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范文10篇

对立范文篇1

关键词:《彼得·潘》;对立关系;含混对立;儿童观

儿童文学作为一个体裁就是矛盾的，这种矛盾与几套被同时持有的明显对立的二元性有关系，儿童文学的结构和主题都是二元性的［1］238。然而童话《彼得·潘》［2］作为世界儿童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经典，其故事背后一系列矛盾态度与心理的互渗，催化了不同于其他儿童文学故事中截然对立的二元性，这是一种含混的二元对立，其中包含了复杂的儿童观。

一、《彼得·潘》中的含混对立解读

(一)离家与回家的含混对立

“家”不仅仅是一个居所，更是一种态度。无论对于现实中的孩子，还是儿童故事的主人公来说，家是一个舒适、安全和可接受的地方，一个满足身体和情感需求的地方。相反，“离家”是因为需求得不到满足。也就是说，家是安全、舒适的却又是无聊、拘束的，而离家却是刺激、自由且充满危险的。一个人对“家”的态度可能会使他变得不安全或不快乐。故事的情节是由主人公对环境的感觉所引导的，并且随着主人公从一个“在家”的环境走向一个“离家”的环境，故事情节会追踪主人公的成长和冲突。主人公在冲突中获得成长，家在他们心里也与之前不同了，他们改变了家的意义以及对家的态度，最终会选择“回家”。《彼得·潘》的情节结构基本是“在家—离家—回家”，但是《彼得·潘》的不同之处在于，离家与回家并非是二元对立的，因为故事主人公对于“家”所具有的矛盾心理，导致它们之间相互渗透、含混对立。彼得在出生的那一天，他因为听到父母谈论自己长大的事情，不愿长大成人而逃离了家，后来他想回家时却发现家里的窗户已经关上了，他的床上睡着另一个小男孩。彼得因此大受打击飞去了永无岛，从此再也不相信母亲，“他想得起的只是她们的坏处”。彼得诱惑温迪去了永无岛给孩子们当母亲，后来温迪决定带着两个弟弟和永无岛上的孩子们回家，彼得用之前窗户关上的遭遇以打消她们的回家念头，并且带着小精灵先飞去温迪的家，打算关上窗户，让温迪“以为她母亲把她关在外面了”，以打消温迪回家的念头。但是当彼得看到达林太太“眼里含着两颗泪珠”时，不得已打开窗子让温迪和孩子们回到了家里。彼得对于“家”的态度是矛盾的，当他在窗外注视温迪一家幸福团聚的场面时，内心有自足也有羡慕:“他的乐事数也数不清，那是别的孩子永远得不到的。但是，只有这一种快乐;他隔窗看到的那种快乐，他却被关在了外面，永远也得不到。”彼得内心深处藏着对母爱的渴望，但是为了获得自由，他没有接受温迪和达林太太的挽留。他警惕家庭父母的约束，拒绝世俗的常规，质疑家，逃避成长，但是这种质疑和逃避并不彻底，因为在春天来临之际，彼得还会来温迪家带走一个“妈妈”。可见彼得从不放弃对“妈妈”的寻找，内心深处对于母爱的渴望构成了彼得离家与回家的一个隐形纽带。这种渴望又逃避的复杂态度并没有导致离家与回家的二元对立，而是一种充满矛盾的对抗与互相渗透的含混的对立，潜藏着更为隐晦的多面性。《彼得·潘》中的另一位主人公温迪也经历了离家与回家，只不过温迪的做法与彼得有着质的差异，温迪不是与彼得一样叛逆离家，而是被彼得有趣且神奇的经历所吸引，她向往那种无忧无虑的自由，从而萌生了对平淡生活的反叛。但是经历了一系列冒险，温迪仍然怀念伦敦的家，因而主动归家，选择与平淡的生活妥协。通过对坚决不归的彼得的描写呈现了理想的世界，而通过对主动回归的温迪的描写展现了真实的世界，肯定了温迪主动回家对于现实成长的接纳。

(二)文明与野性的含混对立

在成人的眼里，儿童是幼稚的、野蛮的、充满野性的，儿童涉世未深且无知，必须要经过教化掌握知识以成为社会理想的文明人。自然的，在儿童文学中所塑造的儿童主人公形象也带有淘气、顽皮、不听话的动物性，就连类似于儿童的动物主人公也是孩子气的。故事中或故事外的成人会以直白或潜移默化的方式敦促儿童不再孩子气，不能撒野，应该走向理性文明的成人世界，这一切对于孩子的天真本性形成了拘束，进而导致了儿童不符合现代文明秩序的野性与成人的规训间的对立。作为故事主人公的彼得喜欢恶作剧，有时无法无天，在永无岛里的无限自由中我行我素，他以领袖的身份带领“爱看流血”的小男孩们与野兽、印第安人、海盗们作战。他身上的动物性主导着其心性，这使得他警惕和质疑世俗的常规，即使心底渴望家的关爱，但仍然拒绝了温迪和达林太太的挽留，因为他的野性已经让他对世俗文明的束缚保持距离，甚至是逃避、否定。从彼得身上我们所看到的是文明与野性的二元对立。但是不同于彼得身上所体现的文明与野性截然对立的态度，温迪对于文明与野性二者的态度是含混的。温迪看似是一个温柔的“妈妈”形象，但是在表面的温柔下，温迪有其野性的一面或者说是对野性的渴望。温迪向往那种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彼得的到来，唤醒了温迪内心的野性。因为“温迪的家庭生活太平淡了”，温迪羡慕彼得拥有常规生活中所没有的新异，她羡慕彼得拥有不被社会束缚的野性。在彼得要回去时，温迪恳求说:“我知道好些好些故事。”在被故事诱惑的彼得请求她去给永无岛的孩子们讲故事时，温迪自然非常乐意与他一起飞去永无岛。但是温迪在经历了被海盗们俘虏的生死历险后，她意识到了野性的恐怖，她想要回家的念头越发坚定，她不仅要带着两个弟弟回家，也要带着永无岛上缺乏智慧与理性的孩子们回家，去上学接受教化长大成人，走向理性。最后温迪长大了，结婚生了一个女儿，其他的孩子们也长大了。温迪选择长大，选择接受世俗文明的教化，但是温迪仍然怀念在永无岛的冒险，并且让女儿简跟着彼得接着去永无岛冒险。在文明与野性的对立中，温迪选择了妥协，这种妥协不是被动的，而是一种主动的适应。温迪渴望野性，但是在经历了野性的恐怖之后又选择了文明，长大后却又怀念冒险经历中张扬的野性。温迪这种对于野性的欣赏而又夹杂着质疑、否定的态度，充斥着多元混合魅力，隐喻着儿童对于文明教化的态度。

(三)童年与成年的含混对立

成人曾经拥有童年的美好历程却再也无法回到童年，而儿童文学正是由这样的成人作者为正在真实经历童年生活的儿童创作的，这必然会导致成人认知与儿童真实感受的冲突矛盾，这种矛盾下最突出的对立就是儿童向往成年，渴望长大成人，拥有力量，而成人却希望儿童永葆天真，永远不长大。人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童年时代总是渴望快快长大，成年后却又期望再回到童年的纯真美好。童年与成年在儿童文学中的呈现源于一个极其深刻却又容易被成人忽略的主题:儿童成长的必然与自觉。达林太太的形象混合了母亲身份和内心长不大的女孩心性，童年与成年之间的复杂心理在她身上得以彰显。达林太太在温迪两岁时就感叹道:“要是你老是这么大该多好呵!”流露出了她对天真童年的珍爱。她甜甜的、爱逗弄人的右嘴角上的吻，丈夫得不到，拥有权力的拿破仑得不到，甚至连她心爱的女儿温迪也得不到，最后却被彼得带走，因为这个吻是留给她心里向往和守护的童年。她小时候也相信彼得的存在，但当她结婚之后就开始怀疑他是否真实。她爱孩子们，能理解孩子的心思，即便彼得把孩子们带走让她伤心，她依然没有像达林先生那样责骂彼得。达林太太就如同故事外的成人，虽然已长大成人，但心里仍然保留着那份童年时代的纯真，保留着对那份天真的尊重，因而不免将自己对童年的缅怀映射在温迪身上，希望她永远不要长大。儿童时代虽然美好，儿童的世界虽然葆有独特的人生价值，儿童却不可能永留其中，儿童必然是要摆脱幼稚长大成人的。“不想长大，只想玩”的彼得，其人生追求就是永远留在永无岛上，这透露出他对成长的戒备和对社会性成长的反抗，给人以割裂儿童时代与成人时代的联系的认知，设置了童年与成年的界限。温迪两岁时在妈妈的感叹中也知道自己一定要长大而且长大并不是好事，尽管永无岛自由快乐且美好，但是温迪仍然选择回归家庭长大成人。“她是属于喜欢长大的那一类人，她是心甘情愿长大的，而且心甘情愿比别的女孩长得更快一点。”温迪长大后不能再跟随彼得飞往永无岛而生发的遗憾，映射了成年人无法回到自由童年的普遍感伤。彼得拒绝长大是成年人寻求童年安慰的理想，而温迪这种矛盾的态度才是大多数儿童的真实映照。彼得的游戏精神与温迪的理性态度反映了童年与成长的二元对立，但是温迪心甘情愿长大的同时，依然没有失去对童年天真的美好期许与尊重，打破了童年和成长的分野。

二、含混对立背后的儿童观

(一)被成人假设的儿童

创作儿童文学的成年人准确地理解儿童需要什么、对什么感兴趣，这些是可质疑的假定，成人认为他们总体上理解儿童的本性和需求，但这种理解不一定是正确的［1］151。儿童文学是由那些已不再是儿童、已不再纯真的成人为纯真的儿童所创作的，故事中的童年或类似儿童的视角一般是成人根据回忆和对儿童已有的认识再次建构的，即便能代表一般的儿童取向，但更多的是成人对于儿童与童年的看法，必然会与儿童的真实童年产生矛盾。儿童文学的作用一般不服务于现实，它服务于成人的需要。儿童文学是一种规训措施，通过它向儿童提供成人想要的叙事，通过这些故事，成人试图构建一个理想的童年，一个可能不存在也可能永远不会存在的童年，从而去塑造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童年和理想儿童。《彼得·潘》中“在家—离家—回家”这一典型模式对于儿童和童年的期望是标准化的，成长被概念化为一种从A点移动到B点的规律方式，在A点是幼稚的、无知的、野性的，而到了B点就是成熟的、理性的、文明的，最后获得了成长。《彼得·潘》以温迪回家之后的长大作为结尾，“离家”后的“回家”意味着成长问题得以解决，家是儿童成长的催化剂。这是成人怀旧的童年理想———“家”是成长的最佳场所对于儿童的假设。

(二)与现实适应的儿童

弗洛伊德认为，儿童的行为更多的是受本我支配，其活动主要受“快乐原则”驱使［3］。而成人又总是以社会现实准则去要求他、控制他，使儿童在现实中常常受到挫败。儿童的生活是梦想的、象征的，通过在想象中世界的畅游，与现实分离，使得儿童避免了现实的约束，很好地帮助儿童实现自我获得，实现“超我”的发展。由于现实中成人世界的文明拘束，儿童自己的野性无法得以释放，儿童会选择离家出走，做出他们这个年龄所能做出的最为有力的反抗行为之一。但是，儿童离家出走去往的快乐世界一般是靠愿望和想象建立起来的，那些被禁止的野性反叛只能通过非现实的、幻觉式的实现来满足愿望，它们是无法抵达客观世界的。《彼得·潘》里的永无岛是一个梦幻的存在，在岛上孩子们可以凭着本性做任何不被文明社会所允许的“坏事”，可以尽情释放自己。但是离开永无岛被温迪一家收留后，那些缺乏文明理性与智慧的孩子就要进入学校学习，接受社会文明的教化。温迪也是如此，在永无岛上经历了刺激的冒险后，把那微弱的野性狂想发泄殆尽，最后主动归家，回归到原本平淡的生活中，选择留在社会文明体系中，主动适应现实，走向成熟。另外，儿童愿意回到家和成人的保护之下，或许也是儿童自己与成人的和解，是儿童反抗之后的现实归宿，更是儿童对成人世界的主动适应。他们选择了走向成人，拥抱成人世界，获得成长。在现实与虚幻的交织中，儿童渴望冲破束缚张扬自由的天性，最终面对现实选择了主动适应，这或许也是儿童主动成长的精神需求。

(三)必然要长大的儿童

儿童一般都会慢慢长大成人［4］。成人作者所构建的逃避现实、自我安慰的童年永恒的思想违背了儿童的心理欲求和成长本质。不仅是在精神上，而且也在肉体上，儿童竭力想去克服自身的软弱感，竭力想去摆脱自己的“儿童”形象。孩子们的命运是必然抛弃他们的孩子形象［5］，他们终归要长大。照亮儿童成长之路的明灯就是游戏［6］。儿童在“过家家”“开诊所”等种种游戏中自觉复演真实的生活内容，借助游戏，儿童在角色扮演中使自己拥有主宰一切的力量。他们的游戏都是受到快快长大成人的愿望的影响，希望自己能早点做一些大人能做的事。游戏体现了儿童成长的自觉性，是儿童进入成人世界的快速通道，帮助儿童逐步走向理性。彼得在永无岛上对于海盗的征服行为充满了游戏精神与冒险精神，他这种野性征服的游戏精神是纯粹的动物性表达，是对社会文明下成长的对抗。彼得贪图眼前的自由而拒绝长大，进而逃避了对成人世界的向往。但是温迪在永无岛上扮演“妈妈”，切身体会了成为母亲的心情与责任，她知道自己需要离开永无岛，回到家里以免让达林先生和达林太太担心。温迪离不开家的温暖与关爱，她知道自己是要长大的。彼得的游戏精神和冒险精神是成人所赞扬的，也是成人对儿童所期望的。童年时光真的很美好，却并不能一直停留在那段时光里，温迪心甘情愿地长大何尝不是儿童内心的渴望?对于成人来说，温迪的长大是让人悲伤和遗憾的，但是现实中的儿童是不会选择永远留在童年时代，永远不长大的，真正的儿童自然会期盼长大进入成人世界的，他们有成长的自觉性，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心灵上的。

参考文献:

［1］佩里·诺德曼．隐藏的成人:定义儿童文学［M］．刘文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2］詹姆斯·巴里．彼得·潘［M］．杨静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3］华爱华．幼儿游戏理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7:39．

