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的反义词十篇

承认的反义词篇1

【英文摘要】Genericsentencesappeartohaveuniversalquantifications.They,nevertheless,tolerateexceptions.Thisisthemainfeatureofgenericsandalsothemostpuzzlingproblemtobesolvedintheresearchesaboutthem.Thisfeatureindicatesthatgenericsexpresssomethinginvolvingintensionality.Basedonintensionalsemantics,thispaperusesaformalmethodtorevealthatgenericsentencesexpresstheintensionsofconcepts,andshowsthatwhatgenericsareabout.Thus,somepuzzlingphenomenaaroundgenericsareexplainedwithsatisfaction.Thisdiscoveryreliesonseveralassumptions:Conceptsarefunctionsmappingfromasetofpossibleworldstothepowersetofasetofintensions;theintensionofaconceptisthesetofallgenericconsequencesderivedfromthesenseofthetermthatexpressestheconcept;etc.However,theseassumptionsarenotinaccordwiththetraditionalviews.Tomaketheresultspresentedheremoreconclusive,thefundamentalpropertiesfromthebottomlineoftheconceptsarediscussedandanalyzed.Theyaresummarizedtobesevenbasicpropertiesofconcepts.Thepositionsproposedinthispaperarearguedforandenforcedbyexploringtherelationbetweenconceptandlanguage,aswellastherelationbetweenconceptandknowledge.Theseargumentsconsistofanewtheoryofconcept.

【关键词】概称句/概念/内涵/涵义genericsentence/concept/intension/sense

概称句（注：“概称句”是作者对genericsentence的翻译。这里是首次正式在国内文献中使用这一译名。）(genericsentence)是我们日常思维中最为常用的一种句子。关于概称句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目前已提出了多种理论和形式处理，但因尚未形成统一和公认的理论，仍处于初期阶段。概称句研究在非单调推理、人工智能以及语言学研究等多方面都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属于概称句的条件句逻辑和模态逻辑研究方向。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发现，概称句涉及到概念和概念的内涵，因此对概称句本质的认识涉及到概念理论，此二者有相互照应的关系。在概称句分析和语义的基础上[1]，借助于形式化方法，本文对概称句和概念进行了分析，在两个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理论。

一、关于概称句的说明

概称句又称特征句，指的是“鸟会飞”，“马铃薯含维生素C”等这类句子。概称句有不同的种类。与本文有关的概称句是“鸟会飞(Birdsfly)”这类概称句。这类概称句从句子的语言结构上看有两个特点：(1)表现为主谓结构。如“鸟会飞”，其中鸟是主项（或主语），记作S，“会飞”是谓项（或谓语），记作P。这种概称句通常又记作SP。(2)主项S是复数，或用通常普通逻辑类教科书的术语，S是“普遍词项”或“普遍概念”。这种概称句是我们最常用的概称句。

概称句一方面是某种意义上的全称句，另一方面又容忍反例。比如，概称句“人能思维”，有“人都能思维”的意思，但同时又不会因为有些人不能思维而使“人能思维”为假，即“人能思维”与“有些人不能思维”并不矛盾。这是概称句最重要的特点，也是研究的主要困难所在。对此各种研究提出了关于概称句意义理解方面的不同看法和观点，乃至于形式刻画等方面的不同处理。在总结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分析，给出了一个关于概称句的语义。[1]这个分析有以下几个要点：

1.所有主谓结构的概称句SP，都可以被精确化为“S（在正常情况下P）”。如果S是复数名词，又可进一步精确化为“（正常的S）（在正常情况下P）”。我们把这样的形式称为概称句的典范形式。这一形式有两层全称概括，外层的全称概括作用于相对于主谓项的正常个体，内层的概括作用于相对某个正常个体的正常环境。以“鸟会飞”为例。不会飞的不正常的鸟被外层的全称量词略去，正常的鸟在不正常环境里而不会飞的现象由内层的全称量词排除。于是，“鸟会飞”应该理解为，“在正常的情况下，正常的鸟会飞”，更严格地说，即“对任意的个体x，如果x是正常的鸟，那么，x在正常的情况下会飞。”

2.这里出现了两个“正常的”，分别是两个不同的模态算子。用于正常情况的“正常的”是二元命题算子，在条件句逻辑中已有比较成熟的研究。特别是在常识推理研究中对这一算子的改造[2]，使得我们可以直接引用已有结果。用于主项的“正常的”是谓词算子，即以谓词为变元的函数，以下称为正常函数。什么是正常的S，这个函数该如何定义，是建立概称句语义的关键。

3.首次定义正常函数为一个二元函数。在将来的形式解释中，它的两个变目分别被称为主项内涵和谓项内涵。直观地看，该函数是以主谓项的意义来决定正常主项（如“正常鸟”）的意思，再由此在各可能世界中选出所有正常个体。第二个变目的引入，给正常函数选择正常个体提供了一个与谓项涵义相关的选取参数。这体现了正常主项的相对性。

4.对选取正常个体的正常函数有两项限制。第一，选择出来的正常主项的内涵包含了主项的内涵，即对任意的内涵。在“鸟会飞”的例子中，该限制的意思是，“正常鸟”必须首先是“鸟”。第二，与谓项内涵相关的选取参数同谓项的肯定和否定无关，即对任意的内涵。还用“鸟会飞”的例子，这一条件的意思是，我们对于鸟和会飞，以及对于鸟和不会飞，选出的正常个体是相同的。满足这一限制条件的正常函数避免了把“对来说是正常的鸟”定义为“会飞的鸟是正常的”这样一种循环定义的嫌疑

。

根据以上要点，概称句SP的直观意思是，“对任意的个体x，如果x是相对于P或非P来说正常的S，那么，在正常情况下，x是P”。下面给出关于概称句的形式语言和形式语义，就是要把这个意思严格地表达出来。

二、概称句的形式语义

概称句的形式语言可以在一阶语言基础上扩张得到。

一阶语言有可数无穷多个变元符号、常项符号以及一元谓词符号（注：为简单起见，本文只讨论一元谓词的概称句，所以这里只有一元谓词符号。），这三类符号的集合分别记作Var,C,Pred，并有命题常项符号，联结词，量词符号。中的项和公式定义如常。所有公式的集合记作F。语法符号x,y,z等表示任意的变元符号，c表示任意的常项符号，t表示任意的项，P,Q等表示任意谓词符号。α，β，γ等表示任意的公式。各类语法符号均可加下标或上标。被定义符号有。

附图

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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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们给出了关于概称句的形式语义。对任意的模型，一个概称句在其中的任一可能世界上都有确定的真值。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行关于概称句推理的研究。下面我们将继续关于概称句的分析来讨论相关问题。

三、概称句本质

首先要说明，在上节里，我们将任意框架上得到的集合中的元素称为“内涵”，这只是使用了在这类问题讨论中的通常术语，它不是我们在谈论概念时所说的“概念都有内涵和外延”这个意义下的内涵。如果我们将一个框架看作独立外在的客观世界，还没有和我们的语言（或认识）发生关系，那么，一个中的元素只是一个指向（或指派）。该指向对每个可能世界指定一个D的子集。只有当我们将W看作可能世界，将D看作个体域，并且，将一个语言表达式（通常为语词）赋予该指向的意义，即将该语言表达式与这个指向相联系，这是在结构或模型层次才有的东西，那么，这时这个指向才成了该表达式的涵义。由这个指向所确定的东西，就是该表达式的指称。按通常的观点，概念的内涵决定外延，词项的涵义决定指称，因此，人们把概念的内涵或词项的涵义看成从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数（可能世界集到个体域的幂集的映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的元素被称为“内涵”。而实际上，无论内涵还是涵义都是和语言相关的东西。没有语言，自然也就不存在什么内涵或涵义。

还有两点需要说明：(1)即使与语言相关，也只有通过语言得到或建立的指向，即通过语言的表述我们得以确定其指称的指向，一个语词才有涵义。通过其他方式，如手的指示行为得到的指向，不构成相应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参见下节概念特征(3)）。(2)“概念”、“内涵”、“外延”，以及“语词（词项）”、“涵义”和“指称”，是两个不同系列的术语。主要是在“概念”、“内涵”以及“语词（词项）”、“涵义”上，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对目前所讨论的问题来说，我们所用的实际上是后一系列的术语。因为，语词及其涵义是语言层面的东西，而概念及其内涵是思想层面的东西，与认知主体相关。语词的涵义一般来说是语言的使用者在语言的使用之前就被规定的，也是使用者们都必须共同遵守的，因而具有公众性和某种客观性。而概念及其内涵作为认知主体的某种思想，与其自身的认知能力、认知行为等有较大的关系，因而有一定的主观性。再有，我们是通过涵义的理解和掌握来形成概念的，因此概念及其内涵比语词的涵义要复杂。这个问题将在下节讨论（参见下节概念特征(2)）。在上节我们给出的是语言的解释，只是语词意义的规定以及由此得到公式的真值，不涉及语言的使用者，更不涉及语言使用者的思想。

我们在一开始就指出，概称句最重要的特点是容忍反例。对此，我们的基本分析或主张的基本观点是，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对概称句中词项的理解与其实际的所指（即相应的外延或指称）不一致，而在这个不一致中，我们偏向了涵义，采取了内涵性的观点，放弃了外延的观点。例如，对“人能思维”这一句子来说，“人”的外延并不包含于“能思维”的外延。因此，从外延的观点看，并非每个人都能思维。所以当我们说“并非所有人都能思维”时，我们也都能理解，并认为这是个真句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仍然接受“人能思维”，并且不认为这两个句子是矛盾的。这说明我们是在与外延观点不同的意义上理解或解读“人能思维”这个句子的，而这个不同的意义只能是涵义的或内涵上的意义。

根据这个基本的出发点，我们给出了以上概称句语义。关键是引入了词项（主项和谓项）涵义（根据上面的说明，这里应该是“涵义”，而不是“内涵”）。这个引入有两个方面：在语形方面，引入了λ－表达式；在语义方面，首先在对象上，引入了“内涵”（即中的映射），其次建立了λ－表达式到“内涵”的联系，即将每个λ－表达式解释为一个中的映射。在这个解释下，一个λ－表达式的解释，如，自身为一个映射，对每个可能世界确定一个个体集，相当于某个一元谓词在这个世界中的指称。这可以理解为，λχα是一个关于性质的表述，对每个可能世界，选出具有这个性质的那些个体。从这个角度看，是一个由α及其变目x确定的一元谓词的涵义。通过这样的办法，概称句的真值得到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命题2.1，揭示了概称句命题是关于主项涵义和谓项涵义的函数，这使得我们对概称句的认识前进了重要的一步。这个对于概称句的解释可以称为涵义的解释。

根据涵义的解释，我们已经得到了概称句的真值。但是这个解释还不够透彻。有两个问题：(1)主项涵义和谓项涵义之间究竟是什么联系？(2)我们为什么会偏向涵义，原因是什么？

关于(2)，合理的看法是，我们所以明知道“并非所有人都能思维”而仍不放弃“人能思维”，是因为对于人这类事物来说，在认识上“人能思维”有更重要的意义，或者说，“能思维”是被我们认识到的人的重要属性，它已经构成了我们的“人”这个概念的一部分，是这个概念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在上述不一致中，我们宁愿固守我们的概念而放松外延上的要求，于是我们偏向于对“人”这个概念的理解和掌握，导致了在概称句解读时的内涵性倾向。所以，在这个偏向中，不完全是词项涵义的问题，还有我们的理解和思想方面的因素，即与概念有关。

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以上关于概称句的形式语义也是合适的，那么在这个形式语义的基础上，我们希望、也应该可以进一步给出体现概称句与概念因素相关的形式刻画。以下定义和命题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

附

图

根据这个结果，可以看出，概称句所表达的东西本质上是概念（主项）与其内涵（谓项）的关系。简单地说，概称句是表达概念内涵的句子。这个结果彻底说明了概称句主项涵义和谓项涵义的关系，回答了问题(1)。

概称句这个性质的明确可以使我们对概称句的意义有新的理解：概称句在于明确、生成、丰富概念，以及传递和接受概念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是我们进行这些思维和交流活动的基本语言形式。例如，考虑概念的丰富问题。对于概称句“土豆含有维生素C”来说，如果我们的“土豆”的概念足够丰富，其中已有“含有维生素C”这一内涵，那么我们自然会认为“土豆含有维生素C”是一个真句子。或者，我们的“土豆”的概念还不够丰富，通过接受概称句“土豆含有维生素C”，即认定该句子是一个真句子，在我们的“土豆”的概念中增加“含有维生素C”这一内涵，使我们的“土豆”的概念得到丰富。其他情况可以类似推广得到。如概念的生成、明确可以看成内涵从零开始的丰富。概念的传递、接受，又可看成是丰富概念的基本方式。

我们一再谈到概称句容忍反例的特点，现在根据解释(*)给出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可以更清楚地解释这个特点。当我们说“人能思维”时，说的只是“能思维”是人的概念的一个内涵，或人这类对象有“能思维”的属性。这是依据“相对于思维来说，正常的人在正常的情况下能思维”来确定的。但是从外延上看，显然不是所有被我们称为“人”的那些对象都是相对于思维来说的正常的人，并且也处在正常情况中。对这些人来说，他们自然不能思维。“有人不能思维”，就是面对这种情况的句子。简单地说，“人能思维”中的“人”表达概念，“有人不能思维”中的“人”用于其外延，二者当然并不矛盾。

在关于概称句的理解方面，解释(*)说明了一些现象，与我们的直观相符合。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解释在概念的方面是否成立？

解释(*)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①概念的内涵不是单一映射，而是一个映射集，其中的映射本身是涵义，所以这个映射集也是涵义集。我们通常所说的“概念的内涵”首先指的应该是这个集合（或类）。其中的任一涵义，可以称为概念的一个内涵。我们以前是在这两个不同层次上使用“概念的内涵”这一术语的。②概念是从可能世界到涵义集的幂集的映射。因为一个涵义集可以看成一个概念的内涵，所以，这个观点也可以简单表述为，概念是从可能世界到内涵的映射。

这样的关于概念内涵和概念的说法是否符合我们关于它们的直观？也就是说，实际上是要回答：在直观上，什么是概念，什么是概念的内涵？语词、涵义与概念和内涵又是什么关系？

四、概念、内涵与涵义

根据通常的看法，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有属性（固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态。概念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概念的内涵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外延是具有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的事物。[3](P18、22)或者，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概念的内涵是反映在概念中的对象的本质属性。概念的外延是具有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对象。[4](P18、20)这是目前国内两个有代表性的说法。其他各种版本的表述与此类似。此外，也都谈到了概念和语词的关系：概念要用语词来表达。没有离开语词的概念。语词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概念是语词的思想内容。[3](P20-22)[4](P19-20)以上是关于概念的传统理论。与此相关地，还有弗雷格提出的涵义决定指称的观点，以及在可能世界语义产生后，提出的内涵是可能世界到外延的映射的观点。这些内容构成了目前关于概念的主流理论。

从现有的概念理论看，解释(*)与此并不吻合。主要表现在解释(*)所提出的两个观点上。对于观点①，撇开内涵的本身是什么，是属性的反映还是涵义，如果我们用技术术语，把内涵看成某种映射，那么，内涵是单一的映射，还是映射的集合？解释(*)主张后者。传统理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是默认前者。对于观点②，解释(*)对概念、内涵以及涵义有明确的界定，它们的层次各不相同。而传统理论对概念和内涵没有严格区别。尽管根据传统理论，概念是奉质属性的反映，内涵是所反映的本质属性，应该是有区别的，但是，因为“本质属性的反映”和“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界线并不十分清楚，所以概念和内涵被经常混同。再加上词项、涵义和指称的提出，本来这是把问题限制到语言，以使问题更明确，更易于讨论，也是通常所谓认识论到语言哲学转向的实质，但在一些地方反而使得概念、内涵、涵义的关系更为混乱。例如，有著作认为，“词项都有内涵和外延，亦称涵义和所指。词项的内涵就是该词项所表达的概念。”[5](P276)因为概念和内涵的混同，再根据内涵是可能世界到外延的映射的观点，于是概念也就成了可能世界到外延的映射。。

这个不吻合原因只能是以下二者之一：(1)解释(*)不成立，即依据形式语义的技术上的结果并不是关于概念的事实。(2)现有的概念理论不足，是这个理论没有反映关于概念的事实。我认为是后一情况。为此，我们必须对概念作新的考察和分析。

忽略枝节争议，我们把关于概念的理解降低到最低限度，到概念最基本的性质上，概念是思想性的东西，将一个概念看作是一个思想，这一点总是成立的。如果一个东西连这样的思想都不是，那它不可能是概念。下面从这个基础出发，再考虑概念的其他性质，逐步明确关于概念的概念。

(0)一个概念是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有如下基本性质：

(1)它是由一定的语言表达式（通常是语词或词组）所承载或表达的。

在概念和语词的关系上，基本上没有分歧。一般都认为概念是语词的思想内容，语词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或载体。承载概念的语词以后称为概念的承载词。每个概念都有自己的承载词。不存在没有承载词的概念。并非所有的语词都承载概念。同一个概念可以有不同的承载词，同一个语词也可以作为不同概念的承载词。

(2)与承载词的涵义是不同层次的东西。

语词有自己的语形和语义两个方面。语形方面指的是语词的符号或文字及相应的语法组合法则，语义方面指的是语词的意义(meaning)。这个意义又有两方面，涵义(sense)和指称(reference)。语词的指称是语词表达或代表的对象。语词的涵义是可以由关于这个语词的解释性短语等表达的东西。通过涵义的理解和掌握，我们可以确定语词的指称。因此，涵义可以被

看作可能世界到指称的映射，以及在涵义和指称的关系上，形成了涵义决定指称的观点。

语词表达概念，语词具有涵义，这使得容易将概念与涵义混淆。在概念和内涵不清楚的情况下，还容易将概念、内涵、涵义三者混淆。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概念不同于涵义。概念是思想，语词的涵义是语言层次上的规定，尽管这个规定并不能完全脱离语言使用者的思想，是在使用者的思想中产生的，也是在使用者的思想中才能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涵义也是某种思想，但概念和涵义毕竟是不同层面的东西。涵义是凝固在语言中的思想。概念是语言使用者的思想，通过掌握涵义而形成的思想，因此概念是比涵义高阶的东西。

(3)具有指向性。

这个指向性指的是概念这种思想到其对象的指向，通过这个指向，一个概念在我们的思维中代表一定的对象，使得我们可以对这个一定的对象进行思考。

概念都有承载词。概念的指向性是借助于承载词实现的。这个实现有两种方式，或者说，有两种不同的指向：①通过意指行为的指向。例如，指着水里的一些东西说，“这就是鱼”，于是，关于鱼的思想（或反映）就借助于“鱼”这个语词通过指向行为指定到了这样一些对象上。②通过语言的使用与一定对象相联系从而形成的指向。这里的“语言的使用”包括两个方面，语言的语法方面和语义方面。例如，“人”所代表的概念，可以通过“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表达的涵义指到相应的对象上。这个指向的形成，涉及到“制造”、“使用”、“工具”、“动物”等语词，还涉及到它们的语法组合和语义组合。

前种指向以后称为行为指向，后种指向称为语言指向。行为指向是最原初的指向，语言指向是在行为指向的基础上形成的。语言指向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有了语言指向，才使得我们不必总是依赖直接的指向行为，而只须通过语言的使用，就可以确定对象，表达思想，以进行思考和交流。只有这样，才使语言真正成为思维和交流的工具。

具有这两种不同指向性的概念，以后也分别称为行为指向概念和语言指向概念。我们通常所说的概念，指的是语言指向概念。对于前者来说，我们甚至不认为它们是概念。例如，设A是一个语词，｛2，咖啡，蓝的｝是一个集合。如果我们只是通过某种到对象｛2，咖啡，蓝的｝的指示，说“这就是A”，那么，我们一般不会认为有了A的概念。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语言表达式，通过它所表达的涵义我们能将A和｛2，咖啡，蓝的｝相联系。但是从概念的基本性质看，应该接受这类思想也是一种概念（即下面所说的“零概念”）。

(4)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

概念通过其指向性得到的对象是概念的外延。概念又是由承载词表达的。所以，这个对象首先也是由承载词表达的。因此，概念的外延就是其承载词的指称。

概念是具有指向性的思想。如果一个概念是通过由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形成指向的，那么这些涵义的全体（集合），就是这个概念的内涵。内涵是可以由语言表达的思想。否则，只有行为指向，而无语言表达，如上例A到集合｛2，咖啡，蓝的｝的指向，我们自然不认为A有什么内涵。因此，只有语言指向概念才有内涵。对这类概念来说，明确概念的内涵，也就是明确概念的指向，据此概念的外延得到确定。在这个意义上，概念的内涵决定外延。

内涵是对象的本质属性的反映，还是特有属性的反映，在传统概念理论中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现在的观点看，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而是所有这些反映的集合。当然在这些涵义中，作为认识结果，有的涵义的得到更来之不易，更深刻，更为重要，因而也更容易将其与相应概念的内涵等同看待。

由语言指向得到的外延是类。因为语言指向总是通过一定的描述实现的。其结果是，凡是符合这个描述的对象就构成了相应概念的外延，这样的外延只能是类。

按传统的观点和术语，一个概念的外延如果是一类对象，那么这个概念就是类概念（注：这里的“一类对象”指的是多个元素的类。对于外延是单个元素的类，如摹状词表达的概念，通常不把它们看成类概念。），如果是一个性质，那么它就是性质概念或属性概念。基于前面的技术处理，目前我们只讨论个体类的类概念和个体的性质概念。

有两个特殊情况需要说明。(1)如果通过内涵得到的外延是个空类，那么，这样的思想有内涵，无外延，这就是传统概念理论中的空概念或虚概念。(2)如果内涵是个空类（或空集），如行为指向概念的内涵，那么，类似于把0也算作自然数，这样的思想可以称为零概念。

一个概念，无论它是否有内涵或是否有外延，它都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在这里，所谓“有内涵”即相应的涵义集不空，“有外延”即相应的外延类不空。

(5)与认知主体相关。

思想总是一定的思想主体或认知主体的思想。这个认知主体可以是一个人，一个群体，甚至还可以是人工的认知主体，抽象的认知主体，与某个理论对应的认知主体等。比如数学理论所对应的认知主体，是由数学家群体形成的认知主体。因为与认知主体相关，所以概念这种思想又有以下特点：

