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范文10篇

大一统范文篇1

知识能力：

通过本课的学习使学生了解西汉兴衰的基本脉络主要的基础知识有：汉初统治者采取比较宽松政策的原因及措施、文景之治的含义、汉武帝大一统在政治思想上采取的措施、光武帝时出现的“光武中兴”的局面。

通过学生对诗文、史料的阅读和分析培养学生的归纳能力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通过学生对汉初经济发展状况文帝、景帝采取措施的历史短剧的表演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和认识事物的能力。

通过学生对汉初经济发展状况，文帝景帝时采取措施等历史剧的表演培养学生口头表达能力和认知事物的能力。

通过影像、讨论的方式培养学生探究历史事件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

由学生阅读诗词《沁园春·雪》诗文来导入新课;由学生表演历史短剧表现汉初经济的发展状况加深学生对汉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的原因的理解，通过学生表演汉文帝和汉景帝采取休养生息政策的短剧帮助他们记忆“文景之治”这一重点内容。通过影像资料解决武帝实行分封诸侯的背景原因的解释。通过画图的形式解决学生对武帝分封诸侯过程的理解。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通过汉初高祖、文帝、景帝时采取的休养生息政策原因措施结果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成由俭败由奢”的道理。经过汉武帝大一统有关知识的学习说明了大一统是西汉全盛的顶点也是中国封建时代的第一个鼎盛局面。通过学生对汉武帝这一历史人物的评价使学生正确认识历史人物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重点

文景之治、汉武帝的“大一统”。解决方法是通过学生短剧表演再现文景之治时情景引导学生参与、合作解决难题“汉武帝的大一统”中分封建侯国知识点是通过画图形式加深学生的理解，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知识是通过学生表演和影像资料共同解决。

难点

如何理解“大一统”的含义方法是通过论由史出的方式，由教师引导，分析再由学生归纳总结得出结论。

教学资源

诗词图片影像多媒体课件

学法指导

1、阅读能力学习历史的基本功，阅读能力的培养又是一个循序渐进的长期过程。本课通过诗词影像，旨在使学生学会和了解使用史料，教师应该帮助学生从中获得有效信息，加深对课文的理解。

大一统范文篇2

一、要掌握的基础知识有：汉武帝的用人政策；“推恩令”；盐铁专营，五铢钱；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办太学。

二、通过了解汉武帝用人政策、兴办太学的做法等，认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后世封建统治思想的影响。

三、通过本课的教学以，使学生了解到汉武帝的大一统是西汉强盛的顶点，同时要认识到经济上的发展是大一统的物质基础，说明国家在政治上的统一是实现强盛的重要原因。对待汉武帝要辩证地认识：他作为一个封建帝王，确是雄才大略，更可贵的是他有勇气承认错误。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秦汉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先秦文明的基础上，秦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并对此后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代中国以一个发达国家闻名于世，是从秦汉开始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大一统，是秦汉文明的突出特点。汉武帝是一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在他统治中国的半个世纪中，“外事四夷，内兴功利”，进一步扩大了版图，发展和巩固了大一统事业。“秦皇汉武”成了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象征。

对汉武帝“大一统”措施的理解及评价

这主要是涉及到对历史事件尤其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而历史评价问题历来是历史教学中的难点问题。要引导学生运用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评价汉武帝，既要看到汉武帝顺应历史潮流，变革图新，发奋建国，发展和巩固大一统的事业的历史功绩，同时也要认识到汉武帝统治毕竟是封建统治，其目标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从更深更远的层面维持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统治，能否恰如其分地对汉武帝推进大一统格局进行评价，是本课难点。

汉武帝的“大一统”

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大一统，是秦汉文明的突出特点，而“大一统”的事业在汉初才基本上得以全面完成。通过了解汉武帝为推进大一统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对汉武帝进行评价，应该说是整个中国古代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统治而采取的措施中，“推恩令”是收到了显著效果的重要政策，理解这一政策的作用，有助于学习本课的重点问题。

教法建议

1．本课在具体授课时可着重采用分析、比较的方法。分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颁布“推恩令”、强化监察制度等措施在巩固大一统方面所起的作用；比较“秦皇汉武”加强中央集权措施的异同，认识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做法，使儒家思想成为专制王朝的正统思想，并逐步成为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思想基础。

2．“王莽改制”一目为小字，各地学校可根据自身情况灵活处理。

教学设计示例

重点：汉武帝的"大一统"。

难点：对汉武帝"大一统"措施的理解及评价。

教学思想：通过借助各种资料，让学生更好的理解政治方面的内容。

教学过程：

复习提问：

西汉何时建立？汉初的统治者为恢复发展经济主要采取了什么措施？

西汉建于公元前202年，汉初的统治者如高祖刘邦、文帝、景帝等主要采取了休养生息政策，使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为汉武帝时达到鼎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请一位同学朗读课前提示，了解将要学习有关汉武帝的哪些内容。

一、汉武帝的大一统

在讲课之前，先解释什么是大一统，即中央加强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的统一领导，形成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局面。汉武帝时能实现大一统，决非偶然，如果没有从高祖"文景之治"，近半个世纪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如果没有景帝时平定七国之乱，奠定了巩固的政治基础，恐怕大一统的局面是不可能出现的。大一统的局面出现，也和汉武帝这个具有雄才大略的皇帝的统治措施密切相关。

然后教师结合课文，并提供大量的图片和文字资料（部分见"相关资料"和"媒体资料"），由学生分组讨论归纳汉武帝为实现大一统采取了哪些措施，为什么，教师逐条和学生分析讨论。

例如关于重视人才的内容，学生可根据材料介绍一两个下层人物，突出汉武帝不拘一格选拔人才。

关于"推恩令"的内容，在学生讲述后，教师可根据学生回答情况再补充强调：诸王除了嫡长子继承王位、爵号外，可以推恩，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由皇帝定封号。这样，可以使一个大王国分割成许多小侯国，使王国封地越来越小，权力越来越分散，大大削弱王国同中央对抗的实力。后来，汉武帝又用其他方法如"酌金夺侯"等，逐步夺去王侯的爵位，彻底解决了王国问题。为进一步加深理解，教师可让学生把"推恩令"与景帝平定七国之乱作比较，进一步分析它的巧妙之处。

关于盐铁经营权由中央专卖和取消地方铸币权，教师可从国家税收和商品交换的角度提问此项措施的必要性。可回顾秦始皇统一货币、度量衡的原因，提醒学生学会类比及前后知识的联系。教师也可联"欧元"的出现进行讲述。

关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内容，可以在学生讲完后，教师可以进一步提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背景，如何评价这一措施。锻炼学生学习在历史情境中思考问题。

最后，教师可以和学生一起综述汉武帝"大一统"的措施，并逐条列出来，既作为板书，又可作为本目小结。

二、知错能改的汉武帝

本目内容为小字，各校可根据进度等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一般简单介绍即可。讲解时应侧重于个人品质。

三、西汉的衰亡

本目内容虽为小字，但和13课内容联系紧密，建议教师配合媒体资料的图片简单讲解。

例如：介绍王莽，他如何篡位，改制背景及失败，绿林、赤眉起义推翻王莽政权。为13课埋下伏笔。

板书设计

一、汉武帝的大一统

1．政治措施

2．经济措施

3．思想文化措施

4．推行大一统的结果

二、知错能改的汉武帝

三、西汉的衰亡

大一统范文篇3

关键词：文景之治；汉武帝

一、主要内容

本课选自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12课，题目为《大一统的汉朝》，分为文景之治、汉武帝的大一统、东汉的统治这三节通过题目与小标题的对比，可以理解为刘邦建立的汉朝结束了楚汉之争，又可理解为汉武帝的大一统。就文景之治而言，文帝和景帝采取的政策有降低赋税，提倡节俭，以身作则，“以德化民”。汉武帝时期，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加强大一统的局面，打击封建割据势力，巩固郡县制的成果，加强中央政权，选贤任能，北击匈奴，开发西域交通，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二、逻辑

本课的总抓手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反作用。文帝和景帝面对西汉初社会刚建立的时期，经济凋敝，田野荒凉的景象，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以及汉武帝面对诸侯分封割据的王国问题，都采取了合适的政策，从而推动了这些问题的解决。但是在西汉后期，朝廷腐败，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在这种社会上层建筑的影响下，势必会导致社会动荡不安。本课位于第三单元“统一国家的建立”主要包含秦汉两个王朝，通过写秦的短命以及汉朝在吸取秦的亡国教训的基础上从第11课至17课用大篇幅从农民起义、汉朝的建立、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多方面描述了一个由弱到强的大一统的汉王朝。本课题目为《大一统的汉朝》但是就题目而言可以分为两层含义：一是指汉高祖结束了楚汉之争，实现了国家在领土和政治方面的统一；另一方面的“一统”是指汉武帝实现的“大一统”其中最主要的是在思想方面“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一，另外还包括度量衡的统一，边疆安定，政局稳定。本课主要从政治角度、上层建筑的角度来阐释本课，在教材导入部分，通过刘邦和文武百官的对话，引出汉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出现过的第一个盛世。本课编辑的线索有两条：一是按照时间顺序和王朝发展的一般规律（由弱—强—弱）来进行，与本课的三个小标题紧密切合，汉初文帝景帝父子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受到战乱破坏的社会得到恢复为汉武帝在位时的各项政策得到强有力的支撑，而后进入到鼎盛时期，与公元9年，被王莽夺权，西汉灭亡，东汉建立。另一条是按照横向的线索进行的，主要涉及的内容有文帝、景帝以及汉武帝所采取的关注民生、廉政公明、加强中央集权的政策等。就文帝时期，文帝面对西汉初年残破的景象，采取了开源节流的方针政策，就开源方面：奖励耕作。就节流方面：提倡节俭。景帝时期，继承了文帝的政策，重视“以德化民”。武帝时期，分别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采取了措施，最终实现了大一统。

三、前沿基础

武帝经过汉初60多年的恢复，渴望自己建功立业，在中国人民大学孙家洲教授的《汉武盛世的历史透视》这篇论文中，孙教授提出：汉武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人，在汉武帝心目中，祖父汉文帝和父亲汉景帝所作出的功业都不是根本大业，都是在紧急状态采取的临时措施，而他给自己定的历史使命，是要为后世子孙创造出一套可以长期沿用的治国制度。孙教授从儒家在国家当中主导地位的确立；削弱地方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对外开疆拓土；选拔人才，监督官吏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史学月刊》在2001年刊登了洪煜的《评汉武帝》这一文章，在文章中，洪教授提到汉武帝的军事策略，在对匈奴用兵方面“尽管耗费了几代人的长期的经营积累，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给当时的广大人民带来了无尽的痛苦和灾难，但是匈奴危机的解除这有利于汉政权有更多的力量去对我国东南、西南、西域地区的经营和开发，加速了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祖国的统一。”

四、重难点

大一统范文篇4

关键词：大一统；帝国；连续性

从辞源学上说，中国“大一统”一词的正式提出，始见于《春秋公羊传》的第一句话，即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东汉经学家何休在注解《公羊传》时，将其解释为：“大”乃为“推崇、重视”之义；“一统”乃“元始”之义，是根基、基础的意思。“大一统”就是强调受命改制的根基，即重视重建政统和法统的根本。也就是说，“大一统”一词最早主要是解释王朝更替的理论，是对王朝由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所做的说明。后来，更进一步引申为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

中国和欧洲古代史上，在经过长期的战乱和纷争后，都曾经建立过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大帝国不仅给后来的政治家以无限幻想的空间，也给了军事家们以驰骋疆场的追求目标。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美丽的“大一统”光环之下，欧洲人也不时地为欧洲的一体化而构思。各自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大一统”的光环所带来的结果也迥然不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理念到现实，经过无数次的政治上的锻造，早已是深入人心。而在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大一统”的思想一直处于理念思维的阶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直到现在欧洲联盟的产生和发展才使我们看到“大一统”的欧洲的现实可能性。一

