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范文10篇

单独范文篇1

关键词：独立审判法院行政干预人大监督对策

一、法院独立审判原则在我国的确立发展情况

法院独立行使国家审判权是我国司法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这一原则虽然在1954年宪法首次得以表述，但从1957年反右运动以来，一直被当作资产阶级的法治原则而加以批判。1在中，“群众专政”更直接取代了法院的审判职能。其后，1975年和1978年宪法均未明文规定这一原则。在经历了令人刻骨铭心的历史教训后，我国1982年宪法在第126条中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原则的重新设立为我国司法制度和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法律基础。其重要性也愈发凸现出来。2最高人民法院也愈加重视坚持和完善独立审判原则的重要性，2004年6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表示，人民法院必须严格按照宪法确立的“公开审判”和“独立审判”原则开展审判活动。他表示，这两大司法原则是实现司法公正、高效和廉洁的根本制度保障。人民法院独立审判，是在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监督下进行的，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从这一概念出发，法官独立还应该包括这样几层函义：一是法官作为审判委员会委员、合议庭成员或独任庭审判员时，应当依法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公正地发表意见或进行审判，不接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指挥和命令；二是法官对自己审判案件发表的意见和作出审判结果，无论正确或错误都要依法独立承担责任；三是法官作为审判组织成员时，应当独立于案件当事人之外，不得“私自会见当事人及其人，接受当事人及其人的请客送礼，”

二、我国的法制化进程显著加快，但在实践中，法院独立审判这一原则的贯彻却存在很多问题，有自身内部的，也有其他外来因素的制约

（一）、法院内部管理和运做过程中产生的消极影响

法官独立审判是审判独立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审判独立原则中的已有之义。独立的审判权的承担者是人民法院，而审判权独立的具体实施者则是法官。正如我国《法官法》第8条规定的，法官享有“依法审判案件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的权利。因此，从法院内部来讲，独立审判应该定位于法官独立审判。

但我国法院组织法对法院内部机构的设置及我国法院现行的管理体制和状况决定了在我国法院内部，法官不能完全实现独立审判：人民法院的正、副院长组成院级行政领导层，主持法院的全面工作，也包括审判工作。其中，正院长主持全面，副院长若干则各自分管一面。法院内部的审判业务层面则分设民庭、经济庭、刑庭、行政庭、执行庭等。每一业务庭又设正、副庭长负责本庭的审判业务。每一业务庭的审判人员作为独任庭或组成合议庭具体负责个案的审判。主管院长和庭长对审判人员承办的案件实行审批制度。同时，法院内部还设置审判委员会作为集体领导审判工作的组织机构。虽然立法仅规定审判委员会对重大、疑难的案件有讨论决定权，实践中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却远不止于此。虽然在91年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删去了原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审判委员会的决定，合议庭必须执行”的规定，事实上，在我国，还没有合议庭可以不执行审判委员会对案件所作出的决定。这样，法院公之于众的判决书上签署的虽是合议庭成员的大名，而判决本身所体现的却是审判委员会成员或部分成员的意志。院、庭长审批案件和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案件的双轨制作法，作为法院整体行使审判权而非法官个体行使审判权的一种制度性保障，实际上虚化了具体承办案件的审判组织中法官的作用和权威。而法院内部这种等级性的设计又通过行政官阶设计予以保障。3这种机构设置和管理直接造就了实践中所出现的先定后审、先判后审、审判分离以及司法腐败等违法现象，其危害不仅在于削弱和泯灭了直接承办案件的法官的责任感，更在于规避和危害了其他重要的诉讼制度(如合议、回避、公开审判等)的贯彻实施，也使得独立审判所要实现的保障司法公正等效能失去了意义，非真正的独立审判。

（二）行政机关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制约严重

一直以来，司法部门都隶属于同级地方党政机关，直接受制于党政机关。我们经常在报纸或其他报道中了解到，某某省长或其他行政官员听取了某某法院院长的工作汇报，并提出某某工作要求等等。在司法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领导对有些案件“多次批示、多次过问”的情况常有发生，有的出于对政府形象的考虑从司法上加以所谓保护，有的则是出于某领导的私利而以其行政职位对案件加以干涉……此时，行政者的一个条子一个电话，胜过司法者所本应遵照的千万条法律法规，还何什么“独立审判”？如果“批示或电话指示”对了，还好；如果“批示或电话指示”错误，甚至“批示”本身就是腐败的产物，那么法院独立审判所要实现的“司法公正”也就不存在了，许多“司法腐败”的发生与此不无关系。事实是，有些按照正常程序本应早结的案件久拖不决，有些依法应当释放的犯罪嫌疑人被“超期羁押”，也往往与某种情况下的“长官意志”或“领导批示”是分不开的。笔者曾经办过一个刑事案件，就连主审法官事后都无奈地说：“没办法，行政干涉太严重，院长也没有办法”。作为律师在为当事人解答法律问题，分析案件情况是时，也得强调本意见仅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作出，因为现在影响法院审判和判决结果的因素中，除了法律以外，还有很多。……

以上所说的行政干预司法、干预法院独立审判的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建立一个独立的、高度职业化的法官群体，审判权长期与行政权混为一体，也可以说是行政干预司法干预法院独立审判的一个不难理解的历史原因，要彻底改变这种现象需要一个过程，这也是我国法制化建设的一个方面。

行政机关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制约主要是间接的、通过对法院系统的人员编制、经费、设备等方面具有的控制权实施的，而不是对法院的审判内容和方式的直接制约。但是这种间接的制约也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法院的独立审判权：

国家审判机关是与行政机关地位相同的国家机构，都是由人民代表大会成立并对其负责的机构。但是，审判机关的经费却要由行政机构中的财政部门来控制，法院的办公条件和装备的好坏、办案经费的多寡、法院工作人员工资及福利的高低等等往往均取决于地方政府所给予的经费的多少；人事方面，法院中领导干部的行政职务由地方各级权力机关选举、委任和罢免，而且审判人员本身也由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任免。地方党委的组织部门和地方政府的人事部门拥有对法院主要领导干部的推荐权和指派权。可见，地方各级党委和地方各级政府对地方各级法院拥有人事方面的控制权，人员编制要由编制委员会来决定；其设备和后勤保障则要由行政机构中的其他部门承担或配合。在这种财政、人事两大重要权力均隶属和依附于地方权力的现状下，要求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而不受其他外来权力的干涉实在是勉为其难。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以现行的财政、人事制度要求法院依法独立审判只能置法院于两难境地：或者违法，或者依法但却有可能得罪地方政府和党委。其结果只能是阻滞、破坏独立审判。这种设置显然无法真正保证审判机构的地位，也必然影响其原本应当毫无顾忌地依法行使的独立审判权。一些行政机关试图通过这些控制权，对法院的独立审判权进行干预，达到干预具体案件审理的目的。这种干预显然违反了宪法第126条的规定，构成了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非法干预。但如何区分行政机关的合法制约和非法干预，谁作为主体来区分呢，区分出来又怎么样呢？

（三）、人大和人大代表在行使对法院的监督权时，特别是在听取汇报、视察、约见负责人、提出批评、进行质询和提出议案时，常常要涉及对法院审理的个案的审查，这种对个案的审查往往会带来人大的监督与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冲突，人大对法院审判的个案监督及其他不正当行使监督权的行为会影响法院的独立审判

根据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我国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并非绝对。宪法第126条就没有将国家权力机关排除在外，而只是排除了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干涉，意味着国家权力机关可以对法院进行具有法律根据的制约。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是一种在人大这一统一的国家权力之下的相对独立权限。这里的相对是指它源于人大权力，并受人大的领导和监督。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这种相对性并不否认它在运作中的独立性。相对性是指它的来源和地位而言；而独立性则是指其运行原则和方式而言。它所能做的仅仅是根据宪法的规定，行使其对法院的法律制约，即通过制定国家法律和政策，通过监督法院的工作来保证法院独立审判权的正确行使。但在实践中，往往存在人大不正当行使监督权的情形。

现实中人大代表左右审判人员的现象时有发生。人大对法院独立审判权的法律制约的主体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作为个体的人民代表则不能在法律规定的程序外任意行使这种权力。虽然按照人大代表法的规定：人大代表有权根据本级人大常委会的统一安排或要求本级人大常委会就地安排，对本级或者下级国家机关和有关单位的工作进行视察，提出建议、批评和意见，但法律明确规定：“在视察时，代表不能直接处理问题。”4人大的监督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对于个案的审查。虽然宪法和有关的人大组织法确实规定：在人大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关于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并可根据其报告作出相应的决定。但这种专门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不应包括或针对对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的调查，因为如果人大具有这种权力的话，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就会形同虚设，出现另外一个由权力机关行使的国家审判权，国家法制和司法权的统一将遭到破坏。李鹏在1998年9月16日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上指出：“……人大监督个案的目的是为了督促，支持审判、检察机关公正司法，而不是代替司法机关办理案件。要在不断摸索，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使人大监督工作进一步规范化，制度化。”5

