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有人范文10篇

持有人范文篇1

关键词：基金持有人；诉讼机制；集团诉讼

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集中投资、专家理财、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基金单位，由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投资，并将投资收益按基金投资者的投资比例进行分配的一种间接投资方式。已为中小投资者提供了一种联合协作获取投资收益的工具。

像其他经济组织一样，投资基金也存在投资者与管理人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投资基金中的利益冲突比其他经济组织更加尖锐。这是因为，基金投资者的投资量、收益份额、投票权在整个基金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他们所能获得的信息量也很少。另一方面，投资基金产业的特殊结构决定了在一些重大事项上，基木上完全由基金管理人决定，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投资者的利益冲突变得不可避免。而这种利益冲突的有效解决则取决于是否能够建立完善有效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诉讼机制。

1构建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诉讼机制的必要性

我国证券基金市场随着中国股市的火爆而迅猛发展，但与此同时，与庞大的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相适应的诉讼机制并没有确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投资者诉讼方面所存在的不足，与国外相关制度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应建立证券投资持有人诉讼机制，以适应当前的实践需要并减少和国外的制度差距。

法律的可诉性是为法律文本的脉搏，可以激活法律条文的生命。如果缺乏司法的救济，一切制约都是软性的，就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而言，基于信托法律关系的要求，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享有以知情权为基础的监督权，而持有人大会则是持有人行使监督权的基本方式和重要场所。因此应当赋予基金持有人民事诉权，作为他们抵抗基金管理人的最后一道防线。《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基金持有人有权对基金管理人损害其合法利益的行为依法提起诉讼。这表明我国立法已经赋予持有人广泛的诉权。引起诉讼的情事很多，如管理人未尽信息披露义务、发生关联交易行为等等，给基金持有人的利益造成损害的，基金持有人均有权利提起诉讼，请求损害赔偿。但是由于投资基金纠纷有受害人数众多且多为小额损失受害人的特权利。

因此，基金纠纷诉讼的模式选择至关重要，合理的诉讼模式，有利于节约成本，使持有人真正享受到司法救济的保护。在证券市场，通常存在个人诉讼(DirectAction)与集体诉讼((ClassAction)两种模式。由于证券纠纷的一般受害人数量非常多，由个人分别单独提起诉讼难度很大。而集体诉讼模式可以大大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体现了对群体性纠纷的有效救济，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在我国构建证券基金持有人集团诉讼机制的可行性

基金市场一旦发生管理人员违规操作侵害投资者权益，牵涉的受害者将成千上万或者更多，其中散户型持有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就导致一般的集体诉讼制度无法应对这类纠纷给诉讼带来的巨大困难。相比较代表人诉讼、选定当事人诉讼而言，集团诉讼制度是更为适于解决基金纠纷的一种诉讼机制。一旦达成和解或得到法院的判决，所有参诉的成员(甚至包括未参诉的受害者)都不可以再以同样事由对被告方提起诉讼。

(1)集团诉讼中牵头原告的适格条件较代表人诉讼中的代表人及选定当事人诉讼中的选定当事人要宽松。代表人与选定当事人一般都要求由全体成员选举产生。在当事人人数不是太多的时候，这种方式尚可行，但在受害者数量庞大的情况下，集中全体成员的意见并须达成一致有相当的困难，导致代表人与选定当事人的确定常常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而集团诉讼中，由法院挑选最合适的原告代表诉讼(一般情况下采用先入为主的方法)，其他当事人(将成为缺席原告，AbsentMembers)对该牵头原告的接受适用默示授权的原则，这样就节省了大量成本。

(2)集团诉讼的诉讼主体容纳空间大于代表人诉讼制度与选定当事人制度。无论是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还是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实际上都是一种封闭状态，那些因为未获得消息而未能进行登记的受害者被排除在诉讼程序之外，因此，对诉讼主体的容纳是有限的。在对诉讼主体的容纳性方面，集团诉讼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集团诉讼的结果(和解或法院判决)之约束力及于全体的受害者。那些对诉讼甚至自身利益受损的事实都毫无所知的受害者同样可以享受到胜诉带来的利益。从另一个角度讲，它能对受害者最大限度地涵盖，有效地避免了重复诉讼以及由重复诉讼带来的一系列弊病:对社会成本与投资者个体成本的无端耗费、造成同一案件结果不一致的现象等。

(3)集团诉讼特有的退出机制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原则，兼顾了少数受害者的利益。集团成员可以选择在法院公告期间或和解阶段申请退出集团诉讼，据此可以不受诉讼结果的约束。这一退出机制的实行，实质上是对集团诉讼在诉讼主体自动包容机制方面的一种必要的修正，兼顾了一般性与特殊性，既保护了大多数受害者利益，又体现了对少数派意志的尊重。

3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诉讼机制的具体构建

3.1具体诉讼程序的构建

（1）原告确定程序。法院在决定受理案件之后，即应对该诉讼事实进行公告，以保障更多的受害人直接参与到诉讼程序中来。法院依照职权选择最合适的当事人担任首席原告。首席原告资格的获得与保持适用默示授权原则，即只要其他原告没有在法院公告期间明确对首席原告的人选提出异议，该首席原告的资格就有正当性。

（2）法院审查程序。法院应当对案件的各方面进行确认，主要是对本案是否适用集团诉讼模式以及首席原告的资格是否具有正当性进行审查。由于集团诉讼关涉甚巨，其启动与否应当谨慎行事，稍有差池便会造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法院的主动审查可以在源头上将这种危机化解掉。

（3）和解或判决程序。当事人之间可以达成庭外和解，而不进入判决阶段。事实证明，在集团诉讼中，和解往往是十分有效的一种解决机制。1998年超过百万的纳斯达克投资者从JP摩根、美林证券、万全证券等华尔街28家知名券商处，获得了10亿美元的巨额赔偿，该宗集团诉讼的案件就是以和解结案的。但需注意的是，和解不应当成为必经程序。

（4）成员退出程序。成员选择退出集团诉讼，必须以明示的方式进行，并且只能在和解阶段结束之后、判决之前作出。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法院公告阶段与审查阶段赋予受害人退出集团诉讼的权利自然是为了尊重受害人的自主选择;而之所以规定集团成员可以在和解阶段行使退出权，是为了防止首席原告与被告进行协商达成的和解事项侵害其合法权益。

对首席原告滥用权力的制约：

实践中，常常出现被告贿赂首席原告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首席原告可能会在利益的驱动下，滥用其他集团成员的信任，与被告达成侵害全体原告的和解协议。对这一情况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加以防范。(1)首席原告与被告达成的和解协议必须公开。不仅协议的内容应当向全体原告公布，而且和解的整个过程也应当最大程度地透明化。缺席原告可以选择退出集团诉讼，也可以在法院进行的和解审查过程中表达对和解协议的意见，或者提出更换首席原告的人选。

(2)法院应当对达成的和解进行审查，主要是调查首席原告是否有与被告合谋侵害其他原告利益的情形。在审查阶段，法院应当广泛听取缺席原告的意见。审查完毕，如没有上述情形存在，则批准该和解协议;否则，则认定该协议无效，由此可以引起重新和解或直接进入判决阶段。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取消现任首席原告的资格，另作他选。

3.2律师费用的负担

在普通诉讼中，各方诉讼当事人各自承担自己的律师费用。然而在集团诉讼中，由数额庞大的原告共同分担律师费，实际操作中存在困难，而由首席原告独自承担巨额的律师费用有失公平，只会导致无人愿意担任首席原告的现象。美国实务界实行的“成功酬金”制度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原告可以不预付律师费用，或是由首席原告垫付部分费用。待胜诉或是达成有利和解之后，从所获赔偿金中支付律师费用;如果败诉，则原告不承担支付律师费的义务。在该制度中，律师实际上代替原告承担了败诉的风险，有利于鼓励权益受到侵害的基金持有人积极通过诉讼程序寻求司法救济。

3.3积极发挥基金持有人大会在诉讼中的作用

基金持有人大会作为基金持有人行使对管理人监督权的重要组织，理应在基金持有人诉讼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积极推动基金持有人诉讼的提起。一般说来，散户型基金持有人因为管理人的违规操作受到的损害都是小额的，因此缺乏提起诉讼的动力，更由于不愿投入过多的时间精力、怕受诉讼之累等心理的存在，散户持有人怠于行使诉权比较常见。基金持有人大会可以通过决议对管理人提起诉讼，并可以选出人选负责此事务，其所需费用由持有人大会的会费中支出。

（2）监督首席原告的诉讼行为。首席原告的人选是由法院依照职权确定的，不过应当允许持有人大会向法院推荐候选人，而法院一般也会乐于采纳持有人大会的建议。持有人大会（可以选出监督上作的负责人)应实时监督首席原告的诉讼行为，一旦发现牵头原告有与被告之基金管理人合谋损害广大基金持有人利益的情形，可以通过大会决议更换该牵头原告，并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经过调查认定确有上述合谋行为，如无正当理由，即应当采纳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建议、更换牵头原告。

（3）应当承担起传递诉讼信息的责任。在集团诉讼中，很难保证原告都能充分获取到诉讼信息，而在例如法院公告阶段，信息的获取是相当重要的，关系到受害人是否能够知道案件诉讼这一事实进而能否亲身参与到诉讼中来(当然，大多数的基金持有人只能成为缺席原告)。虽然，法院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使消息的传播范围尽可能地广，但鉴于基金持有人大会与基金持有人的密切联系，通过持有人大会传递诉讼信息能够大大节省成本、提高效率。

参考文献

［1］赵开辉.开放式基金理论、实务与投资［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2］石少侠.论股东诉讼与股权保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02.

［3］陈志武.证券集体诉讼在美国的应用，证券法律评论，总第2期［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70.

持有人范文篇2

我国证券基金市场随着中国股市的火爆而迅猛发展，但与此同时，与庞大的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相适应的诉讼机制并没有确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投资者诉讼方面所存在的不足，与国外相关制度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应建立证券投资持有人诉讼机制，以适应当前的实践需要并减少和国外的制度差距。

法律的可诉性是为法律文本的脉搏，可以激活法律条文的生命。如果缺乏司法的救济，一切制约都是软性的，就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而言，基于信托法律关系的要求，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享有以知情权为基础的监督权，而持有人大会则是持有人行使监督权的基本方式和重要场所。因此应当赋予基金持有人民事诉权，作为他们抵抗基金管理人的最后一道防线。《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基金持有人有权对基金管理人损害其合法利益的行为依法提起诉讼。这表明我国立法已经赋予持有人广泛的诉权。引起诉讼的情事很多，如管理人未尽信息披露义务、发生关联交易行为等等，给基金持有人的利益造成损害的，基金持有人均有权利提起诉讼，请求损害赔偿。但是由于投资基金纠纷有受害人数众多且多为小额损失受害人的特权利。

因此，基金纠纷诉讼的模式选择至关重要，合理的诉讼模式，有利于节约成本，使持有人真正享受到司法救济的保护。在证券市场，通常存在个人诉讼(DirectAction)与集体诉讼((ClassAction)两种模式。由于证券纠纷的一般受害人数量非常多，由个人分别单独提起诉讼难度很大。而集体诉讼模式可以大大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体现了对群体性纠纷的有效救济，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在我国构建证券基金持有人集团诉讼机制的可行性

基金市场一旦发生管理人员违规操作侵害投资者权益，牵涉的受害者将成千上万或者更多，其中散户型持有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就导致一般的集体诉讼制度无法应对这类纠纷给诉讼带来的巨大困难。相比较代表人诉讼、选定当事人诉讼而言，集团诉讼制度是更为适于解决基金纠纷的一种诉讼机制。一旦达成和解或得到法院的判决，所有参诉的成员(甚至包括未参诉的受害者)都不可以再以同样事由对被告方提起诉讼。

(1)集团诉讼中牵头原告的适格条件较代表人诉讼中的代表人及选定当事人诉讼中的选定当事人要宽松。代表人与选定当事人一般都要求由全体成员选举产生。在当事人人数不是太多的时候，这种方式尚可行，但在受害者数量庞大的情况下，集中全体成员的意见并须达成一致有相当的困难，导致代表人与选定当事人的确定常常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而集团诉讼中，由法院挑选最合适的原告代表诉讼(一般情况下采用先入为主的方法)，其他当事人(将成为缺席原告，AbsentMembers)对该牵头原告的接受适用默示授权的原则，这样就节省了大量成本。

(2)集团诉讼的诉讼主体容纳空间大于代表人诉讼制度与选定当事人制度。无论是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还是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实际上都是一种封闭状态，那些因为未获得消息而未能进行登记的受害者被排除在诉讼程序之外，因此，对诉讼主体的容纳是有限的。在对诉讼主体的容纳性方面，集团诉讼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集团诉讼的结果(和解或法院判决)之约束力及于全体的受害者。那些对诉讼甚至自身利益受损的事实都毫无所知的受害者同样可以享受到胜诉带来的利益。从另一个角度讲，它能对受害者最大限度地涵盖，有效地避免了重复诉讼以及由重复诉讼带来的一系列弊病:对社会成本与投资者个体成本的无端耗费、造成同一案件结果不一致的现象等。

(3)集团诉讼特有的退出机制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原则，兼顾了少数受害者的利益。集团成员可以选择在法院公告期间或和解阶段申请退出集团诉讼，据此可以不受诉讼结果的约束。这一退出机制的实行，实质上是对集团诉讼在诉讼主体自动包容机制方面的一种必要的修正，兼顾了一般性与特殊性，既保护了大多数受害者利益，又体现了对少数派意志的尊重。

3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诉讼机制的具体构建

3.1具体诉讼程序的构建

（1）原告确定程序。法院在决定受理案件之后，即应对该诉讼事实进行公告，以保障更多的受害人直接参与到诉讼程序中来。法院依照职权选择最合适的当事人担任首席原告。首席原告资格的获得与保持适用默示授权原则，即只要其他原告没有在法院公告期间明确对首席原告的人选提出异议，该首席原告的资格就有正当性。

（2）法院审查程序。法院应当对案件的各方面进行确认，主要是对本案是否适用集团诉讼模式以及首席原告的资格是否具有正当性进行审查。由于集团诉讼关涉甚巨，其启动与否应当谨慎行事，稍有差池便会造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法院的主动审查可以在源头上将这种危机化解掉。

（3）和解或判决程序。当事人之间可以达成庭外和解，而不进入判决阶段。事实证明，在集团诉讼中，和解往往是十分有效的一种解决机制。1998年超过百万的纳斯达克投资者从JP摩根、美林证券、万全证券等华尔街28家知名券商处，获得了10亿美元的巨额赔偿，该宗集团诉讼的案件就是以和解结案的。但需注意的是，和解不应当成为必经程序。

（4）成员退出程序。成员选择退出集团诉讼，必须以明示的方式进行，并且只能在和解阶段结束之后、判决之前作出。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法院公告阶段与审查阶段赋予受害人退出集团诉讼的权利自然是为了尊重受害人的自主选择;而之所以规定集团成员可以在和解阶段行使退出权，是为了防止首席原告与被告进行协商达成的和解事项侵害其合法权益。

对首席原告滥用权力的制约：

实践中，常常出现被告贿赂首席原告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首席原告可能会在利益的驱动下，滥用其他集团成员的信任，与被告达成侵害全体原告的和解协议。对这一情况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加以防范。

(1)首席原告与被告达成的和解协议必须公开。不仅协议的内容应当向全体原告公布，而且和解的整个过程也应当最大程度地透明化。缺席原告可以选择退出集团诉讼，也可以在法院进行的和解审查过程中表达对和解协议的意见，或者提出更换首席原告的人选。

(2)法院应当对达成的和解进行审查，主要是调查首席原告是否有与被告合谋侵害其他原告利益的情形。在审查阶段，法院应当广泛听取缺席原告的意见。审查完毕，如没有上述情形存在，则批准该和解协议;否则，则认定该协议无效，由此可以引起重新和解或直接进入判决阶段。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取消现任首席原告的资格，另作他选。