中国的“大一统”观念可谓源远流长，自国家形成初期就萌芽，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日臻完善，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王权的政统和法统观起源于我国的夏商周三代。自夏启继其父禹为帝建立国家，到周朝的君统与宗统的合一，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国家管理体制，王统观念日趋成型。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原始社会的氏族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王朝世系，即在某一王朝内王统是靠父子相继的嫡长子继承制来延续的，“当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王室成员手中的时候，人们可以、也才会认为这个最高权力是合法的；反之，人们便可以指责它为非法。”[1](P.321)而且整个国家的管理也都纳入到血缘关系极为浓厚的宗法关系之中。例如周人通过分封制将他们的宗族组织扩大为政治组织。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而兼天下的共主，诸侯以一国的大宗兼一国的共主，卿大夫在其封土内也是如此。“血缘上称‘宗’，地缘上称‘君’，一身二任，既是族长又是君主，恰好体现了族权与政权的合一”[2]二是王朝更替时的有德者得天下的王统理论。如果说夏启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夺取政权的话，那么商汤灭夏时，人们对王则作了德行方面的规定。即王的行为不合理时，人们有权推翻他另立新王。商汤起兵反夏时就是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相号召的，而且历数夏王罪行“率遏众力，率割夏邑”，以至“有众率怠弗協”，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商汤才振臂高呼“夏德若兹，今朕必往。”[3](汤誓,P.78)周朝的建立也如同商朝代夏一样，商王帝辛（即商纣王）的“暴虐”成为其失去帝位的原因。对地方势力商纣王滥加杀戮，如醢鬼侯、脯鄂侯、禁文王；对王室成员和贵族也肆意迫害，如杀比干、囚箕子、废商容。这一切的倒行逆施致使商纣王众判亲离，如纣王的庶兄微子在周武王灭商时便降周了，太师疵、少师彊、内史向挚则直接投奔了周人。“这再次表明，关于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观念，在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已经融进了关于统治者德行的评价内容。”[1](P.400)三是与特定地域相联系的国家正统观。夏朝建国后，由它所控制的地域逐渐成了标志国家主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在我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即建立一个真正的、被承认的国家，就必须占据特定的地域，并有相应的中央权力。[1](P.393)这一特定地域便是“中国”即中原地区。占据中原地区便获得一种强烈的自尊意识，就可以向四周发号施令，进行征伐；未取得中原居住权的，千方百计跻身中原，希望得到中原文化的认同。只要中原统治势力稍弱，四周势力强者就会相继侵入，攫取中原主宰权。商代夏、周替商都是在取得了中原之后才赢得正统地位的。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便是“大一统”。但是，三代时期的“大一统”观念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卷第十三之一，P.797)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的夸大。其天下的概念是有时代局限的。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动乱，却造就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时代。诸子百家身处乱世却在规划着未来的“一统”天下。他们不仅将原有的“大一统”观念系统化理论化，而且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在上述三方面的基础上诸子百家更加强调国内政治秩序的统一问题。春秋末年，孔子针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和“陪臣执国命”的混乱局面，提出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此后，孟子说：君仁臣义，君民同乐，风尚淳朴，百姓亲睦，天下“定于一”，[5](梁惠王章句上,P.12)“天无二日，民无二王”。[5](万章章句上,P.215)荀子道：“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6](王制篇第九,P.163)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吕氏春秋》言：“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7](执一，P.590)管仲说：“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尧舜之民非生而治也，桀纣之民非生而乱也，故治乱在上也。”[8](P.229)管仲甚至还提出了具体制度上的大一统，即“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8](P.194)墨子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9](尚同上第十一，P.68－69)显然这都是对国内政治秩序的“大一统”观念的不同表述，强调自上而下的政令统一。

这一理念最终由“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0](秦始皇本纪)的秦朝变成了现实。从秦始皇开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10](秦始皇本纪)直至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这一传统从未断绝。[11](P.218)大一统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最终表现为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即使在分裂时期，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也多视统一为己任而为之作不懈的努力。农民起义军在建立政权后，其领袖也同样志在统一全国。“大一统”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竟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凝聚力，至今还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起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二

西方的“大一统”观念，萌芽于古希腊城邦制衰落时期的公元前四世纪，是作为挽救城邦危机的理想提出来的，昙花一现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将其变为现实，罗马帝国将其打造成挥之不去的长期萦绕欧洲人的观念。但是，这一理念在欧洲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众多的希腊人被逐出了传统城邦。“过去，在旧城邦，生活比较简单。法律、道德、宗教和义务全有明确规定，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腊化城市常因种族、文化以及阶级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后。”[12](P.223)在新的生活环境中人们感到不知所措。面对乱世，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的济世良方。伊壁鸠鲁提出真正的幸福在于避免一切痛苦、烦恼和忧虑，使心身安宁；西诺普的第欧根尼则认为明智的人应当是完全自我满足的，除了道德品质以外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显然，伊壁鸠鲁和第欧根尼的哲学都是放弃一切，只是后者是禁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这可视为在动乱中无奈的人们的叹息。亚里斯多德则极力宣传城邦制的优越性，要求人们回到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很明显，这是一种倒退。

在思想家们争论不休的时候，政治家却在行动。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将希腊人重新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后，立刻挥师东进，志在建立一个希腊人、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彼此不分的“联合的共同体”。[13](上册,P.178-179)尽管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帝国是短暂的，但是，“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文化融洽和民族的混同，完成了把希腊人在公元前5至4世纪黄金时代许多的理想推翻掉的任务。一种以合希腊和东方因素为基础的新型的文明出现了。”[14](第一卷,P.263)正象英国著名作家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所说的：“亚历山大去世以前，尤其是在他去世以后，人们有时间对他进行考虑时，关于一个世界性的法律和组织的想法在人们心目中已是一个切实可行而可以吸收的概念了。”[15](P.403)斯多噶学派的“大一统”思想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斯多噶学派是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该学派认为，宇宙间本来不存在人们之间的等级差别。任何人（不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野蛮人还是文明人）只要顺从天命，安于自己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淡然处之，那么他就能够得到幸福。国家能够为行善的智者保证幸福的到来。······既然人类是一个整体，那么就应该只有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只有一种公民，即宇宙公民。而这个国家应当由智慧的君主即各族人民的牧师来统率。[16](P.66)这种超越城邦和民族界限的世界主义适合帝国统治的需要，在罗马帝国时期颇为流行。[13](上册,P.191)“从斯奇比奥经西塞罗、凯撒、奥古斯都一直到图拉真以后诸帝，都或多或少按斯多葛派的哲理阐述其统御万民的理想。”[17](P.220)

在欧洲历史上，随着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建立所确立的“大一统”观念，即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人们仍不愿离它而去。每当一个强有力者登上欧洲政治舞台，几乎都要抬出罗马帝国的亡灵来为己正名。

首先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始终以罗马帝国皇帝自居，到查士丁尼统治时期(527-565年在位)，试图铲除西罗马帝国版图上日耳曼人所建各国，实现真正的一统。

其次是罗马教皇，千方百计争取罗马帝国的世俗统治权。罗马教皇为此采取了两方面措施：

一是从理论上大造舆论，将自己塑造成西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拉丁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年）在其《上帝之城》中提出：天地间有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并存，地上之城是不完善的、暂时的、会毁灭的，由于魔鬼撒旦之故，充满罪恶；上帝之城则是完善的、永恒的，教会是上帝之城在世上的体现。只有通过基督建立的教会才能得救，获得永生。世俗国家只有在宗教上服从教会，为教会服务，才能成为上帝之城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教权是至高无上的。第一任罗马教皇格雷戈里一世（GregoryI约540－604），虽然本人对基督教神学缺少创见，但却把奥古斯丁的教义传遍西方。尤其是他坚持教皇是上帝指派的全部教会的首脑，在西方大胆行使皇帝的职责和世俗君主的权力，与东罗马帝国皇帝分庭抗礼。到9世纪时，教皇更是不惜盗用君士坦丁一世皇帝（306－337年在位）的名义伪造《君士坦丁的赠礼》这样一份文件，声称：远在四世纪时，君士坦丁一世就把西罗马帝国的统治权转交给了罗马主教。此时，教皇权力的维护者还编造了“伊西多尔教令集”，从这本伪教令集中人们仿佛觉得从基督教的最初纪元开始，帝王就隶属于教皇，而教皇则是基督和使徒彼得的继承者。

二是与法兰克王国相勾结，利用法兰克人的力量对付不断入侵罗马的伦巴德人的同时，展开与东罗马帝国的抗衡。751年在法兰克王国握有实权的矮子丕平，在教皇的支持下顺利完成了政权的交接，建立加洛林王朝。为报答教皇，丕平率军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伦巴德人，并将获得的土地献给了教皇，为日后教皇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754年教皇斯蒂芬亲往高卢为丕平行涂油礼并授予罗马贵族称号，而这一称号的授予当时只能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799年，教皇利奥三世受其政敌迫害逃往法兰克，第二年查理亲自护送其回国复位。为报答查理并取得进一步的保护，800年圣诞节利奥三世趁罗马人聚集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之子路易一世加冕之机，为查理加冕为“奥古斯古”和“罗马人的皇帝”。皇帝与教皇联手从东罗马帝国皇帝手中夺回了罗马帝国的继承权，作为日耳曼人国家的法兰克由此也纳入到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之列。从当时的欧洲形势看，教皇是将自己难以获得的权力或者是自己难以维持的权力授予了查理。这是一箭双雕的做法，一是将西欧范围内势力最为强大的法兰克王国与自己紧紧绑在一起共同对抗东罗马帝国；二是为自己日后的权力扩张留有了余地，因为这次加冕越来越被解释为天上的权力高于世俗的权力的象征，是教皇运用他的神权把帝国从拜占廷人手中收回，授予了法兰克的国王。罗马教皇俨然成了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世俗国王的合法地位必须视教皇的认可而定。

此后，法兰克人的查理大帝在罗马加冕称“罗马人的皇帝”；德意志国王在罗马加冕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以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131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君临意大利时，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最后的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8](第一卷P.269)的但丁，出于维护和加强帝国在意大利的地位这一动机，以极大的热情写了《论世界帝国》一书。全书从古罗马历史论证了帝国存在的自然合理性，主张用“罗马皇帝”作为君主的尊号，把首都设在罗马。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所灭，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与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的侄女索菲亚结婚，自认为是东罗马帝国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每逢举行隆重仪式，伊凡三世总是身着象征皇权的披肩，头戴东罗马帝国皇帝遗留下来的皇冠，坐在玉石宝座上。而且，伊凡三世还将先是古罗马、继而是东罗马帝国的双头鹰国徽作为莫斯科公国的国徽。到伊凡四世时，更以“凯撒”自称，遂有“沙皇”之名。直到欧洲中世纪后期，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新的“欧洲观”逐渐取代了以罗马帝国为号召的大一统观念。

所不同的是，欧洲历史上的这些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们都没有遂其心愿，真正建立起如同中国一样的大一统国家。反倒是，谁获得了这一称号，便为其民族和国家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如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为建立统一的罗马帝国耗废了一生的精力，到头来搞得国库空虚难以为继。他死后，帝国的统一梦便烟消云散了。查理曼帝国也是昙花一现，查理曼死后不久便一分为三。神圣罗马帝国就更加不幸了，其历代皇帝不仅没有建立过真正的罗马帝国，连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都没有实现过。当伊凡四世称“沙皇”时，欧洲已进入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新时代，罗马帝国的号召力已趋衰落。三

通过粗略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中西方“大一统”理念的发展结果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两者的政治实践上的差别。中国历史上，自秦帝国建立之后，虽经无数次的分裂、割据，但政治统一一直是发展的主流。即使按照葛健雄先生的计算，中国在历史上真正统一的时间并不比实际分裂的时间长，甚至分裂的时间更长一些，但与欧洲相比，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次数和统一的时间长度也要比欧洲多得多和长得多。这种政治实践上的差别反过来又严重影响着各自文化的发展，致使中国文化发展呈现不间断的、稳定的连续性（即Continuous），而欧洲文化发展明显地表现为间断的、不稳定的连续性（Continual）。

按照刘家和先生的观点，文化的连续性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其重要表现形式的连续性；一是学术本身（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哲学和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19]

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从未发生断裂现象，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发展状态，而且在应用范围上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从甲骨文到现代简化汉字之间，是一个循序见进的过程，而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变化，新字的构造和旧字字义的拓展，其基本原则是相对不变的，即所谓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19]而且在世界文明的古典时代（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中国人便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12](上,P.278)之后，汉语和汉字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影响也日益深远，直到今天。与此相比，古希腊文、拉丁文在西方世界虽没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但其影响却是日渐削弱，没有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的共同语言。亚历山大东征建立亚历山大帝国及其以后其部将建立的希腊化国家，使得从亚得里亚海到印度河的广大地区，只要懂希腊语就可以畅通无阻，但希腊语却没有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的通用语。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罗马人的拉丁语成为地中海世界使用得最为广泛的语言，但也没有发展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通用语。希腊语发展至今只限于为数不多的希腊人使用，而拉丁语到中世纪的西欧已经不是人们口头的活生生的语言文字了，仅在宗教和学术领域里保存着。15、16世纪，随着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语言日益发达，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更谈不上什么通用语言了，尽管西欧各国的民族语言都是拉丁语系，但其间的差别还是主要的。

从学术传统来看，中国文化的不间断连续性和稳定性更加明显。作为中国文化学术思想之根源的《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皆形成于春秋时期，[20]（p.122,218）对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定势造成深远而又常新的影响。”[21]因此成为华夏文化的核心内容。春秋战国之后，华夏文化曾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其核心内容并没有变，它像滚雪球一样，历时愈久，愈显博大，愈益精深。如，汉儒经学日趋僵化之时，随之兴盛起来的魏晋玄学和外来佛学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但儒学并没有在这场文化撞击中消声匿迹，而是焕发了生机，形成体系更加完备的宋明“理学”。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是以“六经”贯通古今的。对于西方文化的学术传统，美国学者伊迪丝·汉密尔顿有着较为恰当的评价，她认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是以其平衡性见长的，希腊人“坚信眼睛看得见的事物，也坚信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是，“自从古希腊时代以来，这种平衡的观点，很少能够继续受到人们的重视与保持。西方世界既没有完全接受精神方式，也没有完全采纳理性方式，而是动摇在它们两者之间，一会儿依附于这一方，一会儿又倒向那一边，从来没有抛弃其中的一方，也没有能力把两者协调起来。”随着希腊城邦体系的崩溃，社会动荡使人们失去了安全感，世人的注意力便由外部世界转向人的内心世界，斯多葛派的盛行和后来基督教的流行都是这一现象的鲜明写照。现世生活的艰难激起人们对现世生活的愤恨，一切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不仅被视为无足轻重，而且被看作是邪恶的。文艺复兴一扫中世纪的沉闷，人们开始尽情地颂扬生活，但又出现反其道而行之的倾向，“人们把眼睛看不见的东西统统抛在一边，认为它们是无足轻重的，置伦理道德于不顾，谋求自己的利益”。宗教改革运动，虽然强调了道德观的重要性和人们独立思考的权利，但又否定了人们对生活和美的追求。到19世纪后期，人们为科学真理而奋斗，宗教、艺术和精神作用又被抛弃了。[22](P.290-291)

