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规则范文10篇

反宪法规则的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在宪法学理论上不是一个新问题，但确是一个尚未得到彻底研究的问题，在中国宪法学术界还相当陌生。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以期对我国的宪法学理论有所裨益。

一、问题的提起

在近些年来中国宪法学理论的研究中，许多学者都对“违宪”问题表现出强烈的研究兴趣，他们从各自的学术立场对“违宪”概念作出了界定，并在“违宪”与“违法”、“违宪”与“违宪行为”、广义的“违宪”与狭义的“违宪”等方面作出区分与演绎。在有人别出心裁地提出“良性违宪”与“恶性违宪”的概念之后，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一时间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论。[1]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宪法学理论确实在发展、在进步。

笔者在1988年12月出版的《民主宪政新潮——宪法监督的理论与实践》中，并没有专门对“违宪”的概念进行研究和论述，这是有原因的。首先，就笔者个人的研究风格来说，由于认为政治、宪法和法律等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对象往往具有极大的开放性、不确定性和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适应性，特别不容易准确地加以把握，尤其很难用简短的语言使之概念化。事实上，学术史的研究也表明，尽管万千的学者在概念的界定方面作过认真的努力，但成效甚微，流传下来真正成为学术界公认的经典定义则更是少之又少。有鉴于此，笔者自知学识肤浅，故每遇重大概念需要界定的场合，都会踌躇不前，畏缩而退，不愿登此大雅之堂。其次，尽管笔者对“下定义”之类的学术工夫持消极的态度，但决不意味着对前人或同仁所下的定义也持不屑一顾的态度，相反，笔者极愿以开放和宽容的态度对待各种各样的定义，并能做到博采众长而纳之。在认真进行综合、比较之后，每每都会受益匪浅。再次，笔者不愿做“概念化”研究，更不意味着对有关问题的研究不重视，相反，我们更愿意对有关的问题从多方面加以深入的考察，力求从深层次的相关因素上对其进行把握，从而发现其本质上的、规律性的内在关联。这样做的结果，往往在有关研究对象的全面认识上和本质把握上多有收获，并自认为这种结果要强于对有关概念在文字上的演绎，以及徒引发没有结果的争议，尽管有关的争议在学术上并非全无意义，甚至大有裨益。在“违宪”的概念上，我们就采取这种学术立场和态度的，认为目前学术界对“违宪”概念的界定，基本上还停留在文字的演绎上，我们认为，离开宪法原则和程序植根于其中的宪政环境抽象地讨论“违宪”，徒引发没有结果的争议，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在西方宪法学研究中，就我们涉猎的学术著述的范围来看，似乎并没有发现有哪个或哪些痴心的学者在脱离宪法诉讼或宪法具体争议之外，抽象地研究或界定“违宪”的概念，一切都以具体的宪法诉讼或宪法争议而定。即使是事关普通法院或宪法法院在其宪法裁决中，也不是每每都用“违宪”的概念下判决，而是用不符合宪法或违背宪法之类的词语加以表达。一般来说，英文中的“违宪”（unconstitution）应该是有特殊含义的，但这种含义似乎从来没有人严格界定过，更不是普通法院或宪法法院特别专用的词语。

基于以上关于“违宪”的学术现状和个人的态度，这里就不再介入有关“违宪”定义的争论，宁愿新辟蹊径，从另一个角度来探讨一下看来本质上是与“违宪”同一或类似的“反宪法规则的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

二、反宪法规则决定的法律效力问题的由来：理论与实践

摘要：我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三条就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作出专门规定，其采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体现弱者利益保护的立场，具有明显的进步性。但该条规则绝对地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就例外情形的规定不够全面，且某些措辞稍显随意。我国可纳入有限的意思自治，增加例外规定，并纳入结果定向方法，对第四十三条规定进行一定的完善。

