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有范文10篇

持有范文篇1

关键词：生产持有材料；可变现净值；重置成本

我国已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存货，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仍然应当按照成本计量；如果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则该材料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而可变现净值的计量依据是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和成本的比较关系。这里存在着这样几个问题：当一种材料用于生产多种产品而持有时，其期末价值如何确定？或者材料价格没有变化，但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材料的可变现净值该如何确定呢？

例如：2007年12月31日，某公司库存材料A1初始单位成本100元，材料A2初始单位成本为80元，材料A3初始单位成本50元，材料A4初始单位成本20元。生产W1产品需要A1，A2，A3，A4四种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为150元；生产W2产品只需要A1和A4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为130元。则W1产品的单位成本为：100+80+50+20+150=400（元）；W2产品的单位成本为：100+20+130=250（元）。

当资产负债表日，由于市场材料价格波动，A1，A3，A4两种材料发生了降价，A1材料由100元降为60元，A3材料由50元降为35元，A4由20元降为15元；受此影响，W1、W2产品的市场价格也有所降低，W1由450元降为390元，W2由500元降为420元。估计相关销售费用和税金为售价的5%，根据可变现净值的定义M产品和N产品的可变现净值计算如下，W1产品可变现净值：W1估计售价-估计相关销售费用和税金=390-19.5=370.5（元）；W2产品可变现净值：W2估计售价-估计相关销售费用和税金=270-13.5=256.5（元）。

一、生产持有材料存货可变现净值计量存在的问题

（一）用于生产两种产品以上的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按上例：由于A1材料可用于W1产品的生产，也可用于W2产品的生产。根据新会计准则，A1材料的可变现净值应根据W1或W2产品确定。按照W1产品，由于W1产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A1材料的可变现净值：W1产品的估计售价-将A材料加工成W1产品尚需要成本（W1产品的成本扣除A1材料成本的金额）-销售费用和税金=390-300-19.5=70.5元，低于其成本100元，因此A1的期末价值应为70.5元，按照每件29.5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按照W2产品，由于W2产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成本，A1材料不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那么材料A1到底需不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多少?取决于W1产品还是W2产品?这就出现了同一材料期末价值不同的现象，违背了计量一致性原则。

（二）当材料市场价格未变，成品售价降低时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A2材料价格未发生变化，由于其仅用于W1产品的生产，应按照W1产品计算其可变现净值。由于W1产品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A2材料的可变现净值：W1产品的估计售价-将A2材料加工成W1产品尚需要成本（W1产品成本扣除A3材料成本的金额）-销售费用和税金=390-320-19.5=50.5元，低于成本80元，应按每件29.5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当然，材料价格未变时，新会计准则并未明确要求按照可变现净值进行后续计量，但现实中材料价格未变时，成本价格随市场波动、能耗降低、技术进步等因素发生下降的情况比比皆是，从逻辑的一致性考虑，当然也应该将这些预计不能收回的成本反映在当期。但问题是，这种情况下，计提跌价准备是建立在企业继续生产成品然后出售的假设下的，而理性的企业此时完全可以直接出售材料以避免该跌价损失。

（三）存在可变现净值为负数的材料

假设生产W1产品，由于W1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A4在资产负债日可变现净值应等于W1的估计售价-将A4加工成W1产品尚需要成本-销售费用税金=390-380-19.5=-9.5元，以此为基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显然不符合逻辑。当然，低于0的可变现净值只有对于成本结构中比例较小的非主要材料才有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一般会根据新会计准则《存货》的第十八条第三款，选择和其他材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二、对生产持有材料存货期末价值计量的建议

对于生产持有材料存货，按照其生产的成品确定可变现净值的方法并不能完全符合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而且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不符合谨慎性原则，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准则的可操作性。在会计准则国际准则趋同的背景下，参照《国际会计准则第2号—存货》第29条：用于生产存货的材料和其他物料，不能减记到其成本以下，如果用其生产的制成品预计可按成本或更高的价格出售的话。然而，当材料价格的下跌可以表明制成品的成本将超过可变现净值时，那么该材料就应减记到可变现净值，在这种情况下，材料的重置成本可能是其可变现净值最可行的计量基础。也就是说，对于生产持有的材料，依然按照可变现净值作为其后续计量的基础，但可变现净值直接根据材料自身的重置成本计量，而不是依赖于用其生产的产成品，这一方面压缩了根据不同产品计算可变现净值从而调节利润空间，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准则的可操作性。

从表1可以看出，按照新会计准则，在W1产品售价由450元降至390元的情况下，所有的材料，无论价格是否下降，下降多少，都会提取29.5元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金额为118元，基本上相当于全部材料降价金额60元的一倍。如果根据W2产品计算，A1材料和A4又不需要计提任何跌价准备，而根据重置成本，只有价格发生下降的A1材料、A3、A4需要分别按其价格下降的金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以何种产品作为计算依据无关。显然，后者更加客观，便于操作，也更符合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当销售产品不如销售材料时，企业肯定选择后者。生产和市场需求的不同，材料的用途和目的随着企业管理者持有意图的改变而变化，生产持有材料和待售材料的具体划分在现实中没有多大意义，以重置成本作为生产持有材料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使得生产持有材料和待售材料具有相同的计量基础，可以避免企业简单地通过改变材料用途从而调节利润的做法。

【参考文献】

[1]《企业会计准则讲解》.财政部会计司.人民出版社，2007.4.

持有范文篇2

关键词资本市场；上市公司；现金持有

一、引言

现金持有决策是公司的一项重要的财务决策。Brealey和Myers(1996)认为，如何决定公司的现金持有量是微观金融领域尚未解决的十大难题之一。现金持有行为不仅综合反映了公司的财务战略和经营战略，还与公司治理状况和宏观制度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而现金持有带来的经济后果到底是“价值创造”还是“价值毁灭”，更是投资者最为关心的事。

货币资金质量高，流动性强，投资者易对其产生一种偏爱。会计盈利可能只是纸上富贵，对于公司生存来说，现金和现金流状况远比会计盈利重要得多。然而，作为一种资产，持有现金的收益相对要低很多，而且在公司拥有大量自由现金流时，可能有被管理层滥用的风险。因此，持有过高现金对投资者来说未必是件好事。

有关公司现金持有的实证研究按照其研究领域来分，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现金持有的影响因素研究以及现金持有的经济后果性(包括市场价值和经营绩效)研究。

既然是一个重要微观金融决策，那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如何?哪些因素决定了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在我国特殊制度背景和新兴资本市场的制度背景下，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又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本文即对此问题展开研究。

二、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描述

本文选取CCER《一般上市公司(非金融类)财务数据库》中1998－2005年共8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全部样本包括沪深两市1382家公司、9042个公司年度观测值。

1、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整体特征描述。表1列示了我国上市公司1998－2005年期间的现金持有水平情况，包括现金持有绝对值和相对水平。

从表1可以看出，现金持有(cash/A)总体样本的平均值为16.2％、中位数为13.1％，2005年末现金持有的平均值为14.3％、中位数为11.5％。从年度趋势看，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1年达到最高点，2001年后一直是下降的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剔除当年资本市场融资样本因素后并未发生改变，说明这种趋势并非是由于融资(IPO、配股或增发等)因素造成的。为什么在2001年之前，上市公司的平均总资产不断上升，但现金持有水平也逐年上升呢?而此后却一直下降?Mehzer(1963)在借用规模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关于现金持有的规模经济假说——随着公司规模的扩大，公司现金持有量在某一临界点上存在规模效应。笔者推断，这是现金持有水平的这种资产规模效应在资产达到一定水平后才产生的。

为此，本文将所有样本公司按资产规模分组(跨度为5亿元)，下图列示了各组公司现金持有比例的平均值。

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总资产为10－15亿元区间时，现金持有水平最高，总资产在5－10亿元区间时持有水平次高，资产规模与现金持有水平之间存在较为明细的倒u型关系。而从上市公司的资产规模年度变化趋势看，2001年上市公司的资产中位数为11.80亿元(见表1)，说明绝大多数公司资产分布在10～15亿元的区间，因此导致2001年现金持有水平最高。当然，资产规模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可能是我国上市公司年度变化趋势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和外部融资环境改善，使得公司不必持有过多现金，以及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加强等因素，也可能是解释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下降的原因。2、资本市场融资和财务困境对现金持有的影响分析。考虑到公司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对现金持有水平会有正的显著影响，尤其是融资当年，本文按当年是否进行过IPO、配股、增发或发行可转债的样本进行分组(表2PanelB)，结果表明当年融资的公司样本现金持有水平明显高于全部样本，而剔除当年融资公司样本的现金持有水平则明显低于全部样本，只有2005年的差异相对较小，这主要是由于2005年推行股权分置改革，资本市场融资基本处于停滞，当年融资样本仅有19个。

此外，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现金持有通常会较低，这里以ST、PT、净资产为负数或主营业务收入为负数的公司作为财务困境划分标准，表2Panelc按照是否为财务困境公司进行分组，结果表明财务困境公司现金持有水平明显低于全部样本，而非财务困境公司样本的现金持有水平则明显高于全部样本。

表2PanelD报告了同时剔除当年融资和财务困境样本后的现金持有水平情况，与PanelA中的全部样本相比，除2005年以外(该年主要由于融资暂停的特殊原因)，其他年度剔除后的样本现金持有水平均高于全部样本。这些说明当年融资对现金持有水平影响很大。从国内研究现金持有的文献来看，基本上选取样本时都剔除了财务困境公司，对于直接融资，通常是剔除了IPO样本，对再融资(配股、增发和发行可转债)对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基本未考虑，而我国实证研究所选样本公司的时间跨度通常较短，笔者认为不考虑再融资因素可能是欠妥的。1998－2005年全部样本9042个，其中当年融资样本有1420个，而这其中IPO为668个，再融资为752个，当年再融资样本占总样本接近10％。

3、现金持有水平的行业特征分析。按照中国证监会2001年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将上市公司行业分为13大类，由于制造业大类上市公司数量比较多，则按制造业的二级分类，将制造业分为10类，则总共为22类。去掉金融、保险业后为21个行业分类。其现金持有水平最高的5个行业为G信息技术业；c9其他制造业；c8医药、生物制品；B采掘业；L传播与文化产业(以全部样本数值来排序)：现金持有水平在15％－20％。现金持有水平最低的5个行业为C3造纸、印刷；C6金属、非金属；J房地产业；D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c2木材、家具，现金持有水平约在10％左右，不同行业之间还是存在一定差异。

三、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独特现象

从我国上市公司来看，现金持有水平普遍要高于国外公司，1998－2005年期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比例(现金占总资产比例)的平均值约为16％，差不多是美国的两倍，也高于其他很多国家。在本文研究的样本中(已剔除当年在资本市场融资的公司)，现金持有比例最高的中技贸易(代码：600056)在2003年达到75％，其在2001年、2002年现金持有比例也分别高达68％和71％。而外运发展(代码：600270)则从2001－2005连续五年的现金持有比例都超过50％，《证券市场周刊》分析文章称该公司“乐于上市融资，吝于分红回报”、“不愿意多分红给股东，却又缺乏能够得到投资者认可的投资项目”，并斥其是“资本战略破坏股东价值”的典型(孙旭东，2006)。

近年来，上市公司一方面没有好的投资项目，另一方面却又不愿将现金返还给投资者，甚至拼命募集资金的现象并不鲜见。例如，前几年很多上市公司热衷于委托理财，2006年底，数家上市公司违规打新股被监管部门限期整改，进入2007年以来，多家上市公司动用现金打新股的公告，其中海马股份董事会通过决议，投资35亿资金，进行“如新股申购、国债回购和其他低风险产品”操作，引起市场一片哗然。

不仅如此，一些上市公司还出现“高现金持有、高有息负债”的怪现象，例如2003年曾有财务分析人士质疑长安汽车“公司货币资金由期初18.04亿元增至期末28.74亿元，尽管其银行账户存款颇丰，期末短期借款余额仍高达2.17亿元，2003年1季度在部分借款偿还后又续贷4000万元；贷款利率通常在5％以上，远高于账户存款利率，巨款存放银行，同时贷款举债，其筹资决策所为者何?令人颇费思量。”