3.2律师费用的负担

在普通诉讼中，各方诉讼当事人各自承担自己的律师费用。然而在集团诉讼中，由数额庞大的原告共同分担律师费，实际操作中存在困难，而由首席原告独自承担巨额的律师费用有失公平，只会导致无人愿意担任首席原告的现象。美国实务界实行的“成功酬金”制度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原告可以不预付律师费用，或是由首席原告垫付部分费用。待胜诉或是达成有利和解之后，从所获赔偿金中支付律师费用;如果败诉，则原告不承担支付律师费的义务。在该制度中，律师实际上代替原告承担了败诉的风险，有利于鼓励权益受到侵害的基金持有人积极通过诉讼程序寻求司法救济。

3.3积极发挥基金持有人大会在诉讼中的作用

基金持有人大会作为基金持有人行使对管理人监督权的重要组织，理应在基金持有人诉讼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积极推动基金持有人诉讼的提起。一般说来，散户型基金持有人因为管理人的违规操作受到的损害都是小额的，因此缺乏提起诉讼的动力，更由于不愿投入过多的时间精力、怕受诉讼之累等心理的存在，散户持有人怠于行使诉权比较常见。基金持有人大会可以通过决议对管理人提起诉讼，并可以选出人选负责此事务，其所需费用由持有人大会的会费中支出。

（2）监督首席原告的诉讼行为。首席原告的人选是由法院依照职权确定的，不过应当允许持有人大会向法院推荐候选人，而法院一般也会乐于采纳持有人大会的建议。持有人大会（可以选出监督上作的负责人)应实时监督首席原告的诉讼行为，一旦发现牵头原告有与被告之基金管理人合谋损害广大基金持有人利益的情形，可以通过大会决议更换该牵头原告，并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经过调查认定确有上述合谋行为，如无正当理由，即应当采纳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建议、更换牵头原告。

（3）应当承担起传递诉讼信息的责任。在集团诉讼中，很难保证原告都能充分获取到诉讼信息，而在例如法院公告阶段，信息的获取是相当重要的，关系到受害人是否能够知道案件诉讼这一事实进而能否亲身参与到诉讼中来(当然，大多数的基金持有人只能成为缺席原告)。虽然，法院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使消息的传播范围尽可能地广，但鉴于基金持有人大会与基金持有人的密切联系，通过持有人大会传递诉讼信息能够大大节省成本、提高效率。

参考文献

［1］赵开辉.开放式基金理论、实务与投资［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2］石少侠.论股东诉讼与股权保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02.

［3］陈志武.证券集体诉讼在美国的应用，证券法律评论，总第2期［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70.

［4］高如星，王敏祥.美国证券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56.

［5］范愉.集团诉讼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73.

持有人范文篇3

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间接的证券投资方式。基金管理公司通过发行基金份额，集中投资者的资金，由基金托管人（即具有资格的银行）托管，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投资，然后共担投资风险、分享收益。最近，笔者在实务中遇到这么一种情况：基金持有人在发生基金合同纠纷之后并不愿意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将纠纷交由仲裁机构解决，而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仲裁条款无效，理由是，仲裁条款的制定并没有经过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签字同意，因此不是合同当事人之间合意的结果，对基金份额持有人不具有法律约束力。那么，基金合同中的仲裁条款是否是有效的仲裁条款呢？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是基金合同的一方当事人

为了对基金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的有效性进行研究，首先需要对作为仲裁协议载体的基金合同本身的性质进行探讨。

（一）基金合同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

人三方间的格式合同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第37条规定“，基金合同应当包括：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权利、义务。”在我国，基金合同是约束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三方当事人的合同。基金合同的条款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拟订，报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基金份额持有人事实上未参与协商订立合同条款的过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39条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笔者认为，基金合同中的条款为合同格式条款，在基金合同法律关系中，基金份额持有人通常人数众多，于是基金管理人为了重复使用而与基金托管人预先拟定基金合同的行为符合法律关于合同格式条款的规定，而且基金合同条款都是必须经过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核准之后才公布供基金投资者阅读和选择的。因此，基金合同条款经过审核之后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格式条款。

（二）基金申购人对基金的申购和缴款行为视为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

《合同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在基金合同中，基金管理人作为合同一方的基金管理人，通常将基金合同的格式条款公布在网络和基金申购点，具有希望投资者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为要约邀请。基金份额申购人基于基金合同向基金管理人发出申购一定数量基金份额的要约，并且对基金合同的具体内容没有表示异议，视为同意基金合同的各项条款，愿意接受基金合同的约束。之后由基金管理人对基金申购人的申购行为予以确认，构成新要约，最后由基金份额申购人进行缴款，此为承诺，合同即成立。由此可见，基金合同成立的过程是以基金份额申购人同意基金合同的各项条款为前提的。基金合同在约定当事人权利义务时通常采用如下表述：“基金投资者购买本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即视为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基金投资者自取得依据本基金合同发行的基金份额，即成为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合同的当事人，直至其不再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因此，笔者认为，基金申购人一旦作出申购缴费行为即是对基金合同条款包括其中的仲裁协议的承认与接受。

（三）基金合同的成立并不需要基金份额申购人签字盖章

基金合同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质，并不需要通过每一位基金份额申购人签字来达成合同。如果认为基金合同因没有申购人的签字而不能成立，则不仅仲裁条款不成立，其他所有合同条款也将因为没有申购人签字而均不成立，这显然是不正确的。因此，认为基金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因没有申购人签字而无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在实践中，每个申购人在基金合同上书面签署既影响交易效率又显得没有必要，基金申购人和基金管理人通过申购、确认申购成功、缴款的行为达成合同已经是行业惯例，因此，并不需要基金申购人再进行签字和盖章。

三、基金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法律约束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16条规定：“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容：（一）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二）仲裁事项；（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在基金合同中，仲裁协议是包含在基金合同的仲裁条款之中的，仲裁条款所涉及的争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仲裁协议的形式与内容；二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一）基金合同中仲裁协议的形式与内容符合规定

首先，《仲裁法》中“以书面形式达成仲裁协议”并不等同于要求当事人双方采取书面签字的方式订立仲裁协议。基金合同作为公开的书面文件形式，其中包含的仲裁协议自然也是以“书面形式”存在。因此，笔者认为，基金合同中的仲裁协议属于《仲裁法》规定的“书面形式”。其次，证监会《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6号文件《基金合同的内容与格式》第47条关于争议的处理有如下规定：“说明基金合同当事人发生纠纷的……可以依据基金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如果采取此方式，应当在基金合同中订明仲裁条款）或者事后达成的书面仲裁协议，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由此可见，将仲裁协议约定在基金合同条款中的方式也是证监会关于基金合同的格式准则之一。再次，有观点提出，基金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违反《合同法》第40条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即“……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笔者认为，基金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并不属于《合同法》第40条中的无效格式条款。第一，仲裁条款的内容是关于双方因基金合同发生纠纷时的争议解决方式，并没有任何免除或者限制基金管理人的责任情形。第二，关于争议解决方式的约定并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与此相反，在合同中约定争议解决方式是更好地保护基金合同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体现，不存在“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情形。

（二）仲裁协议是基金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表示的合意

虽然基金份额持有人没有参与制定基金合同的过程，也没有在合同上进行签字盖章，但是基金合同作为基金申购人申购基金份额之前需要阅读的最基本法律文件，其中约定了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与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与义务，在实践中，基金份额申购人的申购及缴款行为即视为明示接受基金合同中的约定，而仲裁协议作为基金合同的一部分，随着申购缴款行为的完成即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福建省生产资料总公司与金鸽航运有限公司国际海运纠纷一案中提单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复函”中认为：“本案上诉人福建省生产资料总公司虽然不是租船合同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签约人，但其持有承运人签发的含有合并租约和仲裁条款的提单，并明示接受该仲裁条款，因此，该条款对承运人和提单持有人均有约束力。”即在此案中，我国法院承认该临时仲裁条款对于第三方非合同当事人的约束力。从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中可以推知，即使一方当事人并不是合同签约人，由于仲裁条款的特殊性，在特定的情况下，也受到合同中的仲裁条款的约束。况且在基金合同的情况下，基金份额持有人是基金合同的三方当事人之一，所以基金申购人在阅读基金管理人提供的基金合同之后申购基金份额并缴款的行为完全能够体现其明示接受基金合同条款包括仲裁条款的约束的意思表示。

四、约定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并不违反公平公正原则

有观点认为，在基金合同中约定仲裁作为纠纷解决方式，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来说不公平，主要理由是：第一，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仲裁成本过高；第二，仲裁机构设置的局限性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仲裁造成不便。笔者认为并非如此。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仲裁成本高的理由不成立

在基金合同中约定关于合同的纠纷在特定城市进行仲裁将导致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成本过高的理由不能成立。基金合同是平等主体之间通过真实的意思表示达成的合意。基金管理人和投资者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一旦发生争议，需要通过仲裁解决之时，基金管理人与基金份额持有人一样也需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参与仲裁。而且如果基金合同双方不通过仲裁方式，而是通过诉讼方式进行争议解决。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原告就被告”的基本原则，需要原告至被告所在地提起诉讼，同样存在原告付出诉讼成本的问题，而且原告付出的诉讼成本并不一定比申请仲裁所付出的成本要少。因此，关于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仲裁成本过高的理由不能成立。

（二）仲裁机构设置具有局限性的理由不能成立

关于中国仲裁机构较少，不方便基金份额持有人申请仲裁的理由也同样不能成立。涉及基金合同有关的金融案件专业性强，需要法官具备专业的金融法知识和基金运作相关知识，因此选择具有专业审判能力的仲裁机构进行纠纷解决有利于提升纠纷解决的质量。而若由普通的基层人民法院进行案件的审理，则会出现因地方法院专业素质不强，而导致的对案件的理解不够等情况，反而不利于纠纷的顺利解决。

持有人范文篇4

1.我国个人投资者比例高，投资经验不足，易导致流动性风险

从2005年到2007年，我国基金持有人结构中个人比例大幅上升。统计显示，2005年个人投资者占比仅有59%，但2007年中报这一比例已经飙升至86%。在偏股型基金当中，这一比例高达90%。由于我国基金投资者多以个人为主，抗风险的能力较低，投资经验缺乏，介入的成本高。一旦市场大幅调整、基金净值大幅缩水或长期滞涨，容易做出非理性的决策。羊群行为通常会助长追涨杀跌，将导致基金投资的短期化。

2.我国机构投资者中养老保险和社保基金所占比例低

美国的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中，人寿保险、养老保险等机构投资者的资产规模非常大，这类投资者的投资周期长，承受短期风险的能力强。美国共同基金中大约40％的份额由退休资金持有，其中雇主发起的退休计划和来源于401k的退休计划大约各占一半。401K计划是美国一种特殊的养老金制度，企业为员工设立专门的401K账户，员工自主选择证券组合进行投资，收益计入个人账户，员工退休时所能拿到的退休金数额取决于该账户投资资本市场中的资产增值情况。而我国基金中养老保险和社保基金等机构投资者规模远远低于美国等成熟市场，2006年的社保基金、企业年金所占比例不足2%，机构投资者主要以保险公司和其他一般机构为主，机构投资者介入资本市场特别是持有基金的规模非常有限。

3.持有周期短，年赎回率高，投资行为短期化

我国基金持有人的持有周期呈现明显的“短期化特征”：2004年我国偏股型基金的赎回率达到63%，相当于基金平均持有周期为1.6年。2006年偏股型基金的赎回率达85%，相当于基金平均持有周期不到1.2年。美国基金持有周期也明显缩短，持有人逐渐“从长期投资走向中期投资”：20世纪50年～60年代美国股票基金的年度赎回率仅为6%左右，相当于基金持有周期长达16年。

4.基金产品线结构不够丰富

美国2006年股票型和平衡型基金资产占全美基金的63%，债券基金资产占14%，货币市场基金占23%。美国股票基金的构成丰富，有行业基金、国际基金或海外基金、蓝筹基金，也有高风险的基金。而我国股票型与配置型基金共占据基金市场总规模95%，处于绝对的主体地位，投资者购买的基金多以股票性基金为主，基金市场结构严重失衡，需要进一步优化。

5.基金投资占全部家庭资产比重增高

美国1980年时仅有十六分之一的家庭投资共同基金，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投资共同基金的家庭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与之相似，我国的基金投资占全部家庭资产比重也在增高。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2007年四季度的调查统计，当前基金个人投资者大部分是月均固定收入在5千元以下的“工薪族”个人投资者，占比76%，可见这是一个中低收入的群体。主要包括专业技术人员、企业和公司管理人员、机关团体和事业单位干部等工薪阶层人员。

6.缺乏鲜明的选择基金的标准偏好

在美国，牛市时年均20%的收益率会使6%左右的基金费用被忽视，而熊市中，低收益率加上高基金费率将减少实际投资收益率，投资者对费率成本就会格外重视。很多投资者在选择基金的时候，通常会比较查阅基金的收费情况。我国目前的前5大基金管理公司管理资产规模占行业总规模的34%以上，前十大公司规模已占50%以上，行业集中度已接近发达市场水平，资金的集中趋势明显。这说明，激烈的同业竞争迫使基金管理公司必须不断进行业务和品种、服务的创新，公司的品牌、知名度、过往业绩、市场形象等将成为投资者选择基金的重点参考标准。

7.基金整体收益跑输大盘、投资者心理预期降低

美国2004年只有七分之一的基金跑赢大盘指数，而1940年当时有四分之三的基金跑赢大盘。1983年～2004年美国共同基金的平均收益仅为大盘收益的79%，落后于股票的平均升幅和收益。按照晨星资讯的分类，2006年我国运作满一年的138只股票型基金算术平均年收益率高达128.16%，而同期沪深300指数全年涨幅161.55%，绝大多数基金没有跑赢沪深300指数，真正为投资者获取超额收益的仅有华夏大盘精选、中邮核心优选等9个产品，不足股票型基金总数的10%。

二、选题背景与目的

证券投资基金作为一种金融投资工具，从问世以来在海内外国家和地区得到了广泛关注和迅猛发展。美国的共同基金自1924年成立“马萨诸塞投资信托基金”，至今已有80多年的发展历程。1996年美国的共同基金就已超过商业银行业的资产规模，成为全美第一大金融产业。我国规范的证券投资基金起源于1998年，规范基金的发展历史只有10年，在很短的时间里基金行业和基金市场取到了跨跃式的发展。突出表现在我国基金的数量、资产规模在高速增长。根据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的报告显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成为近两年金融市场中成长速度最快的金融子行业。2003年～2006年间，我国银行储蓄存款的平均增长率为15％，保险业资产规模的平均增长率为32％，而证券投资基金资产规模的平均增长率却高达65％。2007年8月末，我国证券投资基金业的资产规模已超越保险业而成为我国第二大金融行业。

开放式基金始终要面临投资者的不确定赎回要求，如果投资者缺乏成熟和理性，在“羊群效应”下集中要求赎回，就会引发基金的流动性风险，进而引发基金纷纷抛售重仓股，加重基金净值的缩水和股价的走低，加重市场的恐慌气氛和赎回潮。因此优化基金持有人结构，引导投资者行为不仅关系到基金的收益水平和稳定程度，更关系到金融市场乃至金融体系运行的安全稳定。

三、优化我国基金持有人结构的对策建议

1.大力发展养老保险、企业年金等机构投资者，开辟长期资金来源

大力发展资金稳定性、风险收益倾向，以及投资周期不同的各类机构投资者，将有助于完善基金治理结构，减少基金集中赎回发生的概率。养老保险、企业年金等机构投资者风险低，周期长，现金流稳定，加大他们的投资基金的比例将有助于基金的稳定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养老金市场发展迅速。1990年末,美国的养老金资产总额为31978万亿美元,2002年末总额达到10115万亿美元,是1990年的2155倍。养老金、共同基金和保险基金已经成为美国资本市场上的三大主力机构投资者。