［4］王泉根，等主编．玛丽亚·尼古拉耶娃著．儿童文学中人物修辞［M］．刘洊波，等，译．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0:41．

［5］斑马．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与构想［M］．武汉: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1990:128．

对立范文篇2

2003年在“民营企业参与产权并购”研讨会上，有人说：当前国有资产处置中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并非出在民企收购上，民企参与产权购并不仅应当支持，而且还应当推动。……国企产权重组的问题依靠内部人是搞不好的。自买自卖必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而民企购并既有利于社会公众的利益，也有利于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善。

问题也是存在的。在民营企业参与购并国有资产的实践中，的确存在着交易双方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风险，存在着交易规则不完善、资产价格的市场化询价机制发育不充分问题。但这与并购主体是否是民营企业无关。制度不完善，在国有投资主体之间的产权交易活动中也可能发生同样的弊端。防止产权交易过程的国有资产流失不能靠抑制购并行为本身，积极地完善相应的产权交易制度，形成有效的国有资产经营体制和方式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中国民企将在国企改革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新闻网》2003年4月30日）

说老实话，这篇文章，我实在读不懂，“自买自卖必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为什么还有人鼓吹MBO（管理人收购）呢？“自买自卖”也是国企变民企，就“必然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吗？“民企购并”就一定“既有利于社会公众的利益，也有利于企业治理结构的改善”，真的是这样吗？

一会儿说“当前国有资产处置中的国有流失问题并非出在民企收购上”，一会儿又说“在民营企业参与购并国有资产的实践中，的确存在着交易双方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的风险，存在着交易规则不完善、资产价格的市场化询价机制发育不充分问题。但这与并购主体是否是民营企业无关。”这是不是前后矛盾，什么叫“双方串通”，那是收购的主客体串通。从利益上说，收购方当然希望价钱低一些，被收购方当然希望价钱高一些，这才会有讨价还价。如果“双方串通”那就有问题了，也就是某个国企的卖方，可能对人民不负责，捞了个人的好处，买方的那个民企也会给对方个人好处。这样，才有可能“双方串通”。

这里的问题是主客体之间是具体的企业，不是抽象的“国企”和“民企”。在市场经济中，是具体的企业之间进行交易，即使具体的“国企”与“国企”之间或者具体的“民企”与“民企”之间进行交易，如果人之间进行私下交易，也会产生经济损失。所以问题不在于企业的性质，而在于是否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公平交易。

最近有媒体报道：在东北，尽管一些账面上的国有资产已被有关部门“看管”起来，但由于难以流动，正造成更大的流失。就像一根“冰棍”，咬一口有人管，可放在那儿慢慢化掉甚至最后变成一根棍了，却无人过问。但是，也有媒体报道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沃尔玛、家乐福等国际巨鳄长驱直入，大批国有商业企业纷纷改制。然而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哈尔滨市12户国有商业企业改革转制中，均未对商标、商号等无形资产进行评估作价。经济专家对此表示忧虑。

这实际反映出当前的两种倾向：一方面是某些国企的管理者怕负责任，宁肯让效益不好的企业化掉也不愿意被戴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因为这样就会影响仕途。另一方面，有些收购者为了压低价钱，希望把更多的国企说成是“冰棍”，于是就有“冰棍论”、“靓女先嫁论”和“苹果论”。“冰棍论”认为国有资产就像逐渐融化的冰棍，应及早将其变卖；“靓女先嫁论”是说应把漂亮的女儿即优质的国有资产先嫁出去，免得等年纪大了全都不好嫁；“苹果论”指的是如果在一筐苹果中舍不得先吃好的，专挑烂苹果来吃，结果吃的全是烂苹果。这三论实际上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认为国营不如民营，民营不如外资。

如果，我们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不管是国企、民企，只要是经营不善，都有可能成为“冰棍”。

前一段，海鑫集团李海仓先生被杀事件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冯引亮曾经是当地的首富，他的造纸厂高峰时年纯利达到200万元左右，而李海仓后来者居上，把企业做得更大。冯引亮经营不善，他的企业成了“冰棍”，逐步在融化，冯引亮想把土地用200万元的价格卖给海鑫集团，而李海仓出价不到百万元，再后来，海鑫集团买到了土地，冯引亮的地也没有人买了，就像融化的“冰棍”。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买卖双方讨价还价也是天经地义的，如果冯引亮早一点把土地卖掉，虽说不到百万元，八、九十万也是可能的，用这些钱他还可以再干别的，也还会东山再起，因为他也是从小做到大。在股市中，也有不少投资者采取割肉换股的方法，把赔掉的钱再赚回来。当然这要把握好时机，掌握不好时机可能会损失惨重。当然也有抓不住机会，长期持股，结果手中的股票像冰棍一样融化的，恐怕很难再翻本的。例如买了百元股亿安科技的，眼看着这个“高科技”明星，像冰棍一样融化。

这里，我并不是责怪投资者，而是说“亿安科技”就是股市中的“冰棍”。最近《智囊》刊登的“亿安生死局”文章，让人看到一个民营“冰棍”企业的典型。原董事长罗成的主要能量就是圈钱，而罗成的追随者，难免也有效仿老板的人，他们不会对外圈钱，却会圈老板的钱。于是在内部形成了一种文化，一些人无心通过努力经营获得利润，而是紧盯着老板，努力参与老板的圈钱游戏，以期获得横财。罗成的套路从来如此，自己套了别人，然后又被别人所套。罗成从政府那里获得经营资源，但缺乏足够的责任感；同样，他的企业到了下属手中，也同样无人负责。这种恶性循环的怪圈，就这样无休止地重复着，到了哪天突然转不动了，罗成游戏也就结束了。

如果说，亿安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交纳了巨额的学费，一些人付出了法律代价。那么，在我们股市中，原郑百文和猴王可以说是国营控股公司的“冰棍”企业典型，特别是原郑百文的那个“商业—银行—企业”的“转盘子经营方式，似乎与“亿安科技”有同工异曲之妙。现在，我们股市中有123家ST公司，其中有56家ST公司每股净资产跌破面值1元。在这些公司中既有国有控股公司，也有买壳上市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也有退市的公司，如PT琼南洋；也有被ST的，如ST银广夏、ST亿安、ST龙科、ST海洋等等。一部分民企公司业绩不好的原因与其上市动机有关，例如一些民企买壳上市目的就是圈钱。最典型是艾史迪集团入四砂股份。1998年11月双方签署协议，艾史迪以每股2.02元的价格受让淄博市国资局4000万国家股，同时受让650万股国家股配股权，持股比例占总股本34.48%，成为第一大股东，并承诺三年之内不向他人转让。2000年1月16日，四砂股份的股东们突然接到艾史迪的一纸通知，称已将自己的股权转让给了北京某公司。而董事长李协平已带走巨款在美国定居，这离李协平“三年内不转让”股权的承诺仅过了一年零一个月。至此，四砂人才明白，李协平并不是来建设四砂的，而是来杀鸡取卵的，利用四砂在股市上的名气大肆圈钱。（《经济半小时》《四砂股份小股东抗争的180天》2001年1月14日）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是诚信经济、是法制经济，是优胜劣汰的经济，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不守法经营、不科学管理，缺乏监督机制，就会成为“冰棍”企业。美国的安然公司就是国际典型。

安然在2000年《财富》世界500强排名第16位，并且在《财富》的调查中连续4年荣获“美国最具创新精神的公司”称号。总部位于休斯顿，是美国最大的天然气采购商及出售商，控制着美国一条长达32000英里的煤气输送管道，同时也是领先的能源批发商。安然拥有340亿美元资产的发电厂，同时也经营纸、煤和化学药品等日用品，并且提供有关能源输送的咨询、建筑工程等服务。它为什么要造假账呢？因为它没有那么多利润，又要保持世界500强排名第16位，于是进行了一系列的造假活动，结果垮台了。

所以，“冰棍”企业，并不是某些老化的国企特有的现象，任何企业都有生存期，“物壮则老”，要保持企业的长期生存，必须在守法经营、科学管理、有效监督上下功夫。市场经济是公平的，不会因为你是国企就格外照顾，也不会因为你是民企就格外开恩。从这个意义上说，守法经营、科学管理、有效监督是超越所有制的。

2003年全国人大代表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周耀庭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如果别人问我红豆集团是不是民营企业，我不知道怎么答；但如果人家问我是公有还是非公有经济，就很好回答，我们属于公有经济；如果再问是国有还是集体企业，就更好答，我们是乡镇集体企业，不过是新的集体经济形式。”周耀庭所说的“新集体经济”形式是指红豆现在实行的“大家都有，不等所有”的股份制。（《中华工商时报》2003年3月17日）

这里周耀庭从实践层面上回答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股份制公司是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一种新形式。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流行的是“公”“私”对立的二元模式。改革开放以后大量民营企业出现了，一部分人仍然把民营经济定位于“非公有制”或“私有制”。其实，民营经济是非常灵活的，它可以是个体所有制，也可以是少数人合营的私有制，还可以成为多数人以参股的形式结合而成的“新集体所有制”，也就是周耀庭所说的“大家都有，不等所有”的股份制。企业里面有1500多人参股，大股东达53个之多。这53个股东占的股份为71%，部分干部职工占19%，红豆集团所在地江苏无锡港下镇镇政府占10%。“大家都有”是说无论是政府、企业还是个人都可以参股，“不等所有”是说，每股的净资产是相同的，参加者可以根据自己意愿决定所持股份的多少。可以用购买股权的形式参加，也可以用卖出股权的形式退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股份公司是动态的集体所有制。在这里参加者的产权是明确的，同时又是合作的，每一股的权力是平等，无论是利润还是风险都享有同等的权利。同时由于每个参加者持股数量的不同，所分得的利润和承担的风险也有所不同，但是风险与利润是成正比的，持股多的可以多享受利润，但同时也要承担更大的风险。例如每股盈利0.1元，持有100股，可得10元，持有1000股，可得100元，反过来每股亏损0.1元，持有100股，损失10元，持有1000股，损失100元。从比例关系上说，这是平等的，因为风险和收益成正比。

以红豆等乡镇企业为代表的“苏南模式”曾经高举集体经济的大旗，鼎盛时期，江苏的乡镇企业达到10万家，全省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二”。可以说周耀庭抓住了现代企业股份制的核心——产权明确的集体所有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说：“世界500强没有一个是个体私营的，都是股份制企业。”国内外经济理论都把上市公司称为“公众公司”，公众公司就要考虑每一个投资者的利益，而美国出现的安然公司等一系列事件，正是某些大股东和高管人员不顾公众的利益而弄虚作假，结果使整个公司垮台。中国经济学家于光远曾经明确指出，只有承认把公有、私有财产都看作是神圣财产，社会主义才能全面发展。”他认为，这其中有一个两重性的问题，股票持有者并不代表股票私有，只有出现股票转让，卖出股票换取的货币才称为私有财产。应该区分公众化与私有化，股份化并不意味着私有化，更确切地说，与其说是私有化不如说是公众化、社会化。（《中国证券报》2002年4月29日）

对立范文篇3

关键词:义利之辨;北宋新旧党争;学术不一

论史者恒以宋之党祸比于汉唐,实则其性质不相同。新旧两党各有政见,皆主于救国,而行其道。特以方法不同,主张各异,遂致各走极端。纵其末流,不免于倾轧报复,未可纯以政争目之。其党派分立之始,则固纯洁为国,初无私憾及利禄之见羼杂其间,此则士大夫与士大夫分党以争政权,实吾国历史仅有之事也。①在古代中国历史上,北宋新旧党争有着其独有的特点。新旧两党指的是因王安石变法而分裂成的两大阵营: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主张变法图强的所谓新党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反对王安石新法的所谓旧党。上述所引柳诒徵先生的一番论述揭示了北宋新旧党争区别于专制社会中以往历代朋党之争的不同之处,其关键在于“各有政见”,“盖汉之党人,徒以反对宦官,自树名节为目的,固无政策之关系。其与之为难之宦官,更不成为敌党。唐之牛僧孺,李德裕虽似两党之魁,然所争者官位,所报者私怨,亦无政策可言。固虽号为党,而皆非政党也。”②则北宋新旧党争本于“政见之争”也。这一点,身处其中的宋人也是有所觉察的。《文献通考•选举四》曾引王安石之语云:“今人材乏少,且学术不一,一人一义,十人十义,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③徽宗即位之初,大臣李朴在总结熙宁以来朋党之争的原因时就说:“熙宁、元丰以来,政体屡变,始出一二大臣所学不同,后乃更执圆方,互相排击。”④那么,新旧两党政见不同在何?全面回答这个问题,不是本文所能负担。本文仅试图以王安石变法中的“义利之辩”为中心,从“学术不一”的角度来分析北宋新旧两党的对立。⑤

一

义利之辨由来已久,它是中国思想史上关于伦理道德与功利关系问题的论辩。所谓义,一般指与礼制紧密相关的封建道德规范。所谓利,泛指利益,主要是人们的物质经济利益。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是“重义轻利”。孔子在《论语•宪问》中首先提出:“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要求人们“见利思义”,“义然后取”。此后,孟子发挥了孔子的重义轻利思想,《孟子•梁惠王上》云:“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荀子则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

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⑥至董仲舒“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⑦的观点出现后,儒家“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基本奠定。可见,儒家传统的义利思想有两个层次,一方面主张义利两有,承认人们求利欲望的合理性;另一方面,祟尚重义轻利,给生财取利的行为进行道德评价;其中,后者是其强调的重点。因此,儒家是“讳言利”的,非常重视经济利益的道德价值,赋予经济活动道德评判的标准。执政者能否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历来被儒者认为事关国家的治乱安危。

