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位求偿权范文10篇

代位求偿权范文篇1

海上保险作为保险的一类，毫无例外也有代位求偿制度。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79条规定：“⑴不论是整个标的物的全损还是货物可分割部分的全损，保险人在赔付全部损失后，有权取得被保险人在该已获赔付的保险标的上的任何权益，并取得被保险人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在保险标的上的权利和救济；⑵除前款规定外，保险人赔付部分损失的，保险人并不取得该项保险标的或其存余部分的所有权。但根据本法，保险人从造成损失的事故发生之日起，因赔付了损失，就取得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一切权利和救济，但以被保险人取得的赔偿为限度”。1993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第252条就海上保险代位求偿问题亦作了相应规定：“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是由第三人造成的，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要求海事法规赔偿的权利，自保险人支付赔偿之日起，相应转移给保险人。”

因此，根据法律规定，保险代位求偿权是指保险人在其保险责任范围内赔付被保险人保险标的的全部或者部分损失后，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享有向海上保险事故的责任方即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

二代位求偿权的法律性质我国保险法第44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我国海商法第252条也同样规定：“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是由第三人造成的，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要求赔偿的权利，自保险人支付赔偿之日起，相应转移给保险人。”显然，保险人向第三人请求赔偿的代位求偿权是法律赋予的。因此，代位求偿权的法律属性为法定代位权。

为了正确理解和把握其内涵，有必要阐明代位求偿权的立法根据。保险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损失补偿原则，根据该原则，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遭受的损失应给予充分的补偿，从而使被保险人在经济上恰好恢复到事故以前的状况。被保险人得到的补偿不能超过其实际损失，即不能通过保险赔偿使其经济状况较事故发生前好。然而，当保险责任范围事故同时又是第三人的责任造成的情况下，按照我国民事责任制度所确定的基本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即“归责”原则，第三人就在法律上对该损失负有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义务。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既不加重其责任，也不减轻或免除其责任。而此时，因被保险人与保险人有合同关系，又与第三人有合同关系或侵权关系，被保险人便同时相有依据保险合同向保险人索赔和依据其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或其与第三人之间的侵权关系向第三人索赔的两个索赔权。但法律不允许被保险人同时从保险人和第三人处获得超出其保险利益的双份赔偿，这既不符合保险补偿原则，也不符合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否则会产生道德危机和法律禁止的不当淂利。由此，便产生了代位求偿权，使保险人在赔付被保险人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并越过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追偿。它属于债权的法定转让，权益转让书不是债权转让的法定要件。

海上保险法的代位求偿权与《合同法》中的代位权存在性质上的差异。《合同法》第73条对代位权作了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为制度实质是债权保全制度的内容，从权利性质看，属于民法上的形成权。对于债权，债权人只能向债务人请求履行，原则上不及第三人。但是，当债务人与第三人的行为危机到债权人的利益或当债务人消极地怠于行使权利，听任责任财产地减少，以确保无特别担保的一般债权得以清偿。债权人行使代为权，维持责任财产这一制度为债的保全或债权保全，学理上称其为债的对外效力。可见，《合同法》中的代位权和《海商法》中的代位求偿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⑴权利性质不同代位求偿权属于债权的法定转让，代位权则属于债的保全范畴。

⑵权利的内容不同代位求偿权行使的属于债权人自己的权利，代位权行使的则是属于债务人的权利。

⑶权利的效力不同代位求偿权行使的效力直接归于债权人，而代位权行使的效力归于被代位的债务人。

⑷产生权利的原因不同代位求偿权产生于保险合同，而代位权则无此限制。

⑸行使权利的条件不同代位求偿权的行使以保险责任范围内损失和第三人负有责任为条件，代位权的行使则以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危害债权人利益为条件。

⑹实现权利的要求不同代位求偿权的实现可以通过诉讼和非诉讼方式进行，而代位权的实现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

三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条件（一）保险人对第三人须有赔偿权只有当第三人依法应承担责任，被保险人有索赔请求权，才存在向保险人转让赔偿请求权的可能，即“无请求权，无代位权”。但是，如果第三人的致害行为不在承保范围之内，或者未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或者其行为可以免责，则代位求偿均不得适用。而且，根据我国《保险法》第46条规定，除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其他组成人员故意损害保险标的而造成保险事故以外，保险人不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他组成人

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在国外早期的判例中，也有类似的观点。1877年Simpson诉Thomson一案中，一船舶被属于同一船东的另一艘船撞沉，保险人作了赔付后却无法向肇事船追偿。因为同一船东不能自己起诉自己（Apersoncannotsuehimself），遇险船也就无索赔权转让给保险人行使。

（二）保险人已经向被保险人实际支付保险赔偿根据财产保险的补偿原则，当保险标的的损失由第三方造成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有两种途径获得赔偿。如果选择向第三方责任人索赔并获得了充分赔偿，则保险人在此范围内的保险赔偿责任即可得到免除，当然，也就无代位求偿权可言。《海商法》第254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时，可以从应支付的赔偿额中相应扣减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人取得的赔偿。也就是说，当被保险人未能从第三方得到充分补偿或未向第三方索赔而直接凭保险合同向保险人索赔时，保险人应当予以赔偿，并因此取得代位求偿权。如前所述，代位求偿权是因清偿而发生的一种债权转让。当保险人给付赔偿金之后，自动转移给保险人。对此，法律已作了规定。（参见前文《海商法》第252条第1款，《保险法》第44条第1款）但是，在实际业务中，为避免异议，保险人在赔付时，通常要求被保险人签署该保险标的的权益转让书以证明向第三方索赔权的转让。然而权益转让书仅有保险人取得保险代位权的证据效力，是否取得及何时取得应以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作为唯一判断依据。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金后，即使被保险人拒绝签署，保险人也享有代位求偿权；反之，如果保险人未给付保险赔偿金，即使被保险人签署了权益转让书，其保险代位权仍不成立。法律规定保险代位权以保险给付为前提，并没有要求被保险人须有让与意思表示或授权。

（三）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以保险赔偿范围为限保险合同是补偿合同，保险人不得从中牟利，所以保险人只能在保险赔偿范围内行使代位求偿权，其不能因行使代位求偿权获得额外的利益，代位权利仅限于保险人实际赔付的数额。就这一问题，《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与《保险法》的规定相一致。海商法第252条虽未明确规定保险人可以超出赔偿范围向第三人索赔，但该法第254条第2款——“保险人从第三人取得的赔偿，超过其支付的保险赔偿的，超过部分应当退还给保险人”的规定，似乎暗示保险人可以超出赔偿范围向第三人提起代位求偿之诉。海事诉讼法实施之前，海商法与保险法上述规定的不一致曾引起海事司法实践中的争议。建议对我国《海商法》第254条第二款规定应予以删除，以维护法律的一致性。

（四）保险人应当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被保险人的损失对这项内容是否构成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条件之一，理论界存在三种观点：①保险人所为保险给付必须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若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对于被保险人所受损失原无保险责任而予以赔偿的，其保险给付是出于自愿，不得据以对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②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仅以事实上给付保险赔偿金为必要条件，至于保险人的给付是否源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给付义务，可不予以考虑。保险人在其保险给付范围内，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第三人不得以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条款不承担保险给付义务为由进行抗辩。③对保险人超出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的给付是否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应区别对待。如果保险人的保险给付明显超出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保险人不得行使代位求偿权。如果对保险人的保险标的保险给付是否超出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存有争议，保险人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

从《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93条规定的“保险事故”和《海商法》第252条规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看，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内的赔偿享有代位求偿权是勿庸置疑的。疑问主要在于保险人对超出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的赔偿是否可以同样行使代位求偿权。对此不应一概而论，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笔者认为，如果保险人超出责任范围的“自愿给付”行为非常明确具体，则其不应当对该“自愿给付”享有代位求偿权。例如，船期损失和运费损失不是船舶保险责任的范围，如果保险人已经就该项损失向被保险人做出支付，则虽然被保险人可以就这一损失从第三人处得到赔偿，但保险人对这一损失依然不享有代位求偿权；反之，如果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对保险条款中保险责任的约定并不明确（如现行PICC一切险条款中的“外来原因”），或者对保险事故是否为承保风险所引起存有争议（如货损是由货物自然特性所致还是由海上风险所致），只要上述不明确或者争议在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时业已存在，保险人对其“自愿给付”仍可行使代位求偿权。这种情况下，应当将保险人支付给被保险人的保险赔偿视为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赔偿，避免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因保险合同纠纷引起不必要的诉讼，使保险人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对第三人提起索赔鉴此，立法应明确：保险人在支付保险赔偿时与被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含义和保险事故的起因产生争议但先行赔付的，即使事后查明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也不影响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

四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方式海事诉讼法生效后，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方式得到明确，即保险人只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根据诉讼进程，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方式具体包括：1、保险人得以自己的名义提起代位求偿诉讼。在保险人作出实际赔付后，被保险人如果未向第三人提起索赔诉讼，保险人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向第三人提起代位求偿诉讼。

2、保险人得以向法院提出变更当事人的请求，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根据海事诉讼法第95条第1款的规定，保险人作出实际赔付取得代位求偿权之前，被保险人已经以自己的名义对第三人提起索赔诉讼的，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后可以向受理案件的法院提出变更当事人的请求，并进而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

3、保险人得以作为共同原告向第三人请求赔偿。依据海事诉讼法第95条第2款的规定，被保险人如果因为投保不足额保险、协议取得的保险赔偿不足以弥补损失、保险合同约定有免赔额等原因未能从保险人处取得足以弥补第三人造成损失的保险赔偿，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可以作为共同原告向第三人请求赔偿。这一规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1）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被保险人和保险人需要凭借一套索赔单证分别向第三人提起诉讼的矛盾。

（2）从程序上确保被保险人可以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继续向第三人行使索赔权。如果说保险法第44条第3款“保险人依照第一款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规定从实体法上确立了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足额赔偿的损失部分可以继续对第三人行使索赔权的话，海事诉讼法第95条第2款的规定则从程序法的角度，保证了被保险人这一实体权利的实现。

（3）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第三人的讼累问题。海事诉讼法生效前，第三人既要面对保险人的代位求偿索赔又要应付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请求，特别是在涉外保险诉讼关系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择地行诉常常导致一个海上保险事故由两个法院进行审理的情况，无形中增加了第三人的讼累。海事诉讼法实施后，第三人的讼累问题因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可以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

（4）弥补了海商法未对不足额保险的代位求偿权加以规定的缺陷。海事诉讼法生效前，一般观点认为，对保险标的而言，保险人承保部分与被保险人自保部分不可分，因此，在由保险人提起保险标的的全部损失诉讼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便面临着如何分配从第三人取得的赔偿问题。海事诉讼法生效后，保险人可以按照已经支付的不足额保险比例部分的保险赔款，被保险人可以就实际损失减去已经取得的保险赔款的剩余损失，作为共同原告向第三人提起诉讼。这种情况下，无论第三人是否已经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均可根据各自的索赔数额按比例得到赔偿，弥补了海商法规定的缺陷。

