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人范文10篇

第三人范文篇1

关键词：第三人请求权诉讼标的

一、第三人的由来和产生

在古老的社会以前，源于落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两个相同主体间的一次性成了当时民事交往的基本模式。由此也决定了民事诉讼中通常以原告诉被告的“两造诉讼格局”存在于审判实践之中。尽管罗马法承认对他人的诉讼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可以独立申请参加诉讼及上诉或声明不服。罗马法采用这种制度的原因，在于方便诉外的利害关系人，保护其合法权益，但诉讼第三人制度也终未能在罗马法中得到确立。十六、十七世纪以后，生产力的发展拓宽了民事交往的领域，民事交往远远突破了两个相向要求所形成的联系，若干经济实体之间形成了彼此衔接，相互影响的链条。当该链条的某一环节出现违法或侵权行为，往往导致连锁反映，在这些复杂纠纷面前，传统的“两造诉讼格局”充分暴露了其缺陷。因为，倘若削足适履地将连环纠纷分段成若干个“两造诉讼”，常常会导致诉讼浪费，裁判冲突，有悖于诉讼经济原则和法院裁判的严肃性。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法学家顺应了民事纠纷发展的要求，在一系列资本主义民事诉讼立法中正式确立了诉讼第三人。

在我国，1948年由陈谨昆拟定的《中华民国新民事诉讼法草案》第一次提出建立诉讼第三人的构想，这可视为诉讼第三人在我国的萌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颁布前，对诉讼第三人我国的审判实践中普遍用“诉讼关系人”的称谓，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专家学者们摒弃了“诉讼关系人”的提法，选择使用了“第三人”。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对第三人参加诉讼的若干问题了一系列司法实践解释，这样民事诉讼第三人在我国正式确立。

二、第三人的概念

（一）、第三人的概念

民事诉讼的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或者虽无独立的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参加到原告、被告已经开始的诉讼中进行诉讼的人。

（二）、第三人的特征

1．对原告、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认为有独立请求权，或者案件处理结果可能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是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根据。第三人同原告或者被告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案件的审理结果可能与第三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是第三人区别于共同诉讼人和诉讼人的根本之点。

2．必须在诉讼开始后，案件审理终结前，参加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必须以原告、被告之间的诉讼正在进行为前提，如果原、被告之间的诉讼尚未开始，或者原、被告之间的诉讼已经结束，即人民法院对案件已经审理终结，任何人都不可能通过诉讼而成为第三人。

3．第三人是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这种利害关系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与来自本诉的原告和被告的侵害或争议；二是来自法院对诉讼的处理结果。

参加诉讼的目的：一、在于简化诉讼程序，彻底解决彼此有联系的纠纷；二、在于维护自己的权益。第三人参加诉讼即不是为了维护原告的利益，也不是为了维护被告的利益，即便有时参加到当事人一方进行诉讼，也不是为了维护参加一方当事人的利益，而是以自己的名义，为维护自己的权益参加诉讼。

（三）、第三人的分类

各国民事诉讼法对诉讼第三人的分类不尽相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我国民事诉讼第三人分为两类：一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二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

（四）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概念和特征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有独立的请求权而参加诉讼的人。本诉之外的第三人对原告、被告之间的诉讼标的，不论有全部的独立请求权，还是有部分的独立请求权，只要其请求权具有独立性参加诉讼，即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具有以下特征：①对原告、被告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人认为有全部或部分的独立请求权。所谓“独立请求权”是指第三人认为案件中原告和被告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其合法权益全部或部分是自己的，而这判断惟有在人民法院对案件审理后才能确定。②本诉正在进行。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欲参加诉讼须在本诉已经开始而尚未终结之时。③在诉讼中处于原告的诉讼到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5条的规定，“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成为当事人。”其实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以提出诉讼的方式参加诉讼的，在诉讼中的到位相当于原告，即以本诉的原告和被告作为被告的二面诉讼结构，这是因为他既不同意原告的主张，也不同意本诉被告的主张。他认为：不论是原告胜诉还是被告胜诉，都将损害他的民事权益。实际上他是以独立的实体权利人的地位向人民法院提起了一个新的诉讼，在这个“新诉”中，原告是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被告则是本诉中原告和被告，诉讼标的是本诉中的诉讼标的全部或部分，诉讼理由是有独立请求权利的第三人主张的事实和理由，在诉讼中持有独立性，可提出主张、提供证据、开展辩论和提起上诉等，并且本诉的原告或被告的任何行为都不对他发生拘束的效力，同时他又不是本案中的原告或者共同原告。

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对于已经进行的诉讼，就其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虽然没有独立的请求权利，但是案件处理的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厉害关系，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参加（自行参加或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到当事一方进行诉讼的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特征：①参加诉讼的根据是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厉害关系。所谓“法律上的厉害关系”，是指当事人双方争议的诉讼标的涉及的法律关系，与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的另一个法律关系有牵连。而在后一个法律关系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对前一个法律关系中的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有直接影响。在原告、被告进行诉讼的法律关系中，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义务给对方造成的损失，直接责任虽应由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的一方当事人承担，但造成这种损失的原因，则是源于无独立请求权力第三人的过错。如果法院判决一方当事人败诉，承担某种法律责任或履行某种义务，该当事人有权请求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赔偿损失或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果法院判决该当事人胜诉，他也就在法律上维护了自己的某种权利。②对原告，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由于案件处理结果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可能有法律上厉害关系，涉及到他的合法权益。因此，他总是参加到当事人一方进行诉讼，在诉讼中总是支持参加一方的主张，为他所支持的一方提供证据、进行辩论。所谓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一般是指对本诉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实体权利，不能以实体权利人的资格提出新的证据。③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有独立的诉讼地位，但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当事人，他即不是原告，又不是被告，是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参加诉讼的独特的当事人，有其独立诉讼地位。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不得实施与参加人地位和参加目的相悖的诉讼行为，如不得申请撤回诉讼或被诉讼请求；不得提起反诉，不得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不得在被参加一方反对的情况下申请调节，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第一审人民法院判决不服的，有权提起上诉，但该第三人在第一审中无权对管辖提出异义，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申请撤诉。

（五）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之间的区别

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重要区别：①与本案争议的诉讼标的利害关系不同。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对本诉原告，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有独立请求权，他与本案原告，被告是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双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对本案的原告、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请求权，他与本案原告，被告没有直接厉害关系，只是与原告，被告争议的诉讼标的有某种联系。②诉讼地位的不同。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原告、被告任何一方的诉讼请求和主张，可能认为是对自己民事权益的侵犯或损害，因此，他在诉讼中处于起诉人的地位，是在向本案原告、被告提起诉讼，所以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一经参加到已经开始的诉讼中来，就成为事实上的原告，而本案的原告、被告双方则相对成为事实上的被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诉讼过程中往往要依附于第三人一方，他即不处于原告的地位，也不处于被告地位，而是具有独立诉讼地位的诉讼参加人。③享有的诉讼权利不同。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享有原告的一切诉讼权利；而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既不能享有原告的诉讼权利，也不能享有被告的诉讼权利，只能享有为维护自己的民事权益所必要的相应的诉讼权利。

三、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根据

民事权益争议的诉讼都是由一定的民事权利义务纠纷所引发的。民事实体权利具有排他性，如果该权利受到他人的侵犯，权利主体便可根据民事实体法律规范对加害人主张一种请求权，以恢复或弥补受到侵害的民事实体权利。如果这个请求权在诉讼之外未能得到对方的满意，权利主体就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以诉讼方式予以保护。可见，恢复或弥补民事权利的请求权乃是权利主体提起诉讼的内在根据。就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而言，它参加诉讼的内在根据就是他对诉讼中原告、被告所主张的独立民事实体请求权，在民事诉讼程序中第三人对该请求权的主张作为他参加诉讼的理由。

四、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1．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意见》第66条规定“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权提出上诉。但该第三人在一审中无权对案件的管理提出异议，无权放弃、变更诉讼请求或申请撤诉”。由此可见，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根据，是自己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但对“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我国立法上没作梗明确、具体的解释。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内容有三种表现形式：一是“义务性关系”即主当事人败诉，败诉的责任可全部或部分地归咎于第三人；二是“权利性关系”是指由于主当事人败诉，第三人可以根据他同主当事人之间的某一法律关系对其主张一定的权利；三是“权利义务关系”即由于主当事人败诉，第三人将其承担一定的义务并享有一定的权利。

2．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争议

由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规定的较为简单，致使在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上，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分歧较大。主要是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请求权”分歧；和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诉讼地位的分歧。

①关于无独立请求第三人的“请求权”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第三人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的无独立请求权，就意味着他不能提出任何独立的诉讼请求，只是辅助一方当事人即依附原告或被告一方。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第三人参加诉讼是一种诉讼合并，由于案件的处理结果同第三人产生利害关系的牵连，导致本诉原告对本诉被告的诉，与被告对第三人的诉发生牵连，所以，第三人仅仅是对原、被告之间的诉没有独立请求权，而不能说他没有请求权。

②关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诉讼地位的分歧。关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我国民事诉讼法者有四种不同的观点：

其一、这种第三人不是民事诉讼当事人，他在诉讼中既非原告，又非被告，而是独特诉讼地位的诉讼参加人。

其二、这种第三人是当事人的一种，依法享有当事人的权利，承担当事人的义务。

其三、这种第三人参加诉讼，其诉讼地位是当事人，但是只能是被告。

其四、这种第三人是不确定的当事人，如果他在判决中承担义务，他是当事人；如果不承担义务，他就不是当事人。

但无论哪一种观点，都存在着潜在的矛盾，如认为他不是当事人，法院判决他承担义务就没有任何道理；如认为他是当事人，他却无独立请求权，只是被判决承担责任以后才是当事人，在其地位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被判决承担了责任，这是很公平的。解决这一两难问题的思路是把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法律地位在诉讼一开始就予以确定，让诉的利益主体成为诉讼当事人，即让有可能被判决承担责任的第三人提起独立的诉讼，第三人也可以对本诉的原告或被告提出诉讼，主张权利；让与本案无直接的诉的利益的人成为辅助参加人，法院不得判决其承担责任。

五、人民法院能否判决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能否被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我国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并没有规定。1991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在第56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有人认为，该规定增加了第三人诉讼权利，是审判实践经验的总结，是民事审判实践的需要，也是民事诉讼中第三人理论的新发展。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56条第2款的规定值得研究。从该条文的文字意义上看，似乎是赋予了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权利，究其实质则不然，因该条款的大前提是人民法院能判决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然而，该大前提是不能成立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权利义务的有无并不是因为人民法院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而赋予的。除我国民事诉讼法外，其他国家比如德国、法国、前苏联等国的民事诉讼法典均没有有关法院直接判决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的立法规定。原因何在？这是由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诉讼中的身份、诉讼地位等决定的。不管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法院通知它参加诉讼，还是其自己申请参加诉讼，它没有对争议的不得提出自己独立的诉讼请求，争议的双方当事人中也无人对其提出诉讼请求。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为辅助一方当事人而参加诉讼的，其不是进行自己诉讼的人，所以，它不是诉讼的真正当事人，因而仅具有证人和鉴定人的能力，诉讼的判决也不会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作出。既然诉讼的判决不能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作出，则法院不能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直接判决其承担民事责任。还应看到，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2款的规定还与民事诉讼既判力的理论冲突。从既判力的主观范围看，既判力原则上只是及于请求的对立双方当事人（即原告和被告）。判决的目的是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而判决是以当事人之间的辩论为基础的，因而给予当事人解决纠纷的准则也只能相对地约束双方当事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既然不是请求的当事人，既判力当然不能及于他们。这样，法院没有理由径行判决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这里说法院不能直接判决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无上诉权并不是说法院的判决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没有任何法律效力。审判实践中，法院判决往往会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产生预决性的权利或义务，但义务并不等于是民事责任。要判决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对一方当事人（比如被告）承担民事责任，该当事人（比如被告）必须要通过另外的诉讼程序来进行。另外，说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享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义务也是相对的。从其他国家如法国，日本等国民事诉讼法典中有关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立法规定、诉讼法理及各国审判实践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诉讼中享有的诉讼权利，义务是不完整的。比如，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只能在既存的诉讼的前提下进行诉讼行为，不能撤诉；不能放弃、承认、变更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不能有与被参加人相抵触的行为等等。

六、现行诉讼制度对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保护上存在的问题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相比，现行诉讼制度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法律保护是不够的。从法理的角度讲，在强调诉讼经济原则的同时，不同程度地忽视了诉讼的公正性，直接影响到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及实体权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诉讼地位不够明确，诉讼权利义务没有明确的法理保障。尽管民事诉讼法第56条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但在判决之前或者未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下，其诉讼权利义务如何？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此外，在参诉方式上，法律规定既可由本人参加，也可由人民法院通知其参加，但实践中大多为法院通知其参加速，并且这种通知具有强制性，如不到庭法院可对其缺席，要求其直接承担民事责任。（二）由于是参加到他人之间已经开始了的诉讼中，第三人对案件的地域管辖丧失了选择权，甚至无权以任何方式提出异议。这对一被强制参加诉讼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来说，显然是不利的。尤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流转远远打破了过去的时空局限，一起经济纠纷有时涉及到好几个省区，如何确定管辖，直接关系到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切身利益。（三）在诉讼过程中，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权利有不少限制，如无权变更诉讼理由，无权承认和放弃诉讼请求，以及和解，申请执行等。上述的种种表现虽然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主体资格认识上的不一致，加上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导致司法实践中，滥定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损害其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