我国拥有13亿人口，20纪60年代和80年代中国出现过两次人口增长高峰，这两部分人群对专业理财需求强烈。根据世界银行测算，到2030年，中国养老基金资产将会达到1.8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企业年金市场，未来潜力巨大。建立类似美国401k的个人养老账户投资计划，可以在完善我国的养老金体系的同时，引导投资者对基金进行长期投资，不被市场的短期波动所左右。

2.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引导机构投资者适度提高投资比重

税收保护机制是资本市场投资者利益保护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美国税法中，根据持有证券的时间长短不同，分为长期资本利得和短期资本利得，持有期限越长、则卖出时的税率越低，在这样的情况下基金持有人就会注意税后回报的利益，基金的操作风格也就比较长期化。我国现行法规中，个人投资于股票和基金的投资收益都是免税所得，机构投资于股票和基金的投资收益是应税所得，机构的股票分红为应税所得，机构的基金分红为免税所得。

3.调整基金收费结构，鼓励投资者长期投资

通过调整基金申购赎回费率结构，引导投资者长期持有基金，降低基金集中赎回的风险。如采用时间累退制下的赎回费率设计，根据基金持有人持有时间的长短不同，分别收费，持有时间越长，费率越低。再者灵活调整基金的各种费率，进行基金分级。还可以按照投资者的类型进行分类费率设计。机构投资者又可以细分为保险资金、社保基金、上市公司等几类，设计不同的收费标准，以满足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的需求。

4.推广定期定额等投资方式

目前美国共同基金的持有者中，63%是通过固定缴费计划帐户持有共同基金的。采用定期定额投资方式的投资者，在市场面临短期调整时不会赎回基金份额，反而会以较低的价格，用同样的资金，购入更多的基金份额。定期定额投资方式的推广，将为我国开放式基金提高稳定的资金流入，从而大大降低基金集中赎回的风险。

5.设计差异化产品，树立成熟的投资理念

依据投资者对风险收益的不同偏好，为不同风险收益偏好的投资者提供不同的新基金品种显得十分必要。考虑到行情低迷时的稳健需求，可以适当加大债券型和货币市场基金的比重，大力发展保本型基金等避险基金应对股市调整，形成一条完善的基金产品线。还可以考虑基金分拆、二次发行、基金理财帐户的推出等创新方式。

[摘要]本文通过对比分析中美两国基金持有人的主要特征与发展规律，发现我国基金持有人结构却不尽合理和完善。低收入、高投入、高成本、低财富，投资理念不成熟，机构投资者少，风险承受能力低是当前我国基金持有人的显著特征。由于基金的波动特别是流动性风险关系到金融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本文对如何优化和改善基金持有人结构，引导投资者行为等提出了建议和对策。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特征比较对策

参考文献:

持有人范文篇5

[关键词]基金监管博弈论

一、相关文献回顾

俞国平、邹川达（2000）从监管体系、政府监管、行业自我监管和基金内部监管角度入手，分别介绍了美国集中监管为主的体系和英国自律监管为主的体系，并认为我国现在对基金的认识不够，比较适合使用集中型的监管体系，应该加强对基金业的立法并另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

陈明生（2003）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入手，认为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存在于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业中，对投资基金的治理和监管要从这个方面入手。在治理和监管体系中要注意治理和监管主体的独立性，建立完善的风险评级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加强基金行业的自律监管。

王刚、凌媛（2006）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在基金监管体系中的四个参与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并根据博弈论原理简单分析参与主体的关系，认为证监会要建立合理的激励制度，托管人要加强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的管理。

以上文献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问题，都认为我国基金监管的关键在于基金行业的自律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对基金行业监管没有进行定量分析，现有的分析比较简单。现从博弈论的角度入手，将四个监管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定量化，从而建立模型，并以此为依据给出政策建议。

二、参与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在现有的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体系中，有四个参与主体，分别是证监会为主的监管机构、托管银行、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四个主体在监管体系中担任不同的角色。

证监会等监管机构主要负责监管证券投资基金机构的业务活动，监督基金业的信息披露情况，对违规的行为进行查处等。证监会的监管成本可以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部分。固定成本包括监管人员的工资支出和培训费用等，用C1表示，是固定不变的。可变成本包括监管人员的差旅费、现场办公费用等费用。可变成本随着监管力度的变化而变化，监管力度越大，可变成本越大。如果监管力度大，则可变成本用C1′表示，如果监管力度小，则可变成本用C1″表示，可知C1′＞C1″。而证监会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向基金收取的监管费用。证监会按年交易额的0.04‰向证券投资基金收取监管费，用S1表示。

托管银行主要负责保管基金财产，办理基金托管业务的信息披露事项，对基金的定期报告出具意见，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托管银行的成本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部分是固定成本，另一个部分是措施成本。固定成本指托管银行对监管人员支付的工资和费用、信息披露的文件制作等，它不随监管力度的改变而改变，用C2表示。措施成本可以理解为当托管银行发现基金管理人出现违规现象采取措施的成本，包括报告证监会的费用，协助调查费用和由于举报而带来的潜在的收入损失，用C2′表示。托管银行的收益主要包括托管费用收入，用S2表示，而如果托管银行不能很好地执行监管义务，则可能面临处罚和赔偿，这部分收益可以看作是负的，用-S2表示。

基金持有人作为基金的所有者，有权获得基金的投资收益，参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投票，以及了解基金的信息资料。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是很难的，其监管成本也相应地比较高。基金持有人的成本包括了解关于基金的相关信息、收集关于基金的资料以及参加基金持有人大会的费用等。如果基金持有人积极参与对基金的监管，可以认为成本为C3，而如果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监管没有热情，则可以认为持有人的监管成本为0。如果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提出诉讼，那么在成本计算中还要考虑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用L表示。而基金持有人的收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基金持有人对基金投资收益的分享，用S3表示；一部分是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提出诉讼，要求赔偿，用S3′表示，同时，基金持有人会由于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导致损失的发生。

基金管理人主要负责对募集的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编制定期报告和信息披露及向基金持有人分配投资收益。基金管理人在监管中的成本是当管理人出现违规行为的时候监管主体对基金管理人的惩罚措施，包括罚款、吊销执照等，用C4来表示。而基金管理人的收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如果基金管理人没有违规操作，收益就是管理费用和手续费等收入，用S4表示，如果基金管理人违规操作，收益除了管理费用和手续费以外，还包括通过违规操作而获得的超额收益S4′。

三、监管主体的博弈论分析

根据以上的成本收益分析可以看出，监管主体间成本收益的关系就决定了他们的行为的方向和可能性。下面用博弈论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监管主体间的行为。

1、证监会与基金管理人的博弈

证监会作为监管的核心，其行为可以分为严格监管和不严格监管。基金管理人选择自己的行为，是违规操作还是不违规操作。假设如果证监会不严格监管，他不会发现基金管理人违规。所以，他们之间的博弈可以看成是一个静态博弈，其得益矩阵如表1：

从得益矩阵中可以看出，因为C1′＞C1″，严格监管相对于不严格监管来说是严格下策，证监会在监管中会选择不严格监管。而如果C4＜S4′，不违规相对于违规来说是严格下策，基金管理人会选择违规，那么该博弈的Nash均衡就是（违规，不严格监管）；如果C4＞S4′，那么违规对不违规来说是严格下策，基金管理人会选择不违规，那么该博弈的Nash均衡就是（不违规，不严格监管）。

2、基金管理人与托管银行间的博弈

基金管理人和托管银行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由于托管银行保管着基金资产，则托管银行对基金管理人的行为是完全了解的，即如果基金管理人违规操作，托管银行就会发现。所以，托管银行的选择是在基金管理人违规的情况下是否举报和协助调查。基金管理人与托管银行间的博弈可以看成是一个完全且完美的动态博弈，该博弈的扩展形如图1：从图1中可以看出，如果C4＞S4′和S2′＞C2′，策略组合“基金管理人在第一阶段选择‘不违规’；托管银行如果有第二阶段选择‘行动’”，是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Nash均衡。如果C4＜S4′和S2′＞C2′，策略组合“基金管理人在第一阶段选择‘违规’；托管银行在第二阶段选择‘行动’”，是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Nash均衡。如果C4＞S4′和S2′＞C2′，策略组合“基金管理人在第一阶段选择‘违规’；托管银行在第二阶段选择‘不行动’”，是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Nash均衡。

3、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管理人间的博弈

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管理人的关系是委托－关系。基金持有人的监管选择与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可以看成是一个静态博弈。而如果基金管理人违规，则基金持有人有权提出诉讼。基金持有人是否诉讼可以看成是该静态博弈后面的一个动态博弈。假设基金持有人的诉讼是可信的威胁，而且如果基金持有人不监管基金管理人，则基金持有人不会发现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那么该博弈的扩展形如图2：

其中，

A=（-C4+S4+S4′，S3-W-C3-L+S3′）

B=（S4+S4′，S3-W-C3）

D=（S4，S3-C3）

E=（S4+S4′，S3-W）

F=（S4，S3）

从图2可以看出，如果S3′＞L且C4＞S4′，则基金持有人会选择“不违规”，而若C4＞S4′，则基金管理人会选择违规。所以，如果，S3′＞L，S3′＞W+C3且S4′＞C4，最优策略为“基金持有人‘监管’；基金管理人‘违规’；基金持有人‘起诉’”；如果，S3′＞L，S3′＜W+C3，最优策略为“基金持有人‘不监管’；基金管理人‘违规’；基金持有人‘起诉’”；如果S3′＜L，最优策略为“基金持有人‘不监管’；基于不对称的存在，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是很难的，其监管成本也相应地比较高。基金持有人的成本包括了解关于基金的相关信息、收集关于基金的资料以及参加基金持有人大会的费用等。如果基金持有人积极参与对基金的监管，可以认为成本而如果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违规’；基金持有人‘不起诉’”。

四、政策建议

1、在证监会的监管制度上要充分考虑一定的激励机制。从第一个博弈可以看出，严格监管的成本要高于不严格监管的成本。如果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证监会选择不严格监管。如果从对违规基金的罚款中抽出一部分给证监会，作为对其严格监管的奖励，该奖励可以弥补严格监管带来的成本支出，那么证监会的最优选择就会是严格监管，从而有效地提高证监会进行基金监管的积极性。

2、要加大对违规基金的惩罚力度。从以上三个博弈分析都可以看出，如果对违规基金的罚款大大超过基金通过违规所得，那么多数基金的最优选择都是不违规。所以，我国对违规基金的惩罚力度要加大，尤其要在剥夺违规基金的非法所得的基础上，还要对违规基金进行进一步的惩罚，从而减小基金的违规冲动。

3、加大对包庇违规基金的托管银行的惩罚力度和减少托管银行的行动成本。从第二个博弈可以看出，托管银行是否会对基金的违规行为及时采取措施，主要考虑的是托管银行包庇违规基金的惩罚力度和对违规行为采取措施的成本。所以，一方面要加大对包庇违规基金的托管银行的惩罚力度，可以考虑剥夺其托管资格和进行罚款；另一方面要减少托管银行采取措施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要保护托管银行的监管地位。

4、保护基金持有人的监管积极性。我国基金持有人的监管积极性不高，其主要原因就是监管成本一直居高不下。所以，要保护基金持有人的监管积极性，最重要的就是要降低基金持有人的监管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加强基金信息披露的监管，充分披露基金信息，降低基金持有人收集信息的成本；其次，对积极参加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基金持有人给予一定的补助，从而降低基金持有人参加基金持有人大会的成本；最后，保护基金持有人起诉的权力，如果基金持有人对基金违规的起诉属实，对基金的惩罚要考虑对基金持有人的损失的补偿，包括基金持有人的起诉费用以及基金持有人由于基金的违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3]王刚，凌媛.我国基金业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从博弈论的视角[J].特区经济，2006（1）.

持有人范文篇6

一、香港单位信托简介

1.单位信托的概念与信托契约（trustdeed）

在香港注册登记的500多种基金中，大多采用单位信托的方式。根据香港的《证券条例》第二条，所谓“单位信托（unittrust）指任何安排，而其目的或效果是指提供设施，使人能以信托受益人的身份分享由取得、管理、处置证券或任何其它财产而产生的利润或收入”。在香港《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守则》（以下简称“《守则》”中），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一起被统称为“集合投资计划”。虽然在香港法律规范中，单位信托被规定为“安排”、“计划”，但从有关定义关键法律词汇“单位信托”及“信托受益人”来看，实质上，它是根据信托契约集合他人资金而进行投资的组织。它通过向投资者出售基金单位（unit）而集合资金，待资金汇集后交由投资管理公司在受托人监督下进行投资。投资者因认购基金单位而持有基金单位的证明书，并凭借基金单位证明书取得相应的权力。

单位信托的信托契约是单位信托的基石，其地位相当于公司的组织章程。《守则》对信托契约没有硬性规定，它一般是由单位信托发起人（通常情况下为管理公司）在筹组基金过程中草拟的，由受托人、管理公司签署，声明基金单位持有人受信托契约规定的约束，并且由基金单位持有人授权及要求受托人和管理公司履行信托契约规定职责的协议。信托契约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有：（1）单位信托的名称，成立目标，以及为达到成立目标而采取的投资政策；（2）信托受托人。受托人根据基金单位持有人的信托授权，代表基金单位持有人的权益，以受托人的名义托管单位信托中所有属于基金单位持有人的财产；（3）信托管理公司。管理公司根据基金单位持有人的授权及信托契约的规定，以为基金单位持有人谋求利益为原则管理单位信托；（4）投资及借进款项的限制；（5）资产的估值及定价；（6）暂停交易及延迟交易；（7）费用及收费；（8）基金单位持有人大会；（9）与关连人士交易的限制，目的是避免使单位信托因与受托人及／或管理公司相关连人上交易而受损失；（10）帐目报告及其审核；（11）基金单位的发行及赎回办法；（12）派息政策及日期；以及，（13）契约的修订及终止等。

2.单位信托的法律主体

单位信托的法律主体有三个，即基金单位的持有人，受托人及管理公司。

第一，基金单位的持有人。《守则》没有对基金单位的持有人明文加以规定。一般认为基金单位的持有人即通过认购基金单位而持有基金单位证明书的公众人士。持有人因在认购基金单位时授权受托人及管理人信托其财产，与受托人及管理人之间形成了信托法律关系，持有人实际上就是信托的委托人。同时持有人因在认购基金单位时即受信托契约的约束，并因持有基金单位而可享有对单位信托的权益，所以他又是单位信托财产的最终实益拥有人（beneficiaryowner），即受益人。

第二，受托人，即根据信托契约中基金单位持有人授权及契约的约定，托管基金单位持有人财产，代表基金单位持有人权益，并监督管理公司履行其信托契约之义务与责任的机构。受托人须为香港证监会接纳的下列机构，（1）根据《银行条例》第十六条而获发牌的银行或其附属信托公司；（2）根据《受托人条例》第viii部注册的信托公司；（3）在香港以外地方成立的从事银行业务的机构或信托公司。根据《守则》第四章规定，受托人只负责持有单位信托的资产；以自己的名义将现金及可注册资产注册；确保基金单位在出售、发行、购回、赎回及注销等方面符合信托契约的规定；以及在年报内向基金单位持有人作出有关管理公司对单位信托的投资管理是否符合信托契约规定的报告，但单位信托的受托人并不具有一般信托受托人所拥有的对信托财产的管理权。

第三，管理公司，即公司主要任务为基金管理，公司发行及实收资本及资本储备最少须为一百万港币或等值外币，公司借出的款额不能占其资产重大比例，并在任何时候须维持资产净值的专业投资管理公司。管理公司具体类型需根据公司在香港执行的业务而定，通常情况下，它们是按照《证券条例》的规定注册为投资顾问的公司，但如果其在香港担任分销职能或进行证券交易，则必须同时根据《证券条例》注册为交易商或豁免交易商。管理公司的责任主要是根据基金单位持有人的利益及信托契约的规定对单位信托的投资进行管理。

