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性质范文10篇

财产性质范文篇1

合伙企业的财产范围包括合伙人的出资和合伙企业营业所得。《合伙企业法》第20条规定：“合伙人的出资、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和依法取得的其他财产，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合伙企业财产的具体表现形态，既可以是有体物或无体物，也可以是物权、债权或知识产权，以及其他财产权利。合伙企业的财产从来源方面看，由合伙人在合伙企业设立时的出资和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的营业收入构成。合伙企业的财产既是合伙企业成立的条件，又是合伙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合伙企业对外清偿债务第一顺序的财产担保。

一、合伙企业财产性质的法律界定

合伙企业财产的性质实质就是合伙企业财产在法律上的归属问题。由于合伙财产的复杂性及立法观念和法制传统的差异性，各国关于合伙财产的规定并不一致。我国《民法通则》第32条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该条对合伙财产的界定方式首先区分合伙人出资形成的财产与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然后予以分别对待。其中属于合伙人出资部分所构成的财产未作法律上的定性，而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则被界定为共有财产，但未明确属于哪种类型的共有。1997年《合伙企业法》第19条第2款规定：“合伙企业的财产由全体合伙人依照本法共同管理和使用。”本条及其他条款除了对合伙企业财产的支配方式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加以规定之外，对合伙企业财产的性质未予以任何规定。2006年修订的《合伙企业法》中删除了原《合伙企业法》第19条第2款的规定，对此，笔者认为其立法本意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该条款由于没有明确合伙企业的财产归属的性质，规范意义不大；另一方面，合伙企业采用委任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时，合伙企业的财产并非由全体合伙人共同管理和使用，加之，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第三章增加了“有限合伙企业”的规定，其特征是有限合伙人不得参与合伙企业事务的执行，考虑到该条文的外延已经不周延，保留该条款会与其他条文的规定不一致或生产法律条文的冲突。据此，废除了该条款。由上所述可知，我国立法对合伙企业的财产的归属问题未能明确和清晰的界定，遂导致我国法学界对该问题的广泛争论，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美国《统一合伙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合伙人与其合伙者是合伙中租赁特有的特定合伙财产的共同所有者。”《英国合伙法》第20条规定：“合伙成立时所有购买存入商号帐内或以其他方式收购给商号或为合伙的目的收购的财产，产权及权益，本法案都称之为合伙财产，应按合伙协议绝对为合伙的目的持有及运用。”该条虽然没有规定合伙财产的性质，但它赋予了合伙在实际运行中类似于公司的财产权。由于《法国民法典》第1842条赋予了合伙法人资格（隐名合伙除外），所以，法国承认合伙自身享有财产所有权和用益权。《法国民法典》第1843-3条规定，“实物投资，以相应的权利过户及财产的有效处分而实现。如投资标的为所有权时，投资人对合伙如同出卖人对其买受人承担担保责任。如投资标的为用益权时，投资人对于合伙如同出租人对承租人一样负担保责任。但如投资标的为对在合伙过程中需要正常更新的物件或一切其他财产的用益权，合伙契约将此类投资财产的所有权过户于合伙时，应约定归还同类数量、重量及价值的财产；于此情形，投资人应于前款规定的条件下负担保责任。”《德国民法典》第718条第（1）款规定：“合伙出资以及通过合伙执行事务而取得的物件，均为合伙人的共同财产。”按照第706条的立法原意，合伙人以实物出资约定以物的所有权为对象者，成为各合伙人共同共有的物；如果因约定不明而有疑问的，以代替物或消费物出资的，或非代替物、非消费物估价抵作出资的，并且估价非单纯为分配利益时，均应推定出资为各合伙人共同共有。《日本民法典》第668条规定：“各合伙人的出资及其他合伙财产，以属于全体合伙人共有。”台湾《民法》第668条则更加明确、具体地规定：“各合伙人的出资及其他财产为合伙人全体之共同共有。”

以上关于合伙企业财产性质的不同规定可以归纳为三种情形：其一，承认合伙具有法人资格的国家，认为合伙作为法人对合伙财产享有所有权；其二，不承认合伙是权利主体的国家在法律上一律规定合伙财产为全体合伙人共有；其三，英国和美国在法律上虽然未直接承认合伙具有法人资格，但是，其法律却又赋予了合伙类似于法人的权利能力，合伙可以以其商号的名义取得动产和不动产的所有权。

二、我国民商法学界关于合伙财产性质的争论

合伙财产性质上的归属，早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合伙财产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的社会主义公有财产；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有关行政法规规定合伙财产属于个人所有。[1][1]例如，1983年，国务院《关于城镇劳动合作经营的若干规定》中规定，成员入股金及其他财物仍属于个人所有，由合作组织统一使用和管理。之所以有人认为合伙财产属于集体所有制性质的财产，是因为在《民法通则》颁布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没有关于合伙的立法，一些事实上的合伙常常存在于合作经济组织之中，而合作经济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中历来被认为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性质。然而集体所有权属于单一所有权，它不承认集体成员作为个体对集体财产享有任何权利，全体集体成员只有作为集合体，才在观念上对集体财产享有所有权。这显然与合伙企业在营业过程中的特点及财产的构成和变动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2][2]

首先，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普通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究竟属于何种性质，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1）合伙人投入到合伙的财产仍归合伙人所有，只是由合伙统一管理入使用；（2）合伙人投入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具体又可分为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说。共同共有说主张合伙人出资的财产为各合伙人共同共有；按份共有说则主张合伙人出资形成的财产为合伙人按份共有。[3][3]理由是合伙协议事先已对出资份额作出了约定。（3）《民法通则》没有明确合伙人投入合伙财产的所有权归属，是一种灵活的规定，合伙人可以商定合伙财产归合伙人所有，也可以商定归合伙人共有。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这两种情况，《民法通则》第32条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4][4]多数学者支持第三种观点，其中的缘由是合伙出资的种类不同，以及投入财产的约定不同，因而很难一概认定所有出资人的财产都形成合伙人共有或出资人个人所有，《民法通则》第32条第1款所称“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即包括这些内容，这一规定是比较科学合理的。[5][5]根据这一立法精神，合伙人的出资是否直接构成合伙人的共有财产，取决合伙协议的约定和出资财产的性质。一般而言，合伙人以现金出资时，是将所有权投入合伙；如果是以物的使用权出资，则该出资标的物从法律性质上说仍然属于出资人个人所有。现行《合伙企业法》在2006年修订时废除了第19条第2款关于“合伙企业的财产由全体合伙人依照本法共同管理和使用”的规定。因此，现行《合伙企业法》对合伙企业财产的性质没有任何规定。

其次，《民法通则》规定合伙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学者们就该项财产的性质问题形成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是共同共有，即由全体合伙人不分份额地对该项财产行使所有权；第二种观点认为此项财产应属于按份共有；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分两种情形讨论。在多数情况下，如属于营利性的商事合伙，该项财产属于共同共有；在少数情况下，如非营利性合伙，该项财产属于按份共有。第四种观点认为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实质上仍是合伙人个人所有。[6][6]

笔者认为将合伙人出资的财产简单地直接规定为属于合伙人所有，或属于合伙人共有，难以适用合伙企业财产复杂的客观事实，因为合伙人出资类型自由化，合伙企业的财产可能是由形形色色的各种财产构成的一个集合体，不仅仅是物，因此，用所有权的概念其外延无法涵盖，无法解说合伙企业财产的性质。例如，甲、乙、丙、丁订立合伙协议成立一普通合伙企业，约定甲以现金出资12万元，并以参与日常管理工作作为劳务出资作价5000元；乙出资为现金30万元，约定其中50%，即15万元，在合伙企业成立半年后才能缴付；丙出资汽车一辆，作价9万元；丁提供经营场所，以2所房屋的使用权出资，作价10万元。从该合伙企业协议的约定可以看出，合伙人出资标的的种类和方式具有多样性，就出资种类而言，既有现金出资也有实物出资，实物出资不但有以标的物的所有权（汽车）出资，而且还包含出资标的物的使用权（房屋的使用权）。另外，甲的出资中还包括劳务出资。现实中合伙人出资的原权利性质往往更加多样化，除财产权外还有与合伙人的人身无法分离的劳务。财产权虽然以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为主，但法律也允许以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权利出资。合伙人出资所呈现的多样化的权利形态，在进入合伙企业后虽然构成合伙企业营业所支配的整体集合财产，但是，除了某些财产权及其权能归属发生改变以外，权利的性质并未转化单一的所有权。

另外，如果法律据此作出强制性的单一规定，必将对合伙人的投资及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带来极大的困难。不仅剥夺了合伙人在订立合伙协议时约定灵活的多种出资方式的自由，而且在合伙人出资的财产仍然归属于合伙人所有的情况下，势必对合伙人经营的共同目的事业造成不利的后果。然而，在法律不明确规定合伙人出资的财产及经营收益的归属，也没有规定确定合伙企业财产性质的方式情形下，对合伙企业的运营和终止极为不利。其主要理由是：第一，不规定合伙财产性质的认定方式，虽然为合伙人约定出资的权属提供了自由空间，但是，这只是从合伙的契约性出发，却忽略了合伙的组织特征，尤其是合伙企业的商事主体性。除了简易合伙，现代合伙均表现出契约与合伙组织的统一性，合伙企业作为商事经营组织则是通过依法登记成立的经营实体，其组织特征尤其突出。对内合伙是一种契约关系，对外合伙是一类经济组织。合伙作为一类经济组织必然要对外进行交易，如果合伙向交易相对人让渡财产，其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就是该项财产在法律上归合伙人共有或归合伙企业所有。第二，合伙人出资财产的性质，如果法律不作任何规定，完全由合伙人约定，一旦合伙人在合伙协议中未予以约定或约定不明，或约定与合伙企业的本质属性及法理相违，就会造成合伙企业产权的混乱。而理论和实践均已证明产权混乱是企业缺乏活力的根本原因。第三，法律规定合伙企业财产性质的认定方式，并不排除合伙人在合伙协议中约定出资权属的自由，在立法技术上可以通过任意性法律规范发挥补充合伙人意思自治的不足的功能。即只有在合伙协议未作约定、约定不明确时，才适用法律规定；此外，当约定违背法理和出资标的自身性质时，径直适用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确认出资标的权属。由此可知，《合伙企业法》对合伙企业财产性质的认定只字不提，致使法律放弃了其调整功能。《民法通则》规定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全体合伙人共有，正确地反映合伙的团体性和合伙经营的实际需要，应当予以肯定。那种认为合伙企业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实质仍然归合伙人个人所有的观点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另外，这种观点将合伙财产归合伙人共有与全体普通合伙人对合伙财产行使权能混为一谈；同时又将合伙存续期间合伙财产的共有与合伙终止时共有财产经分配向合伙人终极归属，牵强附会地扯在一起。

笔者认为无论合伙人出资或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以共有财产存在的形态只能是共同共有不能是按份共有。共同共有是指数人结合为一体，不分份额地共同拥有一个所有权；按份共有则指数人按其应有部分，对一物享有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94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第95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二者区别是：（1）共同共有，一应有部分与另一应有部分之间，受身份上约束，此种物权应有部分仅代表各共有人对共有物享有权益的比例，只能透过身份的应有部分而潜在。因此，不得与身份相分离而转让应有部分；而按份共有则可以将自己应有部分自由转让。受让人成为新的共有人，并享有受让部分的收益权。（2）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各共有人不得请求分割共有物；而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有物。（3）共同共有物在性质上由共有人为共有人团体的利益共同管理、使用、收益，各个共有人单独无此权利；而按份共有人按其共有部分单独享有使用和收益权。（4）共同共有人平等地对共有物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共有人对共有物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按份共有人按其应有份额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对共有物上所有的债务承担按份责任。由此可知，合伙财产只有在共同共有的情况下，才能确保合伙目的事业的实现，确保合伙团体的人合性、持续性和经营的稳定性。假如在按份共有的情况下，则合伙人可以自由地处置其在合伙财产中应有的份额，并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合伙财产，合伙营业势必难以维持，合伙经营的目的事业必将难以为继。

以上分析的结论是立法应对合伙企业财产性质或认定合伙企业财产性质的原则及方式作出明确的规定，不能因其复杂多样，难以统一归属，而采取回避的立法态度。笔者认为对合伙企业的财产应当采取一般与特殊两方面相结合的方式加以规定。合伙财产一般应由全体合伙人共同共有，但是合伙协议对合伙人的出资另有约定的除外。合伙人对出资归属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推定为该出资的财产为全体合伙人共同共有。以现金出资的，该现金出资归全体合伙人共有；以实物、知识产权等有形和无形财产出资的，合伙人可以自由的约定出资标的是所有权或使用权。如果约定以所有权出资，则构成合伙人共有财产；如果仅以使用权出资则构成全体普通合伙人或事务执行人使用的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出资者本人所有。另外，合伙人以技艺和劳务出资与实物、货币和其他财产权利出资也构不成共有财产。合伙人对出资财产的约定不得与出资种类物的性质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相抵触。例如，以替代物和消费物出资不得仅以转让使用权不转让所有权的方式，约定出资财产的性质；对法律规定属于合伙人共有的财产也不能约定按份共有。

三、关于我国合伙企业财产性质的立法反思

《合伙企业法》在性质上是一部企业组织法和主体法，它赋予合伙企业主体资格。合伙企业作为一类与公司并存的市场主体，《合伙企业法》虽然没有赋予其法人资格，甚至对其法律地位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既然将其纳入企业立法的范畴，无疑是将其作为主体看待。《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企业依法登记成立，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商事活动，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依法纳税和起诉、应诉，这充分说明合伙企业是一类独立的民事主体。合伙由单纯的契约关系向具有团体人格的权利主体演变的过程中，伴随着与之相适应的财产制度的演变，即合伙人所有——合伙人共有——合伙企业所有。大陆法系民商分立的多数国家早在赋予商事合伙法人资格的同时，就赋予了其独立的财产权。在法国和比例时，除隐名合伙人之外的民事合伙亦在立法上获得了法人资格，并拥有自己独立的财产。美国1994年新制定的《统一合伙法》第501条明确肯定：“一个合伙人不是合伙财产的共有人，对可以自愿或非自愿转移的财产也没有利害关系。”合伙受让的或购买的财产是合伙的财产而不是合伙人的个人财产。这就划定合伙财产与合伙人的财产的界线。在我国《合伙企业法》既然把合伙企业视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就必须设计出与之相适应的产权制度。能够与合伙企业的团体人格相适应的最低财产要求就是合伙人应当具备合伙人共同所有的财产。然而遗憾的是《合伙企业法》对此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如果合伙企业没有团体性的共有财产，合伙企业经营管理的财产必然缺乏确定性，不利于合伙企业经营的稳定性。由于《合伙企业法》对合伙企业支配财产的性质没有设置认定性的条款，致使法律所规定的关于合伙财产条款的法理依据无法彰显。例如，该法第21条规定：“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私自转移或者处分合伙企业财产的，合伙企业不得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第38条规定：“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笔者认为合伙企业中能够用以清偿合伙企业对外债务的财产只能是合伙人共有或合伙企业所有的财产。尽管有学者认为《合伙企业法》对合伙企业的财产性质不作明文规定，是为了让合伙协议对合伙企业财产的性质作出约定，贯彻意思自治的原则。合伙人可以根据出资的种类约定合伙财产归全体合伙人共有，也可以约定归合伙人个人所有。假定合伙人在合伙协议中约定合伙人的出资仍然归合伙人所有，合伙企业的收益定期按约定的比例分配。这种约定必然造成合伙企业没有属于合伙人共有的相对独立的财产。进而造成《合伙企业法》第38条规定的：“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无法兑现。也许有人认为即便是这样，合伙企业也不会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因为，第39条规定：“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但是，笔者认为在上述假设的情形下，合伙企业债权人的利益已经受到损害。因为合伙企业债权人基于合伙企业财产的优先受偿权被剥夺，其顺序利益遭到损害。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要求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制连带责任，但是，必然增大其债权实现的成本。因此，笔者认为要健全合伙企业的人格，必须确保合伙企业拥有团体性的财产权，才能使合伙企业健康发展，保障交易安全。为此，《合伙企业法》应对合伙企业财产的性质或其财产性质的认定方式作出明文规定。鉴于合伙企业是合伙协议与合伙组织体结合的产物，法律规定应当将规范的任意性与强制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法律条文可以拟定为：“合伙企业的财产归全体合伙人共有，但合伙人在订立合伙协议时，可以根据出资的种类和合伙企业的实际需要约定合伙人出资财产的性质；合伙人用可替代物、消费物出资一般应当约定以物之所有权出资，对充抵出资物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全体合伙人共有。”

