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范文10篇

德治范文篇1

“以德治国”是重要的治国方略，干部监督是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举措。要严肃党的纪律，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干部监督工作。干部监督贯穿于干部工作的全过程，涉及的内容多，工作的范围广，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各级不仅要从健全法制入手，不断完善各项监督机制，落实好主要领导负责制，还要随着形势的发展，紧紧围绕“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干部思想道德观念形成的各个重要环节，进一步强化道德意识，规范道德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观念的要求真正融于整个干部队伍建设中，才能有效抵制一切腐朽思想的渗透和侵蚀，才能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如何强化“以德治国”重要思想对干部监督工作的指导，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深化认识，在强化干部监督的“德治”观念上下功夫。

干部监督是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有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德治，这一传统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有着深刻的影响，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在评价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地区的时候，十分注重社会风气、社会道德水准，尤其是执政的各级官员的道德素质状况。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讲究道德、民风敦厚、官员体恤民情的社会，这种追求几千年积淀于民族心理之中，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因此，我们在加强干部监督工作中，要以关心爱护干部、提高干部自身综合素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强化“德治”的监督观念，把干部监督工作放在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大局去考虑，牢固树立干部监督工作为全党工作大局服务的思想，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二、丰富内涵，在强化干部监督的“德治”内容上下功夫。

“德治”的一个积极内涵就是对于“治者”的德行和德性有较高的要求。针对这一传统的积极内容，迫切需要大力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充分发挥其表率和示范作用。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广义上包括“公德”与“私德”两个方面。“公德”是大众化的，是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主要依赖于社会的整体约束和个人自我改造来形成的；“私德”是指干部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和思想作风素养等方面的内容，是干部监督工作的重点，具体可综合为五个方面：一是政治理论素质；不仅应具备基本的马、列、毛、邓理论素养，还要看干部本人平时进行理论学习的基本情况和态度，以及理论学习的成效，看其是否能理论联系实际，是否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改造主观世界、解决实际问题，是否真正做到了学与用、行与知的统一。二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态度；一方面要看其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决定、决议的坚定性和创造性，有无消极应付和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矛盾时，有无全局观念。另一方面要对其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情况进行有效监督，看能否在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三是同人民群众的感情；看是否忠诚地实践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否真正掌握和实践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是否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做工作的根本尺度。四是个人品行修养；看其为人是否品行端正、忠诚坦白、胸襟开阔，处事是否公道正派、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有无艰苦创业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能否把社会道德规范和党纪国法的要求变成自觉行为，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侵蚀。五是廉政勤政情况；看其遵守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情况，看有无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能否树立正确的名利观、苦乐观、人情观，能否经受考验，过好权力关、金钱关、色情关和人情关。

三、把握关键，在强化“德治”规范的环节上下功夫。

干部监督贯穿于干部工作的全过程，即干部教育、培养、选拔、管理等各方面。其中教育培养监督是基础，选拔任用监督是关键。现在有些党员干部犯严重错误，与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有直接关系，这一方面是制度不完善、不配套，缺乏规范性、严密性、系统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也在于道德规范在干部工作的各环节渗入的还不够，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规范与道德规范的互补机制。道德规范要渗入到干部监督的各个环节中，重点是把握好两个方面：一是在“事前控制”的环节中，充分发挥组织部门的职能作用。坚决按照干部“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要求，教育、培养、选拔、任用干部。在推荐干部时，要提高群众参与程度，把道德规范的内容细化、分解，认真开展民主推荐、民主评议、民主测评工作，对大多数群众不拥护的干部不能列入考察培养对象。在干部考察时，要落实干部考察工作责任制。选人用人“以德为选”，实行“全方位、多渠道、多角度”的考察方法，不仅要通过考察对象的上级、同级以及直接下级和分管部门了解情况，而且还要延伸到普通干部和人民群众之中，把触角深入到“八小时”工作外，拓宽监督渠道，防止一些“两面人”蒙骗过关。二是在“事中约束”环节中，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建立各级党组织定期听取个人工作汇报制度，切实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平时要及时了解和掌握党员干部在政治思想、领导活动、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表现。同时，完善公开施政机制，强化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的作用，形成一个多方位、多层次、强有力的监督网络。

四、注重实效，在强化干部监督机制的整体性上下功夫。

德治范文篇2

教书育人是教师的根本职能，也是教师的神圣职责和义务所谓教书育人，就是教师既要向学生传授科学文化知识，又要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也就是说，教师在传授知识、开发学生智力的同时.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使其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德才兼备的人才门需要明确的是“教书”与“育人”是密不可分的同一概念。高校是培养社会高级人才的摇篮，目前确实有一些教师认为育人是小学和中学的事情，他们只注重将知识传授给学生，或者是一些教师把育人工作留给了班主任和辅导员，自己只顾讲学问、做学问，轻视和忽视育人工作，这在学校不是个别现象，有一定的倾向性。

教师教育的对象是社会的未来，教师通过自己的劳动将科学理论知识传输给学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教师能将前人和社会遗留、沉淀的精神财富传递给年轻的一代，使他们能在较短的时间里适应现实社会，延续社会的发展，更是重要的职责。科学的飞速发展，把学生头脑当作“知识仓库”的时代已经过去，通过十几年学习的知识就指望用上一辈子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知识储备式的教育已被智力开发式教育和素质教育所代替，培养人才不再以知识储备为最终目标培养学生锻炼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更为重要，提高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准放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因此说，教师不仅要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和智能结构，更要调整自己的素质结构，教师不仅要为学生未来的职业做准备，更重要的是要发展人，要以能够培养出承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才，培养出担负起跨世纪责任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新人为己任。

二、为人师表是师德最高表现

教育是以人为工作对象的。教师要把先进的知识体系和思想意识传输到学生头脑中，就首先要赢得学生的尊敬、信任和爱戴，让学生接受你的个人，才能达到接受你的知识及思想。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这样一段话:“学校好比一种精致的乐器，它奏出一种人的和谐的旋律，使之影响每一个学生的心灵—但要奏出这样的旋律，必须把乐器的音调准，而这种乐器就是靠教师和教育者的人格来调音的。”学生如何看教师，他们在教师身上发现了什么;每一个教师或教师群体在学生面前表现了人的品质的哪一个方面，哪一些方面;教师的思想信念，教师精神生活的丰富性，教师道德面貌的完美性等等。所有这些属于教师或教师群体的人格魅力的表现，都是能够趋使学生检点自己、影响自己、鼓舞自己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

教师责无旁贷地必须把自己最丰富、最完善、最鲜明的人格展示给学生，也就要求了教师的行为作风、思想情操、道德规范必须符合时代风貌，是健康的和充满活力的国外教育理论者的心理研究表明，要让学生接受教育，教育者必须先主动建立爱的关系。一旦教育者取得了学生的信任，学生会不需要任何论证就按着你的教导去做。如果教育者没有取得爱和信任，那么即使教育目标正确，教育方法正确，教育也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学生拒绝接受你的教育，教育的困难和失败也往往就在这里，而教育的成功秘诀也常常是在这里。爱是连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纽带，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实施教育的前提。

为人师表，永远是教育者进行教育活动的主题施教者要有诲人不倦的情操，要有至情至爱的心灵，更要有以身作则的表率、示范和感召，展现出自己的智慧和人格，达到言传身教而成为学生的楷模，用优秀的思想、品德和知识，造就学生完美的人格和高尚的灵魂。

三、严谨治学、刻苦钻研是师德建设的内在基础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教师教育活动的传统观念和模式都经过了不断的变革和完善教育手段从古代的“口传身教”到文字书写、印刷技术的出现，直到现代将直观教育手段引人教学活动，又发展到电化教育与网络技术。可见，社会的不断进步，时代的不断前进，对教育工作也不断提出更新的要求。这就要求教师要自觉地、不断地研究和探索教育与教学规律。基本功要扎实，就必须具备刻苦钻研的精神，掌握足够丰富的知识量，掌握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所带来的新的传授知识的能力与技巧，掌握新的教育与教学规律。这也就是严谨治学的问题。严谨治学也是教师必须具备的道德水准之一，是教师忠诚于教育事业的具体体现。教师是教学过程的组织者、知识的传授者、学生学习的引导者。教师掌握、设计和决定教学方向、教学过程、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学生通过教师的教学活动使知识结构和道德结构得到发展。

教师如果不能把最具有时代性、最具有科学性和创造性和教育过程带给学生;一个不求进取、没有责任感的教师草率马虎、敷衍了事地来完成教学过程，我们可以想象得出，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结果。严谨治学不仅仅是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思想态度问题，而对不负教育责任的教师，其表现就是对人民、对社会、对国家丧失责任的严重问题。

我们说严谨治学、刻苦钻研是坚持以德治校的内在基础，也是教师的内在潜质能否施之于教的道德素质的重要体现。要做到严谨治学，首先要有创新意识，要具有创造性工作的思想与作风;其次，还要具有开放意识，要有教育全球化的思想，吸收人类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其三，还具有终身学习的意识，教师要具有终身受教育、终身学习的品格。知识的迅速更新，使教育具有了新的意义:那就是教育是终身的，教师要成为教育者，成为不被时代淘汰的教育者，唯一的选择就是自己要首先成为终身受教育者。

论文关键词:以德治校师德建设

德治范文篇3

一、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缺陷

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的产生，都是基于解决现实中某种问题的需要。孔、孟、荀生当春秋战国之乱世，运用自己的学说帮助明君圣主结束各国纷争、建立有序社会，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也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和基础。这样，便有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一个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元素：建立一个符合理想的社会。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类似周朝制度的社会：“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王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仁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可以称之为“政教之极”：“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荀子·君道》）

从上可见，孔、孟、荀对理想社会的具体描述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社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教化盛行，人人道德高尚。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孔、孟、荀追求的理想社会称之为道德社会。

那么，这种理想的道德社会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呢？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由此往下推衍。对于这个问题，孔、孟、荀的共同回答是：实行德治！