七、建立保护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保障机制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诉讼经济原则设立的，然而片面追求诉讼经济或片面强调第三人诉讼权利都有悖于这一制度，前者容易导致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制度的滥用，后者则有悖于诉讼经济原则。但是，诉讼制度真正永恒的生命基础在于它的公正性。公正是诉讼的最高价值，效益还只能视为诉讼的第二价值，正因为如此，严格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法律认定，切实保护其合法权益是极其必要的。

结束语

本文仅就民事诉讼中第三人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其中的观点乃是我的出浅之见，且有稚嫩之嫌。但在当前我国修改民事诉讼立法的呼声越来越高，如何对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进行更详细、更合理和可操作性的立法规定，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谭兵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版

（2）张卫平、陈刚编著：《法国民事诉讼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版

（3）刘家兴、丛青茹编著：《诉讼法与律师制度》法律出版社2001版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经济审判工作中严格执行（民事诉讼法）的若干规定》

1994年12月22日

（5）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第三人范文篇2

关键词：无权；第三方；《合同法》

一、第三方委托概述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物质的需求增加，对自己的财产保护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新的名词“物权说”。该说法认为，在法律关系中，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是一种相互依存的行为规范，而不是某一方的单独存在。［1］因此该学说的基本原理是：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都不知道或者了解对方的情形下，为了使交易的顺利进行，就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来确定其责任的承担者。

二、民法人对第三方的法理分析

1．法律行为要符合社会道德。在我国《合同法》中，对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和义务做出了规定，但是没有明确的条文来约束人的权，因此在理论上，人们对其的认识还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中。而《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的内容是：“不具有合法的身份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他人的利益和不法的目的而与无权人进行交易，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2］由此可知，该条的主体指的就是无真实意思表示的人。所以，该条的具体条款的表述是：“不具备法定的地位或职权的人与无权人之间的，基于事实的原因所订立的，以自己的名义向第三人履行的”这也就说明了这一点。2．受让方的主观要件。根据《物权法》的相关规定，受让方的主观要件主要包括善意相对人的事观念定或自愿的事实行为。［3］（一）第三方对第三方的法律保护的必要性。《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规定：“当事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持意处分，可以要求受领人承担赔偿责任。”《合同法》第三十六条明确了：“因他人的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由自己和本人共同偿还。”《物权法》的相关内容也说明了，在交易中，买卖双方是平等主体，买方和卖方是相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在签订合同时，买房者要履行一定的义务，而对于第三人，则要遵守法律的有关规定，即善意的买房者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所以当一方的不法行为导致另一方遭受的利益受到侵害时，就应该由第三方来代为行使追索权，以此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是由于我国的法律体系并不完善，对这一方面的立法还不够完备，因此我们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来进行规制。（二）民法人对第三方的立法可行性。法律是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规则和规范，它在任何时候都是作为一种手段来解决纠纷的行为而存在的；它是以维护社会秩序为目的，所以它的作用也不仅仅在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是通过对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分配来实现其价值。因此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要从民法的角度出发，以法的形式来进行分析，从而确定该制度的具体内容，使其具有可行性。

三、无权人的责任承担

第三人的行为是指无权人在与善意相对人进行民事法律关系时，因为自己的疏忽而没有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而做出的意思表示，或者由于他的疏忽大意，导致了他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原人可以向无权人追偿。在我国民法中，对于无权人的责任承担的规定是：“根据《合同法》的相关条款，有权人的免责事由为：“（一）对被追偿的财产负赔偿的责任；（二）因故意、重大过失造成的债务纠纷。”首先，就是被追偿的标的物的性质是什么?然后，应该确定是否有必要将其作为动产，并将之纳入债权的范畴之中。其次需要注意的是，所涉及的事项和该物件的所有权之间有何相关性，以及该物品的风险和收益如何分配等问题。（一）无权人的责任构成要件。根据《侵权责任法》的规定：“无权的行为是指人在行使职权时，没有按照法律或者合同的约定来履行职责，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4］所以，如果第三人的过错导致了对该权利的侵害时，应由其向无权人追偿。对于无权人的追偿，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要求：第一，善意无恶意。即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是出于有意的原因也不能阻止其对该物件的追回，只能通过合法的途径来解决。但是由于无权人的无过错，并不能直接的追究其相应的责任；第二，具有一定的可归责性。因为当一方的不法行所引起的后果已经发生，而此时另一方并不能够使用一般的办法去处理，这样会使原物的所有人受到很大的损失；第三，不存在主观上的过失性。虽然可以归责，却并不表示不负责任，而是由对方去进行赔偿。因此当这种情形出现后，并不能就认定为是可归责的免责事由。（二）无权人的分配。从无权的角度来看，在对第三人的责任上，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无权人的权利义务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追认权。即在没有被人的情况下，其可以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委托人的同意和信赖该人的行为；（2）追认权。即当其与受领人的事由相一致时，应当按照原法律的要求给予一定的处分；（3）撤销权。指当原人的错误或者不当行为导致了受领人有损于原人的权益时，有权人应向该受领人的本人或其他组织请求返还相应的财产；（4）损害赔偿。指当其的违法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时候应该给受损害的主体进行赔付的制度；由于无权的原因是由第三人来行使的而非是善意的所以不适用无过错的原则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免责。（三）无权人的转移。转让人和受让人签订的合同中，对于无权人的行为是要承担民事责任的一种方式，而在《物权法》中，并没有对其进行明确的规定和说明，所以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借鉴《物权法》的相关内容，但是由于我国的立法者的局限性，并不能完全适用，因此就需要结合具体的案例来分析，来确定一个合理的方法去处理这个案件，从而更好地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5］首先，将原审法官的意见作为认定的标准；其次，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最后，将原审法院的判决结果作为判断该纠纷是否属于无权的依据之一。这样就会使原审法官的裁判更加的公平公正，也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减少不必要的争议与冲突。在我看来，转移自己的法律权力，是指基于双方的合意，而作出的协议所涉及的标的物的所有权或者占有人的处分权，由第三人来行使的行为与事实之间的关系所产生的对抗效力。

四、无权的法律责任

由于无权行为在法律上是不被认可的并具有一定的效力和权力的一种特殊的民事权利，所以在对其进行责任的认定时，我们应该考虑到以下的几个方面：（1）无权的行为人是善意的对于无权人来说，如果他的行为没有被法律所承认，那么就不能对他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因此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当其行为已经被否定了，则可以根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要求该人赔偿损失。（2）无权的行为主体为无主罪的主体中的一人或者数人，即仅包括本人、亲朋好友，其他任何人都不得成为该人的人；但是关于第三人的除外情形，我国《刑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解释是：“二人以上互相不履行债务，经另一方追认后，从重追究举证责任。”也就是说，只有其中一方有过错，才能由对方负举证义务。而这一说法也很好地诠释了无主罪的这一观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在对无权人的法律关系进行界定的过程中，要考虑的因素很多，并且在处理的时候要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来衡量，这就需要对其行为的性质和内容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问题得到解决。本文主要是以无权为研究对象，从该制度的理论基础出发，结合我国的国情，提出了一些具有可行性的建议和意见，并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来完善该制度，使其更加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从而促进该领域的不断进步。

参考文献：

［1］张豆豆．无权人民事责任问题研究［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20．

［2］王如娃．论《民法总则》中的狭义无权人责任［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20，39（01）：54-58．

［3］王欣欣．论无权人对善意相对人的责任［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20．

［4］张豆豆．无权人民事责任问题研究［D］．石家庄：河北经贸大学，2020．

第三人范文篇3

内容提要: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以担保第三人的履行为合同标的,合同的当事人是债权人和债务人,而非第三人。债务人负担的是担保义务,第三人没有履行或履行不符合约定,即属债务人担保义务的违反,发生违约责任。其违约责任原则上为损害赔偿责任,所赔偿者为债权人的履行利益；个别场合也可以是代为实际履行责任。

一、序说

《合同法》第65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这是我国法律关于“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的基本规定,在司法实务当中已有应用。惟对于其法理构成,我国学说讨论不多,有待改进。本文先从一则真实案例入手,展示相关问题,并作初步的学理探讨。

原告X是一国际物流公司；被告Y2是货运公司,被告Y1是其分公司。Y1委托X由黄埔港运输4个货柜至墨西哥曼沙尼略港,运费到付,每柜2,668美元。X接受委托后向A公司订舱,委托其运输上述货物。货物运抵目的港后,无人提货,运费无法收回。其间,Y1曾向X出具保函,保证对X的上述运费损失承担付款责任。X因无法收回上述运费,A多次催付运费。据此,起诉两被告连带支付运费10,672美元及其利息,并连带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等。Y1辩称指出,涉案运费是到付,承运人在无人提货的情况下,应当先行使留置权,然后才能向托运人索赔,X没有先行使留置权,故不能向Y1索赔。法院认定本案是一宗涉外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争议焦点之一是X可否直接向Y1索取运费的问题。[1]在揭示本案的处理结果之前,宜先解明何谓“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

二、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的含义

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DerVertragueberdieLeistungeinesDritten）,[2]或称担保第三人履行的合同（Garantievertraege）,是指以担保第三人的履行为合同标的的合同。该合同属于广义的担保行为（Sicherungsgeschaefte）之一种,其目的在于确保他人的履行（SicherungeinerfremdenLeistung）,通过这样一份独立的协议,债务人负担的义务是,在第三人没有按债务人与债权人合意的方式行为时,则由债务人负赔偿责任[3]。就前述案例所涉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而言,托运人Y1和承运人X是该合同的当事人,运费是由收货人在收取货物时支付,因而,该货物运输合同便成了一种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

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作为一种担保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经常发生,只不过它们并非易于辨别罢了[2]177。例如X与Y约定,由Y负责使Z为X篆刻印章两枚。此时X为债权人,亦称受约人或受益人（Promissar,auchGlaeubigeroderBeguenstigter）；Y为债务人,亦称诺约人或约束人（Promittent,auchGarantieschuldneroderGarant）,Z为第三人。另外,可以举出以下例子:（1）债权人安排欠缺支付能力的债务人向第三人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并允诺,如果败诉则由该债权人负担诉讼费用。（2）一位富有的母亲,对其儿子的监护人确言,她的不动产不会转让,并允诺他,将补偿他在将来可能的别人对其儿子提起的损害赔偿形式责任诉讼中遭受的损害。（3）一位保证人,其主债务人居住在外国,向债权人允诺,将来债务人转账时不会发生转账管制无法转账的事。（4）融资租赁场合供应商要出租人确保承租人马上支付价款。[4]

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仅以约定由第三人履行为其特点,此外则与普通合同无异,并非与买卖、赠与等相对立的特殊合同,并非是一种独立的合同类型,毋宁说它是一种变异,它可以对所有典型合同以及非典型合同加以约定。以本文开头所举货物运输合同为例,自该合同使第三人有货物收取权的角度看,该合同无疑是一种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然自该合同约定运费到付的角度观察,它自然又是一种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

在理论分析上,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虽得解释成为一个基本行为（比如货物运输合同）与一个“由第三人履行”约款（约定货到后由收货人付款）的结合,有的学者甚至将后者看成是依附于前者的从行为并以后者为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5],但实际上二者已辄合为一个合同,基本行为无效或者被撤销,“由第三人履行”之约款自然亦丧失所依附的基础,因而如无特别事由,通常可以将基础行为与该特别约款作为一个集合体,而称为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

三、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的要件

1.合同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签订。债权人（X）与债务人（Y）是合同当事人,第三人（Z）并非合同当事人,他亦不因为该合同而变成债务人。该合同仅在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因而,第三人是否有行为能力、他是否因另一法律关系而对债务人或债权人负担了“被担保的”履行,这对于“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的生效而言是无关紧要的[6]。依据该合同,债务人向债权人约定,由某第三人向债权人作出合同具体要求的履行。债务人是以自己的名义（aufeigenenNamen）、依自己的计算（aufeignenRechnung）并以自己的风险（aufeigenesRisiko）缔结该合同。该合同所发生的债务是由债务人负担,而非由第三人负担。因而,债务人并非以第三人的人身份缔结合同,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故应由债务人承担违约责任。

2.合同的目的是要确保他人的履行。债务人所允诺者并非自己的履行,而是第三人的确定的或者可得确定的行为。担保义务（Garantieverpflichtung）的标的乃是一项结果（einErfolg）,而该结果却非取决于债务人,而是外在于他的一项“履行”。该合同的规范目的不在于令第三人负有履行的义务或者作出履行的授权[7]。第三人的行为（作为一种履行）是否具有金钱价值、是否需要债权人受领,均非所问。

就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而言,“托运人应当按照约定向承运人支付运费”（《海商法》第69条第1款）,由该合同发生托运人支付运费的义务,是其主给付义务。但是,“托运人与承运人可以约定运费由收货人支付”,只要此项约定在运输单证中载明（《海商法》第69条第2款）。于此场合,合同当事人的特别约定便发生了一项特别的效力:托运人在以自己的名义、依自己的计算并以自己的风险负担一项担保义务（而非支付运费的主给付义务）,担保将来收货人支付运费。这时,托运人的主给付义务便不再是支付运费,而是担保收货人支付运费。