所以，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这种间断性和不稳定性使西方政治发展史上的“大一统”失去了文化上的底蕴。反之，政治统一的迟迟得不到实现，也使西方文化的发展没有了依托。四

面对中西方文化上的上述特征，是由中西方政治实践的差异所决定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史有着世界任何国家所不可比的连续性。毫无疑问，政治史上的连续性往往可以成为文化史的连续性的保证。但是，各自文化所具有的内涵特征上的差别，尤其是各自文化与政治的亲合力上所存在的差别对政治史的影响也是重要的。

首先，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政治思想要优于希腊罗马古典学者的政治思想，[23](P.101－102)使得中国文化与政治的亲合力远远强于西方。

中国古代思想家几乎无一不是政治家，对政治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关注。哲学家们谈天论道都是以人道、人类社会为目的的，其理论明显带有政治色彩，如孔孟的“德治论”、韩非的“法治论”、老子的“无为而治论”、墨子的“兼爱论”等都是他们根据时代的要求从自身所处的阶级利益出发而开出的“济世良方”。与此同时，他们又都是各自理想的伟大的实践家，如孔子声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24］（卷第十三,P.174）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5］（公孙丑章句下,P.109）强调“法、术、势”的韩非子，其思想直接来自对战国前期李悝在魏国、吴起在卫国、商鞅在秦国变法活动的总结，其在政治上的实用性从秦王不惜发动一场战争来获得他这件事上可见一斑。墨家弟子直接参加宋国的反侵略战争，在秦国积极研究守城的军事技术。即使是“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的道家，也并非与政治无涉，老子曾为楚国史官，只是在其理想实现无望的情况下才归隐的。先秦诸子这种学以致用的经世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无非是要给世人留下一面镜子。宋代“事功派”的陈亮、叶适对于改革现实的实事实功的重视自然更是经世的鲜明例证，就是程朱陆王等所讲的“存天理，灭人欲”，其目的也是“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5］（P.320）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更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

西方的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虽然是前后相继的，但并不完全相同，各有侧重。前者以思辩的哲学和浪漫的文学以及深遂的科学思想而见长，后者则以较为系统和健全的法制思想以及实用主义精神而著名。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家的理论虽然也不乏政治思想方面的内容，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们侧重于自然观方面的研究。希腊哲学家的政治思想体系往往带有神学的色彩，如柏拉图理想国中哲学家当国王、共产共妻思想；亚里斯多德的关于中等阶层治理国家的思想等都是不现实的。古罗马的思想家在“共和”与“帝制”的问题上陷入了泥潭而不能自拔，其政治思想多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翻版。欧洲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完全为基督教神学所笼罩，思想家们对天堂的关心远胜于对现实社会的重视，整个欧洲“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所以说，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内容是贫乏的，大多是不现实的，不能为西方社会提供长治久安的理论依据。

其次，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所提倡的儒家文化来说，儒家思想家大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具有积极的进取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感。而且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儒家思想以其兼容并包的特性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寻找到了一条稳定发展中国文化的道路。儒士们一直遵循“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24］（卷第八,P.104）的原则，以孔子为榜样，“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5］（公孙丑章句上,P.63），“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24］（卷第十九,P.259）。身处太平盛世，知识分子们便身体厉行地实践儒家的理想。如逢乱世，他们并不悲观失望，而是积极寻求通向“治”的途径。“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有之，子弑其父有之。孔子惧，作春秋”［5］（滕文公章句下,P.155），以特有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所以，无论“治”与“乱”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寻找实现的道路。由此使得儒家的政治思想体系相当完备，成为历代统治者所不可缺少的得力的统治工具。中国自秦汉以来，虽然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也都曾对中国文化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但对儒家文化而言，它们一直处于依附地位。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传统是儒、释、道三家并重的，如果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而作为统治者公开地长期提倡的却只有儒家文化。汉高祖刘邦马上得天下后，治天下时就不得不求助于儒家文化了，赵宋政权在用半部《论语》得天下后，为谋求长治久安也不得不接受赵普的建议再用另半部《论语》“治天下”。由此看来，作为统治经验的载体，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须臾而不可离的。这是由儒家文化与政治的亲合力所决定的。

与此相反，欧洲社会历史上，学者们对政治的热情远不及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古希腊的哲学家在世人心目中是倍受青睐，也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如德谟克利特生前就受到他的家乡阿布德拉人的敬重，并为他立了一尊铜像。他死后，国家又出资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苏格拉底曾被选为雅典“五百人会议”的成员。柏拉图曾被西西里的叙拉古王三次邀请前去做实现其理想国的实验。亚里斯多德也曾被聘为亚历山大的老师。但是，他们的学术兴趣主要并不集中在政治理论上，一旦远离政治，便转而以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了。这与“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故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26］（让王,P.765）的孔子形成鲜明对照。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垄断了文化教育，学者的研究远离现实政治，对神权体系合理性的论证要多于对王权合理性的论证。只是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才以“主权在民”的思想彻底挣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直接研究现实的政治问题，资产阶级理论与资产阶级政权之间才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认为，西方古代社会，其文化与政治长期处于脱节的状态，致使欧洲政治史一直处在相对任意发展之中，显出极大的随意性。

综上所述，中西方古代社会，“大一统”思想源远流长，都寄托着人们无限美好的理想，其结果的不同，是各自的政治实践上的差异所致，但与中西方思想家们对人类社会的关注程度和关注角度不同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以往人们多注意政治发展对思想发展的影响，而忽略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的考查。人类的思想文化并不是社会现实的被动的反映者，而是能动的反映者，这不仅表现在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改造世界，而且也表现在人们在认识和反映世界时也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上的差异必然带来后人社会实践上的不同和实践结果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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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范文篇5

关键词：大一统；帝国；连续性

从辞源学上说，中国“大一统”一词的正式提出，始见于《春秋公羊传》的第一句话，即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东汉经学家何休在注解《公羊传》时，将其解释为：“大”乃为“推崇、重视”之义；“一统”乃“元始”之义，是根基、基础的意思。“大一统”就是强调受命改制的根基，即重视重建政统和法统的根本。也就是说，“大一统”一词最早主要是解释王朝更替的理论，是对王朝由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所做的说明。后来，更进一步引申为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度统一。

中国和欧洲古代史上，在经过长期的战乱和纷争后，都曾经建立过地域辽阔的大帝国，大帝国不仅给后来的政治家以无限幻想的空间，也给了军事家们以驰骋疆场的追求目标。中国人长期生活在美丽的“大一统”光环之下，欧洲人也不时地为欧洲的一体化而构思。各自所处的环境不一样，“大一统”的光环所带来的结果也迥然不同。中国的“大一统”思想由理念到现实，经过无数次的政治上的锻造，早已是深入人心。而在欧洲，自罗马帝国灭亡后，“大一统”的思想一直处于理念思维的阶段，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直到现在欧洲联盟的产生和发展才使我们看到“大一统”的欧洲的现实可能性。一

中国的“大一统”观念可谓源远流长，自国家形成初期就萌芽，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日臻完善，不仅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

王权的政统和法统观起源于我国的夏商周三代。自夏启继其父禹为帝建立国家，到周朝的君统与宗统的合一，建立起较为完备的国家管理体制，王统观念日趋成型。其中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原始社会的氏族血缘关系凝聚而成的王朝世系，即在某一王朝内王统是靠父子相继的嫡长子继承制来延续的，“当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王室成员手中的时候，人们可以、也才会认为这个最高权力是合法的；反之，人们便可以指责它为非法。”[1](P.321)而且整个国家的管理也都纳入到血缘关系极为浓厚的宗法关系之中。例如周人通过分封制将他们的宗族组织扩大为政治组织。周天子作为天下的大宗而兼天下的共主，诸侯以一国的大宗兼一国的共主，卿大夫在其封土内也是如此。“血缘上称‘宗’，地缘上称‘君’，一身二任，既是族长又是君主，恰好体现了族权与政权的合一”[2]二是王朝更替时的有德者得天下的王统理论。如果说夏启是通过赤裸裸的暴力夺取政权的话，那么商汤灭夏时，人们对王则作了德行方面的规定。即王的行为不合理时，人们有权推翻他另立新王。商汤起兵反夏时就是以“有夏多罪，天命殛之。”相号召的，而且历数夏王罪行“率遏众力，率割夏邑”，以至“有众率怠弗協”，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商汤才振臂高呼“夏德若兹，今朕必往。”[3](汤誓,P.78)周朝的建立也如同商朝代夏一样，商王帝辛（即商纣王）的“暴虐”成为其失去帝位的原因。对地方势力商纣王滥加杀戮，如醢鬼侯、脯鄂侯、禁文王；对王室成员和贵族也肆意迫害，如杀比干、囚箕子、废商容。这一切的倒行逆施致使商纣王众判亲离，如纣王的庶兄微子在周武王灭商时便降周了，太师疵、少师彊、内史向挚则直接投奔了周人。“这再次表明，关于国家统治合法性的观念，在中国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已经融进了关于统治者德行的评价内容。”[1](P.400)三是与特定地域相联系的国家正统观。夏朝建国后，由它所控制的地域逐渐成了标志国家主体的不可分割的内容，在我国历史上造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即建立一个真正的、被承认的国家，就必须占据特定的地域，并有相应的中央权力。[1](P.393)这一特定地域便是“中国”即中原地区。占据中原地区便获得一种强烈的自尊意识，就可以向四周发号施令，进行征伐；未取得中原居住权的，千方百计跻身中原，希望得到中原文化的认同。只要中原统治势力稍弱，四周势力强者就会相继侵入，攫取中原主宰权。商代夏、周替商都是在取得了中原之后才赢得正统地位的。这三者的有机结合便是“大一统”。但是，三代时期的“大一统”观念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还没有系统化、理论化，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4](卷第十三之一，P.797)只是人们的一种模糊意识的夸大。其天下的概念是有时代局限的。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虽然动乱，却造就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思想繁荣时代。诸子百家身处乱世却在规划着未来的“一统”天下。他们不仅将原有的“大一统”观念系统化理论化，而且还增加了新的内容。在上述三方面的基础上诸子百家更加强调国内政治秩序的统一问题。春秋末年，孔子针对“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和“陪臣执国命”的混乱局面，提出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此后，孟子说：君仁臣义，君民同乐，风尚淳朴，百姓亲睦，天下“定于一”，[5](梁惠王章句上,P.12)“天无二日，民无二王”。[5](万章章句上,P.215)荀子道：“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揔也，民之父母也。”[6](王制篇第九,P.163)韩非子认为“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夫妻共政”是祸乱的原因。《吕氏春秋》言：“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7](执一，P.590)管仲说：“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治之至也。”“使天下两天子，天下不可治也。一国而两君，一国不可治也。一家而两父，一家不可治也。夫令不高不行，不专不听。尧舜之民非生而治也，桀纣之民非生而乱也，故治乱在上也。”[8](P.229)管仲甚至还提出了具体制度上的大一统，即“天子出令于天下，诸侯受令于天子，大夫受令于君，子受令于父母，下听其上，弟听其兄，此至顺矣。衡石一称，斗斛一量，丈尺一綧制，戈兵一度，书同名、车同轨，此至正也。”[8](P.194)墨子说：“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9](尚同上第十一，P.68－69)显然这都是对国内政治秩序的“大一统”观念的不同表述，强调自上而下的政令统一。

这一理念最终由“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0](秦始皇本纪)的秦朝变成了现实。从秦始皇开始，“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10](秦始皇本纪)直至封建社会末期的清朝，这一传统从未断绝。[11](P.218)大一统的理念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最终表现为政治上的高度统一，即使在分裂时期，割据政权的统治者，也多视统一为己任而为之作不懈的努力。农民起义军在建立政权后，其领袖也同样志在统一全国。“大一统”的观念如此深入人心，竟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种凝聚力，至今还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统一起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二