北宋中期,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兵弱、财匮、民困成为长期困扰朝廷的难题。严重的社会危机使变法图强成为士大夫的共识。王安石主持和推行熙宁变法,就是要解救北宋王朝内外交困的局面,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因此理财是其变法的核心问题。但他的理财活动必然也要接受儒家传统的义利观的评判。当改革拉开序幕之后,朝中大臣围绕着“义利之辨”,展开激烈的争论,体现了他们对经济利益与道德价值关系的不同理解和取舍,其根源是学术之争。而在实际的政治实践中,学术之争政治化,“义利之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就单纯的“学术之争”而言,双方的义利观究竟有何差异呢?首先要指出的是,尽管旧党反对王安石“理财求利”的措施,但并不表明旧党就是将“义”“利”绝对对立,不加分析的一味排斥“利”。司马光也讲:“凡民之情,见利则移之。”⑧对国家财政更是十分关心,写了长达五千多字的《论财疏》,讲的都是理财的道理,对理财的重视并不亚于王安石。苏辙认为:“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贵者位也,所同欲者财也,天下之大情尽于是矣。然此三者常相为用……无财则无以生”。⑨程颐也知道富国强兵的重要作用,他说:“尧夫对上之词,言陛下富国强兵后待做甚?以为非是。此言安足谕人主?如《周礼》,岂不是富国之术存焉?”⑩这与儒家一贯承认义利两有是一致的。陈廷湘先生在《宋学家高谈义利之辨的历史原因》一文中,将双方对立的焦点归结为以功利强国和以道义平天下,何者为先。

新旧两党对此问题的思考,直接与他们对唐末五代社会动乱以至亡国的历史教训的认识有关。旧党人士大多把社会动乱的原因归结为唐代三纲不正,只重功利而不及义理。程颐云:“唐有天下,如贞观、开元间,虽号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风,三纲不正,无父子君臣夫妇,其原始于太宗也。”“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镇不宾,权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乱。”司马光亦指出:“汉氏虽不能若三代之盛王,然犹尊君卑臣,敦尚名节。”魏晋以降,“于是风俗日坏,入于偷薄,叛君不以为耻,犯上不以为非,惟利是从,不顾名节。至于有唐之衰”。“不复论尊卑之序、是非之理;凌夷之于五代,天下荡然莫知礼义为何物矣。”在他们看来,如果不讲三纲,即使有治平之世,也不足称道,因此治理社会必须以义理指导为先。

相反,王安石将功事不济作为唐、五代乱亡的主因:“自秦已下,享国日久者,有晋之武帝,梁之武帝,唐之明皇,此三帝者,皆聪明智略,有功之主也。享国日久,内外无患,因循苟且,无至诚恻怛忧天下之心,趋过目前而不为久远之计,自以祸灾可以无及其身,往往身遇祸灾,而悔无所及。”他认为享国日久的国君最终败亡的原因在于不善远谋,苟且因循。

由于对乱亡成因的认识不同,决定了双方救国之策的差异。王安石重事功。他视求利为理所当然:“至于为国之体,摧兼并,收其赢余,以兴功利,以救艰厄,乃先王政事,不名为好利也。”熙宁八年五月,左相韩绛责备新法执行者提举市易务官吏刘佐“小人喻于利,不可用”,王安石就理直气壮地反驳道:“市易务若不喻于利,如何勾当?且今不喻于义,又不喻于利,然尚居位自如,况喻于利如何可废!”

旧党一些人士却从唐、五代的历史中得出了“重利忘义”必致乱亡的结论,首先强调和重视封建伦理纪纲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司马光说:“国家之治乱本于礼。”“夫治天下之具,孰先于礼义者?”二程则视天理是治理国家的原则和根据。“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难,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无论是“礼”,还是“理”,均为道德范畴。苏轼也上书神宗:“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徳诚浅,风俗诚薄,虽富且强,不救于短而亡。”体现了他们治国以义为先,不以利为先的观点,他们反对王安石以功利为中心的变法原则,这是导致新旧党分野的一个关键的理论因素。

二

理论上,旧党坚决反对王安石以理财为中心的“功利主义”变法原则,在现实实践中,旧党对王安石理财思想的非议则集中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在理财的步骤上,反对急功近利

旧党许多人士也是力主变革,只是在变法的方式方法上,他们大多主张“渐变”,反对“骤变”。司马光认为“凡谋度国事,当守公论、不可希时、又不可循俗,宜校是非之大小,利害之多少”;“当举其大而略其细,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另一旧党成员苏轼也一贯主张“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对推行新法的宋神宗和王安石,苏轼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们太过急功近利了,“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

2.在理财的内容上,反对与民争利

在我国古代社会,富国与富民的关系,始终是历代王朝制定经济政策所环绕的一个中心问题。由于看问题的立足点不同,在这一问题上,新旧两党的看法是极不一致的。熙宁元年八月,在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有一次关于理财的著名辩论,争论的要点即在于富国还是富民。王安石说:“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司马光说:“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將焉取之?”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王安石理财的根本目标是“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即“富国”。他写的《兼并》一诗云:“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难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怀清台。礼义日巳偷,圣经久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时所咍。俗吏不知方,掊克乃为材。俗儒不知变,兼并可无摧。利孔至百岀,小人私阖开。有司与之争,民愈可怜哉。”明显表达出这么一种观念,即一切财富应归皇帝所有,一切征收当归人主掌握,把富国强兵看做是百姓安居乐业和生活富足之保障。因此,王安石主张“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将富国作为富民的基础。主要做法是由政府干预经济,不增加正税而扩大税源,通过“摧抑兼并”,把原来上层富民,兼并之家的财富和权利转移到国家手中,以增加国家财政,这就是所谓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均输、青苗、免役、市易等法即是按这一宗旨订立的,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司马光对王安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财之道持坚决的反对态度,他主张藏富于民,富民为先,他的理财标准是“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苏轼也对神宗以万乘之尊而与民争利表示强烈不满:“位之存亡寄乎民。民之生死寄乎财。故夺民财者,害其生者也。害其生者,贼其位者也。甚矣,斯言之可畏也。以是亡国者多矣。”在他看来,民富才是国富的基础,若不是从富民入手来实现富国的目的,就必然会导致国家倾覆的后果。而且,苏轼等旧党人士所指的民还包括上层富民在内。王安石理财剥夺上层富民的利益,这是旧党所不能容忍的。苏辙云:“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此势理之所必至,所谓‘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在他看来,富人存在于国于家都有好处,富人是国家的依靠,也是百姓的依靠,“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横,贫民安其贫而不匮,贫富相恃以为长久,而天下定矣”。他指责王安石“设青苗法以夺富民之利。民无贫富,两税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缘为奸,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对其夺富民之财的行为痛恨不已,乃至进行人身攻击:“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贫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贫民,不知其不可也。”事实上,尽管王安石敛财的目标是针对上层富民,即剥夺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贾的经济利益和特权,但变法也加深了对广大贫苦农民和工商业者的盘剥,如青苗法,规定取息二分,实际上许多地区利率都为三分,有的还高达到四分至六分,以致贫民无法承担;免役法对本来不服差役的下户,也使缴纳助役钱,加重了贫民的负担,这也是变法遭到普遍反对的重要原因。

孔子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儒家历来强调为政必先确立以民为本、富民为先的思想,并将其视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一条基本思想准则。司马光、苏轼兄弟等旧党成员主张富民,这与先秦儒家的传统看法是一致的。从这一思想出发,他们在财政政策上进一步提出了取民有制,取财有度的思想主张,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聚敛”行为。

3.在理财的原则上,反对“聚敛”,主张“节用”

北宋的财政危机是新旧两党都认识到的,在解救财政危机的方法上,他们有很大的分歧。旧党主张“节流”,通过减少开支来缓解财政压力。司马光认为国用不足,“在于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出于封建统治的长远考虑,司马光提出“减节用度,则租税自轻,徭役自少,逋负自宽,科率自止”的主张,将减节用度作为解决财政危机的主要办法。他要求皇室带头节俭,“撙节用度,则宜以在上为始”,并提出减损“三冗”,“抑赐赉、去奇巧、反奢丽、正风俗,用廉良、退贪残、澄清庶官、选练战士、不禄无功,不食无用”。二程与二苏在这点上与司马光的认识是相同的。程颢还提出了节省用费的具体措施:“为今之计,兵之众,岂能遽去之哉?在汰其冗而择其精。戎狄之遗,岂能速绝之哉?在备于我而图其后。游食之徒烦,则在禁其末而驱之农。无用之供厚,则在绝其源而损其数。然其所以制之者,有其道也。”从军队、边息、游徒、不必要的花费四个方面论述了省费节用的措施,也就是从四个方面实行改革,达到改善国家财政的目的。

王安石则认为“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对节用并不感兴趣。《邵氏闻见录》卷四有这么一则记载:“神宗天资节俭,因得老官人言:祖宗时妃嫔、公主、月俸至微,叹其不可及。王安石独曰‘陛下果能理财,虽以天下自奉可也。’帝始有意主青苗、助役之法矣。”对于冗官带来的财政压力,王安石不以为意,非但不主张减费,反而要求增加官员的俸禄,“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他的理财之道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侧重生财,生财手段就是前面叙述过的“民不加赋而国用饶”。但是,以当时的生产力的状况和水平,不可能通过生产实现社会财富的大幅度增长,在变法实际中,只能以变相加赋的方式,达到增加国家财富的目的。因此,“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只能是一种构想,“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在司马光等旧党眼中看来就是“聚敛”。旧党反对“聚敛”,主张节用,这与其“富民”观念是一致的。

就理财而言,旧党主张“以义为先”、“藏富于民”、“取财有度”,所遵循的是先秦以来儒家传统的重视民利,“重义轻利”的义利观;而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则以“功利为先”,“富国为本”,历史上的法家就是如此。因此,在时人看来,王安石的儒学不纯,南宋学者罗从彦将其判定为“管心鞅法”,即带有浓厚的法家功利主义色彩。事实上,王安石之学也是以儒学为本,这使他同样摆脱不了儒家传统义利观的影响,更不愿背上一个“言利”的罪名,于是打出了“以义理财”的旗号。熙宁二年,王安石为制置三司条例司作辩护:“凡此非专利也。盖聚天下之人而治之,则不可以无财;理天下之财,则不可以无义。夫以义理天下之财,则转输之劳逸,不可以不均;用度之多寡,不可以不通;货殖之有亡,不可以不制;而轻重敛散之不可以无术也。”试图将理财与言利分开,赋予理财活动以合理性、正义性的解释。但王安石所理解的以国利为义与儒家传统的以民利为义的内涵显然是有差别的。

三

王安石变法提出以事功强国,冲破了儒家讳言财利的传统观念,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元祐初,户部尚书李常称:“昔先帝(神宗)勤劳累年,储蓄边备。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场积剩钱共五千六百余万贯,京师米盐钱及元丰库封桩钱及千万贯,总金银谷帛之数,复又过半,边用不患不备。”但变法却遇到以往一直在经济思想领域中处于支配地位的贵义贱利论的反对和压制,最终导致了新旧两党的分野,这发生在北宋大变法的关键时刻,直接影响了变法的方向与进程。双方结党相互攻击,势同水火,归根溯源,乃是学术不一导致的结果。

在北宋中期,学术不一是普遍现象。就单纯的“义利观”来说,在旧党成员内部,他们之间的“义利观”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二程与二苏同属旧党,但蜀学与洛学在义利观上的认识也有大不相同之处。《周易》乾卦卦文言说:“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苏氏蜀学对此的解释是:“义非利则惨冽而不和。”就是说,义必有利才能存在,义与利缺一不可。主张义利结合,“义利、利义相为用而天下运诸掌矣”。二程的理解则是:“和于义乃能利物。岂有不得其宜,而能利物者乎?”这与苏氏相比较,表面上看似乎只是讲的顺序不同,实际上却是两种对立的观点。二程把义放在首位,义是总原则,是一切求利行为的指归,“人皆知趋利避害,圣人则更不论利害,义当为与不当为,便是命在其中也”。而苏氏的义与利却是互为指归,强调无利则无义,突出了利的重要作用。

宋儒之间义利观上的差异是非常复杂的,全面回答这个问题也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里想特别指出的是,新旧两党是政治意义上的划分,学术分歧却不能简单地以党派划分。旧党中不同的学术流派将他们之间的差异掩盖下来,结成联盟,共同以“义利之辨”反对王安石变法。此后,王安石已被驱逐出朝廷,新法亦被废除,同属旧党的苏轼与程颐的洛、蜀之争在元祐年间也形同水火。个中缘由,与新旧党争一脉相传,本源仍在于“学术不一”。而单纯的学术之争一旦染上政治色彩难免走向变质。新旧党之间的种种争斗一开始还是围绕着对新法具体措施是否得当的论证或驳斥而展开,继而走向了无原则的党派倾轧,脱离了政见之争的范畴。明代宰相叶向高对这段历史有一个概括:“自元祐诸君子用事,尽改熙丰之法,一激而为绍圣,则小人胜,反而为元符,则君子小胜,又激而为崇宁,则小人大胜。当其胜,必尽去其人,尽反其事。即易代革命,不若是甚者。纲纪,法度,国家,所以治乱安危,而堪此播弄,堪此翻覆,亡形见矣。是安得不有靖康之祸哉!”可以说,北宋新旧党争起于学术之争,进而变异成无原则的党派倾轧,最终将北宋引向了衰败的不归路。

注释

对立范文篇4

一、一个人使人类困惑的思维之谜：矛盾是否真实。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从不同的入口抓住了对立统一。

古希腊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在西方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地表述了事物的矛盾，即对立面统一的思想。他说："我们踏进又踏不进同一条河，我们存在又不存在。"[2](23页)

赫拉克利特的思想象一道划破长空的闪电强劲地震动着人类的思维，启开人类的智慧之窗。但格言警句似的哲理却未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有力论证，因此在往后的发展中出现了相对论和诡辩论的逆流。赫拉克利特的弟子克拉底鲁以及埃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芝诺等人相继举起了砍杀赫拉克拉利特的长刀，战争围绕着"矛盾是否真实"的问题紧张进行。芝诺以他的"两分法"、"飞矢不动"、"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的著名诡辩一时稳握胜券，似乎矛盾是不真实的，对立统一是一种主观幻想。

亚里士多德站在这样的历史入口，以他特有的智慧和博学审视这场思维的苦斗，他的思维也经历了一场阵痛和难产。他一方面跨入了反对赫拉克利特的行列；另一方面又从不同的入口抓住了对立统一。这是一种矛盾，然而却是十分真实的。他指责赫拉克利特，说："传闻赫拉克利特曾说’同样的事物可以是亦可为非是’，这是任何人所不能置信的。"[3]（60页）批评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说"辩证家与诡辩派穿着与哲学家相同的服装"，"哲学在切求真知时，辩证法专务批评；至于诡辩术尽管貌似哲学，终非哲学。"[3](60页)