3.债务人的债务是独立的（selbstaendig）主债务,而非像保证人的债务那样具有附从性（akzessorisch）[8]。从《合同法》第65条的规定看,并未规定“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是与另外一个合同（人们惯称的“主合同”,Hauptvertrag）一起缔结的。[9]

4.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是双方法律行为,但通常仅一方负有义务,亦即仅债务人负有义务。仅在债权人对债务人作出了风险补偿（Risikopraemie）场合,始成立双务合同。另外,该合同通常是不要式的[1]7。就“运费到付”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而言,该合同属于双务合同,承运人运输货物与托运人负担担保义务之间构成给付与对待给付关系,承运人运输货物的债务本身构成了对于托运人担保义务的“风险补偿”。

四、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的效力

（一）对于第三人的效力

第三人不因“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而负担债务。这一立场早在罗马法中便已被“无论何人不得为他人为约定”（alteristipularinemopotest）的法谚所阐明。[10]即使第三人确实负有向债权人直接履行的义务,该义务的发生也只能是基于另外的合同（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而并非基于“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

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本身并没有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由于它只在合同当事人之间有其效力,第三人并非合同当事人,故不能因之而直接负担义务。因而,X与Y之间只能约定由Y使第三人Z向X履行,而不能约定直接由Z负担履行的义务。

在《合同法》第65条“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表述中,出现“债务”二字,如果严格依字面意思,就会得出一种令人费解的解释:一方面认为合同当事人为第三人约定了合同义务,由第三人向合同债权人履行该合同义务；另一方面,该约定不约束该第三人。[11]这种为第三人约定、由第三人履行但却不约束该第三人的“债务”或者“合同义务”,究其实质,并非真正的债务,因为它对于该第三人没有丝毫的拘束力。如果我们将目光转向比较法,便可以发现法国民法典第1120条规定:“当事人得接受使第三人为一定行为的约束；如第三人拒绝为该行为时,约定使第三人为一定行为之人,应负赔偿责任。”瑞士债务法第111条规定:“对他方约定由第三人给付者,于不为给付时,有赔偿因此所生损害赔偿之义务。”它们的规定中均未出现“债务”字样。第三人如果真的负有什么债务的话,那也只能是依债务人与该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或者其他法律关系所发生的债务,而不应当是此处的“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本身所发生的债务,哪怕后者真的能够发生相同内容的债务（比如支付货物运输的运费）,那也只是一种表象,实质上第三人并非因该合同当事人的约定而负担债务。

“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中所提到的第三人的“履行”行为（作为或者不作为）,可能是法律上承认的债务（比如基于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指向的行为,也可能不是法律上承认的债务而是道义上的债务（比如基于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情谊关系）指向的行为,也可能根本不基于任何债务（比如在前文提及的母亲与其儿子的监护人的约定中,儿子不招惹损害赔偿诉讼）。

第三人既不因此项合同负给付义务,则其履行与否,纯属自由。

（二）对债权人的效力

第三人不因他人的约定而负义务,相应地,债权人并不取得对于第三人的履行请求权。比如,某甲与某乙约定,由某乙使当红歌星某丙为甲签名,于此场合,丙并没有签名的义务,甲亦没有请求丙履行的权利。即使在“运费到付”的货物运输合同场合,承运人虽有留置权,可以在收货人未支付运费时留置货物,却并不因货物运输合同而对收货人享有运费支付请求权。因而,可以说“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并不解决债权人是否对于第三人享有直接的履行请求权问题。这种直接的履行请求权并非“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的一项要件,而且它的成立必须通过另外一份合同,也就是债务人与第三人之间缔结的真正的“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来完成,并非基于该“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而产生。

（三）对债务人的效力

1.担保义务。在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中,债务人所负担的主给付义务是担保义务,担保第三人的履行,如果第三人没有作出特定的行为或者其行为未符合合同的约定,即属于债务人违反担保义务,相应地可以发生债务人的违约责任。

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中的基础行为,在通常情况下所产生的债务人的义务,比如货物运输合同中托运人提交审验文件义务（《合同法》第305条）、包装义务（《合同法》第306条）等从给付义务以及如实申报义务（《合同法》第304条）之类附随义务,仍然对于债务人发生,不生疑问。惟在“运费到付”场合的主给付义务,亦即支付运费的义务,因债务人担保义务的发生,二者是什么关系,尚存疑问。一种解释认为,债务人事实上承担了两项义务,即依原因关系承担向债权人的给付义务,另因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承担“使”第三人为给付的义务[12]。本文认为,此时的运费支付义务与托运人的担保义务,形二而实一,托运人作为债务人,其主给付义务是一项而非两项。“由第三人履行”之约款,如不与特定的义务内容相结合,不过徒托空名,并无实际意义。运费支付义务一旦与“由第三人履行”之约款相结合,在合同当事人之间便发生运费后付的效果,不管是由第三人（收货人）支付还是由债务人（托运人）支付；而对于运费的后付,托运人在法律上负有担保义务。

2.违约责任。如果第三人没有履行或者履行不符合约定,则不问其理由如何,便构成债务人担保义务的违反,发生债务人的担保责任,《合同法》第65条称之为“违约责任”。当然,《合同法》第65条并非强行规定,当事人有特别约定的,比如仅当债务人有过错时始负违约责任,债务人已尽其力,纵第三人不履行,依当事人间的特别约定,债务人亦可不负违约责任。

债务人的违约责任,原则上为损害赔偿责任[13],所赔偿者为债权人的履行利益（Erfuellungsinteresse）[14]。

债务人的违约责任并非代为履行的责任（此点与保证人的责任不同）,亦即债务人无为该合同本来给付的义务。但所约定的履行,非专属于第三人一身时,而实际上由债务人代为履行,或较赔偿损害更能适合当事人双方的利益,此种情形,债务人如欲代为履行时,债权人亦不得无故拒绝[15]。

对于本文开头提到的案件,法院认为:“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没有对收货人不提货时承运人可否直接向托运人要求支付到付运费的问题作出特别规定,因此,应当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65条规定,在收货人不提货,不支付到付运费的情况下,X有权要求托运人Y1支付到付的运费。”由托运人支付运费,与其说是损害赔偿,不如说是代为实际履行。

最后,在保证场合,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追偿（《担保法》第31条）。但在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场合,债务人向债权人承担了违约责任后,对于第三人是否有补偿请求权（AnspruchaufEntschaedigung）,完全取决于二者之间的具体关系,通常情况下不成立追偿关系（Rueckgriffsverhaeltnis）。[4]97

五、结论

1.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以担保第三人的履行为合同标的,属于广义的担保行为之一种,其目的在于确保他人的履行。通过这样一份独立的协议,债务人负担的义务是,在第三人没有按债务人与债权人合意的方式行为时,由债务人负赔偿责任。

2.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仅以约定由第三人履行为其特点,此外则与普通合同无异,并非与买卖、赠与等相对立的特殊合同,并非是一种独立的合同类型,毋宁说它是一种变异,它可以对所有典型合同以及非典型合同加以约定。

3.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的当事人分别是债权人和债务人,第三人并非合同当事人。债务人是以自己的名义、依自己的计算并以自己的风险缔结该合同。该合同所发生的债务是由债务人负担,而非由第三人负担。合同的目的是要确保他人的履行。

4.由第三人履行的合同中所提到的第三人的“履行”行为（作为或者不作为）,可能是法律上承认的债务指向的行为,也可能不是法律上承认的债务而是道义上的债务指向的行为,也可能根本不基于任何债务。

第三人范文篇4

行政复议中的第三人与申请人、被申请人同属于行政复议当事人范畴，是指除申请人、被申请人外，与复议案件有利害关系，为维护自己利益而参与复议程序，承有复议权利与义务的人。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包括行政主体、相对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第三人与申请人、被申请人的区别仅在于程序上，申请人是复议程序的发动者，被申请人是申请人复议请求的对象，而第三人则是复议程序启动后申请或被复议机关追加而作为第三人参加复议程序的，因此，第三人作为一种特定的当事人，与申请人、被申请人具有质的共性。二、行政复议第三人的种类

行政复议中的第三人主要有下列几种：

1、有独立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

这主要是从复议请求角度进行区分的，有独立请求是指第三人的复议请求并非依附于申请人或被申请人，而是排斥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复议请求的独立的复议请求。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主要是一些竞争性许可案件、公平竞争权案件。如行政许可案件中，有三位自然人A、B、C竞争一个执照。行政主体将许可证颁发给A，B不服提起行政复议，要求撤销颁证行为，颁发给自己，在此复议案件中A、C为第三人，A自然倾向于维持颁证行为，支持被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C则要求撤销颁证行为，并要求颁发给自己，其主张与被申请人、A、B均冲突，尽管不同于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概念（程序上，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须对原告和被告提起诉讼），这是由于行政诉讼中被告限定为行政机关所致，但这并不影响其诉讼请求的独立性；无独立请求的第三人则是指第三人的复议请求不具有独立性，而是依附于申请人或被申请人的复议请求，该种第三人在复议中处于辅助地位，其复议目的是请求复议机关维护申请人或被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以保护自己的利益。

2、作为行政主体的第三人与作为行政相对方的第三人

这是根据第三人与具体行政行为的关系角度进行区分的，实践中许多具体行政行为是两个以上行政主体共同作出的，而申请人只针对其中部分行政主体提出复议申请，此时原则上应将所有行政主体均列为被申请人。此时，如申请人拒绝追加的，诉讼中的做法是将应追加的被告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复议中是否也应该追加为第三人？笔者认为，无论是从复议制度救济性质还是监督性质出发，都应追加为复议程序当事人，当然为了尊重申请人对利益冲突方当事人的追究权利，只定为第三人而不是被申请人，身份的区别并不影响复议制度发挥其作用；作为行政主体相对方的第三人则不具有行政主体身份，作为行政管理或服务的对象，其合法权益受到了具体行政行为的影响，现实当中这一类第三人最为常见。

三、行政复议第三人的范围

1、确定行政复议第三人的标准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鉴于行政复议程序中第三人与申请人、被申请人仅具有形式上的区别，故第三人的范围实质上等同于当事人范围，考察第三人的范围，只需要考察当事人的范围即可。当事人的范围如何确定要受到下列因素的影响：

⑴复议制度的价值取向：主观化还是客观化

所谓主观化复议，是指行政复议程序为救济程序，以保护当事人（尤其是申请人等利害关系人）的主观权益为终极目的，复议决定主要是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法律争议。体现在制度设计上，主要是对当事人的范围不加限制，同时强化救济途径（减少程序限制如申请期限等），并侧重于赔偿，私益色彩较浓；客观化复议，是指行政复议程序为监督程序，以监督行政权力运作为终极目的，行政复议决定多表现为对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与效力的裁断。体现在制度设计上，主要是对当事人的范围加以严格限制（通过利害关系、申请期限、限于保护特定权益），救济途径较少，对当事人权益的保护附属于对行政权力的监督，有一定的公益色彩。

⑵确定当事人范围的具体标准

①主观利害关系标准

又称主张标准，是指自然人、组织（包括法人、非法人组织）只要主张自己的权益受到了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侵犯，即认为主张人与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间存在利害关系，可以以申请人或第三人的身份申请启动或参与行政复议程序，至于该当事人是否与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其权益是否真正受到了侵犯，都要等进入程序以后再进行审理。例如《行政复议条例》第二条、《行政复议法》第九条第一款均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提起行政复议。

②客观利害关系标准

又称实际利害关系标准，实践中应用的利害关系概念均为客观利害关系，是经复议机关审查认定的客观存在的利害关系（包括实际影响），而不仅仅是当事人的主张。自然人、组织只有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某种法律上的联系（利害关系或法律承认的实际影响），方能成为申请人启动复议程序或作为第三人参加程序，是否具有该种联系构成程序上的先决条件。从哲学上讲，事物是普遍联系（事实上的联系）的，但只有法律上承认的那些联系（法律上的联系以事实上的联系为基础，此外还包括根据一般社会价值和法律规定而拟制的联系）才能成为解决当事人间争议的基础和标的，这种法律上的联系就是利害关系和实际影响。从性质上讲，利害关系和实际影响并不限于行政法实体法，还包括民事、刑事、宪法等实体法上的利害关系和实际影响。利害关系，是指自然人或组织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具体行政行为（限于行政法律行为和准行政行为，前者如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后者如行政确认）对自然人或组织的权益有法律上的影响，产生了法律效果。这种法律效果包括：对自然人或组织实体权益（主要是人身权、财产权、相邻权、信赖利益）的直接限制、剥夺或赋予；自然人或组织依与行政相对人间存在的某种法律关系而具有的某种实体权利义务，因具体行政行为而间接被限制、剥夺、赋予或课与、消灭；对自然人或组织程序上请求权、公平竞争权、参与权、知情权的直接拒绝或剥夺；实际影响，是指具体行政行为（限于行政事实行为，如公务员履行职务时殴打相对人等职务相关行为）对自然人或组织的实体权益有事实上的影响，该种影响并不体现为对权利的剥夺或赋予，对义务的课与或消除（特殊情况下例外，如公务员殴打他人致死即剥夺了他人的生命权），而往往体现为事实上对权利或义务的阻碍或促进。实际影响标准源于2000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关于对自然人和组织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受案范围的规定。