3.单位信托的法律性质

由上所述，单位信托的基本法律性质是信托，即基金单位持有人为了自身利益，将自己的资金在法律上的权力转移至受托人名下，委托受托人及管理人按照自己在信托契约中的授权及要求代其管理并处分财产的法律行为。它通过将资金所有人人格分离为实益拥有人（beneficiaryowner）及法律拥有人（legalowner），使受托人作为法律拥有人可以其名义在法律上拥有单位信托的财产（受托人因此也可称作名义拥有人），而基金单位持有人作为实益拥有人享有单位信托的受益权。

单位信托具有独立性。这首先是因为基金单位持有人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人士，每个基金单位持有人根据具有同一目的的信托契约，与受托人及管理人建立信托关系，使个人基金单位持有人不能凭个人意志干涉单位信托的运作。这体现在信托契约中就是对持有人大会及独立财务报告的约定。其次，因为英美法系中信托法可以通过分离基金单位持有人的人格，即实益拥有人与法律拥有人的分离，使单位信托的独立性在法律上固定下来。根据对英美法系中信托法的理解，除非信托受托人违反在信托契约中的义务，受益人一般不得干涉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及运作。另一方面，由于信托法在英美法系中渊远流长，有关判例、成文法关于信托的裁决和规定可全面保护受益人的利益，因此人们可放心地接受单位信托这种投资方式。所以，虽然单位信托不是根据香港《公司条例》注册的公司，不受《公司条例》的保护，但它仍是一个组织，并可独立上市。

与一般信托不同的是，鉴于单位信托的对象是社会公众人士，为保护社会公众利益，香港有关法律规范规定了（1）信托财产管理权与受托人的分离；（2）投资项目的限制，如禁止单位信托取得可使其承担无限责任的资产或加入可使其承担无限责任的经济组织，禁止投资房地产，限制卖空，禁止提供空头期权等等，但这并不影响其为信托的本质。

二、中国内地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地位及相关法律关系

第一，证券投资基金的定义与独立性。《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所谓证券投资基金“是指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由基金托管人托管，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投资。”这一定义虽然在某些技术术语上，如“集合证券投资方式”，“基金单位”，“托管人”及“管理人”等，与《守则》关于单位信托定义中的词汇相同或类似，但它却没有可确认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地位的关键法律词汇，因此其法律地位从定义角度看并不明确。

另外，《管理办法》还规定，证券投资基金财产应独立于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的资产；证券投资基金应有独立的帐户；证券投资基金应具有持有人大会；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的亏损或终止只承担有限责任等。据此法律规定证券投资基金有独立性。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契约及托管协议。《管理办法》没有明确规定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的含义。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证券投资基金契约的内容与格式（试行）摘要》（以下简称“《基金契约摘要》”）的内容，证券投资基金契约是由发起人、托管人、管理人签署的，由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接受并承认的，规定发起人、托管人、管理人及持有人权利及义务关系的协议。除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外，其内容还有证券投资基金的目的、依据、原则；证券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如名称，类型等）；证券投资基金单位的发行；证券投资基金的成立和交易安排；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证券投资基金的目标、范围、限制、信息披露；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大会；以及证券投资基金的终止和清算等。它与香港单位信托不同，一是，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托管人及管理人职责及权利与义务不单独由契约约定，而且也由法律规定。特别是《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七款，第二十六条第六款，第二十九条第六款规定管理人、托管人及持有人除应履行或享有法定职责或权利外，还须履行或享有“基金契约规定的其它职责”或“基金契约规定的其它权利”。由于法律规定优于合同约定，因此，基金契约并不单独构成证券投资基金所涉及法律关系的基础。在香港，《守则》是由香港证监会公布的指导性文件，其本身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单位信托主要靠信托契约来规范。二是，《基金契约摘要》单独规定发起人的权利与义务，并把发起人单独引出作为基金契约的当事人及签署人。而在香港单位信托中，发起人只起到起草信托契约的作用，并且它因认购基金单位而享有并承担与一般基金单位持有人相同的权利与义务；它因被授权及被委托为管理人而享有并承担信托契约规定的管理人的权利与义务。三是，《基金契约摘要》并没有象《守则》一样明确管理人及托管人是根据基金单位持有人的授权及委托管理及运用基金。

《管理办法》第十九条第七款还规定，托管人应履行托管协议规定的其它职责。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与格式（试行）摘要》（以下简称“《托管协议摘要》”）的内容，托管协议是对证券投资基金托管的专门事项作出约定的协议，它在形式上应是对证券投资基金契约有关托管规定的细化。而《守则》中并没有托管契约的规定，有关受托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信托契约约定。同时还应注意的问题是，根据《托管协议摘要》对当事人的规定，托管协议应记载当事人的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组织形式、存续期限等。这一规定明显把自然人排除在外。由于自然人构成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的一部分，而托管须先有委托才能有保管，当事人中如不包括自然人，托管人持有部分证券投资基金资产的权利从何而来就不明确。

第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主体。《管理办法》规定了证券投资基金的四个当事人，即持有人，托管人，管理人，及发起人。

（1）持有人。综合《管理办法》有关条文的规定，所为持有人即通过认购证券投资基金单位而持有基金单位证明书，并享有基金资产所有权，收益分配权及其他相关权利，承担相应义务的不特定的投资者。与单位信托不同的是，证券投资基金的持有人享有基金资产所有权及收益分配权，而不是信托法意义上的实益拥有权。

（2）托管人与管理人。所谓托管人是接受委托，履行《管理办法》及基金契约和托管协议规定的职责，保管经批准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资产，执行管理人投资指令，监督管理人投资运作的银行。所谓管理人是经证监会批准，接受委托作为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证券投资基金资产的管理公司。由于《基金契约摘要》没有明确托管人及管理人根据谁的授权而托管或管理证券投资基金资产，而《管理办法》第十五条规定，经批准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应委托托管人及管理人，所以，从字面含义看是“证券投资基金”来委托。但根据中国内地一般的法学理论，证券投资基金第一不可能是自然人，第二由于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归其持有人所有，证券投资基金本身没有自己的财产，也没有自己的组织机构和场所，所以它也不能成为法人，第三因为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的亏损或终止只承担有限责任，与合伙人在这一情况下需承担无限责任相违背，所以它又不可能是合伙。因此，证券投资基金本身不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不能委托。在这里，尽管《管理办法》与《守则》规定不同，但因为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是证券投资基金资产所有人，所以，有关委托应是由持有人在承认接受基金契约时授权予托管人与管理人的。

从托管人与管理人的关系看，在证券投资基金中并不是单由托管人为监督管理人，并由托管人单独代表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托管协议摘要》托管人与管理人均有权力监督对方，而《管理办法》第二十条第二款和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也规定，为了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只要托管人有充分理由认为需要更换管理人，或管理人有充分理由认为需要更换托管人，那么管理人或托管人则应退任，所以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制约平衡的关系。但《守则》规定受托人有权代表基金单位持有人监督管理人，这一监督权是单向的。

（3）发起人，顾名思义即为发起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的人。《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证券投资基金主要发起人须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设立的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在中国内地实践中与香港不同的是，在中国内地，发起人常常组建独立于发起人的管理公司。因此，发起人的权利义务及法律地位具有独特性，这一点反映到立法上，即是对发起人单独的法律规定。

三、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性质

根据上述证券投资基金与单位信托的比较，我们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实质不是信托而是委托。首先，证券投资基金的定义并没有说明基金是信托关系。其次，从中国内地现有法律规范看，中国内地除人民银行对信托金融机构有关于信托的规定外，并无其他信托法律规范，所以除非在信托金融机构作为委托人一种情况下，方可产生信托法律关系，其他情况均无产生信托关系的法律依据。《管理办法》规定托管人须是商业银行，根据《商业银行法》第四十三条“商业银行不得从事信托投资业务”的明文规定，排除了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人是信托法律关系上受托人的可能。其三，信托及委托最大的区别，是信托财产必须转到受托人名下，以受托人名义管理，而委托财产不需转到受托人名下来。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证券投资基金的持有人享有证券投资基金资产所有权。因中国内地没有信托法，以及证券投资基金的托管人不可能是信托法律关系上的受托人，所以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享有的基金资产所有权，也不会产生信托法律关系上的法律拥有和实益拥有的分离，在理论上，证券投资基金因而也不会由托管人以其名义管理。其四，从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人与管理人相互监督的关系上看，托管人并不是单独代表持有人利益而监督管理人的受托人。因此，在证券投资基金设立过程中，资金所有人是根据法律及基金契约规定，将其对资金的占有权授予托管人，将其对资金的经营管理权授予管理人，并在他们之间形成了委托的法律关系。这一点体现在《管理办法》中，就是《管理办法》关于托管人及管理人需“接受委托”的规定。

第二，证券投资基金是具有法定独立性的契约式组织。首先，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通过用自己所有的资金购买基金单位而接受并承认其与托管人及管理人之间的委托关系，以使其把对自有资金的占有权委托给托管人，并把对资金的经营管理权委托给管理人。由于证券投资基金具有集合性，托管人及管理人不能就每份证券投资基金单位单独保管或经营，因此《管理办法》通过明文法律规定使其具有独立性。其次，基金契约与一般的委托契约不同，它不但约定了委托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还约定了与公司章程相似的诸如基金设立目的、依据、原则；基金的成立；基金的目标、范围、限制；持有人大会；及清算和终止等条款。这样，由于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在购买证券投资基金单位时接受并承认受基金契约约束，就使证券投资基金的独立性在契约上固定下来，并使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通过组成基金而成为一个集合体。

第三，证券投资基金具有较强的法律规范性。除《管理办法》本身比《守则》有较强的法律规范性外，由于证券投资基金的法律本质是委托，并具有独立性而与一般仅由合同约束的委托不同，《管理办法》对其作了许多明示的法律规定。首先它体现在《管理办法》对托管人及管理人主要职责，以有持有人主要权利与义务明文规定上；其次，这也体现在除颁布《管理办法》外，还颁布《基金契约摘要》及《托管协议摘要》作为当事人制定基金契约的指导。

第四，证券投资基金具有鲜明的中国内地特色和创造性。首先它是证券投资基金在中国内地实践的结果，例如《管理办法》对发起人的规定，以及对托管人及管理人相互监督制约关系的规定；其次，从《管理办法》立法整体来看，它参考了香港单位信托的有关法律规范，例如某些技术法律词汇的采用，但《管理办法》根据中国内地大陆法系的一贯特点，并没有采用信托的法律概念，而是在委托关系基础上，以法定方式确认证券投资基金具有独立性。

总之，根据《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是具有法定独立性的契约型组织。它的基本法律性质是委托，即资金所有人（基金持有人）通过购买证券投资基金单位，而把其对资金的保管权委托给托管人行使，把其对资金的经营管理权委托给管理人行使，并且保留自己对资金的所有权及根据持有的基金单位获得收益的法律行为。

「参考文献」

〔1〕d.j.hayton：“thelawoftrust”，sweetmaxwell，1993.

持有人范文篇7

俞国平、邹川达（2000）从监管体系、政府监管、行业自我监管和基金内部监管角度入手，分别介绍了美国集中监管为主的体系和英国自律监管为主的体系，并认为我国现在对基金的认识不够，比较适合使用集中型的监管体系，应该加强对基金业的立法并另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

陈明生（2003）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入手，认为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存在于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业中，对投资基金的治理和监管要从这个方面入手。在治理和监管体系中要注意治理和监管主体的独立性，建立完善的风险评级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加强基金行业的自律监管。

王刚、凌媛（2006）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在基金监管体系中的四个参与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并根据博弈论原理简单分析参与主体的关系，认为证监会要建立合理的激励制度，托管人要加强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的管理。

以上文献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问题，都认为我国基金监管的关键在于基金行业的自律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对基金行业监管没有进行定量分析，现有的分析比较简单。现从博弈论的角度入手，将四个监管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定量化，从而建立模型，并以此为依据给出政策建议。

二、参与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在现有的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体系中，有四个参与主体，分别是证监会为主的监管机构、托管银行、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四个主体在监管体系中担任不同的角色。

证监会等监管机构主要负责监管证券投资基金机构的业务活动，监督基金业的信息披露情况，对违规的行为进行查处等。证监会的监管成本可以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部分。固定成本包括监管人员的工资支出和培训费用等，用C1表示，是固定不变的。可变成本包括监管人员的差旅费、现场办公费用等费用。可变成本随着监管力度的变化而变化，监管力度越大，可变成本越大。如果监管力度大，则可变成本用C1′表示，如果监管力度小，则可变成本用C1″表示，可知C1′＞C1″。而证监会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向基金收取的监管费用。证监会按年交易额的0.04‰向证券投资基金收取监管费，用S1表示。

托管银行主要负责保管基金财产，办理基金托管业务的信息披露事项，对基金的定期报告出具意见，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托管银行的成本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部分是固定成本，另一个部分是措施成本。固定成本指托管银行对监管人员支付的工资和费用、信息披露的文件制作等，它不随监管力度的改变而改变，用C2表示。措施成本可以理解为当托管银行发现基金管理人出现违规现象采取措施的成本，包括报告证监会的费用，协助调查费用和由于举报而带来的潜在的收入损失，用C2′表示。托管银行的收益主要包括托管费用收入，用S2表示，而如果托管银行不能很好地执行监管义务，则可能面临处罚和赔偿，这部分收益可以看作是负的，用-S2表示。

基金持有人作为基金的所有者，有权获得基金的投资收益，参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投票，以及了解基金的信息资料。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是很难的，其监管成本也相应地比较高。基金持有人的成本包括了解关于基金的相关信息、收集关于基金的资料以及参加基金持有人大会的费用等。如果基金持有人积极参与对基金的监管，可以认为成本为C3，而如果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监管没有热情，则可以认为持有人的监管成本为0。如果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提出诉讼，那么在成本计算中还要考虑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用L表示。而基金持有人的收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基金持有人对基金投资收益的分享，用S3表示；一部分是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提出诉讼，要求赔偿，用S3′表示，同时，基金持有人会由于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导致损失的发生。

基金管理人主要负责对募集的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编制定期报告和信息披露及向基金持有人分配投资收益。基金管理人在监管中的成本是当管理人出现违规行为的时候监管主体对基金管理人的惩罚措施，包括罚款、吊销执照等，用C4来表示。而基金管理人的收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如果基金管理人没有违规操作，收益就是管理费用和手续费等收入，用S4表示，如果基金管理人违规操作，收益除了管理费用和手续费以外，还包括通过违规操作而获得的超额收益S4′。

三、监管主体的博弈论分析

根据以上的成本收益分析可以看出，监管主体间成本收益的关系就决定了他们的行为的方向和可能性。下面用博弈论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监管主体间的行为。

1、证监会与基金管理人的博弈

证监会作为监管的核心，其行为可以分为严格监管和不严格监管。基金管理人选择自己的行为，是违规操作还是不违规操作。假设如果证监会不严格监管，他不会发现基金管理人违规。所以，他们之间的博弈可以看成是一个静态博弈，其得益矩阵如表1：

从得益矩阵中可以看出，因为C1′＞C1″，严格监管相对于不严格监管来说是严格下策，证监会在监管中会选择不严格监管。而如果C4＜S4′，不违规相对于违规来说是严格下策，基金管理人会选择违规，那么该博弈的Nash均衡就是（违规，不严格监管）；如果C4＞S4′，那么违规对不违规来说是严格下策，基金管理人会选择不违规，那么该博弈的Nash均衡就是（不违规，不严格监管）。