除了不合理持有现金外，不合理使用现金带来后果可能更为严重。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新兴市场特征，上市公司被认为问题严重、公司治理较差，不仅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存在冲突，大股东和中小股东之间也存在较严重的冲突。近年来，大股东占用上市公司资金、通过关联交易“掏空”上市公司的、公司管理层随意更改募集资金用途、资金投资效益差等现象非常突出，一些典型案例包括sT轻骑(方军雄，2004)、sT达尔曼(马军生等，2006)、银广夏、明星电力(李永伟和李若山，2007)等。刘峰等(2004)基于五粮液的案例研究认为“我国资本市场上，由于缺乏对中小股东利益加以保护的法律，加之相应约束大股东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大股东控制更多地导致侵害中小股东利益行为的利益输送现象”。五粮液自1998年上市至2003会计年度结束，五粮液共向集团支付了97.17亿元现金，平均每年超过16亿元，远远超过五粮液上市以来累计实现的净利润(41亿元)及累计从资本市场募集的现金(18.1亿元)。尽管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正常经营活动所必需发生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中相当一部分对中小股东是不公平的。与此同时，业绩优良的五粮液在现金分红方面，除了1998年上市当年进行过一次10派12.5元高分红外，其后5个年度(1999年～2003年)均未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现金分红。2000年报出台后每股收益高达1.6元，作为两市第一绩优股，在2001年资本市场爆发了一场“不分红”风波，最后股东大会表决时以中小股东283万股弃权表示抗议、大股东一家同意通过分配方案表决而收场。

持有范文篇3

一、证券持有体系的变迁和基本模式

在证券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前提是有相应的证券，但投资者对于拥有的证券通过什么方式持有，也就是证券持有方式，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育程度的市场上却不尽相同的。从总的过程来看，证券持有可以分为两种，即直接持有方式和间接持有方式。

（一）直接持有证券方式

这是一种较传统的持有证券的方式，即投资者直接持有证券，表明拥有证券所有权，而证券发行人能够直接知道投资者是谁，因此确认投资者的所有者权益。所谓的直接，是指不需要通过其他的中间机构就能够表明证券所有权的归属和权益享受，这是区别于间接持有方式的重要一点。直接证券持有，根据证券是否进行了无纸化和托管，在持有方式上有些不同，但原理基本一样的。

1、证券未进行托管：证券未进行托管时，证券主要形式是有形凭证。对于不记名证券，持有人就是投资人，可以凭证券享有相应权益；对于记名证券，其证券投资人是在证券发行人发行登记簿载明姓名的人。在直接持有方式下，发行人可以容易地知道谁是投资者，而投资者对于证券权益体现为直接的所有权形态。

证券直接持有体系在证券权益的确认方面比较简单，但是相对来说证券的转让和清算手续就比较烦琐。要么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要么为了一笔交易费时费力地去发行人的登记簿上变更登记。随着证券交易量的扩大和全球交易，原有证券清算、结算体系远远不能适应巨大的交易量以及带来的记录变更工作，以至于在华尔街产生了所谓的文书工作危机。

2、证券进行托管：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应用使得文书工作得以缓解。既然交易和清算速度快了，证券本身如果还像以前那样需要移动交付才能表明交易成功，那么在这个最后一步上速度还是没有大的改进。怎样才能使证券本身不流动同时保证清算结算正常进行呢？证券界的精英们聪明的脑袋没有闲着，他们认为提高效率的一种办法是将所有的证券都存管在一个机构中，通过转账方式来改变其所有权，使所有的交易后的清算、结算都在同一个机构内发生，实现证券处理的非移动化和无纸化。CSD根据清算结果和指令，通过对开立在CSD的需要清算的帐户进行借记或者贷记，完成证券结算和登记变更过程这种设想的实现就是后来证券界普遍使用的中央证券存托组织机构（centralsecuritiesdepositories，下面简称CSD）。

从各国CSD帐户开立的情况来看，如果每一个投资者在CSD直接持有一个证券帐户记录（不管投资者是否通过中介进行证券交易），那么证券发行人可以容易地知道哪些人是其发行证券的投资者（中央托管机构根据投资者账户记录，按照与发行人的协议向发行人提供名录）。这与在有形证券情况下通过变更发行人簿记来表明证券权益转变在本质上是一种模式，但更有效率。

但如果不允许每一个投资者都在CSD持有证券帐户或者分帐户记录，而只是允许那些与CSD有托管合同关系的机构在CSD开立有帐户，那么投资者只有通过在中介机构开立的证券帐户持有自己投资的证券。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对持有结构中的某些制度性创新，间接证券持有体系被设计出来，并成为现今国际证券市场上证券持有的主要方式。

（二）间接持有证券方式

所谓间接，是指一种从投资者到发行人之间存在一个以上持有层次的制度安排，投资者与CSD以及发行人不存在直接联系。间接的证券持有，简单地说，是指投资者通过在某一中介机构开立的帐户持有证券，这个机构本身处于一个多层次的证券持有系统中，按照这种持有系统：在证券发行人处登记为证券持有人的只是处于这个证券持有体系最顶层的机构，而非投资者本人；投资者开立有帐户的中介机构在位于其上层的其他机构那里以自己的名义开立证券帐户，在混同（commingled）的基础上为所有客户持有证券。

下面按照层次来分析这种间接持有系统的一般形态（参见图例）。

1、处在这种间接证券持有体系顶层的机构是具有中央证券托管功能的机构或公司（即CSD），在其处存管有大量的由不同发行人发行的证券。在实际中，CSD的功能可能同时与中央证券、结算、清算和登记功能组合在一个机构之中。

重要的是，在发行人的证券发行登记簿上，证券持有人的名称是CSD这个机构的名称或是其别名，而不是具体投资者的名称，这与直接持有方式是一个大的不同。有时候具有CSD功能的机构不使用自己的名称，例如美国的CSD是托管信托公司（theDepositoryTrustCompany，DTC，），是世界上最大的证券托管公司；据统计，纽约证交所上市公司股票的83%和91%的企业债券的登记持有人是CEDE&Co，这是DTC在证券持有登记时的别名。

2、在间接持有体系里，处在CSD之下的是一些在CSD持有证券帐户，与CSD有直接的托管合同关系的金融证券机构、证券经纪人、区域性的证券托管人以及其他从事证券投资之类的中介组织（intermediaries），通常这些中介被称作CSD的参与人。他们在CSD开立有证券帐户，不管证券是谁投资的，在CSD所开立的帐户登记的证券持有人都是这些中介机构，不是最终实际投资者。而且，这些参与人在CSD开立的帐户下面并没有开立投资者名义的分类帐户，因此无法反映出参与人帐户内证券的实际投资人是谁。

CSD参与人自身还会有客户，这些客户（投资者和中介机构）只能在CSD参与人处开立证券帐户，由CSD参与人替自己存管证券。同时，间接持有方式的惯常作法是，对于客户持有的同一种证券，在本机构内设立一个该证券的总帐户，在混同基础上记录所有客户的证券，然后这个总帐户下设立该客户名义的分帐户，记录以该客户名义持有的证券数量。

例如，美国DTC有600多个参与人，主要是各类证券经纪机构、银行和区域性证券托管人。Euroclear则有近2000个参与人，来自近一百个国家。这些参与人基本上涵盖了世界上主要的证券中介机构，不仅使得证券业务国际化，而且由于间接持有体系的自身交易特点，极大地分担了在直接持有方式下中央托管机构帐户变动的工作。

3、CSD参与人的客户某些可能是从事证券经纪等中介服务的机构，那么这些机构仍然拥有自己的客户群体，客户在这些机构内开立证券帐户。这时，帐户的开立、证券的混同以及帐户持有人名义等方面需要遵循的惯常作法与在CSD参与人处开立帐户时的相同。因此，从结构上来看，处于间接持有最底层的证券投资者与发行人和CSD之间的层次可能是很多的，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持有形态。

从上往下看，发行人只需要与CSD打交道，CSD与其参加人（主要是大的中介机构）打交道，CSD参加人与下一级的中介打交道，最后是某一个具体的中介机构与自己的客户（证券投资者）打交道。

从下往上看，投资者不但不会出现在发行人保有的证券持有人记录上，也不出现在CSD的证券记录或者帐户之中，也不出现在与其没有直接关系的上层中介的证券帐户记录上，只是在自己的直接中介机构处在某一种证券下面保有一个分帐户；同时他们也不拥有证券凭证本身。因此，在这样一个典型的间接持有体系中，投资者的权益完全依赖于他在直接中介处开立的证券帐户，而且由于帐户的混同记载，其也无法向上一层中介主张权利。

相对于直接持有体系来说，间接持有体系，辅之于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与清算结算方式相配套作用，在交易量巨大的国内和国际证券市场上，能够提高证券结算、登记的效率和安全性，比较有效地解决证券交易、清算以及登记后最后一步问题。因为，只要通过帐户的变动，无需交付证券凭证，也无需在发行人的登记簿上变更，交易过程就可以完成，降低了流通中的丢失/偷盗等风险，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辅之于银货对付（deliveryversuspayment，DVP）的证券与资金清算方式的日益流行，减少了证券和资金交收时间不一致产生的信用和流动性风险，也适应了证券交易电子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因此越来越多的运用。根据有关报告，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证券通过这种间接体系持有。

下面以一个例子简要说明在一个间接持有系统内部的证券过户：如果两个投资者（例C-1，C-2）都是某一个中介机构的客户，他们之间就某一证券买卖达成了交易，那么只需要由这个中介（中介B-1）相应地在其客户（C-1，C-2）的帐户上贷记和借记就可以了，不需要在CSD或者证券登记人变动，也不在需对上一层次的中介机构（中介A-1）的此证券帐户作任何变动。如果两个投资者分别通过不同的中介进行交易（C-1与C-3），那么转让就稍微复杂一些，那就是需要找到两个投资者的中介机构（B-1与B-2，或者上层中介机构）都开立有帐户的中介机构（图例中为中介A-1，在一些情况下也可能是CSD了），由这个中介（A-1）在下层中介机构（B-1与B-2）持有的帐户上作相应的借记和贷记，然后相应的对再下一层中介的帐户作借记和贷记，最终在客户（C-1，C-2）的帐户上贷记和借记，完成过户。

应当注意的是，证券托管和证券清算、登记等系统在很大程度上紧密联系，他们集中化和国际化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在近十年来，一些国家范围的证券登记结算和托管机构以及国际证券托管清算结算中心系统纷纷建立或者加强，也反映了这种趋势。例如1999年，美国DTC与美国全国证券清算公司合并成立了存券信托与清算公司（thedepositoriestrust&clearingcorporation，DTCC），完成了国内清算托管的一体化。

二、我国的证券托管和持有体系简述

我国已经实现了证券发行、交易的无纸化，也实行了证券的中央存管，并且清算、结算、登记和托管机构合为一体，但是从法律上面来看还存在着模糊性。

以《证券法》为例：第148条规定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职能包括“证券帐户、结算帐户的开立”、“证券的托管和过户”；第104条规定，“投资者应当在证券公司开立证券交易帐户”，从语言上不清楚第148条是否要求登记结算机构为投资者办理开户，还是仅为证券公司开立。第138条规定，“证券公司办理经纪业务，必须为客户分别开立证券和资金帐户，并对客户交付的证券和资金分帐管理”，证券公司为客户开立证券帐户，不清楚是不是表明也有托管职能。第150条规定，证券持有人所持有的证券上市交易前，应当全部托管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该条指示规定证券持有人所持有的证券应当托管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并没有规定应该由证券持有人还是其他人将证券持有人所持有的证券全部托管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因而，从法律规定上看，我国法律里的证券托管关系规定还是不清楚的。