合伙企业的财产虽然在合伙人的内部关系上为全体合伙人共有，但在对外交易中，法律上可视为合伙企业自身所有的财产，甚至法律可以将其直接规定为归合伙企业所有。其理由是：其一，合伙企业是一类独立的民事主体，必须有自己独立支配的财产，这是合伙企业从事生产、交易活动的物质基础；其次，合伙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其财产的取得和处分均是在合伙企业商号的名义下进行的。在英国土地以合伙名义进行了登记，无需提及合伙人，尽管在法律上共同财产的法定持有人是合伙人自己。[7][7]属于全体合伙人共有的财产，其管理和处分属于业务执行人的权限，合伙人仅以个人的资格不得管理和处分。[8][8]因此，合伙企业的财产以合伙企业的名义取得，并且为了合伙经营的利益，以合伙企业的团体意志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在这一点上合伙企业的财产与社团法人所拥有的财产已经几乎没有差异。例如，一合伙企业拥有一艘偶尔运用于合伙企业业务中的轮船。一个合伙人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为了个人谋利而在周末用轮船搭载乘客，观光游乐，这位合伙人利用合伙企业的轮船所获得的收益必须全部归合伙企业所有。因为该收益是借助合伙企业的财产获得的，理应归入合伙企业积累的财产之中。此外，合伙企业的财产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合伙人作为共有人虽对该项财产享有应有的份额，但由于某种原因合伙人基于合伙人的身份才享有共有财产份额，该份额只能透过合伙人身份的应有部分潜在地存在，实际上只是合伙人对共有财产权益的计算符号。合伙人不得向第三人私自处分合伙财产中应有的份额。合伙企业实质上是全体合伙人依法组建的法律实体，并以合伙企业的商号表明其不同于合伙人的主体资格；合伙企业的财产归全体合伙人共有，在对外关系上自然地可以视为合伙企业所有。在承认合伙企业具有法人资格的国家则直接地规定属于合伙企业所有。

我国《合伙企业法》虽然对合伙企业人格和财产的独立性未作明文规定，但是司法解释和裁判均倾向于将其作为独立的法律实体看待。1957年最高人民法院第1480号文件规定：“关于合伙经营的企业与独资经营的企业均负有债务，独资企业无力偿还时，拍卖合伙企业的财产，应先清偿合伙企业所负债务，然后才能就各合伙人按比例分得部分，清偿其独资企业所负债务。”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联营合同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联营体是合伙组织的，可先以联营体的财产清偿联营债务，联营体的财产不足以抵债的，由联营各方按照联营合同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清偿。”这两个司法解释虽然时隔30多年，但是在理念上均将合伙企业与合伙人作为两个独立的主体看待，区分合伙企业的债务与合伙人的债务，并立于不同的财产基础分别受偿。我国已有判例根据《合伙企业法》的精神同样认可合伙企业财产及其主体的独立性。在此举一例加以说明。原告甲与被告乙经协商于2004年11月18日签订了一份《合伙合同》，约定：双方共同出资修建环江县下南乡仪凤村三阳水电站，经营水电能源开发，其中原、被告分别投资118013.19元和127483.61元。合伙期限不限。2005年9月1日，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颁发了《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为被告乙。2006年12月11日，被告乙与环江安源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转让仪凤村三阳水电站设备协议书》，转让得款共计人民币19万元。2008年1月3日，被告经原告之父的农行帐户支付给原告5万元。同年7月30日，原告以被告擅自转让水电站且仅支付给其5万元，造成其经济损失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一次性赔偿经济损失68013.19元。但由于双方至今仍未对合伙企业进行清算，经合议庭对原、被告进行释明后，原告仍表示不要求对合伙企业进行清算。于是，2008年12月9日，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法院经审理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85条、第86条的规定，认为该企业应当解散并进行清算，现原告在合伙企业尚未依法解散并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即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其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对本案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法院之所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因为，其一，原告主张被告擅自转让电站，未能提供充分的相关证据；其二，原、被告投资修建的水电站已经转让，双方约定经营水电能源开发的目的已无法实现，依法应当解散并进行清算；其三，电站转让金构成合伙企业的财产，现原告无视合伙企业的存在，撇开合伙企业径直向合伙事务执行人提起诉讼，提出本应对合伙企业及其财产才能主张的利益分配请求权，缺乏法律依据。

四、合伙企业财产与合伙人的财产份额

普通合伙企业的财产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其中共有部分属于全体合伙人共同共有，共用部分也为全体合伙人共同管理和使用。任何合伙人无权处分合伙企业实物形态的财产，其只能依法律的规定或合伙协议的约定处分其在合伙企业享有的价值形态的财产份额。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财产权利关系与合伙人之地位不可分离，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合伙企业是典型的人合企业，合伙人之间存在着相互的人身信任关系。因此，禁止合伙人将合伙人地位与合伙人财产份额相分离，而单独处分其合伙财产份额。只有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才能为该种处分。

（一）对合伙财产份额处分的限制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处分，并非针对合伙企业中单个财产的应有部分，而是指基于合伙人的地位对于合伙企业的全部财产而言。合伙企业的财产是基于合伙人的地位由合伙人出资及合伙经营积累结合而成，并且是与合伙人地位不可分离的统一财产。至于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与合伙人的地位只不过是互为表里的非现实、非独立的计算比例而已。从而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处分不得与合伙人地位的变动分离而存在。所以，合伙企业中合伙人拥有的财产份额在合伙人互相之间处分，只发生财产关系上计算上的变动，并不发生合伙人的变动，因而原则由当事人自愿处分，不受其他限制。然而，对向合伙以外的人所为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处分，必然发生合伙人的变动，合伙人之间原有的人身信任关系必将打破及重新调整，故而须全体合伙人同意。合伙人处分合伙财产份额虽然有限制，但是，合伙人对合伙企业享有的无人身性质的单纯的请求权，虽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也不妨碍发生效力。已经确定的请求权自然不成问题，即便是将来的利益分配请求权、利息请求权、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亦得单独转让。当然具有人身性质的权利合伙人不得与合伙财产份额相分离而单独转让。合伙财产份额处分的限制除了合伙财产份额的转让外，也适用于合伙财产份额的设质和抵押。例如，甲、乙、丙、丁共同投资设立了A有限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约定：甲、乙为普通合伙人，分别出资10万元；丙、丁为有限合伙人，分别出资15万元；甲执行合伙企业事务，对外代表A企业。合伙协议未对合伙人以财产份额出质事项进行约定。2006年4月，乙、丙分别征得甲的同意后，以自己在A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为自己向银行借款提供质押担保。丁对上述事项不知情，乙、丙之间也对质押担保事项互不知情。该案中对乙、丙以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的效力如何评价？根据合伙原理，合伙企业具有典型的人合性，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是基于其身份在合伙企业全部财产之中潜在的价值比例或份额，由于它不同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以股票的形式实现资本的证券化，因此，它只是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财产权益的非独立计算的比例，并非现实的财产权益。它既不能脱离合伙企业的整体财产作为拥有独立价值的单独交易标的，也不能与合伙人的身份发生分离而为单独处分。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依法理视同转让，必须与财产份额转让受同等的限制，普通合伙人以财产份额出质的，应以全体合伙人同意为要件；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的出质除合伙协议有限定外，则不受其他合伙人意思的约束，这是因为有限合伙与其他合伙人以资本的联合为主，人合性极弱。依据以上分析，本案中，乙作为普通合伙人因其财产份额的出质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其出质行为无效；丙的出质行为则具有法律效力，因为合伙协议对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的出质，并未另作限制性规定。

（二）合伙企业财产分割的限制

《合伙企业法》第21条规定：“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私自转移或者处分合伙企业财产的，合伙企业不得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合伙企业的财产归全体合伙人共同共有或共同使用，而且必须为了合伙企业的目的事业而管理和使用合伙财产。如果允许各个合伙人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享有分割合伙企业财产的权利，必然妨害合伙企业的正常运行，导致合伙企业的目的事业无法实现，而且也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然而合伙企业解散清算或合伙人退伙时，法律则允许对合伙企业的财产进行分割。另外，该规定只是禁止一部分合伙人请求分割合伙财产，以保证合伙企业财产的充实与稳定，并不禁止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这种情况实质属于合伙企业的解散和清算。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私自转移合伙企业的财产，将损害合伙企业债权人的利益；私自处分合伙企业的财产，如果受让人为不知情的第三人，合伙企业不得以此作为抗辩理由。在我国合伙企业实际运行过程中，合伙人擅自分割合伙企业财产的情况比较普遍。例如，朱某与甲、乙两人商议合伙开办一小食品加工厂，三人商定各出资2万元，订立了书面协议。因资金不足，朱某于是动员胞弟朱丙支持他们2万元。朱丙表示愿意出资，并要求参加合伙的盈余分配。经朱某与甲、乙两合伙人商议，对朱丙参加盈余分配表示同意，但约定朱丙不得参与合伙的经营活动，为此与朱丙订立了书面协议。小食品加工厂成立1年后，朱丙了解到该厂经营情况不景气，要求抽回他的2万元，被朱某拒绝。某日，朱丙乘朱某外出之机，找到甲、乙两位合伙人，以同样理由要求还钱，并声称朱某已经同意，碍于朱某与朱丙的关系，两合伙人便将该小食品加工厂当时仅有的12000元现金交给了朱丙。朱某回来后对此表示十分不满。半年后，朱某告知朱丙，小食品加工厂现已累计亏损32000元，小食品加工场的债权人正在追讨债务。朱丙的8000元应当用来还债，不予归还。本案中朱丙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违法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这一行为不但不能对抗善意债权人的请求权，而且朱丙作为普通合伙人必须与其他合伙人共同向合伙企业的债权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五、合伙企业财产与合伙人的个人财产

合伙企业的财产是合伙人的出资和所有以合伙企业的名义取得的收益的总和。合伙企业的财产在性质上为合伙人共同共有或共同使用，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合伙企业的财产与合伙人拥有的，未投入合伙企业的其他个人财产相分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在其所着的《债法各论》中认为，合伙财产是与合伙人的一般财产相区别的特别财产。由于合伙财产与合伙人的财产相区别而独立，合伙人的债务和合伙的债务分别立足于合伙人的个人财产和合伙财产优先受偿，即双重优先原则。德国《民法典》第719条、733条第1款对此作出了明文规定。英国《1914年破产法》第33条第6款确立了合伙人破产时所使用的以下规则：合伙财产应首先用于偿还合伙债务，而合伙人的个人财产应当首先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个人财产偿债后的剩余部分应视为合伙财产的一部分，而合伙财产偿债后的剩余部分应按合伙人持有合伙财产份额的比例分配，并视为其个人财产的一部分。美国《联邦破产法》第5条第7款规定：“来自合伙财产的净收益应用以清偿个人债务。”我国《合伙企业法》第38条规定的：“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第39条规定：“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两条规定同样划分了合伙企业的财产与合伙人的财产边界。合伙企业的财产与合伙人个人财产的独立性在法律上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禁止合伙人的债权人代位行使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权利

各国法律对合伙人的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均有限制。这是因为合伙人对合伙企业享有的权利与合伙人的身份密不可分，具有专属性，至于合伙人所享有的利润分配权，因它已经成为合伙人的独立权利，并无专属于，所以，可以由合伙人的债权人人代位行使。我国《合伙企业法》第41条规定，合伙人发生与合伙企业无关的债务，相关债权人不得代位行使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权利。第42条规定，合伙人的自有财产不足清偿其与合伙企业无关的债务的，该合伙人可以以其从合伙企业中分取的收益用于清偿。由此可以看出，法律禁止以合伙企业的财产为合伙人个人清偿债务。

（二）禁止合伙人的债权人对合伙企业行使抵销权

《合伙企业法》第41条前一句规定，合伙人发生与合伙企业无关的债务，相关债权人不得以其债权抵销其对合伙企业的债务。这是因为合伙企业的财产与合伙人的财产相对独立，合伙人的个人债务应当基于合伙人的个人财产优先受偿；合伙企业与合伙人是两个相区别的主体。能够抵销的两个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应当是相同的，并且必须在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对等给付。然而合伙人所欠其债权人之间的债务与其债权人对合伙企业所负的债务，两个债权债务关系不仅当事人不同，而且不存在对待给付，因此，不具备抵销的条件。例如，2007年4月1日，甲、乙、丙、丁共同出资60万元成立一合伙企业。合伙企业经营过程中，乙的债权人张某，也是合伙企业的客户，向合伙企业主张：乙拖欠他15万元，至今未还，所以，他欠合伙企业的14万5千元货款也不还了，相互抵消，5千元的差额也不要了。然而，张某的这一主张缺乏法律依据，理由是：合伙企业与合伙人相互独立，张某对合伙企业的负债与乙对张某的负债不属于相同当事人之间互负债务，所以不符合抵销的构成要件；另外，如果允许这种情形的抵销，等于乙从合伙企业中获得了额外利益，意味着合伙企业为乙清偿了债务。这不仅导致合伙企业应获得的期待利益无法实现，而且对其他合伙人会造成不公平的损害。

合伙企业的债权人能否就其债权与其对合伙人的负债主张抵销，台湾学者认为：“合伙不得主张以合伙人之债权来抵销合伙债，因若合伙财产未至不足清偿合伙债务时，则合伙人既无连带责任可言，其合伙债务即应以合伙财产清偿，如果未经债权人同意，自不得以各合伙个人对债务人的债权，而主张抵销合伙债务全部。”[9][9]笔者认为在合伙财产足以清偿其债务的情况，禁止合伙企业的债权人主张以该债权与其对合伙人所负的债相抵销是完全正确的。其理由是：在严格区分合伙企业与合伙人债务的前提下，合伙企业的债权人对合伙企业享有的债权与其对合伙人的债务，不符合抵销当事人互负债务的原理，侵害了合伙人享有的顺序利益，补充责任也就变成了并存责任。但是，当合伙企业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合伙企业的债务时，合伙企业的债权人如主张以该债权与其对某合伙人的负债相抵销的，应当允许。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合伙人对合伙企业负债有直接清偿责任，如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权人也享有债权，就具备了抵销的条件。而且，这种抵销使合伙企业相应的债务消灭，其他合伙人也就此免除清偿义务。

（三）合伙人的债权人对合伙企业的财产不得申请扣押

合伙人的债权人对合伙企业的财产不得申请扣押，但可以申请扣押合伙人在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对合伙人财产的扣押构成合伙人退伙的法定事由。因而此时的扣押并不是针对合伙人就合伙企业财产应有的份额，而是针对合伙人退伙时，与合伙企业结算中接受返还的财产。《合伙企业法》第42条规定，债权人也可以依法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用于清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合伙人的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全体合伙人，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其他合伙人未购买，又不同意将该财产份额转让给他人的，依照本法第51条的规定为该合伙人办理退伙结算，或者办理削减该合伙人相应财产份额的结算。合伙人以动产或不动产出资并将物的所有权转让登记给合伙企业的，合伙企业的债权人不得强制执行该物；未将所有权转移登记给合伙企业，仅将使用权转让给合伙企业的，合伙人的债权人可以将作为强制执行的对象。