①对于具体的认知主体来说，会受到其自身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知识背景，语言的掌握水平，甚至会受到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其别是由于认知能力有限，思想是变化的、发展的，表现为概念的内涵的产生，修正、丰富等。比如，某个涵义事实上应该成为一个概念的内涵，但受认识的局限性，在某个时期，它还不是这个概念的内涵，后来随着认识的发展才成为这个概念的一个内涵。一个涵义是不是某个概念的内涵，是通过我们的认识确定的。反过来，一个概念，因为它有通过认识得到的内涵，也就成了我们先前认识的结晶。

②因为受认知主体的自身因素影响，不同的认知主体可以对同一承载词形成不同的概念。因此，概念不同于涵义，有某种主观性，个体（个人）性。

③对每个认知主体来说，概念包含知识，或概念本身就是这个主体的一种知识。如果一个认知主体掌握子一个概念，或具有一个被我们称为概念的思想，那么它也就掌握或具有了关于相应对象的一定的知识。

(6)承载词涵义是其最初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形成这个思想的内涵或丰富其内涵。

作为具体认知主体的概念来说，概念的内涵的产生与形成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概念的承载词是这个过程的起点。如果一个概念是通过语言指向确定外延的，那么，形成这个指向的承载词的涵义就自然成为这个概念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最初的内涵。例如，

锂，根据字典的解释，是“一种金属元素，银白色，质软，金属中最轻的元素，可制合金。”这些解释表达的东西就是“锂”的涵义。如果我们原来不知道锂，那么现在通过这些表述的涵义，就有了锂的概念，而这些涵义，就是这个概念的最初内涵。我们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学习、认识，丰富锂的概念的内涵，如锂的原子数为3，是比热最大的金属等等。

概念的形成也可以开始于零概念。可以设想，在最初人们只是用一些符号或语音通过行为指向，即简单的命名活动，将自己的思想与一些对象相联系，如“鱼”，“鸟”等。这时关于这些对象的思想没用内涵。后来随着认识的发展，得到对例如鱼的一些认识，并用语言表达式固定下来，成为可以表达的思想，如鱼是水生的脊椎动物，有鳞，有鳃，冷血等，这时人们就有了鱼的概念的内涵。同时，一些语言表达式之间的关系也被这个语言固定下来，标志之一，就是写入这个语言的词典，成为这个语言使用者的共同规范。这时“鱼”成为有涵义的语词。后人再了解鱼时，只需通过这些涵义，就可以形成由“鱼”表达的具有指向性的思想，得到鱼的概念的内涵。对他们来说，鱼的概念就成了语言指示概念。

(7)与可能世界相关。

一个概念是一个与一定对象相联系的思想。这个联系的建立总是处在一定的可能世界中，因此，概念总是与可能世界有关的。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世界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因而可以有不同的外延。

以上从第(0)条“一个概念是一个思想”开始，加上后面的7条，基本上说明了什么是概念，其中重要的有以下几点：(1)具体地说明了语言对概念的作用。(2)揭示了概念的本质：概念是可能世界到内涵的映射。(3)说明语词涵义与概念内涵的联系与区别。内涵是一个涵义的集合，而不是某个单一的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反映。(4)强调了概念与认识的关系，概念是认知主体的概念，是发展的。

最后我们考察形式处理与直观的符合问题。。

首先，在直观上概念是有指向性的思想，在形式语义方面概念可以处理成映射，符合直观性质(0)、(3)。其次，在形式语义方面概念是由λ－表达式表达的，λ－表达式就是概念的承载词，符合直观性质(1)。这里需要作一些说明。通常我们会认为“鸟”，“鱼”这样的语词表达概念。它们看起来并不是λ－表达式。如果要写成λ－表达式，那么应该是λx鸟(x)，λx鱼(x)，与直观不符。但是，这正是体现了由弗雷格所深刻分析并确立的思想，一个概念是一个带空位的函数。[6](P54-75)λ－表达式中的符号λ和变元x就是起着表示空位的作用。只是在自然语言中，我们把这些重要的内容隐去了，用的是概念表达的省略形式，实际上，概念的严格表达恰恰应该是λ－表达式。

再有，在形式语义中，概念是到内涵的映射，内涵是涵义的集合，体现了概念与涵义是不同层面的东西，概念是比涵义高阶的映射，符合直观性质(2)。还有，在形式语义方面，符合直观性质(4)、(6)。最后，在形式语义方面概念是从可能世界出发的映射，符合直观性质(7)。

以上的这些方面，形式结果与直观分析都是吻合的。只是有一点，概念与认知主体有关，在我们的形式语义中没用充分体现。

所谓与认知主体有关，最明显的表现是概念的发展性，而这个发展性主要体现在内涵的丰富上。在形式语义中，一个概念的内涵是其承载词的全体概称后承。于是，对于给定的语言，一个模型一旦给定，对任一承载词，它的概称后承也就完全确定了。但是这并不符合我们人这样的认知主体关于概念的实际情况。因为人的认知能力有限，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形式结果不是对人这种主体的概念的刻画，而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对于给定语言，面对给定的世界，从逻辑上看，每个概念都有完全内涵或绝对内涵。这样的概念可以看作在给定语言和对象世界条件下可能得到的绝对概念或极限概念。如果考虑到认知主体，那么，这样的概念可以看成是完全掌握该给定语言并且完全认识了该给定对象世界的认知主体的概念，或者说，是完全掌握其所用语言并且具有无限认知能力的全能认知主体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形式语义中刻画的概念只是全能认知主体的概念。任何人都不是全能认知主体，而只能是有限能力的认知主体。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该形式语义以及解释(*)对概念本质的揭示。

五、关于概念的几点结论

一个概念是有一个由语言的承载词表达的具有指向性的思想。这个指向性可以表示为从可能世界到语词涵义集幂集的映射。

概念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与可能世界有关。一个概念在一可能世界上的内涵是其承载词涵义在该世界上的所有概称后承。如果考虑到认知主体，那么，一个概念在一可能世界上的内涵是其承载词涵义在该世界上被该认知主体认定（或认知）的所有概称后承。一个概念在一可能世界上的外延是其承载词在该世界上的指称。概念的内涵决定外延。

概念在思维中起着指向一定的对象的作用，并同时提供关于该对象的知识，使拥有或掌握概念的主体可以对其对象及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和思想上的交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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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家国等.普通逻辑（修订本）[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承认的反义词篇2

【 英文 摘要】generic sentences appear to have universal quantifications. the y, nevertheless, tolerate exceptions.this is the main feature of generics and also the most puzzling problem to be solved in the researches about them.this feature indicates that generics express something involving intensionality.based on intensional semantics, this paper uses a formal method to reveal that generic sentences express the intensions of concepts, and shows that what generics are about.thus, some puzzling phenomena around generics are explained with satisfaction.this discovery relies on several assumptions:concepts are functions mapping from a set of possible worlds to the power set of a set of intensions;the intension of a concept is the set of all generic consequences derived from the sense of the term that expresses the concept;etc. however ,these assumptions are not in accord with the traditional views.to make the results presented here more conclusive, the fundamental properties from the bottom line of the concepts are discussed and analyzed.they are summarized to be seven basic properties of concepts.the positions proposed in this paper are argued for and enforced by explor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concept and language, as well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concept and knowledge.these arguments consist of a new theory of concept.

【关键词】概称句/概念/内涵/涵义 generic sentence/concept/intension/sense

概称句（注：“概称句”是作者对generic sentence的翻译。这里是首次正式在国内 文献 中使用这一译名。）(generic sentence)是我们日常思维中最为常用的一种句子。关于概称句的研究始于上世纪70年代， 目前 已提出了多种理论和形式处理，但因尚未形成统一和公认的理论，仍处于初期阶段。概称句研究在非单调推理、人工智能以及语言学研究等多方面都有重要意义。本文的研究属于概称句的条件句逻辑和模态逻辑研究方向。在这个研究中我们发现，概称句涉及到概念和概念的内涵，因此对概称句本质的认识涉及到概念理论，此二者有相互照应的关系。在概称句分析和语义的基础上[1]，借助于形式化方法，本文对概称句和概念进行了分析，在两个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观点和理论。

一、关于概称句的说明

概称句又称特征句，指的是“鸟会飞”，“马铃薯含维生素c”等这类句子。概称句有不同的种类。与本文有关的概称句是“鸟会飞(birds fly)”这类概称句。这类概称句从句子的语言结构上看有两个特点：(1)表现为主谓结构。如“鸟会飞”，其中鸟是主项（或主语），记作s，“会飞”是谓项（或谓语），记作p。这种概称句通常又记作sp。(2)主项s是复数，或用通常普通逻辑类教科书的术语，s是“普遍词项”或“普遍概念”。这种概称句是我们最常用的概称句。

概称句一方面是某种意义上的全称句，另一方面又容忍反例。比如，概称句“人能思维”，有“人都能思维”的意思，但同时又不会因为有些人不能思维而使“人能思维”为假，即“人能思维”与“有些人不能思维”并不矛盾。这是概称句最重要的特点，也是研究的主要困难所在。对此各种研究提出了关于概称句意义理解方面的不同看法和观点，乃至于形式刻画等方面的不同处理。在 总结 各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新的观点和分析，给出了一个关于概称句的语义。[1]这个分析有以下几个要点：

1.所有主谓结构的概称句sp，都可以被精确化为“s（在正常情况下p）”。如果s是复数名词，又可进一步精确化为“（正常的s）（在正常情况下p）”。我们把这样的形式称为概称句的典范形式。这一形式有两层全称概括，外层的全称概括作用于相对于主谓项的正常个体，内层的概括作用于相对某个正常个体的正常环境。以“鸟会飞”为例。不会飞的不正常的鸟被外层的全称量词略去，正常的鸟在不正常环境里而不会飞的现象由内层的全称量词排除。于是，“鸟会飞”应该理解为，“在正常的情况下，正常的鸟会飞”，更严格地说，即“对任意的个体x，如果x是正常的鸟，那么，x在正常的情况下会飞。”

2.这里出现了两个“正常的”，分别是两个不同的模态算子。用于正常情况的“正常的”是二元命题算子，在条件句逻辑中已有比较成熟的研究。特别是在常识推理研究中对这一算子的改造[2]，使得我们可以直接引用已有结果。用于主项的“正常的”是谓词算子，即以谓词为变元的函数，以下称为正常函数。什么是正常的s，这个函数该如何定义，是建立概称句语义的关键。

3.首次定义正常函数为一个二元函数。在将来的形式解释中，它的两个变目分别被称为主项内涵和谓项内涵。直观地看，该函数是以主谓项的意义来决定正常主项（如“正常鸟”）的意思，再由此在各可能世界中选出所有正常个体。第二个变目的引入，给正常函数选择正常个体提供了一个与谓项涵义相关的选取参数。这体现了正常主项的相对性。

4.对选取正常个体的正常函数有两项限制。第一，选择出来的正常主项的内涵包含了主项的内涵，即对任意的内涵。在“鸟会飞”的例子中，该限制的意思是，“正常鸟”必须首先是“鸟”。第二，与谓项内涵相关的选取参数同谓项的肯定和否定无关，即对任意的内涵。还用“鸟会飞”的例子，这一条件的意思是，我们对于鸟和会飞，以及对于鸟和不会飞，选出的正常个体是相同的。满足这一限制条件的正常函数避免了把“对来说是正常的鸟”定义为“会飞的鸟是正常的”这样一种循环定义的嫌疑。

根据以上要点，概称句sp的直观意思是，“对任意的个体x，如果x是相对于p或非p来说正常的s，那么，在正常情况下，x是p”。下面给出关于概称句的形式语言和形式语义，就是要把这个意思严格地表达出来。

二、概称句的形式语义

概称句的形式语言可以在一阶语言基础上扩张得到。

一阶语言　有可数无穷多个变元符号、常项符号以及一元谓词符号（注：为简单起见，本文只讨论一元谓词的概称句，所以这里只有一元谓词符号。），这三类符号的集合分别记作var,c,pred，并有命题常项符号，联结词，量词符号。中的项和公式定义如常。所有公式的集合记作f。语法符号x,y,z等表示任意的变元符号，c表示任意的常项符号，t表示任意的项，p,q等表示任意谓词符号。α，β，γ等表示任意的公式。各类语法符号均可加下标或上标。被定义符号有。

附图

附图

附图

至此我们给出了关于概称句的形式语义。对任意的模型，一个概称句在其中的任一可能世界上都有确定的真值。在这个基础上可以进行关于概称句推理的研究。下面我们将继续关于概称句的分析来讨论相关 问题 。

三、概称句本质

首先要说明，在上节里，我们将任意框架上得到的集合中的元素称为“内涵”，这只是使用了在这类问题讨论中的通常术语，它不是我们在谈论概念时所说的“概念都有内涵和外延”这个意义下的内涵。如果我们将一个框架看作独立外在的客观世界，还没有和我们的语言（或认识）发生关系，那么，一个中的元素只是一个指向（或指派）。该指向对每个可能世界指定一个d的子集。只有当我们将w看作可能世界，将d看作个体域，并且，将一个语言表达式（通常为语词）赋予该指向的意义，即将该语言表达式与这个指向相联系，这是在结构或模型层次才有的东西，那么，这时这个指向才成了该表达式的涵义。由这个指向所确定的东西，就是该表达式的指称。按通常的观点，概念的内涵决定外延，词项的涵义决定指称，因此，人们把概念的内涵或词项的涵义看成从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数（可能世界集到个体域的幂集的映射）。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的元素被称为“内涵”。而实际上，无论内涵还是涵义都是和语言相关的东西。没有语言， 自然 也就不存在什么内涵或涵义。

还有两点需要说明：(1)即使与语言相关，也只有通过语言得到或建立的指向，即通过语言的表述我们得以确定其指称的指向，一个语词才有涵义。通过其他方式，如手的指示行为得到的指向，不构成相应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参见下节概念特征(3)）。(2)“概念”、“内涵”、“外延”，以及“语词（词项）”、“涵义”和“指称”，是两个不同系列的术语。主要是在“概念”、“内涵”以及“语词（词项）”、“涵义”上，二者有很大的区别。对目前所讨论的问题来说，我们所用的实际上是后一系列的术语。因为，语词及其涵义是语言层面的东西，而概念及其内涵是思想层面的东西，与认知主体相关。语词的涵义一般来说是语言的使用者在语言的使用之前就被规定的，也是使用者们都必须共同遵守的，因而具有公众性和某种客观性。而概念及其内涵作为认知主体的某种思想，与其自身的认知能力、认知行为等有较大的关系，因而有一定的主观性。再有，我们是通过涵义的理解和掌握来形成概念的，因此概念及其内涵比语词的涵义要复杂。这个问题将在下节讨论（参见下节概念特征(2)）。在上节我们给出的是语言的解释，只是语词意义的规定以及由此得到公式的真值，不涉及语言的使用者，更不涉及语言使用者的思想。

我们在一开始就指出，概称句最重要的特点是容忍反例。对此，我们的基本分析或主张的基本观点是，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我们对概称句中词项的理解与其实际的所指（即相应的外延或指称）不一致，而在这个不一致中，我们偏向了涵义，采取了内涵性的观点，放弃了外延的观点。例如，对“人能思维”这一句子来说，“人”的外延并不包含于“能思维”的外延。因此，从外延的观点看，并非每个人都能思维。所以当我们说“并非所有人都能思维”时，我们也都能理解，并认为这是个真句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仍然接受“人能思维”，并且不认为这两个句子是矛盾的。这说明我们是在与外延观点不同的意义上理解或解读“人能思维”这个句子的，而这个不同的意义只能是涵义的或内涵上的意义。

根据这个基本的出发点，我们给出了以上概称句语义。关键是引入了词项（主项和谓项）涵义（根据上面的说明，这里应该是“涵义”，而不是“内涵”）。这个引入有两个方面：在语形方面，引入了λ－表达式；在语义方面，首先在对象上，引入了“内涵”（即中的映射），其次建立了λ－表达式到“内涵”的联系，即将每个λ－表达式解释为一个中的映射。在这个解释下，一个λ－表达式的解释，如，自身为一个映射，对每个可能世界确定一个个体集，相当于某个一元谓词在这个世界中的指称。这可以理解为，λχα是一个关于性质的表述，对每个可能世界，选出具有这个性质的那些个体。从这个角度看，是一个由α及其变目x确定的一元谓词的涵义。通过这样的办法，概称句的真值得到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命题2.1，揭示了概称句命题是关于主项涵义和谓项涵义的函数，这使得我们对概称句的认识前进了重要的一步。这个对于概称句的解释可以称为涵义的解释。

根据涵义的解释，我们已经得到了概称句的真值。但是这个解释还不够透彻。有两个问题：(1)主项涵义和谓项涵义之间究竟是什么联系？(2)我们为什么会偏向涵义，原因是什么？

关于(2)，合理的看法是，我们所以明知道“并非所有人都能思维”而仍不放弃“人能思维”，是因为对于人这类事物来说，在认识上“人能思维”有更重要的意义，或者说，“能思维”是被我们认识到的人的重要属性，它已经构成了我们的“人”这个概念的一部分，是这个概念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在上述不一致中，我们宁愿固守我们的概念而放松外延上的要求，于是我们偏向于对“人”这个概念的理解和掌握，导致了在概称句解读时的内涵性倾向。所以，在这个偏向中，不完全是词项涵义的问题，还有我们的理解和思想方面的因素，即与概念有关。

如果这个看法是正确的，以上关于概称句的形式语义也是合适的，那么在这个形式语义的基础上，我们希望、也应该可以进一步给出体现概称句与概念因素相关的形式刻画。以下定义和命题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解决。

附图

根据这个结果，可以看出，概称句所表达的东西本质上是概念（主项）与其内涵（谓项）的关系。简单地说，概称句是表达概念内涵的句子。这个结果彻底说明了概称句主项涵义和谓项涵义的关系，回答了问题(1)。

概称句这个性质的明确可以使我们对概称句的意义有新的理解：概称句在于明确、生成、丰富概念，以及传递和接受概念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是我们进行这些思维和交流活动的基本语言形式。例如，考虑概念的丰富 问题 。对于概称句“土豆含有维生素c”来说，如果我们的“土豆”的概念足够丰富，其中已有“含有维生素c”这一内涵，那么我们 自然 会认为“土豆含有维生素c”是一个真句子。或者，我们的“土豆”的概念还不够丰富，通过接受概称句“土豆含有维生素c”，即认定该句子是一个真句子，在我们的“土豆”的概念中增加“含有维生素c”这一内涵，使我们的“土豆”的概念得到丰富。其他情况可以类似推广得到。如概念的生成、明确可以看成内涵从零开始的丰富。概念的传递、接受，又可看成是丰富概念的基本方式。

我们一再谈到概称句容忍反例的特点，现在根据解释(*)给出的“概念”，“内涵”和“外延”，可以更清楚地解释这个特点。当我们说“人能思维”时，说的只是“能思维”是人的概念的一个内涵，或人这类对象有“能思维”的属性。这是依据“相对于思维来说，正常的人在正常的情况下能思维”来确定的。但是从外延上看，显然不是所有被我们称为“人”的那些对象都是相对于思维来说的正常的人，并且也处在正常情况中。对这些人来说，他们自然不能思维。“有人不能思维”，就是面对这种情况的句子。简单地说，“人能思维”中的“人”表达概念，“有人不能思维”中的“人”用于其外延，二者当然并不矛盾。

在关于概称句的理解方面，解释(*)说明了一些现象，与我们的直观相符合。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解释在概念的方面是否成立？

解释(*)提出了两个重要观点：①概念的内涵不是单一映射，而是一个映射集，其中的映射本身是涵义，所以这个映射集也是涵义集。我们通常所说的“概念的内涵”首先指的应该是这个集合（或类）。其中的任一涵义，可以称为概念的一个内涵。我们以前是在这两个不同层次上使用“概念的内涵”这一术语的。②概念是从可能世界到涵义集的幂集的映射。因为一个涵义集可以看成一个概念的内涵，所以，这个观点也可以简单表述为，概念是从可能世界到内涵的映射。

这样的关于概念内涵和概念的说法是否符合我们关于它们的直观？也就是说，实际上是要回答：在直观上，什么是概念，什么是概念的内涵？语词、涵义与概念和内涵又是什么关系？

四、概念、内涵与涵义

根据通常的看法，概念是反映事物特有属性（固有属性或本质属性）的思维形态。概念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概念的内涵是概念所反映的事物的特有属性。外延是具有概念所反映的特有属性的事物。[3](p18、22)或者，概念是反映对象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概念的内涵是反映在概念中的对象的本质属性。概念的外延是具有概念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对象。[4](p18、20)这是 目前 国内两个有代表性的说法。其他各种版本的表述与此类似。此外，也都谈到了概念和语词的关系：概念要用语词来表达。没有离开语词的概念。语词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概念是语词的思想 内容 。[3](p20-22)[4](p19-20)以上是关于概念的传统 理论 。与此相关地，还有弗雷格提出的涵义决定指称的观点，以及在可能世界语义产生后，提出的内涵是可能世界到外延的映射的观点。这些内容构成了目前关于概念的主流理论。

从现有的概念理论看，解释(*)与此并不吻合。主要表现在解释(*)所提出的两个观点上。对于观点①，撇开内涵的本身是什么，是属性的反映还是涵义，如果我们用技术术语，把内涵看成某种映射，那么，内涵是单一的映射，还是映射的集合？解释(*)主张后者。传统理论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是默认前者。对于观点②，解释(*)对概念、内涵以及涵义有明确的界定，它们的层次各不相同。而传统理论对概念和内涵没有严格区别。尽管根据传统理论，概念是奉质属性的反映，内涵是所反映的本质属性，应该是有区别的，但是，因为“本质属性的反映”和“所反映的本质属性”的界线并不十分清楚，所以概念和内涵被经常混同。再加上词项、涵义和指称的提出，本来这是把问题限制到语言，以使问题更明确，更易于讨论，也是通常所谓认识论到语言 哲学 转向的实质，但在一些地方反而使得概念、内涵、涵义的关系更为混乱。例如，有著作认为，“词项都有内涵和外延，亦称涵义和所指。词项的内涵就是该词项所表达的概念。”[5](p276)因为概念和内涵的混同，再根据内涵是可能世界到外延的映射的观点，于是概念也就成了可能世界到外延的映射。