关键词：涉外劳动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强制性规则；劳务派遣合同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日益深化，对外商品、资本、劳动力交流更加频繁，涉外劳动法律关系及涉外劳动合同纠纷也更为多见。本文基于比较分析，对我国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进行探析。

一、我国涉外劳动合同法律适用规则的演进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法律适用法》）为节点，我国涉外劳动合同法律适用规则可分为两个发展阶段。（一）《法律适用法》颁布前。《法律适用法》颁布前，我国没有国际私法单行立法，法律适用规则主要规定在我国《民法通则》第八章“涉外法律关系”以及《合同法》《海商法》《票据法》的相应章节中。上述立法均未就涉外劳动合同作出专门的法律适用规定。涉外劳动合同属于涉外合同的一种，在没有特殊规定的情况下，应遵循《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一般规定。依据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1）、《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2），涉外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除外。涉外合同的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有观点认为，依据我国《劳动法》第二条（3）和《劳动合同法》第二条（4），若中国境内企业与外国人建立涉外劳动合同关系，只能适用中国法，且2014年颁布的《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再次强调，用人单位与被聘用的外国人发生劳动争议，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处理，意即此类涉外劳动合同必须适用中国法［1］。本文认为，我国《劳动法》第二条和《劳动合同法》第二条的规定是国内立法对自身调整范围的界定，不能用于确定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更不能推演为单边冲突规范。据此，《法律适用法》颁布前，我国就涉外劳动合同适用一般涉外合同法律适用规则，采“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最密切联系为辅”的一般规则。（二）《法律适用法》颁布后。《法律适用法》是我国首部国际私法单行法，不仅专章规定“债权”的法律适用，并在第四十三条中就涉外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作出专门规定。依据第四十三条，劳动合同，适用劳动者工作地法律；难以确定劳动者工作地的，适用用人单位主营业地法律。劳务派遣，可以适用劳务派出地法律。新的规则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将劳动合同独立于一般涉外合同，作出特殊规定。《法律适用法》就涉外合同规定了“双方意思自治为主，最密切联系为辅”的一般法律适用规则，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由意志。但劳动合同有明显不同于一般合同的特点，合同一方即劳动者往往处于弱势，采用一般的意思自治原则可能导致用人单位将意志强加于劳动者，损害劳动者的利益。目前国际上仍有不少立法未就劳动合同的法律适用作出特殊规定，《法律适用法》就涉外劳动合同进行独立调整，体现了立法技术的进步。第二，结合采用多个客观连结点，体现法律适用的灵活化。《法律适用法》第四十三条为有条件的选择性冲突规范，采用了“劳动者工作地”“用人单位主营业地”“劳务派出地”三个客观连结点，将最密切联系原则具体化。“劳动者工作地”作为首要的连结点具有明显的合理性。“劳动者工作地”为劳动合同的履行地，劳动者在此履行其经济、社会职责，该地的经济政治环境和劳动行为互为影响，关系密切，且为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所知晓、熟悉。采用此连结点，对双方而言均公平合理。若劳动地无法确定，则启动第二位的连结点“用人单位主营业地”，该连结点为劳动合同一方当事人的属人法，且往往是“劳动合同的签订地”，相对而言便于确定，适用便利。最后，考虑到我国实践中极为常见的涉外劳务派遣，第四十三条又作出了补充规定，增加了“劳务派出地”这一连结点，使得法律适用更为灵活，也更符合实践的需要。第三，规定我国法律或行政法规关于劳动者权益保护规则的强制适用，以保护弱势方劳动者的利益。《法律适用法》第四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对涉外民事关系有强制性规定的，直接适用该强制性规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十条明确将关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纳入第四条所指的强制性规定之列（5）。据此，我国法院在审理涉外劳动合同纠纷时，关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强制性规定将直接适用，而不论该涉外劳动合同的准据法是何国法。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涉外合同纠纷的管辖依据包括合同履行地、被告住所地、合同签订地等。我国法院以合同履行地为管辖依据受理的涉外劳动合同纠纷中，关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强制性规则将作为准据法的一部分予以适用。若我国法院以被告住所地为依据受理争议，当工作地的外国法对劳动者权益保护低于我国相关强制性规定，《适用法司法解释（一）》第十条须得以启动。我国强制性规定与劳动者工作地法共同适用，给劳动者提供最低限度的保障，这正是“弱者利益保护”原则的显著体现。

