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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者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7 18:41:39

第三者范文篇1

一、什么是第三者介入

所谓第三者介入是指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进行姘居，通奸造成他人婚姻家庭关系恶化的行为。从审判实践来看，构成第三者介入应具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行为人〈即第三者〉主观方面存在着故意。从行为人的主观意志方面衡量，必须是已经知道对方男女有配偶，仍插入其间，充当他人夫妻间的“第三者”。因而，从第三者的主观恶性看，有两种情况：（1）有故意挑拨他人夫妻感情之动机，促使对方离异而与其成婚之目的；（2）有仅图寻求新欢，玩弄异性，找精神刺激的。后一种情况的人，并无与对方结合之目的，一般情况下，第三者和过错者之间并不公开表明自己的主观意图，但总是相互默契配合的，带来了他们之间违法关系的隐蔽性和长期性。

2、第三者客观方面有越轨行为。凡第三者介入，都必须是与有配偶的一方保持着不正当关系。相互间存在着事实上的“恋情”有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甚至违法的行为。如接吻、拥抱、通奸、姘居、冒充夫妻关系外出游玩等等。当他们这种违法关系保持时间较长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出现行为放任，不计后果，公开或者公开来往。

3、第三者介入行为已造成明显后果。由于第三者的介入，将会造成他人夫妻感情的恶化，以致家庭关系破裂。第三者介入如果处理不及时，还可能酿成严重后果，对家庭对社会危害较大。

当我们撑握了第三者介入的特点以后，应该正确区分是不是属于第三者介于的婚姻纠纷，进而处理好这类案件，以此提高认识，防止矛盾激化。

二、怎样处理第三者介入的婚姻案件，主要应抓以下几方面

（一）首先查清是否真属于第三者介入的案件事实。对于正常的男女间交往，还是属于第三者介于的实质问题，办案中应查得扎扎实实，加以全面客观地分析。切忌捕风捉影，或者笼统认定为“关系暧昧”。要衡量其行为表现是否符合第三者介入的条件，据理据实作出结论，不能含混不清。当然，审判在实践中，要查清第三者介入确实较为困难，特别是接吻、拥抱、姘居、通奸等行为，是在两相情愿之下而为之，极少能取得直接证据，但我们不因为有困难而草率划定。我们要抓住外部表现，多方深查，合理推断，得出结果，从而正确定案。

（二）采取切实措施，切断第三者介入。因第三者介入引起的离婚纠纷，根源在第三者。是否能挽回有损伤的夫妻感情，使夫妻重归于好。关健在能否排除第三者的介入，为此，主要须做好几方面的工作：

（1）在掌握一定证据的基础上，找第三者谈话，指出利害关系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严肃进行警告，在谈话中，还可以进一步核实证据。

（2）必要时要借助于行政组织的帮助，形成一定的外部压力，以致及时作出适当的纪律处分，促其悔悟，停止介入。从目前情况看对第三者介入的处分，是党团员或国家工作人员，可以给予党纪团纪政纪处分，但对其他充当第三者角者的公民，人们形象地称为“不长不短难得办”。对这类人，认为应该作治安行政处理，并加以一定的经济制裁措施。

（3）向第三者和过错方的亲属做疏导帮助工作。促使他们认识违法性和危害性，但方法必须得当，策略也要讲究。要据理说服，否则会把矛盾搞得复杂化，工作被动，谈话要采取个别方式，不要公开。

（三）对过错方要客观分析，“对症下药”因人因事处理。目前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封建性的包办婚姻，或强迫买卖婚姻等情况，那些受害男女，他们对自己的婚姻不满，取不正当的途径，接受第三者介入，或者充当第三者，也有的婚前双方有过恋爱关系，婚后旧情复苏，相互介入成奸，有的是受家庭丈夫虐待，在别人那里找到了“温情”产生越轨行为，另有出于喜新厌旧，玩弄异性，充当第三者的，等等，需区别对待慎重处理。

（四）实事求是，分清是非，批评教育有过错者和第三者，同时要鼓励地他们振作精神，解除思想顾虑，正确对待错误，促其转变，维护原来的婚姻家庭关系。

（五）对夫妻感情有未破裂，有和好希望应做好无过错一方的思想工作，取得对过错方的谅解。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公开后，无过错方对第三者的介入表现是气愤难忍，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不仅有过错者“面子”难顾，无过错者也顾虑重重，稍不注意，还可能出现自杀、伤害对方等情况。因此，对无过错方也要做疏导工作。启发他们尊重原有感情，正确对待有错误的人，从发展的眼光去看，给人以改正错误的机会。

（六）“不准离婚”要三看。

一看婚姻基础。如果婚姻是建立在婚前自由恋爱基础上的，同时婚后感情也较好，过错方仅是一时失足，这种情况下，应坚持说服教育，动员和好，不准离婚。

二看婚姻状况，如果虽存在第三者介入的事实，但夫妻双方还始终保持同居生活，过错方尚未存在离异另婚思想，无打骂、虐待对方情况存在，或虽有离异念头，但决心未定，处于动摇之中，对子女和家庭还有眷恋感情，在切断第三者介入的前提下不准离婚。

三看婚姻发展前途，如果经过帮助教育，有过错方回心转意，无过错方又真诚谅解，感情并不因第三者介入而完全破裂，不准离婚。

（七）“准予离婚”要果断。

虽然第三者介入的离婚，有时是过错方主动提出的，但无论引起原因是什么，准不准离的关健仍然是要看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感情破裂的要果断地作出给予离婚的结论。

（1）婚姻基础差，婚后又未建立感情，第三者介入离婚，应当支持准予离婚，实际没有维持的可能，缺乏感情基础的婚姻，纵使从法律上固定下来，双方的痛苦也不能因此而解除，不果断离婚，还可能酿成悲剧，如果作离婚处理，也可能避免。

（2）夫妻间产生纠纷较长，第三者介入，感情已完全破裂，无重归和好希望的，准予离婚，婚姻的本质是男女爱情的结合，既然双方感情确已破裂，失去了婚姻继续存在的基础，就应当解除这种死亡的婚姻。

三、在处理第三者介入的离婚案时，应注意几点

1、要适当照顾无过错方的经济利益，包括子女抚养，财产分割，债权债务等，给无过错方提供方便。

2、克服长期残存的不准离婚方式惩罚过错方，要坚持按婚姻法的规定办。关健是感情是否破裂。

3、克服办案人的思想顾虑。当前，主要是对有过错方提出的离婚，法院判决离婚婚后，社会舆论较多，同时还会受到指责。但是随着普法的深入，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新婚姻法学习的加强，群众是会正确看待的。

4、判决不离的，在制作法律文书时，不要把第三节介入的关系明确具体化的描写，不具体明确化写入第三者介入的问题，有助于过错方改正的转机，也有利于无过错方不再揪住对方的条件。

第三者范文篇2

[关键词]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责任险基本保险关系社会救助基金

一、前言

经过10年酝酿、4次审议后，备受关注的新《道路交通安全法》终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并于今年的5月1日起正式实施。今年4月30日由国务院公布的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也同时于今年5月1日起生效。这部法律在很多方面对原先的交通法规作了新的规定。最大的改变就是：在调整人、车、路三者的关系中，改变了过去几十年“以责论处”的管理思路，明确了生命权大于路权的准则。立法思想发生了从偏重保护机动车到保护行人的变化。归责原则从过去所采用的过错原则到现在的无过错原则。无疑是一大进步。对于交通事故发生后的认定，加重了处于强势地位的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从而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行人和非机动车驾驶员的利益。总的说，新法更注重了一种人文的关怀，一种合乎人情的理性的法，更体现了情理法的合一。

新《交通安全法》值得关注的地方很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第三者强制责任险和设立社会救助基金-新《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这意味着，全国所有上路行驶的机动车都必须投保第三者强制责任险。这是中国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提出机动车必须强制投保第三者责任险，而此前第三者责任险只是一个附加险种，不具有强制性。但是，这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条款，在一片赞叹声之中，高兴之余，随之而来便是对它的争议。事实是相应配套措施出台的滞后，使第三者强制责任险仍然处于混沌状态。

二、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特点

所谓机动车强制险是指机动车在使用过程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的直接损失，被保险人依法承担对受害人的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在规定的保险责任限额内承担的一种强制保险，即指以汽车所有人或使用人对汽车事故受害人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标的的责任保险。虽然过去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实施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但是从全国范围来看该制度仍然是依据新《交通安全法》建立的新制度，因此有必要从法理上对其特征、基本保险关系、保险诉讼、赔付原则和限额等等问题进行讨论。而正确贯彻执行这条法律有赖于：（1）通过司法解释对该条法律的内含进行更具体的阐明；（2）建立符合该法指导思想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下面我就谈我个人对后者的几点认识：

首先，它不同于人身险或是简单的财产险，而是财产险中的以责任为标的一类险，即责任险。所谓“责任保险者，谓责任保险人于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依法应负赔偿责任，而受赔偿之请求时，负赔偿责任之保险也。”[①]“凡公司，企业或个人，在从事各项业务经营和日常生活中，由于疏忽，过失等行为造成他人的损害，根据法律应对受害人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都可以由负有赔偿责任的人，投保有关的责任保险。”[②]根据我国《保险法》49条第2款的规定，“责任保险是指被保险人因过失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从上述定义中可以看出来，责任保险从性质上与一般的财产保险有以下三点不同之处：一是保险标的不同。“责任保险之标的，为被保险人在法律上之损害赔偿责任；而一般财产保险为财产及利益。”二是保险事故不同。“责任保险一方须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依法应付赔偿之责任，他方又须被保险人受赔偿之请求，二者缺一不可；而一般财产保险则较单纯，一般是财物之毁损灭失。”[③]三是保险目的不同。责任保险旨在填补因偶然事件发生投保人在法律上对第三人损害赔偿责任之损失；而一般财产保险则为填补被保险人自己所受到的损失。责任保险在发达国家是保险市场上很重要的一项业务。我国曾在五十年代有过汽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不过可惜只办理了很短一段时间。