孔子率先提出了他的德治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孟子亦在其《孟子》一书的开篇中亮明自己的德治主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并在《公孙丑上》中继续阐发这一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荀子把德治进一步发展为礼治：“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正错之而莫之能诬也”。（《荀子·王霸》）以礼治国是荀子的治国之道的一大特色，但在先秦儒学那里，礼是德的外在表现，所以，礼治的实质仍是德治。

为什么要把德治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根本手段呢？从基本的方面说，孔、孟、荀心目中西周时期特别是周公时期成功的德治实践、农耕社会的经济特点、血缘宗法的家庭关系等等，都是他们提倡德治的重要原因。而从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角度说，孔、孟、荀之所以提倡德治，主要基于这样两条理由：一是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捷径，二是依靠其他手段无法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关于第一条理由，孔、孟、荀的论述如出一辙，即只要最高统治者愿意实行德治，并以身作则，德治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高离上》）：“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荀子·君道》）。

关于第二条理由，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充分关注，因为在这条理由中，孔、孟、荀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理想的道德社会只能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道德手段去建立，而不能靠非道德手段如政令、刑罚去建立。需要说明的是，在此提出“道德手段”的概念，是相对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而言的，指的是用一定的道德规范进行教化和约束，并具有非强制的特点。

首先来看看孔子对这个问题的著名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也接着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是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则在《议兵》中对孔、孟的上述观点作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凡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故，赏庆、刑罚、势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子，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上述言论充分说明，孔、孟、荀之所以推崇德治，是因为他们认为非道德手段如刑罚、赏庆、势诈等充其量只能获取民财、民力，而无法获取民心，当然也就无法靠它们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了。

需要说明的是，先秦儒家虽然认为不能依靠刑法等非道德手段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但并没有因此否定刑法等在治国时的作用。如孔子就曾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孟子也说过“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孟子·公孙丑上》）的话。因此，后人常以德主刑辅来理解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但德主刑辅只是说明先秦儒家没有否定法律的作用，并不能因此证明他们重视法律。事实上，先秦儒家对法律是极为轻视的，如荀子就明确认为，在治国手段上，道德为本，法律为末：“故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荀子·君道》）因此，在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具体实践中，枉法从德、以德代法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既然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那么如何实施德治呢？这便推进到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最后一个环节。纵观先秦儒家的德治之道，概括而言便是注重每个人的道德修养，正如《礼记·大学》所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具体而言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统治者首先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并以此影响天下；二是实施教化，即把德、礼的具体内容教给老百姓，让他们自觉遵守。在这个问题上，孟子的论述较具代表性：“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较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上》）

结合以上论述，可以把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概述如下：道德社会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追求的理想目标，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具体的德治手段是教化和统治者的表率作用。

就个体言，修德造成“人禽之别”，就邦国而言，成就“夷夏之别”；或者可以从承担历史使命的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见出个体成长的缩影，从“有德者有天下”窥见贤君明主的正面结果。总之，是建立一个以凸显德性为特征的理想社会，反映了农耕社会人身依附的原始圆满的理想图景。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可以被廓清。例如，为什么儒家老提“人性”问题，为什么一直争论不休？尽管孟子主张“人性善”而荀子却主张“人性恶”有尖锐的冲突，但实际上仍是为了这个“人禽之别”，不过孟子从“先天”禀赋立足荀子从“后天”教育入手罢了。两者殊途同归，同归于“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延续到后代依然如此，无论是汉的“天命之谓性”把人性扩展到自然宇宙，还是宋的“存天理灭人欲”收敛到内心，都是先秦儒家路向的特定时空下的延伸和变型。从而，“夷夏之别”也就有了普遍的经验基地和群体筑成的“文明”支撑。这种平行位移——由个体到国家的扩充，二者的平行建构同时完成。孟子的“推己及人”、孔子的“以孝移忠”等便是其功能结构的金科玉律。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入仕参政、讲学授徒，便体现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人身依附、教化百姓的不二法门。在国君即“天之子”虽由上天授命还得成事在人，尤其是能德泽天下者才能长治久安。如同“天子”的“天”“事”有二重性，“德”也有上下梯级的二重性：“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包括民、君在内的所有人的道德境界的可能性，而君临天下的理想承担者即尧舜这样的帝王则是这种道德境界的现实性的“仁主”。换句话说，有德者不必为王，为王者必有美德。这样，一座权力的金字塔就在“德”的砖瓦中矗立起来，延续下去，虽改朝换代，其基于农业经济结构上的德的主导形式未有质的变化。这就是本文的主题叙说，讲的是“德治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下面要详细讲一下其“合理性”何在即“为什么”的问题。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它有明确的目标，有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在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上又有充分的论证。因此，等待的只是明君圣主的采纳和具体实施。但是，正是在这个看似严整的体系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它关于目标和手段关系的论述上，即先秦儒家认为理想的道德社会只有靠德治来建立，这一观点是存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的。

理想的道德社会只有靠德治来建立，这一观点包含这样两层意思：一是没有德治就建立不了理想的道德社会，二是依靠德治肯定能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因形式逻辑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德治是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

为了证明上述理解不是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误解，我们有必要对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著名论述作详细剖析。上语中的“政”是指政令，“刑”是指刑罚，亦可泛指为法律；“免而无耻”，指老百姓可以不犯罪，但没有羞耻心；“有耻且格”，指既有羞耻心，又顺从统治，而羞耻心则完全是属于道德领域的概念。这样，孔子的话可以理解为：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规范，老百姓可以免于犯罪，但不会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规范，老百姓既有羞耻心，又容易顺从统治。换言之，在孔子看来，光用政和刑不能培养人们的道德；要培养人们的道德，只有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孔子提出上述观点后，千百年来，很少有人对孔子的这一提法表示过怀疑，相反，对之服膺、发挥者甚众。如西汉的陆贾在《新语·无为》中说：“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说：“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桓宽在《盐铁论·申韩》中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即使是众多的现代学者，在涉及孔子的上述论述时，亦是把它看作一种经典式的表述，而很少有人对此作深入的探究。

那么，孔子的上述观点是否真的无懈可击呢？我认为，至少有两种思想对孔子的这种说法持否定的态度。

一种是中国的法家理论。先秦时期的法家已明确指出，依靠法律手段也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在《商君书·画策》中就有这样的论述：“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这说明，在商鞅看来，法治可以把全体国民培养成有道德的人，即所谓“一国皆善”。韩非也有类似的论述：“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善之生如春，恶之死如秋”。（《韩非子·守道》）

另一种是西方思想界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有关论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早就认为，法律应该用来保障道德的推行和实施：“法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进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亚里士多德，第138页）而在这个问题上，最有说服力的还是现代西方法学界关于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有关论述。西方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认识虽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认为通过法律手段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如美国现代法哲学家博登海默就曾指出：“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博登海默，第361页）另外，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将道德区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个部分：义务的道德是对人类固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愿望的道德则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而其中义务的道德可直接转化为法律，由法律来保障它的实施。（参见崔永东）

其实，法律手段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素质，这一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且也为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所证明。既然法律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素质，那么，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观点就是极为片面的。而作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一个极为关键的环节出现如此致命的缺陷，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大家知道，在西方文明中，并没有德治的传统，把德治作为最根本的治国方略，是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所独有的，而儒家之所以把德治作为根本的治国之道，与它认为只有依靠道德手段才能培养人的道德素质这一观点是密不可分的。这样，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功过是非似乎都可以以此为基础来加以评判。

二、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价值

此处关于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价值的论述，是基于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缺陷这样一个角度的，或再进一步说，此处只是从其内在逻辑的缺陷的角度，来看它对中华文明的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对中国法治精神的影响，二是对中华民族竞争力的影响，三是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

1.中华民族的传统法治精神集中体现在法家思想中，如《商君书·赏刑》中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虽然比起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法治精神来，法家思想的缺陷是极为明显的，因为它把君主作为制定法令并可以不受法令约束的人，而从逻辑上来说，只要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于法律之外，那么所有人都有可能不受法律的制约。但是，法家的法治精神无论如何比儒家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要彻底和进步。然而，自从秦王朝灭亡后，法家的法治精神便退居幕后，代之而起的是以德治为核心的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道德法律化。道德法律化的实质，就是在法律领域，把儒家的道德规范看作高于一切的标准，法律条文只是儒家道德的外在表现，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以道德作为最后裁定的标准。

道德法律化的过程始于西汉，但其萌芽在先秦儒学中即已存在。如据《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根据现代法律精神，儿子证明自己的父亲偷羊，这一行为并没有错，而孔子则根据儒家“亲亲”的道德原则，认为子不为父隐瞒是错误的。道德法律化在西汉时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春秋》决狱”，即按照《春秋》的经义来判决案件。董仲舒对“《春秋》决狱”有这样的解释：“《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春秋繁露·精华》）“本其事而原其志”，这是“《春秋》决狱”的一个基本原则，亦被称为“原心定罪”，即根据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来确定其是否犯罪或罪责的大小。对于“原心定罪”的流弊，学者们有这样的评述：“过分强调动机意图，致使法律有时会依附经义而存在，法律的公平、公正功能流于空泛，对法律的解释也易于陷入主观主义的怪圈。”（徐世虹主编，第224页）

“《春秋》决狱”的做法虽然流弊很多，但因为它符合儒家的德治精神，所以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推行，并逐渐以固定的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至唐代，基于“《春秋》决狱”的“援礼入律”工程宣告完成。此后，“一准于礼”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思想的根本原则。对于这一过程的实质，陈寅恪有精辟论述：“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实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第511页）

从现代观点来看，儒家道德法律化的做法无疑是极为荒唐的，它既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又因为其法律条文的过分严苛和所定标准的不切实际而使道德规范本身流于空疏，无法得到切实遵行。那么，儒家的道德法律化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我认为，除了其内在逻辑中重德轻法的原因，亦与其对道德认识的笼统和模糊有极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先秦儒家道德论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明于君子小人之分，并以君子人格作为人们道德修养的目标。儒家的道德原则确立后，因其标准过高、不切实际而遭到当时不少学者特别是法家学者的抨击，如韩非子就曾明确指出：“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韩非子·五蠹》）而儒家的道德法律化，恰恰是把大量一般人无法做到的道德准则转化为法律条文，这样产生的流弊之多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道德法律化并不是儒家特有的做法，如上所述，西方社会也存在把道德法律化的做法。但西方的道德法律化无疑比儒家要高明。它们先是把道德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个部分，义务的道德是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基本要求和规范，愿望的道德则是那些提升人的生存层次和生命境界、代表社会的理想、并不要求人人都必须遵行的道德。西方法学家认为，义务的道德可以转化为法律，愿望的道德则不应转化为法律。这样做，既保证了社会基本的道德水准，又不会因为不切实际的过高道德要求而造成社会的虚伪。而儒家则对道德不作这样的区分，它把一切超越性的道德规定为人人必须做到的，这样，最终只能造成社会道德准则的混乱和虚伪成风。