五被保险人保全代位求偿权的义务《海商法》第253条规定，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向第三人要求赔偿的权利，或者由于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追偿权利的，保险人可以相应扣减保险赔偿。这说明代位求偿权是保险人的权利，被保险人自然无权与第三人另订合同或以其他方式而将保险人的此项权利解除，或有损于保险人的此项权利。《保险法》在这方面的规定较《海商法》详细。主要体现在当保险事故发生后，如果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的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如果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该行为无效。

《海商法》规定的过于笼统，而且对被保险人惩罚过轻，不能更好地保护保险人的利益。《海商法》规定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向第三人索赔的权利与由于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追偿权利的惩罚均为保险人可以相应地扣减保险赔偿，这对保险人来说显失公平。由于被保险人的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追偿的权利，这种情况下，鉴于被保险人由于疏忽或不知情等情况，保险人尽管相应扣减保险赔偿，但还是对被保险人有一定程度的补偿，这是合理的；但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向第三人要求赔偿的权利，这种情况，可能被保险人有恶意，如果适用上述规定，对被保险人起不到惩罚作用，只能姑息纵容。

《保险法》对此分别作出了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如果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被保险人的行为实质是一种违约行为，致使保险合同无法履行，保险人可以不履行赔付义务，同时这也是对被保险人的惩罚。如果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了保险金之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了对第三者请求的赔偿权利，该行为无效。这种情况下，行为无效表明此时产生了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其后果要恢复原状，说明保险人任享有代位求偿权。但是，如果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同谋而做出抛弃行为，那么第三人可能一无所有，共同欺诈，这样保险人的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仅仅享有代位求偿权也无济于事。赔付的款项也无从返回。此时，保险人可以依据恢复原状原则请求被保险人返还已做出的赔付，也可以依据连带责任原则向被保险人追回已做出的赔付。

鉴此，《海商法》第253条的规定存在缺陷，笔者认为应修改为：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第三人索赔的权利，该行为无效。被保险人由于过错致使保险人不能或者不能完全行使代位求偿权的，保险人可相应扣减保险赔偿或向被保险人追回全部或部分已支付的保险赔偿。

参考文献：

1张贤伟，《论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中国商事海事审判网

2赵俊荣，《论代位求偿权》，载《海事审判》1996年第2期

代位求偿权范文篇2

在我国保险界,代位求偿权即: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由于第三人的原因导致保险事故的发生,保险人在对被保险人履行过赔偿义务后,自动取得在赔付范围内对第三人的求偿权。也就是说,直接排除了代为求偿权制度在人身保险合同中的适用可能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人身保险合同就不具备代为求偿权生长的土壤。《澳门商法典》人身保险的一般规定第1030条规定:“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人做出给付后不得代位取得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而生之对第三人之权利。上款之规定不适用于在第三人所造成之意外事故中保险人所承担之医疗及住院开支。”《意大利民法典》的损害保险第1916条第四款关于保险人的代位权规定:“……本条规定亦适用于工伤事故和偶发灾害的保险。”由此可见,代位求偿权并非理所当然地不能适用于人身保险。

二、法理基础

人身保险主要包括人寿险、短期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笔者将以短期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为研究基点,对保险代为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之法理基础进行分析。

(一)短期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兼具寿险和财产险的性质

我国保险理论界认为,由于保险代位追偿原则是损失补偿原则派生出来的权利,所以代位追偿原则与损失补偿原则只适用于各种财产保险,而不适用于人身保险。但短期健康险和意外险的精算技术与寿险并不相同,是用大数法则计算,在技术上更靠近财产险,所以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也习惯把这一类险种称为“第三领域”,意指兼有财产险和寿险两方面的特点。所以,保险代为求偿权制度是可以适用于短期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的。

(二)道德风险之预防

道德风险是保险市场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比如:依照我国当前保险法规定,如果被保险人投了健康险,当保险事故发生后他可以获得双份赔偿,一份来自对保险人行使的保险金请求权,一份来自对第三人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请求权。此时,被保险人则可能不顾自己的经济状况和病情实际需要,而追求价格最高的产品,造成医疗资源浪费和保险成本增加。将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应用于健康险和意外伤害险,避免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因为了获取双份医疗费背负不当得利之名。而且,保险代位求偿权的适用不会导致被保险人的损失无法补偿,因为即使在保险人处得到的保险金赔付不足以弥补其损失,其依然可以向侵权第三人行使请求权。

三、保险代位求偿权适用若干问题之探讨

保险理论界认为:人身保险以人的生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而人的生命和身体无法以金钱来衡量,因而被保险人不会因为买了保险而“不当得利”,也就不存在保险人因为承担了保险责任而行使代位求偿权的前提。但是对于健康险和意外险这些兼具财产险和寿险性质的险种,却不能一概而论。

(一)排除代位求偿权制度是否引入了道德危机

财产保险合同和人身保险合同在理赔阶段最大的区别就是:财产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只能向保险人或者负有责任的第三人单方追偿其所受到的损失(保险金额不能完全弥补损失的情况除外),也只有在保险人承担过赔偿责任后才会取得保险代位求偿权这一法定权利;但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不仅可以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还可以向负有责任的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这个区别也是保险理论界排除代位求偿权制度在人身保险合同中适用的主要依据。

“当被保险人对保险人和事故责任人同时具有请求权的情况下,为了避免被保险人同时行使两种请求权而获双重利益,规定被保险人只能行使一种请求权,同时也是为了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那么法律以什么为依据断定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不会基于拥有双重请求权而滋生道德风险呢?

做一个简单的比方:投保人为自己投保一个小额健康险,然后和医生串通,开出就诊证明,之后就凭此向保险公司请求赔偿。首先,这是一个小额的保险合

同,保险公司不会为小额的赔偿金而进行具体详细的事故调查,毕竟调查费用都有可能高于赔偿的保险金;其次,这也可能滋生出一个新兴的“行业”,专门从事开虚假的就诊证明,并从中渔利;再者,投保人一旦骗保成功,这无本万利的生意一定大受欢迎,而保险公司会因预防成本过高而无所适从。

故以小观大,并不能以人身保险是以人的身体和寿命为保险标的,其损失无法以财产衡量为借口,而不去考虑这种双重请求权在人身保险中适用而滋生道德风险的危害。

(二)人身保险各险种是否都不具有代位求偿权适用的要件

人身保险分为人寿保险、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人寿保险是纯粹的人身性保险,具有储蓄预防性质的,无需适用代位求偿权制度。但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却是兼具人身险和财产险双重性质的保险,故在此两种保险中,代位求偿权制度是否有适用的必要呢?

理论界对此存在着激烈争议。以英国学者JefferyW.Stempel为代表的“赞同说”认为,健康、意外伤害保险的性质与特点介于人身和财产保险之间,保险金的给付同样具有补偿损失的性质。既然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本意在于填补损失,那么亦可适用于健康和意外伤害保险。以美国学者KennethH.York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虽然疾病和伤害领域的保险具有一定的补偿性,但此种补偿与纯粹财产性质的补偿是不同的。医疗费用虽有固定标准,但它不能涵盖事故所引发的全部后果,也不能据此判断受害者得到的补偿是否足够或过多。因此他们不赞成在健康和伤害保险方面适用代位求偿权。我国学者江朝国则倾向于折衷说,认为健康保险和伤害保险从其承保内容来看,均非纯粹的定额保险,因此能否适用代位求偿权应作具体分析:如果因第三者的责任导致保险事故发生,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残废,则保险人或保险受益人有权兼收保险金与第三人的赔偿金额,因为生命或身体的损害,无法以金钱计算其损害程度,无从比较所得利益是否大于受损利益,因此没有所谓不当得利的问题;反之,如果被保险人所受损失为医疗费或其它费用之支出,则其所受损害,除非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应仅局限于该医疗费用之范围,保险人超出该范围的得利可构成不当得利,因此在此情况下存在着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可能。笔者赞同江朝国先生的观点。

首先,投保人和保险人可以就保险事故的发生可能导致的损失的性质进行约定。恰如《韩国商法》人身保险的通则第729条规定:“保险人不得代位行使因保险事故所致的保险合同人或者保险受益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但是,在签订伤害保险合同的情形下,若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保险人可以在不损害被保险人的权利的范围内代位行使该项权利。”也就是说:法律并不强制人身保险当事人一定要适用代位求偿权制度,只是赋予当事人一种选择的权利。

其次,保险被誉为“社会的灵巧调节器”,保险合同最基本的原则为损害赔偿原则,即平衡被保险人因为保险事故的发生而导致生活中利益的失衡。法律应把协调人身保险利益的权利交给当事人,因为保险人基于其自身的专业性和利己性考虑,一定会义无反顾地走出一条宽阔大道。

再者,虽然人身损失的补偿标准不可能像财产损失一样具有很强的确定性,但是对于在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被保险人损害所遭受的损失中,纯粹的医药费,误工费等支出是具有明确计算标准的。而且我国代位求偿权制度的适用,并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获完全补偿之损失向第三人继续追偿,故该理由不能成为代位求偿权被排除在人身保险之外的理由。

同时,新保险法规定:保险人不得兼营人身保险业务和财产保险业务。但是,经营财产保险业务的保险公司经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可以经营短期健康保险业务和意外伤害保险业务。显而易见,保险法对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是“另眼相看”的。

最后,反对者最强硬的声音就是:代位求偿权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禁止不当得利,但对人身损害的受偿者而言,并不存在不当得利的问题。他既可以从保险人处获得保险金,又可向侵害人索赔,这是因为人身损害是难以度量的,即使受害者获得双重赔偿,也无从判明其是否“得利”,更无法探究这种受偿是否“不当”。这种说法明显逻辑错误。为什么人身损害就一定不存在不当得利的问题呢?难道就因为一句无从判明其是否“得利”,无法探究该受偿是否“不当”,就放弃对一种对社会有益的险种的探索?笔者以为:仅仅依一种毫无根据的假设来反对代为求偿权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是不可取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代位求偿权制度在适当的人身保险险种中的适用是有必要的。

四、保险立法的理论依据及其完善方向>

笔者认为:代位求偿权制度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予以规范是有必要的。故在此探讨代位求偿权制度在保险法中的理论依据及其完善方向,以期对立法的完善有所帮助。