③权益标准

自然人或组织要启动或参与行政复议程序，无论是主张标准或利害关系标准，都必须建立在权益基础上，即该当事人主张受侵犯的权益必须是现实存在的、为法律所认可和保护的合法权益。这些合法权益包括法定权利和尚未上升为法定权利但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实体上的政治权利（游行示威权利）、受教育权、获得物质帮助权、人身权、财产权、经营自主权、相邻权、信赖利益，程序上的请求权、参与权、知情权、公平竞争权等。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利益不包括不为法律所认可和保护的单纯的反射利益，如因政府拓宽马路而受影响的营业利益，因政府规划而给房地产带来的升值。上述利益必须现实存在，并有被影响的现实可能性。

④职权标准：

主要适用于被申请人以及作为行政主体的第三人的确定上，即被申请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者（行政主体）方能成为被申请人，在例外情况下，如果具体行政行为是两个以上行政机关共同作出的，而申请人只对其中部分行政机关提出复议申请，则其他行政机关则作为第三人参加复议程序。

2、第三人的具体范围

第三人是复议程序的参与者，其范围的确定要受到价值取向、立法设计的影响。在价值取向上，我国目前的行政复议制度在价值取向上界于二者之间，以监督为主，附带救济，如《行政复议法》第一条立法宗旨中就规定了监督目的（防止和纠正违法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和救济目的（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种取向寻求公共利益和私利益的平衡，优点是赋予行政复议制度以较大的发展空间，以较好地适应中国的国情；缺点是两种倾向相互冲突张力过大，导致行政复议制度部分功能紊乱，处于捉肘见襟的境地，例如客观化方面，复议决定主要体现为对行政法律秩序的调整上，适用维持和撤销决定以消除权力运行中的瑕疵，同时，这种行政法律秩序需要稳定以保护公益，故在申请人范围、申请期限、申请范围等方面对当事人的申请加以种种限制，难以全面体现和保护申请人复议请求，与主观化复议要求的尽量减少限制，扩大救济途径以保护当事人主观权利相冲突。而且对当事人范围的严格限制反过来又因程序难以启动而导致复议的监督职能难以发挥。我们认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出路在于强化复议程序的救济功能，在当事人问题上应扩大申请人和第三人的范围，由私益复议向公益复议逐步迈进，一方面有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客观上也因复议程序的启动而更好地促进监督职能的发挥，至于由此可能带来的对行政法律秩序稳定性的影响，可以通过赔偿解决。

制度设计上，第三人的适格要件是：

1、具有合法权益

主要适用于行政相对方第三人。如上文所述，目前行政复议程序应保护的权益包括实体上的政治权利（集会、游行、示威权利）、受教育权、获得物质帮助权、人身权、财产权、承包经营权、经营自主权、相邻权、信赖利益，程序上的请求权、参与权、知情权、公平竞争权等，但不包括反射利益。

与行政诉讼相比，行政复议的保护权利范围要大得多，但从强化行政复议救济功能，实现合法、公正、及时、便民原则角度来讲，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扩大，不仅包括现有的法定权利，还应扩大到一些尚待上升为权利的利益如信赖利益、隐私利益、参与利益、环境利益等等，具体幅度可以根据不同情况加以灵活适用。2、利害关系（实际影响）

主要适用于行政相对方第三人。自然人或组织的上述合法权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的侵犯，包括法律上的影响和事实上的影响，即产生了利害关系和实际影响，当然这种侵犯的可能性必须是实际存在的。这实际上采取了客观利害关系标准，客观利害关系对申请人和第三人构成了一道限制，这在相当程度上符合目前我国行政复议制度的实际情况，但考虑到更好地发挥行政复议制度的监督和救济功能，有必要扩大行政复议的申请人、第三人的范围，特别是在行政诉讼已出现公益化的趋势时，更应该从理论上探讨行政复议申请人、第三人范围如何扩大的问题。

3、提出参加复议申请或被依法追加

主要适用于行政相对方第三人。提出参加复议申请或被依法追加是具体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成为第三人的程序要件之一，当然提出参加复议申请要成立，必须是在复议期限内。

4、是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者

主要适用于行政主体的第三人。

笔者认为，就具体而言，应注意下列情形下第三人的适格问题：

1、不作为案件的适格问题

此处案件性质是作为与不作为，应当是根据申请人的复议请求而定，因为复议审查方向和最终复议决定都要围绕复议请求作出。对于作为案件，在确定第三人适格问题上应按一般标准来加以确定，但对于不作为案件，应依下列方式审查：首先审查行政机关是否具有职责；其次审查自然人或组织是否具有合法权益；第三是审查基于这种合法权益，自然人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产生一种法律上的请求权来确定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实际影响）。

2、信赖利益保护问题

信赖利益，是指自然人或组织基于对已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效力的信任，直接获得或通过一定行为获得一定权益，形成利益关系，该当事人由此对该具体行政行为产生的一种维持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与效力的期待利益。如变更或撤销，将严重侵犯其信赖利益，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四）项规定的“与撤销或变更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情形。

3、反射利益问题

反射利益是大陆法系国家的理论，是指利益人缺乏法律根据，依法律法规规定或具体行政行为而间接获得的不具请求权之单纯利益，反射利益人与行政行为不具利害关系。在国外，反射利益理论近年来受到较大批评，认为与近代民主法治和责任政府理念相违背，实务中有将反射利益纳入法律保护范围内的趋势。

作为行政相对方的第三人有：

1、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

具有当然的第三人资格。

2、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相邻权的自然人或组织

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相邻权人，在相邻关系构成上，并不一定要求相邻权人的不动产与具体行政行为所直接针对的不动产在空间上紧紧相连，只要在一定区域内，具体行政行为影响了其通风、采光、通行等权利，即可认定构成相邻关系，相邻权人具有第三人资格。

3、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其公平竞争权的自然人或组织

公平竞争权是宪法平等权的具体体现，其权利人当然具有第三人资格。值得注意的是公平竞争权利人必须是进入行政程序中的当事人，即向行政主体提出申请的人，而不能无限制扩大。

4、治安处罚案件中的受害人

治安处罚案件中，违法行为人即加害人侵害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受害人有权要求主管行政机关追究加害人的法律责任，该种请求权使受害人与追究行为（包括作为与不作为）构成了利害关系。

5、合伙企业

有字号的合伙企业，应以核准登记的字号为第三人，由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为复议代表人，其他合伙企业提起复议的，合伙人均为第三人。

6、不具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

由该组织作为第三人，其主要负责人作为复议代表人。

7、联营、中外合资或合作企业各方当事人

如认为企业或自己的利益受侵害的，可以以自己的名义申请作为第三人参加复议。

8、股份制企业

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等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企业经营自主权的，申请参加复议的，以企业为第三人。

9、非国有企业

被行政机关注销、撤销、合并、强令兼并、出售、分立或改变企业隶属关系的，此时该企业或其法定代表人为第三人。

10、有权申请复议的组织终止的

由继受其权利义务的组织为第三人。

11、承包经营权人

农村承包经营权人等土地使用权人对具体行政行为处分其承包经营的土地不服，或认为行政机关变更或废止农业承包合同侵犯其权益的，为适格第三人。

12、近亲属

有权申请复议的自然人死亡，其近亲属有权以自己名义申请参加复议，为第三人，近亲属应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

自然人因被限制人身自由而不能复议时，近亲属可以依其口头或书面委托以该自然人名义申请复议，第三人为该自然人。

13、法定人

自然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人可代为申请参加复议，第三人为该自然人。

作为行政主体的第三人有：

作为行政主体的第三人与被申请人范围一致，不象作为行政相对方的第三人范围涉及较复杂的理论问题，因而相对较为简单，在被申请人范围的确定上，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条第四款之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申请人，即采职权（行政主体）标准，那么作为行政主体的第三人亦遵守该标准。

在依法应追加共同被申请人而申请人拒绝追加时，作为行政主体的第三人范围为：

1、职权行政主体

该职权行政主体为第三人。

2、授权行政主体

包括法律法规规章直接授权主体和行政授权主体，此处讲的授权行政主体，主要是指除行政机关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以外的其他组织。如《行政处罚法》第十七条规定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

在法律法规或规章授权的情况下，该被授权的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为第三人。

行政授权情况下，分为两种情况：如行政机关的授权有法律法规或规章依据，则被授权的组织有行政主体资格，为第三人；如行政授权无法律法规或规章依据，则应视为委托，由作出授权的行政机关为第三人。

3、委托行政主体

有权行政机关委托其他机关或组织代为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委托方行政机关为第三人。

实践中经常出现的，职能行政机关将其职责范围内的事务交由下级或其他行政机关办理，但在对外法律文书中均署职能行政机关的名时，此时，应视为委托关系，根据具体行政行为法律文书上署名的行政机关为第三人。

4、派出机关

县级以上地方政府依法设立的派出机关为第三人。

5、派出机构

政府工作部门依法设立的派出机构依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即授权）以自己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派出机构为第三人，包括派出机构超出法律法规规章授权范围实施行政行为的情况。

派出机构如无法律法规或规章授权，以自已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则以设立该派出机构的政府工作部门为第三人。

政府工作部门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情况下，以行政授权方式授权派出机构行使行政职权的，应视为委托，以政府工作部门为第三人。

6、内设机构

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在法律法规或规章授权的情况下，以自己的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以及该内设机构超出法律法规或规章授权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以该内设机构为第三人。

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规章授权情况下，以自己名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以行政机关为第三人。

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规章规定的情况下，以行政授权授权内设机构行使行政职权的，应视为委托，行政机关为第三人。

7、组建机构

有两种情况：如行政机关组建并赋予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具有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则有行政主体资格，为第三人；如不具备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能力，则以行政机关为第三人。

8、被撤销机关

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如已被撤销，则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为第三人。

9、批准机关

行政程序中，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往往要经过上级行政机关的内部批准程序，此时被申请人的确定主要是看对外发生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法律文书中署名，谁署名，谁就是第三人。

第三人范文篇5

一、行政许可第三人具有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认定

所谓行政许可，是指行政机关根据个人、组织的申请，依法准许个人、组织从事某种活动的行政行为，通常是通过授予书面证书形式赋予相人、组织以某种权利能力，或确认具备某种资格。[1]但行政许可行为并不是仅对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发生影响，它们中间存一种"有第三人效力之行政处分"的行政许可行为，此种行为的"规制内容，不仅对相对人有着授益或增加负担之效果，并且同时对第三人之法律地位产生影响"，即此行政行为涉及行政机关、相对人及第三人之间"三极"法律关系。[2]如行政机关许可建筑工程建设，涉及建筑工程所在地周边地区的人的利益问题，从而产生涉及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和第三人的法律关系。作为行政相对人，因不服行政许可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在司法界是不争的事实，而第三人对于此类由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许可使自身权益遭受侵害的情况，能否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诉讼，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争议。一方面，在客观上，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始终处于弱者地位的第三人，由于得不到有效地司法保护，从而导致本该为其所有的权益被非法剥夺，有违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因此，学者认为，法院作为当代社会中权力的监测器和权利的卫士，没有理由在对普通公民的权利最直接最经常产生威胁的行政权力面前有所保留或残缺。但另一方面，我国《行政诉讼法》法第2条，以及最高人民法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条，将行政诉讼原告的范围界定为行政相对人，因此，常常将第三人作为行政诉讼原告的资格排除在诉讼主体之外。[3]这种立法上的滞后，严重影响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实现，因而对于这种行政诉讼主体的界定必须重新予以审视。

对行政诉讼主体的范围，各国的规定宽窄不一。在英国，司法审查起诉人的范围很广，包括英王、检察官、地方政府和公民，而公民限于对申诉事项"具有足够的利益"。在美国，提请司法复审的当事人在范围上扩大的趋势。原先是"明显当事人"已被"利益关系当事人"所取代。在日本，原告是"具有法律上的利益者"。在南斯拉夫，允许公民、法人、国家机关、公设律师、社会自治律师、工会以及其他没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作为原告起诉。如可违法的行政文件侵犯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院和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也有权作为原告起诉。在前苏联，原告是认为公职人员的行为损害了己权利的公民。[4]也许正是基于这种客观上的需要和借鉴别的国家的有关经验，最高人法院最近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原解释关于资格的有关规定修改并界定为"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即只要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身利益，便可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原告的范围不再局限于"行政相对人"的范围。体现了充分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精神，顺应了现代行政法发展的趋势。同行政诉讼主体范围相一致的是，行政许可诉讼原告的范围应界定为一切与行政许可行为相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只要行政许可行为直接或间接地侵犯了有关当事人的权利，都应当成为行政许可诉讼的对象。

二、法院对行政许可行为的审查程度

行政许可第三人作为原告向法院提出诉讼，启动诉讼程序后，法院对哪些行为进行审查，审查程度如何，既是决定原告诉讼结果成败的重要因素，也是决定诉讼本身是否科学、公正的关键所在。笔者认为，法院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对行政许可进行审查。

（一）、行政许可的合法性审查。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对合法性审查的应从广义的角度进行理解，既包括外在的形式上的审查，如行政许可的是否符合法律对主体、权限、内容和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也包括内在的实质上的审查，如行政许可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内在精神和要求，是否符合法律的目的，符合公正原则等。

（二）、行政许可的基础-抽象性行政行为的审查。若行政机关做出的行政许可行为完全依据有关抽象行政行为规定做出，那么从形式上，该行为无疑是合法行为。但是，若有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违法时，依其所做出的行政许可行为在实质上无疑是非法的。若法院在审理该案中，仅以行政许可行为形式上的合法为由，做出维持行政许可行为的判决，则该判决正确性明显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其注重的只是形式上的合法，而非实质上的合法。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能否对行政许可行为的依据，即有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仍存在较大争议。笔者认为，目前在我国建立对抽象性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实属必要。

