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位范文10篇

代位范文篇1

一制度比较

（一）代位继承的发生原因

关于代位继承的发生原因，有三种不同的规定：

1.以被代位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为代位继承发生的唯一原因。我国继承法和法国民法典属于这种类型〔1〕。

我国除在继承法中对此作出明确规定之外，最高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又从反面规定，继承人丧失继承权的，其晚辈直系血亲不得代位继承，将代位继承严格限制在被代位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一种情况。

2.被代位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和丧失继承权，都可以引起代位继承。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国和我国台湾属于这一类型。

如日本民法第887、891、892条规定，

被继承人的子女于继承开始前死亡或依法丧失继承权或因被废除而丧失继承权时，其子女代其位成为继承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138、1140条规定，直系卑亲属中有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或丧失继承权，由其直系卑亲属代位继承。

3.被代位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丧失继承权和抛弃继承权，均发生代位继承。德国和瑞士等国属于这种类型。如瑞士民法典第541、572条规定，无继承资格人的直系卑血亲按无继承资格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情况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被继承人未留任何遗嘱且继承人中一人抛弃继承权时，其应继份按抛弃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前死亡的情况处理。

（二）被代位人的范围

被代位人必须是被继承人的血亲继承人，配偶一方先亡不发生其子女代位继承的问题，这是各国继承法的一致原则。至于哪些血亲继承人能够作为被代位人，各国的规定差别甚大。综观各国继承立法，关于被代位人范围的规定，大体有四种类型：

1.被代位人限于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我国继承法和台湾地区民法属于这种类型。这反映了海峡两岸的中国人在继承范围问题上的一致性。但在法条的表述方式上，二者有所不同。我国继承法规定，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由其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将被代位人限于被继承人的子女。台湾地区民法则一般地将直系卑亲属列为被代位人，规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有于继承开始前死亡或丧失继承权者，由其直系卑属代位继承其应继份，而第一顺序继承人为直系卑亲属。

2.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和兄弟姐妹及其直系卑亲属都可以作为被代位人。日本、法国、韩国、加拿大、保加利亚等国民法属于这种类型。应当指出的是，日本民法在1981年修改之后，对被代位人的范围作了限制，即旁系血亲作被代位人仅限于兄弟姐妹，其直系卑血亲不能作被代位人。

3.被代位人的范围包括直系卑亲属、父母及其直系卑亲属和祖父母及其直系卑亲属。德国和瑞士等国属于这种类型。属于这一类型的继承立法，严格贯彻亲系继承原则，继承顺序按亲系划分，每一顺序中再按亲系划分为若干顺序，顺序在前的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即由其直系卑亲属代位继承，只要该亲系中有继承人存在，其应继份就不会转归他系继承。例如，按瑞士民法典第457至460

条和德国民法典第1924

至1928条规定，第一顺序继承人是死者的直系卑亲属，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由其直系卑亲属代位继承，以亲等近者为先。为直系卑亲属中亦有人死于被继承人之前，则由先死者的直系卑亲属代位继承。无直系卑亲属，即由第二顺序继承人即父母及其直系卑亲属继承，以亲系亲等为序，即父母中一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由其直系卑亲属代位继承，无直系卑亲属时，由他方及其直系卑亲属继承。第三顺序继承人是祖父母及其直系卑亲属。这一顺序的继承人同样要按亲系和亲等继承，即首先，将遗产分成二份，父系祖父母和母系祖父母各一份。各系之中祖父和祖母平均继承。一方死亡，由其直系卑亲属代位继承，无直系卑亲属的，由生存一方及其直系卑亲属继承。父系或母系祖父母中一方无人继承时，全部遗产由有继承人的一方继承。亲系继承止于祖父母。

4.被代位人的范围包括直系卑亲属、兄弟姐妹及其直系卑亲属、祖父母及其直系卑亲属。美国统一继承法典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类型和第三种类型的区别在于，按照第三种类型的立法，兄弟姐妹不是一个独立的继承顺序，他们被划归父母及其直系卑亲属这一亲系之中。如前所述，按照这种立法，父母中一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其应继份由其直系卑亲属代位继承，而不转归生存配偶，只有死亡一方无直系卑亲属时，生存配偶才能获得对方的应继份。而按照第四种类型的立法，父母和兄弟姐妹是相互独立的两个继承顺序，父母中一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应继份即转归生存一方。换言之，只要父母中有一人生存，兄弟姐妹就被排除在继承顺序之外。可见第四种类型的立法对父母中的生存一方较为有利〔2〕，而第三种类型的立法则对兄弟姐妹较为有利。

（三）代位继承人的范围

代位继承人必须是被代位人的直系卑亲属，这是代位继承的一个原则。在这个问题上，各国的规定是一致的，但也有个别例外，如韩国民法规定，妻子可代亡夫继承公婆的财产。值得注意的是，代位继承人必须是被代位人的直系卑亲属，但不一定是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实际上，在大多数国家，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大大超出了被继承人直系卑亲属的范围。例如，承认父母或兄弟姐妹可以作被代位人的立法，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就扩及到侄子女、甥子女及其直系卑亲属：承认祖父母为被代位人的立法，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就扩及到叔、伯、姑、舅、姨及其直系卑亲属。

代位继承原则上不受代数限制，但基于立法政策上的理由，也可以对其加以限制。如日本民法原来规定，兄弟姐妹的直系卑亲属作为代位继承人不受代数限制，后来这一规定受到人们的广泛批评，认为这样会使那些与被继承人既无亲情又无生活上的依赖扶助关系的人成为继承人，而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因此，1981年修改后的民法，将代位继承人限于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和兄弟姐妹的子女。这反映了继承立法重视亲情和生活上的互相扶助关系。对继承权的影响以至决定作用，也反映了缩小继承人范围的立法倾向。

养子女和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可否作代位继承人？外国法律中无继子女法律地位的规定，继子女如果被继父或继母收养，按养子女对待，否则无权利义务关系。对于养子女，多数国家规定可以作为代位继承人继承其养父或养母的直系尊亲属的财产。这些国家的理论认为，收养的效力及于养父母的血亲。这种主张有利于稳定收养关系。美国等一些国家则认为，收养是收养人和被收养人之间的事，收养合同的效力不及于收养合同以外的其他人。因此，养子女不能代养父或养母之位继承养父或养母的直系尊亲属或其他血亲的财产。我国收养法第22条明确规定：“养子女与养父母的近亲属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法律关于子女与父母的近亲属关系的规定。”因此，养子女亦可作代位继承人。丧失和放弃对被代位人的继承权者，是否可以作为代位继承人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罗马法对此采取肯定说。法国民法典第744条仿罗马法，

明确规定：“任何人如曾放弃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仍得代替被继承人的地位。”学者有肯定和否定二种主张。史尚宽先生持肯定说。笔者赞成肯定说。因为第一，代位继承人系基于自己的固有权利直接继承被继承人，而不是基于对被代位人的继承权间接继承被继承人（理由容后详述）；第二，丧失和放弃继承权仅具有相对的效力，丧失或放弃对被代位人的继承权，不影响其对被继承人的继承权；第三，各国民法对此均无禁止规定。

（四）代位继承人的应继份

代位继承人只能继承被代位人的应继份，如果有二个以上的代位继承人，则应由他们共同继承，按人数均分被代位人的应继份。各国继承立法对此持相同意见。

如果处于同一亲等的被继承人的血亲继承人全部先于被继承人死亡，他们的直系卑亲属应如何继承？例如，被继承人的子女全部先于被继承人死亡，他的孙子女是否仍应按代位继承的原则继承？对此，立法上有按人均分说和按股均分说二种主张。法国以及德国、瑞士等采取亲系继承制的国家，严格贯彻按股继承的原则，虽然被代位人全部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其直系卑亲属仍应按股代位继承。如法国民法典第740

条明确规定：“代位继承，不论被继承人的现有子女与较之被继承人先死的子女所遗下的直系卑血亲共同继承的情形，或被继承人的子女均较被继承人先死，而此等子女所遗下的直系卑血亲不问亲等是否相同，共同继承的情形，均准许之。”该法典第742条规定“关于旁系亲属，

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及其直系卑血亲，不论在与伯父、叔父、舅父、姑母共同继承的情形，或在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均已死亡时，遗产归属于该兄弟姐妹所遗下的亲等相同或不同的直系卑血亲的情形，均准许代位继承。”

美国采按人均分说。美国统一继承法典明确规定，被继承人的直系卑亲属如属同一亲等，可以平等地继承遗产，如果亲等不同，较远亲等的继承人可以通过代位继承取得遗产。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均已死亡的情况下，如果他们的直系卑亲属亲等相同，则平等地继承，如果亲等不同，较远亲等的继承人可以通过代位继承取得遗产。祖父母作为被代位人时亦同〔3〕。理论上认为，

代位继承的条件之一是实际参加继承的人与被继承人的亲等不同，如果亲等全部相同，不发生代位继承。在被继承人的子女全部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时，孙子女是基于自己的继承地位平等地继承，而不是代替自己的父母继承，因此他们的应继份应当相等。确定被代位人的直系卑亲属应当按人数平均继承还是按股代位继承的规则是：当所有的卑亲属对于其尊亲属来说处于同一亲等时，各卑亲属按人数平均继承；当各卑亲属对于其尊亲属处于不同亲等时，则按股继承，即亲等较远者按代位继承原则取得其尊亲属在世时应取得之继承份额。

我国古代采取按人均分说。《唐律疏议》举例解释均分说：“一个老者有三男十孙，分家时应给老人留一份。三男中只有一男健在时，财产分成四份，三男各一份，老人一份。三男皆死，财产分成十一份，十孙各一份，老人一份。我国古代析产和继承不分，这里说的虽然是析产，其原则也适用于继承。按此原则，在儿子皆亡的情况下，由诸孙按人数均分财产，而不按代位继承的原则分配。宋代和明代的法律都规定，兄弟俱亡，由兄弟的诸子（即诸孙）均分。诸孙均分的条件是：（1

）被继承人的儿子全部先于被继承人死亡；（2）诸孙系同一亲等的直系卑亲属。

笔者以为，按人均分说较为合理，且符合我国的继承传统，我国继承立法和司法实践宜采按人均分法。

二代位继承的根据

代位继承的根据是什么？代位继承人是基于被代位人的权利而继承，还是基于自己固有的权利而继承？多少年来，人们为此争论不休，莫衷一是。概而言之，可将各种主张分为二种——代位权说和固有权说。

代位权说又叫代表权说。这种学说认为，代位继承人系代替被代位人的继承地位而继承，他是被代位人的代表。因此，被代位人的继承权是代位人继承的根据和基础，被代位人丧失继承权或拒绝继承，其直系卑亲属即无位可代，因而不能继承。法国民法典、意大利旧民法和德国普通法采此主张，〔4〕我国继承法也采代位权说。〔5〕

固有权说认为代位继承人系基于自己的固有权利继承被继承人，而不是基于被代位人的继承地位继承。因此，被代位人丧失继承权，放弃继承权时，其直系卑亲属仍可基于自己的固有权利代其位而继承。意大利新民法、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日本民法典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均采此说。如瑞士民法典第541条规定，

无继承资格人的直系卑亲属，按无继承资格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情况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该法典第572条规定被继承人未有任何遗嘱，且继承人中一人抛弃继承时，其应继份按抛弃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前死亡的情形处理，即继承人丧失继承权和抛弃继承，其直系卑亲属都可以代位继承。我国台湾民法第1140条规定，直系卑亲属中有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或丧失继承权，由其直系卑亲属代位继承。

笔者赞同固有权说，理由如下：

（一）根据民法的基本原理，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继承人自死亡时起，其民事权利能力终止，主体资格消灭，以主体资格为依归的继承期待权亦随之消灭，继承法律地位当然不复存在。因此，不管被代位人是死亡还是丧失继承权，其代位人都不可能去代替一个实际上已不存在的法律地位进行继承。代位权说违反民法关于自然人权利能力的基本原理，因而是不能成立的。固有权说主张代位继承人系基于自己的固有权利而继承，可以有效克服代位权说的这一矛盾。

（二）代位权说不能解释，法律为什么规定某些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其直系卑亲属可以代位继承，而另一些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其直系卑亲属则不能代位继承。只有固有权说才能圆满地解释这一问题。

按照固有权说，代位继承人本来就是法定继承人范围以内的人，不过在被代位人生存时，按照“亲等近者优先”的继承原则，他（她）们被排斥于继承之外，当被代位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或丧失继承权时，他们则基于自己的继承人资格和权利，按照被代位人的继承顺序和应继份，直接继承被继承人的财产。法律关于哪些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可以发生代位继承的规定，实质上就是关于法定继承人范围的规定。因此，哪些继承人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或丧失继承权，其直系卑亲属可以代位继承，取决于立法者所确定的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例如我国将继承人严格限制在相互之间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的范围内，因此，只有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才发生代位继承。奉行凡有血缘可寻之处就有继承权的德国、瑞士等国家的继承立法，则将代位继承的范围规定得很宽，不仅直系卑亲属，而且父母、兄弟姐妹和祖父母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或丧失继承权，都发生代位继承。关于这一点，日本民法1981年修改前后对兄弟姐妹的直系卑亲属代位继承的态度，是一个有力的佐证（见本文第一部分之三）。总之，按照固有权说，代位继承人是当然的法定继承人，当被代位人死亡或丧失继承权时，他们即基于自己固有的继承权利直接继承被继承人的遗产，而不是基于被代位人的继承权利而继承。

（三）从制度上考察，代位继承是基于亲系继承和按支继承这样两种继承制度，没有亲系继承和按支继承，就不会有代位继承。

1.亲系继承

亲系继承就是在血亲继承人中，按亲系而不是按亲等划分继承顺序。例如直系卑亲属、父母及其直系卑亲属、祖父母及其直系卑亲属为三个不同的亲系。亲系继承的特点是，第一，按亲系划分继承顺序，前一亲系的所有成员的继承顺序在后一亲系的人之前，只要前一亲系中有一人继承，后一亲系的人就不能继承；第二，同一亲系的继承人继承遗产时，亲等近者优先。有亲等近者，亲等较远者不能继承。亲等近者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由其晚辈直系血亲，即亲等较远者代位继承。如果完全实行亲等继承制，即一概按亲等远近划分继承顺序，就不会有代位继承。完全按亲系划分血亲继承顺序的国家，如德国、瑞士、美国等，代位继承的范围很宽，如前所述，每个亲系中都可发生代位继承。实行亲系和亲等相结合划分继承顺序的国家，代位继承的适用范围窄。质言之，只有按亲系确定的那个继承顺序，才可能发生代位继承〔6〕。

2.按支继承制度。按支继承又叫按股继承。

所谓按支继承，即在子女及其直系卑亲属这个亲系之中，按子女的人数划分为若干支，每个子女及其后裔为一支。遗产在这个亲系中按支分配而不是按人分配，每一支当中按亲等近者优先的原则继承。如果某一支中亲等近者先于被继承人死亡或丧失继承权，则由其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只要这一支当中有直系卑亲属存在，该应继份就不转归他支。其他亲系依此类推。

由上述分析可知，代位继承建立在亲系继承和按支继承制度之上。亲系继承反映的是，某个亲系的血缘亲属应当优先于其他血缘亲属继承这样一种观念。按支继承反映的则是在每一亲系中，应当按支而不是按人分配遗产的观念。基于按支继承制度，某一支中与被继承人亲等最近者如先于被继承人死亡，其应继份当然应留在该支内由其直系卑亲属代位继承，而不是转归他支。这些制度和观念都证明了固有权说的合理性。

注：

〔1〕我国继承法第11条，法国民法典第730条、740条、787条。

〔2〕〔3〕《美国统一继承法典》第2—103条。

〔4〕见史尚宽《继承法论》第78页。

〔5〕见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8条。

代位范文篇2

[关键词]：代位权效果归属突破

代位权制度成型于法国古老的习惯法中，最早由法国民法典予以明文规定，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弥补强制执行规定的不完善，特别是不动产的转让、请求给付债权及其他财产权执行方法的欠缺。由于该项权利仅能在诉讼上行使，故法国学者称之为“间接诉权”。法国民法典的这一规定对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日本民法典及意大利民法典都对代位权作出了规定。[i]

1999年3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3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名义行使债务人的债权。”这表明代位权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终于得到了确立，使代位权制度从以往学者的理论中走进了社会生活。

一、代位权的界定

所谓代位权，指的是如果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权利已负迟延责任又怠于行使其对第三人享有的权利时，债权人为保全其债权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债务人权利的权利。[ii]可见，代位权人并非债务人的人，代位权也不是权。权人为被人的利益而为行为，则其正常活动的法律效果自然应当直接归属于被人，而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增加债务人财产的效果，但债权人代债务人行使权利的初衷是旨在保护自己的债权不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对次债务人的权利而受损害，并不是单纯为了债务人的利益而行使此种权利。、

《合同法》所规定的代位权以传统的代位权理论为基础，是针对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大量孳生的三角债以及债务人逃废债现象而确立的一种新的债的保全制度。代位权制度作为债的担保制度和合同责任制度的补充，得以更有效地保障债权人利益，督促债务人切实履行债务，维护交易的安全与秩序。

二、代位权的构成要件

在理解债权人代位权的构成要件时，应当注意“保护债权人的债权”和“保护债务人的经济自由”，即维护交易安全与尊重债务人的意思自由这两个价值目标之间的平衡。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iii]第11条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应该符合下列条件：（1）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2）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务人造成损害的；（3）债务人的债权已经到期；（4）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从法律上明确而严格限定了债权人代位权的行使要件。以下对代位权行使的各要件作一番分析：

（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

这是代位权行使的首要条件。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必须存在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这里的“合法”是显而易见的合法，是人民法院受理起诉时的判断，而不是经过严格的审判程序之后的最终确定性。[iv]在此前提之下，应注意区分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债权人的代位权原则上只应代位合同之债，而不应代位侵权之债，因为大部分侵权之债都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因此不应成为代位权的客体。至于合同之债是基于何种类型的合同则在所不问，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合同、提供劳务的合同、完成工作的合同等均可成为代位权的基础。但如果债权债务关系并不成立，或者具有无效或可撤销的因素而应当被宣告无效或者可能被撤销，或者债权债务已经被解除，或者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是一种自然债权，则债权人并不享有代位权。

有学者提出，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还必须确定。所谓债权必须确定是指，债务人对于债权的存在以及内容并没有异议，或者债权已经经过了法院和仲裁机构裁判后所确定的债权。[v]而也有学者认为代位权之行使只要求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确定，而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之确定并非必备要件。[vi]笔者以为这种观点较为可取。因为在前一种关系中，如果债权不确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出代位权诉讼，次债务人因难以知道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真实债务情况，而难以对债权人提出抗辩。而在后一种关系中，若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次债务人可以基于自己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不确定而将原本对债务人的抗辩事由得转为对抗债权人。倘若要债权人完全了解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待此种债权确定后方可行使代位权，无疑将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设置了相当大的障碍。