责任保险最大特色在于它的保险标的特殊性。从上述的定义中可以看出，责任保险是以投保人的责任为前提。这个责任能进行保险是因为它具有“责任利益”，即投保人以“其负有责任之故，遂发生一种利害关系，而有保险利益之存在，自可以此为保险标的，订立保险契约。”[④]这个责任是一个法定的民事赔偿责任，它与交通事故责任还是不同的。交通事故责任在性质上是行政责任，当事人只有双方当事人。而被保险了的责任还涉及到第三者。它是对投保人应承担的交通事故责任或是民事赔偿责任的一种优先的替补，投保人还必须在保险责任不足以赔偿时负补充赔偿责任。作为被保险的责任，它只包括因被保险人的行为致使他人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而应承担的民事损害赔偿责任，对合同责任，精神损害责任，罚款，特别是被保险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保险人不负责任。同时，保险人对民事损害赔偿处理享有绝对控制权。被保险人对与责任保险有关的民事赔偿责任不得擅自作出任何承诺或拒绝，必须由保险人全权处理。

另外，这里所说的责任，根据新《交通安全法》，是与产品责任之中的严格责任是一致的，而不是旧交通条例上规定的那样是一种疏忽责任[⑤].台湾《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5条也作出了相同的规定：“因汽车交通事故致受害人体伤、残废或死亡者，加害人不论有无过失，在相当于本法规定之保险金额范围内，受害人均得请求保险赔偿给付。”[⑥]保险公司承担责任是以投保人承担责任为前提的。如果投保人没有责任，保险公司也是不用承担责任的。不过在实践中保险公司以交通事故责任的认定为前提才理赔的做法是错误的，在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中，保险公司必须先行支付保险费，而不能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之后才进行理赔。这种做法是有违立法本意的。根据新《交通安全法》，机动车承担的是一种无过错责任，即严格责任。而不论司机是否有过错。如果是行人的故意或过错只能是减轻司机的责任而已。因此，只要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都有责任先行支付必要的医疗费，救助费等。这是新《交通安全法》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改变。也是新立法指导思想的体现。

其次，它是一种具有法律强制性的保险制度。

此前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品种，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是指机动车在使用过程中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时，被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对受害人的经济赔偿责任，由保险公司在规定的保险责任限额内负责赔偿的一种保险，只是保险公司自己的规定，是一种商事保险合同而已，并不具有强制性；或是一些地方交通管理部门出台的类似规定，虽然体现了对交通受害者的强制性保护，但法律效力层次较低。各地的情况并不一致。最重要的是大部分地区的很多车主并没有购买机动车保险。所以，很多的受害者无法获得应得的赔偿。所以，这次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终于用法律的方式，作出了要求强制购买机动车保险的规定。

国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确认是十分具有必要性的。这样使得它具有广泛的覆盖率，突破各地不一样的做法，突出了对当事人、受害者的保护。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这种强制性的立法规定关系到人身安全和社会稳定，是为尽力挽救伤者生命、体现社会对生命权的尊重和减少社会矛盾的经济高效手段。

同时它的强制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医疗机构来讲，增加了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的规定。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抢救费用超过责任限额的，未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这就避免了受害者因种种情况得不到及时救治的弊端。

2保险范围的全面性和保险金额的统一性。凡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规定必须投保的保险标的，投保人都必须参加保险，保险人也必须接受投保人的投保，当事人双方都没有选择的余地。而且一般法律、法规对保险范围、保险金额、保险期限、保险费率以及保险责任范围等都由法律、法规或规章统一规定。对机动车所有人而言，也只能按照规定去做了。

3保险责任自动产生。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不用投保人和保险人约定，保险责任根据法律、法规或规章自动产生、中止或终结。

4保险人不能拒保和随意地解除保险合同。保险人不能因被保险人未履行缴纳保险费的义务而解除保险合同。如果保险人因故未缴付保险费，保险人按有关规定可以收取滞纳金，但不能以未交或者未全交保险费而拒绝承担保险责任。

最后，要强调的一点是，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保险，它是一种具有社会保险性质的国家法定险。

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业保险。商业保险又叫普通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基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行为。”[⑦]它是与社会保险相对的一种保险类别，包括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两大类。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作为财产保险的一类，一般也是按照商业习惯来经营的保险业务。但是它虽属商业保险，其与一般商业保险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如在投保的自由性、保险责任的内容规定和具体的请求权行使上都是有所区别的。不过，最大的不同还是，一般的商业保险自然是以营利为目的，而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却不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它的实施只是出于对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发展的角度来考虑。

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是国家法定保险，带有社会保险的性质，虽然在功能上类似于社会保险，但是却又不是社会保险。“社会保险指国家基于社会安全政策，以法律规定强制实施之保险。”[⑧]“社会保险是通过税收或者缴费建立社会保险公共基金和个人帐户，用以帮助公民克服社会风险的社会保障制度之一。”[⑨]社会保险与其他保险的区别最主要在于它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职能和社会作用。而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作为责任保险，其实施“有助于维护第三者的合法权益，有助于妥善处理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维护社会的稳定。通过责任保险，保险公司可承担相当一部分被保险人对受害人的民事经济赔偿，这有助于受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有效的补偿，自然也有助于责任的分担与纠纷的处理。”[⑩]这也是它之所以有必要作为国家法定保险的理由。从本质上看，它滥殇于社会保障制度，通过利用社会保险的强制投保形式来规范商业保险，具有强化保险的分散危险、消化损失、稳定社会生活的固有功能。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正是“利用了社会保险的本质功能。”[11]“它是国家为了达到贯彻保险政策、推行社会公众的法律保障目的，而借用了社会保险的强制属性，要求保险公司直接经营与自愿保险相对的商业保险业务。因此，它是除了社会保险以外依照法律规定必须参加的保险。”[12]

故说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具有社会保险的性质，是因为它体现的是社会保障功能，强调的是社会公共机构救助和政府责任。虽然它并不是社会保险，也不是社会保障机制中的一种。但是从功能意义上，它却发挥着社会保障机制的作用。

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划入强制保险、法定保险的范围是有其合理性的。据了解，对汽车交通事故实行无过错责任的国家，都建立了保险制度。目前法国、英国、美国、韩国、新加坡、日本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均通过专门立法或在民法中规定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制度成为无过错责任实施的基础，其作用一是加强对受害人权益的保护，二是分担肇事者的责任。而最终都是为了体现社会的公平，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宁。

三、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基本保险关系分析

保险关系是指根据法律的规定或当事人双方的约定，一方承担支付保险费的义务，而对方则承担其因意外事故出现所致损失的经济补偿或给付义务的一种法律关系。[13]从保险关系的角度来看，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中保险关系包括这么几个方面：

（一）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

1投保人，按照原来保险法的规定，投保人又叫要保人，保单持有人，“是指与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并负有交付保险费义务的人。投保人应当具备以两个要件：一是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二是对保险标的须具有保险利益。”[14]具体来说就是机动车所有人。它可以是机动车的所有人，也可以是机动车的驾驶者。但是在这里又有特殊，就是投保人在这里不是一个自愿选择的问题，投保已是他必须履行的一种义务。所以，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只要是机动车的所有人都应该是投保人。投保人没有选择的余地。

2保险人，指依据保险合同，有权收取保险费，在承保的危险事故发生时，依其承保的责任，负责赔偿的义务人。我国保险法里专指保险公司。但由于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具有的社会保险性质，国家法律也规定保险人经营这种保险业务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所以对于保险人的资格问题，即应该由谁来经营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二种主张：一种认为还是由商业性的保险公司来进行经营，只要立法对其活动进行规范就可以。国家完全没有必要再设立一个机构来进行专项管理。另一种主张认为应该设立一个新的中立机构来进行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与社会救助基金一块由其管理，进行有关的保险理赔工作。如深圳市交警局副局长马增雄就认为：“最终应该由交警局管。……也肯定不由交警局一家来管，必然由政府来指定或者由政府新组建一个机构来管理。”[15]我个人而言，还是倾向由现有的商业保险公司进行经营比较合理。一是避免重复设立机构的浪费，增加国家的负担；二避免国家或者说政府的直接负担。如果是重新设立一个机构的话，那么它的直接领导或是管理将是由政府来承担。三是商业保险公司有实际的经验，足以承担此责任；四，通过立法完全可以达到加强对保险公司的监督，保证它的正常动作。

3被保险人，指受到保险合同保障，当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害即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被保险人可以是投保人，也可以是投保人以外的第三人。我国的港台地区一般认为被保险人就是保单的持有人。而在我国保险法规定中，被保险人不是保险合同当事人，只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在第三者强制责任险中被保险人则指的是“第三者”，即指车祸中被撞的一方，不包括保险人与被保险车辆及其车上人员以外的任何人。这个第三者就是保险合同中的关系人而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他与保险合同有一定的利害关系，但是却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他作为被保险人，与一般的财产保险里的被保险人不一样：在一般的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一般都是财产所有人，但是这个第三者却不是保险标的的所有人，而是与保险标的有利害关系的人。因此，它在保险事故发生以前，即交通事故发生以前，是一个不确定的主体。所以在具体的案件中，就经常会遇到被保险人难以行使其权利的情况。这样对，被保险人的权益的保护是不利的。

另外，第三者强制责任险为在我国一般认为是财产险的一类，因此在这种类型的保险中没有受益人。受益人只存在于人身保险中。除非法律明确规定受害者或者第三者就是受益人。如台湾《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10条就明确这样规定：“本法所称受益人系指下列各款之人：一身体伤害给付及残废给付受益人，为受害人本人。二死亡给付之受益人，为受害人之继承人；无继承人时，以本法所定之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为受益人。”[16]否则一般情况下，受害者还不是我国保险法里所讲的受益人。

（二）保险法律关系的客体

保险法律关系的客体的最基本内容是保险标的，保险利益，保险事故，保险危险等这几类：

1.保险标的，即指保险的对象。“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被保险人依法应当承担的对他人的民事改善人民生活责任”[17]在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里，它具体指的就是对第三者的民事赔偿责任，即经济责任。

2.保险利益，又称可保利益，指的是保险事故发生时投保人在经济上失去的利益。保险标的不论是财产还是人身，都有保险利益。而在第二者强制责任险里投保人对其应当负的民事赔偿责任当然具有保险利益。

3.保险事故，指的是保险人所应负责赔偿的事由，或者说是为了防止其后果的发生才进行保险的事件。它是导致保险利益发生的直接原因，是保险人据以赔款的事由。在保险法律关系中，它是指已经了生的保险危险。具体在第三者险里就是交通事故了。

4.保险危险，就是指保险合同中规定的，尚未发生的保险事故。当危险发生即变为保险事故了。可以进行的保险危险是尚未发生的，但必须是将来有可能发生的，而且是否发生，何时发生是不可预知的。