西方的“大一统”观念，萌芽于古希腊城邦制衰落时期的公元前四世纪，是作为挽救城邦危机的理想提出来的，昙花一现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将其变为现实，罗马帝国将其打造成挥之不去的长期萦绕欧洲人的观念。但是，这一理念在欧洲政治生活中很少有具体表现。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众多的希腊人被逐出了传统城邦。“过去，在旧城邦，生活比较简单。法律、道德、宗教和义务全有明确规定，为大家所普遍接受。而现在，所有这一切都消失了，城市居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无定形的世界之中，尤其是在希腊化城市常因种族、文化以及阶级的分裂而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以后。”[12](P.223)在新的生活环境中人们感到不知所措。面对乱世，思想家们提出了各自的济世良方。伊壁鸠鲁提出真正的幸福在于避免一切痛苦、烦恼和忧虑，使心身安宁；西诺普的第欧根尼则认为明智的人应当是完全自我满足的，除了道德品质以外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显然，伊壁鸠鲁和第欧根尼的哲学都是放弃一切，只是后者是禁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这可视为在动乱中无奈的人们的叹息。亚里斯多德则极力宣传城邦制的优越性，要求人们回到小国寡民的城邦时代，很明显，这是一种倒退。

在思想家们争论不休的时候，政治家却在行动。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将希腊人重新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后，立刻挥师东进，志在建立一个希腊人、马其顿人和波斯人彼此不分的“联合的共同体”。[13](上册,P.178-179)尽管亚历山大所建立的帝国是短暂的，但是，“由于亚历山大的征服，文化融洽和民族的混同，完成了把希腊人在公元前5至4世纪黄金时代许多的理想推翻掉的任务。一种以合希腊和东方因素为基础的新型的文明出现了。”[14](第一卷,P.263)正象英国著名作家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所说的：“亚历山大去世以前，尤其是在他去世以后，人们有时间对他进行考虑时，关于一个世界性的法律和组织的想法在人们心目中已是一个切实可行而可以吸收的概念了。”[15](P.403)斯多噶学派的“大一统”思想便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斯多噶学派是芝诺于公元前300年左右在雅典创立的。该学派认为，宇宙间本来不存在人们之间的等级差别。任何人（不论是奴隶还是自由人，野蛮人还是文明人）只要顺从天命，安于自己在生活中所处的地位，对周围发生的事情淡然处之，那么他就能够得到幸福。国家能够为行善的智者保证幸福的到来。······既然人类是一个整体，那么就应该只有一个国家，即世界国家；只有一种公民，即宇宙公民。而这个国家应当由智慧的君主即各族人民的牧师来统率。[16](P.66)这种超越城邦和民族界限的世界主义适合帝国统治的需要，在罗马帝国时期颇为流行。[13](上册,P.191)“从斯奇比奥经西塞罗、凯撒、奥古斯都一直到图拉真以后诸帝，都或多或少按斯多葛派的哲理阐述其统御万民的理想。”[17](P.220)

在欧洲历史上，随着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的建立所确立的“大一统”观念，即使罗马帝国已经灭亡，生活在其土地上的人们仍不愿离它而去。每当一个强有力者登上欧洲政治舞台，几乎都要抬出罗马帝国的亡灵来为己正名。

首先是东罗马帝国皇帝，始终以罗马帝国皇帝自居，到查士丁尼统治时期(527-565年在位)，试图铲除西罗马帝国版图上日耳曼人所建各国，实现真正的一统。

其次是罗马教皇，千方百计争取罗马帝国的世俗统治权。罗马教皇为此采取了两方面措施：

一是从理论上大造舆论，将自己塑造成西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拉丁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年）在其《上帝之城》中提出：天地间有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并存，地上之城是不完善的、暂时的、会毁灭的，由于魔鬼撒旦之故，充满罪恶；上帝之城则是完善的、永恒的，教会是上帝之城在世上的体现。只有通过基督建立的教会才能得救，获得永生。世俗国家只有在宗教上服从教会，为教会服务，才能成为上帝之城的一部分。因此他认为教权是至高无上的。第一任罗马教皇格雷戈里一世（GregoryI约540－604），虽然本人对基督教神学缺少创见，但却把奥古斯丁的教义传遍西方。尤其是他坚持教皇是上帝指派的全部教会的首脑，在西方大胆行使皇帝的职责和世俗君主的权力，与东罗马帝国皇帝分庭抗礼。到9世纪时，教皇更是不惜盗用君士坦丁一世皇帝（306－337年在位）的名义伪造《君士坦丁的赠礼》这样一份文件，声称：远在四世纪时，君士坦丁一世就把西罗马帝国的统治权转交给了罗马主教。此时，教皇权力的维护者还编造了“伊西多尔教令集”，从这本伪教令集中人们仿佛觉得从基督教的最初纪元开始，帝王就隶属于教皇，而教皇则是基督和使徒彼得的继承者。

二是与法兰克王国相勾结，利用法兰克人的力量对付不断入侵罗马的伦巴德人的同时，展开与东罗马帝国的抗衡。751年在法兰克王国握有实权的矮子丕平，在教皇的支持下顺利完成了政权的交接，建立加洛林王朝。为报答教皇，丕平率军两次出兵意大利打败伦巴德人，并将获得的土地献给了教皇，为日后教皇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754年教皇斯蒂芬亲往高卢为丕平行涂油礼并授予罗马贵族称号，而这一称号的授予当时只能来自君士坦丁堡的东罗马帝国皇帝。799年，教皇利奥三世受其政敌迫害逃往法兰克，第二年查理亲自护送其回国复位。为报答查理并取得进一步的保护，800年圣诞节利奥三世趁罗马人聚集圣彼得大教堂为查理之子路易一世加冕之机，为查理加冕为“奥古斯古”和“罗马人的皇帝”。皇帝与教皇联手从东罗马帝国皇帝手中夺回了罗马帝国的继承权，作为日耳曼人国家的法兰克由此也纳入到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之列。从当时的欧洲形势看，教皇是将自己难以获得的权力或者是自己难以维持的权力授予了查理。这是一箭双雕的做法，一是将西欧范围内势力最为强大的法兰克王国与自己紧紧绑在一起共同对抗东罗马帝国；二是为自己日后的权力扩张留有了余地，因为这次加冕越来越被解释为天上的权力高于世俗的权力的象征，是教皇运用他的神权把帝国从拜占廷人手中收回，授予了法兰克的国王。罗马教皇俨然成了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世俗国王的合法地位必须视教皇的认可而定。

此后，法兰克人的查理大帝在罗马加冕称“罗马人的皇帝”；德意志国王在罗马加冕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都以罗马帝国继承者自居。1310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七世君临意大利时，被恩格斯誉为“中世纪最后的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8](第一卷P.269)的但丁，出于维护和加强帝国在意大利的地位这一动机，以极大的热情写了《论世界帝国》一书。全书从古罗马历史论证了帝国存在的自然合理性，主张用“罗马皇帝”作为君主的尊号，把首都设在罗马。1453年，东罗马帝国被土耳其人所灭，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与东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的侄女索菲亚结婚，自认为是东罗马帝国事业的合法继承者。每逢举行隆重仪式，伊凡三世总是身着象征皇权的披肩，头戴东罗马帝国皇帝遗留下来的皇冠，坐在玉石宝座上。而且，伊凡三世还将先是古罗马、继而是东罗马帝国的双头鹰国徽作为莫斯科公国的国徽。到伊凡四世时，更以“凯撒”自称，遂有“沙皇”之名。直到欧洲中世纪后期，随着民族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新的“欧洲观”逐渐取代了以罗马帝国为号召的大一统观念。

所不同的是，欧洲历史上的这些罗马帝国的“继承者”们都没有遂其心愿，真正建立起如同中国一样的大一统国家。反倒是，谁获得了这一称号，便为其民族和国家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如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为建立统一的罗马帝国耗废了一生的精力，到头来搞得国库空虚难以为继。他死后，帝国的统一梦便烟消云散了。查理曼帝国也是昙花一现，查理曼死后不久便一分为三。神圣罗马帝国就更加不幸了，其历代皇帝不仅没有建立过真正的罗马帝国，连德意志民族国家的政治统一都没有实现过。当伊凡四世称“沙皇”时，欧洲已进入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新时代，罗马帝国的号召力已趋衰落。三

通过粗略比较我们就可以发现，中西方“大一统”理念的发展结果之所以不同，就是因为两者的政治实践上的差别。中国历史上，自秦帝国建立之后，虽经无数次的分裂、割据，但政治统一一直是发展的主流。即使按照葛健雄先生的计算，中国在历史上真正统一的时间并不比实际分裂的时间长，甚至分裂的时间更长一些，但与欧洲相比，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次数和统一的时间长度也要比欧洲多得多和长得多。这种政治实践上的差别反过来又严重影响着各自文化的发展，致使中国文化发展呈现不间断的、稳定的连续性（即Continuous），而欧洲文化发展明显地表现为间断的、不稳定的连续性（Continual）。

按照刘家和先生的观点，文化的连续性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文字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赖以流传的工具或其重要表现形式的连续性；一是学术本身（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哲学和史学）发展的连续性，即文化的精神内容的连续性。”[19]

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在发展过程中从未发生断裂现象，一直保持着平稳的发展状态，而且在应用范围上呈不断扩大的趋势。从甲骨文到现代简化汉字之间，是一个循序见进的过程，而且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不管字形发生了多大变化，新字的构造和旧字字义的拓展，其基本原则是相对不变的，即所谓的“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19]而且在世界文明的古典时代（公元前1000─公元500年）中国人便统一了文字，“它使操各种极为不同的方言的人能互相交往。”[12](上,P.278)之后，汉语和汉字的使用范围不断扩大，影响也日益深远，直到今天。

与此相比，古希腊文、拉丁文在西方世界虽没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消失，但其影响却是日渐削弱，没有发展成为西方世界的共同语言。亚历山大东征建立亚历山大帝国及其以后其部将建立的希腊化国家，使得从亚得里亚海到印度河的广大地区，只要懂希腊语就可以畅通无阻，但希腊语却没有发展成为这一地区的通用语。随着罗马帝国的建立，罗马人的拉丁语成为地中海世界使用得最为广泛的语言，但也没有发展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通用语。希腊语发展至今只限于为数不多的希腊人使用，而拉丁语到中世纪的西欧已经不是人们口头的活生生的语言文字了，仅在宗教和学术领域里保存着。15、16世纪，随着西欧民族国家的兴起，民族语言日益发达，在整个欧洲范围内更谈不上什么通用语言了，尽管西欧各国的民族语言都是拉丁语系，但其间的差别还是主要的。

从学术传统来看，中国文化的不间断连续性和稳定性更加明显。作为中国文化学术思想之根源的《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皆形成于春秋时期，[20]（p.122,218）对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定势造成深远而又常新的影响。”[21]因此成为华夏文化的核心内容。春秋战国之后，华夏文化曾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其核心内容并没有变，它像滚雪球一样，历时愈久，愈显博大，愈益精深。如，汉儒经学日趋僵化之时，随之兴盛起来的魏晋玄学和外来佛学大有取而代之之势，但儒学并没有在这场文化撞击中消声匿迹，而是焕发了生机，形成体系更加完备的宋明“理学”。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是以“六经”贯通古今的。对于西方文化的学术传统，美国学者伊迪丝·汉密尔顿有着较为恰当的评价，她认为：西方文化的源头希腊文化是以其平衡性见长的，希腊人“坚信眼睛看得见的事物，也坚信眼睛看不见的东西”，但是，“自从古希腊时代以来，这种平衡的观点，很少能够继续受到人们的重视与保持。西方世界既没有完全接受精神方式，也没有完全采纳理性方式，而是动摇在它们两者之间，一会儿依附于这一方，一会儿又倒向那一边，从来没有抛弃其中的一方，也没有能力把两者协调起来。”随着希腊城邦体系的崩溃，社会动荡使人们失去了安全感，世人的注意力便由外部世界转向人的内心世界，斯多葛派的盛行和后来基督教的流行都是这一现象的鲜明写照。现世生活的艰难激起人们对现世生活的愤恨，一切眼睛看得见的东西不仅被视为无足轻重，而且被看作是邪恶的。文艺复兴一扫中世纪的沉闷，人们开始尽情地颂扬生活，但又出现反其道而行之的倾向，“人们把眼睛看不见的东西统统抛在一边，认为它们是无足轻重的，置伦理道德于不顾，谋求自己的利益”。宗教改革运动，虽然强调了道德观的重要性和人们独立思考的权利，但又否定了人们对生活和美的追求。到19世纪后期，人们为科学真理而奋斗，宗教、艺术和精神作用又被抛弃了。[22](P.290-291)

所以，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这种间断性和不稳定性使西方政治发展史上的“大一统”失去了文化上的底蕴。反之，政治统一的迟迟得不到实现，也使西方文化的发展没有了依托。四

面对中西方文化上的上述特征，是由中西方政治实践的差异所决定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史有着世界任何国家所不可比的连续性。毫无疑问，政治史上的连续性往往可以成为文化史的连续性的保证。但是，各自文化所具有的内涵特征上的差别，尤其是各自文化与政治的亲合力上所存在的差别对政治史的影响也是重要的。

首先，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政治思想要优于希腊罗马古典学者的政治思想，[23](P.101－102)使得中国文化与政治的亲合力远远强于西方。