2.如果说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缺陷导致了中国人道德状况的混乱和法治精神的缺失，严重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进步，那么，这一缺陷造成中华民族竞争力的缺失，则是其更为严重的后果。

先秦儒家德治理论的实质是把道德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它既是人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又是评价一个社会好坏的根本标准。而最容易对道德的崇高地位提出挑战的莫过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享受。因为物质财富总是有限的，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既容易导致竞争，又容易影响人们专门致力于道德修养，所以先秦儒家虽然也承认老百姓的物质欲望，希望老百姓能富起来，但是希望老百姓严于义利之辨，要求老百姓见利思义甚至舍利取义，则是其更为根本的观点。因此，当一些国家的统治者致力于提高本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时，就会遭到他们的强烈谴责。如孟子就曾说过：“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战国时期是各国实力大比拼的时代，而在这样的时代，孟子居然说要对那些擅长打仗、善于开垦土地的人用刑罚严惩。这种观点，即便不说它荒唐，至少也是十分迂腐的。而孔子也有类似的观点：“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不患寡而患不均”，典型地反映了先秦儒家重道德轻财富的观点，它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在此略举两例。

一是北宋神宗年间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希望通过变法使国富民强，造成对辽和西夏明显的军事、经济优势，但是他的变法主张却遭到朝中一些著名大臣如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激烈反对。反对的理由除了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便是认为王安石变法追逐物质利益，会毁坏世道人心。在这一点上，苏轼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道德诚深，风俗诚厚，且贫且弱，不害于存而长；道德诚浅，风俗诚薄，且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苏轼）苏轼的这个观点，颇有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味道，其荒唐是不言而喻的。但追其思想源头，不过是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翻版。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与随后北宋的灭亡，与儒家的这种迂腐思想有极大的关系。

二是晚清的洋务运动。光绪年间，由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肆虐，中国已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面对危局，一些有识之士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修铁路、设电报局，让中国尽快富强起来。然而，这一做法却在一些朝中大臣的激烈反对下举步维艰。那些守旧的大臣认为，西方的先进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无益于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风气的淳朴，因此要求最高统治者对此加以禁绝。在一片反对声浪中，中国的洋务运动一直未能形成大的气候。

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不知上演了多少次、多少年。在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影响下，重德轻法、重德轻利、重道轻器、重本（农）轻末（商）成为传统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这样，中国科技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中华民族的竞争力又从何而来？

3.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进步。衡量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坏，有两个重要的标准：一是是否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以保证政治运作的合理性；二是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级官吏及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注重的是后者，它认为德治的好处在于既能得民力，又能得民心。而对于前者，即如何制约君主权力的问题，先秦儒家很少涉及。当统治者不愿实施德治甚至荒淫无道时，孔子的主张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孟子也采取了与孔子相似的方式：“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至于如何从制度上来保证德治的实施，如何防止无道昏君的肆虐，先秦儒家并没有提出什么有效的措施。

事实上，先秦儒家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具体的措施。因为根据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道德素质只能靠道德手段来培养，理想的道德社会也只有靠道德的途径才能实现。而道德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一个人的道德素质的高下，无法作出定量的把握；一个人对某一事件的处理是否符合道德，往往会有不同的争论；一个人在此时有道德，很难保证他在彼时也肯定有道德。因此，要把这包含诸多不确定因素的道德变成一种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制度化的、可用来操作的东西，确实是存在很大难度的。先秦儒家曾试图根据一个人道德素质的高低把人分为圣人、君子、士、小人等不同的层次，并根据这一层次来确定人的社会地位和职务，但这种游戏规则的幼稚和拙劣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在如何保障德治的有效实施的制度建设上的阙如，使得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更多地带有一种充满随意性的、甚至是听天由命的成分。而在这个问题上，先秦法家无疑比儒家要高明得多，韩非子早就看出先秦儒家靠圣明君主来实行德治的主张是靠不住的：“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韩非子·难一》）但是法家同样走上了矫枉过正的道路，在看到法治在治国之道中的价值的同时，忽视了道德在治国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法治走上了惨刻、少恩的道路，大大影响了它在中国传统治国之道中的地位。

因此，我认为，要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当然缺少不了道德教化，这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价值所在。但是光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把道德教化放在治国之道的首位也是失之偏颇的。所以，至少就中国封建社会而言，理想的治国之道不应是德主刑辅，而应是法主德辅。

由于对道德的重视，由于片面地认为人的道德品质只能靠道德手段来培养，使先秦儒家走上了过分重视道德而轻视社会生活中的其它方面如法律、科技、商业等的德治之路，尤其是因为这种德治思想被汉及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的治国之道，因此，我们把中华文化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归咎于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在先秦儒家的原典和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和统治者具体实行的德治思想这三者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别。当然，我们把中华文化中的许多优秀品质如以和为贵、豁达宽容、重视礼义等归功于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1987年：《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

2陈寅恪，1992年：《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3崔永东，2000年：《儒家道德法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4苏轼，1997年：《上海宗皇帝书》，见《苏东坡全集》（下），黄山书社。

5徐世虹主编，1999年：《中国法制通史》第2卷，法律出版社。

德治范文篇4

“以德治国”是重要的治国方略，干部监督是从严治党的一项重要举措。要严肃党的纪律，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党员干部队伍就必须进一步加强干部监督工作。干部监督贯穿于干部工作的全过程，涉及的内容多，工作的范围广，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各级不仅要从健全法制入手，不断完善各项监督机制，落实好主要领导负责制，还要随着形势的发展，紧紧围绕“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牢牢把握干部思想道德观念形成的各个重要环节，进一步强化道德意识，规范道德行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社会主义基本道德观念的要求真正融于整个干部队伍建设中，才能有效抵制一切腐朽思想的渗透和侵蚀，才能使我们的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如何强化“以德治国”重要思想对干部监督工作的指导，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

一、深化认识，在强化干部监督的“德治”观念上下功夫。

干部监督是党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证。中国历史上的政治文化有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德治，这一传统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心理有着深刻的影响，其突出的表现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在评价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甚至一个地区的时候，十分注重社会风气、社会道德水准，尤其是执政的各级官员的道德素质状况。人们所追求的理想社会是一个讲究道德、民风敦厚、官员体恤民情的社会，这种追求几千年积淀于民族心理之中，至今还在发挥着作用。因此，我们在加强干部监督工作中，要以关心爱护干部、提高干部自身综合素质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一步强化“德治”的监督观念，把干部监督工作放在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推进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大局去考虑，牢固树立干部监督工作为全党工作大局服务的思想，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特别是领导干部队伍，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组织保证。

二、丰富内涵，在强化干部监督的“德治”内容上下功夫。

“德治”的一个积极内涵就是对于“治者”的德行和德性有较高的要求。针对这一传统的积极内容，迫切需要大力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充分发挥其表率和示范作用。领导干部的道德建设，广义上包括“公德”与“私德”两个方面。“公德”是大众化的，是作为一名党员干部的基本要求，主要依赖于社会的整体约束和个人自我改造来形成的；“私德”是指干部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和思想作风素养等方面的内容，是干部监督工作的重点，具体可综合为五个方面：一是政治理论素质；不仅应具备基本的马、列、毛、邓理论素养，还要看干部本人平时进行理论学习的基本情况和态度，以及理论学习的成效，看其是否能理论联系实际，是否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改造主观世界、解决实际问题，是否真正做到了学与用、行与知的统一。二是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态度；一方面要看其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决定、决议的坚定性和创造性，有无消极应付和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矛盾时，有无全局观念。另一方面要对其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情况进行有效监督，看能否在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三是同人民群众的感情；看是否忠诚地实践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否真正掌握和实践了群众观点、群众路线，是否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做工作的根本尺度。四是个人品行修养；看其为人是否品行端正、忠诚坦白、胸襟开阔，处事是否公道正派、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有无艰苦创业精神和艰苦朴素的作风；能否把社会道德规范和党纪国法的要求变成自觉行为，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和丑恶现象的侵蚀。五是廉政勤政情况；看其遵守廉洁从政的各项规定情况，看有无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能否树立正确的名利观、苦乐观、人情观，能否经受考验，过好权力关、金钱关、色情关和人情关。

三、把握关键，在强化“德治”规范的环节上下功夫。

干部监督贯穿于干部工作的全过程，即干部教育、培养、选拔、管理等各方面。其中教育培养监督是基础，选拔任用监督是关键。现在有些党员干部犯严重错误，与疏于教育、疏于管理、疏于监督有直接关系，这一方面是制度不完善、不配套，缺乏规范性、严密性、系统性和连续性，另一方面也在于道德规范在干部工作的各环节渗入的还不够，还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规范与道德规范的互补机制。道德规范要渗入到干部监督的各个环节中，重点是把握好两个方面：一是在“事前控制”的环节中，充分发挥组织部门的职能作用。坚决按照干部“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的要求，教育、培养、选拔、任用干部。在推荐干部时，要提高群众参与程度，把道德规范的内容细化、分解，认真开展民主推荐、民主评议、民主测评工作，对大多数群众不拥护的干部不能列入考察培养对象。在干部考察时，要落实干部考察工作责任制。选人用人“以德为选”，实行“全方位、多渠道、多角度”的考察方法，不仅要通过考察对象的上级、同级以及直接下级和分管部门了解情况，而且还要延伸到普通干部和人民群众之中，把触角深入到“八小时”工作外，拓宽监督渠道，防止一些“两面人”蒙骗过关。二是在“事中约束”环节中，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建立各级党组织定期听取个人工作汇报制度，切实提高民主生活会质量，平时要及时了解和掌握党员干部在政治思想、领导活动、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表现。同时，完善公开施政机制，强化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的作用，形成一个多方位、多层次、强有力的监督网络。