（三）保险法律关系的内容

保险法律关系的内容亦即保险法律关系的主体所享有的权利和所承担的义务。保险本身是一种合同关系，但是，如果国家法律把它加以强化，则成为了一种法定的权利和义务，当然这是对特写主体而言。第三者强制责任险里，法律对此还是只有比较原则性的规定。虽然对机动车所有人强制进行保险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具体对保险人的义务与被保险的权利的规定却不是很明确，导致保险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不平衡，因此才会引发出实践中的那么多的争议。因此，法律有必要加以具体化，越具体越好。“‘考虑多种因素和多种情况能够使法律更加趋向公平、合理。’公安部和建设部”畅通工程“专家组专家段里仁说，日本1960年颁布的道路交通法平均每四年修改一次，越改越完善。”[18]对这点，我将在下面进行详细的论述。

四、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及对策

现在实践中出现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这二个方面：一是相关配套的措施没有跟上新法的步伐；二是对新法与旧法过渡中的相关问题没有处理好。

（一）与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相关的配套措施落后

从立法的本意来看，我可以理解立法者的本着对受害人利益倾斜性。虽然说我国有些地方也实行了几年，但毕竟是缺乏经验；国外虽然有经验可借鉴，但是又不一定适合我国的实际。所以，关于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立法者实际上还是采用一向的作法，先规定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待条件成熟时再出台细则。因此，在现阶段，这个制度的实践还会出现很多的问题。例如：这个基金会的成立，资金的来源，管理细则（保险方面的管理虽然可以参照保险法，但是这个又是有别于商业性的保险，必须有独立的规定才行），赔偿的执行，数额的支付，代位追偿权，等等一系列的问题会出现。所有这些还是有待于实践经验的进上步总结和法律的进一步完善的。以下是我个人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或者说是对未来制度的一些建议吧。

1社会救助基金要成立、运作困难重重

新《交通安全法》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未参加第三者强制保险的车辆肇事或者肇事后逃逸的，由该基金先垫付部分或全部抢救费用，该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事故责任人追偿。交警部门已不能再指定预付抢救治疗费用，也不能收缴当事人交通事故保证金。国家同时规定强制保险制度和设立社会求助基金。但在实际中的情况又是怎样呢？实践中，例如：“‘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资金来源，究竟由谁来管？什么时候能出台？”“车祸救治费到底该谁出”等等这些问题没法解决，发生了交通事故甚至都不知道这样一个机构到底在哪。

借鉴国外成功经验，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并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作为这一制度的补充。推行社会求助基金会是一项行之有效的方式，但是在我国还要进行各方的摸索。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救助基金来源：主要“有按规定从‘第三者强制责任险’中抽取的费用肯定是资金的主要组成部分；此外，财政方面应该有一定的拨款，社会捐赠也将可能是来源之一。”[19]具体地说，应该包括：除未办理强制保险所处以的罚款外，还包括按规定从强制保险费中提取，代为追偿所得，依照该条例规定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处以的罚没收入，社会捐赠，基金孳息，按规定征收的滞纳金和其他收入。《交通法》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扣留车辆至依照规定投保后，并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交纳的保险费的两倍罚款。罚款全部纳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其次，救助基金对由道路交通事故导致人身伤亡的抢救费、丧葬费予以垫付。新《交通安全法》规定，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同时该车辆未参加该强制险或者肇事逃逸的，由救助基金先垫付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台湾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第38条规定：“汽车交通事故发生时，受害人或其继承人因下列情事之一，未能依本法规定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者，得在相当于本法规定之保险金额范围内，向特别补偿基金请求补偿：一肇事汽车无法查究者。二肇事汽车非被保险汽车者。三肇事汽车之保险人无支付能力者。”[20]值得我们借鉴。

救助基金应当先行垫付的情况应该包括：机动车肇事逃逸的，肇事机动车未投保强制保险的，抢救费用超过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致受害人伤亡的，承担强制保险责任的保险公司破产的。如果出现被害人与投保人或者机动车驾驶人或者其他责任人互相恶意串通，或者受害人故意而为等情况，救助基金将不予垫付。但事实上，这个却常常成为了保险公司拖延理赔或拒赔的理由，或者是在司机无过错的情况下不赔的理由。它的说法，就是要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结果出来了，才进行理赔。因此，在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对其进行细化。我们可以学习一下日本的经验。日本对机动车与行人发生事故的赔偿责任规定高度类型化，细致而规范。基本上，机动车在无过错的情况下需承担75％的的赔偿责任，行人需承担25％，但是在11种情况下，双方的责任在5％――20％的范围内增减：如夜间、干线道路、在车前车后横过、在禁止横过的地方横过、在居民区商店街、行人是老人或儿童、行人是幼儿、列队横过、车的显著过失、车的严重过失、没有区分步车道等。

再次，财政部是救助基金运作的监督管理部门，具体的运作则由商业保险公司来进行。由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的考虑是合乎中国国情的。前面已详细地讲述了理由，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由于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在中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市场，由商业保险公司来进行经营，如果缺乏有力的监督，难免会被商业保险公司作为营业项目来进行经营。因此，非常有必要立法对其经营行为进行规制。至于如何规制这一点上，我认为很有必要借鉴和利用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制度。我国在社会基金的筹集立法和管理运营立法上，做得也是很不错的。在这里我就不罗嗦了。

2国务院的《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条例》难产

新《交通安全法》所称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是在本法实施后，在国务院规定了具体办法后，要实行的一种制度。因此

，在此前由投保人与保险人以保险合同约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不论是投保人自愿投保，还是地方公安部门采取措施促其投保，说它们均属于新《交通安全法》所称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难以令人信服。而现在国务院的规定却迟迟未见出来。在保险业引起了一定的混乱。本人认为保险条例主要应该涉及到以下几点：

（1）保险人资格及经营条件等，主要是从立法层面明确规定“基金由谁来经营管理，具体行为规则等”；

（2）保险主体及其权利义务，特别是对第三者权益的保护，以及保险人与第三者的关系必须明确规定；

（3）保险合同的相关事谊；如投保人的告知义务，拒保的特别事由，保险合同的变更，失效，转移，保险金额，保险费率，保险标的等等，都应当作出一个统一而明确的规定，其余的则可以适用保险法的相关规定的；

（4）保险范围，主要是保险责任范围，哪些属于保险的范围内；以及保险人的免责范围，哪些是保险人不赔的；

（5）请求权的行使规则等，如投保人的事故通知义务，保险人的理赔时间、条件、支付数额，第三者的行使请求权条件，以及投保人或第三者为保险事故而支出的费用返还请求权等等都必须有所规定。

当然这个保险条例还是得充分考虑到与保险法的相互衔接，否则到时极易发生冲突。而且我觉得很有必要规定保险争议的司法诉讼救济等。

目前，在汽车保险上运行较为完善的有日、美等国家。日本：汽车第三者责任保险是强制险。费率的制定主要参考投保汽车数量、事故率、每起事故平均赔偿金额等情况。为了保证保险公司不亏损，规定另征收附加保险费作为手续费，对死亡事故车主还要追加保险费。第三者责任险只赔付人员伤害损失，不对物赔偿。日本还有一种政府汽车损害赔偿保障金，是从保险费中按比例提取的。一旦漏保车辆肇事、非漏保车肇事逃逸，及时给受害人以应有的赔偿，由政府负责提供第三者责任保险赔偿。美国的责任保险规定法律要求车主必须购买，当驾驶人因自身过失造成对方汽车损坏或身体受伤时，保险公司将支付所造成的损失。但这种保险并不支付肇事人自己的汽车与身体损伤。如果肇事人造成对方的损失超过投保额，保险公司不会支付超出的部分。而除了责任保险以处，美国还有碰撞保险，实际上这项保险是责任保险的延伸及补充，用于支付因驾驶人自身过失而造成自己的汽车和身体损伤。许多拥有新车或贵重汽车的人都会买这项保险

（二）新旧法过渡时期的习惯做法与新法不相适应

为了阐述方便，我把它们分为以下六方面：保险公司方面、交警处理方面、机动车所有人方面、医院方面、司法程序方面、社会救助基金方面。

（1）保险公司方面：

关于拖延理赔或拒赔问题。有许多当事人反映从保险拿出医疗费，运作起来手续繁多，时间也较长，医院也反映保险公司支付的医疗费常常不足额。实践中还常常出现的保险公司无故拒绝先行垫付或理赔的情形。对此，为保证保险理赔的高效性，我个人觉得应该借鉴国外的经验，在保险条例中加入一款罚则，要求保险公司在事故发生一定时期内进行垫付或理赔，否则就处以罚则。当然相应地就应当给予保险公司一个对不当垫付的或超额理赔的保险金的返还请求权。虽然目前汽车第三者责任险由于在验车和年检时受到限制，实际上具有强制性，但因保险公司使用的是商业保险条款，以营利为目的，因此在面对交通事故进行赔付时出现功能错位，导致有些保险公司对无过错机动车司机进行拒赔。按新《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明显实行的是无过错责任。只要发生了事故，保险公司就应当先行在保险责任范围内垫付。即使司机是无过错的，不用承担交通事故责任也不能拒绝先行垫付责任。

关于原来的第三者责任保险问题。保险公司认为：5月1日以后买了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他们才先行支付，在此之前购买保险的车辆肇事，他们不先行支付抢救费。这里涉及到的是对新交通安全法规定的理解问题。目前国家虽没有明确的规定说从5月1日起，原来的第三者责任保险转为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也有人认为，“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将成为强制性第三者责任险的一个补充和延伸，车主可以根据需要把两者结合，以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21]我个人认为，虽然国家规定5月1日开始实施强制责任保险，但是全国各地区实际情况不一致。有部分地区已经实行了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而有些地区则没有实施。再者机动车保险一般都是以年度为单位进行投保的。现在突然开始实施强制保险，的确存在着二者是否继承关系问题。所以，得具体来看：如果原来该地区实行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已然具有强制性，符合强制责任保险的要求的，应当具的继承性。在期间发生的事故，保险公司应当按新法规定来做。否则，不具有继承性，不能按新法来来处理，只能按原来的商业保险合同来处理。

保险额度的问题。目前保险公司为保险起见，甚至为了赢利，保险合同条款对保险金额规定普遍较低，从而变相地加大了投保人的负担。据调查，北京市场80％的车辆强制第三责任险在10万元以下。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于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扩大了人身损害的责任，提高了赔偿水平，交通事故导致第三方死亡的人身赔偿往往超过20万。这意味着，一旦发生事故，保险公司按老标准赔付后，责任者还要承担10万元以上的巨额赔偿。因此，有必要对此作出一个统一的或合理的保险金额的规定。

