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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化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6 11:10:44

法定化范文篇1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和区委八届七次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我区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推进信息公开，加强法制建设工作，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建设法治人事，为积极实施人才强区战略、大力推动人才创业、深化推进体制机制改革营造良好的人事编制法制环境。

二、主要内容

（一）以转变政府职能为宗旨，深化机制体制改革。根据上级统一部署，拟定我区机构改革总体方案，组织实施全区机构改革工作。按照严明纪律、明确程序、规范标准的要求，认真研究机构改革方案拟订报批、审核程序以及编制核定、职数配备、内设机构设置等问题，拟订配套政策措施。组织实施部门“三定”工作，着力解决部门之间职责交叉、关系不顺等问题，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努力实现政府职责、机构和编制法定化。

（二）以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为平台，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在依法清理和规范行政权力的基础上，认真细化权力事项“办事指南”及工作流程，努力推行电子政务，积极推进审批事项的“外网受理、内网办理、外网反馈”。按照进一步构建“权力阳光”运行机制和政府信息公开的工作要求，深化政府信息公开内容，规范人事编制行政权力公开信息，推动“阳光人事”建设。

（三）以强化培训和完善监督为手段，推进依法行政队伍建设。坚持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法、机关干部法律知识培训等基本学法制度，认真组织参加省市部门组织的依法行政内容的培训和区法制办组织的法律知识培训，积极组织依法行政岗位上的工作人员参加浙江省行政执法证考试，力争新增持证上岗人员数。充分发挥人事工作行风（效能）监督员作用，定期召开会议，听取意见建议，健全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健全依法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依法行政工作与个人年终考核相挂钩。

（四）以“五五”普法总结验收为契机，深化人事编制法制宣传。结合“五五”普法总结验收的工作要求，系统检查本部门普法规划的贯彻落实情况，做好考核验收的准备工作。同时，要认真总结“五五”普法期间的经验和亮点，继续落实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学法制度，组织开展4.27“公务员学法日”活动，加强公务员培训学分制管理。根据《关于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活动的通知》的要求，积极开展“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活动，严格按照《关于转发市依法行政示范单位创建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及相关考核标准,在加强组织领导、增强法治意识、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制度建设、科学民主决策、严格行政执法、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加强行政监督等方面作努力、创先进，全面提高我局（办）依法行政工作水平。

（五）以严格、规范、高效为目标，落实各项依法行政工作。认真贯彻实施《人事局（编委办）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方案》，进一步规范执法主体，理清执法依据，界定执法职责，明确执法权限，落实执法责任。

1、认真贯彻实施《公务员法》及配套法规，严格依法开展公务员登记工作，严格执行公务员招考录用、考核、交流与回避、工资福利保险、辞职辞退、退休等各项制度。

2、认真贯彻实施《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严格依法开展事业单位设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和年度检验工作，规范行政许可行为。

3、认真贯彻实施《浙江省人才市场管理条例》，严格依法开展人才交流活动，按规定做好人才引进和人事等工作，强化人才市场服务功能。

4、认真贯彻实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和《市行政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办法》，按照规定开展机构编制工作，严肃机构编制纪律，严格“一支笔”审批制度，加快机构编制法治建设步伐。

5、认真贯彻实施《浙江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及《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严格按规定开展以职业道德与创新能力等公共科目培训为主要内容的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严格按规定开展职称资格考试工作。

6、认真贯彻实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严格按照“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和规定程序开展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开招考工作。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要进一步提高对依法行政工作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增强责任意识。局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要充分发挥牵头协调的作用，切实加强领导、明确职责、完善机制、狠抓落实，加大对各项日常工作的监督指导力度，切实将依法行政理念变成机关工作的基本准则。

法定化范文篇2

关键词：规范性法律文件；简称；简明性；识别性；合法性

每部规范性法律文件都由许多功能各异的结构要件组成，而名称是其第一层次的必备要件。一般性文章的标题应无定式，而法律文件在法治国家的重要性决定了其名称也要规范、统一。一个科学、完善的法律文件名称应该能够揭示该文件的性质、内容、适用范围和效力等级等诸多信息。我国法律法规的全称基本上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一是反映法的适用范围或制定主体的词汇；二是反映法的内容的词汇；三是反映法的效力等级的词汇。而且这三个构成要件一般按照固定格式排列组合，且比较整齐划一，即法的全称=法的适用范围／制定主体+法的内容+法的效力等级。为了表达简洁起见，很多法律文件在援引其他法律文件时倾向于规定并使用其简称。由于目前我国立法实践中还没有确立像英美国家法律那样用专条专款规定各自简称的惯例，很多法律文件随心所欲地简化自己以及其他法律文件的名称，造成同一法律文件在不同法律语境下拥有不同名称的的普遍现象。

一、简称的主要表现形态

在现行规范性法律文件里使用的简称中，上述三个要件有如下五种排列组合模式，其中第2种和第4种模式可以分别看作是第1种和第3种的两个变体：

1.简称=内容+效力等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2.简称=部分内容+效力等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赔偿法》；

3.简称=适用范围，制定主体+效力等级，如《人大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人大办法》；

4.简称=适用范围／制定主体简称+效力等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中英联合声明》；

5.简称=效力等级，如《关于执行海牙送达公约的实施办法》→《实施办法》。

根据这些简称的风格色彩，我们将使用了书名号的规范、科学、庄重的简称称之为尊称：没有使用任何标点符号的简称称之为裸称；仅有法的效力等级通称的简称的。就像人们日常生活中习惯于称呼关系较亲近的人的姓如“小王”、“小李”等，称之为昵称；使用了其他标点符号如引号进行标示简称的，称之为别称。

法律文件简称的这四种风格类型与上述五种结构模式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又有多种表现形式：

1.全称下规定尊称，如200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前言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简称的规定；

2.全称下规定裸称，如199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简称的规定；

3.全称下规定昵称，如1992年的《关于执行海牙送达公约的实施办法》前言中对《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和最高人民法院、外交部、司法部的《关于执行(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有关程序的通知》简称的规定；

4.全称下规定别称，如2004年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第2条对该规范简称的规定；

5.无全称直接使用尊称，如2003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条第2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简称的使用；

6.无全称直接使用裸称，如四个《宪法修正案》对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的使用；

7.无全称直接使用昵称，如2005年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1条中三个文件的简称：

8.无全称直接使用别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直接援引为“刑法修正案七”。

下面且看为准法律职业人士制作的法律法规汇编中简称的使用现状统计。《2008年国家司法考试法律法规汇编》中一共人选了229部法律文件，其中没有引述其他法律文件名称的有48个，引述其他法律文件全称的有64个，提及其他法律文件简称的有117个，约占这本法律汇编文件总数的51.09％。简称的结构模式与风格类型结合的表现形态分布如下表：

二、简称法定化的迫切性

从上述统计数字来看，在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使用其他法律文件简称的现象十分普遍。而在使用简称时，绝大多数法律文件倾向于使用其裸称，由于没有使用任何标点符号，极易与同名广义法律概念如《宪法》与“宪法”混淆在一起。虽然使用昵称的法律文件数量不多，一般也都使用书名号以标示其属性，由于过于简短且提供的信息太少，脱离语境已经失去了法律文件名称的识别性。使用别称的虽然罕见且仅有一例，由于使用了引号来标示简称，按照语言规范从形式上已经看不出其为作品的属性，并且为此类不规范用法提供了立法例。混合型简称的比例虽然与裸称的数据相差很远，但是位居第二，遥遥领先于使用尊称的文件。一部法律文件内简称的形式就不统一，更揭示出立法部门在起草法律文件时使用简称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使用法律文件尊称的仅有两部：一是200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二是2003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这为数极少的两个文件中，严格来说也仅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简称的使用自始至终是规范、科学、统一的，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虽然提及的法律文件都使用了书名号进行标示，但是其中《合同法》的简称与其全称是分割式出现的，并且多次引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却一直使用其全称。导致了行文风格的前后不一致。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等级越高，其辐射功能和标杆作用越强；四个《宪法修正案》均直接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裸称为“宪法”，这就导致了大量法律文件在援引其条文时采用这种表述方式；所有规范性法律文件语言的规范性又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法学类论著期刊、报纸电视等宣传媒体语言的规范性。

立法语言承载着国家指令，直接影响着法律关系主体的切身利益。而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名称如同人的脸面、眼睛，甚至可以说是其灵魂，读其名就可知其文，俗话说“题好一半文”，其规范性和统一性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第一印象和整个法律文件的质量。规范、科学的简称也便于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实践中人们援引、查阅和检索，能够让读者一眼就能从其名称辨认出法律所管辖的主要范围，至少能够认出它是谁来。“法的名称作为法的内部结构中第一层次的、每个法必备的要件。它的科学化、完善化，对立法、司法、守法以至法学研究的科学化、完善化，都有重要意义。”

“迄今尚无关于法的名称的系统的学问。人们还没有认识到法的名称问题的重要程度。现今各国立法在法的名称上还存在许多缺陷。”看来法律文件名称的规范化问题不仅仅是我国立法所应正视的问题。200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54条对法律文件的部分结构要件如编、章、节、条、款、项、目的序号标注和标题题注的内容等做出了规定，而只字未提如何规范法律文件的名称；2001年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第4条和2001年的《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6条也仅仅规定了行政法规和规章名称的效力等级要件或称文种。不可否认，立法规范的缺位是导致法律文件简称随意混乱的根源。

三、简称法定化应遵循的原则

要实现规范性法律文件简称的法定化，在制定刚性规范时首先要解决一系列相关问题：如何缩减一个法律文件的全称?依据什么标准来判断某个简称是否规范?谁享有权力来规定某个法律文件的简称?我们认为，只有遵循如下原则，才能使得法律文件的简称规范、科学和统一：

(一)简明性原则

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全称究竟简化到什么程度?是不是越简短越好?简明即简+明，顾名思义就是既简短又明确。为了做到明确，难免要使用包含较多信息量的语言文字，而信息量的多少一般又与语言文字的多少成正比，这样就难免会损伤简短的程度；为了实现简短，肯定需要删除部分语言文字。而简短的程度毫无疑问又与语言文字的多少成反比。这两个方面显然是一对对立的矛盾关系。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权衡取舍，使之成为对立统一体，做到言简而又意赅，简约而又明了呢?首先必须明确一点，引述方便是动机，文字缩减是手段，形式简短是成效，而表意明确是底线。例如，在有些人大常委会的正式文件、讲话、纪要中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以下简称为《土地管理法》)缩简为《土地法》就不符合此项原则。《土地管理法》是调整人们在土地管理、保护、开发、利用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我国一部关于土地管理的基本法；而《土地法》是全面调整土地关系的基本法，协调统帅与土地有关的包括《土地管理法》在内的很多法律诸如《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等。《土地管理法》不等于、更不能代替《土地法》。总之，不能为了追求形式上的简短而无限制地缩减，否则过分地紧缩全称的语言成分，势必要损伤其明确性，甚至产生歧义。