（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务人造成损害

首先，如何理解“怠于行使”的含义？

《合同法解释（一）》第13条作出了相应规定：“合同法73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这表明债务人只有以诉讼或者仲裁的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才不构成“怠于行使”，仅仅以私力救济方式主张权利，如直接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或向其人主张权利，甚至包括向民间调解委员会或行政机关请求处理都属于“怠于行使”之列。这样的规定不仅提供了一种明确的客观标准据以判断怠于行使的构成，亦可避免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债务人与次债务人恶意串通对抗债权人的代位权，使债权人的代位权形同虚设。

其次，如何理解损害的含义？

根据《合同法解释（一）》第13条的规定，此处的“损害”不同于一般的损害赔偿之“损害”。如果要求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举证证明自己的债权受到了具体的、实质性的损害，则无疑是对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设置了障碍。因此，只要债务人未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债权人的债权因债务人的迟延履行而有不能实现之虞，便可视为对债权人造成了损害。

（三）债务人的债权已经到期

无论是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还是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都应当是到期的债权，即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一般必须两个债权均已到期。但在特殊情况下，要求债权人所享有的债权必须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绝对到期也是不合理的。《日本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都规定，虽然债务未届履行期，但债权人专为保存债务人权利的行为，如时效中断、申请登记、申报破产债权等，债权人都可以代位行使。[vii]之所以允许债权人提前行使代位权，主要是出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如果债权人必须等到履行期届满后才能主张代位权，则可能使债权人原本应有的权利丧失，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再行使代位权已丧失其意义。故在例外之情形下，允许债权人在履行期届满前行使代位权，是合理的而且必要的

（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对于什么是“专属于债务人的权利”，在学界有如下几种表述：（1）认为专属于债务人的权利是指法律规定不得让与或不得继承的权利，这两类权利债权人不得行使代位权；[viii]（2）认为专属于债务人的权利包括财产继承权、离婚时的财产请求权、抚养费请求权、人身侵害的是损害赔偿权以及不得强制执行的权利以及不得让与的权利；[ix]（3）认为专属于债务人的权利主要是指须由债务人亲自行使方能产生法律效力的权利，如养老金、慰抚金、退休金、执行程序中所保留的生活必需品等等。[x]而《合同法解释（一）》第12条则将“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权利”解释为：“基于抚养关系、扶养关系、赡养关系、继承关系产生的给付请求权和劳动报酬、退休金、养老金、抚恤费、安置费、人寿保险、人身伤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此规定是对《合同法》第73条第1款的部分重申和具体化。

同时，《合同法解释（一）》第13条将作为代位权客体的债权限定于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也就是说，不但以劳务为标的的债权或者不作为债权不能被代位行使，而且那些不是以金钱给付为标的的债权（例如物的交付），也不能成为代位权的标的。其理由在于，如果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享有的债权是以物的交付、提供劳务为标的而非金钱给付，则将导致诉讼的烦琐，在具体操作上也比较困难，甚至出现给付不能的情况。因此将该债权限定于金钱债权，不仅使代位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便于操作，也使清偿关系清楚，程序简单而容易确定。

三、代位权行使效果之归属

对于债权人依法行使代位权后次债务人应向谁清偿债务，即债权人代行债务人的债权因此而获得的利益应当归属与债权人还是债务人，存在两种观点的对立。

以王利明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依据传统民法上的代位权理论，认为代位权行使的直接效果应归属于债务人。因为按照债的相对性，次债务人只对债务人负有履行义务，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不能要求次债务人直接向债权人履行义务，只能要求次债务人向债务人履行义务。如果债权人直接接受履行，不仅破坏了债的相对性原则，而且在存在数个债权人的情况下，也损害了其他未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债权人在行使代位权后，次债务人应向债务人清偿的财产，首先应交付给债务人作为债务人的责任财产，然后才能用于清偿债权人的债权。[xi]

而《合同法解释（一）》第11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以消灭”。这可以得出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可以直接受领代位权行使的结果之结论，而以此结论为前提又可以进一步推导出相对于其他未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而言，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对次债务人的给付享有优先权，即在受偿时具有优先的效力。我国合同法上在代位权制度方面对传统民法代位权理论的重大突破，可谓是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上的独特作法。比较而言其更能体现出现代交易活动所要求的效能原则。

首先，法律赋予债权人在债务人怠于行使自己到期债权而可能有害于债权人的债权时，得以越过债务人，直接对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追索债务人的权利。笔者认为此种权利不仅具有程序意义，而且具有实体意义。表现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不仅仅是对债权行使的代位，而且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发生抵销的效果。这样规定的理论依据在于债务人对债权人享有抵销权，实践根据在于其有利于长期困扰我国经济的“三角债”问题的解决。基于此，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判令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以抵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并且使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

其次，将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获得的利益归属于债务人，只能是徒增程序上的繁杂和不便而已。因为代位权诉讼本来就是基于债务人怠于行使债权而发生的，如果法院判决债权归债务人直接受领，而债务人再怠于受领，则无疑与设置此程序的目的不相吻合。[xii]退一步讲，即使债权人及时受领代位权之行使所获利益后，债权人还得再向债务人行使请求权以实现债权，这显然是人为的使程序变得复杂起来，增加当事人的诉累和诉讼成本，浪费司法资源，不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因此将所获利益直接归属于债权人，则可以简化程序，减少中间环节，便于及时清结债权债务。

第三，出于对债权人的激励机制而言，我们应当允许行使代位权的债权人在事实上得以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受偿。代位权诉讼不同于债务人清算程序或者破产程序。清算程序或者破产程序设置的立足点更多的放在使众多债权人平等受偿上，而代位权制度的设立则侧重于保护那些积极行使权利的人，让没有行使权利的其他债权人轻而易举地分享积极行使者辛苦得来的成果，这显然不公。久而久之必然会使具有“经济理性”的债权人丧失行使代位权的积极性，进而使代位权制度的设立失去其意义。

第四，对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范围的限制决定了可以将所得利益直接归属债权人，而与此同时次债务人的法律地位及其利益均无影响。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限制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请求数额既不能超过债务人所负债务数额，也不能超过次债务人所负债务数额，对超出的部分人民法院是不予支持的；其二、《合同法解释（一）》第18条第1款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即凡是次债务人可以对抗债务人的一切抗辩，如诉讼时效届满的抗、抵销的抗辩、同时履行的抗辩等都可以用以对抗债权人。

基于上述理由，笔者认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所获利益归属于债权人而非债务人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使法院在实际操作该制度时非常便利。

参考文献：

[1]、王利明、崔建远著《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修订版，第380页

[2]、陈荣宗《代位诉讼既判力研究》，载《民事诉讼法之研讨》，三民书局，1996年版

[3]、以下简称为《合同法解释（一）》

[4]、徐开墅《论债权的保全制度》，载《中国法学》，1991年第4期

[5]、王闯《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若干理解》，载《判解研究》第一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02页

[6]、同前引（1）王利明、崔建远书第386页

[7]、同前引（5）王闯文第109页

[8]、刘家琛《合同法新制度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页

[9]、张广兴《债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00页

[10]、谢晓尧等《新合同法要义》，广东旅游出版社，1999年版，第186页

代位范文篇3

海上保险作为保险的一类，毫无例外也有代位求偿制度。英国《1906年海上保险法》第79条规定：“⑴不论是整个标的物的全损还是货物可分割部分的全损，保险人在赔付全部损失后，有权取得被保险人在该已获赔付的保险标的上的任何权益，并取得被保险人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在保险标的上的权利和救济；⑵除前款规定外，保险人赔付部分损失的，保险人并不取得该项保险标的或其存余部分的所有权。但根据本法，保险人从造成损失的事故发生之日起，因赔付了损失，就取得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一切权利和救济，但以被保险人取得的赔偿为限度”。1993年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以下简称《海商法》）第252条就海上保险代位求偿问题亦作了相应规定：“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是由第三人造成的，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要求海事法规赔偿的权利，自保险人支付赔偿之日起，相应转移给保险人。”

因此，根据法律规定，保险代位求偿权是指保险人在其保险责任范围内赔付被保险人保险标的的全部或者部分损失后，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享有向海上保险事故的责任方即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

二代位求偿权的法律性质我国保险法第44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我国海商法第252条也同样规定：“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是由第三人造成的，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要求赔偿的权利，自保险人支付赔偿之日起，相应转移给保险人。”显然，保险人向第三人请求赔偿的代位求偿权是法律赋予的。因此，代位求偿权的法律属性为法定代位权。

为了正确理解和把握其内涵，有必要阐明代位求偿权的立法根据。保险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损失补偿原则，根据该原则，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遭受的损失应给予充分的补偿，从而使被保险人在经济上恰好恢复到事故以前的状况。被保险人得到的补偿不能超过其实际损失，即不能通过保险赔偿使其经济状况较事故发生前好。然而，当保险责任范围事故同时又是第三人的责任造成的情况下，按照我国民事责任制度所确定的基本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即“归责”原则，第三人就在法律上对该损失负有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义务。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既不加重其责任，也不减轻或免除其责任。而此时，因被保险人与保险人有合同关系，又与第三人有合同关系或侵权关系，被保险人便同时相有依据保险合同向保险人索赔和依据其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或其与第三人之间的侵权关系向第三人索赔的两个索赔权。但法律不允许被保险人同时从保险人和第三人处获得超出其保险利益的双份赔偿，这既不符合保险补偿原则，也不符合民事责任“归责”原则，否则会产生道德危机和法律禁止的不当淂利。由此，便产生了代位求偿权，使保险人在赔付被保险人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后，依法取得代位求偿权，并越过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追偿。它属于债权的法定转让，权益转让书不是债权转让的法定要件。

海上保险法的代位求偿权与《合同法》中的代位权存在性质上的差异。《合同法》第73条对代位权作了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为制度实质是债权保全制度的内容，从权利性质看，属于民法上的形成权。对于债权，债权人只能向债务人请求履行，原则上不及第三人。但是，当债务人与第三人的行为危机到债权人的利益或当债务人消极地怠于行使权利，听任责任财产地减少，以确保无特别担保的一般债权得以清偿。债权人行使代为权，维持责任财产这一制度为债的保全或债权保全，学理上称其为债的对外效力。可见，《合同法》中的代位权和《海商法》中的代位求偿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区别：⑴权利性质不同代位求偿权属于债权的法定转让，代位权则属于债的保全范畴。

⑵权利的内容不同代位求偿权行使的属于债权人自己的权利，代位权行使的则是属于债务人的权利。

⑶权利的效力不同代位求偿权行使的效力直接归于债权人，而代位权行使的效力归于被代位的债务人。

⑷产生权利的原因不同代位求偿权产生于保险合同，而代位权则无此限制。

⑸行使权利的条件不同代位求偿权的行使以保险责任范围内损失和第三人负有责任为条件，代位权的行使则以债务人怠于行使权利，危害债权人利益为条件。

⑹实现权利的要求不同代位求偿权的实现可以通过诉讼和非诉讼方式进行，而代位权的实现必须通过诉讼的方式进行。

三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条件（一）保险人对第三人须有赔偿权只有当第三人依法应承担责任，被保险人有索赔请求权，才存在向保险人转让赔偿请求权的可能，即“无请求权，无代位权”。但是，如果第三人的致害行为不在承保范围之内，或者未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或者其行为可以免责，则代位求偿均不得适用。而且，根据我国《保险法》第46条规定，除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其他组成人员故意损害保险标的而造成保险事故以外，保险人不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他组成人

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在国外早期的判例中，也有类似的观点。1877年Simpson诉Thomson一案中，一船舶被属于同一船东的另一艘船撞沉，保险人作了赔付后却无法向肇事船追偿。因为同一船东不能自己起诉自己（Apersoncannotsuehimself），遇险船也就无索赔权转让给保险人行使。

（二）保险人已经向被保险人实际支付保险赔偿根据财产保险的补偿原则，当保险标的的损失由第三方造成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有两种途径获得赔偿。如果选择向第三方责任人索赔并获得了充分赔偿，则保险人在此范围内的保险赔偿责任即可得到免除，当然，也就无代位求偿权可言。《海商法》第254条第1款规定，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时，可以从应支付的赔偿额中相应扣减被保险人已经从第三人取得的赔偿。也就是说，当被保险人未能从第三方得到充分补偿或未向第三方索赔而直接凭保险合同向保险人索赔时，保险人应当予以赔偿，并因此取得代位求偿权。如前所述，代位求偿权是因清偿而发生的一种债权转让。当保险人给付赔偿金之后，自动转移给保险人。对此，法律已作了规定。（参见前文《海商法》第252条第1款，《保险法》第44条第1款）但是，在实际业务中，为避免异议，保险人在赔付时，通常要求被保险人签署该保险标的的权益转让书以证明向第三方索赔权的转让。然而权益转让书仅有保险人取得保险代位权的证据效力，是否取得及何时取得应以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作为唯一判断依据。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金后，即使被保险人拒绝签署，保险人也享有代位求偿权；反之，如果保险人未给付保险赔偿金，即使被保险人签署了权益转让书，其保险代位权仍不成立。法律规定保险代位权以保险给付为前提，并没有要求被保险人须有让与意思表示或授权。

（三）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以保险赔偿范围为限保险合同是补偿合同，保险人不得从中牟利，所以保险人只能在保险赔偿范围内行使代位求偿权，其不能因行使代位求偿权获得额外的利益，代位权利仅限于保险人实际赔付的数额。就这一问题，《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与《保险法》的规定相一致。海商法第252条虽未明确规定保险人可以超出赔偿范围向第三人索赔，但该法第254条第2款——“保险人从第三人取得的赔偿，超过其支付的保险赔偿的，超过部分应当退还给保险人”的规定，似乎暗示保险人可以超出赔偿范围向第三人提起代位求偿之诉。海事诉讼法实施之前，海商法与保险法上述规定的不一致曾引起海事司法实践中的争议。建议对我国《海商法》第254条第二款规定应予以删除，以维护法律的一致性。

（四）保险人应当在保险责任范围内赔偿被保险人的损失对这项内容是否构成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条件之一，理论界存在三种观点：①保险人所为保险给付必须符合保险合同的约定，若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对于被保险人所受损失原无保险责任而予以赔偿的，其保险给付是出于自愿，不得据以对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②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仅以事实上给付保险赔偿金为必要条件，至于保险人的给付是否源于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给付义务，可不予以考虑。保险人在其保险给付范围内，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第三人不得以保险人依照保险合同的条款不承担保险给付义务为由进行抗辩。③对保险人超出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的给付是否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应区别对待。如果保险人的保险给付明显超出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责任范围，保险人不得行使代位求偿权。如果对保险人的保险标的保险给付是否超出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存有争议，保险人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

从《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93条规定的“保险事故”和《海商法》第252条规定的“保险责任范围内”看，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内的赔偿享有代位求偿权是勿庸置疑的。疑问主要在于保险人对超出保险合同约定的责任范围的赔偿是否可以同样行使代位求偿权。对此不应一概而论，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笔者认为，如果保险人超出责任范围的“自愿给付”行为非常明确具体，则其不应当对该“自愿给付”享有代位求偿权。例如，船期损失和运费损失不是船舶保险责任的范围，如果保险人已经就该项损失向被保险人做出支付，则虽然被保险人可以就这一损失从第三人处得到赔偿，但保险人对这一损失依然不享有代位求偿权；反之，如果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对保险条款中保险责任的约定并不明确（如现行PICC一切险条款中的“外来原因”），或者对保险事故是否为承保风险所引起存有争议（如货损是由货物自然特性所致还是由海上风险所致），只要上述不明确或者争议在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时业已存在，保险人对其“自愿给付”仍可行使代位求偿权。这种情况下，应当将保险人支付给被保险人的保险赔偿视为保险责任范围内的赔偿，避免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因保险合同纠纷引起不必要的诉讼，使保险人能够以自己的名义对第三人提起索赔鉴此，立法应明确：保险人在支付保险赔偿时与被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含义和保险事故的起因产生争议但先行赔付的，即使事后查明损失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也不影响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

四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方式海事诉讼法生效后，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方式得到明确，即保险人只能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根据诉讼进程，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方式具体包括：1、保险人得以自己的名义提起代位求偿诉讼。在保险人作出实际赔付后，被保险人如果未向第三人提起索赔诉讼，保险人应当以自己的名义向第三人提起代位求偿诉讼。

2、保险人得以向法院提出变更当事人的请求，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根据海事诉讼法第95条第1款的规定，保险人作出实际赔付取得代位求偿权之前，被保险人已经以自己的名义对第三人提起索赔诉讼的，保险人支付保险赔偿后可以向受理案件的法院提出变更当事人的请求，并进而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代位求偿权。

3、保险人得以作为共同原告向第三人请求赔偿。依据海事诉讼法第95条第2款的规定，被保险人如果因为投保不足额保险、协议取得的保险赔偿不足以弥补损失、保险合同约定有免赔额等原因未能从保险人处取得足以弥补第三人造成损失的保险赔偿，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可以作为共同原告向第三人请求赔偿。这一规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1）解决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被保险人和保险人需要凭借一套索赔单证分别向第三人提起诉讼的矛盾。

（2）从程序上确保被保险人可以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继续向第三人行使索赔权。如果说保险法第44条第3款“保险人依照第一款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不影响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赔偿的部分向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规定从实体法上确立了被保险人就未取得足额赔偿的损失部分可以继续对第三人行使索赔权的话，海事诉讼法第95条第2款的规定则从程序法的角度，保证了被保险人这一实体权利的实现。

（3）在一定

程度上解决了第三人的讼累问题。海事诉讼法生效前，第三人既要面对保险人的代位求偿索赔又要应付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请求，特别是在涉外保险诉讼关系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择地行诉常常导致一个海上保险事故由两个法院进行审理的情况，无形中增加了第三人的讼累。海事诉讼法实施后，第三人的讼累问题因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可以作为共同原告提起诉讼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

（4）弥补了海商法未对不足额保险的代位求偿权加以规定的缺陷。海事诉讼法生效前，一般观点认为，对保险标的而言，保险人承保部分与被保险人自保部分不可分，因此，在由保险人提起保险标的的全部损失诉讼后，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便面临着如何分配从第三人取得的赔偿问题。海事诉讼法生效后，保险人可以按照已经支付的不足额保险比例部分的保险赔款，被保险人可以就实际损失减去已经取得的保险赔款的剩余损失，作为共同原告向第三人提起诉讼。这种情况下，无论第三人是否已经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均可根据各自的索赔数额按比例得到赔偿，弥补了海商法规定的缺陷。

五被保险人保全代位求偿权的义务《海商法》第253条规定，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向第三人要求赔偿的权利，或者由于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追偿权利的，保险人可以相应扣减保险赔偿。这说明代位求偿权是保险人的权利，被保险人自然无权与第三人另订合同或以其他方式而将保险人的此项权利解除，或有损于保险人的此项权利。《保险法》在这方面的规定较《海商法》详细。主要体现在当保险事故发生后，如果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的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如果保险人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的，该行为无效。