保险费率问题。各地的标准不一，甚至同一地方的不同保险公司也不一致。有的地方的做法是在费率标准的基础上实行浮动费率，对于经常违章的车辆实行高费率，特别是酒后驾车、超载、超速、闯红灯等违章行为，其第三者责任险的费率最高，可在基准保费的基础上上浮70％；没有交通违章记录的车辆，费率一般可下浮10％；两年以上没有理赔记录的车辆，费率可能下浮30％。利用费率杠杆加强对机动车和驾驶员的社会管理、控制交通事故的发生、参与交通事故的预防、减少事故发生频率，殊值借鉴

（2）社会救助基金方面

现在新《交通安全法》规定，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内支付抢救费用；超过责任内的、未参加第三者保险或肇事后逃逸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法律还规定，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国家规定投保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扣留车辆至依照规定投保后，并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交纳的保险费的二倍罚款，罚款全部纳入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这表明我国将普遍实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且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定期安全技术检验相挂钩。”[22]对于那些没有及时投保的机动车所有人，以后将不会再那么客气。但在实践中，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尚未建立起来，谈不上为受伤者垫付医疗费用。不过从新《交通安全法》第76条规定来看，如果是机动车已投保的，保险公司理当承担起先予垫付的责任；但是对没有投保的，则没有办法了。这可以说是立法的一个空白。为保护第三者的利益，只能由法律作规定。

（3）医院方面：

新《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五条规定：“医疗机构对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应当及时抢救，不得因抢救费用未及时支付而拖延救治”。这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但新交通法实施两个多月来，由于相关配套措施尚未完善，也碰到了新问题。目前，国内绝大多数地方至今还没有成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抢救伤员的费用暂由保险公司或医疗部门垫付。而据2004年6月22日的《羊城晚报》报道，广州多家大中型医院目前已因此垫支巨额抢救治疗费用，给其正常运作带来重大困难。“‘我们抢救伤者，使其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接下来一系列的康复治疗依然需要钱，这些钱谁来付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医院拒绝治疗是不是也犯法呢？’某医院急诊科郑主任同时提出了这一问题。”[23]据了解，新法规定“及时抢救”，但抢救的定义是什么，救治的程度如何界定，新法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要是规定医院要把伤者治愈出院，那医院根本没有办法负担。”郑主任如是说。

（4）司法程序方面：

在保险事故处理程序上的问题。在过去通常是根据公安机关处理事故的责任认定书及调解协议或法院的调、判文书来确定理赔金额的，即司法机关处理在前，保险赔付在后。而现在，根据新《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是保险公司赔付在前，司法机关处理在后。在实践中保险公司仍是按照原来的做法。我们不妨先看一下台湾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是如何立法规定的。该法第23条规定：“保险人于被保险汽车发生汽车交通事故时，依本法规定对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同时该法第33条规定：“因汽车交通事故死亡者，其受益人经提出证明文件，得在本法规定之保险金额二分之一范围内，请求保险人给付暂时性保险金，保险人应立即给付。前项汽车交通事故经鉴定结果，保险人所给付之暂时性保险金超过应给付之保险金时，保险人得就超过部分，向受益人请求返还。”因此通过设立一个保险人的暂付义务和暂时保险金的归还请求权就可以解决这样的问题了。

（5）交警处理方面

以往在处理交通事故时，交警部门有权扣留肇事车辆，也可要求肇事司机交纳医疗保证金。但现在交警部门依照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2004]98号文）的规定，不得再指令事故当事人预付受伤人员抢救医疗费，也不得收缴事故当事人的交通事故责任保证金，只能对交通事故现场作勘验、调查，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至于处理支付事故医疗费，他们只能发挥调解作用，许多问题令他们也力不从心。有时有些当事人事后一走了之，从此无踪迹，更是常有的事。实践中，一般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交警只有在通知医院抢救的同时，也通知承保的保险公司向医院支付抢救费用；没有参加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车辆肇事或肇事逃逸的，交警书面通知医疗部门进行救治，医院先记账。因此，在未来立法时，对这个问题也应当考虑到。

综上所述，要解决这些问题，目前来说还是希望国家能够尽快出台合理、完善的规定，促使二大制度尽快地运作起来。同时各部门也得加强沟通交流，互相协调、配合，共同处理好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共同促进中国法制的进步。当然，以上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意见，不对之处还望大家多多赐教。

参考文献：

[①]引自蔡荫恩著《商事法概要》三民书局印行中华民国六十年九月出版第403页。

[②]引自王书江主编《中国商法》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42页。

[③]参见蔡荫恩著《商事法概要》三民书局印行中华民国六十年九月出版第403页。

[④]引自同上第364页。

[⑤]参见冯大同主编《国际商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87~291页。

[⑥]引自《台湾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1996年7月12日）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⑦]引自孙积禄著《保险法论》第24页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1997年9月北京第1版。

[⑧]引自蔡荫恩著《商事法概要》第356页三民书局印行中华民国六十年九月出版。

[⑨]引自杨燕绥编著《社会保险法》第1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2000年4月第1版。

[⑩]引自庄昌银著《论我国道路交通事故归责及其责任保险》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11]引自毛玉光主编《保险损害赔偿》第8页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2003年3月第2次出版。

[12]同10。

[13]引自王书江主编《中国商法》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09页。

[14]引自强力著《金融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637页。

[15]刘丽张玮著《‘第三者强制责任险’正制订‘救命钱’仍遥遥无期》2004年8月5日南方日报。

[16]引自《台湾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1996年7月12日），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17]引自强力著>第658页法律出版社出版1997年10月版。

[18]记者刘江文《北京“新交法”获通过》载中国网（……cn）。

[19]刘丽张玮著《‘第三者强制责任险’正制订‘救命钱’仍遥遥无期》2004年8月5日南方日报。

[20]台湾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1996年7月12日），载中国民商法律网（）。

[21]引自记者孙金凤《交通安全关注-司机逃逸乐了保险公司？》2004年10月14日北京娱乐信报。

第三者范文篇3

笔者在本文中，首先从介入婚姻关系的“第三者”概念的由来谈起，分析讨论“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概念、认定原则界限及认定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等，以期望通过以上论述使读者看后，进一步界定清楚这一概念，从而力争法律能科学地解决和正确处理好我国“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问题，实现立法保护公民婚姻家庭的目的。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健全，我们的社会秩序才能保障大家共享幸福，才能把我们每个人的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我们民族的复兴和人类更加文明进步的事业中去。

关键词：第三者婚姻家庭通奸姘居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健全，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其中既有占主流的积极向上的新气象，如婚姻法倡导的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儿童老人合法权益等已为社会所普遍认同；也有一些不容忽视的消极现象，如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问题。因为随着公民个人权利意识和法律观念的增强，使人们重新认识家庭对于个人的价值，并对婚姻家庭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人们对于婚姻家庭不再满足于生活的相互扶助，更追求精神上的愉悦，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个人自由对家庭的解脱，这为第三者介入提供了生存空间。

近年来，所谓的“第三者”介入另一合法婚姻家庭，使该合法的婚姻关系受到破坏或妨害的案件逐渐增多，致使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遭受到很大的威胁，造成特别严重的破坏作用，据粗略统计，在人民法院判处的离婚案件中，以这类妨害婚姻关系为原因的占20%—30%。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看到或听到这样的案件，因此，笔者在此想分析讨论一下“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问题。依照人的思维最基本的方式，分析某一问题，首先须认清要分析的对象，对象未认清或认错，以后的分析肯定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故而，笔者认为在分析具体的“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问题之前，首先应该清楚“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概念和内涵。

一、介入婚姻关系的“第三者”的概念的由来

一提到“第三者”，人们马上就会把他与插足他人婚姻关系的通奸姘居者联系在一起。在当今中国，“第三者”的概念已被我国社会和法律赋予特定的含义，始于我国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刚刚实行改革开放，西方国家的性解放观念开始涌入我国社会生活，一些人置我国的婚姻家庭道德于不顾，肆意攻击他人家庭，与合法夫妻较量，通奸、姘居，直到于拆散他人家庭。民间就把这种人称之为“第三者”。

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召开全国第四次民事审判会议，最后形成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该意见与新的法规是不矛盾的，在现实仍有司法效力。它第一次在法规中明确规定了“第三者”的概念和“第三者介入”的概念。该意见第3条规定，因第三者介入而导致离婚纠纷，首先要分清是非责任，对有过错的一方和第三者介入或喜新厌旧而离婚的，处理财物时应照顾无过错一方和子女利益。直到现在，各级人民法院处理通奸姘居侵害他人婚姻家庭的行为，均是照此办理的。在此前后，在法规上即很少见到以其他含义使用“第三者”的概念。①

实际上，在学术界也存在对如何认定“第三者”有争议，但并未见明确对“第三者”的概念本身提出疑义的。有人建议将“第三者介入”的概念改为通奸姘居，但并未取得各界人士的公认。诚然，“第三者介入”行为，必须是通奸姘居的行为，而不是一般的婚外恋，但在司法实践中并不主张把所有的通奸都认为是“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②因此，“第三者”的概念在法律上，似乎已经特定化了。

二、正确认识“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概念

“第三者”一词是从行为主体的角度来说的；“第三者介入”是从行为本身来讲；“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一词中所说的“婚姻家庭”代表的是某种婚姻家庭权利和义务，而非一般社会意义上的纯粹没有纳入法律保护范围的一些婚姻家庭行为或事务。③

“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是指明知对方有配偶，而与其发生不正当的男女性关系，从而故意导致他人夫妻感情破裂，希望与之成为合法配偶的行为。

由此可见，“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是一种具有特定主体、特定主观故意和特定客观后果的侵权行为。这三个要件缺少任何一个，就不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首先，从主体来看，介入他人婚姻家庭的第三者，可能是有配偶者，也可能是未婚者，但被介入者，一定是合法配偶关系的人。介入恋爱或未婚同居者的性关系，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第三者。只能称之为三角恋爱关系。其次，从特定主观故意分析，“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行为一定要有拆散他人合法配偶或希望与之一方成为合法配偶的目的。由于没有拆散他人合法配偶关系的目的，所以，不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一般的通奸，如果并不希望与之成为合法配偶，也不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最后，从特定客观后果分析，“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一定是第三者实际实施了在上述目的支配下的性行为，实际发生了两性关系。只是在内心里羡慕某人，企图拆散他人合法配偶关系或希望与之一方成为合法配偶，不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目前，从司法部门的司法实践和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来看，“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概念也已被公认。