(二)识别性原则

法律文件的名称必须具有很强的区别度。能够把此法与彼法区别开，否则就失去了其应该具有的最基本的指称功能。因此，法律文件的简称也应该具有一定的识别性，这是简化全称时必须考虑的主要因素之一。上述全称的构成要件公式中，哪些应该是简称的必备要件呢?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判断标准就是看哪些构成要件的区别度最大。法的内容是区别此法与彼法的最核心的构成要件，所以应该是必不可少的要件。一般来说，法的制定主体就决定了法的适用范围，法的适用范围又反映着法的效力等级，而效力等级越高其适用范围越大，效力等级越低其适用范围越小；反之亦然，这三个要件的作用是息息相通的。鉴于此。在制定主体、适用范围和效力等级之间可以选择一个作为法律文件简称的必备要件。而选择效力等级要件更为合适，因为由内容要件和效力等级要件组合在一起读起来更像个法律文件名称，例如宪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等等：而由制定主体或者适用范围要件与内容要件组合在一起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听起来就不是个法律文件名称。从语法的角度来分析，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名称基本上是偏正式名词性短语，制定主体、适用范围和内容三要件是定语，说明限定效力等级要件这个中心词。因此，效力等级要件也应该是简称中必备的要件之一。

参照《人大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第7条第1款第6项的规定“公文标题应当准确简要地概括公文的主要内容，并标明公文的种类。由发文机关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主要内容和文种组成，也可以由主要内容和文种组成”，以及《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第10条第6项的规定“公文标题应当准确简要地概括公文的主要内容并标明公文种类，一般应当标明发文机关。”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内容要件和效力等级要件应该是构成法律文件简称的两个必备要件。

法定化范文篇3

一、证据种类法定化的基础理论

我国诉讼立法在证据领域采取的是法定证据制度，即由法律对证据的概念和种类进行明确规定。了解法定证据种类制度(证据种类法定化)的第一步就是要明白什么是证据，进而在此基础上了解证据种类法定化制度的特点、功能及与证据种类仅一字之差的证据分类理论的内涵。(一)证据概念的立法演变。概念是认识事物的基础，证据的概念是证据法学研究的基础。证据的定义与证据的种类是一对联系紧密的范畴，对证据的种类进行探讨势必涉及对证据定义的理解。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对证据概念的规定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定义证据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定义证据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定义证据为“可以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可以看出，我国立法对证据的概念规定是从“事实说”发展到“材料说”。“事实说”即定义证据为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事实;“材料说”是将证据的属性定位为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在法律中对证据概念进行明确规定实属中国特色，这种做法在证据法学界也引起了较大争议。争议焦点在于对证据概念究竟采何学说以及各学说的优缺点。有的学者主张，所谓“证据”，不过是裁判者用来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1］。在其看来，“事实说”的逻辑缺陷首先在于无法证明“证据就是事实”，其次存在自相矛盾的规定(在将证据定义为事实后又将证据形式称为“证据”)，最后就是混淆了“证据”与“定案根据”的区别。有的学者主张“证据都是由事实构成的”［2］;有的学者同意现行立法“材料说”，这也是被学界广泛采用的概念。笔者认为，每种观点都有其具体的考虑和学说依据，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作为我国刑事立法的特色，我国《刑事诉讼法》已经明确采纳了“材料说”。至于未来刑事立法的发展如何，要结合社会发展与司法实践的趋势。(二)证据种类法定化制度的特点及功能。1.法定证据种类制度的特点。我国证据立法采用证据种类法定说，也称为封闭式证据立法。证据的具体种类在《刑事诉讼法》中有明确规定。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一条首次规定了6种证据，即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在该条文中，物证和书证是同一证据种类。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以此为基础，将“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从字面上修改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并增加了“视听资料”这一证据种类，从而将法定证据种类扩大到7种。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八条将证据种类增加为8种，包括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意见，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子数据［3］。在此次修改中，物证和书证被划为两类，将鉴定结论的名称改为鉴定意见，在视听资料种类中增加了电子数据这一新的形式。此外，笔录类证据增加了辨认和侦查实验的笔录类型。虽然2018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证据的种类规定放在第五十条，但是对证据的法定种类并未增加。从上述立法来看，我国的证据种类法定化制度具有如下特征:首先，对证据的表现形式过于重视，明文规定只有8类证据载体;其次，证据形式规定得细致具体，区别于英美国家简单将证据分为人证、物证和书证的做法;再次，相较于开放式而言呈封闭式的“本质加外延”的外观;最后，缺乏兜底条款，极易导致实践运用上的僵化。2.法定证据种类制度的功能展现。证据法学中证据需具备证据资格和证明力，任何材料转化为定案根据的前提是符合法定的8种形式。从这个意义上看，证据种类法定化的功能在于限制证据资格，发挥过滤效应，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材料在诉讼伊始就拒之门外是该制度的功能之一。法定证据种类限定了证据的法定表现形式，将已经确立的证据种类视为“证据”，而在此之外的其他实物、文件、笔录则被排除于“证据”之外。制度的应然功能并不代表在实践中就发挥着此种作用。在司法实践中，证据种类法定化发挥得更多的是指导侦查实践并为证据材料的书面化提供途径，它实际上发挥着“强化证据能力”的功能。“强化侦查案卷的证据能力”才是这一制度的实然功能［4］。学界的通说认为证据种类法定化的功能在于限定证据资格，而关于强化侦查案卷的证据能力的功能只是少数学者的观点。尽管存在争议，但在证据种类法定化制度下，各类证据根据自身特点各自归类，确实对于实践中证据资格的判定发挥了作用，使证据规则的运用也更具操作性。证据种类法定化制度对规范办案人员的职务行为发挥了一定作用，对于实体公正的促进也有助推作用。

二、证据种类法定化的制度缺陷

两面性是事物的本质属性。证据种类的法定化固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我们也要敏锐地识别它的不合理之处并及时对其进行防范。我国传统的证据法理论对证据本身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证据调查方法的关注［5］。近几年来，司法实践中我国法定证据制度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存在于诉讼的各个阶段。制度本身不仅缺乏科学性，对证据划分标准模糊，而且导致实践中大量有证明价值却难以归类的材料不能发挥作用;法定形式之外材料的采用也让制度本身如同架空。(一)立法技术的非科学性。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然增加了证据的法定种类。从字面上看，“证据包括……等”的描述是“本质加外延”的方式。兜底条款可以适应实务中的新类型、新情况，避免挂一漏万的情形发生。而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的规定是缺乏兜底条款的，其本意不允许将法律没有规定的载体作为证据，严格限制了证据的准入。司法实践是千变万化的，总有新的类型的材料可以用来证明案件事实，随着法律修订增加的证据种类也足以说明这一点。法定证据种类外延的紧缩性让实践中很多有用的材料不能作为证据来使用。一个证据种类不可能涵盖多种材料。随后为了适应司法实践中证明案件事实的需要，司法解释相继出台，补充了不在法定证据之列的多种材料，甚至让之前没有列入法定种类中的证据经过解释具有了比法定证据更强的证明力。除此之外，现行证据立法列举的8种证据种类仅片面地考虑到了定罪问题，在程序问题和量刑问题的解决上并不具有适用性。(二)分类标准的模糊性。按照学界通说，我国现行的法定证据分类体系，是“基于证据外部形态或信息载体，在法律上所作的划分”。基于证据的外部形态或信息载体进行划分，这种方法极易导致同一种载体的证据却被划分为不同的种类，分类结果缺乏独一性。8种证据种类之间的交叉和混合会导致证据运用上的随意性，若实践中在证据收集上僵化地照搬这种标准，容易导致证据流失，不利于案件的及时处理。证据是证据信息和证据载体的合体，法定证据种类制度忽视了证据载体的有限性和证据信息的无限性。制度本身给侦查机关提供了操作指南，却忽视了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中对证据的调查方法和证据的呈现方式具有实质意义的是庭审环节。在侦查中心主义背景下，对证据的认识往往是从侦查机关的角度而不是从审判机关的角度进行，证据的种类与侦查行为一一对应，划分证据种类时并没有区分侦查主体和审判主体，导致划分标准并不明晰。(三)证据定义的非规范性。《刑事诉讼法》以“材料”来定义证据，无法准确表达部分证据的形态和属性。立法者认为应该从材料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证明与被证明的关系来进行定义。这个定义方法让关注点集中在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的材料上。这种定义方法就使实务中一些对案件事实没有证明作用却对间接事实起证明作用的证据”以及“仅对证据证明力进行证明的辅助证据”因为不符合上述定义方法而不具备法定证据资格。言词证据、情态证据因为不是法定材料，天然不具备证据地位，情态证据即使对法官审理案件有很大的影响，但因为只是一种神情表现，也不具有证据资格。虽然众多的资料因为无法归类而不能作为证据适用，但实践中法官确实在某些案件中一直在参考使用。对于《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中证据种类后的“等”是理解为“等内等”还是“等外等”，至今也悬而未决。“材料”是人类用于制造物品、器件、构件、机器或其他产品的那些物质。材料本质上是一种物质，以“材料”来定义证据其实不够精确。当证人在法庭上直接陈述自己感知的事实时，真正发挥作用的是言论本身，用“材料”定义是无法含括言论的，利用扩大解释也不能达到这个目的。综合来看，关于证据的定义用语还需要改进。(四)侦查中心主义的狭隘性。法定证据种类的部分合理性在于它符合当时侦查中心主义的背景。在侦查中心主义背景下，不仅证据的调查围绕侦查活动展开，而且大多数证据最后以侦查案卷的书面形式进入审判环节，证据被案卷笔录化。由于刑事诉讼的程序推进往往是先进行侦查，最后才是审判程序。对证据种类的定义不区分认识证据的主体是侦查机关还是审判机关，就导致在前的侦查机关对证据的认识进入审判程序被审判人员采纳。侦查机关对证据的审查判断往往在审判阶段被法院直接认可，法院庭审环节的独立价值并未发挥。目前，我国正在进行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证据被采用要历经查证、举证、质证和认证等环节。查证、举证是在侦查环节，质证、认证是在审判环节。对证据进行一一列举便于侦查环节的取证，侦查机关只需要依照法定的程序根据8种证据种类进行收集就可以。在庭审环节，法官在进行质证、认证时关注的不是证据的载体和表现形式，而是如何对这些证据进行调查。封闭式的分类模式不利于法庭的证据调查，侦查人员随意对证据进行交叉换位以符合证据种类，模式化的规定违反了审判中心主义宗旨。证据种类的划分是在大诉讼场域的视角下进行，不区分侦查主体与审判主体，评价证据的主体很大程度上为办案人员，而不是审判环节的法官，这是有违审判中心主义的。对于证据种类的划分实则应以审判场域进行，按照证据被呈现给法庭时的样态来进行划分。(五)制度与实践的脱节性。封闭式的法定证据种类自身划分标准不清晰、分类标准模糊僵化以及缺少兜底的概括性条款问题，让实务界在具体运用证据规则时存在困难。实践中为证明定罪事实、量刑事实以及程序的合法性，法官大量采纳了“情况说明”“同步录音录像”“证据的保存材料”等法定形式之外的证据。“测谎结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未成年人社会调查报告”等虽然没有被归入《刑事诉讼法》的法定种类中，但是因为对证明这8种法定证据的客观性有益而被法官采纳。“情况说明”是指为证明侦查人员没有实施刑讯逼供行为而由公安机关出具的以及侦查机关出示的证明抓捕经过、调查未果等事实书面材料。证明被告人一贯表现的联名上书、法官就案件争议事实咨询的专家意见、交通肇事和危险驾驶案件中法庭上被展示的用以证明案发过程的“三维模拟动画”等材料尽管不属于法定证据，因其可以证明案件事实也被广泛采纳［6］。法官经过对由法定的证据种类组成的证据链条进行分析质证后仍无法查清事实时，采纳这些材料实则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发挥以及不得已的变通。实践中法官采纳的材料还包括:8种证据种类的复制件和以照片形式进行的固定、对瑕疵证据进行的补充说明和解释、关于被告人进行的调查报告、专家辅助人的检验报告、种类繁多的说明报告等。法官并没有严格依据法定种类对证据进行评价与采用，实践与法律规定呈“两张皮”的现象。