中国古代思想家几乎无一不是政治家，对政治问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极大的关注。哲学家们谈天论道都是以人道、人类社会为目的的，其理论明显带有政治色彩，如孔孟的“德治论”、韩非的“法治论”、老子的“无为而治论”、墨子的“兼爱论”等都是他们根据时代的要求从自身所处的阶级利益出发而开出的“济世良方”。与此同时，他们又都是各自理想的伟大的实践家，如孔子声言：“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24］（卷第十三,P.174）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5］（公孙丑章句下,P.109）强调“法、术、势”的韩非子，其思想直接来自对战国前期李悝在魏国、吴起在卫国、商鞅在秦国变法活动的总结，其在政治上的实用性从秦王不惜发动一场战争来获得他这件事上可见一斑。墨家弟子直接参加宋国的反侵略战争，在秦国积极研究守城的军事技术。即使是“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的道家，也并非与政治无涉，老子曾为楚国史官，只是在其理想实现无望的情况下才归隐的。先秦诸子这种学以致用的经世思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无非是要给世人留下一面镜子。宋代“事功派”的陈亮、叶适对于改革现实的实事实功的重视自然更是经世的鲜明例证，就是程朱陆王等所讲的“存天理，灭人欲”，其目的也是“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5］（P.320）明清之际的顾炎武更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

西方的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虽然是前后相继的，但并不完全相同，各有侧重。前者以思辩的哲学和浪漫的文学以及深遂的科学思想而见长，后者则以较为系统和健全的法制思想以及实用主义精神而著名。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家的理论虽然也不乏政治思想方面的内容，但从总体上来说，他们侧重于自然观方面的研究。希腊哲学家的政治思想体系往往带有神学的色彩，如柏拉图理想国中哲学家当国王、共产共妻思想；亚里斯多德的关于中等阶层治理国家的思想等都是不现实的。古罗马的思想家在“共和”与“帝制”的问题上陷入了泥潭而不能自拔，其政治思想多是古希腊政治思想的翻版。欧洲中世纪的政治思想完全为基督教神学所笼罩，思想家们对天堂的关心远胜于对现实社会的重视，整个欧洲“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所以说，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内容是贫乏的，大多是不现实的，不能为西方社会提供长治久安的理论依据。

其次，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历代统治者所提倡的儒家文化来说，儒家思想家大都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具有积极的进取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感。而且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儒家思想以其兼容并包的特性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寻找到了一条稳定发展中国文化的道路。儒士们一直遵循“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24］（卷第八,P.104）的原则，以孔子为榜样，“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5］（公孙丑章句上,P.63），“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24］（卷第十九,P.259）。身处太平盛世，知识分子们便身体厉行地实践儒家的理想。如逢乱世，他们并不悲观失望，而是积极寻求通向“治”的途径。“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有之，子弑其父有之。孔子惧，作春秋”［5］（滕文公章句下,P.155），以特有的方式来宣传自己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所以，无论“治”与“乱”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寻找实现的道路。由此使得儒家的政治思想体系相当完备，成为历代统治者所不可缺少的得力的统治工具。中国自秦汉以来，虽然道家文化和佛教文化也都曾对中国文化产生过程度不同的影响，但对儒家文化而言，它们一直处于依附地位。虽然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传统是儒、释、道三家并重的，如果单从学术意义上来说这一观点是有道理的，而作为统治者公开地长期提倡的却只有儒家文化。汉高祖刘邦马上得天下后，治天下时就不得不求助于儒家文化了，赵宋政权在用半部《论语》得天下后，为谋求长治久安也不得不接受赵普的建议再用另半部《论语》“治天下”。由此看来，作为统治经验的载体，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须臾而不可离的。这是由儒家文化与政治的亲合力所决定的。

与此相反，欧洲社会历史上，学者们对政治的热情远不及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古希腊的哲学家在世人心目中是倍受青睐，也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和荣誉。如德谟克利特生前就受到他的家乡阿布德拉人的敬重，并为他立了一尊铜像。他死后，国家又出资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苏格拉底曾被选为雅典“五百人会议”的成员。柏拉图曾被西西里的叙拉古王三次邀请前去做实现其理想国的实验。亚里斯多德也曾被聘为亚历山大的老师。但是，他们的学术兴趣主要并不集中在政治理论上，一旦远离政治，便转而以学术作为谋生的手段了。这与“君子通于道之谓通，穷于道之谓穷”“故内省而不疚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26］（让王,P.765）的孔子形成鲜明对照。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垄断了文化教育，学者的研究远离现实政治，对神权体系合理性的论证要多于对王权合理性的论证。只是到了近代，资产阶级才以“主权在民”的思想彻底挣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直接研究现实的政治问题，资产阶级理论与资产阶级政权之间才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因此，我们认为，西方古代社会，其文化与政治长期处于脱节的状态，致使欧洲政治史一直处在相对任意发展之中，显出极大的随意性。

综上所述，中西方古代社会，“大一统”思想源远流长，都寄托着人们无限美好的理想，其结果的不同，是各自的政治实践上的差异所致，但与中西方思想家们对人类社会的关注程度和关注角度不同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以往人们多注意政治发展对思想发展的影响，而忽略了思想文化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的考查。人类的思想文化并不是社会现实的被动的反映者，而是能动的反映者，这不仅表现在人们认识世界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改造世界，而且也表现在人们在认识和反映世界时也是有选择的，这种选择上的差异必然带来后人社会实践上的不同和实践结果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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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统范文篇6

一、打破课程设置时序上的大一统，扩大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

长期以来，几乎全国都在同一时期上同一种课程。根据现行教学大纲的规定，普通高中第一学年统一开设历史必修课，毕业论文讲授《中国近代现代史》(上、下)，第二学年统一开设历史选修课，讲授《世界近代现代史》(上、下)。在什么时间，开什么课，讲什么内容，各地区、各学校无权选择。在各种形式的统一考试的压力下，各地区、各学校无法选择。为了提高教育效益，经济主管部门早已改变了对企业统得太死的做法，给企业更多的选择权。为了提高效果，教育主管部门同样也该改变对学校统得太死的做法，给学校更多的选择权。高课标顺应了这一趋势，在“教学建议”中指出，“各地区、各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安排必修课和选修课的教学顺序。这就是说课程设置时序上的大一统被打破了，各地区、各学校有了自主选择权。同一教学内容的开设时间将呈现多样性。这也就意味着每学年、每学期都要搞的大范围的统一考试也要随之结束了，学生的考试压力自然也就减轻了，学生自主学习的空间也就随之增大了。

二、打破教材上的大一统，保障对高质量的特色教材的需求

多年来，全国中小学几乎都在使用统编教材。

不管各地区之间存在多大差异，却都要使用同一种版本的教材，这其中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还由于统编教材是各地区、各学校的唯一选择，造成了许多学生身受其害、学校无可奈何的事情多有发生。

如学校早就开学了，由于教材数量有限等原因，教材却迟迟不能到位，学生上课没书的严重事情屡屡发生，司空见惯。再如高中历史教材一度错误百出，曾经引起广大任课教师的极大不满，许多人提出质疑、批评和修正。明知此等劣质教材会误人子弟，危害甚广，却因为其具有权威性和唯一性而不得不用。统编教材一统天下，缺乏竞争，不仅在质量上无法优胜劣汰，甚至在数量上都不能及时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这样不该存在的严重问题要想得到很好的解决，最好的办法就是打破教材上的大一统局面，允许不同版本的教材同时上市，给各地区各学校自主选择合适教材的权利。这样不仅能够保障教材的质量和数量，而且还能使各地区用上适合当地水平和要求的特色教材。高课标在“课程资源的利用与开发建议”的第一条中指出，“学校、教师可依据本地区的特点和自身的需求，在教育行政部门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教材。”这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在教材的使用上，师生们的愿望将会变成现实。

三、打破学习内容上的上的大一统，尊重学生有自主选学的权利

现行教学大纲虽然也规定有必修课和选修课之分，但所谓历史选修课(《世界近代现代史》、《中国古代史》)实际上是所有文科学生的必修课、必考课。对全体学生来说，只有选修的权利而没有选学的权利，即对所有选择文科的学生必须学习同样的内容。决定名次甚至决定命运的大大小小的统一考试都要考这些内容。在统考尤其是高考的巨大压力下，对不感兴趣的问题不得不学，对感兴趣的问题也不可能深入而广泛的学。这样，学生不得不一再压抑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个性。高课标本着尊重和发展学生的个性的原则，在一定范围内给学生自主选择学习内容的权利，使学生在选修课上可以选学。在“课程设计思路”中有这样的规定：“普通高中历史选修课是供学生选择的学习内容，旨在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拓展学生的历史视野，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选修课共分为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博士论文近代社会的民主与实践等六个学习模块。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任选若干个学习模块，凡有意在人文社会科学方向发展的学生，应至少选修三个学习模块。”这样的规定也许在实际学习过程中很难操作和把握，或许难以实施，但这种尊重学生的兴趣、个性的思想和理念起码是值得肯定的，是有积极意义的。

大一统范文篇7

一、戏剧化

大一统国中的“我们”没有姓名，而是用字母加数字的编号命名，元音是女性，辅音是男性。人物被抽象化、印象化和符号化，如主人公D-503有一双猴子般的毛茸茸的手；男性号民S-4711的身形被折成两道弯儿，形如其名；可爱的O-90全身则由一些圆组成以及两颊如鱼鳃的U等等。通过这种对人物外部特征的戏剧化、漫画式刻画，象征了人的“异化”主题。《我们》中的戏剧化色彩不仅表现在人物形象的设置上，扎米亚京还借用了悬念、发现和突转等重要的戏剧技法来推动情节的发展。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在形成过程中，常常出现悬念、发现和突转等戏剧技法。主导的悬念有：I-330的真实身份极其接近D-503的目的，还有她在古屋的消失之谜。而所有这些悬念都在随后的发现中得到了解答：I-330是靡菲的首领，她接近D-503是因为其是“一体号”的建造工程师，希望借助他完成革命的计划。但在夺取“一体号”的计划实施中，情况又出现了逆转，D-503接到了造福主的电话，大一统国准备对所有号民进行伟大的手术———幻想摘除术，革命能否成功，主人公D-503的结局如何……所有这些又形成了新的谜。这样的精心安排和对戏剧技法的巧妙运用，使得作品扣人心弦，情节跌宕起伏，在读者的心理上产生强烈的戏剧化效果。

二、反讽

在《我们》中，反讽的叙事策略可谓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主要表现是言语反讽和情境反讽。扎米亚京被称为“语言艺术大师”，《我们》就体现了其高深的幽默讽刺技巧。小说标题的设置就颇为巧妙，“我们”既是全文的主题内容，亦是小说的反讽对象，警示了现代社会中机器和国家对人个性的抹杀、对自由的驱逐和对思想的统治。行文中作者也往往寓庄于谐、正话反说，如“一个好医生，当病人还健康的时候，他就着手治疗了；实际上病人要到明天、后天，甚至一星期以后才会生病。这是预防措施”。另外，关于幸福和自由，作者也做了另类的诠释。正是这些嘲讽的语调、反讽的语言和讥笑嘲弄的文字，揭示了大一统国理性至上的荒谬及其统治工具的残暴。从更宏观的情节与场景来看，作品中还存在着情境反讽。号民们的工作、生活严格按照作息条规执行：他们在同一时间起床、就餐、工作、散步和就寝，就连性生活也被纳入了数学的轨道，有了它特有的组织形式。另外，在选举庆典上，靡菲们投了反对票，但《大一统国报》对此的诡辩却是：“人人都明白，如果把他们的选票计算在内，就未免太荒唐了。那样做无异于把偶然混进音乐会大厅的几个病人的咳嗽声，也当做是一首恢宏雄壮的交响曲的一部分……”（122）这种啼笑皆非的言论拆解了其政治话语的价值合法性，揭穿了大一统国极权统治的真相。反讽的语言和情境是作者表现主题、组织情节结构的重要手段，它打破了读者惯常的阅读习惯，达到了消解权威历史话语的目的。

三、哥特式因素

大一统范文篇8

关键词：国家主义重农抑商社会意识文官体系双重性

"大一统"中国以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经济上的重农抑商为主要形式，相辅相成，对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种政治、经济政策，无论古今均有持相左意见者，在近代更成为一股巨流。众多学者在批判的同时，也对此两者在中国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如果以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定作为切入，并不足以解答中国为何"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的难题。两千年来世界在变，但中国却一直在治乱的怪圈中循环不已。在"国家"与其经济政策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使此种循环得以持续。毫无疑问，"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后，其产后则重徙，重徙则民死其处二无二虑"1。留心史实，不难发现到了"大一统"时期，如战国之际那样呼风唤雨的商人，已难觅踪迹。相反，"重农抑商"政策却正是以其诸如稳定人口、易于管理等优点，顺理成章的成为"大一统集权"国家的首选。在此本文无意否认"重农"政策在"大一统"之初的历史必然性，但随着"大一统"的进一步发展，"重农"政策更多的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毋宁说是"集权主义"统治下一种"精明"的选择。一