这个不吻合原因只能是以下二者之一：(1)解释(*)不成立，即依据形式语义的技术上的结果并不是关于概念的事实。(2)现有的概念理论不足，是这个理论没有反映关于概念的事实。我认为是后一情况。为此，我们必须对概念作新的考察和 分析 。

忽略枝节争议，我们把关于概念的理解降低到最低限度，到概念最基本的性质上，概念是思想性的东西，将一个概念看作是一个思想，这一点总是成立的。如果一个东西连这样的思想都不是，那它不可能是概念。下面从这个基础出发，再考虑概念的其他性质，逐步明确关于概念的概念。

(0)一个概念是一个思想。这个思想有如下基本性质：

(1)它是由一定的语言表达式（通常是语词或词组）所承载或表达的。

在概念和语词的关系上，基本上没有分歧。一般都认为概念是语词的思想内容，语词是概念的语言形式或载体。承载概念的语词以后称为概念的承载词。每个概念都有自己的承载词。不存在没有承载词的概念。并非所有的语词都承载概念。同一个概念可以有不同的承载词，同一个语词也可以作为不同概念的承载词。

(2)与承载词的涵义是不同层次的东西。

语词有自己的语形和语义两个方面。语形方面指的是语词的符号或文字及相应的语法组合法则，语义方面指的是语词的意义(meaning)。这个意义又有两方面，涵义(sense)和指称(reference)。语词的指称是语词表达或代表的对象。语词的涵义是可以由关于这个语词的解释性短语等表达的东西。通过涵义的理解和掌握，我们可以确定语词的指称。因此，涵义可以被看作可能世界到指称的映射，以及在涵义和指称的关系上，形成了涵义决定指称的观点。

语词表达概念，语词具有涵义，这使得容易将概念与涵义混淆。在概念和内涵不清楚的情况下，还容易将概念、内涵、涵义三者混淆。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概念不同于涵义。概念是思想，语词的涵义是语言层次上的规定，尽管这个规定并不能完全脱离语言使用者的思想，是在使用者的思想中产生的，也是在使用者的思想中才能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涵义也是某种思想，但概念和涵义毕竟是不同层面的东西。涵义是凝固在语言中的思想。概念是语言使用者的思想，通过掌握涵义而形成的思想，因此概念是比涵义高阶的东西。

(3)具有指向性。

这个指向性指的是概念这种思想到其对象的指向，通过这个指向，一个概念在我们的思维中代表一定的对象，使得我们可以对这个一定的对象进行思考。

概念都有承载词。概念的指向性是借助于承载词实现的。这个实现有两种方式，或者说，有两种不同的指向：①通过意指行为的指向。例如，指着水里的一些东西说，“这就是鱼”，于是，关于鱼的思想（或反映）就借助于“鱼”这个语词通过指向行为指定到了这样一些对象上。②通过语言的使用与一定对象相联系从而形成的指向。这里的“语言的使用”包括两个方面，语言的语法方面和语义方面。例如，“人”所代表的概念，可以通过“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表达的涵义指到相应的对象上。这个指向的形成，涉及到“制造”、“使用”、“工具”、“动物”等语词，还涉及到它们的语法组合和语义组合。

前种指向以后称为行为指向，后种指向称为语言指向。行为指向是最原初的指向，语言指向是在行为指向的基础上形成的。语言指向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有了语言指向，才使得我们不必总是依赖直接的指向行为，而只须通过语言的使用，就可以确定对象，表达思想，以进行思考和交流。只有这样，才使语言真正成为思维和交流的工具。

具有这两种不同指向性的概念，以后也分别称为行为指向概念和语言指向概念。我们通常所说的概念，指的是语言指向概念。对于前者来说，我们甚至不认为它们是概念。例如，设a是一个语词，｛2，咖啡，蓝的｝是一个集合。如果我们只是通过某种到对象｛2，咖啡，蓝的｝的指示，说“这就是a”，那么，我们一般不会认为有了a的概念。因为我们没有一个语言表达式，通过它所表达的涵义我们能将a和｛2，咖啡，蓝的｝相联系。但是从概念的基本性质看，应该接受这类思想也是一种概念（即下面所说的“零概念”）。

(4)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

概念通过其指向性得到的对象是概念的外延。概念又是由承载词表达的。所以，这个对象首先也是由承载词表达的。因此，概念的外延就是其承载词的指称。

概念是具有指向性的思想。如果一个概念是通过由语言表达式的涵义形成指向的，那么这些涵义的全体（集合），就是这个概念的内涵。内涵是可以由语言表达的思想。否则，只有行为指向，而无语言表达，如上例a到集合｛2，咖啡，蓝的｝的指向，我们自然不认为a有什么内涵。因此，只有语言指向概念才有内涵。对这类概念来说，明确概念的内涵，也就是明确概念的指向，据此概念的外延得到确定。在这个意义上，概念的内涵决定外延。

内涵是对象的本质属性的反映，还是特有属性的反映，在传统概念理论中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从现在的观点看，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而是所有这些反映的集合。当然在这些涵义中，作为认识结果，有的涵义的得到更来之不易，更深刻，更为重要，因而也更容易将其与相应概念的内涵等同看待。

由语言指向得到的外延是类。因为语言指向总是通过一定的描述实现的。其结果是，凡是符合这个描述的对象就构成了相应概念的外延，这样的外延只能是类。

按传统的观点和术语，一个概念的外延如果是一类对象，那么这个概念就是类概念（注：这里的“一类对象”指的是多个元素的类。对于外延是单个元素的类，如摹状词表达的概念，通常不把它们看成类概念。），如果是一个性质，那么它就是性质概念或属性概念。基于前面的技术处理，目前我们只讨论个体类的类概念和个体的性质概念。

有两个特殊情况需要说明。(1)如果通过内涵得到的外延是个空类，那么，这样的思想有内涵，无外延，这就是传统概念理论中的空概念或虚概念。(2)如果内涵是个空类（或空集），如行为指向概念的内涵，那么，类似于把0也算作自然数，这样的思想可以称为零概念。

一个概念，无论它是否有内涵或是否有外延，它都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在这里，所谓“有内涵”即相应的涵义集不空，“有外延”即相应的外延类不空。

(5)与认知主体相关。

思想总是一定的思想主体或认知主体的思想。这个认知主体可以是一个人，一个群体，甚至还可以是人工的认知主体，抽象的认知主体，与某个理论对应的认知主体等。比如数学理论所对应的认知主体，是由数学家群体形成的认知主体。因为与认知主体相关，所以概念这种思想又有以下特点：

①对于具体的认知主体来说，会受到其自身多方面因素的 影响 。如知识背景，语言的掌握水平，甚至会受到各种心理因素的影响。其别是由于认知能力有限，思想是变化的、 发展 的，表现为概念的内涵的产生，修正、丰富等。比如，某个涵义事实上应该成为一个概念的内涵，但受认识的局限性，在某个时期，它还不是这个概念的内涵，后来随着认识的发展才成为这个概念的一个内涵。一个涵义是不是某个概念的内涵，是通过我们的认识确定的。反过来，一个概念，因为它有通过认识得到的内涵，也就成了我们先前认识的结晶。

②因为受认知主体的自身因素影响，不同的认知主体可以对同一承载词形成不同的概念。因此，概念不同于涵义，有某种主观性，个体（个人）性。

③对每个认知主体来说，概念包含知识，或概念本身就是这个主体的一种知识。如果一个认知主体掌握子一个概念，或具有一个被我们称为概念的思想，那么它也就掌握或具有了关于相应对象的一定的知识。

(6)承载词涵义是其最初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形成这个思想的内涵或丰富其内涵。

作为具体认知主体的概念来说，概念的内涵的产生与形成是一个认识的过程，概念的承载词是这个过程的起点。如果一个概念是通过语言指向确定外延的，那么，形成这个指向的承载词的涵义就自然成为这个概念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最初的内涵。例如，锂，根据字典的解释，是“一种金属元素，银白色，质软，金属中最轻的元素，可制合金。”这些解释表达的东西就是“锂”的涵义。如果我们原来不知道锂，那么现在通过这些表述的涵义，就有了锂的概念，而这些涵义，就是这个概念的最初内涵。我们还可以通过进一步的 学习 、认识，丰富锂的概念的内涵，如锂的原子数为3，是比热最大的金属等等。

概念的形成也可以开始于零概念。可以设想，在最初人们只是用一些符号或语音通过行为指向，即简单的命名活动，将自己的思想与一些对象相联系，如“鱼”，“鸟”等。这时关于这些对象的思想没用内涵。后来随着认识的发展，得到对例如鱼的一些认识，并用语言表达式固定下来，成为可以表达的思想，如鱼是水生的脊椎动物，有鳞，有鳃，冷血等，这时人们就有了鱼的概念的内涵。同时，一些语言表达式之间的关系也被这个语言固定下来，标志之一，就是写入这个语言的词典，成为这个语言使用者的共同规范。这时“鱼”成为有涵义的语词。后人再了解鱼时，只需通过这些涵义，就可以形成由“鱼”表达的具有指向性的思想，得到鱼的概念的内涵。对他们来说，鱼的概念就成了语言指示概念。

(7)与可能世界相关。

一个概念是一个与一定对象相联系的思想。这个联系的建立总是处在一定的可能世界中，因此，概念总是与可能世界有关的。同一个概念在不同的世界可以有不同的内涵，因而可以有不同的外延。

以上从第(0)条“一个概念是一个思想”开始，加上后面的7条，基本上说明了什么是概念，其中重要的有以下几点：(1)具体地说明了语言对概念的作用。(2)揭示了概念的本质：概念是可能世界到内涵的映射。(3)说明语词涵义与概念内涵的联系与区别。内涵是一个涵义的集合，而不是某个单一的本质属性或特有属性的反映。(4)强调了概念与认识的关系，概念是认知主体的概念，是发展的。

最后我们考察形式处理与直观的符合问题。

首先，在直观上概念是有指向性的思想，在形式语义方面概念可以处理成映射，符合直观性质(0)、(3)。其次，在形式语义方面概念是由λ－表达式表达的，λ－表达式就是概念的承载词，符合直观性质(1)。这里需要作一些说明。通常我们会认为“鸟”，“鱼”这样的语词表达概念。它们看起来并不是λ－表达式。如果要写成λ－表达式，那么应该是λx鸟(x)，λx鱼(x)，与直观不符。但是，这正是体现了由弗雷格所深刻分析并确立的思想，一个概念是一个带空位的函数。[6](p54-75)λ－表达式中的符号λ和变元x就是起着表示空位的作用。只是在自然语言中，我们把这些重要的内容隐去了，用的是概念表达的省略形式，实际上，概念的严格表达恰恰应该是λ－表达式。

再有，在形式语义中，概念是到内涵的映射，内涵是涵义的集合，体现了概念与涵义是不同层面的东西，概念是比涵义高阶的映射，符合直观性质(2)。还有，在形式语义方面，符合直观性质(4)、(6)。最后，在形式语义方面概念是从可能世界出发的映射，符合直观性质(7)。

以上的这些方面，形式结果与直观分析都是吻合的。只是有一点，概念与认知主体有关，在我们的形式语义中没用充分体现。

所谓与认知主体有关，最明显的表现是概念的发展性，而这个发展性主要体现在内涵的丰富上。在形式语义中，一个概念的内涵是其承载词的全体概称后承。于是，对于给定的语言，一个模型一旦给定，对任一承载词，它的概称后承也就完全确定了。但是这并不符合我们人这样的认知主体关于概念的实际情况。因为人的认知能力有限，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该形式结果不是对人这种主体的概念的刻画，而是一种极端的情况：对于给定语言，面对给定的世界，从逻辑上看，每个概念都有完全内涵或绝对内涵。这样的概念可以看作在给定语言和对象世界条件下可能得到的绝对概念或极限概念。如果考虑到认知主体，那么，这样的概念可以看成是完全掌握该给定语言并且完全认识了该给定对象世界的认知主体的概念，或者说，是完全掌握其所用语言并且具有无限认知能力的全能认知主体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形式语义中刻画的概念只是全能认知主体的概念。任何人都不是全能认知主体，而只能是有限能力的认知主体。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该形式语义以及解释(*)对概念本质的揭示。

五、关于概念的几点结论

一个概念是有一个由语言的承载词表达的具有指向性的思想。这个指向性可以表示为从可能世界到语词涵义集幂集的映射。

概念有内涵和外延两个方面。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与可能世界有关。一个概念在一可能世界上的内涵是其承载词涵义在该世界上的所有概称后承。如果考虑到认知主体，那么，一个概念在一可能世界上的内涵是其承载词涵义在该世界上被该认知主体认定（或认知）的所有概称后承。一个概念在一可能世界上的外延是其承载词在该世界上的指称。概念的内涵决定外延。

概念在思维中起着指向一定的对象的作用，并同时提供关于该对象的知识，使拥有或掌握概念的主体可以对其对象及相关问题进行思考和思想上的交流。

【 参考 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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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岳霖.形式逻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承认的反义词篇3

关键词： 文化可译 相对性 翻译策略

一、可译性与不可译性

在翻译界，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一向就是争论的焦点。最早提出不可译性的是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他在《飨宴》（Convivio）一书中盛赞俗语的优点，得出文学作品不可译性的结论。而意大利的翻译理论家阿雷蒂诺（Leonardo Bruni Aretino）翻译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认为有效的翻译在任何语言之间都是可能的。

我们认为，承认不同语言与文化之间具有可译性，是翻译的理论基础。因为不同语言间的共同点远远超出不同点，语言间的共同点使源语向目的语的转换成为可能。此外，语言、文化的可译性还与文化具有跨民族、超地域的趋同性和可融性的特点相关，各民族之间总是存在着文化认同，而这种认同的文化地位仅次于最具普遍性的人类认同维度，即作为人的认同维度。但我们又必须承认语言间的差别不仅体现在不同的语言符号上，也体现在对客观世界本身的不同看法之上，因为语言对人类的思维、世界观的形成起着某种支配、主导作用，所以不同的语言和文化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由于这种特殊性的存在，不同语言和文化之间在互译过程中会出现种种障碍。例如，在实际的翻译过程中，有时很难将源语的各种意义，如文化意义、风格意义等都翻译至目标语，只能翻译其中的一种或两种意义，有时甚至连一种意义也无法准确传递，这时无论采用直译、音译或释意都会造成意义在一定程度上的损失。这就使得一些翻译理论家认为不同的语言文化间存在着“不可译性”。英国翻译理论家卡特福德（J.C.Catford）还认为，不可译有两类：一是语言不可译，二是文化不可译。而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则进一步认为，语言不可译是直接的，而文化不可译却要复杂、困难得多，且文化的不可译往往是反映在语言层面上的不可译。

二、文化可译的相对性

我们认为，语言文化间的可译与不可译是同时存在的一对矛盾，持有绝对可译性和绝对不可译性的观点都是不科学的，它否认了任何事物都在不断发展这一真理，而认为语际之间的翻译具有相对不可译性和相对可译性，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承认可译性是有局限性的，是以承认可认识论为出发点的，是一种积极的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态度。承认语际之间的翻译是可能的和可行的，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承认可译性限度，即承认翻译困难和翻译的局限性，这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所以，所谓的可译与不可译实际上是个“度”的问题，是一个相对的概念，这就是可译的相对性。

可译的相对性有两层含义：其一，译者本身是个文化人，必定带有自己的文化烙印，加之自身经历和知识结构有限，并不总是能够准确无误地理解并译出原语所蕴涵的全部文化信息。其二，译语读者也会囿于已有的文化框架，并受认知度和对文化敏感度的局限，不太可能获得与原语读者相同的文化信息，并产生相似的心理反映。

三、文化可译相对性的体现

1.词汇层面

每种语言的词汇是最易于反映出该语言文化的丰富性的。而这种反映民族文化事物特征的词汇本身的翻译常常就是相对的。文化差异导致的词汇层面的相对可译性体现在几个方面：其一是文化词空缺，即译语中缺乏表达原语某些反映特有文化事物的词语。以北京2008奥运会吉祥物“福娃”为例。“福娃”体现了中国文化特色，寓意“吉祥”“、喜庆”、“祝福”，同时也传递出中国人民热情邀请世界各国人民共聚北京，共赴2008奥运盛典的心声。但是负载浓厚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福娃”在英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词语，经过译界多方努力、商讨，“福娃”最终译名定为Fuwa。至于西方人究竟能理解多少，又有何感受，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西方人对Fuwa的理解和感受与中国人对“福娃”的理解和感受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要英译“福娃”，除了用汉语拼音之外，似乎找不到更佳的办法。第二种情况是，词汇的概念意义相同而内涵意义却大相径庭的词语。一种语言文化对某物所赋予的联想意义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不存在或是被赋予了不同的联想意义。这时原词语的翻译便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如汉语中的“月亮”与英语中的moon。一提到“月亮”，中国人便会想起李白的诗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月亮”可能引起的联想往往是与“游子”、“故乡”、“亲人”、“团聚”、“中秋”有关。而对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来说，月亮所引起的联想与中国人当然大不相同。看见月亮，他们或许会想到火箭、登月、外层空间等。这类词语虽然概念意义相同，但联想意义却不同，且各自已建立起固定的联想意义。两者互译时，译者会感到相当困难，往往顾此失彼。第三种情况是，某些词语本来是记录源语中的某种特殊文化事物的，但在使用过程中，该词语又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意义，使原有的所指意义消失而发生转义。这类词语的翻译也具有相对性。如英语中的Trojan horse，汉语虽可译为“特洛伊木马”，但不了解古希腊人与特洛伊人之间长达10年的特洛伊战争，读者是无法从译文得到源语的“颠覆阴谋/分子”的转义的。这类文化词语的可译度会随着两种文化交融的不断深入而逐渐提高。

2.句子层面

文化差异不仅体现在词语层面上，也反映在句子和篇章的层面上。例如：John can be relied.He eats no fish and plays the game.如果将其译为：约翰是可靠的。他不吃鱼，还玩游戏。仅仅传达了原文的表层意思，根本未能触及原文的内涵意义。这里涉及英国历史上的宗教斗争。原来，旧教规定斋日只许吃鱼，而新教徒拒绝在斋日吃鱼。“不吃鱼”在这里表示“忠诚”，“玩游戏”则表示“遵守规则”。有了这样两种说法，此句似应译为：约翰是可靠的。他既忠诚，又守规矩。但此译文似乎离原文太远。许渊冲先生主张译为：约翰是可靠的。他忠实到斋日不吃鱼，凡事都循规蹈矩。但这里添加的“忠实到斋日”和解释性的“凡事都循规蹈矩”与原文出入是一目了然的，看来这句话的可译性也只能是相对的。

3.语篇层面

语篇角度来说，诗歌往往是被认作是语言尤为凝练，情感尤为丰富的文体。中西语言、文化的实质差异给中西诗歌的互译造成了重重困难和险阻。为论证文化可译的相对性，我们不妨就李白的《静夜思》与许渊冲的英译比较。

静 夜 思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Thoughts on a Silent Night

Before my bed is a pool of light；

Can it be frost upon the ground?

Eyes raised，I see the moon so bright；

Head bent，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首先，原诗标题“静夜思”至少存在着以下三种可能的关系组合：静夜（形）思（名）、静夜（副）思（动）、静（形）夜思（名），而英文标题实际上只译出了一种，即第一种关系组合，但要在英文中重现原文的三种可能的关系组合无疑是不太可能的。

其次《静夜思》无人称代词“我”，这是符合古汉语的叙事模式的，而英译文中非得补上人称代词，这也是为了符合英语的叙事模式。原诗人称代词的缺席的“我”似可以理解为作者或游子或读者，而英译文补上人称代词后似只能理解为作者了。

最后，原诗中的“明月”暗喻合家团圆“地上霜”暗喻清冷孤寂，这一实一虚也很难在译文中重现。

总的来说，中诗以委婉简隽胜，英诗以深刻直率胜。中诗以意境、微妙胜，英诗以鲜明、铺陈胜。诗歌译者要想两全，必定是困难重重。

四、文化可译相对性下的翻译策略

异化、归化，是就翻译中所涉及的文化转化而言，前者以源文化为归宿（source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后者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target language culture oriented）。即“异化”提倡译文应当尽量去适应、照顾源语的文化及原作者的遣词造句习惯。而“归化”则恰恰相反，主张译文适应、照顾目的语的文化习惯，为读者着想，替读者扫除语言文化障碍。

文化翻译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两种文化的互相了解，进行跨文化交际活动。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文化传递，对于相对可译的语言，我们主张“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手段。

在处理这些文化可译相对性的语言时，应尽量保留源语言的内容和总体风格，进行归化处理，以求把源语信息用目的语的民族习惯性语言表达出来，让目的语读者容易理解与接受。例如：

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一贫如洗

like a hen on a hot girdle――如热锅上的蚂蚁

as stupid as a goose――蠢得像猪

as stubborn as a mule――倔犟得像头牛

而同时我们也应指出，在进行归化处理时，不能过分强调符合目的语的民族的语言习惯，有时，为了译文准确性，不得不舍弃目的语中类似的对应词，而采用异化处理。例如：英语谚语“love me，love my dog”似乎与汉语成语“爱屋及乌”是对等的，但实际上是不同的。根据中国谚语大词典，汉语的“爱屋及乌”是指“爱一个人会爱及其屋顶上的乌鸦”，后来扩展至“爱一个人，也会爱所有与之相关的事物”。但英语谚语“love me，love my dog”通常用这样的方式理解：

（1）If you love me，you must love my accompaniments，you must put up with my defects.A rather selfish maxim.（Brewer’s Dictionary of Phrases and Fables）

如果你爱我，你必须得爱我的一切，忍受我的缺点，一句自私的箴言。

（2）Anyone who wishes to remain friendly will have to accept and tolerate all that belongs to me，all my personal habits and opinions，etc.（Longman Dictionary of English Idioms）

任何一个想与我保持友好人必须接受，忍耐一切属于我的东西，个人的观点，习惯等。

我们把两者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英语重点在“我的”，它表达一种自私的，对他人的过分严厉的态度；而汉语中，强调的是表达爱意之人过于奉承的态度。尽管两者都有共同点“爱”，但它们使用环境和意义不同。因此，把“love me，love my dog”译为“爱屋及乌”不能确切地表达源发语的意义，译为“爱我就爱我的狗”更为贴切。

所以，不管采取归化还是异化，译意的准确，文化的传递才是最重要的。怎样将相对可译的文化译得更为精准，怎样将不可译转化成可译，才是我们最应关注的。译者还应在平时注重文化积累，拓宽自己的知识框架，扩大自己的文化范围，这样才能在翻译中更为灵活地选择采取“归化”或者“异化”的翻译处理，将文化翻译的相对度提高到最大。

五、结语

人类文化总体上看具有广泛的共性及渗透性，文化信息符号有相当一部分是可译的，在双语中有契合对应或平行对应。但同时由于历史不断发展，不同民族的思维、语言、文化之间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差异。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文化差异使得不同语言为载体的文化在翻译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甚至有的文化显得不可译。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应当努力将不可译转化到可译，最大限度地提高文化可译的相对性。同时译者自身要扩展自己的文化范围，最大程度地减少文化可译的受限制因素，灵活运用合适的翻译方法，使得文化翻译得到更精准的表达，不同民族间的文化得到更好的交流。

参考文献：

［1］陈光祥.可译性与可译度［J］.外语研究，2003，（4）.

