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范文10篇

承认范文篇1

大多数人都有在沟通中掩饰其本身弱点的习惯，其实这并不是为对方所喜欢。特别是在作自我推荐时，对方接见你就是想了解你的真相，所以你说的话一定要让他深信不疑。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

在向对方推荐自己时，把自己说得过于完美，反而会引起对方的不信任。倒不如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弱点，让对方更加全面地了解自己，这样他会觉得你更加真诚可信。一位大学刚刚毕业的学生在向用人单位负责人介绍自己的情况时首先就说：“由于我平时喜欢打球，所以我的成绩并不怎么好……”结果，有些成绩比他好的学牛未被录用，而他却被录用了。当然他可能因具有其他一些长处而使用人单位感兴趣，但是他自我推销的技巧却是可以让人借鉴的。

有的学生在介绍自己的成绩时总是强调自己的成绩“非常优秀”，至少要说是“全部及格”，因为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就不能毕业，面对自己的不足却讳莫如深。而他却能坦率地承认自己的成绩“并不太好”，这就给对方留下了真诚、可信的印象；而说自己“平时喜欢打球”，实际上向对方暗示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因而身体素质不会差，这正是用人单位所关心的问题。总之，他的这种自荐技巧为他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人际关系名言录

要积极得有耐性。

承认范文篇2

关键词：基本权利；生命权；承认义务

古往今来，生命一直被认为是人所能拥有的最宝贵的财富，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否认生命的价值。自21世纪以来，学术界一直高度重视生命权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学界对生命权研究的热情似乎并没有带动现实中对生命权价值的认知度提升。2015年“东方之星”号客轮倾覆事件发生后，大批网友在事故原因尚无定论的情况下质疑船长的侥幸逃生，认为船长应该“与船共存亡”。还有网友引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船长殉职的片段对“东方之星”号船长进行讽刺。这些言论表面上看是对可能存在的失职行为的愤慨，背后体现的却是生命权意识的缺失，是将生命权伦理化、义务化，全然忽视了生命权的法律属性。在人权、法治思想日益普及的今日，仍然存在为数众多的忽视生命权价值、践踏个人生命权的事件，这不禁让有责任心的法律人反思我国宪法中生命权条款缺失的现状。这种缺乏可能导致国家对生命权的义务含糊不清，导致行政部门忽视与保护生命权有关的工作，也可能导致民众对于生命权缺乏正确、必要的认识。基于此，学界早已有对生命权入宪必要性、可行性以及规范内容的研究。已有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现实需求等因素来论述生命权入宪的必要性，还没有从国家对生命权的承认义务角度进行的专门研究。那么，国家对生命权是否具有承认义务？国家对生命权的承认义务以何种方式实现？本文以世界各国宪法文本为基本素材，力求探明上述问题的答案。

一、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承认义务

通过对多个国家宪法文本的对比可以观察到，国家对基本权利负有承认、尊重、保障这三种主要义务。例如我国宪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就明确了国家对于人权负有尊重和保障的义务。尊重义务要求国家对基本权利主体自由行使权利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和不作为。保障义务要求国家努力推进基本权利在现实生活中的落实。不少国家的宪法文本中对这两项义务进行了明确规定。比如1946年《日本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国民的各项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利，在立法及其他国家事务上都必须受到最大的尊重。1947年《意大利宪法》第二条规定，国家确认和保障确认和保障表现为个人或作为社会团体成员时的个人之不可侵犯的权利。在宪法中规定国家负有基本权利的尊重和保障义务对于各项基本权利的实现意义重大。然而如果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某项权利，那国家的尊重和保障义务就有可能失去了落脚点。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国家对于该项未列举的基本权利就不负有尊重和保障的义务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因为国家对于基本权利还负有承认义务。承认义务意味着国家对于符合基本权利属性之权利，无论宪法是否明确规定该项权利，国家都应当承认其具有基本权利的性质和效力。有的宪法文本正面规定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承认义务。比如2007年《泰国宪法》第二十七条：“权利与自由，无论是本宪法以明示或漠视的方式承认者，还是依宪法法院之判决承认者，均应受到保护……”还有的国家通过反面规定的方法确立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承认义务。比如1789年《美国宪法》第九条修正案、1948年《韩国宪法》第三十七条以及2010年《吉尔吉斯宪法》第十七条，均原则性规定了宪法未列举某项基本权利，不得视为否定该项基本权利。无论是从正面规定还是从反面规定，宪法文本中的承认义务条款都使得列举的和未列举的各项基本权利能够以该条款为管道，进入宪法的保护范围并得到国家的尊重和保障。实际上，无论宪法中是否明确规定了国家对基本权利的承认义务，都不影响国家负有该项义务。试想如果一个国家不承认基本权利，它又如何能够尊重和保障基本权利呢？所以说承认义务是作为尊重和保障义务的前提而存在的，是尊重和保障义务的必要条件。当然，国家承认某项基本权利之后，该项基本权利是否能在现实中真正得到尊重与保障也未可知，这属于规范与事实间的裂隙问题，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二、生命权的基本权利属性

既然国家对于基本权利有承认义务，那么生命权是否具有基本权利属性呢？1.生命权发展的历史考察。洛克（JohnLocke）是最早论述生命权的思想家之一，他认为在自然法之下人类拥有三大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那就是生命、自由、财产。洛克认为即使进入到政治社会当中，生命权依然对国家权力具有拘束效力。国家权力，尤其是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立法权，对人民的生命没有专断的权利。可以看出洛克认为无论在自然状态下还是政治社会中，生命权都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洛克对生命权的论述虽然属于学理层面，但其思想对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部成文宪法典《美国宪法》产生了重大影响。《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采纳了洛克的权利思想，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从而完成了生命权从理论向规范的演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吸取二战惨痛教训的基础上，生命权作为人的基本权利开始逐渐被大多数国家的宪法所承认。并且生命权开始从国家保障向国际保障扩展。时至今日，无论是联合国的人权文件，还是各区域性组织的人权文件，都将生命权作为最基本的、纲领性的人权予以承认和保障。可以说生命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历程足以确立其基本权利地位。2.生命权的基本权利性质。根据学界通说，基本权利的性质主要包括固有性、绝对性（不可侵犯性）、普遍性。固有性意味着基本权利是人所当然拥有的权利，而不是宪法或君主或其他权威所赋予的。之所以要承认基本权利的固有性，是因为如果基本权利是由其他某种人本身之外的权威所赋予的，那这种权威也就当然可以任意损害、剥夺人的基本权利。人的生命为人所固有，而非其他权威所赋予，这是自然的事实。所以，人随着其生命开始而享有生命权，任何权威都不能否定这一点。绝对性意味着基本权利具有最高价值，只能被视为是绝对的目的，而不能被视为是用来完成其他价值的工具或代价。生命权的绝对性体现在生命本身的神圣和不可替代当中。生命神圣论认为人的生命是最神圣的、无价的，一切以人的生命为最高目标。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每个人的生命对他自己来说都是不可替代的，既没有办法长生不死，也没有办法死而复生。康德（ImmanuelKant）曾经深刻地指出生命是“没有什么法律的替换品或代替物”，因为没有什么东西类似于生命。正是基于对生命权绝对性的认识，死刑制度受到了越来越强烈的挑战和质疑，废除死刑或停止执行死刑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纳。普遍性意味着享有基本权利与种族、性别、身份等方面的差异无关，并且无论现实上是否享有基本权利，都不影响该基本权利在理念上被承认。基本权利的普遍性是一种思想理念，并不意味着基本权利的保障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皆获得实现。生命权的普遍性在于只要是自然人无论是本国公民还是外国人和无国籍人，都同等地享有生命权。3.生命权的理论基础。有学者分析了生命权的理论基础，认为生命权之所以成为一项基本权利不是例外，而是在坚实的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具体来说包括：生命神圣、人的尊严、自然权利、自由主义。生命神圣和自然权利前文有所阐释，不再赘述。自由主义是一种强调个人自由至上并以坚定不移的限制政府权力为指导原则的思想理论。1789年《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从中可以明显感受到自由主义的限制政府权力的意图。如果说生命神圣、自然权利、自由主义主要构成了生命存在权的理论基础。那么人的尊严就主要构成了生命安全权、生命自主权的理论基础。人的生命安全如果时刻受到外部环境的威胁，将使得人的心理无时无刻不处于紧张恐惧的状态，也就谈不上有尊严的生活，故此基于人的尊严的要求，国家和社会必须努力为个人营造安全的生活环境。当生命负担着难以承受的痛苦，并且即将面临终结的时候，此时赋予当事人一定的生命自主权，也是源自于人的尊严理论。

三、国家对生命权承认义务的实现方式

在确认了生命权的基本权利属性之后，国家对生命权的承认义务也就得到了确认。实际上，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通过各种方式承认了生命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各个国家对生命权承认的方式有所不同，将生命权纳入到宪法文本当中予以承认的占绝对多数。还有的国家虽然在宪法文本中未涉及生命权问题，但通过宪法审判机构的判例承认了生命权，或者通过国际条约承认生命权。1.通过宪法文本承认生命权。有学者统计“截至2010年4月底，在联合国192个会员国中，共有161个国家的宪法以各种方式规定了生命权。”2011年南苏丹成为了联合国第193个会员国，在当年制定的《南苏丹过渡期宪法》中规定了生命权与人的尊严：“人人都享有固有的生命、尊严和身体完整的权利，这些权利受到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在宪法文本承认生命权，是较为普遍的做法。在宪法文本当中承认生命权可以分为直接承认与间接承认两大类，有些宪法文本中仅规定了生命权的直接承认，有些则只规定了间接承认，还有些二者兼具。第一，直接承认。直接承认是将生命权直接写入宪法总论或基本权利部分予以规定。直接承认又可以分为两种模式：第一种模式规定享有生命权的主体。1949年《德国基本法》第二条：“每个人都享有生命和身体完整的权利。”1982年《加拿大宪法》第七条、1982年《土耳其宪法》第十七条、1996年《南非宪法》第十一条、2007年《泰国宪法》第三十二条都有类似的规定。1992年《乌兹别克斯坦宪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生命权是每个人不可动摇的权利。侵犯生命是最严重的犯罪。”这一类的规定具有宣誓的意味，体现了生命权的固有性、普遍性。第二种模式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生命权。1946年《日本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对于国民的生命权，在立法和其他国政上必须给予最大的尊重。1992年《以色列基本法：人的尊严与自由》第四条：“人人有权获得生命、身体与尊严之保护。”1985年《危地马拉宪法》第三条：“国家保障和保护从孕育起的人的生命、身体完整和安全。”《危地马拉宪法》的规定比较特殊，特别强调了人的生命从孕育时起就受到宪法上生命权条款的保护，也就是保障胎儿的生命权。在世界范围内观察，将胎儿生命权的保护直接纳入到宪法当中规定的国家不多。第二，间接承认。间接承认生命权的宪法条款不使用“生命权”的表述，但通过规定不得随意剥夺生命、剥夺生命的例外情形、废除或者限制死刑来间接承认生命权。第一种模式规定不得随意剥夺生命。比如上面提到的1789年《美国宪法》第五条修正案。还有1949年《印度宪法》第二十一条：“除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外，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和人身自由。”1990年《新西兰宪法》第八条、2005年《伊拉克宪法》第十五条、1987年《菲律宾宪法》第三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做此种规定的国家，受到英美法影响比较深，主要强调对国家剥夺生命权力的限制。第二种模式规定了剥夺生命的例外情形。1964年《马耳他宪法》第三十三条：“除为执行法院依马耳他法律而就刑事犯罪所作的死刑判决外，任何人不得被故意剥夺生命。”非洲国家津巴布韦、塞拉利昂，美洲国家牙买加，大洋洲国家萨摩亚、瑙鲁等许多国家的宪法中也有类似规定。第三种模式规定废除或者限制死刑。死刑是对罪犯生命权的彻底剥夺，它与生命权问题息息相关。基于人权思想的普及、刑罚理论的完善以及国际社会的敦促，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为数众多的国家在宪法中明确规定废除死刑制度。1966年《乌拉圭宪法》第二十六条：“不得对任何人适用死刑。”1974年《瑞典宪法》第二章第四条：“从今以后没有死刑。”2015年《尼泊尔宪法》第十六条：“每个人都享有尊严地生活的权利，任何法律不得规定判处任何人死刑。”2.通过宪法判例承认生命权。在建立了宪法审判制度的国家内，即使宪法文本没有关于生命权的明确规定，其宪法审判机构也可以通过宪法判例的形式承认生命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在宪法文本规定了生命权的国家，宪法审判机构可以通过判例对生命权的主体、内容等进行扩展。第一，通过判例承认生命权。1948年《韩国宪法》没有规定生命权，在其后的历次修宪中也未加入生命权条款。但是韩国宪法法院在1996年的死刑制度合宪案中承认了生命权的基本权利地位。法院判决认为“人的生命是宝贵的，它是有尊严的人类存在的根源，有些生命权虽然没有具体规定在宪法典之中，但它作为人类生存本能和存在目的的基础，是一种自然法上的权利，构成宪法规定的基本权的前提。”本案中法院首先承认生命权的基本权利地位，随后又指出生命权属于宪法规定的法律保留对象，死刑制度要接受比例原则的审查。虽然审查的结果是死刑制度合宪，但不影响生命权成为一项宪法上隐含的基本权利得到承认。第二，通过判例扩展生命权内容。通过判例扩展生命权内容，实际上也是对生命权扩展部分的承认，因此也有必要纳入到本文的考察范围中来。例如对胎儿是否属于生命权的主体，在学界存在广泛的争议，这主要是因为胎儿生命权与孕妇的自我决定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目前还没有定论。对于争议问题，宪法一般不予明文规定。德国作为世界范围内最成熟的宪政国家之一，通过判例的形式肯定了胎儿可以享有宪法上的生命权。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75年的第一次堕胎判决中指出“作为独立的法益，在子宫内孕育的生命受到宪法的保护。”这一判决扩展了《德国基本法》第二条规定的生命权内涵。3.通过国际条约承认生命权。有的国家在宪法文本中没有直接承认生命权，但通过确认国际条约的效力承认了生命权。例如1991年《罗马尼亚宪法》第二十条：“对有关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宪法条款的解释和适用须与《世界人权宣言》和罗马尼亚为一方当事国的其他条约和协议的规定相一致。在罗马尼亚为一方当事国的关于基本人权之条约和协议与国内法出现不一致的情况下，国际规则优先适用，除非宪法或国内法包含更为有利的条款。”罗马尼亚在1974年批准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由于《公约》第六条明确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故此相当于罗马尼亚通过国际条约直接承认了生命权。