(一)理论依据

陷入囚徒困境的两个罪犯之所以都会选择“承认犯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背叛可能带来高额回报。如果双方相信对方,不理会官方的利诱,拒不认罪,双方则极大可能安全获得释放。保险市场也一样:只要投保人和保险人双方互信,忠实地为了健全代位求偿权制度在人身保险中的适用而共同努力,保险人就一定能够拓展代位求偿权的适用方法。

投保人的投保目的是为了自己在遇到保险事故时,不致使家庭因突增的开支而出于入不敷出的状态。换句话说,也就是转移风险。在我国法律中,对死亡、残疾等均有赔偿金等计算标准,以对当事人进行弥补。虽然金钱不能衡量人之生命、身体,但是却有抚慰功能。故在保险中,被保险人可以与保险人可定将自己的诉权转移,由保险人对其损失进行全额赔付,之后再向侵权人追偿。此种做法可大大节省被保险人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二)完善方向

首先,应该在保险法中明确:代位求偿权制度可以应用于人身保险合同中的意外伤害险和短期健康险此类兼具寿险和财产险双重性质的险种。

其次,在保险公司一章中,比照责任保险的规范,对意外险和健康险中代位求偿权制度适用时,保险人、投保人和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进行规范。

最后,以立法方式明确:如果保险公司以合法的方式,配合国家机关降低医疗成本,就给予适当的奖励。健康险是公认的比较难经营的一种险种,其主要困难在于巨大的道德风险和不断攀升的医疗成本。故代位求偿权制度的应用势必增强保险人降低保险成本的积极性,更利于其发挥主观能动性。

代位求偿权范文篇3

保险代位求偿权为贯彻所有保险的核心原则-损害补偿原则的一种方式，即意味着损失补偿为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之保险的基本原则，而财产保险是贯彻损失补偿原则最典型最完备的领域，“无损害即无保险”是财产保险的基本准则。这项原则对防止或避免被保险人利用财产保险获得超出其保险财产实际价值的额外利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保险人只对被保险人所受的实际损失负赔偿责任，其赔偿金额以保险标的在发生保险事故时的实际价值为限，即使投保人善意重复保险或超额保险，被保险人也不能获得超出其实际财产价值的保险赔偿金。因第三种不法行为致保险事故发生，被保险人因此所受的损害，已向第三人追索并获得赔偿的，对保险人而言，此时被保险人的损失已被弥补，被保险人等于无损害发生，保险人不再负保险金给付责任。故保险代位求偿权适用于财产保险领域，已为保险理论界和实务界所普遍认同，在各类专著、教材中，也往往将对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论述置于财产保险之章节中，以表明保险代位求偿权乃财产保险领域所普遍适用的一项制度。

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对一些具有补偿性质的人身保险，如健康保险（疾病保险）或意外伤害保险，可否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理论界对此存在着激烈争议。以英国学者JefferyW.Stempel为代表的“赞同说”认为，健康、意外伤害保险的性质与特点介于人身和财产保险之间，保险金的给付同样具有补偿损失的性质。既然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本意在于填补损失，那么亦可适用于健康和意外伤害保险。尤其是在第三人过错行为伤害了被保险人并伴有医疗费支出的情况下，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以医疗费等费用的既定数额即可推断出被保险人的损失程度，亦可以此确定第三人的赔偿金额。以美国学者KennethH.York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虽然疾病和伤害领域的保险具有一定的补偿性，但此种补偿与纯粹财产性质的补偿是不同的。医疗费用虽有固定标准，但它不能涵盖事故所引发的全部后果，也不能据此判断受害者得到的补偿是否足够或过多。因此他们不赞成在健康和伤害保险方面适用代位求偿权。

除上述两种迥异的观点外，台湾学者江朝国的观点也颇具特色。他认为健康保险和伤害保险从其承保内容来看，均非纯粹的定额保险，因此能否适用代位求偿权应作具体分析：如果因第三者的责任致保险事故发生，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残废，则保险人或保险受益人有权兼收保险金与第三人的赔偿金额，因为生命或身体的损害，无法以金钱计算其损害程度，无从比较所得利益是否大于受损利益，因此没有所谓不当得利的问题；反之，如果被保险人所受损失为医疗费或其它费用之支出，则其所受损害，除非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应仅局限于该医疗费用之范围，保险人超出该范围的得利可构成不当得利，因此在此情况下存在着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可能。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江朝国的论述并无新颖之处，仅是以上英国学者Stempel和美国学者York等人两派观点的简单折衷。其实保险事故在造成被保险人伤残或死亡的同时，亦可能伴随着医疗费用的支出，而即便是在一般伤患的情况下，被保险人亦存在无法以金钱利益衡量的损失（如精神痛苦），江朝国所列的两种情况难以全然界分。显然，江朝国对两种情况的界分过于绝对，难免有“和稀泥”的嫌疑。当实践中出现两种情况混同的实例时，究竟以哪一种处理方法为准，江说无法自圆其说，实践中亦难以操作，故笔者认为此说殊不足取。

笔者对此持否定观点，其理由有四：第一，人身损失的补偿与物质损失的补偿不可同日而语。物质财产的补偿有一既定的衡量标准，即补偿至事故发生前的状态即可，并可以金钱价值度量，但人身的补偿是不确定也不可能确定的，因为被保险人也许因疾病、伤害而造成精神损害和预期收益的减损等，不能仅因为二者兼具补偿性质便将保险代位求偿权肆意套用。第二，上文论述过，代位求偿权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禁止不当得利，但对人身损害的受偿者而言，并不存在不当得利的问题。他既可以从保险人处获得保险金，又可向侵害人索赔，这是因为人身损害是难以度量的，即使受害者获得双重赔偿，也无从判明其是否“得利”，更无法探究这种受偿是否“不当”。第三，在代位求偿权中，保险人所代位取得的是“被保险人基于保险标的物之一切权利和赔偿请求权”。但保险人给付给被保险人的保险金一般仅补偿医疗费，但“被保险人基于保险标的物之一切权利及赔偿请求权”则不仅包括医疗费请求权，还包括误工收入、精神损害、伤残救济金等请求权。如此，保险人代位求偿所取得的赔偿额势必大于其补偿给被保险人的保险金，反倒构成了“不当得利”。第四，在由第三人造成人身侵权保险事故时，由此而生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其行使具有人身上的专属性，不宜移转由保险人行使。因此，笔者不赞成在健康保险和伤害保险方面适用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在支付医疗费用保险金后也无权分享被保险人从侵权行为人处获得的赔偿金。我国保险法在健康保险和伤害保险方面也采取不适用代位求偿权的立法例。《保险法》第67条规定：“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得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

二、保险代位求偿权追偿对象的限制

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应当对于保险标的物的损失负有民事赔偿责任的第三人行使，第三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因而对保险标的的损失不负民事赔偿责任的第三人就不应成为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对象。实践中，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存在与行使，均以确定对保险标的损失负有民事赔偿责任的第三人为前提。但对第三者与第三者责任的确定是较为复杂和困难的，例如因交通事故造成保险标的损失的责任方逃逸或尚未确定，在责任方尚未找到或尚未确定的情况下，保险人必须先予给付保险金，却无法有效地向第三人追偿。一般而言，凡是对被保险人保险标的负有以下民事赔偿责任的当事方均可成为保险人代位追偿的对象：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返还不当得利、返还所有物、返还占有物等。只要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应承担的保险赔偿责任与上述对保险标的受损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原因、事实相同，即第三人对保险标的物的致害原因、事实未超出保险合同的约定，并且保险人基于上述事实、原因赔付了保险金，保险人即可向上述致害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

我国《保险法》第46条规定：“除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成员故意造成本法第44条第1款规定的保险事故以外，保险人不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成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如何理解这一法律条文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1、保险人原则上不能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其组成成员行使代位求偿权。

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虽然对被保险人投保的财产未必具有完全意义上的所有权，但他们对保险标的物确有保险利益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家庭财产为全体家庭成员所共有。也就是说，家庭成员对保险财产同样具有保险利益，实质上他们与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关系中处于同一阵营。若保险标的物受损，他们的权益必然遭受损失；保险人偿付保险金后，他们的共同利益必定受到补偿。例如，某被保险人投保家庭财产保险，而被保险人妻子在作饭时不慎引起火灾，将房屋内家具、电器等财产尽数烧毁。虽然从法律上看，被保险人与其妻子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民事权利义务主体，且保险单上注明的只有被保险人一人的姓名，但是保险标的-家庭财产实际属于被保险人与其妻所拥有的共同财产。故如果保险人先行给付保险金后，仍要求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追偿损失，实际效果无异于“左手给付，右手索还”，与财产保险“损失补偿”的目的背道而驰。因此，世界各国《保险法》均有规定，禁止保险人向无过错的被保险人家庭成员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

但法律条文中“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成员”应作何解？我国《保险法》语焉不清，亦无相关解释加以明确，故理论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已经严重影响了保险理赔的实际操作。概括起来，理论界目前有三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法条中所说的“组成成员”系指家庭组成成员，是对前述“家庭成员”的补充和扩张。具体说来，家庭成员一般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家庭组成成员则一般指上述成员之外的与上述成员具有共同生活关系的人员，如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还有抚养人和被抚养人。

第二种观点认为“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与“被保险人家庭组成成员”应作分别阐释。为了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对家庭成员的范围应作广义解释。此说认为家庭成员应包括配偶和亲属等较近的血亲或者姻亲而共同生活的人，以及虽非共同生活但负有法定义务的人，具体包括夫妻、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等。而对被保险人的家庭组成成员，为避免此权利的滥用，应作狭义解释，是指为被保险人的利益或者受被保险人委托或者与被保险人有某种特殊法律关系而进行活动的人，包括被保险人的雇佣人员、合伙人、人、信托人等。此说主要为台湾学者所采纳。

第三种观点则独辟蹊径，将“组成人员”解释为“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而非仅为“被保险人家庭的组成人员”，如此，便将该法条的适用由自然人领域扩大到法人及其它组织领域，是对传统解释的重大突破。该观点认为，上述规定中所称“家庭成员”，应是指被保险人是自然人时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范围，应指与被保险人共同生活，与被保险人拥有共同财产，在法律上对被保险人没有损害赔偿义务的家庭组成成员。而“被保险人的组成成员”则是另一范畴的概念，系指被保险人为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时，被保险人的员工或雇员。