2、基金管理人与托管银行间的博弈

基金管理人和托管银行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由于托管银行保管着基金资产，则托管银行对基金管理人的行为是完全了解的，即如果基金管理人违规操作，托管银行就会发现。所以，托管银行的选择是在基金管理人违规的情况下是否举报和协助调查。基金管理人与托管银行间的博弈可以看成是一个完全且完美的动态博弈，该博弈的扩展形如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如果C4＞S4′和S2′＞C2′，策略组合“基金管理人在第一阶段选择‘不违规’；托管银行如果有第二阶段选择‘行动’”，是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Nash均衡。如果C4＜S4′和S2′＞C2′，策略组合“基金管理人在第一阶段选择‘违规’；托管银行在第二阶段选择‘行动’”，是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Nash均衡。如果C4＞S4′和S2′＞C2′，策略组合“基金管理人在第一阶段选择‘违规’；托管银行在第二阶段选择‘不行动’”，是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Nash均衡。

3、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管理人间的博弈

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管理人的关系是委托－关系。基金持有人的监管选择与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可以看成是一个静态博弈。而如果基金管理人违规，则基金持有人有权提出诉讼。基金持有人是否诉讼可以看成是该静态博弈后面的一个动态博弈。假设基金持有人的诉讼是可信的威胁，而且如果基金持有人不监管基金管理人，则基金持有人不会发现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那么该博弈的扩展形如图2：

其中，

A=（-C4+S4+S4′，S3-W-C3-L+S3′）

B=（S4+S4′，S3-W-C3）

D=（S4，S3-C3）

E=（S4+S4′，S3-W）

F=（S4，S3）

从图2可以看出，如果S3′＞L且C4＞S4′，则基金持有人会选择“不违规”，而若C4＞S4′，则基金管理人会选择违规。所以，如果，S3′＞L，S3′＞W+C3且S4′＞C4，最优策略为“基金持有人‘监管’；基金管理人‘违规’；基金持有人‘起诉’”；如果，S3′＞L，S3′＜W+C3，最优策略为“基金持有人‘不监管’；基金管理人‘违规’；基金持有人‘起诉’”；如果S3′＜L，最优策略为“基金持有人‘不监管’；基于不对称的存在，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是很难的，其监管成本也相应地比较高。基金持有人的成本包括了解关于基金的相关信息、收集关于基金的资料以及参加基金持有人大会的费用等。如果基金持有人积极参与对基金的监管，可以认为成本而如果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违规’；基金持有人‘不起诉’”。

四、政策建议

1、在证监会的监管制度上要充分考虑一定的激励机制。从第一个博弈可以看出，严格监管的成本要高于不严格监管的成本。如果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证监会选择不严格监管。如果从对违规基金的罚款中抽出一部分给证监会，作为对其严格监管的奖励，该奖励可以弥补严格监管带来的成本支出，那么证监会的最优选择就会是严格监管，从而有效地提高证监会进行基金监管的积极性。

2、要加大对违规基金的惩罚力度。从以上三个博弈分析都可以看出，如果对违规基金的罚款大大超过基金通过违规所得，那么多数基金的最优选择都是不违规。所以，我国对违规基金的惩罚力度要加大，尤其要在剥夺违规基金的非法所得的基础上，还要对违规基金进行进一步的惩罚，从而减小基金的违规冲动。

3、加大对包庇违规基金的托管银行的惩罚力度和减少托管银行的行动成本。从第二个博弈可以看出，托管银行是否会对基金的违规行为及时采取措施，主要考虑的是托管银行包庇违规基金的惩罚力度和对违规行为采取措施的成本。所以，一方面要加大对包庇违规基金的托管银行的惩罚力度，可以考虑剥夺其托管资格和进行罚款；另一方面要减少托管银行采取措施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要保护托管银行的监管地位。

4、保护基金持有人的监管积极性。我国基金持有人的监管积极性不高，其主要原因就是监管成本一直居高不下。所以，要保护基金持有人的监管积极性，最重要的就是要降低基金持有人的监管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加强基金信息披露的监管，充分披露基金信息，降低基金持有人收集信息的成本；其次，对积极参加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基金持有人给予一定的补助，从而降低基金持有人参加基金持有人大会的成本；最后，保护基金持有人起诉的权力，如果基金持有人对基金违规的起诉属实，对基金的惩罚要考虑对基金持有人的损失的补偿，包括基金持有人的起诉费用以及基金持有人由于基金的违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3]王刚，凌媛.我国基金业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从博弈论的视角[J].特区经济，2006（1）.

[4]俞国平，邹川达.投资基金监管的国际比较与借鉴[J].当代财经，2000（2）.

[5]陈明生.不对称信息与投资基金的治理和监管[J].经济体制改革，2003（5）.

持有人范文篇8

[关键词]基金监管博弈论

一、相关文献回顾

俞国平、邹川达（2000）从监管体系、政府监管、行业自我监管和基金内部监管角度入手，分别介绍了美国集中监管为主的体系和英国自律监管为主的体系，并认为我国现在对基金的认识不够，比较适合使用集中型的监管体系，应该加强对基金业的立法并另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

陈明生（2003）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入手，认为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存在于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业中，对投资基金的治理和监管要从这个方面入手。在治理和监管体系中要注意治理和监管主体的独立性，建立完善的风险评级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以及加强基金行业的自律监管。

王刚、凌媛（2006）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分析了在基金监管体系中的四个参与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并根据博弈论原理简单分析参与主体的关系，认为证监会要建立合理的激励制度，托管人要加强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的管理。

以上文献都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问题，都认为我国基金监管的关键在于基金行业的自律监管和信息披露制度。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即对基金行业监管没有进行定量分析，现有的分析比较简单。现从博弈论的角度入手，将四个监管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定量化，从而建立模型，并以此为依据给出政策建议。

二、参与主体的成本和收益分析

在现有的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体系中，有四个参与主体，分别是证监会为主的监管机构、托管银行、基金持有人和基金管理人。四个主体在监管体系中担任不同的角色。

证监会等监管机构主要负责监管证券投资基金机构的业务活动，监督基金业的信息披露情况，对违规的行为进行查处等。证监会的监管成本可以分为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两部分。固定成本包括监管人员的工资支出和培训费用等，用C1表示，是固定不变的。可变成本包括监管人员的差旅费、现场办公费用等费用。可变成本随着监管力度的变化而变化，监管力度越大，可变成本越大。如果监管力度大，则可变成本用C1′表示，如果监管力度小，则可变成本用C1″表示，可知C1′＞C1″。而证监会的收益主要来源于向基金收取的监管费用。证监会按年交易额的0.04‰向证券投资基金收取监管费，用S1表示。

托管银行主要负责保管基金财产，办理基金托管业务的信息披露事项，对基金的定期报告出具意见，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托管银行的成本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一部分是固定成本，另一个部分是措施成本。固定成本指托管银行对监管人员支付的工资和费用、信息披露的文件制作等，它不随监管力度的改变而改变，用C2表示。措施成本可以理解为当托管银行发现基金管理人出现违规现象采取措施的成本，包括报告证监会的费用，协助调查费用和由于举报而带来的潜在的收入损失，用C2′表示。托管银行的收益主要包括托管费用收入，用S2表示，而如果托管银行不能很好地执行监管义务，则可能面临处罚和赔偿，这部分收益可以看作是负的，用-S2表示。

基金持有人作为基金的所有者，有权获得基金的投资收益，参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投票，以及了解基金的信息资料。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是很难的，其监管成本也相应地比较高。基金持有人的成本包括了解关于基金的相关信息、收集关于基金的资料以及参加基金持有人大会的费用等。如果基金持有人积极参与对基金的监管，可以认为成本为C3，而如果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监管没有热情，则可以认为持有人的监管成本为0。如果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提出诉讼，那么在成本计算中还要考虑诉讼费用、律师费用等，用L表示。而基金持有人的收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基金持有人对基金投资收益的分享，用S3表示；一部分是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提出诉讼，要求赔偿，用S3′表示，同时，基金持有人会由于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导致损失的发生。

基金管理人主要负责对募集的资金进行证券投资，编制定期报告和信息披露及向基金持有人分配投资收益。基金管理人在监管中的成本是当管理人出现违规行为的时候监管主体对基金管理人的惩罚措施，包括罚款、吊销执照等，用C4来表示。而基金管理人的收益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如果基金管理人没有违规操作，收益就是管理费用和手续费等收入，用S4表示，如果基金管理人违规操作，收益除了管理费用和手续费以外，还包括通过违规操作而获得的超额收益S4′。

三、监管主体的博弈论分析

根据以上的成本收益分析可以看出，监管主体间成本收益的关系就决定了他们的行为的方向和可能性。下面用博弈论的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分析监管主体间的行为。

1、证监会与基金管理人的博弈

证监会作为监管的核心，其行为可以分为严格监管和不严格监管。基金管理人选择自己的行为，是违规操作还是不违规操作。假设如果证监会不严格监管，他不会发现基金管理人违规。所以，他们之间的博弈可以看成是一个静态博弈，其得益矩阵如表1：

从得益矩阵中可以看出，因为C1′＞C1″，严格监管相对于不严格监管来说是严格下策，证监会在监管中会选择不严格监管。而如果C4＜S4′，不违规相对于违规来说是严格下策，基金管理人会选择违规，那么该博弈的Nash均衡就是（违规，不严格监管）；如果C4＞S4′，那么违规对不违规来说是严格下策，基金管理人会选择不违规，那么该博弈的Nash均衡就是（不违规，不严格监管）。

2、基金管理人与托管银行间的博弈

基金管理人和托管银行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由于托管银行保管着基金资产，则托管银行对基金管理人的行为是完全了解的，即如果基金管理人违规操作，托管银行就会发现。所以，托管银行的选择是在基金管理人违规的情况下是否举报和协助调查。基金管理人与托管银行间的博弈可以看成是一个完全且完美的动态博弈，该博弈的扩展形如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如果C4＞S4′和S2′＞C2′，策略组合“基金管理人在第一阶段选择‘不违规’；托管银行如果有第二阶段选择‘行动’”，是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Nash均衡。如果C4＜S4′和S2′＞C2′，策略组合“基金管理人在第一阶段选择‘违规’；托管银行在第二阶段选择‘行动’”，是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Nash均衡。如果C4＞S4′和S2′＞C2′，策略组合“基金管理人在第一阶段选择‘违规’；托管银行在第二阶段选择‘不行动’”，是该博弈的子博弈完美Nash均衡。

3、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管理人间的博弈

基金持有人与基金管理人的关系是委托－关系。基金持有人的监管选择与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可以看成是一个静态博弈。而如果基金管理人违规，则基金持有人有权提出诉讼。基金持有人是否诉讼可以看成是该静态博弈后面的一个动态博弈。假设基金持有人的诉讼是可信的威胁，而且如果基金持有人不监管基金管理人，则基金持有人不会发现基金管理人的违规行为，那么该博弈的扩展形如图2：

其中，

A=（-C4+S4+S4′，S3-W-C3-L+S3′）

B=（S4+S4′，S3-W-C3）

D=（S4，S3-C3）

E=（S4+S4′，S3-W）

F=（S4，S3）

从图2可以看出，如果S3′＞L且C4＞S4′，则基金持有人会选择“不违规”，而若C4＞S4′，则基金管理人会选择违规。所以，如果，S3′＞L，S3′＞W+C3且S4′＞C4，最优策略为“基金持有人‘监管’；基金管理人‘违规’；基金持有人‘起诉’”；如果，S3′＞L，S3′＜W+C3，最优策略为“基金持有人‘不监管’；基金管理人‘违规’；基金持有人‘起诉’”；如果S3′＜L，最优策略为“基金持有人‘不监管’；基于不对称的存在，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的监管是很难的，其监管成本也相应地比较高。基金持有人的成本包括了解关于基金的相关信息、收集关于基金的资料以及参加基金持有人大会的费用等。如果基金持有人积极参与对基金的监管，可以认为成本而如果基金持有人对基金管理人‘违规’；基金持有人‘不起诉’”。

四、政策建议

1、在证监会的监管制度上要充分考虑一定的激励机制。从第一个博弈可以看出，严格监管的成本要高于不严格监管的成本。如果没有相应的激励机制，证监会选择不严格监管。如果从对违规基金的罚款中抽出一部分给证监会，作为对其严格监管的奖励，该奖励可以弥补严格监管带来的成本支出，那么证监会的最优选择就会是严格监管，从而有效地提高证监会进行基金监管的积极性。

2、要加大对违规基金的惩罚力度。从以上三个博弈分析都可以看出，如果对违规基金的罚款大大超过基金通过违规所得，那么多数基金的最优选择都是不违规。所以，我国对违规基金的惩罚力度要加大，尤其要在剥夺违规基金的非法所得的基础上，还要对违规基金进行进一步的惩罚，从而减小基金的违规冲动。

3、加大对包庇违规基金的托管银行的惩罚力度和减少托管银行的行动成本。从第二个博弈可以看出，托管银行是否会对基金的违规行为及时采取措施，主要考虑的是托管银行包庇违规基金的惩罚力度和对违规行为采取措施的成本。所以，一方面要加大对包庇违规基金的托管银行的惩罚力度，可以考虑剥夺其托管资格和进行罚款；另一方面要减少托管银行采取措施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要保护托管银行的监管地位。

4、保护基金持有人的监管积极性。我国基金持有人的监管积极性不高，其主要原因就是监管成本一直居高不下。所以，要保护基金持有人的监管积极性，最重要的就是要降低基金持有人的监管成本，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加强基金信息披露的监管，充分披露基金信息，降低基金持有人收集信息的成本；其次，对积极参加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基金持有人给予一定的补助，从而降低基金持有人参加基金持有人大会的成本；最后，保护基金持有人起诉的权力，如果基金持有人对基金违规的起诉属实，对基金的惩罚要考虑对基金持有人的损失的补偿，包括基金持有人的起诉费用以及基金持有人由于基金的违规行为所造成的损失。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谢识予.经济博弈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3]王刚，凌媛.我国基金业监管的成本收益分析－从博弈论的视角[J].特区经济，2006（1）.