财产性质范文篇2

合伙企业的财产范围包括合伙人的出资和合伙企业营业所得。《合伙企业法》第20条规定：“合伙人的出资、以合伙企业名义取得的收益和依法取得的其他财产，均为合伙企业的财产。”合伙企业财产的具体表现形态，既可以是有体物或无体物，也可以是物权、债权或知识产权，以及其他财产权利。合伙企业的财产从来源方面看，由合伙人在合伙企业设立时的出资和合伙企业存续期间的营业收入构成。合伙企业的财产既是合伙企业成立的条件，又是合伙企业从事经营活动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合伙企业对外清偿债务第一顺序的财产担保。

一、合伙企业财产性质的法律界定

合伙企业财产的性质实质就是合伙企业财产在法律上的归属问题。由于合伙财产的复杂性及立法观念和法制传统的差异性，各国关于合伙财产的规定并不一致。我国《民法通则》第32条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该条对合伙财产的界定方式首先区分合伙人出资形成的财产与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然后予以分别对待。其中属于合伙人出资部分所构成的财产未作法律上的定性，而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则被界定为共有财产，但未明确属于哪种类型的共有。1997年《合伙企业法》第19条第2款规定：“合伙企业的财产由全体合伙人依照本法共同管理和使用。”本条及其他条款除了对合伙企业财产的支配方式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加以规定之外，对合伙企业财产的性质未予以任何规定。2006年修订的《合伙企业法》中删除了原《合伙企业法》第19条第2款的规定，对此，笔者认为其立法本意有两个方面；一方面，该条款由于没有明确合伙企业的财产归属的性质，规范意义不大；另一方面，合伙企业采用委任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时，合伙企业的财产并非由全体合伙人共同管理和使用，加之，新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第三章增加了“有限合伙企业”的规定，其特征是有限合伙人不得参与合伙企业事务的执行，考虑到该条文的外延已经不周延，保留该条款会与其他条文的规定不一致或生产法律条文的冲突。据此，废除了该条款。由上所述可知，我国立法对合伙企业的财产的归属问题未能明确和清晰的界定，遂导致我国法学界对该问题的广泛争论，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美国《统一合伙法》第25条第（1）款规定：“合伙人与其合伙者是合伙中租赁特有的特定合伙财产的共同所有者。”《英国合伙法》第20条规定：“合伙成立时所有购买存入商号帐内或以其他方式收购给商号或为合伙的目的收购的财产，产权及权益，本法案都称之为合伙财产，应按合伙协议绝对为合伙的目的持有及运用。”该条虽然没有规定合伙财产的性质，但它赋予了合伙在实际运行中类似于公司的财产权。由于《法国民法典》第1842条赋予了合伙法人资格（隐名合伙除外），所以，法国承认合伙自身享有财产所有权和用益权。《法国民法典》第1843-3条规定，“实物投资，以相应的权利过户及财产的有效处分而实现。如投资标的为所有权时，投资人对合伙如同出卖人对其买受人承担担保责任。如投资标的为用益权时，投资人对于合伙如同出租人对承租人一样负担保责任。但如投资标的为对在合伙过程中需要正常更新的物件或一切其他财产的用益权，合伙契约将此类投资财产的所有权过户于合伙时，应约定归还同类数量、重量及价值的财产；于此情形，投资人应于前款规定的条件下负担保责任。”《德国民法典》第718条第（1）款规定：“合伙出资以及通过合伙执行事务而取得的物件，均为合伙人的共同财产。”按照第706条的立法原意，合伙人以实物出资约定以物的所有权为对象者，成为各合伙人共同共有的物；如果因约定不明而有疑问的，以代替物或消费物出资的，或非代替物、非消费物估价抵作出资的，并且估价非单纯为分配利益时，均应推定出资为各合伙人共同共有。《日本民法典》第668条规定：“各合伙人的出资及其他合伙财产，以属于全体合伙人共有。”台湾《民法》第668条则更加明确、具体地规定：“各合伙人的出资及其他财产为合伙人全体之共同共有。”

以上关于合伙企业财产性质的不同规定可以归纳为三种情形：其一，承认合伙具有法人资格的国家，认为合伙作为法人对合伙财产享有所有权；其二，不承认合伙是权利主体的国家在法律上一律规定合伙财产为全体合伙人共有；其三，英国和美国在法律上虽然未直接承认合伙具有法人资格，但是，其法律却又赋予了合伙类似于法人的权利能力，合伙可以以其商号的名义取得动产和不动产的所有权。

二、我国民商法学界关于合伙财产性质的争论

合伙财产性质上的归属，早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就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合伙财产是集体所有制性质的社会主义公有财产；另一种观点认为国家有关行政法规规定合伙财产属于个人所有。[1][1]例如，1983年，国务院《关于城镇劳动合作经营的若干规定》中规定，成员入股金及其他财物仍属于个人所有，由合作组织统一使用和管理。之所以有人认为合伙财产属于集体所有制性质的财产，是因为在《民法通则》颁布前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没有关于合伙的立法，一些事实上的合伙常常存在于合作经济组织之中，而合作经济在我国的传统观念中历来被认为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性质。然而集体所有权属于单一所有权，它不承认集体成员作为个体对集体财产享有任何权利，全体集体成员只有作为集合体，才在观念上对集体财产享有所有权。这显然与合伙企业在营业过程中的特点及财产的构成和变动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2][2]

首先，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普通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究竟属于何种性质，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1）合伙人投入到合伙的财产仍归合伙人所有，只是由合伙统一管理入使用；（2）合伙人投入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具体又可分为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说。共同共有说主张合伙人出资的财产为各合伙人共同共有；按份共有说则主张合伙人出资形成的财产为合伙人按份共有。[3][3]理由是合伙协议事先已对出资份额作出了约定。（3）《民法通则》没有明确合伙人投入合伙财产的所有权归属，是一种灵活的规定，合伙人可以商定合伙财产归合伙人所有，也可以商定归合伙人共有。有学者进一步指出，正是由于这两种情况，《民法通则》第32条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4][4]多数学者支持第三种观点，其中的缘由是合伙出资的种类不同，以及投入财产的约定不同，因而很难一概认定所有出资人的财产都形成合伙人共有或出资人个人所有，《民法通则》第32条第1款所称“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即包括这些内容，这一规定是比较科学合理的。[5][5]根据这一立法精神，合伙人的出资是否直接构成合伙人的共有财产，取决合伙协议的约定和出资财产的性质。一般而言，合伙人以现金出资时，是将所有权投入合伙；如果是以物的使用权出资，则该出资标的物从法律性质上说仍然属于出资人个人所有。现行《合伙企业法》在2006年修订时废除了第19条第2款关于“合伙企业的财产由全体合伙人依照本法共同管理和使用”的规定。因此，现行《合伙企业法》对合伙企业财产的性质没有任何规定。

其次，《民法通则》规定合伙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学者们就该项财产的性质问题形成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应当是共同共有，即由全体合伙人不分份额地对该项财产行使所有权；第二种观点认为此项财产应属于按份共有；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分两种情形讨论。在多数情况下，如属于营利性的商事合伙，该项财产属于共同共有；在少数情况下，如非营利性合伙，该项财产属于按份共有。第四种观点认为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实质上仍是合伙人个人所有。[6][6]

笔者认为将合伙人出资的财产简单地直接规定为属于合伙人所有，或属于合伙人共有，难以适用合伙企业财产复杂的客观事实，因为合伙人出资类型自由化，合伙企业的财产可能是由形形色色的各种财产构成的一个集合体，不仅仅是物，因此，用所有权的概念其外延无法涵盖，无法解说合伙企业财产的性质。例如，甲、乙、丙、丁订立合伙协议成立一普通合伙企业，约定甲以现金出资12万元，并以参与日常管理工作作为劳务出资作价5000元；乙出资为现金30万元，约定其中50%，即15万元，在合伙企业成立半年后才能缴付；丙出资汽车一辆，作价9万元；丁提供经营场所，以2所房屋的使用权出资，作价10万元。从该合伙企业协议的约定可以看出，合伙人出资标的的种类和方式具有多样性，就出资种类而言，既有现金出资也有实物出资，实物出资不但有以标的物的所有权（汽车）出资，而且还包含出资标的物的使用权（房屋的使用权）。另外，甲的出资中还包括劳务出资。现实中合伙人出资的原权利性质往往更加多样化，除财产权外还有与合伙人的人身无法分离的劳务。财产权虽然以物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为主，但法律也允许以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权利出资。合伙人出资所呈现的多样化的权利形态，在进入合伙企业后虽然构成合伙企业营业所支配的整体集合财产，但是，除了某些财产权及其权能归属发生改变以外，权利的性质并未转化单一的所有权。

另外，如果法律据此作出强制性的单一规定，必将对合伙人的投资及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带来极大的困难。不仅剥夺了合伙人在订立合伙协议时约定灵活的多种出资方式的自由，而且在合伙人出资的财产仍然归属于合伙人所有的情况下，势必对合伙人经营的共同目的事业造成不利的后果。然而，在法律不明确规定合伙人出资的财产及经营收益的归属，也没有规定确定合伙企业财产性质的方式情形下，对合伙企业的运营和终止极为不利。其主要理由是：第一，不规定合伙财产性质的认定方式，虽然为合伙人约定出资的权属提供了自由空间，但是，这只是从合伙的契约性出发，却忽略了合伙的组织特征，尤其是合伙企业的商事主体性。除了简易合伙，现代合伙均表现出契约与合伙组织的统一性，合伙企业作为商事经营组织则是通过依法登记成立的经营实体，其组织特征尤其突出。对内合伙是一种契约关系，对外合伙是一类经济组织。合伙作为一类经济组织必然要对外进行交易，如果合伙向交易相对人让渡财产，其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就是该项财产在法律上归合伙人共有或归合伙企业所有。第二，合伙人出资财产的性质，如果法律不作任何规定，完全由合伙人约定，一旦合伙人在合伙协议中未予以约定或约定不明，或约定与合伙企业的本质属性及法理相违，就会造成合伙企业产权的混乱。而理论和实践均已证明产权混乱是企业缺乏活力的根本原因。第三，法律规定合伙企业财产性质的认定方式，并不排除合伙人在合伙协议中约定出资权属的自由，在立法技术上可以通过任意性法律规范发挥补充合伙人意思自治的不足的功能。即只有在合伙协议未作约定、约定不明确时，才适用法律规定；此外，当约定违背法理和出资标的自身性质时，径直适用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确认出资标的权属。由此可知，《合伙企业法》对合伙企业财产性质的认定只字不提，致使法律放弃了其调整功能。《民法通则》规定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全体合伙人共有，正确地反映合伙的团体性和合伙经营的实际需要，应当予以肯定。那种认为合伙企业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实质仍然归合伙人个人所有的观点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另外，这种观点将合伙财产归合伙人共有与全体普通合伙人对合伙财产行使权能混为一谈；同时又将合伙存续期间合伙财产的共有与合伙终止时共有财产经分配向合伙人终极归属，牵强附会地扯在一起。

笔者认为无论合伙人出资或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以共有财产存在的形态只能是共同共有不能是按份共有。共同共有是指数人结合为一体，不分份额地共同拥有一个所有权；按份共有则指数人按其应有部分，对一物享有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94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按照其份额享有所有权。”第95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共同享有所有权。”二者区别是：（1）共同共有，一应有部分与另一应有部分之间，受身份上约束，此种物权应有部分仅代表各共有人对共有物享有权益的比例，只能透过身份的应有部分而潜在。因此，不得与身份相分离而转让应有部分；而按份共有则可以将自己应有部分自由转让。受让人成为新的共有人，并享有受让部分的收益权。（2）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各共有人不得请求分割共有物；而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有物。（3）共同共有物在性质上由共有人为共有人团体的利益共同管理、使用、收益，各个共有人单独无此权利；而按份共有人按其共有部分单独享有使用和收益权。（4）共同共有人平等地对共有物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共有人对共有物所负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按份共有人按其应有份额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对共有物上所有的债务承担按份责任。由此可知，合伙财产只有在共同共有的情况下，才能确保合伙目的事业的实现，确保合伙团体的人合性、持续性和经营的稳定性。假如在按份共有的情况下，则合伙人可以自由地处置其在合伙财产中应有的份额，并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合伙财产，合伙营业势必难以维持，合伙经营的目的事业必将难以为继。

以上分析的结论是立法应对合伙企业财产性质或认定合伙企业财产性质的原则及方式作出明确的规定，不能因其复杂多样，难以统一归属，而采取回避的立法态度。笔者认为对合伙企业的财产应当采取一般与特殊两方面相结合的方式加以规定。合伙财产一般应由全体合伙人共同共有，但是合伙协议对合伙人的出资另有约定的除外。合伙人对出资归属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推定为该出资的财产为全体合伙人共同共有。以现金出资的，该现金出资归全体合伙人共有；以实物、知识产权等有形和无形财产出资的，合伙人可以自由的约定出资标的是所有权或使用权。如果约定以所有权出资，则构成合伙人共有财产；如果仅以使用权出资则构成全体普通合伙人或事务执行人使用的财产，所有权仍属于出资者本人所有。另外，合伙人以技艺和劳务出资与实物、货币和其他财产权利出资也构不成共有财产。合伙人对出资财产的约定不得与出资种类物的性质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相抵触。例如，以替代物和消费物出资不得仅以转让使用权不转让所有权的方式，约定出资财产的性质；对法律规定属于合伙人共有的财产也不能约定按份共有。

三、关于我国合伙企业财产性质的立法反思

《合伙企业法》在性质上是一部企业组织法和主体法，它赋予合伙企业主体资格。合伙企业作为一类与公司并存的市场主体，《合伙企业法》虽然没有赋予其法人资格，甚至对其法律地位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既然将其纳入企业立法的范畴，无疑是将其作为主体看待。《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企业依法登记成立，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民商事活动，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依法纳税和起诉、应诉，这充分说明合伙企业是一类独立的民事主体。合伙由单纯的契约关系向具有团体人格的权利主体演变的过程中，伴随着与之相适应的财产制度的演变，即合伙人所有——合伙人共有——合伙企业所有。大陆法系民商分立的多数国家早在赋予商事合伙法人资格的同时，就赋予了其独立的财产权。在法国和比例时，除隐名合伙人之外的民事合伙亦在立法上获得了法人资格，并拥有自己独立的财产。美国1994年新制定的《统一合伙法》第501条明确肯定：“一个合伙人不是合伙财产的共有人，对可以自愿或非自愿转移的财产也没有利害关系。”合伙受让的或购买的财产是合伙的财产而不是合伙人的个人财产。这就划定合伙财产与合伙人的财产的界线。在我国《合伙企业法》既然把合伙企业视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就必须设计出与之相适应的产权制度。能够与合伙企业的团体人格相适应的最低财产要求就是合伙人应当具备合伙人共同所有的财产。然而遗憾的是《合伙企业法》对此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如果合伙企业没有团体性的共有财产，合伙企业经营管理的财产必然缺乏确定性，不利于合伙企业经营的稳定性。由于《合伙企业法》对合伙企业支配财产的性质没有设置认定性的条款，致使法律所规定的关于合伙财产条款的法理依据无法彰显。例如，该法第21条规定：“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私自转移或者处分合伙企业财产的，合伙企业不得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第38条规定：“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笔者认为合伙企业中能够用以清偿合伙企业对外债务的财产只能是合伙人共有或合伙企业所有的财产。尽管有学者认为《合伙企业法》对合伙企业的财产性质不作明文规定，是为了让合伙协议对合伙企业财产的性质作出约定，贯彻意思自治的原则。合伙人可以根据出资的种类约定合伙财产归全体合伙人共有，也可以约定归合伙人个人所有。假定合伙人在合伙协议中约定合伙人的出资仍然归合伙人所有，合伙企业的收益定期按约定的比例分配。这种约定必然造成合伙企业没有属于合伙人共有的相对独立的财产。进而造成《合伙企业法》第38条规定的：“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无法兑现。也许有人认为即便是这样，合伙企业也不会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因为，第39条规定：“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但是，笔者认为在上述假设的情形下，合伙企业债权人的利益已经受到损害。因为合伙企业债权人基于合伙企业财产的优先受偿权被剥夺，其顺序利益遭到损害。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他可以要求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制连带责任，但是，必然增大其债权实现的成本。因此，笔者认为要健全合伙企业的人格，必须确保合伙企业拥有团体性的财产权，才能使合伙企业健康发展，保障交易安全。为此，《合伙企业法》应对合伙企业财产的性质或其财产性质的认定方式作出明文规定。鉴于合伙企业是合伙协议与合伙组织体结合的产物，法律规定应当将规范的任意性与强制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法律条文可以拟定为：“合伙企业的财产归全体合伙人共有，但合伙人在订立合伙协议时，可以根据出资的种类和合伙企业的实际需要约定合伙人出资财产的性质；合伙人用可替代物、消费物出资一般应当约定以物之所有权出资，对充抵出资物的归属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全体合伙人共有。”