所谓"国家主义"是指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国家"处于一种突出的被强调的地位。它更多是社会生活的实际策划者和组织者。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却是专制政治。政治权力的根源系来自君而非来自民，于是事实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2由此所谓的"国家主义"也便转而为"君本主义"。理论上，"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也随即变为实际生活中"君本"与"民本"的冲突。而"大一统"国家，更多地是打着"民本"的旗号，行"君本"之实。此处的"君本"，具体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便是如何有效地运用统治手段以维护"中央即君主"的权威，但此种手段又须具有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可行性。"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本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3一味地强调"中央集权"，只会适得其反。因此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必须找到适合专制政体的统治方式，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君主要维持其统治又必须关注"民本"。"统治者的合法性基础既不是仅仅以纯粹的传统主义，也不是以皇位世袭为基础的，其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君主对''''天命''''的领受以及他的行为合乎天命及其教训上。……从理想上说，他对一个能使人民生活于太平盛世之中的仁爱和自然的秩序负责。"4在处理两者关系中，作为君主既要维护"家天下"的权利，又要考虑民众所可承担的权力压迫。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需要造福民众，作为集权制下"家天下"的君主，其又必须维护自身及家族的权利。这种角色的两重性，决定了君主在关心民瘼之时，为其自身计，必然创造以下两个条件。A,保持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B，社会上没有可以实际威胁中央集权的社会势力。这是实现君主集权（名义上的国家主义）的必要条件。在此情况下，"重农抑商"作为帝国的经济政策无疑是维持两者间必要张力的较好手段。二

中国自古以来的君主权力天授说，使得历代君主大多笼上了"卡里斯玛"光环。"……中国传统的社会统治是由''''卡里斯玛型''''创设的，而每次政治危机和危机的解决，也离不开''''卡里斯玛型''''的复活。这种''''卡里斯玛型''''人物又都具有中国特色―他们必扮演''''父亲''''的角色。这是中国传统统治的''''内核''''，是亘古不变的''''体''''，而不断复杂化的组织形式和越趋发达的官僚构建，是这个不变的''''体''''应万变而随机流行的''''用''''。"5而要维护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就非常有必要使其治下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处于一较低的层次。唯有长期处于蒙昧状态的民众，才能对这种"卡里斯玛"确信不疑，而至于顶礼膜拜。这种"卡里斯玛"崇拜，以一种"集体表象"的形式，在民众的心灵深处存留下来。对"天"及自然界各种神秘力量的崇拜，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便是对"势"的崇拜。而儒家学者在营造这种氛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布留尔《原始思维》中，很容易找到中国人的影子，诸如''''万物有灵论''''的观点和"互渗"的认识方式。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直至近世法国学者福柯在其《词与物》中仍以中国人异于常人思考的分类方法作为其灵感的来源。"……这个段落引用了''''中国某部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写道；''''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6以上所引令人啼笑皆非的分类方法，足可证明中国人的理性精神长期以来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而这种低水平的理性精神，正是专制君主维护自身"卡里斯玛"光环所必须的。"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旧中国主要是农民）贫困无知、孤立无援，经济上与小生产联系等作为条件的。因为，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的状态，才会把官僚的统治当作天造地设和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7官僚政治的上述要求，正是在"重农"政策旗号下逐步达到的。

专制君主在处理好社会意识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其他影响其"集权统治"的社会因素。在这些因素中"豪强地主"和"富商巨贾"无疑是当政者首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重农抑商"政策在解决上述因素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左右社会舆论的作用，使得集权国家在打击与之相对抗的力量时，获得了道义上的合理性。

"卧榻之测，岂容他人酣睡"，作为国家集权的代表，君主自然不能容忍在社会中挺立起一支能分化其权力的力量。自汉迄宋，"大一统"的君王们一直在与能分化其权力的社会力量作着艰苦的斗争，直至社会被国家全面笼罩。一种社会力量的坐大，必有其赖以存在发展的经济基础。君主在打击此种力量之时，"重农"政策便于操作的优点，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之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8豪强地主的大量兼并土地，造成了大量农民生活贫困、流离失所。民为国家之本，民本一动，国家的统治根基也随之动摇。因此打击豪强地主从其伊始便和"重农"联系在一起。"重农"政策的推行，一方面可以拉拢有担当精神的士大夫集团，另一方面又可以收拢天下的民心。既然"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那么以"民"为旗号，就是以"天意"为旗号。在控制了话语权的基础上，"抑制"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举。通过抑制"兼并"，将地方势力所依赖的经济力量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利中央控制。上可以达到君主唯我独尊的目的，下可使民众得以维持基本生活。整个下层的社会生活经此调整，整体处于一种平均、分散的状态，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上下之间看似松散的结构。当大国家小社会的局面最终形成时，也即是集权主义统治下的安定时期。

在"豪强地主"之外的，第二种可以给集权国家带来实际威胁的便是"富商巨贾"。"商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角色。首先其流动性及惯常的精明，对于集权国家所追求的"重徙"、"朴直"的民风而言，无疑是一破坏性的社会因素。"关中自钘、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大王、王季在歧，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9其次，"商人"中的精英分子往往经济势力雄厚，势力较大，极易成为影响国家集权的社会实体。"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乎？"10此种地方势力在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列国纷战，各国诸侯急于寻找社会力量，以壮大自身。尚可得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但自秦以降，集权国家注意到了"商人"活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并逐步采取打击政策。其打击手段主要有两手，一是在经济政策上将诸多商品收归官营，以断绝商人牟利的根源。其次，则是在社会意识中努力形成一种以"商"为贱的风气。在两手打压的情况下，商人开始在一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活动，再难形成一股独立于官僚控制之外，能对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社会势力。在打击"巨商大贾"的过程中，"重农"无疑起到了资以为口舌的作用。但集权国家似乎并不能认识到过分打击商业活动，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四民的畸形发展。由于集权国家的庞大的财政支出是帝国的农业所无法支撑而又不得不支撑的。帝国的农民常在"重农"的口号下，承担这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负担，苦不堪言。"赋重而无等，役烦而无艺，有司威不向迩，吏胥之奸不可诘，……弱民于仅有之田而不能去……，迫于焚溺，自乐输其田于豪民，而若代为之受病。"11而商业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在表面的"抑商"政策背后，往往却是官商勾结牟利害民。表面的重农和实际的重商，形成了集权治下的特殊现象。集权国家的悲剧，就在于明知"商"之不可抑，而不得不抑，"农"之必须重，而实难得其重。农、商在官僚体系过分介入的情况下，长期处于病态的生存状态，直至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体系走向崩溃，推倒重来。三

以上主要分析了集权国家为了维护其"家天下"的统治，推行"重农抑商"经济政策的必要性。而一种政策的推行，即使是必要的，也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以使其成为可能。在集权国家中，承担此任务的是其文官体系。文官体系的严密组织及人员性质，保证了此项政策的切实推行。自秦一统国家，并将郡县制推广全国，列国并立的局面终结。国家权能的实施少了掣肘的力量。而郡县制的设立也为集权国家理清了一条上下交流的渠道。随着国家的统一、郡县制的推行，国家官僚体系的触角随之也发展到全国。这种树状网络的形成，标志着集权国家推行其政策的"物"的条件已然具备。而以"士大夫"为主体的人员组成也更好的满足了集权国家对"人"的要求。"士大夫"官僚体系，以"士大夫"身份的二重性为特点，即"儒生"与"官吏"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既使得"士大夫"在推行国家政策时具有积极的主动性，又因其身份中"儒生"的特征，而使得"士大夫"的官僚体系，具有了部分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使得在民间营造"重农"风气及实现大小传统的大体合流成为可能。

集权国家的官僚体系自秦迄汉，几经反复、几经磨合，终于形成了阳儒阴法的士大夫官僚体系。其重要的特征即在于儒生的士大夫转向。"在经历了东汉时代之后，''''礼治''''与''''法治''''、儒生与文吏的合流具有了更大的深度、光度和速度。在其之后我们便可认为，中华帝国的士大夫政治就由此奠定了其基本的形态和坚实的基础，并由此而结束了其演生阶段。"12由于这种官僚体系的组成人员主要来自于长期接受儒家教育的儒生，这就使得这种官僚体系有了一种矛盾的协调性。

首先，由于士大夫的官僚身份，其便作为统治阶级的成员而参与了特权的分割。这种特权的实际收益使得士大夫对于与集权君主的利益相连，有了清醒的认识。"一得为此（生员），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视长官，而无笞捶之辱……"13在此种认识得基础上，士大夫成为"重农抑商"政策得实际参与制订者、推行者。同时儒生作为文化资源得占有者，一直是"四民"之首，而商业的过分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儒生社会功能的逐渐边缘化，这一点更是以天下道义为承担的儒生所不能接受的。"岁甲午（1774）余（洪亮吉）馆扬州榷署，以贫故，肄业书院种。一日薄晚，偕（汪）中至院门外，各骑一狻猊，谈徐东海所著《读礼通考》得失。忽见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舆访山长。甫下舆，适院中一肄业生趋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并曾至府中叩谒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颔之，不答也。"14这则故事以汪中愤怒之余折辱了这位大商人为结束。这种折辱维护的只是儒生最后的一点自尊。骨子里藏着的却是商人暴富与介入政治生活所造成的儒生的恐惧与尴尬。儒生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商人"才是对其地位与社会影响的真正威胁者。推行国家的经济政策是打击商人的较好手段，在这一点上，君主与士大夫因为利益的一致而走到一起。

其次，儒生在成为官员之后，并未有完全失去对自身原始身份的认识及社会道义的担当。"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5承孔子之教，"富民"、"教民"便成为儒生的社会责任与道义担当。在"富民"的问题上，儒生的主张是"藏富于民"。"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16此种藏富于民的主张与国家的"重农"政策在名义上取得了一致。而儒生对"重农"政策下的乡村生活的憧憬，无疑又是当时儒生期望能"致君尧、舜上"，与上古三代相较的心理基础。"富之"之外的"教化"任务，更是儒生责无旁贷的义务。此一点也是儒生的主要文化功能之一。自周以降的农村宗法社会组成及秦始皇时期书面文字的统一，为儒家广泛推行其教化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正是儒家的教化，使得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不但是大传统的主流认识，也使得以乡土文化为主的小传统在此一点上与大传统达成共识。"事实上，由于汉代的大一统开创了一个布衣将相的新局面，古代贵族社会已告终结，代之而起的则是士、农、工、商为主体的四民社会。这一新局面在文化上所表现的特殊形态便是大、小传统互相混杂，甚至两者之间已无从截然划清界限。""由于古代中国的大、小传统是一种双行道的关系，因此大传统一方面固然超越了小传统，另一方面则又包括了小传统。"17大小传统之间的顺利交流，使得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亦成为民间社会的共识。民众也因为这种"阿Q式"的心理优势。在集权压迫面更多的保持了沉默。而儒家理论中经济问题的逐步伦理化，使得这种心态更根深蒂固的保持了下来。在这种优越而平和的心态中，民众对自身地位的确认，便意味着对集权统治秩序的确认。但"道德的傲慢"不足以解决国家生活中的诸多现实问题，农民的胆子越压越重，直至忍无可忍，奋起反抗将一切推倒重来。没有新的思想冲击，在传统中国很难有新生的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兴起，也自然难有政治体制的真正革新。士大夫作为儒生要教化民众，但作为集权国家的官吏为君主计、为自身计却又要遮上民众的眼睛。也许从帝国政治的角度看来二者本就是一事。

集权统治的"国家主义"决定了"重农抑商"政策是其唯一的选择，并且这种选择又因为大一统中国特有的自然历史条件而成为可能。而这种政策必然决定了大一统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没有第三种势力，没有新的思想的冲击，中国就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

注释：

1《吕氏春秋·上农》

2《儒学与现代民主》〔M〕何信全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页120

3《论法的精神志》〔M〕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商务出版社1961页119

4《帝国的政治体系》〔M〕艾森斯塔得著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页232

大一统范文篇9

两千年来，"大一统"中国在其政治及经济政策上，一直保持着较为稳定的状态。此种状态的维持得益于，"国家主义"的需要与其经济政策之间，保持了一种相互满足的张力。而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努力，及其较为完善的文官体系与独特的文官组成，使得之种张力成为可能。

众多学者在批判的同时，也对此两者在中国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如果以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定作为切入，并不足以解答中国为何"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的难题。两千年来世界在变，但中国却一直在治乱的怪圈中循环不已。在"国家"与其经济政策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使此种循环得以持续。毫无疑问，"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后，其产后则重徙，重徙则民死其处二无二虑"1。留心史实，不难发现到了"大一统"时期，如战国之际那样呼风唤雨的商人，已难觅踪迹。相反，"重农抑商"政策却正是以其诸如稳定人口、易于管理等优点，顺理成章的成为"大一统集权"国家的首选。在此本文无意否认"重农"政策在"大一统"之初的历史必然性，但随着"大一统"的进一步发展，"重农"政策更多的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毋宁说是"集权主义"统治下一种"精明"的选择。一