持有人范文篇9

一、提单债权关系的确立

提单使用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并非提单一产生，提单持有人和承运人之间就存在固定的权利义务关系。提单债权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逐渐确立的过程。这个过程在英国法的发展中体现得尤为清楚。

早期英国法不承认提单能赋予其持有人对承运人的直接权利。在1845年Thompsonv.Doming一案中，Parke法官指出：“我从未听说过除商人法外一份合同可以转让。而没有什么能证明提单在任何商业习惯下是可转让的。提单只转让物权，它不转让合同。”（注1）这一判决被作为先例广泛援引，而在当时的英国法下，否认提单转让合同就等于否认了提单持有人和承运人之间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

但是提单持有人如果不能取得可以直接对承运人主张的权利，实践中会有很多困难。在发生货损货差，或承运人错误交货等情况时，真正受到损失因而有动力起诉承运人的人一般是提单持有人。如果否认提单持有人和承运人之间有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则他唯一的选择是以侵权诉承运人。但是侵权之诉首先要证明权利存在，在英国法下主要指有提单项下货物的所有权。如果提单持有人因为没有所有权或其他原因不能完成证明任务，就不能取得对承运人的诉权。这时托运人作为运输合同一方虽然有权起诉，但往往没有动力为提单持有人的利益起诉，结果导致无人起诉，使承运人逃脱责任；而一旦提单持有人能证明对承运人的侵权诉权，承运人在侵权之诉中就不能享受运输合同规定的责任限制和免责等权利，结果加重了承运人的责任。另一方面，由于提单对国际贸易的重大作用之一就在于可赋予买方对承运人的权利以避免买方到异地起诉卖方，如果这种权利不能得到保障，势必降低提单的商业价值。因此，否认提单持有人与承运人之间的直接关系，对当事人双方可能都不利，对提单的推广使用更不利。

由于意识到让提单持有人直接享有对承运人的权利的重要性，英国通过了1855年提单法。该法序言即说明制定该法的原因之一是：鉴于根据商业习惯提单背书转让时货物的所有权可能也随着转让给被背书人，但提单包括的合同的权利仍留在最初的托运人或货主处，而这些权利应该与所有权一起转让。为此，1855年提单法法规定提单持有人如果在受让提单时同时取得提单项下货物的所有权，则提单所证明的运输合同的诉权也转让给他。这一法规在提单持有人和承运人之间建立了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避免了上述不利状况，但是遗憾的是它对问题的解决只是局部的，因为它在提单持有人和承运人之间建立的关系有一定前提条件，就是提单转让与货物所有权转让同步，而在实际业务中这种同步只是可能的而不是必然的，这就使提单持有人能取得的权利也只能是可能的而不是必然的。在没有取得时，提单持有人的状况依然如故。而且，法律的这一规定还带来了更多的混乱，因为提单持有人很难确知他有没有取得对承运人的权利，在确知以前，他的权利义务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1855年提单法在实行一百多年以后，终因这一问题不能解决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而被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所取代。新法取消了对所有权的要求，而规定只要是合法提单持有人就有权起诉承运人。直到此时，提单持有人才算是最终取得了对承运人的确定的权利。

英国是传统上的海运大国，其海商立法有很强的代表性，而且对世界各国的海商法有很大影响。现在几乎所有国家的法律都通过不同途径承认了提单持有人有权对承运人直接主张权利。如前苏联《海商法典》第121条规定：“承运人和收货人之间的权利关系，根据提单确定。凡提单内没有记载的海上运输合同的条件，只有在提单内载明引用上述条件时，对收货人才有约束力。”德国《海商法》第656条“提单的法律效力”第1款规定：“提单制约承运人与收货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第3款规定：“承运人与托运人间的法律关系受运输合同的制约。”台湾学者则普遍认为提单是一种债权证券。在我国法下，提单持有人也可以直接向承运人主张权利，因为《海商法》第78条规定：“承运人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依据提单的规定确定。”但关于提单的三个国际公约（海牙、海牙/维斯比、汉堡规则）回避了这个问题，而把它留给各国国内法去处理。

二、提单债权关系的性质

对提单债权关系的存在，现在一般已经没有异议。但对这种关系何以会存在，或这种关系的性质如何，却众说纷纭，迄今没有定论。

总结起来，对提单债权关系性质的看法大致有三种。

第一种看法认为提单债权关系来自于运输合同，是一种合同关系。“提单合同”的提法经常见于海商法著作。这种观点又可分为以下三种：

1.说即认为运输合同是承运人和收货人订立的，具体签订合同的托运人只是收货人行事。在1855年前，收货人为了能够向承运人进行追偿，他必须证明托运人是作为他的人签订运输合同。英国学者ChrisCashmore在其著作中写道：“承运人的合同推定是和收货人（推定他是货物所有人）签订的，托运人是收货人的人。”（注2）权威著作Carver‘sCarriagebySea中也写道：“当货物交与承运人运送时，除非另有约定，以违约诉承运人的权利归属于托运时货物所有权人，或承担海运风险的人。如果实际托运人是按所有人的指示行事，后者得视为订立合同的人，有权起诉并承担支付运费的义务。但有特殊约定时，应考察约定的内容，如果显示出托运人是合同一方，则托运人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即使他是为另一方利益行事，可能对货物毫无利益。”（注3）在国际贸易的初期，说是被普遍接受的理论。

2.合同让与说按照一般民法原则，合同主体可能发生变更。大陆法系称之为“债权更改”，而我国法律称之为“合同让与”。合同让与或债权变更的后果是债权债务的内容不变，但债的主体发生变化。有人主张提单转让使托运人和收货人之间也进行了一次“合同让与”，收货人因让与成为运输合同下新的主体。司玉琢教授主编的《新编海商法学》即持这种观点。该书认为：“严格地说，收货人不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但当提单转让到他手里而使其成为提单受让人时，提单所证明的债权债务关系发生转移，即收货人享有提单赋予托运人的权利，并承担提单加予托运人的义务。可见，提单的转让，使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规定的部分托运人的权利和义务发生转移，属于合同当事人变更的一种情况。”（注4）

合同让与说在有的国家如英国被立法所采纳。英国1855年提单法在认定提单持有人权利义务时即使用了合同转让的原理，取代1855法的1992年法也是沿用这一原理，规定“提单合法持有者、海运单收货人、交贷单收货人受让运输合同下的一切诉权，就如他本来就是合同一方。”。英国法的一般原则是认为债权债务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十分密切的关系，除非法律另有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都不能把他的合同权利或义务转让给第三者。而在提单问题上是以成文法为普通法原则创设了一个例外。

3.第三方受益人说此说认为当托运人与收货人不是同一人时，托运人是为收货人利益订立的运输合同。收货人作为第三方受益人，根据民法理论可取得以自己的名义直接请求承运人履行运输合同，以及承运人违约时请求损害赔偿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等权利。我国不少教科书持这种观点，如《民法新论》称“在某种情况下，订约当事人并不为自己设定权利，而是为第三人利益订立合同，这种合同即是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例如，在托运人和收货人不一致时，托运人与承运人订立的合同就是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注5）而

《海商法基础》也认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通常都是为第三人（收货人）的需要而订立的合同。……收货人虽未参与合同的签订，但在合同成立后，便享有一定的权利，承担一定的义务。”（注6）

以上三种观点在我国都不完全适用。说对国际贸易初期的情况也许是适用的，现在这种理论在有限的范围内也许仍然适用，如记名提单情况下，可以认为记名收货人是真正与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的人，托运人只是收货人的人。又如在FOB合同的三种形式中，“传统型”中卖方被视为代收货人签约，而收货人实际享有运输合同下的权利，承担运输合同下的义务。但除此之外，“说”与实际情况已完全不相符合。现在往往是卖方而且只是卖方与承运人订有运输合同，买方只对取得的提单有兴趣而不关心运输合同的缔结过程，与卖方不存在任何的意图。

“合同让与说”不能解释合同义务如何能在不通知债权人时就让与，而且收货人得到的权利义务又可能与托运人的权利义务不完全相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或原合同另有约定，合同一方将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第三人的，应当取得合同另一方的同意。《海商法》对这一原则并没有另作规定，但实践中提单的转让一般都并不征求承运人的意见。法律规定收货人的权利义务依据提单记载确定，但提单记载可能与托运人签订的运输合同并不完全一致，这时很难说收货人是受让了原运输合同。另外在租船合同下，承运人签发提单给托运人，托运人又转让给第三方受让人时，由于承托双方之间的运输合同是租船合同，提单只是收据，而不是合同，甚至不是合同的证明，这种不是合同或合同证明的提单转让给第三方提单持有人后，承运人和提单持有人之间何以就能因提单转让而产生运输合同关系实在难以解释。最后，“合同让与说”也不符合某些提单持有人的希望，如银行在接受提单时往往只关注提单可能提供的担保，而不希望自动进入与承运人的运输合同关系。但“合同让与说”使他不能不成为合同一方。而对承运人而言，合同让与后托运人就不再是运输合同一方，不再承担本应承担的一系列义务，这是承运人很难接受的。采用合同让与理论的英国法是通过强制性法律规定解决了以上的某些问题，但也不能避免某些情况下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处境。

“第三方受益人说”的问题是收货人作为第三方受益人，其权利义务完全取决于承托双方的约定；而且收货人的权利不是独立的债权，能被承运人对托运人的一切抗辩，包括托运人的违约所对抗。这不利于对收货人的保护，也不符合收货人凭清洁提单即可提货的航运习惯。

第二种观点也认为提单债权关系是一种合同关系，但与第一种观点不同，它不认为提单关系是运输合同的派生，而认为是一种新产生的合同，这就是“默示合同说”。该说认为虽然运输合同是承运人与托运人签订的，但当收货人凭提单向承运人提货，承运人放货时，在收货人与承运人之间就形成了一份新的合同。收货人提示提单构成要约，而承运人放货则构成承诺，运费是收货人支付的对价。新合同的内容与提单证明的运输合同的内容完全一致，并有追溯到运输开始时的效力。这种理论自1924年Brandtv.Liverpool一案中适用以来，在英国时常被引用。

默示合同说的缺陷在于实际上是否能够默示出一个合同要视每一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缺乏法律应有的确定性和稳定性。而且虽然英国法院常在需要时找出一个“默示”合同，这种在根本不存在合同时创造出一个合同的作法与我国的法律习惯并不相符。从法律原理来看，合同成立所需的双方合意，以及英美法下合同成立所必须具备的“对价”，在“默示合同”时都很难得到满足。

第三种观点认为提单债权关系并非合同关系。这种观点的代表有“法律规定说”和“证券权利说”等。台湾学者张东亮在其编著的《海商法新论》中指出：“载货证券乃指海上运送人与载货证券持有人为确定运送之特定关系之债权证券。……为何载货证券具有此种债权之效力，作为运送权义的根据，其基础乃因载货证券之具有要因证券性及文义证券性之两面特性。细析之，其所以影响债之效力，学说有下列三种：（1）要因说，（2）证券权利说（3）折衷说”（注7）。该书所说的要因说与前述合同让与说或第三方受益人说近似，折衷说则是要因说与证券权利说的折衷。证券权利说强调提单的文义性，因此又称为文义说，它认提单签发后，承运人与提单持有人关于运送事项应依提单记载，这是因为文义性是证券流通的基础，因此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范围都应依提单文义来确定。这里的证券权利说提出了提单作为一种文义证券的性质是承运人和提单持有人之间关系依提单确定的基础，但对于提单债权关系的具体性质还是分析不够透彻。

“法律规定说”也是由台湾学者提出：“受货人之所以取得权利，其法律上之根据，固有说、无因管理说、新契约说、转让说、第三人契约说之争。惟吾人以为受货人之取得权利，系基于法律之规定，受货人之取得权利，既非受让‘托运人’之权利，亦非出于契约之约定，故应以‘法律规定说’为是。……其实，托运人因运送契约所生之权利，与受货人因法律规定所取得之权利，并非两个权利，而是一个权利，仅受货人取得权利时，托运人对于运送人依运送契约所得行使与之有关之权利，处于休止状态，不能再予行使而已。”（注8）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认为受货人因法律规定取得的权利与运输合同所生的权利为一个权利。

总之，以上各学说虽然都能一定程度上说明收货人权利义务的来源和性质，但都不能与海运实际情况、当事人意图及我国现行法律结构完全符合。问题的根源在于收货人的权利义务是随着提单的流转性这一海运的特殊现象发展起来的，具有海商法的特殊性，不能套用民法中的一般原理来解释收货人权利义务的性质。因此，笔者认为提单持有人对承运人主张的债权关系不应该用运输合同关系来解释，而应认为是因提单签发而成立的异于运输合同的独立的债权关系，这种关系的性质在我国用证券关系说来解释较为妥当。

这里所谓的“证券关系”，是指这种关系是基于证券签发而产生，和证券本身结合在一起的。提单关系作为一种证券关系既包括物权关系，又包括债权关系。就债权关系而言，它主要指提单持有人对承运人的直接权利是基于持有提单的事实而产生的，要求承运人依提单记载的条件交付特定物的权利。这种权利不是来自于承、托双方在运输合同中对第三方受益人权利的约定，而是来自法律规定，托运人不能随意取消；这种权利的转让也不是运输合同的转让，而是依据提单的可转让证券性进行的转让，提单持有人取得提单即取得权利，不用通知承运人，也不受托运人权利缺陷的影响。与上述台湾学者主张的“证券关系说”不同，笔者认为这种提单权利和托运人在运输合同下的权利是两个权利而不是一个权利。它和提单本身结合在一起，在提单签发时产生，注销时终止，持有提单才享有权利，丧失提单就丧失权利，除非依正当途径得到提单的补发或其他补救。

虽然各国立法很少直接规定提单债权关系是一种证券关系，但这种提法也并非毫无根据。韩国《商法》第820条明确规定提单准用提货单的提货证券性、当然指示证券性、文义证券性、处分证券性、交付的物权效力等的规定；希腊《海事私法典》第170条规定：“在指示提单情况下，现行有效的有关汇票的法律类推适用于对提单持有人的抗辩。”这些都表明各国法律对提单证券性的一定程度的确认。我国台湾地区和大陆部分学者一直将提单称为一种债权证券，

而债权证券本身的含义即表彰债权，以债权为证券权利内容：提单持有人持有这种债权证券即得主张证券所表示的债权，无需再借助于“第三方受益人”、“合同转让”等学说证明权利来源。

将提单关系视为一种证券关系不仅可以完善地解释提单持有人的权利，而且符合权利证券化的大趋势，有利于确认提单关系的独立性，保障提单的正常流通，最大限度地发挥提单的商业价值。

提单作为一种证券不是证权证券而是设权证券。正如提单表彰的物权不是货物所有人的间接占有权，提单表彰的债权也不是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或合同第三方受益人或合同受让人的权利。提单的物权和债权都是基于提单行为而产生的新的权利，和原有的权利的性质和内容都不同。

提单证券关系和票据关系一样都属于证券关系，但彼此之间又有很大区别。票据关系的内容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债权人的付款请求权与债务人的付款义务，另一类是债权人的追索权与债务人的偿付义务。提单关系则主要是债权人的交付货物的请求权和债务人的交货义务，追索权在提单上是否存在法无定论，但一般认为提单上的被背书人并不在承运人拒绝或不能交付货物时有向其前手或其他提单上的背书人追索的权利。美国《统一商法典》第7—505条规定：“对货物保管人签发的所有权凭证作出背书，不使背书人对货物保管人或前手背书人的违约承担责任”，美国1916年《提单法》第175条也规定提单背书人不为承运人或其前手的违约负责。我国《海商法》第78条规定提单持有人和承运人的关系依提单确定，但没有规定提单持有人和提单上其他背书人的关系也这样确定，因此应认为和美国法是一致的。从这一点来看，提单债权关系的确立使提单受让人及提单价值的保护得到了更多的保障，但提单的信用毕竟还没有发展到票据的程度。

三、提单债权关系与运输合同关系

要正确理解提单债权关系，必须分清提单债权关系与运输合同关系。

提单债权关系与运输合同关系首先是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提单债权关系的主体是承运人（提单签发人）和提单持有人，运输合同关系的主体则是承运人和托运人。提单债权关系从提单签发时产生，到提单注销时结束，运输合同关系则一般在提单签发前，在托运人和承运人就运输条件达成一致，租船定舱时就产生了。提单债权关系下承运人的义务是向持有提单者交付特定的物，运输合同下承运人义务是履行货物运输任务。提单债权关系的内容完全由提单记载确定，运输合同的内容则不仅体现在提单记载中，提单记载只是运输合同内容的初步证据，承托双方之间在提单签发前的约定永远可以推翻提单记载。提单内容和运输合同内容不能

混淆，如在TheArdennes案中（注9），英国法院判决托运人不受未经其同意的提单上的绕航条款约束，而在另一案中，托运人知道提单记载不实，承运人却不能以此抗辩提单持有人。当然提单中也可载入一条“替代条款”，说明运输合同内容以提单记载为准，对这种条款效力如何，法院有不同判决。

但提单债权关系与运输合同关系虽然不同，却又并非毫不相干。提单关系是一种形式的或抽象的关系，即仅由承运人签发提单，提单持有人取得提单而形成。承运人之所以签发提单，提单持有人之所以取得提单，在经济和法律上必有一定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运输、买卖、抵押等。运输合同是承运人签发提单的原因，因此，运输合同关系可视为作为证券关系的提单债权关系的原因关系之一。

提单签发后，提单法律关系成立，这种关系的存在不依赖于运输合同的存在而有效，但它并不总是发生作用，它的效力和运输合同效力相互影响。这种牵联关系首先表现在运输合同对提单关系的影响上，当运输合同当事人同时又是提单关系当事人时，运输合同而不是提单关系发生作用。