四、注重实效，在强化干部监督机制的整体性上下功夫。

德治范文篇5

一

从治国依据的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看作是以道德原则为价值依据的政治活动和公共管理活动。

治理国家为什么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呢?在现代意义上，治国之治，不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制统治之治，而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治之治，是政府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的公共管理之治。它包括制度的安排、公共政策的制定、制度和政策的执行以及司法活动等。罗尔斯说，正义是法律制度的首要美德。对此，几乎没有人表示异议，这说明法律制度与价值密切相关。和邓小平都强调政策的人民性，这表明政策的制定必定有价值立场和价值选择问题。法律和政策的执行，是不是纯技术性的活动?现在很少有人赞同那种纯技术论的观点。至少行政裁决是摆脱不了价值纠缠的。司法活动也许是最具技术性的治国活动，但能说与价值毫无关系吗?恐怕不能说没有价值问题。既然立法、制定公共政策和行政裁决等都摆脱不了价值问题的纠缠，都要作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其中当然就有价值依据的问题。道德原则(如公正原则和权利原则)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或社会整体利益中引伸而来的价值标准，以其作为立法、制度政策和行政裁决等等的依据，是必要的选择。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的重要依据，实质上是把“人民利益”作为立法、制定政策和行政裁决的根本出发点和立足点。而政治和行政意义上的“治国”之所以要以道德原则为依据，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政治与价值、行政与价值的内在关联性决定的。

把道德原则作为立法和制定公共规约的依据，当然会带来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的道德化，但不能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就是要建构纯道德性质的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就是要实现中国古代社会的所谓“德政”。这里必须明确的是：强调把道德原则作为治国之依据，并不意味着道德原则是现代政治和公共行政的唯一依据。实际上，现代政治与公共行政还必须以法律为依据，此外，还有事实的依据和科学理论的依据。如果说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来立法和完善制度政策也意味着现代意义上的“德政”的话，那么，这种现代“德政”与传统意义上的“德政”是不能混为一谈的。现代“德政”强调的是制度与政策的道德基础，而传统“德政”强调的则是政治统治者的仁慈。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论断：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与所谓的“人治”是搭不上界的，而与“法治”却有其内在的关联。我们强调以道德原则为依据“治国”的重要意义在于：使社会制度安排和公共政策具有伦理道德上的合理性和立足点，从而也具有更为扎实的社会基础。

根据以上阐述，我们可以将“依据”论意义上的“以德治国”理解为：以道德原则为依据“立法”、以道德原则为依据制定公共政策、以道德原则为依据进行行政裁决等，从而立合乎道德之法、制定合乎道德之公共政策、进行合乎道德之行政裁决，达成公众对政治和行政的道德性期望，以实现法律制度和公共政策对社会的更有效的控制。

二

从治国手段的视点上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理解为政府主导的，其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直接参加的，以达成社会成员的道德共识、提高社会组织和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建立社会道德秩序为目的的道德管理活动。其实质是把道德作为实行社会控制，建立社会秩序的工具。

道德之所以可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是因为道德具有从外部和内部对人的行为进行控制的功能。相对于法律控制而言，道德控制是一种非正式约束和非强制性调控，其优势在于成本较低，其不足在于它只能调控非对抗性的社会利益矛盾。所以，只有在人民内部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社会条件下，道德作为治国手段或社会控制手段的作用，才有可能得以充分发挥和显示出来。

“以德治国”作为政府主导和公民直接参加的道德管理活动，其特点在于：第一，政府在组织和价值方面都起核心的主导作用，但政府不是运用强制手段而是运用宣传教育和政策导向等手段向全社会推行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道德价值体系。第二，这里的“道德管理”之德，不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任何一种道德体系，而是进入“意识形态”范畴的道德价值体系，其中包括政府倡导的道德传统和道德风尚。也就是说，在这里起控制作用的是政府倡导的道德体系。不过，这并不排除主流道德与非主流道德的对话与交流。第三，大众传播组织和文化教育组织在这一道德管理活动中起关键作用。第四，认同主流道德的公民越多，参加这种道德管理活动的公民也就越多，其管理成效也就越显著。在“手段”的意义上理解“以德治国”，它包括以德治党、以德治政、以德治商和以德育民等诸多层次。其中，以德治党和以德治政是根本，以德治商是关键，以德育民是基础。以德治党与以德治政，都必须从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两个层面着手，以实现政治管理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和党员、行政人员从政为政行为的双重道德化。以德治商，包括以德治理市场环境、以德治理工商组织和以德教育约束商人。其着眼点也必须放在制度伦理和德性伦理两个层面上。在时下中国，以德治商的重心应在产权伦理和诚信伦理的调控方面。以德育民，重在为人处事的德性伦理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特别注重对公民进行正直、诚实、守信和尊重他人权利等最基本的美德伦理教育。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实际上就是通过对社会的道德控制来达到国家发展和长治久安的目的。而道德要起到控制社会的作用，其前提是这种“道德”必须具有先进性和社会适应性，必须与国家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法治体系相契合；否则，政府主导的道德控制活动就难以达到控制的目的，即使达到了控制的目的，也会走向反面。所以，以道德为手段来治国还必须关注“道德”本身是否与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相契合的问题。在当今中国，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的道德标准体系，无疑是具有先进性的，但考虑到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和建构法治社会的内在要求，这一道德标准体系的内涵还有必要加以充实和拓展。在笔者看来，至少权利道德规范和正义道德要求必须进入这一体系之中。因为不讲权利道德和正义道德，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法治就缺乏必要的价值支点。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当然意味着一定意义上的道德政治化，意味着作为社会控制手段的道德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道德作为非正式约束和软约束被提升为正式约束和硬约束。因为政府主导道德控制只是增加了道德控制的强度，而并未改变它的基本特质。正由于有政府主导的道德控制仍然是非正式控制和软控制，因而它才构成不同于法律控制的社会控制方式。

以道德为手段治国，政府的主导就是必要的，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但这是否意味着民间的、非政府主导的道德调控活动就完全不属于“以德治国”的范畴呢?对此要作具体分析。我认为凡是那些有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的民间道德调控活动，政府都应予以肯定和支持，因而不宜将其排斥于“以德治国”的范畴之外。

三

从治国目的之视点来理解“以德治国”，我们可以把“以德治国”视为以道德为目的的国家治理活动。或者说它就是以建设国家道德文明、培养和增强国家道德素质为重要目标的道德建设活动。

由于道德是人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的一项本质规定，是社会构成的一项基本要素，道德秩序是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重要层面，道德文明是国家文明和社会文明的重要维系，因而把“道德”作为治国的一项重要目标，就是必然的和应有的选择。

德治范文篇6

关键词: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以德治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其集中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和战略思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将整顿党风、从严治吏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体现了中央治党治吏的决心信心。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更是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重大问研究。从党的十八大到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的提出，再到党的即将召开，党建工作不断取得新实效、新进展。在新形势下，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有必要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视角下，对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加以梳理、总结及展望，推动党的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

一、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逻辑

面对世情、国情和党情发生的深刻变化，党建工作随之也面临新形势、新考验。强调，“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1］从党中央管党治党的实践发展来看，党的建设迈入了新常态。在这一时代课题和背景下，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应运而生。全面从严治党中“全面”二字蕴含着深邃的思想哲理。从主体角度来看，“全面”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从对象角度来看，“全面”涵盖了从党员领导干部到普通党员。从内容角度来看，“全面”涵盖了从思想建设到制度建设，其中思想建设是灵魂、是根本，突出了道德、思想在党建中的作用，即以德治国;制度建设是载体、是保障，突出了规章、制度在党建中的作用，即依规治党。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如同鸟之两翼、车之双轮，共同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机组成，为历代国家领导人所高度重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为代表的中央领导就提出要从严治党，并将党的建设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2］邓小平多次强调党要管党的思想，始终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思想建设，一手抓制度建设。［3］强调，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二者一柔一刚，同向发力、同时发力。［4］全面从严治党在以往从严治党的基础上，强调了“全面”二字，这就决定了在从严治党的内容上，以德治党要从严，依规治党也要从严。以德治党、依规治党分别为管党治党划出了党员干部行事标准的高线和底线，进一步丰富了从严治党的内涵与外延，体现了“全面”的真正含义。从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二者的辩证关系来看，依规治党强调了以党章为主体的党内法规体系对党员干部的约束作用，以德治党强调了以教育为手段的传统道德对党员干部的教化作用。二者互为补充、互融互动，同质同向、同频共振，前者力求将权力关进“制度之笼”，后者力求将思想引入“道德之笼”，二者共同织密织牢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大笼”，为管党治党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和思想基础。