《海商法》规定的过于笼统，而且对被保险人惩罚过轻，不能更好地保护保险人的利益。《海商法》规定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向第三人索赔的权利与由于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追偿权利的惩罚均为保险人可以相应地扣减保险赔偿，这对保险人来说显失公平。由于被保险人的过失致使保险人不能行使追偿的权利，这种情况下，鉴于被保险人由于疏忽或不知情等情况，保险人尽管相应扣减保险赔偿，但还是对被保险人有一定程度的补偿，这是合理的；但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向第三人要求赔偿的权利，这种情况，可能被保险人有恶意，如果适用上述规定，对被保险人起不到惩罚作用，只能姑息纵容。

《保险法》对此分别作出了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如果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被保险人的行为实质是一种违约行为，致使保险合同无法履行，保险人可以不履行赔付义务，同时这也是对被保险人的惩罚。如果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了保险金之后，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了对第三者请求的赔偿权利，该行为无效。这种情况下，行为无效表明此时产生了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其后果要恢复原状，说明保险人任享有代位求偿权。但是，如果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同谋而做出抛弃行为，那么第三人可能一无所有，共同欺诈，这样保险人的利益根本得不到保障，仅仅享有代位求偿权也无济于事。赔付的款项也无从返回。此时，保险人可以依据恢复原状原则请求被保险人返还已做出的赔付，也可以依据连带责任原则向被保险人追回已做出的赔付。

鉴此，《海商法》第253条的规定存在缺陷，笔者认为应修改为：被保险人未经保险人同意放弃对第三人索赔的权利，该行为无效。被保险人由于过错致使保险人不能或者不能完全行使代位求偿权的，保险人可相应扣减保险赔偿或向被保险人追回全部或部分已支付的保险赔偿。

参考文献：

1张贤伟，《论海上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中国商事海事审判网

2赵俊荣，《论代位求偿权》，载《海事审判》1996年第2期

代位范文篇4

关键词：保险；代位求偿：公平

一、引言

代位求偿权是指保险人享有的、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造成保险标的损害而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人的求偿权。我国2009年修改颁布的《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代位求偿权适用于财产保险业务，目的是避免被保险人因保险额外获利。

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它作为民商法代位权制度与保险理赔制度相结合的产物，目前已经被各国的保险立法普遍确认。本文从代位求偿原则的定义、法理基础人手，探讨了保险人、被保险人以及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者在运用代位求偿原则时遇到的困扰，并因此对代位求偿的公平性提出了质疑。得出的结论是：代位求偿原则只有在降低了精算费率的特定险种中运用时才显示其公平性。

二、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理依据

(一)损失补偿说

传统教科书都认为代位求偿原则是损失补偿原则的应用，它的提出是为了防止被保险人不当得利，减少道德风险。蔡弈在《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限制》一文中谈到，“代位”一词，源于拉丁语subrogate，原意为“使一人处在另一人的位置上”。当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且该损失又是由第三者行为造成时，按照民法和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人此时既可以向第三者提出损失赔偿请求，又可以依据其与保险人订立的保险合同向保险人提出索赔。但被保险人的损失是既定的，为防止其双重得利，同时也为避免有责任的第三者因保险人赔付被保险人的损失而逃脱其应负的法律责任，《保险法》确认了保险代位求偿权这种债权转移制度，将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转移给保险人。

英国学者约翰·T·斯蒂尔认为可以把补偿视为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在被保险人遭到损失后，保险人对其进行补偿，以使其恢复到损失前所处的的经济状况。我国学者朱有彬认为，财产保险的最终目的是使被保险人受损时能够得到补偿，因此补偿原则是财产保险中最为明显的一项原则。

(二)社会公平说

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公平原则的一个体现就是民事主体在权利、义务与责任的承担上，要实现公平与平等。对于第三人行为导致的保险事故，如果没有保险代位追偿制度，被保险人很有可能在得到保险赔偿之后放弃追究侵权行为人的责任。这显然是违反公平原则的，任何人对他人财产或人身造成损害，都应为自己的致害行为承担责任，否则就不能体现公平。同时，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通过使侵权行为人付出一定的道德成本和经济成本，也能对其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使他们“收敛其有害行为”，而且在今后“更加小心谨慎并因此防止致害他人”。

如果只要受损害方财产投了保险则致害第三人可以不用对其损害进行赔偿，会诱发非常严重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导致保险成为渔利工具，同样有悖于保险的初衷。因此，代位求偿制的实施体现了社会公平的原则。

(三)通过降低费率来保护被保险人利益说

如果每一个保险事故的发生都导致保险人承担给付义务，必然会影响保险人的利益，影响保险人的偿付能力。而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可以使有过失责任的第三者原因导致的保险标的的损失，在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的规定先行赔付后，代替被保险人向有责任的第三者追偿。这样既避免了投保人因保险额外获利，也降低了保险人保险赔付的总金额，从而降低保险费率。保险费率一旦降低，社会上广大投保人的负担也因此而减轻了。

三、对代位求偿权公平性的质疑

(一)被保险人有没有获得不当得利

根据《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即不当得利就是没有法律上或合同上的依据，使他人受损而自己取得的利益。根据此定义，将被保险人获得的双重利益定义为不当得利显然是不合适的。

对于被保险人获得的双重利益：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是投保人为自己设置了多重民事法律关系，履行了多重法定义务的对等补偿。在保险代位的当事人：保险人、被保险人及第三人之中，被保险人是基于保险合同的约定取得对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而对于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则是源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这两个请求权的产生均有明确合法的依据，显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要件。

(二)代位求偿权能不能预防道德风险

从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对象来看：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行使代位求偿权，除非该保险事故是由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故意造成的。所以，如果不诚实的被保险人与第三者串通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且事故责任由第三者负责，而此处的第三者不是家庭成员，所以执行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一旦向第三者索赔，则必然使第三者受损，即便保险公司的赔款足够弥补被保险人的损失，也不会给第三者带来额外好处。所以，第三者一般不会与被保险人串通而制造保险事故。另外，投保人在付出保费的同时，也获得了赔偿期待权，尽管保费远远小于保险金额，但由于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而且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一般不大于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所以投保人也没有足够的动机为了取得保险赔偿而故意毁损保险标的。

从以上两个角度来分析，保险代位求偿制度对于预防道德风险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三)保险人会不会因为代位求偿制度而降低保险费率

从理论上讲，保险人因为代位求偿制度而降低保险费率是有可能的。但是由于我国的保险大多数是商业保险，因此即便代位求偿制度可以减少保险人的赔付，但这种补偿往往不会反映在保险费率的厘定中，而是用于提高股东的红利，这是由保险的商业性质所决定的。在一些险种中，代位权获偿额与保险人支付的保险金相比较是最小量的。根据詹姆斯一迈耶估算的1992年美国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获偿额占全部保险赔付的百分比为：海上保险占14.15％，机动车辆保险占8.56％，户主权益保险占0.8％，火灾保险占0.68％，平均获偿的百分比是2.96％。也就是说，因为代位求偿权而获得的补偿占保险人的总赔付比例很低，很难说代位权的存在能够对保险费率产生边际影响。

所以，如果没有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费率精算的有效规范和监管，通过代位求偿来降低保险费率纯属于一厢情愿的事情。

(四)代位求偿权有没有避免使第三者逍遥法外

根据前面代位求偿权的法理分析可知，部分学者认为代位求偿权能够使第三者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有利于社会公平。笔者认为这一点上更多的是主观臆断，理由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

一是保险人在理赔前，通常会要求被保险人先对第三人责任方进行索赔。除非第三者肇事逃逸或者没有经济能力进行赔偿，否则保险人不会接受赔付。如果被保险人向第三者就民事责任索赔顺利时，自然可以避免第三者逍遥法外，不用代位求偿的介入。如果第三者肇事逃逸，则通过公安机关立案后，也会绳之以法。如果是第三者经济能力有限，法院会根据其经济能力先进行部份赔偿，但是债务依然是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代位求偿权在避免第三者获得额外利益时并没有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

二是由于保险人收取保险费，建立强大的保险基金，更加有能力进行赔付。与被保险人相比，保险人的资金实力相对雄厚，巨大的诉讼成本导致尽管赋予其代位求偿权而并不能使其较被保险人有更大的积极性去追究第三者的损失赔偿责任。

(五)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有没有违背权利自由行使原则

根据民法的权利自由行使原则，任何民事权利主体均可以在不危害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自由决定是否行使以及如何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对于被保险人而言。权利自由行使原则即意味着：当其对于保险人的保险请求权与对于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重合时，其应当享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以保障自己的损失得以充分的弥补。因此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既可以请求第三者赔偿，也可以请求保险人赔偿；还可以在第三人的赔偿不足时，请求保险人予以弥补；又可以在保险人补偿不足时，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而代位求偿制度却剥夺了被保险人这种选择的自由，以法律的形式强迫被保险人在向保险人行使了保险金给付请求权以后，仍需将对于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交予保险人代位，而不论其是否愿意。

(六)保险代位追偿权有没有造成保险人的不当得利

保险人支付保险金与被保险人交纳保险费互为对价，是保险合同的内部关系，而被保险人与第三者的损害赔偿关系则是保险合同之外的关系。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赔付保险金只是履行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义务，而不是“替代”第三人履行义务，保险人并没有支付新的对价去取得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其对于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是凭空获得的，并没有任何合法的依据(除《保险法》的规定之外)。如果赋予了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使其收回了全部或部分赔付的保险金，那么从他收受保险费却没有相对应的风险来说，他获得了意外收益。

四、结语

代位范文篇5

今年6月，常州市国税局行使税收代位权追缴欠税的两起诉讼案例均获胜诉。这在全省属于首例。本文结合其中的一个案例，对税收代位权的相关理论和实践运用作一浅析。

案例介绍:20**年5月，常州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对常州某织造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涉税违法行为作出补缴税款76.1万元（罚款38万元），加收滞纳金11.3万元的处理决定。该公司先后缴纳税款33万元，目前尚欠缴税款43.1万元、滞纳金11.3万元，欠缴金额合计54.4万元。20**年5月，该公司将其价值762.6万元的纺织生产设备及厂房出售给某某织造公司（以下简称B公司），但B公司并未实际付款，而是通过相互之间的会计往来科目进行结算。我们经调查发现，A、B两公司属于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企业，截止20**年4月30日，B公司尚欠A公司应付款项269.2万元。由于A公司将其主要生产设备及优质资产出售给B公司，导致A公司已停业，无资产可供执行。为有效防止国家税收流失，确保国家税款足额入库。20**年5月，常州市国家税务局第一稽查局向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提起税收代位权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对A公司的到期债权(其它应收款)进行追缴。20**年6月，经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判决由B公司(被告)代替A公司直接向税务机关支付54.4万元税款及滞纳金，目前税款及滞纳金已追缴入库。

一、税务机关行使税收代位权的法律依据

《征管法》第五十条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

《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二、税务机关行使税收代位权的前提条件

1、纳税人有欠税行为。纳税人的应纳税款必须是确定的，并且纳税期限已届满。其要件有三：一是纳税人依照税法或者税务机关依照税法确定的申报期限、申报内容自行申报的应纳税款，或者税务机关依法核定、认定的应纳税款，或者税务机关依职权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要求纳税人补交的税款都必须是明确、具体的；二是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核定或决定的应纳税款无异议或者异议已排除，即纳税人没有提出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已结束；三是纳税人超过税法规定的或者税务机关依法确定的纳税期限不缴或者少缴税款。

为证明该公司欠税事实的存在，本案中，我们向法院提供了税务机关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及送达回证、《责令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及送达回证、部分入库税款《税收通用缴款书》以及纳税人欠税情况确认书等书证。

2、纳税人和次债务人债权债务关系明确。只有纳税人对其到期债权不积极追讨，又不缴清所欠税款，税务机关才可以代位行使纳税人的债权。特别要强调的是，纳税人对次债务人的到期债权也必须是无争议的，即双方都是认可的，并且没有超过二年的诉讼时效，否则就会失去法律的保护。我们在行使税收代位权中，常常会遇到纳税人和次债务人对到期货款有争议，比如，因货物质量原因或者货物品种、规格不符合要求而遭到拒付，甚至有的纳税人本身也欠次债务人的货款或借款等。本案中，我们向法院举证A公司于20**年5月出售固定资产（机器设备及厂房）给其关联企业B公司，致使A公司成为空壳企业，无财产可供执行这一事实，同时还向法院提供了被告（次债务人）及第三人（纳税人）到期债权债务情况说明、第三人相关记账凭证及往来账“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截止20**年4月30日）、被告相关记账凭证及往来账“其他应付款”账面余额（截止20**年4月30日）等。以此说明第三人和被告债权债务关系成立，且第三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的事实。

3、行使税收代位权的范围限定。税务机关行使税收代位权的范围以纳税人欠缴税款为限，不能随意扩大（但税款滞纳金除外），并且必须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在本案中，纳税人欠缴税款43.1万元、滞纳金11.3万元，欠缴金额合计54.4万元得到法院支持，并由法院判决被告履行债务，支付给原告税务机关（税款及滞纳金）54.4万元。

三、税务机关行使税收代位权负有举证责任

根据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的规定，税务机关行使税收代位权应当举证：

（1）纳税人欠税事实存在。主要证明纳税人欠缴税款未能偿还。如税务机关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税款核定或认定书》等；纳税人申报的《纳税申报表》、《欠税核查登记表》以及《催缴税款通知书》等。同时还要证明纳税人缴纳税款的能力不足，欠税存在不能追缴入库的危险。

（2）纳税人和次债务人债权债务关系成立。我们主要向法院提供被告及第三人签定的销售合同、双方相关记账凭证及往来账中“其他应收、应付款”账面余额（截止20**年4月30日）等情况，同时还提供了纳税人开具的销售固定资产发票等。以此证明纳税人和次债务人债权债务关系成立。

（3）纳税人怠于行使债权。主要举证纳税人对次债务人享有的到期债权，纳税人未以诉讼或仲裁方式向次债务人主张债权等。所谓怠于行使权利，是指纳税人可以行使权利而不行使。因此，只要纳税人未对次债务人起诉或者申请仲裁，则可视为怠于行使权利。

本案中,我们向法院提供了税务机关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责令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纳税人欠税情况确认书等,表明该公司欠税事实的存在。还提供了被告及第三人到期债权债务情况说明、被告及第三人相关记账凭证及往来账中“其他应收、应付款”账面余额等情况。同时我们还从侧面了解到该公司没有通过诉讼或仲裁主张到期债权（货款）等情况。

四、税收代位权的诉讼管辖问题

税务机关行使税收代位权，应当向人民法院提起税收代位权诉讼。税收代位权诉讼标的为纳税人对次债务人享有的金钱债权。税务机关应当以次债务人为被告、纳税人为第三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次债务人为被告提起的诉讼，由次债务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在本案中，我们从A公司“其他应收款”明细账中发现，B公司欠A公司货款269.2万元，该货款是20**年5月A公司出售固定资产给B公司形成的，至今余款269.2万元未付给A公司。所以我们向法院起诉时，把B公司列为被告，A公司列为第三人，并向B公司所在地的法院（常州市钟楼区人民法院）提起税收代位权诉讼。

五、税务机关行使税收代位权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税务机关清缴欠税可以采取多种手段组合应用。比如，可以采取税收保全措施、税收强制执行措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而行使税收代位权只是其中的一种手段。税务机关应当按照《征管法》赋予税务机关的各种措施和手段，并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权限采取相应的清缴措施，只有在纳税人没有资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才考虑对纳税人的其他债权行使代位权。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税收代位权是对税收保全措施和强制执行措施的必要补充和完善。

2、关于行使税收代位权税款追缴问题。根据《合同法》有关司法解释：“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可消灭。”

本案中，一审判决生效后，被告在规定时间内自觉履行债务。因此，在被告履行债务（缴纳税款）的范围内，税务机关对纳税人享有的债权（欠税）也相应地消灭。纳税人对被告享有的债权，在被告向税务机关履行债务（缴纳税款）的限额内，也相应地消灭。

3、关于不免除纳税人法律责任的规定。根据《征管法》第五十条规定，税务机关依法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的，不免除欠缴税款的纳税人尚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和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说，税务机关行使税收代位权后，只追缴了部分税款和滞纳金，纳税人仍负有对剩余部分继续缴纳的义务。如果纳税人逃避追缴欠税，税务机关要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六、对税收代位权案件的几点思考

1、认真做好调查取证工作，为案件胜诉奠定基础。要确保税收代位权胜诉，首先税务机关要做好调查取证工作。主要调查（检查）纳税人的账簿、凭证等涉税资料，重点对“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等会计科目进行检查和询问，对纳税人的销售合同、开具的销售发票（增值税专用发票及普通发票）、借款合同或者借款收条等要认真调查核实。同时派税务人员到纳税人的对方单位（次债务人）调查了解情况，进一步确定纳税人与次债务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其次，要证明纳税人对其到期债权，既未起诉又未申请仲裁，存在怠于主张权利的事实。总之，税务机关要力争掌握第一手资料，及时收集、完善、固定相关证据，为下一步向法院提起税收代位权诉讼做好充分准备。

2、对被告或第三人提出的异议，要及时进行调查核实。在本案中，被告提出A公司在处置762.6万元的固定资产中，其中有300万元是A公司向B公司投资的股权，不能作为B公司的其他应付款。并且B公司在财务处理时，确实把这300万元记在“实收资本”贷方科目中。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及时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部门进行调查，发现B公司注册资本为300万元，并且由刘某和孟某两人共同出资组成，A公司并没有向B公司投资300万元的资产而享有B公司股权这一情况。我们将相关证据材料及时提供给了法院。

3、税收代位权是对付欠税企业恶意处置资产行为的一种有效手段。税收代位权的的运用，能够有效制裁那些有欠税，但又恶意处置资产来逃避纳税义务的企业。比如，欠税企业通过出售货物、商品和其他财产，出售主要生产设备、厂房、车辆等不动产和动产。使企业没有资产可供执行。同时，欠税企业对其应收款项又不积极追讨，由此达到逃避纳税的目的。针对上述情况，税务机关就可以对欠税企业的“应收账款”或者“其他应收款”行使税收代位权，通过民事诉讼，对第三方主张权利，从而最大限度地挽回国家税收损失。

代位范文篇6

关键词：保险；代位求偿：公平

一、引言

代位求偿权是指保险人享有的、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造成保险标的损害而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人的求偿权。我国2009年修改颁布的《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代位求偿权适用于财产保险业务，目的是避免被保险人因保险额外获利。