当提单持有人是托运人时，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的关系依运输合同而非提单决定。关于这一点英国法有大量判例，还有的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如德国《海商法》第656条规定：“提单制约承运人与收货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法律关系由运输合同制约。”在我国，《海商法》第78条第1款规定，承运人和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之间的关系依提单的规定确定；第2款接着规定，除非提单另有规定，收货人、提单持有人不承担在装货港发生的滞期费等与装货有关的费用，而这些费用托运人往往是应该负担的。因此从第2款的规定可推出这一条的提单持有人不包括托运人，托运人和承运人的关系仍应依运输合同确定。

船舶可能是承运人自有的，也可能是从其他船东或租船人处租入的。一般情况下租船合同的存在并不影响提单关系，但当提单持有人是租船人时，不论他是作为托运人直接接受提单签发，还是作为托运人以外的人后来受让提单，它和承运人的关系都依据租船合同而非提单决定，当提单持有人是租船人以外的第三方时，则受提单约束。英国法曾对租船人受让提单和作为托运人直接接受提单的地位是否有不同有争议。如Carver‘s第11版认为租船人受让提单后就和一般托运人以外的提单持有人一样，与承运人的关系依提单决定。但该书第13版否认这种观点而认为只要租船人持有提单，不管是直接取得还是受让，他和承运人的关系都依租船合同决定。后一种观点现在是通说。其他许多国家的法律也有类似规定。对租船合同下签发的提单，我国《海商法》第95条规定：“对按照航次租船合同运输的货物签发的提单，提单持有人不是承租人的，承运人与该提单持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提单的约定。但是，提单中载明适用航次租船合同条款的，适用该航次租船合同的条款。”当提单持有人是承租人时，承运人与提单持有人之间的关系显然应依租船合同确定。这里对“承租人”没有限制规定，提单持有人只要是承租人就要受租船合同约束，而不管他是直接从承运人处因签发而取得提单还是从其他提单持有人处因转让而取得提单。

提单债权关系既然是法定的独立存在的关系，本应与运输合同互不相干。但法律规定提单债权关系独立存在的理由是保护第三方提单持有人，从而保护提单的价值。而当提单由和承运人签订运输合同的人持有时，这条理由显然不成立。相反，对签订了运输合同的人来说，他既然签订了合同，就应该受“合同必须遵守”这一基本原则的约束，提单的存在不应改变他的地位。公务员之家

当提单是在托运人以外的第三方提单持有人手中时，提单法律关系发生作用，提单持有人依据提单享有对承运人的直接债权，不受与提单记载不同的运输合同的规定的影响。

提单关系发生作用后，对运输合同是否有影响，各国看法不同。有人认为运输合同依然成立而且不受影响，承运人向提单持有人交货正是履行了运输合同，如果在交货中有什么问题，不仅提单持有人可以诉承运人，托运人也可以依据运输合同诉承运人；反之，承运人也可以向提单持有人或托运人分别主张权利。也有人认为运输合同在提单关系起作用后就暂时中止了，承运人的一切权利义务都只能针对提单持有人，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不再有直接关系。还有人认为提单关系对运输合同有影响，但是是局部的，即提单关系生效后托运人不可再向承运人主张权利，但承运人仍有权要求托运人履行运输合同下的义务。

从各国立法情况来看，英国1855年提单法规定提单持有人如果在受让提单时同时取得提单项

下货物的所有权，则提单所证明的运输合同的诉权也转让给他。学者解释既然是转让，则受让人取得权利之时也就是出让人丧失权利之时，因此托运人在提单转让后不再有运输合同的诉权。取代1855年法的1992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把这个问题规定得更明白，该法第2条第5款明文规定，提单权利转让后，则一方因为是运输合同的最初缔约方而取得的任何权利也因而被消灭。该条未提及运输合同当事方的义务，学者认为应解释为义务继续存在。这是提单关系对运输合同关系有部分影响的立法的例子。德国《海商法》第656条规定承运人和托运人的关系由运输合同制约，但625条规定承运人不得向托运人请求可向收货人主张的运费，除非托运人从中得益。这是提单关系对运输合同下托运人义务的影响。而前苏联《海商法典》第296条直接规定了哪些人可对承运人索赔和诉讼，其中对货损货差索赔的是出示提单的人，似乎提单关系排斥了运输合同关系，但该法接着又规定，提出索赔和诉讼的权利在收货人和托运人之间可以相互转让。法国1966年12月31日法令第41条规定：“托运人应交付运费。在到付运费的情况下，如收货人接受交付的货物，收货人也同样是债务人。”“同样”二字证明了提单关系不影响运输合同下托运人的义务存在。

台湾海商立法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规定，司法实践中做法似乎也不一致。台湾“最高法院”1977年度台上字第1615号民事判决指出，提单转让后，仅提单持有人与运送人间发生关系，“被上诉人系托运人，似无牵涉之余地”（注10），因而托运人无诉权。但此前“

最高法院“1974年度台上字第1417号民事判决则指出：”依民法第644条规定，于一定条件之下，固许受货人取得托运人因运送契约所生之权利，但受货人取得此项权利，为由于法律所赋予，非由托运人所移转，故托运人之权利，与受货人之权利，可同时并存，不因受货人之取得权利后，托运人关于运送契约之权利，即因而消灭。“〔11〕

持有人范文篇10

关联交易是证券投资基金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证券投资基金的关联交易事关基金投资人的切身利益，事关基金业的健康发展，成熟市场国家（地区的证券监管部门都非常重视证券投资基金的关联交易，并制订了一系列监管措施。我国证券投资基金行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缺乏系统的、有针对性的监管规定。本文通过对不同国家（地区基金关联交易的比较分析，试图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与规范作以简要探讨。

基金关联交易的产生

一、基金交易中的三个主要关系人及其法律地位

证券投资基金起源于信托，是专业机构汇集资金为受益人利益進行专业理财的一种方式，美国称其为“共同基金”，英国和我国香港称之为“单位信托基金”，日本和我国台湾称之为“证券投资信托基金”。我国对证券投资基金也存在不同的理解，中国证券业从业资格考试统编教材将证券投资基金定义为“通过发售基金单位集中投资者的资金形成独立财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持有人按其所持份额享受收益和承担风险的集合投资方式”，下文所称“基金”，均指证券投资基金。

从基金的定义来看，基金涉及四个关系人，但由于基金投资人和基金持有人往往是同一人，因此，基金涉及的主要关系人实际上只有三人，即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持有人。一般认为，由于基金持有人享有基金收益权，是基金交易关系中的受益人；基金托管人持有基金财产，根据信托依附于信托财产法律上所有人一一受托人，无财产即无信托的原则，托管人即是基金交易关系中的受托人；但是对于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不同的法系有不同的论断。

英美法认为，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持有人之间是自愿建立的一种私法关系，由于基金管理人均在契约中（公司型基金是顾问契约，契约型基金是信托契约）承诺为了投资者利益从事投资活动；并且，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持有人之间信息严重不对称，基金持有人不得不接受基金管理人投资行为的任何后果，因此，英美法认为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持有人负有信赖义务，基金管理人处于独立的被信任者地位，即法律为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对基金管理人苛以自愿关系中最严格的当事人行为标准—被信任者标，基金管理人必须无私地、忠诚地为基金持有人的利益而行事。大陆法系继受了英美法系中的信托法，但是没有引入被信任者法，对于基金的三个主要当事人的关系，大陆法系主要是从信托法的角度进行定义。日本引入了二元结构论，认为基金管理人具有双重身份。从信托法上讲，基金管理人相对于基金托管人是委托人；同时，相对于基金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又是受托人。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依照本法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履行受托职责”，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是平行受托人。

虽然大陆法系中未提到基金管理人处于独立的被信任者地位，但是，为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也对作为受托人的基金管理人提出了履行信赖义务的要求，如我国《信托法》规定“受托人应当遵守信托文件的规定，为受益人的最大利益处理信托事务，”受托人除依照本法规定取得报酬外，不得利用信托财产为自己谋取利益“《基金法》规定基金管理人在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时要恪尽职守、诚实信用。日本《证券投资信托法》规定”委托公司应当为证券投资信托受益人之利益，忠实执行有关证券投资信托之指示“。虽然在不同的法系中，基金管理人的法律地位不同，但是，无论是从被信任者标准还是从对作为受托人的特别规定中，都可以看到，基金管理人由于其是专业的资产管理人均被施以信任，并被要求在管理基金财产中以基金持有人利益为先，不得牟取私利，也就是要求基金管理人履行忠实义务。

二、关联交易的引出：利益不一致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人都是理性的，孜孜所求的是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所有权及其派生权没有分离时没有利益冲突，一旦所有权与其派生权分离，则权属占有方由于利益不一致必然产生冲突。在基金交易中，基金持有人是基金财产的真正所有人，谋求从基金财产中获取最大利益，基金管理人是专业资产管理者，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基金管理人的收益可能来源于基金管理费收入，也可能来源于经纪手续费收入、承销手续费收入等其他收入；即便其只进行基金管理，其收入可能来源于正常的基金管理费收入，也可能来源于其他灰色收入，如回扣收入。既来源于甲基金管理费收入，也来源于乙基金管理费收入。因此，在基金财产的管理中，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持有人利益不一致，当基金投资交易既涉及到基金又涉及到基金管理人，即出现关联交易时，基金管理人可能为图私利而令基金持有人遭受损失，如基金管理人可能通过二级市场操作向股东输送利益、进行不必要的交易为经纪商制造交易量指标和创造收益等。20世纪90年代日本投资基金资产的换手率曾达到东京股票市场平均换手率的2倍，高换手率就曾给按股票交易量固定比例收取佣金的证券公司带来巨额利润。

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持有人负有忠实义务，在基金运作中必须以基金持有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资产管理，但由于对基金财产权属的不同，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不一致，因此，在存在利益冲突的交易即关联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有违反忠实义务的行为动机和条件……为维护市场的公正、公平，防止基金管理人违反忠实义务，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监管者有必要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管理和规范。

实践中，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侵害不仅表现在基金管理人与基金之间进行的直接交易，也表现为基金管理人与基金之间的间接交易，因为其他可以影响基金管理人的人士可以通过基金管理人进行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交易，基金管理人也可能通过它自己影响或控制的公司进行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交易。基金管理人的关联人士与基金之间的交易也属于基金关联交易，也属于监管者的监管范围。

关联交易监管之比较

简单地讲，所谓关联交易即是指关联人士之间的交易。通常根据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人士在交易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将基金关联交易分为三种“：（1）本人交易（principaltransacnon），即在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互为对手方，且前者以本人身份出现。（2）共同交易（jointtransaction），在这种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处于同一方，与第三方进行交易，且前者一般以本人身份出现。（3）交易（agencytransaction），在这种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以基金人的身份参与交易。

关联交易本身是中性的，因为它既可能产生正面效益，也可能产生负面影响。一方面，相对于外界，关联方之间的信息相对充分，关联方之间可以根据彼此的需求和供给能力达成协议，促使供求平衡，节约谈判成本和寻找成本，产生“生产剩余”或“消费剩余”；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外界与关联方之间信息不对称，关联方可能利用自身信息优势，进行损害第三方利益的行为，即产生道德风险。正是由于关联交易的双重性，在监管中不能将所有的关联交易都禁止，而应区别对待。

对于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成熟市场国家（地区）主要是通过纵向确定关联人士范围和横向列举限制性关联交易进行规范的。

一、关联人士范围的对比

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将关联人士的范围确定为：（1）直接或间接拥有基金管理人5%或5%以上表决权证券的人；（2）被基金管理人拥有5%或5%以上表决权证券的人；（3）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基金管理人的人、被基金管理人控制的人或与基金管理人共同被第三人控制的人；（4）基金管理人的管理人员、董事、合伙人或雇员“。

香港《单位信托及互惠基金守则》将关联人士限定为：（1）直接或间接实际拥有基金管理人普通股本20%或以上的人士或公司，或能够直接或间接行使该基金管理人总投票权20%以上的人士或公司；（2）符合上述规定的人士或公司所控制的人士或公司；（3）任何与该基金管理人同属于一个集团的成员；（4）上述所界定公司及该公司关联人士的董事或高级人员。

香港与美国对关联人士的定义框架较为相近，二者都是围绕与基金管理人有关的法人和相关自然人来确定关联人士的范围。相对来讲，美国更强调股权和控制权，从对基金管理人的实际支配能力方面来界定关联人士，并分别指出了基金管理人的上一级（控制基金管理人的法人）、同级（共同被第三方控制的法人）、下一级（被基金管理人所控制的法人）关联法人；但在关联自然人方面限定较窄，仅限于基金管理人中的重要工作人员。香港对基金管理人的定义偏重股权概念，但是不强调对股权的所有权，而是注重对相应股权表决权的运用；在关联人士层级方面，香港虽然仅特别指出了基金管理人的上一层级和同级关联人士，但是将与基金管理人同属于一个集团的成员均作为关联人士，而不管此关联人士与基金管理人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关联法人范围较宽；在关联自然人方面，香港的界定依据定义的关联法人范围也较宽。

日本对关联人士的界定主要是限定为法人或团体，不包括自然人。《关于证券投资信托之委托公司行为准则的大藏省令》规定关联人士指：（1）该法人等的原任高级管理人员（指董事、监察董事，含理事。监事及其他相当此类职务者）或雇员，以及现任高级管理者或雇员担任该委托公司高级管理人，且持有该委托公司的股票者（仅限附带议决权的股票）；（2）属于上述法人之母法人者及子法人者。日本从由自然人引起的关系来定义关联人士，主要是缘于日本的企业以家族企业为主。

台湾法受日本影响较大，对于关联人士的界定也是仅限于法人和团体，没有自然人，并且范围较窄：韩国的企业虽然也以家族企业为主，但其定义的关联人士主要指自然人（如公司管理层、经理或雇员等）而非法人。

二、关联交易限制的比较

对于关联交易的限制，不同国家（地区）规定迥异。相对来讲，各个国家（地区）都非常注意防范本人交易和交易引发的不公平交易，但对于共同交易的监管则限制相对较少。

1.本人交易。

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sectionl7（a）将禁止性的本人交易分为买人、卖出和借贷三类，原则上禁止以下交易：（1）故意向这家公司或受其控制的另一家公司出售证券或其他财产；（2）故意向这家公司或受其控制的另一家公司购买证券或其他财产；（3）向这家公司或受其控制的另一家公司借人资金或其他财产。立法上特别强调主观要件——故意（knowingly），因为多数情况下证券交易是通过电脑系统撮合成功的，不知道对手方是谁，但如果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人士由于拥有信息优势而主观故意作为，则很难证明交易价格对于交易标的是适当的（如交易标的可能存在瑕疵）、对于交易双方是公允的（如一方可能被蒙骗）；美国的基金主要是公司型基金，如果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人士向基金公司（或其控制的公司）借贷则会造成资金抽逃或占用，致使其他股东——基金持有人利益遭受损害，因此，对此行为予以禁止。由于《1940年投资公司法》对禁止性本人交易规定得较广，本人交易受到较大限制，基金资产管理的经济效率受到损失，因此法律授权SEC制定相应规则，对于满足一定条件的本人交易可以申请豁免。但由于市场时机稍纵即逝，申请豁免的程序却较为冗长，因此，SEC又规定了可以免于申请豁免且不受《1940年投资公司法》sectionl7（a）限制的本人交易的条件，即：（1）证券卖方收到的惟一对价为现金；（2）交易价格是“独立现行市场价格”；（3）不必支付佣金；（4）交易符合基金政策；（5）基金的董事会，包括独立董事的多数，采取合理设计的程序以保证对本规则其他条件的遵守；（6）董事会每年审查该程序，每季审查这种交易；（7）基金保存这种交易的书面程序和记录6年以上。其实质就是在交易内容合法的情况下交易价格公平合理，不得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同时发挥董事会的审查监督作用。可以看到，美国基金监管方式是由禁止到部分行政审批再到部分内部审批的变化过程，其目的是在防范风险、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的情况下，尽力维护交易的经济效率。