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我国曾经有两个分离的登记结算分公司，采取的清算结算方法不尽相同，在证券托管方面的作法也存在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证券市场清算和托管的统一化进程。原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作为上交所的CSD，对于投资者的证券实行直接托管，因此与投资者在托管法律关系上只有一个层次，投资者证券持有方式更类似于直接持有。原深圳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作为深交所CSD，在1996年以前实行集中清算和分布式登记的模式，1996年5月后同时管理证券商证券总帐以及证券商属下投资者的明细帐，趋向于直接持有的特征。但是，深圳登记公司虽直接保有投资者帐户，也保留了券商托管制度，由券商而不是登记公司对投资者的证券进行托管，投资者只能在其托管商处买卖证券，又具有间接持有的某些特征。2001年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业务的集中统一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承接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和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业务。

持有范文篇4

一、证券持有体系的变迁和基本模式

在证券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前提是有相应的证券，但投资者对于拥有的证券通过什么方式持有，也就是证券持有方式，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育程度的市场上却不尽相同的。从总的过程来看，证券持有可以分为两种，即直接持有方式和间接持有方式。

（一）直接持有证券方式

这是一种较传统的持有证券的方式，即投资者直接持有证券，表明拥有证券所有权，而证券发行人能够直接知道投资者是谁，因此确认投资者的所有者权益。所谓的直接，是指不需要通过其他的中间机构就能够表明证券所有权的归属和权益享受，这是区别于间接持有方式的重要一点。直接证券持有，根据证券是否进行了无纸化和托管，在持有方式上有些不同，但原理基本一样的。

1、证券未进行托管：证券未进行托管时，证券主要形式是有形凭证。对于不记名证券，持有人就是投资人，可以凭证券享有相应权益；对于记名证券，其证券投资人是在证券发行人发行登记簿载明姓名的人。在直接持有方式下，发行人可以容易地知道谁是投资者，而投资者对于证券权益体现为直接的所有权形态。

证券直接持有体系在证券权益的确认方面比较简单，但是相对来说证券的转让和清算手续就比较烦琐。要么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要么为了一笔交易费时费力地去发行人的登记簿上变更登记。随着证券交易量的扩大和全球交易，原有证券清算、结算体系远远不能适应巨大的交易量以及带来的记录变更工作，以至于在华尔街产生了所谓的文书工作危机。

2、证券进行托管：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应用使得文书工作得以缓解。既然交易和清算速度快了，证券本身如果还像以前那样需要移动交付才能表明交易成功，那么在这个最后一步上速度还是没有大的改进。怎样才能使证券本身不流动同时保证清算结算正常进行呢？证券界的精英们聪明的脑袋没有闲着，他们认为提高效率的一种办法是将所有的证券都存管在一个机构中，通过转账方式来改变其所有权，使所有的交易后的清算、结算都在同一个机构内发生，实现证券处理的非移动化和无纸化。CSD根据清算结果和指令，通过对开立在CSD的需要清算的帐户进行借记或者贷记，完成证券结算和登记变更过程这种设想的实现就是后来证券界普遍使用的中央证券存托组织机构（centralsecuritiesdepositories，下面简称CSD）。

从各国CSD帐户开立的情况来看，如果每一个投资者在CSD直接持有一个证券帐户记录（不管投资者是否通过中介进行证券交易），那么证券发行人可以容易地知道哪些人是其发行证券的投资者（中央托管机构根据投资者账户记录，按照与发行人的协议向发行人提供名录）。这与在有形证券情况下通过变更发行人簿记来表明证券权益转变在本质上是一种模式，但更有效率。

但如果不允许每一个投资者都在CSD持有证券帐户或者分帐户记录，而只是允许那些与CSD有托管合同关系的机构在CSD开立有帐户，那么投资者只有通过在中介机构开立的证券帐户持有自己投资的证券。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对持有结构中的某些制度性创新，间接证券持有体系被设计出来，并成为现今国际证券市场上证券持有的主要方式。

（二）间接持有证券方式

所谓间接，是指一种从投资者到发行人之间存在一个以上持有层次的制度安排，投资者与CSD以及发行人不存在直接联系。间接的证券持有，简单地说，是指投资者通过在某一中介机构开立的帐户持有证券，这个机构本身处于一个多层次的证券持有系统中，按照这种持有系统：在证券发行人处登记为证券持有人的只是处于这个证券持有体系最顶层的机构，而非投资者本人；投资者开立有帐户的中介机构在位于其上层的其他机构那里以自己的名义开立证券帐户，在混同（commingled）的基础上为所有客户持有证券。

下面按照层次来分析这种间接持有系统的一般形态（参见图例）。

1、处在这种间接证券持有体系顶层的机构是具有中央证券托管功能的机构或公司（即CSD），在其处存管有大量的由不同发行人发行的证券。在实际中，CSD的功能可能同时与中央证券、结算、清算和登记功能组合在一个机构之中。

重要的是，在发行人的证券发行登记簿上，证券持有人的名称是CSD这个机构的名称或是其别名，而不是具体投资者的名称，这与直接持有方式是一个大的不同。有时候具有CSD功能的机构不使用自己的名称，例如美国的CSD是托管信托公司（theDepositoryTrustCompany，DTC，），是世界上最大的证券托管公司；据统计，纽约证交所上市公司股票的83%和91%的企业债券的登记持有人是CEDE&Co，这是DTC在证券持有登记时的别名。

2、在间接持有体系里，处在CSD之下的是一些在CSD持有证券帐户，与CSD有直接的托管合同关系的金融证券机构、证券经纪人、区域性的证券托管人以及其他从事证券投资之类的中介组织（intermediaries），通常这些中介被称作CSD的参与人。他们在CSD开立有证券帐户，不管证券是谁投资的，在CSD所开立的帐户登记的证券持有人都是这些中介机构，不是最终实际投资者。而且，这些参与人在CSD开立的帐户下面并没有开立投资者名义的分类帐户，因此无法反映出参与人帐户内证券的实际投资人是谁。

CSD参与人自身还会有客户，这些客户（投资者和中介机构）只能在CSD参与人处开立证券帐户，由CSD参与人替自己存管证券。同时，间接持有方式的惯常作法是，对于客户持有的同一种证券，在本机构内设立一个该证券的总帐户，在混同基础上记录所有客户的证券，然后这个总帐户下设立该客户名义的分帐户，记录以该客户名义持有的证券数量。

例如，美国DTC有600多个参与人，主要是各类证券经纪机构、银行和区域性证券托管人。Euroclear则有近2000个参与人，来自近一百个国家。这些参与人基本上涵盖了世界上主要的证券中介机构，不仅使得证券业务国际化，而且由于间接持有体系的自身交易特点，极大地分担了在直接持有方式下中央托管机构帐户变动的工作。

3、CSD参与人的客户某些可能是从事证券经纪等中介服务的机构，那么这些机构仍然拥有自己的客户群体，客户在这些机构内开立证券帐户。这时，帐户的开立、证券的混同以及帐户持有人名义等方面需要遵循的惯常作法与在CSD参与人处开立帐户时的相同。因此，从结构上来看，处于间接持有最底层的证券投资者与发行人和CSD之间的层次可能是很多的，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持有形态。

从上往下看，发行人只需要与CSD打交道，CSD与其参加人（主要是大的中介机构）打交道，CSD参加人与下一级的中介打交道，最后是某一个具体的中介机构与自己的客户（证券投资者）打交道。

从下往上看，投资者不但不会出现在发行人保有的证券持有人记录上，也不出现在CSD的证券记录或者帐户之中，也不出现在与其没有直接关系的上层中介的证券帐户记录上，只是在自己的直接中介机构处在某一种证券下面保有一个分帐户；同时他们也不拥有证券凭证本身。因此，在这样一个典型的间接持有体系中，投资者的权益完全依赖于他在直接中介处开立的证券帐户，而且由于帐户的混同记载，其也无法向上一层中介主张权利。

相对于直接持有体系来说，间接持有体系，辅之于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与清算结算方式相配套作用，在交易量巨大的国内和国际证券市场上，能够提高证券结算、登记的效率和安全性，比较有效地解决证券交易、清算以及登记后最后一步问题。因为，只要通过帐户的变动，无需交付证券凭证，也无需在发行人的登记簿上变更，交易过程就可以完成，降低了流通中的丢失/偷盗等风险，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辅之于银货对付（deliveryversuspayment，DVP）的证券与资金清算方式的日益流行，减少了证券和资金交收时间不一致产生的信用和流动性风险，也适应了证券交易电子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因此越来越多的运用。根据有关报告，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证券通过这种间接体系持有。

下面以一个例子简要说明在一个间接持有系统内部的证券过户：如果两个投资者（例C-1，C-2）都是某一个中介机构的客户，他们之间就某一证券买卖达成了交易，那么只需要由这个中介（中介B-1）相应地在其客户（C-1，C-2）的帐户上贷记和借记就可以了，不需要在CSD或者证券登记人变动，也不在需对上一层次的中介机构（中介A-1）的此证券帐户作任何变动。如果两个投资者分别通过不同的中介进行交易（C-1与C-3），那么转让就稍微复杂一些，那就是需要找到两个投资者的中介机构（B-1与B-2，或者上层中介机构）都开立有帐户的中介机构（图例中为中介A-1，在一些情况下也可能是CSD了），由这个中介（A-1）在下层中介机构（B-1与B-2）持有的帐户上作相应的借记和贷记，然后相应的对再下一层中介的帐户作借记和贷记，最终在客户（C-1，C-2）的帐户上贷记和借记，完成过户。

应当注意的是，证券托管和证券清算、登记等系统在很大程度上紧密联系，他们集中化和国际化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在近十年来，一些国家范围的证券登记结算和托管机构以及国际证券托管清算结算中心系统纷纷建立或者加强，也反映了这种趋势。例如1999年，美国DTC与美国全国证券清算公司合并成立了存券信托与清算公司（thedepositoriestrust&clearingcorporation，DTCC），完成了国内清算托管的一体化。

二、我国的证券托管和持有体系简述

我国已经实现了证券发行、交易的无纸化，也实行了证券的中央存管，并且清算、结算、登记和托管机构合为一体，但是从法律上面来看还存在着模糊性。

以《证券法》为例：第148条规定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职能包括“证券帐户、结算帐户的开立”、“证券的托管和过户”；第104条规定，“投资者应当在证券公司开立证券交易帐户”，从语言上不清楚第148条是否要求登记结算机构为投资者办理开户，还是仅为证券公司开立。第138条规定，“证券公司办理经纪业务，必须为客户分别开立证券和资金帐户，并对客户交付的证券和资金分帐管理”，证券公司为客户开立证券帐户，不清楚是不是表明也有托管职能。第150条规定，证券持有人所持有的证券上市交易前，应当全部托管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该条指示规定证券持有人所持有的证券应当托管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并没有规定应该由证券持有人还是其他人将证券持有人所持有的证券全部托管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因而，从法律规定上看，我国法律里的证券托管关系规定还是不清楚的。

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我国曾经有两个分离的登记结算分公司，采取的清算结算方法不尽相同，在证券托管方面的作法也存在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证券市场清算和托管的统一化进程。原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作为上交所的CSD，对于投资者的证券实行直接托管，因此与投资者在托管法律关系上只有一个层次，投资者证券持有方式更类似于直接持有。原深圳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作为深交所CSD，在1996年以前实行集中清算和分布式登记的模式，1996年5月后同时管理证券商证券总帐以及证券商属下投资者的明细帐，趋向于直接持有的特征。但是，深圳登记公司虽直接保有投资者帐户，也保留了券商托管制度，由券商而不是登记公司对投资者的证券进行托管，投资者只能在其托管商处买卖证券，又具有间接持有的某些特征。2001年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业务的集中统一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承接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和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业务。

持有范文篇5

关键词：持有；行为；作为；不作为

一、持有不属于作为

（一）作为说

本学说所代表的观点是持有型犯罪是一种作为。根据本国刑法，对违禁物品的取得并占有是持有型犯罪所侵犯的。此时，持有所违反的是刑法中禁止非法取得并且持续拥有违禁品的法律规范。体现出了我国刑法规定的“法若禁止皆不为”的作为属性。换言之，持有行为是本质上违反了禁止性规范。