>可否据此认为亚里士多德就反对事物的矛盾规律，即对立统一法则呢？当然不能，因为事情是复杂的。应当说事物对立统一规律的确立在辩证法发展史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赫拉克利特的格言警句虽然处处显示天才的光辉，但形式逻辑和辩证思维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并没有明确的分野。亚里士多德是形式逻辑的创始人，他十分清楚地看到古希腊哲学之所以受到诡辩派和相对主义袭击而无法自拔，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思维的过程中不遵守形式逻辑的规则。所以在形式逻辑的范围内亚里士多德举起了反对赫拉克利特的旗帜，十分强调事物质的稳定性和概念的确定性，认为不能说一个东西是"这样又不是这样"。没有充分的事实说明亚里士多德反对赫拉克利特的"对立统一"学说。恰恰相反，亚里士多德对事物的内部矛盾，即对立统一的学说作了认真的探索。在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亚里士多德与黑格尔选取了不同的入口，也就是辩证思维的不同突破口。

唯心辩证法大师黑格尔在论证他的"对立统一"学说时，是从直接攻击形式逻辑，特别是它的同一律"A＝A"时开始的。黑格尔指出形式逻辑的同一律"A＝A"确立的是一种"抽象的同一性"，它是不包含内在差别的，因而具有空洞、孤立、静止的特性。辩证法则要求把握"具体的同一性"，即在自身中包含内在差别、内在矛盾的同一性。这种"具体的同一性"的充分完全的开展就是黑格尔的对立统一体系。所以黑格尔对赫拉克利特的思维推崇备至，说："[像在茫茫大海里航行]，这里我们看见了陆地；没有一个赫拉克利特的命题，我没有纳入我的逻辑学中。"[4](295页)

亚里士多德则另辟蹊径，他绕过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在当时无法从科学上充分证明的命题，而直接从形式逻辑的判断入手。但是，在对判断的深入研究中亚里士多德却从形式逻辑的疆域中挺拔而出，进入辩证思维领域，亚里士多德关于判断的理论--主词和宾词的关系，实际上是被当作对立统一的关系而把握。亚里士多德明确地指出了逻辑系词的辩证性质，指出主词与宾词既有区别又相互同一。"苏格拉底是人"就意味着"个别"就是"一般"。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中指出这就是Aristoteles.Metaphysik(即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中的辩证法。[5](409页)并指出："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系而存在。"[5](409页)

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从攻击形式逻辑抽象的"同一性"开始，确立了"同一本身就是绝对的非同一"[6](32页)，引出差异、对立、矛盾的系列。从而达到"一切事物本身都自在地是矛盾的"这一命题，并把它规定为把握真理的途径，指出："真理只有在同一与差异的统一中，才是完全的，所以真理唯在于这种统一。"[6](33页)

亚里士多德从研究判断的主宾关系入手，不仅把握了人类思维从个别到一般和从一般到个别的辩证运动，而且也揭示了"同一"和"差别"的对立统一，并从同一和差异进到对立。亚里士多德指出：事物并非绝对相同，"各有所同而不是悉数相同"[31]（96页）；相似而不是绝对相同；说事物相"异"必需一事物与另一事物之间具有某些方面的差异，所以"异用于…那些事物虽各有别，而在某些方面仍有所同的。"[3](96页)而最大的差别亚里士多德称为"相对"[3]（97页），或称之为"对反"，也就是说对立就是最大的差异。

比较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关于"同一"和"差异"的理论，我们看到这两位大师在辩证法最基本范畴的研究中，对构成辩证法基础的两块主要基石的内涵作了大致相同的规定：其一是他们寻求的不是"抽象的同一"而是包含差异和联系的内在同一；其二，差异本身是"对立"（亚里士多德）和矛盾（黑格尔）的一个环节。明确这两点对于理解辩证法的本质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是坚持"抽象的同一"，还是"具体的同一"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分水岭，列宁说："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

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5](111页)而是否坚持"差异就是矛盾"也是区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标准之一。在《矛盾论》中指出："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这一科学论断既是对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也是对辩证法发展史的理论概况。

那么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探索对立统一规律选取了不同的突破口呢？这与他们各自所处的理论思维的环境和条件有关。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古希腊哲学，探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一"与"多"，也就是"个别"与"一般"关系的问题。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对"一般"与"个别"关系的唯心主义方式的思考，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也是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入手的。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不仅具有本体论意义，也具有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所以从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入手去探索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就是亚里士多德哲学题中应有之义。列宁认为从这里"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索的萌芽"不仅是"人类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且是"自然科学"向我们揭示的，是完全合符科学思维路径的。[5](410页)

至于黑格尔采取攻击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开始，对"对立统一"学说进行阐述，则是由于黑格尔辩证法诞生的前晚，欧洲哲学被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统治。这种思维方式的重大特征就是采用片面、孤立的方法去思考一切。认为在两个矛盾的判断中只有一方为真，别一方为假，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非此即彼"；把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上升为世界的绝对的规律。康德的"二律背反"虽然给了这种思维方式以沉重的打击，但是康德认为"二律背反"只是主观幻相，不承认矛盾的真实性。因此，黑格尔继康德之后在探索"对立统一"时，不能不从形式逻辑的同一律开刀把它从世界观的宝座上拉下来，恢复它知性逻辑的应有地位。而理性的即辩证的思维正在于意识到"对象作为相反的规定之具体的统一。"[7](133页)

条条大道通罗马。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这两位辩证法大师从不同的入口，同样达到"对立面的统一"，达到对矛盾的认识和把握。这说明矛盾是真实的，无论古代的芝诺否认矛盾的诡辩、近代的康德认为"二律背反"只是主观的幻相都是违背理性的，是人类思维的错觉和迷误。

二、亚里士多德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黑格尔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

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基本规律，而"对立"和"统一"又是构成这一规律的两个基本范畴。"对立"和"统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渗透。发展既是对立面的斗争，又是对立面的统一。

应当说，无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他们都既看到了对立面之间的"对立"，也看到了对立面之间的"统一"，看到了"对立"和"统一"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但是由于这两位大师所处的时代不同、理论思维的环境不同，他们在对"对立统一"的探索中又各自有所偏重。从总体上说亚里士多德着重研究了事物之间的"对立"，着重强调从"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把"对立"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基本范畴。在《范畴篇》第十章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四种意义的"对立"："（1）相关者的相互对立；（2）相反者的相互对立；（3）缺乏者和实有者的对立；（4）肯定命题与否定命题的对立。"[3](38页)后来在《形而上学》一书第五卷第十章中，亚里士多德在上面四种意义的"对立"上又加上了两种，即"生成和消解所从发生和所向演进的两端"及"一切事物的质性，其两极可涵融于同一事物中而不能同时出现的。"[3](96-97页)

亚里士多德关于"对立"六种含义的区分可以说明客观世界中最广泛的"对立"现象。"对立"的多样性是亚里士多德在其全部哲学著作中探索的主要课题之一。例如物理学上的运动和静止、重和轻、光明和黑暗；生物学中的健康和疾病、生与死、雌与雄；数学上的正与负、奇与偶、直线与曲线；伦理上的好与坏、勇敢与懦弱、正义和非正义；哲学上的存在与非存在、形式与质料、潜能与现实，等等。

亚里士多德在确认对立的多样时不仅只停留于现象的思考，而且深入事物的本质，把它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确认对立的普遍性。他说：实体（Substance,或译本体）最突出的一个标志是"当它保持着自己同一性的时候，却同时能容受相反的性质。"[9](315页)

从亚里士多德对"对立"范畴的界说和阐明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他是把"对立"范畴作为辩证法的最普遍的范畴而把握。"对立"范畴在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体系中具有总体性性质，它既是亚里士多德辩证法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这一体系的逻辑基项。矛盾（即肯定和否定）的对立，只是对立的一种形式，对立双方不同时出现，就是矛盾。

应当客观地说，亚里士多德把"对立"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普遍范畴时，这"对立"的形式也在自身中包含着对立面之间的联系和转化。没有大就没有小，没有生就没有死，没有冷就没有热；冷转化热、热又转化为冷；大转化为小，小转化为大。"谐和的事物必然由不谐和的事物产生，不谐和的也由谐和产生。谐和的消失变成不谐和的，也不是变成随便什么的不谐和，而是和谐和相反的状态。"[10](29页)但是也应当说，亚里士多德对"对面统一"的研究尚处于一种萌芽和探索的状态，特别是对"对立面"的转化并没有达到普遍地把握。

在这一点上近代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无疑比"古代世界的黑格尔"高出一头。黑格尔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集对立统一学说之大成的唯一巨匠。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主要是《逻辑学》）从不同的方面对"对立统一"学说作了更为详尽和深入的发挥，创造了矛盾产生、发展和在合题中解决的有关矛盾发展的学说，在西方哲学史上建构了一个辩证唯心论的庞大体系。"对立统一"是这种庞大体系的主干的脊骨。

黑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史上"对立统一"最好的见证人，因此，他紧紧抓住亚里士多德的"对立"范畴，并把它引申发展提炼出一个更普遍更概括的哲学范畴--"矛盾"，把它作为辩证法的总体性范畴。黑格尔宣称他的《逻辑学》就是要认识和把握矛盾，对"矛盾"作思辩的陈述："思辩的思维在于思维把握住矛盾并在矛盾中把握自身。"[6](67页)

把"矛盾"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普遍的范畴有深刻的理论原因和历史原因。在理论上，黑格尔认为"矛盾"必然是"带有对立面的统一的那种矛盾"，与亚里士多德认为的那种对立面不同时出现的"矛盾"根本相反。黑格尔的"矛盾"范畴具有深刻的内在性，"矛盾"表示着事物内部对立的双方在自己的他物中相互映现。因此，黑格尔认为"一切事物都自在地是矛盾的""这个命题比其它命题更加能表述事物的真理和本质。"[6](65页)真理就是

矛盾。"天地间绝没有任何事物，我们不能或不必在它里面指出矛盾或相反的规定。"[7](200页)"矛盾则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事物只因为自身具有矛盾，它才会运动，才具有动力和活动。"[6](66页)黑格尔从矛盾的普遍性和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的角度把"矛盾"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普遍的范畴。所以，黑格尔又常常把辩证法称为"矛盾进展的原则"，这在理论上就能更准确地把握和表征辩证的实质。

在历史上，黑格尔把"矛盾"规定为辩证法的最根本最主要的范畴也是对辩证法史的一个重大突破。在辩证法史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甚至康德都着重强调事物中的对立因素，这就难以最后同形而上学划清界限。柏拉图只强调事物的"对立"，因此他的辩证法缺乏"发展和提高"。康德"二律背反"学说可以说是近代辩证思维的发端，但康德也是处处强调事物和现象间的对立，"他没有考虑到建立统一性，并从统一性发展出差别来。"[11](270页)康德的"二律背反"仍然停留在矛盾的对立阶段，没有达到矛盾的统一、过渡和转化，康德仍然没有跳出形而上学的窠臼。黑格尔在康德哲学也是整个西方哲学处于困境的时刻提出对立统一的原理，强调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把"矛盾"范畴提升为辩证法的最普遍的范畴，使西方哲学辩证法从困境中立刻重获得蓬勃发展的生机。正是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说"黑格尔的矛盾"是"一切辩证法的源泉。"[12](748页)

因此，"矛盾"范畴必然成为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学说的总体性范畴，它既是这一学说的逻辑基项，也是它的逻辑起点。

至于亚里士多德着重强调在"事物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也是整个古希腊辩证思维的一个显著特点，它历史地积淀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之中。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家阿拉克西曼德最先提出对立物的思想，南意大利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较多的谈到了事物之间的对立，他们开列了十组对立面。但毕达哥拉斯学派却没有在这十组对立面之间建立联系，十组对立面之间也缺乏转化，是一些形而上学的固定范畴。甚至被列宁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的赫拉克利特也过分强调对立面间的对立和斗争，忽视了对立面的统一。因此亚里士多德在总结他以前先哲的哲学思想时，也没能超越这一特定时代的思维，过多地强调从对立面的对立中把握对立面。把对立看作辩证法的最主要最根本的范畴，而把"矛盾"只当作"对立"的一种形式。

在亚里士多德以后，人类思维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反复，古希腊自发辩证法逐渐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所取代。中世纪以后，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除了在个别的杰出的思想家那里曾经闪现出若干天才的火光之外，在哲学发展的主动脉上差不多已经销声匿迹。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的重大特点就是思考于毫不相容的对立之中。从思维继承关系看，这不能不带有古希腊自毕达哥拉斯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思考方式的遗风。而黑格尔哲学"它的最大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思维形式。"[1]（59页）而抓住矛盾范畴，主张从"对立面的统一"中去把握对立面，这就是黑格尔哲学恢复辩证法首要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

但是，在黑格尔辩证法取得世界意义胜利进军的同时，也埋藏着这一思维形式终结的种子由于黑格尔过分强调对立面的"统一"，他的"对立统一"学说的基本思想是描述一种以"合"为结局的矛盾运动，因此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最终完成的是封闭的理论体系，辩证法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必然走到发展的尽头。它只有倒过来，形成道尾相接，但在最终意义上是一种自我循环的大圆圈。辩证法大师黑格尔仍然钻进了形而上学的牢笼。

三、亚里士多德的发展观是通过"由潜能到现实"的转化实现的；黑格尔的发展观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形式实现的。

辩证法是关于发展的学说，而"对立统一"则是揭示发展的内在机制和源泉，是建立辩证法发展观的最重要的基石。但是发展的动力与泉源和发展的外部表现又不是直接同一的。不同的思想家对发展动因把握可以通过不同形式进行。亚里士多德对发展的把握和对发展动因的揭示是通过"潜能"和"现实"这对重要范畴间关系的阐明而实现的。

关于事物发展的动因问题，泉源问题，早已是古希腊哲学中的一个重大难题。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先哲曾经用各种不同的理论来回答这一重大难题：例如恩培多克勤用"爱"和"憎"、阿拉克萨戈拉用"努斯"、柏拉图用"神"。他们的共同点是用事物的"外因"来说明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亚里士多德则一反古希腊先哲的外因论，企图从事物内部寻求事物发展运动的原因。他用"现实"和"潜能"这对范畴从总体上描述事物的运动变化。他认为在事物自身内部就包含运动变化的可能性，这是"潜能"；当事物的运动变化一经展开，就由"潜能"变为"现实"。他说"潜能<能>，<潜在>的命意（一）动变之源"，"一般说来，’能’是使它物动变之源（或是将自己当作它物而使之动变）。"[3](100页)这里的"将自己当作它物"实际上是一种内在矛盾，与黑格尔所谓"本身在自身的映现"[6](27页)有相同的涵义。在《物理学》中他还指出："一切自然事物都明显地在自身内在有一个运动和静止（有的是空间方面的，有的是量的增减方面的，有的是性质方面的）的根源。"[10](43页)