三、证据种类法定化的动因解读

对证据种类进行明确的立法规定是我国的一大立法特色，这不仅与当时侦查中心主义的司法体制与背景有关，并且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也是符合边际效益理论的。证据种类立法技术上的“本质加外延”方式以及法定证据种类对证据资格的限定都让法定化有一定的合理性。(一)侦查中心主义背景的促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司法界开始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制度改革，倡导变“侦查中心主义”为“审判中心主义”。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考虑，我国的刑事诉讼正是侦查中心的模式，案件的整个进程强调侦查阶段的取证与调查。侦、诉、审不分，公检法一家的理念，侦查人员实践水平与能力低下，证据意识的缺失等问题的存在都需要一些具体的指导规定。在当时流水线作业型的诉讼进行中，侦查机关的作用和影响都极大。他们在法官对证据的采纳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中可以说有极大的影响，在侦查阶段收集的证据往往都会被采用。法定证据的规定对侦查机关的权利有一定的约束，利于证据的收集、提取和保全的规范。通过对证据进行法定的划分，执法人员只需要严格依照法律走程序，减少其随意改变证据甚至捏造证据的现象，进而减少程序的瑕疵。(二)证据种类法定化的经济学考量。证据的法定种类依据《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的字面意思来理解一共有8种。相比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之前的立法来看已经增加了很多，对于审判阶段的法官认定案件事实更加有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随着证据种类的增加，案件的真实情况也在逐渐明了。如果反映在坐标轴上，会看到两者之间有一个边际效益的最大值，说明证据的法定种类和案件的事实真相是成正比线性变化的。但并不是说法定证据种类越多案件的事实真相就越清晰，它们之间有一个最大值［7］。从诉讼公平与效率的角度来看，证据的法定种类在达到边际效益值上兼顾了两者的协调。法官在此种模式下认定证据、组织质证时花费的时间相对较少，相比于6种甚至更少的证据种类会对案情有一个更明了的把握，更利于控辩之间保持一个平衡。投入与产出成正比，符合经济学上的低成本高产出理论。(三)证据资格的限定需要。从立法技术上来看，我国的封闭式证据分类模式采用了“本质加外延”的构造。据此可以准确判定每一项证据材料的证据资格，且证据概念的法定化一定程度上也决定了证据的范围和外延。当实践中出现新型的证据材料时，对其证据资格的审查就可以避免不少的分歧和争议。从立法效果上看，对证据的法定划分展示了常见常用的证据，便于侦查环节的调查取证。刑事诉讼在立法上对证据的概念采用何种定义方式，对证据的范围和外延有极大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实务意义，可以减少案件处理过程中不必要的争议。由于有了法定的证据种类，相关的证据适用规则和程序也可以按门按类地进行一个详细的规定。为了减少适用冗杂的证据规定和证据采纳与否的不确定性，证据需要经过调查取证才具有证据资格进入审判者的视野。证据种类法定化之后更具有实践性和可操作性，易于落实。在立法明确规定了证据的法定资格时，侦查机关在收集证据时就有了明确的依据，一方面减少实务操作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另一方面避免侦查机关过大的非法取证权利。证据资格的明确，帮助司法人员了解所收集到的哪些“材料”可以作为证据进入司法程序。(四)受追诉者的权利保障。当证据缺乏法定的划分时，不管是侦查人员还是审判人员在刑事诉讼进行中都易出现超职权主义的倾向。因为没有法律的制约，审判方式极易向“以笔录为中心”发生转变。这样有反庭审的实质化，被追诉者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因为其权利在庭审环节已经被弱化了，证据的调查与运用也流为形式。审理阶段主要是对证据和事实的调查，在证据的举证、质证、认证环节以及辩论环节都与证据联系紧密。采取法定证据种类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受追诉者的权利保障。因为在法定证据种类制度下，减少了侦查机关为侦破案件而生造不利于受追诉者的证据。

四、证据种类法定化制度的完善

(一)采用“资料说”对证据进行重新定义。证据的概念问题是证据种类制度的基本问题。对于明白证据种类的划分标准、探讨证据应否划分法定种类以及分析法定证据制度的利弊首要的是搞清楚证据的概念。以“材料说”对证据进行定义在实践中收效甚微。证据作为证据内容和证据表现方法的混合体，对案件有证明作用的仅是内容本身。按照表现形式划分证据缺乏逻辑自洽性。“材料说”并不能完全对应现今的8种法定证据种类，对于言辞类陈述并不能完全包容。我国台湾地区将证据表述为“用以认定事实之资料”。“材料”与“资料”，一字之差，具体语义在汉语中区别并不大，但在习惯上，“材料”一词更多指称“有形物”，而“资料”一词则可兼指“有形物”与“无形物”［8］。对于“情态证据”以及不能完全与“材料说”对应的证据，建议采用“资料说”。这样，证据概念的涵射会更远，具有证据资格的资料会更多地应用于案件的解决中。司法实践中那些对解决争议事实有用的资料可以被列入证据行列进行调查，有助于及时地解决争议，让对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的资料及时地进入诉讼。(二)对证据的分类采取“兜底式”规定。在其他的部门法中或者在《刑事诉讼法》的其他条款中是存在一定的兜底条款的。这样的立法模式让法官有了依据兜底条款的适度自由裁量权，不至于出现列举式立法下法官的造法情况。我国当前的证据种类立法采用近似列举式的规定，在8种证据之后加了“等”字。但实践中在具体发现、运用证据时对于一些资料是否在该“等”字的含义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判断方法，以至于各地没有一个标准。部分地区严格依照这8种证据进行定案，造成了僵化运用法律的后果，大量资料被弃之不用。有的地方出现生硬地把不符合规定的资料运用到诉讼中的做法。在未来进行修法时可以考虑添加“对于案件事实有证明作用，同时符合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的资料，可视为证据”的兜底规定。这只是笔者个人的看法，具体要结合社会发展情况及司法实践经验的总结。(三)依据“证据的调查方法”对证据进行划分。我国现行的证据分类方法是根据其载体与外部表现形态进行划分的，这种方法在当前审判中心主义的大背景下是行不通的。审判中心主义要求以庭审活动为中心而非以侦查为中心。依据证据的调查方法对证据进行划分，对于庭审阶段法官的认证活动以及采证活动有帮助，同时可以避免证据种类的交叉与混合。证据的调查方法是法官在法庭上为了获取证据的内容而采用的调查手段。一般分为交叉询问、勘验检查和宣读。依证据调查方法对证据进行种类划分强调的是从法官的角度来认识证据，从资料被呈现给法庭时的样态来划分。证据资料是证据本身呈现的内容，证据方法与其对应用以发现该内容。为了发挥庭审阶段的独立作用，顺应审判中心主义的改革，以及实现庭审的实质化，证据调查方法的采用是应进行考虑的。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和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规定一经制定就具有滞后性。必要时可以通过司法解释对新的证据类型进行增添，也可借鉴其他国家的类似做法，对证据的概念和分类标准进行修正，使我国的证据制度兼具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

参考文献:

［1］陈瑞华．证据的概念与法定种类［J］．法律适用，2012(1):24－30．

［2］裴苍龄．论证据的种类［J］．法学研究，2003(5):4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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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劲松．我国证据分类制度的功能反思［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36－46．

［5］孙远．论法定证据种类概念之无价值［J］．当代法学，2014(2):99－106．

［6］杜鸣晓．试论未列入法定形式之刑事证据的存在必要性［J］．时代法学，2016(4):72－82．

［7］杨正．经济学视野下的证据法定种类之研究［J］．知识经济，2011(15):29－29．

法定化范文篇4

关于什么是政府信用，目前学术界尚无明确的定义。政府信用与企业信用、个人信用相比，其内涵和外延都有不同。但政府信用的主体是政府，因此，就其主体本身而言，政府信用就是指政府及其部门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或公共权力的者信守规则、遵守诺言、实践践约。同时，就政府的客体或对象来说，政府信用是社会组织、民众对政府信誉的一种主观评价或价值判断，它是政府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信誉和形象在社会组织和民众中所形成的一种心理反映。［1］政府信用体现的是政府的德性，是政府的“言”与政府的“行”的有机统一，是政府的“自利性”屈从于“公共性”的必然要求，是政府的“主观”言行与社会的“客观”评价的和谐一致。

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示范意识，这些意识反映了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性、规则性、责任性和示范性的特点。

——公共性。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者，必须为公众着想、为公众服务，必须体现公正、维护公平、服务公开，必须立足于公共领域基础之上反应公意、“公而忘私”。政府信用体现在公共事务管理当中就要求抛开政府官员的自利动机，一心一意为公众服务，制定公共政策、提供公共产品、维护公共利益，因此，政府信用体现的就是一种公共意识。

——规则性。政府作为公共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他首先必须身体力行，遵守规则和道德规则，恪守规则的愿望和意志，因为规则对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一视同仁。政府信用要求公共行为规则制定明确，特别是合乎规则的行为与违背规则的行为之间的界限必须明确，同时也必须明确外在的道德制裁机制，使得诚信之德产生约束力，因此，政府信用意识就是一种规则意识。

——责任性。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要勇于承担责任、要善于维护责任，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是懦弱的政府、是无所作为的政府。政府信用要求有能力、有责任为公众谋求福祉，兑现承诺，敢于对公共决策失误负责，因此，政府信用意识就是一种责任意识。