笔者认为从概念上分析，要认定“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就必须是与有配偶的人发生性行为。

一般的婚外恋，如果仅仅是精神恋爱，并未发生两性关系，通常不应认定为“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因为一方面由于是精神恋爱，并未发生两性关系，是很难认定的，法律总不能以思想作为调整对象。另一方面，精神恋爱，并未发生两性关系的婚外恋，可能是行使婚姻自由权必经的阶段。这也就是说，法律并非主张婚姻关系“从一而终”。如果已婚者经过婚姻家庭生活的实际相处，发现夫妻双方无法真正摩合，夫妻感情无法真正建立起来或原有的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夫妻双方都有权寻求离婚再结良缘。在没有离婚前，进行重新选择的考虑，是应当允许的，只要不实际实施背叛夫妻忠实的行为，不与他人发生只有夫妻才能实施的性行为。对精神恋爱，并未发生两性关系的婚外恋，不能认定为“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最极端的例子就是目前较时髦的“网恋”，这种行为，完全是虚拟的，可能对方完全是个同性冒充的。法律总不能把双方从未面对面说过一句话的精神恋爱也当成介入了婚姻家庭。否则，单相思的对象在根本不知情的情况下也要负法律责任了。“第三者”的范围就太宽了，甚至人人皆可能是“第三者”了，因为正常的异性都可能被人爱。

另外，从概念上来看，要认定“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还必须具备在主观故意方面，“第三者介入”的行为一定要有拆散他人合法配偶关系或希望与之一方成为合法配偶的目的。如果仅仅希望与之一方成为合法配偶，好象并不必然要拆散他人合法配偶关系，也就不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行为。但是，上述的概念已经限定，前提是第三者明知对方有配偶，而希望与之与成为合法配偶的行为。那么，要与这种对象称为合法配偶就必须是拆散原来的合法配偶，否则，就是希望当重婚者或“二奶”作妾，而重婚或“二奶”作妾，也是我国新《婚姻法》第3条明确禁止的行为，即“……禁止重婚……”，④因此，理所当然属于介入他人婚姻家庭的行为。以此分析，如果者只是为了钱，并没有拆散他人合法配偶关系的目的，就不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当然，如果有拆散他人合法配偶关系目的的，也应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如上所述，我们还可以认为，如果通奸行为人不希望与有配偶者成为合法配偶，也不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

同时，“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概念向我们表明，“第三者”介入的对象一定是合法的婚姻家庭。换句话说，如果希望介入的是违法的婚姻关系，其对象不是合法的配偶，也是不能构成“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比如说，与无效婚姻的当事人发生两性关系，与一般同居关系的当事人或同性恋者发生两性关系，都不能认定为“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

三、正确把握认定“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原则界限

（一）、“第三者介入”的行为通常是指通奸、姘居

通奸是指有配偶的男女与他人秘密、自愿发生两性关系的行为。笔者认为对于多数夫妻而言，性生活的忠诚是婚姻存续期间至关重要的因素，并构成婚姻的生命基础。而通奸行为完全可能毁灭婚姻。它是与一夫一妻制不相容的，对婚姻家庭的稳定和睦、社会安定以及道德风尚等存在严重的消极影响，应受道德谴责和法律禁止。

姘居是指有配偶的男女与他人公开共同居住生活并发生两性关系的行为。⑤姘居是一种严重侵害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目前社会上的养“小蜜”、包“二奶”就属于姘居行为。

姘居与通奸有着明显不同。姘居是一种同居生活，并具有一定的公开性，而通奸不存在共同生活，并且具有隐蔽性。由此可见，姘居显然比通奸更严重地破坏他人婚姻家庭。所以新婚姻法明确规定制裁姘居行为，而未明确规定处置通奸行为。《婚姻法》第4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⑥从现实司法实践来看，审判人员把最高人民法院规定的“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行为，也主要确定为通奸、姘居两种。

（二）、姘居行为原则上都应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

姘居一词本身限定了一定是“共同居住”在一起的，也就是新《婚姻法》规定的，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同居”的行为。如果姘居双方以长久或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在其他国家就把它当作事实婚姻，在我国可能构成事实重婚。

实际生活中有这么一个案例：刘某，系一名私企老板，经常在外跑生意，因此与妻子不能经常在一起生活。其妻王某因耐不住一人生活的寂寞，与本市张某有了性行为。因刘某经常不在家，于是王某决定搬与张某同住，而不顾社会道德的谴责，公开与张某以夫妻名义生活在一起，当刘某回家后，发现了此事，而其妻王某也不避让。刘某一气之下将王张二人诉之法庭。最后，法院不是以“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而是以重婚罪处罚。⑦

可见，姘居是一种严重侵害配偶权的行为。配偶权限是法律赋予的合法婚姻关系中的夫妻，基于夫妻身份而应当享有的配偶身份权利。它是一种权利的集合，内含各种派生权利，例如夫妻同居权，夫妻忠实请求权（贞操权），住所决定权，相互扶助权，生活事务权和共同生育权等。这些权利相互支持，相互制约，构成一个有机的权利体系，某一权利的失落或受到侵犯，必将影响其他权利的存在，进而影响夫妻感情生活的各个方面及婚姻关系的质量。⑧

（三）、“关系暧昧”通常不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

“关系暧昧”确实是一种妨害婚姻家庭的行为，但还未达到“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程度。笔者认为，对这种“关系暧昧”的情况，可以进行批评教育，不应该以“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对待，不应采取组织处分的办法。因为“关系暧昧”本身处于一种当事人也无法说清楚的状况。审判实践中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双方发生过两性关系，认定为“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容易导致冤假错案。但有证据确凿证明双方超出了一般道德规范，比如有双方拥抱接吻的照片。然而，仅仅是拥抱接吻，不能认定违法，因为没有法律规定只有夫妻之间才可以拥抱接吻。否则，电影电视演员的拥抱接吻都要认定为违法行为了。

另外，对于一些模棱两可的证据，应认定为一般的“关系暧昧”，不能轻易以“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对待。例如，能够证明双方在深夜单独居住在一起，而没有其他可以证明双方发生过两性关系的证据，当事人又拒不承认的，只能作为“关系暧昧”。

（四）、不希望结婚的通奸一般不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

通奸一般都是秘密的，不一定必然妨害他人家庭。特别是在通奸双方都不希望结为夫妻的情况下通奸，妨害家庭的可能性更小。这些人一般都惧怕社会舆论，不敢让其他人或配偶知晓。一旦公开，反而会对婚姻家庭造成更大的破坏作用。如果当事人希望公开或直接向配偶讲明，往往是希望拆散家庭的。所以，区分这种行为是否妨害家庭并不是十分困难。偶尔不慎被捉，只要影响面不大，对家庭的妨碍是可以消除的。所以，笔者认为不能一概把所有的通奸都作为“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对待。一方面应当严厉批评这种违背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如果夫妻感情尚好，还是应当调解和好的工作，有时，闹开后，对无过错方并不是一种保护，对无过错方的利益可能是一种更大的伤害。当然，如果无过错方实在不能容忍，再加上其他因素，也可能发生夫妻感情破裂的结果。这时，无过错有提起离婚的权利。是否给予损害赔偿，则要视情节严重与否而定。

（五）、第三人被骗姘居不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

在司法实践中，如果无过错配偶控告，有确凿证据证明，其配偶确实与他人姘居，最后还要调查清楚“第三者”是否明知故犯，还是受骗上当。如果第三人是受骗上当，根本不知道与之同居者是有配偶的人，则不能以“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处理。就像上当受骗与有配偶的人结婚不构成重婚罪一样。

尽管“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要求必须是故意才能构成，但其他财产关系的处理原则上是一般过失即须承担责任的。从新《婚姻法》第十二条关于重婚引起婚姻无效的财产关系的处理原则的规定来看，无论重婚的第三人是否故意，都“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在处理通奸、姘居的行为时也应当如此。所以，即使姘居的第三人是上当受骗的，基于这种关系签订的财产协议，原则上仍然是无效的。

笔者认为在实际处理这种上当受骗的第三人时，不能以“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对待，也就不能采取其他的组织处罚措施，而应更多地制裁欺骗者。并且，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解除非法同居关系的有关规定处理其他善后工作，注意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四、认定“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应注意的问题

（一）、是否所有的通奸都不属于法定的妨害家庭过错

笔者认为结论当然是否定的。应该说，所有的通奸对婚姻家庭或多或少地都有伤害，只不过程度不同。通奸毕竟是背叛夫妻感情的行为。如果通奸者根本不顾及夫妻感情和家庭，甚至故意以此侮辱配偶，则有明显拆散家庭的用意。毫无疑问，应当作为“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对待。应采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作为“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制裁措施，以消除第三者介入对婚姻家庭的破坏作用。

认定通奸情节严重与否，要根据通奸者是否有拆散重组家庭的故意，所采用的手段、通奸的场合（比如像最高人民法院批复中列举的案例中所说的在公共厕所通奸，在办公室通奸，在公共场所的公园通奸等）、后果（如通奸生育）、引起通奸的原因等进行分析。例如，夫妻一方虐待对方、遗弃对方、性无能，他方不希望拆散家庭，为生理需要偶尔秘密通奸。所以，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没有将通奸行为和姘居一道列入离婚过错赔偿的明确规定中。诚然，这并不等于说情节不严重就不属于一种一般的过错行为，或就没有对夫妻忠实背叛。

新《婚姻法》没有明确将通奸行为列入离婚过错赔偿和可以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法定范围，但也没有明确否定，或确定完全不能请求损害赔偿，或者也不能因此提起离婚。新《婚姻法》第4条的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由此看来，⑨至少通奸属于未履行“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的义务的行为。否则，法律就没有必要在规定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条文之后，再规定夫妻忠实义务。所以，情节严重的通奸，应认定为“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视为有过错，可以因此提起离婚，并在分割夫妻财产时照顾无过错方的利益。

（二）、妻妾和睦相处是否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

有人认为，如果第三人没有拆散他人合法配偶关系的目的，没有破坏他人婚姻家庭的故意，所以就不属于“第三者介入”。笔者觉得这种观念比较片面。如果照此推论，妻妾和睦相处，就不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所以，在“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概念中强调，有与通奸、姘居者与之结婚的目的的，也应当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行为，应当给这种第三者同样的处罚。不能放纵这种违法行为。不能因为妻妾和睦相处，好像没有违背“夫妻互相忠实”，就不再“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