二、我国涉外劳动合同法律适用规则存在的问题

[内容摘要]在信用证业务中，各有关当事人处理的是单据。而相关银行在处理信用证单据时的规则和责任已成为诸多此类法律纠纷的焦点。本文紧密结合国际著名的典型案例，深入分析了下列四个问题：

（1）处理单据的时间要求；

（2）独立审单责任；

（3）拒受通知的内容；

（4）拒受通知的传递方式。

[关键词]信用证严格相符原则单据不符拒受单据拒受通知众所周知，信用证已成为国际经贸中最主要的一种结算支付方式。而信用证业务最大的特点之一在于它是一种纯粹的单据业务，即在信用证业务中，各有关当事人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与单据有关的货物、服务或其他行为。也就是说，在信用证业务中，只要受益人提交了符合信用证条款要求的单据，开证行就应承担付款或承兑的责任。受益人与有关银行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单据买卖关系。根据已被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银行普遍接受并在信用证条款中采用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规定，这种单据买卖中的单据提交、传递、审查和因单据与信用证不符而产生的银行拒绝付款“买单”行为都应严格遵守相应的规则。因此，《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中有关信用证单据处理的这些规则将成为解决信用证纠纷和判定相关责任的重要法律依据。本文将从《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的规则和规定入手，结合国际上最新的典型司法判例，对信用证单据处理中以下四个方面的规则和责任进行分析和研究。

摘要：电子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以数据电文为载体订立的，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电子商务是电子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产物，以电子方式订立合同，一方面给经贸发展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制定新的法律规则。

关键词：电子合同；基本范畴；法律分析

电子合同的基本范畴，是研究电子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以及纠纷的解决等其他问题的逻辑起点。研究电子合同的内涵、特征和本质等基本范畴是非常必要的。

电子合同绝不仅仅是简单的“纸质合同的电子化”。在现代信息技术引进之前,传统的合同形式主要有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后来产生的通过电子脉冲传输的电报、电传和传真，接收方也能得到一张输出稿作为书面证据。但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电子合同仅表现为一组高科技的电子信息而已。

电子商务是通过一系列的电子合同文件促成和实现交易的，因此合同是电子商务的核心内容。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能否通过网络的电子数据交换成立一个在法律上有效的合同，这是互联网上电子商务得以发展的最关键问题。”

一、电子合同科学内涵的法律分析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加强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相关立法；加强对政府公共信息公开的监督；制定相应的隐私法，注意对公民隐私的保护等进行讲述，包括了确立行政公开为原则、不公开为例外的基本立法原则、逐步完善政府公共信息公开的立法、逐步完善政府公共信息公开的立法、设置实施公共信息公开的监督机制等。具体资料请见：

论文摘要：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公共政策的制订者、公共事务的管理者以及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其掌握的对社会、社会成员的利益相关的公共信息量也越来越大。这类政府公共信息管理体制决定了现时代，国家信息资源管理的任务和目标，规定了信息资源管理开放和共享的范围与程度，决定了信息资源管理的效率与效果。鉴于政府公共信息公开是现代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能，本文选择了政府公共信息公开法律制度研究为题，对政府公共信息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检讨我国现阶段政府公共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并指出了相关的法律问题和提出了相关法律建议。

论文关键词：政府公共信息信息公开法律制度

现代社会正步入信息时代，信息已成为人们生存和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而政府公共信息更是在对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起着最为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根据政府公共信息的性质，政府公共信息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政府掌握的不涉及个人信息的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信息。第二类是政府掌握的涉及个人信息的与经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相关的信息。这类政府公共信息涉及一部分公民、法人的信息，但是这类信息根据法律可以向公众公开。比如公司法人的登记信息等。