所谓"国家主义"是指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国家"处于一种突出的被强调的地位。它更多是社会生活的实际策划者和组织者。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却是专制政治。政治权力的根源系来自君而非来自民，于是事实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2由此所谓的"国家主义"也便转而为"君本主义"。理论上，"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也随即变为实际生活中"君本"与"民本"的冲突。而"大一统"国家，更多地是打着"民本"的旗号，行"君本"之实。此处的"君本"，具体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便是如何有效地运用统治手段以维护"中央即君主"的权威，但此种手段又须具有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可行性。"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本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3一味地强调"中央集权"，只会适得其反。因此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必须找到适合专制政体的统治方式，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君主要维持其统治又必须关注"民本"。"统治者的合法性基础既不是仅仅以纯粹的传统主义，也不是以皇位世袭为基础的，其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君主对''''天命''''的领受以及他的行为合乎天命及其教训上。……从理想上说，他对一个能使人民生活于太平盛世之中的仁爱和自然的秩序负责。"4在处理两者关系中，作为君主既要维护"家天下"的权利，又要考虑民众所可承担的权力压迫。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需要造福民众，作为集权制下"家天下"的君主，其又必须维护自身及家族的权利。这种角色的两重性，决定了君主在关心民瘼之时，为其自身计，必然创造以下两个条件。A,保持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B，社会上没有可以实际威胁中央集权的社会势力。这是实现君主集权（名义上的国家主义）的必要条件。在此情况下，"重农抑商"作为帝国的经济政策无疑是维持两者间必要张力的较好手段。二

中国自古以来的君主权力天授说，使得历代君主大多笼上了"卡里斯玛"光环。"……中国传统的社会统治是由''''卡里斯玛型''''创设的，而每次政治危机和危机的解决，也离不开''''卡里斯玛型''''的复活。这种''''卡里斯玛型''''人物又都具有中国特色―他们必扮演''''父亲''''的角色。这是中国传统统治的''''内核''''，是亘古不变的''''体''''，而不断复杂化的组织形式和越趋发达的官僚构建，是这个不变的''''体''''应万变而随机流行的''''用''''。"5而要维护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就非常有必要使其治下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处于一较低的层次。唯有长期处于蒙昧状态的民众，才能对这种"卡里斯玛"确信不疑，而至于顶礼膜拜。这种"卡里斯玛"崇拜，以一种"集体表象"的形式，在民众的心灵深处存留下来。对"天"及自然界各种神秘力量的崇拜，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便是对"势"的崇拜。而儒家学者在营造这种氛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布留尔《原始思维》中，很容易找到中国人的影子，诸如''''万物有灵论''''的观点和"互渗"的认识方式。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直至近世法国学者福柯在其《词与物》中仍以中国人异于常人思考的分类方法作为其灵感的来源。"……这个段落引用了''''中国某部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写道；''''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6以上所引令人啼笑皆非的分类方法，足可证明中国人的理性精神长期以来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而这种低水平的理性精神，正是专制君主维护自身"卡里斯玛"光环所必须的。"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旧中国主要是农民）贫困无知、孤立无援，经济上与小生产联系等作为条件的。因为，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的状态，才会把官僚的统治当作天造地设和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7官僚政治的上述要求，正是在"重农"政策旗号下逐步达到的。

专制君主在处理好社会意识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其他影响其"集权统治"的社会因素。在这些因素中"豪强地主"和"富商巨贾"无疑是当政者首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重农抑商"政策在解决上述因素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左右社会舆论的作用，使得集权国家在打击与之相对抗的力量时，获得了道义上的合理性。

"卧榻之测，岂容他人酣睡"，作为国家集权的代表，君主自然不能容忍在社会中挺立起一支能分化其权力的力量。自汉迄宋，"大一统"的君王们一直在与能分化其权力的社会力量作着艰苦的斗争，直至社会被国家全面笼罩。一种社会力量的坐大，必有其赖以存在发展的经济基础。君主在打击此种力量之时，"重农"政策便于操作的优点，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之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8豪强地主的大量兼并土地，造成了大量农民生活贫困、流离失所。民为国家之本，民本一动，国家的统治根基也随之动摇。因此打击豪强地主从其伊始便和"重农"联系在一起。"重农"政策的推行，一方面可以拉拢有担当精神的士大夫集团，另一方面又可以收拢天下的民心。既然"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那么以"民"为旗号，就是以"天意"为旗号。在控制了话语权的基础上，"抑制"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举。通过抑制"兼并"，将地方势力所依赖的经济力量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利中央控制。上可以达到君主唯我独尊的目的，下可使民众得以维持基本生活。整个下层的社会生活经此调整，整体处于一种平均、分散的状态，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上下之间看似松散的结构。当大国家小社会的局面最终形成时，也即是集权主义统治下的安定时期。

在"豪强地主"之外的，第二种可以给集权国家带来实际威胁的便是"富商巨贾"。"商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角色。首先其流动性及惯常的精明，对于集权国家所追求的"重徙"、"朴直"的民风而言，无疑是一破坏性的社会因素。"关中自钘、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大王、王季在歧，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9其次，"商人"中的精英分子往往经济势力雄厚，势力较大，极易成为影响国家集权的社会实体。"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乎？"10此种地方势力在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列国纷战，各国诸侯急于寻找社会力量，以壮大自身。尚可得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但自秦以降，集权国家注意到了"商人"活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并逐步采取打击政策。其打击手段主要有两手，一是在经济政策上将诸多商品收归官营，以断绝商人牟利的根源。其次，则是在社会意识中努力形成一种以"商"为贱的风气。在两手打压的情况下，商人开始在一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活动，再难形成一股独立于官僚控制之外，能对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社会势力。在打击"巨商大贾"的过程中，"重农"无疑起到了资以为口舌的作用。但集权国家似乎并不能认识到过分打击商业活动，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四民的畸形发展。由于集权国家的庞大的财政支出是帝国的农业所无法支撑而又不得不支撑的。帝国的农民常在"重农"的口号下，承担这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负担，苦不堪言。"赋重而无等，役烦而无艺，有司威不向迩，吏胥之奸不可诘，……弱民于仅有之田而不能去……，迫于焚溺，自乐输其田于豪民，而若代为之受病。"11而商业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在表面的"抑商"政策背后，往往却是官商勾结牟利害民。表面的重农和实际的重商，形成了集权治下的特殊现象。集权国家的悲剧，就在于明知"商"之不可抑，而不得不抑，"农"之必须重，而实难得其重。农、商在官僚体系过分介入的情况下，长期处于病态的生存状态，直至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体系走向崩溃，推倒重来。三

以上主要分析了集权国家为了维护其"家天下"的统治，推行"重农抑商"经济政策的必要性。而一种政策的推行，即使是必要的，也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以使其成为可能。在集权国家中，承担此任务的是其文官体系。文官体系的严密组织及人员性质，保证了此项政策的切实推行。自秦一统国家，并将郡县制推广全国，列国并立的局面终结。国家权能的实施少了掣肘的力量。而郡县制的设立也为集权国家理清了一条上下交流的渠道。随着国家的统一、郡县制的推行，国家官僚体系的触角随之也发展到全国。这种树状网络的形成，标志着集权国家推行其政策的"物"的条件已然具备。而以"士大夫"为主体的人员组成也更好的满足了集权国家对"人"的要求。"士大夫"官僚体系，以"士大夫"身份的二重性为特点，即"儒生"与"官吏"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既使得"士大夫"在推行国家政策时具有积极的主动性，又因其身份中"儒生"的特征，而使得"士大夫"的官僚体系，具有了部分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使得在民间营造"重农"风气及实现大小传统的大体合流成为可能。

集权国家的官僚体系自秦迄汉，几经反复、几经磨合，终于形成了阳儒阴法的士大夫官僚体系。其重要的特征即在于儒生的士大夫转向。"在经历了东汉时代之后，''''礼治''''与''''法治''''、儒生与文吏的合流具有了更大的深度、光度和速度。在其之后我们便可认为，中华帝国的士大夫政治就由此奠定了其基本的形态和坚实的基础，并由此而结束了其演生阶段。"12由于这种官僚体系的组成人员主要来自于长期接受儒家教育的儒生，这就使得这种官僚体系有了一种矛盾的协调性。

首先，由于士大夫的官僚身份，其便作为统治阶级的成员而参与了特权的分割。这种特权的实际收益使得士大夫对于与集权君主的利益相连，有了清醒的认识。"一得为此（生员），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视长官，而无笞捶之辱……"13在此种认识得基础上，士大夫成为"重农抑商"政策得实际参与制订者、推行者。同时儒生作为文化资源得占有者，一直是"四民"之首，而商业的过分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儒生社会功能的逐渐边缘化，这一点更是以天下道义为承担的儒生所不能接受的。"岁甲午（1774）余（洪亮吉）馆扬州榷署，以贫故，肄业书院种。一日薄晚，偕（汪）中至院门外，各骑一狻猊，谈徐东海所著《读礼通考》得失。忽见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舆访山长。甫下舆，适院中一肄业生趋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并曾至府中叩谒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颔之，不答也。"14这则故事以汪中愤怒之余折辱了这位大商人为结束。这种折辱维护的只是儒生最后的一点自尊。骨子里藏着的却是商人暴富与介入政治生活所造成的儒生的恐惧与尴尬。儒生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商人"才是对其地位与社会影响的真正威胁者。推行国家的经济政策是打击商人的较好手段，在这一点上，君主与士大夫因为利益的一致而走到一起。

其次，儒生在成为官员之后，并未有完全失去对自身原始身份的认识及社会道义的担当。"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5承孔子之教，"富民"、"教民"便成为儒生的社会责任与道义担当。在"富民"的问题上，儒生的主张是"藏富于民"。"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16此种藏富于民的主张与国家的"重农"政策在名义上取得了一致。而儒生对"重农"政策下的乡村生活的憧憬，无疑又是当时儒生期望能"致君尧、舜上"，与上古三代相较的心理基础。"富之"之外的"教化"任务，更是儒生责无旁贷的义务。此一点也是儒生的主要文化功能之一。自周以降的农村宗法社会组成及秦始皇时期书面文字的统一，为儒家广泛推行其教化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正是儒家的教化，使得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不但是大传统的主流认识，也使得以乡土文化为主的小传统在此一点上与大传统达成共识。"事实上，由于汉代的大一统开创了一个布衣将相的新局面，古代贵族社会已告终结，代之而起的则是士、农、工、商为主体的四民社会。这一新局面在文化上所表现的特殊形态便是大、小传统互相混杂，甚至两者之间已无从截然划清界限。""由于古代中国的大、小传统是一种双行道的关系，因此大传统一方面固然超越了小传统，另一方面则又包括了小传统。"17大小传统之间的顺利交流，使得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亦成为民间社会的共识。民众也因为这种"阿Q式"的心理优势。在集权压迫面更多的保持了沉默。而儒家理论中经济问题的逐步伦理化，使得这种心态更根深蒂固的保持了下来。在这种优越而平和的心态中，民众对自身地位的确认，便意味着对集权统治秩序的确认。但"道德的傲慢"不足以解决国家生活中的诸多现实问题，农民的胆子越压越重，直至忍无可忍，奋起反抗将一切推倒重来。没有新的思想冲击，在传统中国很难有新生的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兴起，也自然难有政治体制的真正革新。士大夫作为儒生要教化民众，但作为集权国家的官吏为君主计、为自身计却又要遮上民众的眼睛。也许从帝国政治的角度看来二者本就是一事。

集权统治的"国家主义"决定了"重农抑商"政策是其唯一的选择，并且这种选择又因为大一统中国特有的自然历史条件而成为可能。而这种政策必然决定了大一统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没有第三种势力，没有新的思想的冲击，中国就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

注释：

1《吕氏春秋·上农》

2《儒学与现代民主》〔M〕何信全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页120

3《论法的精神志》〔M〕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商务出版社1961页119

4《帝国的政治体系》〔M〕艾森斯塔得著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页232

大一统范文篇10

关键词：国家主义重农抑商社会意识文官体系双重性

"大一统"中国以其政治上的集权主义和经济上的重农抑商为主要形式，相辅相成，对中国两千年来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此种政治、经济政策，无论古今均有持相左意见者，在近代更成为一股巨流。众多学者在批判的同时，也对此两者在中国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生命力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如果以马克思"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定作为切入，并不足以解答中国为何"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的难题。两千年来世界在变，但中国却一直在治乱的怪圈中循环不已。在"国家"与其经济政策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系，使此种循环得以持续。毫无疑问，"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于农；民农非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后，其产后则重徙，重徙则民死其处二无二虑"1。留心史实，不难发现到了"大一统"时期，如战国之际那样呼风唤雨的商人，已难觅踪迹。相反，"重农抑商"政策却正是以其诸如稳定人口、易于管理等优点，顺理成章的成为"大一统集权"国家的首选。在此本文无意否认"重农"政策在"大一统"之初的历史必然性，但随着"大一统"的进一步发展，"重农"政策更多的不是历史的必然，而毋宁说是"集权主义"统治下一种"精明"的选择。一