合伙企业的财产虽然在合伙人的内部关系上为全体合伙人共有，但在对外交易中，法律上可视为合伙企业自身所有的财产，甚至法律可以将其直接规定为归合伙企业所有。其理由是：其一，合伙企业是一类独立的民事主体，必须有自己独立支配的财产，这是合伙企业从事生产、交易活动的物质基础；其次，合伙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其财产的取得和处分均是在合伙企业商号的名义下进行的。在英国土地以合伙名义进行了登记，无需提及合伙人，尽管在法律上共同财产的法定持有人是合伙人自己。[7][7]属于全体合伙人共有的财产，其管理和处分属于业务执行人的权限，合伙人仅以个人的资格不得管理和处分。[8][8]因此，合伙企业的财产以合伙企业的名义取得，并且为了合伙经营的利益，以合伙企业的团体意志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在这一点上合伙企业的财产与社团法人所拥有的财产已经几乎没有差异。例如，一合伙企业拥有一艘偶尔运用于合伙企业业务中的轮船。一个合伙人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为了个人谋利而在周末用轮船搭载乘客，观光游乐，这位合伙人利用合伙企业的轮船所获得的收益必须全部归合伙企业所有。因为该收益是借助合伙企业的财产获得的，理应归入合伙企业积累的财产之中。此外，合伙企业的财产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合伙人作为共有人虽对该项财产享有应有的份额，但由于某种原因合伙人基于合伙人的身份才享有共有财产份额，该份额只能透过合伙人身份的应有部分潜在地存在，实际上只是合伙人对共有财产权益的计算符号。合伙人不得向第三人私自处分合伙财产中应有的份额。合伙企业实质上是全体合伙人依法组建的法律实体，并以合伙企业的商号表明其不同于合伙人的主体资格；合伙企业的财产归全体合伙人共有，在对外关系上自然地可以视为合伙企业所有。在承认合伙企业具有法人资格的国家则直接地规定属于合伙企业所有。

我国《合伙企业法》虽然对合伙企业人格和财产的独立性未作明文规定，但是司法解释和裁判均倾向于将其作为独立的法律实体看待。1957年最高人民法院第1480号文件规定：“关于合伙经营的企业与独资经营的企业均负有债务，独资企业无力偿还时，拍卖合伙企业的财产，应先清偿合伙企业所负债务，然后才能就各合伙人按比例分得部分，清偿其独资企业所负债务。”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联营合同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联营体是合伙组织的，可先以联营体的财产清偿联营债务，联营体的财产不足以抵债的，由联营各方按照联营合同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清偿。”这两个司法解释虽然时隔30多年，但是在理念上均将合伙企业与合伙人作为两个独立的主体看待，区分合伙企业的债务与合伙人的债务，并立于不同的财产基础分别受偿。我国已有判例根据《合伙企业法》的精神同样认可合伙企业财产及其主体的独立性。在此举一例加以说明。原告甲与被告乙经协商于2004年11月18日签订了一份《合伙合同》，约定：双方共同出资修建环江县下南乡仪凤村三阳水电站，经营水电能源开发，其中原、被告分别投资118013.19元和127483.61元。合伙期限不限。2005年9月1日，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颁发了《合伙企业营业执照》，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合伙人为被告乙。2006年12月11日，被告乙与环江安源电力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转让仪凤村三阳水电站设备协议书》，转让得款共计人民币19万元。2008年1月3日，被告经原告之父的农行帐户支付给原告5万元。同年7月30日，原告以被告擅自转让水电站且仅支付给其5万元，造成其经济损失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被告一次性赔偿经济损失68013.19元。但由于双方至今仍未对合伙企业进行清算，经合议庭对原、被告进行释明后，原告仍表示不要求对合伙企业进行清算。于是，2008年12月9日，广西河池市金城江区法院经审理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85条、第86条的规定，认为该企业应当解散并进行清算，现原告在合伙企业尚未依法解散并进行清算的情况下即要求被告赔偿损失，其诉讼请求理由不充分，依法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对本案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法院之所以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是因为，其一，原告主张被告擅自转让电站，未能提供充分的相关证据；其二，原、被告投资修建的水电站已经转让，双方约定经营水电能源开发的目的已无法实现，依法应当解散并进行清算；其三，电站转让金构成合伙企业的财产，现原告无视合伙企业的存在，撇开合伙企业径直向合伙事务执行人提起诉讼，提出本应对合伙企业及其财产才能主张的利益分配请求权，缺乏法律依据。

四、合伙企业财产与合伙人的财产份额

普通合伙企业的财产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其中共有部分属于全体合伙人共同共有，共用部分也为全体合伙人共同管理和使用。任何合伙人无权处分合伙企业实物形态的财产，其只能依法律的规定或合伙协议的约定处分其在合伙企业享有的价值形态的财产份额。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财产权利关系与合伙人之地位不可分离，而是紧密结合在一起。合伙企业是典型的人合企业，合伙人之间存在着相互的人身信任关系。因此，禁止合伙人将合伙人地位与合伙人财产份额相分离，而单独处分其合伙财产份额。只有经全体合伙人同意才能为该种处分。

（一）对合伙财产份额处分的限制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处分，并非针对合伙企业中单个财产的应有部分，而是指基于合伙人的地位对于合伙企业的全部财产而言。合伙企业的财产是基于合伙人的地位由合伙人出资及合伙经营积累结合而成，并且是与合伙人地位不可分离的统一财产。至于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与合伙人的地位只不过是互为表里的非现实、非独立的计算比例而已。从而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处分不得与合伙人地位的变动分离而存在。所以，合伙企业中合伙人拥有的财产份额在合伙人互相之间处分，只发生财产关系上计算上的变动，并不发生合伙人的变动，因而原则由当事人自愿处分，不受其他限制。然而，对向合伙以外的人所为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处分，必然发生合伙人的变动，合伙人之间原有的人身信任关系必将打破及重新调整，故而须全体合伙人同意。合伙人处分合伙财产份额虽然有限制，但是，合伙人对合伙企业享有的无人身性质的单纯的请求权，虽未经其他合伙人同意，也不妨碍发生效力。已经确定的请求权自然不成问题，即便是将来的利益分配请求权、利息请求权、清算后的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亦得单独转让。当然具有人身性质的权利合伙人不得与合伙财产份额相分离而单独转让。合伙财产份额处分的限制除了合伙财产份额的转让外，也适用于合伙财产份额的设质和抵押。例如，甲、乙、丙、丁共同投资设立了A有限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约定：甲、乙为普通合伙人，分别出资10万元；丙、丁为有限合伙人，分别出资15万元；甲执行合伙企业事务，对外代表A企业。合伙协议未对合伙人以财产份额出质事项进行约定。2006年4月，乙、丙分别征得甲的同意后，以自己在A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为自己向银行借款提供质押担保。丁对上述事项不知情，乙、丙之间也对质押担保事项互不知情。该案中对乙、丙以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的效力如何评价？根据合伙原理，合伙企业具有典型的人合性，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是基于其身份在合伙企业全部财产之中潜在的价值比例或份额，由于它不同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以股票的形式实现资本的证券化，因此，它只是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财产权益的非独立计算的比例，并非现实的财产权益。它既不能脱离合伙企业的整体财产作为拥有独立价值的单独交易标的，也不能与合伙人的身份发生分离而为单独处分。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出质依法理视同转让，必须与财产份额转让受同等的限制，普通合伙人以财产份额出质的，应以全体合伙人同意为要件；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的出质除合伙协议有限定外，则不受其他合伙人意思的约束，这是因为有限合伙与其他合伙人以资本的联合为主，人合性极弱。依据以上分析，本案中，乙作为普通合伙人因其财产份额的出质未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其出质行为无效；丙的出质行为则具有法律效力，因为合伙协议对有限合伙人财产份额的出质，并未另作限制性规定。

（二）合伙企业财产分割的限制

《合伙企业法》第21条规定：“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私自转移或者处分合伙企业财产的，合伙企业不得以此对抗善意第三人。”合伙企业的财产归全体合伙人共同共有或共同使用，而且必须为了合伙企业的目的事业而管理和使用合伙财产。如果允许各个合伙人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享有分割合伙企业财产的权利，必然妨害合伙企业的正常运行，导致合伙企业的目的事业无法实现，而且也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然而合伙企业解散清算或合伙人退伙时，法律则允许对合伙企业的财产进行分割。另外，该规定只是禁止一部分合伙人请求分割合伙财产，以保证合伙企业财产的充实与稳定，并不禁止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这种情况实质属于合伙企业的解散和清算。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私自转移合伙企业的财产，将损害合伙企业债权人的利益；私自处分合伙企业的财产，如果受让人为不知情的第三人，合伙企业不得以此作为抗辩理由。在我国合伙企业实际运行过程中，合伙人擅自分割合伙企业财产的情况比较普遍。例如，朱某与甲、乙两人商议合伙开办一小食品加工厂，三人商定各出资2万元，订立了书面协议。因资金不足，朱某于是动员胞弟朱丙支持他们2万元。朱丙表示愿意出资，并要求参加合伙的盈余分配。经朱某与甲、乙两合伙人商议，对朱丙参加盈余分配表示同意，但约定朱丙不得参与合伙的经营活动，为此与朱丙订立了书面协议。小食品加工厂成立1年后，朱丙了解到该厂经营情况不景气，要求抽回他的2万元，被朱某拒绝。某日，朱丙乘朱某外出之机，找到甲、乙两位合伙人，以同样理由要求还钱，并声称朱某已经同意，碍于朱某与朱丙的关系，两合伙人便将该小食品加工厂当时仅有的12000元现金交给了朱丙。朱某回来后对此表示十分不满。半年后，朱某告知朱丙，小食品加工厂现已累计亏损32000元，小食品加工场的债权人正在追讨债务。朱丙的8000元应当用来还债，不予归还。本案中朱丙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违法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这一行为不但不能对抗善意债权人的请求权，而且朱丙作为普通合伙人必须与其他合伙人共同向合伙企业的债权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五、合伙企业财产与合伙人的个人财产

合伙企业的财产是合伙人的出资和所有以合伙企业的名义取得的收益的总和。合伙企业的财产在性质上为合伙人共同共有或共同使用，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合伙企业的财产与合伙人拥有的，未投入合伙企业的其他个人财产相分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在其所着的《债法各论》中认为，合伙财产是与合伙人的一般财产相区别的特别财产。由于合伙财产与合伙人的财产相区别而独立，合伙人的债务和合伙的债务分别立足于合伙人的个人财产和合伙财产优先受偿，即双重优先原则。德国《民法典》第719条、733条第1款对此作出了明文规定。英国《1914年破产法》第33条第6款确立了合伙人破产时所使用的以下规则：合伙财产应首先用于偿还合伙债务，而合伙人的个人财产应当首先用于偿还其个人债务；个人财产偿债后的剩余部分应视为合伙财产的一部分，而合伙财产偿债后的剩余部分应按合伙人持有合伙财产份额的比例分配，并视为其个人财产的一部分。美国《联邦破产法》第5条第7款规定：“来自合伙财产的净收益应用以清偿个人债务。”我国《合伙企业法》第38条规定的：“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第39条规定：“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两条规定同样划分了合伙企业的财产与合伙人的财产边界。合伙企业的财产与合伙人个人财产的独立性在法律上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禁止合伙人的债权人代位行使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权利

各国法律对合伙人的债权人行使代位权均有限制。这是因为合伙人对合伙企业享有的权利与合伙人的身份密不可分，具有专属性，至于合伙人所享有的利润分配权，因它已经成为合伙人的独立权利，并无专属于，所以，可以由合伙人的债权人人代位行使。我国《合伙企业法》第41条规定，合伙人发生与合伙企业无关的债务，相关债权人不得代位行使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权利。第42条规定，合伙人的自有财产不足清偿其与合伙企业无关的债务的，该合伙人可以以其从合伙企业中分取的收益用于清偿。由此可以看出，法律禁止以合伙企业的财产为合伙人个人清偿债务。

（二）禁止合伙人的债权人对合伙企业行使抵销权

《合伙企业法》第41条前一句规定，合伙人发生与合伙企业无关的债务，相关债权人不得以其债权抵销其对合伙企业的债务。这是因为合伙企业的财产与合伙人的财产相对独立，合伙人的个人债务应当基于合伙人的个人财产优先受偿；合伙企业与合伙人是两个相区别的主体。能够抵销的两个债权债务关系的当事人应当是相同的，并且必须在当事人之间存在着对等给付。然而合伙人所欠其债权人之间的债务与其债权人对合伙企业所负的债务，两个债权债务关系不仅当事人不同，而且不存在对待给付，因此，不具备抵销的条件。例如，2007年4月1日，甲、乙、丙、丁共同出资60万元成立一合伙企业。合伙企业经营过程中，乙的债权人张某，也是合伙企业的客户，向合伙企业主张：乙拖欠他15万元，至今未还，所以，他欠合伙企业的14万5千元货款也不还了，相互抵消，5千元的差额也不要了。然而，张某的这一主张缺乏法律依据，理由是：合伙企业与合伙人相互独立，张某对合伙企业的负债与乙对张某的负债不属于相同当事人之间互负债务，所以不符合抵销的构成要件；另外，如果允许这种情形的抵销，等于乙从合伙企业中获得了额外利益，意味着合伙企业为乙清偿了债务。这不仅导致合伙企业应获得的期待利益无法实现，而且对其他合伙人会造成不公平的损害。

合伙企业的债权人能否就其债权与其对合伙人的负债主张抵销，台湾学者认为：“合伙不得主张以合伙人之债权来抵销合伙债，因若合伙财产未至不足清偿合伙债务时，则合伙人既无连带责任可言，其合伙债务即应以合伙财产清偿，如果未经债权人同意，自不得以各合伙个人对债务人的债权，而主张抵销合伙债务全部。”[9][9]笔者认为在合伙财产足以清偿其债务的情况，禁止合伙企业的债权人主张以该债权与其对合伙人所负的债相抵销是完全正确的。其理由是：在严格区分合伙企业与合伙人债务的前提下，合伙企业的债权人对合伙企业享有的债权与其对合伙人的债务，不符合抵销当事人互负债务的原理，侵害了合伙人享有的顺序利益，补充责任也就变成了并存责任。但是，当合伙企业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合伙企业的债务时，合伙企业的债权人如主张以该债权与其对某合伙人的负债相抵销的，应当允许。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合伙人对合伙企业负债有直接清偿责任，如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权人也享有债权，就具备了抵销的条件。而且，这种抵销使合伙企业相应的债务消灭，其他合伙人也就此免除清偿义务。