三、要更好的坚持和完善法院独立审判权，应当从内外两个方面加以改进

第一、提高法官自身素质。

法官的品行和素养不仅决定着其审判案件的质量而且也决定着我们司法改革的质量，因此必须提高法官的素质。以精英化、专业化为指导思想确立和施行统一、严格的法官任用和考核标准。并且不仅以此标准决定未来进入法院系统的人选，而且以此标准对已在位的法官进行遴选。建立健全与法官选任相配套的法官职业专门培训体系。完善继续教育制度，尽快培养一批法学理论功底深厚、相关学科知识丰富、司法业务纯熟、司法技能高超的专家型法官。

第二、实施司法预算和编制独立

把法院机构和人员编制的决定权，以及法院的经费和法官的待遇由立法机构通过法律专门加以规定，从而减少行政机关（特别是那些受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刺激的行政机关）对于法院独立审判权的干预，革除司法权力地方化所带来的弊端，为审判独立的真正到位创制合适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建立司法系统“垂直领导体系”，免遭“长官意志”的干扰，省却“内部请示”的多余环节，加快促进实质性的“司法独立”，当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舍此，别无他途

第三、进一步建立和完善法官独立审判及责任制，将独立审判落实到法官个人，确保合议庭及独任庭这两种审判组织的独立性

各级法院应当确立法官在诉讼中独立的地位、权利和责任，明确责任制，使法院的院长、庭长等行政高中层领导放弃对审判组织承办的案件的审批和干涉，从“案必躬亲”中解脱出来。它们相互之间也不存在任何领导关系或隶属关系，审判委员会只能依法定程序对案件独立作出自己的裁判决定，而不能“指示”或“命令”合议庭或独任庭应当或不应当作出何种裁判决定。

第四、真正实现审级独立

上级法院依法不能干预下级法院的依法独立审判权，不能采用行政式的工作方法对下级法院审判案件行使“指挥权”，不能对下级法院所审理的个案的审判结果直接下结论。下级法院也无须就个案审判结果向上级法院请示汇报。但最高法院对某一法律或法律适用问题所作的司法解释，全国各级法院都应当执行；上级法院依法定程序对个案作出的审判结论，下级法院应当服从并执行，上级法院还要监督其服从和执行，这些都是依法定途径进行审判监督的必然要求。

第五、人大监督也必须尊重国家审判权的独立

人大不能直接介入和从事案件的审理工作。尽管人大及其代表可以对个案情况进行了解，向有关部门进行反映，甚至有权要求法院提出报告或说明，对其工作中的问题提出批评，但不能对具体案件的处理提出建议或作出决议，。但是不能直接指令法院如何处理案件或直接接手案件的审判。防止人大或代表权力的滥用，即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不得利用其人大代表的身份对该案进行监督等等。

以上是我对我国法院独立审判原则的粗浅看法，不妥之处，望指正。我相信随着我过法制化进程的加快，法院独立审判必将得到更好的发展。

参考资料：

1、熊先觉：《中国司法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89页；

2、王家福：《关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载于《中共中央法制讲座汇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03-104页；

3、我国法院对法官实行的是国家行政干部职务系列等级制，从低至高、自下而上即科员、副科、正科、副处、正处、副局、正局等。而一般的法官迁升为业务庭正副庭长或法院的正副院长，也即以为着该法官行政级别以及有关待遇的相应升高；

单独范文篇2

一、统一思想认识，加强组织领导

生育政策是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核心。现行生育政策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并随着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变化不断完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根据人口形势发展变化，调整完善生育政策，有利于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有利于家庭幸福与社会和谐，有利于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对于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促进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意义深远。要充分认识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重要性，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市人口计生局成立以局长为组长，主管副局长为副组长，各业务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单独两孩”政策宣传领导小组，各乡、街道也要成立相应工作领导小组，周密布署，统一调度，稳步推进“单独两孩”政策宣传工作，把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确保“单独两孩”政策依法稳妥扎实有序实施。

二、把握政策实质，严肃纪律要求

实施“单独两孩”政策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广大人民群众和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各地要认真组织学习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决定》、《意见》、《决议》、《实施办法》、《省“单独两孩”政策宣传提纲》等内容，全面准确理解精神实质，宣传贯彻落实好“单独两孩”政策。要加强组织领导，严格遵守宣传纪律和程序，统一实行归口管理，由宣教、政法工作业务科(站)按宣传提纲内容组织对外。对外提供的资料必须真实准确，并经单位主要领导审核。“单独两孩”政策的宣传普及情况将纳入年度目标管理考核政策知晓率的重要内容。

三、丰富宣传形式，扩大政策影响

1、举办培训班。

①集中培训：举办“实施‘单独两孩’政策培训班，邀请相关专家主讲，对全市各乡镇、街道，市直各单位主管负责人、政法员、宣传员及市人口计生局全体人员进行重点培训。

②分块培训：市人口计生局要组织相关人员组成“单独两孩”政策宣讲团深入到乡镇、街道向乡、村计生工作人员进行培训。

2、开设专题专栏。在市报、党政门户网和市人口计生局网站开设专栏解读政策。乡、村两级计生政务公开栏也要开辟“单独两孩”政策宣传专栏。

3、印发宣传品。组织编写“单独两孩”政策宣传小册子，印制政策宣传品免费送到群众手中。

4、标语和板报宣传。各乡镇、街道办公场所、计生办和计生服务站要将“单独两孩”政策进行标语和板报宣传。各村、社区要在群众来往的主要场所张贴“单独两孩”政策宣传资料。

单独范文篇3

【关键词】组织帮助行为罪名确定司法解释

从理论上讲，我国刑法中的资助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罪、资助恐怖活动罪、协助组织罪、介绍贿赂罪等罪名，其行为性质属于帮助行为，⑴依照常规应当按相应犯罪的帮助犯处理。通过立法把这些罪名从某种犯罪的帮助犯中分离出来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帮助行为单独定罪”。以协助组织罪与组织罪的切分为例，从立法原因分析、刑法总分则关系、罪名设置等角度探讨帮助行为单独定罪这个“小问题”，从中进行关于刑法立法、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如何相互关照的“大思考”，是本文写作的基本思路和以期达到的目标。

一、协助组织罪的立法沿革与理论解读

（一）协助组织罪的立法沿革

刑法第358条第3款规定：“协助组织他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997年12月16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以下简称《罪名规定》）将组织的帮助行为从组织罪中分离出来，确定为一个独立的罪名——协助组织罪。实际上，对组织罪与协助组织罪进行“切分”的规定沿革于全国人大常委会1991年9月4日通过的《关于严禁的决定》（以下简称《严禁决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199g年12月11日印发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两高解答》），协助组织独立成罪的司法实践也已经有近20年的历史。2010年8月，《刑法修正案（八）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该草案第46条规定，将刑法第358条第3款修改为：“为组织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行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该条规定最后能够通过，协助组织罪的罪状将更为明确。

（二）对协助组织罪立法现有理论观点的分析

认为协助组织行为是组织罪的帮助犯或从犯，是理论上比较一致的意见。但是，为什么刑法对协助组织行为单独规定了法定刑，而不结合刑法总则规定适用组织罪的法定刑？对此，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突出打击重点”论，即认为“由于我国刑法对组织罪规定了比较重的刑罚，为了保证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刑罚时能够突出重点，严厉打击组织犯罪集团、危害严重的首要分子和起主要作用的人员，防止发生偏差，刑法采用了这种独特的规定方式，把组织罪的帮助犯单独规定为一个罪名，并设立了独立的法定刑。”⑵另一种是“避免刑罚畸轻”论，即认为“考虑到这种行为的严重危害程度，避免将犯罪人以从犯论进而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从而导致刑罚畸轻现象，便将协助组织他人的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⑶与“避免处罚畸轻”论相近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立法者设置此罪，不可能是为了防止处刑过重。恰恰相反，正是为了防止处刑过轻，打击不力，才是立法者不惜将刑法总则的共同犯罪理论捅开一道口子，也要对协助组织行为单独设罪的根本原因。”⑷

本文不赞同用处罚轻重的思路来解释协助组织罪这一立法现象。上述“突出打击重点”论和“避免处罚畸轻论”都难称妥当。

“突出打击重点”论首先与人们对“突出重点”的通常理解相悖。假如立法者想重点打击主犯，应该对主犯的处罚作出特别规定，而不应该通过将从犯剥离出来这种间接形式来实现。更重要的是，我国刑法第27条规定“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也就是说，我国刑法中的从犯包括“起次要作用的”和“起辅助作用的”二种类型。对组织罪来说，协助组织行为只是“起辅助作用的”从犯，只将这部分行为从组织罪中分离出来，由于“起次要作用的”这部分从犯仍然还保留在组织罪中，并不能真正起到“突出打击重点”作用。