——示范性。政府作为社会公众观念与行为的指导者，作为国家管理的实体存在，其言行对于全社会来说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和符号意义，“上梁不正下梁歪”，政府守信程度影响公众的守信程度，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主要量标，因此，政府信用意识就是一种示范意识。

政府信用强调处理好与公众、企业、市场、社会等若干公共关系，建立良佳的行政生态或生态，从而树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同时，政府的公信力也体现于这些公共关系当中，并由这些公共关系反映出来。

——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政府是公众的代言人、公众利益的分配者和维护者，公众是政府政策的动员者和实践者，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是“舟水”关系、“鱼水”关系还是“油水”关系、“水火”关系将说明政府的合法性程度［2］(P82)，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给和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提供状况将反映政府的信用水平和公众的满意程度。由此可知，政府及其官员是公众的“勤务员”，政府信用状况影响政府与公众的关系。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企业是两个独立的平等主体，他们在领域的分工体现为间接生产领域和直接生产领域、垄断型领域和非垄断型领域、公共型领域和非公共型领域的分工，政府表现为宏观经济领域的主体地位，企业表现为微观经济领域的主体地位，政府为企业安排经济运行制度和引导企业方向，企业为政府提供有利的财政支持和微观经济运行状况。由此可知，政府是企业的“引航员”，政府的信用水平影响企业的信用程度，企业的信用状况反映政府的信用质量。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是配置生产要素和分配经济利益的基本运行机制，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或公共服务的提供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市场，同时，政府既可以抑制或代替市场的功能，也可以扩张或补充市场的作用，也就是说，政府对于市场起着宏观调控的功用，如果说市场是要道，那么政府就是红绿灯。由此可知，政府是市场的“掌舵者”，政府的信用程度决定市场的信用水平。

——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政府与社会其他要素的关系诸如政府与社区、政府与媒介、政府与国际关系等等，这些关系无不体现信用关系在他们之间的作用，比如政府信用影响社区公共服务的质量，政府信用是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反映和测度的，政府信用影响国际形象……由此可知，政府是社会的“中流柱”，政府的信用效应能够创造社会信用环境。

综上所述，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础和源头，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关键。政府信用的水平决定着个人信用和企业信用的程度，政府信用是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和社会信用的灵魂和核心。政府信用是政治文明的要求和反映，是政府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主要维度。

二

无可否认，由于政府在生活当中居于强势和支配地位，政府的强权、强势、信息优势不可避免地存在，因而政府的主观随意性而然地出现，偏好行政、随意行政、政府不可治理性随之产生，信用缺失、信用贫困、信用滥用、信用危机也就伴生了。这些现象我们可以谓之为政府的“信用失范”（creditanomie）。我们认为，政府信用失范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国家的践踏。某些政府官员知法犯法、执法犯法，致使社会当中弥漫着一种十分浓重的不信任法律倾向。虽然法律制定当中存在着前瞻性不足、操作性不强、规范性不够等弊端，但是立法机制比较健全、立法形式较为完备，主要的是当前的执法基础相当脆弱，因而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后果，政府的法律信用大打折扣，司法公正遭到质疑；

——公共政策的扭曲。在公共政策的执行当中存在大量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政策博弈现象，诸如“你有政策、我有对策”——替换性执行、“曲解政策、为我所用”——选择性执行、“软拖硬抗、据不服从”——象征性执行、“搞土政策”——附加性执行等［3］(P298-299)。于是，在执行过程中公共政策低信任度运行，需要高昂的交易成本去维系，执行责任的不明确性和隐匿性，使得公共政策归于失效或失败，公众对于公共政策缺乏信任度；

——政府职能的滥用。一些政府机构不恰当地介入经济活动，搞不清哪些是政府部门的“有所为”，哪些是政府部门的“有所不为”，该管的没管，不该管的在管。在一些地方老百姓的心目中，政府部门的职能就是“开开会、收收税、调调胃、搓搓背”。政府机构膨胀、冗员充斥，“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行政效率低下，政府形象受损严重，乃至政府信用荡然无存；

——官员权力的异化。由于某些政府官员自利动机的存在，使得生活中产生大量的寻租（rentseeking）活动，不断进行着创租（rentcreation）和抽租（rentextraction）。一些意志薄弱者经不起金钱的诱惑，把手中的权力当作交易的筹码，进行权钱交易，“不给钱不办事，给了钱也难办事”的不正常现象随处可见。除了权钱交易之外，权权交易、权色交易、权学交易等也大量存在。同时，掺水数字、“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等虚假官宦作风也极大地损害了政府形象。

从类型学和发生学的视角来看，政府信用的失范可以划分为客观型信用失范和主观型信用失范。客观型信用失范又可划分为能力变故型信用失范和条件变故型信用失范。能力变故型信用失范主要由于政府所遇到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如自然灾害、战争等，导致政府履约能力的完全丧失；条件变故型信用失范则是由于包括政府客体如公众的素养与能力未能兑现而导致政府失约。主观型信用失范也可以划分为随意型信用失范和故意型信用失范。随意型信用失范表现为政府的随意性行政行为，包括政府行政的不作为、行政裁量权的放大、政府官员的草率行为，不考虑自身的能力和受限条件，轻率许诺，最后因许诺的责任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而不能践约；故意型信用失范则是政府无视法律权威、契约规则和自身信誉，利用手中权力和信息不对称性故意践踏规约、恶意损人、欺上瞒下等。实际上，在政治生活中政府信用的失范主要表现为主观型信用失范，上述几种信用失范表现和本文所讨论的话题也主要针对这种随意型信用失范和故意型信用失范。

那么，政府信用失范现象存在的根源是什么呢？或者说，是哪些因素造成了政府信用的失范呢？敝人认为，政府的强势性、官员的自利性、信息的不对称性、地方利益的可保护性、道德资源的短缺性、制度供给的不足性等方面原因是导致政府信用失范的主要根源。

——政府的强势性。政府始终居于社会的支配地位，享有各个方面的优先权，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信息等方面，也享有国家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制导权，政府及其部门的监督显得极其脆弱，因而有些地方政府随意行政、出尔反尔、办事拖拉、推诿扯皮、不负责任就不足为怪了。政府政策的随机性越大，变化越大，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就越低。如果政府都可以说话不算数、言行不一致，整个社会就会陷入信用危机的恶性循环中。

——官员的自利性。按照公共选择的观点，政府官员是理性的自利者，也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出于“经济人”的本性，政府官员的获利通过“创租”和“抽租”的方式实现。“创租”就是创设人为的稀缺性而诱使私人或向他们“进贡”；“抽租”就是故意提出某项会使私人或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而迫使他们割让一部分既得利益给予政府官员。官员创租和抽租的存在，促进了寻租活动的普遍性和经常性，政府信用大为降低乃至沦为政府失败。

——信息的不对称性。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在质量、性能等方面享有充分的信息优势，而公众作为消费者处于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状态。由于公众本身所拥有的知识、信息相当有限，加之虚假失真信息泛滥，这样就会怀疑政府所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真实性。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复杂的领域，比如保险、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存在严重的信息鸿沟(informationgaps)和知识差距(knowledgegaps)。这种不对称最终导致信用危机的出现，致使社会交易成本增高和交易链的中断。

——地方利益的可保护性。国家利益和地方利益之间存在着某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都可能因为在利益总量当中争取更大的份额而产生利益冲突。一些地方由于自身利益的驱使对国家政策产生对抗性反应，甚至制定了与中央政策相悖的“土政策”。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后果造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拉锯，公共政策文本及其执行的不一致性在公众心目当中形成了政府信用滥用的映象。事实证明，地方保护不但危害了地方经济的，也损害了地方政府的信誉。

——道德资源的短缺性。诚信应该是公共伦理的道德底线，是每个公民的道德守则，特别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但传统的“农本商末”、“无奸不商”、“无商不奸”、“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等非理性教条仍然残留于一些人头脑当中，对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的信用危机亦隐性地存留着。同时，由于诚信的缺席和某些政府官员本身的职业道德素养存在问题，禁不起各种诱惑，不能做到荣辱不惊、富贵不淫，因而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政府的信用形象受到损害。

——制度供给的不足性。当下的制度建设存在两大“软肋”：一是制度短缺即制度供给不足；二是制度执行失范。在信用制度建设方面，完善的信用管理法律制度、完备的信用信息披露制度、公正的信用评估体系、有效的信用监督惩戒机制等等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果守信者和失信者享受“同等待遇”，那就会出现如古典经济学所言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种集体行动的困境（thediemmaofcollectiveaction）［4］将会使公众“人人自危”、信用环境恶化，政府信用失范也在所难免。

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系统的核心和支柱，政府应该是遵守公共伦理的典范和表率。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如果政府部门和官员政策多变、信口开河、言行不一、政府采购合同随意变更，将加速信用体系的崩溃，加大信用制度建设的难度。［5］(P241)所以，有人说“中国最大的信用危机是政府信用危机”不无道理。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也认为，政府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信用危机危害极大。他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不恰当地介入经济活动，自己给自己担保，最后说不管就不管；政府项目批了，但资金迟迟不按合同约定投入，而是钓银行或者外来投资者的钱；一些政府招商引资时热情周到，开出许多优惠条件，但等投资者资金到位后，却不兑现承诺甚至搞起吃、拿、卡、要的不光彩行为；政府政策没有连续性，说变就变，一个普遍的问题是“新官不理旧事”，今天张三当政搞张三的，明天李四当政又搞自己的一套，老百姓戏称，看看政府门前的牡丹变月季，就知道领导人换了，实行的总是否定再否定，一届政府一朝政策，常常是重打锣鼓再开张，政府的形象，对整个社会信用问题的负面影响极大。［6］在一个政府信用失范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诚信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实现政府的有效职能，不可能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不可能建构政府文明和政治文明。

三

当下，的政府信用文明建设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市场的挑战。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面对市场政府要转变职能，对付信用危机必须尽快加大建立信用制度的力度和改革步伐；二是加入WTO的挑战。WTO的原则和透明条款要求政府服务化、绩效化、法治化，所建立的政府信用系统必须与国际接轨；三是信息的挑战。化、信息化要求政府必须建立政务，实行“一站式”服务、“窗口式”服务（“政务超市”），政府信用信息化、透明化、规范化。面对三大挑战及其要求，政府信用建设必须加强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而在政府主导型的体制形态下，政府的自律——道德建设和他律——制度建设显然需要依靠政府的行为自主性——政府自觉。

政府自觉是指政府有目的、有计划的行政意识、行政活动或行政作为，是政府认识并掌握行政、了解并熟悉公众现实和实践、能预见其行为后果的意识状态和行为过程。“政府自觉”概念的提出缘于公共管者乔耀章教授根据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概念而引申。费孝通先生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化自觉”概念。费老认为“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他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7]乔耀章先生在《政府创新与政府自觉》一文中引申了“政府自觉”概念。乔先生认为，政府创新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对社会、国情发展规律能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的大小及其作用力的方向，取决于政府创新是自发还是自觉的及其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程度。所谓“自觉”是指人们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活动，这是人们有计划的有远大目的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一般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8］