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它作为民商法代位权制度与保险理赔制度相结合的产物，目前已经被各国的保险立法普遍确认。本文从代位求偿原则的定义、法理基础人手，探讨了保险人、被保险人以及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者在运用代位求偿原则时遇到的困扰，并因此对代位求偿的公平性提出了质疑。得出的结论是：代位求偿原则只有在降低了精算费率的特定险种中运用时才显示其公平性。

二、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理依据

(一)损失补偿说

传统教科书都认为代位求偿原则是损失补偿原则的应用，它的提出是为了防止被保险人不当得利，减少道德风险。蔡弈在《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限制》一文中谈到，“代位”一词，源于拉丁语subrogate，原意为“使一人处在另一人的位置上”。当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且该损失又是由第三者行为造成时，按照民法和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人此时既可以向第三者提出损失赔偿请求，又可以依据其与保险人订立的保险合同向保险人提出索赔。但被保险人的损失是既定的，为防止其双重得利，同时也为避免有责任的第三者因保险人赔付被保险人的损失而逃脱其应负的法律责任，《保险法》确认了保险代位求偿权这种债权转移制度，将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转移给保险人。

英国学者约翰·T·斯蒂尔认为可以把补偿视为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在被保险人遭到损失后，保险人对其进行补偿，以使其恢复到损失前所处的的经济状况。我国学者朱有彬认为，财产保险的最终目的是使被保险人受损时能够得到补偿，因此补偿原则是财产保险中最为明显的一项原则。

(二)社会公平说

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公平原则的一个体现就是民事主体在权利、义务与责任的承担上，要实现公平与平等。对于第三人行为导致的保险事故，如果没有保险代位追偿制度，被保险人很有可能在得到保险赔偿之后放弃追究侵权行为人的责任。这显然是违反公平原则的，任何人对他人财产或人身造成损害，都应为自己的致害行为承担责任，否则就不能体现公平。同时，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通过使侵权行为人付出一定的道德成本和经济成本，也能对其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使他们“收敛其有害行为”，而且在今后“更加小心谨慎并因此防止致害他人”。

如果只要受损害方财产投了保险则致害第三人可以不用对其损害进行赔偿，会诱发非常严重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导致保险成为渔利工具，同样有悖于保险的初衷。因此，代位求偿制的实施体现了社会公平的原则。

(三)通过降低费率来保护被保险人利益说

如果每一个保险事故的发生都导致保险人承担给付义务，必然会影响保险人的利益，影响保险人的偿付能力。而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可以使有过失责任的第三者原因导致的保险标的的损失，在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的规定先行赔付后，代替被保险人向有责任的第三者追偿。这样既避免了投保人因保险额外获利，也降低了保险人保险赔付的总金额，从而降低保险费率。保险费率一旦降低，社会上广大投保人的负担也因此而减轻了。

三、对代位求偿权公平性的质疑

(一)被保险人有没有获得不当得利

根据《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即不当得利就是没有法律上或合同上的依据，使他人受损而自己取得的利益。根据此定义，将被保险人获得的双重利益定义为不当得利显然是不合适的。

对于被保险人获得的双重利益：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是投保人为自己设置了多重民事法律关系，履行了多重法定义务的对等补偿。在保险代位的当事人：保险人、被保险人及第三人之中，被保险人是基于保险合同的约定取得对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而对于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则是源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这两个请求权的产生均有明确合法的依据，显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要件。

(二)代位求偿权能不能预防道德风险

从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对象来看：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行使代位求偿权，除非该保险事故是由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故意造成的。所以，如果不诚实的被保险人与第三者串通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且事故责任由第三者负责，而此处的第三者不是家庭成员，所以执行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一旦向第三者索赔，则必然使第三者受损，即便保险公司的赔款足够弥补被保险人的损失，也不会给第三者带来额外好处。所以，第三者一般不会与被保险人串通而制造保险事故。另外，投保人在付出保费的同时，也获得了赔偿期待权，尽管保费远远小于保险金额，但由于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而且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一般不大于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所以投保人也没有足够的动机为了取得保险赔偿而故意毁损保险标的。

从以上两个角度来分析，保险代位求偿制度对于预防道德风险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三)保险人会不会因为代位求偿制度而降低保险费率

从理论上讲，保险人因为代位求偿制度而降低保险费率是有可能的。但是由于我国的保险大多数是商业保险，因此即便代位求偿制度可以减少保险人的赔付，但这种补偿往往不会反映在保险费率的厘定中，而是用于提高股东的红利，这是由保险的商业性质所决定的。在一些险种中，代位权获偿额与保险人支付的保险金相比较是最小量的。根据詹姆斯一迈耶估算的1992年美国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获偿额占全部保险赔付的百分比为：海上保险占14.15％，机动车辆保险占8.56％，户主权益保险占0.8％，火灾保险占0.68％，平均获偿的百分比是2.96％。也就是说，因为代位求偿权而获得的补偿占保险人的总赔付比例很低，很难说代位权的存在能够对保险费率产生边际影响。

所以，如果没有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费率精算的有效规范和监管，通过代位求偿来降低保险费率纯属于一厢情愿的事情。

(四)代位求偿权有没有避免使第三者逍遥法外

根据前面代位求偿权的法理分析可知，部分学者认为代位求偿权能够使第三者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有利于社会公平。笔者认为这一点上更多的是主观臆断，理由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

一是保险人在理赔前，通常会要求被保险人先对第三人责任方进行索赔。除非第三者肇事逃逸或者没有经济能力进行赔偿，否则保险人不会接受赔付。如果被保险人向第三者就民事责任索赔顺利时，自然可以避免第三者逍遥法外，不用代位求偿的介入。如果第三者肇事逃逸，则通过公安机关立案后，也会绳之以法。如果是第三者经济能力有限，法院会根据其经济能力先进行部份赔偿，但是债务依然是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代位求偿权在避免第三者获得额外利益时并没有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

二是由于保险人收取保险费，建立强大的保险基金，更加有能力进行赔付。与被保险人相比，保险人的资金实力相对雄厚，巨大的诉讼成本导致尽管赋予其代位求偿权而并不能使其较被保险人有更大的积极性去追究第三者的损失赔偿责任。

(五)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有没有违背权利自由行使原则

根据民法的权利自由行使原则，任何民事权利主体均可以在不危害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自由决定是否行使以及如何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对于被保险人而言。权利自由行使原则即意味着：当其对于保险人的保险请求权与对于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重合时，其应当享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以保障自己的损失得以充分的弥补。因此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既可以请求第三者赔偿，也可以请求保险人赔偿；还可以在第三人的赔偿不足时，请求保险人予以弥补；又可以在保险人补偿不足时，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而代位求偿制度却剥夺了被保险人这种选择的自由，以法律的形式强迫被保险人在向保险人行使了保险金给付请求权以后，仍需将对于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交予保险人代位，而不论其是否愿意。

(六)保险代位追偿权有没有造成保险人的不当得利

保险人支付保险金与被保险人交纳保险费互为对价，是保险合同的内部关系，而被保险人与第三者的损害赔偿关系则是保险合同之外的关系。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赔付保险金只是履行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义务，而不是“替代”第三人履行义务，保险人并没有支付新的对价去取得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其对于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是凭空获得的，并没有任何合法的依据(除《保险法》的规定之外)。如果赋予了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使其收回了全部或部分赔付的保险金，那么从他收受保险费却没有相对应的风险来说，他获得了意外收益。

四、结语

代位范文篇7

关键词：保险；代位求偿：公平

一、引言

代位求偿权是指保险人享有的、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造成保险标的损害而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人的求偿权。我国2009年修改颁布的《保险法》第六十条第一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代位求偿权适用于财产保险业务，目的是避免被保险人因保险额外获利。

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存在与否直接关系到保险人和被保险人的切身利益。它作为民商法代位权制度与保险理赔制度相结合的产物，目前已经被各国的保险立法普遍确认。本文从代位求偿原则的定义、法理基础人手，探讨了保险人、被保险人以及负有赔偿责任的第三者在运用代位求偿原则时遇到的困扰，并因此对代位求偿的公平性提出了质疑。得出的结论是：代位求偿原则只有在降低了精算费率的特定险种中运用时才显示其公平性。

二、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法理依据

(一)损失补偿说

传统教科书都认为代位求偿原则是损失补偿原则的应用，它的提出是为了防止被保险人不当得利，减少道德风险。蔡弈在《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限制》一文中谈到，“代位”一词，源于拉丁语subrogate，原意为“使一人处在另一人的位置上”。当保险标的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且该损失又是由第三者行为造成时，按照民法和保险法的规定，被保险人此时既可以向第三者提出损失赔偿请求，又可以依据其与保险人订立的保险合同向保险人提出索赔。但被保险人的损失是既定的，为防止其双重得利，同时也为避免有责任的第三者因保险人赔付被保险人的损失而逃脱其应负的法律责任，《保险法》确认了保险代位求偿权这种债权转移制度，将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转移给保险人。

英国学者约翰·T·斯蒂尔认为可以把补偿视为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在被保险人遭到损失后，保险人对其进行补偿，以使其恢复到损失前所处的的经济状况。我国学者朱有彬认为，财产保险的最终目的是使被保险人受损时能够得到补偿，因此补偿原则是财产保险中最为明显的一项原则。

(二)社会公平说

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四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公平原则”。公平原则的一个体现就是民事主体在权利、义务与责任的承担上，要实现公平与平等。对于第三人行为导致的保险事故，如果没有保险代位追偿制度，被保险人很有可能在得到保险赔偿之后放弃追究侵权行为人的责任。这显然是违反公平原则的，任何人对他人财产或人身造成损害，都应为自己的致害行为承担责任，否则就不能体现公平。同时，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通过使侵权行为人付出一定的道德成本和经济成本，也能对其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使他们“收敛其有害行为”，而且在今后“更加小心谨慎并因此防止致害他人”。

如果只要受损害方财产投了保险则致害第三人可以不用对其损害进行赔偿，会诱发非常严重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导致保险成为渔利工具，同样有悖于保险的初衷。因此，代位求偿制的实施体现了社会公平的原则。

(三)通过降低费率来保护被保险人利益说

如果每一个保险事故的发生都导致保险人承担给付义务，必然会影响保险人的利益，影响保险人的偿付能力。而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可以使有过失责任的第三者原因导致的保险标的的损失，在保险人依据保险合同的规定先行赔付后，代替被保险人向有责任的第三者追偿。这样既避免了投保人因保险额外获利，也降低了保险人保险赔付的总金额，从而降低保险费率。保险费率一旦降低，社会上广大投保人的负担也因此而减轻了。

三、对代位求偿权公平性的质疑

(一)被保险人有没有获得不当得利

根据《民法通则》第92条规定：“没有合法依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即不当得利就是没有法律上或合同上的依据，使他人受损而自己取得的利益。根据此定义，将被保险人获得的双重利益定义为不当得利显然是不合适的。

对于被保险人获得的双重利益：有学者将其定义为是投保人为自己设置了多重民事法律关系，履行了多重法定义务的对等补偿。在保险代位的当事人：保险人、被保险人及第三人之中，被保险人是基于保险合同的约定取得对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而对于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则是源于第三人的侵权行为。这两个请求权的产生均有明确合法的依据，显然不符合不当得利的要件。

(二)代位求偿权能不能预防道德风险

从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对象来看：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行使代位求偿权，除非该保险事故是由家庭成员或组成人员故意造成的。所以，如果不诚实的被保险人与第三者串通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且事故责任由第三者负责，而此处的第三者不是家庭成员，所以执行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一旦向第三者索赔，则必然使第三者受损，即便保险公司的赔款足够弥补被保险人的损失，也不会给第三者带来额外好处。所以，第三者一般不会与被保险人串通而制造保险事故。另外，投保人在付出保费的同时，也获得了赔偿期待权，尽管保费远远小于保险金额，但由于投保人对于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而且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一般不大于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所以投保人也没有足够的动机为了取得保险赔偿而故意毁损保险标的。

从以上两个角度来分析，保险代位求偿制度对于预防道德风险的作用也是很有限的。

(三)保险人会不会因为代位求偿制度而降低保险费率

从理论上讲，保险人因为代位求偿制度而降低保险费率是有可能的。但是由于我国的保险大多数是商业保险，因此即便代位求偿制度可以减少保险人的赔付，但这种补偿往往不会反映在保险费率的厘定中，而是用于提高股东的红利，这是由保险的商业性质所决定的。在一些险种中，代位权获偿额与保险人支付的保险金相比较是最小量的。根据詹姆斯一迈耶估算的1992年美国保险人代位求偿权获偿额占全部保险赔付的百分比为：海上保险占14.15％，机动车辆保险占8.56％，户主权益保险占0.8％，火灾保险占0.68％，平均获偿的百分比是2.96％。也就是说，因为代位求偿权而获得的补偿占保险人的总赔付比例很低，很难说代位权的存在能够对保险费率产生边际影响。

所以，如果没有保险监管机构对保险费率精算的有效规范和监管，通过代位求偿来降低保险费率纯属于一厢情愿的事情。

(四)代位求偿权有没有避免使第三者逍遥法外

根据前面代位求偿权的法理分析可知，部分学者认为代位求偿权能够使第三者承担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有利于社会公平。笔者认为这一点上更多的是主观臆断，理由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

一是保险人在理赔前，通常会要求被保险人先对第三人责任方进行索赔。除非第三者肇事逃逸或者没有经济能力进行赔偿，否则保险人不会接受赔付。如果被保险人向第三者就民事责任索赔顺利时，自然可以避免第三者逍遥法外，不用代位求偿的介入。如果第三者肇事逃逸，则通过公安机关立案后，也会绳之以法。如果是第三者经济能力有限，法院会根据其经济能力先进行部份赔偿，但是债务依然是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代位求偿权在避免第三者获得额外利益时并没有发挥不可代替的作用。

二是由于保险人收取保险费，建立强大的保险基金，更加有能力进行赔付。与被保险人相比，保险人的资金实力相对雄厚，巨大的诉讼成本导致尽管赋予其代位求偿权而并不能使其较被保险人有更大的积极性去追究第三者的损失赔偿责任。

(五)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有没有违背权利自由行使原则

根据民法的权利自由行使原则，任何民事权利主体均可以在不危害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自由决定是否行使以及如何行使自己享有的权利。对于被保险人而言。权利自由行使原则即意味着：当其对于保险人的保险请求权与对于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重合时，其应当享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以保障自己的损失得以充分的弥补。因此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既可以请求第三者赔偿，也可以请求保险人赔偿；还可以在第三人的赔偿不足时，请求保险人予以弥补；又可以在保险人补偿不足时，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而代位求偿制度却剥夺了被保险人这种选择的自由，以法律的形式强迫被保险人在向保险人行使了保险金给付请求权以后，仍需将对于第三者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交予保险人代位，而不论其是否愿意。

(六)保险代位追偿权有没有造成保险人的不当得利

保险人支付保险金与被保险人交纳保险费互为对价，是保险合同的内部关系，而被保险人与第三者的损害赔偿关系则是保险合同之外的关系。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赔付保险金只是履行保险合同中约定的义务，而不是“替代”第三人履行义务，保险人并没有支付新的对价去取得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其对于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是凭空获得的，并没有任何合法的依据(除《保险法》的规定之外)。如果赋予了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使其收回了全部或部分赔付的保险金，那么从他收受保险费却没有相对应的风险来说，他获得了意外收益。

四、结语

代位范文篇8

关键词：代位权诉讼当事人管辖诉讼标的既判力

作为一种有效的债的保全措施，1999年3月15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在第73条规定了代位权制度，即：“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费用，由债务人负担。”依照这一规定，债权人行使其代位权，应当通过法院予以主张，也即应当通过诉讼方式进行，这就是所谓的代位权诉讼。由于代位权的行使必须通过诉讼方式来进行，因而必然会涉及到当事人、管辖、诉讼标的、判决的效力等一系列的诉讼法上之法律问题。为了更好地指导诉讼实践及协调代位权诉讼与民事诉讼理论的关系，本文将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并对《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下文简称《合同法解释》）中的相关规定之得失加以评析。

一、代位权诉讼之当事人问题

（一）债权人代位起诉与当事人适格理论

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适格系指就具体的诉讼而言，得以自己名义为原告或者被告，从而受本案判决之权能或资格，这种权能在诉讼理论上称为“诉讼实施权”或“诉讼行为权”。[1]具有这种权能，才能成为适格的当事人，也即才能成为正当的当事人。[2]否则，法院可能因当事人不适格而以诉不合法为由裁定驳回原告之诉，或以诉无理由为据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3]一般来说，诉讼标的之权利或法律关系之主体（权利人及义务人），通常就该权利或法律关系，有诉讼实施权，而有当事人适格。但在特殊情况下，有时由第三人替代通常情况的实质性利益归属人或与他们并列而具有当事人适格，这种承认第三人具有为他人的利益而作为当事人进行诉讼的现象，称为诉讼担当。[4]根据诉讼担当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还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之不同，可将其分为法定的诉讼担当和任意的诉讼担当，前者例如，破产管理人（在我国一般称为破产清算组），遗嘱执行人，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等为他人的利益而享有诉讼实施权，后者例如，代表人诉讼制度。就本文所讨论的代位权诉讼而言，债权人之所以具有当事人适格，在诉讼理论上可认为是一种法定的诉讼担当[5]，但它与其它类型的诉讼担当又有着明显的不同。

从民事法律关系上来说，债权人只是与债务人之间存在着直接的法律关系，如果因该法律关系发生争议，任何一方均可提起诉讼而具有原告适格，对方则具有被告适格。但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与次债务人（即债务人的债务人，又称为第三债务人。《合同法解释》将其称为“次债务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因而他们之间也就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基于此，如果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第（一）项所规定的原告适格条件，即“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则很难对代位权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问题进行合理的解释，因为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只是一种间接的利害关系，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才具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然而，民法在设置债的制度时，为了保全债权的实现，赋予了债权人代位权。在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时，债权人即可代位向次债务人行使债务人的权利，从而使债权人获得诉讼实施权而具有当事人适格。显然，债权人之诉讼实施权的取得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即法律规定其享有代位权），因而，代位权诉讼实质上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法定的诉讼担当，即债权人担当债务人的地位而诉求次债务人履行债务。之所以说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诉讼担当，是因为它与其他类型的法定的诉讼担当有着很多不同之处：（1）破产管理人、遗产管理人等作为诉讼担当人进行诉讼时，其目的在于维护他人的合法权益，而代位权诉讼中的债权人进行诉讼时，其主要目的在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2）对于其他类型的诉讼担当，按照当事人适格的一般理论，原则上第三人拥有诉讼实施权时，他所保护的权利或法律关系的主体即丧失诉讼实施权，同时，判决的既判力也应当及于该法律关系的主体；而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拥有诉讼实施权时，对于债务人是否丧失诉讼实施权以及既判力是否及于该债务人之问题，在理论上则有着不同的看法。[6]（3）对于其他类型的诉讼担当，其诉讼标的一般是明确的、单一的；而对于代位权诉讼，关于其诉讼标的是单一的还是非单一的问题则存在着争论。[7]（4）对于其他类型的诉讼担当，诉讼担当人与被担当的主体没有利害对立的关系，诉讼担当人获胜诉判决时，是与被担当的主体的利益相一致的；而对于代位权诉讼，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却存在利害对立的关系，债权人获胜诉判决时，表面上看对债务人并无不利，但若深入观察，却可能对债务人不利，因为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获胜诉判决，是以承认债务人对债权人负有债务且已有迟延作为该判决的前提的。由于存在上述一系列区别，因而，在破产管理人、遗嘱执行人等担当诉讼的场合，可称为是吸收型的诉讼担当，而对于代位权诉讼，则可称为是对立型的诉讼担当。