持“避免处罚畸轻”论的学者认为对组织罪的从犯的处罚会比对协助组织罪的处罚轻。但是，对比组织罪和协助组织罪的法定刑，似乎很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组织罪的法定最低刑为3年有期徒刑，最高刑为死刑；协助组织罪法定最低刑为6个月有期徒刑，最高刑为10年有期徒刑，总体上看，前者明显重于后者。即使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也必然要受到法定刑的制约。不能用组织罪从犯的“免除处罚”与协助组织罪的法定最高刑相比，然后说孰轻孰重。而只能结合具体的案件情况，假设对协助组织行为按组织罪的从犯处罚，与按独立罪名论处相比，何者较轻、何者较重。而且，也不应认为协助组织独立成罪就是“力求将一切协助组织行为都纳入定罪范围”、“一旦将‘协助组织’明定为犯罪，就比认定组织罪的从犯要容易得多。”⑸因为认定协助组织罪的成立，也必须符合刑法规定的要件，不成立组织罪（起辅助作用的）从犯却可以构成协助组织罪的情况目前尚无例证。与某些外国的立法不同，⑹我国刑法没有限定（起辅助作用的）从犯必须是直接帮助实行行为人，所以，间接帮助行为的可罚性应无疑问。这决定了组织罪（起辅助作用的）从犯不会比协助组织罪的成立范围小。

（三）本文观点：协助组织行为单独定罪的立法原因是其在组织罪中的常态化

但是，如果否认上述两种观点，协助组织行为独立成罪的合理性在哪里？本文认为，刑法第358条为“协助组织他人”的行为规定了单独的法定刑，原因在于协助组织行为在组织罪中的常态化。

按照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行观点，刑法分则规定的一个人单独可能实施的犯罪，由二人以上共同实施而形成的共同犯罪，是任意的共同犯罪。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构成以二人以上的行为为要件的犯罪，是必要的共同犯罪。⑺刑法并没有规定组织罪以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为成立条件，所以从理论上讲，一个人完全可以实施此罪，如果多人共同组织并构成犯罪，显然是任意的共同犯罪。但实际中，组织行为涉及对内管理、对外“经营”各种复杂的人、财、物等方面的关系，行为人不但要有效控制者，还要与者打交道；不仅要时时注意逃避依法查处，更要面对来自黑恶势力的滋扰。犯罪环境的复杂性决定了组织罪通常很难由一个人实施，行为人往往需要合作者或协助者才能顺利“开张营业”，因此，组织罪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多人共同实施的。笔者在北大法律信息网“司法判例”检索框中输入关键词“组织”，结果显示了36个相关案例，经过统计发现，在这些案例中只有2个案件是由1个行为人独立实施，有34个由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的案件，其中有行为人被判构成协助组织罪的案件多达21个。⑻实践中，组织罪实施过程中需要保镖、打手、管账人予以“协助”已经成为常态，或者说协助组织行为在事实上已经常态化。因为考虑到还存在少数由一人单独实施组织的案件，所以在不改变组织罪的“任意共同犯罪”类型的前提下，将已经接近类型化的协助组织行为从组织罪中分离出来，规定单独的法定刑，就成为比较稳妥的立法选择。

二、协助组织适用独立的法定刑并不违反刑法总则中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

有学者认为，协助组织单独成罪是“立法者不惜在刑法总则的共犯规定中捅开一道口子”，担心“此举使得在组织罪的共同犯罪中，不存在从犯；协助组织罪的共同犯罪中，不存在主犯。连协助罪本身是否存在共同犯罪都变成了问题。对此，刑法总则无从遵循，刑法理论亦难以解释，只能称之为无解的难题。”⑼本文认为，立法者为协助组织行为单独规定法定刑，并不违反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可以说，刑法总则没有任何一条规定因为刑法第358条第3款的存在而无从遵循，而且协助组织罪与组织罪各自仍有主犯和从犯之分。

（一）刑法分则中允许存在与总则相关规定不相符的例外规定

作为一种法典编纂模式，将刑法典分为总则与分则始于近代。“是在17世纪意大利刑法学的影响下，经过18世纪德国各州刑法典、奥地利刑法典，直至1791年和1810年的法国刑法典而最终形成的。”⑽受西方影响，中国自清末修律时起，在刑法典中分设总则与分则，并一直沿袭该模式至今。与大陆法系国家相对，在多数英美法系国家并无统一的刑法典，因而自然谈不上将刑法典分为总则与分则的问题。但是，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单行刑法中也有总则性规范。

从立法史的角度考察，刑法总则性规范的产生时间应晚于分则。民国时期刑法学者欧阳蹊指出：“盖以古代之刑法，为迫于一时之需要，仅有形同分则之条文，或混入形同总则之规定。积之既久，条例繁多，势不得不综合各条文中之相同者，另立一章，以明统系而免繁复，于是遂有总则之产生。”⑾法国刑法学者也认为：“刑法的‘分则’也许是刑法中最古老的部分，因为，人们最早开始做的，就是确定什么是犯罪以及当处何种刑罚。一般的理论是在后来才建立的。”⑿由此可见，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分离，最初主要是基于“明统系而免繁复”的立法技术考虑，否则，刑法总则根本就不必产生。所以，从理论上讲，如果分则规定与总则规定之间出现了冲突，值得疑问的是总则对分则内容归纳得是否科学合理，而不应该反过来指责分则违反了总则的规定。“由于分则是具体与特别规定，所以，它完全可能在总则要求之外另设特别或例外规定。所以，不能要求分则规定完全‘符合’总则规定。”⒀认为刑法第358条第3款为协助组织行为单独规定法定刑，因而违背了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就是僵化理解刑法总则对分则指导和制约作用的产物。

（二）如何理解《两高解答》第3条第2款规定的“不适用刑法总则关于从犯处罚原则”

《两高解答》第3条第2款规定：“根据《决定》第一条第二款（相当于新刑法第358条第3款——笔者注）的规定，协助组织他人的行为，有具体的罪状和单独的法定刑，应当确定为独立的罪名，不适用刑法总则第24条（新刑法第27条——笔者注）关于从犯的处罚原则。”司法解释的目的是为了使刑法的规定更明确，但是规范性解释也是用文字表述的，它可能需要再解释，才能正确适用，这一条解释规定就是如此。此处的不适用刑法总则关于从犯原则的规定，大致可以作以下二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协助组织行为适用单独的法定刑处罚，所以不再适用刑法第24条的规定比照组织罪的主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⒁因此只是对协助组织行为适用单独的法定刑的强调。第二种是：协助组织罪适用独立的法定刑，而且不再适用刑法第24条的规定对协助组织罪区分主犯和从犯。如果作后一种理解，则是对刑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的双重误读。

首先，刑法理论认为，司法实践也承认协助组织行为是组织共同犯罪的帮助犯，如果刑法没有为协助组织行为规定单独的法定刑，对此种行为当然适用组织罪的法定刑，同时结合刑法总则规定的从犯处罚原则进行处罚。但是，刑法分则为此种行为规定了单独的法定刑，于是就不再结合总则关于从犯的规定适用组织罪的法定刑，如前文所述，刑法分则的这种特殊规定不存在违背刑法总则的问题。

其次，协助组织行为适用单独的法定刑，不意味着在协助组织行为的内部不进行主从轻重的区分。如果数人共同实施协助组织行为，在刑法特别规定的法定刑范围内，仍然可以适用刑法总则的相关规定区分主犯和从犯，对从犯仍然要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因此，刑法总则规定关于从犯处罚原则只是在选择何种法定刑的意义上不适用，而不是被完全排除，因而谈不上“刑法总则无从遵循”。

再次，“组织罪的共同犯罪中，不存在从犯；协助组织罪的共同犯罪中，不存在主犯”这一说法是不严谨的。我国刑法中的从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的犯罪分子，一种是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犯罪分子。作为“帮助犯”，协助组织行为显然只是组织共同犯罪中从犯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所以，即使将协助组织罪行为从组织罪中分离出来，组织共同犯罪中还存在另一种（起次要作用的）从犯，认为“组织罪的共同犯罪中，不存在从犯”的观点显然是犯了把从犯等同于帮助犯的错误。至于认为“协助组织罪的共同犯罪中，不存在主犯”的观点，首先与主犯与从犯划分的理论常识相悖，因为“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可能共同犯罪人都是主犯，但不可能都是从犯，一般说来总是有主有从。”⒂此外，在协助组织罪与组织罪分离、单独成罪之后，评价主犯和从犯的语境已经改变、标准已经细化。显然不能在组织罪的范围内讨论协助组织罪有无主犯，而是要以协助组织罪作为评价对象，判断协助行为本身的有无主从之分。如果多人共同实施了协助组织的行为，起主要作用的行为人，当然是本罪的主犯。