（二）作为说的缺陷

1．对违禁物品的取得和占有需要分别对待。对违禁物品的取得是属于积极的违反禁止性规范，应该属于作为范畴。但是，对违禁物品的取得是持有行为的前提，不能按照行为的前提来对行为本身定性。若将持有定性为作为，那么法律所惩罚的是持有行为之前的取得行为。但是，对于持有行为的法律责难应该聚焦于取得违禁物品之后的保持持有的继续状态。如果说法律将重点前置，通过惩罚持有的先行行为或者前提条件来限制持有行为，那么单独设立持有型犯罪的意义锐减。2．持有行为不是长期处于积极的、动态的情况之下。对违禁物品的实际支配和控制使用是持有行为的表现。在支配控制期间，持有行为不是相对动态和积极的。此时，如果单纯评价持有该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会发现一旦没有积极地行为去利用相关违禁物品，持有是一种相对静止的状态。此时的持有行为并不属于一种积极的身体活动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范。所以，将持有行为认定为作为行为是有待商榷的。

二、持有并非介于作为和不作为之间

（一）择一行为说

持有型犯罪需要根据如何取得持有状态的情况而定。如果行为人是因为非法的原因取得便是作为，如果行为人是因为合法的原因取得便被视为不作为。如果行为人是通过非法犯罪手段取得了对违禁物品的支配和控制权，那么该情况下的持有行为将被视作非法取得的行为延续。此时，该持有行为被视为作为［2］。若行为人通过非犯罪的行为取得违禁物品，那么行为人有义务将自己所支配和控制的违禁物品上交，如果不上交，将构成违背命令性法律。此时，该持有行为被视为不作为。另一种分类情况为，实际获得违禁物品时，是否知晓该物品是违禁物品。若不知晓，持有后知晓构成不作为；若知晓便构成作为。

（二）择一行为说的缺陷

1．择一行为说混淆了持有行为和先行行为的关系。行为人如何获得该违禁物品并不是一种先行行为，不是法律行为，是一种事实行为。在分析一种行为性质时应当注重行为本身的内涵和具体情况，而不是依靠其形成原因来为行为定性。脱离了行为本身，过分关注先行行为是不符合我国刑法构成犯罪的原则。犯罪构成四个部分中行为原因不是充分必要条件，只是对量刑轻重有影响。法院在审判过程更注重的是行为人实施了何种行为而不是行为人实施该行为的原因。因此，择一行为说的逻辑论证中存在一定的缺陷。2．择一行为说使得持有型犯罪存在意义被大为消减。持有型犯罪的存在原因在于无法查明行为人如何取得该违禁物品。若法院已经查明了非法持有所产生的原因，那么定罪便和持有型犯罪无关。此时，持有型犯罪已经被具体产生原因所吸收。比如，行为人制造后又非法持有大量，此时行为人的行为不会构成两个罪名——制造罪和非法持有罪。行为人持有的行为被前者吸收。所以，根据如何获得违禁物品的原因来判定持有行为的性质是不合理的。

三、持有并非有时属于作为有时候属于不作为

（一）第三种独立行为方式说

本观点认为持有是介于作为和不作为两者之间的第三种行为，既不是作为也不是不作为。该学说认为持有通常由积极的作为引起，而相对静止的消极的不作为行为将被用作于维持控制状态。以上说明持有行为具有作为和不作为的共同特点，但是持有既不同于起始时的积极作为行为，也异于维持控制状态的不作为行为。

（二）第三种独立行为方式说的缺陷

1．作为和不作为之间具有排中性，第三种独立行为方式否定了该排中性。作为和不作为是根据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两种行为规范所设立的。义务性规范是行为规范的根据，其中，该规范由禁止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构成。突破了禁止性规范是作为；超越了命令性规范是不作为。所以，介于作为和不作为两者之间的第三种可能是不存在的。作为和不作为行为具有排中性，义务性规范要么是禁止行为人做出某种积极违反禁止性规范，要么是命令行为人积极地作出命令性规范。义务性规范所限制的行为没有不属于两者之一的行为。因此，第三种独立行为说不符合我国刑法。2．第三种独立行为方式说观点有些避重就轻，没有直接回答是否属于作为和不作为。即使持有型犯罪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不能人为创设一个不符合法律基本逻辑的学说来为其定性。持有型犯罪的对象虽然有一定范围，但是不代表该对象和其余刑法所保护的犯罪对象有本质上差异。且持有是一种持续状态，状态和违禁物品的取得是需要区分的，不能将两者混同来说明持有状态中存在不作为又存在作为。而且即使持有状态中可能存在不作为又存在作为，也不能说明两种共存之后将形成第三种独立行为。所以，第三种独立行为说的逻辑存在漏洞。

四、持有应当属于不作为

（一）不作为说

持有性犯罪定义是行为人获得某种特定物品之后，对该特定物品实施全面实际的控制和支配。根据持有的定义，持有的行为可以被理解为采取一定手段不履行命令性规范的行为。持有人有义务将所持有的违禁物品上缴到有关部门消除掉自己非法持有的义务。如果行为人不上缴该违禁品，那么便是突破了命令性规范。学者观点是：“持有的实质内容是违反行为规范关于以积极的身体动作消除对特定物品的持续控制的命令要求，在刑法中属于纯正的不作为。”［3］

（二）不作为说的可取之处

1．不作为说对持有型犯罪的认定排除了获取行为和取得之后处置行为的影响。首先，排除了获取行为即先行行为对持有型犯罪的影响，将更加准确地为持有型犯罪定性。这一点弥补了“作为说”和“择一行为说”的缺点。为持有型犯罪独立入罪提供其所需价值和应有意义。正是由于法院难以查明持有型犯罪的原因，才为持有型犯罪入罪提供合理理由。行为人持有违禁物品时，对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构成危害与侵入。所以，独立成罪的持有型犯罪有利于消除该社会危害性，更好地维护我国的社会秩序。2．不作为说更符合刑事犯罪定罪量刑的考虑。行为人获取或者处置所持有的违禁物品给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巨大。此时，持有行为不被单独当作一种行为而被进行评价。比如行为人伪造货币后持有货币，便不会构成非法持有伪造货币罪；又比如行为人持有后转卖的，也不会构成持有罪。所以，如果一旦考虑取得行为和持有之后处置行为，那么持有型犯罪被危害性大的罪行吸收。但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为人如何取得或者藏匿所持有的违禁物品的证据调查难度大，将会形成疑罪从无的情况。那么如果没有持有型犯罪的罪名，许多非法持有违禁物品的犯罪分子将逍遥法外，这是我国司法所不愿出现的情况。所以为了严密刑事法网，大力打击各种类型的犯罪行为，将持有型犯罪定为不作为行为更可取。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刑法中的持有行为具有不作为行为的属性。不作为说更加准确地为持有型犯罪定性，并且为持有行为定罪量刑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丁文勤．论犯罪中持有行为的定性［D］．广州：广州大学，2019．

［2］谭奇．刑法中持有行为性质归属探微［J］．法制与社会，2012（5）：76-78．

持有范文篇6

关键词：播音主持；有声语言；形象艺术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广播电视播音工作要求不断升高，播音主持面临的压力也随之增加。良好的有声语言是其提高播音主持质量的关键。针对上述状况，提升播音主持的专业素质已经迫在眉睫。因此，分析播音主持的有声语言形象艺术的提升策略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1有声语言的重要性

对于播音主持而言，有声语言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传播信息方面。作为语言、声音及意义的结合产物，有声语言的典型特征为：其在向受众传达新闻信息的同时，从声响及情感两方面，满足受众对信息接收的要求。在播音工作中，播音主持工作者多可根据新闻内容、所处环境的不同，以差异化的形式为受众传播信息[1]。如播音主持工作者具备良好的有声语言，则其通常能够高质量完成信息传播任务，满足受众获取信息的要求。第二，吸引受众关注。近年来，互联网的普及、各类新媒体的发展对传统广播带来了一定的压力。在当前这一背景下，播音主持能否充分发挥有声语言形象艺术的优势，吸引受众的关注，已经成为决定传统广播行业未来发展的关键所在。面对上述要求，播音主持需要通过对有声语言的不断完善，突显传统广播的魅力，进而吸引更多的受众通过收听广播获取相关信息。

2播音主持有声语言形象艺术的提升策略

2.1刻画有声语言的形象。基于播音主持工作者提升有声形象语言形象艺术的要求，可将刻画有声语言的形象作为一个主要方向，通过调整自身播音模式、流程，为受众刻画良好的有声语言形象。事实上，语言作为思想情感的表达载体，其形象构建方式与结果迥异。为了达成上述目标，播音员在进行播音时，可将新闻稿件作为基本参照，利用联想的形式提高声音艺术。在为受众传递信息前，快速确定新闻内容所对应的声音图像，将新闻信息传递给受众，促使受众产生情感共鸣。例如：在播报森林火灾新闻时，可结合既往经验及想象，建立一个明确的森林火灾现场画面，以此为基础，合理调整声音，将其播报给受众。此外，在提升有声语言形象艺术的过程中，播音员还要明确，即使是单纯的声音传递，也要摒弃单纯的稿件诵读。相反，为了促进有声语言作用的发挥，播音员应采取一种更加新颖、灵活、别致的方式，促进新闻稿件信息从文字模式向真实情境转化，引导受众形成身临其境之感，从中获得真切的形象感受[2]。事实上，播音主持工作者要做到形象感觉的勾勒与传递，需要借助于事物在其脑海中的加工与反映，这与其自身的播音经验积累、感受有关。2.2确保播报内容准确。确保播报内容准确是一名优秀播音主持工作者的必备专业素养之一。但在实践播音工作中，播音主持工作者可能会面临所提供播音稿内容不准确的问题。而基于播音工作的时间要求，播音主持工作者能否在较短时间内识别原稿中的错误，并进行纠正，已经成为关键所在。如果播音主持工作者能够纠正其中的错误，确保播报内容准确，则其有声语言形象艺术可得到一定的提升。以新疆地区某播音主持工作者的工作表现为例，在播报当地某劳动模范事迹时，原稿中在形容劳动模范及其丈夫初期所选择的职业时，描述为“二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新疆人看不起的修脚工作”。事实上，这一描述显然有所偏颇，且容易引发主观误会（职业歧视）。该播音主持工作者在播报这部分稿件时，将原稿转化为“夫妻二人没有碍于他人的目光，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修脚行业开始奋斗”。这一转化充分体现了该播音员在理解新闻内容、把控新闻内容准确性等方面的能力。但由于在播报新闻过程中及时发现、改正内容不准确的部分的难度较高，播音主持工作者可于日常练习中，以提升有声语言形象艺术为目标，限定时间，开展播报内容准确性分析训练。通过持续训练，逐步提高其发现、纠正新闻稿件中错误的能力，以便其能够在播音主持工作中，确保新闻内容准确。除此之外，播音员还可通过对相关播报内容不准确视频、音频资料的总结分析，逐渐掌握在播音过程中快速把控播报内容准确性的要点，借助良好的有声语言形象艺术，促进广播传媒行业良性发展。2.3吸引受众注意力。播音主持的工作内容为确保主持活动可以为观众抑或听众带来感官享受。而有的主持人在主持节目的时候，为减少或避免错误，通常会将话筒作为关注要点，以集中注意力，确保新闻信息传播的流畅性。这一状况使得播音主持人形成了与话筒交流、分享新闻信息的潜意识。而对于受众而言，播音主持工作者的上述表现难以激发受众的兴趣，其信息传播过程难以起到拉近与受众距离的作用。而从新闻传播的整体效果来看，由于播音主持工作者的播音环节未能与受众建立良好的沟通，导致受众难以形成情感共鸣，这一现象可间接影响新闻传播的影响力。因此，播音主持工作者在提升有声语言形象艺术的过程中，可将维持对受众的吸引力作为一项主要目标。在播报新闻的过程中，在借助姿态、眼神等肢体语言与受众交流的基础上，结合播报内容，合理运用声音的感染力、穿透力，维持受众对播报内容的兴趣，以此提高受众的忠诚度，使其更加习惯于通过广播电视传播这一途径，获取相应的新闻信息。2.4优化有声语言的音乐美。提升有声语言形象艺术这一目标对播音主持工作者的专业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为了达成上述目的，播音主持工作中可采用优化有声语言的音乐美的措施，为受众带来听觉层面的美的体验。这一措施有助于提升播音主持有声语言形象艺术的原因在于：在播音过程中，播音员可通过有声语言的音乐美，丰富受众的听觉体验，强化播报内容与有声语言在音乐艺术层面的关联。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播音员需要结合播报新闻稿件的内容，于适宜部分变换声音的表达形式，形成动态的抑扬顿挫的表达模式。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播音员的有声语言打破了新闻稿件内容的单一化模式，因此，听众因持续收听模式固定的新闻内容而产生的倦怠感、疲劳感可逐渐消除，并在播音员的引导下，享受语言的音乐美。具体而言，在播音过程中，播音主持工作者可将稿件中的单音节词替换成适宜的双音节词，借助这种叠加的语言表达形式，产生良好的音乐美效果。另外，在进行声音表达时要注意快慢、节奏调控，切忌随意变换节奏，避免不可控节奏的插入。总之，要在保证有声语言音乐协调性的基础上，强化新闻稿件语言与音乐之间的关联，尽可能体现音乐节奏之美。

3结语

提升播音主持的有声语言形象艺术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为了实现上述目的，可根据播音主持的基础状况，选用适宜的方法，帮助其提升有声语言形象感，使其更好地完成播报工作。此外，还应结合优化有声语言形象艺术的经验，从中提炼出有价值的技巧或方法，以提高播音主持有声语言形象艺术。

参考文献：

[1]郭凯.电视播音主持有声语言规范问题探析[J].传播力研究,2017,1(3):114.