笔者较为倾向于第三种观点。首先，从该条文语义上理解，“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成员”中的“其”字指代的是家庭，还是被保险人？毫无疑问，从中文语法习惯来看，这里的“其”字有“他的”意思，指代的应是与其同处主格位置的“被保险人”，而非从“家庭成员”中拆出的“家庭”，故“其组成成员”指的是“被保险人的组成成员”，而不是“被保险人家庭的组成成员”。在这一点上，显然第一种与第二种观点均犯了理解上的错误，只有第三种观点作了正确的理解。其次，“家庭成员”这一概念无论从法律角度或从日常生活角度理解，均难以作出准确界定。在现今世界人口流动性如此高的情况下，即便是父母、子女等近亲属，也未必与家人共同生活在一起，拥有共同财产，而一些被保险人的朋友、远亲却可能与被保险人共同生活，拥有共同财产，对保险标的物拥有共同的保险利益。故以人为解释绝对地划定“家庭成员”的范围，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的说法，法律规定“家庭成员”的意义并不在于明晰出它的范围，而在于凸现“家庭成员”的自然人性，以示与“被保险人组成成员”的法人性和组织性相区别。再次，“被保险人家庭成员”与“被保险人组成成员”的有意区分，反映了保险代位求偿权在自然人领域与法人、组织领域的不同限制，这也符合先进国家保险立法的趋势。英、美、日等国的相关保险立法或判例，均确定保险代位求偿权不仅不得向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行使，当被保险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时，亦不得向其雇员或者员工行使。这是因为企业、事业等组织与其员工存在着类似于家庭成员间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大多数国家均实行“员工持股制”的情况下，员工或雇员本身既是受雇于单位的劳动者，又是单位的所有者（股东）。在因员工或者雇员过失造成单位损失的情况下，若保险公司先赔付予单位保险金后，在转而向其员工或雇员追偿，那么由员工所造成的赔偿责任仍由其所在单位承担，不仅有悖于“损失补偿”的财产保险基本原则，而且有损于单位与员工的合作关系，殊不足取。所以，笔者认同第三种观点，只须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作一抽象性解释，付诸实践中个案处理，关键是须将代位求偿权行使在法人及其它组织领域的行使限制予以点明，如此方能遵循立法原意，避免作出不当的阐释。

2、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和组成人员等故意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仍可向其行使代位求偿权。

这是因为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其组成成员，故意造成保险事故的发生，依民法一般原则，本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保险人对故意造成保险事故的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其组成成员行使代位求偿权，一方面有助于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另一方面也是对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成员故意不法行为的一种惩戒。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保险法》第46条并未将重大过失作为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成员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情由，这反映了我国《保险法》就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成员行使代位求偿权的原则态度，并对例外情由作了严格限制，仅将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成员的故意行为作为上述原则的例外。因此，除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成员的故意行为外，无论是因为轻微过失还是重大过失造成保险标的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向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其组成成员行使代位求偿权。且在实践操作中，保险人以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成员故意为由，向其行使代位求偿权的，应就其故意负举证责任。

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对象限制的另一棘手问题是，保险人可否对公法人（如机关单位）行使代位求偿权？因为实践中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常常因政府公务员执行职务不当或因公共设施的设置或管理有问题而致其生命、身体或财产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形下，若被保险人没有向政府机关提出侵权损害赔偿，而是向保险人申领保险赔偿金，那么保险人在给付保险赔偿金之后，能否向政府机关提出代位求偿诉讼？理论界历来对此存在激烈争议，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派观点：

持肯定说的学者支持对公法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理由主要有：第一，保险人对公法人行使代位求偿权，与保险人对其余一般民事主体行使代位求偿权并无本质区别。国家作为民事主体介入民事法律关系，其地位与一般侵权第三人并无二致，因此根据民商事主体平等的原则，保险人完全可以代位向公法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第二，从保险机能上分析，被保险人应遵从“禁止不当得利”原则，若规定保险人不得向公法人行使代位求偿权，则被保险人可能既从保险人处获得保险赔偿金，又可向国家索得国家赔偿款，将导致不当得利的结果。第三，保险人代位请求国家赔偿，足以使国家公务员或公有设施设置或管理机关，对其职务行为加以注意，从而减少危险及侵权行为的发生。第四，由被保险人对国家机关直接索偿，被保险人由于势单力孤，在调查取证方面，完全处于弱势地位，若由保险人提起代位求偿诉讼，被保险人加以辅助配合，加上保险人在调查取证上的诸般优势（人员、技术、设备、经验），可使诉讼双方在法律及事实上的悬殊地位得以扶正或缓解。

持否定说的学者则提出以下理由加以反驳：第一，关于公民权利受公法人侵害的赔偿问题，我国早有《国家赔偿法》加以规范。《国家赔偿法》隶属公法范畴，而保险代位求偿权问题乃保险合同法亦即私法范畴的问题，二者不可混同。第二，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产生系基于保险合同的规定，而国家对公民的国家赔偿乃属法律强行法之规定，保险合同的当事人约定不得对抗国家的强行法规定。第三，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其义务范围由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自行约定，对事故损失负有损害赔偿责任的国家机关根本无从知悉其义务范围。且保险事故发生之后，被保险人损害的估算等事宜，国家机关均未能参与，以致在事故原因、损害范围、补救余地等证据材料上，难免受保险公司所左右，甚至会发生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相互勾结欺诈国家赔偿义务机关的情事。第四，各级国家机关之经费来源均是向全体社会大众征税所得，而被保险人亦是一名纳税人，如果允许保险人向国家及其公法人代位索偿，无异于将被保险人的钱由右手拿出，左手偿还，丧失保险代位求偿权应有的补偿功能。况且，保险合同中保险费与保险金之间存在着对价关系，保险人一方面承担危险向危险共同团体加入者收取保险费，另一方面，又向侵权行为人行使追偿权，如此势必导致不当得利。因此，保险人在赔付保险金之后，不得向国家或公法人行使代位求偿权。

笔者赞同肯定说，具体理由如下：1、究其实质，《国家赔偿法》并非以纵向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公法，有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奥地利、台湾等）将其作为民商法的补充法，我国则将其视为程序法，非但与保险代位求偿权不冲突，而且是《保险法》等民商法的必要、有益的补充。因此，以公法、私法不可混同为由主张保险人不能向公法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观点难以成立。2、我国保险法第44条第1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此处的“第三者”，应泛指除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以外的负有民事赔偿责任的主体，包括自然人与法人，法律并未明确将公法人排除于“第三者”的范围外，故从此条文理解，代位求偿权对象的法律规定已涵盖了公法人。3、至于保险公司在调查取证方面的优势地位，也不足以论证应将公法人排除于代位求偿对象之外。若由被保险人径行向国家或公法人求偿，则被保险人须孤军作战，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与强大的公权力相较量，难免凶多吉少，由保险人代位向公法人求偿，借助保险人在人员、设备、技术、信息、经验上的诸般优势，达到法律上“抑强扶弱”的效果，这完全符合

“公平正义”原则的要求，并无不合理之处。4、国家及公法人所负担之赔付责任，不仅包括对受害者的物质补偿，而且还是公法人滥用公权力或履行管理职责失当的制裁。若不允许保险人在赔付保险金后代位向公法人求偿，则一方面将本应由国家及公法人承担的责任转嫁到了保险人身上，加重了保险人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使本应承担赔偿责任的公务员或公法人逃避了制裁，如此，难以促使公务人员在执行职务中恪尽职守，奉公守法，达不到“依法行政”的目的。

三、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时效限制

保险代位求偿权为保险人依法所享有的权利，性质上应当从属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保险人以自己名义代位行使的权利，是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享有的民事赔偿权利，所以保险人能否行使代位求偿权，须以被保险人仍能行使其民事赔偿权利为前提。如果被保险人怠于行使其对第三者的索赔权利致使实体权利超过诉讼时效而覆灭，相应地保险人亦将丧失行使代位求偿权的余地。所以，由以上分析可知，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请求赔偿权盖属同一性质，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须受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索赔权时效的约制。

谈及此问题时，应注意将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时效与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的时效区别开来。我国《保险法》与《海商法》对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的时效作出了专门规定。我国《保险法》第26条规定：“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二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我国《海商法》第264条规定：“根据海上保险合同向保险人要求保险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二年，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有些学者将此二时效规定，视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时效限制，这是错误的。这两个时效规定，目的在于敦促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积极向保险人报告并索赔，以利于保险人及时理赔，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拖延和纷争，与保险人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索赔权利的代位求偿权时效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上文已述，保险代位求偿权时效应从属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索赔时效，上述规定仅适用于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请求问题，并不适用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时效。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时效限制，尽管我国《保险法》未作明确规定，但鉴于《保险法》乃民商法之特别法，亦应适用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此外，《合同法》、《海商法》、《专利法》等民商事特别法亦对损害赔偿权请求时效有特别规定。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时效类别、期间长短及起算，应当依据被保险人对第三人请求权的实体性质加以判定。如此例：1997年10月1日被保险人寄存于火车站行李寄存处的行包因保管人的疏忽而丢失，被保险人于1997年10月19日向保险公司索赔，并于次日获得保险金赔付。则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时效应等同于被保险人对火车站行李寄存处之索赔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其起算既非1997年10月19日，亦非1997年10月20日，而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所享有的索赔请求权一道，从1997年10月1日起算。又因我国《民法通则》第136条第4项规定，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毁损的，其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故此案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届满日为1998年10月1日。

基于上述认识，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时效限制，依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主要有以下两类：

1、《民法通则》所规定的诉讼时效

保险事故因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而发生的，除其他法律对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时效期间另有规定外，应适用《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民法通则》根据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及当事人的认知程度，分别规定了1年、2年、20年三类诉讼时效。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应依照被保险人应当适用的诉讼时效确定其适用的时效。

2、民商事特别法所规定的诉讼时效

保险事故因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或违约行为发生，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索赔时效，《民法通则》以外的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或者专门规定的，应当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民法通则》以外的民商事特别法，依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理原则，应优先适用。在此情形下，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行使，须依照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当适用的特别法的时效规定予以确定。目前，规定有诉讼时效的特别法主要有《合同法》、《海商法|》、《专利法》等。例如，依我国《海商法》的规定，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因海上货物运输、海上旅客运输、船舶租用合同、海上拖航合同、船舶碰撞、海难救助、船舶发生油污损害而享有的赔偿请求权，应适用《海商法》的相关规定；同理，保险人对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也应依照《海商法》规定的时效确定。

保险人于何时取得代位求偿权关系到保险人利益的保护，因为若保险人过迟取得代位求偿权，而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时效已近届满，则对保险人行使其代位求偿权不利。关于保险人何时取得代位求偿权，有两种立法例。第一种立法例为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后取得代位求偿权，这是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立法例，我国《保险法》亦作了类似规定。在这种立法例下，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成为其取得代位求偿权的前提条件。另一种立法例为保险人自保险事故发生时起，自动取得代位求偿权，目前采取这一立法例的国家较少，最为典型的是英国的非海上保险法。