三、司法解释将“协助组织行为”确定为独立罪名并无不当

1992年《两高解答》将协助组织罪确定为独立罪名，其理由是该行为“有具体的罪状和单独的法定刑”。有学者对此表示质疑，并举例说刑法第294条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其他参加”也配置了单独的、较轻的法定刑，却没有得出“应当确定为独立罪名”的结论；而且，寥寥数字的“协助组织他人”，也够不上什么“具体的罪状”。为破解上述“难题”，并建议完善司法解释，仿效取消奸淫幼女罪的做法，把“协助组织他人”从罪名改为情节。⒃本文认为，司法解释将“协助组织行为”确定为独立罪名并无不当。

（一）协助组织行为与“其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奸淫幼女的行为不能类比

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罪本身属于“必要的共同犯罪”，而组织罪则是“任意共同犯罪”，在罪名成立意义上，前者各行为人是不可分的，而后者的行为人却具有可分性。同样是参与犯罪，“其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人既是犯罪主体，也是犯罪对象，而协助组织的行为人不可能成为犯罪对象，所以更具有独立性，这是其一；其二，虽然协助组织行为与“其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均有独立的法定刑，但前者有两个法定刑幅度，后者只有一个法定刑幅度。而且，协助组织罪的法定刑与组织罪的法定刑在“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在旧刑法中是“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一段上是重叠的，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中的“其他参加”与“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两种情节的法定刑则是连续的。这表明，在立法者看来，情节严重的协助组织作为与不具备加重情节的组织罪对社会的危害是大致相当的。而“其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的社会危害则不可能超过“组织、领导和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相比于“其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协助组织行为更有予以单独评价的必要。⒄

虽然奸淫幼女曾经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后来又改为强奸罪的从重处罚情节。但是，刑法只是规定奸淫幼女的应当“从重处罚”，而没有为该行为规定单独的法定刑，这是与协助组织行为的不同之处。因此，在是否能够独立成罪这一点上，奸淫幼女的行为与协助组织的行为也没有可比性。从另一个角度看，奸淫幼女作为独立罪名长期适用，并没有产生明显弊端。司法实践表明奸淫幼女行为“成立一个罪名还是作为一个情节”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么重要。

需要顺便说明的是，“协助组织他人”虽然只是寥寥数字，不是“具体罪状”，但罪名的确定并不要求罪状是具体的。刑法规定的许多简单罪状，诸如“故意杀人的”、“伪造货币的”、“拐卖妇女、儿童的”等等都是只有寥寥数字，但并不妨碍这些罪名的确定。所以，以“字数少”、不是“具体罪状”为理由论证“协助组织他人”不足以单独成罪，没有说服力。如果《刑法修正案（八）（草案）》第46条最后通过，该罪的罪状将更加具体化，以罪状“字数少”为由而质疑协助组织单独成罪的观点就更不成立了。

（二）协助组织独立成罪有利无弊

如前文所述，协助组织行为在组织案件中的准类型化，是立法对该种行为予以单独评价的事实前提，刑法因此为此种行为规定了单独的法定刑。司法解释基于同样的原因以及立法的现实，将协助组织行为确定为独立的罪名。本文认为，从满足实践需要的角度看，协助组织独立成罪有利无弊，因而无需改为组织罪的情节。

1．可以强化评价功能

刑法理论公认罪名具有概括、区分、评价、威慑等功能。⒅协助组织罪当然也具备这些功能。该罪从组织罪中分离出来，在全面保持了这几个功能的同时，还强化了评价功能。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被定为某种罪名，就说明国家对这个人的行为所给予的评价是否定性的，应当被禁止。”⒆相比之下，协助组织行为单独成罪，其罪名评价功能显然会增强，因为人们从协助组织罪这个罪名中更容易直接感受到对这种行为的否定性评价。

2．不会增加认定困难

有一种观点认为，协助组织单独成罪会造成司法实践中的定罪困难，因为在有些情况下，组织与协助组织之间的界限难以区分。⒇不能否认司法实践中这种困难的存在，但也应看到这种困难并不是协助行为从组织罪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罪所致。因为即使将协助组织行为作为组织共同犯罪的从犯处理，也仍然要面对主犯和从犯如何区分的问题。协助组织独立成罪无非将这种困难更加外显化了，但并没有使它增加。

四、由“小问题”引起的“大思考”：刑法立法、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如何做到融洽

如果把目光投向刑法规定，我们会发现，帮助行为独立成罪的情况并不止协助组织罪一例。资助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罪，资助恐怖活动罪，介绍贿赂罪都应该属于此类。与组织罪和协助组织罪的切分并不是立法者随心所欲的产物一样，把这些罪名从某种犯罪的帮助犯中分离出来也不是立法者的率性而为，其背后也有特定的原因。本文认为，规定资助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罪，其原因在于作为被资助对象的犯罪（背叛国家、分裂国家、武装叛乱、暴乱、颠覆国家政权等）一般只能由本国公民实施，如果按照共同犯罪处理，在境外主体实施资助行为的情况下，可能会遇到适用上的困难，规定此罪应该是为了更好地解决境外主体的刑事责任问题。资助恐怖活动罪的成立，要求资助对象是“恐怖活动组织或者实施恐怖活动的个人”，也就是说即使不直接资助“恐怖活动”，也构成本罪，扩大“资恐”犯罪成立范围是资助恐怖活动罪立法原因所在。关于介绍贿赂罪，有学者认为其成立范围仅限于“行为人明知某人欲通过行贿谋求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而向国家工作人员提供该信息，在此基础上，情节严重的”，(21)对介绍贿赂罪进行这样的解释极大限制了介绍贿赂罪的成立范围甚至无异于“取消”这个罪名。本文认为，首先，介绍贿赂罪是一种居间型帮助行为，很难确定其帮助的对象是受贿或行贿的哪一方，在这个意义上，该行为本身具有相对独立的属性。其次，从其较低的法定刑来看，应该属于危害程度较轻的帮助行为，依照共同犯罪的规定，可能不足以构成犯罪。再次，刑法第392条第2款的规定：“介绍贿赂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介绍贿赂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根据这一规定，介绍贿赂的行为未必实际受到处罚，而通过此种立法方式无疑可以达到分化贿赂犯罪分子、有效获取证据的刑事政策目的。

如果把目光转向刑法理论，我们会发现，共同犯罪理论也从未否认“分则规定可以限制或排除总则规定适用”的观点。我国刑法通说认为“对必要的共同犯罪，根据刑法分则规定的有关犯罪条文处理，不必适用刑法总则规定的共同犯罪的条款。”(22)在外国刑法理论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见解。大绿仁教授认为“由于必要性共犯为分则上独立的共犯类型，所以刑法总则关于任意性共犯的共犯规定，在性质上就必须被限制适用。即，在对向犯中，有只处罚对向者一方的规定时，即使他方的行为可以看成是教唆或者帮助对向者的行为，也当然不应视为教唆犯或者从犯；在多众犯中，以构成要件所规定的形态实施的参与行为，即使在外表上相当于教唆犯、帮助犯，也应该认为是不可罚的。”(23)既然在罪与非罪的问题上，对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可以灵活地理解，那么在此罪与彼罪的问题上，也不应僵化地将帮助行为单独定罪的立法理解为“违反了总则的规定”。如果能够做到辩证地看待刑法总则与分则的关系，善意地、合理地解释刑法分则的具体规定，帮助行为单独成罪这种立法现象就不会被偏颇地加以解读。更深一层的观念则是：刑法理论不应简单地以自身标准来裁断立法的是非对错，而是应该尽量真实地描述、合理地解释法律规定，努力为司法实践提供有益的“智识”参考，也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刑法规范、刑法理论以及司法实践的和谐融洽和动态关照。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刑法中的帮助行为还包括实行行为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例如：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容留、介绍他人罪。这种情况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⑵鲍遂献主编：《妨害风化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8页。

⑶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40页。

⑷郑伟：“就这样动摇了共同犯罪的根基——论组织罪与协助组织罪的怪异切分”，载《法学》2009年第4期。

⑸同注⑶。

⑹日本刑法典第62条第1款规定：“帮助正犯的，是从犯。”所以，在日本刑法理论中，关于帮助犯是否限于直接帮助正犯的行为，存在争论。否定说认为，刑法第62条的规定意味着帮助帮助犯的，不是帮助犯。肯定说则认为，日本刑法第62条的规定并非意味着仅仅处罚直接帮助正犯的行为人，完全可以认为它包含着处罚直接帮助从犯而间接帮助正犯的行为人的意思，而且，从实质上看，不处罚间接从犯也不合理。日本的判例也承认间接帮助的可罚性（参见陈家林著：《外国刑法通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08-609页）。可见，即使是在日本，主张间接帮助犯可罚性的观点也占优势。

⑺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172页。

⑻北大法律信息网：2010年5月1日访问。

⑼郑伟：“就这样动摇了共同犯罪的根基——论组织罪与协助组织罪的怪异切分”，载《法学》2009年第4期。

⑽张明楷著：《刑法学》（下册），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⑾欧阳豀著：《法学通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260页。