二、依规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刚性约束和教育评价

依规治党，就是坚持用党章、党纪、党规来约束规范党员、党组织的行为，促进各级党员和党组织依法依规办事，坚决杜绝权力的任性。一方面，刚性约束是依规治党的显性特征。从我党的历史发展进程来看，严明的党规党纪俨然成为我党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法宝和治国理政的重器。邓小平讲:“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5］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靠什么管、凭什么治?就是要严明纪律。”［6］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不断探索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全方位、立体式，严谨严密、层次清晰、内容丰富的党内法规体系。该制度体系以党章为主体，辅之以准则、条例、规则、规定、办法、细则等，共同构成党内法规体系。这其中，党章处于最高层次，起到统领其他法规的作用，有着权威性与约束力;准则、条例处于第二等级;其余属于第三等级。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提出以来，中央先后制定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可以说是在新形势下出台的管党治党的重要党内法规，为新形势下管党治党提供了可遵循、可依照的制度保障，同时，也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反过来讲，管党治党要做到全面、从严，就必须牢牢抓住制度建设这一根本，突出党规党纪的刚性约束，突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突出纪律底线和行为边界，就是要明确党纪要严于国法，就是要明确党员领导干部不能混同于公民群众，就是要坚决维护党内政治生活的严肃性和原则性。可见，党规党纪以“成文的道德”的形式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表达，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刚性约束。另一方面，教育评价是依规治党的隐性表达。任何一种法律、规章、制度都包含有教育评价的作用。因为其都不同程度地提供了一套行为规范，规定了什么事情不可为、什么事情必须为、什么事情可以为，以此来划定人们的行为标准。党内法规体系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规定了党员的权利、义务、职责，特别是义务方面，规定了必须的行为(积极义务)和禁止的行为(消极义务)，对于违反了规定，突破了底线的行为，坚决予以惩处。这实质上体现出了党内法规体系的教育评价作用。这样的教育评价通过党内规章制度对党员行为的裁定得以体现:依规惩处、警示教育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提出以来，中央坚持反腐无禁区，从打老虎到拍苍蝇，一大批官员落马，包括严重违纪违法、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等一系列行为。同时，中央不断健全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反腐倡廉工作的抓手更实、措施更硬、力度更大。从对一系列腐败案件的查处过程中，党内法规制度不仅发挥了惩处、制约等作用，同时也发挥了教育评价的作用。通过对腐败案件的查处，党内规章制度依据其内容对党员违反纪律规定的行为形成了客观的、具体的价值评判;对于其他党员来说，通过对规章制度作出评价的事物进行感知，强化对规章制度的认同，使得党内规章制度真正成为党员干部内心的准则，切实做到内化于心和外化于行，知敬畏、守底线。［7］

三、以德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柔性引导和文化传承

以德治党是指应用道德的办法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激励，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权力观，使其始终坚守共产党员的精神追求，从源头上做好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是管党治党的最高境界。以德治党承载着共产党人的血脉、灵魂、宗旨和作风，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修养和外在形象。［8］一方面，柔性引导是以德治党的现实体现。如果说依规治党是用规章制度等客观外在约束、规范党员干部行为，使其形成“不敢”的高压红线思想，那么以德治党则是用道德操守等主观自觉来引导、教化党员干部行为，使其形成“不能”的思想自觉。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党的发展史上，重视思想教育、以德育人的例子也是比比皆是。1941年5月开展的运动以“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为宗旨，匡正党员干部思想，党内达到空前团结。1996年开展的“三讲”教育活动，旨在让全党同志加强党性修养，端正思想态度，加强主观世界的改造。2005年开展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推进的党建设工作。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思想提出以来，党内先后开展了“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可以说党的思想教育工作做到了全覆盖、常态化。“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从修身、律己、用权方面提出了共产党员做人的本色特征，从谋事、创业、做人方面提出了共产党员干事的规范要求，“严”和“实”的标准成为了全党同志做人做事的基本遵循，同时也成为了以德治党的重要组成，体现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价值理念。“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范围延伸到了全党同志，实现了从关键少数到广大党员的拓展，从集中性教育到经常性教育的延伸。通过“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全党同志学党章、学讲话，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其中合格共产党员的标准与以德治党的管党治党理念高度一致，进一步充实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内涵。从全面从严治党的角度来看，以德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忽视了德治，从严治党就难以做到真正的“全面”。这一点来看，道德教育以“内心的党法”的形式构成了全面从严治党价值遵循，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柔性引导。另一方面，文化传承是以德治党的智慧源泉。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兴旺的不竭动力，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纵观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发展历史，几乎始终伴随着德法并存的优秀传统文化。古代思想家孔子提出为政以德的治国思想，主张德政治国，德主刑辅，重视道德的作用。以德治党在强调德治对党员的引导、教育、激励的同时，事实上同时也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产主义的道德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要求共同构成了以德治党的三个基本面。其中共产主义道德追求是共产党人的最高精神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规范是前者与中国现实国情相结合的产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前两者的发展提供了环境与条件。以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文化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提出以来，党对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党的成立95周年大会上，提出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深刻揭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地位作用，梳理概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源流、思想精华和鲜明特质，阐明了我们党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态度。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文化观，充分反映了我们党高度的文化自觉、坚定的文化自信和强烈的文化担当。党对传统文化的重视，为以德治党的提供了丰富的历史素材和历史积淀，全面充实、丰富了以德治党的内容体系。

四、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互结合、协调发展

依规治党是应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治党管党的具体体现，属于制度层面，以德治党是传承传统文化、强调信仰道德的感化教育、鼓励引导。新形势下，做好治党管党工作必须突出“全面”二字，牢牢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是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结合”属于唯物辩证法中联系观点的范畴。一般来讲，“结合”有三种实现路径:一是以某种中介实现结合;二是创造某种结合体实现结合;三是既融合又保持独立实现结合。这样的哲学思维对于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首先，要在体系上相结合。体系上的相结合就是二者应该相互借鉴、互为一体，不能相互割裂，相背而行。我们的党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和工作惯例，即所谓的党内规矩。要适时将这些成熟的所谓党内规矩等治党思想转化为党内法规，使道德具体化，以制度形式体现管党治党最新理论成果和思想精华。其次，要在内容上相结合。内容上相结合就是二者应该相互补台、互为支撑，不能相互分离，各行其道。要把党的道德建设、制度建设共同融入到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反腐倡廉建设等过程中，合理区分二者管党治党的区间，构建全面从严治党的协同路径。中央颁布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就是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二者相互融入的最好例证。《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重在强调共产党员的德行与操守，立德是其鲜明的特征。《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重在强调对行为的约束，立规是其鲜明的特征。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相结合要避免就“规”说“规”、就“德”说“德”，要在“规”中彰显“德”，在“德”中体现“规”。再次，要在执行上相结合。执行上相结合就是二者应该相互配合、互为表里，不能各自搭台、各家唱戏。要在党规党法执行过程中完善道德的惩处和倡导机制，使制度建设成为思想教育的有效载体。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进程中，依规治党和以德治党作为管党治党的核心，是治标与治本、他律与自律、底线与高线的关系。新的历史起点上，要更加注重二者协同互动、结合发展，共同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工程稳步向前，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

作者:乔亨 单位:延安大学

参考文献:

［1］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157.

［2］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28.

［3］刘汉峰.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考［J］.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5(1):102.

［4］.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02).

［5］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7.

［6］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71.

德治范文篇7

阳光、空气、花园、大地，我们渴望时刻置身其中。工作、家庭、社会、和平，我们期冀能够安身立命！亲人、朋友、友爱、幸福，我们祈求拥有永恒！

每一天，当我们迎着朝阳走向社会、走上工作岗位，自由施展着自己的聪明才智；每一晚，当我们沐着晚霞返回归途、走进家门，尽情享受着家庭的温馨幸福；每一次，当我们呼朋唤友、徜徉公园街头，随意放飞着现实与梦想的翅膀……这一切，让我们感受着这世界无上的美好，倍增着我们对于这人间至真生活的眷恋。

今天，当我穿着这身海一般湛蓝的税服，头顶着闪闪发光的国徵，站在这讲台上时，（来自）我感到异常的激动。穿上这身服装时，每次我都禁不住看它一眼。或许是关注一下自身作为税务人的形象；也或许是兴奋自己又重新扬帆起航了。但它不由地时时让我知道，我是一名国税人，是一名道德的赤诚的清廉的国税人。

道德，以它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特性把我们每一位公民紧紧牵在一起。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一种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我国早在孔孟时代就提出“礼义廉耻”等一套道德规范，并在漫长历史中形成文化习惯。上世纪初，蔡元培曾经这样概括他所理解的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公民道德：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之要者尽于是矣。一个古老国度的现代化进程走到今天，对于公民道德的认识和理解当然应比一个世纪前更为深远，也更加具有社会进步的时代内涵。然而，曾几何时，随着改革开入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公民却忘记了道德，忘记了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思绪繁乱之时，“好雨知时节”——在二十一世纪，“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和”共建和谐和谐社会”说出了内里的心声。

而作为一名共和国的国税人，加强道德建设，做一名真正的国税人在新时代下显得如此重要。崭新的世纪大门已为我们开启。每个人都渴望祖国建设的步伐不断迈进。我们，一群为国聚财的税务官，一群共和国的收税人，唯有加强道德建设，加强自身修养，才能对得起这身海蓝的税服，对得起头顶的国徵，才能自豪地说一声，我是一名真正的国税务。

做一名真正的国税人，我们就要赤诚。对国家赤诚，对人民赤诚。如果把祖国比作母亲，税收就是母亲身上的血脉。那么我们——共和国的收税人，就是为伟大母亲献血的孩子，我们就要永远对母亲怀有一颗赤子之心。赤诚就是要求我们爱国。无论何时何地，爱国永远是第一位的。作为中国人，要是不爱国，那就不成为中国人了。所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在确定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20个字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时，把爱国作为首要规范提出，就是要明确对祖国的热爱，是公民最基本，也是最高尚的道德追求。今天，我们税务人面对着各种以高科技为背景的经济挑战，这就要求我们以聪慧的大脑、广博的知识、睿智的心灵和火一般的激情去为祖国谱下华彩乐章！真正的税务人，便是那巍巍国魂下永不变心、永不褪色的赤诚！

做一名真正的国税务，我们就要敬业。加强道德建设不是口号，而是一种行动。社会日新月异，不进则退。随着加入WTO后，要求我们掌握更多更新的税务知识。敬业就是要我们热爱税收，踏实肯干，不断学习，不断进取。身穿税服，心系税务。前面收税的道路尽管很崎岖，需要烈日下我们顶着酷暑下乡，需要暴风雨中我们迎着狂风深入企业。但是，为了共和国的税收，我们无怨无悔。真正的国税人，便是那不怕苦不怕累日益进取的敬业精神。

做一名真正的税务人，我们就要清廉。人说“法律无情”，“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当道德这令人怀想起“中华美德”的名字印入眼帘时，我们是否能思考一下“以德治国，不钻漏洞”。每天我们接触大把大把的钞票，时常有企业黑暗的漏洞向我们招手微笑。但是，我们必须抵制诱惑，拒绝黑洞。不要说常在河边走，那有不湿鞋，只要我们时刻牢记着自己是一名真正的税务人，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们就要永远公正清廉。做一名真正的税务人，便是那永留清白在人间坚守税务道德的清廉。

