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但确实存在很多不同之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是邓小平对正确方略的继承并加以发展，对晚年错误方略的纠正而呈现出的特点，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在怎样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对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认识不同。

不同时期治国的指导思想都有其不同的着重点。对于这个着重点确定得是否正确，会涉及整个的治国方略。在时代，面临着两个工作重点的转移。第一个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从农村转向城市，对于这个转移，是清醒的，所以这次转移是及时的、成功的。但是，对于第二次转移，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必须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他的认识则是不清醒的。前面已经说过，总的来讲，对经济建设也是重视的，也想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尽快地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但是，他对于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认识在此后不久有了改变，随着国外波匈事件的发生和国内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就开始否定八大的正确论断。到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他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并以此为指导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随后，又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期间，更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致使党和国家在长达20年的时间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严重地干扰了经济建设的进行，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面临的只是一次工作重点的转移，即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就将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纲”来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总结晚年犯错误的历史教训，倡议全党果断地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全党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在这之后，他一再强调要铁下心来，一心一意搞建设，不受任何干扰。为了保证这个工作中心不改变，他采取了几条重要措施：一是指导十三大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强调这条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动摇；二是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三是重申生产力标准，并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当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都发生政治风波，一些人一再主张应当重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动摇。可以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治国方略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特点，也是对正确治国方略的重大发展。

第二，在治国方式上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不同。

前面已经说过，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坚持的城市中心论，创造性地开辟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他对于苏联模式也是不满意的，曾试图汲取苏联的教训，对经济体制加以改进，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也一贯主张加强对外交往，学习外国的一切长处。但是，他始终没有完全打破苏联模式，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虽然主张加强对外交往，但当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发生偏颇的时候，在相当一段时间自己封闭了自己。正如邓小平所说：“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第2卷，第232页。）这种自己孤立自己的做法，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妨碍了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吸取这个教训，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就主张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他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他所说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他不仅要发展商品经济，而且要实行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他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第二次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关于对外开放，他也不仅仅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是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实行了空前规模的改革开放，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因此，改革开放成为邓小平最根本的治国方略之一。

第三，在治国途径上对民主和法治的重视程度不同。

在理论上，对于民主也是非常重视的。他一方面反对分散主义，主张高度的集中；另一方面又强调实行高度的民主，把建立民主政治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1944年，他在同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提出民主是保证党和国家政权不变质，解决“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根本途径。1957年7月，他明确地提出了“造成一个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的目标。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还提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要求保证人民的权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又重点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但是，他对民主的看法有两大缺陷：一是更多地将民主看做一种手段和作风，而不是把它看做目的和一种制度，这就难免出现坚持不够一贯甚至个人专断的现象；二是他崇尚“大民主”，并发动了“”，但结果反而破坏了民主。可以说，虽然重视民主，但没有找到一条实现民主的正确途径。对于法制建设，也是比较重视的。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陆续制定了一些法律。但是，在总的工作中，在操作机制上，他更重视政策的领导，这就很难避免随意性和经常的变动性。与此相联系，经常采用搞政治运动的方法。建国以后，大大小小的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这种方法既是沿袭战争年代的工作方法所致，也是没有真正重视民主和法治的必然结果。因为没有正常的渠道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到需要时就只有靠搞运动。这种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在短期内能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但不能保持长久，而且往往带来很大的副作用，甚至带来很大的破坏性。像“”、“”运动，对国民经济以至整个国家造成的破坏，都是无法估量的。

总结这个教训，邓小平特别重视民主和法治建设。首先，他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2～373页。）。其次，在强调民主的同时特别强调法制，强调制度建设。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他就批评过去那种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的现象，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他再一次强调了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规划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其三，带头废止领导职务终身制，努力避免那种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个人的威望上的不正常现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担任党中央主席本来是众望所归，但他坚决不担任此职，只担任副主席，后来只担任军委主席，到十三届五中全会他从军委主席的职务上退下来，从而打破了主要领导人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惯例，为我国领导制度的改革作出了榜样。在他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各项法律、法规迅速制定出来，全国人民的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大大加强。到十五大，“依法治国”的口号明确地提了出来，成为我国当前基本的治国方略。

第四，在治国目标上理想和现实的成分不同。

治国方略必须从现实出发。毫无疑问，是讲究实际的，是注意从实际出发的。他向来重视调查研究，1930年就响亮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言，认为一切决策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首先要认清中国的国情。后来，他又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把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和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具有浪漫气质，在晚年，在一些方面理论和实践上脱离中国实际。比如，在社会主义的模式上，他就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目标。所谓“大”，就是基层组织如的规模越大越好；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所谓“纯”，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越纯越好。1958年的化运动，就是他的一个试验。1966年他写的《五七指示》，更是这种理想模式的集中体现。为了实现他的这种理想，他不惜发动“”，打乱他一手创建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甚至把一大批与他共同长期浴血奋斗的战友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予以打倒。但是，由于他的这个理想模式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结果不但其理想追求没有实现，反而给国家造成极大的破坏。后来他也逐步地认识到这一点，说他的一生能够三七开就满足了。

邓小平既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也是一个伟大的实干家，处处体现出一种冷静的、理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三年困难时期，当一些地区的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他就借用经常讲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话，大胆地给予支持，明确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这就是所谓的“猫论”。这个“猫论”，充分体现了他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这种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发扬。为了尽快地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他果断地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决定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打破了原来那种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为特点的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建立起了一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模式。为了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明确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判断事物的性质和是非，“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个判断标准，抛弃了那些空洞的争论，实实在在，也完全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精神。正因为邓小平处处从实际出发，这2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才迅速取得明显的成效。

除以上几点外，、邓小平的治国方略还有一些不同点，这里就不一一论及了。

、邓小平治国方略具有不同点的原因

、邓小平的治国方略之所以有上述不同，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如下：

第一，所处的时代不同。所处的时代，还是“革命加战争”的时代。“冷战”时代，美国接连在中国的邻国朝鲜、越南发动侵略战争，战争的威胁就发生在身边，因此不能不考虑战争的问题，并由此影响到他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判断。邓小平所处的时代，已经变成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世界的局部战争虽然不断，但都离中国较远，因此可以安下心来进行经济建设。

第二，回答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国和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因而考虑阶级斗争自然就多一些。邓小平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地纠正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赶上世界上先进的发达国家，因而考虑经济建设自然就多一些。

方略范文篇4

邓小平同志在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时,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他指出,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一靠法制,一靠教育。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通过法律来规范,但道德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一种手段,在社会生活中对法律的实施却起着一种辅助的作用。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与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结合的市场经济。这里所强调的就是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在法律建设的同时加强德治。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和完善,市场秩序的维系,法律的维护与实施,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行为等,都离不开德治。因此,“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是整个治国方略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刚一柔,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

纵观古今中外发展历史,治理国家都离不开严厉的法治和良好的德治,从来都是道德与法律并用,只不过根据历史不同条件和当时需要或轻或重,或偏或倚。在中国古代治国方略中,十分注意德治,使德治成为中华民族文明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一切优秀文化传统遗产,并发扬光大,是可持续发展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德治是以伦理道德为统治手段的社会管理模式,即以德性作为管理国家调控社会的必要手段。在中国古代,以德性手段调控社会,主要表现在运用纲常伦理、理想人格等教化民众。

(一)通过重视道德教育,使纲常伦理内化为人们心性中的良知良能,最终使人们“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传统德治的积极内涵就在于对道德教化与对培育和提高民众的基本道德素养的重视。孔子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用“政令”和“刑罚”来威慑,禁止民众作坏事,不触犯法律,但不会有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和礼节来引导和规范民众的行为,民众就不但有羞耻之心,而且能逐渐成为有道德的人。孟子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说明人一旦衣食无忧,就必须会精神懈怠,如果不进行教育,就容易行为放荡,做出不道德的行为。

(二)通过圣贤理想人格对人们的召唤,呼唤出人们“本心”中的圣贤潜能。“人皆可以为尧舜”的信念影响人们努力修养心性,完善人格。传统德治的要旨,是“治者”作为道德表率和示范的作用来教育和感化“被治者”。实行德治的关键,在于统治者的德性修养。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颜渊》他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孔子的治国思想内涵,强调治者的道德修养,并对治者的德行有着较高的要求,以行为的“正”,作为治理国家的先决条件,具有一定道理。吸收这一传统德治的积极因素,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发挥领导干部的表率和示范作用,不仅能垂范地世,而且可以感化人民群众,激发起人民群众的道德感。

(三)反对“暴”与“虐”,提倡“宽猛相济”的统治方略。孔子总结了历史上的统治经验,又鉴于奴隶主暴虐统治的现实状况,认为“尚力”者不得善终,“尚德”者终有天下。就德治与法治而论,孔子明显尚德治。但并不是完全否认刑罚,反对法治,而是主张实行以宽为主,“宽猛相济”的统治方法。他认为:“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主张的“仁政”,反对“暴政”但又不能没有刑罚,刑罚的实施要“宽猛相济”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传统社会的法律、政令体现的是封建专制君主及其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意志,是镇压劳动人民的暴力机器,与我们要建设的法治国家的性质是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的法治,是体现广大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意志。

它的宗旨是保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行使自己的权利和履行自己的义务。培育广大人民群众遵纪守法的意识,维护法律的实施,其关键是社会道德建设,这是实现法治不可缺少的内容。

总之,尽管孔孟关于德治的思想反映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要求与历史状况,有其历史局限性。但是,古代思想家强调道德教化,重视道德水准的提高,是值得借鉴的。传统的德治只有创造性的继承,吸收德治思想的合理内涵,剔除其不合理的内容,才具有现实意义。

二

大力加强德治,建立道德的调控机制,充分发挥道德的规范与约束作用,是保证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在社会生活中,必须确立必要的社会规范和限制,即道德规范的调控,以规范人们在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不道德行为。

(一)为保证社会正常、有序的运行,必须进行道德“立法”,道德是“软性”规范,也是一种“立法”。道德是通过善恶标准、义务和良心等形式,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它以自我醒悟、自我约束来表现人们对行为的评估与追求,并形成一种自我需要的内驱力,激励和推动人们的道德意识上升到更高的精神境界。道德的这一属性决定着它对人们不道德行为的制约作用。

道德“立法”也包括确定配套的道德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主体是多元和多层次的,人们的价值追求也随之出现多元化的取向。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社会成员可以各行其是,随心所欲。要维护社会正常运行,就必须有一套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认可的最高价值目标和最基本的行为规范,而在这最高和最低之间,可以给人们留出相对自由的空间。所以,有必要加强与提高人们的道德自律意识和守法意识,确定或形成经济和社会正常有序发展的道德规范。

(二)健全社会道德监督机制。道德监督主要通过道德评价对人们的行为做出善恶价值判断,并把这种价值判断反馈给行为者本人,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并发扬光大这种行为;对自己不道德行为知耻、愧疚,并及时改正,从而培养人们知善知恶的能力和从善弃恶的态度。

道德监督机制首先要以自我节制原则来发挥道德的调控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个人都有其相对独立的价值目标和利益的追求。达到此目的,必须在相互节制中才能实现。自我节制具体体现在行为的节制和利益追求的节制。当然,这种节制是以人们的趋利动机为前提的,即在满足自身的利益追求中,不损害他人的利益。同时,自我节制是人们的一种内在克制,它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作为个体意识的内在意向,在个体的意愿和要求的基础上实现的。可见,自我节制原则的建立旨在使道德调控与社会生活之间建立一种富有弹性的动态平衡机制,它要求人们在实现利益的过程中,要不断地调节和制约自己的行为方式,为自己的行为结果承担责任。并要根据社会外界的评价、要求和自身行为的结果,不断反省和调整自己的不符合社会的要求和行为。

(三)开展道德教育,创造良好的道德调控环境。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在党风和社会风气方面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比较突出的,即人们最为关注、最不满意的问题,就是腐败现象屡禁不止。这些问题为什么会产生,如何才能根除,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因此,在进行法治的同时,必须重视思想道德建设,狠抓“德治”,以德治国,对于坚定理想、信念,塑造正确的道德观,升华人生境界,提高道德觉悟,具有重要意义。