⑿[法]卡斯东·斯特法尼等著：《法国刑法总论精义》，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2页。

⒀张明楷著：《刑法分则的解释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⒁新刑法第27条删除了“比照主犯”字样。

⒂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9页。

⒃郑伟：“就这样动摇了共同犯罪的根基——论组织罪与协助组织罪的怪异切分”，载《法学》2009年第4期。

⒄当然，如果不考虑立法简约和适用简便，将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罪分成二个罪名，即：组织、领导、积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其他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也未尝不可。

⒅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336页。

⒆刘艳红著：《罪名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页。

⒇郑兰先、董乐先：“协助组织不宜单独定罪”，载《人民检察》2004年第2期。

(21)张明楷著：《刑法学》（第三版），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891页。

单独范文篇4

关键词：经济法；法律责任；国家调节；社会公益性；独立

Abstract：Economiclawresponsibilityisdifferentfromcivilliabilityresponsibility,administrativelawresponsibilityandcriminalresponsibility，whichisanindependentlegalresponsibilities,theconditionsandperformanceofitsindependence.Firstly,Ianalysisfromtheeconomiclawofspecificity,socialrealityneedsangleeconomiclawindependentbasis,secondlyelaboratedoneconomiclawandthecharacteristicsofliabilityform,theanalysisoftheeconomiclawofresponsibilityinherentattributes,finallyrevealedtheeconomiclawindependentresponsibilitysignificance.Economiclawestablishingtheindependentstatusofresponsibility,thesystemissoundeconomiclawtheory,butalsothenewsituation,thedevelopmentofthesocialistmarketeconomyandregulatingmarketeconomicorder,theachievementofsustainableeconomicdevelopmentpurpose.

Keywords：Economiclawliability；Stateregulation；Socialpublicwelfare；Independent

经济法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在各国出现的一个新的法律部门。[1]它的出现，引起传统法体系的重大变化，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特别是法学家们的密切关注和研究热情。由于是新事物，人们对其认识有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加上各界人士的思考角度和思维方式不一样，所以人们对经济法各个方面的认识并不一致，尤其是对其本质属性的把握不同导致了对其它方面问题认识的差异。本文拟对经济法责任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的研究，以求抛砖引玉，与各位人士共同探讨。

经济法领域是否存在法律责任问题?是否存在经济法上的法律责任？经济法是否有自己独立的法律责任形态?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经济法学界，别是经济法是否存在自己独立的法律责任，经济法研究中的重点问题。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其研究的难度大，所能依据的材料少，对于经济法责任理论的研究总的来说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和逻辑性，前景令人担忧。

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经济法责任概念及其独立依据

(一)经济法责任的概念

长期以来，对于经济法的法律责任一直都有不同的表述方式。有人认为经济法责任是由经济法主体的经济违法行为以及法定的损害结果的发生，而使有责主体必须承担的否定性的经济法后果。[2]这种观点将经济法责任作为经济法律关系正常运行的保障，强调责任对主体的不利性；经济法责任除了因主体行为具有违法性而产生外，因特定的损害后果的发生而产生。还有学者认为，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法义务或不正常行使经济法权利的行为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其中，前种的情况比较常见，指政府机关行使经济权利超出了法定的权限范围或行使经济法权利的形式、程序不对，侵犯了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权利的责任。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法责任是违反了经济法律的规定，当对国家或受害者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这种方式是从法律责任的一般理论上来看待经济法责任，一般法律责任理论在经济法领域的具体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法责任其实是不经济责任，指对社会利益造成不经济后果的不经济行为或不经济事故，行为人要承担责任。[3]上述表述都有各自的道理，但从中可以看出其共同的主旨是：经济法责任是指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法义务，侵害了经济法权利而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

（二）经济法责任独立的依据

1.从法理的层面来分析

我们认为，只要责任主体违反了法定的义务，就应当承担否定性的后果，就应当有所谓的第二性义务存在。既然经济法对主体的权利义务已有规定，明确了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只要相关主体违反了经济法规范，同样应该承担经济法上的法律责任。所以在承认一般的法理，同经济法是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前提下，就可肯定地推知，经济法这个独立的部门，律责任也同样可独立存在。再者，何法律部门都应当有自己独立的法律责任，是法律强制性的体现和法律能够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前提。

2.从经济法的实现路径的特殊性来分析

法律责任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各种法律责任的形式都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法律责任的本质在于对责任主体行为的否定性评价，但责任主体能被剥夺的权益的种类毕竟是有限的，法律不可能无限制地发展出不同类型的责任形式。[4]可以说，法律制度发展越成熟，所能发展出来的责任形式就越少。因此，当近现代的法律制度成熟以后，法律责任的形式早已被民法、行政法和刑法瓜分完毕，而且为了表示它们之间的责任形式既不能相互代替，也不能相互重合，把从内容上相同的责任设置成不同的责任。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没有机会和其他传统法律部门对法律责任形式进行瓜分，所以在运用一些新兴的责任形式的同时，也借用了其他传统法律部门的责任形式，以降低成本和提高司法效率，可以说，经济法责任对传统法律部门法责任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路径依赖。但这种实现路径是与其他部门法的实现路径存在着明显的差异的，它以实现社会整体利益和注重社会经济政策、实现社会中财富的增值为价值目标。所以，用经济法责任包含着其他部门法责任的特点来抹杀经济法责任独立性的观点不仅不能成立，反而还凸现了经济法责任的包容性、时代性以及创新性的特点。

3.从社会现实需要的角度来分析

随着现代市场经济高速发展，许多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得以产生，例如城乡经济统筹发展、社会保障、就业、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问题、市场监管问题、企业法的创新以及企业内部权力如何配置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甚至依赖于经济法理论的发展与完善，因为这些新现象所引发的矛盾以及他们的责任承担不是原有的民法、行政法和刑法责任形式做能解决的，所以，这就需要增加新的应对策略。[5]当然作为一种新型的法律责任，其运用、发展以及理论上的完善不免会受到传统法责任的理论质疑以及现实情况的制约，这也是与经济法主体理论不够成熟和完善密切相关的。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的经济法责任得以出现，如经济失误赔偿责任、惩罚性赔偿、实际履行、引咎辞职等等，也使经济法责任日益成为一种独立且不断完善的责任形式。

4.从法律部门的区别来分析

(1)产生的依据和过程不同

经济法责任产生的直接依据是行为主体的经济违法行为经济违法行为是指经济法主体在国家干预和调控经济的过程中违反法律、法规并应当承担法律责任的行为，而其过程则是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与宏观调控。

(2)实现方式不同

民事法律责任的实现方式以财产性为代表的民事制裁为主，而行政法律责任的实现方式则是以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为代表的行政制裁为主，而刑事法律责任则是以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为代表的刑事制裁为主。经济法中民事制裁、行政制裁与刑事制裁都存在，民事制裁的处罚与行政制裁的处罚同时并重。

(3)责任的追究程序不同

民事责任的追究程序主要是民事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行政责任的追究程序主要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刑事责任的追究程序主要是刑事诉讼程序；经济法责任的追究程序则是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并重，甚至经济法中的某一特殊领域的法还有自己更加特殊的责任追究体系。例如，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法来看，成立了特殊的执法机构等。

(4)经济法责任具有明显的社会经济公益性

民事责任主要是考虑了平等主体的利益保护问题，以说是以个人为本位，且这个本位强调的是个体的经济利益(财产利益)；行政法则是以最终维护国家的政治利益为本位的，这个本位强调的更多的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规范问题，而刑法则是更多的强调了国家利益与公民人身利益。[6]只有经济法是为了社会经济总体和长远利益，是为了社会经济的和谐、效率、公平和正义。比如公用企业的涨价要召开听证会制度，反垄断制度，经济交往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制度等等。

综上所述，经济法责任是不同于民法责任、行政法责任、刑法责任的一种独立的法律责任，有其独立的条件和表现。笔者认为经济法责任独立的前提在于经济法的独立，要把握经济法责任的独立首先要把握经济法的独立。经济法的独立在于它有区别与其它法律的本质特征，这个本质特征就是国家调节。经济法责任的形式与其它的法律责任形式的确有很多相似之处，区别它们的关键在于把握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是调整国家在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规范和保障国家调节，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家调节，指的是国家对于经济的一种调节机制和调节活动，是国家直接介入社会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参与和促导，排除社会经济正常运行中的障碍，并积极促进和引导其朝着国家意志所希望的方向和轨道运行，以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国家调节的价值取向重在经济性和社会性，它与民商法行政法和刑法都不同，它关注的主要是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它注重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兼顾各方经济利益公平。[7]经济法充满了鲜明的社会化精神，这是其它法律所没有的。作为经济法体系组成之一的经济法责任自然也贯穿着这种本质与精神。