1、对抽象行政行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

（1）、抽象性行政行为所具有的普遍约束力和反复适用性等特点决定了其影响远远大于具体行政行为。

（2）、抽象行政行为大量违法、侵权的现状需要加强监督管理。"由于立法排除了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的复议和诉讼监督，其他监督机制又跟不上，致使抽象行政行为违法问题日趋严重。有些行政机关，特别是基层行政机关，习惯于使用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征收财物、摊派费用、设置劳役。还有一些行政机关为了争夺收费权、处罚权、许可权，推卸职责和义务，不顾法律权限和分工，随意通过抽象行政行为扩张本地区、本部门的权限，导致规章打架、冲突、重复和管理失控。这些行为不仅破坏了我国法制、政令的统一，干扰了执法，也严重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为扭转这种形状，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就必须加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有效监督。"[5]

（3）、现行监督机制不能有效地控制、制约抽象行政行为。目前，我国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将抽象行政行为排除在诉讼的受案范围之外，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主要依赖于权力机关监督和行政机关的自身监督两种方式：权力机关监督和行政机关内部的监督。权利监督的主要途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及常委会有权撤销本级人民政府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行政机关自身监督途径有：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国务院各部、委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定和命令；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有权改变或者撤销下级人民政府与上级人民政府不一致的命令、指示和决定。其行使监督权的具体方法主要是采取备案审查制度，是一种事后监督。正是这种看似完备的监督体制和方法，导致了我国有关部门认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现行法律、行政法规都分别有相应的规定。由这些行为引起的争议，只要按有关规定办理即可，没有必要走复议这个程序。"[6]但司法实践中，这监督的效果难以人满意，这是因为现行的对抽象性行政行为的监督机制权力机关监督和行政监督存在以下问题：第一，缺乏具体的监督程序和方式。虽然我国宪法赋予了权力机关的撤销权，但因为没有规定相应的监督程序予以保障，这种监督有名无实，很难发挥监督的作用。同样，行政机关备案审查制度和法规清理等监督方式，也只是原则性规定，并没有得到真正地启动和运作，造成备案审查只是备而不查，使监督流于形式。第二，内部监督的弊端削弱了行政内部监督的有效性。任何内部监督都有其局限性，自身利益和团体利益的维护使内部监督的效力，远不可能达到来自外部监督的效果。第三，对抽象性行为的监督范围不足。权利监督和行政监督的对象主要为法律、法规和规章，对于由众多主体制定的、遍布于任何各行各的、直接与公民的切身利益相关的、因而最需要有效监督的各类规范性文件由何主体实施监督、如何监督仍是一片空白，造成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之间冲突的现象十分突出，严重影响了国家法律的统一。第四、排除了司法审查。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对抽象行政行为不能提起复议和诉讼，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只能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对其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进行间接监督，而且人民法院在个案中只有建议权，这种制度一个非常普遍的恶果就是，许多行政机关利用抽象行政行为逃避诉讼。导致受害人在受到抽象行政行为侵害时，投诉无门，即使投诉到有关部门，也因没有相应的制度而不了了之，极不利于对相对人的保护，也影响社会的稳定。

（4）、国外的关于抽象性行为行为司法审查的实践。在国外，诉讼监督被认为是最公正也是最具监督力量的方式，因此许多国家都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司法审查的监督范围中。如法国在规定了对抽象行政行为公民享有的议会救济和行政救济手段之外，还以诉讼救济手段作为最终保护公民权利和监督行政机关的方式，即对行政机关制定的条例不服，可向行政法院提出诉讼。提出的方式有三种，一是经行政救济后提出，如在上述行政救济的两种情况中，如果利害关系人向行政机关提出的请求遭到拒绝后，利害关系人可向行政法院起诉。二是直接向法院提出，利害关系人认为条例违法，可在条例公布后2个月内向行政法院提起越权之诉，请求撤销不合法的条例。三是在其他诉讼中提出，利害关系人可以在其他诉讼中同时提出条例无效，但对于本案不能适用。最高行政法院对撤销总统和部长会议命令的诉讼以及撤销部长制定的行政条例的诉讼享有初审管辖权。行政法院在诉讼程序中对条例进行审查，对违法的条例有权予以撤销。法国行政法院对条例的审查范围极宽，除一部分紧急情况条例外，均受行政法院的管辖和监督。在英国，只有女王和议会的立法可以作为例外免受司法审查，对行政机关制定的条规，由于其属于从属立法的范畴，因此不具有这种特权，无论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还是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只要超越法定权限，法院都有权审查其合法性，并有权对违法的条规宣布无效。美国从三权分立的根本原则出发，规定行政机关的一切行为都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内，并且把法院对立法是否违宪的审查原则和制度适用到了对行政或执行机关的立法审查活动中。[7]

2、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任何一项宪政制度的设立，都需要理念、制度与实践的多重支撑。建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必须从人民主权和法治中获得理念，从民众的尚法观念和司法诉求中获得力量。第一，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是人民主权原则的体现。人民主权原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但这种主权原则并不抽象存在，而是必须通过保障每一个公民的正当权利的行使来实现的。宪法以及其他相关基本法律规定了公民控告违法犯罪失职的国家机关的主体资格，诉讼正是保障这一权利得以实现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工具。法院根据公民的控告，行使人民委托的审判权，依据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法规，审查被诉抽象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是人民主权原则的重要实现途径。[8]第二，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是权利制衡的体现。有权力就要有监督，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纵观古今上下，社会权利监督的最有效方式过于权利机构之间的彼此制衡。我国虽然不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但权利的制衡在我国同样存在。立法、司法、行政三个相互联系而相互制约的机制是保障社会稳定前进的基础。作为社会活动中，表现为最为活跃、涉及最为广泛、动因最为积极的权利，如若得不到有效的制约，无疑有悖于现代社会的法治精神，同时也反应上司法的无能与软弱。因此，权利制衡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据。第三，切实保护广大公民权利是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监督是现实基础。目前，我国公民法制素质以及对自身权利寻求保护的意识普遍高涨，大量的针对抽象性行为的公益诉讼层出不穷。从状告铁道部春运期间票价无理上涨案，到全国范围内对电信调资不满案，以及本文中的紫金山观景台案等，无不反映了公民对自身权利保护的强烈愿望和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质疑的。如果我们的司法制度仍于那种古老的、对公民权利漠视的水平，不仅在客观上阻止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而且，容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此，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的范围，还公民一个公道，是现实生活的客观需求。

3、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可行性。从目前我国的立法现状和行政诉讼司法实践来看，将抽象行政为纳入司法审查具有现实可行性。一方面，随着《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等一系列行政法律，以及《立法法》等宪法性法律文件的颁布和实施，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体系基本形成，为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奠定了立法基础。另一方面，随着司法改革的深入开展，我国法院的设置及结构功能更加合理，执法效率进一步提高；法官素质逐步提高，执法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增强，已基本拥有了审查抽象行政行为的能力，从而为将抽象性行政行为纳入审查奠定了人力基础。另外，国外的司法同样为我国法院如何审查抽象行政行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

因此，法院在审理观景台一案中，不仅应审查行政许可行为本身的合法性，而且应同时对其所依据的基础，即有关的行政性规章、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最终确定其行政许可是否合法有效。

三、行政许可第三人诉讼的法律后果

司法机关对行政许可行为的司法审查的结果无疑会有种情况：一种是认定行政许可行为违法或不当；一种是认定行政许可合法。不同的判决结果，在行政机关、行政相对人和第三人之间所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是不同的。

（一）、司法审查认定行政许可行为违法或不当。司法审查认定行政许可行为违法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行政机关无权限许可、越权许可、违反法定程序的许可，无论哪种原因，都会导致行政许可行为被认定为违法或不当的结果。但行政许可被认定为违法或不当，并不意味着其一定会被撤销，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原来的行政许可仍可能被维持。例如，第三人以城建部门许可某房产公司建成的楼房，侵害了其采光权、通风权等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审理后认定城建部门的许可行为违法。但法院并不一定会做出撤销城建部门已经做出的行政许可的判决，从而迫使房产公司拆除其已经建成的楼房。而是采取其它方式使第三人得到应有的补偿。但无论行政许可被撤销或者是被维持，只要行政许可被确认为违法或不当，并且在客观上给第三人造成损害，行政机关都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赔偿责任。这是因为，首先，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是行政法律关系，而行政相对人与第三人之间是民事法律关系，二者在有质的不同。其次，行政机关对行政许可应负有法律上的注意义务，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是行政机关的审查行为过度环节的。行政机关由于没有完全尽到其法定应负有的义务而致使行政相对人对第三人造成的损害，理应当由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而不是由行政相对人来承担责任。另外，如果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许可行为的做出负有责任，其应当与行政机关一起对第三人负有连带责任。如行政相对人采取违法手段促使行政机关做出行政许可。在行政相对人采取欺骗等手段得到行政许可而使第三人利益遭受损害的，行政相对人应负有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法院是否做出撤销违法的行政许可的判决，应从经济分析、社会影响等角度综合考虑。

第三人范文篇6

关键词：行政法律关系，行政第三人，行政相对人，行政诉讼第三人

依照行政法学之通说，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仅仅包括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但我们认为，除这两类主体之外，还存在着第三方主体，即行政第三人。本文拟对行政第三人的有关问题作出初步探讨。

一、行政第三人概念的提出

任何行政行为都有相应的相对人，即行政主体的相对一方当事人，通常是指行政行为所直接针对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能以民事关系、行政关系或其他法律关系为中介，与已作出的行政行为产生间接的利害关系。如在「判例1」江西某公司诉湖南省商检局案中，鉴定行为直接针对的是提出商品鉴定申请的湖南某公司，因此，湖南某公司是相对人，江西某公司不是相对人。但是，由于湖南省商检局的鉴定行为间接导致了江西某公司的经济损失780万美元，江西某公司由此与鉴定行为具有间接的利害关系。又如，在「判例2」王某诉辽宁省某乡人民政府案中，乡政府批准吴某建房的行政行为的直接针对人为吴某，而非王某，因此，吴某为该行政法律关系的行政相对人，王某则不是。然而，由于王某对乡政府批准吴某100平方米建房中的3平方米宅基地具有合法使用权，乡政府却将其批准给吴某使用。显然，王某的合法权益受到该批准行为的侵犯，王某因此与该批准行为也具有间接的利害关系。

可以说，类似于「判例1」、「判例2」的案件在实践中大量存在。问题的关键是，这种与行政行为仅具有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既不是行政主体，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相对人，后者通常指的行政行为的直接针对人。那么，这类主体在行政法上究竟应当如何定位呢？

在我国，有学者称这类主体为“暗示相对人”，并认为，如果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直接作用或直接影响明示对象以外的其他对象，而且这些对象与行政主体之间形成特定的行政权利义务关系，那么，这些对象就是行政行为的暗示相对人.同时，也有学者称这类主体为“受行政行为结果影响的相对人”，即行政主体在作出一个行政行为时主观上并没有指向他的目的，但作出行政行为后，该行为在客观结果上却影响了其利益的人。

我们认为，不管把这类主体称为“暗示相对人”，还是称为“受行政行为结果影响的相对人”，都未能把这类主体从行政相对人的范畴中脱离出来，无法合理地界定其在行政法上的地位，这是欠妥的。因为这类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在形式特征上和实质特征上有天壤之别，法律保护两者的合法权益的方式也有较大差别（后文将作详述），所以把这类主体从一般意义上的行政相对人概念中彻底脱离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是非常必要的。

而在德国、日本等国家，则将这类与行政行为有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称为“第三人”，或者称为“有利害关系者”。如《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1998年5月1日颁布文本）第13条2款规定：“程序结果对第三人有影响的，应其请求亦应通知其为参与人”；《日本行政程序法》规定：对于不利益处分的听证，听证主持人在认为必要时，“对当事人以外之人，依该不利益处分所依据之法令认为与该不利益处分有利害关系者，得要求其参加该听证程序或许可其参加该听证之相关程序。”另外，在美国，将这类主体称之为“间接利害关系人”，在当代，美国行政法趋向于让更多的、实质利益受到行政行为不利影响的公众参与行政程序，有权参与行政裁决正式听证的人，不限于对行政决定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明显的当事人，也包括间接利害关系人。

可见，在国外的立法实践中，已明确把这类主体从行政相对人的范畴中摆脱出来，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法律称其为“第三人”，“有利害关系者”或者“间接利害关系人”，这是十分可取和值得借鉴的。但是，究竟称这类主体为“第三人”还是“利益关系者”，抑或“间接利害关系人”呢？

我们认为，“有利害关系者”的称谓不能体现这类主体的实质特征，因为行政相对人，甚至行政主体都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利害关系者”不能用来特指这类主体：“间接利害关系人”虽然体现了这类主体的实质特征，但又难以体现其形式特征，因此都不甚恰当。而“第三人”的称谓则是比较合适的。一方面它比较规范，在法学理论（特别是在诉讼法学理论）研究中，已经被学者普遍接受并且广泛使用；另一方面，它能够体现这类主体的实质特征和形式特征，使其区别于行政相对人。另外，为了说明其是行政实体法上的一个概念，也为了使其区别于诉讼第三人，我们不妨称之为行政法律关系第三人，简称行政第三人。