因为政府公共信息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拥有一个完善的政府公共信息的公开制度是我们社会必不可少的。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各种形式的政府公共信息公开法律体制改革在全国各地广泛掀起。最近一个显著的例子很好的说明了我国在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上的进步，2008年9月11日晚，中国卫生部指出，近期甘肃等地报告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调查发现患儿多有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历史，经相关部门调查，发现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受到三聚氰胺污染。随后企业对有毒有害奶粉进行了召回，在对有毒有害奶粉召回过程中，由政府向社会公众公开该事件中的相关细节。这说明我国政府在处理公共安全及相类似事件中较以前有了重大的进步，也说明了我国各级在公共信息公开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摘要：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和保证，而作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尚不健全，给农村的社会保障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因此，健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社会保障权农村社会保障法立法

社会保障法是指根据社会政策制定的，帮助公民克服生存风险、扶助弱势群体生活安全或促进大众福利的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规定：农村养老保障以家庭为主，同社区保障、国家救济相结合，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行对贫困农民的医疗救助的方针。确定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基本价值取向。我国宪法已经确立了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地位，目前农村人口占我国总人口80%以上，但长期以来农村社会保障始终处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边缘，有相当的社会保障的内容将整个农村人口排挤在体制以外。因此，完善农村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一、完善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的必要性

1.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现阶段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需要。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发展水平偏低，使得加快农村社会保障法制建设成为必然要求：第一，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明显低于城市。这是由于长期的历史原因，也是由于城乡之间在生产社会化程度、就业、社会分配、收入消费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因而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不宜采取统一的模式，但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保障同样都需要发展。第二，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不到位，国家在农村的政策扶持力度太小，使得在缺乏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下，仅靠政策难以使社会保险在农村的覆盖面扩大。第三，农民觉得“保险无保障”，不能解决基本生存问题，缺乏参保积极性。例如：按民政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交费领取表》计算，每月交2元，交费10年后每月可领4.7元，15年后每月方可领取9.9元。

2.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是新时期农民生产、生活保障的需要。在计划体制下的农村以集体保障为主体，家庭保障和国家救济为补充，随着农村市场改革深入，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根据立法享受的，由社会提供必要物质帮助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首先，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逐渐瓦解；工业化与城市化使很多农民从第一产业转到第二、三产业，往往没时间照顾家庭；生育观念的转变使家庭规模逐渐缩小，传统的农村家庭保障功能弱化。其次，土地保障功能降低，农业的收益小，在遇到自然灾害和年老、疾病时无法保障基本生活。特别是对于被征地农民，除了土地补偿、安置费外，其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也需要获得法律保障。再次，社区保障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社区保障适用于集体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社区，其实施范围比较窄。虽然现阶段农村家庭保障、土地保障、社区保障在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仍然发挥主导的作用，但从长远规划来说社会保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法律制度又为农村社会保障实施提供法律保证。

摘要:民法规则与民法原则具有一定的辩证关系，是两种不同范畴的概念，但是两者又存在一定的联系。本文通过对民法规则与民法原则概念的阐释，二者使用范畴、内容、作用效果、民法作用践行的区别性与关联性的概述以及二者关系的归纳解释，对民法原则与民法规则的关系进行辩证的分析。

关键词:民法规则;民法原则;辩证关系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法制建设不断改革与完善，使当今社会逐渐成为真正的“法治社会”。作为由民法原则与民法规则两大成分构成的民法是助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形成与完善的中流砥柱。在全民懂法法、人人守法的社会氛围形成背景之下，民法原则与规则成为不可忽视的两大法律要素，对其是否能够恰当运用直接影响到民事案件审理公正性，现已成为民众心中的重点关注内容。民法规则与民法原则既是两个独立概念又存在关联性，只有将其二者关系正确把握与处理，才可以提高民事案件判决的公正性，才可以保障我国公民正当合法权益，才可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一、规则与民法原则的概念阐释