二、经济法责任的表现形态及其特点

（一）经济法责任的表现形式

经济法责任的表现形似其实借用了许多其他法律责任的形式，这是由其公法与私法交融的本性决定的，体现的法律思想完全不同。

1、财产责任与非财产性责任。

这是经济法义务违反人因其行为给国家、社会、特定的组织或公民造成财产或其它经济利益的损害，应当以属于自己的财产给被害者以补偿同时对义务违反人进行惩罚的责任承担方式，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的双倍赔偿制度，便兼具补偿与惩罚的双重功效。

2、行为自由责任(能力责任)。这是经济义务违反人以其经济行为受到某种限制为代价承担责任的方式。济行为受到限制是指限制或剥夺从事某种经济活动的资格或手段，制其某些经济行为方式。例如，价格法规定的有关公用企业抬价的听证会制度。

3、经济信誉责任。

这是经济义务违反人以其经济信誉受到损失为代价的承担责任方式。所谓经济信誉，是指经济活动中同他人经济交往方面的信用和声誉。对于企业和其他经营者来说信誉是其从事经济活动的生命。例如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对伪劣产品的通报、批评等。

4、经济管理责任。

这种责任形式适用于管家经济管理主体，即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及其人员。如在阜阳劣质奶粉事件中许多管理人员都被追究了相应的责任。

(二)经济法责任的特点

经济法责任的鲜明特征，不仅由经济法本质决定，同时也是由经济法产生于现代型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一特殊背景所决定的。这些特征也表明了经济法责任是立足于整体、长远和协调的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合我们所一直提倡和推崇的科学的发展观。

1.以社会公共利益为媒介

经济法责任这一特征不同于广义上的公益性。所谓公益性是指既不以国家为中心也不以个人为中心，而是以社会整体利益为本位，是所有法律主体享有的公共利益。公共利益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国家经济安全、公害、防止产品安全、公平竞争秩序和善良风俗的维持等内容。对公益的保护途径多样，民法而言，其责任是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的责任，是个体对个体的责任；民法通过对单个人的违法行为的追究来维护整个市场交易的公平、公正、安全和有效性；就行政法而言，责任是行政相对人不履行行政法规定的义务而使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法律强制加害人承担的不利法律后果。[8]这是个体对国家的责任，通过对国家利益的保护促使个人、集体乃至社会利益的实现；经济法责任对社会公益的维护是指，在市场主体的竞争、交易关系中，一主体的行为造成了整个市场交易秩序的动荡与不安，相关主体之间并未发生侵权行为或未有触犯行政法规、刑法的情形时，于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而对有关主体进行的责任追究。在对待社会公共利益这一问题上，济法责任的特殊性就在于：同于民法和行政法，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目的而对相关主体的违法行为进行责任追究，济法责任的作为方式是以社会公益的被损害为媒介和依据来达到对相关主体行为进行规制的目的的。

2.兼具惩戒性和补偿性,以惩戒性为主

经济法责任在对被破坏的正常社会秩序予以恢复的同时，给破坏者以否定性的评价，两个方面是经济法责任实现所带来的效率表现，比其他部门法责任只注重惩戒性的特点更为科学和有效。经济法责任不同于民法责任的突出特征就是，对于补偿性而言，惩罚性作用占有更为突出的优势，就是说对经济法客体即整体利益的保护要重于对具体对象的保护，主要的不在于补偿经济关系主体所受的损失，是对责任方施以惩罚使其为这种损害社会整体利益的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为当社会成本一旦形成和发生，仅靠私法上的赔偿已起不到很大的作用了，必须以惩罚的方式来使违法者付出代价以起到警世的作用。

3.不均衡性

经济法责任主体可分为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为调控主体的政府机关和作为受控主体的市场主体分别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前者享有的权力多，义务少，后者享有的义务多，权力少。这种权力、义务的不等性就造就了他们在责任分配上的不均衡。[9]政府主体具有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职能，它一般承担经济侵权责任和经济补偿责任。而市场主体一般承担强制履行责任、赔偿、补偿责任和被剥夺特定权力能力的后果，这种区分相对于传统部门法而言更为清晰，使得主体之间的责权明确，容易做到惩戒与奖励的公平和公正。

4.复合性

所谓复合性是指经济法责任在形式上大量采用了传统上属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形式。经济法作为新兴的部门法，综合使用了各种法律责任的形式，然在民法、行政法和刑法上也有借用其他部门法责任的形式，大多属于个别的情形，济法责任与它们相比则具有明显的形式上的复合性。

三、经济法责任独立的意义

1、确立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是经济法自身理论不断完善发展的需要

要证明经济法是否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仅要看经济法是否有自己独特的调整对象，要看经济法是否有其独特的调整机制。经济法责任是经济法学基础理论的基本范畴之一，其独立地位的确立对经济法自身的发展和经济法制建设，都有重大的意义，济法如果没有独立的法律责任，没有可强制实施的惩罚手段，就不能实现其在社会中维护秩序和正义的基本职能，就如一把不燃烧的火，缕不发亮的光。

2、确立经济法责任独立是实现经济法自身调整机制重新设计的需要,是完善法治,更好地促进经济法主体守法执法的需要

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和保护的权利区别于民法、行政法。因此，仅适用民法行政法的调整机制在现实中会出现很多困难。用韩志红教授的一句话来说：“仅用民法行政法的调整机制适用于经济法就一定会出现‘梗阻’现象。”有鉴于此，须在经济法调整机制的设置上做出重大变革，设一种新型的责任形态来弥补行政责任等弊病和不足，传统法律责任之精华,摈弃传统法律责任之流弊。如此，能使违法者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10]在扬弃和改造时，比如可以通过我国法院来追究违反经济法，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立公益诉讼制度，大追究经济法责任的诉讼主体，括公权主体(即检察机关和有关行政机关)和私权主体(即私法人、个人和非法人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团体)，只有通过对自身调整机制的不断完善，能在最大程度上保护社会利益。诚然，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经济法律体系，不能无视我国经济法调整机制对基础建设薄弱，权利资源分配不合理的现实，场经济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还大量存在，若能将经济法责任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责任形式确立下来，可以使经济法主体有法可循，有利于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在经济管理中，根据经济违法行为的不同性质，不同过错程度和不同损害后果等，准确划分与其他法律责任的界限，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执法，更好地体现经济法治的优越性，我们不难想象，没有法制的保障，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诸多人为因素的干扰；没有完善的经济法对传统部门法的缺陷的及早弥补和对新型领域的及时规范，完备的市场经济体系下政府权利和市场机制、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社会公益性与个体赢利性，公平与效率等多个方面的相互协调就缺乏了制度的恒久保障。[11]因此，毫不夸张的说，创设一种独立的、新型的经济法责任实乃现实之所需，潮流之所向，民心之所归。

3、确立经济法责任的独立地位,是新的形势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的需要

首先，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高速发展的新时期,在经济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的同时，我国也面临着如何在经济稳步增长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如何处理生产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过程中的下岗再就业问题，如何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难题，事实证明仅仅靠原有传统部门法的责任形式已不能有效地制约市场主体的各种经济违法行为。所以，超越传统的三大责任形式，构建一种新的经济法责任形式，能产生原有责任形式所无法比拟的威慑力，从而维护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秩序。

其次，我国已经加入WTO，WTO规则注重的是政府的经济调节而非行政调节。因此，我们应当把长期以来形成的按行政理念执行经济法的这种错误的执法模式转到重视经济关系内容的经济调节以及运用经济法措施的模式上，但现行的经济法规中，行政责任大量存在，极大地阻碍了这种转变的完成,所以就更需要用经济法责任来弥补行政法责任的不足。

再次，没有法制的保障，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人为的干涉，而没有完善的经济法对传统部门法缺陷的及早弥补以及对新的领域的及时规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下政府权力和市场机制、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社会公益性和个人赢利性、公平和效率等方面的相互协调，就缺少了制度的恒久保障。当前，基于人们日益增长的经济发展需要和WTO规则对我国市场体制完善所施加的现实压力，以及我国经济法的迅速发展和完善，确立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地位就显得更加迫切与紧要！

单独范文篇5

一、高度重视

全县实施单独二孩政策培训会议结束后，我乡于4月15日上午召开了乡实施单独二孩政策专题培训会议，全体乡干部、各村主任、计生专干共30余人参加了会议，传达全县人口计生工作会议精神，以会代训，培训会上，乡计生办对参会人员进行了政策解读，宣传并解读单独二孩政策。通过培训，使参会人员全面了解实施单独二孩的时间、政策界定，对实施单独二孩政策的意义有了较深的认识，取得了较好的宣传效果。

二、做好正面宣传

坚持正面宣传，加强政策解读。乡上为各村复印单独二孩政策宣传资料，并采取板报、标语、下乡宣传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我县关于单独二孩相关政策。