政府创新需要政府自觉，同样，政府信用建设也需要政府自觉。以上可知，政府信用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市场经济、WTO、信息时代的挑战，政府信用建设需要使可能的“政府自觉”成为现实的“政府自觉”，需要在道德和制度两个方面采取政府推动型建设。

——加强政府信用道德建设，培养政府官员的诚信意识。政府要把“恪守信用”、“诚信为本”作为社会道德建设的基础工程来抓，把讲信用作为公共伦理的底线。要使公民做到诚实守信，政府首先要做到诚信。政府行政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没有良好的政府信用道德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行政作风，也不可能出现良好的政府行为。政府信用道德要求强调服务的理念、绩效的理念、伦理的自主性、公共精神、责任意识，要求行政机关和政府官员处理好权力与权位的关系，要求在思想、言论、行动、决策上对公众高度负责，忠实履行岗位职责，遵守行政伦理，不要被“自利性”淹没了“公共性”，树立良好的公仆形象和良好的政府信用形象，从而建构“道德型政府”。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新公共管理（NPM）要求公共管理的方向是从“政府主导型”转变为“社会主导型”，传统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注定会渐显极限，“多中心治道”（polycentricgovernance）的社会自治型模式会走向前台，为此政府公共政策化和公共管理社会化两大趋势［9］不可避免。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与加入WTO后的需要，必须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要精简机构和人员、改革行政审批体制、推行电子政务、建立行政听证制度、实现行政程序公开等等。政府自身并非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着重要“为经济建设服务”，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经济行为的直接介入，政府的角色须转变为市场经济和社会公众的“裁判员”和“服务员”，从而建构“服务型政府”。

——强调依法行政，实施政府行为法定化。从法治的角度看，政府行为过程也是政府管彻、落实国家、法规的过程。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必须实施政府行为法定化、改进行政执法作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努力实现依法行政。深圳市政府决定用3－5年时间完成政府机构和行政行为的“九个法定化”工作，包括政府机构组织、职能、编制法定化、行政程序法定化、行政审批法定化、行政收费法定化、行政处罚法定化、政府招标法定化、政府投资行为法定化、行政执法责任法定化、政府内部管理法定化等。［10］这样把权力、利益、责任、监督等各方面协调统一起来，明确权力与利益的边界，可以有效制止行政的随意性，也可以有效地克服政府权力部门化、政府权力地方化、地方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等不良现象，从而建构“法治型政府”。

——推行电子政务，开展政务公开和阳光行政。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必须大力推行政务公开，要公开政府的行政和行政程序。行政内容的公开包括政府的职权范围、资格条件、办事标准、办事规范、危机处理、救济措施及其途径；行政程序的公开就是建立政府立法、执法的公开运行机制，消除“暗箱操作”，实现“阳光行政”。只要不是涉及国家机密，国家法令、公共政策、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结果都应通过传播媒介或者汇编文件及时告示或。要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公共服务，就必须推行电子政务，比如，美国把发展整合性的电子化取用信息服务作为重点，并提出，要按民众的方便来组织政府信息的提供，以帮助公民“一站式”访问现有的政府信息和服务。［11］通过电子政务和建立“政务超市”，有效地节约了公众的时间成本、费用成本和其他一些无法预料的成本，提高了政府行政的透明度，增强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从而建构“廉洁型政府”和“绩效型政府”。

——建立信用管理制度，完善政府信用管理体系。政府不但要加强自身的信用建设，而且要对全社会的信用建设承担责任，要塑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首先，政府应当制定并组织实施管彻信用原则的法律法规（如《社会信用法》、《公正信用报告法》等），规范、个人的行为，引导市场主体诚信交易、守法经营、有序竞争；其次，引导、推进建立信用的记录、评价、公开制度，为社会提供信用信息，使诚信者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使失信者无机可乘；再次，政府要建立监督机制和惩戒机制，对失信者要追究其民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使受害人得到补偿，形成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最后，政府有必要大力扶植和监督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发展，引导他们加强行业自律，同时也要推动企业内部的信用管理制度建设以及完善个人信用制度。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就必须优化“信用生态”；要塑造信用生态或信用环境，就必须需要借助制度，需要建构“制度型政府”。

［］

［1］王和平.论政府信用建设［J］.学，2003，1：73.

［2］参见陈潭.依法治省与依法行政［A］.见胡凯.依法治省若干研究［C］.北京：文联出版社，2000.

［3］参见陈振明.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参见陈潭.集体行动的困境：阐释与实证――非合作博弈下的公共管理危机及其克服［D］.待刊论文，2003.

［5］转引自李新庚.中国信用制度建设干部培训读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6］转引自胡梅娟.治理信用“污染”有何良策［J］.新华文摘，2002，2：174.

［7］费孝通.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N］.光明日报，2000－11－07.

［8］乔耀章、芮国强.政府创新与政府自觉［J］.新华文摘，2003，2：16.

［9］参见张康之.论“新公共管理”［J］.新华文摘，2000，10：7.

法定化范文篇5

关键词：规范性法律文件；简称；简明性；识别性；合法性

一、简称的主要表现形态

在现行规范性法律文件里使用的简称中，上述三个要件有如下五种排列组合模式，其中第2种和第4种模式可以分别看作是第1种和第3种的两个变体：

1.简称=内容+效力等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

2.简称=部分内容+效力等级，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赔偿法》；

3.简称=适用范围，制定主体+效力等级，如《人大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人大办法》；

5.简称=效力等级，如《关于执行海牙送达公约的实施办法》→《实施办法》。

法律文件简称的这四种风格类型与上述五种结构模式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又有多种表现形式：

1.全称下规定尊称，如2001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前言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简称的规定；

4.全称下规定别称，如2004年的《律师执业行为规范(试行)》第2条对该规范简称的规定；

6.无全称直接使用裸称，如四个《宪法修正案》对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简称的使用；

7.无全称直接使用昵称，如2005年的《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1条中三个文件的简称：

8.无全称直接使用别称，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直接援引为“刑法修正案七”。

二、简称法定化的迫切性

三、简称法定化应遵循的原则

(一)简明性原则

(二)识别性原则

法定化范文篇6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的形式既体现了我国农村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又充分赋予农民在一定范围内使用和经营土地的自主权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正因其在制度上所具有的无比优越性，这种形式受到立法者的高度肯认。然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形式法律地位的确立并不意味着法律制度本身的完善。由于我国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方面具体法律制度的缺失，农民在土地承包经营过程中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作为强势主体的发包方往往仅凭自己的意志随意撕毁合同，使得农民本该获得的收益得不到充分实现；承包期限约定过短则使农民不愿进行长期的投入，导致土地经营过程中普遍存在着“图一时之利”的短期行为。凡此种种，极大地损害了作为民事主体的农民应有的权利，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效率的提高。尤其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这一问题更为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法学界和立法者开始重新审视和反思：农民所具备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利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权利，债权抑或物权？究竟应当采取何种类型的立法模式？

所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债权化，是指立法者将农民所具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仅视为一种债权，从法律性质上讲，只是一种基于合同产生的请求权。此种权利的成立依赖于合同双方的自由约定，权利的内容也因承包合同的不同而有明显的差异，其救济的方式方法也只限于违约责任的承担，并不延及其他的救济途径。这种属性的权利主要受我国合同法的规范和调整，没有必要在合同法之外再制定专门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更不涉及在物权法中专设一章加以规范的问题。

而所谓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则是指立法者不仅把农村集体组织成员所具有的承包经营权看做是一种基于合同所产生的请求权，而且是将这种权利作为一种物权来看待。就经营权的内容而言，也并非主要由当事人自主约定，而是由法律强行加以规定的。对于发包方侵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行为，既可直接以法律所明确规定的侵权责任进行救济，也可依双方所订立的承包经营合同追究发包方的违约责任。对于发包方以外的第三人干涉和侵害经营权的行为，也可以法定的救济方式进行有效的救济。需要说明的是，正由于物权本身应具有的法定性特征，对承包经营权的规范除了依赖于合同法之外，还须通过专门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或者在我国即将制定的物权法中设专门一章对其作出明确规定。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我国立法的现实选择

通过以上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债权化和物权化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有着不同的法律特征和运行机制。作为债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救济途径较为单一，但却更能体现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作为物权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较强的强制性，当事人的自主意愿受到极大的制约，但是它却能够给经营权人提供较为充分的法律救济。然而，究竟何者更契合中国的实际呢？应当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是更为适宜的制度选择。其理由大概有二：

其一，采成文法体例的国家均将那些关乎基本经济结构，涉及生产关系根本体制的权利类型界定为物权，而将其他的权利类型界定为债权。就目前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言，其行使的好与坏直接关系着我国广大农村的社会稳定，深刻地影响到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种重要的物权类型加以确立是十分必要的。

其二，就目前农村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来自于行政权对于承包经营权的随意侵夺。作为强势主体一方的发包方擅自撕毁合同，致使作为承包方的农民蒙受惨重的损失。为了更充分地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承包方的合法权益，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赋予权利人足够的救济途径无疑是一项极为有效的举措。

以上分析表明，将我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确定为物权性质的权利是非常必要的。我国目前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立法也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展开的。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专门法的形式从总则、家庭承包、其他形式的承包、争议的解决和法律责任、附则等五个方面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给予了物权性质的保护。我国正在起草的物权法（专家建议稿）中也在“用益物权”一章中单列“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一个独立部分加以规范，用较大篇幅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诸多方面的内容作了详细说明。由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专家建议稿）的内容，并结合物权法理，可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效力的法定化

遵循物权法定原则，我国法律必须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即承包方）权利义务的范围明确加以规定。具体言之，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的权利与义务主要应包括以下内容：

1．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权利的法定化

（1）承包土地的使用和收益权。这种使用和收益权在承包期间具有对抗所有权的效力，发包方无权随意撤销和侵害。

（2）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权。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权是土地收益权的自然延伸。惟有确保流转权的充分行使，才能使土地承包经营权人获得最佳的收益。关于流转权，须注意两点：首先，涉及耕地、草地等农用地经营权的继承问题，应将继承的对象限于土地的收益，而非继承权本身。其次，应十分注意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立法同土地法、担保法等其他法律的关系，确保法律之间的平衡与协调，避免相互间的冲突。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转让过程中的形式要件为例，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十八条采纳了任意登记和登记对抗主义的做法，这和我国现行土地法中土地使用权转让强制登记和登记生效的立法例存在着很大的矛盾，究竟应以何者为先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3）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放弃权和交回权。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物权的一种类型，其在设立与行使过程中都应考虑作为民事主体的村民应享有的意思自治。在依法统一组织承包时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可以自愿放弃承包土地的权利；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为确保土地的充分合理利用和土地承包权的相对稳定性，承包方自愿交回承包土地的，必须提前半年以书面形式通知发包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交回土地的，在承包期内不得再要求承包土地。