（一）民法规则。民法规则的实质是规则体系，其组成部分主要包括构成法律的相关要件及法律后果，其适用范围只能在某一运行过程中的民事案件[1]。民事原则是民事法则的起源根据，相对于民事原则而言民事规则的适用范围相对较小。（二）民法原则。民法原则的实质是一种较为抽象的法律精神，作为非特殊民事行为的价值判断依据，能够依托经济基础特征呈现民法本质，从而保障案件审理时的公平性。基于某种角度而言，民事原则是法律判决者以法律判断标准为依据，审理案件中的民事行为及其行为造成的法律后果。民法原则适用性覆盖全部民法领域，目前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民法原则主要分为具体体现原则和基本原则两大方面。

二、民法原则与民法规则的差异性

摘要：“概念法学”和“自由法学”的辩争催生了法律确定性和灵活性这对永恒矛盾。法律发展的整个历史就是交替赋予法律更多确定性或灵活性的历史。欧美冲突法在20世纪的不同演变轨迹，体现了人们在法律确定性和灵活性之间寻求平衡的尝试与努力。欧美冲突法的发展历史表明，将灵活性置于比确定性更为重要的地位是当今乃至21世纪冲突法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冲突法；法律选择；概念法学；自由法学；法律确定性；法律灵活性

一、法律确定性与灵活性的法哲学思潮

19世纪初期至中叶，欧洲大陆法学界被“概念法学”之阴影所笼罩。“概念法学”主要源自“德国古典法学”，以萨维尼、普希达和温德夏特等人为代表。“概念法学”认为法院判决是“法律严格之复印”，而法官则“是一部一切按照法律条文含义适用法律之机器”、“宣告法律语言之嘴巴”、“无能力或无意志自行左右自己之生物”。法官判决时，不能加入个人之“利益衡量”、“目的考量”或“价值判断”，仅得纯为逻辑的机械操作。例如，萨维尼主张任何法律问题皆可“依概念而计算”，为形式逻辑演绎之操作。法官的职责在于发现法律、适用法律，绝不容以自己的智慧来创造法律。普希达指出遇到任何法律问题，只需将有关“法律概念”纳入“法律准则”之中，依靠逻辑方法归纳演绎一番即可获得解答。温德夏特宣称法官的职责乃在根据法律所建立的概念，用逻辑推演。法官断案尽往“概念堆里”取之即已足够，无须在“法条”之外另寻他求。

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期，“概念法学”遭到了“自由法学”的激烈抨击。“自由法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德国的耶林和坎托罗维茨、奥地利的埃利希、法国的撒来和叶尼等。耶林认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是指导未来法学的“导引之星”。因此，法官解释法律不能热衷于抽象的概念游戏，而忘却法律对实际社会生活所负的使命。坎托罗维茨认为法官不仅应该将法律条文应用于各个案件，而且应该在成文法有缺陷的情况下创造法律。埃利希认为每一种制定出来的规则从其本质上来说都是不完整的，而且一旦它被制定出来，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很快就变得过时了。因此，应该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自由地去发现法律。撒来认为法律固然应与社会并行进化，但同时亦不能忘却规范之本质，须求安定。故法律解释必须调和法律的进化性与安定性。叶尼指出人类创造之实证私法难以尽善尽美，必有许多法律漏洞，绝非如概念法学般以逻辑的演绎方法来补充，而应从法律之外科学、自由地探求“活的法律”加以补充。