［2］刘传珠.可译性问题的语言功能观［J］.中国翻译，2000，（4）.

［3］刘源甫.论翻译中可及性理论运用新理念［J］.中国外语，2008，（2）.

［4］卢贵英.论可译性的文化视角［J］.太原市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12）.

［5］许建平，张荣曦.跨文化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问题［J］.中国翻译，2002，（5）.

［6］杨丽.文化翻译的可译性限度问题［J］.中国科技信息，2005，（24）.

承认的反义词篇4

内容提要: 语言哲学是理解哈特法哲学思想的核心，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与哈特的法哲学思想有着若干思想会聚。本文主要运用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家族相似”和“生活形式”，阐发了哈特法律理论背后深刻的哲学基础，揭示了哈特为反对法学中的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所作出的智性努力，为更好地把握哈特的法哲学理论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一、哈特法律理论的哲学背景

1999年12月美国《哲学论坛》发表了一份关于20世纪哲学经典的调查报告。调查者根据对美国和加拿大五千名哲学教师的问卷调查，公布了20世纪位居前25名西方哲学家的27本哲学著作。为国内法学界所熟悉的英国著名法学家、新分析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哈特及其代表作《法律的概念》赫然其中。[1]2002年，为了推动国内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和引介，北京大学哲学系的陈波教授联合美国迈阿密大学的苏珊·哈克教授，邀请世界范围内的12位著名哲学家评选出近50年来他们所认为的10本最重要的西方哲学名著。评选结果出来以后，在这些代表着20世纪西方哲学最高水平的著作中，哈特的《法律的概念》与《惩罚和责任》又占据了一席之地。[2]

哈特的法学著作之所以会受到哲学界如此推崇，在于：一方面，他的新分析法学实现了法学的哲学化，提升了法学研究的思想层次，开创了法学研究的新局面[3]；而另一方面，新分析法学又是语言哲学运用于其他学科领域的一个成功范例，甚至可以说是最成功范例，虽然现代以来哲学已经不再像古代和近代那样被视为“科学的科学”，但昔日的辉煌仍不免让哲学时时有领袖群伦的野心，哈特在法学方面的成功无疑让这种野心得到了巨大的满足，因此它被英美哲学界推崇备至也就不足为奇了。[4]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学术背景，我们对于哈特法律思想的挖掘就必须紧密结合他与语言哲学的这种渊源。[5]作为其中的重要成员之一，哈特在语言哲学方面的思想主要来自于牛津日常语言学派，多数论者也认为，哈特更多地是受到了奥斯汀的影响。[6]而在牛津学派发展壮大的同时，维特根斯坦也正在剑桥的课堂上传授着他的语言哲学思想。此时的维特根斯坦已从主张用现代逻辑方法澄清日常语言之混乱的早期思想转变到关注日常语言在实际生活中之用法的后期思想。在同一时期近乎相同的研究旨趣无疑会促成两者之间的交流。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想着重探讨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中的两个核心概念：“家族相似”、“生活形式”与哈特法律理论的交会。

二、“家族相似”与法学中的反本质主义

(一)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

“家族相似”是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人们对其后期思想“讨论得最多的问题之一”[7]。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一个主旨是认为我们之所以会在思想上产生许多混乱，是因为我们误解了日常语言的用法，而他所要做的就是通过澄清我们的这些误解，来消除我们理智上的迷惑。在《蓝皮书》中，维特根斯坦注意到人们“对一般概括的渴求”，也即我们倾向于认为一些事物之所以归在一个一般语词———主要就是概念———之下，是因为它们具有某种共同的特征。维特根斯坦敏锐地发现，这种一般概括的倾向从根本上就是错的，概念其实并没有什么共同的特征，把各种现象和事物归于同一个概念之下的东西就类似于那种把一个家族的成员归于同一个家族之下的那种相似关系，“一个家族的有些成员有一样的鼻子，另一些有一样的眉毛，还有一些有一样的步态，这些相似之处重叠交叉。”[8]而对此更为集中的论述出现在《哲学研究》对他提出的“语言游戏”概念的辩护中。在该书中，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是由多种多样的语言游戏构成的，他设想他的论敌对他的这种观点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诘难：“你避重就轻！你谈到了各种可能的语言游戏，但一直没有说什么是语言游戏的、亦即语言的本质。什么是所有这些活动的共同之处？”(第一部分，65节)[9]维特根斯坦对此回答道：

我无意提出所有我们称为语言的东西的共同之处何在，我说的倒是：我们根本不是因为这些现象有一个共同点而用同一个词来称谓所有这些现象，———不过它们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具有亲缘关系。由于这一亲缘关系，或由于这些亲缘关系，我们才能把它们都称为“语言”。(第一部分，65节)[10]

他还说：“我想不出比‘家族相似’更好的说法来表达这些相似性的特征；因为家族成员之间的各式各样的相似性就是这样盘根错节的：身材、面相、眼睛的颜色、步态、脾性，等等，等等。———我要说：各种‘游戏’构成了一个家族。”(第一部分，67节)[11]这又好比纺线时把纤维和纤维拧在一起，之所以能够形成一根整线，并不是因为有一条贯穿整根线的纤维，而是在于很多根纤维相互交缠在一起。(第一部分，67节)

(二)哈特对“家族相似”概念的运用

和维特根斯坦一样，哈特也正是看到了长久以来人们在法律概念尤其是对“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上所存在的种种混乱和困惑而提出了自己对于法律概念的看法，并借鉴了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概念。在《法律的概念》的开篇，哈特就提出了这一“法律理论的困惑”，即“由‘什么是法律’这个经久不绝的疑问所表现出来的关于法律一般本性的困惑”[12]。他认为过去对于“什么是法律？”这个问题的回答往往是采取给“法律”下定义的方式，而传统的定义方式就是属加种差的方式，这种定义方式恰恰“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设想之上的：被界说之物所包括的全部事例都会具有定义所指出的共同特征”。[13]他认为这种设想是“教条主义式”的。实际上，一方面，语词的用法是相当开放的，“它并不禁止用语扩展到这样一些情况，即它们只具有正规情况的部分特征”[14]；而更为重要的是，“使一般用语的各个个别事例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那种方式，往往与此种简单定义形式的设想相去甚远”[15]，因为这种联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人“脚”和山“脚”就是通过一种类比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又如“健康的”身体、“健康的”脸色、“健康的”运动，这三个“健康的”就是通过一种核心式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其中第一种情况体现该词的核心特征，第二种情况是核心特征的标志，第三种情况是核心特征的原因。此外，更为复杂的是一个概念之下的具体事例是构成这一概念的不同成分，如“铁路”这一概念就不仅包括火车和铁路线，还包括车站、搬运工和一个有限公司等。[16]

于是，哈特得出结论：用定义来解决问题已不可能。因此，“就法律、道德和政治术语来说，特别主要的，是理解一个一般性术语的各个个别被联系在一起的不同方式。”[17]正是在这里，他特别强调要注意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的忠告对于法律和政治术语分析的巨大意义，并引述了维特根斯坦的如下这段话：

不要说：“它们一定有某种共同之处，否则它们不会都叫做‘游戏’”———而要看看所有这些究竟有没有某种共同之处———因为你睁着眼睛看，看不到所有这些活动有什么共同之处，但你会看到相似之处、亲缘关系，看到一整系列这样的东西。(第一部分，66节)[18]

而在哈特对于“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的回答上，他也确实谨守了维特根斯坦的这一忠告。哈特对于法律的观点常常被人们概括为“规则说”，即认为法律是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的结合。但他始终强调这只是法律制度的核心，而不是全部，它能够解释法律方面的许多问题，但不能阐明每一个问题。他说，“我们也不主张用它来定义‘法律’这个词”[19]，“使用‘法律’一词的各种各样的情况并不是由任何这种简单的一致性来连接的，而却是由诸种与主要情况不太直接的关系(往往是形式上或内容上的类似性)来连接的。”[20]第一性规则与第二性规则的结合只是“法律制度”这一表达方式的充分条件，而非充分必要条件。比如国际法尽管仅仅是由第一性规则构成的制度体系，但是它仍和其他法律制度通过家族相似的关系互相勾连而可以被称为“法律”。

(三)反本质主义

笔者认为，哈特运用“家族相似”理论来解决法律概念理解中存在的问题具有三重意义：一是反对法学中的本质主义，二是治疗法学思维中的理智疾病，三是为理解法律概念提供更为合适的方法。而这三重意义又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反对本质主义正是为了进行智性治疗，而智性治疗的目的又正是为了更为正确地理解法律概念。

就维特根斯坦来说，他引入“家族相似”这个概念，“既是为了批判曾经深深影响了他的早期思想的本质主义的哲学传统，更是为了让我们看清楚哲学中那些核心概念的用法”[21]。本质主义是在西方思想史上具有悠久传统的一种观念模式，寻求现象背后的本质也是人们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倾向。柏拉图的理念论就是这种本质主义的典型代表：各种各样善的东西的背后必定有一个共同本质使它们都可以叫做“善”，这种共同本质就是“善”的理念。早期维特根斯坦也认为语言无论其表现方式如何不同，都具有一种共同的本质，这就是它的逻辑形式。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则抛弃了这种观点，认为语言是由各种不同的语言游戏通过“家族相似”的方式联系起来的整体。而正是这种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使人们患上了理智上的疾病，深深陷入了对于本质的无休无止的探寻而无法自拔。后期维特根斯坦所做的工作正是通过描述日常语言的用法，清除那些误解和混淆的用法，抵制那种本质主义的形而上学冲动，来治疗我们的这种理性疾患，从而把我们带回到“粗糙的地面上”，带回到语言的日常用法中。

而在法学中，这种本质主义的典型代表就是哈特在《耶林的概念天国与现代分析法学》一文中所批评的“概念天国”。[22]哈特深深地感到，“在法理学中，为了定义的目的而徒劳无益地去发现据认为是唯一可接受的用同一语词表示众多不同事物的理由，这造成了人们大量时间和精力的浪费”。[23]在他看来，“这种基本的错误在于这样一种信念，它相信法律概念是‘不变的’或‘封闭的’，理由是人们能够在一系列必要和充分的条件下对其作出完善的规定。”[24]他认为维特根斯坦和J。L。奥斯汀的学说虽然并不特别关注法律，但他们在语言的形式、一般概念的特征以及确定语言结构的规则等方面的论述给了法学研究以重要的启示。在这种语言哲学的影响下，现代分析法学对于过去概念法学所赖以立足的人类思想观念与语言进行了有力的批评，可以这么说，现代新分析法学区别于概念法学、同时也区别于以边沁和奥斯丁为代表的老分析法学的根本特征之一就在于它是建立在这种反本质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的。[25]

这里，我们可以从哈特对于“法律”的概念的澄清来清楚地看到他的新分析法学的反本质主义特征。哈特认为，在法律上的主要争论常常就以“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的形态表现出来，而这一形态的一个更为含混的方式就是问：“什么是法律的本性(或本质)？”[26]在西方法理学中有一种历史悠久并且影响巨大的观点，就是认为法律的本质就是正义，这突出表现在自然法学者当中。在这种法律观的影响下，自然法学者常常认为不正义的法律就不能够被称为“法律”。而这在近现代西方自然法学与实证法学关于“恶法非法”还是“恶法亦法”、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等争论中，尤其是二战后对于纳粹的法律是否能够称为“法律”的争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为广大法律人所熟知的是，哈特本人也就这个问题与富勒进行了一场非常著名的论辩。[27]众所周知，哈特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立场，即认为法律并不因为其缺乏道德性而不能被称作“法律”，“恶法亦法”，纳粹的法律尽管如此违反人道但仍可被称为“法律”，只不过这种“法律”如此邪恶以至于人们不应去遵守。[28]我们过去常常仅仅就从实证主义的视角来分析哈特的论点，而往往忽视了哈特得出这种实证主义观点所依凭的方法。在笔者看来，哈特之所以会站在法律实证主义的立场，正是由于他采用了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尤其是“家族相似”这类反本质主义的思想方法。“恶法非法”和“恶法亦法”看似两个互相矛盾、水火不容的论点，但隐藏在这两个论点之后的都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诉求，一旦我们消解了这种本质主义的诉求，问题似乎就不会显得那么尖锐了。既然法律没有一个绝对的唯一的本质，那么我们把什么称作“法律”就取决于我们使用这一概念的通常用法。如前所述，哈特通过一系列的分析认为法律的核心因素是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的结合，这是我们对于“法律”的通常用法，是一个规则体系被称为“法律”的充分条件，而既然纳粹的法律符合这一条件，那它就可以被称为“法律”。它虽然在法的正义性方面与其他法律制度不相似，但是，它却在两种规则结合的特征方面与其他法律制度相似，这就是一种“家族相似”。同样，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的结合也不能看作是法律的本质，“我们赋予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的结合以这一中心地位的理由，不是它们在这个位置上将起到一个词典的作用，而是它们具有强大的解释力。”[29]

三、“生活形式”与法学中的反基础主义

(一)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

语言哲学区别于语言学的一个重要之处在于，语言学主要是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侧重于研究语言的内部机制，而语言哲学则仅仅是把对于语言的研究作为一个途径，其最终的目的还是研究传统的本体论、认识论等诸问题，达到对世界的理解。“语言的哲学分析得出的道理是世界的道理，而不是语言的道理。”[30]因此，语言与世界、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始终是语言哲学的中心问题。前期维特根斯坦对于这个问题持一种图像论的观点，即认为语言与世界是通过共同的逻辑形式结合在一起的，或者按照陈嘉映先生的说法，语言与现实之间“是一条边相切方式的接触”[31]。而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著名的“语言游戏”说，在这样一种观点之下，“语言和现实难分彼此的大面积交织。”[32]“语言游戏”这一概念本身就已经体现出这样一种思想，而“生活形式”概念的提出则使之更为明确。事实上，在维特根斯坦的论述中，“语言”、“语言活动”、“语言游戏”常常就和“活动”、“生活”、“生活形式”等概念交织在一起。如“我还将把语言和活动———那些和语言编织成一片的活动———所组成的整体称作‘语言游戏’”(第一部分，7节)[33]、“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形式”(第一部分，19节)[34]、“‘语言游戏’这个用语在这里是要强调，用语言来说话是某种行为举止的一部分，或某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第一部分，23节)[35]不过，相对而言，“生活形式”是一个比“语言游戏”覆盖面更为广阔的概念，除“语言游戏”外，“生活形式”还包括其他许多内容，如人们在特定环境中、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各种风俗、习惯、制度乃至于各种实践活动。[36]可以这么说，“语言游戏”是深深植根于“生活形式”之中的，有多少种生活形式就有多少种语言游戏，生活形式是我们得以理解语言游戏的基础，是语言游戏的意义来源。那么，我们在这里提到“生活形式”这一概念与哈特的法律思想有何关系呢？笔者认为，如果我们把“生活形式”和哈特关于承认规则的效力的论述对勘，就会发现非常有启发性的思想会聚。

(二)哈特的“承认规则”难题

在哈特的法律规则说中，承认规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甚至可以说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哈特认为构成一个法律制度基础的是承认规则，因为正是承认规则提供了检验某个规则是否为该法律制度中具有效力的一条法律规则的标准。用哈特的话来说，承认规则是一个“最终的规则”。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最终的规则，却常常给我们带来很多困惑，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困惑就是：既然承认规则为其他规则提供了效力标准，即只要是通过了承认规则检验的规则都是一个法律制度内有效力的法律规则，那么，承认规则本身是否有效力呢？承认规则本身的效力标准在哪里呢？这些问题一提出，我们刚刚在承认规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确定性似乎一下子失去了依凭，在承认规则的地基上建立起来的效力等级体系似乎立时成了空中楼阁。用哈特的话来说：“事情的这个方面从某一点导出令人绝望的要求：即我们怎样能够证明那些肯定是法律的根本的宪法规则真的是法？”[37]这可是关乎法律和法学的根本的大问题，很多法学家都对此作了探讨，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奥地利法学家凯尔森(Kelsen)的基本规范说。凯尔森从新康德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法律规范自上而下形成了一个效力等级体系，上一级规范是下一级规范的效力来源，而这效力等级体系最终止步于一个最高的规范，他称之为基本规范，对于基本规范的效力，他认为这是假定有效的，因为如果没有这一假定，法律制度也就不可能存在。[38]哈特并不赞同凯尔森的观点，他在这个问题上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

笔者认为，哈特在这个问题上有这样几层意思。首先，他批评了凯尔森的假定说，认为承认规则既不是有效力的，也不是无效力的，而只是被认为这样使用是合适的。

其次，他认为当我们问到承认规则的“效力”时，我们试图回答的，不再是我们原来借助于承认规则所回答的那类问题，我们已由“某一特定规则是有效的规则，因为它符合女王议会制订的就是法这一规则”的说法转为另一种说法：“在英国，这最后的规则由法院、官员和私人用作最终的承认规则”。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由法律的内在陈述转到了外在陈述。[39]

再次，哈特又对说一个规则“存在”这个词作了分析。哈特说，我们可以通过外部观察得到一个规则是否存在的看法而不去说它是否有“效力”，但在一个包括了承认规则的规则体系中，“存在”一词的用法就有了变化。按照前一种说法，“存在”仅仅是一种外部陈述，而按照后一种说法，“存在”就是一种内部陈述。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一个法律制度内的规则尽管可能被普遍抛弃但我们仍可说它是“存在”的，即它是有“效力”的。但对于承认规则自身，它“只是作为法院、官员和私人依据一定标准确认法律这种复杂而通常又协调的实践而存在。”

第四，哈特又对承认规则到底是“法”还是“事实”进行了探讨，哈特认为，无论把承认规则单独看成“法”还是单独看成“事实”都不完全适当，承认规则既可以说是“法”也可以说是“事实”。说它是“法”，是因为承认规则作为一个为其他规则提供效力标准的规则，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法律制度的确定的特征，因此它本身值得称为“法”；说它是“事实”，是因为主张这样一个规则的存在，实际上是对一个实际的事实作出的外在陈述，这个事实涉及“有实效的”制度的规则被确认的方式。“最终的承认规则可以从两种观点来对待：一种观点体现在对承认规则存在于这个制度的实践中的事实所作的外在陈述之中；另一种观点体现在用承认规则确认法律的那些人所作的关于效力的内在陈述之中。”

第五，哈特进一步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一个法律制度的存在意味着什么？在他看来，对于一个法律制度的存在来说，有两个最低限度的条件是必需的和充分的：一方面，根据这个制度的最终效力标准是有效的那些行为规则必须普遍地被遵守；另一方面，该制度规定法律效力标准的承认规则及其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必须被其官方有效地接受为公务行为的普遍的公共标准。而哈特甚至说，在极端的情况下，内在观点及其特有的对法律语言的规范用法可能仅限于官方世界。

(三)哈特“承认规则”难题的维特根斯坦式解决

哈特的上述论断，我认为可以分两点运用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来加以阐释。

第一个问题可看作是问承认规则有没有效力？从哈特关于承认规则无所谓效力的论断我们可以看出，哈特的意思是说，承认规则是检验其他一切规则的效力的标准，在法律体系内，“效力”这一词恰恰就是由承认规则来定义的，那么它怎么可以用到承认规则自身之上呢？非常有趣的是，我们可以注意到哈特在论述这个问题的时候用到了“巴黎标准米尺”这样一个例子。即他认为那种把承认规则的效力看作是“假定的”观点就好比说“我们假定、但永远不能证明，用作衡量一切米尺正确性的最终标准即巴黎标准米尺本身是否正确。”[40]熟悉语言哲学的人都知道，这个著名的例子正来自于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第50节，维特根斯坦提到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件东西，我们既不能说它是一米长，也不能说它不是一米长；这就是巴黎的标准米。———但是，这当然不是把某种奇异的属性加在它上面，而只是标明它在用米尺度量的游戏中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41]在哈特看来，承认规则正是这样一种在法律的语言游戏中起着类似独特作用的规则。

第二个问题我想姑且称作承认规则的效力来源问题。这和前面似乎有些矛盾，即我们刚说过承认规则无所谓效力，笔者这里的意思主要是说如果人们真是要刨根究底地问：承认规则凭什么就能成为我们法律制度的基础？那么，我们将给出怎样的回答。按照哈特前述的意思，承认规则赖以成立的理由恰恰就在于人们对承认规则接受的事实之中。

且让我们先把目光从哈特那里移开，来看一看维特根斯坦的一些说法。按照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存在着多种多样的语言游戏。而既然是游戏，就必定有游戏规则，人们在玩语言游戏的时候必须遵守这种规则。而人们遵守规则是建立在人们对于有关事物具有一致认识的基础之上的，“‘一致认识’这个词与‘规则’这个词是相互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当然只有当一致性存在时，我们才能玩这种语言游戏。”那么人们又是如何具有一致认识的呢？维特根斯坦认为“一致认识”这个概念并不存在于语言游戏之中，因为“人们所说的事情是真的或者是假的；人们在所使用的语言上取得意见一致。这不是意见上的一致，而是生活形式的一致。”众所周知，后期维特根斯坦提出了著名的“意义即使用”的，把关于语言的意义问题归结为“使用”。[42]这说明，我们不应当局限于语言系统自身，不能指望通过语义递归的方式在语言系统内部解决语义基础的问题，而必须跳出语言系统，到语言系统之外来说明语言系统自身的基础问题。而处在语言系统之外的正是包括我们对于语言的使用在内的生活形式。