采用第一种立法例，可以明确代位求偿权的范围，防止保险人先行使代位求偿权，向第三人索赔后，又拒不赔付被保险人的弊端。但从时间上看，从保险事故发生，到被保险人提出索赔请求，再到保险人实际给付保险赔偿金取得代位求偿权，存在着时间差。而上文已述，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消灭时效，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权的时效相同，而非从保险人赔付保险金时计算。该种立法例显然从时效上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保护不利。保险法作为民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应贯彻“意思自治”的原则，因此保险法并未强制被保险人一俟发生保险事故，必须及时向保险人索取保险赔偿金，而是赋予了被保险人选择权，即被保险人即可选择向第三人进行民事损害赔偿请求，亦可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赔偿金。那么，当被保险人怠于行使自己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又未及时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赔偿金时，则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时效实际上已大大减缩，变得极为有限。如何保护保险人于给付保险赔偿金后的代位求偿权，已成为传统保险法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英国，历史最为悠久的保险法-1906年《海上保险法》（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保险）采取了第一种立法例，在实践中亦出现了上述困惑。为克服保险人于赔付保险金后方可取得代位求偿权的弊端，英国非海上保险法（NonmarineInsuranceLaw）规定，保险人于保险事故发生当时，即可径行取得保险代位求偿权。同时，为保全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英国还在货物保险保险单中规定有“红线条款”（TheRedLineClause），在船舶保险保险单中规定有“周密保全条款”（TheTenderClause）。“红线条款”之所以得名，盖因保险人在保险单上加印套红色条款，以提醒被保险人注意保全其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要求被保险人（包括收货人）注意履行下列事项：（1）货物整批遗失或数件遗失时，须立即向承运人请求并向港务机关请求出具有效证明；（2）货物有明显毁损，须立即请求港口承运人代表会同检查；（3）若货物是否毁损、灭失情形不甚清楚时，被保险人不得签发清洁收据或无保留收据（cleanreceipt），如果承运人或船舶所有人拒绝收受不清洁收据或有保留收据（dirtyreceipt）时，则被保险人为取得货物，可先按承运人或船舶所有人要求签发清洁收据，但必须同时寄发抗议信，以示异议；（4）若交货时，货物之毁损并不明显，亦应自交付之日起三日内，以书面通知其运送人或其人。以上是保险人未雨绸缪，为保全其将来对承运人或其雇佣的船长、海员等责任人员行使代位求偿权，而在保险单中订立约款，要求被保险人履行的义务。

代位求偿权范文篇4

关键词：再保险合同；保险代位求偿权；责任保险合同；债权移转说

关于再保险人是否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及其如何行使的问题，我国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学界也争议颇多。本文拟从再保险合同的定位、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性质及再保险的功能出发，探讨再保险人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的理论依据，并进而探讨再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具体问题，以期对此问题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一、再保险人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

1.从再保险的定位来看，再保险合同属于新类型的财产保险合同，再保险合同是否属于保险合同及属于何种类型的保险合同，是关系到再保险人是否享有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关键问题。关于再保险合同是否属于保险合同，即再保险合同的性质问题，保险法学界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学说。一种学说认为，再保险合同为合伙合同或者民法上其他有名合同；另一种学说观点认为再保险合同就是保险合同。笔者认为，再保险合同属于何种类型的保险合同，应从再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保险利益、保险实务等方面全面考察才能得出结论。

(1)从再保险合同的标的看。再保险合同的标的是“原保险人向原被保险人所承保的责任”。这表明再保险是原保险人对原被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责任，为契约上的给付义务，属于财产保险的范畴，并非新型合同说所认为的独立于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外的新型保险合同。同时表明再保险合同是一种消极的利益，具有单一性。这与原保险合同等同说认为保险标的可以为财产或者其他有关利益或者被保险人的身体和生命，具有多样性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从形式上看，虽然责任保险合同和再保险合同最终体现为以一种给付为内容的行为，但不能混为一谈。责任保险合同的标的是“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负担的赔偿责任”，属于约定或者法定的责任。再保险合同的标的则为契约上的给付，属因合同而产生的债务。责任和债务在法律上有着本质不同，这也决定了再保险合同的标的不同于责任保险合同的标的。

(2)从再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看。根据保险法学的相关理论，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一般可以分为四类，即“1）财产上之现有利益；2）期待利益；3）责任利益；4）有效契约之利益”。再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性质上属于“有效契约之利益”，虽然和原保险合同在保险范围上存在同一性，但和原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存在明显的区别，因此原保险合同说不能成立。再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是基于有效的保险合同而创设的给付义务，它源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其保险责任的内容及其相关的限制都以合同为准，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效力。而责任保险的保险利益属于“责任利益”，属于法律上的责任，以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对其可能承担的民事责任为前提，将此“责任”保险标的，向保险人投保，以达到分散风险的目的。因此，再保险合同与责任保险合同在保险利益上存在本质区别。

(3)从再保险实务看。财产损失保险合同为填补损失的保险合同，只有因保险事故而受到损害的被保险人，才得以请求保险人赔偿保险金。而再保险实务中，再保险人的给付义务，不以原保险人对原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实际履行保险给付或者赔偿义务为要件，即使原保险人尚未对原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履行保险给付，再保险人亦应向原保险人履行再保险给付义务。因此财产（损失）保险合同说与再保险实务相矛盾。

2.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律性质分析，再保险代位求偿权属于再保险人的法定权利

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律性质，大致有三种学说，即债权法定移转说、赔偿请求权附属说和广义形成权说。债权法定移转说为多数学者所支持，且有德国、日本、韩国、澳门地区等立法作为依据，并为实务所采。该学说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是保险人对于第三人债权“法定受让”无须被保险人的让与的意思表示，也无须债务人的同意。这意味着保险代位求偿权是因法律规定而转移给保险人的对于第三人的债权。具体到再保险代位求偿权，当发生原保险人的赔偿或者给付时，再保险人对原保险人承担给付责任后，当保险事故是因原保险合同的第三人(加害人)所造成的，一方面为避免原保险合同的第三人应负责之人，不因原保险人进行了再保险就免除其损害赔偿之责，亦即要求对危险事故发生应负责的人，负担终局的责任;另一方面不让原保险人因再保险理赔和对侵权行为人等赔偿，而获得双重赔偿，产生不当得利的问题。再保险人在理赔后依法就应取得对原保险合同第三人(加害人)的代位求偿权。这种权利的取得既不需要得到再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原保险人）的同意，也不需要得到原保险合同的第三人的同意。

笔者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作为保险法的一项重要制度，“除少数学者完全否定财产保险代位求偿权的价值、主张废除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以外，学说上关于财产保险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没有分歧。”再保险合同作为财产保险合同的一种类型，对其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理所当然。虽然我国保险法第45条第1款对保险人未有“再保险人”及其“再保险金额”的字眼，即对于再保险人的保险代位求偿权未明确规定，但保险代位求偿权属于保险人的法定权利，在再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未约定排除再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的情况下，应对“保险人”扩大解释包括“再保险人”，“赔偿金范围”也应包括“再保险金”。3.从再保险的功能考察，再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既保障再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也为原保险人及其原被保险人增加一份保障从再保险的实务来看，再保险的功能在于:

(1)分散原保险人过重的承保风险。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后，为了不使其危险过于集中而影响保险人的经营，“乃将其所承保危险责任之全部或一部，转嫁于他保险人而订立再保险契约。因此若无此再保险制度之存在，势必发生巨额之标的物，无人敢承保。纵令有人承保，其保险人随时有破产之虞，由此可见，再保险制度可巩固保险业之经济基础。

(2)扩大保险人的承保能力。保险人承保风险的能力受到其资金能力的限制，保险人承保任何一项业务都要考虑其偿付能力。保险人不能超出其偿付能力承保风险。而再保险的运用，为每一个保险人扩大承保能力创造了条件和机会。再保险通过分散保险人所承保的危险，使得受偿付能力限制的原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有所减轻，可以借此承保更多的业务，其承保能力事实上提高；与此相互对应，偿付能力更高的再保险人，通过再保险从原保险人处获得更多的业务，使其承保能力进一步加强。

(3)确保保险业稳健经营。再保险的运用，不仅不会减少保险业务的运作数量，而且必然增加保险业务的运作数量，并可以使保险人承担的危险平均化，从而增加保险业整体运营的安全性。特别是对于原保险人丧失偿付能力的情况下，再保险可以对原保险的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请求权，提供一定的保障。

二、再保险人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再保险代位求偿权

再保险人在行使代位求偿权时，究竟以自己的名义还是以原保险人的名义行使抑或是其他？是再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首要问题。我国《保险法》对此缺乏明确的规定，在解释上必然存在多种理解。一种理解认为，应以原保险人的名义行使。这种理解将再保险人和原保险人的保险代位求偿权一体对待，认为两者并无本质区别，保险代位求偿权并没有赋予再保险人新的独立的权利，只是允许其享有对原保险合同第三者权利的利益。

笔者认为，我国《保险法》对此未作出具体的规定，实践中势必会造成困扰。综合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因素，笔者同意第二种理解，具体理由为:首先，从理论上看，我国采取当然代位主义，保险代位求偿权系经“法定受让”而取得的权利。一方面，虽然再保险权利来源于原保险人从原被保险人转让而来的对第三人的请求权，但这种权利终归是独立于原保险人之外的权利，再保险人行使该权利时无须原保险人的同意、转让或者协助，再保险人当然可以以自己的名义来行使；另一方面，债权移转后，再保险人取得对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原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请求权已经丧失，要求再保险人以原保险人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无异于以非权利人名义行使权利，则在法理和逻辑上难以自圆其说。其次，从保险实践看，由再保险人以自己的名义来行使代位求偿权，并不会带来诉讼的不经济。

三、完善我国再保险代位求偿制度的思考

我国《保险法》对再保险的定义、再保险分出人的告知义务、赔偿请求权的独立性、赔偿义务的独立性等作出了规定，但对再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性质及其行使等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的再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

首先，明确规定再保险合同的性质及其类型为新型的财产保险合同，在此基础上明确规定再保险人做出保险赔付后，有权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

其次，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再保险人可以和原保险人明确作出约定，由其独立行使或者由原保险人代为行使代位求偿权。若无明确约定，法律应规定再保险人独立享有代位求偿权。

参考文献:

[1]覃有土.保险法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412-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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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宇贤.保险法新论：修订新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63-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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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凯湘,汪华亮.保险代位求偿权规范价值、适用范围与效力研究[EB/OL]./new2004/shtml/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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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蔡奕.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若干理论问题研究[EB/OL]./article-display?articleID,北大法律信息网.