2．土地承包经营权人义务的法定化

我国在进行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立法时，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人应当严格规定以下义务：（1）遵循用途管制的义务。即必须维持土地的农业用途，不得用于非农建设；（2）确保土地自身持续性的义务。应依法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不得给土地造成永久性的损害；（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二）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的法定化

在现实中，农村土地经营合同往往频繁变更，使得农民土地投入的收益缺乏合理、明确的预期。尤其是当农民信赖承包合同，在承包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的长期投资（如种植大批林木）时，如果不给予长期而稳定的法律保护，其不但合理的预期利益难以实现，而且其所做投入也可能血本无归，这无疑将严重挫伤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正因如此，我国在进行有关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立法时，对承包经营合同的最低期限作出明确规定是十分重要的。我国已颁布的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二十条对此做了规范：“耕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草地的承包期为三十至五十年；林地的承包期为三十年至七十年；特殊林木的林地承包期，经国务院林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延长。”

（三）侵犯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律责任的法定化

如前所述，作为物权的农村土地承包权在救济方式上与债权有很大的不同：可以直接援引法律规定追究侵权者的责任，而不以违约责任为惟一救济手段。为使承包权人能够及时充分地获得救济，法律往往对承担责任的具体情形以及承担责任的具体方式给以较为详尽的规定。这些内容，发包方无权通过合同加以排除；作出排除性约定的，该约定应属无效。

三、当前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物权化的意义

应当说，利用物权制度独具的优势对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制度改革，对于保护承包经营权人的利益、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调整农村土地利用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言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有利于遏止发包方的非法干预，充分保护经营权人的合法权益。

（二）农村土地承包权的物权化有利于实现农村土地效益的最大化。

制度在配置社会经济资源的过程中，起着关键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往往产生截然不同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物权化与债权化作为两种具有较大差异的制度模式，必然会导致农村土地效益的相差悬殊。依法赋予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以物权的效力，不仅保证承包经营权人自身拥有使用土地获得收益的权利，还充分保障土地能够朝着最佳的使用方向合理流转，确保作为物的土地在流动中发挥其最佳的效益。与此同时，物权化中蕴涵的土地承包权期限法定化要求，使得承包经营权人具有了向土地中进行长期投入的动力。这不仅有助于土地地力的逐步改善，同时也有助于承包经营权人获得更大的土地收益。

法定化范文篇7

【关键词】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确立；贯彻

一、引言

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是保护人权，包括基本内容，例如法定教义、禁止类推、禁止追溯和过去。但是，由于文化传统、历史遗留等原因，刑罚法的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立法中仍然存在术语含糊、标准不明确等问题等。中国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仍然有许多不足之处，这就要求我们面对现有的问题，并试图找到合理的方法来解决它。

二、罪刑法定原则理论概述

（一）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和价值。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是罪刑法定原则的最简单、最一般的概括，即“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构成犯罪，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构成惩罚”。具体来说，罪刑法定原则的含义是：什么样的犯罪，什么构成各种犯罪，什么类型的刑罚，每一种刑罚如何适用，对各种具体犯罪应规定多少刑罚，都是由刑法规定的。对未明确规定为犯罪的人，不得定罪和处罚。也就是说，“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构成犯罪，法律也没有明文规定不惩罚”。随着社会的变化，国情政策的变化，犯罪理论的发展，罪刑法定原则的价值也发生了变化。目前，我国学者将其价值观分为两个主要方面。第一，本原则的价值仅仅是保护人权。尽管社会发生了变化，但其价值并未改变。第二，该原则是历史的产物，其价值在不断更新并应用于社会发展。从最初的人权保护到人权保护和社会防御的双重价值。（二）我国刑法领域中罪刑法定原则确立的必要性。1.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为了确立我国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论基础和政治保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行依法治国是必不可少的。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是，一切国家工作必须依法进行，权力受法律管辖，它反对人的统治。为了依法治国，并有完整的法律制度作为国家的基本法律，按照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和社会问题。刑法在保护人民，与敌人作战，惩治犯罪，保证民主，促进改革和为社会服务方面承担着繁重的任务。罪刑法定原则对防止司法任意性，保护人权和限制滥用惩罚权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实施法治的必然要求。促进了定罪量刑的标准和规范，促进了司法机关在定罪量刑中的科学运作。司法人员可以建立严格的执法制度，对思想观念、职业道德和作风进行公平对待。同时，建设良好的法律环境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准备，通过确保国家刑罚正确执行，防止法外侵害危及公民的合法权益，从而实现依法治国。2.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是保障人权的要求。罪刑法定原则是刑罚权力的限制，是对司法擅断的防止，并以公民的人身自由作为其价值取向，充分体现了刑法的主权和人权保护功能。什么是自由？自由是做法律允许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因此，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只要公民不执行刑法明确规定的犯罪行为，国家就无权对其进行惩罚，从而避免了意外伤害。刑法，使公民的权利得到可靠保障，使得公民的自由得以最大化。但是自由与限制是相对立的，没有限制就没有自由。因此，法律应事先为公民提供明确的行为标准，并做出一个界限。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才应当受到惩罚？当一个人的行为违反刑法即构成犯罪时，才应受惩罚。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更加充分地保护人权，《刑法》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以此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权力以及防止法官的权力，从而防止了随意定罪和随意判刑，有利于有效保护公民的人权。因此，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维护了刑法的权威，为人民提供了行为准则，保护公民免遭司法侵害。

三、刑法中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落实

（一）犯罪的法定化。罪刑法定原则的要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我国刑法以几个方面呈现犯罪法定化：1.对犯罪概念作了明确规定我们从刑法的角度科学、明确地界定犯罪的概念。《刑法》第十三条规定，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行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家政权，社会经济秩序，侵犯工人的国家财产或集体财产，侵犯公民的私有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应予以惩处并依法行事。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视为犯罪。上述是我国刑法对于犯罪的描述，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犯罪，并为区分犯罪和非犯罪提供了原则性标准。2.对犯罪构成要件作了明确规定为了深入理解犯罪性质的本质，犯罪概念对其进行了高级概括。它为司法法官提供了区分犯罪和非犯罪的基本标准。为了清楚地区分：犯罪和非犯罪、此罪和彼罪之间的界限，有必要对犯罪的构成进行更加明确的规定。《刑法》第十四至十八条就是我国对于当代的犯罪构成要件所作出的具体规定。3.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我国对于各种犯罪构成要件作出了具体规定，主要体现在《刑法》的规定上。我国刑法在总则和分则中对犯罪的概念以及每一种犯罪的构成和处罚作了具体规定，有助于法官在司法实践中更加便捷、有效的审理各类案件，为司法审判提供了明确的标准。举例说明：放火罪，《刑法》第一百一十四至一百一十五条规定，未对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造成严重伤害，死亡或对公共或私人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人，将被处以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从上述得知，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四条与刑法一百一十五条以及刑法总则中可以分别确定放火罪的主客体以及主观客观要件，从而对放火罪准确地定罪和判刑。（二）刑罚的法定化。我国刑法发展至今，已经基本上达到了刑罚的法定化。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另一基本内容，体现在以下几点：1.明确规定了刑罚的种类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主刑：管制、拘役、有期、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对于外国人在我国触犯了法律可以选择被单独驱逐，也可以选择附加申请被驱逐出境。我国刑法对刑罚的种类进行了规定，对某种刑罚的条件进行了严格的规定。举例证明，在我们的刑法中，对于死刑的适用有非常严格限制，法律规定不能对没满18岁的未成年人适用死刑，以及妇女在审判中处于怀孕期间的不能适用死刑。2.明确规定了量刑的原则和量刑制度我国对量刑一般原则有具体规定，即刑法第六十一条。也就是说，“罪犯决定处罚时，应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性质，情况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此外，《刑法》还规定了量刑的具体原则，例如刑法预备、未遂和缓刑的原则，威胁和教唆者等等的量刑原则。司法工作人员可以按照规定再结合在司法实践中所遇到的具体情况选择性适用量刑。3.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法定刑分为：绝对法定刑、绝对不确定法定刑和相对确定法定刑。我国刑法采用的法定刑模式是相对确定法定刑，体现相对罪刑法定原则，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适用当地确定宣告刑，而且还要求执法律人员在合理范围中的行使自由裁量权。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的具体方法是在法律规定中规定某种类型和范围的处罚，并确定法官选择的最高和最低限额。例如，《刑法》第122条规定的劫持轮船或汽车的犯罪可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法院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宣告刑。4.科学规定刑法不溯及既往刑法“不可追溯”与罪刑法定原则密切相关，是罪刑法定主义的派生原则，又有助于时间效力问题。根据罪刑法定的成文法则的要求，如果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它不是犯罪，并且法律没有规定对其处罚的，那么刑法就不应具有追溯效力。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从旧兼从轻原则”，使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更加规范、合理，有助于贯彻落实罪刑法定原则。

参考文献：

［1］关于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笔谈［J］.中州学刊，1997（04）：10．

［2］高素云．浅议运输犯罪中的推定明知［J］.山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1（03）：28-30．

［3］孟庆华．非法进行节育手术罪的构成要件问题探讨［J］.南都学坛，2005（03）：93-96．

［4］何恒攀．论税收犯罪中罚金刑的配置［J］.天中学刊，2013（06）：40-44．

法定化范文篇8

1当前城市设计在精细化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1．1缺乏城市设计的控制要素，致使城市建设管理模式未能有效形成。放眼如今我国各大城市，可以说绝大多数城市在规划管理过程中，在城市基础配套设施、地块用途及开发强度等用地布局和结构方面都做出了明确的要求和规范，但是对于在城市设计方面的控制要素而言，大多只停留在对建筑风格和色彩的要求上，相较而言是相对缺乏且十分简单［1］。由于当前城市设计的重心普遍都是放在对方案的设计上，缺乏精细的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和探索，如此一来，不仅造成了不少地区城市风貌相差无几的病态现象，而且也导致了诸如环境设施内容、城市风貌与建筑风格等很多城市精细化建设要素无法得到有效地落实和管控，进而导致无法形成科学、合理以及行之有效的城市建设管理模式。1．2城市形态量化控制标准缺乏，致使城市形态难以控制。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国在城市规划方面主要以增量规划为主，这样的管理模式有效地满足了当时城市发展的需要。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城市建设步伐加快，这种规划方式显然已经不适应当前的发展需要，不仅给环境带来了一定的破坏，而且出现了公共界面、城市天际线、滨水空间等空间形态失控的局面［2］。针对上述问题，虽然近来年在城市设计方面，国家大力提倡以城市空间形态设计为主的城市设计，但现行的城市设计内容基本上都以定性控制为主，在定量控制上则是少之又少的，这就造成了对城市规划设计进行操作和管理的困难局面，致使城市形态难以控制。1．3部分管理要素缺乏可操作性，致使与多元化建设要求不相适应。对于目前的城市规划管理，配套面积计算规定、建筑规划技术规定以及日照计算规定等是构成其规划管理体系的主要部分。就该构成体系而言，虽然其应用范围很广，也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认可，同时也具有编制时间短等优势，但是从长远来看，由于其中部分控制要素操作性的缺乏，导致了其长期使用势必会带来一定的隐忧。90%的城市设计要素中，都有占线率这个指标，由此也可见这个指标的重要程度，但如果将这一指标作为所有建筑项目的强制指标去执行，势必会造成城市建筑形式单一、街道界面缺少开合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如果不能对其进行有效控制，会给城市的公共空间形态带来不同程度上的影响和破坏。由此可见，在实际的建设中，如果不能对要素的重要程度做出明确的判断和评价，那么对于多元化的建设而言，这些要素是很难得以落实的。1．4法定地位的缺失，导致城市设计缺乏实施的手段和途径。对于城市设计而言，其不仅能够极大地促使城市品位的有效提升，而且城市设计也是城市进行规划与管理的有效手段之一，其对于城市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法定地位的缺失，同时缺乏相应的规章制度对城市设计及实施流程做出明确的规范，致使城市设计在相应的实施手段和途径是相当匮乏。而这其中，最为直观的体现便是由于缺少相应的审查和管理机制，导致很多城市设计成果很大程度上难以通过相关程序使其法定化和制度化。