与前述哈特关于承认规则的效力的论述两相比照，笔者认为，哈特所要说的也正是这样一个意思：作为法律制度之基础的承认规则，其存在的合理性正在于人们的法律生活这样一种生活形式之中。而一种法律制度的存在，或说它想获得它自身的意义，则必须来自于人们对于这一法律制度接受的实践中，最起码，是官方对于承认规则接受的实践中。[43]

(四)反基础主义

哈特这种对于承认规则之“效力”的观点，在笔者看来，是一种对于法学中的基础主义的拒斥。“基础主义”主要是认识论上的一个概念，即认为，我们要为一个信念寻找正当理由就必须诉诸其他一些信念，而这些信念的正当理由又必须诉诸另外一些信念，最终，这个为信念寻找理由的链条上溯到某个信念，这个信念具有某种独立的可靠性，它或者不需要正当理由，或者是自明为正当的，它就在整个认知体系中起着基础的作用。因此，有正当理由的信念或者就是这种基础信念，或者受这种信念支持的信念。[44]人们总是希望自己所得到的知识是确实可靠的，而人类对于这种知识基础的探寻也是有着悠久的历史，远的如笛卡尔把“我思故我在”这一简单自明的真理作为人类认识的出发点，近的如逻辑实证主义所提倡的还原论，即认为可以把任何复杂的命题还原成观察陈述通过经验以检验其真假。基础主义被现代哲学视为一种内部论，即它认为正当理由是包含在信念的内部关系之中的，试图通过在信念的内部关系中发现知识的基础。它存在的问题就是会导致无限倒退和循环论证，最终还是不能说明知识的确定性。法学中的基础主义不是寻求知识的确定性，而是寻求规则的有效性。不过，与认识论中的基础主义相同的是，它也是一种内部论，即试图在规则体系内部找到，或者说———用维特根斯坦的术语———解释整个制度的最终合理性基础。[45]这同样存在上述认识论中的基础主义所无法克服的难题，以至于凯尔森不得不用“假设”一说来堵住这一无限倒退的趋势，而殊不知应当跳出规则体系之外来寻求解释，更准确的说，寻求理解。维特根斯坦说哲学就是给瓶子里的苍蝇指出飞出去的路，而这也正是哈特在法学中所做的。

注释:

[1]参见黄颂杰《20世纪西方哲学经典及其学术影响》，载《哲学动态》2002年第2期。

[2]参见陈波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当代世界学术名著哲学系列”写的序言，可见【美】W。V。O。蒯因《语词与对象》，陈启伟、朱锐、张学广译，总序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IV—X页。

[3]正如他的弟子P。M。S。哈克和J。拉兹在庆祝哈特70岁生日的纪念文集《法律、道德与社会》中所说，“他的工作奠定了当代英语世界和其他国家法哲学的基础。他在牛津和其他地方的教导，鼓舞了大批年轻的哲学家满怀大丰收的合理期望转向法理学”，而作为他在牛津大学法理学教授讲席的继任者、同时也是他的主要论敌的美国著名法学家德沃金也不得不由衷地赞叹：“在法哲学的几乎任何一处，建设性的思想必须从考虑他的观点开始”。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译后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9—290页。

[4]这最显著的表现在哈特就任法理学教授后，奥斯汀在写给哈特的贺信中说：“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哲学帝国用这种方式又侵吞了另一个领域，更不用说为你将在这一领域做出优异成绩而欢喜了。”【英】妮古拉莱西：《哈特的一生：噩梦与美梦》，谌洪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81页。

[5]如莱西认为哈特一生中最主要的两个灵感来源就是边沁的法哲学和现代语言哲学，并且哈特有一个学术的底线：法律理论的根本智识基础在于哲学，而非历史或其他社会科学。参见【英】妮古拉莱西《哈特的一生：噩梦与美梦》，谌洪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89、196页。

[6]参见【英】妮古拉莱西《哈特的一生：噩梦与美梦》，谌洪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63—268页；谌洪果《通过语言体察法律现象：哈特与日常语言分析哲学》，载《比较法研究》2006年第5期。

[7]Fogelin：Wittgenstein，Routledge&KeganPaul，1976，第117页，转引自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

[8]Wittgenstein：The Blue and Brown Books，Basil Blackwell，1958，第17页，转引自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1页。

[9][10][11]【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48、48、49页。《哲学研究》分为两部分(其中第一部分是主要部分)，每一部分都分小节排列，本文下面对于该书的引用都将循例标出所在部分和所在节数。

[12][13][14][15][16][17]【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6、17、17、17、17页。

[18]【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9页。译文引自【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48页。

[19][20][23][26][28][29][37][40]【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83、239、6、206—207、153、112、109页。

[21]李红：《对维特根斯坦“家族相似”概念的澄清》，载《哲学研究》2004年第3期。

[22]哈特：《耶林的概念天国与现代分析法学》，载【英】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24]哈特：《耶林的概念天国与现代分析法学》，载【英】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页。

[25]参见哈特《耶林的概念天国与现代分析法学》，载【英】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页。

[27]关于哈特与富勒的论战，参见强世功《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哈特与富勒论战各自主要的观点可见书中所附哈特与富勒的两篇文章：哈特的“实证主义与法律和道德的分离”、富勒的“实证主义与忠于法律”。而两者观点更为展开的表述则可分别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30][31][32]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3、185、185页。

[33][34][35][41]【英】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13、19、38页。

[36]参见涂纪亮《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38]参见【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39]关于法律的内在、外在陈述，笔者拟结合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另文专述。

[42]当然，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维特根斯坦并无意于提出一种意义理论，“意义即使用”也不能被看作是一种意义理论。这里涉及到更多的哲学上的争论，本文不展开讨论。

[43]值得一提的是，对于“承认规则”的阐发构成了哈特之后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发展的一个主题，相关介绍可参见朱峰《法律实证主义的命题研究》，载《法学论坛》2006年第6期。

承认的反义词篇5

论文摘要：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是指诉讼参加人和法院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对案件的解决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一、须用证据证明的事实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是指诉讼参加人和法院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对案件的解决有法律意义的事实。一般而言，成为证明对象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该事实对正确处理案件有法律意义，可以是实体法上的意义，也可以是程序法上的意义。第二，双方当事人对该事实存在着争议。第三，该事实不属于诉讼上免予证明的事实。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当事人主张的有关实体权益的法律事实，即当事人间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以及发生争议的事实。

二是当事人主张的程序法律事实，即能引起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或对解决诉讼程序问题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如关于当事人适格、主管和管辖、回避等方面的事实。

三是证据材料。证据材料是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但它本身也存在着是否真实的问题，当其真实性发生疑问时，就必然成为证明对象。

四是习惯、地方性法规和外国法。当习惯、地方性法规和外国法为法院不知时，也会成为证明对象。

五是特别经验定则。众所周知的经验定则无须证明，但若运用专门性经验定则且为一般人不知时，则须加以证明。

二、不须证明的事实

（一）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及定理

如地震、火灾、各种数学定理等，这些是一般人都知道的，为避免将诉讼资源浪费在大家都知道的事实的证明上，无须证明。

（二）诉讼上承认的事实

诉讼上承认是指一方当事人主张的对对方不利的事实，对方当事人于诉讼上明确认可该事实的真实性，或者虽未明确认可，但不对其真实性予以争辩。前者称为自认，后者称为拟制的自认，拟制的自认视同自认。诉讼上承认不同于认诺，认诺是指被告于诉讼上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可据此直接作出被告败诉的判决。诉讼上承认也不同于诉讼外承认，前者是在诉讼过程中向法院作出的，具有免除证明的效力，后者发生在诉讼外，不具有免除证明的效力。

1、自认的要件。

（1）自认的主体为当事人及其人。当事人委托人参加诉讼的，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

（2）自认的对象是对自认者不利的事实。事实以外的法规、经验法则的存在、内容及适用等方面，自认规则不适用。

（3）自认不适用于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以及法院依照职权调查取证的事项。

（4）自认必须在诉讼过程中作出，即必须在期日内对法院进行自认，即使当事人不在场也构成自认。当事人及其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人的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也构成自认。

（5）自认一般应当明确表示，但默示的自认也为我国司法实践所承认。如有司法解释规定，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的，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

2、自认具有下列效力：

（1）对法院的效力。对于自认的事实，法院应当确认。

（2）对自认人的拘束力。自认人受自认的拘束，不能撤回自认。但是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撤回自认：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

（三）预决的事实、推定的事实、公证证明的事实

这三类事实是否者无须证明，无须证明是否意味着不会成为证明对象，笔者以为值商榷。

1、预决的事实，即为法院确定判决认定的事实。预决的事实是否有预决效力，我们认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民事、行政确定判决主文中认定的事实应对后续的民事诉讼具有预决的效力。至于判决理由中的判断是否具有预决的效力，尽管一些学者认为不应一概否认，但目前各国仍以否定说为通说。其次，由于民事、刑事诉讼程序本质不同，其证明标准也明显不同，因此民事、刑事确定判决认定的事实应相互独立，互不影响，但具有对世效力的民事形成判决对后续刑事裁判应有拘束力。

2、推定的事实。推定包括法律上的推定和事实上的推定，推定的法律效用之一就是主张推定事实的一方无须就推定事实举证，但这并不表明推定事实必然不成为证明对象，应允许对方从反面论证和确认推定结果的真实可靠程度。

3、公证证明的事实。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应当把经过法定公证程序证明的法律事实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同时又允许用相反的证据推翻公证证明的，这时公证证明的事实又必然会成为证明对象。

承认的反义词篇6

【关键词】侵权补充责任；理论困境；司法适用

一、补充责任特点

补充责任作为司法实践及学者大力推动司法解释的产物，其概念的界定，在民法学界也众说纷纭、观点不一。尽管学者们在补充责任的含义界定上存在不同观点，但还是基本上形成了以下共识，即补充责任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人基于不同的原因造成了同一损害结果，且各行为人不构成具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

（二）受害人对多个行为人具有请求权，并因一个请求权得到满足而使其他行为人的债务归于消灭。

（三）补充责任的承担具有顺位性，即只有在请求第一责任人承担不能时，方可请求第二责任人承担责任。

（四）补充责任是一种非终局责任，行为人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终局责任人追偿。

本人认为，侵权法上的补充责任是指多个无意思联络的行为人违反法定或约定的义务，分别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行为，造成同一损害结果，因行为人行为的主次之分而产生的具有先后顺序的赔偿责任。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下，典型的表现为“直接加害行为与安保义务人的不作为相结合”的侵权方式，法律、司法解释认定直接加害行为处于主要地位、安保义务人的不作为处于次要地位，从而应有安保义务人承担第三人侵权的补充责任。

二、补充责任在违反安保义务的侵权中的适用

所谓安全保障义务，是指行为人如果能够合理预见他人的人身或者财产正在或者将要遭受自己或者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他人实施的侵权行为或者犯罪行为的侵害，即要承担合理的注意义务和采取合理的措施，预防此种侵权行为或者犯罪行为的发生，避免他人遭受人身或者财产损害。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公布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以下简称“司法解释”）第6条的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具有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在这些场所因第三人侵权导致损害结果发生的，由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承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有过错的，应当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该司法解释明确使用了“补充赔偿责任”的表述，第一次为补充责任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中的适用提供了法律依据。

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宾馆、商场、银行、车站、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因第三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管理人或者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从而明确了补充责任在我国民事基本法上的地位，成为一种独立的侵权责任形态。《侵权责任法》第37条关于人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基本上沿袭了司法解释的精神，只是将适用安保义务的空间范围扩大到了“公共场所和群众性活动”，并删除了安保义务人承担责任后的追偿规定。

三、补充责任在违反安保义务的侵权中的理论困境

（一）对直接加害人与安保义务人责任主次性划分的合理性质疑

根据司法解释第6条和《侵权责任法》第37条的规定，在第三人侵权情况下，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人在违反这一义务时，应对受害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对此，有学者认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对于所造成的损害是直接责任人， 违反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保护义务的人对于所造成的损害是补充责任人。既然各个责任人之间产生责任的原因互不相同， 有的行为人应当承担直接责任， 有的责任人应当承担补充责任。之所以会出现直接责任和补充责任的区分，是因为“保护义务人与直接加害人的过错性质不同，且存在过失利用关系，二者的主观恶性相差悬殊、性质迥异，因此让二者承担相同顺位及形态的责任并不妥当。”可见，持补充责任观点的学者是在对直接加害人和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过错程度及与损害后果的因果联系密切程度已经作出判断的基础上得出结论的，他们从一开始就认定了直接加害人的过错更大，并且是损害产生的主要的、直接的原因。然而，这种过错和因果关系的悬殊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固定的、一成不变的吗？对此，笔者表示质疑。在此类案件中，安全保障义务人是负有积极作为义务的人，对安全保障义务的违反是一种不作为侵权。正是加害人的积极作为行为与安全保障义务人的不作为相结合才产生了受害人的损害后果。但是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案件来说，对于因果关系和过错的判断都应该以事实为基础的，一味认为作为行为的过错性更大、不作为的过错程度更小或者认为积极行为是直接原因而消极行为只能是间接原因，是没有摆脱传统侵权行为法只重视作为侵权而轻视不作为侵权思维的表现，这种思维方式也是对于因果关系判断上的一种专制。

（二）补充责任的责任承担范围确定的随意性及程序操作问题

基于补充责任在承担责任时的顺位性特点，受害人只能先向直接责任人求偿，求偿不能，才能向补充责任人请求承担补充责任。这种明显的顺位性，使得安保义务人承担责任的范围过于灵活，其应当承担责任的大小，不是与自身的过错或者原因力相适应，而是受制于直接加害人这个不确定的第三人。补充责任的这一责任范围特点，使得其与安全保障义务人应受到的责难很不相称。这使得同样的几起第三人介入的违反安保义务案件中，安保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可能会大相径庭，而这些差别是与过错和因果关系无关的，这违反了未尽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行为的过错责任本质。司法解释与法律用“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相应的”等词语对此进行的限制，又与前者其补充责任的特点即补充性相矛盾，如何既兼顾责任方式的“补充性”又实现与过错程度“相应的”赔偿，成为法官处理赔偿范围的关键。如果对有顺序的“补充性”的理解是一种全部补充，那么与连带责任并无区别；如果将“补充性”限制“在其能够防止或者制止损害的范围内”、“相应的”这些限定词之内，这一补充责任的承担又与按份责任中考察义务人的过错及原因力无实质区别，从而就所谓的“补充责任”架空，变成了按份责任。在全部补充与部分补充之间，在没有法律的详细规定情况下，这一范围将全部进入了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考量，极大地考验着我国法官对双方利益平衡的考量，影响着法律理解适用的统一性。

（三）安保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后的追偿权问题

2003年司法解释第6条规定了安保义务人承担责任后对第三人的追偿权，但并没有规定追偿权的范围。2009年的《侵权责任法》第37条对追偿权问题并未规定，是否意味着侵权责任法不支持安保义务人的追偿权？对此，本人认为应考察补充责任与追偿权的关系再作理解。

由于安保义务人未尽安保义务的责任性质上讲是一种不作为的过错责任，那么司法解释赋予其追偿权的依据是什么？是可以全部追偿还是仅追偿超过其本应承担的部分？如果可以全部追偿，就意味着安全保障义务人无须为自己的过错行为负责。有观点认为，“作为义务人应对积极加害人利用自身的过错加害受害人承担补充责任，追偿权的依据在于积极加害人利用了作为义务人的过错，二者的过错程度悬殊、性质迥异。”这种观点实质上认为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只是为积极加害人的侵权行为创造了条件，并且这一条件被积极加害人所利用。

四、补充责任在司法实务中适用的建议

第一，在诉讼程序上，在受害人仅直接加害人的情形下，由于直接加害人的行为具有正面性、积极性、直接性，可以不主动追加安全保障义务人为被告，但应当向受害人进行释明，由当事人选择是否追加安保义务人为被告。在受害人仅安保义务人的情况下，应当主动追加直接加害人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除非直接加害人无法查明活下落不明。

第二，在实体处理上，在直接加害人与安保义务人作为共同被告参与诉讼的情况下，应当综合考察侵权行为发生时的具体环境、原因力大小、双方的过错程度、受害人的过错、经济状况等因素进行责任判定，由直接加害人承担第一顺序的全部赔偿责任，在直接加害人无力赔偿时，由安保义务人承担相应份额的补充责任，这一补充责任不具有追偿权。如果受害人仅直接加害人，并经判决应得到全部赔偿，经执行程序被执行人无法全额赔偿的，受害人仍可以安保义务人承担补充责任。如果受害人仅安保义务人，法院在判决承担责任时，应尽量详尽地查明案件发生时受害人、安保义务人、直接加害人的具体情况，在分析过错与原因力的基础上，判定安保义务人的补充赔偿责任。

参考文献

[1] 杨立新.论侵权责任的补充责任[J].法律适用，2003年第6期.

[2] 胡小倩.论补充责任[D].华东政法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承认的反义词篇7

一、须用证据证明的事实

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是指诉讼参加人和法院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对案件的解决有法律意义的事实。一般而言，成为证明对象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该事实对正确处理案件有法律意义，可以是实体法上的意义，也可以是程序法上的意义。第二，双方当事人对该事实存在着争议。第三，该事实不属于诉讼上免予证明的事实。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当事人主张的有关实体权益的法律事实，即当事人间争议的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以及发生争议的事实。

二是当事人主张的程序法律事实，即能引起诉讼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消灭或对解决诉讼程序问题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如关于当事人适格、主管和管辖、回避等方面的事实。

三是证据材料。证据材料是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但它本身也存在着是否真实的问题，当其真实性发生疑问时，就必然成为证明对象。

四是习惯、地方性法规和外国法。当习惯、地方性法规和外国法为法院不知时，也会成为证明对象。

五是特别经验定则。众所周知的经验定则无须证明，但若运用专门性经验定则且为一般人不知时，则须加以证明。

二、不须证明的事实

（一）众所周知的事实和自然规律及定理

如地震、火灾、各种数学定理等，这些是一般人都知道的，为避免将诉讼资源浪费在大家都知道的事实的证明上，无须证明。

（二）诉讼上承认的事实

诉讼上承认是指一方当事人主张的对对方不利的事实，对方当事人于诉讼上明确认可该事实的真实性，或者虽未明确认可，但不对其真实性予以争辩。前者称为自认，后者称为拟制的自认，拟制的自认视同自认。诉讼上承认不同于认诺，认诺是指被告于诉讼上认可原告的诉讼请求，法院可据此直接作出被告败诉的判决。诉讼上承认也不同于诉讼外承认，前者是在诉讼过程中向法院作出的，具有免除证明的效力，后者发生在诉讼外，不具有免除证明的效力。

1、自认的要件。

（1）自认的主体为当事人及其人。当事人委托人参加诉讼的，人的承认视为当事人的承认。但未经特别授权的人对事实的承认直接导致承认对方诉讼请求的除外；当事人在场但对其人的承认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当事人的承认。

（2）自认的对象是对自认者不利的事实。事实以外的法规、经验法则的存在、内容及适用等方面，自认规则不适用。

（3）自认不适用于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以及法院依照职权调查取证的事项。

（4）自认必须在诉讼过程中作出，即必须在期日内对法院进行自认，即使当事人不在场也构成自认。当事人及其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人的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也构成自认。 （5）自认一般应当明确表示，但默示的自认也为我国司法实践所承认。如有司法解释规定，对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另一方当事人既未表示承认也未否认的，经审判人员充分说明并询问后，其仍不明确表示肯定或者否定的，视为对该项事实的承认。

2、自认具有下列效力：

（1）对法院的效力。对于自认的事实，法院应当确认。

（2）对自认人的拘束力。自认人受自认的拘束，不能撤回自认。但是在下列情况下可以撤回自认：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承认并经对方当事人同意；有充分证据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

（三）预决的事实、推定的事实、公证证明的事实

这三类事实是否者无须证明，无须证明是否意味着不会成为证明对象，笔者以为值商榷。

1、预决的事实，即为法院确定判决认定的事实。预决的事实是否有预决效力，我们认为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首先，民事、行政确定判决主文中认定的事实应对后续的民事诉讼具有预决的效力。至于判决理由中的判断是否具有预决的效力，尽管一些学者认为不应一概否认，但目前各国仍以否定说为通说。其次，由于民事、刑事诉讼程序本质不同，其证明标准也明显不同，因此民事、刑事确定判决认定的事实应相互独立，互不影响，但具有对世效力的民事形成判决对后续刑事裁判应有拘束力。

承认的反义词篇8

【关键词】教育；价值判断；内在善

【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5-6009（2016）37-0029-04

教育是否还要坚持价值判断？今天，谈“教学”的人很多，谈“教育”的人很少；关注“技术”的人很多，关心“价值”的人很少。在许多人看来，如果我们谈教育，不是谈它是否“有用”，而是谈它是否“有益”，无异于奢谈。然而，离开了价值判断，我们就不知道自己谈的还是不是教育，本文要讨论的就是这个比较冷门、但却重要的问题：教育中包含了哪些价值判断？

一、“教育”的语用分析

虽然教育学关于教育的定义莫衷一是，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使用“教育”一词。关于“教育”的日常语用，有两种现象值得关注。第一种现象是，人们往往是在不同的语境中使用“教育”，指称的对象差异很大，以至于无法确定“教育”描述的到底是什么。然而，与此相矛盾的第二种现象却是，人们能够准确地辨明哪些情况下不能、至少不宜使用“教育”一词。如果我们并不知道教育的确切涵义，这一点又是怎么做到的？

首先让我们考察“教育”的日常语用，看看它们是否存在确切的描述性含义。

第一类是关于教育形式方面的例子，“适龄儿童必须接受义务教育”和“这次旅行是一次真正的教育”。前一句中的“教育”是形式化的、正式的、制度化的，后一句中的“教育”则是非形式化的，既然形式化和非形式化的活动都可以称作“教育”，那么我们就不清楚在形式特征方面，教育这个词描述了什么。

第二类是关于教育内容方面的例子，“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和“知识分子应当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前者主要是指广义的知识“教育”，即培养人才，知识分子显然是有知识的人才，可是他们依然要接受“再教育”，即思想、三观“教育”。教育的内容方方面面，人们在使用教育一词时，似乎并不存在描述意义上关于教育内容的明确界定。