亚里士多德用"潜能"和"现实"来解释事物的运动变化，不仅从这里深入地把握着事物的内在矛盾，把握着由潜能向现实的不断转化，这种转化使动变表现为一个前进运动的过程，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涉及一系列对反概念：原因和结果、质料和形式、可能与现实，必然与偶然，等等。这些范畴都是成对出现，是作为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双方而被把握的。从这里显示出亚里士多德思维的真正辩证性。

黑格尔与亚里士多德不同，在确立"对立统一"是事物前进运动的根源时，他却用"否定之否定"的形式来实现发展。因此在黑格尔"对立统一"的学说中，"否定之否定"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在《逻辑学》里，"对立面的统一"与"否定之否定"相互纠结，在大部分的篇章里"对立面的统一"是以"否定之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逻辑学》所描述的思维的辩证运动，是从"纯有"开始的，"纯有"就是纯粹的无规定和无内容的概念，因此它在自身中就潜藏着自身的"否定"，必然向它的对立面"无"转化。"无"虽然是没有内容的概念，但也是一种"存在"，这种"存在"使"无"与"有"相互过渡、相互转化--这就是"否定的否定"。这后一次"否定"产生一个新概念即"变易"。黑格尔整个《逻辑学》就是按照这种"否定之否定"的框架构造的。因此，黑格尔特别重视"否定性"范畴，认为"引导概念自己向前的"就是这个"否定的东西"，"它是概念自身所具有的；这个否

定的东西构成了真正辩证的东西。"[13](38页)

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用"潜能"和"现实"的观点来说明事物发展，还是黑格尔用"否定之否定"来说明事物发展，他们的发展观都是不彻底的、半途而废的。因为亚里士多德关于"潜能"和"现实"的理论还带有浓重的唯心主义杂质，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企图用"纯粹现实"的"终极因"来说明一切事物发展，因而也就把"潜能"和"现实"的关系形而上学的割裂开来，把它们绝对对立起来。亚里士多德从潜能开始，最后走向"第一推动者"，这就使得他的动变说罩上了浓重的神学光环。

亚里士多德最终皈依了神学，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在他的辩证法中有僵死的东西。这种僵死的东西来源于他还没有科学地掌握对立统一法则。虽然亚里士多德选取了一般与个别的关系论证了事物的对立统一；并以此为突破口，天才地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严重地破坏了唯心主义的基础。但亚里士多德也没有真正弄清"一般"和"个别"的对立统一关系。他虽然承认"一般在个别之中"，反对一般在个别之外，但他又认为在个别之中的一般是先于个别的，决定个别的。这就为唯心主义打开了大门。列宁在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时就已经概括出一个重要的理论结论："人类认识的二重化和唯心主义（＝宗教）的性已经存在于最初的、最简单的抽象中：一般’房屋’和个别的房屋。"[5](421页)既然一般可以先于个别，决定个别，那么继续往上推溯，这就必定有一个最后决定一切个别的最普遍的一般，这就是"神"。"神学"的藩篱最后扼杀了亚里士多德的唯物论，也扼杀了他的辩证法。

>至于黑格尔则完全把他的辩证法建立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之上，他虽然比亚里士多德更系统更完整地探索和论证了"对立统一"，但同样把这一学说更加神秘化了。黑格尔在对立统一学说上散布了重重浓厚的迷雾，以致使人往往看不清辩证法的实质之所在。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只是"纯概念"的自身发展、自身认识的思辩体系。"纯概念"是一种脱离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无身的理性"。马克思指出这种理性"在自身之外既没有可以安置自己的地盘，又没有可以和自己对置的客体，也没有自己可与之结合的主体，所以它只得把自己颠来倒去；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己跟自己结合--安置、对置、结合。"用希腊语来说，这就是："正题、反题、合题。"[14](140页)这里面有多少主观随意性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黑格尔在构造他的辩证法体系时，在形式方面用了更大的功夫，把"对立统一"学说强制地纳入一个个僵化的结构。由于构造体系的需要，黑格尔往往把"否定之否定"看得比事物自身的矛盾性更为重要，把它看成辩证法的"实质和灵魂"。在《逻辑学》最后一章《绝对理念》中黑格尔作了结论："矛盾思维"虽是"概念的本质要素"，但是只有"否定性"，才"构成概念运动的转折点。这个否定性是自身的否定关系的单纯之点，是一切活动--生命和精神的自身运动--最内在的源泉，是辩证法的灵魂。"[6](543页)

对于辩证法实质的二重理解是贯穿在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思维之谜。这说明了两个重要的理论问题：第一，《逻辑学》所展示的"自在"理论体系的"实际内部结构"并没有被哲学家"自为"的把握；第二，在黑格尔那里"对立统一"规律，还没有最终与否定之否定规律分化开来，黑格尔所重视的是"矛盾"的范畴，对矛盾规律的理解还未能达到理想的高度。

>虽然在黑格尔关于"矛盾"的学说中，不时地"爆发出革命的火光"，但这一学说由于过分强调"否定之否定"的公式、强调"矛盾的解决"，思维的过程以一切矛盾在"绝对观念"中的调合、消解与告终。黑格尔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达到了最后否定一切矛盾的"合题",他的发展观也就半途而止了。

四、简要的结论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我们将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关于"对立统一"的思想作了一个大致的比较。在这种比较中，首先，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分别从不同的入口抓住了"对立统一"。这说明"对立统一"规律不仅是支配客观世界的主要规律，也是支配人类思维的主要规律，它具有客观性和强制性。历史上不同的思想家可以找到辩证思维的不同突破口，但辩证法的核心却只有一个--即"对立统一"。列宁认为"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5](240页)是对辩证法史的科学总结。

其次，我们看到作为辩证法实质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5](407页)，在历史上也是不断发展、不断丰富、不断深化的。亚里士多德把"对立"范畴规定为辩证法的主要范畴这表现为古希腊辩证思维的重要特点。这时的个别哲学家虽然也看到了对立面的统一、联系和转化，但认为这是一种难题，很难解决，仍处于探索过程中。对于"对立面的统一"，列宁指出"希腊哲学家们接近这种思想，但他们没有掌握这种思想，没有掌握辩证法。"[5](416页)只有近代德国的黑格尔才比较深刻地把握了"对立统一"的思想，黑格尔的"矛盾"范畴突出了在"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但黑格尔的矛盾学说又过分强调了"统一"，强调肯定和否定的"合题"，而导致黑格尔辩证法的自我封闭。

第三、"对立统一"作为事物运动变化的源泉、动力，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潜能"和"现实"；在黑格尔那里是"否定之否定"。但由于两位大师都受唯心主义思想的束缚，这两种形式都未能完全展示"对立统一"的动力作用和对发展的深刻的内在机制。只有把"对立统一"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才能找到完全科学的表现形式。

最后，虽然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对立统一"学说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但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也只有他们两人才系统地探索过"对立统一"学说，并确定一系列辩证思维的主要形式。因此，我们在建构和拓展唯物辩证法的理论体系时也必须进一步开掘这两位大师的理论遗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

[3]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5]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黑格尔《逻辑学》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

[7]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8]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解释篇》,商务印书馆,1986.

[9][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三联书店,1957.

[10]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1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4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2]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对立范文篇5

数学中的奇数与偶数对立同一蕴涵着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原创）

作者：感恩、齐东

课题与问题：初等数学只认识到了1/2是最大分数单位，这是远远不够的，1/2是最大分数单位还没有体现出其真正的数学意义与其深刻内涵，要运用哲学的自然辩证法辩证认识，不能形而上学或者说不能长期坚持形而上学的数学自然观而不放，...。

一、有必要首先认识几个非常重要的数学概念与定义：

1、分数整：0/1=0，1/1=1，-1/1=-1，2/1=2，-2/1=-2，3/1=3，-3/1=-3，

4/1=4，-4/1=-4，5/1=5，-5/1=-5，6/1=6，-6/1=-6，……尽管是分数形式，依然体现整数性质，因此将分数0/1，1/1，-1/1，2/1，-2/1，3/1，-3/1，4/1，-4/1，5/1，-5/1，6/1，-6/1，……统称为分数整、体现整数性质。

2、小数整：无限循环小数0.9˙=1，小数形式整数性质，因此将无限循环小数0.9˙简称为小数整、体现整数性质。

3、素数偶：2既是一个素数又是一个偶数，将其简称为素数偶，具有唯一性，将奇素数3，5，7，11，13，17，19，......统称为素数。

4、分数相对整：1/2，-1/2，3/2，-3/2，5/2，-5/2，7/2，-7/2，……既拥有分数性质又拥有相对整性质，因此将其统称为分数相对整，分数相对整拥有相互矛盾的双重性质，其一是体现分数性质，其二是体现相对整性质，因为1/2是最大分数单位，其他普通分数不具备相对整性质，因为其他普通分数的分数单位均小于1/2，一次性彻底排除，以免造成思维混乱。

5、（分数）相对整性质：其他普通分数的绝对值比1/2，-1/2，3/2，-3/2，5/2，-5/2，7/2，-7/2，……的绝对值相比较更零散，换言之1/2，-1/2，3/2，-3/2，5/2，-5/2，7/2，-7/2，……的绝对值比普通分数的绝对值相比较方知其绝对值相对整装，在数值逻辑公理系统中将这一相比较而言得到的相对整装性质统称为相对整性质，为什么拥有相对整性质，因为1/2是最大分数单位，而且在数值逻辑公理系统中占据整数的位置、充分地十足地体现出相对整性质，这才是数学的客观真实面目、本来面目，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认识问题，……。

6、引进小数单位：分数单位1/2，1/3，1/4，1/5，1//6，1/7，1/8，1/9，1/10，……对应下的小数就是小数单位，譬如：0.5，0.33…，0.25，0.2，0.1666...，......，因为1/2=0.5，1/2是最大分数单位（世界公认的），则0.5是最大小数单位，要率先理解接受小数单位、最大小数单位，方能够正确地理解接受数学最新发现及其数学新知识，……。

7、小数相对整：0.5，-0.5，1.5，-1.5，2.5，-2.5，3.5，-3.5，4.5，-4.5，5.5，-5.5，6.5，-6.5，......既体现小数性质又体现相对整性质，将其统称为小数相对整，小数相对整拥有相互矛盾的双重性质，其一是拥有小数性质，其二是拥有相对整性质，因为0.5是最大小数单位，其他普通小数不具备相对整性质，因为普通小数的小数单位均小于0.5，一次性彻底排除，以免造成思维混乱，小数相对整拥有双重性质，如此一个小小的弯弯绕，本文并不认为我们地球人类不能够理解接受，而是大家风范的数学专家还未有转变数学思维理念，……。

8、（小数）相对整性质：其他普通小数的绝对值比小数0.5，-0.5，1.5，-1.5，2.5，-2.5，3.5，-3.5，4.5，-4.5，5.5，-5.5，6.5，-6.5，......的绝对值相比较更零散，换言之，0.5，-0.5，1.5，-1.5，2.5，-2.5，3.5，-3.5，4.5，-4.5，5.5，-5.5，6.5，-6.5，......的绝对值比其他普通小数的绝对值整装，只有在相比较而言的前提下方知0.5，-0.5，1.5，-1.5，2.5，-2.5，3.5，-3.5，4.5，-4.5，5.5，-5.5，6.5，-6.5，......拥有相对整装的性质，在数值逻辑公理系统中，将这一相比较而言得到的整装性质统称为小数0.5，-0.5，1.5，-1.5，2.5，-2.5，3.5，-3.5，4.5，-4.5，5.5，-5.5，6.5，-6.5，......的相对整性质，为什么会拥有相对整性质，因为0.5是最大小数单位，而且在数值逻辑公理系统中占据整数的位置、充分地十足地体现出相对整性质，...，小数相对整拥有相对整性质，相对整性质为奇数（包括素数）能被2相对整除提供科学根据，这才是数学的客观真实面目、本来面目，...。

二、深化对数学基本知识的认识：

1、广义整数：将整数和分数相对整统称为广义整数，亦可以将整数和小数相对整统称为广义整数，...。

2、狭义数学真理：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统称为狭义数学真理，...。

3、广义数学真理：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奇数（包括素数）却能被2相对整除，1+1=2或者说2是数学首要公理、潜无限等等深刻内涵的数学真理统称为广义数学真理；

4、算术公理1+1=2蕴涵着的基本原理、道理、哲理（为什么1+1=2）：

数学意义（基本原理与道理）：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奇数（包括素数）却能被2相对整除，因为0.5拥有相对整性质，1+1=2或者说2是数学首要公理，系统上存在着完整数学公理，当然包括传统数论的“（1+1）”（即当然包括哥德巴赫猜想），…；

哲学意义（哲理）：偶数能被2（绝对）整除，奇数不能被2（绝对）整除却着实能被2相对整除（传统意义的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是指奇数与偶数的排斥性对立性，偶数能被2整除、奇数不能被2整除却着实能被2相对整除是指奇数和偶数的异中之同、差异中共性、同一性），因此说，奇数与偶数相反相成对立统一，1+1=2蕴涵着极其深刻的数值逻辑对立统一规律，也就是说蕴涵着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这就是其深刻的哲理，哲学（自然辩证法）以对立统一规律为切入点注入数学基础、注入初等数学，哲学的基本原理大可为数学理论作指导，如果有谁再说哲学不能过问、关心数学矛盾和问题，那就从根本上站不住脚了，数学既要讲逻辑又要讲基本原理、道理、哲理，自然辩证法为数学补充、弥补深刻内涵，修正认识上的偏差与片面性，...；

为什么1+1=2，它的确既简单又深奥，它简单的表面上看似是小学生的基本知识，其基本原理道理却深奥地不可思议、不可理喻、它的“庐山”真面目就是如此、并非主观意识的产物，如此基本原理、道理、哲理并非人人都能够理解与接受，更不是小学生阶段能够理解接受的数学知识，它的确需要转变数学思维理念，高度重视，希望数学教师和大家风范的数学专家要率先转变数学思维理念！当然也希望哲学界专家转变数学思维理念，给真理鼎力支持！...。

偶数与整数相对应（正）：

2，4，6，8，10，12，14，16，18，20，22，......，...