开展道德教育,应当强化社会一元化的价值导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和多层次,个人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趋势日渐明显。个人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转变,不能视为社会价值导向也必然趋向多元化的依据。相反,越是在个人价值取向多元化的背景下,越是应当加强社会一元化的价值导向,而不是放任自流。一个社会的凝聚力,往往来自于社会成员的共同理想和信念。我国社会的共同理想和信念,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以德治国”,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树立共同理想和信念,是实现社会主义一元化价值导向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三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我们必须充分利用德治与法治这两种不同的社会规范,充分发挥各自的社会调整功能,力求社会秩序达到最佳的协调状态。加强道德建设的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德治并不能,也不可能解决社会所有问题,道德也不能替代法律的作用。因此,我们还必须大力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制体系,进行司法体制改革,建立适应现代市场发展的、独立的、公正和高效的司法体制,以推进法制建设,依法治国。

(一)制定和完善法律体系,是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促进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制定和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和法规,为保障我国各项事业的正常有序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经济、社会发展进程较快及其复杂性,还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已有的法律尚需进一步补充与完善。法律的制定不能超前,但也不能远远滞后,如果不能及时、准确的制定出相应的法律、法规,势必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并带来损失。因此,加快立法进程,制定完备的法律,为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已势在必行。

(二)大力推进司法体制的改革。完备的立法,必须由高效、公正的司法作保证,否则,法律制度形同虚设。因此,发展市场经济,建立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离不开完备的立法、高效和公正的司法体制。首先,对全国各级法官和检察官的任命分别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命,从而保证司法工作不受地方的影响和干涉。其次,改革司法系统现有的经费拨付方式。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办事经费、基础设施和装备等由中央财政支付,并行到充分的保障,以使法院、检察院不受制于地方政府。

(三)加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力度。这些监督包括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上级法院、检察院对下级的监督。另外,新闻监督也尤为重要,除涉及到国家安全、个人隐私等案件外,都允许新闻单位采访、报道,等等。

(四)改革司法机关内部的管理体制和工作秩序。在巩固和发展以往改革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实行主审法官和主诉检察官制度,形成权责统一,提高司法工作质量和效率;进行司法机关的机构改革,合并职能重叠部门,精简人员,建立符合司法机关工作特点,有利于发挥司法机关职能作用的业务机构体系;实行法官、检察官的轮岗制,防止司法工作人员形成地方小集团,增大监督力度。

(五)完善法官惩戒制,建立错案责任追究制。许多国家都给予法官、检察官的职务和报酬等方面的优越待遇。同时也十分重视对贪赃枉法、失职和渎职的法官进行严惩,以保证司法官员廉洁奉公,独立、公正地依法行使职权。我国在给予法官、检察官较高的物质待遇前提下,对滥用职权,枉法裁判的司法官员不仅应调离司法机关,而且还应依法严惩,以达到教育与惩罚的目的。在完善司法官员惩戒制的同时,必须建立完善的错案责任追究制。

综上分析,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保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仅取决于法律的制定与完善,法制的健全与有效实施,而且也在于人的道德理性。如果没有人们自身的道德责任心、义务感、道德观和价值观,人们的道德水准低下,制定的法律再多再严厉,也起不到威慑的作用。因此,我们不仅要健全法制,加强法治,依法治国,而且要加强道德建设,强化德治,做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法治治身,德治治心;法治治近,德治治远;法治禁恶于已然之后,德治禁恶将然之前。两者不可偏废。可见,法律的健全固然重要,但“德约”的基础和配合作用,对法律的实施却是“有之未必然,无之必不然”。所以,我们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德治与法治的统一,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

方略范文篇5

所谓治国方略，就是治国的方法、计谋和策略。它包括理论，但主要是指实践，是指治理国家的大政方针、计谋策略，也可以说是领导方法、领导艺术中最高层次、最核心的那一部分。、邓小平都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治理国家的主要代表。他们的治国方略，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将他们的治国方略加以比较研究，总结出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策与实践水平，治理好我们的国家，是很有益处的。现试对其主要方面作一比较。、邓小平治国方略之相同点、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有很多是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第一，指导思想是相同的，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邓小平也一再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使在苏联东欧巨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以后，他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指出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的治国方略，大部分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定的。第二，治国道路是相同的，都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以他为主创立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他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坚定地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的结果。邓小平也一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并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他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地走自己的道路的结果。以他为主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都具有创新精神，从不墨守成规、照搬照抄，因而都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第三，治国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党的七大上，就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光明的中国”（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6页。）。1954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他提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页。）的目标，要求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到60年代，他进一步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页。）。邓小平不仅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提出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第四，在政治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是相同的，国体都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都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次，都重视民族工作，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三，都重视统一战线，认为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扩大为更加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其四，都重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提出各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邓小平进一步把这个方针作为制度确定了下来；其五，都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强调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首创了这一理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邓小平不仅重视从政治、思想上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且重视从经济上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弥补了着重从政治、思想上分析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不足。第五，在经济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作为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尽快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状况。当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明确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1页。），“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后来他又提出要实行三个转变：一是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二是由革命到建设；三是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邓小平对经济建设更加重视，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就提出要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并反复强调这是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其次，都强调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经济的道路。1957年，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并提出要走出这样一条道路，主要是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各种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曾作《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提出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等十个方面的关系。邓小平同样重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的发展；其三，都重视经济体制的改革。提出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即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允许企业成为“独立王国”、“半独立王国”；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允许私人开设工厂和雇工；要重视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生产；改革工厂企业管理制度和农业生产管理制度。50年代末，他就肯定了鞍钢创造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现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邓小平更加强调经济体制的改革，把改革看做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我国的强国之路。他所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四，在经济发展战略上都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认为，自力更生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立足点，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邓小平虽然认为应该大胆地对外开放，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地吸引外资，但他也认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页。），“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页。）。在发展速度上，他们都主张要有比较高的发展速度。提出了“赶超”战略；邓小平也主张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认为不抓住机会加快发展，就会落在后面。第六，在军事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重视武装斗争。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认为武装斗争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也非常重视武装斗争，领导了左右江武装起义，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其次，都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曾提出，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建国后又提出要建设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人民军队；邓小平同样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也一再强调必须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其三，都主张实行人民战争。领导了广泛的人民战争，邓小平也在他领导的地区领导开展了人民战争。其四，都主张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早在1949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宣布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后来又强调发展现代化的国防科学技术；邓小平也强调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在军事战略和指挥艺术上，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令人叹为观止；邓小平也表现出了高明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艺术。第七，在思想文化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认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邓小平也一再强调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四有”新人。其次，都重视科学。在延安时，就领导设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建国以后对科学家也是尊重的；邓小平更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它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提出要科教兴国。其三，都重视文化建设。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目标和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发展文化的方针；邓小平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其四，都重视教育。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知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邓小平则提出了“三个面向”的方针。其五，都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号召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并把知识分子作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到社会主义时期，他又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邓小平对于知识分子更是高度重视，推倒了长期以来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种种偏见，把知识分子明确地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他的领导下，知识分子的作用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第八，在外交方略上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国前夕，就阐明了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提出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4年6月，中印两国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与此同时，他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先后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这方面，他们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心，以及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处、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第九，都重视党的建设，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治党。在治党的方法上，都重视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的建设，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现象，反对和平演变。把党的建设看作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三个主要的武器之一，并创造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在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中，把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建设成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对于执政党的建设和反腐败问题，他很早就给予重视。早在1944年3月，他就指定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作为整风学习的材料，号召全党吸取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腐化、失败的教训，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建国前夕，他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告诫全党不要做李自成。建国以后，他一再强调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坚决反对贪污腐化及其他腐败现象。为此，他领导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等运动。后来，他针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策略，提出要反对和平演变，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于党的建设，邓小平也是非常重视的，把坚持党的领导看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键，并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使党经受住了新的历史条件的考验。第十，都主张采用和平的方式统一祖国。1956年，、就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明确提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1957年4月，在欢迎来访的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明确提出“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注：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的设想。1979年元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中正式宣布我国政府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后，邓小平于访问美国期间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公开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注：1979年2月1日《人民日报》。）1984年2月22日，他在同美国客人的谈话中，完整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实践已经证明，用这个构想和平统一祖国是完全正确的。在其他方面，他们也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两人治国方略的正确方面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反对教条主义的结果；在治国的具体谋略与方法上，都重视调查研究，集中群众的智慧，坚持群众路线；主张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都表现出了高明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等等。可以说，、邓小平在治国方略的基本方面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有很多是对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在1980年就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因此，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更不能以一方否定另外一方。、邓小平治国方略之不同点、邓小平在治国方略的基本方面虽然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但确实存在很多不同之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是邓小平对正确方略的继承并加以发展，对晚年错误方略的纠正而呈现出的特点，其主要表现是：第一，在怎样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对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认识不同。不同时期治国的指导思想都有其不同的着重点。对于这个着重点确定得是否正确，会涉及整个的治国方略。在时代，面临着两个工作重点的转移。第一个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从农村转向城市，对于这个转移，是清醒的，所以这次转移是及时的、成功的。但是，对于第二次转移，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必须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他的认识则是不清醒的。前面已经说过，总的来讲，对经济建设也是重视的，也想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尽快地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但是，他对于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认识在此后不久有了改变，随着国外波匈事件的发生和国内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就开始否定八大的正确论断。到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他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并以此为指导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随后，又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期间，更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致使党和国家在长达20年的时间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严重地干扰了经济建设的进行，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面临的只是一次工作重点的转移，即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就将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纲”来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总结晚年犯错误的历史教训，倡议全党果断地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全党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在这之后，他一再强调要铁下心来，一心一意搞建设，不受任何干扰。为了保证这个工作中心不改变，他采取了几条重要措施：一是指导十三大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强调这条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动摇；二是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三是重申生产力标准，并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当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都发生政治风波，一些人一再主张应当重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动摇。可以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治国方略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特点，也是对正确治国方略的重大发展。第二，在治国方式上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不同。前面已经说过，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坚持的城市中心论，创造性地开辟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他对于苏联模式也是不满意的，曾试图汲取苏联的教训，对经济体制加以改进，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也一贯主张加强对外交往，学习外国的一切长处。但是，他始终没有完全打破苏联模式，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虽然主张加强对外交往，但当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发生偏颇的时候，在相当一段时间自己封闭了自己。正如邓小平所说：“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第2卷，第232页。）这种自己孤立自己的做法，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妨碍了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吸取这个教训，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就主张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他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他所说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他不仅要发展商品经济，而且要实行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他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第二次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关于对外开放，他也不仅仅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是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实行了空前规模的改革开放，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因此，改革开放成为邓小平最根本的治国方略之一。第三，在治国途径上对民主和法治的重视程度不同。在理论上，对于民主也是非常重视的。他一方面反对分散主义，主张高度的集中；另一方面又强调实行高度的民主，把建立民主政治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1944年，他在同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提出民主是保证党和国家政权不变质，解决“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根本途径。1957年7月，他明确地提出了“造成一个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的目标。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还提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要求保证人民的权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又重点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但是，他对民主的看法有两大缺陷：一是更多地将民主看做一种手段和作风，而不是把它看做目的和一种制度，这就难免出现坚持不够一贯甚至个人专断的现象；二是他崇尚“大民主”，并发动了“”，但结果反而破坏了民主。可以说，虽然重视民主，但没有找到一条实现民主的正确途径。对于法制建设，也是比较重视的。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陆续制定了一些法律。但是，在总的工作中，在操作机制上，他更重视政策的领导，这就很难避免随意性和经常的变动性。与此相联系，经常采用搞政治运动的方法。建国以后，大大小小的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这种方法既是沿袭战争年代的工作方法所致，也是没有真正重视民主和法治的必然结果。因为没有正常的渠道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到需要时就只有靠搞运动。这种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在短期内能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但不能保持长久，而且往往带来很大的副作用，甚至带来很大的破坏性。像“”、“”运动，对国民经济以至整个国家造成的破坏，都是无法估量的。总结这个教训，邓小平特别重视民主和法治建设。首先，他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2～373页。）。其次，在强调民主的同时特别强调法制，强调制度建设。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他就批评过去那种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的现象，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他再一次强调了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规划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其三，带头废止领导职务终身制，努力避免那种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个人的威望上的不正常现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担任党中央主席本来是众望所归，但他坚决不担任此职，只担任副主席，后来只担任军委主席，到十三届五中全会他从军委主席的职务上退下来，从而打破了主要领导人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惯例，为我国领导制度的改革作出了榜样。在他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各项法律、法规迅速制定出来，全国人民的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大大加强。到十五大，“依法治国”的口号明确地提了出来，成为我国当前基本的治国方略。第四，在治国目标上理想和现实的成分不同。治国方略必须从现实出发。毫无疑问，是讲究实际的，是注意从实际出发的。他向来重视调查研究，1930年就响亮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言，认为一切决策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首先要认清中国的国情。后来，他又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把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和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具有浪漫气质，在晚年，在一些方面理论和实践上脱离中国实际。比如，在社会主义的模式上，他就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目标。所谓“大”，就是基层组织如的规模越大越好；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所谓“纯”，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越纯越好。1958年的化运动，就是他的一个试验。1966年他写的《五七指示》，更是这种理想模式的集中体现。为了实现他的这种理想，他不惜发动“”，打乱他一手创建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甚至把一大批与他共同长期浴血奋斗的战友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予以打倒。但是，由于他的这个理想模式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结果不但其理想追求没有实现，反而给国家造成极大的破坏。后来他也逐步地认识到这一点，说他的一生能够三七开就满足了。邓小平既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也是一个伟大的实干家，处处体现出一种冷静的、理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三年困难时期，当一些地区的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他就借用经常讲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话，大胆地给予支持，明确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这就是所谓的“猫论”。这个“猫论”，充分体现了他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这种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发扬。为了尽快地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他果断地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决定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打破了原来那种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为特点的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建立起了一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模式。为了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明确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判断事物的性质和是非，“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个判断标准，抛弃了那些空洞的争论，实实在在，也完全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精神。正因为邓小平处处从实际出发，这2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才迅速取得明显的成效。除以上几点外，、邓小平的治国方略还有一些不同点，这里就不一一论及了。、邓小平治国方略具有不同点的原因、邓小平的治国方略之所以有上述不同，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如下：第一，所处的时代不同。所处的时代，还是“革命加战争”的时代。“冷战”时代，美国接连在中国的邻国朝鲜、越南发动侵略战争，战争的威胁就发生在身边，因此不能不考虑战争的问题，并由此影响到他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判断。邓小平所处的时代，已经变成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世界的局部战争虽然不断，但都离中国较远，因此可以安下心来进行经济建设。第二，回答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国和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因而考虑阶级斗争自然就多一些。邓小平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地纠正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赶上世界上先进的发达国家，因而考虑经济建设自然就多一些。第三，对国情的认识不同。要提出正确的治国方略，首先要正确地认识国情。虽然也认为中国的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注：《著作选读》下册，第743页。）。但他认为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注：转引自《红旗》1958年第1期。）。他这种雄心壮志是应该赞赏的，但他对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估计显然是不足的。因而，他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认识也不能一以贯之。在社会主要矛盾上，他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社会发展阶段上，他原来认为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是在1955年9月发表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又改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仍然认为中国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此后，他又认为中国可以很快向共产主义过渡，超越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因而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直到经过“”的挫折，他才认识到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是不行的。但到“”期间，又主张建立一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对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是长期犯“左”的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认真总结了过去犯“左”的错误的教训，以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对于国情，他认为中国有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由此决定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这个矛盾。由于对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有了正确的认识，所提出的治国方略自然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第四，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不同。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正确认识国情以外，还应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前面已经讲过，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基本上是根据马、恩、列、斯的论述和苏联的模式。他虽然对苏联的模式不满，批评过斯大林的一些观点，但他从根本上没有跳出原有的框框。他不仅认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就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而且主张“一大二公三纯”，建立一个逐步消灭社会分工、消灭商品货币、在分配上大体平均，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和平均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社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不正确认识，也是他在长期内犯“左”的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针对过去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尖锐地指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过去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他认为，过去所讲的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这三大特征，都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申，又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观念。邓小平是在之后担任领导的，既继承了正确的方面，又总结了的教训，避免了晚年的错误，因而在治国方略上有了巨大发展。他之所以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与他对晚年错误的纠正及正确方面的继承和发展，是分不开的。