上述讨论表明，债权人代位起诉，是一种法定的诉讼担当，债权人所享有的诉讼实施权是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那么，从诉讼理论上来讲，债权人之诉讼实施权的基础是什么？或者说债权人之当事人适格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传统的诉讼理论一般认为，诉讼实施权的基础是当事人对作为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所具有的管理权或处分权，或称管理处分权。[8]但管理权理论并不适用于确认之诉，对形成之诉也难以作出完满的解释。因而，将管理权作为诉讼实施权的基础并不能普遍地适用于各种类型的诉讼。所以，有学者提出管理权并非是诉讼实施权的直接基础，诉讼实施权的直接基础是主体的“诉的利益”。[9]对于代位权诉讼而言，笔者认为，以“诉的利益”作为债权人诉讼实施权的基础较之管理权处分说更为妥当。理由在于，之所以承认债权人可以向次债务人直接提起诉讼，并不是因为债权人对代位债权有管理处分权，而是因为如果不承认债权人可以向次债务人直接起诉，则债权人的权益就得不到有效的保护。因而在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并给债权人造成损害时，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就存在一种“诉的利益”，这种“诉的利益”经法律所明确规定即成为法定的诉的利益。正是由于这种法定的诉的利益的存在，债权人才相应地具有诉讼实施权，故而能以次债务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

（二）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之诉讼地位

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处于原告的诉讼地位，次债务人处于被告的诉讼地位，对此，诉讼理论上并不存在争论，《合同法解释》也是予以确认的。而对于债务人的诉讼地位问题，则是众说纷纭，颇有争论。笔者认为，债务人于代位权诉讼中的诉讼地位之界定，不仅涉及到如何正确处理债权人、债务人及次债务人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关系到债务人的程序保障问题，故确有讨论的必要。

在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债务人之诉讼地位的确定问题，常常与代位权诉讼的诉讼标的及判决的既判力范围之讨论联系在一起。在理论上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若债务人否认债权人之代位权，则可以就第三债务人为诉讼参加而成为被告之参加人；[10]但不能就债权人为诉讼参加而成为原告之参加人，因为对于代位权之存否问题，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利害互相对立。债权人亦可以在起诉时，因债务人否认其代位权而直接将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如果债权人代位起诉后，因第三债务人否认债务人对其有权利，则此时债权人可以告之债务人，使债务人对第三债务人提起诉讼；债务人亦可以在代位诉讼系属后，自己对次债务人起诉，于此种情况下，法院应驳回代位权诉讼（此时，债务人的诉讼地位实际上已经不是代位权诉讼中的诉讼地位，而是另一诉讼中的原告——笔者注。）[11]（2）债权人对第三债务人起诉后，不论第三债务人有无否认债权人之权利，债务人都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指台湾民事诉讼法——笔者注），参加诉讼。至于是辅助债权人，还是辅助第三债务人，则因原被告的主张不同而有异。而债权人或第三债务人亦可以依据第65条（指台湾民事诉讼法——笔者注）关于告知参加的规定，通知债务人参加诉讼。[12]（3）可考虑采取当事人主导的引进权制度，即在债权人代位债务人向第三债务人提起代位诉讼时，应承认第三债务人可以声请法院命债务人为原告，而成为共同诉讼人。这样既能给债务人提供较为充分的程序保障，也能有助于解决关于代位诉讼判决之效力应否及于债务人的争论。[13]

从台湾学者的讨论来看，对于代位权诉讼，依据诉讼参加的规定，原则上债务人可参加诉讼，或者由当事人告知其参加，但对于是否仅限于对被告（次债务人）为参加的问题则存在着争论，此其一。其二，由于代位权诉讼涉及到债权人、债务人及次债务人三方的利益关系，因而基于为债务人及次债务人提供程序保障、统一解决纠纷、确定既判力范围等方面的考虑，出现了应将债务人列为共同被告或者将其引进为原告等各种不同的观点。

《合同法》颁布之后，大陆地区的学者们对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的诉讼地位问题也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综合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应将债务人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14]（2）债务人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15]（3）应当将债务人列为共同原告。[16]（4）在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只能充当证人。[17]（5）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的地位可因案而异，但并非当然的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债务人如果参加诉讼，其诉讼地位可能包括以下情形：A、为原告；B、为被告；C、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D、为证人。[18]（6）应当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区别不同案情，确立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的地位。包括以下几种情形：A、应当列债务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B、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可以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C、列债权人、债务人为共同原告；D、充当证人。[19]《合同法解释》第16条第一款则规定：“债权人以次债务人为被告向人民法院提起代位权诉讼，未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

上述六种观点，笔者认为第二种较为可取，其他几种观点则有失偏颇，甚至与诉讼法理相悖。而《合同法解释》第16条第一款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仍有诸多有待完善的地方。就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的诉讼地位之合理定位而言，主要涉及下列问题：（1）债务人是否必须参加代位权诉讼？（2）如果债务人参加代位权诉讼，其具体的诉讼地位如何？（3）如果债务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其具体的形态如何？（4）如果债务人不知道债权人已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如何为其提供必要的程序保障？（5）如果债务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是否具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现将这些问题分述如下，并对上述几种观点及《合同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予以评析。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债务人可以参加代位权诉讼，但不是必须要参加诉讼。理由在于：代位权诉讼是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一种诉讼，债务人并非是这种诉讼的狭义的当事人（即原告与被告），因而没有必要规定债务人必须参加代位权诉讼，此其一。其二，代位权诉讼的结果虽然与债务人有利害关系，但这种利害关系主要涉及债务人的权利是否受到损害的问题，而关于债务人权利的问题，当然应当适用处分原则，故而应当由债务人自己决定是否参加诉讼。[20]从《合同法解释》第16条第一款的规定来看，债权人在起诉时可以将债务人列为第三人，人民法院也可以追加债务人为第三人，[21]但债务人最终是否参加诉讼，应当理解为取决于债务人的自愿。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债务人是否可以主动申请参加诉讼的问题，《合同法解释》却未予以规定，笔者认为，债务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二款之规定主动申请参加代位权诉讼。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如果债务人参加诉讼，其具体的诉讼地位如何确定之问题，笔者认为，债务人如果参加代位权诉讼，其诉讼地位应当是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非原告、被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或者证人。理由如下：首先，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债务人的诉讼实施权应当受到限制，债务人原则上不得对次债务人提起同一诉讼请求的诉讼，因而债务人不应与债权人一起作为共同原告。另一方面，就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而言，他们并不具有共同的权利义务，因而将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作为共同被告缺乏必要的实体法基础。其次，在代位权诉讼中，将债务人列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显然与法律规定不符，也缺乏理论上的根据。众所周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一款的规定，所谓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他人之间争议的诉讼标的，认为有全部或部分的独立的请求权，而以起诉的方式参加到诉讼中来的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本诉中的原、被告双方对立，他既不同意本诉中原告的主张，也不同意被告的主张，认为不论是原告胜诉，还是被告胜诉，都将损害他的民事权益。实际上，他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以独立的实体权利人的资格提起了一个新的诉讼。显而易见，对于代位权诉讼，债务人并不具备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之构成要件，因为代位权是法律赋予债权人的一项权利，债权人在法定条件下代位债务人对次债务人提起诉讼有着正当的法律根据，并不存在债务人对该诉讼标的有所谓独立请求权问题。再次，认为债务人处于证人的诉讼地位也非合理，因为债务人与代位权诉讼的结果有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且要受到判决效力的约束，这一点与证人有着显著的不同。最后，笔者认为，代位权诉讼中的债务人之诉讼地位是与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之基本特征相符合的。依照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二款的规定，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是指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的审理结果同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法院通知其参加诉讼的人。就代位权诉讼而言，债权人向次债务人主张的是债务人的权利，因而不管是债权人胜诉还是次债务人胜诉，该裁判结果都与债务人有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

对于第三个问题，笔者认为，债务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时，在具体形态上，可能是参加原告一方，主张代位债权（即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的存在；也可能是参加被告（次债务人）一方，主张代位权不存在或者不成立；还可能是既不参加原告一方，也不参加被告一方，而是具有独特地位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这里的第三种情况似乎令人费解，但在实践中可能确实存在，例如，债务人否认他与原告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或者认为行使代位权的要件不具备，但同时主张自己对被告的债权是存在的，而被告却承认原告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或者对该债权债务关系并不关心，只是否认自己对债务人负有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债务人的主张既不同于原告，也不同于被告，因而无法参加到任何一方，而是具有独特地位的第三人。

对于第四个问题，即如果债务人不知道债权人已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如何为其提供必要的程序保障之问题，笔者认为，可确立诉讼告知制度予以解决，即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以书面方式并严格按照送达的规定向债务人告知关于债权人已提起代位权诉讼的情况，并说明债务人可以申请参加诉讼，以及不参加诉讼时的法律后果。确立诉讼告知制度，不仅有利于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而且对于解决后文将要讨论的既判力范围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上述第五个问题是关于债务人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时，是否具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对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应当明确规定债务人在代位权诉讼中具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因为，就代位权诉讼而言，虽然是债权人对次债务人提起诉讼，但债务人实际上却是所裁判的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债务人有着直接的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如果让债务人受代位权诉讼之裁判的约束但却不赋予其当事人之诉讼权利义务，则显然不利于债务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从程序上来说对其也是极不公正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合同法解释》对债务人的诉讼权利义务并未作出明确规定，而民事诉讼法对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之诉讼权利义务所作的相关规定又存在着明显的冲突，这种立法规定上的罅漏对于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之合法权益的保护是极为不利的。申言之，《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此款中的第三人专指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笔者注），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第66条规定：“在诉讼中，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二者之间的抵触是显而易见的。[22]在此情况下，如果适用《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二款的规定，显然不能为债务人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如果适用《适用意见》第66条的规定（尽管这一规定无论是从理论上来讲还是从诉讼实践来看都较之《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二款之规定更具有合理性），则在法律适用和选择等方面缺乏正当性的基础。因此，从保护代位权诉讼中债务人合法权益的角度观察，《民事诉讼法》第56条第二款确有修正的必要；退一步说，作为权宜之计，《合同法解释》也本应当作出一条与之相“抵触”的规定，即“债务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时，具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但令人遗憾的是，《合同法解释》对此问题却未予规定。

（三）多数债权人之代位权诉讼问题

《合同法解释》第16条规定：“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债权人以同一次债务人为被告提起代位权诉讼的，人民法院可以合并审理。”这种情况，我们可称之为“多数债权人之代位权诉讼”。对于这种诉讼，下列问题有必要加以探讨。

1、多数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时，其相互间的关系问题。多个债权人对同一次债务人提起代位权诉讼时，债权人之间是一种必要的共同诉讼人之关系，还是一种普通的共同诉讼人之关系呢？对此，笔者认为，多数债权人所提起的代位权诉讼应当是一种必要的共同诉讼，但它与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其他类型的必要共同诉讼又有着一些区别。因为，对于后者，共同诉讼人之间具有共同的诉讼权利义务，而对于多数债权人之代位权诉讼，债权人之间只是就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共同的诉讼权利义务，至于各个债权人是否对债务人享有代位权的问题，债权人之间则不具有共同的诉讼权利义务。故此，可以认为多数债权人之代位权诉讼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必要的共同诉讼。与此相联系，多数债权人之间实际上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必要共同诉讼人（即共同原告）之关系。由于存在这种特殊的关系，因而在诉讼过程中，就各个债权人是否具有代位权而言，共同原告中一人之行为或者被告（次债务人）对于共同原告中一人之行为，其效力应不及于其他共同原告；就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言，共同原告中一人之行为或者被告对于共同原告中一人之行为，其效力应当及于其他共同原告。

2、多数债权人分别起诉时，后诉是否应当禁止？对于这一问题，我国台湾学者杨建华主张，多数债权人分别起诉时，应当认定后诉违反更行起诉之规定而予禁止。[23]考虑到大陆之合同法与台湾民法对代位权所作的下述之不同规定，笔者认为，债权人分别起诉时，后诉不应禁止，但应合并审理和裁判。依照台湾民法规定和学理解释，“债权人行使代位权所生私法上之效力，直接归属于债务人。债权人代债务人所受领之给付，其标的物仍为一般债权人之共同担保物，行使代位权者不得直接以之充清偿。故债权人为欲满足自己之债权，应另采取强制执行之方法。”[24]于此种条件下，在多数债权人分别起诉时，即使禁止后诉的提起，往往也并不会影响后诉原告合法权益的实现。而根据大陆《合同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法院对代位权诉讼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则应当由次债务人直接向债权人清偿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禁止后诉，则后诉之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往往难以得到保障。

3、对于多数债权人之代位权诉讼，人民法院是“可以”合并审理，还是“应当”合并审理之问题。对于这一点，笔者认为，法院应当合并审理。理由在于，该多数债权人都是代债务人之位而向次债务人主张同一权利，为了统一解决纠纷和避免矛盾判决，应当予以合并审理。显然，《合同法解释》第20条中的“可以合并审理”之规定并不合理。

二、代位权诉讼之管辖

对于代位权诉讼的管辖问题，《合同法解释》第14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73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的，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理解这一管辖条款。结合民事诉讼法有关管辖的规定，笔者认为，以下两个问题有必要予以澄清。

（一）《合同法解释》第14条之规定是一般地域管辖还是特殊地域管辖，抑或是专属地域管辖之规定的问题

根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地域管辖有一般地域管辖、特殊地域管辖、专属地域管辖（即专属管辖）之分。一般地域管辖系指以当事人的住所地与法院的隶属关系来确定管辖，原则上由被告所在地（即住所地或经常居住地）法院管辖；特殊地域管辖是指以被告住所地、诉讼标的或法律事实所在地为标准来确定管辖法院；而专属管辖则是指法律规定某些案件只能由特定的法院管辖，具有排他性。对具体案件来说，应当优先适用专属管辖之规定，其次是特殊地域管辖（有协议管辖时则应后于协议管辖），最后是一般地域管辖。这些皆为民事诉讼法学的一般性常识。就代位权诉讼而言，《合同法解释》第14条规定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那么，这一规定应当属于上述哪种形态之地域管辖呢？显然，如果理解上有所歧义，则在适用效果上就会迥然不同。例如，若认为它是与民事诉讼法第22条之规定相一致的一般地域管辖，则在适用时应当优先考虑专属管辖和特殊地域管辖的规定；如果认为它是一种特殊地域管辖，那么在适用时即可排除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其它特殊地域管辖，但不能排除专属管辖的适用；倘认为它是专属管辖，则应当排除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各种地域管辖。由此看来，恰当而合理地理解上述管辖条款，对于确定代位权诉讼之管辖法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笔者认为，考虑到代位权诉讼的特殊性，应当将《合同法解释》第14条之规定理解为一种特殊地域管辖。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代位权诉讼与其它类型的诉讼之最大区别就在于诉讼的代位性，针对这一特点，就有必要将代位权诉讼之管辖规定为特殊地域管辖，以便于双方当事人诉权的行使和法院对代位权诉讼的审理与裁判。《合同法解释》规定这类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也许正是考虑到这层因素。[25]其二，如果将该项管辖规定理解为一般地域管辖，那么对于很多代位权诉讼，则需要根据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争议的实体法律关系的性质来确定管辖，也即还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针对案件性质的不同所确定的各个特殊地域管辖来处理，而民事诉讼法对很多案件又规定了多个管辖法院供当事人选择，另者，如果要适用这些规定，首先还需要查明债务人与次债务人的实体法律关系的性质问题，这样就会使代位权诉讼之管辖问题复杂化，不利于债权人之代位权的行使。而将《合同法解释》第14条之规定理解为特殊地域管辖，不仅便利于债权人和次债务人进行诉讼，而且操作性较强，并可以有效地避免或者减少管辖争议以提高诉讼效率。其三，《合同法解释》第14条之规定虽然与民事诉讼法第22条关于一般地域管辖的规定相同，但应当注意的是，前者是针对特殊类型的民事案件而言的，而后者是针对一般的民事案件而言的。因此，虽然在表述上相同，即都规定“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但应当认为，前者是与后者并不相同的一种特殊地域管辖。其四，不能将《合同法解释》第14条之管辖规定认为是专属管辖。从管辖理论上来说，某类民事案件是否属于某特定法院专属管辖，应当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准（例如，民事诉讼法第34条之规定），否则，不得认其为专属管辖。而《合同法解释》第14条并未明文规定该条是专属管辖，故而在代位权诉讼中，如果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属于次债务人住所地以外的某法院专属管辖，则次债务人住所地法院对该代位权诉讼不具有管辖权。

（二）代位权诉讼之管辖与协议管辖、协议仲裁之协调问题

前文指出，《合同法解释》第14条之规定应当是一种特殊地域管辖，那么，它与协议管辖、协议仲裁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换言之，对于代位权诉讼，是否允许当事人协议管辖？如果债务人与次债务人签订有管辖协议或仲裁协议，这种协议对代位权诉讼是否有影响呢？诸如此类问题，《合同法解释》并未指明应如何处理，而在诉讼实践中当这类问题出现时就必须予以解决，因而显有必要从理论上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作出合理的说明和解释。

1、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不能就代位权诉讼进行协议管辖、协议仲裁。首先，依据《合同法解释》第73条的规定，债权人代位债务人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只能通过法院的途径进行，也即只能通过代位权诉讼的方式主张权利，这就排除了债权人与次债务人签订仲裁协议的可能性。其次，应当认为，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亦无权就代位权诉讼签订管辖协议。理由有两点：第一，债权人所主张的权利是债务人对次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债务人与次债务人才是实体法律关系的真正主体，而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实体法律关系，因而从实体法的角度来说，债权人与次债务人应无权对该项实体法律关系进行协议管辖。第二，依据前文笔者的观点，代位权诉讼应当理解为一种与一般的合同诉讼或其它债权诉讼有着明显不同的特殊类型的民事案件，为其所确立的特殊地域管辖是就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特殊关系而设置的，而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并非是一种合同关系，故此债权人与次债务人应无权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5条之规定对代位权诉讼进行协议管辖。