代位求偿权范文篇5

关键词：保险；保险合同；被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保险代位求偿作为一项保险制度，在世界各国都得到了普遍的立法认可。保险代为求偿的含义在理论上主要是指：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金以后，可以通过行使代位求偿权，从而对保险事故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人处获得赔偿。本文围绕财产保险中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针对代位求偿权的不同情形分别论述。

一、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取得及其条件

当财产保险事故的发生由第三人之原因造成，或第三人因特定法律关系须对事故的发生负责，被保险人可基于保险合同关系向保险人请求赔偿财产损失。同时其也可基于侵权之债向侵权人请求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在财产保险第三人致害案件中，被保险人可能同时拥有两种救济途径。若允许被保险人同时寻求这两种救济途径，其总共得到赔偿就可能超过其实际损失的金额（至多为双倍）。法律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也为了确保最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致害第三人为其损害行为或事实承担责任，规定保险人在赔偿被保险人的损失后取得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亦即保险人代被保险人之位向第三人行使追偿权。目前，学界对于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成立的要件的意见不尽相同。但不论是两要见、三要件还是四要件，它们之间也都有相通之处和重叠部分。笔者认为，这部分被普遍认可的要件是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成立所不可或缺的，总结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1．保险标的遭受损害的事故是保险事故。这是保险人对被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以及保险代位求偿的最基本的前提；2．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保险事故后，保险人需要赔付保险金，代位求偿是保护保险人权利行使的前提，如果被保险人本人都无请求权可行使，代其位行使求偿权更是无从谈起。因此被保险人须先有赔偿请求权存在，但这种请求权有可能因第三人侵权行为发生，也可因与第三人的契约关系对被保险人依法须负有赔偿责任而产生；3．保险人已经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保险人取得代位权相对应的义务就是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设置代位求偿权制度的最大初衷就是防止被保险人获得双重赔偿，因此保险人要想行使这项权利必须履行已经足额赔付保险金的义务。保险人从第三人处获取了利益的前提是进行了保险金的赔付，否则代为求偿这种利益便于法无据，也可能导致被保险人的利益无法得到保障。当上述要件得到了满足，保险人是否就自动取得了保险代位求偿权呢？国外的立法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但是主要是有这两种观点：1．当然代位主义。该说主张理赔作为代位权的取得要件，带位求偿权的取得是自动性的，保险人的代位求偿也是在履行赔偿保险金后自动获取。这种学说较为符合法理，故为大多数国家所采纳。2．请求代位主义。该说与上述学说不同，该学说主张代为求偿权的取得是不能自动获取的，还需要被保险人将其享有的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让与给保险人这一行为，保险人才能取得其求偿权。该说存在较为明显的弊端，所以很少有国家会采纳。这种学说在保险人履行赔付责任和取得代位权之间设置了一道债权让与的程序。但这一程序并无任何实质意义，对各方权益的保护都起不到作用，反而徒增了被保险人行使求偿权的成本。

二、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行使与实现

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因被保险人的求偿权而取得后，可以向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人行使。这里的第三人范围很广，凡是保险合同当事人以外的所有人都可称之为这里的第三人，包括自然人、法人及非法人组织。但为确保被保险人所获保险赔偿具有实质意义，如果被行使代为求偿权的第三人在某种关系上与保险人存在利害关系，保险人是不能对其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这是对保险人代位权行使对象的必要限制。但为防范道德风险，我国《保险法》也有特例，即第62条规定：“如果保险事故的发生是由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其他组成人员的故意行为造成的，保险人仍可行使代位权”。笔者认为，现代社会家庭组成模式更为多元，对“家庭成员”的定义应尽可能宽泛。限制代位权行使对象的初衷就是为了维护被保险人乃至其所在“家族”的整体利益。但应注意，此处对于“家族”的理解应突破传统意义上的具有血缘亲属关系的“家族”。现代社会的“家族”观念应包含自然人所属的每一个社会生活“单元”。这些“单元”并不必然都以婚姻关系或血缘关系构成，而是每一个稳定存续的生活体。笔者认为，对家庭成员的认定具体可参考这种标准：被保险人的配偶；与被保险人在血缘关系上具有同源关系的自然血亲,这种标准囊括了传统意义上一般人的自然亲属，同时也包含了那些与之共同生活形成了亲密关系但可能不具有血缘亲属关系的人。这种标准能够有效的维护自然人及其所归属生活单元的整体利益。关于代位权的行使，另一问题是保险人行使求偿权的请求数额。保险人求偿应以不超过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赔偿金额为限。根据损失补偿原则，保险人只能在实际赔付的范围内向第三人求偿，否则保险人将获得超过其保险赔付的利益。

三、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法律保护

这类保护主要是指在各种情况下如何保护保险人求偿权的问题。当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就取得了对该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在保险人代位之前，被保险人的处分行为可能对其代位权的行使产生显著影响。被保险人对赔偿请求权的处分及其法律后果主要有三种情况：

（一）被保险人预先抛弃的情形

抛弃是指被保险人明知对第三人可能存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而对该第三人预先不行使的意思表示。抛弃往往需要在事故发生前作出，因为在承保事故发生后作出的不行使的意思表示是免责，不再称之为抛弃。保险代位求偿权作为保险人惯常享有的权利是其经营的常态，代位的因素在计算保险费时会被考虑到。被保险人在投保时若就抛弃进行告知，保险人如若接受应以书面形式呈现，另一方面保险费用也必然相应提高。

（二）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和解的情形

和解是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进行赔偿前，当事人约定有偿的互相让步，以终止争端的合意。这在保险法上必然会发生阻却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的结果。此时，保险人因不能取得代位权而依保险合同的代为条款使得原本应负的赔偿责任也因此被免除了。

（三）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免责的情形

免责是指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不追究第三人赔偿的意思表示。免责在理论上可以根据成立时间分为保险人赔偿前和保险人赔偿后的两种情形。被保险人在保险人赔偿前免除第三人的赔偿责任的情形，按各国立法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被保险人的和解或免责对保险人在保险契约下应负的赔付责任不发生影响，保险人仍须履行保险赔付义务。保险人因被保险人的免除或和解损害其对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的，可以在代位求偿的范围内向被保险人请求赔偿；另一种认为维护保险代位是被保险人对保险人请求损害赔偿的前提要件，被保险人的对第三人的免责是对保险合同代位条款的违反，保险人可以据以免除赔偿责任。上述两种观点虽然取向各有不同，但最后都能够使保险人的利益得到有效保障，只是实现的路径各有差异。我国保险法更接近于第二种观点，即只要被保险人放弃对他人的赔偿的权利的往往是不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上述第二种保险人赔偿后免责的情形，依据我国《保险法》第60条的规定，保险人给付赔偿金后，在赔偿金额范围内当然取得代位求偿权。事实上，此时被保险人的赔偿请求权已经移转给了保险人，这种请求权以代位求偿权的形式存在，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免责行为事实上构成无权处分，除经保险人时候追认外，不发生效力。此时，保险人仍可基于《保险法》第60条关于代位求偿权的规定向第三人请求损害赔偿。需要指出的是，被保险人在获得保险赔偿后对第三人免责应当属于此处所指“故意”，所以保险人也可基于这项规定要求被保险人返还已支付的保险金。

作者:王锐 单位: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检察院

参考文献：

[1]王楠．对我国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的问题分析及立法完善．吉林大学．2007．

[2]施文森．保险法判决之研究（上册)．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76．

代位求偿权范文篇6

关键词：保险代位求偿权；人身保险；行使对象；时效

1保险代位求偿权的适用范围

在财产保险中，始终贯穿着补偿原则，因此，法庭一般不会对保险人在财产保险中拥有的代位求偿权提出疑问。但是，对于人身保险合同是否可以适用代位求偿权，至今仍没有定论，学者们各执一词，笔者个人认为，对于人身保险的不同险种应该具体分析。在人寿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不能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理由如下：

首先，从人身性质的角度分析。人寿保险是以人的生命为保险标的，以人的生死为保险事件，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因而，人身利益具有无价值的属性，不能以金钱标准来简单的衡量人寿保险关系中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所受到的损害。保险人支付给被保险人的保险赔偿金只不过是对其直接开支损失的弥补，但被保险人或其他受益人因发生保险事故而遭受到的精神方面的损害是无法用金钱去补偿的，有时造成的精神方面的伤害要远大于物质上的，而且造成的远因利益和近因利益方面的损失更是难以估算。另外，人寿保险所特有的人身性，使投保人投保的目的更多的是一种投资形式而不是以填补损害为主要目的，因其所特有的投资价值，决定人寿保险的保险金额的确定不是以保险标的为参考，而是根据被保险人交付保险费的能力及其对保险的需要程度来确定，所以，在人寿保险中，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后获取的保险金不是赔偿的损失。另外，被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前可以就人寿保险与多个保险人签订合同，一旦发生保险事故或者期限到达可以向多个保险人领取保险金并且有权要求致害第三人给予赔偿，这种做法并不违反损害补偿原则，也不存在不当得利。如果允许保险人在人寿保险关系中行使代位求偿权，则会造成保险人不当得利。

其次，从保险合同性质和保险利益角度分析。财产保险合同的性质是属于补偿性的合同，在财产保险中以损失补偿为原则；而人寿保险合同属于定额保险合同，其不存在超额投保的情形，而且也不受重复投保的限制，它的性质是属于给付性的保险合同，因而，不能适用补偿原则，不存在保险代位求偿的问题。同时，在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可以以金钱来衡量的现有利

益及因现有利益而产生的期待利益、责任利益，是财产保险中保险利益的体现；而人寿保险中体现的保险利益是建立在被保险人的法定身份关系或者经济上切身厉害关系的基础上而发生的，该种利益是无法用金钱来估价的。财产保险合同与人寿保险合同的性质及保险利益的区别，决定了不能将保险代位求偿权适用于人寿保险中，否则可能会损害到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

再次，从赔偿请求权的角度分析。由于人寿保险关系中，在发生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或者其他受益人享有的对致害第三人的请求赔偿权是专属的，具有人身性，不能转让给他人，因此，在人寿保险中不能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

在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保险人可以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理由如下：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具有填补损害的特征，在过错第三人造成保险事故后，被保险人遭受到身体上的伤害，但被保险人的损失一般表现为医疗费用及误工造成的损失等具有确定金额的财产上的损失，而保险人承保的范围也正是关于这些的，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支付给被保险人的保险赔偿金的目的就是为了填补这些财产方面的损失，因而，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适用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当然，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又具有人身利益的属性，被保险人遭受的身体上的伤害，同时也使心灵上受到了创伤，因而，有权要求致害第三人赔偿精神方面的损失，这些都是属于非财产上的损害，因此，保险人在行使代位求偿时，被保险人仍有权向第三人主张精神方面的损失，这不违反财产填补的原则。

我国现行《保险法》第68条的规定表明了我国现行立法中代位求偿权只适用财产保险而不能适用于人身性质的保险。因此，在我国要在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中适用代位求偿制度，建议对保险法进行修改，对第68条进行修改，将人寿保险与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进行区别解释，或者制定有关健康保险及意外伤害保险方面的特别法。