持有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物业税房地产市场房地产税收体系

开征物业税,是世界各国普遍的做法,主要是针对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征收,要求其所有者或承租人每年都缴付一定税款。物业税不仅可以充当促进经济转轨的推进器,还可以用来化解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矛盾,也是筹集地方政府收入的重要手段。

一、开征物业税的必要性

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我国房地产行业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虽然中央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是这些政策对房地产市场的刺激作用有限。改革和完善现行房地产税制,应本着总体税负减少的原则,通过征收物业税,将税收从开发环节向持有环节转移,从而降低购置环节税收负担,促进我国房地产行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一)优化资源配置

相关数据显示,2008年末全国商品房空置面积达到1.64亿平方米;业内预计,2009年有可能达到3亿～4亿平方米,是往年空置面积总量的2-3倍。而迫使闲置资源投入使用的好办法,就是对持有环节提高税负,减轻流转环节的税负。开征物业税将加大房地产持有成本,将迫使业主提高房地产使用效率,如果业主无法有效使用房地产,税收就成为业主的沉重负担,为降低税收负担最好的选择是出卖或出租房地产,从而使房地产流转到能更有效利用的人手里,优化资源配置。

(二)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

物业税将百姓的自用普通住房纳入优惠范围,高档豪华住宅采用累进税率,占有越多房地产,税率越高,让占有过多社会资源者付出更多代价,这些税收可以用来解决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以实现调节收入分配的目的。同时地方政府通过物业税收入改善地方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让普通百姓享受到更多福利待遇,从而促进社会公平。

(三)增加地方财政收入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认为:物业税更大的意义主要在于地方税体系的变革和财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它能给中国分税分级财政体系提供一个极有综合正面效应的支柱财源。地方政府如果掌握这个税种,就能改变“以土地批租生财”的短期行为开发模式,抑制不理性投资,形成不动产保有环节稳定的长期收入。

由于房地产的天然不可移动性,并与地方的政治、经济关系密切,各国和地区政府大都把有关房地产税收划归为地方税。随着经济发展,房地产价值必然不断提高,以房地产价值为课税对象的物业税自然会随之提高,地方政府可从中分享房地产的增值收益,从而弥补地方政府在土地批租环节和房地产开发环节减少的土地出让金及大笔税费,地方政府就会改变以土地批租生财的短期行为,抑制不理性投资、盲目建设、浪费建设的冲动,地方政府将不断提高服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通过改善公共建设,换取民众缴纳物业税的积极性,形成稳定的长期财政收入。

(四)完善我国房地产税收体系,降低房地产购置环节税收负担

我国涉及房地产的税种主要有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企业所得税、土地增值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印花税、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个人所得税、交易手续费及各种收费等。我国房地产税收体系存在同一税种在多环节征收,而每一环节又征收多种税,如对房地产开发增值额,既征土地增值税,又征企业所得税;对房地产转让收入既按转让价款和价外费用征收营业税,又按增值额征收土地增值税;对房屋租金收入,既征收营业税,又征收房产税;对持有房地产者,既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又征房产税。另外,我国地价及税、费三项成本约占房地产总成本的50%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占20%左右。我国房地产税负水平表现在房地产开发、交易环节的税负偏重,而在房地产持有和使用环节税负偏轻。

由于房依地而建,地为房之基,房地难以分离,房价、地价之间难以分割且常常互含,市场上的房屋价值中或多或少包含土地的价值,将相关税种合并,同时取消相应的收费,统一征收物业税,从而简化税种,有利于我国房地产税收体系的完善,避免重复征收。物业税将现行购房者在购买阶段一次性缴纳的房地产税费,转化为在房地产持有阶段逐年缴纳,减轻房地产在购置环节的税费负担。

(五)调控房地产市场

物业税将现行购房者在购买阶段一次性缴纳的房地产税费,转化为在房地产持有阶段逐年缴纳,一般百姓就会调整自己的开支预期和购房决策,更多考虑选择适中的小户型房子;而投资性购房者就会从多投资多持有,改成少持有。开发商他们也适应这种需求结构和需求量的调整,更多提供需求方要求的小户型、低价位的房产,使置业投资和高档豪华住宅需求受到一定压制。

另外,通过调整物业税率还会影响住房需求。当经济过热、住房需求过于旺盛、房价连创新高时,调高物业税率则有利于稳定房地产市场。当经济衰退,住房需求不足时,降低物业税率亦有利于稳定房地产市场从而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二、开征物业税需解决的问题

近年来虽然出台了一些与物业税相关的法律,但由于制约因素没有解决,物业税一直未开征,这些问题主要有:

(一)相关制度和部门的配合问题

为配合物业税的开征,我国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与财产相关的法律制度,使真正的实名制财产登记制度、财产保护制度等基础工作做到位,加强对公民与法人合法收入与财产的保护,对个人和家庭之间的财产转让、继承、受让、捐赠等行为做出相应的法律规定。

物业税的开征,涉及国土、建设、规划、工商、公安、税务等多个部门,环节多、范围广、监管难度大,牵涉社会上各个阶层和团体的利益。因此,制定相关政策,明确其他部门有义务向税务部门提供相关资料。

(二)新旧政策衔接问题

由于开征物业关系到每一个城市居民的切身利益,是个敏感的话题。所以,对于已经出售的房屋,购房者在购房的时候已经一次性缴纳了相应的税费,而物业税实行后,新的购房者并没有缴纳这些税费。从设计原理上讲,物业税应是原房产税、土地使用税等部分税费的合并替代税种,如果把新、旧购房者一视同仁的征收物业税就存在不公平,对于在物业税开征前已经购房者就存在着重复征税的问题。如果让老房子采用老办法,不再缴纳物业税,新房子采用新办法缴纳物业税,在市场公允价值发生巨大变化时,尤其增高的情况,也存在不公平问题。建议按照已购住房所实际缴纳的税负水平,抵缴应纳的物业税,全部抵缴完之后,再按物业税制度规定,开始缴纳物业税,这样起到公平税负的作用。

(三)评估结果客观性问题

我国的房地产评估机构存在着严重的良莠不齐、评估报告质量令人担忧的客观事实。要开征物业税,首先建立适合中国实际的完善的房地产纳税评估制度,要整顿清理现行的评估机构,打造具有良好职业道德、诚实守信的公正、公平的中介机构,从而评定出公允的物业税征收税基。

(四)操作中的技术条件问题

物业税的征收,面临现实的征管技术与社会配套条件的问题。物业税的开征必须充分考虑到我国是否具备开征的征管技术、配套条件和措施。在制度设计上要统筹兼顾、全面推进,确保相关的配套措施到位,保证物业税税收制度的有效性,保证税收制度改革的成功。建立与税收征管评估有关的信息数据库,每一处房地产都搜集到详细的信息,同时向社会公开评估标准和结果,以保证税收政策的实施。

三、对物业税基本框架的设计思路

物业税改革的基本框架是将现行房产税、土地增值税以及土地出让金等收费合并,转化为房产保有阶段统一收取的物业税。对物业税各要素的设计如下:

(一)纳税人

物业税的纳税人应该是指在我国境内拥有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所有权的单位和个人,即以房地产的产权人为纳税人。

(二)征税范围

按照宽税基的原则,物业税征税范围不但包括市区、县城、城镇和工矿区,还应包括农村;不但包括经营性房地产,还应包括企事业单位及个人自住房地产。一是随着我国住房制度的改革,居民住房的商品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对居民自用住房完全免税,不仅使国家放弃了一项应得的重要税源,还放弃了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有碍税收公平功能的发挥。二是随着事业单位的改革,许多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对所用房产也拥有了产权。从理论上讲,所有拥有房地产产权的单位和个人都应承担房地产相关税收的纳税义务。因此,应将事业单位用房纳入物业税征税范围。

(三)课税对象

以土地和房产共同作为物业税的课税对象,即以土地和固定于土地之上的建筑物及其附着物为物业税的课税对象。物业税下设企事业房地产(包括经营用房地产和非经营用房地产两个子目)、居民用房地产(包括农村居民房地产和城镇居民房地产两个子目)两个税目。

(四)计税依据

可按一家人拥有多处住房的总面积,以反映房地产市场价值的评估价值为计税依据。物业税以市场价值为主要计税依据是符合国际惯例的,不仅可以克服现行计税依据的缺点,而且纳税人的纳税负担由其所拥有的土地和房屋的完全市场价值决定,更符合量能纳税原则。

(五)税率

确定税率形式和大小时,应反映“宽税基、低税率”的税制改革趋势。据有关专家初步估算,按照平均水平为0.8%的税率征收物业税,不会增加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并可保证政府财政收入与现在水平持平。对于物业税税率,一是税率的制定可由中央统一立法,规定幅度税率,考虑各地区房地产及经济情况的不同,各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具体的适用税率。二是由于房地产类型及用途的不同,税率的制定也应有所差异,对经营用房可采用比例税率,对个人自住房采用超额累进税率的方式征收。个人自住房可按各地区经济适用房规定的人均居住面积作为免征额的确定依据,如以人均30-50平方米对应的房产价值为免征额,超出部分按超额累进税率征收,如超出50-100平方米按0.2%的税率、超出100-200平方米按0.3%的税率、超出200平方米以上按0.4%的税率等。

(六)减免税

根据现行房产税和土地使用税税收减免政策,物业税的税收减免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由财政部门拨付经费的机关、团体、军队、事业单位、宗教寺庙、公园、名胜古迹等单位的办公用地或业务用地的房地产免税;二是考虑到农村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相对薄弱,农民负担能力有限,可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一些辅助性减免税收政策,比如对农村家庭用房免税,对中西部贫困地区免税等;三是由于不可抗力造成房地产毁损的,税务机关可根据实际情况给予适当减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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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柳婧.我国个人房地产税收体系管理的研究[J].时代经贸,2007,5(10):109-111.