2、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之后，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就他们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签订管辖协议或仲裁协议的，应认定对债权人不生效力，不影响代位权诉讼的继续进行。但是，该管辖协议或仲裁协议对于债务人对次债务人所享有的、超过债权人代位请求数额的债权纠纷部分，应当具有法律效力。

3、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之前，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已经签订有管辖协议，应当如何加以协调之问题。这主要是指受理代位权诉讼的法院（即被告住所地法院）与协议管辖的法院不一致时的情况，如果二者是一致的，则不存在需要加以协调的问题。为了平衡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笔者认为，可以分两种情况来处理这种管辖的冲突。一方面，在原则上应当认定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管辖协议对代位权诉讼没有约束力，因为，尽管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存在管辖协议，但在债务人怠于行使其权利，不向次债务人提起诉讼之条件下，如果让债权人受该管辖协议的约束，则显然对债权人是不公平的，此其一。其二，管辖协议是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签订的，债权人并不是该协议的当事人，既然债权人不是签订该管辖协议的当事人，原则上就应当认定代位权诉讼之管辖不受管辖协议的约束。其三，依据《合同法解释》的规定，代位权诉讼由被告（即次债务人）住所地法院管辖，因而在一般情况下，这种管辖并不会给次债务人带来很大的不便。

另一方面，作为例外，应当承认管辖协议的效力。这种例外情况就是，在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次债务人又依照管辖协议的规定对债务人提起诉讼，或者债务人依照管辖协议的规定对次债务人提起诉讼，而次债务人不进行妨诉抗辩的，应当规定协议管辖的法院对案件有管辖权，在此种情况下，应规定受理代位权诉讼的法院将该诉讼移送给协议管辖的法院合并审理。之所以要求承认这种例外，原因在于，法律在为债权人的权益保护提供程序保障的同时，也应当顾及次债务人的程序保障，以体现程序的公平性。易言之，协议管辖是民事诉讼法赋予当事人的一项程序选择权，是体现程序公正的重要内容之一，当次债务人与债务人达成某种管辖协议时，表明他们对诉讼有着某种合理的预期；为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次债务人的这种合理预期即因债权人行使代位权而被打破，但是如果将代位权诉讼之管辖绝对化，对次债务人来说，在程序上则有欠公平。所以。在上述之例外情形下，应当承认协议管辖的效力，但为了统一解决纠纷和防止矛盾判决，应当规定将代位权诉讼移送给协议管辖的法院合并审理。

4、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之前，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已经签订有仲裁协议，应当如何予以协调。对于这一问题，有学者认为，即使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订有有效的仲裁协议，次债务人也不得以仲裁协议为由对债权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提出管辖异议。[26]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绝对，没有体现出对次债务人程序利益的尊重和保护。基于上述第三个问题中相类似的理由，对于这一问题，亦应当分两种情况予以处理，即在原则上应当认定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仲裁协议对代位权诉讼没有约束力，但是，在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后，次债务人又依照仲裁协议的规定申请仲裁或者债务人依照仲裁协议的规定申请仲裁而次债务人不提出既存诉讼抗辩的，应当规定仲裁机构有管辖权，在此情况下，法院应裁定终结代位权诉讼。

三、代位权诉讼之诉讼标的

（一）学理上之主要观点

诉讼标的是法院审理和裁判的对象，是判断是否再行起诉及既判力客观范围的主要根据，因而在民事诉讼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27]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和区分代位权诉讼的诉讼标的呢？对于这一问题，诉讼理论上主要有下述三种观点。

1、二诉讼标的说。即认为代位权诉讼中存在两个诉讼标的，一个是原告的代位权主张，另一个是原告所提出的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享有权利之主张。这一观点认为，在代位权诉讼中，代位权存否之问题与债务人对次债务人权利存否之问题，系两件断然不同的事情。债权人对次债务人之诉讼，就其主张的权利情况而言，有两种情况可遭败诉判决：其一，债权人仅缺乏代位权，但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权利确系存在；其二，债权人有代位权，但债务人对次债务人无权利。于第一种情况，常因被告抗辩债权人对债务人无权利存在，或抗辩债务人对次债务人无怠于行使权利等事实，而使债权人遭诉讼不合法之判决，在此种情形下，法院仅就代位权有无为判断，并未就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之权利存否为判断，其诉讼判决仅以代位权之主张为诉讼标的。于第二种情形，债权人遭败诉判决，其原因系起于债务人在实体上对于次债务人无权利存在，法院所判断的诉讼标的，包括债权人之代位权及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权利。[28]

2、一诉讼标的说。这一观点认为，代位权诉讼之诉讼标的，应仅为债务人对于次债务人之权利义务关系，而不包括代位权本身。其理由在于，债权人代位债务人对次债务人起诉时，代位权仅为债权人对于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有无实施诉讼权能之问题，即仍为当事人适格问题，而非构成诉讼标的之事项。从诉权学说来看，不论是采本案判决请求权说还是采权利保护请求权说，关于当事人适格之要件与为诉讼标的之法律关系有无理由之要件，均作明确划分，将有无诉讼实施权之当事人适格有关事项，作为独立的诉讼标的或者合并作为本案诉讼标的之内容，在诉讼程序上使二者混淆不清或混为一体，似均有不宜。从诉之声明和判决效力来看，诉之声明仅与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有关，而代位权本身在诉讼程序上并无诉之声明，即并不构成本案之诉讼请求，因而法院对债权人能否行使代位权之判断，仅在判决理由中说明，判决主文并无记载，该判断对债务人并无任何实质上之效力，故此代位权本身应不构成诉讼标的。[29]

3、一个诉讼标的，两个基础法律关系说。即认为代位权诉讼的诉讼标的系债权人得以自己之名义，依债务人之权利对第三人得为主张之权利，这个诉讼标的包括债权人自己对债务人之权利与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之债权两个基础法律关系，但此基础法律关系并非诉讼标的。[30]

从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学界的讨论来看，对于代位权诉讼的诉讼标的问题，多数学者持上述第二种观点。大陆之《合同法》颁布之后，有学者在讨论代位权诉讼时亦认为，其诉讼标的是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而不包括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并认为代位权成立与否不属于代位权诉讼之诉讼标的的理由在于：（1）代位权是债权的保全权能，并非对债务人和次债务人的请求权。法院对代位权成立与否的判断对债务人和次债务人并不发生实体法上的效果。（2）代位权成立与否并非债权人代位诉讼本身所要解决的争议事项，即债权人提起代位诉讼并不是为了证明代位权的存在。（3）代位权是债权人诉权产生的前提，也是代位权诉讼成立的前提；从性质上讲，是代位权诉讼原告适格的必要条件，即起诉条件之一，法院对此问题审查判断的结果只是决定是否受理代位权诉讼的根据。[31]笔者认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合同法解释》的现有规定来看，承认代位权诉讼包括两个诉讼标的更具有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下文将就此展开讨论。

（二）本文观点及对《合同法解释》相关规定的评析

本文认为，基于以下理由，应当认为代位权诉讼之诉讼标的有两个，即代位权存否之主张与债务人和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1、代位权是债权人为保全其债权而代位债务人行使其权利的权利，在性质上是一种实体法上的权利，这一点为各国立法和民法理论所普遍认可。不同的是，在日本、意大利等大陆法系国家及我国台湾地区，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方式，既可以是直接向次债务人行使，也可以是通过诉讼途径行使，而根据我国《合同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债权人只能通过法院，即通过提起代位权诉讼的方式予以行使。在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时，代位权本身存在与否即成为法院裁判的一个对象，而代位权又是实体法上的权利，因而按照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应当将代位权看作一个独立的诉讼标的。

2、从法院的审理情况来看，在代位权诉讼中，法院审理和判断的实体法律关系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原告（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另一个是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法院必须首先对第一个法律关系进行审查，就代位权存否问题加以判断，其次才有必要对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予以审查和判断。如果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不存在、或者债权人所享有的债权尚未到期或已过诉讼时效，则债权人就没有代位权，就不能请求次债务人履行债务。如果债务人和次债务人对债权人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或抵销抗辩权，或者主张债务人并没有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则债权人的代位权也可能不成立。显然，在代位权诉讼中，将代位权本身存在与否之问题作为一个诉讼标的是客观存在的，只有对这一诉讼标的作出判断，才有必要对另一诉讼标的，即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加以判断。

3、从《合同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来看，应当认为有两个诉讼标的经过裁判。《合同法解释》第20条规定：“债权人向次债务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经人民法院审理后认定代位权成立的，[32]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显然，根据这一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人民法院的裁判对象，不仅包括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且包括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换言之，代位权诉讼的诉讼标的不仅包括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亦包括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代位权关系是否存在。否则，如果认为其诉讼标的仅仅是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显然无法对上述条款中的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以及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之规定作出合理解释。申言之，倘若不将代位权本身作为一个诉讼标的，则代位权诉讼之裁判就不应当对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作出实体上的判断。从这里可以看出，《合同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与传统民法理论及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等的立法有着显著的不同，对于后者，采取的是“入库规则”，即代位权行使的效果直接归于债务人，而不能由债权人直接受领，即使在债务人怠于受领的情况下由债权人代为受领，在其受领之后，债务人仍可以请求债权人交付受领的财产。由于存在这种区别，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代位权诉讼中，其判决主文一般仅对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作出判断，而对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并不作出实体上的判断，只是在判决理由中加以说明。正是由于这一主要原因，故而关于代位权诉讼的诉讼标的，其主流观点为一诉讼标的说。而依照我国《合同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法院的判决须对上述两种法律关系均作出判断，因而应当认为代位权诉讼之诉讼标的包括代位权本身存在与否及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

4、将代位权诉讼认定为有两个诉讼标的，便利于纠纷的统一解决，并符合诉讼经济原则。承认代位权诉讼存在两个诉讼标的，有利于统一解决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争议，避免法院就此问题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同时也有利于实现诉讼经济。但是，如果认为代位权诉讼的诉讼标的仅限于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而将债权人对债务人所享有的代位权存在与否作为一个程序问题，那么从理论上来说，由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没有经过实体上的裁判，法院对代位权诉讼所作的判决对该法律关系就不应当具有既判力。在此种情况下，如果债权人在代位权诉讼中获胜诉判决，则债务人仍然有权就自己与债权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再行争执。显然，这不仅不利与统一解决纠纷和实现诉讼经济，而且与《合同法解释》第20条之规定的旨趣也是相悖的。

5、前文所引的反对将代位权本身作为诉讼标的的理由之一是，认为代位权是债权的保全权能，并非是对债务人和次债务人的请求权，法院对代位权成立与否的判断对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不发生实体法上的效果。其实，这并不能成为否认将代位权作为诉讼标的的理由。因为实体法的请求权固然可以作为诉讼标的，但能够作为诉讼标的的并非仅限于请求权，例如确认之诉与形成之诉的诉讼标的就不是请求权。另者，法院对代位权成立与否的判断也并非对债务人和次债务人没有实体法的效果，例如，法院认定代位权成立时，债权人即有权请求次债务人履行其债务，债务人亦不得阻碍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反对者的另一理由，即代位权成立与否并非债权人代位诉讼本身所要解决的争议事项，也是不能成立的。相反，代位权成立与否是代位权诉讼所必须要解决的争议事项，否则代位权诉讼不能继续进行。

综上，本文认为，代位权诉讼的诉讼标的应当包括代位权主张与债务人和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其中，对于代位权存否这一诉讼标的，从性质上来说，具有确认之诉的性质，而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这一诉讼标的，则具有给付之诉的性质。因而债权人在代位起诉时，在诉讼请求中可载明请求确认代位权的存在并请求判令次债务人履行债务。

四、代位权诉讼中当事人诉讼权利之限制

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是作为原告代位债务人而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基于这一本质特征的要求，债权人在行使诉讼权利时，不应当损害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如前所述，债务人在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时，应当具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但是基于其诉讼地位所决定，以及充分保全债权人的债权之需要，其诉讼权利义务又应当与作为狭义当事人的原告、被告有所区别。因此，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与债务人的诉讼权利应当作适当限制，以平衡它们之间的利益关系。至于作为被告的次债务人，其诉讼权利原则上不应受到限制。

（一）债权人诉讼权利之限制

1、债权人之诉讼请求额应受限制。由于代位权诉讼涉及到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双重法律关系，因而其诉讼请求额应当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方面，其诉讼请求额不应超过本人所享债权的数额，亦即不应超过债务人所负的债务数额；另一方面，其诉讼请求额不应超出债务人对次债务人所享有的债权数额。这是代位权诉讼在诉讼请求上不同于一般的债务纠纷案件的地方之一。对于这一问题，《合同法解释》第21条也明确规定：“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请求数额超过债务人所负债务额或者超过次债务人对债务人所负债务额的，对超出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和解权、请求调解权之限制。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原、被告双方都享有和解权或请求法院调解的权利，这是民事诉讼的处分原则使然。但在代位权诉讼中，作为原告的债权人之和解权、请求调解权则应当有适当限制，以免使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申言之，和解或者调解往往是在享有权利的一方当事人作出让步、甚至于巨大让步的基础上进行的，和解协议或调解协议的达成常常是权利人放弃部分实体权利所产生的妥协结果，因而行使和解权或请求调解权的人原则上应当是对实体权利享有处分权的主体。然而就代位权诉讼而言，债权人虽然可依法代位行使债务人的权利，但并不等于有权处分债务人的权利。显然，行使权利与处分权利在这里的涵义并不相同：行使权利是指积极地使权利内容得到实现，使债务人得到其应该得到的利益，而处分权利则是指将权利转让、抛弃、免除或使其受到限制等，处分权利的结果将导致该权利的消灭或在数额上减少。[33]因此，债权人原则上只能行使债务人的权利，而不能处分债务人的权利，否则，如果允许债权人可以随意处分债务人的权利，则不仅可能极大地损害债务人的权益，而且会造成对交易秩序的破坏。正是基于这个道理，原告的和解权、请求调解权应当受到限制，特别是债务人未参加诉讼的场合，应当认为债权人不得与次债务人进行和解或与之达成调解协议。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债务人参加了诉讼，那么在债权人、债务人和次债务人三方都同意的条件下，应当认为可以就代位权诉讼进行和解或调解。

3、诉讼上自认和舍弃应受一定限制。诉讼上的自认是指当事人一方承认对方所主张的不利于己的事实是真实的之意思表示，诉讼上的舍弃则是指原告承认其诉讼请求的全部或一部为不正当的之陈述。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的自认或舍弃很可能导致对该当事人不利的裁判，特别是原告在舍弃诉讼请求的场合，一般会导致法院作出其败诉的判决。基于上述相类似的道理，在代位权诉讼中，债权人的自认或舍弃行为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以保护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对于次债务人就其与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主张的不利于债务人的事实，债权人原则上不得自认，而应当由次债务人予以举证；对于债权人就债务人享有的债权所作的舍弃行为，未经债务人同意的，法院原则上不能将其作为债权人败诉的根据，以免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串通损害债务人的权益。

（二）债务人的处分权应予限制

关于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后，债务人对其权利的处分应否受到限制的问题，在民法学界存在否定说与肯定说两种观点。否定说认为，代位权的行使并非强制执行，代位权行使之后，债务人的处分权不应因此而受限制。法国学者多持此说。肯定说认为，代位权行使后，债务人就其权利不得再为妨害代位行使的处分，否则，如果债务人的处分不受限制而仍可抛弃、免除或让与其权利，则代位权制度将失其效用。日本和我国台湾学者多持此观点。[34]大陆学者也多持肯定说，认为债务人不得就已被债权人代位行使的权利进行处分，以保障债权人之债权的实现。[35]从民事诉讼的角度来看，债务人的处分权之限制则表现为其诉讼权利的限制，即债务人作为第三人参加代位权诉讼时，不得实施妨碍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处分行为。在代位权诉讼中，之所以要求对债务人的处分权加以限制，原因在于：一方面，这种限制是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的必要措施，这一点与民法学者所论证的理由是相同的。另一方面，限制债务人的处分权也是维护诉讼的严肃性和程序的安定性的必然要求。易言之，如果允许债务人转让、抛弃其权利或者推延债务人的还债期限，则极有可能使已经开始的诉讼归于无效，从而有损诉讼的严肃性和程序的安定性，并会对债权人造成程序不公。

五、代位权诉讼之既判力范围

在民事诉讼中，既判力又称判决的实质上的确定力，是指生效判决对作为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之判断所具有的强制性的通用力或确定力。其内容表现为，判决在形式上确定之后，当事人不得再就该判决所裁判的法律关系再行起诉，或者在其他诉讼中提出与该确定判决内容相反的主张；法院的后诉判决亦不得与该确定判决内容相抵触。[36]对于既判力问题，其关键之处在于应当如何确定既判力的范围。就代位权诉讼而言，由于涉及到债权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因而其判决的既判力范围与一般民事案件之判决的既判力范围应当有所不同。

（一）代位权诉讼之既判力客观范围

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是指判决对哪些实体法律关系有既判力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大陆法系民事诉讼法理论之通说及立法的一般规定是：既判力原则上只对判决主文中表达的判断事项产生，而所谓判决主文的判断则是指对于诉讼标的之判断。如果前后两诉的诉讼标的相同，则后诉应予禁止，亦即后诉应受前诉判决之既判力的拘束。因此，从传统的诉讼标的理论来看，界定既判力之客观范围的标准就在于，要看已经裁判过的法律关系与未经裁判的法律关系是否同一。据此，代位权诉讼之既判力客观范围的界定，主要取决于代位权诉讼之诉讼标的的界定。申言之，如果认为代位权诉讼的诉讼标的仅限于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则既判力客观范围也仅限于该法律关系，至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则不受既判力的约束；如果认为其诉讼标的包括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代位权本身存否之主张，则既判力客观范围也相应地扩大。

对于上述第一种情况，即认为代位权诉讼的诉讼标的仅限于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在界定既判力客观范围时，则可能会出现无法解决的矛盾。例如，如果债权人在代位权诉讼中获胜诉判决，那么该判决的既判力客观范围并不及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在此条件下，债务人应仍然有权对债权人提起诉讼，以否认债权人对自己的权利存在。假如债务人提起诉讼并获胜诉判决，则前后两个判决就会产生无法解释的冲突：债权人对债务人既然不享有权利，为什么在代位权诉讼中又获胜诉判决？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合理的途径应当是，在为债务人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之前提下，承认代位权诉讼有两个诉讼标的，并在此基础上相应地扩大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即承认关于代位权存否的判断也有既判力。

具体来说，在债权人获胜诉判决时，既判力客观范围应当包括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以及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代位权关系（包括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37]在债权人遭败诉判决时，则应当区别情况来确定既判力客观范围：如果因代位权存在但却认定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不存在而遭败诉，既判力客观范围也应包括上述两类法律关系；如果因代位权关系不存在但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未经判断而遭败诉，则既判力客观范围仅限于代位权关系。这里需要特别加以强调的是，在对既判力客观范围作上述相应扩大时，必须为债务人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包括必须为其提供参加诉讼的信息、机会和手段，以及赋予其当事人之诉讼权利义务等。