（三）、离婚后继续与原夫妻藕断丝连是否属于“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

笔者认为，如果离婚后继续与原夫妻藕断丝连，并非以拆散他人新的合法配偶关系或与之重新结婚为目的而发生两性关系，是不构成“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只能以一般的通奸关系对待。不过，如果离婚后不是继续与原夫妻藕断丝连，而是进一步发展到姘居，出现妻妾和睦相处或试图“鱼与熊掌兼得”，仍应以“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处理，并予以必要的制裁。

（四）、婚姻无效或可撤销时如何认定“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

在现实生活中，当遇到婚姻无效的情形时，仍有可能牵扯到“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问题。一是无效婚姻的当事人又与其他人结婚，是以重婚论处，还是以一般的“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处理的问题。二是无效婚姻的当事人只是以通奸、姘居的方式介入他人合法婚姻如何处理的问题。三是他人介入无效的婚姻，能否以“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对待的问题。

鉴于以上问题，笔者建议弥补新《婚姻法》关于婚姻无效的漏洞。因为婚姻无效或可撤销的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处置。《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⑩既不必宣告即为自始无效。这样一来，许多领了结婚证的无效婚姻，也不必再去申请宣告无效，即可以合法再与其他人结婚。到时候一人有两个结婚证就是合法的，因为不用宣告他的前一个结婚证就是无效的，从理论上讲是这样的，但在司法实践中就会发生，一些当事人对其他人表明他的前一个结婚证因为是近亲结婚，是无效的，可以合法再行结婚，所以又与另一个男女结婚登记为合法夫妻。而事实上他仍然与原无效婚的配偶同时同居，合法重婚的事情就发生了。如果法院追究其重婚罪，他可以前婚不用宣告即自始无效为借口，否认其有双重婚姻关系。所以，今后执法应当明确规定，已领取结婚证的无效婚姻当事人必须在交回结婚证之后，才能与其他人结婚。在目前没有这种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也应当这样处理。对没有交回结婚证又与他人结婚登记的，如果已不再与原无效婚姻的同居者保持同居关系，又与合法登记的夫妻同居的，可以要求他交回结婚证。如果同时与原无效婚姻的同居者保持同居关系，又与合法登记的夫妻同居的，可以重婚罪处罚。

无效婚姻因为不受法律保护，如果发生第三人介入的事情，也就不能以“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处理。对无效婚姻的当事人只是以通奸、姘居的方式介入他人的合法婚姻的，仍以一般的“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处理的原则界限处置。

婚姻家庭是社会的基石，它调控人们的社会关系及行动，是达到社会稳定与繁荣的有效手段，“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严重破坏社会主义一夫一妻制，会给家庭子女带来不良影响和毒害，助长青少年犯罪，严重影响正常的生产、科研、生活秩序，污染社会风气，其行为容易导致谋杀、自杀以及虐待、遗弃、伤害、放火等严重刑事案件的发生。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造成了我国人民传统的贞洁观性心理和一向重视婚姻家庭关系稳定的心态。如果通奸、姘居现象得不到有效的遏制，一些以“性解放”、“性自由”为旗帜的婚外性行为，极有可能会在我国蔓延，这些行为所引发的对家庭的稳定、社会的繁荣，对社会道德所产生的严重冲击力不可忽视。因此本人希望通过讨论如何认定“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力争法律能科学地解决和正确处理好我国的“第三者介入婚姻家庭”的问题，实现立法保护公民婚姻家庭的目的。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会健全，我们的社会秩序才能保障大家共享幸福，才能把我们每个人的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我们民族的复兴和人类更加文明进步的事业中去。

注释

①、见杨遂全主编：《第三人侵害婚姻家庭的认定与处理》，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9页。

②、见刘家琛主编：《婚姻法知识例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9页。

③、见林嘉主编：《以案说法：婚姻家庭继承法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7页。

④、新《婚姻法》第3条

⑤、见杨遂全主编：《第三人侵害婚姻家庭的认定与处理》，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版，第25页。

⑥、新《婚姻法》第46条

⑦、《中国普法网》

⑧、见蒋月主编：《夫妻间的权利义务》，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第74页。

⑨、新《婚姻法》第4条

⑩、新《婚姻法》第12条

参考文献资料

1、杨遂全主编：《第三人侵害婚姻家庭的认定与处理》，法律出版社2001年7月版

2、蒋月主编：《夫妻间的权利义务》，法律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

3、林嘉主编：《以案说法：婚姻家庭继承法篇》，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刘家琛主编：《婚姻法知识例解》，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三者范文篇4

虽然《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规定了保险公司拒保时保险管理部门的处罚措施，但这是不够的。笔者认为，应当规定保险公司没有正当理由而拒绝承保时，视为保险合同已经成立，从而保护投保人，尤其是受害人的正当利益。

立法应当尊重国情。可中国的国情是怎样的呢？我国农业人口比重依然为60%以上，大大高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10%以下；我国汽车保有量仅占世界汽车保有量的1.1%，可道路交通事故的死亡人数却占世界交通故死亡人数的17%，万车死亡率是美国的35倍，日本的22倍；我国各类机动车中，80%以上是摩托车、农用车和拖拉机，而大部分国家中汽车为绝大多数。

在“小病不治，大病等死”的落后农村地区，让农民承担成百上千的第三者责任保险费用不仅违背他们的意愿，而且也是超出了他们的承担能力。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目前投保的机动车约2000万辆左右（其中投保第三者责任险的仅为40%左右），汽车的投保率大约在70%左右，而摩托车、农用车、拖拉机几乎处于脱保状态。因此，如果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的机动车强制投保，则将会有1亿辆以上的机动车主将会受到影响，其中绝大部分为收入水平低下的农民。

笔者认为，对于主要用于田间作业和农业生产资料、农产品运输的大量农用车、拖拉机来说，其并不具有强制责任保险原理要求的普遍危险性特征。因此，应当将这一部分机动车从强制保险的名单中排除出去。此外，对于数量庞大的摩托车而言，也应当实事求是，分阶段分地域逐步推行强制保险。即使是在人均收入水平比较高的我国台湾地区，也是先强制汽车投保，稍后才将机车纳入强制投保的范围。即使如此，强制保险两三年后，仍有近1/3的车辆漏保。

机动车强制保险的根本目的在于给道路事故中的受害人提供及时、必要的保障，因此，贯彻“无盈无亏”原则是必然的选择。因为强制投保是对投保人财产权的限制，这种限制应当符合宪法的比例原则。如果一方面强制保险，另一方面仍然按照高利润甚至暴利的旧模式运营，则不仅有剥夺财产之嫌，而且与“保障受害人”的立法意旨背离。此外，只有大大降低保险费率，才能够与投保人的投保能力相契合，才会有高投保率的出现。

强制保险的惟一目的是为了给受害人提供及时、有效的基本保障，如果受害人没有向保险公司直接请求赔偿的权利，则不仅与及时保护受害人的立法目的相违，而且也将大大增加索赔的成本。这一点不仅《道路交通安全法》没有规定，《征求意见稿》也未明确，因此，为了以后法律适用的便利和事故受害人的保护，应当明确规定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请求权。

第三者范文篇5

一、案情简介

1999年12月，湖南省化工轻工总公司塑料分公司（简称化轻塑料公司）向常德某保险公司（简称保险公司）投保水路货物运输险，保险标的为聚乙烯，保险价值和保险金额均为34万余元，保险责任起讫期为南京港至长沙港。保险合同生效后第7天，载运保险标的的船舶（属湖南省南县航运公司所有）在长江武汉水域与安徽省宣洲市轮船运输公司的一艘油轮相撞，造成载运保险标的的船舶沉入江中，船上人员两死一伤和货物全部倾覆江中受损的重大事故。事故发生后，武汉港监部门作出责任认定书，认定安徽省宣洲市轮船运输公司应负事故主要责任，并当即扣押了价值80万元的油轮及船上价值200余万元的燃油。化轻塑料公司向保险公司报案后，保险公司组织了现场查勘。但在港监部门对事故的处理过程中，化轻塑料公司、湖南省南县航运公司、安徽省宣洲市轮船运输公司却回避保险公司，在港监部门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书，安徽省宣洲市轮船运输公司仅赔偿湖南省南县航运公司人员伤亡和船舶损失10万余元，对造成的货损未作处理。此后，安徽省宣洲市轮船运输公司支付了调解协议书确定的赔款，船舶及船上货物均被港监部门放行。此后，化轻塑料公司多次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金，由于保险公司只同意赔偿部分损失，双方未能达成理赔协议。1999年4月，化轻塑料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本案审理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为有效合同，且本案事故属保险责任事故，判决保险公司承担全部货物损失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未提起上诉，而是向检察院提出申诉，由检察院提起抗诉，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在审判监督程序中，一审、二审均判决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驳回了化轻塑料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中，一审及审判监督程序中的一、二审人民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基本一致，唯一不同的是在法律适用上，审判监督程序中，人民法院适用了《保险法》第46条第1款：即“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的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三、本案分析

财产保险实践中，保险标的损失是由第三者的责任造成的情形较为普遍。为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各国保险立法均规定，被保险人既可以直接向第三者索赔，也可以直接向保险人索赔。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转移给保险人，由保险人向第三者主张损害赔偿权。这就是保险立法上的代位求偿制度。

保险代位求偿制度产生的法律依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财产保险的补偿原则，即被保险人通过投保获得的经济补偿，不应当超过保险财产的实际损失。如果在由第三者的责任致保险财产损失的情形下，既允许被保险人从保险人那里获得保险金赔偿，又允许被保险人从第三者那里获得赔偿，那么，被保险人的所得就会超过保险利益。因此，当保险人给予被保险人保险赔偿金后，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权益就应当转让给保险人。二是民法的公平原则，即第三者的责任致保险财产损失后，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在第三者的责任致保险财产损失的情形下，因为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赔偿，而使第三者免除民事赔偿责任，则会使保险法律制度成为违法行为人逃避民事法律追究的借口。这不仅对保险人是不公平的，更是法律的不公平。因此，当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保险人享有向第三者主张赔偿的权利。