持有范文篇8

关键词人力资本股权生命有限性

自从20世纪60年代T.W.Schultz，G.S.Becker，J.Mincer等人奠定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基础后，对人力资本的研究不断受到人们的重视，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展，研究工作也在不断深化。既然人们已经认同了人力资本这一概念，那么，一个理所当然的推导就是，人力资本也应该像物质资本那样参与分配，或者说，应该有收益权，更明确地说，应该拥有股权。

然而，关于人力资本能否像物质资本那样拥有股权，仍然是学术界的一大难题。赞成者从人力资本的投资以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论证，认为既然人力资本具有核物质资本那样的属性，就应该像物质资本那样拥有股权；而反对者则从风险以及信息识别的角度来探讨，认为人力资本不可能像物质资本那样承担风险，而且，人力资本的信息识别难度要远远大于对物质资本的识别难度，存在不可避免的信息不对称，因此，人力资本不应该像物质资本那样拥有股权。

而且，目前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一些误区。比如说，人们一谈到人力资本产权，就认为是给与人力资本所有者股份。特别是在国有企业的改制中，一些人以人力资本产权化为幌子，实际上是想把国有资产转移到个人名下。而且，这样的做法似乎还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默认或许可。

所以，关于人力资本是否应该占有股份的问题，无论从理论研究上还是从实践的角度看，都具有重要的探讨意义。

本文的目的是要证明人力资本为什么不能拥有股权，其依据是人力资本的生命有限性，即是说，作为人力资本载体的人本身，是具有有限的生命的。以此为基础，本文进行了必要的推导，从而得出人力资本不能拥有股权的结论。所以，本文的安排如下：第一节讨论股权与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公司控制权等概念的区别，第二节讨论人力资本能否拥有股权的有关争论，第三节讨论人力资本的属性，第四节根据人的“生命有限性”来推导人力资本为什么不能拥有股权，第五节是结束语，指出本文的主要结论。

一、股权与剩余索取权、剩余控制权、公司控制权的区别

现在流行的一个词汇是“剩余索取权”。所谓“剩余索取权”（claimtoresidue），是指对企业总收入扣除所有的固定合约支付后的剩余额的要求权。⑴也就是说，剩余索取权实际上就是参与剩余产品分享的权力。请注意，我这里用的是“分享”而不是“分配”。因为“分享”只是结果，而“分配”包括过程。一个人可能有分享权但不一定有分配权。分配权是决定如何对剩余物进行瓜分的权力。而分享权只是在别人进行了分配之后，得到自己的那部分剩余物，不一定有权力来决定自己应该得到多大的比例。

剩余控制权则是一种分配权，即可以决定谁参与剩余物的分享以及如何分配的权力。虽然一般来说，拥有剩余控制权就应该拥有剩余索取权，但两者并不一致。一些情况下，拥有剩余控制权的人不一定有剩余索取权，比如有些董事会成员，他们可以在公司的分配方案上投票，但自己不一定能够参与对对剩余物的索取。

公司控制权是指对公司事务的决策权。所以，公司控制权虽然同样是一种控制权，但其控制的范围远远大于剩余控制权的范围。

股权则是因占有公司股份而按照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应该享有的对公司资产的所有权、处置权和收益权，是最彻底的财产权力。拥有股权，就拥有了公司控制权、剩余控制权以及剩余索取权。

由于目前理论界探讨最多的是剩余索取权，因此，本文有必要介绍一下这样的问题：到底谁享有剩余索取权？在古典经济学中，所有生产要素是对称的，也就是说，资本和劳动一样，无论是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其理论推导的结果是一样的。⑵但事实上，一直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获取固定的工资，也就是一种固定合约支付。而作为生产要素的资本，则获得企业总收入扣除各项固定合约支付后的余额，也就是获得了剩余索取权。

也就是说，在古典经济学中，无需区分到底是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或者把现实中的资本雇佣劳动作为前提，或者，即使要解释“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这个问题，也可以简单地用“资本比劳动更稀缺”或“在资本市场上供不应求而在劳动市场上供大于求”来说明。然而，随着经济状况的变化，一方面资本供不应求的局面已有很大的改变，目前许多的资本需要寻找出路；另一方面，由于知识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越来越大，促进了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

在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的研究中，对契约、委托——等问题的研究扩展了人们对企业的认识，例如，根据杨小凯——黄有光的模型，由于对管理服务直接定价的成本过高，所以，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最好由管理者获得。据这一理论，如果把管理能力视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则可得到一个推论：人力资本应该享有剩余索取权。

即便我们接受人力资本应该享有剩余索取权的结论，我们不能由此推导出人力资本应该拥有股权的结论，因为正如上述，两者的涵义是不同的。

在现实经济中，虽然有管理层持股、员工持股等形式，但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就会发现，所谓持股，实际上还是以管理层、员工投入物质资本作为前提的，管理层、员工所获得的，只不过是一种可以持股的权力而已。即便有些企业赠送股份给高层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但正如我们在后面将要证明的，这样的做法是无法持久的。

所以，即便我们引入了“人力资本”概念，仍然发现现有的理论不能圆满解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物质资本能够拥有股权而人力资本不能？

二、人力资本能否拥有股权

虽然现在有人认为，人力资本应该像物质资本那样拥有股权，但在理论界并没有成为主流。

那么，人力资本为什么不能像物质资本那样拥有股权呢？

有人说是因为物质资本承担了风险而人力资本没有。这种观点的理由是不充分的。比如A、B两人共同创办企业，A投入物质资本而不参与经营管理，也就是说，是纯粹的物质资本所有者；而B参加生产经营管理而不投入物质资本，即，是纯粹的人力资本所有者。一旦创业失败，A损失的是物质资本，自然承担了创业的风险；但B损失的是时间或机会成本，因为他如果不参与创办企业，则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获得收入，所以，B同样承担了风险。

也许，反驳者会说，B是获得了收入的，因此没有什么损失。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一般说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人在创业阶段的企业中所得到的收入会低于在一个成熟企业所得到的收入。而且，收入的损失是可以弥补的，不过未来的收入和现在的收入在价值上有所不同而已，但可以相互折算。而B损失的是时间，时间是不能弥补的，因为“时间不能倒流”。

仅仅这样倒也罢了，更重要的一点是，A可以同时创办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企业，即便一个没有成功，他也可能通过另外一个或几个企业的成功而得到补偿；但B不能“分身”，也就是说，不能同时在两个企业工作，一旦失败，就不能再回到创业初“从头再来”。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B，也就是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同样承担了风险，甚至可以说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奥利弗?E?威廉姆森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论述了，人力资本由于不能分散风险，因而所承担的风险更大。

所以，风险论不能圆满地解释为什么人力资本不能拥有股权的问题。

也有人认为是因为物质资本的鉴别成本低而人力资本的鉴别成本高，或者说，对于人力资本，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物质资本的鉴别成本低而人力资本的鉴别成本高”的判断本身没有错，但与为什么人力资本不能拥有股权没有必然的联系。

鉴别成本的高低只是一个技术问题，还有就是影响获取股权的比例大小。物质资本如果不是以货币资本的形态出现，则同样有鉴别成本高的可能性，比如对土地、厂房、设备等的鉴别。在货币资本与实物资本之间，存在的只是实物资本有可能“折价”计入，而并没有说实物资本因为比货币资本鉴别成本高而不计入。

同样地，人力资本的鉴别成本高于物质资本的鉴别成本，也最多影响人力资本的计入比例，比如说，可能“折价”计入，但不能因此而否认人力资本应该拥有股权。所以，以鉴别成本高来解释人力资本为什么不能拥有股权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理由使得人力资本不能像物质资本那样地拥有股权呢？

三、人力资本的属性分析

到底什么是人力资本，关于这个问题有众多的回答。本文因篇幅所限，不对这些概念进行过多的阐述。但一个可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概念是：人力资本是指人体本身所体现出来的各种能力的总和。一个人的能力，当然既有先天的因素，也有后天的因素。本文研究的是一个整体的人力资本，因此，我们不对这些具体细节进行分析，只是把人力资本当作一个笼统的概念。

本文主要针对人力资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进行分析，这个性质就是：人力资本是以劳动者为载体的，因而，单个的人力资本具有在生命周期上的有限性。这恐怕是人力资本区别于物质资本的一个最重要的、本质的属性。

对于物质资本来说，由于不存在“有限的生命周期”，因此，一旦投入，便与企业融为一体，只要企业没有消亡，物质资本也就没有消亡，其“生命周期”是无限的，也就是说，物质资本本身不存在有限寿命的问题，它的寿命是与所投入的企业的寿命相关联的；而且，即便一个企业已经消亡，由于物质资本可以变卖和转移，它同样可以继续“生存”下去。

而人力资本则不同，它依附于劳动者个体而存在，只要劳动者本身的生命周期结束，体现于该劳动者身体的人力资本也就自然消失，无论在这个劳动者身体所体现的人力资本多么强大。而且，人力资本也不像物质资本那样可以继承和转移。虽然从遗传学的角度看，优秀人才的后代在遗传基因上具有概率上的优越性，但一是，这种优越性只是概率上的，不存在绝对的可能；二是，即便有绝对的可能性，也只是遗传了一些先天的基因而已，而人力资本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后天的环境、教育、培训、实践等有很大的关系。而绝对不会像物质资本那样，即便有很高的遗产税率，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会由子女继承。在影响个人财富的诸因素中，家庭财富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但尚没有研究表明，遗传基因具有多大的影响力。所以，人力资本一旦离开了劳动者本人，也就不复存在。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但不幸的是（或者说“幸运的是”），在我所掌握的有限的文献中，尚没有发现根据这一简单道理进行分析的文献。本文以下的讨论，就是根据这一简单道理而展开的。人力资本的“生命有限性”，使我们可以进行如下的推导。

四、人力资本的“生命有限性”与不能拥有股权的理由

以下分三种情况来进行分析。

情况1：假定人力资本所获得的股份是通过购买方式得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人力资本股份”就等同于“物质资本股份”，只不过有两点小小的不同：一是，与“管理层持股”、“员工持股”出现以前相比，体现了委托人（principal）对人（agent）更为关注，但请注意，这不是什么“人文关怀”、“以人为本”的结果，而只是委托人为了降低监督成本以及提高激励效能的结果；二是，企业内的员工获得股份的成本比外部人获得股份的成本要低些，而这可以理解为委托人扣除了员工应得收入后所给予的一种补偿，或者，是委托人将采取股份激励机制后所降低的一部分监督成本，或者，所增加的一部分收入转移给人，以股份的形式作为补偿。

比如说，人A本来应该每年的收入为IA，但委托人只支付，且有：

（1）

n年下来，所累计的nΔIA达到一定数额后，转化为购买股份的差价。

或者，由于采用股权激励机制后，节约了监督成本ΔC，或增加了企业收入ΔI，委托人将其中的一部分转化为内部员工购买股份的差价。

无论何种情况，人力资本所获得的股份，实质上与物质资本是没有根本差别的。

所以，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不认为人力资本得到了股份。

情况2：人力资本无偿获得股份但不能继承。

这种情况在企业中时常见到，一个企业为了吸引具有特殊管理能力或技术能力的人员加盟，让出一定比例或一定数额的股份。但所获得的股份只归员工本人所有，一般来说有两点限定：一是员工离开本企业后不再享有股份的所有权以及由此带来的收益权，二是这种股份不能继承，它随着员工的消亡而自然消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仍然可以把无偿给予员工的股份理解为一种收入方式，只不过这种收入方式与固定工资相比，具有可变性。然而，奖金也是可变的，因此，这种股份收入与奖金的性质类似。

在无偿获得股份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员工的固定收入部分将有所降低，因此，采用上面（1）式的分析，就不难发现：仍然只是把员工应该的收入分摊了一部分作为股份而已。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委托人在采取股份激励方式后将所节约的监督成本或激励后增加的企业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对员工的“转移支付”。

何况，这种股份根本不像物质资本股份那样具有股份的全部属性，特别是转让权和继承权，因此，它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股份。

所以，第二种情况仍然不能说明人力资本占有了股份，最多只能说人力资本拥有了剩余索取权。

情况3：人力资本无偿获得股份而且可以转让和继承，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的人力资本股份具有物质资本股份的全部属性。

推导如下：

我们用表示物质资本，用表示人力资本，假定将所有的资本只分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两个部分⑷，则资本为，用表示物质资本所占的比例，用表示人力资本所占的比例，则有：

（2）

假定注册资本不变，我们用表示。

假定在创业时，只有A、B两人，A投入资本，但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就是说，A是一个纯粹物质资本的所有者；相对地，B只投入人力而不出资，即，B是一个纯粹的人力资本所有者。