1，2，3，4，5，6，7，8，9，10，11，......，...

偶数能被2整除非常直观，凭直觉就能够理解与接受无需论述、无需证明，因为1，2，3，4，5，6，7，8，9，10，11，......，...就是整数、是直观的；

奇数与小数相对整相对应（正）：

1，3，5，7，9，11，13，15，17，19，21，......，...

0.5，1.5，2.5，3.5，4.5，5.5，6.5，7.5，8.5，9.5，10.5，......，...

奇数不能被2整除、奇数能被2相对整除很不直观，所以十分地难以理解与接受，奇数（包括素数）能被2相对整除、是因为0.5，1.5，2.5，3.5，4.5，5.5，6.5，7.5，8.5，9.5，10.5，......，...拥有相对整性质，不仅看到它的小数性质、更要认识到它的相对整性质，这才是完整的理性认识，...。

5、为什么1+1=2不仅蕴涵着绝对值的算术公理1+1=2也蕴涵着传统数论的“（1+1）”，在数值逻辑公理系统中，二者一脉相承，二者既有差异又有必然的关联（但二者并不等同），这是因为传统数论的“（1+1）”不仅是而且首先必须是绝对值的算术公理，数论的“（1+1）”拥有客观存在性，经典数论要摘取得是完美的，不能因为摘取不下来而否定或者不承认其客观存在性，根据排中律真与假二者必选其一，否则就是形而上学数学自然观的虚伪，假设数论的“（1+1）”不拥有客观存在性、那么就没有必要去证明或者说摘取，总之要辩证地看待这一数学矛盾，...，不能绝对地割裂地孤立地看待看待传统经典的数论，更不能绝对的形而上学的看待哥德巴赫猜想，...。

总之，数学中的奇数与偶数对立同一蕴涵着哲学对立统一规律，哲学以数值逻辑对立统一规律为切入点注入数学基础、注入初等数学，…，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无处不在，…！

本文存在错误、错字、漏字、多字等等问题所难免，敬请谅解。

………

参考文献：

1、《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2、《哲学名词解释》，人民出版社出版。

3、《古今数学思想》（北京大学数学系数学史翻译组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81年7月。原作者：（美国）M.克莱因著

对立范文篇6

稍有哲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哲学最基本、最核心的根本规律是对立统一规律。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矛盾体两面的对立统一。比如没有上，就没有下；没有左，就没有右；没有高，就没有矮；没有富，就没有穷；没有好，就没有坏......

然而，无神论者自封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承认有“神”，一切靠我们自己。否定了“神”，最终结果是也否定了人，否定了我们自己。中国现时的世风日下、道德败坏、贪污腐败、买官卖官、、假冒伪劣、没有诚信、金钱至上......等等丑恶现象，无不最终可以归结到国人的信仰迷茫，灵魂的丧失。因为人一旦失去了“神”，就会变成没有灵魂、没有方向的“迷途羔羊”。

人与“神”是对立的统一。只要有人，就一定要有“神”。不管这个“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万能的真“神”；还是真人活“神”，总之人离不开“神”。我们中国大多数的人不信上帝、不信耶稣、也不信佛祖，但过去我们还有一个人造的大神——，一个人造的小神——雷锋。所以，还能万人景仰，作为思想指导、行动的榜样。而现在这两个人造的大神、小神都被我们从神坛上请回到了人间，成为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原来这尊大神也有七情六欲、也有缺点错误。于是，人们的信仰崩溃了，精神上的信仰迷失了，灵魂就必然空虚，就必然会走向“彻底的唯物主义”，一切唯物质至上，一切唯金钱至上。既不信上帝、佛祖，也不信了，只信“钱”、信自己了。

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个认识问题、人的信仰问题，那么中国即使到本世纪中叶经济发展、科学教育等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在精神文明上将仍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是一个“穷”国。物质上富裕起来的国人还是一个个的“穷”人。

对立范文篇7

关键词：意境说宗教思想儒家道家佛家

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范畴，内涵丰富、深刻且有着光彩夺目的民族特色，它的孕育发生发展以至最终完成都离不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滋养。它深深植根于儒、释、道对立互补共同作用积淀而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是我国古典文化的精华，在形成过程中始终沐浴着中国特有的宗教思想的灵光，可谓中国宗教思想照耀下茁壮成长起来的一朵奇葩。

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很浓、很泛，却也很随意。一般中国人没有严格的宗教信仰，也很少坚定的无神论者，他们对神灵的态度往往处于信与不信之间。无忧无虑时，哪路神仙都不怕，哪种神灵都不信；有灾有难时，见到庙宇就烧香，见到神灵(塑像、画像)就跪拜。大多数古代中国人尽管崇尚实用，但由于深受古老的“天人合一”、“万物有灵”观念影响，在潜意识中还有对神灵的畏惧、崇拜甚至迷信，所以思想中宗教意识也是很强的。另一方面，由于影响着中国人的儒、释、道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彼此之间相对宽容，这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同一个人可以既崇孔子为师，又求仙访道、吃斋敬佛。“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成了文人们的人生信条。元代画家兼诗人的倪赞表达更为鲜明，他说：“居于儒，依于老，逃于禅。”

这种现象正透视出中国宗教思想的一大特点：“泛神”、“准教”。

中国人特有的这种宗教思想特点也影响到古代中国的文化艺术。儒、道、佛相互融合，积淀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形成一种连续不断的思想文化氛围。意境说作为中国古典艺术理论的核心概念，也无一例外地打上了宗教意识的烙印。

而古代中国“泛神”、“准教”特点所带来的儒、释、道对立统一现象也决定了其影响意境说的方式是多重的，而非单一的。

关于意境的概念与内涵尽管至今尚无一个人人可以接受的定论，但通过文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对意境的内涵也已有许多共识。笔者在此将这种共识概括为：意境是艺术家创造出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艺术整体，这个艺术整体能通过欣赏者的直观把握和审美想象产生溢出作品本身的韵味。意境的内涵也可由此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情景交融，二是虚实相生，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韵味。

我国诗文自古就有写景抒情的传统。《尚书·尧典》中提出“诗言志”，强调诗歌要注重感情思想的抒发，《诗经》所用“比兴”则是通过言他物(写景)，来发心志(抒情)。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这也是一种景与情的结合，尽管景只是作为抒发情的媒介物出现的。人们真正将自然物象的“景”当作独立的审美对象，则得益于道佛自然观的影响。老庄主张回归自然，他们把“心斋”的空明、虚静当作对自然万物做自由观照的条件，认为只有通过这种非理性的直观思维方式方可达到物我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如《庄子·齐物论》中所写：“昔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速邃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老庄还认为，只有达到这种境界才能领悟那“惟恍惟惚”、不可捉摸、难以把握的二道”。佛家认为大自然的水流花开、鸟飞叶落，与其追求的那种淡远任运的心境与“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瞬间永恒感是合拍的，所以佛家对大自然也倍加青睐。道佛对自然的钟爱，引起了诗人对山水风景的关注，使田园风物自觉地走进诗歌，由诗中的背景升腾为主要审美对象。尽管早在《诗经》中就出现了情景交融的诗作，但那只不过是暗合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有意识地将山水田园作为“主角”写进诗歌，则始于道、玄、佛流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诗家对道禅自然观的心领神会，使他们在对自然风景的抒写中确实做到了情与景合、意与象偕，清新、自然，形神毕现，形成迥异于西方艺术再现自然的表现性山水风格，同时，道、佛追求的物、我、道(梵)统一的境界，又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文论家将情与景统一起来，从而较为快捷地解决了情景关系问题。

诗家虚实之说也来源于道家的虚无论与佛家的色空观。老子曾对“有”“无”关系作过说明，在《老子》五章中，他认为“有无相生”，“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庄子说：“虚室生白”，“唯道集虚”。可见，道家“以虚无为本”也并非一概否定“实”。作为一种哲学的宇宙观，道家将宇宙本体看作是虚实、有无的结合。佛教认为物质世界各种色相全是空幻不实的。修行者接触色相时应“不于境上生心”(《坛经》)，不迷恋、不思念任何色相。佛教色空观，看似有否定一切的嫌疑，实则以“中道”这一有着辩证思维特点的观念又解除了这一危机。“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种“空”否定一切的同时，也肯定了一切。先秦道家的这种虚无观在魏晋之前已为文人重视，被当作玄学的核心。魏晋时，随着佛教思想的流布，佛教色空观因其与道家虚无思想有着相通的精神，而强化了对文人们的影响。既然在道家与佛家眼里虚实并生、色空一体，那么在深受佛家思想影响的文论家眼里，就自然有了虚实统一的可能性。虚可涵盖少、情、隐、气、神、意、主观等，实则可含蕴多、貌、显、骨、形、象、客观等，既然通过直观思维的“悟”，可以发现虚就是实，那么，通过直观的艺术思维也会做到以少总多，情貌无遗，隐显一体，气骨合一，意与象合，形、神、理的统一。这样虚实关系的解决，就带动了这一系列概念之间关系的解决，虚实关系也就成了各关系的统帅与核心。

诗家追求言外之意的传统也得益于道、佛思想的影响与启迪。佛、道都将语言视为工具，否定其本体意义。正是这种语言观上的契合，使他们合力冲击，一举取得了言意之辩的胜利。这种契合也引起了诗家的重视，以至在魏晋时即开始了对语言的反思。他们未费周折便认识到语言的局限，体悟出语言潜在的能力大有作为，从而明确了对言外之意的追求。许多诗人开始注意突破语言局限，充分发挥语言的张力，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笔墨节俭，字锤句炼，以有限的文字负载无限丰富的内涵，在诗文中留有大量语义“空白”，有待读者“填充”。这种诗歌创作，要求欣赏者的积极参与，读者也不再满足于诗歌语言的浅直、单一，而喜好朦胧、多义；不满足于形似，而求神似；不再满足于实景的展露，而欲求虚景的蕴含。

上述三方面足以证明意境基本内涵与道家、佛家的关系。“但如果只有佛道诗学，则诗成了褐语、‘玄言诗’和‘理学诗’，全是‘出世’货色，也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抒情诗和意境说了。意境说的形成还有待于儒家思想的支持与融人。首先，儒家重视艺术与审美。尽管孔子把诗歌看作是“迩之事父，远之事君”的伦理政治工具，有损诗歌内部规律的探讨，但可贵的是他将诗歌的功能不仅概括为“观”、“群”、“怨”，而且同时指出了其审美功能“兴”。可能正是源于此，才使儒者千百年来与诗文不离不弃，从而在客观上促进了艺术的发展。其次，儒家对情与景的认识对意境基本内涵与特征的形成也有影响。儒家也重情，讲好恶，讲“乐道”、“忧道”、“思敬”、“思哀”，讲真性情、赤子之心。这个“情”不是道家所主张的纵情宣泄，而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是经理性精神梳理后的。与道、佛一样，儒家也重景，但只是把它当作“比德”的工具：“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在这里儒家离间了情与景的关系，将景一清的直接关系，变成了景一清一理。但这并未阻碍意境说的形成，因为意境中的情不是过分强烈的，而往往是蕴含着一定理趣的。情、理、形、神的统一才能构成意境。再次，儒家的中庸观念，刻意追求各种对立因素的和谐统一，要求每一因素在量上的发展与安排遵循“适度”原则，克服“过”与“不及”。这大大启示了人们在诗歌创作中不惟情，不惟景，不惟理，而努力做到情、景、理浑融一体，这就把看似分离开来的情与景又紧密联系在一起，最终也与道、佛两家殊途同归，促进了意境基本内涵的形成与发展。

意境说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可以透视出儒、道、佛对立统一的历史。儒、道、佛的对立统一影响和促进了意境说乃至中国古代艺术的发展。

作为意境说得以形成的最初内核，古老的“比兴”、“易象”说与孕育儒、道思想的原始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兴”是借“他物”起兴，这又必然联系到物象。章学诚先生在《文史通义》中也曾指出：“易象通于诗之比兴。”从言志到比兴、“易象”，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一次飞跃。推动这一飞跃的直接动力正是“天人合一”、“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观念。正如赵沛霖先生所说：“人们最初以‘他物’起兴，既不是出于审美动机，也不是出于实用动机，而是出于一种深刻的宗教原因。”周魏晋是意境说的萌芽期，也是三教合流的开始。东汉末年，佛教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由印度传人中国。汉帝国的高压政策，儒家思想的长期禁锢，魏晋时的战火纷仍，使士大夫知识分子常常陷人个体与社会对抗、主观与客观分裂的矛盾状态而痛苦不堪，为了减轻现实生活的重压，他们谈玄说道、纵情享乐。但强乐无味，反而使他们更加不堪现实的重负，于是纷纷去寻求解脱之途。佛教的“苦”观“空”观，抹杀时空，不假外求而重心要。这种观念和超脱方式恰好与士大夫的心理合拍。于是他们如饥似渴，很快接受了这种外来的文化。同时士大夫心中原有的儒、道思想也使佛教改头换面，儒、佛贯通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文论家如刘姆的文论研究，而正是由于他的研究，才使意境说呈现破土之势。在《文心雕龙·物色》里，专门阐述了情景关系，他说：“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这段话意为诗人不仅要以感官感知景物，而且应该以心灵拥抱景物，这样才能写出好的诗作；他又说：“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意象”说，《文心雕龙·神思》有云：“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里所谓“意象”正是情景交融的产物。刘樱还开始提倡“隐秀”，他说：“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兹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傍通，伏采潜发，譬艾象之变互体，川读之锡珠玉也。”在此，刘舞已经意识到诗歌语言的含蓄、朦胧、多义的特点，强调追求重旨、复义、秘响，从而得到文外之义，潜发之采。这样看来，刘担的这些论述已经直接触及到意境的基本内涵，为意境说的形成准备了必要的理论条件。

在唐代，意境说破土而出，成长为美学与文论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个时期也正是儒、道、佛融合的强盛期。意境说由盛唐诗人王昌龄首次提出。他在《诗格》中说：“诗有三境，一曰物境。欲为山水诗则张泉石云峰之境，极丽秀绝者，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二曰情境。娱乐愁怨，皆张于意而处于身，然后驰思，深得其情。三曰意境。亦张之于意而思之于心，则得其真矣。”