2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对象



“狭义解释”派学者认为，我国《保险法》第47条中所说的“组成人员”指的是被保险人的家庭组成成员，是对前述“家庭成员”的补充和扩张。

“广义解释”派的学者以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桂裕先生为代表，他是站在保护被保险人的角度，认为“家庭成员应包括配偶和亲属等较近的血亲或者姻亲而共同生活的人，以及虽非共同生活但负有法定义务的人，具体包括夫妻、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等。而对被保险人的利益或者受被保险人委托或者与被保险人有某种特殊法律关系而进行活动的人，包括被保险人的雇佣人员、合伙人、人、信托人等。”

比较“广义解释”和“狭义解释”两种观点可知，前者比后者的认定更准确些，但是这两种学说在内容上都存在有一定的欠缺：首先，对“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应理解为是“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当被保险人为自然人是应是指其家庭成员，范围上应限制在与被保险人共同生活在一起并拥有共同财产，且在法律上对被保险人没有损害赔偿义务的家庭组成人员。其次，对“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应理解为当被保险人是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时，被保险人的员工或雇员。理由如下：

（1）在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人、财、物也是处于高速流动的状态中，人类的生活方式转变和相互交流十分频繁，对“家庭成员”这一概念的界定，不管是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人们日常生活的角度都有一定的难度，与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物拥有共同利益的人仅仅局限于父母、子女等近亲属的做法，已经远远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需要了，因为与被保险人“共同生活的其他相关人员”，也可在特定情况下与被保险人一起共同拥有保险利益。

（2）将“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及“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作扩大的解释，是符合现代各国保险立法的发展趋势的。（3）禁止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行使代位求偿权，因为“系考虑到一个家庭一般只有一个共同荷包，保险人不应一手给付后再根据代位求偿权以另一手拿回”。如果允许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行使代位权，则无法实现被保险人计划通过保险分散风险、减少损失的目的，同时，也无法彰显的保险功能。另外，考察各国的经济模式，大多数企业、单位与其员工之间的共同利益类似于家庭成员，尤其是我国目前大力倡导公司制治理结构中，一些公司制的组织实行“股份制”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持有该公司股份的所有员工或者说是雇员同时也是该公司的资产所有者,因而，对于公司的财产拥有共同的保险利益。

综上，笔者认为，在界定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人员”时，应该坚持的一个基本原则，即财产保险的“损失补偿”原则。而且，在界定时最主要的是要把握在处理个案时不损害被保险人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在保险实务操作中彰显立法者的意图。3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时效

我国相关的保险法律没有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时效规定，因此，分析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时效应依据民商事法律的有关规定。

从性质上来讲，保险代位求偿权从属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而第三人造成保险事故的原由或者是侵权，或者是违约，因此，被保险人对致损第三人享有的赔偿请求权是属于债权请求权的范畴的，那么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也应属于债权请求权。故保险代位求偿权时效的界定，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及其他民事法律法规中关于债权请求权的规定，如时效类别、期间长短以及如何起算等。《民法通则》中依据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及当事人的认知程度，分别规定了一般时效、特别时效及长期时效三种（即2年、1年、20年）。保险人在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时，依照被保险人应当适用的诉讼时效确定其应适用的诉讼时效；另外，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理原则，对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造成保险事故的，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索赔时效，如果《民法通则》以外的其他法律有专门规定或者特别规定的，应适用该法的专门规定或特别规定。当然，保险人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时效，也应遵循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损害赔偿请求权适用的相关特别法的时效规定。考察我国的现行立法，对诉讼时效作出规定的特别法主要有《专利法》、《合同法》、《海商法》等。

从我国的法律规范上看，我国相关法律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诉讼时效的起算时间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理论上，学者们也存在着争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两种观点：（1）主张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为保险人知道有赔偿义务人时。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若保险人不知道存在有赔偿义务人之前，无从入手代位行使求偿权利。（2）主张诉讼时效的起算点为被保险人知有赔偿义务人时。也就是说，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从被保险人能够向致害第三人行使索赔请求权之时开始计算。

笔者比较赞同第二种观点。即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应自被保险人可向致害第三人行使索赔请求权时起算，理由如下：

首先，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性质方面看。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保险代位求偿权从性质上来说是一种债权的转让，保险人在承担保险责任后，自被保险人处受让其对致损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根据法理上的“任何人不得将大于自己所有之权利让与他人”可知，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理应受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原有索赔请求权的制约，当然也包括行使的诉讼时效方面。即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应为被保险人能够向第三人行使索赔请求权时。

其次，从第三人利益方面看。若根据法律的规定，第三人对造成的保险事故应向被保险人负损害赔偿责任的，则其所享有的诉讼时效及时效经过方面的利益，不因存在保险代位求偿权而有所改变。

再次，从被保险人利益方面看。由于受诉讼时效的限制，保险人为了尽早行使代位求偿权以免时效经过，势必会加快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金的理赔速度，如此以来，有利于被保险人的受损利益得到及时的补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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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位求偿权范文篇7

保险公司是依保险法和公司法设立的商事主体，经营业务主要为商业保险业务，可见保险公司的营业行为不是一种公益事业，而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商业行为，同其它商事主体一样具有天生的盈利欲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根据自由企业制度，保险公司应该具有独立的经营权，交易权以及对剩余的自由索取权；相应地，保险公司对自己营业行为中所产生的债务也只能以其自身财产来承担责任。

保险公司所有的财产主要有其设立时，所出资的注册资本（最少不得低于二亿元人民币），投保人依据合同所支付的保险费，以及以上资金用以银行存款所获得的利息，买卖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所获得的收益。

被保险人的财产由于第三人的侵害而受损失时，被保险人和第三人之间形成的是侵权行为之债，和保险人之间形成的是合同之债。此时，被保险人既可请求第三人给予侵权损害赔偿，也可根据合同要求被保险人给予赔偿。而第三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根本未发生任何法律关系。在三者的关系中，被保险人分别是保险人和第三人的债权人，保险人和第三人分别是被保险人的债务人。但三者所处的法律关系不同，被保险人和第三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是因为第三人的侵权行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是因为双方约定的事件出现的缘故。而债法中的代位权是债的保全方式之一，是指当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对第三人享有的权利而害及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时，可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之权。而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债权人是被保险人，债务人是保险人，试问怎么可以叫作为债务人的保险人去代位行使作为债权人的被保险人的权利呢？既然如此，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人的索赔权，只要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就应该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根本无须经过保险人的同意。

也许有人会认为，如果不赋予保险人代位求尝权，就有可能造成被保险人获得双重赔偿，难道仅仅因为这一原因，保险人就应该具有代位求尝权？我们可以设想，当保险人给予被保险人足额赔偿后，保险人从第三人处又得到了全部赔偿款，那么被保险人所交纳的保险费不是就全部被保险人所有了吗？难道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

代位求偿权范文篇8

关于再保险人有无代位求偿权，学界历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保险人可以行使代位权。此观点认为，再保险性质上属于责任保险，就再保险人与原保险人的关系而言，再保险人为责任保险的保险人，而原保险人为被保险人。依照《保险法》所规定代位行使的条件考察，原保险人于赔偿被保险人的损失后，再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3]另一种观点认为再保险人无代位求偿权。此种观点主张，基于再保险的特殊性，再保险人代位权的行使，应由原保险人为之，即原保险人以自己名义代位请求全部赔偿金额，并将追偿所得摊还给再保险人。因为原保险人为分散危险的需求，可能依照各种方式安排再保险合同，再保险人可能散布世界各地且人数众多。对再保险人而言，再分别行使代位权，事实上不可能，也不经济；对应负责的人（如侵权行为的加害人）而言，则会因再保险人形式代位权而疲于奔命。为求再保险人的方便，并免第三人应诉之累，代位权的行使权人应限原保险人得为之。至于求偿所得，再由原保险人因自己及各再保险人应负责的部分分摊。[4]

要对再保险合同有无代位求偿权进行定位，先得对再保险合同的性质进行分析。笔者赞同再保险合同的性质为责任保险合同说，这也是学界的通说。所谓责任保险合同，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并在受赔偿的请求时，保险人应负赔偿责任。责任保险合同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作为保险标的，是当被保险人造成第三人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而依法负民事赔偿责任并受该第三人追偿时，由保险人承担这种民事赔偿责任的一种合同。其目的是实现法律责任的转嫁。被保险人将共同承担的法律责任转嫁给了保险人。这种法律责任转嫁的目的，既为维护被保险人自身的利益，避免因承担巨额的赔款责任而陷于困境，又为保障受害的第三人的利益，使其能够获得足够的赔偿。

在理解了再保险合同的性质后来看这两种观点，似乎并不矛盾。第一种观点在逻辑上没有不妥的地方。第二种观点否定再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理由是由再保险人行使该权利可能不便于操作和效率低下。这种分析方法在逻辑上有错误，先假定再保险人存在代位求偿权，而再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将导致诉讼成本过高，而否定在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因此作者认为再保险人具有代位求偿权更符合逻辑，但如果由再保险人来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话，确实可能不经济，也不便于操作，所以应该用其他方法来解决。

我国《保险法》第44条第1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从法条的字面意思来理解，该条款没有赋予再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但是按照保险法的原理来推论，既然再保险合同是一种责任保险合同，那么在这个合同当中的被保险人为原保险人，而保险人为再保险人。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在保险人就可以按照《保险法》第44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求偿权。

诚然，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一样，再保险人享有代位求偿权的确可能不经济，但再保险人享有代位求偿权在某些情况下是有价值的，如当原保险人怠于行使自己的追偿权时，如果不赋予再保险人以追偿权，那么再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可能受到侵害。有学者主张原保险人怠于行使其代位求偿权时，再保险人可依据民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直接向责任方行使代位权。但此代位权绝不等同于“代位求偿权”；再保险人也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向原保险人主张权利。[5]但责任保险的保险金的给付方式有两种形式：一是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但有一限制，即必须在被保险人已向第三者支付赔偿金后，以免发生被保险人取得保险后不向第三者赔偿的情况；二是保险人得到被保险人的通知后，直接向第三者支付保险金。保险人在支付保险金后，在被保险人对其他人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情况下，保险人可以在其支付赔偿金的限度内行使保险代位权。从责任保险的保险金给付方式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责任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在履行赔偿义务后，对造成损害的其他责任人有保险代位权。而再保险合同是责任保险合同，因此再保险合同的再保险人有代位求偿权。