二、行政第三人涵义的界定

在提出行政第三人这一概念之后，就必须对其涵义作出科学的界定。我们认为，行政第三人是指与已作出的行政行为有间接利害关系的，受行政权间接作用或约束的、行政法律关系中潜在的或暗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据此，我们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把握行政第三人的涵义。

（一）行政第三人是行政法律关系中与行政主体、行政相对人相区分的第三方主体。由于行政第三人往往以民事、行政或其他法律关系为中介，和与之相对的行政主体间接地形成了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所以行政第三人是该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如在「判例1」江西某公司诉湖南省商检局案中，江西某公司以与湖南某公司的合同关系为中介，和与之相对应的湖南省商检局间接地形成了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即该鉴定行为间接导致了江西某公司的经济损失780万美元。此时，江西某公司成为该行政法律关系的第三方主体，即行政第三人。

同时，有学者以为：“行政法上的法律关系有两种基本表现形态：一是法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它也可以称为实质的权利义务关系；另一是本质上非法但能够实际存续的权利义务关系，它也可称为形式的或事实的权利义务关系。我们以为，在这两种法律关系中，只要能与行政主体间接地形成权力义务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可能成为行政第三人。

（二）行政第三人是受行政权间接作用或行政行为间接约束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这个特征使它与行政主体相区分。如在「判例2」王某诉辽宁省某乡人民政府案中，后者在作出批准吴某建房行政行为时主观上并没有指向前者的目的，但该批准行为在客观结果却侵害了前者的3平方米的宅基地使用权。由此可见，作为行政第三人的王某受到乡政府批准吴某建房行政行为的间接作用或约束。

那么行政机关能否成为行政第三人呢？答案是肯定的。毫无疑问，一方面，行政机关主要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他们依自身职权作出行政行为，管理着行政相对人和行政第三人（包括行政机关）；另一方面，行政机关以机关法人的身份出现时，他们要受到行政权的作用，并有可能成为行政第三人。例如，根据《城市规划法》第40条的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的所有行政机关，其建造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的建设行为，均受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现在假设县公安局要建一栋办公大楼，他必须向城市规划主管部门申请，后者批准前者的建房要求，但碰巧的是，这批准行为同时也侵害了林业局的土地使用权，这时，林业局这个行政机关就成了行政第三人。但是，当两个行政机关因行政权限产生争议或者两者作出相矛盾的行政决定时，不能认为一方是行政主件，另一方为行政第三人。我们认为这种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应由宪法来调整，它实质上是一种宪政关系。所以，行政第三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可能出现了。如在「判例3」某村委会诉县公路局案中，县林业局与县公路局之间的权限之争实质是公共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我们认为这种冲突是一种宪政关系，应由宪法来调整。因此，不能认为县林业局是行政主体，县公路局是行政第三人，当然相反的认识也是不妥的。

（三）行政第三人与已作出的行政行为有间接的利害关系。有学者认为间接利害关系包括与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有利害关系，与判决结果有利害关系，以及与行政相对人有民事法律关系的个人、组织等。我们认为，不管与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有利害关系或与行政相对人有民事法律关系还是其他间接利害关系，归根结底是与行政行为的结果有利害关系，而不是与行政行为本身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当行政主体在作出行政行为时，主观上并没有指向行政第三人的目的，但该行为在客观结果上却影响行政第三人的利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与行政行为有间接利害关系的行政第三人产生了。如在「判例1」江西某公司诉湖南省商检局案中，后者在作出鉴定行为时，主观上并没有指向前者的目的，但该行为在客观结果上却导致了前者的经济损失780万美元，这时，我们认为，江西某公司与湖南商检局的鉴定行为有间接的利害关系。

（四）行政第三人是潜在的或暗示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所谓潜在的或暗示的是指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主观上并不以行政第三人为对象，而且单从行政决定书上，我们也并不能看出的，只是该行为在客观结果上影响个人或组织利益的一种存在形态。显然，“潜在”或“暗示”是针对行政相对人的“明示”形态而言的。如在「判例2」王某诉辽宁省某乡人民政府案中，吴某是乡政府批准建房行为的直接针对人，他是以明示形态存在的。单从乡政府的行政决定书中就可以明显看出他是行政相对人，但对于王某来说，他是以潜在或暗示的形态存在，不能从表面的行政决定书上看出，但该行政行为却在客观结果上侵害了其3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因此，王某应当是该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行政第三人。

三、行政第三人与相关范畴之间的界限

为了进一步明确行政第三人的涵义，有必要划清它与行政相对人和行政诉讼第三人等相关范畴之间的界限。

（一）行政第三人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两者都受行政权作用或行政行为约束，而且两者都与行政主体形成了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从实质特征看，行政第三人与行政行为有间接的利害关系。即与行政行为的结果有利害关系，同时，行政第三人受行政权的间接作用或行政行为的间接约束；而行政相对人与行政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受行政权的直接作用或行政行为的直接约束。

其次，从形式特征看，行政第三人是暗示的或潜在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不能从行政决定书上直接看出来，而行政相对人是明显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从行政决定书上可直接找到。

区分行政第三人与行政相对人，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有利于查明行政行行为的效力和后果。行政行为不仅直接约束以明示形态存在的行政相对人，而且，可能间接约束受到其客观结果影响的、以暗示形式存在的行政第三人。其次，有利于明确规定作出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由于行政行为效力的广泛性，作出违法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不仅要对以明示形态存在的行政相对人承担法律责任，而且也要对以暗示形态存在的行政第三人承担法律责任。最后，有利于在立法上规范他们各自的行为，在执法和司法上也能正确确认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法律要求，以便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二）行政第三人与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关系。关于行政诉讼第三人的概念，理论界比较通行的看法是，与被提起行政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通过申请或法院通知的形式，参加到诉讼中来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由此可见，行政第三人与行政诉讼第三人都与已作出的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并且行政第三人在行政诉讼当中常常以诉讼第三人的形式存在，而行政诉讼第三人在行政法律关系当中也可能以行政第三人的形式出现。但是，两者的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行政第三人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表现形式，它是一个实体法上的概念。行政诉讼第三人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的存在形态，这是一个程序法（诉讼法）上的概念。如在「判例2」王某诉辽宁省某乡人民政府案中，王某是行政第三人，这是他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表现形态；吴某则是行政诉讼第三人，这是他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的存在形式。

其次，行政第三人与已作出的行政行为只能有间接的利害关系，而行政诉讼第三人可以与该行政行为有间接或者直接的利害关系。如在「判例2」王某诉辽宁省某乡人民政府案中，作为行政第三人的王某只可能与该批准行为有间接利害关系，即该行为在客观结果上影响了王某的利益。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的吴某，是该批准行为的直接针对人，他与该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现在假设吴某而非王某提起行政诉讼，那么王某在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中以诉讼第三人的身份存在，这时，行政诉讼第三人就与行政行为有间接的利害关系。

再次，行政第三人在行政诉讼中，可能是以原告身份存在，也可能是以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身份出现。如在「判例2」王某诉辽宁省某乡人民政府案中，作为行政第三人的王某，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这时其身份是原告，而当吴某提起诉讼时，王某则以诉讼第三人的身份出现。

最后，行政诉讼第三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表现形式也是相当复杂的。其可能以行政相对人为表现形式，也可能以行政第三人的身份存在。其中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是与行政机关共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非行政机关组织。这类第三人适用的情况是：行政机关与非行政机关共同署名作出某个行政行为，相对人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非行政机关因为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不能作被告，只能由行政机关一方作被告，在这种情况下，如其共同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造成相对人人身或财产损害，需要进行赔偿，且非行政机关组织一方对之负有责任或可能负有责任，人民法院可通知其作为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

四、研究行政第三人的意义

加强对行政第三人问题的研究，在行政法学学科建设以及行政法治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重在在意义。

（一）研究行政第三人问题，有利于完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行政法律关系是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研究行政法律关系不仅可以进一步揭示行政法的质的规定性，而且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和分析各种法现象。尤其是在实践中，可以借助于行政法律关系理论从纷繁复杂的法律纠纷中清理不同属性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对一个案件，特别是复杂的案件予以准确的定性，准确的适用法律，并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

如前所述，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还应包括行政第三人。但在过去的行政法学研究和教学中，仅注重于行政主体的研究，行政相对人只是偶尔被提起，不予重视，而对于行政法律关系的第三方主体-行政第三人更是视而不见。这种片面性的认识要克服，就要求我们不仅要从行政主体角度看问题，同时也要从行政相对人和行政第三人的立场作研究，这样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才会得到不断完善，也才会促进行政法学学科的建设。

（二）行政第三人的研究，有利于丰富行政诉讼原告和第三人资格理论。一般认为，行政诉讼中的原告和第三人必须与某一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如果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就不能以原告或第三人的身份参加到行政诉讼当中，并且认为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但是，这种定性明显地缩小了诉讼中原告或第三人的范围，与我国行政诉讼最大限度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的价值目标显然是相悖的。同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也没有把“利害关系”局限于“直接利害关系”。另外，在审判实践中，人民法院把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间接利害关系的个人、组织也纳入第三人的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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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含义

这里所说的“利害关系”，首先指的是一种法定的权利和法律的保障利益的得失关系。这种法定权利，集中反映在我国宪法的规定中。如公民的权利就有人身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教育权利、社会权利等。如体现在民法上的就有生命健康权、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婚姻家庭权、财产权、相邻权、经营权、承包经营权、继承权、债权、知识产权等。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必须直接影响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特定权利和利益，才能视为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如果仅属于间接影响，则一般不构成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如城建部门对正在施工的违章建筑作出如下处理决定：“对已建部分予以拆除，未建部分不准继续施工。”建筑单位对处理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虽然因为这一处理决定使得建筑承包单位、建材销售单位的合同利益受到损害，但这种损害仅属受具体行政行为的间接影响，直接原因是他们与建设单位之间的建筑承包合同和建材购销合同发生变更，因此建筑承包单位、建材销售单位与城建部门对违章建筑进行处理的具体行政行为之间的“利害关系”，不是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可另行通过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

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应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之间存在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的性质必须是行政法律关系，而且必须属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倘若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使行政机关的下属机关或所属工作人员基于内部行政法律关系的权利和利益受到影响，则这种“利害关系”不属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

具体行政行为首先是对行政行为的对象（即相对一方）有最直接的利害关系，诸如：对相对一方赋予或不赋予某种职能，设定某种义务，采取某种行政强制措施，科以某种行政处罚以及依法对相对一方和其他民事主体所发生的某些民事争议进行裁决和处理等。与此同时，由于相对一方在社会上并非孤立存在，相对一方的权益变化往往会影响到第三者权益的变化，只要这种权益变化直接来自具体行政行为这一法律事实，亦应视为直接的利害关系。如某甲的违章建筑妨碍某乙通行，但城建部门对某甲违章建筑的行为罚款了事，对违章建筑不予拆除，准其继续存在，显然这种于法相悖的所谓处罚影响了某乙的相邻通行权利，城建部门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同其直接对象某甲有直接利害关系，同并非直接对象某乙也有直接利害关系。

就直接对象而言，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对象可能是单数，也可能是多数。在多数的情况下，该具体行政行为和所有直接对象都有利害关系。最后，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对象和权益受到该行为直接影响的非直接对象可能都是多数。如环保部门对共同造成某一水域污染的多家工厂进行行政处罚，而直接受污染之害造成经济损失的又有多家渔场和养鱼专业户，在这种情况下，就形成了一个同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体。

原告和第三人都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他们的主要不同在于：原告主动提起诉讼，或经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后追加为共同原告，能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撤诉或变更之诉或提出赔偿、补偿的诉讼请求。而第三人则未提起诉讼，而是申请人民法院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或经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后，实施相应的诉讼行为。原告和第三人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态度相反性是区别原告和第三人主要所有。

二、在行政诉讼中设立第三人的意义

为了保证案件客观、公正地审理和判决，在行政诉讼中确立第三人的诉讼参加人地位已成为国际通例。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这种制度在我国行政审判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完善，体现了我国的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第三人的诉讼参加人地位是直接由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和宗旨所决定的。

首先，它是保证人民法院正确、及时审理行政案件的需要。由于第三人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所以第三人对案件事实一般都有不同程度的了解，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为查清案件事实，有必要听取第三人的陈述。而正因为这种“利害关系”的存在，第三人又不同于证人。第三人陈述的客观性有可能受到影响，第三人的陈述和证人证言属于不同类型的证据，人民法院对不同类型的证据应针对其不同特点进行审查、分析和综合判断，才能准确地认定案件事实。另外，第三人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是人民法院对该具体行政行为作出维持或撤销、变更决定时必须予以考虑的因素，因此事先理应听取第三人的意见。反之，如果对这个因素未加考虑，可能不仅影响到法院对案件处理的正确性，而且可能引起重复诉讼，影响案件处理的及时性和审判工作效率。如果对第三人合法权益应予考虑而未予考虑，可能会导致判决的违法，因而在二审中被发回重审，或终审后按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结果使当事人受到诉累之苦，时间、精力和财力均受到不必要的损失也影响到审判的公正性和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

其次，让符合法定条件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是保护第三人合法权益的需要。诉讼权利虽然是程序性的权利而非实体权益，但行使程序性的权利是实现实体性权利的重要保证。第三人既然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而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审理结果将决定对该具体行政行为是维护还是撤销或变更，当然关系到第三人实体权益，如果不让第三人参加诉讼，第三人就无从行使请求回避、提供证据、质证、辩论等诉讼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作出关系到第三人实体权益的裁判显然是违反审判公正原则的。