本文不考虑法律的问题，即不考虑如何操作的问题。假定A投入全部的资金，但只占有一部分的股份，设为，而B不出资但占有另一部分的股份，设为，显然。

如果这个企业永远维持现状，也就是说，永远只有A和B两人，那什么问题也没有。问题的关键是，随着企业的发展，必然会有新的员工进入，比如说C。

如果C不需要股份也能很好地工作，那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问题是，C也是一个和B一样的人，需要有股份的激励。于是，C也要占有股份，设为。不可能来自，因为如果要B从自己的股份中无偿让出一部分给C是不可能的，这不符合经济学中理性人的假定。所以只能是A无偿让出。为什么说是无偿让出，因为我们假定C和B一样，是纯粹的人力资本所有者，也就是说，C是没有钱购买A出让的股份的。所以，只可能来自，也就是说，只有作为纯粹物质资本所有者的A无偿出让一部分给C，目的是为了使C更加自觉地、努力地工作，减少对C的监督成本。于是，A的股份比例就从变为，同样地，有

（3）

显然有

（4）

也就是说，A所占的股份比例下降。

如果企业不断发展，劳动力数量为，假设纯粹物质资本所有者为1，纯粹人力资本所有者为，并且假定每一个纯粹的人力资本所有者都占有股份，则有：

亦即

（5）

如果员工人数n无限增加，则有：

也就是说，如果人力资本可以像情况3这样无偿地得到股份而且可以继承和转让，那么，物资资本股份的比例就会不断下降。

设想一家百年老店，每一代劳动力都占有股份，而且这个股份可以继承和转让，那么，几代下来，物质资本所占的股份比例也许就缩小到一个很小的比例。而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固然重要，但如果离开了物质资本的投入，也很难发展起来。但是，如果人力资本不断“侵蚀”物质资本的股份，那又有谁愿意投入物质资本呢？

所以，第三种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便发生，也不过是像有些国有企业那样，以改革为名而侵蚀、转移国有资产的一种方式罢了。

五、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人力资本的“生命有限性”，纯粹人力资本并不能转化为股份，因为如果纯粹的人力资本可以转化为股份，并具有股份的可转让性和继承性，那么，与人力资本相对应的物质资本的股份比例就会不断缩小，而这是物质资本所有者所不能接受的，因而不可能在物质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形成一个稳定的合约。所谓“管理层持股”、“员工持股”，不过是以下两种形式的一种：要么是物质资本股份的另一个版本，要么是对员工应得收入的一种补偿方式，或者，是因为采取股权激励后所节约的监督成本或所增加的企业收入的一部分的转移支付。

本文只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个初步分析，还需要对相关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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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yHumanCapitalCanNotGainEquitiesRights?

HUWei-qing

(SchoolofEconomicsandBusinessManagement,ChongqingUniversity,Chongqing,400044

DepartmentofEconomicsandManagement,Chongqi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Chongqing,400050)

持有范文篇9

一、证券持有体系的变迁和基本模式

在证券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前提是有相应的证券，但投资者对于拥有的证券通过什么方式持有，也就是证券持有方式，在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发育程度的市场上却不尽相同的。从总的过程来看，证券持有可以分为两种，即直接持有方式和间接持有方式。

（一）直接持有证券方式

这是一种较传统的持有证券的方式，即投资者直接持有证券，表明拥有证券所有权，而证券发行人能够直接知道投资者是谁，因此确认投资者的所有者权益。所谓的直接，是指不需要通过其他的中间机构就能够表明证券所有权的归属和权益享受，这是区别于间接持有方式的重要一点。直接证券持有，根据证券是否进行了无纸化和托管，在持有方式上有些不同，但原理基本一样的。

1、证券未进行托管：证券未进行托管时，证券主要形式是有形凭证。对于不记名证券，持有人就是投资人，可以凭证券享有相应权益；对于记名证券，其证券投资人是在证券发行人发行登记簿载明姓名的人。在直接持有方式下，发行人可以容易地知道谁是投资者，而投资者对于证券权益体现为直接的所有权形态。

证券直接持有体系在证券权益的确认方面比较简单，但是相对来说证券的转让和清算手续就比较烦琐。要么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要么为了一笔交易费时费力地去发行人的登记簿上变更登记。随着证券交易量的扩大和全球交易，原有证券清算、结算体系远远不能适应巨大的交易量以及带来的记录变更工作，以至于在华尔街产生了所谓的文书工作危机。

2、证券进行托管：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应用使得文书工作得以缓解。既然交易和清算速度快了，证券本身如果还像以前那样需要移动交付才能表明交易成功，那么在这个最后一步上速度还是没有大的改进。怎样才能使证券本身不流动同时保证清算结算正常进行呢？证券界的精英们聪明的脑袋没有闲着，他们认为提高效率的一种办法是将所有的证券都存管在一个机构中，通过转账方式来改变其所有权，使所有的交易后的清算、结算都在同一个机构内发生，实现证券处理的非移动化和无纸化。CSD根据清算结果和指令，通过对开立在CSD的需要清算的帐户进行借记或者贷记，完成证券结算和登记变更过程这种设想的实现就是后来证券界普遍使用的中央证券存托组织机构（centralsecuritiesdepositories，下面简称CSD）。

从各国CSD帐户开立的情况来看，如果每一个投资者在CSD直接持有一个证券帐户记录（不管投资者是否通过中介进行证券交易），那么证券发行人可以容易地知道哪些人是其发行证券的投资者（中央托管机构根据投资者账户记录，按照与发行人的协议向发行人提供名录）。这与在有形证券情况下通过变更发行人簿记来表明证券权益转变在本质上是一种模式，但更有效率。

但如果不允许每一个投资者都在CSD持有证券帐户或者分帐户记录，而只是允许那些与CSD有托管合同关系的机构在CSD开立有帐户，那么投资者只有通过在中介机构开立的证券帐户持有自己投资的证券。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对持有结构中的某些制度性创新，间接证券持有体系被设计出来，并成为现今国际证券市场上证券持有的主要方式。

（二）间接持有证券方式

所谓间接，是指一种从投资者到发行人之间存在一个以上持有层次的制度安排，投资者与CSD以及发行人不存在直接联系。间接的证券持有，简单地说，是指投资者通过在某一中介机构开立的帐户持有证券，这个机构本身处于一个多层次的证券持有系统中，按照这种持有系统：在证券发行人处登记为证券持有人的只是处于这个证券持有体系最顶层的机构，而非投资者本人；投资者开立有帐户的中介机构在位于其上层的其他机构那里以自己的名义开立证券帐户，在混同（commingled）的基础上为所有客户持有证券。

下面按照层次来分析这种间接持有系统的一般形态（参见图例）。

1、处在这种间接证券持有体系顶层的机构是具有中央证券托管功能的机构或公司（即CSD），在其处存管有大量的由不同发行人发行的证券。在实际中，CSD的功能可能同时与中央证券、结算、清算和登记功能组合在一个机构之中。

重要的是，在发行人的证券发行登记簿上，证券持有人的名称是CSD这个机构的名称或是其别名，而不是具体投资者的名称，这与直接持有方式是一个大的不同。有时候具有CSD功能的机构不使用自己的名称，例如美国的CSD是托管信托公司（theDepositoryTrustCompany，DTC，），是世界上最大的证券托管公司；据统计，纽约证交所上市公司股票的83%和91%的企业债券的登记持有人是CEDE&Co，这是DTC在证券持有登记时的别名。

2、在间接持有体系里，处在CSD之下的是一些在CSD持有证券帐户，与CSD有直接的托管合同关系的金融证券机构、证券经纪人、区域性的证券托管人以及其他从事证券投资之类的中介组织（intermediaries），通常这些中介被称作CSD的参与人。他们在CSD开立有证券帐户，不管证券是谁投资的，在CSD所开立的帐户登记的证券持有人都是这些中介机构，不是最终实际投资者。而且，这些参与人在CSD开立的帐户下面并没有开立投资者名义的分类帐户，因此无法反映出参与人帐户内证券的实际投资人是谁。

CSD参与人自身还会有客户，这些客户（投资者和中介机构）只能在CSD参与人处开立证券帐户，由CSD参与人替自己存管证券。同时，间接持有方式的惯常作法是，对于客户持有的同一种证券，在本机构内设立一个该证券的总帐户，在混同基础上记录所有客户的证券，然后这个总帐户下设立该客户名义的分帐户，记录以该客户名义持有的证券数量。

例如，美国DTC有600多个参与人，主要是各类证券经纪机构、银行和区域性证券托管人。Euroclear则有近2000个参与人，来自近一百个国家。这些参与人基本上涵盖了世界上主要的证券中介机构，不仅使得证券业务国际化，而且由于间接持有体系的自身交易特点，极大地分担了在直接持有方式下中央托管机构帐户变动的工作。

3、CSD参与人的客户某些可能是从事证券经纪等中介服务的机构，那么这些机构仍然拥有自己的客户群体，客户在这些机构内开立证券帐户。这时，帐户的开立、证券的混同以及帐户持有人名义等方面需要遵循的惯常作法与在CSD参与人处开立帐户时的相同。因此，从结构上来看，处于间接持有最底层的证券投资者与发行人和CSD之间的层次可能是很多的，形成一种金字塔式的持有形态。

从上往下看，发行人只需要与CSD打交道，CSD与其参加人（主要是大的中介机构）打交道，CSD参加人与下一级的中介打交道，最后是某一个具体的中介机构与自己的客户（证券投资者）打交道。

从下往上看，投资者不但不会出现在发行人保有的证券持有人记录上，也不出现在CSD的证券记录或者帐户之中，也不出现在与其没有直接关系的上层中介的证券帐户记录上，只是在自己的直接中介机构处在某一种证券下面保有一个分帐户；同时他们也不拥有证券凭证本身。因此，在这样一个典型的间接持有体系中，投资者的权益完全依赖于他在直接中介处开立的证券帐户，而且由于帐户的混同记载，其也无法向上一层中介主张权利。

相对于直接持有体系来说，间接持有体系，辅之于计算机技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以及与清算结算方式相配套作用，在交易量巨大的国内和国际证券市场上，能够提高证券结算、登记的效率和安全性，比较有效地解决证券交易、清算以及登记后最后一步问题。因为，只要通过帐户的变动，无需交付证券凭证，也无需在发行人的登记簿上变更，交易过程就可以完成，降低了流通中的丢失/偷盗等风险，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率；辅之于银货对付（deliveryversuspayment，DVP）的证券与资金清算方式的日益流行，减少了证券和资金交收时间不一致产生的信用和流动性风险，也适应了证券交易电子化和国际化的趋势，因此越来越多的运用。根据有关报告，现在世界上大多数的证券通过这种间接体系持有。公务员之家

下面以一个例子简要说明在一个间接持有系统内部的证券过户：如果两个投资者（例C-1，C-2）都是某一个中介机构的客户，他们之间就某一证券买卖达成了交易，那么只需要由这个中介（中介B-1）相应地在其客户（C-1，C-2）的帐户上贷记和借记就可以了，不需要在CSD或者证券登记人变动，也不在需对上一层次的中介机构（中介A-1）的此证券帐户作任何变动。如果两个投资者分别通过不同的中介进行交易（C-1与C-3），那么转让就稍微复杂一些，那就是需要找到两个投资者的中介机构（B-1与B-2，或者上层中介机构）都开立有帐户的中介机构（图例中为中介A-1，在一些情况下也可能是CSD了），由这个中介（A-1）在下层中介机构（B-1与B-2）持有的帐户上作相应的借记和贷记，然后相应的对再下一层中介的帐户作借记和贷记，最终在客户（C-1，C-2）的帐户上贷记和借记，完成过户。

应当注意的是，证券托管和证券清算、登记等系统在很大程度上紧密联系，他们集中化和国际化的要求和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在近十年来，一些国家范围的证券登记结算和托管机构以及国际证券托管清算结算中心系统纷纷建立或者加强，也反映了这种趋势。例如1999年，美国DTC与美国全国证券清算公司合并成立了存券信托与清算公司（thedepositoriestrust&clearingcorporation，DTCC），完成了国内清算托管的一体化。