2基于城市设计视角下城市规划精细化管理的主要思路

2．1促使精细化管理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条件。毋庸置疑，精细化的城市规划管理不仅能促进管理效率的提升，同时对于城市效益的提高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想要提升城市设计视角下城市规划的整体水平，达到资源优化配置并推动现代化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最佳途径便是进行精细化的管理。而这其中，最关键的是建立健全、明确、可执行以及可量化的工作规范，同时也要使该工作规范的精密性和规范性得到充分的保证，赋予其应有的可实施机制和法定地位。在具体编制技术层面，想要实现精细化管理的技术编制体系，则应该将量化标准、可管控要素以及执行程序作为其中的基础和前提条件，并根据城市设计的编制内容、具体管理实施机制及信息管理系统建设等方面着手进行相应的改革和调整，促使城市规划精细化管理体系具有较强的可执行性和可实施性。2．2促使精细化管理实现的核心。城市规划设计方面，技术管理规定无论是在环境内容、空间形态上，都要做相关的引导和指引。但在特定地区，特定环境管理上，可通过通过量化控制的方法适时地对某些重点区域和城市节点进行更为高效的控制和管理，是促使精细化管理得以实现的核心之一。例如，在城市的核心区域或者城乡的结合地带，采用量化的方法，根据参照中心不同的区位，进行建设项目的建筑密度、高度等方面的相关设定，强化管理的立体化和可操作性，进而使城市设计得以精准地落实和开展。当然，想要将城市规划管理和城市设计可以有效地衔接在一起，光靠量化的城市设计成果是不足的，要真正促使城市规划精细化管理的实现，还必须保证城市设计成果的法定化。例如，为了让城市设计成果得以法定化，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发达国家均在城市设计内容上做了相应的法律方面的制度化处理。日本通过设计特有的法律法规对设计内容进行固定;美国为了对设计质量方面的要素达到控制的目的，出台了城市设计导则和区划法进行设计审议;新加坡则将城市设计内容添加进了现有的法定管理平台中［3］。对此，想要实现精细化管理，为相关的城市设计内容提供一定的法律支撑是必不可少的，只有使这些城市设计成果及其应用得以制度化和法定化，才是精细化管理得以实施的核心。

3基于城市设计视角下城市规划精细化管理的主要对策

3．1做好精细化控制要素体系的层次化建设。想要实现城市规划的精细化管理，其中最主要的是做好精细化控制要素体系的层次化建设。所谓层次化建设，即是进行多层次的划分，在进行层次划分时既要充分考虑诸如总体设计、专项城市设计以及重点区域设计等有关空间形态的基本要素，又要对各要素进行正确的划分。就总体设计而言，其为设计要素的综合考虑。而对于专项城市设计，则是将城市空间、基建、景观等作为控制的要点，从而对其进行精细化控制处理。重点区域设计则是对城市空间、环境艺术甚至街道空间形态等重点突出区域空间进行控制和落实。在具体的层次化建设工作中，可以通过政府的控制和引导，充分发挥各要素的互补性及兼容性，突出核心的设计内容，进而达到对城市形态设计控制的目的。3．2把握城市设计中的刚性与弹性。城市设计的内容既有刚性又有弹性，两者之间的兼容互通至为重要。例如，设计缺乏刚性元素，只是做出框架性的描述，那么城市规划设计必然出现较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此外，若是设计刚性过于突出，那么设计必然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设计刚性的把握，要与设计弹性相结合。就设计的刚性要素而言，其主要是通过核心要素和可丈量要素这两者组成的;而设计的弹性要素，则主要是由提升要素和不可丈量要素构成的。相关部门在考虑刚性设计内容的可丈量元素的同时，还需要在市场经济的模式下，保留弹性空间和提升空间，进而保证公共资源得到最优化的配置。3．3做好城市规划管理机制的系统化工作。除此之外，想要实现精细化管理，还必须使城市规划管理机制系统化，这是实现精细化管理的核心部分。不可否认的是，对于城市管理而言，系统化的管理机制所产生的促进作用对其是不容忽略的。对于公共空间的管控，应该对其界限做出明确的规划，做到规划的精细化;同时也可以强化公园、广场以及大型工程等开敞空间的设计工作，确保城市设计方面的管理要求能够落实在景观设计层次。与此同时，为了使整体与个别的空间形态能够连贯起来，促进实体建筑与城市空间呈现兼容的关系，那么在管理机制上必须充分利用城市设计的成果，对公共单位的整理规划做综合考虑，权衡多种利益关系，从而进行正确价值判断，在管控体系上最大程度地实现城市设计成果。

4结语

对于城市而言，规划设计的成效直接制约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生活质量的提升。通过精细化管理，使用量化、法定化的方法判定规划设计的优劣;在精细化管理中，讲求系统性思维，层次化管控，突出规划设计的刚性与弹性原则，那么城市规划设计工作将会更加合理，进而促进城市往更加和谐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国伟，万放．试论规划管理精细化对实现城市精致化的作用———以“后三峡时代的万州”城市精致化为例［J］．重庆建筑，2017，16(4):7－10．

［2］MichaelRGallagher，王紫瑜．追求精细化的街道设计—《伦敦街道设计导则》解读［J］．城市交通，2015(4):56－64．

法定化范文篇9

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示范意识，这些意识反映了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性、规则性、责任性和示范性的特点。

——规则性。政府作为公共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他首先必须身体力行，遵守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恪守规则的愿望和意志，因为规则对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一视同仁。政府信用要求公共行为规则制定明确，特别是合乎规则的行为与违背规则的行为之间的界限必须明确，同时也必须明确外在的道德制裁机制，使得诚信之德产生约束力，因此，政府信用意识就是一种规则意识。

政府信用强调处理好与公众、企业、市场、社会等若干公共关系，建立良佳的行政生态或政治生态，从而树立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同时，政府的公信力也体现于这些公共关系当中，并由这些公共关系反映出来。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政府与企业是两个独立的平等主体，他们在经济领域的分工体现为间接生产领域和直接生产领域、垄断型领域和非垄断型领域、公共型领域和非公共型领域的分工，政府表现为宏观经济领域的主体地位，企业表现为微观经济领域的主体地位，政府为企业安排经济运行制度和引导企业发展方向，企业为政府提供有利的财政支持和微观经济运行状况。由此可知，政府是企业的“引航员”，政府的信用水平影响企业的信用程度，企业的信用状况反映政府的信用质量。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切经济活动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系之中，市场机制是配置生产要素和分配经济利益的基本运行机制，政府公共产品的供给或公共服务的提供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市场，同时，政府既可以抑制或代替市场的功能，也可以扩张或补充市场的作用，也就是说，政府对于市场起着宏观调控的功用，如果说市场是交通要道，那么政府就是红绿灯。由此可知，政府是市场的“掌舵者”，政府的信用程度决定市场的信用水平。

二

无可否认，由于政府在社会生活当中居于强势和支配地位，政府的政治强权、经济强势、信息优势不可避免地存在，因而政府的主观随意性自然而然地出现，偏好行政、随意行政、政府不可治理性随之产生，信用缺失、信用贫困、信用滥用、信用危机也就伴生了。这些现象我们可以谓之为政府的“信用失范”（creditanomie）。我们认为，政府信用失范主要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

——国家法律的践踏。某些政府官员知法犯法、执法犯法，致使社会当中弥漫着一种十分浓重的不信任法律倾向。虽然法律制定当中存在着前瞻性不足、操作性不强、规范性不够等弊端，但是立法机制比较健全、立法形式较为完备，主要的问题是当前的执法基础相当脆弱，因而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后果，政府的法律信用大打折扣，司法公正遭到质疑；

——官员的自利性。按照公共选择理论的观点，政府官员是理性的自利者，也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出于“经济人”的本性，政府官员的获利通过“创租”和“抽租”的方式实现。“创租”就是创设人为的稀缺性而诱使私人或企业向他们“进贡”；“抽租”就是故意提出某项会使私人或企业利益受损的政策作为威胁而迫使他们割让一部分既得利益给予政府官员。官员创租和抽租的存在，促进了寻租活动的普遍性和经常性，政府信用大为降低乃至沦为政府失败。

——信息的不对称性。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在质量、性能等方面享有充分的信息优势，而公众作为消费者处于明显的信息不对称状态。由于公众本身所拥有的知识、信息相当有限，加之虚假失真信息泛滥，这样就会怀疑政府所提供公共产品或公共服务的真实性。特别是在一些比较复杂的领域，比如金融保险、公共工程、基础设施、公共安全、公共秩序等，存在严重的信息鸿沟(informationgaps)和知识差距(knowledgegaps)。这种不对称最终导致信用危机的出现，致使社会交易成本增高和交易链的中断。

——道德资源的短缺性。诚信应该是公共伦理的道德底线，是每个公民的道德守则，特别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显得尤为重要。但传统的“农本商末”、“无奸不商”、“无商不奸”、“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等非理性教条仍然残留于一些人头脑当中，对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的信用危机亦隐性地存留着。同时，由于诚信教育的缺席和某些政府官员本身的职业道德素养存在问题，禁不起各种诱惑，不能做到荣辱不惊、富贵不淫，因而滥用职权、谋取私利，政府的信用形象受到损害。

——制度供给的不足性。当下中国的制度建设存在两大“软肋”：一是制度短缺即制度供给不足；二是制度执行失范。在信用制度建设方面，完善的信用管理法律制度、完备的信用信息披露制度、公正的信用评估体系、有效的信用监督惩戒机制等等出现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果守信者和失信者享受“同等待遇”，那就会出现如古典经济学所言的格雷欣法则——“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这种集体行动的困境（thediemmaofcollectiveaction）［4］将会使公众“人人自危”、信用环境恶化，政府信用失范也在所难免。