第三类是关于教育方法方面的例子，“对上访人员要做好说服教育工作”和“惩罚也是一种教育”。前者显然把强制手段排除在了“教育”之外，后者明确认为惩罚这种典型的强制手段也是“教育”。就是说，说服也好、强制也罢，都是教育，可见人们并不认为教育方法有多少确切的所指。

第四类是关于教育主体方面的例子，“教师负有教育学生的责任”和“政府官员要加强自我教育”。前者讲的“教育”具有明确的教育者，后者却把无教育者的教育也看作是“教育”。虽然有人认为自我教育只是一个形象化的比喻，但是很多人相信真正的教育是自我教育，看来教育学书上把教育定义为“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施加的有目的的影响”并不是一个好的定义。

从以上这些例子中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教育”并不指称某种具体的活动。然而，人们的确又是能够有意义地使用“教育”这个词的，下面让我们看看第二种语用现象，在这些语境中，人们一般认为不能或不宜使用“教育”。

“一名经验丰富的小偷教一名新入伙的小偷如何偷窃”，显然这里的“教”不能用作“教育”，因为偷窃是一件坏事。“十八位达人现场传授市场营销的技艺”，市场营销当然不是坏事，但人们并不把单纯的技艺的传授看作是教育。

“书人教育是南京知名的培训机构”，培训不是教育，虽然近来也有人称呼它们是“教育机构”，不过重心在“机构”上。“通过开展奥数训练，我校多名学生考上了南外”，这件事倒是发生在学校里，但我们并不把训练认同是教育。

“知识教学是课堂的核心目标”，教育让人有知识，但是单纯指向知识的掌握似乎不能算作教育。“我院努力把大家培养成合格的小学教师”，合格的小学教师不能只有知识，不过如果目标仅仅是某种职业人才的话，一般不说是教育，而是说成培养、培训。

“传销讲师对听众进行了热情洋溢的宣传鼓动”，“要把价值观灌输给青年一代”，“今天的讲座如同洗脑一样，我们一致认为受益匪浅”。虽然教育方法是开放的，但通常我们不会把“宣传”“灌输”“洗脑”看作是教育，人们意识到这些方法、手段不合乎教育活动中蕴含的某种自主的价值属性。譬如，大概没有人会说“海象通过驯兽师的教育，学会了顶球”，因为显然地，我们并不把海象当作人来对待。

通过对含有“教育”一词的语句分析，可知教育并不具有准确的描述性含义；通过对不宜使用“教育”一词的语句分析，则能发现教育具有价值标准。所以，比之描述性用法，“评价性用法和规范性用法，是教育一词的基本用法；评价性含义和规范性含义，是教育一词的基本含义”。价值属性才是教育的本质属性。

二、教育内容的价值判断

教育不仅仅是描述词，更是价值词。描述词是对事实属性的陈述，例如白、儿童、婚姻；价值词则蕴含着赞许或者向往的意思，例如美、童年、爱情。黑尔通过对道德语言的分析，发现全部的价值词都以这样一点作为它们的独特功能：“或赞许，或以某种别的方式引导选择或行动；也正是这种本质的特征拒斥了任何以纯事实性术语进行分析的作法。”作为价值词，教育不能还原为纯粹事实性的描述词，教育蕴含着价值判断。

第一，“教育”不同于“教”“传授”，教育是对被认为有价值的事物的一种承诺。

“教”是单纯的描述词，完成某个任务，但不承诺所完成内容的价值属性，它在价值上是中立的。故，可以说“我教他如何说谎”，或“传授说谎的经验”。同样的道理，在教育史上经典的“美德是否可教”的问题上，美诺询问苏格拉底：“美德是可以传授的呢，还是锻炼成功的？如果既不能教，又不能练，是不是人本来就有的，还是用什么别的办法取得的？”美德当然是通过教育养成的，但是美德绝非是不含有价值承诺的“教”或“传授”练会的。

“教育”意味着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得以传递或促进，存在着价值承诺。故，不说“我教他不要说谎”，不要说谎是具有道德价值的行为或品质，所以应当说“我教育他不要说谎”。在内容上，教育不止于描述性含义，更有规范性含义，教育不止于“改变”，其本质是“改善”。由此可见，当下技术主义关于教育的主张，是有“教”而无“育”，“教”仅仅是施加影响，“育”则是要使人为善。

第二，“教育”不同于“训练”“培训”，教育是对被认为本身有价值的事物的一种承诺。

“训练”的价值外在于训练活动。通常我们针对某项训练所做的有价值或无价值的判断，实际上并非价值判断，而是工具理性的事实判断。例如“训练解题能力”，增强解题能力有助于提高考试成绩，离开考试的目的，解题能力无所谓有没有价值；又如“教师资格证书培训”，参加培训班能够使你易于获得教师资格，如果一个人不想当教师，该培训就没有任何价值。可见，训练、培训在承诺工具价值的同时，拒斥了活动本身的内在价值。如果说以“教”代替“教育”忽视了教育内容的价值属性，以“训练”代替“教育”则可能导致反价值、反教育。情况如下：如果我的目的是A，而做B能够有效地实现A；且B是有害的、丑陋的、恶劣的事情；按照训练所包含的工具理性，在实践上我应当做B，即我应当去做我相信是丑陋的、恶劣的、有害的事情。这还是教育吗？

“教育”意味着传递着那些本身有价值的东西。本身有价值的东西即内在善，“离开它所产生的任何结果而言，还是善的”，内在善是真正意义上的价值判断。当我们说“良好思维品质的教育”，不仅仅是表明它有助于提升学习成绩，更是在承诺聪明、智慧是内在的善；当我们承诺“教育成有爱心的人”，不仅仅意味着好的教师或好学生要有爱心，更是在承诺爱心、美德是内在的善。教育蕴含着对内在价值的承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把仅仅训练技能、传授知识而不同时改善人的内在品质的活动看作是教育的原因，当下功利主义的教育主张则是有“训练”无“教育”，有“目的”无“价值”。

三、教育过程的价值判断

“教育”不仅意味着传递有价值的东西，还意味着在方式上不应引起道德非议。作为一种人际互动和人际关系，教育活动同样要合乎普遍性的道德伦理规范，即教育过程存在着价值标准：“教育必须采取合乎道德的方式或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方式。”

第一，在行为领域，最低限度上，教育不是“建立条件反射”。条件反射是在特定的情境下自动地产生特定的反应，不用脑子而重复刻板的动作，它是训练的结果。建立条件反射是对人的行为的控制技术，儿童是纵的东西，而不是受教育的人。“教育”某人做某事，不仅仅是试图使他去做此事，还要使他能够理解做此事的理由和意图，他得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此而言，最低限度上，教育过程蕴含着的价值判断是采纳自觉自愿的行为。

行为领域还存在着可争议的价值判断，即在较高的标准上，教育不是“惩罚”和“强迫”。“惩罚”是建立条件反射的强化物，操纵某人做某事；“强迫”是违反一个人的意愿迫使其做某事。显然地，如果学生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也知道此事的意义，但并非“乐意”而是“被迫”去做此事，此时并非道德上不正当。在让学生从事有趣的事和使他们从事有益的事之间，存在道德上的困难，但是，引发兴趣和主动性是道德上值得鼓励的教育方式。

第二，在态度领域，最低限度上，教育不是“洗脑”。洗脑类似于催眠，使一个人完全放弃自己的判断而相信此事，因而洗脑是对人的思想的控制技术，是思想的“传销”，儿童同样是纵的东西，而非受教育的人。“教育”某人相信某事，是要力图使他出于理由而相信，这些理由既是他能够理解、掌握的，也是教育者相信的，这样的教育才是有效且真诚的沟通。所以，最低限度上，教育过程应当是在一个人独立判断的基础上施加的引导。

态度领域也存在着可争议的价值判断，在较高的标准上，教育不是“灌输”。灌输是从一开始就要求人们对某种信念予以赞同，不要求理解，不鼓励批判性的思考，而是诉诸权威。然而，和“洗脑”不同的是，灌输有时并不是对一个人原有的理性能力的催眠、否定，在一个学生尚未建立理性能力时，在他们还不能分辨是非时，似乎灌输某些我们认为正确的且迫切要具有的信念在道德上是可以辩护的。但是从重要性、从价值上看，发展理解力、鼓励自主性是道德上值得鼓励的教育方式。

四、教育结果的价值判断

“受教育”意味着一个人得到了“改善”，“改善”是关于教育结果的价值判断。通常人们认为受教育就是获得知识，仅仅获得知识还不足以说明一个人是受过教育的人，我们需要从知识的获得是如何改善了我们的认知（彼得斯称之为教育的认知标准）来考察教育结果中蕴含的价值判断，即什么是受过教育的人。

第一，知识与理解力，受过教育的人是因知识的掌握而改善了理解力的人。

掌握某种技能的人不能称之为“受过教育”的人。一个具备解题技巧的人不能称之为受过数学教育，一个会做实验的人不能称之为受过科学教育，他还必须理解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则或法则，即原理层面的理解力。知道得多的人不能称之为“受过教育”的人。一个会背很多成语的人不能称之为受过语文教育，一个知道什么是对和错的人不能称之为受过道德教育，他还必须理解事情何以如此的原因，即概念层面的理解力。教育当然包括技能和具体知识的掌握，但是若不能改善、增进一个人的理解力，则仅仅是技能的训练和知识的灌输。

第二，知识与活力，受过教育的人是把握了知识的活力的人。

有知识的人并非“受过教育”的人，受过教育意味着一个人的见解已经被他的知识所改变。如果只能在课堂上和考试时正确地回答问题，却并不影响他观察、理解周围的事物，他获得的就不是教育，而仅仅是知识，或者说仅仅是知道。受过教育还意味着一个人把握了知识的内在品质，即领悟到了知识的内在活力。如果能够背得很多古诗，却没有领悟到诗词的情怀，甚至从来没有被打动过，就不能称之为在古典诗词方面有教养的人。教育是要通过增进一个人的知识而增益他的活力。

第三，知识与智慧，受过教育的人是具有认知洞见的人。

承认的反义词篇9

一、法律的定义

“本书的目的不是提供一个法律的定义，而是提供一个国内法律制度独特结构的更佳分析和一个作为社会现象的法律、强制和道德之间的类似与区别的更佳理解，以此促进法律理论的发展”（Hart，1961：17）。[2]这是《法律的概念》中提纲挈领的一段叙述词语。

研究法理学，首要的问题是研究法律的性质。研究法律的性质时常被视为寻找和界说法律的定义。不奇怪，在中国的法律知识状态中，如果一个文本被称为《法律的概念》而其中不存在一个法律的定义，那么，其何以可称为《……的概念》？何以为读者提供一个区别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的手段工具？遑论法律理论的发展？中国的法律话语一般会有这样一个暗示：各种分析性质的法理学研究的起点应指向法律定义的界说。《阿奎那政治著作选》说：作为一个定义，法律“不外乎是对于种种有关公共幸福的事项的合理安排，由任何负有管理社会之责的人予以公布”（阿奎那，1982年：页106）。[3]边沁的《法律通论》说：“可以将法律界定为一国者设想或采用的一系列意志宣告，其涉及某个人或某些人在一定情形下服从的行为。”（Bentham，1970：1）[4]在中国的语境中，这些论说通常被视为一种法律概念的明确阐述。虽然其内容可能不被同意，但其形式作为法律定义的一种方式则是无可质疑的。法律的定义，被看作法律论说被清晰理解的必要前提。

于是，我们的叙事方式和《法律的概念》的叙事方式之间的一个语境差异，在于“定义的看法”不同。

中国语境中法律定义的设想是建立一个法律的种差概念，即首先寻找一个族系或类（如行为规则、规范等），然后再寻找族系或类成员（如法律规则、道德规则、宗教规则）之间的差异，最后用名词（即族系或类）之前不断增设形容词（差异）的叙事方式建构法律界说的模式。有文本便以为，“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有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统治阶级（即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规范系统……”（孙国华等，1994年：页79-80）[5]“法是由一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由在一定地域内的公共权力机关以强制力保证其施行，以求确定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和发展特定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倪正茂， 1996年：页22）。[6]

但是《法律的概念》认为：这种方式的“成功时常依赖尚未满足的条件，这些条件之中的首要条件是应当存在一个更大的事物族系或类，其特征为我们所了解，其定义在界定他者时已被设定。显然，如果对事物族系或类只有含糊或混乱的观念，一个告诉我们某种事物属于该族系成员的定义便无法帮助我们。就法律而言，正是这一要求决定了这种定义形式没有用处，因为，在此不存在人们熟悉且容易理解的法律是其成员的一般范畴。在法律定义中，前述定义方式使用的最为明显的一般范畴是行为规则这一一般事物族系。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其本身像法律的概念本身一样令人困惑”（Hart，1961：17）。[7]《法律的概念》提醒人们注意，如果对于一个法律的类概念（如行为规则）没有清楚的认识，当然无法清楚地了解法律的定义。依照前述的定义模式，对于一个概念的把握是无法清晰的，因为，无法最终把握可以不断延续下去的类概念。这就如同认识大象一样，如果想知其是什么，便需知道作为其类概念的“动物”的明确含义，而要理解“动物”是什么，便需知道其类概念“生物”的明确含义，而要理解“生物”是什么，就需进一步理解“物质”、“存在”……

不仅如此，《法律的概念》还提出了另一个反对一般法律定义模式的理由：这种简单定义方式依赖一种默认的假设，即所有被定义为某物的事例，具有定义表示的共同特征，“但是甚至在较为一般的场合也可以发现边缘情形的存在。这表明一般术语所指称的若干事例具有共同特征的假设或许是个教条。术语的通常用法甚至专门用法时常是十分‘开放的’，因为这些用法并未将术语的外延限制在那些只有某些正常的并存的特征呈现出来的事例……对国际法和某些形式的原始法来说，情况就是如此。”（Hart，1961：17）[8]这里的意思是说，术语的用法具有模糊边缘的区域，在这一区域中既不能肯定也不能排斥定义对某些对象的有效性。

根据这种“定义的看法”，《法律的概念》放逐了法律的定义。这是告诉读者，推进法律理解的首要契机便是从“法律定义”的困扰与争论中摆脱出来。

在《法律的概念》之后的分析法理学的语境中，法律的定义成为众多法理学文本中的“缺席”。英国学者拉兹（Joseph Raz）的《法律制度的概念》（）[9]和《法律的权威》（）[10]，麦考密克（Neil MacCormick）的《法律推理与法律理论》（）[11]和《制度法论》（）[12]，美国学者戈尔丁（Martin Golding）的《法律哲学》（）[13]……作为分析法理学的重要文本，不再界说传统意义的法律定义。当然，这不是说在《法律的概念》之后才出现了法律定义的全方位放逐，而是说，在其中阐述的反对定义方式的理由里，分析品格的法律话语自认为可以获得胜过“定义方式”的“他者”叙事手段，从而以另外的角度议论法律的性质。

面对颠覆“法律定义”的话语，中国语境的论者自然可以提出一个反驳：如果这种定义方式不能获得清晰的认识，那么其他叙事手段同样不能成功，因为，任何叙事方式都是由陈述而且都是由语词构成的，而任何陈述或语词都将面临被其他语词解释的问题。换言之，如果对陈述或语词没有清晰的认识，对叙事方式本身便不会有清晰的认识。而对陈述和语词的澄清认识，总存在着“不断追踪”因而无法清晰的问题。比如，针对“被继承人死亡继承开始”这一陈述，如果要想获得清晰的认识，就需理解“继承”这一语词的含义。而要理解“继承”的含义就要理解“获得”、“接受”、“转移”等语词的含义……这一过程是个“不断追踪”的过程。另一方面，中国语境论者还可提出一个反驳：如果一个定义不能涵盖边缘区域的外延对象，则其他叙事手段也将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后者在说明一些对象的同时也将不能肯定地说明其他一些具有类似性质但又具有某些差异性质的对象。就此而论，不能认为可能存在的其他叙事手段要比“法律定义”来得有效或成功。进而言之，如果其他叙事手段可以存在，“法律的定义”也有存在的理由。

上述反驳是言之有理的。而且，它又意味着在《法律的概念》提出的批评包含着自我颠覆：获得清晰认识的目的只能导向不能获得清晰的认识。这是说，《法律的概念》的初衷是通过反省“法律的定义”方式以获得认识法律性质的清晰叙事手段，但是，任何叙事手段本身都包含“需要清晰认识”的语词，如此，在认识中只能包含并不清晰的认识。

然而，不论《法律的概念》的批评本身如何，“法律的定义”方式存在着问题终究是肯定的。上述反驳越是言之有理，越表明“法律的定义”方式存在着难以克服的“不清晰”的困难。阅读《法律的概念》，这或许是一个不能

回避的结论。

二、法律与强制

在《法律的概念》中，放逐“法律的定义”意味着法律分析的目的在于理解法律与强制、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区别与联系（）。[14]而这种理解在另一方面便是梳理法律的核心要素。

就法律与强制的关系来说，法律具有外在的强制性或曰在本体论上以强制力作为后盾，是法理学话语长期以来不忍割舍的一个元叙事。在相对于道德规范、宗教规范这些“他者”时，该元叙事尤其为法理学话语确信为法律的独特要素。在中国的语境中，法理学文本一般也将其接受为法律分析的出发点之一。“法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尽管不同性质的法，保障其实施的国家强制力的性质、目的和范围不同。任何法想要成其为法和继续是法，国家必须对违法行为实施制裁”（）。 [15]“法律规范是有国家强制力保障的规范。这是法律规范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技术规范的重大特点……一种规范如果没有国家强制力的保证，如果违反了这种规范可以不受国家法律的制裁，那么这种规范就不是法律规范”（）。[16]

可以看到，法律强制力的观念，作为一种法学意识形态而取得法律话语的“霸权”，是与19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的分析法学的法理学文本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9 世纪英国学者奥斯丁（John Austin）的《确定法理学范围》说：“法律是一种责成个人或群体的命令……法律和其他命令被认为是优势者宣布的，并约束或责成劣势者”；[17]作为一种命令的法律包含三个意思，“其一是某人设想他人应该行为或不为的愿望或意欲，其二是如果后者拒绝将会出现来自前者实施的恶果，其三是意志用语言或其他标记来表达或宣布”。[18]二十世纪初英国学者霍兰德（Thomas E. Holland）的《法理学的要素》说：“法律是政治者强制实施的有关外在行为的一般规则。”[19]这些文本加强了法律强制观念在法理学语境中的泛化。

法律强制观念与法律制定说、法律意志说、法律制裁说有着密切联系。第一，法律是由人制定的，正因为由人制定，法律才作为社会现象出现于人类秩序之中；第二，由于法律是由人制定的，它必然体现了制定者或说立法者的意愿，而这种意愿当然来自其意志；第三，制定者的意愿要想顺利实现，没有必要的最后制裁手段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确定法理学范围》强调：“命令、义务和制裁是分开而又相互联系的术语，每个都具有与其他两个术语相同的含义……三个都直接并间接地说明了一个问题。每个都是同一复杂含义的名称。”[20]

本世纪中叶，作为一种法律概念分析的边缘话语文本，《法律的概念》向这一法学意识形态提出了全面挑战。在《法律的概念》看来，法律强制观念的一个十分致命的弱点在于混淆了两种行为模式：有义务做某事和被迫做某事。如果一名持枪歹徒威胁某人交出钱财，后者出于别无选择将钱财交出，那么，可以认为后者是被迫交出的，但不能认为其有义务交出钱财。这表明，某人在特定情况下是否有义务做某事与其在特定情况下因受威胁而做类似的事情是无关的。于是，制裁或强制与义务之间的关系，不能通过立法者使用威胁或实际的强制力来解释。威吓只是使行为者处于被强迫而不是有义务的地位。[21]

从法律的内容来说，《法律的概念》告诉读者，一方面，有关立法者立法形式和内容的法律不仅包括一些义务职责性的规定，而且包括一些权力性的规定，立法者在制定法律之后有权解释法律的含义，有权将解释权交给其他法律机构，有权宣布某些习俗规范或道德规范具有法律效力，这些权力性规定不能理解为强制性的义务规定，[22]有关司法机构职权的规则也是如此；[23]另一方面，某些权利性规则如继承权规则、自愿赠与规则、婚姻自由规则，等等，同样具有授权性质因而不能理解为具有强制性，“规定合同订立、遗嘱订立和结婚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规则并不要求人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行为，这样的法律并未设定义务或责任”。 [24]授权规则规定的行为，如果不去实施，显然不存在强制实施的问题。[25]

此外，《法律的概念》相信，即使就某些义务职责性的规则而言，法律强制观念也是令人怀疑的。立法机构在立法时通常要遵守规定立法程序的法律规则，这些规则会规定如何提交法律议案、如何讨论并通过法律议案、如何修改或废除原有的法律规则，以及在何种情况下通过法律议案具有法律效力。这些规则与立法者的义务或职责有关，有时正是立法者自己制定颁布的。“许多立法现在对立法设定了法律的义务，因此，立法完全可以具有这样的自我约束力”。[26]甚至刑法“也是共同适用于那些制定它们的人，而不仅仅适用于其他人”。[27]就这些规则来说，如果认为法律是强制性的命令，那么，就可以认为立法者是在命令、限制和威胁自己了，如此未免显得有些荒谬。

在《法律的概念》之后的法理学语境中，更多的文本对“法律强制观念”采取了边缘化的姿态。美国学者博登海默（Edgar Bodenheimer）的《法理学》说：如果因为政府强制力的运用越来越少而宣称法律在社会中已经不复存在，那么，这显然是对法律的作用的一种误解；但如果必须将主要依赖强制力作为实施法律的手段，那么只表明法律制度失灵而不是肯定其效力与实效。“既然不能根据一个社会制度的病态表现来给其下定义，那么，就不应将强制的使用视为法律的本质”。[28]奥籍学者温伯格（Ota Weinberger）的《制度法论》以为：以威吓为基础的强制不是法律的本质要素；将制裁视为法律唯一的刺激力是对法律的极大误解，法律的主要作用是指引和协调，其主要手段不是强制而是促进。[29]英国学者劳埃德（Dennis Lloyd）的《法律的观念》也以为：对“法律强制力”观念的否定意识，并非要剔除法律程序中有时存在的强制制裁，而是将重点从强制的服从转向自发的同意。[30]