（三）合伙人的债权人对合伙企业的财产不得申请扣押

合伙人的债权人对合伙企业的财产不得申请扣押，但可以申请扣押合伙人在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对合伙人财产的扣押构成合伙人退伙的法定事由。因而此时的扣押并不是针对合伙人就合伙企业财产应有的份额，而是针对合伙人退伙时，与合伙企业结算中接受返还的财产。《合伙企业法》第42条规定，债权人也可以依法请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该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用于清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合伙人的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全体合伙人，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其他合伙人未购买，又不同意将该财产份额转让给他人的，依照本法第51条的规定为该合伙人办理退伙结算，或者办理削减该合伙人相应财产份额的结算。合伙人以动产或不动产出资并将物的所有权转让登记给合伙企业的，合伙企业的债权人不得强制执行该物；未将所有权转移登记给合伙企业，仅将使用权转让给合伙企业的，合伙人的债权人可以将作为强制执行的对象。

财产性质范文篇3

关键词：婚约婚姻法婚约财产

婚约，从字面理解即关于婚姻的约定。我国著名婚姻家庭法学家巫昌祯教授认为：婚约，是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而进行地事先约定，又称订婚或定婚。我国在1950年、1958年、2001年及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中对婚约均未作规定，订婚不作为结婚的必经程序，但婚姻当事人自行订婚不予禁止，也不予保护，因而婚约对男女双方不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只有在双方自愿的条件下才能履行，解除婚约无须经过诉讼程序，男女双方可以自由解除婚约。婚约是双方当事人为结婚所作的约定，是一种约定就意味着双方合意。既然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双方都有义务为这一约定的目的积极的作为或消极的不作为。即努力促成结婚，以及等待对方或某一条件成就时结婚，在约定内不与他人订婚或不从事有损于对方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注释1）可以看出婚姻身份关系的协议也是一种契约，是一种民法意义上的合同。

一、关于婚约的性质、特征和法律效力

（一）婚约的性质、特征：

关于婚约的性质法学界有两种见解：一是契约说。婚约是作为本约的结婚契约的预约，违反婚约的责任的一种契约责任。另一种是非契约说，婚约是结婚的一个事实阶段，但不是必经阶段，不是独立的契约，也不是一种契约之债。因此任何人不能根据婚约提出结婚之诉，也不能约定在不履行婚约时支付违约金。

1、婚约是具有一定形式的确定婚姻关系的预约行为。一般订立婚约应有一定仪式，或由双方口头的约定而为双方亲友和周围群众所公认。

2、婚约确定后在婚约当事人之间发生有交换信物或赠送财物等现象。如农村中出现的“见面礼”、“投契”、“认亲”、“送日子”等。

3、婚约一般不发生同居行为。现实中有不少在订立婚约后便同居生活，这不是婚约的本意，因为它已超出了婚约的界限，具有某种事实上的婚姻关系，属于非法同居。一旦婚约解除，往往造成纠纷。

（二）婚约法律效力

关于婚约的法律效力，我国相关法律解释、政策的态度是婚约不具有法律效力，婚姻不以婚约为必经程序，但国家也不禁止民间订婚的行为。但在民间习俗上，尤其在农村，婚约仍具有很强的社会效力，婚约一旦订立，不管是否经过当事人的同意，在外界看来就已基本确立了相关男女的婚姻关系，伴随婚约的还有财物的转移和双方亲友的往来，一方毁约便可能会带来财物的损失，人际关系的恶化及社会风俗的谴责。所以一旦婚约订立，任何一方要解除婚约都会面临极大的压力。那么在当前我国社会仍存在父母未经子女同意擅自订立婚约现象的情况下，子女要想解除父母擅自订立的婚约必然要面临很大的困难，有的还会因此放弃抗争，委曲求全，牺牲自己的幸福，甚至酿成悲剧。那么对于这种情况，法律可以把原先体现在法律解释、民事政策中关于婚约效力的态度上升为法律，在婚姻法中明确宣告婚约不具有法律效力，任何一方当事人可随时解除婚约，为一方当事人解除婚约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法律武器。

我国政策、法律对婚约的态度和处理原则是：

1、订婚不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手续和条件，是否订立婚约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法律不予干涉，但订立婚约必须完全由男女双方自愿，其他人不得强迫干涉。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1950年6月26日公布的《有关婚姻法施行的若干问题与解答》中作出了规定（注释2）1953年3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的新的《有关婚姻问题解答》（注释3）此后，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法律的解释以及在司法实践中，都坚持了同样的原则，

2、婚约没有法律约束力。婚约订立后，任何一方均可作出解除婚约的意思表示，无须征得对方同意，即产生婚约解除的效力。这是因为，婚姻是男女双方基于爱情的结合，而且是双方自主自愿，如果一方要求解除婚约，说明在他们之间已不存在结婚的基础条件，因此应当允许，否则即是干涉婚姻自由。对因解除婚约而引起的财物纠纷，应区别对待。对属于包办买卖性质的订婚所收受的财物，应依法没收或酌情返还。对以订婚为名诈骗钱财的，原则上应归还受害人。对以结婚为目的的所为之赠与（包括定婚信物），价值较高的，应酌情返还。对婚约期间的无条件赠与，受赠人无返还义务。

3、对因解除婚约而引起的财物纠纷，应区别对待。对属于包办买卖性质的订婚所收受的财物，应依法没收或酌情返还。对以订婚为名诈骗钱财的，原则上应归还受害人。对以结婚为目的的所为之赠与（包括定婚信物），价值较高的，应酌情返还。对婚约期间的无条件赠与，受赠人无返还义务。

二、正确认定婚约财产的性质，是正确处理婚约财产纠纷的前提和基础。

所谓婚约财产纠纷是指男女双方在相识恋爱期间，一方因特定原因而从对方获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在双方不能缔结婚姻时财产受损的一方请求对方追还财物而产生的纠纷，此类纠纷在民间较为普遍，人民法院在审理时通常的做法是将获的财物的手段区分为“索取”和“受赠”而进行处理，由于我国《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故索取所得财物应全额返还，但对于恋爱中互赠财物或者订婚时互赠彩礼，由于我国婚姻法没有规定这类纠纷如何解决，所以实际审判过程中各个法官根据不同的认识得出不同的裁判，缺乏统一的定性和处理标准。

（一）关于婚约财产，学者们一般认为在实践中有三种不同性质的类型。

1、基于买卖婚姻而发生的财产给付。这种婚姻不是以男女双方感情为基础。而是由父母或其他第三人强制干涉男女双方婚姻自由，以交付不定期的财物作为婚姻关系产生的前提条件，其目的是索取财物，谋取一定的利益。

2、借婚姻索取的财物。这种形式下的婚姻与买卖婚姻的相同之处在于当事人或其父母在婚前向另一方索取财物，而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婚姻一般来说并不违背当事人的意愿，男女双方的婚姻往往是在自主、自由原则下确定的。实践中，这种婚姻行为的危害程度有时要远远大于买卖婚姻。由此而发生的婚约财产明显违背了《婚姻法》的规定，因而也是违法的。

3、男女双方处于生活上的关心、帮助，或相互尊重彼此感情而相互赠与双方父母、亲属的财物。这种财产赠与是建立在男女双方自愿的基础之上的，是双方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法律并不禁止，应属于赠与财产。囿于此，学者们认为因前两种婚约财产纠纷或在男女双方解除婚约时，应根据《婚姻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婚约财产应酌情返还。而对于互赠或赠与的财产，因当事人出于自愿，则不需返还。

（二）笔者认为，在实践中，婚约财产不限于此，因而婚约财产性质的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界定；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时也不能拘泥于上述情况，要注意在法律原则和法制精神统领下，具体事务具体处理：

1、欺骗婚中的财产给付。这种婚姻无意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订婚或结婚虽系双方自愿，但婚姻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并没有成立婚姻关系的真意，不以终生共同生活为目的，他们往往为了履行婚姻手续而欺骗对方以及婚姻登记机关，而在达到政治或经济（主要是索取财物）目的后，即要求解除婚约或离婚。这种婚约形式下的财产给付，实质上超出了一般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范围，往往表现为诈骗财物，因而也是触犯刑律的。

2、当事人在婚前有良好的感情基础，婚前一方并无明显索取行为，另一方按照当地风俗习惯，参照当地婚前一般财物给付数额而给付对方的财物，其给付数额一般较大。这种情况在城市、农村大量存在，常发生于男女双方婚前一段时期，此时双方恋爱一段时间后，认为结婚条件成熟，准备订婚或举行结婚仪式，女方无积极的、明显的索取行为，男方则认为应按照当地习俗给付一定的“彩礼”。该行为实际上是中国封建社会旧婚姻观念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我国长期封建社会形成的旧婚姻观念的延续，与现行婚姻法精神相违背。

对第二种财产的性质，有些学者认为是附条件或附义务的赠与义务，也有学者认为应按不当得利对待，还有学者认为它属于“借婚姻索取财物”的性质。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其一，虽然我国《民法通则》、《合同法》规定多数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或附义务，但在婚姻这种特殊的人身关系中附条件或附义务，显然有悖于法律的本义，违背婚姻法的立法精神，附条件的（或附义务）赠与关系中的“条件”（或义务）必须符合我国法律的原则和规定，不得使用违法的或没有法律依据的“条件”（或义务）。在此财产给付中，当事人双方也并未约定财产给付的条件或义务，把结婚作为赠与关系的“条件”（或义务），实际上是把这种观点强加于当事人的，明显与此行为中男女婚姻自主的事实不相符。若将上述行为视为附条件或附义务的赠与行为，实质是是对买卖婚姻的承认，对婚姻自主、自由的否定，这将会助长封建的旧婚姻观念的发展，不利于促进人们向现代婚姻观念的转变更不利于法律对婚姻自由这种特殊人身关系的保护。其二，将此类财产按不当得利对待，虽然符合“不当得利”的多个条件，但因给付人利益受损害非悖于其本人的意志，即其利益受损害与本人行为有关，给付是主动、积极的行为，因而并不具备“不当得利”的实质条件，这种观点实质是是否定婚姻这种人身关系中的物性。以此作为审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的法理基础，将会违背民法的公平、公正原则，既达不到合法又达不到合理之目的。其三，将此类财产给付视为是借婚姻索取财物的一种形式更为不妥，借婚姻索取财物行为是一方借订婚、结婚之机向另一方索取大量财物的行为，“索取”是一方主动的、积极的行为，而给付一方的给付行为则表现为“迫不得已”。在此类财产给付中，给付是出于自愿，其大量地表现为赠与行为。所以，这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混淆了“索取”与“赠与”的法律概念，抹灭了二者的原则界限。

（三）实践中，对买卖婚姻的财产给付、借婚姻索取财产、欺骗婚中的财产给付，以及男女婚前的互赠礼物，都比较容易界定，也往往会产生歧义。笔者认为，此类财产应视为赠与财产，理由如下：

1、赠与财产行为具有单务合同的性质，是一方当事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他方，他方受领该赠与财产的民事法律行为。在此类财产给付中，给付方的给付行为完全表现为自愿，受领方也自愿接受，既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要件，又符合赠与合同的形式和实质要件。

2、虽然该行为是中国封建社会遗留的一种传统“陋习”，不为现代婚姻法所倡导，但现代婚姻法并无明文禁止。

3、由上述所知，此类财产给付行为，除视为“赠与行为”外，界定为其他任何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均缺乏法律根据，无法理基础。

4、界定为“赠与财产”有利于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有利于促进人们特别是农村广大干部群众的现代婚姻法观念的形成，自觉抵制传统的、封建的婚约“陋习”。

三、坚持法律原则，合理处理婚约财产纠纷

（一）婚约财产纠纷属何种性质的债，应区别情况认定：借婚姻索取财物是指一方当事人借助优势地位而不是仅仅依风俗习惯胁迫或欺诈另一方交付一定的财产，方可订立婚约或缔结婚姻，该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58条的规定，属于无效民事行为，也可理解为广义的侵权行为，在当事人之间产生侵权行为之债，其法律后果当然是视情形返还全部或大部份财产，不能返还的应赔偿损失；基于婚约关系发生的赠与行为在当事人之间不形成债的关系，赠与行为完成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消失，赠与方没有要求对方返还财产的实体权利。上述两种情况法律关系明确，处理起来应无争议，但实践中有明显索取或赠与情节的情况较少见，通常是婚约当事人或其亲属参照当时当地“行情”和自身情况，经过来回数次“要约”、“反要约”确定彩礼数额，形成合意，难以区分是索取还是赠与，对这种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形成的是何种财产关系，如何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存在一定的分岐，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是认为在此情况下，应通过细致考察具体情节来确定到底是“索取”还是“赠与”，如果是权利方主动表示赠送一定财物，对方没有异议，则可认为是“赠与”，如果义务方首先开出条件，权利方被动接受，则可认定为“索取”，两种认定分别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赠与的规定和《婚姻法》关于不得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规定。

二是有人认为“赠与”、“索取”难以确定时，应以“赠与”论，理由是主张按“索取”处理的权利方负有举证责任，既然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是“索取”，则可推定为“赠与”，由权利方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赠与行为已经依法成立后，要求返还彩礼于法无据，依照《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8条的规定，应驳回权利方要求返还财产的诉请。

三是认为两者难以确定时，应以“索取”论，理由是多数情况下看似一方主动向对方赠送财产，实际是迫于不良习俗不得已而为，并非当事人真实意思，法官应当凭借其社会经验，作出这样的推断，判决义务方返还财物，以体现司法对健康社会风尚的倡导，对“恶俗”的抑制。

以上三种观点差异很大，都有一定的道理，让人难以取舍，实践中采纳这三种观点的都不少，这就是婚约财产纠纷司法标准悬殊之所在。实际上这三种观点均有理论上的漏洞和操作上的缺陷，下面逐一分析：

第一种观点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看似公允，实际犯了表面化的错误，如前所述，赠收彩礼是建立、维持婚约的固有习俗，为周围群众认可，婚约当事人遵从，属约定俗成。就象订立合同，只要双方达成合意，至于订立时是哪一方要约，哪一方承诺对合同成立后的双方权利义务并不产生任何影响，此时再考察是谁首先提出婚约财产数额已无意义，不管是双方中的任何一方，还是第三方提出均不是解除婚约时确定财产关系的决定性因素。所以以“主动要’还是“主动给”来确定法律性质，有失偏颇。

第二种观点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据规则将模糊不清的状态推断为“赠与”，好像无懈可击，但是“索取”与“赠与”并非两个对立概念，即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不能证明为“索取”并不当然就是“赠与”，它们之间有“中间状态”，对这一点的忽略导致这种过于草率的处理方式，持这种观点的人有时引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9条为依据，其实婚约财产纠纷显然不符合此条司法解释的适用条件。

第三种观点注意到了民事习惯在婚约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明智的，但对这种习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却是值得商榷的。