四、结语

行文至此，完成了对前言中提及两个问题的解答。因为国家对基本权利具有承认义务，而生命权属于基本权利，所以国家对生命权具有承认义务。而国家对生命权承认义务的实现方式有三种，即通过宪法文本承认生命权、通过宪法判例承认生命权、通过国际条约承认生命权。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直接或间接在宪法文本中规定的方式对生命权进行承认。目前，我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生命权，有学者指出我国宪法通过人权条款、人身自由条款、物质帮助权条款等建构起宪法中的生命权制度，但这毕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演，并未得到宪法文本或判例的支持。《民法通则》及《民法总则》中虽然规定了自然人享有生命权，但意旨在于防止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互相侵害，这里的生命权并不具有基本权利的属性。可以说我国目前未完成对生命权的承认义务。当然，本文仅对国家生命权承认义务进行论述，对于我国如何承认生命权，如何将生命权纳入到我国宪法的基本权利范围内，还需要更精细的观察研究与论证，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参考文献：

[1]上官丕亮.宪法与生命：生命权的宪法保障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2]王奎.生命权的概念及其入宪的必要性和价值[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7，9（3）.

[3][英]洛克.政府论（下篇）［M］.叶启芳、瞿菊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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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芦部信喜著，高桥和之补订.日本宪法（第六版）[M].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

[6]韩大元，王建学.基本权利与宪法判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7]张翔，主编.德国宪法案例选释（第1辑）[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承认范文篇3

关键词：离婚；涉外离婚；外国离婚判决

各国的主权独立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各国国内司法权归于各国自主拥有，在国与国之间订立各种设计司法判决协议之前，各国均仅对本国的判决予以承认并执行，对外国的判决一般均不予认可，而无论该判决是否涉及民事或刑事。随着时间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国之间的往来越来越多，这种交往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交往方面，也体现在各国人之间的流动之上。婚姻关系作为一个社会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其状态的稳定以及终结直接影响着当事人最为基本的民事权利。

一、离婚判决被各国承认的原因

民法系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及财产关系。自然人是民事主体最基本的单位，做为自然人的最为基本的关系之一即为婚姻关系，婚姻关系的产生为自然人之间建立起夫妻关系，从而给予夫妻关系产生诸多权利和义务。各国无不把婚姻的缔结与终止作为民法最为基本的法律关系范畴。自然人既然因婚姻关系成为夫妻双方，也因离婚而结束双方的婚姻状态，从而将双方的婚姻状态恢复到缔结婚姻之前，为各自重新缔结新的婚姻做好准备。

现今的社会早已结束了封闭自固、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人在世界各国进行着快速的流动、迁徙，从而也为不同国籍人之间缔结婚姻状态创造了条件。不仅是不同国籍人的婚姻缔结成为可能，同一国人在异国生活并缔结婚姻也很正常。同样，在国籍以外的国家夫妻双方通过司法手段解除双方的婚姻状态也成为经常出现的法律现象。

由于婚姻关系是一种最为基本的社会关系，婚姻关系的产生、存在、和终止和自然人的最基本的权利密切相关，同时婚姻关系的产生、存在、和终止一般也不会对原居住国的司法管辖产生不利的影响。在一般承认在国外缔结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各国一般也对在国外解除婚姻关系采取宽泛认同的司法态度，在不违背本国法律规范的前提下均予以认可，只不过认可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二、我国承认离婚判决的历史

早在195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波兰法院对双方都居住在波兰的中国侨民的离婚判决在中国是否有法律效力问题的复函中即明确指出：波兰法院对双方都居住在波兰的中国公民间的离婚案件所作的判决，如果在实体上和程序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都没有抵触的时候，我们承认这种判决对双方当事人在法律上有拘束力。其时，我国刚建国即对外国离婚判决采取了宽泛的对待态度。

197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一方当事人向香港法院起诉离婚对香港法院所作离婚判决我法院不予承认的复函因香港法院的离婚判决未送达对方当事人不予承认，但该复函也再次体现出我国法院对域外法院的离婚判决在不违背我国法律规定予以尊重的态度。

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效力问题的批复明确指出中国当事人一方持外国法院做出的离婚判决书，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其效力的，应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经审查，如该外国法院判决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准则或我国国家、社会利益，裁定承认其效力；否则，裁定驳回申请。裁定后不得上诉。

以上司法实践我们可以看出来，我国法院对外国/境外法院的离婚判决一直采用原则承认的态度，只要该判决未违背我国的法律规定。

三、承认外国离婚判决对中国国籍人的效力

1.在中国境外效力

在原判决国的法律效力。既然是涉外离婚判决，则离婚判决首先在原判决国生效，该离婚判决书因为该国本身就是基于其司法管辖权做出，所以原离婚判决本身即已经对当事人产生效力。该离婚判决书的效力受到原判决国的法律调整和认可，既而也就无须得到中国法院的承认。中国籍当事人凭借此离婚判决书即可以自然恢复到婚姻缔结之前之状态，简而言之可以重新缔结婚姻。

原判决国以外国家效力。双方当事人婚姻关系终止的状态是否得到原判决国以外的国家承认取决于该国是否认可该判决国判决的效力。若该国直接认可原判决国的离婚判决则无须得到中国法院的承认和认可。但是若该外国以一方当事人系中国人为由，要求以中国法院的承认判决作为该国是否承认该判决的依据，则原判决国法院的离婚判决仍需要在中国得以承认，方可以得到该外国的承认，从而也使得中国籍当事人的离婚效力延伸到判决国以外。

2.在中国境内效力

中国籍当事人因其国籍为中国，其当然受到中国法律约束，亦即受中国婚姻法规制。中国籍当事人的婚姻状态因为其判决地与国籍地的不同可能产生冲突，即一方面在判决过该婚姻的终止状态得以承认，即该当事人可以在外国基于离婚判决重新缔结婚姻；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法律却对该判决结果不予以直接承认，其后果则可能是该中国人在中国重新缔结婚姻不能得到中国法律的承认。也就是中国籍当事人无法在中国重新缔结婚姻关系。

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与我国没有订立司法协助协议的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中国籍当事人可以根据本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该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只有在中国法院做出了承认外国离婚判决的裁定之后，该中国籍当事人在中国的婚姻状态才归结于可结婚的状态。同时根据中国法律规定，若中国公民在国外缔结婚姻的。根据中国法律规定中国公民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人民法院不应以其未在国内缔结婚姻关系而拒绝受理，若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在其缺席情况下做出的离婚判决，还需要同时向人民法院提交做出该判决的外国法院已合法传唤其出庭的有关证明文件。

四、承认外国离婚判决对外国国籍人的效力

1.在中国境外的效力。

外国籍当事人只有在和中国籍当事人缔结婚姻后，其婚姻关系才有可能受到我国婚姻法管辖。所以当外国籍当事人和外国人在国外结婚后并在国外办理了离婚手续其婚姻关系没有和中国发生任何联系，也不存在需要中国法院予以承认的任何必要。

外国籍当事人和中国籍当事人判决离婚后，其在中国境外的效力和本文上述论证的相同。即在原判决国，由于该国法院对离婚的判决已经做出判决，该国的民事法律婚姻法律关系即承认其已经结束了婚姻状态，也不需要在以中国法院承认的民事判决作为认定外国籍当事人离婚状态的依据。

外国籍当事人和中国籍当事人经由外国法院判决后，在原判决国以外的国家，若该国家认可判决国的离婚判决效力，则该判决也无须得到该国家的承认。若该国家认为该离婚判决仍需要中国法院承认，则外国籍当事人仍需要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该离婚判决。中国法院做出的离婚判决在该外国的域外效力是再次确认该外国人与中国籍当事人的离婚状态。从而赋予该外国籍当事人可以在原判决以外的国家再次缔结婚姻的权利。

2.在中国境内效力。

所谓婚姻法律关系是指婚姻缔结与婚姻结束的法律关系。欲探讨外国人的是否需要在中国承认离婚判决则需要看该外国人的婚姻法律关系和中国是否存在着联系，若联系没有则根本无须探讨在中国承认该离婚判决问题。公务员之家

既然外国人的婚姻关系已经由国外的法院予以判决解除，若该外国人需要在中国缔结婚姻，因为婚姻缔结地的法律是中国法，应当适用中国法律的有关规定。若原先的配偶是中国人，则可以依据中国法律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该判决。从而该外国人在中国的离婚状态得到中国法律的认可，自然该外国人可以再次在中国缔结婚姻关系。

承认范文篇4

在政府承认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理论，其中之一就是相互承认理论。

按照相互承认理论，一个既存政府在对新政府作出承认时，新政府也同时承认既存政府，双方互为承认者和被承认者。同时，双方的承认互为前提条件，任何一方的不承认必然导致另一方的不承认。

相互承认理论的提出，突破了传统国际法理论中关于政府承认的观点，非常现实地支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外交实践，

在一些中国学者笔下被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承认法的贡献。

从相互承认理论中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既存政府反过来被新政府所承认，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否则将对国家主权平等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构成挑战。然而，除了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承认实践以外，

我们难以找到支持相互承认理论的广泛的国际实践。而且，不论是苏联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相互承认的运用都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特点，那就是同时伴随着建立外交关系的宣告。这就不免使人怀疑所谓“相互承认”其实是“相互建交”的另一种说法。

无疑，相互承认理论给国际法学说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困惑。消除这一困惑的关键，首先在于明确政府承认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对相互承认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客观的评价。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密切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承认实践，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探讨。

一、关于政府承认

（一）从概念上看，政府承认是一种主要由既存政府肯定新政府地位的行为。

承认是国际法领域中颇难定义的概念之一，因为它往往被各国政府用作外交政策的工具，来表示对国际关系新情况的同意与否，而且没有明确清晰的习惯法规则来对其详加阐述，

法律观点上的分歧非常大。多数学者的著作中均将其仅作现象描述甚至略过不提，只有少数著作进行过这方面的尝试，至于给政府承认下定义的就更少了。

政府承认一般来说发生在某一新政府以破坏国内法律秩序的方式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如内战、革命或政变。

也就是说，政府承认所针对的对象是新政府，这在绝大多数国际法著作和外交实践中都是被不假思索地作为公理来对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承认外国政府的情况也多数如此。

例外的一种情况是对长期未被承认的政府的承认，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1949年成立至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二十余年中得到了世界上相当多国家政府的承认，1971年以后更是得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政府的承认。然而，外来势力的干涉造成前中华民国政府残余在台湾地区得以保存的局面，仍然有个别国家无视事实而承认已在国际法上不复存在的“中华民国政府”，这就使得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问题在它建立四十多年之后仍未消失。在极少数例子中，出于政治上或尊严上的考虑，有的新政府也提出对既存政府的承认问题。

这种特殊的外交实践被中国的一些学者用作相互承认理论的实证依据，认为新政府同样也可以承认既存政府。但是从一般的国际法著作来看，大多数学者均倾向于认为承认是既存政府针对新政府作出的单方面行为（这从他们给承认所下的定义中可以得到证实），相互承认的概念并未得到广泛赞同。