借今天演讲的机会，我在这里向大家郑重承诺，并愿意与同志们共勉。在今后的工作和业务上，将努力做到：第一，加强自身道德修养。依法治税是税收工作的基本原则和灵魂，以德治税是以德治国方略提出之后对税收工作的新要求，也是新时期税收工作的重大创新。作为税收执法者，在工作中，首先要把税德规范做为内心信念，化为行为品质，以此来支配自己的行为；其次，要在“稳”和“微”处着手。俗话说：“积小善而成大德”，“千里之堤溃于蚁穴”，要时刻从细微小事上锻炼自己廉洁奉公的品德，筑牢坚固的人格道德防线。只有自觉加强锻炼，努力自省，闻过即改，始终品行如一，正气浩然，才能一心为公，敢于较真碰硬，为税收事业而奋斗不息。第二，锐意进取，不断创新。时代在一日千里地飞速前进，唯独知识是立足之本。宋代朱熹说：“无一事而不学，无一时而不学，成功之路也”。第三，爱岗敬业，无私奉献。人们常把生命比作蜡烛，每个人燃出的光亮是不同的。有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有的“流星一闪忽暗去，浑浑噩噩过一生”。（来自）作为21世纪的国税工作者，时代赋予我们光荣而神圣的职责。为了自己所钟爱的国税事业，我愿做一颗让阳光折射的雨滴，汇入大海，做一滴大地返青的甘露，融入山川

德治范文篇8

[论文摘要]邓小平德治思想是对传统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是对新时期治国方略的理性认识。邓小平德治思想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丰富的内涵和深远的意义。

一、邓小平德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邓小平德治理念的提出有着很深的理论渊源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辨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为邓小平德治理论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邓小平德治理论的理论基石。

唯物辨证法关于普遍联系和发展的观点对德治活动的开展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由于德治的一切要素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因此，在进行德治思想教育的过程中，应全面考虑，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教育原则、教育环境等多方面要素，避免孤立的看问题。同时，德治思想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是存在规律的。因此，我们要取得德治的成效，只有认识和把握其客观规律，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取得良好效果。

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辨证关系对邓小平德治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一方面，社会存在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的思想的复杂性，多种多样的社会存在，反映到人们头脑中，就自然会产生出各种思想观点，造成思想的复杂性，另一方面，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促进和加速社会的发展，落后的社会意识阻碍和延缓社会的发展。因此，只有通过德治思想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思想，充分发挥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才能使人们用先进的思想去指导社会实践活动，促进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二、邓小平德治思想是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

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是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基础。我们党历来重视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和革命道德教育全党、教育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应该批判的继承我国古代优秀的德治传统。

在我国几千年的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中，涌现了大量的优秀德治思想，其中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德治”思想影响最为广大。孔子强调“为政以德”。他说：“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心共之，”《论语·为政》“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意思是说，统治者治理国家要有德，只有治国者拥有良好的道德，才能感染和熏陶人们，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才能治理好国家。在强调“德政”的同时，孔子也强调要实施“德教”。“德教”就是通过对民众的道德教化来提高人们的道德自觉性。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不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仅仅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威慑，禁止人民作坏事，那么，民众充其量能够做到不触犯刑规，但不会有羞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引导，用礼节来规范民众的行为，民众就不但会有羞耻之心，而且能逐渐成为有道德的人。

我国古代的“德治”思想不可避免的具有阶级性和历史局限性。但其中也包括着大量合理因素和教育睿智，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德治思想有着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是对我国传统“德治”思想批判的继承。

三、以德治国思想包括的主要内容

（一）加强党的领导，治党务必重德

在一定意义上说，以德治国能否真正贯彻执行的关键在于是否成功实现以德治党，好的社会风气的形成要靠好的党风的带动。中国共产党必须使自己成为良好社会道德风尚的实践者和示范者。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提倡的正确的作风，就是指出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作风，联系群众的作风，自我批评的作风”。[1]“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首先必须搞好党风，特别是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同志以身作则[2]”；“要提高全党同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心，通过各个岗位的党员的模范行动影响和吸引群众，振奋精神，团结一致，专心致志，稳步前进，实现我们的宏伟目标。”[3]

邓小平同志强调加强党的道德水平的提高，他说：“党章草案要求，每一个党员严格的遵守党章和国家的法律，遵守共产主义道德，一切党员，不管他们的功劳和职位如何，都没有例外。在这里，中央认为，关于于任何功劳、任何职位的党员，都不允许例外地违章、违反法律、违反共产主义道德的规定，在今天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4]

（二）社会主义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提出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5]两个文明建设是相互促进，缺一不可的。一方面，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建设发展的基础，它为人们从事精神生产提供物质生活条件和物质手段，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源泉，决定着精神文明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精神文明建设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并保证其正确的前进方向。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就不可能存在和巩固，更说不上向前发展，也就不能从根本上实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三）确立了培养“四有”新人的任务

邓小平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创造社会主义新人的理论，结合我国具体实际，多次明确提出，必须按照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要求，培养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新人。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6]培养“四有”新人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四有’”“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7]

“四有”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素质提出的综合要求。邓小平指出：“四有”即是统一的，又是有层次的。从其统一性来看，它们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有理想是目标，有道德是基础，有文化是条件，有纪律是保证。邓小平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怎样才能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呢？一靠理想，二靠纪律。”[8]

邓小平关于德治的理论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6][8]《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0，111

德治范文篇9

一、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缺陷

任何一种有生命力的理论的产生，都是基于解决现实中某种问题的需要。孔、孟、荀生当春秋战国之乱世，运用自己的学说帮助明君圣主结束各国纷争、建立有序社会，是他们共同的目标，也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动因和基础。这样，便有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一个最初的、也是最基本的元素：建立一个符合理想的社会。

孔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类似周朝制度的社会：“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孟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王治：“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仁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荀子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可以称之为“政教之极”：“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修己而后敢安正，诚能而后敢受职。百姓易俗，小人变心，奸怪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荀子·君道》）

从上可见，孔、孟、荀对理想社会的具体描述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社会有序，人民安居乐业，教化盛行，人人道德高尚。正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孔、孟、荀追求的理想社会称之为道德社会。

那么，这种理想的道德社会如何才能成为现实呢？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由此往下推衍。对于这个问题，孔、孟、荀的共同回答是：实行德治！

孔子率先提出了他的德治主张：“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孟子亦在其《孟子》一书的开篇中亮明自己的德治主张：“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并在《公孙丑上》中继续阐发这一主张：“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荀子把德治进一步发展为礼治：“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正错之而莫之能诬也”。（《荀子·王霸》）以礼治国是荀子的治国之道的一大特色，但在先秦儒学那里，礼是德的外在表现，所以，礼治的实质仍是德治。

为什么要把德治作为实现理想社会的根本手段呢？从基本的方面说，孔、孟、荀心目中西周时期特别是周公时期成功的德治实践、农耕社会的经济特点、血缘宗法的家庭关系等等，都是他们提倡德治的重要原因。而从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角度说，孔、孟、荀之所以提倡德治，主要基于这样两条理由：一是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捷径，二是依靠其他手段无法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关于第一条理由，孔、孟、荀的论述如出一辙，即只要最高统治者愿意实行德治，并以身作则，德治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高离上》）：“君者，仪也，仪正而景正；君者，盘也，盘圆而水圆；君者，孟也，孟方而水方”（《荀子·君道》）。

关于第二条理由，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充分关注，因为在这条理由中，孔、孟、荀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观点：理想的道德社会只能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道德手段去建立，而不能靠非道德手段如政令、刑罚去建立。需要说明的是，在此提出“道德手段”的概念，是相对于“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等而言的，指的是用一定的道德规范进行教化和约束，并具有非强制的特点。

首先来看看孔子对这个问题的著名论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也接着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是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则在《议兵》中对孔、孟的上述观点作了充分的展开和发挥：“凡人之动也，为赏庆为之，则见害伤焉止矣。故，赏庆、刑罚、势诈，不足以尽人之力，致人之死……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礼义以道之，致忠信以爱之，尚贤使能以次之，爵服庆赏以申之，时其事，轻其任，以调齐之，长养子，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风俗以一。”上述言论充分说明，孔、孟、荀之所以推崇德治，是因为他们认为非道德手段如刑罚、赏庆、势诈等充其量只能获取民财、民力，而无法获取民心，当然也就无法靠它们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了。

需要说明的是，先秦儒家虽然认为不能依靠刑法等非道德手段去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但并没有因此否定刑法等在治国时的作用。如孔子就曾说过：“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孟子也说过“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孟子·公孙丑上》）的话。因此，后人常以德主刑辅来理解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但德主刑辅只是说明先秦儒家没有否定法律的作用，并不能因此证明他们重视法律。事实上，先秦儒家对法律是极为轻视的，如荀子就明确认为，在治国手段上，道德为本，法律为末：“故械数者，治之流也，非治之原也……故上好礼义，尚贤使能……赏不用而民劝，罚不用而民服，有司不劳而事治，政令不烦而俗美。”（《荀子·君道》）因此，在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具体实践中，枉法从德、以德代法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既然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那么如何实施德治呢？这便推进到了先秦儒家德治思想内在逻辑的最后一个环节。纵观先秦儒家的德治之道，概括而言便是注重每个人的道德修养，正如《礼记·大学》所说：“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具体而言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统治者首先注重自己的道德修养，并以此影响天下；二是实施教化，即把德、礼的具体内容教给老百姓，让他们自觉遵守。在这个问题上，孟子的论述较具代表性：“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较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孟子·滕文公上》）

结合以上论述，可以把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概述如下：道德社会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追求的理想目标，德治是实现理想的道德社会的根本途径，具体的德治手段是教化和统治者的表率作用。