方略范文篇6

、邓小平都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是在不同历史阶段治理国家的主要代表。他们的治国方略，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将他们的治国方略加以比较研究，总结出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提高领导干部的政策与实践水平，治理好我们的国家，是很有益处的。现试对其主要方面作一比较。

、邓小平治国方略之相同点

、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有很多是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

第一，指导思想是相同的，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多次强调，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邓小平也一再强调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即使在苏联东欧巨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以后，他仍然坚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指出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仍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他们提出的治国方略，大部分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制定的。

第二，治国道路是相同的，都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以他为主创立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他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是坚定地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的结果。邓小平也一再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并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3页。）。他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完全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立地走自己的道路的结果。以他为主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晶，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都具有创新精神，从不墨守成规、照搬照抄，因而都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

第三，治国目标是相同的，都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党的七大上，就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光明的中国”（注：《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6页。）。1954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他提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5页。）的目标，要求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到60年代，他进一步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8页。）。邓小平不仅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而且提出要建设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四，在政治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是相同的，国体都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都是在民主集中制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次，都重视民族工作，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其三，都重视统一战线，认为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统一战线扩大为更加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其四，都重视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提出各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邓小平进一步把这个方针作为制度确定了下来；其五，都重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强调要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首创了这一理论，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贡献。邓小平不仅重视从政治、思想上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而且重视从经济上分析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弥补了着重从政治、思想上分析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不足。

第五，在经济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以解决社会基本矛盾作为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尽快改变国家的贫穷落后状况。当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明确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1页。），“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注：《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17页。）。后来他又提出要实行三个转变：一是由阶级斗争到向自然界斗争；二是由革命到建设；三是由过去的革命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邓小平对经济建设更加重视，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就提出要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并反复强调这是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其次，都强调探索中国自己的发展经济的道路。1957年，明确提出要走出一条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并提出要走出这样一条道路，主要是要处理好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确定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按照农、轻、重的次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与此同时，还要处理好各种关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曾作《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提出要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中央和地方等十个方面的关系。邓小平同样重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调整各种经济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协调的发展；其三，都重视经济体制的改革。提出要发挥两个积极性，即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允许企业成为“独立王国”、“半独立王国”；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允许私人开设工厂和雇工；要重视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生产；改革工厂企业管理制度和农业生产管理制度。50年代末，他就肯定了鞍钢创造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中实现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的三结合。邓小平更加强调经济体制的改革，把改革看做第二次革命，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我国的强国之路。他所领导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短的时间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其四，在经济发展战略上都主张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认为，自力更生是我们革命和建设的立足点，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经济。邓小平虽然认为应该大胆地对外开放，努力学习外国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大胆地吸引外资，但他也认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7页。），“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6页。）。在发展速度上，他们都主张要有比较高的发展速度。提出了“赶超”战略；邓小平也主张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认为不抓住机会加快发展，就会落在后面。

第六，在军事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重视武装斗争。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认为武装斗争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邓小平也非常重视武装斗争，领导了左右江武装起义，长期从事武装斗争。其次，都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曾提出，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建国后又提出要建设一支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人民军队；邓小平同样重视人民军队的建设，也一再强调必须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其三，都主张实行人民战争。领导了广泛的人民战争，邓小平也在他领导的地区领导开展了人民战争。其四，都主张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早在1949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就宣布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防，后来又强调发展现代化的国防科学技术；邓小平也强调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在军事战略和指挥艺术上，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地步，令人叹为观止；邓小平也表现出了高明的战略眼光和指挥艺术。

第七，在思想文化方略上有很多是相同的：首先，都重视思想政治工作。认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邓小平也一再强调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培养“四有”新人。其次，都重视科学。在延安时，就领导设立了自然科学研究院，建国以后对科学家也是尊重的；邓小平更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它放在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提出要科教兴国。其三，都重视文化建设。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目标和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发展文化的方针；邓小平提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其四，都重视教育。提出了使受教育者在德育、知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邓小平则提出了“三个面向”的方针。其五，都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注：《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8页。），号召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并把知识分子作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到社会主义时期，他又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队伍；邓小平对于知识分子更是高度重视，推倒了长期以来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种种偏见，把知识分子明确地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在他的领导下，知识分子的作用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

第八，在外交方略上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建国前夕，就阐明了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基本立场，提出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1954年6月，中印两国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相互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原则，对此作出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方针。与此同时，他始终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先后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的理论。邓小平也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这方面，他们都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心，以及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处、友好交往的良好愿望。

第九，都重视党的建设，认为治国的关键在于治党。在治党的方法上，都重视思想、组织、作风等方面的建设，特别是执政党的建设，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反对腐败现象，反对和平演变。把党的建设看作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三个主要的武器之一，并创造了一系列成功的经验，在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中，把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建设成了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对于执政党的建设和反腐败问题，他很早就给予重视。早在1944年3月，他就指定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作为整风学习的材料，号召全党吸取李自成进入北京后腐化、失败的教训，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建国前夕，他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告诫全党不要做李自成。建国以后，他一再强调要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坚决反对贪污腐化及其他腐败现象。为此，他领导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等运动。后来，他针对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策略，提出要反对和平演变，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对于党的建设，邓小平也是非常重视的，把坚持党的领导看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关键，并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措施，使党经受住了新的历史条件的考验。

第十，都主张采用和平的方式统一祖国。1956年，、就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明确提出如果台湾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1957年4月，在欢迎来访的苏联领导人伏罗希洛夫的宴会上，明确提出“我们还准备第三次国共合作”（注：1957年4月17日《人民日报》。）。邓小平进一步发展了的设想。1979年元旦，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中正式宣布我国政府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后，邓小平于访问美国期间在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公开宣布：“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注：1979年2月1日《人民日报》。）1984年2月22日，他在同美国客人的谈话中，完整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实践已经证明，用这个构想和平统一祖国是完全正确的。

在其他方面，他们也有很多相同或相似之处，例如两人治国方略的正确方面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反对教条主义的结果；在治国的具体谋略与方法上，都重视调查研究，集中群众的智慧，坚持群众路线；主张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都表现出了高明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等等。

可以说，、邓小平在治国方略的基本方面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是一脉相承的，邓小平的治国方略有很多是对的继承和发展。邓小平在1980年就说过：“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0页。）因此，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更不能以一方否定另外一方。

、邓小平治国方略之不同点

、邓小平在治国方略的基本方面虽然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但确实存在很多不同之处，甚至是十分重要的不同之处。这种不同，是邓小平对正确方略的继承并加以发展，对晚年错误方略的纠正而呈现出的特点，其主要表现是：

第一，在怎样治国的指导思想上对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认识不同。

不同时期治国的指导思想都有其不同的着重点。对于这个着重点确定得是否正确，会涉及整个的治国方略。在时代，面临着两个工作重点的转移。第一个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从农村转向城市，对于这个转移，是清醒的，所以这次转移是及时的、成功的。但是，对于第二次转移，即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必须由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他的认识则是不清醒的。前面已经说过，总的来讲，对经济建设也是重视的，也想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尽快地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但是，他对于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认识在此后不久有了改变，随着国外波匈事件的发生和国内反右派斗争的开展，他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于是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就开始否定八大的正确论断。到1962年的八届十中全会，他进一步强调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并以此为指导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随后，又提出要“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到“”期间，更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致使党和国家在长达20年的时间中，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严重地干扰了经济建设的进行，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面临的只是一次工作重点的转移，即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中，就将集中力量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作为“纲”来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总结晚年犯错误的历史教训，倡议全党果断地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全党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在这之后，他一再强调要铁下心来，一心一意搞建设，不受任何干扰。为了保证这个工作中心不改变，他采取了几条重要措施：一是指导十三大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强调这条基本路线要一百年不动摇；二是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根本任务，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三是重申生产力标准，并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是非的标准。当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都发生政治风波，一些人一再主张应当重新“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反“和平演变”为中心的时候，他仍然没有动摇。可以说，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治国方略的最重要、最根本的特点，也是对正确治国方略的重大发展。

第二，在治国方式上对改革开放的态度不同。

前面已经说过，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在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坚持的城市中心论，创造性地开辟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他对于苏联模式也是不满意的，曾试图汲取苏联的教训，对经济体制加以改进，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也一贯主张加强对外交往，学习外国的一切长处。但是，他始终没有完全打破苏联模式，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虽然主张加强对外交往，但当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在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发生偏颇的时候，在相当一段时间自己封闭了自己。正如邓小平所说：“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还是闭关自守，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难”；“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4页；第2卷，第232页。）这种自己孤立自己的做法，限制了自己的视野，妨碍了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拉越大。