（二）通过对婚约财产纠纷的分析，要求我们在实践中必须根据不同类型婚约财产作不同处理，做到既合法又合理，既体现法律的原则和精神又符合具体实际情况。

1、买卖婚姻和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尽管有很大的不同，但二者是以索取财物为共同特征，其行为都具有违法性，且符合《民法通则》和《婚姻法》规定的无效民事行为的要件，是无效民事行为。比较起来，处理此类财产纠纷有较可靠的法律原则，解决较为容易。根据《民法通则》第61条之规定（注释5），一方借婚姻向对方索取的财物，另一方可以向对方请求全部或部分返还，同时在一方要求另一方全部返还财物问题上，可以考虑恋爱终止或者结婚时间较短双方离异，或者因索要财礼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等因素，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精神酌情返还。笔者认为，在审理案件的集体操作中，对“一方借婚姻索取财物”行为还可以考虑用下面几种方式来处理；一是因借婚姻大肆向对方索取财物，直接导致男女双方婚约解除或者离婚的，这种行为的目的是索取财产而非男女自主婚姻，是严重违背《婚姻法》的违法行为，因而在财产返还上，要部分返还或全部返还。二是男女双方因感情基础薄弱或者无感情基础，而导致恋爱终止或结婚时间较短双方离异，或者因索要财礼造成对方生活困难等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处理。三是要根据财物本身的性质即是属于耐用消费品还是易耗品等不同情况来处理。对于现金或者家电、摩托车、金银首饰等耐用消费品，一般应当全部返还；而对于衣服、化妆品、日常生活用品等易耗商品，则可以不返还或折旧后部分返还。

2、对于互赠或赠与对方父母、亲属的某些财物，一般数额较小，且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应按赠与合同来处理，一般不予返还，当事人自愿返还的不受此限制。应当注意的是，婚约财产的赠与应属于实践性民事法律行为，与具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同，它必须是实际交付财产，若仅仅是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口头赠与，并未交付财产，受赠人不得请求交付，赠与人也无交付的义务。因此，婚约的解除也就意味着赠与合同的终止。

3、对于“一方无明显索取行为”，另一方按当地风俗习惯给付对方的财产。如前所述，应视为赠与财产。对这类财产的处理，若一概不予返还，则明显违背民法基本原则，显失公平。因此，要采取慎重的态度，既不能违背法律原则，又不能否定实际情况的存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处理：一是受赠方在受赠后提出解除婚约并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近亲属利益，则赠与人享有撤销权，既撤销赠与，受赠人应全部返还受赠财物；二是受赠方在受赠后提出解除婚约未损害赠与方利益的，对赠与数额较大的，应予全部返还；三是赠与人在赠与行为发生后提出解除婚约的，可视为完全的赠与行为，不能请求返还；四是受赠行为发生后，因其他原因或双方协商达成解除婚约协议的，对较大数额的赠与财物双方可先行协商解决，协商解决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返还、不返还的裁判。

4、对欺骗婚约而形成的婚约财产，因该行为无意以婚姻为目的，直接导致另一方财产和精神受损害。因此，对这类诈骗财产的行为，双方解除或离婚后，无过错一方除请求追究对方刑事责任外，还可以附带请求追究其民事责任，如返还被诈骗的财产，请求精神赔偿等。

注释

1、“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

2、“订婚不是结婚的必要手续，任何包办强迫的订婚，一律无效，男女自愿订婚者，听其订婚，订婚的最低年龄，男为19岁，女为17岁。一方自愿取消订婚者，得通知对方取消之。”

3、“订婚不是结婚的必要手段，男女自愿订婚者，听其订婚，但别人不得强迫包办。”

4、“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产。”

5、“民事行为被确定无效或者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

3、《婚姻法司法解释（二）法律与适用》尚晨光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

财产性质范文篇4

关键词:网络虚拟财产;物权;民事立法现状

一、网络虚拟财产的概述

(一)网络虚拟财产的概念。网络虚拟财产不是真的财产，但和现实生活中的财产有很多相通之处［1］。虽然《民法总则》即将实施，但是条文仅规定网络虚拟财产法律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对于什么是虚拟财产以及虚拟财产包括什么仍未统一［2］。按照我国在司法领域的惯用思维，更多的还是将其分为广义和狭义两大类。广义上将网络虚拟财产定义为以互联网为媒介，所有存在于网络空间中的能为人类所支配并能够产生利益关系的物及其他权利。例如账号、电邮、网络上发表的作品及数据照片等。狭义上的虚拟财产是指网络游戏中玩家在经营账号的过程中所购买的虚拟物及产生的其他财产权利，当然也包括账号本身。笔者更加赞同广义上的分类，狭义上所指的网络虚拟财产包含在广义之中，而对于现在的网络社会而言，仅仅是简单的将网络虚拟财产定义为互联网平台游戏中的虚拟财产，不免有些狭隘，不能够满足广大网民维权的需要。(二)网络虚拟财产的特征。1．网络虚拟财产形成的数据性。网络虚拟财产是由大数据组合而成的，呈现在网络中的是虚拟化的现实世界。比如，在网游的世界里，各种角色、场景、武器、金币等都是通过数字组合而成的虚拟世界，它不同于现实生活中的财产，但因其在网络环境中具有流通性，故而相通于现实环境中的传统财产。再比如，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对淘宝网、唯品会、聚美网等线上店铺的需求量越来越高，实体产业也因此受到冲击，那么线上店铺的店主在买卖线上店铺进行交易时，它所积累的人气及店铺等级的积累等数据信息也相应的具有了价值成为网络虚拟财产的一部分。2．网络虚拟财产使用的排他性。排他性是指权利主体排他的享有对该物的权益，除权利主体以外的其他任何人在未经权利人许可的情况下不享有对该物的权利。虽然网络虚拟财产是否享有排他性的问题在学术界存在各种各样的言论，但笔者认为，它享有排他性。以腾讯为例，它的产业下研发的客户端，无论是腾讯QQ社交软件还是腾讯视频软件，想要成为用户必须进行注册登记取得用户身份，并拥有一个专属的ID账号，每个专属的ID账号在注册时就为用户提供了设置密码的服务，通过设置密码，这个账号只能通过密码的持有者才能进行登录，一定程度上就赋予了虚拟财产的排他性特征。但是也有反对的声音会说，账号内数据的实际持有者是网络提供者，因数据存储于网络提供者的服务器中。但是网络提供商和使用者签订的相关协议中，网络提供商仅享有储存并保护数据安全的权利，未经使用者许可并不享有替使用者经营账号的权利，所以用户才是该账号的实际拥有者，具有排他性的权利。3．网络虚拟财产本身的合法性。与传统中的财产一样，网络虚拟财产同样需要具有合法性的特征。不具有合法性的网络虚拟财产是不被法律所保护的。现在通过网络进行犯罪的非法行为比比皆是，如果有违法分子通过法律明令禁止的非法手段取得了他人所有的虚拟财产据为己有并使用，那么他们的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是违法的，是不被法律所保护的。但是程序中预设的“偷盗”行为不属于现实生活中的违法行为。例如，在2017年支付宝发起的集五福活动中，要求按照一定的规则完成相应的任务获得一张“顺手牵羊福”，有了“顺手牵羊福”就可以去朋友的福袋中“偷取”一张自己需要的福。这种预设的“偷取”行为作为游戏规则增加了游戏的趣味性，却不属于现实生活中的违法行为。4．网络虚拟财产具有特定性。网络虚拟财产不仅依赖于网络环境，还依赖于开发者的对虚拟财产的预设［4］。例如微博注册用户只有购买一定期限的微博会员才能获得相应的特权和等级，如果后期不再购买就会丧失会员身份，失去会员特权，也就不再拥有网络虚拟财产。又如，淘宝买家通过购买物品，会获得相应的优惠券或者是积分，积分可以充抵一部分的价格获得相应的减价。如果没有这种预设，或者说网络账号丢失，那么这种虚拟财产也将不复存在。

二、网络虚拟财产性质的界定

(一)有关网络虚拟财产性质的学术观点及解读。就当前而言，国内学者对于网络虚拟财产的归属如何界定的问题主要出现了以下几种学说。1．物权说。所谓传统法律意义上的物权是指权利所有者对特定的物享有按照法律的明确规定排他性的享有支配和使用所属物的权利。物权具有专有性、支配性等特征并且属于绝对权、财产权。因此，持有物权观点的学者认为，网络虚拟财产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具备物的特性，应将其列入物权的范畴。杨立新教授称:“网络虚拟财产的性质应当被界定为一种特殊的物”［5］。物权说的论断不仅在国内学术界得到了广泛支持，在国外早些年处理过的案件中，大多也都将其视作物进行判决。例如，1998年，美国因特尔公司状告离职员工案，就将在职员工的未公开邮箱地址以及因特尔的邮箱地址当做了法律中现实的物进行保护。除此之外，日本和韩国作为网游发展相对发达的两个国家，在处理由网络虚拟财产引起的纠纷上走在了世界的前列，他们的立法或判例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网络游戏中的虚拟人物以及在网游中购买的配置具有独占性，独立于网络游戏的提供者具有其价值。一定意义上，这些虚拟财产被赋予了电子货币的属性，被视作物进行保护。2．知识产权说。持有知识产权说的学者存在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网络虚拟财产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创造者［6］。网络虚拟财产是由专业技术人员按照一定的技术规则通过数据编程设计出来的，具有独创性，属于通过脑力劳动所得的智力成果，享有知识产权。而相对于创造者的对立面，使用者而言，他们仅享有使用劳动成果的权利。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网络虚拟财产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使用者［7］。在网络游戏中，我们称之为游戏玩家。学者们认为，玩家们通过游戏对数据框架进行再创造，他们重新赋予数据以新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脑力劳动，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笔者认为，游戏玩家的虚拟财产都是由游戏的开发者在制作预习的过程中通过数据链编写进去的，玩家们通过游戏规则获得预设的虚拟财产不具有独创性，因此属于智力成果难免有些牵强，也就更谈不上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以其表面来看，网络虚拟财产具备无形性、地域性、时间性、专有性等特点，符合知识产权的判断标准。但实质上，网络虚拟财产的时间性并非知识产权中的时间性。在知识产权中，要求权利人的权利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得到保护，超出规定的期限，权利人的权利归于消灭，创造者创造的资源由社会共享。而在虚拟空间中的财产更多的是由虚拟财产的运营方自己所控制的，而不是根据法律的直接规定，同时其创造的虚拟财产因停止投入市场而不能继续使用，更谈不上由社会所共享了。例如，在网络游戏中，运营方因种种原因不再将某款游戏投入市场，原来的游戏玩家也无法继续使用其所享有的场景设备、人物角色、金币等虚拟财产，同时社会无法共享这些资源。因此，无论这种知识产权说最终偏向哪一方都是不够全面的，没有足够的证据去支持。3．债权性权利说。我们知道债权的存在依托于行为的存在，没有行为作为客体的债权也是不存在的。目前，持有债权性权利说观点的学者存在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玩家在获得虚拟物品的那一刻起，就被视作与获得的虚拟物品签订了一份合同，确立了债权关系”［8］。也就是说，在他们的观点里，合同建立的当事人是使用者和网络虚拟财产，而不是使用者和提供者。例如，在网络游戏的世界中，游戏玩家根据游戏规则获得相对应的网络虚拟财产，这些网络虚拟财产就是合同的主体之一［9］。笔者认为，参照《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建立合同关系时内容必须明确具体，网络游戏中的虚拟物品本身而言并不符合内容的形式。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建立债权关系的主体是使用者和提供者。使用者通过注册成为某网络产品的用户时，网络产品的提供者作为提供网络服务的一方会预先制定出一份格式合同，使用者可以通过选择同意注册成为用户，按照合同规则享有权利、履行义务。这种观点看起来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有一种情况不容忽视，例如有一些网络游戏不仅可以联网游戏而且可以单机或者利用电脑进行多人游戏，在脱离互联网进行游戏时，就不存在服务商这一合同主体，进而缺少债权主体的债权也就不存在了。再者，在传统的债权关系中，行为作为客体，需要享有债权的一方有请求的行为，另一方作为债务人有履行义务的行为。但是在网络世界，网络虚拟财产本身是有价值属性的，用户通过服务商预先设定的规则获取相应的网络虚拟财产，不属于债权请求行为和债务履行行为。因此，债权性权利说笔者认为也是存在不足之处的。4．新型财产说。法律中应明确规定网络虚拟财产权属于财产权，能够实现主体的物质利益、经济利益，并因具有流通性而产生其相应的价值［10］。持有新型财产权观点的学者认为，随着网络世界的发展，网络虚拟财产拥有现存传统意义上财产的通性，但也有其特性，因此应当单独成立一个新的财产权分支进行研究。笔者认为，此种观点是否应该得到支持还需日后再做进一步的讨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运动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已经固定下来的传统法律也在随着社会新矛盾的出现而进行革新，相比其他的学说以及新型财产说，笔者认为将虚拟财产归于物权更为适宜，单独列一个分支或许可取，但是就目前看来网络虚拟财产的普通性大于特殊性，单独成为一种新型财产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二)网络虚拟财产属于物权范畴。网络虚拟财产的归属到底如何，学者们的意见是不统一的，这源于我国在网络虚拟财产方面的立法空缺。2017年10月1日，《民法总则》开始实施之后网络虚拟财产及数据信息将被赋予法律地位，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我们必须去正视的问题是，此次《民法总则》的127条取代了草案中104条和108条关于将网络虚拟财产纳入物权和知识产权客体的范畴，即: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因此，就其性质的问题值得深究。综合前文提到的几种学术观点及对其进行的解读，笔者认为，网络虚拟财产应属于一种特殊的物，归属于物权的范畴。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1．网络虚拟财产具备物权客体中的物所普遍具备的特征。首先，网络虚拟财产是有体物。我们知道有体物包括动产、不动产，以及虽然不占据空间或具备一定形状，但是能为人力所控制的电、气、光波等物。也就是说，在虚拟财产出现之前，电、气等能为人力所控制的物就已经挑战了传统有体物的概念，对有体物做了扩大解释，因此有体物在一定意义上讲它更注重物是不是具有特定性，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是否有形。其次，网络虚拟财产具有独立性。通常情况下，独立物因为具有独立性而为权利人所支配，进行相关的物权行为。而网络虚拟财产在形式上需要依附于网络环境。诸如，虚拟货币的数据形式储存在服务器中，对服务器有依赖性，看上去是不具有独立性的。但是，他在网络环境中进行交易行为时不需要得到他人的许可而独立实现其价值。因此，独立性不仅体现在形式上，还体现在能否独立实现价值。最后，网络虚拟财产是特定物。网络虚拟财产作为一种特殊的物，因其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别于他物的特征，物权人可对其进行直接的支配，是特定物。2．网络虚拟财产权具备物权的法律特征。首先，网络虚拟财产权利人对其可以排他的享有权利。使用者要想使用该虚拟财产必须得到所有权人的授权。在狭义的概念中，网络虚拟财产不可脱离网络环境中的运营商或者说服务商而单独存在，但是它又独立于这两个服务提供者。原因在于网络虚拟财产通常以数据的形式存在于服务器之中，这些数据自形成之初，如果没有数据输入者的同意，是不可以被篡改或者删除的。其次，网络虚拟财产可以为权利人直接支配。权利人利用网络平台获得虚拟财产可以通过加密等方式对自己的权利进行保障，并在他人请求获得使用权或者所有权时，有权处分享有的网络虚拟财产。