香港在基金发展中更注重市场作用，行政监管较少。对于本人交易，香港没有特别的禁止性规定，只是对部分本人交易进行了有条件限制，即本人交易需获得受托人同意才可进行，并且强调进行信息披露。具体来讲：（1）代表基金认购承销股票，须经受托人同意，若基金管理人因此获得任何报酬，须归还基金；（2）如基金资产存放于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处，存款利率不得低于一般商业存款利率；（3）基金进行的所有交易必须按照正常的交易关系进行，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之间的交易必须事先得到受托人／代管人的书面同意，所有这种交易须在基金年报中公布。

日本虽然在关联人士的定义中没有包括关联自然人，但是在禁止性规定和限制性规定中还是考虑了关联自然人。对于本人交易，日本法基本上分三个层次：全面禁止、部分禁止和不禁止，《证券投资信托法》禁止基金与基金管理人及其特定关联人士、董事和主要股东之间发生证券交易或证券借贷（前者向后者出借）；对于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下的两个基金之间的交易，大藏省确定仅是禁止其间的不公平交易或操纵市场的交易；除此之外，大藏省未规定禁止或有条件禁止的本人交易一般不受限制。总体来讲，日本法律对本人交易的限制区域较窄。

2.共同交易。

对于共同交易，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主要是授权SEC制定相应规则。SEC要求所有涉及基金管理人及其关联人士的共同交易只有得到SEC的事先批准才可以进行，否则一律禁止。在此规则出台的初期，SEC曾禁止了大量的共同交易，但后来SEC对共同交易的监管采取了与对本人交易监管同样的方法，即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共同交易可以豁免。SEC对可豁免的共同交易的要求主要是，当基金与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处于交易的同一方时，二者应当获得同样的交易条件，并且这种交易应由独立董事审查或批准。在实践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并非一定与基金处于交易的同一方才有可能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只要是二者存在同向的利益关系，就可能出现利益争夺或厚此薄彼的现象。因此，为全面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法院和SEC均从广义角度解释共同交易。

共同交易中更为典型的交易是同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两只基金同时购买同一只股票的情形。此时，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另一只基金是基金管理人的关联人士，两只基金处于交易的同一方，具有共同利益，基金管理人面临如何在两只基金中分配所购股票的问题。对此，通行的做法一般是按比例平均分配，美国SEC也基本上持此观点，即采用所谓的捆绑指令（bunchingoforders）。但是SEC强调对捆绑指令的事前书面披露，并需获董事会批准，同时，SEC并不排除采用其他分配方法。对于其他类型的共同交易，各国（地区）规范的比较少。

3.交易。

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可能直接充当基金人角色，也可能充当为基金选择人的角色，亦或是担任交易对方人的角色。对于第一种、第二种情况，典型的如经纪商的选择，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可能自己做基金的经纪商，直接从基金财产中收取手续费，也可能代基金选择经纪商，并应经纪商要求进行某些操作以从经纪商处获得好处。经纪商的佣金收人与佣金费率水平和基金买卖证券的交易量正相关，因此，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可能约定相对较高的佣金费率或者进行不必要的证券买卖，从而图利自己，或者在选择经纪商时，将上述的高额佣金收人让渡给经纪商，自己从经纪商处获得回扣。这两种做法都违反了基金管理人所负有的忠实义务，损害了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因此，一般国家（地区）对于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的这种行为都进行了规范，如美国《1940年投资公司法》sectionl7（e）规定，对于在集中式交易所进行的交易，佣金不得超过通常的和惯例的水平；对与次级分配有关的交易，佣金不得超过卖价的2%.日本则更关注不必要的频繁交易，但实践中对于不必要交易的频率的判断很难。香港从价和量两方面进行限制，一方面规定佣金费率需符合惯例，并须披露；一方面要求非经主管机关核准，每个经纪商负责的交易不得超过基金年交易价值的50%.台湾《证券投资信托事业管理规则》明确规定基金买卖有价证券时，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不得收取经纪商退还的手续费或其他利益。

另外，美国法特别考虑了经纪商向基金提供研究服务或其他优惠条件的情况。出于对监管当局制定的规则的遵守和防止价格恶性竞争，经纪商通常都会保持交易佣金水平，但是为了吸引客户进行交易，往往私下里为客户提供一定的优惠，如提供研究报告及其他优惠等。这种优惠一般采取非现金形式，因此，被称为“软美元”（softdollar）。在“软美元”交易中，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可以利用经纪商提供的研究报告等服务于其他与此基金无关的交易，从而令自己受益，并且也可能为图利自己而没有为基金寻找到具有最优价格的经纪商，从而相对增大基金持有人的成本，违反信赖义务。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软美元”交易都是不合理的，令基金持有人的利益受到损害，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为正常的基金“软美元”交易提供了避风港。《1934年证券交易法》认为，当基金管理人是善意的，并且经纪商的佣金比率相对于其提供的经纪与研究服务是相符的，基金管理人可以免责。

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作为交易对方的人主要是指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担任证券承销商的情形。为防止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向基金倾销滞销的证券，《1940年投资公司法》sectionl0（f）一般性地禁止这种关联交易，但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关联交易，SEC根据该法的授权对基金与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作为承销商之间的关联交易在一定条件下予以豁免。简单来讲，豁免条件是：（1）所发行的证券必须是根据《1933年证券法》注册的证券、合格市政证券、合格海外发行证券。这些证券通常需要对外披露大量信息，信息透明度高，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利用这种证券进行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关联交易的概率较小。（2）基金必须在承销期开始的第一天结束前购买，购买价格不得高于其他购买者支付的价格。与其他具有可比性的承销商业务相比，主承销的佣金、价差或利润必须公平合理。（3）该证券的发行方式必须是包销。（4）这种交易的操作程序及其修改必须得到基金董事会和独立董事的多数批准，基金董事至少每季应对上述交易进行检查。（5）这种交易每半年以FormN-SAR形式向SEC报告。豁免条件的初衷主要是从信息公开和交易公平的角度来规范，减少禁止性规定对正常交易的遏制。与美国严格的条件豁免不同，英国和香港更注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规定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作为承销商与基金发生关联交易需获得基金受托人或代管人的事先批准，否则，承销商从关联交易中获得的任何报酬归基金所有。日本法对于承销商关联交易的管制较为宽松，一般不禁止，只有承销商向基金出售滞销证券时才予以禁止。

从上面对基金关联交易监管的对比中可以看到，各国（地区）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松紧不一，监管方式也不尽相同。这与这些国家（地区）法律环境、监管理念、基金业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

相对来讲，英美法系的国家（地区）以判例法为主，偏重根据法律原则，对不同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较为细致、灵活；大陆法系的国家（地区）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主要依靠成文法，监管线条相对较粗。但是，即便在英美法系的国家（地区）内部，由于监管理念的不同，对基金关联交易的具体监管手段也不同，如美国除了法律限制之外更多地依靠SEC的行政监管——审批、豁免；英国在监管中更主张自律监管，更多地倚重董事会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督、检查，或者是充分尊重当事人——受托人的意愿，多数关联交易只要事前获得受托人许可，法律不予禁止；香港法律和监管理念传承英国较多，因此，在基金关联交易监管中与英国有类似之处。

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基金业越发达的国家（地区）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越细致。美国是基金业最发达的国家，同时也是基金监管最细密的国家。基金监管政策的制定受制于监管成本和收益的限制。对于基金业不发达的国家（地区）来讲，监管经验少、监管成本高，因此，一方面不可能对基金关联交易做细致的区分，监管框架较粗，一方面为了促进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维持经济效率，也不能够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过多、过细的限制；反之，基金业发达的国家（地区），监管者积累的经验较多，监管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可以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细致区分，同时，为了促进市场效率，也有必要对关联交易进行区分，实行分类监管。

完善对我国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

我国基金业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从1998年到现在短短的6年时间已发展至3000多亿人民币的资产规模，但是相对于美国、英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我们仍处于发展初期，在基金关联交易监管方面，我国的制度建设仍然比较落后。对于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系统的制度规定，只是在《基金法》“和《证券法》‘牛有所涉及，但都限于非常明显侵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情形，并且规定得比较粗糙，随着基金业的发展，基金的关联交易会越来越频繁，对于基金持有人利益的影响会越来越大，为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保证基金业健康、稳定地发展，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系统监管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对于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现有的监管方式要么对于监管的范围定义得较为宽泛，并对具体关联交易予以区分，如美国；要么采用禁止性限定，并尽可能地缩小管制范围，如日本、台湾。就监管手段而言，则要么倚重行政审批，要么自律为主，但都十分重视信息披露。就我国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而言，由于现有法律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管制较少，监管部门可以对基金关联交易采取行政审批的监管方法，由监管者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甄别和审批。这是一种“个案分析”式的主动监管，“冤假错案”相对较少，在投资者（基金持有人）不成熟的时候，监管者类似保姆一样，尽可能地替投资者进行关联交易的判别，可以较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但是，现实情况是监管者尚缺乏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甄别的经验，且行政审批带来的必然时间成本，可能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把握证券市场上稍纵即逝的投资机会，可能会造成基金持有人利益损失；此外，这种做法需要配备大量的监管人员，而现有的监管人力却严重不足。第二种监管方式是尽量依靠自律监管，除对个别明显会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关联交易予以限制之外，其他关联交易均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志，当事人（受托人或基金持有人）认可的基金关联交易就可以进行。这是一种“放手”式的被动监管，行政干预少，市场效率可以发挥更充分，这对于发展中的市场是非常重要的，并且由于监管成本转移给了当事人，监管者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维护市场秩序方面。但是，采用这种监管方式的困难是目前投资者尚不成熟，缺少对基金关联交易的判断能力，并且存在“搭便车”现象。对于此，我们需要在制度设计方面予以完善，建立必要的代替和保护制度。第三种监管方式就是将第一种与第二种合并。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出发，笔者更偏向于第二种监管方式。

采用第二种监管方式，笔者认为，为防范不合理关联交易，有效保护基金持有人利益，在制度安排上可以从事前、事中和事后三个方面考虑，具体如下：

1.事前：明确关联人士范围。

由于目前投资者尚不成熟，作为保护投资人利益、维护市场秩序的监管者应该对可能影响基金持有人利益的关联人士做出限制，提醒投资者哪些人士与基金发生交易可能会损害其利益。由于采用被动监管，基金关联交易可否发生主要由当事人意志决定，因此，可以将关联人士的范围确定得宽泛一点，由当事人对不同的关联交易按照不同制度规定进行审批。

在确定关联人士时，关键点就是关联人士能对基金管理人形成实际影响（直接的或间接的），而不应单纯地局限于股权方面，如与基金管理人控股股东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公司，虽然与基金管理人之间不存在股权关系，但它可能受基金管理人控股股东的支配而与基金发生影响基金持有人利益的交易。此外，在实践中，为了规避监管，可能有部分关联人士（法人或自然人）通过以他人名义出资，以达到控制基金管理人的目的。对于这类关联人士，监管者应该揭去其神秘的面纱，将其作为“实际控制人”纳入关联人士范围。

2.事前：明确关联交易分类。

采用被动监管，不是一切关联交易推由当事人进行审批，而是监管者对基金关联交易不进行具体的实质性审批，监管者充当制度制定者和制度执行的监督者。监管者有必要对基金关联交易的大类予以区分，首先，对于明显会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行为的予以禁止，特别是本人交易和交易，如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进行的恶意证券买卖行为（如对敲、操纵基金协助锁仓等），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向基金销售滞销证券等；第二，对于其他可能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的行为，监管部门可制定出相应的指导意见，对相应的审批程序做出规定，或者由基金持有人或其人（目前可由托管人或基金管理公司独立董事来担当）与基金管理人签订协议，明确对于不同的关联交易，采取不同的审批或许可方式，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在发生上述关联交易时，应按照事先约定的规则获得基金持有人（或其人）许可后方可进行。监管者不需要审核每一笔关联交易，但是应该对基金持有人（或其人）与基金管理人签订的有关关联交易审批或许可的制度规定进行基本审核，防止出现基金管理人违反忠实义务、损害基金持有人利益或其他违反监管政策的情形，并且应定期或不定期地抽查制度执行的有效情况，对于存在缺陷的制度约定责令改正。

在建立当事人监管基金关联交易的制度过程中，首先，监管者需要对各大类关联交易做出详细的、可描述性的划分，以便于基金管理人制定出详细的有关关联交易的审批或许可制度，相关当事人按照制度进行执行。其次，应该明确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批或许可的当事人。一种方式是由基金受托人——托管人履行此职责，因为托管人对投资者负有受托义务，并且对基金管理人有监督职；由托管人履行该职责执行成本相对较小，必要时还可以外聘专业机构对关联交易发表专门意见。第二种方式是强制由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来担当，因为我国在基金管理公司引入独立董事的目的就是使其成为基金投资人的利益代表，当然也应看到，由于我国目前的基金均为契约型基金，基金管理公司的独立董事不能完全等同于美国公司型基金的独立董事，其独立性受到一定的限制。第三种方式是由基金持有人进行审批或许可。我国《基金法》中规定基金持有人可以对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且规定了持有人大会自行召开的程序。，但是，规定只有当代表50%以上份额的持有人参加时，持有人大会才能召开。若由基金持有人对关联交易进行审批或许可，召开持有人大会的成本是相当高昂的，即便不采用持有人大会的形式，采取如网上投票的方式，时间成本也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阻碍因素，并且基金持有人众多，“搭便车”的现象非常普遍，最终受害的依然是持有人。第四种方式是建立基金持有人的代表机构，即仿照公司型基金建立基金持有人的代表机构，如基金董事会，该董事会由独立的第三方担任，对基金持有人负责，对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是否履行各自职责进行监督，并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审批或许可。这种方式中代表机构与基金持有人之间是委托关系，在基金交易中增加了链条，也相应地增加了成本，其间的委托成本主要依靠外部监督（如行政、媒体）和声誉机制来约束。再次，建立回避制度。为保证交易公平，无论采取哪种审批或许可方式，在表决中均应建立回避制度。

3.事前与事中：加强与投资者沟通，提高投资者保护自身的能力。

监管者保护基金持有人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不仅需要制定规则对基金关联交易的主动方进行规范，同时，需要加强与基金关联交易的被动接受方——持有人的沟通，让持有人了解基金运作规则、基金投资风险、基金的各项收费及其合理范围等，让持有人具备基本的知识，一方面可以加强持有人对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督作用，一方面也可以减少基金持有人对基金关联交易的误解。对投资者的沟通，不仅需要监管者的努力，也需要自律组织和基金管理人的共同努力。

4.事中：充分信息披露。

在监管者明确了关联人士、基金关联交易的概念之后，虽然有专门的监督机构对基金关联交易进行审批和监督，但是，相对于基金管理人，广大基金持有人仍处于信息弱势地位，基金管理人应该将基金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向基金持有人进行充分披露。“阳光是最好的杀虫剂”，充分的信息披露不仅可以满足基金持有人的知情权，而且可以发挥社会监督，特别是媒体和其他专业分析人士的监督作用。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在进行关联交易时，将不得不考虑自己的行为后果。

5.事后：建立救济制度。

对于基金关联交易的监管，虽然采用充分尊重交易当事人意愿的做法，但在信息不对称客观存在的情况下，相对于基金管理人来讲，基金持有人仍是十分弱小的，其保护自身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在制度设计上应该对基金持有人给予救济。笔者认为，国外的两点做法值得借鉴：（1）代替持有人提起诉讼。《1940年投资公司法》section36（b）规定，在发现基金管理人在基金管理费方面违反信赖义务时，SEC可以代表基金持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这是对基金持有人的一种最直接的救济方式。（2）引入“推定过错原则”。当发现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与基金之间的关联交易对基金持有人利益造成损害时，推定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存在过错，负有对基金持有人的赔偿责任，除非其举证证明自身无过错。这两项救济制度安排旨在维护基金持有人利益，减少其诉讼成本，同时对于警示基金管理人切实履行忠实义务也是非常有效的；否则，基金管理人或其关联人士将可能遭受法律制裁和经济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