二、我国的证券托管和持有体系简述

我国已经实现了证券发行、交易的无纸化，也实行了证券的中央存管，并且清算、结算、登记和托管机构合为一体，但是从法律上面来看还存在着模糊性。

以《证券法》为例：第148条规定的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的职能包括“证券帐户、结算帐户的开立”、“证券的托管和过户”；第104条规定，“投资者应当在证券公司开立证券交易帐户”，从语言上不清楚第148条是否要求登记结算机构为投资者办理开户，还是仅为证券公司开立。第138条规定，“证券公司办理经纪业务，必须为客户分别开立证券和资金帐户，并对客户交付的证券和资金分帐管理”，证券公司为客户开立证券帐户，不清楚是不是表明也有托管职能。第150条规定，证券持有人所持有的证券上市交易前，应当全部托管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该条指示规定证券持有人所持有的证券应当托管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并没有规定应该由证券持有人还是其他人将证券持有人所持有的证券全部托管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因而，从法律规定上看，我国法律里的证券托管关系规定还是不清楚的。

由于历史发展的原因，我国曾经有两个分离的登记结算分公司，采取的清算结算方法不尽相同，在证券托管方面的作法也存在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证券市场清算和托管的统一化进程。原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作为上交所的CSD，对于投资者的证券实行直接托管，因此与投资者在托管法律关系上只有一个层次，投资者证券持有方式更类似于直接持有。原深圳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作为深交所CSD，在1996年以前实行集中清算和分布式登记的模式，1996年5月后同时管理证券商证券总帐以及证券商属下投资者的明细帐，趋向于直接持有的特征。但是，深圳登记公司虽直接保有投资者帐户，也保留了券商托管制度，由券商而不是登记公司对投资者的证券进行托管，投资者只能在其托管商处买卖证券，又具有间接持有的某些特征。2001年底，中国证券登记结算业务的集中统一迈出实质性的一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承接上海证券中央登记结算公司和深圳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业务。

持有范文篇10

关键词：基金持有人；诉讼机制；集团诉讼

证券投资基金是一种集中投资、专家理财、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证券投资方式，即通过发行基金单位，由基金托管人托管，基金管理人管理和运用资金，从事股票、债券等金融工具的投资，并将投资收益按基金投资者的投资比例进行分配的一种间接投资方式。已为中小投资者提供了一种联合协作获取投资收益的工具。

像其他经济组织一样，投资基金也存在投资者与管理人之间潜在的利益冲突，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投资基金中的利益冲突比其他经济组织更加尖锐。这是因为，基金投资者的投资量、收益份额、投票权在整个基金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他们所能获得的信息量也很少。另一方面，投资基金产业的特殊结构决定了在一些重大事项上，基木上完全由基金管理人决定，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投资者的利益冲突变得不可避免。而这种利益冲突的有效解决则取决于是否能够建立完善有效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诉讼机制。

1构建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诉讼机制的必要性

我国证券基金市场随着中国股市的火爆而迅猛发展，但与此同时，与庞大的证券投资基金市场相适应的诉讼机制并没有确立。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投资者诉讼方面所存在的不足，与国外相关制度存在着较大差距。因此，应建立证券投资持有人诉讼机制，以适应当前的实践需要并减少和国外的制度差距。

法律的可诉性是为法律文本的脉搏，可以激活法律条文的生命。如果缺乏司法的救济，一切制约都是软性的，就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而言，基于信托法律关系的要求，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享有以知情权为基础的监督权，而持有人大会则是持有人行使监督权的基本方式和重要场所。因此应当赋予基金持有人民事诉权，作为他们抵抗基金管理人的最后一道防线。《证券投资基金法》规定基金持有人有权对基金管理人损害其合法利益的行为依法提起诉讼。这表明我国立法已经赋予持有人广泛的诉权。引起诉讼的情事很多，如管理人未尽信息披露义务、发生关联交易行为等等，给基金持有人的利益造成损害的，基金持有人均有权利提起诉讼，请求损害赔偿。但是由于投资基金纠纷有受害人数众多且多为小额损失受害人的特权利。

因此，基金纠纷诉讼的模式选择至关重要，合理的诉讼模式，有利于节约成本，使持有人真正享受到司法救济的保护。在证券市场，通常存在个人诉讼(DirectAction)与集体诉讼((ClassAction)两种模式。由于证券纠纷的一般受害人数量非常多，由个人分别单独提起诉讼难度很大。而集体诉讼模式可以大大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体现了对群体性纠纷的有效救济，因此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2在我国构建证券基金持有人集团诉讼机制的可行性

基金市场一旦发生管理人员违规操作侵害投资者权益，牵涉的受害者将成千上万或者更多，其中散户型持有人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就导致一般的集体诉讼制度无法应对这类纠纷给诉讼带来的巨大困难。相比较代表人诉讼、选定当事人诉讼而言，集团诉讼制度是更为适于解决基金纠纷的一种诉讼机制。一旦达成和解或得到法院的判决，所有参诉的成员(甚至包括未参诉的受害者)都不可以再以同样事由对被告方提起诉讼。

(1)集团诉讼中牵头原告的适格条件较代表人诉讼中的代表人及选定当事人诉讼中的选定当事人要宽松。代表人与选定当事人一般都要求由全体成员选举产生。在当事人人数不是太多的时候，这种方式尚可行，但在受害者数量庞大的情况下，集中全体成员的意见并须达成一致有相当的困难，导致代表人与选定当事人的确定常常会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和物力。而集团诉讼中，由法院挑选最合适的原告代表诉讼(一般情况下采用先入为主的方法)，其他当事人(将成为缺席原告，AbsentMembers)对该牵头原告的接受适用默示授权的原则，这样就节省了大量成本。

(2)集团诉讼的诉讼主体容纳空间大于代表人诉讼制度与选定当事人制度。无论是人数确定的代表人诉讼还是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实际上都是一种封闭状态，那些因为未获得消息而未能进行登记的受害者被排除在诉讼程序之外，因此，对诉讼主体的容纳是有限的。在对诉讼主体的容纳性方面，集团诉讼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集团诉讼的结果(和解或法院判决)之约束力及于全体的受害者。那些对诉讼甚至自身利益受损的事实都毫无所知的受害者同样可以享受到胜诉带来的利益。从另一个角度讲，它能对受害者最大限度地涵盖，有效地避免了重复诉讼以及由重复诉讼带来的一系列弊病:对社会成本与投资者个体成本的无端耗费、造成同一案件结果不一致的现象等。

(3)集团诉讼特有的退出机制体现了意思自治的原则，兼顾了少数受害者的利益。集团成员可以选择在法院公告期间或和解阶段申请退出集团诉讼，据此可以不受诉讼结果的约束。这一退出机制的实行，实质上是对集团诉讼在诉讼主体自动包容机制方面的一种必要的修正，兼顾了一般性与特殊性，既保护了大多数受害者利益，又体现了对少数派意志的尊重。

3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持有人诉讼机制的具体构建

3.1具体诉讼程序的构建

（1）原告确定程序。法院在决定受理案件之后，即应对该诉讼事实进行公告，以保障更多的受害人直接参与到诉讼程序中来。法院依照职权选择最合适的当事人担任首席原告。首席原告资格的获得与保持适用默示授权原则，即只要其他原告没有在法院公告期间明确对首席原告的人选提出异议，该首席原告的资格就有正当性。

（2）法院审查程序。法院应当对案件的各方面进行确认，主要是对本案是否适用集团诉讼模式以及首席原告的资格是否具有正当性进行审查。由于集团诉讼关涉甚巨，其启动与否应当谨慎行事，稍有差池便会造成司法资源的巨大浪费。法院的主动审查可以在源头上将这种危机化解掉。

（3）和解或判决程序。当事人之间可以达成庭外和解，而不进入判决阶段。事实证明，在集团诉讼中，和解往往是十分有效的一种解决机制。1998年超过百万的纳斯达克投资者从JP摩根、美林证券、万全证券等华尔街28家知名券商处，获得了10亿美元的巨额赔偿，该宗集团诉讼的案件就是以和解结案的。但需注意的是，和解不应当成为必经程序。

（4）成员退出程序。成员选择退出集团诉讼，必须以明示的方式进行，并且只能在和解阶段结束之后、判决之前作出。这样规定的目的在于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法院公告阶段与审查阶段赋予受害人退出集团诉讼的权利自然是为了尊重受害人的自主选择;而之所以规定集团成员可以在和解阶段行使退出权，是为了防止首席原告与被告进行协商达成的和解事项侵害其合法权益。

对首席原告滥用权力的制约：

实践中，常常出现被告贿赂首席原告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首席原告可能会在利益的驱动下，滥用其他集团成员的信任，与被告达成侵害全体原告的和解协议。对这一情况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加以防范。(1)首席原告与被告达成的和解协议必须公开。不仅协议的内容应当向全体原告公布，而且和解的整个过程也应当最大程度地透明化。缺席原告可以选择退出集团诉讼，也可以在法院进行的和解审查过程中表达对和解协议的意见，或者提出更换首席原告的人选。

(2)法院应当对达成的和解进行审查，主要是调查首席原告是否有与被告合谋侵害其他原告利益的情形。在审查阶段，法院应当广泛听取缺席原告的意见。审查完毕，如没有上述情形存在，则批准该和解协议;否则，则认定该协议无效，由此可以引起重新和解或直接进入判决阶段。必要的时候，还可以取消现任首席原告的资格，另作他选。

3.2律师费用的负担

在普通诉讼中，各方诉讼当事人各自承担自己的律师费用。然而在集团诉讼中，由数额庞大的原告共同分担律师费，实际操作中存在困难，而由首席原告独自承担巨额的律师费用有失公平，只会导致无人愿意担任首席原告的现象。美国实务界实行的“成功酬金”制度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原告可以不预付律师费用，或是由首席原告垫付部分费用。待胜诉或是达成有利和解之后，从所获赔偿金中支付律师费用;如果败诉，则原告不承担支付律师费的义务。在该制度中，律师实际上代替原告承担了败诉的风险，有利于鼓励权益受到侵害的基金持有人积极通过诉讼程序寻求司法救济。

3.3积极发挥基金持有人大会在诉讼中的作用

基金持有人大会作为基金持有人行使对管理人监督权的重要组织，理应在基金持有人诉讼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积极推动基金持有人诉讼的提起。一般说来，散户型基金持有人因为管理人的违规操作受到的损害都是小额的，因此缺乏提起诉讼的动力，更由于不愿投入过多的时间精力、怕受诉讼之累等心理的存在，散户持有人怠于行使诉权比较常见。基金持有人大会可以通过决议对管理人提起诉讼，并可以选出人选负责此事务，其所需费用由持有人大会的会费中支出。

（2）监督首席原告的诉讼行为。首席原告的人选是由法院依照职权确定的，不过应当允许持有人大会向法院推荐候选人，而法院一般也会乐于采纳持有人大会的建议。持有人大会（可以选出监督上作的负责人)应实时监督首席原告的诉讼行为，一旦发现牵头原告有与被告之基金管理人合谋损害广大基金持有人利益的情形，可以通过大会决议更换该牵头原告，并向法院提出申请。法院经过调查认定确有上述合谋行为，如无正当理由，即应当采纳基金持有人大会的建议、更换牵头原告。

（3）应当承担起传递诉讼信息的责任。在集团诉讼中，很难保证原告都能充分获取到诉讼信息，而在例如法院公告阶段，信息的获取是相当重要的，关系到受害人是否能够知道案件诉讼这一事实进而能否亲身参与到诉讼中来(当然，大多数的基金持有人只能成为缺席原告)。虽然，法院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使消息的传播范围尽可能地广，但鉴于基金持有人大会与基金持有人的密切联系，通过持有人大会传递诉讼信息能够大大节省成本、提高效率。

参考文献

［1］赵开辉.开放式基金理论、实务与投资［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1.

［2］石少侠.论股东诉讼与股权保护［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402.

［3］陈志武.证券集体诉讼在美国的应用，证券法律评论，总第2期［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