就个体言，修德造成“人禽之别”，就邦国而言，成就“夷夏之别”；或者可以从承担历史使命的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径见出个体成长的缩影，从“有德者有天下”窥见贤君明主的正面结果。总之，是建立一个以凸显德性为特征的理想社会，反映了农耕社会人身依附的原始圆满的理想图景。从这个角度来看，很多众说纷纭的疑难问题可以被廓清。例如，为什么儒家老提“人性”问题，为什么一直争论不休？尽管孟子主张“人性善”而荀子却主张“人性恶”有尖锐的冲突，但实际上仍是为了这个“人禽之别”，不过孟子从“先天”禀赋立足荀子从“后天”教育入手罢了。两者殊途同归，同归于“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延续到后代依然如此，无论是汉的“天命之谓性”把人性扩展到自然宇宙，还是宋的“存天理灭人欲”收敛到内心，都是先秦儒家路向的特定时空下的延伸和变型。从而，“夷夏之别”也就有了普遍的经验基地和群体筑成的“文明”支撑。这种平行位移——由个体到国家的扩充，二者的平行建构同时完成。孟子的“推己及人”、孔子的“以孝移忠”等便是其功能结构的金科玉律。至于知识分子的使命，入仕参政、讲学授徒，便体现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人身依附、教化百姓的不二法门。在国君即“天之子”虽由上天授命还得成事在人，尤其是能德泽天下者才能长治久安。如同“天子”的“天”“事”有二重性，“德”也有上下梯级的二重性：“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包括民、君在内的所有人的道德境界的可能性，而君临天下的理想承担者即尧舜这样的帝王则是这种道德境界的现实性的“仁主”。换句话说，有德者不必为王，为王者必有美德。这样，一座权力的金字塔就在“德”的砖瓦中矗立起来，延续下去，虽改朝换代，其基于农业经济结构上的德的主导形式未有质的变化。这就是本文的主题叙说，讲的是“德治的内在逻辑”是什么。下面要详细讲一下其“合理性”何在即“为什么”的问题。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一个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它有明确的目标，有实现目标的具体手段，在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上又有充分的论证。因此，等待的只是明君圣主的采纳和具体实施。但是，正是在这个看似严整的体系中，我们可以发现它存在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在于它关于目标和手段关系的论述上，即先秦儒家认为理想的道德社会只有靠德治来建立，这一观点是存在理论上的严重缺陷的。

理想的道德社会只有靠德治来建立，这一观点包含这样两层意思：一是没有德治就建立不了理想的道德社会，二是依靠德治肯定能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因形式逻辑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德治是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的充分必要条件。

为了证明上述理解不是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的误解，我们有必要对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的著名论述作详细剖析。上语中的“政”是指政令，“刑”是指刑罚，亦可泛指为法律；“免而无耻”，指老百姓可以不犯罪，但没有羞耻心；“有耻且格”，指既有羞耻心，又顺从统治，而羞耻心则完全是属于道德领域的概念。这样，孔子的话可以理解为：用政令来引导，用刑罚来规范，老百姓可以免于犯罪，但不会有羞耻心；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规范，老百姓既有羞耻心，又容易顺从统治。换言之，在孔子看来，光用政和刑不能培养人们的道德；要培养人们的道德，只有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孔子提出上述观点后，千百年来，很少有人对孔子的这一提法表示过怀疑，相反，对之服膺、发挥者甚众。如西汉的陆贾在《新语·无为》中说：“夫法令者所以诛恶，非所以劝善。”贾谊在《陈政事疏》中说：“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桓宽在《盐铁论·申韩》中说：“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即使是众多的现代学者，在涉及孔子的上述论述时，亦是把它看作一种经典式的表述，而很少有人对此作深入的探究。

那么，孔子的上述观点是否真的无懈可击呢？我认为，至少有两种思想对孔子的这种说法持否定的态度。

一种是中国的法家理论。先秦时期的法家已明确指出，依靠法律手段也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品质。在《商君书·画策》中就有这样的论述：“故善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故善治者，使跖可信，而况伯夷乎？”这说明，在商鞅看来，法治可以把全体国民培养成有道德的人，即所谓“一国皆善”。韩非也有类似的论述：“圣王之立法也，其赏足以劝善，其威足以胜暴，其备足以必完法……善之生如春，恶之死如秋”。（《韩非子·守道》）

另一种是西方思想界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有关论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早就认为，法律应该用来保障道德的推行和实施：“法的实际意义却应该是促进全邦人民都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亚里士多德，第138页）而在这个问题上，最有说服力的还是现代西方法学界关于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有关论述。西方法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具体认识虽不尽相同，但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认为通过法律手段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如美国现代法哲学家博登海默就曾指出：“那些被视为是社会交往的基本而必要的道德正义原则，在一切社会中都被赋予了具有强大力量的强制性质。这些道德原则的约束力的增强，是通过将它们转化为法律规则而实现的。”（博登海默，第361页）另外，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将道德区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个部分：义务的道德是对人类固有秩序的社会生活的基本要求，愿望的道德则是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而其中义务的道德可直接转化为法律，由法律来保障它的实施。（参见崔永东）

其实，法律手段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素质，这一观点不仅在理论上是成立的，而且也为古今中外的历史实践所证明。既然法律可以培养人们的道德素质，那么，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的观点就是极为片面的。而作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一个极为关键的环节出现如此致命的缺陷，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大家知道，在西方文明中，并没有德治的传统，把德治作为最根本的治国方略，是中华文明特别是儒家所独有的，而儒家之所以把德治作为根本的治国之道，与它认为只有依靠道德手段才能培养人的道德素质这一观点是密不可分的。这样，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功过是非似乎都可以以此为基础来加以评判。

二、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价值

此处关于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历史价值的论述，是基于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缺陷这样一个角度的，或再进一步说，此处只是从其内在逻辑的缺陷的角度，来看它对中华文明的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对中国法治精神的影响，二是对中华民族竞争力的影响，三是对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影响。

1.中华民族的传统法治精神集中体现在法家思想中，如《商君书·赏刑》中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虽然比起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法治精神来，法家思想的缺陷是极为明显的，因为它把君主作为制定法令并可以不受法令约束的人，而从逻辑上来说，只要有一个人可以超越于法律之外，那么所有人都有可能不受法律的制约。但是，法家的法治精神无论如何比儒家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礼记·曲礼》）要彻底和进步。然而，自从秦王朝灭亡后，法家的法治精神便退居幕后，代之而起的是以德治为核心的儒家法律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道德法律化。道德法律化的实质，就是在法律领域，把儒家的道德规范看作高于一切的标准，法律条文只是儒家道德的外在表现，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时，以道德作为最后裁定的标准。

道德法律化的过程始于西汉，但其萌芽在先秦儒学中即已存在。如据《论语·子路》：“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根据现代法律精神，儿子证明自己的父亲偷羊，这一行为并没有错，而孔子则根据儒家“亲亲”的道德原则，认为子不为父隐瞒是错误的。道德法律化在西汉时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春秋》决狱”，即按照《春秋》的经义来判决案件。董仲舒对“《春秋》决狱”有这样的解释：“《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春秋繁露·精华》）“本其事而原其志”，这是“《春秋》决狱”的一个基本原则，亦被称为“原心定罪”，即根据犯罪者的主观动机来确定其是否犯罪或罪责的大小。对于“原心定罪”的流弊，学者们有这样的评述：“过分强调动机意图，致使法律有时会依附经义而存在，法律的公平、公正功能流于空泛，对法律的解释也易于陷入主观主义的怪圈。”（徐世虹主编，第224页）

“《春秋》决狱”的做法虽然流弊很多，但因为它符合儒家的德治精神，所以得到封建统治者的大力推行，并逐渐以固定的法律条文的形式确定下来。至唐代，基于“《春秋》决狱”的“援礼入律”工程宣告完成。此后，“一准于礼”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法律思想的根本原则。对于这一过程的实质，陈寅恪有精辟论述：“遗传至晋以后，法律与礼经并称，儒家周官之学说悉入法典。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行为，莫不与法典相关，而法典实为儒家学说具体之实现。故两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第511页）

从现代观点来看，儒家道德法律化的做法无疑是极为荒唐的，它既严重影响了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又因为其法律条文的过分严苛和所定标准的不切实际而使道德规范本身流于空疏，无法得到切实遵行。那么，儒家的道德法律化为什么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呢？我认为，除了其内在逻辑中重德轻法的原因，亦与其对道德认识的笼统和模糊有极大的关系。

众所周知，先秦儒家道德论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明于君子小人之分，并以君子人格作为人们道德修养的目标。儒家的道德原则确立后，因其标准过高、不切实际而遭到当时不少学者特别是法家学者的抨击，如韩非子就曾明确指出：“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韩非子·五蠹》）而儒家的道德法律化，恰恰是把大量一般人无法做到的道德准则转化为法律条文，这样产生的流弊之多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道德法律化并不是儒家特有的做法，如上所述，西方社会也存在把道德法律化的做法。但西方的道德法律化无疑比儒家要高明。它们先是把道德分为义务的道德和愿望的道德两个部分，义务的道德是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的基本要求和规范，愿望的道德则是那些提升人的生存层次和生命境界、代表社会的理想、并不要求人人都必须遵行的道德。西方法学家认为，义务的道德可以转化为法律，愿望的道德则不应转化为法律。这样做，既保证了社会基本的道德水准，又不会因为不切实际的过高道德要求而造成社会的虚伪。而儒家则对道德不作这样的区分，它把一切超越性的道德规定为人人必须做到的，这样，最终只能造成社会道德准则的混乱和虚伪成风。

2.如果说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的缺陷导致了中国人道德状况的混乱和法治精神的缺失，严重影响了中华民族的进步，那么，这一缺陷造成中华民族竞争力的缺失，则是其更为严重的后果。

先秦儒家德治理论的实质是把道德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它既是人们追求的最终目标，又是评价一个社会好坏的根本标准。而最容易对道德的崇高地位提出挑战的莫过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享受。因为物质财富总是有限的，对物质财富的追求，既容易导致竞争，又容易影响人们专门致力于道德修养，所以先秦儒家虽然也承认老百姓的物质欲望，希望老百姓能富起来，但是希望老百姓严于义利之辨，要求老百姓见利思义甚至舍利取义，则是其更为根本的观点。因此，当一些国家的统治者致力于提高本国的军事经济实力时，就会遭到他们的强烈谴责。如孟子就曾说过：“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战国时期是各国实力大比拼的时代，而在这样的时代，孟子居然说要对那些擅长打仗、善于开垦土地的人用刑罚严惩。这种观点，即便不说它荒唐，至少也是十分迂腐的。而孔子也有类似的观点：“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不患寡而患不均”，典型地反映了先秦儒家重道德轻财富的观点，它对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在此略举两例。