三、网络虚拟财产的民法保护

(一)民法关于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现状。1．国内立法现状。2016年，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中有关《民法总则》的草案首度亮相。其中第104条和108条分别就具体权利、网络虚拟财产是否应当作为物权客体，以及民事主体是否对数据信息享受知识产权做了相关规定。网络虚拟财产的立法工作拉开序幕，意味着之后的网络虚拟财产纠纷将有法可依。但是，将于2017年10月1日正式实施的《民法总则》中并没有真正将虚拟财产列入物权和知识产权客体的范畴，而是用二十几个字对其做出了简单、概括的保护，即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即便如此，这也是很大的一个进步，由于对网络虚拟财产如何定性以及网络虚拟财产有哪些种类目前为止没有统一的声音，所以相对概括的法律保护更容易被大众接受。在此之前，我国在网络虚拟财产的立法工作是没有开展的。网络虚拟财产第一次被我国所重视，是源于2003年的一起“网络虚拟财产盗窃案”，当时，中国的法律还未对网络虚拟财产有明确规定，法院根据现行法律对该案进行了判决，但是双方均不满意于2004年提起了上诉，最终维持了原判决。自此以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并将其列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现如今，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因网络虚拟财产所引起的纠纷只会增加不会减少，法律的滞后性也是存在的，所以，有个完备的法律做支撑尤为重要。无论最终该案件的处理结果如何，法律的空白事实是存在的，十分尴尬的。有学者认为，在空白期，处理纠纷时可以根据我国的立法宗旨和立法精神，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找到能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保护的法律依据。在实践中，我们的司法实践者也是这么做的。主要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五条之规定，意思是将网络虚拟财产看作法条中所规定的其他合法财产，那么所谓的“其他”具体指的是什么，也未有相关司法解释进行权威说明。除此之外，《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和《宪法》等法律条文中或多或少的会涉及到网络的问题，但他们的侧重点几乎都定在了网络安全方面，而不是网络虚拟财产的问题。因网络虚拟财产引发的民事案件还会继续增加，立法工作的加速推进势在必行。中国台湾在网络虚拟财产方面的立法比较超前，在刑法修正案中第三百五十八条、第三百五十九条对网络账号偷盗行为的处罚规则作了明确规定。2．国外立法现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立法工作方面，发达国家领先我们不只一点点，其中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源于网络科技的发达技术的创新。在韩国，网络虚拟财产被赋予物的属性。网络虚拟财产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这个国家没有得到重视，并在立法活动中明令禁止网络虚拟财产的交易行为。因禁止令的颁布，诸多拿不上台面的不法交易开始出现，很多网络用户因受到侵害而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拒绝继续使用，网络市场混沌、经济萧条等一系列连锁反应出现了。韩方立法部门被迫改变立法现状，承认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将网络虚拟财产看作是电子货币，赋予其物的属性。与韩国不同，美国在虚拟财产方面没有在立法中进行规定，而是运用判例的方法解决相关问题。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通过分析具体案情，诠释其所适用的相关法律、扩大现存法律的适用范围进行处理。上文所述的因特尔公司状告离职员工案就是典型的例子。(二)民法关于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不足。1．立法缺失。虽然即将实施的《民法总则》首次将虚拟财产纳入其中，自此，网络虚拟财产受到侵害之时将有法可依。但是，什么是虚拟财产以及虚拟财产包括什么没有定论，因此只能将其先当做一种民事权利概括的去保护，而没有将其列入物权客体或是知识产权客体之中。2．适格主体的确定问题。在诉讼中需要有适格主体的存在，但我国还未对注册账号的用户需要进行实名制，作出相关法律规定，司法实践的难度随之提高。况且，即便实现了实名制在网络环境中的全覆盖，也会出现登记资料与真实资料不符以及登记用户与实际用户不符的现象。与此同时用户活动于网络虚拟空间时，为了保护自己的隐私通常会设置昵称掩盖真实身份，这是常态而不是个别现象。因此当纠纷发生时适格主体应如何确定的问题应得到重视。3．举证责任的明确问题。通常情况下，举证责任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是网络虚拟财产产生的数据存储在运营商或者服务商的服务器中，调查取证相对困难，而且真实性难以保障，传统的举证责任原则遭到挑战。4．有关网络虚拟财产执法部门的问题为了维护权利主体所享有的权利不受侵犯，国家先后出台了《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从表面上看，网络虚拟财产得到了保护，但究其本质只是对网络安全进行的保护而不是对网络虚拟财产本身进行的保护。5．管辖权问题因互联网环境中的沟通是全球化的，跨区域的民事纠纷是常态，但是应由谁立案的问题没有相关规定，出现了办案人员相互推诿，不予立案的现象，传统的管辖权理论受到挑战。(三)民法关于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的建议。1．将网络虚拟财产权纳入物权的范畴。《民法总则》第127条首次将虚拟财产写入法律使其成为法律所保护的对象，但除此之外中国的法律几乎对虚拟财产再无其他明确规定，因此应尽快根据《民法总则》的规定作出反应。笔者建议，将网络虚拟财产纳入物权的范畴进行保护。虽然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应当将其单独制定出一个法律体系进行规定，笔者认为单独列一个分支或许可行，但是就目前看来网络虚拟财产的普通性大于特殊性，单独制定出一个法律体系的时机还不够成熟，将虚拟财产归于物权更为适宜。如果归入物权范畴，就要先考虑网络虚拟财产所有权如何归属的问题。针对这一点笔者建议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双方当事人可以约定所有权是归网络服务提供者享有还是使用者享有。基于网络协议通常情况下是由网络服务提供者制定的，因此该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格式合同的构成要件。根据《合同法》有关格式合同中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的规定，如果协议中约定所有权归网络服务者享有，而服务商又剥夺了使用者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那么服务者丧失对网络虚拟财产的所有权归使用者所有。2．确定适格主体。网络用户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一般会给自己设定一个虚拟的身份，这种身份与现实生活中的身份是不相符的，所以不能用传统《民法》中对于适格主体资格的认定方式去认定，而只需要求用户能够用密码成功登陆账号的方式确定其为适格主体。成功登陆后，除非网络服务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用户不是账号的所有人，才可使用户丧失诉讼主体资格。3．明确举证责任。在民事诉讼活动中，通常情况下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但是，由于网络虚拟财产在使用的过程中，所有存储在特定设备中的资料均由运营商控制，如果还是按照惯用的举证责任则不利于用户的诉讼权利的行使，因此，应当采取过错推定原则，无论用户是否存在过错，只要运营商没有证据证明损害的发生自己不存在过错都推定是运营商的过错。这样一来可能是处于弱势地位的用户得到保护，二来可以规范运营商的行为。4．明确对网络虚拟财产进行保护的执法部门。因网络虚拟财产发生的纠纷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纠纷。这一类纠纷的导火索大多是存储于网络服务器中的数据出现问题或者网络服务提供者停止服务使用户的权益受到损害。应由工商管理部门针对网络服务者的经营情况展开调查。第二类是网络用户之间发生的纠纷。此类纠纷大多出现在网络虚拟财产进行交易时的违约行为以及网络用户的违法行为，比如黑客盗取网络虚拟财产的行为，应由公安机关进行调查，维护网络虚拟财产的安全。5．明确管辖权。网络环境的全球性，导致网络虚拟财产在地域管辖方面面临挑战。仅依靠我国的法律难以适用我国用户或者服务商与他国用户或者服务商之间发生的纠纷。建议各国针对网络虚拟财产的问题共同签订国际协议维护网络虚拟财产的安全，让纠纷发生时，被侵害人可以得到权利救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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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齐爱民，刘撕．网络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25．

财产性质范文篇5

持股权性质所有权说的学者认为股权属于物权中的所有权，是股东对其投人公司的财产所享有的支配权，在公司中并存着两个所有权，即股东享有所有权，公司法人也享有所有权，可称之为“所有权的二重结构”。股东认缴出资、持有股份并不是对股东所有权的否定，而是为了更好地行使和实现所有权。同时持此观点的学者也认识到所有权性质的股权与民法中典型的所有权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主要区别在于:传统所有权中支配权是一种直接支配权，而具有所有权性质的股权则是一种间接支配权，由股东授权董事会对财产行使权利，本质上使得所有权的权能与所有权本身相分离。同时所有权的客体为有形物，股权的客体为公司。

二、对股权性质所有权说的简要评析就股权性质所有权说而言，其观点本质上是承认股东对其出资财产享有所有权.笔者认为此种学说观点存在以下难以逾越的理论障碍:

首先，股权性质所有权说其实是在否认了法人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在股东出资之后，其出资财产都已经进行了财产转移。

例如，货币财产需要实际的出资，而非货币财产性权利则需要进行财产权利移转的登记。因此，实际出资财产或者财产权利的所有权都已经发生了改变，在承认公司人格的同时，那么不可否认，股东的出资财产或者财产性权利已成为公司独立财产，其所有权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其法律依据主要体现在，《民法通则》第36条第1款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承担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该条款是对法人人格独立性的承认。我国《公司法》第3条第1款规定:“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该条规定也就承认了公司作为法人组织的一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拥有独立的财产权。同时，《公司法》第28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股东以货币出资的，应当将货币出资足额存人有限责任公司在银行开设的账户;以非货币财产出资的，应当依法办理其财产权的转移手续。”该条规定是对公司股东出资转移财产所有权的强制性规定。联系上述法律规定，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在公司的成立过程中，股东利用其出资共同组成了公司财产，从而获取的是公司股东的地位，对价的财产和财产性权利的所有权则归于公司。

其次，从整个公司演变的历史角度来看，在大陆法系，股份有限公司最初被视为一种依契约关系结成的合伙，公司财产被视为合伙财产，为全体股东共有。因此，起初学者之所以会产生股权性质所有权说的学术观点，与当时人们对股份有限公司的性质认识以及公司发展历史进程有较大关系。笔者认为，最初的股份有限公司在具有合伙性质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将股权理解为一种所有权，但是在现代社会，公司已经完全摆脱合伙的影响和束缚，成为一种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组织，其本身拥有独立的财产，具有完全民事能力。所以，在现代公司制度下，大部分国家都已经在法律中明确了公司的独立法人地位，拥有独立的财产。因此，如果采纳股权性质所有权说的观点，就无法解释公司拥有独立财产的法律制度，实质也否认了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

第三，股权性质所有权说在理论上也无法解释所有权本身所具有的追及效力。众所周知，民法中的物权尤其是所有权具有追及效力，无论该物碾转至何处，所有权人都可以基于物权追及效力追回原物。因此，按照股权性质所有权说的观点，股东在出资完成之后，因对其出资物享有所有权，也就可以“追回”出资财产，向公司主张其所有权。但是这样的做法实质上是股东抽逃资金的行为，我国《公司法》第36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因此，股权性质所有权的观点显然可能会违背股东出资完成之后不得随意撤资的规定。

虽然在公司破产清算之后，股东有权对公司剩余财产进行分配，但是这种剩余财产分配权并不当然具有优先性.如若认定股权为所有权，根据物权优于债权的原理，股东应该优于债权人享有剩余财产分配权，但多数国家的法律并没有承认这一点。我国《公司法》第187条第2款规定:“公司财产在分别支付清算费用、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缴纳所欠税款，清偿公司债务后的剩余财产，有限责任公司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分配，股份有限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配。”从该条款我们不难看出，股东的剩余财产分配权是在清偿了公司债务之后才可以由股东行使。因此，基于股权性质所有权说也违背了“物权优于债权”的基本原理。

财产性质范文篇6

关键词：夫妻财产制度公法私法社会法意思自治

夫妻财产制度作为一种法律制度，其性质讨论意义重大。根据现有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不同性质的法律制度在调整社会关系类型、调整的方法、甚至价值体系上等均有不同。目前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性质研究上有不同的理解，且争议较大，这影响了夫妻财产制度的研究及在立法上的深化，在制度设计8寸欠缺逻辑的严密性也不合实际。

一、现有夫妻财产制度性质学说的检讨

普遍观点认为，夫妻财产制度是民法的一部分，当属于私法的范畴，其立论的依据便是《民法通则》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夫妻财产制度调整平等的民事主体——夫与妻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显然属于民法的范畴，而民法就是私法的代名词，因此夫妻财产制度的性质是私法。

第二种观点认为，夫妻财产制度介于社会法与私法之间，其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台湾的林秀雄教授，认为：“夫妻财产制度是规律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从规律夫妻关系之观之，理应属于身份法之范围，但从规律财产关系之观点，又脱不了财产法之性质。从规律身份关系的角度来说，属于社会法，而从规律财产关系的角度来说，又属于市民法。因此夫妻财产制度介于社会法与市民法之间。

第三种观点认为，夫妻财产制度是社会法。其较有代表性的是台湾的刘得宽教授，认为：家庭法虽然被列入民法中，其本质并非民法，因民法为商品交换关系，&D排斥他人追求自己之利益之对立关系，以利益社会关系为规律对象，具有财产性格；家庭法以规律家属共同生活关系，即使有一碗饭，亦由夫妻子女共同分享。以利益共同关系，即以共同社会关系为规律对象，行为规范之性格较强”，应属于社会法。上述三种观点颇有道理，亦比较典型，但仍有相当值得检讨之处。

第一种观点的推理逻辑如下：民法调整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那么所有的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应当由民法来调整。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民法通则第二条只是规定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限于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而非所有的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均由民法来调整。否贝u我们要劳动法，不正当竞争法何用难道其也能纳入民法之中吗第二种观点的逻辑推理关系如下：第一，调整财产的法律为财产法，而财产法属于私法，即调整财产关系的法律为私法。第二，调整夫妻关系的法律属于身份法，身份法属于社会法的性质，因此调整夫妻身份关系的法律为社会法。故夫妻财产制度兼具私法和社会法的属性。根据此推理过程，可以得出法律性质的判断依据是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客体是财产关系还是身份关系。人类社会本身仅由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建立起来的，那么财产关系和身份关系均由私法和社会法调整了，那么刑法、行政法又调到十么呢?税法调整财产关系，那么税法是私法吗?