“概念法学”和“自由法学”的根本差异在于：(1)前者独尊国家制定的成文法，以法典为唯一法源；后者强调法律应为“科学之自由探索”，除法典外，实际社会生活中“活的法律”亦为法源，而且为真正的法源。(2)前者强调法律体系具有“逻辑的完足性”；后者认为法律有漏洞存在。(3)前者对于法律的解释偏重于形式逻辑的操作，排除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利益衡量及目的考量；后者强调活的法律之探求，法官对于具体案件除运用逻辑的演绎方法外，亦应为利益衡量及目的考量。(4)前者否定司法活动的造法功能；后者肯定司法活动的造法作用。(5)前者认为法学是一门纯粹理论的认识活动，法官无须为价值判断；后者认为法学除理论的认识活动外，亦兼具实践的性格，包括评价的因素在内。

一、法律确定性与灵活性的法哲学思潮

19世纪初期至中叶，欧洲大陆法学界被“概念法学”之阴影所笼罩。“概念法学”主要源自“德国古典法学”，以萨维尼、普希达和温德夏特等人为代表。“概念法学”认为法院判决是“法律严格之复印”，而法官则“是一部一切按照法律条文含义适用法律之机器”、“宣告法律语言之嘴巴”、“无能力或无意志自行左右自己之生物”。法官判决时，不能加入个人之“利益衡量”、“目的考量”或“价值判断”，仅得纯为逻辑的机械操作。例如，萨维尼主张任何法律问题皆可“依概念而计算”，为形式逻辑演绎之操作。法官的职责在于发现法律、适用法律，绝不容以自己的智慧来创造法律。普希达指出遇到任何法律问题，只需将有关“法律概念”纳入“法律准则”之中，依靠逻辑方法归纳演绎一番即可获得解答。温德夏特宣称法官的职责乃在根据法律所建立的概念，用逻辑推演。法官断案尽往“概念堆里”取之即已足够，无须在“法条”之外另寻他求。

19世纪末叶20世纪初期，“概念法学”遭到了“自由法学”的激烈抨击。“自由法学”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德国的耶林和坎托罗维茨、奥地利的埃利希、法国的撒来和叶尼等。耶林认为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每条法律规则的产生都源于一种目的，即一种实际的动机。“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是指导未来法学的“导引之星”。因此，法官解释法律不能热衷于抽象的概念游戏，而忘却法律对实际社会生活所负的使命。坎托罗维茨认为法官不仅应该将法律条文应用于各个案件，而且应该在成文法有缺陷的情况下创造法律。埃利希认为每一种制定出来的规则从其本质上来说都是不完整的，而且一旦它被制定出来，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很快就变得过时了。因此，应该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自由地去发现法律。撒来认为法律固然应与社会并行进化，但同时亦不能忘却规范之本质，须求安定。故法律解释必须调和法律的进化性与安定性。叶尼指出人类创造之实证私法难以尽善尽美，必有许多法律漏洞，绝非如概念法学般以逻辑的演绎方法来补充，而应从法律之外科学、自由地探求“活的法律”加以补充。

“概念法学”和“自由法学”的根本差异在于：(1)前者独尊国家制定的成文法，以法典为唯一法源；后者强调法律应为“科学之自由探索”，除法典外，实际社会生活中“活的法律”亦为法源，而且为真正的法源。(2)前者强调法律体系具有“逻辑的完足性”；后者认为法律有漏洞存在。(3)前者对于法律的解释偏重于形式逻辑的操作，排除法官对具体案件的利益衡量及目的考量；后者强调活的法律之探求，法官对于具体案件除运用逻辑的演绎方法外，亦应为利益衡量及目的考量。(4)前者否定司法活动的造法功能；后者肯定司法活动的造法作用。(5)前者认为法学是一门纯粹理论的认识活动，法官无须为价值判断；后者认为法学除理论的认识活动外，亦兼具实践的性格，包括评价的因素在内。