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系统的核心和支柱，政府应该是遵守公共伦理的典范和表率。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如果政府部门和官员政策多变、信口开河、言行不一、政府采购合同随意变更，将加速信用体系的崩溃，加大信用制度建设的难度。［5］(P241)所以，有人说“中国最大的信用危机是政府信用危机”不无道理。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也认为，政府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信用危机危害极大。他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不恰当地介入经济活动，自己给自己担保，最后说不管就不管；政府项目批了，但资金迟迟不按合同约定投入，而是钓银行或者外来投资者的钱；一些政府招商引资时热情周到，开出许多优惠条件，但等投资者资金到位后，却不兑现承诺甚至搞起吃、拿、卡、要的不光彩行为；政府政策没有连续性，说变就变，一个普遍的问题是“新官不理旧事”，今天张三当政搞张三的，明天李四当政又搞自己的一套，老百姓戏称，看看政府门前的牡丹变月季，就知道领导人换了，实行的总是否定再否定，一届政府一朝政策，常常是重打锣鼓再开张，影响政府的形象，对整个社会信用问题的负面影响极大。［6］在一个政府信用失范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诚信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实现政府的有效职能，不可能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不可能建构政府文明和政治文明。

三

当下，中国的政府信用文明建设面临三大挑战：一是市场经济的挑战。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面对市场政府要转变职能，对付信用危机必须尽快加大建立信用制度的力度和改革步伐；二是加入WTO的挑战。WTO的原则和透明条款要求政府服务化、绩效化、法治化，所建立的政府信用系统必须与国际接轨；三是信息时代的挑战。网络化、信息化要求政府必须建立电子政务，实行“一站式”服务、“窗口式”服务（“政务超市”），政府信用信息化、透明化、规范化。面对三大挑战及其要求，政府信用建设必须加强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而在目前政府主导型的体制形态下，政府的自律——道德建设和他律——制度建设显然需要依靠政府的行为自主性——政府自觉。

政府自觉是指政府有目的、有计划的行政意识、行政活动或行政作为，是政府认识并掌握行政规律、了解并熟悉公众现实和社会实践、能预见其行为后果的意识状态和行为过程。“政府自觉”概念的提出缘于公共管理学者乔耀章教授根据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概念而引申。费孝通先生在《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一文中明确提出“文化自觉”概念。费老认为“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他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7]乔耀章先生在《政府创新与政府自觉》一文中引申了“政府自觉”概念。乔先生认为，政府创新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对社会、国情发展规律能够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的大小及其作用力的方向，取决于政府创新是自发还是自觉的及其自发性和自觉性的程度。所谓“自觉”是指人们认识并掌握一定客观规律时的一种活动，这是人们有计划的有远大目的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人们一般能预见其活动的后果。［8］

政府创新需要政府自觉，同样，政府信用建设也需要政府自觉。以上分析可知，政府信用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市场经济、WTO、信息时代的挑战，政府信用建设需要使可能的“政府自觉”成为现实的“政府自觉”，需要在道德和制度两个方面采取政府推动型建设。

——强调依法行政，实施政府行为法定化。从法治的角度看，政府行为过程也是政府管彻、落实国家法律、法规的过程。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必须实施政府行为法定化、改进行政执法作风、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努力实现依法行政。深圳市政府决定用3－5年时间完成政府机构和行政行为的“九个法定化”工作，包括政府机构组织、职能、编制法定化、行政程序法定化、行政审批法定化、行政收费法定化、行政处罚法定化、政府招标法定化、政府投资行为法定化、行政执法责任法定化、政府内部管理法定化等。［10］这样把权力、利益、责任、监督等各方面协调统一起来，明确权力与利益的边界，可以有效制止行政的随意性，也可以有效地克服政府权力部门化、政府权力地方化、地方权力利益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等不良现象，从而建构“法治型政府”。

——推行电子政务，开展政务公开和阳光行政。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必须大力推行政务公开，要公开政府的行政内容和行政程序。行政内容的公开包括政府的职权范围、资格条件、办事标准、办事规范、危机处理、救济措施及其途径；行政程序的公开就是建立政府立法、执法的公开运行机制，消除“暗箱操作”，实现“阳光行政”。只要不是涉及国家机密，国家法令、公共政策、行政行为、行政程序、行政结果都应通过传播媒介或者汇编文件及时告示或。要从根本上改变政府的公共服务，就必须推行电子政务，比如，美国把发展整合性的电子化取用信息服务作为重点，并提出，要按民众的方便来组织政府信息的提供，以帮助公民“一站式”访问现有的政府信息和服务。［11］通过电子政务和建立“政务超市”，有效地节约了公众的时间成本、费用成本和其他一些无法预料的成本，提高了政府行政的透明度，增强了政府的行政效率，从而建构“廉洁型政府”和“绩效型政府”。

——建立信用管理制度，完善政府信用管理体系。政府不但要加强自身的信用建设，而且要对全社会的信用建设承担责任，要塑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首先，政府应当制定并组织实施管彻信用原则的法律法规（如《社会信用法》、《公正信用报告法》等），规范企业、个人的行为，引导市场主体诚信交易、守法经营、有序竞争；其次，引导、推进建立信用的记录、评价、公开制度，为社会提供信用信息，使诚信者获得更多的交易机会，使失信者无机可乘；再次，政府要建立监督机制和惩戒机制，对失信者要追究其民事责任乃至刑事责任，使受害人得到补偿，形成守信者受益、失信者守法的良好社会氛围；最后，政府有必要大力扶植和监督信用中介服务行业的发展，引导他们加强行业自律，同时也要推动企业内部的信用管理制度建设以及完善个人信用制度。要加强政府信用建设，就必须优化“信用生态”；要塑造信用生态或信用环境，就必须需要借助制度，需要建构“制度型政府”。

［参考文献］

［1］王和平.论政府信用建设［J］.政治学研究，2003，1：73.

［2］参见陈潭.依法治省与依法行政［A］.见胡凯.依法治省若干问题研究［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3］参见陈振明.政策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参见陈潭.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非合作博弈下的公共管理危机及其克服［D］.待刊论文，2003.

［5］转引自李新庚.中国信用制度建设干部培训读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6］转引自胡梅娟.治理信用“污染”有何良策［J］.新华文摘，2002，2：174.

［7］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N］.光明日报，2000－11－07.

［8］乔耀章、芮国强.政府创新与政府自觉［J］.新华文摘，2003，2：16.

［9］参见张康之.论“新公共管理”［J］.新华文摘，2000，10：7.

［10］参见新华社.为入世后政府职能转变作准备深圳实施政府行为法定化［N］.扬子晚报，2001－11－04.

［11］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政府信息化建设课题组.中国电子政务发展研究报告［J］.新华文摘，2002，6：4.

GovernmentalCreditandGovernmentalConsciousness

AbstractAsthebasisandsourceofthesocialcredit,governmentalcreditisthekeytotheestablishmentofsocialcreditsystem.Therefore,theimprovementofgovernmentalcredithasgreatsigificencetowardsthepersonalandenterprise’scredits.Governmentalcreditanomieincludeoutofcredit,creditinsufficiency,creditabused,creditcrisis,andwillleadtogovernmentfailure.Inordertoimprovethegovernmentalcredit,itisnecessarytoemphasizeitsconcept,administratebylaw,proclaimwithevidenceandrealizethepromise.Atthesametime,weshouldfarthertransformthefunctionofthegovernmentandregulateitsconducts.Underthecurrentsystem,themethodstoimprovethegovernmentalcreditandthesolutionstothecreditcrisisdependontheindependenceofthegovernment,i.e,governmentalconsciousness.Tosomeextent,thelevelofthegovernmentalconsciousnessdeterminesthelevelofthegovernmentalcredit.

KeyWordsgovernmentalcredit;creditanomie;governmentalconsciousness;governmentcivilization

法定化范文篇10

关键词：政府信用信用失范政府自觉政府文明

信用（credit），从一般意义上讲，指的是信守规则、遵守诺言、实践成约。孔子特别强调“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认为“人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于是信用作为公共伦理范式成为安身立命之本、社会交往准则、国家治理指南。而政府信用（governmentalcredit）作为社会信用体系的一个主要内容也同样强调言行的客观后果，考量政府行为对公众和社会的影响，同时又不得不顾及公众和社会对其看法和态度。政府信用需要政府的自觉，政府的良知与行为自主性能够提高政府能力、克服信任危机和提升政府形象。

一

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意识、规则意识、责任意识、示范意识，这些意识反映了政府信用具有公共性、规则性、责任性和示范性的特点。

二

政府信用是社会信用系统的核心和支柱，政府应该是遵守公共伦理的典范和表率。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指出，如果政府部门和官员政策多变、信口开河、言行不一、政府采购合同随意变更，将加速信用体系的崩溃，加大信用制度建设的难度。［5］(P241)所以，有人说“中国最大的信用危机是政府信用危机”不无道理。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也认为，政府的非理性行为导致信用危机危害极大。他指出，一些地方政府不恰当地介入经济活动，自己给自己担保，最后说不管就不管；政府项目批了，但资金迟迟不按合同约定投入，而是钓银行或者外来投资者的钱；一些政府招商引资时热情周到，开出许多优惠条件，但等投资者资金到位后，却不兑现承诺甚至搞起吃、拿、卡、要的不光彩行为；政府政策没有连续性，说变就变，一个普遍的问题是“新官不理旧事”，今天张三当政搞张三的，明天李四当政又搞自己的一套，老百姓戏称，看看政府门前的牡丹变月季，就知道领导人换了，实行的总是否定再否定，一届政府一朝政策，常常是重打锣鼓再开张，影响政府的形象，对整个社会信用问题的负面影响极大。［6］在一个政府信用失范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诚信的市场经济，不可能实现政府的有效职能，不可能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不可能建构政府文明和政治文明。

三

［参考文献］

［1］王和平.论政府信用建设［J］.政治学研究，2003，1：73.

［2］参见陈潭.依法治省与依法行政［A］.见胡凯.依法治省若干问题研究［C］.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

［3］参见陈振明.政策科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参见陈潭.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分析――非合作博弈下的公共管理危机及其克服［D］.待刊论文，2003.

［5］转引自李新庚.中国信用制度建设干部培训读本［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

［6］转引自胡梅娟.治理信用“污染”有何良策［J］.新华文摘，2002，2：174.

［7］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N］.光明日报，2000－11－07.

［8］乔耀章、芮国强.政府创新与政府自觉［J］.新华文摘，2003，2：16.

［9］参见张康之.论“新公共管理”［J］.新华文摘，2000，10：7.

［10］参见新华社.为入世后政府职能转变作准备深圳实施政府行为法定化［N］.扬子晚报，2001－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