吸取这个教训，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就主张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他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0页。）。他所说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他不仅要发展商品经济，而且要实行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所专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国要逐步建立和完善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他说改革是一场“革命”，是“第二次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关于对外开放，他也不仅仅是要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是要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实行了空前规模的改革开放，迅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因此，改革开放成为邓小平最根本的治国方略之一。

第三，在治国途径上对民主和法治的重视程度不同。

在理论上，对于民主也是非常重视的。他一方面反对分散主义，主张高度的集中；另一方面又强调实行高度的民主，把建立民主政治作为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1944年，他在同黄炎培的谈话中，就提出民主是保证党和国家政权不变质，解决“历史周期率”问题的根本途径。1957年7月，他明确地提出了“造成一个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1957年7月。）的目标。1959年底到1960年初，他还提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要求保证人民的权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又重点讲了民主集中制问题，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但是，他对民主的看法有两大缺陷：一是更多地将民主看做一种手段和作风，而不是把它看做目的和一种制度，这就难免出现坚持不够一贯甚至个人专断的现象；二是他崇尚“大民主”，并发动了“”，但结果反而破坏了民主。可以说，虽然重视民主，但没有找到一条实现民主的正确途径。对于法制建设，也是比较重视的。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陆续制定了一些法律。但是，在总的工作中，在操作机制上，他更重视政策的领导，这就很难避免随意性和经常的变动性。与此相联系，经常采用搞政治运动的方法。建国以后，大大小小的运动几乎没有间断过。这种方法既是沿袭战争年代的工作方法所致，也是没有真正重视民主和法治的必然结果。因为没有正常的渠道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到需要时就只有靠搞运动。这种大轰大嗡的“群众运动”，虽然看起来轰轰烈烈，在短期内能取得比较明显的效果，但不能保持长久，而且往往带来很大的副作用，甚至带来很大的破坏性。像“”、“”运动，对国民经济以至整个国家造成的破坏，都是无法估量的。

总结这个教训，邓小平特别重视民主和法治建设。首先，他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页。），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改革的总方向，都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72～373页。）。其次，在强调民主的同时特别强调法制，强调制度建设。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他就批评过去那种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的现象，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1980年8月18日所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他再一次强调了加强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并规划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蓝图。其三，带头废止领导职务终身制，努力避免那种把党和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个人的威望上的不正常现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担任党中央主席本来是众望所归，但他坚决不担任此职，只担任副主席，后来只担任军委主席，到十三届五中全会他从军委主席的职务上退下来，从而打破了主要领导人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惯例，为我国领导制度的改革作出了榜样。在他的领导下，党和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各项法律、法规迅速制定出来，全国人民的民主观念和法制观念大大加强。到十五大，“依法治国”的口号明确地提了出来，成为我国当前基本的治国方略。

第四，在治国目标上理想和现实的成分不同。

治国方略必须从现实出发。毫无疑问，是讲究实际的，是注意从实际出发的。他向来重视调查研究，1930年就响亮地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名言，认为一切决策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首先要认清中国的国情。后来，他又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把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作为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和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具有浪漫气质，在晚年，在一些方面理论和实践上脱离中国实际。比如，在社会主义的模式上，他就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的目标。所谓“大”，就是基层组织如的规模越大越好；所谓“公”，就是公有化的程度越高越好；所谓“纯”，就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越纯越好。1958年的化运动，就是他的一个试验。1966年他写的《五七指示》，更是这种理想模式的集中体现。为了实现他的这种理想，他不惜发动“”，打乱他一手创建的党组织和国家机关，甚至把一大批与他共同长期浴血奋斗的战友视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予以打倒。但是，由于他的这个理想模式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就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空想色彩。结果不但其理想追求没有实现，反而给国家造成极大的破坏。后来他也逐步地认识到这一点，说他的一生能够三七开就满足了。

邓小平既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也是一个伟大的实干家，处处体现出一种冷静的、理性的现实主义精神。在三年困难时期，当一些地区的农民实行包产到户的时候，他就借用经常讲的“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话，大胆地给予支持，明确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页。）这就是所谓的“猫论”。这个“猫论”，充分体现了他求真务实的现实主义精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的这种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发扬。为了尽快地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他果断地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重大决策，决定大胆地实行改革开放，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逐步打破了原来那种以公有制、计划经济为特点的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建立起了一种完全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模式。为了保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明确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即判断事物的性质和是非，“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2页。）。这个判断标准，抛弃了那些空洞的争论，实实在在，也完全体现了求真务实的精神。正因为邓小平处处从实际出发，这20多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才迅速取得明显的成效。

除以上几点外，、邓小平的治国方略还有一些不同点，这里就不一一论及了。

、邓小平治国方略具有不同点的原因

、邓小平的治国方略之所以有上述不同，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如下：

第一，所处的时代不同。所处的时代，还是“革命加战争”的时代。“冷战”时代，美国接连在中国的邻国朝鲜、越南发动侵略战争，战争的威胁就发生在身边，因此不能不考虑战争的问题，并由此影响到他对国内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判断。邓小平所处的时代，已经变成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世界的局部战争虽然不断，但都离中国较远，因此可以安下心来进行经济建设。

第二，回答的主要问题和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国和巩固新生的国家政权，因而考虑阶级斗争自然就多一些。邓小平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回答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地纠正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赶上世界上先进的发达国家，因而考虑经济建设自然就多一些。

第三，对国情的认识不同。要提出正确的治国方略，首先要正确地认识国情。虽然也认为中国的特点是“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注：《著作选读》下册，第743页。）。但他认为这既是坏事，也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注：转引自《红旗》1958年第1期。）。他这种雄心壮志是应该赞赏的，但他对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估计显然是不足的。因而，他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认识也不能一以贯之。在社会主要矛盾上，他提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社会发展阶段上，他原来认为中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是“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可是在1955年9月发表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又改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仍然认为中国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此后，他又认为中国可以很快向共产主义过渡，超越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因而急于求成，急于过渡。直到经过“”的挫折，他才认识到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是不行的。但到“”期间，又主张建立一种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对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错误认识，是长期犯“左”的错误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认真总结了过去犯“左”的错误的教训，以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的认识有了很大变化。对于国情，他认为中国有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一个是“人口多，耕地少”，由此决定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主要任务就是尽快地发展社会生产力，解决这个矛盾。由于对国情特别是社会主要矛盾和发展阶段有了正确的认识，所提出的治国方略自然是符合中国实际的。

方略范文篇7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界定

科学地界定职务犯罪的概念，是研究职务犯罪及其控制方略的前提和基础。对此，诸多领域的学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作出了阐释。例如，有人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职务犯罪是运用公共权力来实现私人目标的行为；[1]有人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职务犯罪是公职人员违背公认规范，背离既定的管理目标的行为；[2]还有人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职务犯罪是社会道德尤其是公务人员道德的堕落，[3]等等。这些从不同角度所下的定义，对拓宽研究思路、深化关于职务犯罪现象的认识十分有益。在职务犯罪的研究方面，刑事法学科（包括刑法学、犯罪学等）一直担当着主力军的角色，尤其是近年来研究气氛相当活跃，学术成果不断涌现，然而在何谓职务犯罪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还存在不少争议。下面举几种有代表性的定义稍作分析：

1.职务犯罪是指具备一定职务身份的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与其职务之间具有必然联系的触犯刑律应受刑罚惩罚的各种行为的总称。

2.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或视同公职人员的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滥用职权，不尽职责，破坏国家对职务活动的管理职能，并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3.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或者放弃职责、玩忽职守而危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及其公正、廉洁、高效的信誉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以上几种定义，均有可取之处，但也都存在一定不足。三种定义在客观方面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都强调了职务犯罪的职务关联性特点，它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犯罪主体的界定上。第一种定义将主体表述为“具有一定职务身份的人”，外延显得过大，可能会不适当地扩大职务犯罪的主体范围。因为“职务”一词，《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工作中规定担任的事情”，照此理解其范围是相当宽泛的，一个车间的班组长、一个学校的班主任，等等，都可以说担负着一定职务，但刑法意义上“职务犯罪”一词所指的“职务”，理解为公职即公共职务更为妥当。所谓公职，是指行为人依法或受委托代表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资格和权限。刑法意义上的职务犯罪，实际上称为“公务犯罪”更严谨一些，“公务犯罪”也就是基于公共职务而实施的犯罪。当然，考虑到职务犯罪一词已约定俗成，为人们广泛接受，继续沿用未尝不可，但在理论上明确其特定含义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概念的泛化势必削弱其理论价值。

笔者赞同第三种定义对职务犯罪主体的界定。“国家公职人员”一词内涵相对明确，而且是多数国家通用的一个称谓。至于第二种定义，将职务犯罪主体表述为“国家公职人员或视同国家公职人员的人”，也是值得推敲的。这里的“视同国家公职人员的人”，实际上相当于刑法第93条第2款所指的“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理论上也可称之为“准国家工作人员”。我们认为“国家公职人员”一词，在外延上足以涵盖刑法第93条所指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准国家工作人员，因而在职务犯罪的主体表述上没有必要再加一个“视同公职人员的人”。

上述第三种定义虽然较为准确地界定了职务犯罪的主体范围，但它将犯罪客观方面限定为“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却是值得商榷的。刑法上的重大损失都是针对犯罪行为已经造成的实际后果而言的，而现行刑法并未将造成实际严重后果规定为所有职务犯罪的共同要件。有的职务犯罪如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确实要求造成一定的严重后果为构成条件，但也有的职务犯罪，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等，只要行为人实施特定行为即可构成犯罪。因此，以造成“重大损失”来描述职务犯罪的客观方面有以偏概全之嫌，尤其不利于惩治职务犯罪的行为犯及未遂犯。

在对以上各种定义比较和鉴别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如下定义，供学界同仁指正：所谓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利用职权谋取不法利益，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损害公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的总称。从这一定义出发，可以看出职务犯罪在构成上有两个基本特征：

（一）主体的特定性。即职务犯罪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公职人员。关于公职人员的范围，刑法第93条有专门界定，但由于该条第2款有一个弹性规定，即“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就引发了许多学理上的论争和实践中的困惑。例如，公务是否存在国家公务和集体公务之分，村委会、居委会干部是否属于“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等等。对于那些同法律的具体适用密切相关的问题而言，理论上的争议最终需要立法来平息。

（二）行为的渎职性。职务犯罪在客观方面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行为都违背了一定的职责要求。根据渎职行为的具体特点，可将职务犯罪大致分为三种类型：一是贪利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利用职权牟取不法经济利益的犯罪，如贪污罪、受贿罪等。二是擅权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滥用权力，侵犯公民权利，危害国家机关正常管理职能的犯罪，如报复陷害罪、刑讯逼供罪等。三是失职性职务犯罪。即行为人在职务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致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犯罪，如玩忽职守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等。

二、职务犯罪的原因探析

我国学者一直在积极探求职务犯罪泛滥的原因。在80年代初期，人们较多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加以考虑，如把腐败归因于阶级斗争的存在、剥削阶级思想的腐蚀等。直到80年代中期，还有人曾就“糖衣炮弹”源于何方、“不正之风”风源何在等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7].80年代末期，随着国外有关理论的引入，人们的研究视野日渐开阔起来，例如有人借助于西方学者提出的“寻租”理论探讨腐败的根源，还有人从权力异化、文化冲突等等不同的视角展开研究。“多元化”可谓这一时期职务犯罪研究的特色。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犯罪原因系统论在犯罪学中的崛起，人们逐步改变了以往那种只注意罗列致罪因素，不分主次、不分析各因素之间关系的粗浅的研究方法，开始把职务犯罪原因看成是一个多因素、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可以说，近20年来，我国学术界对职务犯罪原因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化到多元化再到系统化的过程。这表明这一领域的研究在朝着理性化、纵深化的方向发展。

在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对职务犯罪的原因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人性的局限性与权力的二重性：职务犯罪的深层原因