所谓"国家主义"是指在社会的经济、文化生活中，"国家"处于一种突出的被强调的地位。它更多是社会生活的实际策划者和组织者。但是由于"中国几千年的实际政治却是专制政治。政治权力的根源系来自君而非来自民，于是事实上，君才是真正的政治主体"。2由此所谓的"国家主义"也便转而为"君本主义"。理论上，"国家"与"社会"的冲突，也随即变为实际生活中"君本"与"民本"的冲突。而"大一统"国家，更多地是打着"民本"的旗号，行"君本"之实。此处的"君本"，具体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便是如何有效地运用统治手段以维护"中央即君主"的权威，但此种手段又须具有理论上和现实上的可行性。"专制政体的原则是不断腐化的，因为这个原则在本质上就是腐化的东西"3一味地强调"中央集权"，只会适得其反。因此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必须找到适合专制政体的统治方式，在国家和社会之间维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君主要维持其统治又必须关注"民本"。"统治者的合法性基础既不是仅仅以纯粹的传统主义，也不是以皇位世袭为基础的，其合法性，主要建立在君主对''''天命''''的领受以及他的行为合乎天命及其教训上。……从理想上说，他对一个能使人民生活于太平盛世之中的仁爱和自然的秩序负责。"4在处理两者关系中，作为君主既要维护"家天下"的权利，又要考虑民众所可承担的权力压迫。作为国家的统治者，君主需要造福民众，作为集权制下"家天下"的君主，其又必须维护自身及家族的权利。这种角色的两重性，决定了君主在关心民瘼之时，为其自身计，必然创造以下两个条件。A,保持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B，社会上没有可以实际威胁中央集权的社会势力。这是实现君主集权（名义上的国家主义）的必要条件。在此情况下，"重农抑商"作为帝国的经济政策无疑是维持两者间必要张力的较好手段。二

中国自古以来的君主权力天授说，使得历代君主大多笼上了"卡里斯玛"光环。"……中国传统的社会统治是由''''卡里斯玛型''''创设的，而每次政治危机和危机的解决，也离不开''''卡里斯玛型''''的复活。这种''''卡里斯玛型''''人物又都具有中国特色―他们必扮演''''父亲''''的角色。这是中国传统统治的''''内核''''，是亘古不变的''''体''''，而不断复杂化的组织形式和越趋发达的官僚构建，是这个不变的''''体''''应万变而随机流行的''''用''''。"5而要维护自身的"卡里斯玛"光环，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就非常有必要使其治下民众的社会文化生活水平处于一较低的层次。唯有长期处于蒙昧状态的民众，才能对这种"卡里斯玛"确信不疑，而至于顶礼膜拜。这种"卡里斯玛"崇拜，以一种"集体表象"的形式，在民众的心灵深处存留下来。对"天"及自然界各种神秘力量的崇拜，反映到现实生活中便是对"势"的崇拜。而儒家学者在营造这种氛围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布留尔《原始思维》中，很容易找到中国人的影子，诸如''''万物有灵论''''的观点和"互渗"的认识方式。至今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直至近世法国学者福柯在其《词与物》中仍以中国人异于常人思考的分类方法作为其灵感的来源。"……这个段落引用了''''中国某部百科全书''''，这部百科全书写道；''''动物可以划分为：1，属皇帝所有，2，有芬芳的香味，3，驯顺的，4，乳猪，5，鳗螈，6，传说中的，7，自由走动的狗，8，包括在目前分类中的，9，发疯似地烦躁不安的，10，数不清的，11，浑身十分精致的骆驼毛刷的毛，12，等等，13，刚刚打破水罐的，14，远看像苍蝇的，……"6以上所引令人啼笑皆非的分类方法，足可证明中国人的理性精神长期以来处于怎样的一种状态。而这种低水平的理性精神，正是专制君主维护自身"卡里斯玛"光环所必须的。"官僚政治的存在是把人民（在旧中国主要是农民）贫困无知、孤立无援，经济上与小生产联系等作为条件的。因为，只有人民处于这种贫困愚昧的状态，才会把官僚的统治当作天造地设和无法抗拒的常规来接受。"7官僚政治的上述要求，正是在"重农"政策旗号下逐步达到的。

专制君主在处理好社会意识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处理好其他影响其"集权统治"的社会因素。在这些因素中"豪强地主"和"富商巨贾"无疑是当政者首先必须解决好的问题。"重农抑商"政策在解决上述因素影响的过程中起到了一种左右社会舆论的作用，使得集权国家在打击与之相对抗的力量时，获得了道义上的合理性。

"卧榻之测，岂容他人酣睡"，作为国家集权的代表，君主自然不能容忍在社会中挺立起一支能分化其权力的力量。自汉迄宋，"大一统"的君王们一直在与能分化其权力的社会力量作着艰苦的斗争，直至社会被国家全面笼罩。一种社会力量的坐大，必有其赖以存在发展的经济基础。君主在打击此种力量之时，"重农"政策便于操作的优点，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孝文皇帝承亡周乱秦，兵革之后，天下空虚，故务农桑，帅以节俭，民始充实，未有兼并之害，故不为民田及奴婢之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宜略为限。"8豪强地主的大量兼并土地，造成了大量农民生活贫困、流离失所。民为国家之本，民本一动，国家的统治根基也随之动摇。因此打击豪强地主从其伊始便和"重农"联系在一起。"重农"政策的推行，一方面可以拉拢有担当精神的士大夫集团，另一方面又可以收拢天下的民心。既然"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那么以"民"为旗号，就是以"天意"为旗号。在控制了话语权的基础上，"抑制"便成了水到渠成之举。通过抑制"兼并"，将地方势力所依赖的经济力量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利中央控制。上可以达到君主唯我独尊的目的，下可使民众得以维持基本生活。整个下层的社会生活经此调整，整体处于一种平均、分散的状态，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了一种上下之间看似松散的结构。当大国家小社会的局面最终形成时，也即是集权主义统治下的安定时期。

在"豪强地主"之外的，第二种可以给集权国家带来实际威胁的便是"富商巨贾"。"商人"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角色。首先其流动性及惯常的精明，对于集权国家所追求的"重徙"、"朴直"的民风而言，无疑是一破坏性的社会因素。"关中自钘、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大王、王季在歧，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及秦文、德、缪居雍，隙陇蜀之货而多贾。献公徙栎邑，栎邑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孝、昭治咸阳，因以汉都，长安诸陵，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9其次，"商人"中的精英分子往往经济势力雄厚，势力较大，极易成为影响国家集权的社会实体。"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名布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乎？"10此种地方势力在春秋战国之际，由于列国纷战，各国诸侯急于寻找社会力量，以壮大自身。尚可得一定的生存发展空间。但自秦以降，集权国家注意到了"商人"活动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并逐步采取打击政策。其打击手段主要有两手，一是在经济政策上将诸多商品收归官营，以断绝商人牟利的根源。其次，则是在社会意识中努力形成一种以"商"为贱的风气。在两手打压的情况下，商人开始在一种极为艰难的条件下活动，再难形成一股独立于官僚控制之外，能对生活产生较大影响的社会势力。在打击"巨商大贾"的过程中，"重农"无疑起到了资以为口舌的作用。但集权国家似乎并不能认识到过分打击商业活动，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四民的畸形发展。由于集权国家的庞大的财政支出是帝国的农业所无法支撑而又不得不支撑的。帝国的农民常在"重农"的口号下，承担这各种显性或隐性的负担，苦不堪言。"赋重而无等，役烦而无艺，有司威不向迩，吏胥之奸不可诘，……弱民于仅有之田而不能去……，迫于焚溺，自乐输其田于豪民，而若代为之受病。"11而商业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在表面的"抑商"政策背后，往往却是官商勾结牟利害民。表面的重农和实际的重商，形成了集权治下的特殊现象。集权国家的悲剧，就在于明知"商"之不可抑，而不得不抑，"农"之必须重，而实难得其重。农、商在官僚体系过分介入的情况下，长期处于病态的生存状态，直至士、农、工、商的四民社会体系走向崩溃，推倒重来。三

以上主要分析了集权国家为了维护其"家天下"的统治，推行"重农抑商"经济政策的必要性。而一种政策的推行，即使是必要的，也要有相应的社会条件，以使其成为可能。在集权国家中，承担此任务的是其文官体系。文官体系的严密组织及人员性质，保证了此项政策的切实推行。自秦一统国家，并将郡县制推广全国，列国并立的局面终结。国家权能的实施少了掣肘的力量。而郡县制的设立也为集权国家理清了一条上下交流的渠道。随着国家的统一、郡县制的推行，国家官僚体系的触角随之也发展到全国。这种树状网络的形成，标志着集权国家推行其政策的"物"的条件已然具备。而以"士大夫"为主体的人员组成也更好的满足了集权国家对"人"的要求。"士大夫"官僚体系，以"士大夫"身份的二重性为特点，即"儒生"与"官吏"的二重性。这种二重性既使得"士大夫"在推行国家政策时具有积极的主动性，又因其身份中"儒生"的特征，而使得"士大夫"的官僚体系，具有了部分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使得在民间营造"重农"风气及实现大小传统的大体合流成为可能。

集权国家的官僚体系自秦迄汉，几经反复、几经磨合，终于形成了阳儒阴法的士大夫官僚体系。其重要的特征即在于儒生的士大夫转向。"在经历了东汉时代之后，''''礼治''''与''''法治''''、儒生与文吏的合流具有了更大的深度、光度和速度。在其之后我们便可认为，中华帝国的士大夫政治就由此奠定了其基本的形态和坚实的基础，并由此而结束了其演生阶段。"12由于这种官僚体系的组成人员主要来自于长期接受儒家教育的儒生，这就使得这种官僚体系有了一种矛盾的协调性。

首先，由于士大夫的官僚身份，其便作为统治阶级的成员而参与了特权的分割。这种特权的实际收益使得士大夫对于与集权君主的利益相连，有了清醒的认识。"一得为此（生员），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视长官，而无笞捶之辱……"13在此种认识得基础上，士大夫成为"重农抑商"政策得实际参与制订者、推行者。同时儒生作为文化资源得占有者，一直是"四民"之首，而商业的过分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儒生社会功能的逐渐边缘化，这一点更是以天下道义为承担的儒生所不能接受的。"岁甲午（1774）余（洪亮吉）馆扬州榷署，以贫故，肄业书院种。一日薄晚，偕（汪）中至院门外，各骑一狻猊，谈徐东海所著《读礼通考》得失。忽见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舆访山长。甫下舆，适院中一肄业生趋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并曾至府中叩谒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颔之，不答也。"14这则故事以汪中愤怒之余折辱了这位大商人为结束。这种折辱维护的只是儒生最后的一点自尊。骨子里藏着的却是商人暴富与介入政治生活所造成的儒生的恐惧与尴尬。儒生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商人"才是对其地位与社会影响的真正威胁者。推行国家的经济政策是打击商人的较好手段，在这一点上，君主与士大夫因为利益的一致而走到一起。

其次，儒生在成为官员之后，并未有完全失去对自身原始身份的认识及社会道义的担当。"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5承孔子之教，"富民"、"教民"便成为儒生的社会责任与道义担当。在"富民"的问题上，儒生的主张是"藏富于民"。"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16此种藏富于民的主张与国家的"重农"政策在名义上取得了一致。而儒生对"重农"政策下的乡村生活的憧憬，无疑又是当时儒生期望能"致君尧、舜上"，与上古三代相较的心理基础。"富之"之外的"教化"任务，更是儒生责无旁贷的义务。此一点也是儒生的主要文化功能之一。自周以降的农村宗法社会组成及秦始皇时期书面文字的统一，为儒家广泛推行其教化找到了一个最佳的结合点。正是儒家的教化，使得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不但是大传统的主流认识，也使得以乡土文化为主的小传统在此一点上与大传统达成共识。"事实上，由于汉代的大一统开创了一个布衣将相的新局面，古代贵族社会已告终结，代之而起的则是士、农、工、商为主体的四民社会。这一新局面在文化上所表现的特殊形态便是大、小传统互相混杂，甚至两者之间已无从截然划清界限。""由于古代中国的大、小传统是一种双行道的关系，因此大传统一方面固然超越了小传统，另一方面则又包括了小传统。"17大小传统之间的顺利交流，使得士、农、工、商的四民秩序亦成为民间社会的共识。民众也因为这种"阿Q式"的心理优势。在集权压迫面更多的保持了沉默。而儒家理论中经济问题的逐步伦理化，使得这种心态更根深蒂固的保持了下来。在这种优越而平和的心态中，民众对自身地位的确认，便意味着对集权统治秩序的确认。但"道德的傲慢"不足以解决国家生活中的诸多现实问题，农民的胆子越压越重，直至忍无可忍，奋起反抗将一切推倒重来。没有新的思想冲击，在传统中国很难有新生的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兴起，也自然难有政治体制的真正革新。士大夫作为儒生要教化民众，但作为集权国家的官吏为君主计、为自身计却又要遮上民众的眼睛。也许从帝国政治的角度看来二者本就是一事。

集权统治的"国家主义"决定了"重农抑商"政策是其唯一的选择，并且这种选择又因为大一统中国特有的自然历史条件而成为可能。而这种政策必然决定了大一统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没有第三种势力，没有新的思想的冲击，中国就难以自己走出中世纪。

注释：

1《吕氏春秋·上农》

2《儒学与现代民主》〔M〕何信全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页120

3《论法的精神志》〔M〕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商务出版社1961页119

4《帝国的政治体系》〔M〕艾森斯塔得著阎步克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页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