（二）从性质上看，政府承认是一种深受政治动机影响的法律行为。

在承认究竟是政治行为还是法律行为的问题上，国际法学者们之间存在着分歧，有些学者认为承认纯粹是一种政治行为，更多的则肯定承认是一种包含政治因素的法律行为。

对于法律行为的含义其实有两种理解，一种仅指承认的效果是法律性的，另一种则认为承认的给予及效果都是法律性的。在这两种不同的情况下，对政治因素的说明也是不同的。如果将法律行为理解为“承认的效果是法律性的”，政治因素就是指承认的给予是政治性的，可由各国根据政治考虑自由决定，只有给予承认之后才产生法律效力；相反，如果将法律行为理解为“承认的给予及效果都是法律性的”，政治因素仅指在给予承认的时候对其法律条件的应用是政治性的，各国无权决定承认的法律条件和法律效果。但是无论怎样，承认行为是永远不可能脱离政治考虑的。

一般来说承认不是义务，但也不是完全不接受国际法约束的政治行为。那种认为只有将承认作为义务才能体现其法律性质的观点是片面的。一旦具备了政府的要素，一个政府就有权代表其国家开展对外交往活动，它的基本权利也就是其所代表的国家在国际法上应有的权利。其他国家可以不承认该政府，但必须尊重这些权利，不能因为政府未被承认而否认国家的这些权利。不承认政府可能是合乎政治考虑的，但否认国家的权利则是违反国际法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既存政府对新政府是负有义务的，只不过不是承认本身，而是在对它的关系上必须遵守国际法。

这就是承认的法律性的表现。

尽管承认就其本质而言是一项法律行为，但政治影响在承认决策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因为如此，不同国家甚至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承认政策可能完全不同。

有效统治原则是政府承认中为各国所一般接受的原则，但究竟什么样的政权才称得上是达到有效统治的政府，不同情况下各国的自行判断差别可能会很大，这里面政治考虑所起到的作用就会显得举足轻重。

彼得森(M.J.Peterson)从国际体系的角度详细探讨了政府承认中的政治影响，归纳为两类情形：一类是表达观点，即用承认来表示对新政府的友好或敌意；另一类是影响行为，即用承认来换取新政府某一行为或对未来政策的承诺。

在前一类情形中，如果既存政府的目的是支持新政府，往往就会迅速承认，如苏联1949年10月2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承认；相反，如果既存政府的目的是反对新政府，一般则会导致拖延承认，甚至继续承认原先的政府，如美国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问题上的态度。

后一类的情形就是所谓的“附条件的承认”，这些条件大多是与新政府的有效统治无关的。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例子中，这样的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被承认者的坚决反对。

（三）从效果上看，政府承认是一种宣告性的行为。

正统主义和事实主义是政府承认理论上相互对立的两种主要观点，表现在政府承认的效果方面，就是构成性和宣告性的分歧。正统主义认为一个新政府只有通过他国的承认才能在国际上代表其国家，该政府的权利和义务有赖于承认，而承认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是该政府相对于原法律制度来说是否合法；事实主义主张承认仅仅是宣告一个新政府在事实上的存在，而不为其创设任何权利和义务，决定承认的唯一标准就是该政府的有效统治。两种理论对承认效果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正统主义将判断新政府的必要条件是否已经满足的权力交给承认国，由其根据国际法自行决定，使得承认国有权进一步确认新政府的合法性。在这种情况下，承认将对新政府的资格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新政府只有经过承认才能在国际法上存在。事实主义则是预先假定新政府的必要条件已经满足，承认国所要做的仅仅是对其合法性加以宣告，但承认与否并不对新政府的资格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新政府也并非只有经过承认才能在国际法上存在。

现代国际法所广泛接受的是事实主义理论，

这与现代国际法中的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原则是一致的。一国政府的变更，不论采取何种形式，都是该国的内部事务，外国无权对这种变更的合法性作出判断，否则便是对别国内政的干涉和对主权平等原则的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主权平等和不干涉内政是它对外交往的一贯方针，因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支持的是事实主义，在其实践中从未发生过以新政府的产生不合对方国家国内法为由而拒绝承认的事例。

根据普遍接受的事实主义观点，承认并不对政府的资格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一个政权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存在这一客观事实，无论是在其国内还是国际上，均不因其他国家政府的承认或不承认而有所变化。符合政府所应具备的必要条件的政权，即使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府都不承认其政府地位，也仍然是一个政府，其权力在本国领土上有效，在国际法上有资格代表本国从事国家行为，只不过该国的国际行为能力会在事实上受到限制，权利义务在国际上的行使可能不得不推迟到政府被承认以后。相反，一个事实上已经丧失政府地位的政权，即使仍然被许多出于政治考虑无视这种变化的国家政府所承认，也无权在国际法上代表本国，其盗用国家名义所从事的行为在法律上终究是无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后，就取代前中华民国政府而成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虽然从那时起一直到1971年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特别是少数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拒绝承认这一事实，但这并不妨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法律上和事实上代表中国从事外交活动。

尽管退踞台湾的前中华民国政府残余继续以“中华民国”名义占据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非法代表中国签订旧金山对日和约、退出国际民航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但这些行为在国际法上都是无效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资格，并不因其他国家的承认与否而有所改变。

与此同时，既存政府也没有承认新政府的义务。一个新政府掌握政权后，尽管它已经在法律上符合了作为政府所必须具备的条件，但其它国家如果不准备与它发生政治联系的话，就没有义务对新政府存在这一事实作出宣告。正如我们前面提到过的，作出这样的宣告是把政治因素应用于法律行为的过程，而不作出这样的宣告也不会动摇新政府在国际法上的地位。因此，宣告或不宣告新政府存在的事实，也就是说承认或不承认新政府，是由每个国家自行决定的外交政策领域的事项。但这种自由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不能违反国际法，不能以在国际法上丧失依据的理由来对抗新政府存在的客观事实。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例子中，美国政府出于政治考虑可以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但它不能继续视在国际法上已不复存在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的合法代表，不能侵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所享有的权利（如在中国已参加的国际组织中享有席位的权利），否则就超越了单纯外交政策的范畴而构成国际法上的侵权，应承担由此引起的国家责任。

（四）从形式上看，政府承认是可以采用多种方式的行为。

政府承认的形式最常见的是分为明示承认和默示承认。明示承认是通过一种明确表示承认意思的正式通告或宣言来实现的，默示承认则是通过一些虽然未明确提到承认但却无可置疑地表示承认意思的行为来实现的。

国家实践表明，当对立的政权争执不下，各自声称是某个国家的合法政府时，可以通过声明的形式明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以后，历史原因造成了已被推翻的旧政权在国际社会中争夺中国合法政府地位的局面，加之新中国政府对民族解放运动的坚定支持，使得明示承认在新中国外交实践中尤其占有重要地位。相反，英国等国家则更多地采用默示承认的方式。这种方式表明了一种政策，即不是明确地承认一个新政府，而是通过正常的政府间行为来表明被承认方有资格被作为合法政府来对待。

由于承认涉及到意思表示的问题，并且会引起重要的法律后果，因此应当特别注意，即使是构成两国间有限度交往的行为，如果不能必然表现出承认的意思，也不能视为默示承认。

例如，与一个未经承认的政府共同参加国际会议或国际组织、缔结多边或双边协定，并不意味着对该政府的默示承认；外交代表的暂时留任和某种情况下领事的留任，

并不等于默示承认；与未被承认的政府的来往（包括直接谈判、尚达不到外交性质的代表处的建立甚至高级官员的互访

)也不等于默示承认。《奥本海国际法》认为只有下列情况才可以认为构成默示承认：“（甲）缔结一个广泛规定两国之间关系的双边条约，如通商航行条约；

（乙）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丙）发给领事证书（可能构成默示承认）；……”

二、关于相互承认理论

（一）国际法上存在单方面的法律行为

相互承认理论的最有力之处在于认为它符合国家主权平等原则，避免了一国承认而另一国被承认所可能带来的两国地位的不平等。其实，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并不是说任何国家在任何事项上都具有同样的权利和同等的地位。正如国内法上有单方面法律行为一样，国际法上也有国家的单方面法律行为，这是国家所享有的权利在实际行使过程中受到法律上和事实上限制的结果，并非对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背离。

关于国际法上单方面行为的法律效力，国际法院1974年在核试验案的判决中作了如下论述：“以单方面行为作出的关于法律或事实情势的宣告，可以产生法律义务的效果，这一点得到了广泛承认。这种宣告可能而且经常是很特殊的。当做出这一宣告的国家意图是使其按照内容产生拘束力时，该意图就赋予这种宣告以法律行为的性质，该国家因此在法律上被要求从事与该宣告相一致的行为。这种行为一旦公开做出并且具有约束的意图，即使不是在国际谈判的场合做出的，也具有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该宣告发生效力并不要求任何对宣告的交换条件或随之而来的接受，甚至不要求来自其它国家的回答或反应，因为这样一项要求将不符合国家据以做出声明的法律行为的严格单方面性质。”

承认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单方面行为。可以说任何国家政府都有承认其他国家政府或被其他国家政府承认的权利，但这一权利的行使必须针对的是在实质上和程序上符合国际法的对象。新政府承认一个在事实上久已存在并在国际法上得到公认的国家政府，是同普遍接受的国际法承认制度背道而驰的，在程序上不符合国际法。

（二）国际法体系中存在一定的先后次序

相互承认理论的支持者们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承认不是相互的，而仅仅是既存国家政府对新国家政府的单方面承认，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国家政府才有资格称为既存国家政府，而最早的一批根本不需要被承认的既存国家政府是怎样出现在国际法上的？对此比较合理的解释似乎是，确实有些国家政府是可以不必被承认的。

国际法是由国家创立的，而不是相反。在承认规则产生的时候，必定已经先有一部分国家拥有国际法上的地位了。正如国际组织的创始会员国从来不会被后加入组织的国家怀疑它当初的创始资格一样，被承认的国家政府也不应对国际上久已存在的国家政府的国际法律地位提出疑问，充其量只能以不建交的方式否认其在被承认国国内法上的法律地位。

作为新中国发展对外政治外交关系的指导思想，中国领导人曾经在1949年3月的中共中央全会报告中指出：“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

总理将此进一步具体概括为：“凡是没有承认我们的国家，我们一概不承认它们的大使馆、领事馆和外交官的地位”。

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的外交实践从一开始就并不涉及对方国家政府的资格问题，所关心的只是它们在中国的法律地位，而这应该是通过建交来解决的。

至于何谓“国际上久已存在”，或者说一个新国家政府成立多长时间以后才可以认为是既存的国家政府，这是一个事实而不是理论问题，难以用时间或给予它承认的国家数目来进行衡量。

一位支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指出，在一个新国家已经被许多国家承认之后，承认的效果可以假定推展到一切其他国家，除非事实表明这些国家不肯承认它。

同样的理论也可以适用于政府承认。我们可以认为，如果一个政府已经被许多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既存政府所明示或默示承认，并且在反复的国际实践中一直被视为其国家的合法代表，那么该政府也就是一个既存政府了。

（三）肯定承认的单方面性质有助于从政治和法律效果上支持事实主义理论。

相互承认理论的支持者们还提出一项论据，就是相互承认有力地证明了承认的事实主义理论。相互承认固然是证明承认之前双方就客观存在的一条途径，但并非是舍此无他的唯一途径。单方面承认一样可以证明被承认者在被承认之前的客观存在，因为不承认并不能否定被承认者的国际法地位这一原则早已得到普遍接受，并成为事实主义的重要特征。既然单方面承认和相互承认在支持事实主义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并无差别，那么事实主义就不足以成为支持相互承认的理论基础。

相互承认理论据称在政治上和法律上都有显著的效果。一位支持相互承认理论的中国作者于宁写道：“从政治角度看，相互性承认对那些企图利用承认制度对新国家或新政府进行讹诈的国家是一个有力回击，使得它们孤立新国家或新政府的阴谋难以得逞；从法律角度看，相互性承认迫使那些企图玩弄承认手段的国家，不得不认真考虑一下，由于拒不承认新国家或新政府而导致对方对它们的不承认，并由此而产生的法律后果，这对保障新国家或新政府合法权益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其实，在事实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单方面承认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在政治上，只要坚持事实主义理论，就足以消除一些国家对单方面承认可能表现出承认国恩赐或侮辱的忧虑，因为承认或不承认不会对被承认者的存在事实产生影响，所反映出的无非是承认国对这种事实的认识程度。即使承认国出于政治考虑采取了与事实相背的行为，给被承认者带来恩赐或侮辱之感，那也并非是由承认的单方或相互决定的。单方面承认理论下虽然被承认者不能以不承认对方来反击对方的不承认，但可以有其他的补救措施（不建交便是一种）来使不承认自己的国家付出相应的代价。