再次，第三人参加诉讼，是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的需要。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应该是全面的。鉴于第三人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因而可能涉及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行政程序、适用法律，以及是否越权或权力滥用等问题。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合法性时，不仅要审查原告对其合法性的异议，而且要审查第三人的异议。如果第三人异议成立，该行政行为是非法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以撤销。反之，假如人民法院维持了这样的具体行政行为，就等于放弃了监督行政行为的职权。退一步讲，即使这样的具体行政行为被法院维持，一旦第三人在执行中提出异议，即不可能按执行程序执行，因而这样的具体行政行为最终也不可能得到维护。具体行政行为只有在原告和第三人均行使诉权后，经人民法院判决维持。这时，如果原告或第三人拒绝履行，行政机关才可以依法执行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以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三、行政诉讼第三人与民事诉讼第三人的异同

（一）两者在法律特征上相似之处

1、两者都同案件处理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必须是“案件处理结果同他在法律上利害关系”，而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必须是“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看起来提法有所差异。其实，“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必然与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就这一点而言，两者是相同的。

2、两者参加诉讼诉途径相同，即均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3、两者参加诉讼的时间都必须是在他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后和判决之前。

4、两者参加诉讼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两者都是独立的诉讼主体。在诉讼中都享有请求回避、陈述事实、提供证据、质证、辩论、请求重新勘验、鉴定，以及对不利于自己的判决结果提出上诉等诉讼权利，同时都要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

（二）两者存在重大差异

1、法律关系不同。行政诉讼第三人必须和被告行政机关之间存在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处于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不平等地位。而民事诉讼第三人和原、被告一方或双方存在民事法律关系，彼此均属于平等民事主体。

2、行政诉讼中不存在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民事诉讼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原、被告争议的诉讼客体有独立请求权，因而有权提起诉讼，成为诉讼当事人。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人处于原告的地位，而原诉原、被告均处于被告的地位，从而形成了原来的诉讼和第三人提起诉讼两个诉讼的合并审理。行政诉讼的第三人和原告一方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被告一方是行政机关，因此第三人和原告方不可能形成行政法律关系，因而不可能把原、被告双方都作为行政诉讼被告而提出自己的独立请求。假如第三人对具体行政行为提出独立请求而又符合起诉条件，则这时第三人的诉讼地位就不应是第三人而是共同原告了。

3、行政诉讼第三人概念的外延较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概念外延要小。在行政诉讼中，同案件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不一定都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因而不一定能成为行政诉讼的第三人。例如，有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所为的行政行为，如果被提起行政诉讼，尽管行政机关败诉的处理结果有可能导致他受到纪律处分或承担赔偿义务，这当然也是一种利害关系，因此不属于行政诉讼意义上的“利害关系”，不符合行政诉讼第三人的条件。再举例来说，城建部门违法发给某甲建筑执照，致某甲违反有关法规在海堤上建私房，被水利部门依法强行拆除。某甲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尽管某甲的败诉有可能导致某甲追究城建部门的赔偿责任，对城建部门来说，这当然也是一种“利害关系”，但由于城建部门和水利部门之间不属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而是基于其越权的具体行政行为和某甲单独形成行政法律关系，某甲追究其赔偿责任应另行提起行政赔偿之诉来解决，城建部门不符合原诉第三人的条件。

4、行政诉讼第三人处分诉讼权利的范围与民事诉讼第三人有所不同。行政诉讼第三人一般具有原告资格，只是因为对具体行政行为未起诉而未成为原告。如果在诉讼过程中，他重新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撤销或变更之诉，只要这种诉讼请求没有超过法定期限，法院应予准许，这时他的第三人身份就转变成为共同原告的身份，行使原告的诉讼权利，承担原告的诉讼义务。而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则不存在这种情况，他无权提起诉讼。

5、行政诉讼第三人在诉讼中独立为诉讼行为，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不协助原、被告任何一方为诉讼行为。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虽然参加诉讼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他总是协助当事人一方为诉讼行为。

6、行政诉讼第三人如果未参加诉讼，以致合法权益未得到保护，不可能另行起诉，只有通过申诉和再审程序改变原判决才能解决，因为同一个具体行政为不宜作为两个案件的审理对象。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如果未参加诉讼，其合法权益问题可以另行起诉请求解决，而不是一定要对原案进行再审。例如，买卖纠纷中的连环无效买卖纠纷，凡原告、被告以外的所有买卖各方可以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一并解决纠纷，也可以在原诉结束后和直接发生买卖关系的另案单独解决纠纷，一般不会引起对原案的再审。

鉴于第三人是否参加诉讼，行政案件同民事案件的法律后果不同，要对《行政诉讼法》第27条的表述中“可以”这一用词有正确的理解。笔者认为，“可以”的含义，一是第三人如果对具体行政行为也提起诉讼，他可以取得共同原告的资格，即根据其主观意思表示的不同，他可以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也可以以原告身份参加诉讼；二是第三人参加诉讼可以有两种途径，既可以由第三人自己申请参加诉讼，也可以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

如果符合法定条件的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被一审法院拒绝如何处理？在民事诉讼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由于处于原告地位，依其诉权可以提出上诉。那么，行政诉讼第三人是否有权提出上诉呢？这个问题在《行政诉讼法》中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行政诉讼中的第三处于“准原告”的诉讼地位，如果人民法院拒绝其参诉申请，应以裁定的形式作出，如果第三人不服裁定，可以比照原告不服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裁定来处理，却可以在十天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对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诉权争议，则不宜赋予其上诉权，而应由一审人民法院径行裁量决定。

四、行政诉讼第三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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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债权；侵权；第三人；霸座

一、“霸座”案中的法律关系与问题

分析“霸座男[1]”“霸座女[2]”等多起“霸座”案[3]，笔者发现，“霸座”案一般是在公共交通运输活动中，乘客票面分配的座位被第三人强行霸占，不予返还并受到相应处罚的情形，在这类案件中往往存在以下两种民事法律关系：第一，乘客与承运人的客运合同关系，乘客与承运人之间虽无书面合同的订立，但是售票时客运双方均对始发地、目的地、座位区域、携带行李、票价等一系列合同内容达成合意，《合同法》293条规定，无特殊情况的，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旅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乘客与承运人之间的合同关系是“霸座”案中最基础的法律关系。第二，乘客与第三人侵权关系，在“霸座”案中，客运合同真实有效，乘客与承运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乘客享有在客运期间内乘坐票面规定座位到达目的地的权利，在承运人完成提供相应座位的义务之情况下，乘坐约定的座位属于合同标的给付的一部分，第三人的“霸座”行为是典型的侵犯债权行为，会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完全实现。笔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乘客对座位享有特定的合同权利，应对其加以保护。但侵权关系产生的侵权之债因我国无相关法律规定而无法得到救济，在权利本位范式下，第三人侵犯债权救济制度的建立相当具有必要性。

二、第三人侵犯债权的理论基础

（一）债权的不可侵犯性。第三人侵犯债权制度建立与发展的基础是债权的不可侵犯，有观点认为，“盖即曰权利，即有不可侵犯性，物权为然，债权又何独不然。”[4]法律以其强制力保障公民之权利，虽然对于权利种类有相对权与绝对权之分，但从法律规定之目的出发，笔者认为，在权利本位的范式下，无论权利是何种类型，只要是合法的权利，都受到法律的保护，债权是众多权利的一种，当然具有不可侵犯性，侵犯他人合法权利应当承担相应责任或受到相应处罚。（二）债权相对性的突破。传统民法按照义务人的不同将权利类型划分为绝对权与相对权，债权是典型的相对权。但在目前的民事生活中债的相对性已有所突破，“债权物权化”的体现日益增多，有学者认为“物权和债权在某些特定部分仍然处于混合状态”[5]，比如在我国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明确了两种债权相对性突破情形，第一，实际施工人可跨过转包人直接向发包人主张工程款；第二，发包人向承包人和分包人均可主张违约责任。[6]又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条第二款规定，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商品缺陷造成人身财产损害的，既可以向销售者追偿，也可以向生产者求偿。而“买卖不破租赁”的特殊规定更是债权物权化的体现，使得租赁权能够对抗所有权。在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债权相对性被突破的应用越来越广，权利本位范式下公民对包括债权在内的权利保护要求越来越高，债权不可侵性的特征得到发展与认可，此背景下，第三人侵权制度的构建有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三、第三人侵犯债权的概念与构成要件

历史上第一起第三人侵犯债权的案件来源于英国，1853年的拉姆利诉吉厄一案，案情大致如下：拉姆利与吉厄两人都是戏院老板，拉姆利与当红明星维格签订了为期三个月的在其戏院独台演出的合同，但吉厄在明知合同履行期间“恶意引诱”维格不履行合同，并开出高价到自己的戏院演出，拉姆利起诉吉厄明知自己已与维格存在演出合同关系后恶意阻挠债权行驶，构成侵权，法院判决拉姆利胜诉。此案在英美法系债权侵权的规定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7]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我国关于第三人侵犯债权的概念界定争议较小，学界主要观点如下：第一，债权侵权是“债的关系以外的第三人故意实施或与债务人恶意同谋实施旨在侵害债权人债权的行为并造成债权人损害。”[8]第二，债权侵权是“债的关系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故意实施妨害债权实现、使债权人因此遭受财产利益损害、应当承担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的侵权行为。”[9]第三，债权侵权为“不法侵害债权指第三人以故意损害他人债权为目的,妨碍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行为。”[10]笔者认为，第三人侵犯债权是第三人明知债权存在而故意实施的使得债权无法实现并应当承担相应责任的民事侵权行为。债权侵权作为一种较为特殊的侵权形式，纳入传统侵权四要件构成如下：（一）第三人故意。传统的债权债务关系来源于合同，是合同双方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合同双方主体既签订合同的主体，主要关系由《合同法》调整，若债权债务关系人存在违约等情形，依照合同规定承担责任。第三人侵犯债权在日本法中有学说如下：“妨害债权实现的，称为侵害债权。广义言之，第一是债务人的侵害，既不履行债务；第二是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对债权的侵害，一般所言的债权侵权，就是指这种侵害。”[11]笔者认为，在第三人侵权关系中的第三人是与债权债务关系两方无关的第三方，其侵权行为与合同无关，而侵权关系调整应当适用侵权法的有关规定。第三人在主观上应存在故意。由于债的相对性，债权债务人没有公示债权债务关系的必要，所以对于一般第三人来说具有隐秘性，而侵权第三人存在对债权的明确认识而有意侵犯之就排除了过失的可能性，“霸座”案中，债权人的债权是可以被第三人清楚识别的，在这种情况下依然霸占座位的行为显然侵犯了当事人的债权。（二）侵害债权的不法行为。对于公民个人而言，法无禁止即自由，被法律所规定或不被法律禁止的行为都是合法行为，不法行为就是与法律规范有直接或间接冲突的损害法律保护对象的行为。在侵权法领域，不法行为是与市民社会或者国家法律冲突导致他人受保护的民事权利或者利益受侵害的加害行为。[12]另有观点认为，不法行为是指不履行法定义务、阻断对他人受保护的法律行为以及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13]笔者认为，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我国《民法总则》所规定的强制性规范，可以直接在法院裁判中使用，当然地可以作为判断侵犯债权的侵权行为不法性的条件，侵权行为是第三人故意引起侵权损害结果的必要条件，在“霸座”案中，“座位”作为一种合同给付标的，强行取得的行为侵犯了相对人受法律保护的合同权利，属于不法行为。（三）合法债权的损害。笔者认为，我国法律只对合法债权进行保护，而对于赌债、嫖债等非法债权不做保护，且只有侵权行为导致了损害结果的产生才会引发被侵权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有学者认为，损害结果是一定行为导致权利主体的人身、财产或其他权利受到侵害，并造成财产利益或非财产利益减少或灭失的结果。[14]“霸座”案中，乘客购买火车票后，客运合同随之成立，承运人与乘客之间的合同当然成立并生效，在此情况下，乘客享有的要求承运人按照合同法给付座位并将其运送至目的地的债权也当然合法有效，而侵权人的“霸座”行为导致债务人的履行合同行为无法正常进行，债权人合法债权遭受损害。（四）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传统侵权理论在因果关系方面采用的是必然因果关系说，认为行为人的行为与损害结果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时，才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15]第三人侵害债权行为除高铁“霸座”这类直接侵权行为外，还存在如“恶意诱导他人解除合同”等情形的间接侵权行为，以必然因果关系确认第三人侵犯债权时条件未免太过苛刻，笔者认为应当采取相当因果关系的判断，即行为人改变危险，增加损害结果发生之可能性，损害之发生不存在异常独立原因的介入。第三人侵犯债权结果发生后，可以以一定的事由组阻却，除一般侵权违法行阻却事由以外，针对第三人侵权还可以参考美国法，将正当竞争、职责履行、忠告等免责事由引入。

四、我国第三人侵犯债权规制现状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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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仲裁；第三人；肯定说；否定说；设立

是否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是近年来在处理经济案件中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本文认为我国需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