实际上，在新的法理学语境中，“法律强制”话语最终游离于边缘及被放逐的位置。

针对《法律的概念》的第一个批评，后来的赞同分析法学的文本提出了一个反驳：有义务做某事和被迫做某事的确是有所区别的，但区别在于前者是普遍化的，后者是个别化的，而不在于前者与制裁威吓没有联系。要求纳税人交税，是以如抗税偷税则罚款或判刑作为威吓的，说纳税人因威吓而被迫交税并无不妥，有些人正是因为惧怕制裁而纳税的。换言之，虽然不能说被迫做某事便是有义务做某事，如被迫去抢劫、被迫去伤人，但可以说有义务做某事正是被迫做某事。因此，可以认为制裁或强制与义务之间的关系，能够通过立法者使用威胁或实际的强制力来解释。

这里可能涉及两个问题。首先，是否所有义务都连结着制裁？其次，在实际法律活动中，某人依照法律规定履行义务是否都是处于被迫？先说第一个问题。有的义务的确连结着制裁，有的义务可能不连结着制裁。比如，实施民事制裁对实施制裁的法院来说是义务（也是权力），但是这种义务背后不可能存在着制裁威吓；征税机关有征税的义务而且对偷税漏税的人有罚款的义务，然而其义务背后也不存在制裁威吓的问题。再说后一个问题。有人履行法律义务的确是出于自愿的。有人自愿纳税就像有人被迫纳税，有人自愿执行法院判决就像有人被迫执行，这些都不奇怪。法律强制观念在此弊病可能是未区别消极义务的表现和积极义务的表现。消极义务是指在规范上以及在现实中与制裁有关系的义务，如被迫纳税的义务。积极义务则是指无论在规范上还是在现实中与制裁无关的义务，如前述的法院实施制

裁的义务和某些人自愿纳税的义务。实际上，将法律与义务及制裁视为等同的，便是将所有法律规则看作是义务规则，而且是消极义务的规则。就此而言，《法律的概念》的批评不无理由。

就《法律的概念》的第二个批评来说，《确定法理学范围》和边沁的《法律通论》都说过，没有仅产生权力或权利的法律，但有仅产生义务的法律。仅仅包含义务的法律与权利或权力无关，可称为“绝对的”义务。而每项真正授予权力或权利的法律都明确地或不言而喻地强加了一项相应的义务。[31]依此说法，法院拥有审批案件的权力，便意味着他人具有不得妨碍其审批的义务；某人享有继承权，便意味着他人具有不得妨碍其继承权的义务；某人享有自愿赠与的权利，便意味着他人具有不得侵犯或妨碍其权利的义务。于是，授权规则与强制之间具有了间接的必然联系，从而仍然可以将其视为强制规则。

不过，这种解说存在着一个隐蔽的逻辑麻烦。按照其上述间接义务推理的方式，某人的权力或权利规定意味着他人的一般性义务规定，这样，人们同样可以运用相反的推论认为，一般性的义务规定意味着他人的一般性权力或权利规定。比如，规定必须遵守立法机关制定的规则的义务，便可以视为间接地不言而喻地规定立法机关具有最高权威的立法权；规定不得损害他人的名誉，便可以视为间接地不言而喻地规定他人享有名誉权；规定不得盗窃他人财物，可以看作间接地规定他人享有不可侵犯的财产所有权。如此，可以推出所有义务性规则都是间接的权力或权利性规则，因而并不具有强制性的奇怪结论。显然，在此不能认为《确定法理学范围》和《法律通论》的推论是正确的，而相反推论是错误的。[32]由此可说，《法律的概念》的批评同样是有理由的。

就《法律的概念》的第三个批评来说，分析法学的文本曾提出过，应当区别立法者在社会中的不同资格或角色。当立法者作为一名普通的社会成员时，他完全可以受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约束。当他作为一名立法者时，有时会有自我约束，有时则不会。就后一种情况而言，立法者虽然有时要遵守比如有关立法程序的规则，但在最终权力上可以决定这类规则的存留，只要立法者有这样的意愿和意志。当认为法律是立法者自上而下的强制要求时，主要是就立法者的这种最终权力来说的。

这种回应显然不能令人满意。如果认为法律是强制性的规则，那么，在立法者自我约束的情况下问题依然存在：立法者是否在限制、威吓自己？立法者有时的确有权决定规则的存留，但其有时又的确在遵守自己制定的规则。“在大多数法律制度中……者是受法律约束的”。[33]“奥斯丁的设想是者因为制定了法律故在法律之上，然而这与事实明显不符。事实表明在某些社会中法律不仅适用于臣民而且适用于者”。[34]当立法者遵守某些规则时，可以认为《法律的概念》的批评至少有部分的理由。

“法律强制”的话语的确存在论证的困难，其“霸权”终究要让位给新的法律话语。这是阅读《法律的概念》可以得出的另一个结论。

三、规则的内在方面（internal aspect of rules）

为什么作为一种法律性质的分析，法律强制观念存在着论证的困难？《法律的概念》说，因为这一观念忽视了一个社会存在：规则的内在方面或说行为者的积极态度。

在社会行为中，可以看到一些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行为模式：每天早上跑步、周六郊游或看电影、每天准时上班、进教堂脱帽、每天为他人做奴隶般的工作……这些行为之间有何区别，如何分类？有人可能认为，其中可以分为两种基本行为模式：习惯行为和规则行为。两者的区别在于后者包含着一种“他者要求”，前者并不包含。当没有他人要求时，每天早上跑步、周六郊游或看电影可视为习惯行为模式。每天准时上班通常来说是一种规则行为模式，因为，对行为者存在着某种“他者要求”（如国家要求、雇主要求等），进教堂脱帽也是因为存在着某种他者要求。而且，由于这类要求是外在于行为者的，即它是非行为者向行为者提出的，提出者本身便不一定具有这样的行为模式。

但是，这种回答忽略了行为者本身的态度问题。可以发现，有时某些行为者同样会向另外的行为者提出这种“要求”，因为他认为这种“要求”是正确的、正当的，其他行为者违背要求便应受到谴责。当某个政府职员迟到不准时上班，某些职员便会认为这是不对的而且应当受到批评，同时会认为，对其给予惩罚具有正当的理由。当有人进教堂不脱帽，有些朝圣者便会认为这是渎神的，应予谴责。在规则行为模式中，这种持批评观点的行为者一定是存在的。因此，应当看到，习惯行为模式与规则行为模式的真正区别更在于某些行为者具有积极的主观态度；在规则行为模式中并不只有因他人要求而被迫的行为。在两种行为模式之外还有被迫行为模式，这一模式才仅仅具有外在的“他人要求”，而无行为者本身的积极态度。

根据这一思路，《法律的概念》以为，将规则行为模式的特点理解为存在着一种外在的他人要求，与行为者的自愿态度无关，等于承认了规则行为都是被迫的，等于将规则行为模式完全等同于被迫行为模式（如每天为他人做奴隶般的工作）。这是“强制观念”产生论证困难的关键。

于是，为了理解法律的核心要素，首先必须理解行为者的积极态度或曰规则的内在方面。

在规则行为模式中，正面心态行为者的积极态度是“规则的内在方面”，行为的规律性是“规则的外在方面”。没有“积极”性质的内在方面，行为模式便会成为诸如习惯等类的行为模式，或者成为仅有要求逼迫的被迫行为模式。“如果一个社会规则是存在的，那么至少某些人必须将涉及的行为视为群体整体遵循的一般准则。一个社会规则，除了和社会习惯一样具有外在方面之外，还有一个‘内在方面’”。[35]《法律的概念》以为：广泛的“规范性”语言，如“我（你）不应这样行为”，“我（你）必须这样做”，“这是正确的”，“那是错误的”，被积极心态的行为者用于批评、要求和承认的表述之中。[36]“任何规则的存在，包含着规则行为和对作为准则的规则行为的独特态度之间的相互结合”。[37]

一言以蔽之，“规则的内在方面”意思是指规则行为模式中出现的行为者将行为模式视为自己行为及批评他人的理由和确证的主观方面。《法律的概念》暗示，法律行为模式是一种规则行为模式，当其存在时，必然具有“规则的内在方面”，而行为模式中的内在方面，则决定了法律规则的初始存在。[38]

“规则的内在方面”是《法律的概念》的叙事基点。引入这一概念，便可较为成功地区别“有义务做某事”和“被迫做某事”，说明放弃权利的自愿性，说清制定法律规则的主体及法律适用者如何自觉遵守和适用法律规则。根据这一概念，如果某人认为有义务纳税，是因为他意识到纳税是正确的，否则便是错误的，其主观状态与“被迫的感觉”没有联系。立法者遵守法律规则以及法官自觉适用法律规则，是因为他们具有同样的主观意识。而某人根据授权规则放弃追索债务的权利，这既是自愿的也是有理由的。由此可见，法律的规则行为模式的存在不在于制裁或威吓，而在于行为者的积极态度，它与被迫行为模式的存在是不同的。

“内在方面”这一叙事基点，与英国学者温施（Peter Winch）的《社会科学的观念》[39]的社会学文本有着重要联系。该文本以为，有意义的行为事实上是一种规则约束的行为，因此，必须理解规则对于行为者的意义以及行为者对规则的态度。[40]“‘理解’（即对规则的理解──笔者注）……是把握人们所说所做的要点和意义。这一观念远离统计和因果律的世界。它更为接近主观表达的领域，更为接近联系主观表达领域各个部分的内在关系”。[41]实际上，《法律的概念》中“内在方面”的观念大致来自这一文本。但是，“内在方面”作为一种叙事手段，则是在《法律的概念》之后才在分析法理学的语境中逐步中心化的。在后来的分析实证品格的法理学文本中，如拉兹的《法律的权威》和麦考密克的《H·L·A·哈特》[42]，“内在方面”的观念虽然被赋予了不同的理解和评说，但毕竟成为法律分析的基本起点。[43]

根据“规则的内在方面”的学说，现实中至少应存在某些人

的积极反省态度，否则规则的行为模式是不存在的，从而规则也是不存在的。反之，某些人的正面心态决定了规则的存在，而规则的存在便意味着义务的存在。当存在纳税的义务时，是因为某些纳税人觉得纳税是正当的应该的，他们会对偷税漏税的行为表现批评反应的态度。他们自己纳税是因为自己就有积极的内在态度。由此纳税的规则及义务便存在了。

可是，美国学者班迪特（Theodore Benditt）的《作为规则和原则的法律》以为，这个学说似乎并未精确地说明：为何没有积极反省态度的行为者仍然具有义务？有些人虽然纳税但并不具有积极的反省态度，他们可能认为，不纳税便会遭到惩罚，所以迫不得已去纳税。为何这些人具有纳税的义务？仅仅是因为有些纳税人认为应该如此的缘故？[44]有时，有人反对纳税是因为认为纳税是错误的、不公正的，其心理并不在于偷税漏税以损公肥己。他的确是认为，国家征税没有正当的道德根据。这类人被迫纳税的确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被迫”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仍能认为积极态度的内在方面是其纳税的义务的根据？对于更有争议的问题，这一理论会遇到更为严峻的疑问。比如，对于“安乐死”、“堕胎”等行为，是否反对者的积极态度足以成为赞同者不得如此行为的义务根据？如果可以，那么理由何在？

可以看到，从“规则的内在方面”学说似乎只能推出一个结论：某些人认为“正确”足以成为他人的义务根据，即使这些人是社会中的少数。顺此思路，如果对立观点不可调和，那么最终结果似乎只能是掌握权力者来决定谁是“正确”的，从而决定义务是什么。《法律的概念》的确说过：“对于法律制度的存在来说有两个最低限度的必要充分条件。第一，那些根据法律制度的最终效力标准是有效力的行为规则必须被普遍地服从；第二，其中说明法律效力标准的承认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必须有效地被官员接受为共同的公开的官方行为标准”。[45]但是，“存在强制力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至少某些人必须在制度中自愿合作并且接受这个制度的规则”，[46]“在特殊情况下……也许只有官员才接受并使用这个制度的法律效力标准……然而没有理由认为它不可能存在或者否认其中法律制度的资格”。 [47]

如果是这样，义务的根据表面上看是由于行为者的积极态度，而实际上有时则是由于官员权力的最终决定。如果是权力的最终决定，阅读《法律的概念》与阅读分析法学的文本似乎可以得到类似的结论，前者有时同样最终不能回避“强制制裁”的问题。这一分析本身从相反方向表明：就那些被迫的义务而言，分析法学的文本并非毫无道理。

另一方面，“规则的内在方面”学说不能说明另一类义务的来源。根据这一学说，在社会中，如果某人提出一项义务的主张比如“应当这样行为”，那么，这便意味着这个人既是预先说明了有关这项义务的他人内在积极态度的存在，从而说明了有关这项义务的规则的存在，又是积极接受了这一规则。换言之，如果有人认为有义务不说谎，那么这说明此人已表明了“不说谎”的规则的存在，而且也积极接受了不说谎的规则。但是，对于宣称“进教堂脱帽”的朝圣者，这也许是恰当的，可对于说“有义务不说谎”的人来说，也许不恰当。因为，当某人说“人们有义务不说谎”时，在社会上可能并不存在这样的规则。此人所表述的“积极观点”也许仅仅是一种伦理道德的意见表示。素食论者的例子可以更为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素食论者一般会认为，人们没有权利杀死动物以求食。因为，在任何情况下以任何方式杀死动物都是不道德的。然而社会上显然不存在“不杀死动物”的规则，而且，素食论者也会承认，在社会中极少有人会接受这样一种有关义务的看法。[48]

此外，在法律语境中，如果认为一名法官必须适用一项法律规则的义务来源于一项较高法律规则的义务规定，那么，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这名法官有义务遵守较高的法律规则？如果说因为这是宪法的规定，那么完全可以继续追问：为什么法官有义务服从宪法的规定？显然，这样追问下去，将不得不作出义务在根本上来源于社会规则以外的东西的结论。这也表明，某些义务甚至某些法律义务的存在，与规则的行为模式或规则没有关系。“规则的内在方面”的理论不能解释这类义务的存在。

但是无论怎样，在法理学的语境中，“规则的内在方面”的确可以具有矫正“法律强制”观念的重要作用。它提示：对法律要素的分析不能忽视社会中怀有积极合作态度的主体的存在，否则对法律的理解只能是偏狭的。[49]

四、次要规则（secondary rules）

在传统的法理学话语中，作为元叙事的“法律强制”概念的主要目的在于区别法律规则和道德规则、宗教规则等。《法律的概念》运用“规则的内在方面”，消解了这个元叙事，然而其本身无法彻底放逐这一元叙事。因为，许多规则如道德规则、礼仪规则、宗教规则等，其存在都有规则的“内在方面”，这意味着“内在方面” 本身尚未使法律区别于道德或宗教，而分析性质的法理学又不能放弃这一区别的基本把握。于是，《法律的概念》引入了次要规则的论说。

在社会规则中，可以大致发现两类不同性质的规则。“一类规则可以视为基本规则或主要规则（primary rules），根据这类规则，人们必须为或不为某些行为而不论愿意与否。另一类规则在某种意义上从属于或辅助前一类规则，因为它们规定人们可以凭借做某些事情或说某些言论的方式采用新的主要规则，废除或修改旧的主要规则，或者以各种方式决定主要规则的影响范围或控制它的作用。前一类规则设定义务；后一类规则授予公共权力或个人权利。前者涉及人们的行为的活动或变化；后者具有不仅引起人们行为活动或变化，而且引起创立或改变责任或义务的作用”。[50]后一类规则叫做次要规则。“法律的独特性质在于它是不同类型规则的结合，这即使不是法律的独特性质，也是其一般性质”。[51]

运用次要规则的论说，《法律的概念》彻底放逐了“法律强制”的元叙事。法律与道德、宗教等规范的基本区别便在于法律包含了极为重要的次要规则。《法律的概念》的意思是：没有“外在的强制制裁”，同样可以而且将更为有力地说明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的区别。

次要规则包括承认规则（rule of recognition）、改变规则（rules of change）和审判规则（rules of adjudication）。承认规则是指用来明确主要义务规则的内容、范围及效力的规则。改变规则是指控制主要义务规则的发展变化，并用来确定主要义务规则的取舍的规则。审判规则是指确定谁最终有权认定主要义务规则是否被违反的规则。“主要规则涉及个人必须做或不得做的行为，而次要规则涉及主要规则本身。次要规则说明主要规则可以最后被查明、采用、消除、改变的方式和违反主要规则的事实被查明的方式”。[52]

当没有次要规则时，一个社会中的主要义务规则至少会存在三个不足：第一，人们容易对其内容是什么或其精确范围是什么产生疑问，比如，“要信守承诺”包括哪些内容？是否包括“全部履行”、“依时履行”、“在对方违约时依然履行”等内容？部分履行、因特殊情况推迟履行或在对方违约时依然履行等，是否属于信守承诺？第二，其变化发展及取舍完全是习惯性的，人们在主观上无法控制（如果想控制的话），比如，如果想让人们接受安乐死，只能等待人们慢慢改变习惯；第三，用其解决纠纷缺乏一个令人信服的稳定的权威，当人们因协议发生纠纷时，谁来解释说明“要信守承诺”的含义，谁来判定争议者的权利和义务？

显然，这三个不足正好使主要义务规则表现为道德规范一类的规则。反之，恰恰是次要规则的“在场”，另一种不同于道德规范的规范即法律凸现出来了。

在次要规则中，承认规则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可以回答法律是什么，可以确定某种渊源（如立法机关制定的规则或判例）是否为法律的渊源，并对一个法律制度何时存在提供了一个标准。《法律的概念》提醒人们小心，不能将承认规则（以及改变规则和审批规则）的存在方式等同于常识一般理解的法律规则。后者是权威机构制定的或以司法部门的判决方式而出现的，而承认规则既可以是成文的，也可以是不成文的，它可以以各种表达方式存在于人们的日常实践中。例如，“凡是英国议会颁布的就是法律”，“一个规则是一个法律制度的规则，当且仅当这个规则由立法机关颁布，或者来自立法机关颁布的规则”等表述，不一定是权威机关制

定的或以司法部门的判决方式而出现的，但它们的确是承认规则的一种表现形式。就规则的存在而言，其他规则（包括主要义务规则、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作为法律规则而存在，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具有的积极态度，另一方面便是因为承认规则自身所确立的标准。而承认规则作为法律规则而存在，则仅是因为人们所具有的积极态度。因此，“承认规则仅仅是作为法院、官员和个人在依据某种标准确定法律时而从事的复杂但又正常一致的实践而存在的”。[53]

在《法律的概念》中，次要规则像主要义务规则一样，与“规则的内在方面”具有密切的联系。“分析基本的义务和责任概念要求依据最基本的内在观点（internal point of view）的表现。次要规则体系的增加，使内在观点的语言和行为的范围大大扩展和多样化。这一扩展又使一组全新概念出现了，它们包括立法司法、效力的概念和一般来说法律上的私人权利和公共权力的概念，分析它们也需要依据内在的观点”。[54]

《法律的概念》在这里的思路是：在“规则的内在方面”或说行为者的内在观点中，不仅可以观察主要义务规则的存在，而且可以观察次要规则的存在，从而最终把握法律的核心要素。

次要规则的论说试图解决分析法学文本无法解决的两个问题。其一，后者无法解释立法者正常交替（即非暴力、非或非革命）时某种法律规则的存在。在正常交替的情况下，肯定存在使交替合法的法律规则，而这种规则显然不是分析法学文本所能说明的。[55]根据次要规则的观念，通过实践中内在观点体现的次要规则中改变规则的存在，立法者的交替以及先前的法律才可延续有效。例如，当某个制定规则的主体去世后，正是因为改变规则的存在，其制定的规则才继续有效，而且新的立法者才具有合法性。而改变规则本身就是法律规则。

其二，分析法学的文本无法解释为何某类人可以成为立法者。这些文本的一个假定是：因为一些人掌握了规模化的强制手段，故其可以成为立法者。但是，某些者也掌握了规模化的强制手段，为何人们不将“立法者”一词用在其身上？可以看出，者和立法者是不同的。根据次要规则的观念，社会中由于存在着承认规则，承认规则说明了何者可以成为法律规则的制定者，人们才将某些人称为立法者。

在《法律的概念》之后，分析性质的法理学文本在确定法律的存在时，大体上不再追循分析法学的制定说。次要规则尤其是其中的承认规则，已经成为法律存在分析的基本叙事手段。[56]

不过，《法律的概念》在描述承认规则这一次要规则的时候时常提到“官员”这一词语，这使承认规则本身的叙述出现了推论上的蹩脚或尴尬。《法律的概念》以为，就法律的存在而言，官员接受承认规则的作用要比一般公民来得更为重要。[57]即使承认规则的接受仅仅限于官方世界，法律制度也是存在的。[58]而在官员的性质问题上，《法律的概念》又以为官员的确定最终依赖承认规则以外的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而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又依赖承认规则。这一双向叙说实际上暗含着这样的看法：法律存在的研究不能离开“官员实践”的分析与把握，而对于“官员实践”的深入研究，在理论的深层方面必然导出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进而导出承认规则。换言之，在确定法律是什么的时候，要观察承认规则，观察承认规则便要观察官员的实践；在确定官员实践的时候，则要观察改变规则和审判规则，而观察这两种规则便要观察承认规则。显然，这是一种不妙的循环论证。

另一方面，分析法理学之外的法理学文本如规范法理学文本 [59]，却对次要规则特别是承认规则的论说不以为然。《法律的概念》放逐了“法律的定义”和“强制制裁”的观念，然而遵循了分析法学文本的一个基本设想：找寻一个基本的标准或尺度（master rule），以确定社会中法律的存在，确定某一规则是否为法律规则。分析法学文本将“者的命令”视为这个标准，《法律的概念》将承认规则视为这个标准。作为规范法理学的重要文本，美国学者德沃金（Ronald Dworkin）的《认真地看待权利》则认为，这个基本设想是错误的。

在《认真地看待权利》中，人们可以阅读到这样一种观念：法律不仅仅是由规则构成的，它还包含了作为法律规则背景根据的法理（doctrine）、准则（standard）、原则（principle）和政策（policy），正如某些规则是法律的一部分一样，这些背景根据也是法律的一部分；[60]而后一类法律是无法用承认规则来确认的。[61]