在法律上，单方面承认并不意味着承认国一方面可以自行选择是否给予被承认者在本国国内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却毫无疑问地在被承认者国内拥有合法地位。一般来说，未被承认的政府在承认国内是没有合法地位的，但承认国政府在被承认政府的国内是否拥有合法地位的问题，在单方面承认的概念下显然不属于承认制度所涉及的内容，而是要由外交关系法来进行调整。如果既存政府不肯承认新政府，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自然无从建立，既存政府也就根本不可能根据外交关系而在新政府国内享有合法地位。既存政府不承认新政府本来就意味着不承认新政府的国内法律制度，自然也就没有理由抱怨本国利益不能受新政府的国内法保护，新政府也不会为此承担国际责任。这样一来，既存政府就必须事先对不承认的法律后果作出评估。

（四）相互承认理论的实质是混淆了建交与承认的关系。

相互承认的情况在国际实践中确实存在，但这并不等于说相互性本来就是承认所必备的方面，这是因为对“相互承认”这个概念的理解角度不同。前面提到的一些相互承认的例子，大多是从形式意义上来理解的，即双方都可以承认对方，每一方的承认一经作出便发生承认的效力，而无须对方的同意。这里的承认应当是符合单方面承认概念的，即被承认者或者是新政府，

或者虽然已不是新政府，但自从作为新政府出现以来就一直未被现在的承认者所承认。

至于相互承认理论，则是从实质意义上来理解的，即双方都必须承认对方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承认，也就是说承认须双方合意才能产生效力，就象建立外交关系一样。这种理解实际上等于是把承认与建交混同起来，或者说是把承认作为一种报复的政治武器来使用。正如于宁在论文中论述的那样：“适用相互性承认的范围是有限的、特定的，它只适用于那些过去曾敌视或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与台湾国民党当局保有官方关系的国家。那些与我国友好的国家，那些曾遭受殖民主义奴役、其后羸得独立的国家，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说明即使是在支持相互承认理论的中国作者中间，也有并不将其视为普遍适用者。

类似后一种理解的观点很早就遭到了批评。陈体强早年在反驳构成说理论时曾指出，按照构成说所谓的承认创设国家法律人格的说法，这种人格只有在承认行为完成后才能存在，这就等于把承认变成了一种相互行为或一种协议性质的行为，无法解释一个没有法律存在的实体如何能从事一种建立在预先假定其人格存在基础上的行为。

作为替代，劳特派特认为承认是承认国的单方面行为。针对所谓单方面授予国际人格违反国家主权和平等原则的指责，劳特派特认为主权和平等原则只是在既存国家之间适用的，而承认并不给新国家打下永远从属的烙印，因为承认一旦作出，就创立一项与其他任何国际义务一样的义务，其约束力来自国际法而不是有关国家的意愿。针对承认即使作为单方面行为也需一个已在法律上存在的实体的观点，他把承认行为解释为国际法律体系透过既存国家涵盖国际社会新组成部分的行为。

因此，既然承认的作用在于确认和接受一定的事实状态，它就只能是一种单方行为，而这正是宣告说所赞同的。因此，单方面行为理论虽然与构成说不一致，却与宣告说相一致。

以上分析同样适用于政府承认的理论中。

（五）“逆条件”承认中的条件并非为承认而设定的条件。

作为相互承认理论的分支和延伸，我国有的学者还提出一种“逆条件”承认理论，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有关承认的国际法的贡献。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不仅拒绝接受其他国家作为承认代价而提出的条件，甚至反过来规定出自己的有关承认的条件。任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承认，如果不满足这些条件，就是不完全的承认，如同英国、荷兰、美国等最初与中国的关系那样。但正如这种观点本身即已承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提出的“条件”并不是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条件，而仅是承认的必然结果。因此，“逆条件”承认仍然是混淆了承认与建交的区别。

承认在性质上属于一种单方面行为，而国际法院在核试验案中认为并非所有的单方面行为都产生义务，除非作出这一行为的国家有受该行为约束的意图，并通过对该行为的解释明确下来。

诚然，一个国家一旦承认另一实体为新政府，就表明它已认为该实体具备了作为政府与自己交往的资格，但不能因此要求承认国立即完全按照被承认实体的这种资格与其进行交往，同该实体建立完全相当于政府之间的联系（其最高形式即建立外交关系）。各国政府可以自行为它们之间的这种联系规定应当满足的先决条件，但无论这些条件满足与否，都不应该影响一个国家对另一国家新政府资格的认定，因为没有这种认定就根本谈不上随后的任何联系。从逻辑上讲，一个处于被认定地位的政府是不宜为别国对自己的单方面认定规定条件的。如果它的目的是要在这种认定的基础上与别国建立联系，那么这时候所规定的条件就是联系的条件而不是认定的条件，即建交的条件而不是承认的条件。中国政府提出的“条件”确实是承认的必然结果，同时又是建交的先决条件，它是由承认通向建交的必经桥梁。因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意味着排除对任何其他自命为中国政府的实体进行承认的可能性，意味着必须与这样的实体断绝建立在承认基础上的官方关系，并在一切国际场合（包括国际组织在内）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地位。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承认仍然具有承认的性质，只要它是由承认国以承认的形式作出的，哪怕在实际上对承认的完整性有所减损，也并不因此影响承认本身的构成，只不过不能导致建交的结果而已。

三、结论

通过总结有关政府承认的主要理论观点，特别是结合对相互承认理论的批判性分析，一个最主要的结论就是：承认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单方面行为。

承认是一种主要由既存政府肯定新政府地位的单方面行为，这一点得到了大多数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的支持。个别新政府或者长期互不承认的既存政府之间的相互承认是一种特殊情况，并不能改变承认本身的性质。相反，这样的相互承认可以说是由两个彼此相对的单方面承认行为构成的，缺少任何一个都不会影响另一个的承认性质。

承认是一种深受政治动机影响的法律性的单方面行为。既存政府在承认新政府的时候，应当遵循一定的客观法律标准，即有效统治原则。一个新政府只要在其国内有效地行使权力，在国际上有能力履行国际义务，就有资格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另一方面，既存政府在单方面决定给予承认的时候，往往包含有很强的政治动机，并因此影响到对新政府是否符合法律标准的判断。

承认是具有宣告性效果的单方面行为。对于事实上存在的新政府来说，其他国家承认与否都不影响其在国际法上的地位。而对于事实上不存在的“政府”来说，给予承认则是违反国际法的。与此同时，既存政府也没有义务承认事实上存在的新政府。

承认是可以采用不同形式的单方面行为。既存政府给予新政府的承认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相互承认并非是一种独创的承认形式，虽然在国际实践中确有这种情况存在，但这仅仅是单方面承认在特定背景下的特殊表现，并不具有理论上的普遍意义。

单方面承认就象一把双刃剑，有可能同时给承认者和被承认者造成困境，原因就在于其中不可避免的政治考虑。历史上因为政治原因而拒绝给予承认的例子不胜枚举，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以来的遭遇只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虽然承认的宣告性效果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单方面承认的消极影响，但是国际法学界并未就此止步。像中国这样深受承认的政治性运用之害的国家表现得尤为积极。

为了解决单方面承认所带来的不便，国际法学界推出了一些新理论和新实践，其中包括从被承认者角度创造的相互承认理论。

承认范文篇5

关键词：多中心治理；承认政治；治理结构

引言

肇始20世纪70、80年代、持续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西方社会的“治理革命”，与全球化、现代性重建、公民社会复兴一样，都是当今人类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可以说，治理革命是近代民主革命以后，人类所经历的又一次影响最广泛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从自反性现代化视角观察，致力于摆脱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代议制民主的困境，建构与后民族国家相适应的治理模式和运作框架，再造民主政治生活，成为“治理革命”的使命。

尽管这场革命的理论命名各不相同，从“重塑政府”、“治道变革”、“民主行政”到“治理与善治”，其实践模式也多有差异，或是强调“地方治理”、“分散化治理”，或是追求“效能政府再造”、“新公共管理”，但是，构成这场治理革命的“隐蔽的本质”的，却是国家治理结构的多中心安排，就此而言，多中心治理已经成为治理革命的“元叙事”。

很显然，多中心治理在其作为社会变革事件的同时，也作为一个跨学科的知识性事件而备受关注。那么，如何看待自反性现代化阶段最重要话语之一的多中心治理？多中心治理何以能够成为理性官僚制之后社会治理的必由之路？面对这些问题，政治学理论大致形成了三种解释框架：(1)激进变迁的解释框架立足于现代性重建，通过解构“中心-边缘”的治理逻辑，阐释了“治理革命”出场的历史合理性；(2)以公共选择理论为代表的“制度-功能”解释框架，具有鲜明的立宪经济学色彩，试图在民主、官僚制和公共物品三个变量之间建立起一套新的民主行政分析框架；(3)规范诠释框架推崇传统自由主义政治体制，以新托克维尔主义为资源，重申社团在民主巩固进程中的价值。这些竞争性的解释框架固然转移了政治学研究议题，但如何理解和解释多中心治理才算合法性充分呢？

从方法论角度审视，多中心治理的基本语境是现代性政治的重建，多中心治理的难题隐藏在其运作之中。由此来看，多中心治理的精神与实践，表达了在现代性政治重建中，不同治理主体之间按照公共性规范建构的一种公共服务/责任再生产的制度机制，公共治理中的“多中心性”实质是公共事务的民主合作管理，是民主治理的一项策略。因而，“治理革命”的主题在于多中心治理的不同主体间如何建构合作关系，形成不同于“中心-边缘”的治理结构。最简约地说，公共治理的多中心性何以可能，抑或多中心治理的正当性何以建构，成为最需要理解和合理解释的问题。所以，受制于传统学科的局限，前述几种解释框架，都与多中心治理所具有的现代性政治重构这一根本要旨有差距，并没有真正观察到多中心治理赖以成立的正当性所在，这样的解释框架也就不能为多中心治理运作提供理论担负。

在后民族国家或现代性重建时代，国家治理多中心化表达的是治理结构从“中心-边缘”到“多元正义的非中心”的转变，而且具有矫正现代性缺失的“世界复魅”的色彩。多中心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结构的自反性认同，也隐喻了“多元正义”的价值预设。此外，伴随批判诠释和建构主义方法对功能主义的诘难，尤其是民族国家向治理共同体的调整转向，在承认政治框架下展开政治现代性重建的研究，获取了价值和知识的双重合法性。

有鉴于此，本文将置于跨学科的“承认政治”框架，阐释与分析多中心治理运作及其“正当性”问题，尝试为多中心治理寻找应有的理论担负。

追溯承认政治：相互尊重的法权

实现国家治理结构多中心化的再造，是“治理革命”的旨趣所在。但是，支援治理结构多中心再造的理论资源，既无法从传统的行为主义政治科学那里获取，也不宜在所谓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范式中找寻。因为治理结构多中心化再造所涉及的政治问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体制转换或行为规范的调整，甚至也不能简单等同于机械地重新配置治理权，而是一个政治正当性获取的问题，是一个不同治理主体间相互尊重的法权关系如何建构的问题。所以，支援治理结构多中心再造的理论资源，有必要追溯到以解决政治正当性为主旨的承认政治之中。

20世纪晚期以来，随着传统自由主义在应对民族主义、全球化、新殖民主义等问题方面出现的理论危机，“承认政治”悄然兴起。依照社群主义健将查尔斯·泰勒的说法，对于承认政治的需要或要求，“已经成为当今政治的一个热门话题”。但值得说明的是，承认政治并非是后现代才有的政治哲学议题。在政治理论史上，“相互承认(mutualrecognition)的政治”实际上可以追溯到黑格尔。按照科耶夫、泰勒、霍耐特等人的解释，承认政治即“主奴关系辩证法”问题，是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形成、在《法哲学原理》中完成的一个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经典命题。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阐述了“主奴关系辩证法”的思想，认为主人与奴隶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真正的承认关系，主人是被一个他不承认的存在所承认，而只有相互承认才是满足欲望的途径。如果说，在《精神现象学》中，欲望辩证法转换成了具有超越价值的相互承认理论，那么，到《法哲学原理》中相互承认的政治原则被进一步转化为“相互承认的法权关系”。

从一般的定义来看，德文dasRecht，法文Droit，英文Right，都可以译为“权利”或者“法”，但在德国思想的语境中翻译成“法权”似乎更加贴合其本意，因为“法权”指通过法律而赋予社会成员的一种权利资格，具有法律和正义双重含义。实际上，黑格尔的相互承认的法权思想，表达了法权孕育于市民社会这样一个保守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并体现为相互支持的两个知识论断。其一，个人追求自由的活动得到了市民社会的法权上的承认，在此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君主立宪国家最终只是为了保障市民社会的繁荣发展；其二，对市民社会采取的是一种肯定、认同的理论态度。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并不是一个所谓异化的社会，恰恰相反，它是人的自由意志的定在，是人在追求相互承认的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一个历史阶段。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通过平等的法权概念，终于把相互承认的原则表述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而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应该是多层法权关系的统一。