职务犯罪并非今日中国特有的现象。纵观古今中外，任何国家都不能根除这一顽疾，只不过表现形式、严重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即便是号称“民主法治典范”的某些西方国家，也难以摆脱这一“全球性灰色瘟疫”的侵袭。可以说，职务犯罪是与公共权力相生相伴的一种现象。虽然各个国家或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形成腐败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作为公共权力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必然有其共同性、根本性的原因。我们认为，人性的局限性与权力的二重性正是职务犯罪的本源所在。

人类社会普遍地存在着公共权力，这是维系社会有序运转的基础。但迄今为止，公共权力实际上只能由社会成员中的少数人来掌握和行使，这样就使公共权力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性，它一方面同社会整体利益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同掌权者的个体利益相联系，这两种联系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而人性天生是存在弱点的，尽管人性善恶的命题几千年来争论不清，但“人无完人”的道理不容否认。公共权力内在的矛盾性加之人性的局限性，决定了权力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权力具有造福社会的趋向；另一方面，权力本身潜藏着一定的侵犯性和腐蚀性。当权力的扩张逾越一定的界限，即背离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时，就产生了所谓的“权力异化”现象，职务犯罪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的异化。尽管人类设立了各种制度来防止权力异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只要社会存在公共权力并且这种权力掌握在个人手中，权力腐败与职务犯罪现象就不可能绝迹。

（二）体制转轨与社会失范：职务犯罪的宏观原因

权力及人性的本性决定了职务犯罪的普遍存在性。但是为什么在20世纪末的中国会出现空前的腐败高潮，而建国后的前30年腐败行为相对较少呢？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比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问题还要严重？为什么政府为严惩腐败作出了艰苦不懈的努力，至今仍未能扭转职务犯罪蔓延扩散的势头？

我们认为，我国当前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这是形成腐败高峰期的宏观原因。我国在90年代初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市场开始启动，而计划尚有余威，从而形成了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也在客观上给权力腐败带来空前的“机遇”。正如有人所言，现在许多腐败分子是在“用计划经济的权力发市场经济的洋财”。[8]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是加剧腐败问题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权力系统朝着“放权、松绑、给好处”的方向改革，以往那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被逐步打破，这对于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由于相应的配套措施如规范体系、监督机制等没有跟上，结果造成权力运行中自上而下的约束管制减弱，权力的横向制约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又不到位，从而为腐败的滋生留下了大量的空隙和漏洞。此外，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受到严重冲击，而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尚未被普遍接受或正在形成之中，社会整合力降低，出现了社会学家所称的“社会失范状态”，腐败泛滥正是社会失范状态的一种表征。

（三）监督乏力与法网疏漏：职务犯罪的中观原因

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它内含着无限扩张的倾向，因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至关重要。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对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建立起一套健全而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导致权力失控的现象严重。尽管我国设置了诸多的权力监督机构，如人大的监督、政协的监督、执政党内的纪检监督、政府内部的监察部门的监督以及专门的检察机关的监督等，监督机构之多，在世界上都是鲜见的，但是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甚至形同虚设。监督不力的另一种体现是舆论监督的能量远没有释放出来。舆论监督包括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是社会中最具活力也是运行成本最低的监督形式，国外许多腐败丑闻就是由媒体和公众参与揭露出来的，如日本的“里库路特丑闻”、美国的“伊朗门事件”等等。在我国，群众当中流传着一句话，称腐败官员“不怕内部通报，就怕公开见报”，这充分说明舆论监督的重要性。一个缺乏舆论监督的社会是很危险的，正如有人指出，“这样的社会无疑是一种缺乏‘体内自动平衡机制’的有重大缺陷的社会，是一个失去自我警报系统的社会。”

法网疏漏也是职务犯罪猖獗的重要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廉政法制不够完善。例如，号称“阳光法案”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千呼万唤而尚未出台，目前只有一个缺乏权威性和操作性的政策性文件，致使财产申报这一重要制度至今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其他如《行政程序法》、《政务公开法》、《举报人保护法》等，在我国廉政法制体系中均付阙如。与此同时，已有的法律中，立法粗疏、概念模糊、可操作性差的问题大量存在，立法质量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反腐实践。

二是执法不严问题相当严重。职务犯罪的实施者都是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人，此类案件的查处难度往往比较大。然而在我国现行体制之下，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权威性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加上部分司法人员素质低下，致使相当一批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另外，一些地方党政领导存在的糊涂认识，诸如“腐败有利经济发展论”、“腐败无碍大局论”、“反腐败影响政治稳定论”等，也是导致对职务犯罪惩治不力的重要原因。

（四）价值错位与心理失衡：职务犯罪的微观原因

职务犯罪的产生既有社会外界环境和因素的影响，也同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和心态有关。为什么处在大体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有的人能恪守节操，有的人却变节沉沦？这正是微观原因所要揭示的内容。

从思想根源来看，职务犯罪的滋生源于行为人价值观念的错位。受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及西方社会“个人至上”、“拜金主义”等观念的影响，同时由于放松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行为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个人与社会的错位，他们把自我当成社会的中心，把公共权力视为私人特权，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在面临外界的各种诱惑之下，价值错位必然导致行为人的贪欲膨胀和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具体表现有：

1.吃亏补偿心理。一些公职人员看到别人发财，就觉得自己吃亏，“我辛辛苦苦几十年还不如人家搞一年”，从而产生了以权谋私，趁势“捞一把”的心理。

2.投资回报心理。有人把权力看成“一本万利”的致富工具，通过跑官、买官谋到一定职位后，便迫不及待地把权力作为资本投入不正当交易，以获取巨额回报。

3.人之常情心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主义、“面子文化”根深蒂固，而人情化和关系网很容易使人丧失原则，不少公职人员正是在“人之常情”、“情面难却”等心理驱动下而丧失心理防线的。

4.为公无过心理。一些人头脑中存在“只要为公，自然无过”的认识，“我不是为了自己”成为理直气壮的辩解。在这种心理支配之下，他们滥用权力谋取地方利益和单位利益，置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顾。

5.法不责众心理。“法不责众”意识在传统法文化中由来已久，它在某种程度上为腐败分子提供了一个心理保护层，同时在客观上也成为反腐败的心理障碍。目前，“集体腐败”成为职务犯罪的一种新动向，其实质就是行为人期望通过集体决策分散责任以逃避惩罚。

6.侥幸过关心理。这是腐败分子较为普遍的一种心理特征，其实质是一种心里自慰。正如有人指出，如果行为的后果给自己带来的利益要大大高于受惩罚的恶果时，如果在他之前的类似行为在逃避处罚方面都获得成功时，就会促使犯罪分子实施某种行为。[10]在职务犯罪中，行为人的职权身份、靠山与关系以及作案手段的隐蔽性等，更是强化了其侥幸心理。

三、职务犯罪的控制方略

通过以上对职务犯罪原因的剖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作为设计职务犯罪控制方略的前提：

1.职务犯罪的深层原因决定了其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欲将职务犯罪彻底消灭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理性的目标应当是将其控制在社会可以容忍的程度和范围之内。

2.职务犯罪既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因而职务犯罪的控制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采取各种手段综合治理，方可取得最佳的控制效果。

还需说明，职务犯罪只是一系列犯罪的总称，它本身包含多种不同的犯罪类型，对不同类型的职务犯罪应根据其具体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控制策略。例如对贪污贿赂罪的控制方法就应当同玩忽职守罪有所区别。这里我们是在总体上探讨各种职务犯罪的共同对策。

（一）职务犯罪的道德控制

道德控制，是指通过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其抵御外界各种致罪因素的免疫力，以达到所谓的使人“不想犯”的境界，这是预防职务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建国之初的50、60年代，我国职务犯罪发案率很低，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思潮的多元化致使传统的道德控制有所削弱，出现了所谓的“道德滑坡”现象。与此同时，反腐败斗争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即过分推崇法制的作用，以为只要订立了完备的法律和制度就能根治腐败，而忽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道德是软弱无力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对于法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而言，道德固然是一种“软约束”，但是道德规范一旦内化为人的信念，其作用是不容忽视也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任何法律和制度都是靠具体的人去操作的，如果人的道德素质低下，再好的法律也可能变成一纸空文，再严的制度也会被钻空子。从国外来看，反腐工作搞得好的国家莫不重视对公职人员的道德教育，有的国家在大学乃至中学就开设有关从政道德的课程，还有的国家将从政道德法制化，如美国在1978年通过的《从政道德法》、韩国在1993年颁布的《公务员道德法》等。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于“德治”是极为重视的，这在今天仍是有借鉴价值的。我们认为，预防职务犯罪的最佳对策应是“软硬兼施”，即把道德的“软约束”同法制的“硬约束”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功能互补，而不是厚此薄彼。

（二）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就是“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到尽可能高的有序状态，”“控制犯罪的最优方案就是控制社会。”[11]对于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而言，核心是制度建设，即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来约束权力的运行，这是遏制职务犯罪的根本途径。如果把道德控制称为“严教”，把司法控制称为“严惩”，那么，社会控制可以称为“严管”。严教、严管、严惩三者各有侧重，不可或缺，但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严管，严管的目标是使人“不能犯”，这是治本之策，前些年我国的反腐斗争侧重于“严惩”，但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人们逐步接受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略，治理腐败的重心开始向社会控制倾斜，这无疑是明智之举。社会控制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其中最关键的有三点：

一是深化体制改革。当前腐败现象大面积蔓延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转轨带来的社会控制弱化，因此，抑制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加速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前几年，“价值双轨制”取消后，猖獗一时的“官倒”现象近乎销声匿迹，这说明深化改革对于遏制腐败有着巨大作用。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会影响整个改革大业的进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避免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从而为市场和社会留一个适度的独立空间。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直接干预的减少，必然会带来权力滥用机会的减少。

二是强化权力监督。首先，要健全权力的内部制衡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理顺各权力监督机构的组织和运作体制，以实现最佳的监督效益；其次，要完善权力的外部监督体系，即以权利制约权力，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大力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纳税人意识和参政议政督政意识，同时制定法律保障新闻自由，强化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最后，要实现权力监督的全程、动态运作，即从权力的授予、权力的运行到权力滥用的责任追究一系列过程，都纳入权力监督网络之中，尤其要严格监控权力授予环节，避免权力落入腐败分子手中。

三是完善廉政法制。要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加紧制订和完善有关立法，以弥补廉法制的空白；同时要特别注重立法质量，我们不仅要实现廉政建设法制化，而且要使廉政法制走向科学化。

（三）职务犯罪的司法控制

司法控制，是指国家刑事司法系统通过惩罚犯罪与改造罪犯对犯罪实行控制。司法控制是控制职务犯罪的最后屏障，其目标是借助于刑罚的强大威慑力，达到使潜在犯罪人“不敢犯”的效果。相对于道德控制和社会控制而言，司法控制比较容易操作，见效也比较快，因此，在实践中倍受青睐，实际上居于犯罪控制系统的中心。但司法控制毕竟是一种治标之策，它本身存在着被动性（因属事后控制）及运行成本高等缺陷，因而不能对司法控制的期望值过高。在缺乏道德及社会控制有力配合的情况下，司法控制所取得的成效很难维持长久。多年来，我国刑事司法系统所发动的多次“严打”斗争并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效果，以至于形成了实践中犯罪量与刑罚量交替上升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但是，不能因为“严打”的作用有限而完全否定“严打”方针。在当前职务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的状况下，继续贯彻“严打”方针以保持对犯罪的高压态势仍是必要的。不过，应当重新认识、全面把握“严打”方针的确切含义，不能把“严打”简单理解为多判、重判甚至多杀、快杀。我们认为，严打的准确内涵应包括这样几层含义：

一是严密立法。我国于1997年修订了刑法典，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有很大完善，但法网粗疏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就总体而言，我国刑法具有“厉而不严”（刑罚苛厉而法网不严密）的特点，而国外立法多采取“严而不厉”的模式。仅以贪污贿赂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死刑，而国外除泰国、韩国等极个别国家外，一般没有判处死刑的规定，甚至很少有判处无期徒刑的，通常是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德国对贿赂罪的最高刑为10年，日本为7年。另一方面，从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条件来看，我国刑法却显得过于宽松，例如贿赂范围仅限于财物，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线同盗窃罪相比悬殊过大，而且刑种单调，缺乏罚金刑、资格刑这样针对性强的惩罚措施。反观国外立法，大都对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标准规定得极为严格。如德国刑法中的受贿罪，贿赂范围不限于财物，而包括一切不法利益，无论是既得利益，还是约定取得的利益；无论是利用现在的职务，还是将来的职务，都可以构成犯罪，实践证明，适度扩大犯罪圈比单纯加重刑罚量更能取得遏制犯罪的功效，因此，“严而不厉”应是我国刑法今后改革的方向。