虽然保险法律赋予被保险人在第三者致保险财产损失的情形下，具有选择赔偿主体的权利，但在实践中，被保险人往往考虑到保险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一般优于第三者，且保险理赔在程序上一般较向第三者索赔简易等因素，大都选择向保险人提出保险赔偿。一些被保险人认为，这种选择权对被保险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保险金赔偿要求，保险人应无条件地给予赔偿。因此，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实现不仅成为保险人的一项重要实务，也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经常发生的保险合同争议。

实际上《保险法》在赋予被保险人在第三者致保险财产损失的情形下有权选择赔偿主体的同时，为了维护法律的公平，对被保险人是作了限制性规范的。这些限制性规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保险事故的发生，第三者负有赔偿责任。按现行民法学对民事责任的划分，民事赔偿责任的产生分为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两种。比如在本案中，湖南省南县航运公司承运被保险人的货物，双方形成了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湖南省南县航运公司未能履行按期、安全地将货物运送到目的地的义务，显然已经构成违约；而安徽省宣洲市轮船运输公司违反安全操作规程，致运输中的货物全部损失，则是一种侵权行为，湖南省南县航运公司和安徽省宣洲市轮船运输公司依法都负有对被保险人赔偿的责任。二是保险人已赔偿保险金。这是因为，保险人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律依据，实质上是债务转移的法律制度。而债是特定的当事人之间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产生的是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两种法律关系之间的债没有关联。保险人只有在依据保险合同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才能成为新的债权人，才能主张享有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代位追偿权利。因此，《保险法》第45条第1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第二，被保险人不得放弃对第三者的请求赔偿权利。《保险法》第46条对被保险人放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权利的法律后果，以保险人是否已赔偿保险金作为依据规定了两种：一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二是在保险人已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放弃行为无效。

第三者范文篇6

关键词：保险；代位求偿：公平

一、引言

代位求偿权是指保险人享有的、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造成保险标的损害而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人的求偿权。我国2009年修改颁布的《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代位求偿权适用于财产保险业务，目的是避免被保险人因保险额外获利。

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它作为民商法代位权制度与保险理赔制度相结合的产物，目前已经被各国的保险立法普遍确认。本文从代位求偿原则的定义、法理基础人手，探讨了保险人、被保险人以及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者在运用代位求偿原则时遇到的困扰，并因此对代位求偿的公平性提出了质疑。得出的结论是：代位求偿原则只有在降低了精算费率的特定险种中运用时才显示其公平性。

二、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理依据

(一)损失补偿说

传统教科书都认为代位求偿原则是损失补偿原则的应用，它的提出是为了防止被保险人不当得利，减少道德风险。蔡弈在《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限制》一文中谈到，“代位”一词，源于拉丁语subrogate，原意为“使一人处在另一人的位置上”。当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且该损失又是由第三者行为造成时，按照民法和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人此时既可以向第三者提出损失赔偿请求，又可以依据其与保险人订立的保险合同向保险人提出索赔。但被保险人的损失是既定的，为防止其双重得利，同时也为避免有责任的第三者因保险人赔付被保险人的损失而逃脱其应负的法律责任，《保险法》确认了保险代位求偿权这种债权转移制度，将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转移给保险人。

英国学者约翰·T·斯蒂尔认为可以把补偿视为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在被保险人遭到损失后，保险人对其进行补偿，以使其恢复到损失前所处的的经济状况。我国学者朱有彬认为，财产保险的最终目的是使被保险人受损时能够得到补偿，因此补偿原则是财产保险中最为明显的一项原则。

(二)社会公平说

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公平原则的一个体现就是民事主体在权利、义务与责任的承担上，要实现公平与平等。对于第三人行为导致的保险事故，如果没有保险代位追偿制度，被保险人很有可能在得到保险赔偿之后放弃追究侵权行为人的责任。这显然是违反公平原则的，任何人对他人财产或人身造成损害，都应为自己的致害行为承担责任，否则就不能体现公平。同时，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通过使侵权行为人付出一定的道德成本和经济成本，也能对其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使他们“收敛其有害行为”，而且在今后“更加小心谨慎并因此防止致害他人”。

如果只要受损害方财产投了保险则致害第三人可以不用对其损害进行赔偿，会诱发非常严重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导致保险成为渔利工具，同样有悖于保险的初衷。因此，代位求偿制的实施体现了社会公平的原则。

(三)通过降低费率来保护被保险人利益说

如果每一个保险事故的发生都导致保险人承担给付义务，必然会影响保险人的利益，影响保险人的偿付能力。而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可以使有过失责任的第三者原因导致的保险标的的损失，在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的规定先行赔付后，代替被保险人向有责任的第三者追偿。这样既避免了投保人因保险额外获利，也降低了保险人保险赔付的总金额，从而降低保险费率。保险费率一旦降低，社会上广大投保人的负担也因此而减轻了。

三、对代位求偿权公平性的质疑

(一)被保险人有没有获得不当得利

根据《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即不当得利就是没有法律上或合同上的依据，使他人受损而自己取得的利益。根据此定义，将被保险人获得的双重利益定义为不当得利显然是不合适的。

对于被保险人获得的双重利益：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是投保人为自己设置了多重民事法律关系，履行了多重法定义务的对等补偿。在保险代位的当事人：保险人、被保险人及第三人之中，被保险人是基于保险合同的约定取得对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而对于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则是源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这两个请求权的产生均有明确合法的依据，显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要件。

(二)代位求偿权能不能预防道德风险

从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对象来看：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行使代位求偿权，除非该保险事故是由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故意造成的。所以，如果不诚实的被保险人与第三者串通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且事故责任由第三者负责，而此处的第三者不是家庭成员，所以执行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一旦向第三者索赔，则必然使第三者受损，即便保险公司的赔款足够弥补被保险人的损失，也不会给第三者带来额外好处。所以，第三者一般不会与被保险人串通而制造保险事故。另外，投保人在付出保费的同时，也获得了赔偿期待权，尽管保费远远小于保险金额，但由于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而且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一般不大于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所以投保人也没有足够的动机为了取得保险赔偿而故意毁损保险标的。

从以上两个角度来分析，保险代位求偿制度对于预防道德风险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三)保险人会不会因为代位求偿制度而降低保险费率

从理论上讲，保险人因为代位求偿制度而降低保险费率是有可能的。但是由于我国的保险大多数是商业保险，因此即便代位求偿制度可以减少保险人的赔付，但这种补偿往往不会反映在保险费率的厘定中，而是用于提高股东的红利，这是由保险的商业性质所决定的。在一些险种中，代位权获偿额与保险人支付的保险金相比较是最小量的。根据詹姆斯一迈耶估算的1992年美国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获偿额占全部保险赔付的百分比为：海上保险占14.15％，机动车辆保险占8.56％，户主权益保险占0.8％，火灾保险占0.68％，平均获偿的百分比是2.96％。也就是说，因为代位求偿权而获得的补偿占保险人的总赔付比例很低，很难说代位权的存在能够对保险费率产生边际影响。

所以，如果没有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费率精算的有效规范和监管，通过代位求偿来降低保险费率纯属于一厢情愿的事情。

(四)代位求偿权有没有避免使第三者逍遥法外

根据前面代位求偿权的法理分析可知，部分学者认为代位求偿权能够使第三者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有利于社会公平。笔者认为这一点上更多的是主观臆断，理由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

一是保险人在理赔前，通常会要求被保险人先对第三人责任方进行索赔。除非第三者肇事逃逸或者没有经济能力进行赔偿，否则保险人不会接受赔付。如果被保险人向第三者就民事责任索赔顺利时，自然可以避免第三者逍遥法外，不用代位求偿的介入。如果第三者肇事逃逸，则通过公安机关立案后，也会绳之以法。如果是第三者经济能力有限，法院会根据其经济能力先进行部份赔偿，但是债务依然是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代位求偿权在避免第三者获得额外利益时并没有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

二是由于保险人收取保险费，建立强大的保险基金，更加有能力进行赔付。与被保险人相比，保险人的资金实力相对雄厚，巨大的诉讼成本导致尽管赋予其代位求偿权而并不能使其较被保险人有更大的积极性去追究第三者的损失赔偿责任。

(五)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有没有违背权利自由行使原则

根据民法的权利自由行使原则，任何民事权利主体均可以在不危害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自由决定是否行使以及如何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对于被保险人而言。权利自由行使原则即意味着：当其对于保险人的保险请求权与对于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重合时，其应当享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以保障自己的损失得以充分的弥补。因此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既可以请求第三者赔偿，也可以请求保险人赔偿；还可以在第三人的赔偿不足时，请求保险人予以弥补；又可以在保险人补偿不足时，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而代位求偿制度却剥夺了被保险人这种选择的自由，以法律的形式强迫被保险人在向保险人行使了保险金给付请求权以后，仍需将对于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交予保险人代位，而不论其是否愿意。

(六)保险代位追偿权有没有造成保险人的不当得利

保险人支付保险金与被保险人交纳保险费互为对价，是保险合同的内部关系，而被保险人与第三者的损害赔偿关系则是保险合同之外的关系。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赔付保险金只是履行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义务，而不是“替代”第三人履行义务，保险人并没有支付新的对价去取得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其对于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是凭空获得的，并没有任何合法的依据(除《保险法》的规定之外)。如果赋予了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使其收回了全部或部分赔付的保险金，那么从他收受保险费却没有相对应的风险来说，他获得了意外收益。

四、结语

第三者范文篇7

关键词：保险；代位求偿：公平

一、引言

二、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理依据

(一)损失补偿说

(二)社会公平说

(三)通过降低费率来保护被保险人利益说

三、对代位求偿权公平性的质疑

(一)被保险人有没有获得不当得利

(二)代位求偿权能不能预防道德风险

从以上两个角度来分析，保险代位求偿制度对于预防道德风险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三)保险人会不会因为代位求偿制度而降低保险费率

所以，如果没有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费率精算的有效规范和监管，通过代位求偿来降低保险费率纯属于一厢情愿的事情。

(四)代位求偿权有没有避免使第三者逍遥法外

(五)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有没有违背权利自由行使原则

(六)保险代位追偿权有没有造成保险人的不当得利

四、结语

第三者范文篇8

关键词：保险；代位求偿：公平

一、引言

二、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理依据

(一)损失补偿说

(二)社会公平说

(三)通过降低费率来保护被保险人利益说

三、对代位求偿权公平性的质疑

(一)被保险人有没有获得不当得利

(二)代位求偿权能不能预防道德风险

从以上两个角度来分析，保险代位求偿制度对于预防道德风险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三)保险人会不会因为代位求偿制度而降低保险费率