尽管西方现代公共哲学一再拒斥黑格尔的政治哲学，但并没有妨碍围绕“现代性的黑格尔”形成一个政治建构主义的承认政治框架。“相互承认的法权”这一思想既不失为整个现代性方案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为“治理革命”运动中的治理结构多中心化再造提供了某种解析路径，这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作出阐述：第一，承认政治实际上担负了政教分离后政治正当性释义的功能，但现代性“祛魅”的进程，有意无意遮蔽了承认政治，随之而来的就是主体性在政治本体论中的应有地位的丧失。尽管后来政治科学在实证主义框架下不断壮大，但无法为涉及政治正当性的实践问题提供理论或思想资源。第二，国家治理结构多中心化的再造，离不开治理权的分散化配置。但作为其理论前提的，恰恰是对多层法权关系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体认，如果根本就不承认多层法权的存在，便谈不上治理权的分散化配置。因为治理权的重新规划和赋权过程，并不是多中心治理运作的充分必要条件，多中心治理能否提升治理效能，也取决于是否能在“相互承认的法权”框架下展开运作。第三，相互承认的法权原则，被黑格尔表述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所要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体现为多层法权关系的统一。尽管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强调了两者的合理分立，但分立不是对立，如何处理，是一个民族“政治成熟”的标记。否则试图摆脱“中心-边缘”治理结构的“治理革命”获得的将不是治理结构多中心化的再造，而是无序和混乱。在相互承认的法权框架下，获得各自治理权的平等主体，是一个包容他者的治理共同体，是一个治理权分散但不对抗、具有“政治成熟”智慧的市民社会或政治国家。

承认政治的价值在于，相互承认的法权的规则不仅是现代性政治初始建构的依据，也是其重构的正当性所在。以“治理革命”为标志的现代性政治的重建，不是线性地“进步”到后现代，而是回到相互承认的法权规则再造现代性政治。以“相互承认的法权”为核心的承认政治理论，成为建构多中心治理结构最有价值的理论资源，它不仅为多中心治理的正当性立法，而且能够负载多中心治理自身复杂的认同难题。

治理结构多中心化：承认政治的展开

“治理革命”作为现代性政治自反性再造，涉及结构自反性和自身自反性两个领域。斯科特

·拉什认为，自反性现代性理论有两个指涉。首先是结构性自反性(structuralreflexivity)，在这种自反性中，从社会结构中解放出来的能动作用反作用于这种结构的“规则”和“资源”，反作用于能动作用的社会存在条件。其次是自我自反性(self-reflexivity)，在这种自反性中，能动作用反作用于其自身；在自我自反性中，先前动因的非自律之监控为自我监控所取代。因此，“治理革命”是以“中心-边缘”的治理结构为对象，并试图在民族国家与治理共同体的平衡中，构建治理结构的多中心模式。这一转变需要以相互承认的法权为原则。

从民主政治要义来审视，现代民族国家遵循着人民主权的政治构建规则。然而，民族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却走向了“中心-边缘”治理结构的“绝对主权”营造。按照理性选择政治理论的解释，民族国家“绝对主权”治理结构的形成，具有挤压治理权相对独立性的制度设计倾向，其关切的重点是建成一个无分歧的政治共同体，而不是体现平等承认的治理共同体。民族国家“绝对主权”治理结构在消除无政府混乱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跌入了利维坦的深渊。对于民族国家“中心-边缘”的治理结构，有两个主要问题值得分析。

第一，民族国家与民主治理的背离。借助“中心-边缘”的治理结构，民族国家有效完成了政治共同体的整合与独立，但也塑造了含混的民族国家性格，尤其是模糊了民主治理的边界。一方面，因标榜人民主权的神圣，而模糊治理权的相对独立性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又将民主治理降格为民族国家的工具，无视民主治理所应具有的价值追求和平等关系。对此，迈克尔·欧克肖特曾描述说：“国家宪政构成的法治权威被解释为权力宰制与行政技术管理；法治权威的程序性或形式性被解释为实质的、''''可欲求性''''的管理或作为；国家的''''规范治理''''(nomocracy)转变成''''目的管理''''(teleocracy)，公民的自我选择与决定很容易被此种国家的''''构成逻辑''''所排斥，公民身份被解释为国家欲达成某种集体目标的''''角色''''或''''功能性''''地位。”在这里，欧克肖特实际上是说民族国家主权被技术化，而治理权的运作和角色背离了民主行政的原则。对这种长期居于现代性政治核心地位的政治现象，著名政治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解释了其产生的根源，他认为这种背离情况有两个机制化来源：一是各种雅各宾主义的观念，这些思想具体表现为根据“中心-边缘”的秩序规则完成具体国家治理结构的构筑；二是影响各种关于大型组织构造和导向的“科学管理理性”。这两个机制化的混合，最终导致了对民族国家各个领域以正义和效率为名而中央集权化的彻底认可。

第二，公共领域中相互承认政治关系的扭曲和断裂。“中心-边缘”治理结构将人民主权转换成民族国家的“绝对主权”，治理权被“绝对主权”用来惩戒和规训政治共同体的边缘，对公共生活实施操纵，迫使公共领域“重新封建化”。其结果则是支撑“中心-边缘”治理结构的官僚体制排挤公共生活中的平等商议，扭曲了公民对人民主权和治理权的恰当认同，并最终导致相互承认关系的断裂。因为“扭曲的承认不仅表现为缺乏应有的尊重，它还能造成可怕的创伤，使受害者背负着致命的自我仇恨。”借用齐格蒙特·鲍曼关于“现代性与大屠杀”的理论命意，完全可以说民族国家借助“中心-边缘”结构而形成的“绝对主权”实施了对个体和边缘的“大屠杀”。

对这样的民族国家，哈贝马斯给予了深刻的反讽：“？？法治国家以及作为其核心组织原则的公共性都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⑤言下之意，这样的公共性只不过是一种“高贵的谎言”，它掩盖了构筑“绝对主权”的事实和肢解了“相互承认关系的完整性结构”的政治规范。

在当代政治思想潮流中，批判“中心-边缘”治理结构成为一种趋势。例如：罗尔斯的“重叠的共识”、阿伦特的“公共性的复权”、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都在不同哲学基础上触及了“中心-边缘”治理结构否定公共生活中民主治理的问题。那么，“中心-边缘”治理结构基础上的“绝对主权”转向“多中心”的治理共同体，其具体路径是什么呢？上述数位背景各异的思想家，都或直接、或间接倾向于维护承认政治这个现代性社会本该守持的原则。就此而言，对国家治理结构所实施价值颠覆的，恐怕正是承认政治这一黑格尔政治思想的遗产，只不过在形式上更具现代色彩罢了。就一定意义而言，承认政治对治理结构多中心化的再造途径，表现在三个相互支援的“问题意识”中。

第一，“民主法治国家的承认斗争”--规则的确立。伴随全球化而来的民族国家形态的改变以及现代政治日益进入多元正义的具体处境，“平等承认的政治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需要回到相互承认的政治原则重建公共领域，以再造民族国家和治理共同体平衡的后民族国家的治理结构，这是哈贝马斯试图从规范和事实双重视域解析现代国家合法性的理论一般。在一段纲领性文字中，哈贝马斯说道：“现代法律所保障的虽然是获得国家认可的主体间的承认关系，但是由此产生的权利确保却是永远处于个体状态的法律主体的完整性，说到底就是要维护个体的法律人格，亦即，使个体的完整性--在法律上并比在道德中要弱--取决于相互承认关系的完整性结构。”无论是对民主法治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公共领域、还是商谈民主的批判性分析，“相互承认关系的完整性结构”都是最根本的方法论原则，当今民主法治国家遇到诸多治理危机的根源，都可以还原到这一原则中加以反省。

第二，合法反对的商议政治--场域的转换。民族国家的主权应该和治权平衡建构，代议制所提供的政治秩序也不能排斥对更具效能的治理秩序的探索，而民主治理也不应该成为绝对主权的祭坛。在现代性政治重建的规划中，转向民主国家与民主治理平衡的后民族国家诉求，恰恰要抵制统治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以求建构一个“相互承认关系的完整性结构”，一个能够自由地、批判性地讨论公共事务的治理结构。这一宏大的政治重建蓝图，即是哈贝马斯商议政治理论的要旨所在。后民族国家带来的不再是绝对主权下承认关系扭曲的“中心-边缘”的治理结构，而是一个公共性获得再生产的多中心的治理结构。在后民族国家的商议政治中，人民主权不再仅仅是限制和抵抗君主主权初始的含义，而且也被赋予了建构公共性治理结构的角色。后民族国家及机制化的商谈政治，推动了治理结构多中心化。最简约地说，商议政治就是推崇合法反对这一处理公共事务的原则。合法反对和“中心-边缘”结构下的命令服从机制不同，这是一种独白式的话语，一种排斥他者的场域。而合法反对遵循的是相互尊重对方的法权身份，彼此之间均从正面直截了当表达意思以谋求正当利益，而不是仅仅否定性地攻击对方。如果说现代性政治重建的一个明显趋势是“由更加灵活的、中心分散的权威系统取代官僚等级制”，并且“民主化进程再次与制度的自反性联系到了一起，且明显表现为自治原则”，那么，作为更加灵活的、中心分散的权威系统或自治运作的场域，则是合法反对的商议。

第三，相互认同的身份--角色的塑造。作为自反性现代性之重要构成的“治理革命”，不仅体现为“结构性自反性”，而且也涉及作为“革命深入进行”的“自我自反性”，即如何解决多中心结构中身份认同之难题。换言之，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自我自反性”所表达的身份认同难题，“治理革命”的自反性认同就是不完整的。伴随治理权分散化而来的多样化的治理者，使得具有多元正义色彩的“差异政治”成为必需面对的现实。原先建立在“中心-边缘”统治秩序框架中的强制、服从和命令，势必与多中心结构中平等治理主体之间形成身份紧张。治理模式转换中身份认同的冲突，隐含着主体间性关系的再造，形成了一个反排斥、反蔑视和反差异的“自我自反性”的政治认同吁求。然而，如果非国家的治理者的身份被一种占统治地位或多数人的认同所忽视、掩盖和同化，那么，“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只是得到扭曲的承认，能够对人造成伤害，成为一种压迫形式，它能够把人囚禁在虚假的、被扭曲和被贬损的存在方式之中。”依照学术界的勘定，“认同(identity)的意思是说认同是由承认构成的。”因此，多元治理主体之间身份的认同，意示不仅要在观念上将承认政治体现为政治契约，而且必须能够转化为主体间的道德承诺，而道德承诺趋于脆弱，往往是承认断裂的开始。所以，霍耐特把爱、法律和团结作为道德承诺的从初级到高级的发展形式。此外，身份的认同是在与优势群体的持续对话和斗争中形成的，就像查尔斯·泰勒所言，“在社会层面上，认同的形成只能通过公开的对话，而不是预先制定的社会条款。”

所以公开对话成为身份认同的终极证成。国家治理结构向多中心的迁移，也将作为长期以来处于“中心-边缘”结构中边缘地带的“陌生的异类”置于公共治理的中心位置。传统的中心角色不仅要适应非中心化的角色转换，并且还要包容曾经被边缘化的其他角色，彼此承认相互拥有治理者的身份。可以说多元治理主体时代，治理者身份的认同和包容，构成理解“治理革命”的一个正当性视角。

在本节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心-边缘”治理结构的自负，扭曲了承认政治的规则；而多中心治理结构的生成，不仅是消解民族国家“绝对主权”弊端的途径，也是相互承认政治的再生产。相互承认关系不仅是民主共和国立国合法性的辩护原则，而且也是制宪共和国有效治理的运作规则。所以，解构“中心-边缘”治理结构与其说是多中心化的战略，不如说是相互承认政治的回归。

承认政治：民主治理的伦理/知识效应

“中心-边缘”治理结构中，只可能存在欺骗性的“承诺”，只可能采用理性官僚制强化“绝对主权”的秩序，推崇的只能是手段/目的颠倒的虚假的政治伦理。所以，这样的政治伦理就是一种有预谋的伦理。而回归承认政治原则的多中心治理，再造的不仅是国家的治理结构，获得的也不只是身份的相互认同，它还将剔除神性和奴性，矫治工具理性的张狂，将无预谋的伦理确立为公共领域的基本准则。多中心治理开启了新一轮的为承认而斗争的漫漫征程。尽管多中心治理还可以建构其他的分析概念框架，但脱离多中心治理的“政治伦理”前提的研究，其结果要么是自身的问题意识被置换，要么是相应研究议题的碎片化。如果说，工具理性的独白话语代表了民族国家绝对主权治理的幻象，那么承认政治的协商、对话的“他在性”这些无预谋的伦理话语则为多中心治理提供了价值和知识的双重支持。