对立范文篇8

普遍性伦理原则是指在法治社会中，一切法律规则必须对所有主体具有普遍适用性，其深刻寓意乃在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这就意味着普遍性原则在本质上就是法律的前提和基础，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认可的概念，但是在政治哲学的基础上普遍性原则这样一个概念则更多是体现在个人伦理的问题上，具体到立法的过程中就是理想治国，即认为国家是一个完美的实体，它以最理想的状态来为其每一个公民提供实现自我的平台，而公民也以最理想的状态来面对国家。这样一种状况下，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也就是社会法治以及立法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这里给出两种完全对立的说法和概念来对这一问题给出具体而翔实的说明，因为我们需要通过这样一个本质上的解释和说明来对我们所希望解释的在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下的立法普遍性伦理制约进行一个透彻的认识。

（一）真理判断性

对于真理判断性，至少在立法过程之中，我们是对其存批判性态度的，这就要从真理判断性的内涵和本质说起。真理判断性实际上也就是在政治说教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的“真善美”等价值取向，也就是政治制度在立法的过程中寄希望于人们自身的认识和思想境界，这在立法过程中是不现实的，主要是因为两个明显的缺陷使得这一概念难以发挥出我们所希望其发挥出的功能：一是这一概念中没有涉及任何整体社会成员之间财产分配的逻辑关系以及其相应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而是由于这样一种概念中同样没有涉及任何在立法过程中都必然需要深入涉及到的公平公正性质，而这一点对于立法而言，基本上是致命的。这样一些明显的缺陷和不足在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下就很容易暴露并导致更为严重的立法障碍，下文中对于这一方面的问题还将继续展开讨论。

（二）契约主义

契约主义所表现的和真理判断性则刚好呈对立状态，我们可以这样来进行理解，也就是认为契约主义就是人们自由的选择约束，在现实立法过程中则表现为人们通过自由的讨论和协商来共同制定出一套大家都愿意自行遵守的规则来，本质上就是为了自由而约束。从这样一种本质上的揭示我们就可以理解到，契约注意虽然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的自由，但是这样一种限制所带来的自由和利益是远大于其所剥夺的自由的，且由于本身就建立在公平民主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概念是符合普遍性原则的，在立法过程中同样适用，这是因为，在这样两个过程中的一致性的达成都是由自由的选择实现的。下文中我们正是通过这样一个问题的阐述来表达一个贯穿全文的观点：从地方主义保护政策法规来看现行政治制度对立法过程进行制约的最合理方式就是普遍性原则的渗透和应用。现行政治制度对立法过程的普遍性伦理制约主要包括两点，即平等性和地方与中央、个体与大众的关系两方面。

地方保护主义是指政权的地方机构及其成员，以违背中央的政策法规的方式去滥用或消极行使手中权力、以维护或扩大该地方局部利益的倾向，是一种以地方利益为本位的社会现象。这样一种现象在我们国家相当普遍，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最初在进行建设时因为其自身的发展特色而导致了这样一种现状的存在，但是随着经济、技术以及整个社会的共同发展，这样一种状态和模式都已经不适宜于现代中国的正常发展，我们必须要找出一种新的方式来对这一问题予以解决。在我国很多地区、部门所制定的各项带有浓厚地方或行业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法规都严重违背了立法过程的普遍性伦理原则，造成地区间或部门间的巨大差异。这种现象缺失道德伦理性，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了不利影响，从长远的角度上来看则不利影响更为严重，既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稳定性，也会动摇政府在民众中的权威性和号召力，更进一步的说，根据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状况结合考虑就会发现，长期不平衡发展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是非常严重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对普遍性伦理原则中平等性的违背体现在多个方面，尤其是发展到现在，社会本身就有往城市里涌的趋势，遮掩一种大的趋势下城市的地方保护主义就体现的更为明显和坚决，基本上在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中都会有所体现，在这里我们仅就户籍问题进行简单的说明。所谓户籍歧视，主要指一些大城市针对外地人员所采取的一些不公平政策和待遇，经常表现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某些行业和工作岗位限制聘用外地人；二是同工不同酬；三是某些企事业单位不对外地员工提供社保和其他福利。这样一种现实状况所导致的现实问题极多，我们在这里只对最极端的进行一个简要的说明，就在国家快速发展的这几年，通过自己的努力勤勤恳恳的奋斗了一辈子也没能给自己在城市挣得一席之地的大有人在，这样一种普遍性的现实状况给其他人所带来的思想冲击和理想消磨是非常之明显和严重的，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对户口的严格限制对其他地区的不平等显而易见。与此基本上有着相同本质的还有高考，高考时考试与录取的巨大差异使很多外地考生哪怕学习成绩很好、能力很优秀也很难得到这些地区一般学生所能获得的教育；外地人在这些地方买车买房都被禁止或严格限制等。这些无不是大城市的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我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条款昭示了我们在部门法与行政法规的创制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一条根本准则，我们的各项政治制度应与宪法保持一致而不能违背。

这一点我们需要特别的强调和注意，在我们国家宪法的制定中就明确的提出过，任何一种法律与宪法发生冲突时就必须以宪法为准，但在现实中却完全相反，地方保护主义就是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户籍歧视等问题依然层出不穷，严重违背了现行政治制度对立法过程的普遍性伦理原则，这一现象是形式上的权利与机会的不平等，因而产生了实质上的不平等，严重影响了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我们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都是不利的。2009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我国很多地方为了自救，纷纷出台政策，鼓励购买本省市产品，保护地方企业。杭州规定，“为鼓励消费者购买本地产品，在指定直销点购买彩电、冰箱、洗衣机、手机4类本地产品可按面值享受18%优惠，其中由财政补贴企业13%”。北方汽车重镇长春市出台鼓励购买本地产品的规定，“鼓励政府采购及各县(市)、区、开发区在购车和报废更新车辆时，按规定的标准首选一汽集团产品。对新购一汽集团产品并在长春市内落籍的用户，免收新购汽车检验费、验证费。鼓励企业新购、更新设备时，优先选购地方产品。”

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

地方与中央、个体与大众的关系应是地方利益服从中央利益，个体利益服从大众利益，而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常常从本地区本部门的一己私利出发进行立法，对地区间人员、钱财、物品的相互流通造成严重阻碍，侵害了市场主体的自主经营权，破坏了市场的统一，也使得市场不能合理进行资源配置，造成不必要的浪费和损失。与市场经济平等性，开放性，竞争性的特点背道而驰。从这些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法规中我们可以看出，违背普遍性伦理原则的现象依然泛滥并对经济、政治社会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现行政治制度对立法过程的普遍性伦理制约还有待完善和加强。在立法过程中，要切实保障立法的普遍性伦理原则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解决：

（一）立法制度

按照我国现行的立法体制，地方人大和地方政府享有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制定权，地方立法权事实上又为地方政府各个部门所掌握。导致立法的透明度不高，公众参与不够，上级立法监督滞后与软弱，立法容易掺杂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利益要求，地方利益对立法内容会产生负面影响，使法律不仅未能成为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的手段，反而在某些方面助长了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违背了普遍性伦理原则。①因此在立法制度方面应完善地方立法权的制约机制，增加立法的透明度、公众参与度与科学性，综合考虑各方利益，站在最大多数人的角度创制政策法规。这一点实际上在我们国家是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和制度的，而且根据其性质和内容应该是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的，现实中却并不是这样，问题出在哪里？这就是我们下文中所讨论的在既定的规章制度下的执行问题。

（二）监督制度

在实践中，必须要有有效的制约监督机构。而我国的制度和程序建设依然不够完善，各级人大或政府在立法或订立政策时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这就为地方保护主义这种非正式规则的生长和发挥作用提供了空间。只有建立与完善不受地方政府随意干涉的相对独立的司法制度和行政执法管理体制，这样才能保证制定行政法规及某些部门法时，普遍性原理真正得到体现，地方保护主义不会因无人监管而肆无忌惮。

（三）思想观念

对立范文篇9

1作为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基础环境的宪法秩序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特定制度环境下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受既有的制度环境的约束，对制度变迁方式、途径的选择不能不考虑到现存制度提供的基础规则。立法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它与其他制度规则相比带有更强的制度刚性，立法需求的产生、立法的供给方式、立法的实施机制与效果等都与既存的基础规则有密切联系，在一定程度上，既存的制度环境决定了立法的需求、立法的供给以及立法的实施。

什么是制度环境？诺思认为，“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与分配基础的基本政法、社会法律的基础性规则。”[1]当然这个概念是从经济行为的制度环境角度来界定的。诺思将制度理解为基本上由两种规则构成的，其中非正式规则是指在人类历史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并得到社会公认的价值观、道德规范和意识形态，它广泛地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而正式规则则是由公共权威机构制定的具有强制性的政治规则与经济契约，它体现着一个社会的制度化水准。因此根据诺思的界定，制度环境可以理解为现行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构成的规则总和。另一个经济学家D·菲尼则将正式规则又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制度是宪法秩序，即政权的基本规则，它规定了确立集体选择的条件的基本规则；第二类制度指的是制度安排，它包括法律、规章、社团和合同[2]。菲尼这种观点有一定的意义，宪法规则同普通的法律规则、政策等比较有较大的不同，有必要将宪法规则从正式规则中分离出来。从这个角度分析，制度环境则包括宪法规则、正式规则（主要以既存法律制度与政策为主）与非正式规则（风俗习惯、惯例等）构成的规则基础。

宪法秩序是根本性的制度环境。宪法是组织社会生活并规定国家性质和形式的根本大法，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一套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的基本规则，是制定规则的规则。“宪法秩序就是第一类制度；它规定确立集体选择的条件的基本原则；这些是制定规则的规则。”[2]宪法以类似于权利初始界定的方式，确立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的基本结构，是国家制定和实施一切法律制度的基础，是法律秩序产生的前提。任何立法都必须在宪法所确定的结构提供的可能性范围内进行选择。

立法是制度创新、制度供给的活动。但制度创新与制度供给受到宪法秩序四个方面的影响：a.宪法秩序可能有助于自由的调查与社会实践，或者可能起到根本性的压制作用。b.宪法秩序可能直接影响进入政治体系的成本和建立新制度的立法基础的难易程度。c.宪法秩序影响以公共权力运用的方式，因而影响到由公共政策引入经济的扭曲的类型。如果这些扭曲很大，则市场会显示出引入的制度变化会发生方向性错误。d.一种稳定而有活力的宪法秩序会给政府经济引入一种文明秩序的意识——一种关于解决冲突的基本价值和程序上的一致性，这种意识会大大降低创新的成本或风险[2]。

一般来讲，宪法秩序对立法产生的影响有：

a.宪法秩序通过对基本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规定框定立法的总方向，确定立法的基本价值，决定立法创新的内容与基本性质。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法，是立法的基本规则，任何立法行为必须有宪法的依据，不论这种依据是宪法明示的，还是宪法规则内含的。宪法关于基本社会关系的界定、不同社会利益的安排都体现了制宪者的基本价值取向，也从而决定了立法对具体社会关系以及不同社会利益具体的秩序安排即立法创新的内容与基本性质。

b.宪法规则确定的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直接影响立法创新的成本与动力。这种宪法秩序的安排有可能促进立法创新，也有可能阻碍立法创新。宪法确定基本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的安排，体现了制宪者对各种相互重叠和冲突着的利益要求的基本态度。这种宪法秩序限定了法律安排可能达到的可行性空间。新的经济关系的调整，必然要求新的经济法律制度来调整，而这种愿望只能通过新经济关系的代表——新的利益主体才能得以表达。新的利益主体能否以较低的成本进入政治体系，直接决定着新法供给意愿形成的难易程度。在民主政体下，既得利益格局对新法的阻力较小，立法创新的成本较小。而在“民意”难以上达的集权社会中，社会公众的立法意愿难以进入政治体系，无法得到国家机关的认可，立法创新就难以实现[3]。

c.宪法通过确定立法的基本规则对立法活动进行指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在某一时期法律供给的质和量。布坎南说过：“日常生活中各种问题解决的好与坏，都能从宪法中找出原因。”[4]法律供给的质和量决定于很多因素，但宪法确定的一个国家享有立法权主体本身的素质、立法主体的范围、基本立法程序的设置等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立法权力是社会上一种中性的权力，它应该超越于各种利益的纷争，不掺杂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各种不同主体的利益进行权衡；同样，这种权力的行使也应有所限制，各种不同层级与同一层级的立法权力应有合理的界限，而且还要加强权力行使的监督，不应让它成为“部门利益”、“地方利益”的工具；程序的设置要符合“正当程序”，符合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要求，扩大公民的立法参与等，这些都是宪法规则的基本内容，宪法对其规定的完善与否，是法治水平高低的标志。

2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凸显的宪法理念

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在西方国家开展比较早，后来成为世界各国立法的一大潮流。最早制定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是瑞典，瑞典1766年制定的《出版自由法》规定了公民为出版而阅读公文的权利。其后，芬兰于1951年制定《公文书公开法》，丹麦于1970年制定《行政文书公开法》，挪威于1970年制定《行政公开法》。

美国的信息公开制度则是由一系列的法律构成。美国1966年制定的《情报自由法》要求行政机关依职权或依申请向社会公开政府信息；1976年制定的《阳关下的政府法》进一步要求，行政机关的会议必须公开举行，公众可以观察会议的进程，取得会议的信息和文件；1974年制定的《隐私权法》规定行政机关对个人信息的搜集、利用和传播必须遵守一定的规则；1996年《电子情报法》对电子情报的检索、公开、期限等问题作了具体地规定。

法国于1978年制定了《行政文书使用法》；同年，荷兰也制定了《公共信息使用法》；加拿大于1982年制定了《情报自由法》；英国于1985年制定了《地方自治法》，作为国家行政机关的《信息自由法》也于1999年颁布施行；澳大利亚也于1982年制定了《信息自由法》。在亚洲，韩国于1996年制定《公共机关情报公开法》；日本也于1999年5月制定了《关于行政机关保有的情报公开的法律》，简称《情报公开法》。

综览各国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可以发现它们都是以公民对政府和公共部门拥有的公共信息享有的“知情权”为基础的。这一点从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目的上可以得到印证。如澳大利亚《信息自由法》第3条第1款规定：“本法案的目的是通过下列措施尽可能地延伸一项权利，即澳大利亚公众获得共和国政府所拥有的信息的权利：使公众可以得到有关政府机关和部门管理的信息，特别是确保公众能够容易地获得那些在公众与政府机关和部门进行交易中会影响到公众利益的规则和惯例；创立一项一般性权利，即获取大臣、政府机关、部门所拥有的文件形式存在的信息的权利……”美国1996年关于电子信息自由的修正法案中的第2条第2款规定：“本法的目的是：确保公众对行政机关的记录及信息的获取，促进民主主义；改善公众对行政机关的记录及信息的获取能力；确保行政机关遵守法定的期限；尽可能扩大行政机关收集、拥有、使用、保存和的行政机关记录和信息的可用性。”