《认真地看待权利》的第一个意思是：在法律实践中，有时可以发现法律适用者思考并运用法律规则的背景根据。[62]这些背景根据必须被视为法律的一部分，否则将推出法律规则不是法律一部分的奇妙结论。因为，第一，法律适用者在法律适用中改变、撇开具体法律规则时有发生；第二，他们在法律适用中有时运用背景根据，有时不运用，这与运用具体法律规则的情形并无实质性的区别；第三，如果认为，法律适用者可运用也可不运用背景根据这种情形表明这些根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因而不是法律，则同样可以认为具体法律规则不具有约束力，因而不是法律。

但是，人们从不因为法律适用者有时改变、撇开具体法律规则，从而认为具体规则对其不具有约束力因而不是法律。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原则等背景根据不是法律。 “除非我们承认至少某些原则（即背景根据──笔者注）对法官是有约束力的，要求他们作出具体判决，否则便没有或几乎没有什么规则可以说成对他们是有约束力的”。[63]

《认真地看待权利》的第二个意思是：如果背景根据等是法律的一部分，那么承认规则这类标准将会部分失效，因为，它们不能像确定某些具体规则是法律那样，确定背景根据是法律。背景根据的获得有时依赖法律适用者的推论或讨论。在某些情况下，背景根据不是以立法或判例的方式确立的，而是见诸制定法或判例的前言中，可以从制定法、判例或宪法中推论出来，有时则可以直接来自政治道德理论。

可以看出，《认真地看待权利》的批评对《法律的概念》的规则模式极具挑战性。

当然，尽管次要规则的论说有这样的困难，然而它的确表明，如果要区别法律与道德等其他社会现象，那么，“强制制裁”肯定不是无法割舍的唯一选择。

五、规则的确定性和模糊性

作为次要规则的承认规则，其意义是区别法律规则与非法律规则，在区别的同时，解决主要义务规则内容及范围上的模糊性问题。但是，有何理由认为承认规则本身并不存在这种模糊性？承认规则也是由语言构成的，语言的模糊性使承认规则有时同样具有内容及范围上的模糊性。比如，针对“凡是英国议会所颁布的就是法律” 这项承认规则，人们可以问：“议会所颁布”的含义是什么？是否所有颁布的方式，包括皇室琐谈、时事议论等，都属于其含义？对这项承认规则，人们也无法否认其范围上的模糊性：前一议会颁布的内容是否对后一议会具有约束力？依此思路，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如果承认规则有时存在着内容及范围上的模糊性，那么，用其确认其他规则的法律性质便回产生无法克服的困难，法律的核心要素从而也会失去稳固的认识基础。

鉴于此，《法律的概念》引入了规则的确定性与模糊性的概念。

构成规则的日常语言既有“意思中心”（core of meaning），也有“开放结构”（open texture）。“意思中心”是指语言的外延涵盖具有明确的中心区域。在这个区域中，人们不会就某物是否为一词所指之物产生争论。例如，“小汽车”、 “电车”、“大卡车”属于“车辆”一词所属之物，这是十分容易确定的。人们不会争论这些车是否属于“车辆”。“开放结构”是指语言的外延涵盖具有不肯定的边缘区域。例如，“自行车”和“带轮滑板”是否属于“车辆”一词所属之物，就是难以确定的。人们对其是否属于“车辆”容易产生争论。当存在“开放结构” 时，人们会争论语言的意思、内容或范围。[64]

因为语言具有“意思中心”和“开放结构”，所以，语言构成的规则既有确定性也有模糊性。[65]在“意思中心”的区域内，人们不会争论《遗嘱法》规定的 “遗嘱必须由两个无利害关系人见证方为有效”、“遗嘱必须经遗嘱人签署才能生效”的含义是什么。当两个互不相识的精神状态正常的成年男子见证了遗嘱，人们会认为这种情况当然符合上述规定；当遗嘱人在遗嘱文件上正式签署自己的真实姓名时，人们同样会认为当然符合上述规定。但在“开放结构”的区域内，人们会争论《遗嘱法》规定的含义。如果一对夫妻见证了遗嘱，是否符合上述规定？这对夫妻虽与遗嘱内容没有利害关系，但能否因此视为“法律上的两个人”？如果遗嘱人

用笔名签署，或别人用其手签署，或遗嘱人仅用名字的开头字母签署，是否符合“签署”的规定？在这些情况中，遗嘱法两条规定的含义究竟是什么？[66]

《法律的概念》以为，通过官员的“内在观点”展现的实践和语言的“意思中心”，才可以发现具有确定性的承认规则的存在，从而发现法律是什么。在“开放结构”的地方，法律是什么便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意思中心”的概念，是以人们在某些情况下对语言所表达的某些意思不存在争议这一事实为基础的。《法律的概念》以此作为根据之一，试图抵御法理学语境中的规则怀疑论 [67]的边缘发难。规则怀疑论的语言学依据是：所有语言表达的含义都是允许争议的。如果这一依据可以成立，那么规则的存在与意义的确是成问题的。但是，仔细观察人们对日常语言的含义理解，似乎可以发现情况并非像规则怀疑论想象的那样糟糕。语言本身的含义虽然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理解，但在确定的语境中会有相同的理解。含义有时的确是没有争议的。否则，人们的相互理解与交流便是不可能的。由此，《法律的概念》强调：“法律规则可以具有一个无可争议的意思中心，在某些情况下，或许难以想象发生关于一个规则的意思的争议。”[68]

《法律的概念》的语言学叙事暗含这样一个设想：当存在“意思中心”时，不会发生有关法律具体内容或法律整体概念的争论，这些争论仅与“开放结构”有关。假设某规则规定禁止在公园内停放或通行车辆。在该规则的意思中心，如汽车、卡车、小轿车等，都属禁止之列。但在开放结构的地方，自行车、四轮手推车是否属于禁止之列便不清楚了。人们可以就该规则是否可适用于自行车、四轮手推车进行争论。

然而，有时在这一规则的意思中心，人们同样会出现争论，他们会争论某些汽车是否属于禁止之列。假设在公园内有一病人需要急救，救护车是否可以进入公园？在公园内出现了火情，消防车是否可以进入公园？人们不会争论救护车、消防车是否为车辆，但会争论根据规则它们是否属于禁止之列。有人会认为，应该允许救护车和消防车进入公园救人灭火，因为这是特殊情况；有人会认为，不应允许，因为规则规定禁止车辆进入，救人灭火是应该的，但可以采用人工或其他的方式，并不一定要违反规则让这些车辆进入，严格遵守规则是颇为重要的。

因此，某些法律争论（包括对承认规则的争论）与语言问题没有关系。

如果语言的“意思中心”不能确保规则的确定性，那么，《法律的概念》希望在此基础上确定承认规则，用承认规则确定法律的存在，并以此作为法律的核心要素，便会遇到相当程度的障碍。

六、狭义的和广义的法律观念

“承认规则”以及其他“次要规则”的功能是区别法律与道德等非法律现象，但并未说明法律与道德这两者的相互关系。在西方法理学的特殊语境中，两者关系是经久不衰的论辩话题。一方面，实证品格的法理学文本以为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坚持没有道德判断的“在场”同样可以认定法律的存在；另一方面，价值品格的法理学文本 [69]则固守相反的姿态。《法律的概念》尊重分析法理学的实证精神，提出了狭义的和广义的法律观念之分，并在推崇后者的同时疏离前者，以主张法律与道德没有必然的联系，从而在法律核心要素的梳理中剔除价值判断的干预。

狭义的法律观念的基本含义是指使用道德观念判断法律的存在或者其效力，广义的法律观念则反之。《法律的概念》相信，在实践和理论的层面上有理由认为广义的法律观念胜过狭义的。

先看实践方面。柏拉图的对话录《克力同》里描述了苏格拉底誓死不越狱的经历。由于传授对诸神不敬的学问，苏格拉底被控腐化雅典青年之罪并被判处死刑。临刑前，其学生克力同借探望之机极力劝导其越狱，并说明了各种越狱的理由。克力同以为，雅典的法律是不公正的，正因为不公正故没有遵守法律的义务。但是，苏格拉底却问：越狱是否正当？有无一种服从法律的义务？他以为，对于被判有罪的人来说，即使确信对其指控是不公正的，其也不能认为逃避法律的制裁一定正当。 [70]历史记载，苏格拉底经过慎重选择后饮毒而死。按照极端的价值品格的法理学文本，苏格拉底当然有理由不服从雅典的法律，因为这种法律不公正从而不具有法律的资格与效力。苏格拉底有理由而且应当越狱而走。按照实证品格的法理学文本，苏格拉底没有理由违抗雅典的法律，人们即使认为法律是不公正的，也有服从法律的义务，因为不公正的法律也有法律的资格与效力，如果可以违反法律，社会秩序便会受到威胁。而且，愿意在一特定社会中居住这一行为本身就意味着愿意遵守该社会的法律，如果不遵守便是“道义上的”自相矛盾。[71]可以看出，两种观点各有道理，故苏格拉底在此面临的是一种道德选择的困境。[72]

有些道德选择的困境要比苏格拉底面临的困境更为严峻。比如，战后德国法院遇到的告密者案件，便使法院面临着极为艰难的道德选择：要么抛弃罪行法定这一法治原则，要么抛弃公平正义这一基本道德。[73]在告密者案件中，告密者为了自私目的而向纳粹德国机构告发了违反纳粹法律的某些人士，并使这些人士遭受了纳粹法律的摧残。从法律上看，告密者行为是合法的。从道德上看，其行为是可憎的。西德法院在审判告密者时，如果因其行为符合当时法律规定从而宣布其无罪，那么便违背了基本正义的要求，如果因其行为违反正义从而认定其有罪，那么便是溯及既往地适用法律，从而破坏了罪刑法定这一法治原则。显然，基本正义和罪刑法定的法治原则对于人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而且罪刑法定本身也是来自道德上的公平公正的要求。[74]有何理由选择其一而抛弃另一个？

可以看到，后一选择困境要比前一选择困境更为严峻的地方在于：后者是官员的困境，前者是个人的困境。对于社会来说，官员选择的结果是个人无法比拟的。因此，《法律的概念》说：“一个承认法律的效力与其道德性质无关的法律观念，使我们能够看到这些不同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而否定邪恶规则的法律效力的狭义法律观念则使我们对之视而不见。”[75]选择困境“引起的道德难题与正义难题是十分不同的，我们需要对之加以分别考虑，而断然拒绝承认恶法是有效的法律，无论出于何种目的，是不可能解决这些难题的”。[76]

再看理论方面。将法律当作一种社会现象，这是实证法律话语的基本出发点。实证观念以为，像自然科学研究自然现象一样，法理学同样可以客观地中立地研究法律现象。如果想要做到这点，研究者必须不受价值观念的影响。假如根据价值判断将不公正的邪恶的法律排除在法律现象范围之外，势必与人们长期形成的科学思维方式大相径庭，而且，会使法律科学的研究出现畸形的结果。当我们将人作为一种科学的研究对象的时候，我们会将各种各样的人列入“人”的范畴。如果认为“邪恶的”人、“缺乏人性的”人、“没有理性的”人不应列入“人”的范畴，这种观念显然将被视为莫名其妙的观念而遭拒绝。事实上，在科学的历史发展中，人们似乎从未将“负面的显现”视为否定某事物范畴归属的必要依据。

对《法律的概念》提出的实践方面的理由，可以认为其具有必要的反省意识。但对后一个即理论方面的理由，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在实践中，实践主体时常具有欲望、利益、需要和责任感。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看，实践主体不仅具有前在的“主观知识”，而且始终处于特定文化语境之中。如果是这样，他能否“客观地”、 “中立地”观察他人与社会？不难看出，由于主体具有欲望、利益、需要和责任感，具有前在的“主观知识”并处于特定的文化语境，他才会将某些“缺乏人性的” 人排除在“人”的范畴之外，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柔和在一起。对于法律现象，情况可能更是如此。法律对主体有权利的授予和义务的约束，在这种条件下，主体有时似乎不大可能“客观地”、“中立地”看待法律问题。在此问题关键是：一个所谓“客观中立”的法律观念能否为实践主体所接受

？如果实践主体不能也不愿接受，那么，“客观中立”的法律观念的意义何在？[77]其实，当《法律的概念》指出道德选择困境的存在时，其已暗含了实践主体可能并不接受“客观中立”的法律观念的思路。就此而论，广义的法律观念不一定具有《法律的概念》想象的那种意义。

另一方面，美国学者富勒（Lon L. Fuller）的《法律要求自身》以为，理解“目的”同样是法律核心要素分析的一个必要条件。认识某物，不仅要思考它的渊源、形式和结构（即客观的存在），而且要思考它的目的。比如认识桌子，不仅要了解它是如何做成的，它的结构和形式是什么，而且要了解它可以用来干什么。否则，便不能更好地理解桌子，知道桌子实际上是什么。同样，人们不仅要认识法律的渊源、形式和结构，而且要知道法律的目的，否则只能对法律产生一个片面的认识。因此，不能将法律的目的的内容弃之不顾。而理解法律的目的，理解者怎能离开自己的“目的理解”？实际上，在理解目的的过程中，理解者总是将自己的目的融入对象的目的之中。如此，在分析法律核心要素的时候不能回避法律应当是什么，无法抛弃“应然”的道德标准而“客观中立地”认识法律。[78]

此外，在《法律的概念》中，“规则的内在方面”、“次要规则”和“意思中心”是梳理法律的核心要素的关键词。而其中最为基本的是“规则的内在方面”，没有这一关键词，则无法谈论“次要规则”和“意思中心”，因为前者决定了规则的存在，后两者则是规则存在后才能叙说的言词对象。

如前所述，“规则的内在方面”表现为社会行为者对行为模式的一种积极态度。如果在法律语境中，行为者对法律行为模式具有积极态度，那么，这表明行为者对这一行为模式具有赞同姿态，认为其是“正确的”、“合理的”、“应当的”。在此令人惊异的是，倘若对此深入“理解”一下，也许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虽然次要规则关键词使法律区别于道德，但“内在方面”关键词却始终使法律连结着道德。因为，根据《法律的概念》的推论，有“内在方面”才有规则行为模式，才有规则的存在，而主要义务规则和次要规则的存在都依赖各自“内在方面”的“在场”。这是说，“内在方面”表明主要义务规则和次要规则在某些行为者的主观中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这样，道德的可接受就与法律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而这正是主张法律与道德具有必然联系的叙事之一。

这个分析表明，《法律的概念》实际上反而又预支了这样的推论：在判断法律的存在与否时，某些主体（如苏格拉底和西德法院）的价值判断可能与“内在观点”的主体（如积极接受雅典法律的雅典官员和纳粹德国的官员）的价值判断是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因此，在《法律的概念》中，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法律的存在或效力与某些人的道德（或价值判断）具有必然的联系，与某些人的道德则没有。

《法律的概念》弱化了一个旧语境，使后来的阅读者对旧有的法理学话语有了思考反省；它也开启了一个新语境，使后来的阅读者对新的法理学话语有了期待展望。这是一个世纪中叶的本文实际具有而且应该具有的独特品质。

注释：

[1]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The Concept of Law， 2nd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 中文本：张文显、郑成良、杜景义、宋金娜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

[2] The Concept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1， p. 17.

[3] 《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页106.

[4] Of Laws in General， ed. H. L. A. Hart，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70， p. 1.

[5] 《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79-80.

[6] 倪正茂：《法哲学经纬》，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页766.另见《法理学》，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22.

[7] The Concept of Law， p. 15.

[8] The Concept of Law， p. 15.

[9] The Concept of a Legal Syste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0.

[10] The Authority of Law，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11] 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12]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Law， Dordrecht（Holland）：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13] Philosophy of Law， N. J.： Prentice-Hall， 1975.

[14] 同注2.《法律的概念》说，对法律性质的分析“存在着三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法律是如何区别于以威吓为后盾的命令并与之相联系的？法律义务是如何区别于道德义务并与之相联系的？规则是什么并且在什么意义上法律是规则？”（The Concept of Law， p. 13.）

[15] 《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页34.

[16] 《法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50.

[17]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ed. Wilfrid E. Rumb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9.

[18] 同前，p. 24.

[19] The Elements of Jurisprudence， 13th 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4， p. 42.

[20] 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p. 24.

[21] The Concept of Law， p. 80.

[22] The Concept of Law， p. 26.

[23] The Concept of Law， p. 29.

[24] The Concept of Law， pp. 27， 48.

[25] The Concept of Law， p. 28.

[26] The Concept of Law， p. 42.

[27] The Concept of Law， pp. 48， 77.

[28] Jurisprud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274.

[29]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Law， Dordrecht（Holland）：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p.47， n. 9.（该书共同作者是英国学者Neil MacCormick──笔者注）

[30] The Idea o

f Law，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Inc.， 1981， p. 37.

[31] Of Laws in General， p. 58； The Province of Law Determined， p. 34.

[32] 《法律的概念》说：“要理解授予授予个人权利的规则，就必须从行使它们的那些人的观点去看待它们。”（The Concept of Law， p. 40.）

[33] T. Benditt， Law as Rule and Principle，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 66.

[34] J. P. Gibbs， “Definitions of Law and Empirical Questions， ” Law and Society （1968）， p. 440.

[35] The Concept of Law， p. 55.

[36] The Concept of Law， p. 55

[37] The Concept of Law， p. 83.

[38] 《法律的概念》有时提到：“……法律制度的存在是一个时常表现两个现象的社会存在，如果希望对之有一个现实的观点，就必须对这两个现象都有所关注。它包含自愿接受规则的态度和行为，也包含仅仅服从或默认的比较简单的态度和行为。”（The Concept of Law， p. 197.）但是，　其主要论说强调了积极的内在观点对法律存在的必要的条件地位。

[39]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58. 另见The Concept of Law， p. 242.

[40]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pp. 52， 133.

[41] The Idea of a Social Science， p. 115.

[42] H. L. A. Har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43] The Authority of Law， pp. 154， 156； H. L. A. Hart， pp. 34-43.

[44] Law as rule and Principle， pp. 82， 83.

[45] The Concept of Law， p. 113.

[46] The Concept of Law， p. 198.

[47] The Concept of Law， p. 114.

[48] 参见R.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London： Duckworty， 1978， p. 52.

[49] 《法律的概念》说：“坚持习惯地服从以威吓为后盾的命令是法律制度的基础的学说，其优点正是在于迫使我们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思考我们称之为一个法律制度的存在的复杂现象的相对消极方面，其缺点在于模糊或歪曲了主要（尽管不是全部）在法律制度的官员或专家制定、确定和适用法律的运作中见到的其他相对积极方面。如果打算明白这个复杂社会现象实际上是怎样的，就必须记住这两个方面。”（The Concept of Law， p. 60.）

[50] The Concept of Law， p. 78-79.

[51] The Concept of Law， p. 48.

[52] The Concept of Law， p. 92.

[53] The Concept of Law， p. 107.

[54] The Concept of Law， p. 96. “内在观点”就是行为者对行为模式的积极态度，即“规则的内在方面”。

[55] 分析法学的文本有时提到过“认可”这个概念。比如《确定法理学范围》第VI章说：新的者可以明示认可或默许认可旧的者制定的法律。但是，“认可”概念仍是不能说明使新的者正常取得权力能够合法的法律的存在。

[56] 比如The Authority of Law， pp. 90-98； 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 p. 233； J. Raz， “Legal Principle and Limits of Law， ” 81 Yale Law Journal （1972）； P. Soper， “Legal Theory and the Obligation of a Judge： Hart/Dworkin Dispute，” 75 Michigan Law Review （1977）； R. Sartorius， “Social Policy and Judicial Legislation，” 8 Am Phil Q （1971）。

[57] The Concept of Law， p. 59.

[58] The Concept of Law， p. 114.

[59] 主要指价值倾向的自然法理论的作品。

[60]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hap. 2.

[61] 同前。

[62] 如里格斯诉帕尔玛案（Riggs v. Palmer， 115 N. Y. 506； 22 N. E. 188 （1889））。参见前注。

[63]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p. 10.

[64] The Concept of Law， p. 123.

[65] The Concept of Law， p. 124.

[66] The Concept of Law， p. 12.

[67] 在《法律的概念》之前，规则怀疑论主要是指美国现实主义法律理论。现实主义理论以为“规则”的概念是个虚构，因为，在现实中，法律适用者的推论是复杂的，其判决具有最终性，而且法律争论之中不存在唯一正确的结论。美国学者卢埃林（Karl Llewellyn）说，法律制度中的规则在实际的法律适用中所具有的意义，远没有人们设想的那样重要。（见“The Consititution as an Institution， ” 34 Columbia Law Review （1934））美国学者弗兰克说：所谓的规则“仅仅是法官就具体案件作出法律判决的许多渊源中的一些渊源”，而不是人们认为的法律规则。（Law and Modern Mind， Garden City： Doubleday Co.， 1963， p. 127.）

[68] The Concept of Law， p. 12.

[69] 主要指自然法（natural law）理论的作品，如中世纪阿奎那以及十七、十八世纪古典自然法学派的作品。从十九世纪下半叶至本世纪上半叶，在分析法学、历史法学和社会法学的发难下，自然法理论被挤向了边缘。但本世纪中叶，自然法话语再度复兴。

[70] 柏拉图：《克力同》，严裙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页104.

[71] 苏格拉底本身也是这样认为的。见《克力同》。

[72] 见The Concept of Law， p. 206.

[73] 见The Concept of Law， pp. 204， 206.

[74] 没有预先告之便惩罚是不公平的。这来自伦理的公平正义的预设。

[75] The Concept of Law， p. 207.

[76] The Concept of Law， p. 206.

[77] 这个问题正是德沃金对哈特以及其他自称科学、客观、中立的法律理论发难的起点。见Law‘s Emp

ir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3-14.

承认的反义词篇10

含义不同：仅管，仅仅如此的意思。尽管、老是，总是；不管怎样；表示姑且承认某事实。

用法不同：仅管：表示仅仅如此。尽管：副词，表示不必考虑别的，放心去做；副词，总是，用于方言；连词，表示姑且承认某种事实，下文往往有‘但是、然而’等表示转折的连词跟它呼应，反接上文。

词性不同：仅管，做副词，仅仅如此的意思。尽管，不仅可以作副词，老是，总是；还可以作连词，表示姑且承认某事实，与“但是、然而”连用。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