一、对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争论的辨析

对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主要有“肯定说”和“否定说”的争论。

(一)“否定说”诸多理由不能成立

1.“否定说”认为，如果允许第三人参加仲裁就动摇了仲裁存在的基础。笔者认为，一方面，仲裁协议往往作如下类似表述：“本合同引起一切纠纷适用该仲裁协议”。可见，仲裁协议中并没有规定第三人不得介入仲裁，这就为仲裁第三人的存在预留了合法的空间。另一方面，仲裁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存在，并非限制第三人的参与，而是为选择仲裁这一解释方式而设的。况且，这一基础也有其范畴和限制，限制的法理是用以保证整个社会的稳定、公平与效率，否则，这种限制或意思自治就没有意义了。更何况，第三人介入仲裁并非一定违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仲裁的契约性理论并不排斥仲裁第三人的存在。还有，“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时只是依照常理预见双方当事人可能会出现的纠纷，对涉及第三人的情形无法作出合理预见。因此，当事人达成的仲裁协议从本意上不一定就是要将第三人排除在仲裁之外。同理，第三方没有参与签订仲裁协议，在多数情况下是根本无法预见到他人之间的合同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会涉及到自身权益。”

2.与上述理由相近的观点还认为，仲裁制度具有民间性，在仲裁中引入第三人制度，“势必使仲裁管辖蒙上诉讼化的色彩，具有非契约性和强制性，从而与仲裁的本质相悖。”笔者认为，将仲裁理解为纯粹的民间性本身就是一种偏颇。自从仲裁由纯民间的自救方法发展到被国家承认或规定解决争议的一种法律制度，由靠道德规范和舆论力量的维系发展到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其推行后，以民间性阻滞第三人制度的引入，一方面源于对仲裁制度发展考察不周，另一方面，难道仲裁的民间性就因引入第三人制度就具有了诉讼化色彩?不能因为诉讼有第三人制度就说仲裁有第三人制度也就具有诉讼化色彩。仲裁与诉讼的不同有很多质疑点，不是用第三人制度有否来界分的。

3.认为仲裁中存在第三人有违仲裁的保密性。笔者认为，第三方参与仲裁不会扩大知情人员的范围从而使当事人陷入原本并不存在的假想的危险境地。一方面，仲裁不像诉讼以公开审理为原则，所以当事人的商业秘密和贸易活动不会因仲裁增加第三人而泄露。另一方面，第三人与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有实体权利义务关系，所以本身就是纠纷事项的知情人，即使第三人对争议的事实并不清楚，若将其一味的排除在仲裁之外，第三人必然会借助于诉讼程序或另行提起仲裁维护权益，仍会有机会了解原仲裁的情况而成为知情人。何况，仲裁第三人的案件毕竟是极少数，整体上不会破坏仲裁的保密性。

4.认为第三人的加入会导致仲裁程序的拖延及仲裁费用的增加，不利于仲裁优势的充分发挥。笔者认为，这一理由更不成立。因为仲裁的裁决应按照仲裁规则的期限来完成，不因第三人的加入而改变。恰恰相反，第三人的加入事实上更有利于及早解决纠纷，因此不存在程序的拖延问题。至于仲裁收费，从表面看与诉讼收费差不多，但仲裁一裁终局，比诉讼经济。进一步讲，由于第三人制度的设立而增加的仲裁裁决结果的公正性也会消除，导致社会资源再次投入仲裁或诉讼的因素，从根本上降低了解决纠纷的成本。不可否认，第三人介入仲裁如何承担费用的问题值得探讨，但在没有相应规定前就断言“仲裁费用的增加”，这是想象而非现实，因此没有任何说服力，不是第三人介入仲裁不可逾越的障碍。

5.认为“仲裁庭的权力是有限的，当事人不能授予仲裁庭超越适用于仲裁协议或仲裁程序的法律所允许的权力，对于那些并非仲裁的当事人来说，这尤其重要”。笔者认为，只要不违背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的明确约定，仲裁庭有权允许第三人介入仲裁，这样有利于仲裁庭适当地进行仲裁及更好地保护当事人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二)对“肯定说”的补充。“肯定说”有准司法说和区别对待说。前者认为，仲裁是一种“准司法”行为，仲裁员可像法官一样，依案件情况追加第三人参加仲裁。后者认为，应加以区别地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若不加限制地允许仲裁庭追加第三人参加仲裁，必然会引起仲裁程序的混乱，损害仲裁的优越性，从而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笔者认为，肯定说之所以是少数学说，显然与论证不力相关。虽然仲裁的性质仍在讨论中，但无论怎样界定其性质，准司法说认为仲裁员可依案件情况追加第三人参加仲裁显然是错误的，这严重违背仲裁自身的契约性。该学说一方面源于对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误读，另一方面则暗含此说的作者对仲裁实践的不熟悉。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实质是“主要表现为合同相对性规则并不是绝对地排斥第三人的责任。在实践中，由于合同的订立和履行可能常常要涉及到第三人，甚至经常发生第三人介入合同履行过程的情况，这样合同责任主体的确定就更为复杂，这就需要在合同关系涉及第三人或有第三人介入的情况下，正确适用合同相对性规则以确定合同责任。”“合同相对性理论也正是仲裁协议或仲裁条款对未签字当事人不具拘束力的最原始、最根本的理论依据。”更主要的是，将仲裁第三人的加入单方面界定为由仲裁员追加这一种情形，显然对仲裁实践不熟悉。仲裁的实践表明，由仲裁员依职权追加的情形几乎不存在，而是由申请人、被申请人甚至第三人本身申请加入的。区别对待说比准司法说更尊重仲裁协议的基础性，但二者并无本质差别，都是比照民事诉讼的有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理论框架来设计仲裁第三人制度。首先，诉讼第三人与仲裁第三人的性质有本质不同。其次，对当事人的争议标的有无独立请求权作为分析仲裁第三人的依据时，“有无独立请求权”的判断本身并不能脱离实体法的权利义务关系而纯粹依据程序法内部规定推导出来。因此，盲目地与民事诉讼相类比，缺乏足够的理论基础。事实是，实现当事人仲裁意愿和给予仲裁方式解决争议以有力的支持，是当今各国仲裁法及其司法实践的发展趋势。(三)对“仲裁第三人”的进一步界定。在我国，对仲裁第三人问题之所以众说纷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仲裁第三人”概念的混乱。理论界认为“仲裁第三人”包括三个意义：仲裁协议的第三人；执行裁决过程中的第三人；仲裁程序进行过程中的第三人。

二、发达国家关于仲裁第三人的规定

(一)英国。英国没有局外第三人直接介入和参加仲裁审理或仲裁当事人将非仲裁协议签署人拉进仲裁中的程序，只有在案件当事人明确同意的情况下，才可行使这种权利。而英国伦敦仲裁院1996年的仲裁规则就仲裁第三人制度有规定。该规则第22条第1款h项规定，仅在一方当事人申请时，仲裁庭可以允许第三人作为一方当事人参与仲裁，假设第三人和该申请的当事人书面同意，并且此后就因此所涉及得到的所有仲裁当事人作出单一的或分开的终局裁决。

(二)荷兰。《荷兰民事诉讼法典》规定仲裁中的第三人，其第1405条规定：“(1)根据与仲裁程序的结果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的书面请求，仲裁庭可以允许该第三人参加或者介入程序，仲裁庭应不迟延地将一份请求发送给当事人。(2)声称第三人应予赔偿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将一份通知送达第三人，并不迟延地发送给仲裁庭和其他当事人。(3)如果第三人根据他与仲裁协议的当事人之间的书面协议参加，其参加、介入或者联合索赔仅可由仲裁庭在听取当事人意见后许可。(4)一经准许了参加、介入或联合索赔的请求，第三人即成为仲裁程序中的一方当事人。”可见，荷兰被认为规定了仲裁中的第三人，但其仲裁中的第三人与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存在一定的区别，即仲裁的第三人实际上是基于效率考虑进行的合并裁决，而且该合并裁决必须征得当事人、第三人及仲裁员的一致同意。

第三人范文篇10

行政诉讼制度脱胎于民事诉讼制度，很多方面行政诉讼制度往往参考民事诉讼制度，第三人制度也不例外，但是行政诉讼第三人和民事诉讼第三人却有所不同。为了更好理解行政诉讼第三人的概念，有必要将其与相关概念加以比较。

民事诉讼第三人是指对于原告和被告之间的诉讼标的享有独立请求权或无独立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因而参加到他人之间正在进行的诉讼中来的人。可以将民事诉讼第三人分为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和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认为自己有全部或部分独立的请求权，以独立实体权利人资格提起诉讼请求而参加到诉讼中来的人。“独立请求”是第三人对本诉原被告侵害其权益的行为，请求法院责令本诉的当事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以实现自己的主张。这种请求不同于原告的诉讼请求，也不同于被告的答辩主张。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之间的诉讼标的，虽无独立的请求权，但是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申请参加诉讼或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的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依据是他与争议的一方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这种利害关系必须是民事、经济或劳动法等实体法上的利害关系。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对他人争议的诉讼标的没有独立的实体权利，他站在原告或被告的立场上，间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只要他支持的一方败诉，他将可能承担败诉的法律义务。

行政诉讼第三人和民事诉讼第三人最关键的不同是参加本诉的基础不同。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本诉是以行政法律关系为基础，行政诉讼第三人和被告行政机关双方存在行政法律关系，双方处于管理与被管理的地位，而民事诉讼第三人参加本诉是以民事法律关系为基础。行政诉讼第三人没有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之分，不能按照民事诉讼法的分类，因为行政诉讼中的被告是固定的，原被告争诉的是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民事诉讼法中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将本诉的原告和被告作为被告提出诉讼而参加诉讼，而行政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系被告所为，自然不存在将本诉原告作为被告的问题。因此只能说，行政诉讼第三人类似于民事诉讼中的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因为因案件处理结果可能使其负担某种义务，而行政诉讼第三人参加诉讼，即使败诉，也不一定承担义务。行政诉讼第三人处分诉讼权利的范围与民事诉讼第三人也有所不同。行政诉讼第三人一般有原告的资格，在诉讼中重新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请求，可以由第三人转变为共同原告身份。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就无权提起诉讼。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是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而民事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在范围上有所不同。[6]

2、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诉讼地位

1、行政诉讼第三人案件裁判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既可以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可以是行政机关。

“与案件裁判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是指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已经或将会产生实际影响，这种利害关系包括不利的关系和有利的关系，但必须是一种已经或者必将形成的关系。这就是说，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一部分利害关系人是原告，而未提起行政诉讼的另一部分利害关系人是该案中的第三人，它既可以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可以是行政机关，不同的法律调整不同领域各种行为主体间的利害关系，确定他们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本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利益群体日浙趋于多元化，作为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仅可能因违法而使诸多的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直接或间接遭到损失，而且可能影响其它行政主体的合法权益。只有加大司法机关的监督力度，由司法机关有限度地逐步解决行政违法的责任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依法行政，这就非常有必要把与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有关的行政机关列为第三人。即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有着意义的联系，法律在赋予直接受被告具体行政行为的影响的相对人以原告资格起诉时，也应当赋予那些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但却不具备被告资格的行政机关以第三人资格来保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2、与案件裁判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当事人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未申请的，法院有通知其参加诉讼的职责。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的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行政审判的对象是被告具体行政行为，依法行政不仅要求行政机关严格依据法律规定办事，而且职权的行使也要符合法的基本原则与精神，只要其行为有违法或不当的地方，便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给相对方造成损失时还应予以赔偿。行政诉讼第三人未申请参加诉讼的，人民法院有通知其参加诉讼的职责，该司法解释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应当追加被告而原告不同意追加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其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该条款是说人民法院发现原告起诉时遗漏了被告或者有意不告，需要追加被告参加诉讼时，亦应尊重原告的诉讼权利，须征得原告的同意。如果原告不同意追加应当追加的被告，人民法院应当通知应当追加的被告以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又如具体行政行为经过上级行政机关复议后，如维持原决定，相对人不服复议决定起诉，原行政机关为被告，这时如果把复议机关列为第三人，可以能够促使其履行职责，实现依法行政，同样也可以帮助法院迅速调查取证，明确行政机关各自职权范围，界定其行为是否合法，人而提高行政效率和法院的办案率。

3、行政诉讼第三人可以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主张，可以与原告或者被告的诉讼主张不同，也可以与其中一方的主张一致，对法院一审判决不服，可以提起上诉。

行政诉讼第三人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人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裁判可能对第三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对这种权利义务关系进行保护能够实现行政诉讼的最终目的，实现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与国家权利义务的平衡。利害关系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范围，是具有行政诉讼意义的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只要有利于第三人权利的保护，有利于国家对整个社会的管理，这种利害关系所涉及的法律关系均应包括在第三人制度所涉及的范围之内。这种法律关系既有第三人与被告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也有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行政法律关系，还包括第三人与原告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三款规定：“第三人经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不影响案件的审理。”行政诉讼第三人不像民事诉讼的第三人那样，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存在着实体法律关系，它参加诉讼不能以本诉的原、被告为共同被告，也不是必然站在本诉的原、被告其中的一方，其参加诉讼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它既不是原告，也不是被告，而是具有独立诉讼地位的诉讼参加人。它参加诉讼是因其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而对被告争议权的无独立请求权，为了充分保护当事人的诉权，该司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第三人有权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主张，对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不服，有权提起上诉”。

注释：

[1]应松年：《行政诉讼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修订本，第130页。

[2]许崇德、皮纯协：《新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综述》，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673页。

[3]林莉红：《行政诉讼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4]蔡琇媛：《论行政诉讼之诉讼参加制度》，www.ntpu.edu.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