二是严格司法。这主要体现在提高定罪概率上，近代刑法学之父贝卡里亚曾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12]先哲在18世纪提出的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长期以来，犯罪黑数高、定罪概率偏低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据有人测算，我国的总体定罪概率低于5％[13]，而职务犯罪由于隐蔽性强等原因，实际定罪率还远低于这个数字，正是由于因犯罪所获取的利益同受惩处的风险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促使许多公职人员陷入犯罪的泥潭，严厉刑罚的震慑力往往被法网疏漏所导致的侥幸心理而抵销。为了有效控制职务犯罪，必须提高刑事司法的效能，“严打”的“严”字，应着重体现在强化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上来。为此应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要促使司法人员秉公执法，加强刑事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坚决制止“以风挡罪”、“以官抵刑”等不良现象；二是要努力提高破案率，鉴于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难度大的特点，应专门立法，对此类案件的查处程序、侦查措施、证据规则及举报制度等作出特别规定，还可考虑在刑法上设立知情不举罪等，以促成职务犯罪案件的侦破。

三是严惩有方。首先要实现“严打”的法制化，使“严打”从实体到程序，都不能逾越法律的界线，尤其要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其次要注意“严打”的策略化，“严打”也要遵循“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做到宽严相济，不能因为“严打”而水涨船高，不适当地加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最后要强调“严打”的持久化，不应把“严打”仅当作一种应急措施，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才“集中精力抓一批大案要案”，一旦初见成效，便有所松懈，致使犯罪又迅速“反弹”。应当把“严打”活动常抓不懈，避免“运动化”倾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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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方略范文篇8

考情回顾

2014年**省考的题量由2014年的140题减少为120题。测验各部分的内容、题型构成、题量如下：常识判断20道；言语理解与表达30道；判断推理中图形推理5道，定义判断10道，类比推理10道，逻辑判断10道；数量关系15道；资料分析20道。在2014年的基础上言语理解、数量关系和常识判断的题量减少。

其实，**公务员的试卷总题量一直在波动，从2014年100道题猛增为2014年的140道题，2014到2014年总题量又有所缩减，而每次都出现新题型的尝试和题量及测查内容的调整，试卷难度系数的设置和测点的分布渐趋科学，整体来说，其题型及模块顺序都在逐步向国考看齐。

2014年**省五个模块的顺序由原来的“文理混杂”变为“文先理后”，也就是采用了2014年国考的新大纲模式，2014年国考新大纲继续改变，**省此次的新大纲也完全依照国考新大纲，行测的要求与国考一致，申论的要求与国考省级以上(含副省级)综合管理类职位相同。

依照大纲推断，**省在此次省公务员考试中将继续与部分省份采用相同试题。

备考方略

第一步：资料选择，多方考虑

很多考生都在咨询：“公务员考试知识面那么广，看什么书最合适呢？”通而不专，专而不精，不知道看什么书，更别说买什么书了。但选择一本好教材对备考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是一切行动开始的前提。公务员图书市场上摆放了各种各样的教材，鱼龙混杂，多数是国家公务员考试的，出版社也五花八门，选择起来真的很头疼。这里总结了选择教材的几点注意事项：一看主编单位有无公务员考试研究的真实背景；二看印刷的版次和图书的质量；三看编者的权威性；最后看是否与自己参加的考试相符合。

第二步：有的放矢，粗读教材

从目录开始对教材进行宏观掌握。主要目的有三点：1.了解考试的结构和考试的主要内容；2.制定适合自己应对考试的复习策略，合理分配复习时间；3.树立自己的得分目标，注意分数的量化。比如：130分，那细分为行政63分，申论67分。

第三步：分块复习，各个击破

从高考到大学考试，在大大小小的考试中基本所有人都按照这种方式在复习：先看书的每一章，然后找相应的题进行练习，每做几个就对答案，然后找出错误的地方。公务员考试也不例外，行政职业能力五大块，我们可按照习惯的复习方法，看完教材找相关的题目进行练习，各个击破，掌握要点。过程中再把错误的练习题累积起来，注意在模块练习的过程中摸清自己的强弱项，找到答题的心理感觉，为分配时间提供原始依据。

第四步：模拟演练，查漏补缺

演练历年真题，寻找规律并测试自己的速度。**省公务员考试一直比较靠近国家公务员考试，考生还可选取国考真题及相似试题的省份得真题进行演练。在模拟真题时要明确几点：1.模拟时间按照考试的标准时间进行，特别是第一次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考生，注意测试自己的答题时间和答题速度；2.在演练的过程中寻找历年考试的规律，公务员考试实质上是一套完善的人才测评系统，既然是个系统，那就可以寻找其内在的规律。

第五招：借助外力，掌握技巧

方略范文篇9

1.诚信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诚实信用一词在我国古代典籍也有出现。据《商君书·靳令》记载，“诚信”与“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贞廉、仁义、非兵、羞战”并称“六虱”。另据《新唐书·刑法志》记载，唐太宗于贞观六年“亲录囚徒，闽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即期，囚皆谐满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53页。)这里两处出现的“诚信”即诚实信用，均指人际关系中的诚实不欺。正如同志2002年10月24日在美国乔治·布什总统图书馆的演讲中所指出的，“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中国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始终遵循这一价值观。”(注：,2002年10月25日。)我国社会数千年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历史上是非常注重讲究信用的，“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诚实信用的道德伦理观念深受人们所崇尚，诚信成为人的立身之本。人们言必行，行必果，视诚信为生命。孔子主张，讲究信用足以教化民众，进而形成良好风俗，使国家强盛。

2.明礼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对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正如《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在全社会倡导包括“明礼诚信”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诚信是一切道德的基础，明礼诚信的倡导又具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功能。道德具有不同的层次与要求，表现为不同的道德境界，是广泛性与先进性的统一，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是道德作用赖以发挥的保证。道德建设要处理好弘扬主旋律与允许一定的多样化、先进性和普遍性相结合等关系。“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注：《伟大的理论创新》，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9页。)为主要内容的德治在弘扬主旋律方面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而在允许一定的多样化方面，法治是各种多样化所要严守的底线。德治在反映道德的先进性方面的作用要比法治大，而法治在维系道德的普遍性方面的作用又是德治不能替代的，因为法律是大多数人都可以做到的行为规范，因此，德治和法治双管齐下，实为治国之良策。德治不是万能的，法治也不是万能的，必须相互结合，德治和法治相结合必须要进行信用建设。

可见，诚信文化是我国民族精神、民族凝聚力、道德教化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体现。

二、诚信文化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

同志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的中心环节，因为思想道德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是保证先进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注：《伟大的理论创新》，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19页。)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一种价值观念有助于市场参加者道德人格的培养和形成良好的交易风气，道德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是通过每个人的义务感和责任感来实现的，是价值观念的一种体现。诚实信用原则要求人们在市场经济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它为一切市场参加者树立了一个诚实商人的道德标准。

1.诚信文化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观念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国有经济、民私营经济、外资经济都参与竞争，因市场主体不同，必须要树立诚信的价值观念才能公平竞争，才能共同致富，才能促进市场和经济的发展。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要求，诚信是实现公平竞争的保证。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是诚信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形成的道德原则。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善良的方式履行其义务，不得滥用权利及规避法律或合同规定的义务，以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的平衡。坚持诚实信用，就是要求市场参加者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应当保持对一定道德承诺的敬重。这种主体行为的道德自律意味着市场主体在作出一定的经济行为时，必须充分考虑社会利益，意识到并且能够履行其对社会的责任。这种社会责任意味着市场主体必须用市场运行的基本规则来衡量自己的行为及其后果。因此，要引导主体正确处理竞争与协作、效益与公平、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做到义利兼顾，反对见利忘义、唯利是图和欺诈行为，形成把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市场主体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要培养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人格，以利于增进主体义务感和责任感，形成良好的交易风气，从而建立一个公正有序的市场竞争规则和平衡有序的社会利益系统。

2.诚信文化在经济生活中表现为信用体系建设

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社会转型期都面临信用重建的问题。现代社会都需要一套严格的信用管理体系。因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交易，由事物交易发展到货币交易，而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交易为主的信用经济。正如中国入世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所讲，信用是入世第一通行证。经过20多年改革和开放，我国经济已基本上步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市场交易关系和交易行为更多地表现为信用关系，不仅银行信用关系日益广泛，而且工商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规模也不断扩大。适应其需要，与市场经济信用关系发展紧密相联的社会信用的作用机制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成为维系市场经济中各主体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纽带。从一定意义上说，现代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市场化程度越高，客观上对社会信用体系的发育程度的要求也越高。尤其是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更为重要。信用环境不良，企业整体信用程度低，将严重制约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进而影响经济的发展。建立规范的社会信用体系就是最基本的市场规则和制度之一，是规范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而良好的市场信用环境下，一国的市场规模会因信用交易而成倍增长，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

三、诚信文化是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同志在2002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

德治国。诚信文化是德治与法治的结合。(注：,2002年8月25日。)

1.诚信文化是道德的法律体现

中国传统德治文化的最大特征在于它所动用的法治手段里也充满了伦理道德内涵。这种伦理道德内涵和法律形式的结合就构成了伦理法。伦理法产生于中国古代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强调宗信，“信”甚至被作为“五常”中的重要内容确定下来，但儒家的“信”更多是在“诚信”意义上提出的，在儒家诚信伦理中，违反信诺主要是受到良心的自责。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契约”，契约的存在必须是两方以上主体的共在，否则达不成共同的约定；而诚信则完全可以是对每个单一主体提出。(注：郑强：《合同法诚实信用原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11页。)诚信作为个体的一种道德品质，诉诸的完全是自律的良知，而契约则更多地诉诸外在制裁力量。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在信用建设上做了大量工作，始自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4条关于“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的规定是我国现代法律化的诚实信用原则的确立。(注：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16页。)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条进一步明确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注：马原主编：《中国民法讲义》，全国法院干部业余大学教材，第21页。)这标志着诚实信用原则立法的现代化的完成。中国传统法治比较注重法律制定的道德评价，讲究法制与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相互协调的配合，将德治与法治紧密结合，在这里诚信原则又是以德治国中的司法规范。

2.建设诚信文化是德治与法治的结合

同志提出，进行党风廉政建设，教育和管理，德治和法治，必须双管齐下，教育抓好了，德治加强了，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精神境界提高了，就可以有力地防范和减少违法乱纪问题的发生。管理抓好了，法治加强了，就可以堵塞引发违法犯罪的漏洞，依照法纪惩处违法乱纪分子，对其他人又可以起到警戒和教育作用。

诚信是道德的法律体现就是说，它既是一种法律规范，又是一种道德规范，两者互相辅助，也互相制约：作为一种道德规范，由于被上升到法律规范的层次，它就不仅仅只具有伦理的意义；作为一种法律规范，由于具有严重的道德色彩，它不仅像一般的法律规范那样明确，可以直接用来裁判案件。

同时，法治离不开德治，只有它们相结合，才能推进诚信文化的发展。法治的源头、基础是德治，人类绝大多数法律规范都是从道德规范中提炼出来的，良好的法律源自良好的美德。法治的奏效说到底根源于人们的内心认同。法律不被信仰，那就徒具形式。此外，法治不是万能的，其作用是有限的。主要表现为：一是法律在总体上只能涉及人的外部行为，而不涉及人的内心世界；二是法律只能调整人的部分行为，而非全部行为；三是法律评价的标准是按一般法律标准设定的，它不能强迫多数人去达到少数先进人物所能达到的圣人境界。

3.诚信文化促进治国方略的顺利实施

一个社会要讲诚信才能团结和谐，才能建立正常的生活秩序；在经济生活中，信用是市场交易的必备因素，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信用体系建设的完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只有讲究诚信才能有良好的市场秩序。同时，诚信也是建设良好政治秩序的基础，因为一个社会的诚信建设，政府是关键。加入WTO以后，政府决策进一步科学化和民主化，对市场经济的管理不再直接控制，而在于法律框架内进行协调和服务。政府不仅要处处作出表率，还应发挥监督作用，建立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规范征信业的发展。只有这样，才有良好的政治秩序，形成全社会讲诚信的文化氛围，保障我国的现代化事业走向成功。