“概念法学”和“自由法学”的辩争催生了法律确定性和灵活性这对永恒矛盾。美国当代冲突法学家塞缪尼德斯教授说：“法律确定性与灵活性间的张力关系就像法律本身一样的古老”。法国著名比较法学家勒内·达维指出：“所有国家的法律制度都存在并将永远存在两种正义要求之间的矛盾：法律一方面必须具有确定性和可预见性，另一方面又必须具有灵活性，以适应不同情况的需要。”吼冲突法同样逃脱不了这一矛盾。所有国家的冲突法都受制于这一矛盾，并试图在这两个相互冲突但又必须同时获得的目标之间寻求平衡。欧美冲突法在寻求这种平衡的进程中经历了不同的演变轨迹。

二、美国冲突法：僵硬性规则一无规则一灵活性规则

摘要：经济法中大量运用法律标准既与经济法所调整的国家干预行为的特点有关，也与立法者的预测能力和经济法的目的与任务有关。因此，我们不应试图用严格明确的法律规则来代替经济法中模糊的法律标准，而应认识到这是经济法不同于传统法律强调规则性的一大特点，认识到在法律规则与法律标准之间不存在孰优孰劣的问题，二者各有其适用的范围。

关键词：经济法；法律标准；法律规则

相对于民商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而言，经济法中的法律规范大多具有很强的裁量性、概括性和模糊性，即属于以下所称的“法律标准”。这与民商法、行政法中大量存在的明确、具体、确定的法律规范，即以下所称的“法律规则”形成了鲜明对比。对这种现象，不少学者认为这是经济法“不成熟”的表现，是需要对经济法的内容进行进一步的“条分缕析”、“去粗去精”研究的例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从经济法庞杂的内容中“提炼”出象民商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那样高度严密、完整的规则体系，也只有这样，经济法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发达的法律”。但在我看来，经济法与民商法、行政法等传统法律之间的这种反差并不是经济法“不成熟”的表现，相反，它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经济法不同于传统法律强调规则性的特点，显示了现代法律在形式上新的发展趋势。因此，探讨法律标准在经济法中大量存在的原因及意义，有助于我们从具体法律内容的微观角度更好地把握经济法这种新兴法律形态的特点，更好地理解经济法的目的和任务，同时也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法律规则与法律标准的相互关系，避免采取简单化的办法来推行经济法的“规则化”甚至是“法典化”。

一、法律规则与法律标准

法律规则作为法律的基本要素，一直是法学研究的重要对象。然而，“规则的概念与法律的概念本身同样错综复杂”，[1]不同学者往往从不同角度理解规则，对规则进行不同的定义和分类，这为我们理解和分析法律规则问题带来一定的混淆和困难。不过就本文的研究目的而言，主要关注的是法律规则的形式方面。按照张文显先生的划分，法律规则基于形式特征的不同，可以分为规范性规则和标准性规则两大类。其中，“规范性规则的‘假定’、规定的‘行为模式’和‘后果’，都是明确、肯定和具体的，且可以直接适用，而不需要加以解释”，相应地，“标准性规则的有关构成部分（事实状态、权利、义务或后果）是不很具体和明确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或特殊对象加以解释和适用。”[2]（p54）

德国学者沙弗尔（Schaafer）也提出了类似分类，他认为，“所谓‘规则’是指以简单和明了的方式区别合法行为和非法行为的法律规范。而‘标准’则是一般性的法律原则，不够明了，比较模糊，在实际运用时需要辅以复杂的司法裁断。”[3]（p143）由此可见，规范性规则和标准性规则虽然都可以统称为“规则”，但二者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其中最主要的区别在于，规范性规则中的裁量性因素较少，标准性规则中的裁量性因素相对较多。或者用波斯纳的话来讲，规范性规则的形式可以表达为“若X，那么Y，这里Y代表的是一个具体的法律结果，而X代表的是……能够机械地或至少是很容易确定的单个事实的情况。而‘标准’指的是这样一个规则：这个规则中，要确定X，必须权衡数个非量化因素，或以其它方式作出一种判断的（judgmental）、定性的评价。”[4]（p3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