（二）代位权诉讼之既判力主观范围

既判力的主观范围是指判决对哪些主体有既判力。一般来说，既判力原则上只及于诉讼请求的对立双方，即原告和被告，而对于当事人以外的人，除有例外规定，则不应受该判决之既判力约束。否则，如果既判力可以任意地扩大到其他人，则对该其他人显然是不公平的。对于代位权诉讼，其原、被告双方分别为债权人和次债务人，因而法院所作判决自然应当对债权人与次债务人具有既判力，这一点在理论上并无异议。问题在于，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经法院判决后，其既判力是否及于债务人呢？对于这一问题，在诉讼理论上颇有争论，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

1、既判力不及于债务人说。该说认为确定判决仅在当事人之间发生效力。债权人代位债务人对次债务人提起诉讼时，债务人并非是诉讼当事人，因此依据既判力之相对性原理，代位权诉讼之确定判决仅对债权人与次债务人有既判力，而对债务人则没有既判力。所以，债权人遭败诉判决时，债务人仍然可以次债务人为被告起诉请求次债务人对其为给付；若债权人获胜诉判决，次债务人亦可以债务人为被告，提起确认债权不存在之诉。[38]

2、既判力及于债务人说。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代位权诉讼之确定判决的既判力，不仅及于债权人和次债务人，而且及于债务人。理由在于：债权人对次债务人起诉，属于法定的诉讼担当，债权人乃系为债务人而为当事人，在实体法上行使代位权之效果，既然应归于债务人，则在

诉讼法上亦应当依据有关既判力之扩张的规定，[39]认定判决的效力及于债务人，否则，代位权诉讼即无任何实际意义。[40]此说为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通说。

3、债权人胜诉时既判力始及于债务人说。即认为债权人获胜诉判决时，其既判力及于债务人，而遭败诉判决时则既判力不及于债务人。其理由是：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目的在于增加债务人的财产，债权人败诉时，既然不能增加其财产，应对债务人不生效力，况且，在实践中有关诉讼的有力证据多在债务人之手，如果债权人因无有力证据而遭败诉判决，在此情形下亦要求债务人受该判决拘束，则对债务人显非公平。[41]

考察学者的相关论述，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本文认为，上述第二种观点较为可取，即代位权诉讼之判决对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所做判断，其既判力应当及于该债务人。具体理由如下：

其一，从诉讼标的之同一性来说，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这一诉讼标的既然在代位权诉讼中已经过裁判，就应当具有既判力，债务人再以同一法律关系更行起诉，应当认为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况且，就这一诉讼标的而言，债权人提起的代位权诉讼与债务人自己提起的诉讼尽管在形式上当事人不同，但由于债权人是代位债务人进行诉讼，应当认为在实质上当事人是相同的，[42]因而债务人应当受代位权诉讼之判决的既判力约束。

其二，承认既判力及于债务人有利于统一解决纷争、防止矛盾判决，并符合诉讼经济原则。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在代位权诉讼中经裁判后，如果其既判力不及于债务人，则债务人可就同一诉讼标的另行起诉，如此一来，就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判决，这显然有损法院裁判的尊严。而且，如果允许债务人对同一纠纷另行起诉，则无论两诉讼的裁判结果是否一致，都将会扩大当事人和国家的诉讼成本支出，有违诉讼经济原则。

其三，承认既判力及于债务人有利于次债务人的程序保障。法院对代位权诉讼作出判决后，如果其既判力不及于债务人，或者于债权人胜诉时及于债务人但在败诉时不及于债务人，则次债务人将有受多重诉讼的危险，也即对于同一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次债务人有可能受到多重诉追，这对其是很不公平的。对此，有学者指出，次债务人因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纠纷而被牵扯到诉讼中去，这已经是一次不幸，如果该诉讼的结果对债务人没有既判力，则次债务人可能再一次不幸地被诉，显然其程序保障在此受到了忽视。[43]因此，基于为次债务人提供必要的程序保障之考虑，代位权诉讼之判决应当对债务人具有既判力。

其四，既判力不及于债务人说不利于发挥代位权诉讼解决纷争的功能。如果认为代位权诉讼判决只是在债权人与次债务人之间有既判力，则债权人和次债务人花费相当多的努力、尽了攻击防御之后所取得的诉讼结果，其效力可能因对债务人没有既判力而被动摇。这势必会破坏代位权诉讼制度所运作的成果，影响其解决纷争之功能的有效发挥。

其五，债权人代位债务人对次债务人起诉，其原因在于债务人怠于行使其权利。既然债务人有怠于行使权利之行为，即使债权人代位起诉遭败诉之判决，债务人本身亦属有过错。[44]故此，在为债务人提供必要的程序保障之前提下，将既判力扩及债务人并由其承担原告败诉的风险并非苛刻。

其六，《合同法解释》第20条规定，债权人胜诉时，“由次债务人向债权人履行清偿义务，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予消灭。”由此可知，在债权人胜诉时，判决中关于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之判断，对债务人应当具有既判力，因为该条款明确规定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归于消灭。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因债务人对次债务人不享有权利而致债权人败诉时，其既判力是否及于债务人的问题，《合同法解释》并未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基于上述所列理由，债权人败诉时，其既判力也应当及于债务人。

在要求债务人受代位权诉讼之判决的既判力约束时，有必要再次强调的问题是，应当为债务人提供相应的程序保障。因此，前文所述的应当确立对债务人的诉讼告知制度及赋予其当事人之诉讼权利义务的重要性必须再次重申。只有如此，才能为债务人充分提供参加诉讼的信息和机会并在其实际参加诉讼时能够具有充分的攻击防御手段。可以说，这种程序权之保障是代位权诉讼之判决的既判力扩及债务人的正当化基础，否则，如果债务人未充分地进行攻击防御或未被给予陈述意见的机会，但却要求其受对己不利的判决之拘束，则显然对其是不公平的。

*在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事诉讼中，对于债权人为保全其债权而向债务人的债务人提起的诉讼，一般称为“债权人代位诉讼”或者“代位诉讼”（参见杨建华著《民事诉讼法问题研析（三）》中的有关论述，台湾三民书局1998年版。）。在我国大陆地区，亦有学者撰文指出，这类诉讼应称为“代位诉讼”，而不宜称为“代位权诉讼”（参见张卫平《论代位诉讼》，载《诉讼法学新探》，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版，第658页以下。）。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2月1日通过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则将这类诉讼称为“代位权诉讼”，为求与立法上的用语保持一致，本文亦使用“代位权诉讼”这一称谓。

[1]参见陈计男著：《民事诉讼法论》（上），台湾三民书局1994年版，第93页；（日）兼子一、竹下守夫著：《民事诉讼法》，白绿铉译，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

[2]当事人适格不同于当事人能力。当事人能力是指抽象地规定能否作为原告或被告的问题，而当事人适格则是指就具体的诉讼而言，能否作为原告或被告之资格问题。因而当事人适格者，必定有当事人能力，但有当事人能力，则未必是正当的当事人。

[3]究竟是用裁定驳回还是用判决驳回，主要取决于各国民事诉讼法的不同规定及诉讼理论上将当事人适格看作是诉讼成立要件（诉讼要件）还是权利保护要件。

[4]参见前引[2]，兼子一等书，第54页。

[5]这里主要从债权人角度来讨论代位权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问题。因为解决了债权人之原告适格问题，也就相应地解决了第三债务人之被告适格问题。

[6]参见张卫平著：《程序公正实现中的冲突与衡平———外国民事诉讼研究引论》，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以下；台湾民事诉讼法研究会编：《民事诉讼法之研讨（二）》，台湾三民书局1990年版，第3页以下。

[7]对于代位权诉讼的诉讼标的问题，下文将专门予以讨论。

[8]广义的管理权包括处分权在内，狭义的管理权则不包括处分权在内，但以广义说为通说。参见杨建华著：《民事诉讼法问题研析（一）》，台湾三民书局1996年版，第37页。另参见前引[6]，张卫平书，第120页。

[9]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2页。

[10]台湾民事诉讼法第58条规定了“诉讼参加”制度，即：“就两造之诉讼有法律上利害关系之第三人，为辅助一造起见，于该诉讼系属中得为参加。”这种辅助参加制度与大陆民事诉讼法第56条所规定的“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但在参加的程序与效力等方面存在着不同。参见石志泉著、杨建华增订：《民事诉讼法释义》，台湾三民书局1987年版，第78页以下。

[11]以上为陈荣宗教授所持观点。参见陈荣宗：《债权人代位诉讼与既判力范围》，载杨建华主编：《民事诉讼法论文选辑》（下），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706页以下。

[12]杨建华教授、陈石狮教授等持这一观点。参见前引[6]，《民事诉讼法之研讨（二）》，第23页、第28页。

[13]台湾学者许士宦持这一观点。参见民事诉讼法研究会编：《民事诉讼法之研讨（四）》，台湾三民书局1993年版，第737页以下。

[14]参见戚兆波：《代位权诉讼主体》，载《人民法院报》1999年8月11日第三版。

[15]参见张卫平：《论代位诉讼》，载《诉讼法学新探》（陈光中教授七十华诞祝贺文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663页以下；另参见丁建明：《也谈代位权诉讼主体》，载《人民法院报》1999年8月11日第三版。

[16]参见彭志鸿：《论债权人代位权和撤销权》，载《律师世界》2000年第2期，第6页。

[17]参见周美艳：《代位权：能否成为解决三角债的良方》，载《中国律师》2000年第3期，第66页。

[18]参见吴英姿：《代位权确立了民诉法怎么办——债权人代位诉讼初探》，载《法学》1999年第4期，第44-45页。

[19]参见高建飞等：《如何确定被代位人的诉讼地位》，载《律师世界》2000年第2期，第21-22页。

[20]参见前引[15]，张卫平文，《诉讼法学新探》，第664页。

[21]至于法院依职权追加第三人的规定是否合理，由于牵涉到民事诉讼中第三人制度的改革以及以弱化法院职权为主要内容的诉讼结构之变革问题，故在此不作为讨论的重点。

[22]关于这一问题，请参见赵钢：《从司法解释与现行立法之抵触看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诉讼地位之窘困及其合理解脱》，载《法学》1997年第11期，第33-35页。

[23]参见杨建华：《民事诉讼法问题研析（三）》，台湾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286页以下。

[24]史尚宽著：《债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71页。

[25]由于资料欠缺，笔者并不知道最高人民法院在作出该项管辖规定时的本意及理由如何，这里只是猜测。

[26]参见曹守晔：《对合同法中代位权的理解与适用（下）》，载《人民法院报》2000年3月12日第三版。

[27]参见张卫平：《诉讼标的及其识别标准》，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4期，第57页。

[28]参见前引[11]，陈荣宗文，杨建华书，第708页。

[29]参见前引[23]，杨建华书，第360页以下。

[30]陈计男教授等持这一观点。参见前引[6]，《民事诉讼法之研讨（二）》，第43页。由于这一观点在禁止重复起诉、既判力范围等方面尚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故本文不作为讨论的重点。

[31]参见前引[18]，吴英姿文，第44页。

[32]严格来说，这里的“认定代位权成立的”，在立法用语上若改为“认定债权人的诉讼请求成立的”则更为合适，因为代位权这一概念主要侧重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代位关系而言，而不是侧重于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若改为后者，则可将这两种关系都包括在内。

[33]参见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0页。

[34]参见前引[24]，史尚宽书，第471页；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81页。

[35]参见前引[34]，王家福书，第181页；前引[33]，王利明等书，第402页；余延满著：《合同法原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2页。

[36]参见前引[1]，陈计男书，第60页

[37]从《合同法解释》第20条的规定来看，债权人获胜诉判决时，债权人与债务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相应的债权债务关系即归于消灭，由此也应当认为该判决的既判力客观范围包括上述两种法律关系。

[38]台湾学者陈荣宗、梅仲协等持此说。参见前引[11]，陈荣宗文，杨建华书，第719页；梅仲协著：《民法要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

[39]这里的“有关既判力扩张的规定”，在我国台湾地区，系指其民事诉讼法第400条第2款之规定，即“对于为他人而为原告或被告者之确定判决，对于该他人亦有效力。”在日本，系指其民事诉讼法第115条第1款第（二）项之规定（旧法为第201条第2款），内容大致相同。

[40]参见前引[23]，杨建华书，第366页以下；王甲乙等：《民事诉讼法新论》，三民书局1998年版，第486页；前引[24]，史尚宽书，第472页。

[41]日本学者三月章、加藤正治、松板佐一等持此观点。转引自前引[11]，陈荣宗文，杨建华书，第717页。

[42]]参见前引[23]，杨建华书，第282页。

代位范文篇9

保险代位求偿权为贯彻所有保险的核心原则-损害补偿原则的一种方式，即意味着损失补偿为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之保险的基本原则，而财产保险是贯彻损失补偿原则最典型最完备的领域，“无损害即无保险”是财产保险的基本准则。这项原则对防止或避免被保险人利用财产保险获得超出其保险财产实际价值的额外利益，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保险人只对被保险人所受的实际损失负赔偿责任，其赔偿金额以保险标的在发生保险事故时的实际价值为限，即使投保人善意重复保险或超额保险，被保险人也不能获得超出其实际财产价值的保险赔偿金。因第三种不法行为致保险事故发生，被保险人因此所受的损害，已向第三人追索并获得赔偿的，对保险人而言，此时被保险人的损失已被弥补，被保险人等于无损害发生，保险人不再负保险金给付责任。故保险代位求偿权适用于财产保险领域，已为保险理论界和实务界所普遍认同，在各类专著、教材中，也往往将对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论述置于财产保险之章节中，以表明保险代位求偿权乃财产保险领域所普遍适用的一项制度。

但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对一些具有补偿性质的人身保险，如健康保险（疾病保险）或意外伤害保险，可否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理论界对此存在着激烈争议。以英国学者JefferyW.Stempel为代表的“赞同说”认为，健康、意外伤害保险的性质与特点介于人身和财产保险之间，保险金的给付同样具有补偿损失的性质。既然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本意在于填补损失，那么亦可适用于健康和意外伤害保险。尤其是在第三人过错行为伤害了被保险人并伴有医疗费支出的情况下，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更具有现实意义。因为以医疗费等费用的既定数额即可推断出被保险人的损失程度，亦可以此确定第三人的赔偿金额。以美国学者KennethH.York为代表的另一派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虽然疾病和伤害领域的保险具有一定的补偿性，但此种补偿与纯粹财产性质的补偿是不同的。医疗费用虽有固定标准，但它不能涵盖事故所引发的全部后果，也不能据此判断受害者得到的补偿是否足够或过多。因此他们不赞成在健康和伤害保险方面适用代位求偿权。

除上述两种迥异的观点外，台湾学者江朝国的观点也颇具特色。他认为健康保险和伤害保险从其承保内容来看，均非纯粹的定额保险，因此能否适用代位求偿权应作具体分析：如果因第三者的责任致保险事故发生，造成被保险人死亡或残废，则保险人或保险受益人有权兼收保险金与第三人的赔偿金额，因为生命或身体的损害，无法以金钱计算其损害程度，无从比较所得利益是否大于受损利益，因此没有所谓不当得利的问题；反之，如果被保险人所受损失为医疗费或其它费用之支出，则其所受损害，除非保险合同另有约定，应仅局限于该医疗费用之范围，保险人超出该范围的得利可构成不当得利，因此在此情况下存在着适用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可能。从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江朝国的论述并无新颖之处，仅是以上英国学者Stempel和美国学者York等人两派观点的简单折衷。其实保险事故在造成被保险人伤残或死亡的同时，亦可能伴随着医疗费用的支出，而即便是在一般伤患的情况下，被保险人亦存在无法以金钱利益衡量的损失（如精神痛苦），江朝国所列的两种情况难以全然界分。显然，江朝国对两种情况的界分过于绝对，难免有“和稀泥”的嫌疑。当实践中出现两种情况混同的实例时，究竟以哪一种处理方法为准，江说无法自圆其说，实践中亦难以操作，故笔者认为此说殊不足取。

笔者对此持否定观点，其理由有四：第一，人身损失的补偿与物质损失的补偿不可同日而语。物质财产的补偿有一既定的衡量标准，即补偿至事故发生前的状态即可，并可以金钱价值度量，但人身的补偿是不确定也不可能确定的，因为被保险人也许因疾病、伤害而造成精神损害和预期收益的减损等，不能仅因为二者兼具补偿性质便将保险代位求偿权肆意套用。第二，上文论述过，代位求偿权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禁止不当得利，但对人身损害的受偿者而言，并不存在不当得利的问题。他既可以从保险人处获得保险金，又可向侵害人索赔，这是因为人身损害是难以度量的，即使受害者获得双重赔偿，也无从判明其是否“得利”，更无法探究这种受偿是否“不当”。第三，在代位求偿权中，保险人所代位取得的是“被保险人基于保险标的物之一切权利和赔偿请求权”。但保险人给付给被保险人的保险金一般仅补偿医疗费，但“被保险人基于保险标的物之一切权利及赔偿请求权”则不仅包括医疗费请求权，还包括误工收入、精神损害、伤残救济金等请求权。如此，保险人代位求偿所取得的赔偿额势必大于其补偿给被保险人的保险金，反倒构成了“不当得利”。第四，在由第三人造成人身侵权保险事故时，由此而生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其行使具有人身上的专属性，不宜移转由保险人行使。因此，笔者不赞成在健康保险和伤害保险方面适用代位求偿权，保险人在支付医疗费用保险金后也无权分享被保险人从侵权行为人处获得的赔偿金。我国保险法在健康保险和伤害保险方面也采取不适用代位求偿权的立法例。《保险法》第67条规定：“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得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

二、保险代位求偿权追偿对象的限制

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应当对于保险标的物的损失负有民事赔偿责任的第三人行使，第三人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因而对保险标的的损失不负民事赔偿责任的第三人就不应成为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的对象。实践中，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存在与行使，均以确定对保险标的损失负有民事赔偿责任的第三人为前提。但对第三者与第三者责任的确定是较为复杂和困难的，例如因交通事故造成保险标的损失的责任方逃逸或尚未确定，在责任方尚未找到或尚未确定的情况下，保险人必须先予给付保险金，却无法有效地向第三人追偿。一般而言，凡是对被保险人保险标的负有以下民事赔偿责任的当事方均可成为保险人代位追偿的对象：侵权行为损害赔偿、债务不履行的损害赔偿、返还不当得利、返还所有物、返还占有物等。只要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应承担的保险赔偿责任与上述对保险标的受损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原因、事实相同，即第三人对保险标的物的致害原因、事实未超出保险合同的约定，并且保险人基于上述事实、原因赔付了保险金，保险人即可向上述致害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