四、建设诚信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当前我国社会某些领域的诚信缺失现象，首先是从经济领域蔓延和影响到其他领域的。我们必须以此着手来建设诚信文化，发展现代市场经济。1.我国信用现状分析

当前，我国在建立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的系统工程中企业信用问题最突出，企业信用失缺，恶意逃债、合同违约、商业欺诈、假冒伪劣等失信现象屡见不鲜，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违约合同资金有逐年增大的趋势。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要解决好这个矛盾、规范市场秩序不能简单地依靠一次又一次的突击大检查或严打等形式来解决问题，而必须要靠规范的市场经济规则和相应的制度建设来实现。建立规范的社会信用体系就是最基本的市场规则和制度之一，是规范和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从招商引资来看，我国在某些方面不是资金短缺，而是金融信用短缺，许多企业对信用关系其生死攸关的重要性体会不深，认识不足，所以赖帐、逃废债务和三角债拖欠成为不少企业行为，金融信用的失衡，金融和投资者放贷投资信心不足，甚至如履薄冰、谈贷色变。我国企业内部普遍缺乏信用管理专门部门和制度，企业内部办公室、人事部、销售部门似乎一个都不能少，但很少有企业设立专门进行内部信用管理的部门、机构，因此，因授信不当导致合约不能履行以及受信企业对履约计划缺乏管理而违约的现象频频发生。同时企业因对合作客户的信用状况缺乏了解也使许多企业受骗上当，导致经济纠纷大量出现。不少企业内部的信用管理包括应收账款和商品销售的管理，对与企业发生业务关系的所有主要客户信用状况的调查、征信和管理也没有专门的部门。

从信用管理来说，我国信用中介服务行业发展滞后，市场化程度低，目前我省也有一些企业有为企业提供信用服务的市场运作机构和信用产品，但不仅市场规模少，经营分散，而且行业整体水平不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科学的信用调查和评价体系。对企业没有完备的信用考评和完备的信用记录，担保也没有信用评估体系，对银行也没有信用考评体系，对政府失信惩罚规范也不完备，所以资本运营、风险投资、金融市场的发展都十分缓慢。

从政府对信用管理制度的建设上，我国信用体系也不健全。一是信用数据的市场开放度低，影响企业和个人信息的正常获取和检索途径。很多涉及企业的信用数据和资料服务企业无法得到，从而无法依靠具有客观公正性、独立性的调查、征信、资信评估和信用专业服务等方式，提高社会信用的对称程度，客观上导致失信现象。二是缺乏比较健全的信用管理体系，包括信用方面的立法和执法，立法滞后，执法不严。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监督管理、对失信缺乏有效的惩罚机制，影响体制创新。三是对失信和诈骗案件的处理和打击力度不强，对尚未达到刑事犯罪程度的失信行为和不讲信用的企业法人违规行为不能及时惩戒。同时，政府对信用市场的监督管理力度还不够，影响了信用中介机制作用的发挥。

2.建设信用必须从培育诚信文化着手

现代信用体系的建设包括信用的确立、信用管理、信用监督三个重要方面，但首先要从培育诚信文化着手：

(1)加强我国市场主体和公民的信用观念和信用意识的教育，提高全社会公民的信用素质，必须从培育诚信文化着手，这是建设信用体系的关键所在。西方一些国家不仅把诚信当作合同法的规则，也做为统率民法典的“帝王条款”。2000年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要求“要在全社会强化信用意识，加强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国家已把加快全社会信用列入“十五”计划的重要内容，要切实加强社会信用建设，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全社会对此也已形成了共识，许多省市都把信用体系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为维护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改善政务、法制、市场、人文和生活环境，提高整体竞争力的基础性工程。深受“远华走私案”影响的福建厦门市在2001年3月就开始了在全市开展“诚实守信”的竞赛活动，浙江的温州也从抓诚信着手改变形象。广东省人民政府2002年3月下达了关于加强我省信用建设工作的通知，浙江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了建设“信用浙江”的口号，将浙江打造成为全国最有信用的地区之一，把此作为浙江在高度开放、激烈竞争的新形势下实现更大发展的突破口。

要把加快信用体系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突破口来抓。首先要从提高全社会信用意识入手，因为信用体系建立固然需要法律体系和必要的制度保证，但是，信用的基础在很大程序上是基于社会主体之间的信任和诚信的理念来维系，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信用道德规范来维系。讲信用应成为全国人民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基本公德。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我们要树立典型，倡导市场主体的行为准则首先应是讲信用，无论是法人主体或公民个人，树立以讲信用为荣，不讲信用为耻的社会意识，特别是企业都应树立守信的公众形象。“信用就是市场，信用就是投资环境，信用就是财富。”在全社会应形成这样的共识和理念。这种意识和理念要通过各种经常性的宣传、教育、典型示范来进行，信用建设是一个长期任务，随着社会的发展要求信用水平也要不断提高，这就要通过全省的各种媒体、宣传教育部门定期开展活动，不断引向深入来实现。

(2)诚信文化要体现在加强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建设，促进向市场化发展上。2002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朱róng@①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建立企业、中介机构和个人信用档案，使有不良行为记录者付出代价、名誉扫地，直至绳之以法。广泛采用现代化监管手段，综合利用信息网络资源，实现互联互通、信息共享。要加强征信公司、资信评级机构、信用调查机构等信用中介的建设，加大信用调查报告、资信评级报告的市场化程度，要加快信用信息和开放的管理。

在征信国家，企业和消费者个人信用信息数据的开放和市场运作是信用管理体系的重要内容。许多国家通过相应的法律或法规对信用数据的开放作出明确规定。一般来说，采集和共享的信息包括银行内的借贷信息和政府有关机构的公开记录等。征信服务机构可以通过公开和正常的渠道取得和检索法律规定可以公开的信息。但我们在征信数据的开放与使用等方面法律规定不完善，政府部门和一些专业机构掌握的可以公开的企业资讯没有开放，如公安、工商、人事、税务、统计等部门掌管着大量的企业的信息资源很多没有公开，增加了征信和企业信息获取的难度。目前我国的信用中介机构有些没有自己的信用资料数据库，建有数据库的规模也普遍偏小，信用信息不完整，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对企业的信用作出公正、客观、真实的评估。

信用信息的市场化是信用服务行业发展的客观基础，是建设信用体系的必由之路，因此，要大力推进我省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市场化。为了配合WTO式规范公共信息、征信数据的取得和使用程序。对信用数据的开放和促进信用管理行业的更快发展应是当务之急。即使对于那些不宜在全社会公开的信用信息，政府也应有一套信用管理和获得信息的规范有效的渠道。我们对信息数据开放应包括两方面：一是明确信用数据的开放程度，很多可以公开开放，以及能够通过一定正规的方式和渠道获得的信息应通过一定的渠道和途径尽快开放，增强社会信用信息的透明度；当然要注意在涉及到消费者个人信息的采集和共享方面应有相关的法律约束。由于对信用的评价主要是建立在企业和个人信用历史记录的基础上，我们建议一方面在鼓励信用中介机构注重自身信用数据库建设，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要建立行业或部门的数据库，待条件成熟时，可将自建数据库的部门内容提供给信用中介机构或与信用中介机构共享。

(3)加强信用体系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加大执法力度，在建设信用体系中发展诚信文化。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也是法制经济。信用原则的普遍履行要靠法律来保障，信用不仅包含着道德、精神、素质，而且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是法律原则，科学完备的信用体系才能保证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功能在经济生活中发挥作用，因此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非常重视信用制度和法律法规的建设。发达国家为了保障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都尽量完善信用规则的建设。如美国是世界上信用体系较完善的国家，一方面完备的法律体系形成了信用管理体系正常运转的法律环境，另一方面较健全的信用机构保障了信用体系的科学运用。同时信用监督的执行机构也较发达。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泰国从20世纪80年代引进发达国家的信用体系，但因信用法律建设的滞后，信用中介、信用管理和监督的有限，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是导致东南亚金融危机原因之一。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在信用体系建设上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和制度建设，如上海市自2000年起建立个人联合征信体系，该体系为企业信用体系建立做了有益尝试。北京市也在中关村科技园区进行了企业信用制度的试点，建立了中关村企业信用信息服务中心和信用服务中介。深圳市公布了《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

建立对失信企业的惩罚机制，是信用体生活链条中最关键的一环。北京、上海、浙江对“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大力表彰、设立“红名单”的同时，加大了对失信企业的惩罚力度，设立了“黑名单”制度，让失信企业无藏身之地。上海10家企业因涉嫌商业欺诈、制假售假、虚假出资等违法行为被工商部门吊销了营业执照。北京中关村2001年12月1日开始，对不讲商业信誉、搞技术欺骗、合同欺诈、破坏中关村信用形象的企业将记上“黑名单”。浙江施行信用一票否决机制，凡上信用“黑名单”的企业在企业考核和调整重要指标中，都要淘汰出局。继浙江、北京、上海之后，青岛也规定列入信用黑名单的企业负责人在今后的若干年中不允许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层任职。这些都是在建设现代经济中对诚信文化的丰富和发展。

3.政府的诚信文化建设要从营造诚信政府的形象着手

在建设现代信用体系中，无论是政府信用、企业信用、个人信用，政府都是关键。政府应发挥建立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并监督行业规范发展，政府不参与主办征信机构，但政府在促进征信行业发展中应发挥以下职能：依法向社会开放所拥有的企业信用数据、对企业征信行业进行行业管理、发挥职能部门监督作用。

政府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我国目前没有设置信用管理局这样的政府行政管理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成立我国企业征信行业协会显得特别迫切。行业协会的主要功能在于联系本行业或本分支的从业者，进行行业自律方面的建设，同时为同业者提供交流的机会和场所，替本行业争取利益。行业协会还提供信用管理的专业教育，举办从业执照的培训和考试，造就信用机构的专门人才，举办会员大会和各种学术交流会议，有条件的还可以发行出版物，募集资金支付信用管理研究课题等。

政府要帮助强化企业的信用管理。加强企业信用管理，不仅可以大幅度减少因授信不当导致合约不能履行以及受信企业对履约计划缺乏管理而违约现象的发生，而且可以形成对失信企业和机构的市场约束机制，使信用记录不良的企业从各企业的客户管理中被筛选掉，使其没有市场活动的机会和空间。而且，企业内部信用管理制度的规范化，还会进一步加大对信用调查咨询和评估产品的需求，促进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发展。政府要致力于信用网络的建设。信用数据库的建立与完善是企业征信行业发展的关键。企业资信数据库是企业信用信息搜集、信用记录的一种重要形式。信用数据库的功能主要有两个：一是激励机构，即守信用的企业在数据库中将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从而可以帮助其树立良好社会形象，增大其市场交易中的无形资产，并由此得到更多的商业机会。企业可以自愿将自己的信用数据提供给征信公司，政府也可以根据需要通过立法强制企业公布自己的信用数据。二是惩罚机制，具体的惩罚措施是，各数据库的经营者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将收集到的企业失信情况记录在一定时期内保留在数据库中，使失信者接受社会惩罚。

方略范文篇10

企业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如何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始终能够按照既定思想和原则的指导，朝着总体目标分阶段有步骤的实施，就成为了企业文化建设的成败所在。因此，制定一个全面系统可行的企业文化建设规划就成为了每一个企业文化建设者必须面对和解决的课题。本文站在企业的角度，借鉴中国企业企业文化建设的普遍经验和常用做法，从企业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目标、基本原则、实施步骤、工作分工、保障措施等方面归纳和阐述制定企业文化建设三年规划的通用方法和策略。

1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继承”、“学习”、“创新”、“发展”为总体思路，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坚持把创新和发展作为第一要务。紧紧围绕企业愿景和使命，不断传承企业的优良文化传统，努力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符合现代企业制度需要、具有企业自身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体系，为实现公司发展战略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

2总体目标

用三年左右的时间，逐步建立起适应“文化管理”时代要求，与公司总体发展战略协调统一，具有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体系。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增强企业凝聚力，激发员工创造力，实现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探索文化管理，推动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健康发展，逐步实现从经验管理、制度管理到文化管理模式的发展变革推进节约、学习、创新、和谐型企业建设，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3基本原则