在后现代社会生态下，社会的风险性、社会集体行动的困境及正义价值的普遍性，构成了公共治理的基本处境。民主治理需要更多的自治实践以满足复杂丰富的公共服务的需求。较之以往，多中心治理不是一种由大规模、强制性的结构所控制，而是通过各种形式的沟通与互惠建构起来的合作秩序。对于利益多元化、治理主体分散化、社群共同体复杂化的当今治理来讲，体认相互承认的原则，是最根本的价值规范。以“相互承认的法权”为原则的承认政治理论，具有“视界融合”的特点，能够为理性、公正、宽容、自由、民主、共和等提供一个共同的价值境域，并作为多中心治理立宪秩序背后的根本“规范”，为民主治理确立了游戏规则。

一般而言，民主治理是一个围绕公共问题而形成的“治理共同体”，在从民族国家向治理共同体生成中，脱离民族国家统治秩序的治理主体组合进一个问题共同体，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多个治理主体间的政治认同，即确立相互承认的“法权状态”。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历史类型，民主治理的“法权状态”是以平等权利为依据的参与治理公共事务的观念，充分彰显了爱、友谊和互惠、信任等社群价值，因此，这一“法权状态”具有“世界复魅”的性质。当然，“世界复魅”并不是在号召把世界重新神秘化，理性启蒙运动的“祛魅”和后现代政治的“复魅”，都不过是追求解放的手法。“世界复魅”的趋势，就是治理场域向“相互承认关系的完整性结构”迁移，成为社会治理多中心性成长的伦理化制度预设；就是直面“差异”而建构“他在性自我”，使得相互承认的身份政治建构成为公共精神培育的场所；就是恢复被单一中心治理结构压制的公共领域的对话机制，倡导社会消解不合乎协商原则的强硬的不妥协习惯，去熟悉基于同意的治理原则。

承认范文篇6

一、我国法院对域外法院裁决承认与执行从我国司法实践看，对域外法院裁决承认与执行的案件中，域外离婚判决的承认占相当比重。正是在对这些域外法院裁决承认案件审理经验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于1991年7月5日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于同年8月13日印发。该规定共22条。其主要内容：对与我国没有订立司法协助协议的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中国籍当事人可以根据此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该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对与我国有司法协助协议的外国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按照协议的规定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中的夫妻财产分割、生活费负担、子女抚养方面判决的承认执行，不适用此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申请人应提出书面申请书，并须附有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正本及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否则，不予受理。申请书应记明以下事项：（一）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工作单位和住址；（二）判决由何国法院作出，判决结果、时间；（三）受传唤及应诉的情况；（四）申请理由及请求；（五）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申请由申请人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请人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申请人不在国内的，由申请人原国内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人民法院接到申请书，经审查，符合本规定的受理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立案；不符合的，应当在7日内通知申请人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对于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没有指明己生效或生效时间的，应责令申请人提交作出判决的法院出具的判决己生效的证明文件。外国法院作出离婚判决的原告为申请人的，人民法院应责令其提交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已合法传唤被告出庭的有关证明文件。按照上列要求提供的证明文件，应经该外国公证部门公证和我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同时应由申请人提供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居住在我国境内的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被告为申请人，提交上列所要求的证明文件和公证、认证有困难的，如能提交外国法院的应诉通知或出庭传票的，可推定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为真实和已经生效。经审查，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承认：（一）判决尚未发生法律效力；（二）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对案件没有管辖权；（三）判决是在被告缺席且未得到合法传唤情况下作出的；（四）该当事人之间的离婚案件，我国法院正在审理或己作出判决，或者第三国法院对该当事人之间作出的离婚案件判决已为我国法院所承认；（五）判决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危害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对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的承认，以裁定方式作出且不得上诉。没有上列规定的情形的，裁定承认其法律效力；具有上列规定的情形之一的，裁定驳回申请人的申请。裁定书一经送达，即发生法律效力。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委托他人的，必须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的授权委托书，委托人在国外出具的委托书，必须经我国驻该国的使、领馆证明。人民法院受理离婚诉讼后，原告一方变更请求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或者被告一方另提出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申请的，其申请均不受理。人民法院受理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的申请后，对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之间的婚姻虽经外国法院判决，但未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的，不妨碍当事人一方另行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申请人的申请为人民法院受理后，申请人可以撤回申请，人民法院以裁定准予撤回。申请人撤回申请后，不得再提出申请，但可以另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申请人的申请被驳回后，不得再提出申请，但可以另行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

为了配合上列规定的执行，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7月16日转发了我国外交部、司法部、民政部于1997年3月27日发出的《关于驻外使、领馆就中国公民申请人民法院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等进行公证、认证的有关规定》。此规定共有9条，其主要内容：婚姻当事人一方为中国公民的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书在国内使用，须经国内中级人民法院对该判决裁定承认后，才能为当事人出具以该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为准的婚姻状况公证。婚姻当事人一方为中国公民的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在国外使用：（一）若居住国可根据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或其他证明材料，为当事人出具婚姻状况证明，不需要我驻该国使、领馆出具以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为准的婚姻状况公证，我使、领馆可不予干预，但不干预不等于承认。（二）若当事人不能在居住国取得婚姻状况证明，需我驻该国使、领馆出具以此判决为准的婚姻状况公证，应先向国内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该判决的承认。该判决经裁定承认后，才能为当事人出具有关公证。国内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当事人的申请时，对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的真伪不能判定，要求当事人对该判决书的真实性进行证明的，当事人可向驻外使、领馆申请公证、认证。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书可经过居住国公证机构公证、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机构认证，我使、领馆认证；或居住国外交部直接认证，我使、领馆认证。进行上述认证的目的是为判决书的真伪提供证明，不涉及对其内容的承认。当事人不能亲自回国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的离婚判决，可委托他人。驻外使、领馆可为此类委托书办理公证或认证。受理委托书公证应要求当事人亲自申请。当事人或其人申请国内中级人民法院对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的裁定承认，必须提供：（一）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正本及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本；（二）若申请人是离婚判决的原告，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出具的被告已被合法传唤出庭或合法传唤出庭文件己送达被告的有关证明文件及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文；（三）若判决书中未指明判决己生效或生效时间的，作出判决的外国法院出具的判决已生效的证明文件及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文。驻外使、领馆应按照公证、认证程序为上述文件办理公证或认证。上列所述的“经证明无误的中文译文”，可经如下途径证明：（一）外国公证机构公证、外交部或外交部授权机构认证及我驻外使、领馆认证；（二）驻外使、领馆直接公证；（三）国内公证机关公证；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生效日期与我国法院裁定承认日期不同，离婚后未再婚公证应以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书生效日期为准。国内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对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不予承认的，当事人可到国内原户籍所在地或婚姻缔结地中级人民法院起诉离婚。驻外使领馆可根据国内法院的离婚判决，为当事人出具在国外期间的婚姻状况证明。有关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中夫妻财产分割、生活费负担、子女抚养等方面判决承认执行的公证、认证，不适用本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2月29日公告公布了《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案件有关问题的规定》，自同年3月1日起施行。该规定共有3条，其主要内容：中国公民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人民法院不应以其未在国内缔结婚姻关系而拒绝受理；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在其缺席情况下作出的离婚判决，应同时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该判决的外国法院巳合法传唤其出庭的有关证明文件。外国公民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如果其离婚的原配偶是中国公民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如果其离婚的原配偶是外国公民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但可告知其直接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再婚登记。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调解书效力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并根据《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进行审查，作出承认或不予承认的裁定。

现在再讨论域外法院民商事案件（即过去的经济纠纷案件）裁决在我国承认和执行。

首先，应该指出，从法律上看，我国法院在这方面是持谨慎态度。其法律依据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离婚判决程序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的规定：“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中的夫妻财产分割、生活费负担、子女抚养方面判决的承认执行，不适用本规定。”

其次，随着我国的入世，最高人民法院就承认与执行域外法院裁决的有关事宜，又作出了一个新的规定，以推动此项工作的健康发展。为了进一步规范海事审判活动，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根据我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的规定，讨论通过了《海事诉讼文书样式（试行）》，并于2003年3月18日了《关于印发〈海事诉讼文书样式（试行）〉的通知》，要求在海事审判工作中遵照执行，并把《样式》运用到海事审判的实践中去，实现海事诉讼文书样式统一。同时规定，此样式仅适用于我国《海诉法》所涉及的内容，其他海事诉讼文书的制作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1992年6月20日印发的《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在海事审判工作中应将两个诉讼文书样式结合使用。凡已制定新的诉讼文书样式的，原同一种诉讼文书样式不再适用。此《样式》共有87种，其中涉及到域外法院裁决承认与执行的诉讼文书式样共有3种，即式样之四：民事裁定书（承认外国法院判决或裁定用）；样式之五：执行令（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或裁定用）；样式之六十九：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或裁定）申请书。上述样式之五的说明称：供海事法院去根据申请人的请求，作出承认外国法院判决或裁定的申请后，对于该裁定的内容的执行事项发出执行令时使用。

二、我国法院裁决在域外承认与执行域外法院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我国法院对域外法院裁决的承认与执行，已如上述。二是我国法院裁决在国外的承认与执行。下面对后者作一讨论。

我国法院裁决在国外承认与执行的法律依据，概括起来有3个方面。一是我国的立法。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我国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如果被执行人或者其财产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当事人请求执行的，可以由当事人直接向有管辖权的外国法院申请承认和执行，也可以由我国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或者按照互惠原则，请求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为了向当事人提供方便，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20条规定，当事人在我国领域外使用的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裁定书，要求我国人民法院证明其法律效力的，以及外国法院要求我国人民法院证明判决书、裁定书的法律效力的，我国作出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本法院的名义出具证明。二是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三是互惠原则。关于后两者，已在别处作了讨论，此不赘述。

可见，当事人如果以我国法院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为依据，请求外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其途径有3：一是以其自身的名义申请外国法院承认与执行。二是依据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请求外国法院承认与执行。三是某外国与我国未签署国际条约，但双方有互惠关系，当事人可依我国与该国共同认可的方式请求该国法院承认与执行。在我国法院的裁判中也有涉及需在域外执行的。

据悉，至今为止，我国与美国尚未签订司法协助条约，亦无两国共同参加的司法协助国际条约。因此，由我国法院请求美国法院协助执行无法律依据。另一方面，笔者尚未得到两国之间在相互承认与执行对方法院裁决方面存在互惠的信息。因此，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当事人可直接向被告所在地的有管辖权的美国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

三、港澳台法院裁决在内地法院承认与执行由于港澳已先后于1997年和1999年回归祖国且台湾又是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港澳台各有一套法律制度，所以从法律上看，我国是一个具有多元法律秩序或复合法律秩序的国家。所以，涉港、澳、台民事案件是当事人一方或多方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或者当事人各方均为内地中国公民但讼争的财产在港、澳、台地区，或者当事人争议的民事关系据以发生、消灭、变更的法律事实发生在港、澳、台地区，依法由我国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涉港、澳、台民事案件并不是涉外案件，而是国内民事案件，但又是区别于我国内地一般民事案件的特殊民事案件。从诉讼程序上来讲，这类案件参照我国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有关规定。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12月25日通过的《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权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的规定（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也有类似的规定）。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95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机关通过协商依法进行司法方面的联系和相互提供协助。”此即内地与香港相互开展司法协助的法律依据。关于香港与内地民事司法协助的性质问题，有的提出，这种协助属于一国内部平等法域之间的区际司法协助。有的学者还提出，“从国际私法的历史看，国际私法的本体是在区际冲突法的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在有些国家，这两者一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以致发展到相辅相成、紧密结合的程度。区际冲突法至少在目前应当是国际私法学的研究对象已成为国际私法学界的共识。”“区际冲突是一国内各法域之间民商事法律适用上的冲突，就是说，并能将国内各法域的民商事法律制度对同一民商事关系规定的歧义本身视为法律冲突，只有当国内某一跨区域的民商事关系涉及这些不同的规定，而适用其中某一法域的法律结果与适用另一法域法律的结果不同时，各法域间的法律在该民商事问题上才产生法律冲突。”6另外，有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内地之间的民事司法协助，不属于一国内部平等法域之间的区际司法协助，而是根据一国两制产生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如果要称之为区际司法协助，也只能算是一种特殊的、中央法制施行区域与地方特殊法制施行区域之间的区际司法协助7.这一观点在介绍了英美法系（如英、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一些国家和前苏联以及瑞士这些国家有关在一个主权国家内各平等法域之间的司法协助制度后指出，香港与内地的关系，同上列各国平等法域之间的关系，既有类似之处，又有重大差异，其异有三：一是香港与内地的法律，不仅在法律体系和具体规范上有不同，而且本质也有区别。因此，这就决定了香港法律不仅有其独特性，且这种独特性较之其他多法域国家中各法域的法律更为突出。二是香港享有高度自治权，其本地法律涵盖的事项之广，也不是其他多法域国家中各个法域的法律所能比拟的。香港调整民事关系的法律完全自成体系，并不在任何方面依附于中央的同类法律。三是香港法律与内地法律之间并不具备其他多法域国家中各法域法律之间相互平等的特点。这是因为，香港虽然享有高度自治，但毕竟是一个特别行政区即一非主权地区。虽然香港法律与内地法律在调整民事法律关系的某些规范及其适用上有平等的一面，但这二者不可能完全平起平坐，也不能把实行全国性法律的区域与香港特别行政区视为完全平等的法域。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香港、澳门已先后回归，二者之间的法律应该说是一个主权国家下的平等法域中的法律。