我国《保险法》第46条规定：“除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成员故意造成本法第44条第1款规定的保险事故以外，保险人不得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成员行使代位请求赔偿的权利。”如何理解这一法律条文呢？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1、保险人原则上不能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其组成成员行使代位求偿权。

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虽然对被保险人投保的财产未必具有完全意义上的所有权，但他们对保险标的物确有保险利益关系。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家庭财产为全体家庭成员所共有。也就是说，家庭成员对保险财产同样具有保险利益，实质上他们与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关系中处于同一阵营。若保险标的物受损，他们的权益必然遭受损失；保险人偿付保险金后，他们的共同利益必定受到补偿。例如，某被保险人投保家庭财产保险，而被保险人妻子在作饭时不慎引起火灾，将房屋内家具、电器等财产尽数烧毁。虽然从法律上看，被保险人与其妻子是两个各自独立的民事权利义务主体，且保险单上注明的只有被保险人一人的姓名，但是保险标的-家庭财产实际属于被保险人与其妻所拥有的共同财产。故如果保险人先行给付保险金后，仍要求以被保险人的名义行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追偿损失，实际效果无异于“左手给付，右手索还”，与财产保险“损失补偿”的目的背道而驰。因此，世界各国《保险法》均有规定，禁止保险人向无过错的被保险人家庭成员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

但法律条文中“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成员”应作何解？我国《保险法》语焉不清，亦无相关解释加以明确，故理论界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已经严重影响了保险理赔的实际操作。概括起来，理论界目前有三种较具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法条中所说的“组成成员”系指家庭组成成员，是对前述“家庭成员”的补充和扩张。具体说来，家庭成员一般是指夫妻、父母、子女，家庭组成成员则一般指上述成员之外的与上述成员具有共同生活关系的人员，如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还有抚养人和被抚养人。

第二种观点认为“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与“被保险人家庭组成成员”应作分别阐释。为了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对家庭成员的范围应作广义解释。此说认为家庭成员应包括配偶和亲属等较近的血亲或者姻亲而共同生活的人，以及虽非共同生活但负有法定义务的人，具体包括夫妻、父母、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兄弟姐妹等。而对被保险人的家庭组成成员，为避免此权利的滥用，应作狭义解释，是指为被保险人的利益或者受被保险人委托或者与被保险人有某种特殊法律关系而进行活动的人，包括被保险人的雇佣人员、合伙人、人、信托人等。此说主要为台湾学者所采纳。

第三种观点则独辟蹊径，将“组成人员”解释为“被保险人的组成人员”，而非仅为“被保险人家庭的组成人员”，如此，便将该法条的适用由自然人领域扩大到法人及其它组织领域，是对传统解释的重大突破。该观点认为，上述规定中所称“家庭成员”，应是指被保险人是自然人时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范围，应指与被保险人共同生活，与被保险人拥有共同财产，在法律上对被保险人没有损害赔偿义务的家庭组成成员。而“被保险人的组成成员”则是另一范畴的概念，系指被保险人为机关、企事业单位等法人及其他非法人组织时，被保险人的员工或雇员。

笔者较为倾向于第三种观点。首先，从该条文语义上理解，“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者其组成成员”中的“其”字指代的是家庭，还是被保险人？毫无疑问，从中文语法习惯来看，这里的“其”字有“他的”意思，指代的应是与其同处主格位置的“被保险人”，而非从“家庭成员”中拆出的“家庭”，故“其组成成员”指的是“被保险人的组成成员”，而不是“被保险人家庭的组成成员”。在这一点上，显然第一种与第二种观点均犯了理解上的错误，只有第三种观点作了正确的理解。其次，“家庭成员”这一概念无论从法律角度或从日常生活角度理解，均难以作出准确界定。在现今世界人口流动性如此高的情况下，即便是父母、子女等近亲属，也未必与家人共同生活在一起，拥有共同财产，而一些被保险人的朋友、远亲却可能与被保险人共同生活，拥有共同财产，对保险标的物拥有共同的保险利益。故以人为解释绝对地划定“家庭成员”的范围，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笔者同意第三种观点的说法，法律规定“家庭成员”的意义并不在于明晰出它的范围，而在于凸现“家庭成员”的自然人性，以示与“被保险人组成成员”的法人性和组织性相区别。再次，“被保险人家庭成员”与“被保险人组成成员”的有意区分，反映了保险代位求偿权在自然人领域与法人、组织领域的不同限制，这也符合先进国家保险立法的趋势。英、美、日等国的相关保险立法或判例，均确定保险代位求偿权不仅不得向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行使，当被保险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时，亦不得向其雇员或者员工行使。这是因为企业、事业等组织与其员工存在着类似于家庭成员间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大多数国家均实行“员工持股制”的情况下，员工或雇员本身既是受雇于单位的劳动者，又是单位的所有者（股东）。在因员工或者雇员过失造成单位损失的情况下，若保险公司先赔付予单位保险金后，在转而向其员工或雇员追偿，那么由员工所造成的赔偿责任仍由其所在单位承担，不仅有悖于“损失补偿”的财产保险基本原则，而且有损于单位与员工的合作关系，殊不足取。所以，笔者认同第三种观点，只须对“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作一抽象性解释，付诸实践中个案处理，关键是须将代位求偿权行使在法人及其它组织领域的行使限制予以点明，如此方能遵循立法原意，避免作出不当的阐释。

2、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和组成人员等故意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仍可向其行使代位求偿权。

这是因为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其组成成员，故意造成保险事故的发生，依民法一般原则，本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保险人对故意造成保险事故的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或其组成成员行使代位求偿权，一方面有助于防止道德风险的发生，另一方面也是对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成员故意不法行为的一种惩戒。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保险法》第46条并未将重大过失作为保险人对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成员行使代位求偿权的情由，这反映了我国《保险法》就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成员行使代位求偿权的原则态度，并对例外情由作了严格限制，仅将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成员的故意行为作为上述原则的例外。因此，除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成员的故意行为外，无论是因为轻微过失还是重大过失造成保险标的的保险事故，保险人均不得以任何理由向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其组成成员行使代位求偿权。且在实践操作中，保险人以被保险人家庭成员或组成成员故意为由，向其行使代位求偿权的，应就其故意负举证责任。

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行使对象限制的另一棘手问题是，保险人可否对公法人（如机关单位）行使代位求偿权？因为实践中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常常因政府公务员执行职务不当或因公共设施的设置或管理有问题而致其生命、身体或财产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形下，若被保险人没有向政府机关提出侵权损害赔偿，而是向保险人申领保险赔偿金，那么保险人在给付保险赔偿金之后，能否向政府机关提出代位求偿诉讼？理论界历来对此存在激烈争议，有肯定说和否定说两派观点：

持肯定说的学者支持对公法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理由主要有：第一，保险人对公法人行使代位求偿权，与保险人对其余一般民事主体行使代位求偿权并无本质区别。国家作为民事主体介入民事法律关系，其地位与一般侵权第三人并无二致，因此根据民商事主体平等的原则，保险人完全可以代位向公法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第二，从保险机能上分析，被保险人应遵从“禁止不当得利”原则，若规定保险人不得向公法人行使代位求偿权，则被保险人可能既从保险人处获得保险赔偿金，又可向国家索得国家赔偿款，将导致不当得利的结果。第三，保险人代位请求国家赔偿，足以使国家公务员或公有设施设置或管理机关，对其职务行为加以注意，从而减少危险及侵权行为的发生。第四，由被保险人对国家机关直接索偿，被保险人由于势单力孤，在调查取证方面，完全处于弱势地位，若由保险人提起代位求偿诉讼，被保险人加以辅助配合，加上保险人在调查取证上的诸般优势（人员、技术、设备、经验），可使诉讼双方在法律及事实上的悬殊地位得以扶正或缓解。

持否定说的学者则提出以下理由加以反驳：第一，关于公民权利受公法人侵害的赔偿问题，我国早有《国家赔偿法》加以规范。《国家赔偿法》隶属公法范畴，而保险代位求偿权问题乃保险合同法亦即私法范畴的问题，二者不可混同。第二，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产生系基于保险合同的规定，而国家对公民的国家赔偿乃属法律强行法之规定，保险合同的当事人约定不得对抗国家的强行法规定。第三，保险公司给付保险金的义务，其义务范围由当事人在保险合同中自行约定，对事故损失负有损害赔偿责任的国家机关根本无从知悉其义务范围。且保险事故发生之后，被保险人损害的估算等事宜，国家机关均未能参与，以致在事故原因、损害范围、补救余地等证据材料上，难免受保险公司所左右，甚至会发生被保险人与保险人相互勾结欺诈国家赔偿义务机关的情事。第四，各级国家机关之经费来源均是向全体社会大众征税所得，而被保险人亦是一名纳税人，如果允许保险人向国家及其公法人代位索偿，无异于将被保险人的钱由右手拿出，左手偿还，丧失保险代位求偿权应有的补偿功能。况且，保险合同中保险费与保险金之间存在着对价关系，保险人一方面承担危险向危险共同团体加入者收取保险费，另一方面，又向侵权行为人行使追偿权，如此势必导致不当得利。因此，保险人在赔付保险金之后，不得向国家或公法人行使代位求偿权。

笔者赞同肯定说，具体理由如下：1、究其实质，《国家赔偿法》并非以纵向管理为主要内容的公法，有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奥地利、台湾等）将其作为民商法的补充法，我国则将其视为程序法，非但与保险代位求偿权不冲突，而且是《保险法》等民商法的必要、有益的补充。因此，以公法、私法不可混同为由主张保险人不能向公法人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观点难以成立。2、我国保险法第44条第1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此处的“第三者”，应泛指除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以外的负有民事赔偿责任的主体，包括自然人与法人，法律并未明确将公法人排除于“第三者”的范围外，故从此条文理解，代位求偿权对象的法律规定已涵盖了公法人。3、至于保险公司在调查取证方面的优势地位，也不足以论证应将公法人排除于代位求偿对象之外。若由被保险人径行向国家或公法人求偿，则被保险人须孤军作战，处于绝对的弱势地位，与强大的公权力相较量，难免凶多吉少，由保险人代位向公法人求偿，借助保险人在人员、设备、技术、信息、经验上的诸般优势，达到法律上“抑强扶弱”的效果，这完全符合

“公平正义”原则的要求，并无不合理之处。4、国家及公法人所负担之赔付责任，不仅包括对受害者的物质补偿，而且还是公法人滥用公权力或履行管理职责失当的制裁。若不允许保险人在赔付保险金后代位向公法人求偿，则一方面将本应由国家及公法人承担的责任转嫁到了保险人身上，加重了保险人的经济负担；另一方面，使本应承担赔偿责任的公务员或公法人逃避了制裁，如此，难以促使公务人员在执行职务中恪尽职守，奉公守法，达不到“依法行政”的目的。

三、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时效限制

保险代位求偿权为保险人依法所享有的权利，性质上应当从属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保险人以自己名义代位行使的权利，是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享有的民事赔偿权利，所以保险人能否行使代位求偿权，须以被保险人仍能行使其民事赔偿权利为前提。如果被保险人怠于行使其对第三者的索赔权利致使实体权利超过诉讼时效而覆灭，相应地保险人亦将丧失行使代位求偿权的余地。所以，由以上分析可知，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请求赔偿权盖属同一性质，保险代位求偿权的行使，须受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索赔权时效的约制。

谈及此问题时，应注意将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时效与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的时效区别开来。我国《保险法》与《海商法》对保险金给付请求权的时效作出了专门规定。我国《保险法》第26条规定：“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二年内不行使而消灭”。我国《海商法》第264条规定：“根据海上保险合同向保险人要求保险赔偿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二年，自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计算”。有些学者将此二时效规定，视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时效限制，这是错误的。这两个时效规定，目的在于敦促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积极向保险人报告并索赔，以利于保险人及时理赔，从而避免不必要的拖延和纷争，与保险人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索赔权利的代位求偿权时效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上文已述，保险代位求偿权时效应从属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索赔时效，上述规定仅适用于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的保险金给付请求问题，并不适用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时效。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时效限制，尽管我国《保险法》未作明确规定，但鉴于《保险法》乃民商法之特别法，亦应适用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此外，《合同法》、《海商法》、《专利法》等民商事特别法亦对损害赔偿权请求时效有特别规定。至于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时效类别、期间长短及起算，应当依据被保险人对第三人请求权的实体性质加以判定。如此例：1997年10月1日被保险人寄存于火车站行李寄存处的行包因保管人的疏忽而丢失，被保险人于1997年10月19日向保险公司索赔，并于次日获得保险金赔付。则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时效应等同于被保险人对火车站行李寄存处之索赔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其起算既非1997年10月19日，亦非1997年10月20日，而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所享有的索赔请求权一道，从1997年10月1日起算。又因我国《民法通则》第136条第4项规定，寄存财物被丢失或者毁损的，其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故此案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诉讼时效届满日为1998年10月1日。

基于上述认识，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时效限制，依据我国现行的法律规范，主要有以下两类：

1、《民法通则》所规定的诉讼时效

保险事故因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而发生的，除其他法律对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时效期间另有规定外，应适用《民法通则》有关诉讼时效的规定。《民法通则》根据不同的民事法律关系及当事人的认知程度，分别规定了1年、2年、20年三类诉讼时效。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行使，应依照被保险人应当适用的诉讼时效确定其适用的时效。

2、民商事特别法所规定的诉讼时效

保险事故因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或违约行为发生，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索赔时效，《民法通则》以外的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或者专门规定的，应当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民法通则》以外的民商事特别法，依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理原则，应优先适用。在此情形下，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行使，须依照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当适用的特别法的时效规定予以确定。目前，规定有诉讼时效的特别法主要有《合同法》、《海商法|》、《专利法》等。例如，依我国《海商法》的规定，被保险人对于第三人因海上货物运输、海上旅客运输、船舶租用合同、海上拖航合同、船舶碰撞、海难救助、船舶发生油污损害而享有的赔偿请求权，应适用《海商法》的相关规定；同理，保险人对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也应依照《海商法》规定的时效确定。

保险人于何时取得代位求偿权关系到保险人利益的保护，因为若保险人过迟取得代位求偿权，而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时效已近届满，则对保险人行使其代位求偿权不利。关于保险人何时取得代位求偿权，有两种立法例。第一种立法例为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后取得代位求偿权，这是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所采用的立法例，我国《保险法》亦作了类似规定。在这种立法例下，保险人给付保险赔偿金，成为其取得代位求偿权的前提条件。另一种立法例为保险人自保险事故发生时起，自动取得代位求偿权，目前采取这一立法例的国家较少，最为典型的是英国的非海上保险法。

采用第一种立法例，可以明确代位求偿权的范围，防止保险人先行使代位求偿权，向第三人索赔后，又拒不赔付被保险人的弊端。但从时间上看，从保险事故发生，到被保险人提出索赔请求，再到保险人实际给付保险赔偿金取得代位求偿权，存在着时间差。而上文已述，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消灭时效，与被保险人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权的时效相同，而非从保险人赔付保险金时计算。该种立法例显然从时效上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保护不利。保险法作为民商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应贯彻“意思自治”的原则，因此保险法并未强制被保险人一俟发生保险事故，必须及时向保险人索取保险赔偿金，而是赋予了被保险人选择权，即被保险人即可选择向第三人进行民事损害赔偿请求，亦可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赔偿金。那么，当被保险人怠于行使自己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又未及时向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赔偿金时，则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时效实际上已大大减缩，变得极为有限。如何保护保险人于给付保险赔偿金后的代位求偿权，已成为传统保险法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英国，历史最为悠久的保险法-1906年《海上保险法》（适用于海上货物运输保险）采取了第一种立法例，在实践中亦出现了上述困惑。为克服保险人于赔付保险金后方可取得代位求偿权的弊端，英国非海上保险法（NonmarineInsuranceLaw）规定，保险人于保险事故发生当时，即可径行取得保险代位求偿权。同时，为保全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英国还在货物保险保险单中规定有“红线条款”（TheRedLineClause），在船舶保险保险单中规定有“周密保全条款”（TheTenderClause）。“红线条款”之所以得名，盖因保险人在保险单上加印套红色条款，以提醒被保险人注意保全其对第三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要求被保险人（包括收货人）注意履行下列事项：（1）货物整批遗失或数件遗失时，须立即向承运人请求并向港务机关请求出具有效证明；（2）货物有明显毁损，须立即请求港口承运人代表会同检查；（3）若货物是否毁损、灭失情形不甚清楚时，被保险人不得签发清洁收据或无保留收据（cleanreceipt），如果承运人或船舶所有人拒绝收受不清洁收据或有保留收据（dirtyreceipt）时，则被保险人为取得货物，可先按承运人或船舶所有人要求签发清洁收据，但必须同时寄发抗议信，以示异议；（4）若交货时，货物之毁损并不明显，亦应自交付之日起三日内，以书面通知其运送人或其人。以上是保险人未雨绸缪，为保全其将来对承运人或其雇佣的船长、海员等责任人员行使代位求偿权，而在保险单中订立约款，要求被保险人履行的义务。

代位范文篇10

保险公司是依保险法和公司法设立的商事主体，经营业务主要为商业保险业务，可见保险公司的营业行为不是一种公益事业，而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商业行为，同其它商事主体一样具有天生的盈利欲望。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根据自由企业制度，保险公司应该具有独立的经营权，交易权以及对剩余的自由索取权；相应地，保险公司对自己营业行为中所产生的债务也只能以其自身财产来承担责任。

保险公司所有的财产主要有其设立时，所出资的注册资本（最少不得低于二亿元人民币），投保人依据合同所支付的保险费，以及以上资金用以银行存款所获得的利息，买卖政府债券和金融债券所获得的收益。

被保险人的财产由于第三人的侵害而受损失时，被保险人和第三人之间形成的是侵权行为之债，和保险人之间形成的是合同之债。此时，被保险人既可请求第三人给予侵权损害赔偿，也可根据合同要求被保险人给予赔偿。而第三人和被保险人之间根本未发生任何法律关系。在三者的关系中，被保险人分别是保险人和第三人的债权人，保险人和第三人分别是被保险人的债务人。但三者所处的法律关系不同，被保险人和第三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是因为第三人的侵权行为；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是因为双方约定的事件出现的缘故。而债法中的代位权是债的保全方式之一，是指当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对第三人享有的权利而害及债权人的债权时，债权人为保全自己的债权时，可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对第三人的权利之权。而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债权人是被保险人，债务人是保险人，试问怎么可以叫作为债务人的保险人去代位行使作为债权人的被保险人的权利呢？既然如此，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人的索赔权，只要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就应该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根本无须经过保险人的同意。

也许有人会认为，如果不赋予保险人代位求尝权，就有可能造成被保险人获得双重赔偿，难道仅仅因为这一原因，保险人就应该具有代位求尝权？我们可以设想，当保险人给予被保险人足额赔偿后，保险人从第三人处又得到了全部赔偿款，那么被保险人所交纳的保险费不是就全部被保险人所有了吗？难道这是一件很公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