3.1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为本就是始终把员工作为合作伙伴、关注员工成长、建设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实现企业发展与员工发展和谐一致。一方面，公司要通过尊重员工、理解员工、做到“人尽其才”，不断激发员工热情，开发员工潜能，确保文化管理更加科学，更加具有生命力。另一方面，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文化，它需要强调对人的管理，强调员工的忠诚奉献精神，强调员工与企业树立共同目标和价值观，强调认同公司文化、富有责任感、具有合作精神、善于学习和敢于创新的员工是人才的用人标准。

3.2坚持继承发扬、突出特色的原则。搞好企业文化建设关键在于继承和发扬公司优良文化传统，培育出适应时展的、具有自身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因此，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企业历史和现状，展望未来，挖掘提炼出具有企业鲜明特色的文化内涵，走出一条具有企业自身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之路。

3.3坚持循序渐进、创新发展的原则。开展以文化管理为目标的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按步骤、分阶段、有重点地不断推进，注重质量，务求实效坚持创新发展、与时俱进，在发展实践中不断赋予企业文化新的内涵，在创新上不满足，真正使企业文化建设能够为公司管理水平的提升和企业发展目标的实现服务。

3.4坚持精神文化与制度行为文化相结合的原则。以规范管理为基础，把精神文化建设与制度行为文化建设有机结合起来，使“软”、“硬”管理相互支撑、相互渗透、优势互补。以核心理念为指导，全面开展制度文化体系建设以健全完善的制度为保障，整体推动行为文化体系建设以树立企业员工和谐统一的价值观为根本，深入开展精神文化体系创建活动。

3.5坚持全员参与的原则。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要着力培育学习型组织，广泛集中群众智慧，调动起全员积极性、创造性。必须做到每一个环节都有员工参与，每一项政策出台得到广大员工认可，努力打造和谐进取的文化氛围，从而实现员工价值升华与企业蓬勃发展的有机统一。

4实施步骤

企业文化建设的实施要按照全面规划、分步推进的原则分阶段进行，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建设企业文化体系和运行机制。

第一阶段:全面启动推进阶段(第一年)

重点工作:建立健全企业文化建设的组织保障机制、工作指导机制和考核评价机制，普及企业文化知识，开展企业核心文化理念提炼工作，开展部门文化建设，开展视觉识别系统建设，健全和完善制度文化体系，加强激励机制建设，加强节约文化建设。

阶段性目标:完成企业核心文化理念提炼工作，完成公司视觉识别系统的设计和宣传工作，初步实现制度“硬”管理与文化“软”管理的有机结合，逐步建立以人文关怀为基础的管理体系，着力塑造节约、学习、创新、和谐的企业形象，营造公司上下理解包容、和谐统一的文化氛围。

第二阶段:深化完善阶段(第二年)

重点工作:在重点领域进一步深化完善企业文化体系建设，狠抓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转化，全面普及企业文化理念，深入开展制度文化体系梳理和完善工作，全面推广企业视觉识别系统，深化部门文化建设，持续开展节约、学习、创新、和谐型企业建设。

阶段性目标:实现企业文化理念深入人心，部门文化日趋完善和成熟，员工的人文和职业素养普遍增强，企业形象明显提升，组织效能得以提高，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成果的制度化，初步形成与核心价值观有机融合的管理和运营机制，逐步实现从经验管理、制度管理到文化管理模式的过渡。

第三阶段:巩固提高阶段(第三年)

重点工作:全面持续地开展企业文化体系建设，对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进行全面分析评价、总结成果并巩固成绩，建立企业文化管理长效运行机制，持续完善与公司发展战略相适应、具有丰富内涵的企业文化管理体系。

阶段性目标:建立科学合理的企业文化体系，提出企业文化建设战略规划，企业凝聚力和员工创造力明显提升，管理效率显著提高，经济效益稳步增长，公司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明显增强，公司阶段性战略发展目标得以实现。

争做优秀企业公民，把塑造和谐企业文化生态，实现企业和员工共同富裕，树立企业员工协调统一的价值观，培育确保企业基业长青的文化基因作为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远景目标，而坚持不懈地努力。

5企业文化全面启动阶段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第一年企业文化建设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在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发挥着布局谋篇的关键作用，第二、三年的工作要以第一年工作的效果为基础进行制定和完善，因此本文在此重点介绍企业文化建设全面启动阶段的工作:

5.1工作原则

总体原则:紧密围绕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为生产经营工作提供支持和保障。遵循和坚持的以下基本原则:

5.1.1系统性原则。企业文化是一个完整科学的体系，企业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循序渐进，分步实施，在观念形态文化、制度行为文化、物质形态文化等层面上重点突破，全面推进。

5.1.2全员参与原则。构筑企业文化，要充分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上下联动，全员参与，充分调动全体干部和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5.1.3继承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继承中华民族和公司发展的优良传统，借鉴吸收国内外先进经验，又要以超前意识进行创新和超越。

5.1.4个性化原则。从实际出发，突出企业特色，构建具有时代气息又富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个性企业文化理念。

5.2主要工作内容

5.2.1企业文化核心理念提炼工作。精选各岗位了解企业情况有文采的人员成立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小组，依据公司总体发展战略，利用3个月左右的时间，广泛征集各方面意见，深入开展关于核心理念的调研讨论，总结提炼出具有时代特征和企业鲜明特色的企业文化核心理念。在此基础上，组织开展企业文化理念宣讲、刊印企业文化理念手册、开展企业文化征文、演讲比赛、辩论会等核心理念宣传推广活动，确保核心文化理念得到深入贯彻推广。

5.2.2开展亚文化和部门文化建设。组织企业内部各单位开展亚文化和部门文化建设，以“建设和谐企业”、“打造高效能团队”和“增强工作执行力”等主题作为亚文化和部门文化建设的核心和导向，并把宣传发动、思想教育渗透于生产、业务竞赛中，有计划地做好总结经验、树立典型、表彰先进的工作，形成积极进取、争先创优的良好文化氛围。

5.2.3开展节约型企业建设。建设节约型企业，是指在企业文化建设的第一个时期，公司的各项工作都必须把节约作为一种企业理念长期坚持下去，加强节约文化建设，使每一位员工养成节约意识，形成人人厉行节约的良好习惯。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奖励节约、惩罚浪费的管理机制，以激发和调动各方面厉行节约的积极性，培育无论富裕或是贫穷都要厉行节约的思想。倡导节约文化旨在追求生产最优化前提下，培养更加科学合理的生活习惯和生产方式，把节约当作一项战略举措，贯穿于生产经营和发展的全过程。

5.2.4建立和完善制度文化体系。在全员范围内开展制度文化体系建设工作，全面梳理完善和提升企业各项管理制度。建立诊断监测机制，在日常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中结合实际，依照企业文化理念，开展自我检查，规范企业和员工行为修订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把员工认同的文化理念用制度规定下来，使企业文化建设的成果制度化，用核心理念梳理企业规章制度、程序和工作流程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和运行保障机制，实现文化管理与制度管理刚柔并济。

5.2.5优化人力资源管理，加强激励机制建设。在人力资源管理上，把企业的人才理念作为干部选拔、干部评价和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不断优化干部队伍结构，本着人员与岗位匹配的原则，体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干部任用导向，将合适的干部调整至合适的岗位上，同时要结合干部任职情况，分阶段、有步骤的开展干部交流工作对现有机构情况进行适度调整，实现机构的合理安排和人员的科学配置加强激励机制建设，重点出台一些专项奖励政策，激励各岗位涌现出一批典型和模范，如:生产标兵、营销能手、先进工作者等。

5.2.6开展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建设。为提高企业标准化管理水平，实现规范化、系统化管理，企业应开展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建设工作。总体可以分为二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视觉系统导入阶段第二阶段:理念与行为识别系统导入阶段。旨在最终提炼出一套具有企业特色的理论精华，整合出企业的精神优势，描绘出企业的形象特征，以推动和激励员工行为，全面塑造和展示企业形象。

5.2.7着力开展企业文化宣传工作。为确保企业文化核心理念得到深入地展示和传播，企业文化宣传工作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平台，围绕组织开展的德育活动、公益工程、文化传播等，加大力度开展企业文化宣传工作。在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中，不断拓宽思路，优化宣传方法，积极发挥企业文化宣传工作的作用，运用先进文化培养员工的文化意识，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塑造文化环境、培育文化网络、增强文化传播效果。

5.3实施步骤和工作分工

第一阶段:制定企业文化工作方案，组建工作机构。

制定并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方案和计划，组建公司企业文化建设机构，公司领导亲自挂帅统筹安排，行政、人力资源、企划、文化建设部等相关部门为联合责任主体分兵把守各负其责，各单位积极参与和配合，建立本单位的领导小组。

第二阶段:企业文化理念制定和宣传阶段。

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利用网站、内刊、宣传栏、条幅、标语等工具和载体广泛宣传企业文化相关理念和知识将行政系统例会建设成为企业文化建设的日常工作模式和途径，对企业文化建设工作进行研讨和交流。

人力资源部门通过围绕职工福利、特殊津贴和奖励等开展企业文化建设工作以培训为平台面向全员宣讲企业文化理念。

企划部门将各单位企业文化建设工作纳入企业工作计划和考核负责提出公司定位、使命和愿景初步方案。

企业文化建设部门负责走访各单位提出企业精神、口号和核心文化理念初步方案组织开展节约型企业建设等活动。

各单位积极配合公司企业文化的座谈和研讨工作，建立本单位企业文化领导小组，并开展本单位的企业文化理念的提炼工作并形成初步方案。

第三阶段:企业文化理念贯彻和推广阶段。

行政部门提出企业形象识别系统建设的工作方案并实施通过企业之歌创作、公司标识设计、举办企业运动会等活动宣传贯彻企业文化。

人力资源部门负责开展退休老职工联谊活动制定生产经营专项奖金使用办法并组织执行提出公司组织机构调整和人员配备的工作方案。

企划部门组织开展公司管理制度的梳理和完善工作，对各单位前期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提出考核和奖励方案。

企业文化建设部门组织开展各单位企业文化评比活动汇总各单位的延伸文化理念，形成公司企业文化理念体系。

各单位负责按照公司统一安排，提出本单位企业文化理念方案并开展相应的活动和建设工作，并按要求及时总结和汇报。

第四阶段:企业文化深化和总结完善阶段。

行政部门编辑出版企业内刊或者企业文化建设专刊，并利用年度总结大会、文体活动等机会深入贯彻企业文化。

人力资源部门通过年度评优工作，组织开展先进典型人物的评比和宣传工作通过年底走访慰问宣传公司企业文化。

企划部门通过组织ISO9000年审，对公司各项管理制度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对各单位本年度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开展情况提出考核意见将各单位企业文化建设纳入新一年度工作计划，列入考核指标。

企业文化建设部门对公司企业文化理念进行总结和完善形成公司企业文化手册并刊印。

各单位全面总结本单位企业文化建设工作开展情况，将企业文化建设的有关工作列入下一年度工作计划中。

6保障措施

6.1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要在企业文化建设中有创新、有建树，要做企业文化建设的倡导者、示范者和推动者。建立公司层面的企业文化建设委员会和各单位层面的企业文化建设领导机构，各级机构按照工作职责负责企业文化建设的组织、策划与实施，形成各条战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

6.2企业文化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有重点、分层次地逐步推进。各单位应结合自身实际，根据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总体部署和要求，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和措施，有计划有组织地推动企业文化建设的开展。

6.3开展企业文化建设，要与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能力结合起来，要站在促进企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重视企业文化建设，并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纳入议事日程，每年都要重点解决几个突出问题，坚持不懈地扎扎实实推进。

6.4要以塑造企业形象为重点。要着重在品牌形象、员工形象、环境形象、视觉形象、社会形象等方面塑造和展示企业形象。要以服务国家、奉献社会、回报股东为主旨，努力奉献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打造企业品牌影响力。

6.5在开展企业文化建设中，企业内部各单位要妥善处理好日常工作和开展企业文化工作的关系，要致力于管理理念的更新和企业精神的塑造，致力于通过陶冶情操，使企业文化得到升华。

6.6各单位企业文化建设组织要对对企业文化建设的推进情况进行总结，并在每个阶段结束后向企业文化建设委员会上报书面总结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