笔者以为，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香港无论怎么说，毕竟是祖国大家庭中的一员，其特殊性是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决定的。这种特别的相互关系是随着一国两制的出现而来的。也是国家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创新。这一创新与原有的联邦制在某些方面有相似的一面，但也有不同的一面。正是这不同的一面构成一国两制与联邦制的区别，也是一国两制的特点所在。而香港法律与内地法律的相互关系仅在一个角度反映出一国两制的特点。应该说，在这一领域，实践已提出了许多可以继续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目前，内地与港澳之间虽然在民事司法协助方面出台了3个安排，即《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相互委托送达民商事司法文书的安排》、《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和《关于内地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送达司法文书和调取证据的安排》8，但是，法院裁决在对方领域内的承认与执行却无一个全面的“安排”或规定。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近些年来，内地与港澳台关系的发展和经济、文化、人员交流的增多，对这些地区法院民事裁判的承认与执行已成为人民法院处理涉港澳台民事案件的一个内容。各地人民法院也陆续收到当事人要求人民法院承认与执行这些地区法院裁决的申请9.为了使香港同胞和内地公民的婚姻权利得到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1991年9月20日在答复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时作出了《关于我国公民周芳洲向我国法院申请承认香港地方法院离婚判决效力我国法院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其内容：我国公民周芳洲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承认香港地方法院关于解除英国籍人卓见与其婚姻关系的离婚判决的效力，有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受理后经审查，如该判决不违反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可裁定承认其法律效力。

笔者以为，澳门与香港同属我国的特别行政区，其法律地位是一样的。因此，最高人民法院上述批复规定的内容也可作为内地法院受理当事人申请承认澳门当地法院离婚判决的法律效力及其审查的依据。

但另一方面，限于笔者目前手头的资料，尚无内地法院承认与执行香港法院（含澳门）关于民商事案件（如合同、产权等）的裁决的规范或规定。但这方面的实践是有的。

为了保障我国台湾地区和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诉讼当事人的民事权益与诉讼权利，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5月22日公布了《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并于同月26日施行。此规定共19条，其主要内容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的民事判决，当事人的住所地、经常居住地或者被执行财产所在地在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当事人可以根据本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申请人应提交申请书，并须附有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书正本或经证明无误的副本、证明文件。申请书应记明以下事项：（一）申请人姓名、性别、年龄、职业、身份证号码、申请时间和住址（申请人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记明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二）当事人受传唤和应诉情况及证明文件；（三）请求和理由；（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人民法院收到申请书，经审查，符合上列条件的，应当在7日内受理；不符合上列条件的，不予受理，并在7日内通知受理人，同时说明不受理的理由。人民法院审查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申请，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进行。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对于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是否生效不能确定的，应告知申请人提交作出判决的法院出据的证明文件。台湾地区有关法院的民事判决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裁定予认可：（一）申请认可的民事判决的效力未确定的；（二）申请认可的民事判决，是在被告缺席又未经合法传唤或者在被告无诉讼行为能力有未得到适当的情况下作出的；（三）案件系人民法院专属管辖的；（四）案件的双方当事人订有仲裁协议的；（五）案件系人民法院已作出判决，或者外国、境外地区法院作出判决或境外仲裁机构作出仲裁裁决已为人民法院所承认的；（六）申请认可的民事判决具有违反国家法律的基本原则，或者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形的。人民法院审查申请后，对于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不具有上述所列情形的，裁定认可其效力。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交由委托人签名或盖章并经当地公证机关公证的授权委托书。人民法院受理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申请后，对当事人就同一案件事实起诉的，不予受理。案件虽经台湾地区有关法院判决，但当事人未申请认可，而是就同一案件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予受理。人民法院受理认可申请后，作出裁定前，申请人要求撤回申请的，应当允许。对人民法院不予认可的民事判决，申请人不得再提出申请，但可以就同一案件事实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前，一方当事人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就同一案件事实作出的判决的，应当中止诉讼，对申请进行审查。经审查，对符合认可条件的申请，予以认可，并终结诉讼；对不符合认可条件的，则恢复诉讼。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应当在该判决发生效力后1年内提出。被认可的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需要执行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办理。

为了切实贯彻执行好上述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17日专门发出通知，明确要求，在目前一段时间内，当事人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的民事判决，人民法院在裁定认可或不予认可之前，应当报请本辖区所属高级人民法院进行审查，高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同意或不同意认可，均应当及时予以答复，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依照《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不收取案件受理费。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针对实践中的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呈报了《关于当事人持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调解书或者有关机关出具或确认的调解协议书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请示》。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4月27日公告了《关于当事人持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调解书或者有关机关出具或确认的调解协议书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批复》，自同年5月12日起施行，其内容：台湾地区有关法出具的民事调解书，是在法院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应视为与法院民事判决书具有同等效力。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的，人民法院应比照我院《关于人民法院认可台湾地区有关法院民事判决的规定》予以受理。但对台湾地区有关机构（包括民间调解机构）出据或确认的调解协议书，当事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认可的，人民法院不应予以受理。

承认范文篇7

案例来源于Openlaw，共计检索获得18个案例，为叙述简便，下文用案例编号指代案例。下表为2012年、2014年、2015年、2016年中国法院审查审理的部分离婚案件，分为四种类型，一种是当事人仅申请确认外国法院解除婚姻关系之诉；一种是当事人不仅申请确认外国法院解除婚姻关系，还申请法院确认外国法院关于夫妻财产分割以及子女抚养等问题的判决；第三种是在法院已经承认了外国法院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后，另行提起离婚后子女抚养权纠纷诉讼。最后一种是当事人另行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笔者将从四种类型的案例中各自选出一个典型案例作深入分析。（一）当事人仅申请确认外国法院解除婚姻关系之诉，笔者在此仅分析代表案例（（2016）粤03民初1106号）许强华和DanTang向加拿大法院提交离婚申请，加拿大安大略省高等法院家庭法院于2008年7月2日命令婚姻解除，该离婚判决不涉及其他方面内容，于2008年8月2日生效。许强华向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该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法院对该离婚判决予以承认。本案中，中国与加拿大之间没有条约关系，许强华作为一名中国公民向其住所地中级人民法院即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承认加拿大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且该离婚判决不涉及其他方面内容，法院对加拿大法院作出的离婚判决予以承认。（二）申请人申请确认外国法院解除婚姻关系、夫妻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等问题的判决（代表案例（2014）深中法涉外初字第178号和（2016）浙03协外认14号）178号和（2016）浙03协外认14号）1．（2014）深中法涉外初字第178号案麦德荣与王子璐在中国结婚，婚后在美国育有一子。后麦德荣向阿拉巴马州李郡家庭法庭起诉王子璐离婚，法院判双方离婚，并对子女和财产做出判决。经麦德荣申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承认该离婚判决中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效力，驳回麦德荣其他方面的申请。中国与美国之间没有双边司法协助条约，麦德荣住所地为深圳市，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应仅就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进行审查。而该判决不违背我国相关法律原则，因此法院承认该判决中解除婚姻关系内容的效力，驳回申请人的其他申请。2．（2016）浙03协外认14号案2013年原告王建琼与被告舒爱娣的离婚诉讼在西班牙王国埃尔切法院提起，该法庭判决原被告双方离婚，并对子女抚养、家庭财产、等问题一并予以判决，该判决已生效。经王建琼申请，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承认西班牙法院做出的判决。由于中国与西班牙缔结了司法协助条约，因此依据该条约，法院不仅承认解除婚姻判决的效力，对子女抚养、家庭财产、等问题的判决也予以承认。（三）法院已经承认了外国法院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后，另行提起离婚后子女抚养权纠纷诉讼（（2015）虹少民初字第41号）原告冯某甲与被告王某在美国结婚，婚后育有一子。2013年1月4日，王某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县法院起诉离婚，法庭判决双方解除婚姻关系，并对孩子的抚养监护权做出判决。2015年6月26日，经冯某甲申请，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承认美国法院解除双方婚姻关系的判决。2015年7月3日，冯某甲就其和王某关于孩子的抚养权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中国与美国之间没有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因此依据我国国内法仅就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进行审查。而该判决不违背我国相关法律原则，因此法院承认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而关于抚养监护权的判决，中国法院不予承认。（四）当事人另行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诉讼（（2016）辽01民终6201号）2013年2月美国佛罗里达州法院判决计伟与赵凤琴离婚。2014年9月18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法庭作出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的予以承认。2012年12月10日，因赵凤琴与第三人有财产纠纷，法院于2013年4月9日依法查封了赵凤琴名下房产。计伟于2014年10月24日向法院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国与美国之间没有双边司法协助条约，因此本案中对于美国法院做出的离婚判决只能依据我国国内法做出裁定。根据我国国内法，应仅就该判决中解除婚姻关系的内容进行审查，对该判决其他内容不予审查。因此本案中中国法院只对美国法院解除婚姻判决予以确认，对计某与赵某的财产分割效力不予确认，当事人可在中国法院另行提起诉讼。而本案当事人并未在中国法院另行提起诉讼，因此诉争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而赵某债务纠纷发生在离婚判决之前，属于共同债务，因此法院依法查封诉争房是符合法律规定。根据以上案例分析，可以总结出我国对外国法院离婚案件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双边订立司法协助条约的，根据条约做出裁决。我国与许多国家订立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中含有相互承认与执行民商事判决的条款。例如上述浙（2016）03协外认14号案中中国与西班牙缔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西班牙王国关于民事、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因地对西班牙法院做出离婚判决应根据该条约予以审查，而根据条约规定，承认离婚判决，不仅承认解除婚姻判决的效力，对子女抚养、家庭财产、子女探视等问题的判决也予以承认。其次，双边没有订立司法协助条约的，即使双边没有互惠关系，对于承认与执行申请也不予驳回。法院对申请进行审查，符合我国法律原则的，裁定承认执行其效力，同时对于离婚判决仅承认与执行其中解散婚姻的判决。最后，当事人可就夫妻财产分割、生活费负担、子女抚养方面另行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

二、国外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离婚案件判决的模式

（一）德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离婚案件判决的模式。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如果外国法院的判决涉及非财产上的请求，或者仅涉及亲子关系时，并不要求互惠。因此德国对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中解除婚姻关系、监护权抚养权的判决只要不违反本国法律，直接予以承认执行。而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中涉及夫妻财产分割等财产上的判决，则要求国家之间有条约关系或互惠关系，否则不予承认和执行。（二）美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离婚案件判决的模式。现在美国绝大多数的州已经抛弃了互惠的要求，因此美国对没有条约关系和互助关系的外国法院所做的离婚判决，无论是身份关系的判决还是财产上的判决，只要符合美国法律规定，一律予以执行。（三）瑞士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离婚案件判决的模式。根据1987年《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瑞士对没有条约关系和互助关系的外国法院所做的离婚判决，无论是身份关系的判决还是财产上的判决，只要符合瑞士法律规定，一律予以执行。

三、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离婚案件判决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仅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离婚判决中解散婚姻判决，对此之外的判决不予承认执行。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法律将离婚判决分成立两部分：解散婚姻关系和解散婚姻关系以外的。对解散婚姻关系的判决不需互惠关系，只要符合我国法律规定，就接受申请予以承认执行。这是我国法律的一大进步。如果对解散婚姻关系判决也不予承认，会出现一对夫妻在外国离婚，一方当事人在中国再婚会触犯重婚罪。而对后者包括夫妻财产分割、生活费负担、子女抚养方面判决不予承认执行，笔者认为有不合理的地方：离婚判决中的子女抚养和监护权判决属于人身性判决，而人身性判决与一国主权和经济利益并不紧密，但又对本国当事人个人利益影响重大，当事人要在在中国另行起诉，将导致大量的国际平行诉讼的存在，浪费法律资源，有违于诉讼的经济原则，若中国法院做出与外国法院相反的判决，那么法院虽然做出判决了，但子女抚养监护纠纷仍没有得到解决，（2015）虹少民初字第41号案虽然最后法院做出判决了，但可以预见会出现执行困难。例如案中被告强行带走孩子，根据美国法院判决，被告在行使监护权，但根据中国法院判决，被告涉嫌绑架罪。