所以，如果没有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费率精算的有效规范和监管，通过代位求偿来降低保险费率纯属于一厢情愿的事情。

(四)代位求偿权有没有避免使第三者逍遥法外

(五)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有没有违背权利自由行使原则

(六)保险代位追偿权有没有造成保险人的不当得利

四、结语

第三者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法律责任民事责任特点

美国的证券市场是比较完善的，素有“成熟的市场”、“百年老店”之称，其信息披露规则、市场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都是较为健全的和有效的，人们的投资理念也是很成熟的其完善及发达是与管理当局重视注册会计师行业在证券市场的重要作用是分不开的。美国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主要有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两种。鉴于我国注册会计师对第三者的民事责任皿待完善，故本文主要是介绍美国注册会计师的民事责任，以期对我国有所借鉴。

美国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主要源自习惯法和成文法:下面主要分别介绍习惯法和成文法下注册会计师对第三者的法律责任

一、习惯法下注册会计师对于第三者的民事责任

(一)注册会计师对受益第三者的民事责任

所谓受益第三者是指各方所签订合同(业务约定书)中所指明的人，此人既非要约人，又非承诺人。例如，注册会计师知道被审计单位委托他对会计报表进行审计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某家银行的贷款，那么这家银行就是受益第三者。

委托单位之所以能够取得由于注册会计师普通过失所造成损失的赔偿的权利，源自习惯法下有关合同的判例。受益第三者同样地具有委托单位和会计师事务所所订合同中的权利，因而也享有同等的追索权。也就是说，如果注册会计师的过失〔包括普通过失)给依赖审定会计报表的受益第三者造成了损失.受益第三者也可以指控注册会计师具有过失而向法院提起诉讼，追回遭受的损失。

(二)注册会计师对其他第三者的民事责任

委托单位和受益第三者对注册会计师的过失具有损失赔偿的追索权，这是因为它们具有和会计师事务所所订合同中的各项权利那么其他许多依赖审定会计报表却无合同中特定权利的第三者是否也有追索权呢?也就是说，注册会计师对于其他第三者是否也负有责任呢?这在习惯法下和成文法下有些不同首先看一下习惯法下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1931年美国厄特马斯公司对杜罗斯会计师事务所一案，是关于注册会计师对于第三者责任的一个划时代的案例，它确立了‘厄特马斯主义”的传统做法。在这个案件中，被告杜罗斯会计师事务所对一家经营橡胶进口和销售的公司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但其后不久这家公司宣告破产。厄特马斯公司是这家公司的应收账款商(企业将应收账款直接卖给商以期迅速获得现金)，根据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意见曾给予了该公司几次贷款。厄特马斯公司以未能查出应收账款中有70万美元欺诈为由，指控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过失。纽约上诉法庭(即纽约州最高法院)的判定意见是犯有普通过失的注册会计师不对未曾指明的第三者负责;但同时法庭也认为，如果注册会计师犯有重大过失或欺诈行为，则应当对未指明的第三者负责。

可见，注册会计师对于未指明的第三者是否负有责任，厄特马斯主义的关键在于要看注册会计师过失程度的大小一普通过失不负有责任，而重大过失和欺诈则应当负有责任但是自世纪年代以来，许多法院扩大了厄特马斯主义的含义，判定具有普通过失的注册会计师对可合理预期的第三者负有责任所谓可合理预期的第三者.是指注册会计师在正常情况下能够预见到将要依赖会计报表的人。例如资产负债表日有大额未归还的银行贷款，那么银行就是可合理预期的第三者在美国，目前关于习惯法下注册会计师对于第三者的责任仍然处于不确定状态，一些司法权威仍然承认厄特马斯主义的优先地位，认为具有重大过失和欺诈的注册会计师才对第三者负有责任;但同时也有些州的法院坚持认为.具有普通过失的注册会计师对可以合理预期的第三者也有责任:

习惯法下注册会计师对于第三者的责任案中，举证的责任也在原告，即当原告(第三者)提起诉讼时，他必须向法院证明:(1)他本身受到了损失;(2)他依赖了令人误解的已审会计报表;(3)这种依赖是他受到损失的直接原因;(4)注册会计师具有某种程度的过失;作为被告的注册会计师仍处于反驳原告所做指控的地位。

二、成文法下注册会计师对第三者的民事责任

在美国，涉及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成文法主要有‘、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当受害第三者指控注册会计师时，首先应当选择其指控是根据习惯法，还是根据成文澎如果有适用的法律的话)提出的。由于联邦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允许集团诉讼(即某一类人，如全体股东作为原告)，并要求注册会计师应按照严格的标准行事，因此大多数指控注册会计师的公开发行公司的股东或债券持有人，大多都根据联邦成文法提出的。

一残1933年证券法中关于注册会计师对第三者民事责任的有关规定《1933年证券法芬规定:凡是公开发行证券(包括股票和债券)的公司，必须向证券交易委员会呈送登记表，其中包括由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的会计报表。如果登记表中有重大的误述或遗漏事项，那么呈送登记表的公司和它的注册会计师对于证券的原始购买人负有责任，注册会计师仅对登记表中经他审核和报告的误述或遗漏负责。

1933年证券法飞对注册会计师的要求颇为严格，表现在:其一是只要注册会计师具有普通过失，就对第三者负有责任;其二是将不少举证责任由原告转往被告，原告(证券购买人)仅须证明他遭受了损失以及登记表是令人误解的，而不需证明他依赖了登记表或注册会计师具有过失。这方面的举证责任转往被告〔注册会计师)但1933年证券法将有追索权的第三者限定在一组有限的投资人、证券的原始购买人

在、1933年证券法里.注册会计师如欲避免承担原告损失的责任，他必须向法院正面证明:他本身并无过失或他的过失并非原告受损的直接原因因此，1933年证券法建立了注册会计师责任的最高水准，他不但应当对其普通过失行为造成的损失负责.而且必须证明他的无辜，而非单单反驳原告的非难或指控

(二)1934年证券交易法少中关于注册会计师对第三者民事责任的有关规定

1934年证券交易法少规定，每个在证券交易委员会管辖下的公开发行公司(具有100万美元以上的总资产和500位以上的股东).均须向证券交易委员会呈送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的年度会计报表。如果这些年度会计报表令人误解，呈送公司和它的注册会计师对于买卖公司证券的任何人负有责任，除非被告确能证明他本身行为出于善意，且并不知道会计报表是虚伪不实或令人误解的。

与1933年证券法矛相比，心1934年证券交易法咨涉及的会计报表和投资者数目要多几1933年证券法少将注册会计师的责任限定在登记表中的会计报表和那些原始购买公司证券的投资者，但在众1934年证券交易法中，注册会计师要对上市公司每年的年度会计报表和买卖公司证券的任何人负责。

不过，1934年证券交易法对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有所减轻。由于《1934年证券交易法》规定“除非被告确能证明他本身行为出诸善意，且并不知道会计报表是虚伪不实或令人误解的”。这就将注册会计师的责任限定在重大过失或欺诈行为，而众1933年证券法、则涉及注册会计师的普通过失。

《1934年证券交易法、将大部分的举证责任也转往被告。但与《1933年证券法户不同的是，原告应当向法院证明他依赖了令人误解的会计报表，也就是说要证明这是其受损的直接原因二另一方面，戈1933年证券法》要求注册会计师证明他并无过失。而气1934年证券交易法、比较宽大，只要求注册会计师证明其行为“出诸善意”(即无重大过失和欺诈)就可以了。

三、习惯法与成文法下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主要特点

从美国以上成文法和习惯法对于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有关法律规定，可以看出，美国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明确规定了注册刽十师法律责任的确定依据

在美国，明确确定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主要依据是成文法和习惯法通过两者的相互作用，使得法庭不断重新认定注册会计师的作用和法律责任自从英国会计师远涉重洋将独立审计引进美国之后，独立审计便在美国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迅速得到了发展迄今为止，美国的独立审计已近百年，并且其水平在国际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相应地，美国独立审计法律责任在这百年的历史过程中也逐步得以完善，在其法律责任的确定依据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成文法一般具有前瞻性不够的缺点，并且不便于及时加以修改，但习惯法则比较灵活，通过成文法和习惯法的相互配合，互为补充，使得美国独立审计法律责任的有关规定较为严密

(二)明确规定了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形式在美国，明确规定了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承担法律责任的形式包括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而没有行政责任。这主要是由于美国注册会计师的管理体制所决定的。行政责任是指违反国家行政管理法规，以及单位行政管理章程所承担的法律后果，其方式分为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两种。行政处分主要是指国家机关和单位对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违法人员的处罚;行政处罚是指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对违法单位和个人的处罚。美国注册会计师的管理体制为注册会计师行业自我管理，因而不存在行政责任这一法律责任形式。在涉及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民事诉讼案件中，原告一般都希望注册会计师及事务所承担赔偿其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如果注册会计师、事务所的刑事诉讼成立，则连带的民事诉讼常常使得注册会计师及事务所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有时甚至使会计师事务所陷入了破产的境地。

(三)明确规定了注册会计师对第三者的法律责任的对象、范围和程度。

美国独立审计承担法律责任的对象除了客户外，还包括其他广泛利用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的第三者无论是习惯法还是成文法，规定注册会计师应承担法律责任的对象都日益广泛这与社会公众对审计质量的期望是密切相关的:‘牡会公众是审计唯一的委托人”，随着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对象的扩大，社会公众更加希望借助法律的手段实现和保障注册会计师这一重要角色的作用就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范围来看，审计人员必须承担法律责任的过错行为可以分为:违约、过失、欺诈注册会计师在哪种过错行为下需要对第三者承担法律责任是最为棘手的问题美国各州在审理第三者诉讼案件时所采用的标准不一样，同时所依据的法律也不一样，这在客观上造成了执法的复杂性和不一致性就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程度来看，有数据表明，1995年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诉讼赔偿是其资本总额的32倍，1995年美国颁布了，、私有保证金诉讼修正法案》，其中提出了比例分担责任的概念，即被告根据其过错程度分别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相对于连带责任来说，其承担的法律责任的程度无疑是较为缓和了。通过对以上三个方面做出明确规定，注册会计师对第三者的法律责任具有了比较具体的主体框架，这些都有助于注册会计师更好地履行其对社会公众委托人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要求注册会计师对其实施的审计行为和所作的审计结论所造成的影响充分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