一是将“单独二孩”宣传工作与计划生育赶场活动相结合。在场镇赶场天集中进行现场政策咨询、发放宣传资料、避孕药具等,详尽宣传和解答单独二孩政策。

二是将“单独二孩”宣传工作与免费优生检查工作相结合。就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和孕期检查做详尽的宣传,力求对她们做好胎儿出生缺陷防范。

三是将“单独二孩”宣传工作与优生优育知识相结合。在中心场镇街道上绘制优生优育知识展板,详细解读计划生育“单独二孩”新政、普及优生优育知识,并发放单独二孩政策宣传册、优生优育知识手册等宣传资料,增加群众对新政策的了解。

单独范文篇6

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我单位领导高度重视，制定活动方案、学习计划，成立“单独两孩政策学习宣传月”活动领导小组。明确了分工和责任，健全了学习宣传活动领导机构和工作机构，落实了工作人员。

二、精心组织，周密安排。乡计生办认真学习了《关于启动“单独两孩”政策学习宣传月活动实施方案》，对广泛深入开展生育政策法规知识学习宣传活动进行安排部署，明确了学习宣传的内容、任务和措施，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

三、组织发动，广泛动员。召开干部大会，进行广泛动员，再次传达学习了全县“单独两孩”政策学习宣传月活动的要求和安排部署，向干部群众宣传“单独两孩”政策的重要性和重大意义，动员各村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到学习宣传活动中来。

单独范文篇7

我院审判改革起步较早，阶段性成果比较好。前期在机构设置上完成了立、审、执等各项职能的分立，在审判组织上落实了合议庭、独任审判员责任制，并实现了案件流程管理，强化了庭审功能，目前我院改革己经进入了深化阶段，现阶段主要任务是在以前改革成果的基础上，围绕公正与效率主题积极探索建设更为有效的案件及队伍管理模式，为推进法官职业化进程做出积极的努力。

我院在以往成立了书记员管理科，但书记员仍分散于各庭室，没有实行单独系列管理。今年年初经过论证，正式实行了书记员单独系列管理制度。书记员管理科的单独设立，适应了书记员单独序列管理的要求，按照“集中管理、派庭使用”的原则运作，由一名政治思想素质高、业务素质强的老书记员担任书记员管理科的负责人。院里为其配备了4台电脑、每人一台亚伟速录机、打印机等现代化的设备，为其适应现代审判工作需要，适应上级院（请登陆政法秘书网）的庭审记录无手写的要求，不断提高书记员工作效率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

书记员管理科全面支持和服务于各业务庭的书记员工作，其职能侧重于负责书记员的政治学习、业务培训、人员分组调整、书记员的日常工作安排等。今年上半年，在新书记员多，各项业务不熟练，新进的现代化设备还不能熟练掌握、而且工作量大的情况下，能够克服困难，边学习边工作，认真做好每一次庭审笔录，做到记录规范、无错别字，上半年共参与各种审判工作63次，装订卷宗88本，大大提高了卷宗质量。目前，书记员基本熟练掌握各种设备的使用，亚伟速录正等待院里送出去培训提高。书记员的工作热情和学习业务的决心很大，他们提出了“三心、二勤”的工作要求：“三心”，热心本职工作、细心耐心的工作态度；“二勤”，手勤、眼勤。做到有案件不等不靠，提前熟悉案件进入角色，为各项审判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

单独范文篇8

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3月10日公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与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该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我们认为：该条司法解释内容直接明确了行政诉讼中利害关系人可以单独或共同为原告的法律主体地位，即利害关系人可以与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一并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也可以单独作为原告提起诉讼。本文仅探讨“利害关系人单独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时，法院应否主动追加第三人”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先讲述一个我们在从事行政诉讼律师业务中实际碰到的案例。

案情简述：

2004年8月6日，山西省长治市长治县关村陈某口头委托山东省东营市的夏某（陈某朋友）运送一批燃烧用油（名称为“一线蜡油”）去山西销售。夏某个人无任何资金和实力从事该笔油运业务，于是，其说动私营个体户老板袁某做该笔业务。因夏某当时为袁某聘用的货运司机，袁某对夏某的话亦深信不疑，所以袁某同意做该笔业务。

2004年8月8日，袁某从山东省垦利渤海重质沥青厂购买了33吨燃烧用油，委托夏某和张某（袁某聘用的另一司机）一块开车前往长治市长治县送货。2004年8月10日，当载油车辆行至长治县城收费站处时，被长治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车辆强行拦住检查。随后长治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以“销售不合格柴油”为由对夏某作出行政处罚，将该车载33吨燃烧用油全部扣押并没收。夏某对自己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的身份未提出异议，并自行决定放弃处罚听证程序。

2004年11月4日，袁某以具体行政行为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向山西省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提起不服长治市质量技术监督局行政处罚的行政诉讼。长治市城区人民法院组成合议庭公开审理了此案，并当庭裁定袁某不具备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其裁定主要理由是：1、袁某非该案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2、袁某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自己与被扣押没收的33吨柴油有事实或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对该裁定，袁某当场表示不服，并上诉于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袁某在上诉状中要求增加行政行为相对人夏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长治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夏某为被诉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不符合被追加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条件，并对本案一审裁定予以维持。

追加第三人法理透析：

上述案件中，袁某作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利害关系人（被扣押没收33吨车载油品的所有权人）单独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律依据自然是符合《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内容的，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也符合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的内容。但是，其要求法院追加夏某为第三人是否有法律依据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的同一具体行政行为涉及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其中一部分利害关系人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没有起诉的其他利害关系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袁某正是依照该司法解释规定要求法院追加夏某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但问题是该条所指的两个以上利害关系人是否包括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呢？

如果此处的利害关系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必然引起“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和“利害关系人”概念的混淆。按照通常的理解：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是指具体行政行为直接指向或行政处罚或制裁文件所载明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利害关系人是指具体行政行为非直接指向或行政处罚或制裁文件直接载明、但其权益却实际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不同的。

如果此处的利害关系人不包括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人，那么必然产生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即“个别案件中利害关系人和具体行政行为相对人确实存在利益冲突或利害关系”的矛盾事实。正如在上述案件中的袁某和夏某，两人在被长治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扣押没收的33吨车载油品权属问题上肯定存在着权利冲突或利害关系。

单独范文篇9

各区县，各部委办局，各人民团体及有关单位人事（干部）部门：

现将《天津市区县和市级国家行政机关单独组织把考录用国家公务员暂行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四日

天津市区县和市级国家行政机关单独组织

招考录用国家公务员暂行办法

第一条为了规范区县和市级国家行政机关单独组织招考录用国家公务员工作，根据《天津市国家公务员录用实施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各区县和市级国家机关在全市未统一组织国家公务员招考时，因特殊原因急需补充主任科员及其以下非领导职务国家公务员的，经市人事局批准，可单独组织招考录用国家公务员。

第三条市级国家行政机关和各区县人事局（以下简称招考单位）单独组织招考录用国家公务员，必须贯彻凡进必考和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按照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采取考试与考核相结合的方法进行。

第四条招考单位应在招考公告前十五天向市人事局提出书面申请。内容包括：单位编制及使用情况，招考录用理由，招考范围、对象，招考岗位名称，招考数额及资格条件，招考工作实施方案。

第五条申请经市人事局审核同意后，招考工作由招考单位自行组织实施。

第六条招考单位应在考试前三十天，向社会或在一定范围内经市人事局批准的招考公告。招考公告的主要内容包括：

1.招考单位、职位、专业和人数；

2.招考范围、对象及资格条件；

3.考试科目、内容及方法；

4.考试时间、地点；

5.报名时间、地点及报名时所需证件；

6.录用原则及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第七条招考单位应在规定的时间和地点组织考生报名，并按照公布的招考范围、对象及资格条件，对报考者进行资格审查，确定报名人选并办理报名手续。

第八条招考单位提出考试方案，经市人事局审核同意后实施。考试分为笔试和面试两部分，试题可由市人事局提供，也可由招考单位在市人事局指导下自行组织命题。考试考务工作按照录用国家公务员考务工作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招考单位根据考试情况研究确定考试合格分数线，按照招考职位数将合格人员考试成绩从高到低分排出顺序，依次确定进入体检人员名单，并对外张榜公布所有参加考试的考生成绩。

第十条对进入体检程序者，按照《天津市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办法》组织体检。

第十一条对体检合格者，按照《天津市国家公务员录用考核实施办法》进行考核。

第十二条招考单位应在对考生进行考核的基础上，研究确定拟录用人员名单，按照有关规定报市人事局办理审批录用手续。

第十三条招考工作结束后，招考单位应对招考工作进行总结，并以书面形式报市人事局。内容包括：招考工作的基本情况，工作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改进的措施和建议。

第十四条本办法由市人事局负责解释。

单独范文篇10

本文以经发局党工委工作实践为出发点，从提高单独组建率的重要性、现状、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问题、工作方法和途径以及提高规模非公企业党组织单独组建率的几点建议共五个方面来进行阐述。