一是北宋神宗年间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希望通过变法使国富民强，造成对辽和西夏明显的军事、经济优势，但是他的变法主张却遭到朝中一些著名大臣如司马光、苏轼等人的激烈反对。反对的理由除了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一个很重要的理由，便是认为王安石变法追逐物质利益，会毁坏世道人心。在这一点上，苏轼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深浅，不在乎强与弱……道德诚深，风俗诚厚，且贫且弱，不害于存而长；道德诚浅，风俗诚薄，且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苏轼）苏轼的这个观点，颇有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味道，其荒唐是不言而喻的。但追其思想源头，不过是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翻版。而王安石变法的失败与随后北宋的灭亡，与儒家的这种迂腐思想有极大的关系。

二是晚清的洋务运动。光绪年间，由于西方列强在中华大地上肆虐，中国已逐渐变成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面对危局，一些有识之士如李鸿章、张之洞等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修铁路、设电报局，让中国尽快富强起来。然而，这一做法却在一些朝中大臣的激烈反对下举步维艰。那些守旧的大臣认为，西方的先进技术不过是奇技淫巧，无益于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风气的淳朴，因此要求最高统治者对此加以禁绝。在一片反对声浪中，中国的洋务运动一直未能形成大的气候。

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不知上演了多少次、多少年。在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影响下，重德轻法、重德轻利、重道轻器、重本（农）轻末（商）成为传统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念，这样，中国科技发展的动力从何而来？中华民族的竞争力又从何而来？

3.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严重地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进步。衡量一种政治制度的好坏，有两个重要的标准：一是是否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以保证政治运作的合理性；二是能否最大限度地调动各级官吏及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注重的是后者，它认为德治的好处在于既能得民力，又能得民心。而对于前者，即如何制约君主权力的问题，先秦儒家很少涉及。当统治者不愿实施德治甚至荒淫无道时，孔子的主张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孟子也采取了与孔子相似的方式：“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至于如何从制度上来保证德治的实施，如何防止无道昏君的肆虐，先秦儒家并没有提出什么有效的措施。

事实上，先秦儒家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可能提出什么具体的措施。因为根据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内在逻辑，道德素质只能靠道德手段来培养，理想的道德社会也只有靠道德的途径才能实现。而道德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不确定性：一个人的道德素质的高下，无法作出定量的把握；一个人对某一事件的处理是否符合道德，往往会有不同的争论；一个人在此时有道德，很难保证他在彼时也肯定有道德。因此，要把这包含诸多不确定因素的道德变成一种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制度化的、可用来操作的东西，确实是存在很大难度的。先秦儒家曾试图根据一个人道德素质的高低把人分为圣人、君子、士、小人等不同的层次，并根据这一层次来确定人的社会地位和职务，但这种游戏规则的幼稚和拙劣是显而易见的。

由于在如何保障德治的有效实施的制度建设上的阙如，使得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更多地带有一种充满随意性的、甚至是听天由命的成分。而在这个问题上，先秦法家无疑比儒家要高明得多，韩非子早就看出先秦儒家靠圣明君主来实行德治的主张是靠不住的：“且夫以身为苦而后化民者，尧、舜之所难也……将治天下，释庸主之所易，道尧、舜之所难，未可与为政也。”（《韩非子·难一》）但是法家同样走上了矫枉过正的道路，在看到法治在治国之道中的价值的同时，忽视了道德在治国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从而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法治走上了惨刻、少恩的道路，大大影响了它在中国传统治国之道中的地位。

因此，我认为，要建立理想的道德社会，当然缺少不了道德教化，这是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价值所在。但是光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把道德教化放在治国之道的首位也是失之偏颇的。所以，至少就中国封建社会而言，理想的治国之道不应是德主刑辅，而应是法主德辅。

由于对道德的重视，由于片面地认为人的道德品质只能靠道德手段来培养，使先秦儒家走上了过分重视道德而轻视社会生活中的其它方面如法律、科技、商业等的德治之路，尤其是因为这种德治思想被汉及以后的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的治国之道，因此，我们把中华文化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归咎于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是理所当然的，虽然在先秦儒家的原典和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学和统治者具体实行的德治思想这三者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差别。当然，我们把中华文化中的许多优秀品质如以和为贵、豁达宽容、重视礼义等归功于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但这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重点。

【参考文献】

1博登海默，1987年：《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华夏出版社。

2陈寅恪，1992年：《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3崔永东，2000年：《儒家道德法思想及其现代价值》，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4苏轼，1997年：《上海宗皇帝书》，见《苏东坡全集》（下），黄山书社。

5徐世虹主编，1999年：《中国法制通史》第2卷，法律出版社。

德治范文篇10

（一）实行以德治班的必要性

1.传统教育暴露出的弊端要求以德治班。

传统教育仅注重知识的传授，忽略了所学知识与学生生活实际的结合，教学内容以课本为主，较为抽象难懂，德育教育成了空洞的理论教育，缺乏感染力和影响力，学生难以将所学知识转化为自身行为。《中学德育大纲》强调国家利益、爱国主义教育等，不符合学生的年龄特征和心理发展，脱离学生实际，学生难以接受。传统的教学活动以提高学生成绩为目的，轻视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而在进行德育教学时，教学方法陈旧单一，主要靠教师枯燥的讲解，不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不能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因此，思想道德教育不能内化为学生的行为。

2.以德治班，顺应时代的需要。

以德治班是素质教育的必要要求，素质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教育学生成人，强调学生在德、智、体、美、劳方面全面发展，教育家林崇德指出：“德育教育为一切教育的根本和出发点，是教育工作的生命所在，德育工作是整个教育工作的基础。”[2]因此，提高学生素质首先从德育教育入手。以德治国思想在班级管理中的体现就是以德治班，旨在培养学生爱祖国、爱人民，遵守社会道德。目前，我国德育教育不被重视，班级作为德育教育的主阵地，要顺应时代的要求，加强德育管理，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3.传统班级管理模式存在诸多问题。

“人治”“、法治”都不是科学的班级管理模式，只有“德治”才能有效进行班级管理，影响以德治班实施的因素有：传统班级管理不符合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职高的学生，处于青春发育的重要时期，心理逐渐发育成熟，可塑性非常大，他们易于接受新的事物。而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教师通常根据分数的高低评价学生的好坏，管理手法多采用强制性的命令，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学生个性的发展，限制了创新性的发挥，不符合学生的心理发展规律，班级管理效果欠佳。此外，处于青春发育期的学生，极易受社会上不良风气的影响，因此要加强管理管理，倡导以德治班。

（二）班级管理现状分析

一是师生关系不合理。大部分班主任把自己当做是学生的“家长”，只有少部分的班主任与学生建立了朋友关系，学生对班主任产生畏惧心理，师生之间存在隔阂，如果在班级管理过程中，师生关系处于一种信任、平等的状态，所营造的轻松和谐氛围必然产生良好的效果。二是班级管理缺乏民主。在班级管理中，不采纳学生的意见，班主任一个人说了算，学生缺乏参与管理的积极性，班级没有活力，学生被动遵守班级规定，不利于养成自我教育和管理的习惯，一旦没有班主任，班级秩序难以维持。三是学生的团队意识不强。班级作为一个团队，需要具备凝聚力，这样才能形成互相帮助、奋发向上的氛围，才能有利于班级的管理。但是，目前大部分学生仅注重学习成绩的提高和个体的发展，忽视了人际关系的交往和团队的和谐。四是班主任缺少班级管理理论知识。班主任应具备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班级管理学等学科知识，但通常情况下，班主任都是由授课教师兼职，一方面学校不重视班主任岗前培训，另一方面，受教学任务影响，班主任无暇顾及管理理论的学习，因此，班主任通常缺少系统全面的班级管理理论知识。缺少理论的支撑，管理方法不够科学，学生存在抵触情绪，班级管理效果不佳。

二、以德治班的实施策略

1.建立以德治班的规章制度。

学校制度是为了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而制定的教育法律、行为规范、道德标准、习惯等的总和，是学校的“立校之本”。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以德治班也同样需要制度作保障。建立合理的制度，涉及到每一位教师和学生的利益，要充分调动教师和学生积极参与，在制度上多一些人文关怀，这样学校制度才能得以遵守，才能做到科学管理。[3]

2.建立和谐的师生关系。

师生关系是在教学过程中形成的，是学校里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影响着班级的管理。良好的师生关系能够提高教师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也能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关怀，拉近与教师的距离，从而对教师的行为产生认同感，教师进行德育教育时，学生能够自发的形成道德意识。教师要热爱学生，热爱学生是教师的基本职责，要有爱的行为和情感，要以和善、鼓励的态度对待学生，产生亲和力。教师还要平等的对待每一位学生，尊重每一位学生的自尊心，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学生主体作用。这样，才有助于进行班级管理。

3.提高班主任的自身素质。

班主任是班级管理的实施者，班主任的自身素质影响班级管理水平。班主任首先要具备广博的知识，不仅包括学生的专业知识，还包括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管理专业知识。班主任具有渊博的知识，才能得到学生的尊重和信赖，才能在学生中树立威信，有助于进行班级管理。其次，要具备一定的责任感，要有爱岗敬业的精神，积极发挥主人翁作用。班主任还要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以自身的道德品质去教育学生，感染学生。要热爱学生，热爱学生是教师职业道德的核心，也是班级管理成功的秘诀。

4.形成良好的班级文化。

班级文化是班级成员在班级的运行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班级成员普遍认可的理想信念、价值取向、道德标准等。[4]具有良好的班级文化，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班风和学风。班级文化反映了学生的价值取向和行为趋向，因此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首先，班级制度作为班级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规定学生的行为准则，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其次，良好的班级文化，形成良好的班级氛围，陶冶学生的情操，使学生自觉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