知情权这一概念的产生、发展经历了数百年的时间。被革命导师列宁誉为“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的罗伯斯庇尔认为公民有权了解自己议员的行为，政府事务对公众公开是政府的一项责任，且须使公开达到最大的程度。立法会议和一切法定政权机关的辩论也要公开进行，宪法要求的对公众的公开应当尽可能广泛。进入19世纪之后，德国一些思想家提出了“国家行为公开论”的主张。康德认为公共权力包括全部需普遍公布的，为形成一个法律的社会状态的全部法律。黑格尔则将“国家行为公开”具体化为“法律的公开”、“审判的公开”以及“议会的公开”，认为凡是等级会议是公开的那个民族，比之没有等级会议或会议不公开的那些民族，在国家关系上就显示出更有一种生动活泼的气象。进入20世纪40年代，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公民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的不断提高，公民要求享有知情权的呼声日益高涨，进而将知情权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被正式提出来。

从宪法制度方面看，较早将知情权作为一顶基本人权加以确认和保障的是西德的基本法。1949年实施的西德基本法第5条第1款规定，任何人享有自一般情报来源接受报道获取情报而不受阻碍之自由。在日本，虽然缺少国会的知情权立法，但判例法对知情权却做出了明确认可。日本最高法院1969年在“博多驿电视录像带事件决定”中明确表示日本国民的知情权。自此案判决后，知情权在日本就被普遍视为一项基本人权，成为三大新人权之一[5]。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看，知情权被视为一项基本人权主要是二战以后的事情。早在194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第59号决议中，知情权就被宣布为基本人权之一。该决议宣称：“情报自由原为基本人权之一，且属联合国所致力维护之一切自由之关键。”二战后知情权在国际人权法中最早出现于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以及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这里的“寻求、接受和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就是知情权。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将“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确认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1978年联合国《关于新闻工具有助于加强和平与国际了解、促进人权、反对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及战争煽动的基本原则宣言》则是关于知情权的系统的国际人权法文件。该文件第2条重申，“享有主张、发表意见和新闻等自由的权利，被公认为人权和基本自由之不可分割部分”。该直言是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有关知情权的专门性国际人权法文件。此后，许多国家纷纷将知情权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权在宪法制度上加以确认和保障。

3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宪法诉求

毫无疑问，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也需要寻求宪法的支持，寻求宪法提供的创新空间。在前面，借鉴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分析了作为基础规则的宪法环境对立法的约束，它是一般意义上的考察。从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角度上看，关键是寻找到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宪法依据。

从宪法内容的具体规定来看，宪法并没有确立公民的“知情权”。而宪法涉及到的关于政府信息的条款就是该法的第53条和第76条规定。但这两条都是强调保守国家秘密的，如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第76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模范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前一条要求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必须保守国家秘密，后一条则要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必须模范地保守国家秘密。政府信息的保密与公开是一对矛盾，保密的不能公开。对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宪法没有规定。我国一些学者认为：知情权是一项基本权利的派生权，或引伸权，对其理由也有两种主张，第一，它可由言论自由权引伸而来[6]；第二，它由国家机关或公民的监督权引伸而来。

笔者赞同知情权是一项基本权利，但它不是由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引伸而来的，就其权利内容来讲，它与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一样都是公民的基本权利。

言论自由权与知情权有一定的联系，但不能归结为一项权利，在权利内容、特点上有所不同。其一，言论自由是一种“输出”权，即由主体向外“发送信息”、“发表信息”的一种权利；而知情权是一种“输入”权，是主体从外界接受信息、获取信息的权利。因此，这两种权利在实现的途径与方式上是不同的。其次，知情权一般有特定的义务主体，即要有相对“知情”的“人”，这种“人”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团体，如政府、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也即凡需要知情的事项所涉及的“人”都是知情权的相对义务人。而言论自由没有特定的义务人，享有言论自由的主体只要在法定的范围内就可以行使此项权利。再次，从言论自由权引伸、推导出知情权，会使知情权处在一种“名不正，言不顺”的境地，很难使知情权成为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

监督权固然是建立在知情权的基础上，但是很显然它们二者的权利内容是有所不同的。知情权强调“知”、强调“获取”信息的权利，而监督权有着很广泛的内容，“知情”只是它的基础，它更重视对国家机关、公共组织等的权力行使的内容的合法性进行监督。现行宪法第2章第41条所讲的是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权，现行宪法第71条、73条、92条和110条之规定，主要涉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了解、质询国务院及其各部、各委员会工作的权力以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了解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工作的权力，尤其是第71条第2款确认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就特定问题组织调查委员会向一切有关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调查、了解、取得材料的权力，这些内容规定与第41条规定相比较来讲，更是体现了监督权力的精神，这更与人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了解权或知情权有所不同。前者体现和强调的是权力机关的权力，权力机关是权力的主体，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和社会团体、公民是提供材料和情报的义务主体；后者体现和强调的是普通的人、公众的权利，在知情权中公民是权利主体，而国家、政府则是义务主体，二者是不能混淆的。

作为基础秩序的宪法对知情权规定的缺少便成了我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的巨大制度障碍。依笔者之见，在进行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之前对宪法规则作出修改是必要的。笔者建议：在现行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增加关于公民知情权的规定。关于知情权利的规定宜放在宪法第35条和第36条之间，因为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而第36条规定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公民的知情权规定应放在这两条之间，单独作为一条。也可在第35条增加一款内容规定公民的知情权。就公民知情权的表述方案有两种选择：一是规定“公民有对国家、社会的公共信息以及个人信息知情的权利与自由”；二是规定“公民享有依据法律规定而获取信息、了解信息的权利与自由”。笔者认为，公民知情权的表述第一种方案较为科学一些，该规定明确说明了知情权的对象或范围，至于具体内容则由具体法律明确规定之。

【参考文献】

1科斯.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

2V.奥斯特罗姆，D.菲尼等.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美）布坎南.宪法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

对立范文篇10

大田五中余家仓

说课程序：

教材分析

教与学的设计

教学方法的应用

学法的培养

教学过程的设计

板书设计

一、教材分析：

1、【本课的地位和作用】：《矛盾就是对立统一》是高二哲学常识第三课第一节的第一框，是唯物辨证法中的很重要的一框，是从对立统一以及二者的关系阐述对立统一规律的内涵，在教材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对立统一规律是关于事物矛盾运动的根本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只有抓住对立统一规律，才能揭示事物联系的根本内容和事物发展的内在动力，才能正确理解辩证法的其他内容。所以掌握矛盾的概念（即对立统一规律），在整个辨证法中起到一个基础作用，为后面所要学习的知识作好铺垫。

2、【教学重难点及依据】：

（1）正确理解和把握矛盾的含义既是重点，也是难点。这是因为：

①矛盾概念是本课最基本的概念，只有真正搞懂了什么是矛盾，才有可能进一步理解和把握关于矛盾问题的一系列基本观点，掌握矛盾分析的方法。

②对立统一的观点是培养学生辩证思维能力的起点。尽管高二学生在学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中，已广泛接触过事物自身所包含的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但毕竟没能从哲学的高度来进行思考和把握。

③哲学上的矛盾概念高度概括和抽象，对于刚刚接触这一概念的中学生来说，理解起来有很大难度。从以往的教学实践来看，学生在理解矛盾概念时，疑难之点较多。因此，引导学生深入理解和把握矛盾概念，对于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有着“奠基”、“启蒙”的重要意义。

（2）矛盾双方的对立和统一始终是不可分割的是教学难点

这是一个比较深奥的问题，教材只是通过举例(自由和纪律矛盾双方的对立和统一不可分割)，要求学生知道这个结论，那么，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教材并没有具体说明．

3、【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通过“对立”、“统一”基本含义的教学，使学生对矛盾的概念有较为深入的理解，并能通过各种实例对矛盾的概念加以阐述，以培养学生辨证思维的能力，初步了解和掌握“具体——抽象——具体”的科学方法。

（2）【过程与方法】：通过教师指导学生课前准备和课堂活动，突出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侧重学生主体的参与与体验过程，让学生从过程中学会与他人交流、合作和探究，从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

（3）【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教学使学生能够明确，没有一定的条件，矛盾双方是不会转化的，从而认识到无论在个人成长或是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等各方面，都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创造条件，促使矛盾向着有利方向转化；通过漫画，经典古诗词，了解既对立又统一的平衡美，提高审美趣味。

二、教与学的设计

1.教学方法的应用

在本课教学中,主要应采用的教学方法是“提问—讨论教学法”

提问—讨论教学法是由教师根据教学目的，先提出问题，然后组织学生展开讨论，激活学生的思维，最后达到澄清事实，解决问题的教学过程。

提问，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紧密围绕教材的内容进行设计,其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对问题的设计和恰当提出，以及在问题讨论的组织作用。讨论，是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由全班或小组围绕教师提出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从而达到相互学习，相互启发的课堂学习效果。

根据教学目的及教学重难点，在本课教学中，我设计了下列问题：

①关于对立：问题（略）

②关于对立统一的关系：问题（略）

通过提问—讨论教学法，可以使在教学组织上坚持了民主、平等、合作探究的原则，在教学过程中坚持启发式的指导思想，既可以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又能发挥学生的群体教育功能。虽然学生对教师提出的问题阐述的不尽相同，但可以参考与借鉴，旨在培养学生的求性异思维与批判性思维精神，锻炼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并在提问—讨论的双边活动中建立良好的师生合作关系。

2．学法的培养：

在本课教学中，通过教学主要培养学生“自主性”、“合作与探究性”的学习方法以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精神。

课堂教学中的学习方法指导是培养能力的主渠道。按照素质教育和课改的要求，课堂教学的主要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课堂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创新性学习指导，既要调动学生的智力因素，又要调动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触发学生的创造灵感，养成创新的思维习惯，使学生学会创造性地学习。

要对学生进行创造性的学习指导需要作到以下几点：

一是变革教学方式，营造氛围。在课堂上教师要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学生大胆尝试，充分发表自己的想法，培养学生的发现、创意、表达、交流的意识和技能。在本课教学中，我主要通过设置情景和问题，让学生进行思考、讨论，最后发表自己的观点。

二是要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大胆质疑，培养学生发现性思维；同时教师要善于为学生创设和谐、宽松的学习环境，让学生在愉悦、和谐、宽松的学习环境中进行学习与探究，鼓励学生多提问题。促使学生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在本课教学中，我主要通过让学生注意观察课本的漫画，然后提出与老师上课不同的问题。

三、教学程序设计：

教学环节教学内容及教师调控学生活动设计依据设计意图时间

导入新课展示影片《泰坦尼克号》剪辑（1.片名出现；2.大船沉入水中；3.大船撞到冰山）教师设计问题。观赏影片，思考、交流、讨论、回答问题设置情景激发兴趣1.创设直观的教学情境，吸引学生注意力，调动学生积极参与，为课堂教学过程的顺利进行做好铺垫。

2.结合设疑、自主展示等互动形式，启发引导学生，引出“矛盾”概念。

新课教学1矛盾的涵义。（指导学生快速阅读课文第一自然段。）学生快速阅读课文，体会一分为二的思想让学生体会一分为二的思想，并让学生按照书中所述的“地分为高山和平原，水分为淡水和咸水……气候分为冬和夏、春和秋”用其他内容把这个句子排列下去，目的就是让学生从大量的具体的事例中去引出抽象的矛盾概念——对立统一（这里需要选择其中一个例子来突破）。

2.什么是对立统一

（1）对立（展示“对立”中的感性材料，引出对立的概念）列举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相互对立的现象，具体——抽象——具体由于哲学的基本概念往往是抽象的，这一点，矛盾的概念更为突出。这就需要在课堂上始终掌握教学直观性原则，通过大量的感性材料和通俗的表述，<如“对立”，这一点相对比较简单，通过一组反义词来理解对立的含义，学生比较容易掌握。>从具体现象着手，慢慢引导学生概括出抽象的哲学概念。

———着重培养学生辨证抽象思维的能力。初步了解和掌握“具体——抽象——具体”的科学方法。

对“斗争性”的理解，教师设疑、引导、得出结论学生

思考落实“以学为主，为学服务，自主学习”的教学理念，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

（2）统一：

①依存：通过漫画情境讨论法观看漫画、思考和回答问题突出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地位，引导学生在合作中学习在合作中探究利用漫画信息。旨在引导学生将抽象的理论通俗化、直观化，通过互动方式来启发引导学生突破教材重点、化解难点，以期达到教学目标。

活动目的

(1)锻炼学生阅读漫画的能力。

①导学生读画：:读人——多少人?人的动作、神态。读物——什么物?物的象意义是什么?读言——人物语言、漫画标题、文字说明。

②指导学生想象：漫画表达一个什么思想？告诉人们或警示人们什么？

(2)让学生参与课堂教学，树立其作为学习的主体这样一种意识。

(3)增强师生之间的交流，融洽师生关系。

②转化：教师设疑、（a为什么可以转化？b如何转化？c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教师引导学生

思考对信息分析（引用导言影片《坦坦尼克号》）：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进行德育渗透。

2．对立统一二者不可分割。①（通过漫画情境讨论法）借助漫画“你敢剪吗”设疑：如果某甲离开自己这一边，跳到对方一边跟对方在一块，行吗？会导致什么结果？这又说明什么？②理论分析③设置讨论观看漫画、思考和回答问题；小组讨论设制链接——学生讨论、发言，得出结论

通过讨论，一方面培养学生的合作学习意识；另一方面也使学生加深对知识的整合和理解。

结尾多媒体显示狄更斯的文章朗诵狄更斯的文章再次体会矛盾的思想，进一步巩固消化新吸收的知识，

小结提高学生概括能力、展现教学内容的整体性

作业设计通过经典古诗句教师引导、鼓励学生从两句诗歌中体会辨证思想、运用辨证思想，这样才能写出千古绝唱来。学生

思考、

练习1、引导学生从语文角度对比，从诗词中体会辩证法思想；

2、落实知识和能力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