认为再保险合同具有独立性，因而再保险合同不具有代位求偿权的观点实际上是没有把再保险合同看作责任保险合同。讨论的前提不同，因此得出的结论不同。不过，由再保险人形使代位求偿权，的确可能导致不经济的情况发生。国际上的习惯做法是再保险人代位权皆由保险人行使，并将追偿所得摊回再保险人。[6]笔者认为出了这种方法之外，我国还可以规定约定代位制度，这样再保险人和原保险人可以约定再保险人是否享有代位求偿权，如果约定享有，那么再保险人就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反之则不享有。限制的目的并不是否认再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而是为了促进效率，这样是符合商事法的立法精神的。

注释：

[1]李玉泉：保险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02。

[2]再保险的性质有原保险合同说和责任保险合同说之分。前者认为再保险合同继承原保险合同而来，两者并无二致。但就再保险合同制度本身的特点来看，作者更倾向于责任保险说。

[3]陈继尧：再保险论-当前趋势与型态研究。台湾三民书局。1993.34。

[4][日]田边康平：保险契约法台湾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出版社。1993.115。

代位求偿权范文篇9

保险中的代位求偿，又称“代位追偿”或“权益转让”，简称“代位”，是指保险标的由于第三人的责任发生保险事故而导致损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款后，依法取得对第三人的请求赔偿的权利。

保险中的代位求偿是财产保险以及同财产保险具有相同属性的损害补偿保险所专有的性质。在保险实务中，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往往在保险人、被保险人、第三方之间存在很大争议，主要集中在保险人向第三方索赔是基于保险标的损失还是保险人的赔款金额？从第三方获得的赔款在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如何分配？等等。

保险人向第三方索赔是基于保险标的损失还是保险人的赔款金额？根据《保险法》中的有关规定，一些观点认为，保险人只能在其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索赔，超过赔偿金额的部分，应该由被保险人自己向第三方索赔。笔者认为，这种否认保险人代位取得被保险人向第三方请求赔偿权利完整性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弊端。首先，混淆了代位索赔与代位求偿的概念。前者是保险人以自己的名义代替被保险人行使其向第三方主张赔偿的请求权。该请求权是基于第三方对保险标的的侵害，也就是保险标的损失的请求权。后者是保险人因其向被保险人支付了保险赔款而代位取得的向第三方主张得到利益补偿的权利，是基于保险赔款的一种债权的转移。显然，《保险法》的规定是基于后者，即保险人从追回的款项中得到的利益补偿，以其支付的保险赔款金额为限，超过部分应归被保险人所有，以免保险人因代位求偿权而额外得利。但是，这并不影响保险人以保险标的的损失金额向第三方索赔，这是因为损失标的以及基于损失标的的权利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也只有以损失金额向第三方索赔，才能一方面最大范围保全保险公司利益，另一方面保全被保险人的利益。其次，体现不出财产保险的作用。财产保险的好处之一是，当被保险人遭遇保险事故造成损失时可直接向保险人要求赔偿，以使其免于与第三人的索赔纠纷，尽快恢复生产。若保险事故造成损失，被保险人必须就保险公司未补偿部分向第三方索赔，与损失全部部分向第三方索赔相比，不但没有省去索赔的麻烦，还多了保险这个环节，增加了麻烦。保险的作用无法体现，保险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第三，若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必须分别向第三方索赔，则增加了诉讼费用，不利于索赔成功。根据我国法律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方承担，若保险人就其赔偿金额向第三方索赔，被保险人又就其未获保险赔偿部分也向第三方索赔，则会增加第三方的诉讼费用负担，这样势必影响第三方的合作态度，增加索赔难度。因此，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通常会以保险标的的实际损失金额向第三方提出索赔，追回的赔款在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合理分配，这并不违反法律规范关于代位求偿权的规定。

保险人支付保险赔款之后，从第三方追回的款项如何分配？在足额保险中，保险人足额赔偿了被保险人的损失，从第三方追回的款项只要不超过保险赔款，理应归保险人所有。但是在不足额保险中，按照这种观点处理显然会侵犯被保险人的权益。不妨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被保险人就一个价值100万的财产向保险公司投保，保险金额80万，后因第三方侵害造成财产损失60万，保险人按照不足额保险比例赔偿原则赔付被保险人48万，取得代位求偿权，向第三方追回赔款40万。在这个案例中，保险人负责100万财产中80万的风险保障，被保险人自负其他20万的风险保障。保险人既然按比例赔给被保险人48万，则剩下的12万是被保险人自己负担的。保险人向第三方索赔事实上是基于损失标的这一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追回的款项也应该按照各方负担损失的比例进行分配。保险人负担了60万损失中的48万，占80％，应得追回的40万赔款中的80％，即32万，被保险人得到另外的8万。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各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对等与公平。在这一分配原则基础上，保险人得到的款项仍以其保险赔款为限，也就是说，只要从第三方追回的款项不超过60万，都是按比例分配，保险人最多能得到48万。如果保险公司代位向第三方索赔时，第三方也许出于同情或安慰受害人的目的，也许为了维护自身形象，赔款可能会超出保险标的实际损失。那么超出的部分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如何分配呢？显然，第三方的赔款是基于损失标的向受害人（也就是被保险人）的赔款，保险人只是代位取得向第三方索赔的请求权以及从所追回款项中得到补偿其已支出保险赔款的债权。损失标的的物权仍归于被保险人，基于物权的其他补偿，如安慰费等，理应归于被保险人。也就是说，在保险实务中，保险人绝对不可能额外得利，但被保险人可能获得超过其实际遭受损失的赔偿。

综上所述，代位求偿权是法律赋予保险公司的权益，代位求偿制度的目的是维护保险的补偿原则、避免道德风险，同时体现社会公平原则。因此，在保险实务中，应该弄清保险代位求偿的真正内涵，尤其是其法律概念，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纠纷。随着保险市场经营主体的多元化，保险公司服务和管理的多样化，只有真正的按照保险合同办事，按照法律规范办事，把握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实质，才能正确开展代位追偿工作。

代位求偿权范文篇10

一、案情简介

1999年12月，湖南省化工轻工总公司塑料分公司（简称化轻塑料公司）向常德某保险公司（简称保险公司）投保水路货物运输险，保险标的为聚乙烯，保险价值和保险金额均为34万余元，保险责任起讫期为南京港至长沙港。保险合同生效后第7天，载运保险标的的船舶（属湖南省南县航运公司所有）在长江武汉水域与安徽省宣洲市轮船运输公司的一艘油轮相撞，造成载运保险标的的船舶沉入江中，船上人员两死一伤和货物全部倾覆江中受损的重大事故。事故发生后，武汉港监部门作出责任认定书，认定安徽省宣洲市轮船运输公司应负事故主要责任，并当即扣押了价值80万元的油轮及船上价值200余万元的燃油。化轻塑料公司向保险公司报案后，保险公司组织了现场查勘。但在港监部门对事故的处理过程中，化轻塑料公司、湖南省南县航运公司、安徽省宣洲市轮船运输公司却回避保险公司，在港监部门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书，安徽省宣洲市轮船运输公司仅赔偿湖南省南县航运公司人员伤亡和船舶损失10万余元，对造成的货损未作处理。此后，安徽省宣洲市轮船运输公司支付了调解协议书确定的赔款，船舶及船上货物均被港监部门放行。此后，化轻塑料公司多次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金，由于保险公司只同意赔偿部分损失，双方未能达成理赔协议。1999年4月，化轻塑料公司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本案审理情况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为有效合同，且本案事故属保险责任事故，判决保险公司承担全部货物损失赔偿责任。一审判决后，保险公司未提起上诉，而是向检察院提出申诉，由检察院提起抗诉，进入审判监督程序。在审判监督程序中，一审、二审均判决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驳回了化轻塑料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中，一审及审判监督程序中的一、二审人民法院对事实的认定基本一致，唯一不同的是在法律适用上，审判监督程序中，人民法院适用了《保险法》第46条第1款：即“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的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三、本案分析

财产保险实践中，保险标的损失是由第三者的责任造成的情形较为普遍。为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各国保险立法均规定，被保险人既可以直接向第三者索赔，也可以直接向保险人索赔。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转移给保险人，由保险人向第三者主张损害赔偿权。这就是保险立法上的代位求偿制度。

保险代位求偿制度产生的法律依据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财产保险的补偿原则，即被保险人通过投保获得的经济补偿，不应当超过保险财产的实际损失。如果在由第三者的责任致保险财产损失的情形下，既允许被保险人从保险人那里获得保险金赔偿，又允许被保险人从第三者那里获得赔偿，那么，被保险人的所得就会超过保险利益。因此，当保险人给予被保险人保险赔偿金后，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权益就应当转让给保险人。二是民法的公平原则，即第三者的责任致保险财产损失后，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在第三者的责任致保险财产损失的情形下，因为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保险金赔偿，而使第三者免除民事赔偿责任，则会使保险法律制度成为违法行为人逃避民事法律追究的借口。这不仅对保险人是不公平的，更是法律的不公平。因此，当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保险人享有向第三者主张赔偿的权利。

虽然保险法律赋予被保险人在第三者致保险财产损失的情形下，具有选择赔偿主体的权利，但在实践中，被保险人往往考虑到保险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一般优于第三者，且保险理赔在程序上一般较向第三者索赔简易等因素，大都选择向保险人提出保险赔偿。一些被保险人认为，这种选择权对被保险人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只要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提出保险金赔偿要求，保险人应无条件地给予赔偿。因此，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实现不仅成为保险人的一项重要实务，也是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经常发生的保险合同争议。

实际上《保险法》在赋予被保险人在第三者致保险财产损失的情形下有权选择赔偿主体的同时，为了维护法律的公平，对被保险人是作了限制性规范的。这些限制性规范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第一，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要件。一是保险事故的发生，第三者负有赔偿责任。按现行民法学对民事责任的划分，民事赔偿责任的产生分为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两种。比如在本案中，湖南省南县航运公司承运被保险人的货物，双方形成了货物运输合同关系，湖南省南县航运公司未能履行按期、安全地将货物运送到目的地的义务，显然已经构成违约；而安徽省宣洲市轮船运输公司违反安全操作规程，致运输中的货物全部损失，则是一种侵权行为，湖南省南县航运公司和安徽省宣洲市轮船运输公司依法都负有对被保险人赔偿的责任。二是保险人已赔偿保险金。这是因为，保险人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律依据，实质上是债务转移的法律制度。而债是特定的当事人之间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产生的是保险合同法律关系，两种法律关系之间的债没有关联。保险人只有在依据保险合同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才能成为新的债权人，才能主张享有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代位追偿权利。因此，《保险法》第45条第1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第二，被保险人不得放弃对第三者的请求赔偿权利。《保险法》第46条对被保险人放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权利的法律后果，以保险人是否已赔偿保险金作为依据规定了两种：一是在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二是在保险人已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的赔偿请求权，放弃行为无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