四、对中国承认执行外国法院离婚判决制度的完善建议

人身性判决对本国当事人个人利益影响重大，且与一国主权和经济利益关系并不密切，在国内另行诉讼不仅浪费法律资源，也浪费当事人时间和金钱，更可能造成抚养权监护权纠纷。因此笔者建议扩大承认与执行的范围，中国法院对于外国法院离婚案件中子女抚养监护权的判决应和解除婚姻关系一样，不要求互惠关系，符合中国法律规定一律予以承认和执行。而离婚判决中财产上的判决，需有互惠关系，否则不予承认执行。

参考文献：

承认范文篇8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

委托人姓名：住址：电话：单位：

请求事项：承认Χ国ΧΧ法院Χ年Χ月Χ日的ΧΧ判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具有法律效力。

事实与理由：（写明案件的起因及最后判决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67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ΧΧΧΧ问题的规定》，现向你院提出上述请求，请依法裁定。

证据：

1、Χ国ΧΧ法院Χ年Χ月Χ日ΧΧΧΧ判决书副本及中文译本各一份；

2、Χ国ΧΧ法院寄给申请人的出庭传票及中文译本各一份；

此致

Χ省ΧΧ市中级人民法院

承认范文篇9

法定代表人姓名：职务：

委托人姓名：住址：电话：单位：

请求事项：承认Χ国ΧΧ法院Χ年Χ月Χ日的ΧΧ判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具有法律效力。

事实与理由：（写明案件的起因及最后判决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67条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公民申请承认外国法院ΧΧΧΧ问题的规定》，现向你院提出上述请求，请依法裁定。

证据：

1、Χ国ΧΧ法院Χ年Χ月Χ日ΧΧΧΧ判决书副本及中文译本各一份；

2、Χ国ΧΧ法院寄给申请人的出庭传票及中文译本各一份；

此致

Χ省ΧΧ市中级人民法院

承认范文篇10

承认条件的立法模式也会影响到承认程序中举证责任的分配结果，进而影响承认程序的结果。

（一）举证责任分配的必要性

参与国际法律交往的实际需要从客观上决定不可能允许法官任意做出承认或者不承认裁判，裁判结果必须符合程序法和实体法上的正当性要求。作为国际程序法的一部分，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法律制度中当然会涉及到举证责任的问题。因为，“证明责任有规律的和始终如一的分配，是法安全性的先决条件”，它能够稳定、安全地指引法官作出裁判，并给予当事人对裁判结果最大限度的可预见性。所以，在积极条件和消极条件之间进行立法选择还必须基于对承认程序中的举证责任分配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之上。必须确定的是，承认国的法官或者承认有关机关不应当承担承认外国判决的裁判中存在的风险。因为，在面临一个已经在国外发生法律效力的外国判决的情况下，如果在承认程序中仅仅是由承认与执行法官进行单方面的审查并承担风险，那么为避免错误他可能会毫无原则地承认外国判决，因为在个案之上存在着承认国与审判国之间的民事司法合作关系。因此，就如同在一般的诉讼程序中一样，所采用立法模式应当尽可能安排合理的举证责任，借此尽可能地使当事人参与到承认程序中，并形成公正的，类似于审判程序的“争诉”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承认条件应当是承认与执行法官做出判断的规范或标准，而不是承认与执行法官应当遵守的程序性规范。也就是说，“证明责任不仅使法官在对事实问题存有怀疑的情况下，避免法律问题的不可裁决性成为可能”，并且给予法官的裁决内容以程序上的正当性。作为承认的结果，承认或者不承认的裁判结果没有给承认与执行法官任何折中或者程序调解的空间。所以，在存疑的情况下，只能由法官进行自由心证，举证责任的分配就成为自由心证的补充，“其方法是将承认所涉及事实情况的不确定性交由一方当事人负责证明，从而有利于另一方当事人，”并由负有举证责任程序各方承担得到不利于其自身的承认结果的风险。

（二）承认程序中程序各方的法律地位

准确地讲，承认程序中的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是举证责任的承担者。举证责任在他们之间并不能够依靠承认法官根据自己对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的理解在个案中进行个性化的分配，而是应当通过对承认程序进行理性分析来加以分配。在承认程序中，程序各方的具体程序地位和状况是，程序申请人在多数情况下是外国债权人和外国判决中的原告，其对承认国的承认与执行法律规定以及司法实践可能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具有既判效力的外国判决成为其唯一的保障；程序被申请人在多数情况下是内国债务人和外国判决中的被告，他熟悉承认国语言以及法律规定，更为重要的是他的利益往往与承认国的利益一致。这样，在很多情况下承认与执行法官在承认程序中实际上并不居于价值中立的立场，他代表国家行使司法主权对外国判决进行审查。期间，对内国当事人的利益而言，承认与执行法官毫无疑问会带有倾向性保护的。也就是说，承认申请人同承认与执行法官一开始就有了几乎是相互对立的诉讼立场，而且作为他们之间的裁判标准，即承认条件是由承认国自己制定的。因此，站在承认程序的对立立场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承认与执行法不熟悉，但是已经掌握有效外国判决的承认程序申请人是程序的一方（这里对争诉公正的要求非常重要，一般情况下，问题集中在法定听审权的保障之上）；带有倾向性和审查职权的承认与执行法官，以及承认程序被申请人是程序的另外一方。很明显，承认程序中对立双方的诉讼地位是不平衡，但却又是无可避免的。有鉴于此，在分配举证责任的时候，应当尽可能的使对立的双方达到平衡。对此，不同国家的承认与执行法都有不同的规定，但分配的结果应当是，在承认程序中形成类似于诉讼程序中对抗的并且是平衡的程序格局，并且在这个动态的平衡中查明外国判决是否符合承认条件。

（三）举证责任的分配

“适当的、明智的证明责任分配属于法律制度最为必要的或最值得追求的内容。”如前所述，作为民事程序的一部分，承认与执行法律制度应当合理地将举证责任分配到当事人之间。按照民事诉讼法理论中的一般观念，“程序当事人应对有利于自己的规范要件加以主张和举证”。所以，对举证责任的正当分配就首先应当是在规范和制度设计上充分考虑到当事人各方的程序利益，并且从这些法律规范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中寻找分配的原则。在对承认程序中的各方法律地位有了正确的认识之后，我们会发现，必须从举证责任的分配中寻找承认申请人用以抵消被申请人以及法官在实际司法实践中的优势地位的方法。

综上所述，消极条件相比较积极条件有巨大的优势，笔者认为，消极条件下承认程序各方的具体举证责任如下：

1．承认法官。如上所述，承认法官在承认程序中应当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和居中裁判程序地位，不能主动地就承认条件进行审查。笔者认为，即使是对审判国和承认国之间是否互惠关系（保障）的问题，承认法官也不能主动提出并加以审查。因为，一方面，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情势下，国家之间的民事交往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法院主动提出缺乏互惠关系并拒绝承认外国判决有可能就此断绝国家之间的民事法律交往。所以，承认法院不能够主动地对是否存在互惠关系进行审查；另一方面，按照一般的观点，互惠关系事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但事实上，外国民商事判决仅仅判决当事人民事权益的载体，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涉及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因此，承认法官在承认程序中应当严守中立，不承担任何主张和证明责任。

2．承认申请人。在消极条件的立法模式之下，承认申请人只需要承担证明外国判决是外国法院依法作出，具有最终的确定力以及是承认国承认与执行法律制度意义上的法院裁判就可以了。如果涉及外国判决的执行，那么他尚需证明被申请人在承认国国内有执行的标的。笔者认为，承认申请人甚至都不应当承担对外国判决的可执行性的证明责任。这样的举证责任有利于激发获得外国有利判决当事人向他国递交承认申请的积极性，这一点对于诸如平行诉讼、矛盾判决等问题的解决无疑是有所裨益的，并且可以有效地增进国际民事法律交往和民事司法合作。

3．被申请人。在消极条件的立法模式之下，被申请人应当承担所有的消极条件的主张和证明责任。具体而言，需要被申请人主张和证明的是审判国和承认国之间不存在互惠关系、审判国法院不具有国际审判管辖权、审判国的审判程序不符合程序正义要求、在内容上存在与外国判决相矛盾的内外国判决、审判国法院在作出判决时适用了错误的准据法以及承认外国判决的结果违反承认国的公共秩序等等。

4．承认程序中的第三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外国判决通过承认获得内国效力会导致承认国内国现有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改变，从而导致非外国判决当事人的第三人的民事权益直接或间接地发生改变。因此，他们有时也会参加到承认程序中。对他们的举证责任分配要看他们的立场，如果是为外国判决的承认，那么就依据承认申请人的举证责任主张和举证；相反则依据被申请人的举证责任主张和举证。

二、承认条件的立法模式与具体承认条件契合

在对承认条件的模式进行立法选择的时候，还应当考虑积极或消极条件与具体承认条件的契合问题。因为，具体承认条件有时候因为其内容法律属性的不同而只能设置为消极条件，例如公共秩序，它作为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时的安全阀仅仅具有消极地排除外国判决内国效力的作用，因此只能作为消极条件出现，而且仅仅是例外性地被适用。对此，本文就具体承认条件给予分别论述：

（一）审判国与承认国之间存在互惠关系

对互惠关系的要求是最早的承认与执行的条件，它的规范目的被认为是保护国家和公共利益，至今大多数国家都将互惠要求设置为积极条件，如我国《国际私法示范法》第157条第1款。如上所述，承认外国判决仅仅是在很少的情况下涉及国家利益。此外，同一国家的当事人在不同国家得到的同一类判决是否能够得到承认与执行要视不同的审判国与该国之间是否存在互惠关系而定。对此，德国学者Puttfarken教授甚至认为互惠原则是专制的和违反宪法的。但是，如果以消极条件的立法模式要求互惠关系并采取自动承认的承认模式，那么，无论国家之间是否存在互惠关系，只要没有就外国判决的承认与否提出确认之诉，或者外国判决始终没有作为先决问题被承认国在内国的其他案件中予以确认，那么外国判决仍然会在内国发生法律效力，这更加符合当事人的利益需求。因此，笔者认为，互惠关系作为承认条件应当被设置为承认的消极条件。

（二）审判国法院具有国际审判管辖权

国际审判管辖权作为承认条件既可以被设置为积极条件，也可以被设置为消极条件。在司法实践中，涉外民事纠纷的当事人在审判国提起诉讼的时候，可能并不知晓承认国的间接管辖权规范的具体规定，尤其是有关专属管辖的相关规定。如果审判管辖权被设置为消极条件并采取自动承认的承认模式，那么该判决在外国获得既判力的时候会自动地将效力延伸到承认国国内，并改变国内的民事法律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应当确认该判决是否被承认的权利交给承认的被申请人并由其进行权利自决，这更加符合其实际需要。而积极条件的立法模式显然不具备这一功能。因此，笔者认为，国际审判管辖权也应当被设置为承认的消极条件。

（三）承认外国判决的结果不违反承认国的公共秩序

出于法的安定性、可预见性以及权利的安全性的考虑，通常情况下，公共秩序保留条款仅仅作为例外的情况被辅助性地适用，它作为承认外国判决的条件承担着“紧急制动器”的功能。根据这一特殊的规范目的，不违反承认国的公共秩序这一承认条件只能被设置为消极条件，否则承认申请人将无法完成证明外国判决不违反承认国的公共秩序这一证明责任。与此相对，被申请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承认国本国人，他熟悉本国的法律制度，因此由他来完成这一举证责任无疑是可行和恰当的。

（四）审判国的程序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

审判程序是否符合程序正义要求既可以被设置为积极条件，也可以被设置为消极条件。该问题不仅仅要从审判国有关审判程序的法律规定，而且要从法官依据这些法律规定进行司法审判的实践两方面进行审查。实践中存在的争议大多是围绕缺席审判问题展开的。如果外国判决是审判国法院在缺席审判的情况下作出的，那么审判国法院是否合法传唤远在他国（例如承认国）的被告实际上是有关审判国有关程序规定以及审判国法官是否依法审判的问题。基于对外国法律制度以及外国法官的基本信任，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那么就应当认为审判国的程序符合程序正义的要求。很明显，这些相反的证据应当由被申请人负责举证。有鉴于此，这一条件就应当被设置为消极条件，这一举证责任也能够最大限度地促使被申请人积极的参加审判国的审判程序。

（五）不存在与外国判决相矛盾的内外国判决

因为缺乏一个超国家的立法和协调机构，所以在世界范围内不可能完全避免平行诉讼和相互矛盾的判决出现。从理论上讲，矛盾判决意味着在承认国国内存在阻止外国判决在承认国发生法律效力的其他判决的判决效力，这就决定了矛盾判决只能作为承认外国判决的排除事项出现，即消极条件。一些学者还认为承认国国内法院的未决诉讼也可以作为承认条件，但是对于手持有效外国判决的承认申请人来讲，他都不能够对不存在矛盾判决进行有效证明。因此，笔者认为这一条件只能被设置为消极条件。

（六）审判国法院适用了正确的准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