一、提高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单独组建率的重要性

1、提高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单独组建率关系到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大局。

由于我区非公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生力军，数量庞大，发展迅速，抓好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最关键的就是抓住其中的重点——规模以上企业。目前全区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创造的产值占全部非公企业的65%。规模企业在党建工作中的态度和做法将对其他企业起到示范作用。而且这种示范作用还是分类别的，比如东京制纲、小松、华日新材会成为日资企业的榜样，现代会成为韩资企业榜样，富都商贸成为酒店类企业榜样等等，因此“抓大促小”是非公企业党建工作事半功倍的好方法。而提高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单独组建率，就是既建立榜样、保证重点企业党建工作质量，又广泛覆盖，保证非公企业建党组织数量的关键之举。

2、提高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单独组建率关系到党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力。

由于我区规模经济中非公企业对经济的贡献率达到97%，因此要提高党对规模经济的影响力，就必须提高对规模以上非公企业的影响力。在规模经济中，国有、集体企业的党建工作基础也较非公企业好得多，而非公企业党建工作虽然经过最近几年的努力，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实际上仍然存在许多复杂的情况和难题。因此切实提高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建工作水平、提高党组织单独组建率，就是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

3、提高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单独组建率关系到规模非公企业党组织的工作成效。

在规模非公经济份额中，外资占51.7%，民营占45.2%，其中外资来自30个不同国家和地区。这些企业背景不同，经营管理情况迥异，从实际情况看，建立单独党组织是最有利于提高党的影响力、开展党建工作的组织形式，既便于提高党组织在企业的地位，总体上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便于单个党组织因地制宜开展适合自己企业情况、成效更显著的组织活动。

二、经发局党工委规模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现状

**区经济发展局党工委承担着53家区属规模以上非公企业的党建工作。到目前为止，已有49家单独建立了党组织，单独组建率达到93%，党组织覆盖率达97%。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对党组织的向心力明显提升，积极参加组织活动，自觉完成党组织工作任务。“七一”参观活动、党组织负责人年会及季度片会、党务工作培训、乒乓球比赛等形式灵活多样、不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的活动吸引了非公企业党组织干部及普通党员约390人次参加，反响热烈。写入党申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职工以每年70人的规模增加；每年举办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培训入党积极分子平均60人左右；每年发展新党员以10%速度递增。党员在企业成为深受业主器重的业务骨干，在广大员工中起到表率作用。党组织围绕企业经营开展活动，党建与经营“互促双赢”局面普遍形成。党在规模非公企业中的威信力、凝聚力、影响力得到长足提升。

三、提高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单独组建率工作推进中遇到的问题

虽然我们在提高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单独组建率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在工作推进中还是遇到不少问题，主要归纳如下：

1、党员数偏少，单独组建条件不足。

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单独组建党组织，必须满足至少有三名党员的条件。而在现实工作中，很多非公企业不具备此条件。有的只有一两名具有正式组织关系的党员，有的一名都没有。通过反复的调查摸底，发现真正一名党员都没有的企业几乎不存在，不是因为企业氛围不好，隐性党员不愿亮出身份，就是党员关系在区外甚至市外，难以办理关系转进。不管是什么原因，不解决党员数这个硬条件，就谈不上单独组建党组织。

2、党员流动性大，单独组建后仍然面临风险。

在刚好满足三名党员的条件下组建的单独党支部，仍面临着因人员流动而造成的支部解体问题。由于非公企业的人员流动性非常大，有些刚满三名党员组建的党支部经常面临党员离职后得不到及时补充，使得人数又不满三人，支部面临解体的困境。

3、少数业主不支持，企业氛围不利党组织开展工作。

虽然经过这几年的努力，非公企业党建氛围已逐渐形成，涌现出一批支持党组织建设、亲自做党组织负责人甚至自愿申请加入共产党的业主，但也有一些企业特别是少数港台企业对党员、党组织建设讳莫如深，甚至拒不接受党建指导员上门进行的沟通联络。虽然党组织建设并不需要通过业主的认可，但考虑到党组织建立的初衷正是提高党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而不是把党组织活动搞成地下活动，因此积极与业主沟通仍是非公企业党建工作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

4、部分党员关系转进困难。

有一些隐性党员在做通思想工作后，同意将组织关系从原单位或住地转移至现单位，但具体办理起来就十分耗时费力，光市内转一转就要跑四五个机关部门，有时在其他区的街道还几次碰不到人，在一天之内办成几乎不可能。而非公企业普遍工作任务安排紧张，也根本不可能在工作日去办理这些手续。有些党员在市外、省外的，就更无法回老家去办理组织关系转移手续。还有些党员跳槽时与原单位关系紧张或有纠纷，原单位扣住组织关系不给转移等种种情况。

5、培养和发展新党员需要较长的时间周期。

如果非公企业的党员人数够不上单独组建条件，又找不到可转移关系的隐性党员，那么就只有培养和发展新党员一种方法了。但培养和发展新党员，从确定培养对象，到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到成为预备党员，一般需要两年的时间。这还是考虑到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需要，对非公企业一线骨干的倾斜政策。因此发展新党员的方法不能在短时期内弥补非公企业党员人数的不足。

6、优秀带头人难觅。

在非公企业单独建立党组织，并充分发挥好党组织的作用，除了满足人数要求外，一位优秀的带头人必不可少。他在企业中要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他在党员和群众中要具有一定的威信，他还要具有为党的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带领党员群众为企业生产经营做出贡献的能力。在工作实践中，一些非公企业党组织在组建过程中比较顺利地找到了这样一位带头人，而有一些企业则因为党员人数虽超过三名，但未找到合适的带头人而暂时推迟了单独组建的时间。

四、提高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单独组建率的方法

在工作实践的摸索中，为了克服上述这些困难，我们也总结出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最大可能地提高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单独组建率：

1、加强摸底力度，掌握第一手情况。

提高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单独组建率，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派遣党建指导员上门联系工作，从人事部门入手，摸员和隐性党员的人员情况，掌握企业负责人对党建工作的看法和企业党建工作氛围，为下一步有针对性的组建工作提供参考。

2、加强与业主沟通，创造良好氛围。

主动加强与企业业主的沟通和交流，平时积极为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争取业主的理解和支持，为在企业开展党建工作创造良好的氛围。实践证明，只要一心为企业着想，一意为企业服务，通过有效的理念沟通，就能使绝大多数企业转变态度，使他们从原来的不支持、不反对，到现在的大力支持甚至亲自参与，绝大多数企业的人事部门也都积极配合查找党员等各项党建工作。

3、千方百计为党员，尽心尽力送服务。

由于非公企业党员数不够是单独组建的瓶颈，那么尽快找到企业中的隐性党员并使他们的组织关系尽快地转移过来就是最快捷有效的方法。鉴于区外、市外甚至省外的党员关系转移手续较繁杂，党建指导员千方百计地为党员着想，对党员转移关系能够代办的部分全部实行上门代办服务。这一有力举措解除了党员的后顾之忧，使很多企业解决了隐性党员的组织关系转进问题，在最短的时间内就满足了单独建立党支部的条件，并迅速组建了支部。

4、建议企业通过招聘渠道壮大党员队伍。

为使党员数偏少的企业能尽快单独组建党组织，通过与企业负责人进行良好有效的沟通，组织企业参加党员专场招聘会，在平时的招聘工作中优先考虑党员，通过招聘渠道壮大党员队伍，为建立单独党组织创造条件。

5、加快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新党员。

对于一些确实没有隐性党员而组织关系在本单位的党员数又不够三名的企业，那就需要加快培养入党积极分子和发展新党员了。近几年，由于意识到新党员的培养和发展是壮大非公企业党员队伍、提高规模非公企业单独组建率的最终手段，因此对非公企业党组织从培养入党积极分子着手，环环相扣，严格要求，每年都确定一批培养对象、培训一批入党积极分子、发展一批新党员。使培养和发展新党员工作象流水源源不断，发展新党员人数每年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培养了一大批非公企业一线管理和业务骨干，成为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生力军。

6、培训好党组织负责人。

在非公企业党组织组建伊始，党支部负责人由党员民主选举产生。但一般来讲，具有党员群众基础和一定威信的负责人是较为明确的，在组建工作早期，他也承担着召集人的角色。为使规模以上非公企业党组织组建工作成效显著，使党组织负责人在单独组建党组织后能独立开展工作，担负起非公企业党组织的责任和使命，对党组织负责人进行思想觉悟、工作理念和党务实务等全方位的培训是十分必要的。

五、关于提高规模非公企业党组织单独组建率的几点建议

1、建设非公企业党建的公共平台——非公企业党员之家。营造全区良好的非公党建氛围，形成一个党建资源共享、党

员信息交流反馈、党务工作者相互借鉴工作经验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