第三种观点的立论依据以调整的社会关系主体的利益是否对立为法律性质的评价标准，即调整利益共同关系之法律为社会法，而调整利益冲突双方关系之法律为私法。此标准值得商榷。其一，一般认为合伙当事人对外被认为是利益的共同体，非对立体；对内则利益同样又是相冲突的，是利益对立体，其到底性质如何呢?社会法还是私法?而一般民法理论及实践认为，调整合伙关系的法德一般为民法，即私法。其二，利益是否冲突是个相对的范畴，其划分相当难。以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即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统一为前提，如果在上述评价体系之下，社会主义法岂不都是社会法。另外在社会资源匮乏的时代，社会总体资源是有限的，一个人享用到的资源多了，其他人享用到的资源就少了，因此归根结底利益仍然是冲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利益是冲突的，那么就应该属于私法的范畴。、因此，上述分类标准依据不明确，且难以执行，故不可取。

二、对夫妻财产制度法律性质划分标准的探讨

上述判断法律性质的依据和标准均有欠缺，那么到底是什么应当成为判断标准呢对一个具体法律制度的性质而言，我们还得从法律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标准来看。在传统的公私法划分标准上存有如下几种学说：

利益说。利益说在罗马法中就已有人提及，_3根据此说，判断一项法律关系或一条法律规范是属于公法还是私法，应以涉及到的是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为准。然而在社会福利国家中，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往往是不能相分离的。事实上，法律本身是一种审慎的建杩，试图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私人和私人之间达到利益的平衡。韦伯认为，在古代国家权力不受约束的罗马帝国和中世纪B寸期，公益和私益也许可以表达统治者与人民的利益对立。但是在国家行为也受法律约束的情况下，公益和私益的戈分就失去了意义。

隶属说。隶属说认为，公法的根本特征在于调整隶属关系，而私法的根本特征则在于调整平等的关系。公法中也存在平等关系，如两个州之间的关系。另外上面已经陈述了，平等关系均非完全由私法来调整。隶属说之缺陷亦为明显。

主体说。根据此说，如果某个公权载体正是以公权载体的身份参与法律关系，则存在公法关系。问题在于什么时候，主体行使的是公权，且行使的方式足以表明国家是在上述定义的意义上参与的法律关系的?此说进入了概念循环之中而不能自拔，并不能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形式说。公私法的划分乃基于法律的形式不同而已。许多学者注意到公私法的划分实际上也是基于法律形式和法律特点上的不同而作出的一种分类，如德国的法学家拉德布鲁赫认为：。公法和私法，物法和人法，这些法律制度基本区分恰恰不是出自法律的目的，而是法律形式。刑法与民法的区分是基于程序规则和调整手段不同而建立的。行政法与民法的区别则建立于两者调整的社会关系主体和规则不同这一前提之上，而这均有归于法律形式上的不同。公私法的划分若仅此而已，划分亦无多大意义。

在此，我们提出意思自治程度的高低是判断法律性质的标准。李建华、许中缘认为：“私法自治在私法中居于龙头地位，是私法的最高原则，自治是私法的根本价值之所在。在民法领域，所谓的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并不是否定私法自治，而是为了维护真正意义上的契约自由。

“在公法中，法律对大部分有待作出的决定都已经作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公法是指受约束的决策的法，而私法是指自由决策的法。学者的上述观点正好证实此观点。根据现代法律观念，私法调整的市民社会，从国家契约理论出发，市民是自由的，其意思当然也是自由的。而国家组织的权利和职能是公民通过契约的形式转让的，为了防止国家滥用权力而有害于公民自由权利的行使，对涉及国家权力的法律作了严格的限制。根据意思是否自治的不同建构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法律体系，在这两个法律体系下，分别统领着市民社会和政治社

会。市民社会经过充分的发展，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力量悬殊，非经法律干涉弱者的意思自由必将受到强奸而违背其真实的意思自治，进而损害整个社会利益，社会法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应运而生。正如林秀雄所说：市民法以拥有完全自由平等独立的人格的人为规律的对象，而社会法以实力不相当，条件不平等为规律对象。因此，一个法律制度如果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立法本位的话，那么该法律制度应当归与私法，如果一法律制度的目的在于制约国家权力(包括立法、私法和行政三权)为本位，那么该制度应当归于公法。社会法为了纠正一味的意识自治带来的弊端(如违背弱者的意思自由、破坏公序良俗等)，而对意思自治进行适当的限制，同时引入国家权力的调节，是兼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法律。

三、夫妻财产制度性质的确立

上述关于法律性质的探讨是建立在现代法律理念之上，而夫妻财产制度有一个历史的问题，自从有了婚姻，有了财产，该制度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当然不能用市民社会的法律概念去探讨身份社会的法律性质，甚至是原始社会制度的性质，但是基于制度的连贯性考虑仍有必要说明。

在原始社会早期，生产力极不发达，食不果腹，未有任何财产多余，当然不产生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如果说有的话，也就是氏族社会的财产(食物)分配关系，为了维持氏族的生存，将狩猎获取的食物多分配给作为男性的劳动力，使其能维持必要的体力，能在第二天的狩猎中获取更多的食物。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多余财产的出现导致了私有制的出现，氏族社会开始解体，出现了国家的组织形式。在我国的宗法制国家制度下，家、国相通，君、天、忠、孝相连。父权履行大宗、小宗权利义务的分配，使得家成为了国家政权组织的延伸，夫妻财产关系更是淹没在夫权主导的大家庭关系之下。在身份社会之中，身份制度是构建了国家政权制度的基础，显然属于国家基本制度之一，事实上由公法来调整。在这一制度下，弱者只能按既定规则履行义务，而权利相当少，意思自治更是无从谈起，如果有，那么也是单向的意思自治，即身份地位高者可以随心所欲处置身份低者，一方意思强加于另一方是强权的表现而非意思自治。在夫妻财产关系上，夫有很大的财产处分权，但夫权又在父权和族权之下，即便是夫的财产自由处分权也很少，更何况妻呢?因此在身份社会中，夫妻财产制度为了维护既定的社会的身份关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而身份关系又事关国家之存在，属于国家的强制关系，原则上不可更改，意思自治的空间被极大地挤压，公法色彩较为浓厚。这一时期，国王和王后的财产关系乃体现这个国家内部基本政治制度，即便是万人之上的国王，也不能随便改变其和王后的关系，否则会被视为有违祖制，甚至王权旁落，故显非属于私法。

财产性质范文篇7

一、工会资产的概念和特点

我们应该从工会资产的来源和工会资产的特点,来界定工会资产的概念和工会资产的性质。所谓工会资产,即受国家法律保护的,通过多种渠道形成的,由工会享有所有权(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的动产与不动产,是工会开展活动的物质基础,也是工会成为社团法人的重要条件。这一概念基本概括了工会资产的特点:①工会资产是由多种渠道形成的。②工会资产既有动产也有不动产。③工会资产是社团法人资产。④工会资产是工会开展活动的物质基础,应依法受到法律的保护。上述四点,是工会资产概念的基本内容,也是我们分析工会资产性质的根据。

二、工会资产的性质

关于工会资产的性质,我们应做全面的理解。它具有自己本身的属性,既不是国有资产,也不是集体所有的资产,更不是个人所有的资产;工会资产是工会社团所有的资产。如何看待按工资总额2%向工会拨交的经费,从四个方面分析:①国家通过法律要求企业、事业、机关单位按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工会拨交经费,是人民政权与工会相互支持的表现。②各单位按照工资总额2%向工会拨交的经费,实质上应是职工劳动收入的一部分,本身是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只是国家通过初次分配直接拨交给了工会而已。③各单位按照工资总额2%向工会拨交的经费,不应按企业和单位所有制的性质而确定这笔资金的性质。也就是说,工会资产的性质不能随着企业的性质而定性。④从所有权的理论来讲,财产的所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而转移。《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依法缴纳各种款项或提供了物质补助之后仍然保留其所有权,甚至认为是所有权的延伸。综上所述,工会资产就是工会拥有所有权资产,属于社会团法人资产的属性,既不是国有资产,也不是集体所有资产或个人所有资产。

三、界定工会资产性质的法律根据

对于工会资产性质的界定,必须以法律为准绳,而不能随意臆断。《民法通则》和《工会法》的有关规定都是界定工会资产性质的准则。《民法通则》中“财产所有权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的有关条款,明确地提出了财产所有权的内容、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财产所有权的类别以及对社团财产的保护等问题,都应是界定工会资产性质的法律根据。《工会法》第5章“工会的经费和财产”,更是具体地规定了工会经费的来源与国家对工会财产的保护。这些都是判断工会财产性质的法律依据。对工会资产的分析和解释均不应与这些法律规定的精神相抵触,离开了这些法律规定而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解释。《关于清产核资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工会资产清查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关于工会资产界定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地提出:“由工会经费(包括会员缴纳的会费、行政按国家规定拨交的工会经费、政府及行政方面的补助、工会所属企事业收入、社会捐赠、外国援助等其他收入)形成的资产,属于工会资产,不进行国有资产登记,由工会组织进行财产清查登记和管理。”这两个文件非常清晰地提出了工会资产的范畴及来源,判明工会资产不属于国有资产,解决了工会资产的性质问题。

四、曲解工会财产性质,将给工会带来严重的危害

工会必须“依照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申明我国工会的群众性以及独立自主处理工会事务的基本原则。我们如果推断工会资产为“国有资产”,把工会认作“官办工会”,这在政治上将犯严重的错误。由于对工会资产缺乏正确的认识,在某些地区、某些执法部门中出现了任意划拨工会资产抵押企业债务的案件,以及产生了因为企业欠债而竟然由执法部门冻结工会经费存款账户的案件,这些案件屡屡发生,是源于对工会资产缺乏正确的认识,不尊重和不承认工会资产。这种行为不仅是法制观念淡薄的表现,最根本的还是把工会看作“官办”工会的思想在作怪。把工会资产误解为“国有财产”,把工会看作“官办”工会,势必在职工群众中降低工会威信,影响工会应当发挥的作用。我们的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神圣职责,广大职工群众参加工会和期望于工会的是工会能够旗帜鲜明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如果把工会解释为“官办”工会,势必会改变工会在职工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削弱工会职能的发挥。

五、加强工会资产的管理运作

将工会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的一些同志,其出发点可能是防止借社团资产登记之机分化国有资产,担心国有资产被肢解和侵蚀,从而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这样的动机是善良的。从民法的理论来讲,财产的所有权应当依法受法律的保护。《民法通则》第73条规定:“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第77条规定:“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这些规定的中心思想是国有资产不得被肢解和侵蚀,同时其他性质的财产所有权也不得受到侵犯,包括社会团体的财产也不应被篡改性质。工会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自上而下有着详细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工会组织对于工会的资产有一套完备的管理办法。《工会法》第37条规定:“工会应当根据独立原则,建立预算、决算和经费审查监督制度。各级工会建立经费审查委员会。各级工会经费收支情况应当由同级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审查,并且定期向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报告,接受监督。工会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有权对经费使用情况提出意见。”在实际工作中,各级工会正是遵循这一规定实现了对工会资产的管理。

工会的资产管理工作坚决贯彻了精打细算、厉行节约的方针,有力地支持了工会事业的发展,我们必须高度信任工会自己会管理好它的资产。我们应当尊重工会资产的法律地位,使其为工会工作和工会活动提供更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财产性质范文篇8

一、工会资产的概念和特点

我们应该从工会资产的来源和工会资产的特点,来界定工会资产的概念和工会资产的性质。所谓工会资产,即受国家法律保护的,通过多种渠道形成的,由工会享有所有权(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的动产与不动产,是工会开展活动的物质基础,也是工会成为社团法人的重要条件。这一概念基本概括了工会资产的特点:①工会资产是由多种渠道形成的。②工会资产既有动产也有不动产。③工会资产是社团法人资产。④工会资产是工会开展活动的物质基础,应依法受到法律的保护。上述四点,是工会资产概念的基本内容,也是我们分析工会资产性质的根据。

二、工会资产的性质

关于工会资产的性质,我们应做全面的理解。它具有自己本身的属性,既不是国有资产,也不是集体所有的资产,更不是个人所有的资产;工会资产是工会社团所有的资产。如何看待按工资总额2%向工会拨交的经费,从四个方面分析:①国家通过法律要求企业、事业、机关单位按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工会拨交经费,是人民政权与工会相互支持的表现。②各单位按照工资总额2%向工会拨交的经费,实质上应是职工劳动收入的一部分,本身是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只是国家通过初次分配直接拨交给了工会而已。③各单位按照工资总额2%向工会拨交的经费,不应按企业和单位所有制的性质而确定这笔资金的性质。也就是说,工会资产的性质不能随着企业的性质而定性。④从所有权的理论来讲,财产的所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而转移。《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依法缴纳各种款项或提供了物质补助之后仍然保留其所有权,甚至认为是所有权的延伸。综上所述,工会资产就是工会拥有所有权资产,属于社会团法人资产的属性,既不是国有资产,也不是集体所有资产或个人所有资产。

三、界定工会资产性质的法律根据

对于工会资产性质的界定,必须以法律为准绳,而不能随意臆断。《民法通则》和《工会法》的有关规定都是界定工会资产性质的准则。《民法通则》中“财产所有权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的有关条款,明确地提出了财产所有权的内容、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财产所有权的类别以及对社团财产的保护等问题,都应是界定工会资产性质的法律根据。《工会法》第5章“工会的经费和财产”,更是具体地规定了工会经费的来源与国家对工会财产的保护。这些都是判断工会财产性质的法律依据。对工会资产的分析和解释均不应与这些法律规定的精神相抵触,离开了这些法律规定而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解释。《关于清产核资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工会资产清查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关于工会资产界定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地提出:“由工会经费(包括会员缴纳的会费、行政按国家规定拨交的工会经费、政府及行政方面的补助、工会所属企事业收入、社会捐赠、外国援助等其他收入)形成的资产,属于工会资产,不进行国有资产登记,由工会组织进行财产清查登记和管理。”这两个文件非常清晰地提出了工会资产的范畴及来源,判明工会资产不属于国有资产,解决了工会资产的性质问题。

四、曲解工会财产性质,将给工会带来严重的危害

工会必须“依照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申明我国工会的群众性以及独立自主处理工会事务的基本原则。我们如果推断工会资产为“国有资产”,把工会认作“官办工会”,这在政治上将犯严重的错误。由于对工会资产缺乏正确的认识,在某些地区、某些执法部门中出现了任意划拨工会资产抵押企业债务的案件,以及产生了因为企业欠债而竟然由执法部门冻结工会经费存款账户的案件,这些案件屡屡发生,是源于对工会资产缺乏正确的认识,不尊重和不承认工会资产。这种行为不仅是法制观念淡薄的表现,最根本的还是把工会看作“官办”工会的思想在作怪。把工会资产误解为“国有财产”,把工会看作“官办”工会,势必在职工群众中降低工会威信,影响工会应当发挥的作用。我们的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神圣职责,广大职工群众参加工会和期望于工会的是工会能够旗帜鲜明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如果把工会解释为“官办”工会,势必会改变工会在职工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削弱工会职能的发挥。

五、加强工会资产的管理运作

将工会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的一些同志,其出发点可能是防止借社团资产登记之机分化国有资产,担心国有资产被肢解和侵蚀,从而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这样的动机是善良的。从民法的理论来讲,财产的所有权应当依法受法律的保护。《民法通则》第73条规定:“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第77条规定:“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这些规定的中心思想是国有资产不得被肢解和侵蚀,同时其他性质的财产所有权也不得受到侵犯,包括社会团体的财产也不应被篡改性质。工会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自上而下有着详细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工会组织对于工会的资产有一套完备的管理办法。《工会法》第37条规定:“工会应当根据独立原则,建立预算、决算和经费审查监督制度。各级工会建立经费审查委员会。各级工会经费收支情况应当由同级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审查,并且定期向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报告,接受监督。工会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有权对经费使用情况提出意见。”在实际工作中,各级工会正是遵循这一规定实现了对工会资产的管理。

工会的资产管理工作坚决贯彻了精打细算、厉行节约的方针,有力地支持了工会事业的发展,我们必须高度信任工会自己会管理好它的资产。我们应当尊重工会资产的法律地位,使其为工会工作和工会活动提供更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财产性质范文篇9

一、工会资产的概念和特点

我们应该从工会资产的来源和工会资产的特点,来界定工会资产的概念和工会资产的性质。所谓工会资产,即受国家法律保护的,通过多种渠道形成的,由工会享有所有权(拥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的动产与不动产,是工会开展活动的物质基础,也是工会成为社团法人的重要条件。这一概念基本概括了工会资产的特点:①工会资产是由多种渠道形成的。②工会资产既有动产也有不动产。③工会资产是社团法人资产。④工会资产是工会开展活动的物质基础,应依法受到法律的保护。上述四点,是工会资产概念的基本内容,也是我们分析工会资产性质的根据。

二、工会资产的性质

关于工会资产的性质,我们应做全面的理解。它具有自己本身的属性,既不是国有资产,也不是集体所有的资产,更不是个人所有的资产;工会资产是工会社团所有的资产。如何看待按工资总额2%向工会拨交的经费,从四个方面分析:①国家通过法律要求企业、事业、机关单位按职工工资总额的2%向工会拨交经费,是人民政权与工会相互支持的表现。②各单位按照工资总额2%向工会拨交的经费,实质上应是职工劳动收入的一部分,本身是劳动者的劳动所得,只是国家通过初次分配直接拨交给了工会而已。③各单位按照工资总额2%向工会拨交的经费,不应按企业和单位所有制的性质而确定这笔资金的性质。也就是说,工会资产的性质不能随着企业的性质而定性。④从所有权的理论来讲,财产的所有权依照法律的规定而转移。《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因此,我们不能认为依法缴纳各种款项或提供了物质补助之后仍然保留其所有权,甚至认为是所有权的延伸。综上所述,工会资产就是工会拥有所有权资产,属于社会团法人资产的属性,既不是国有资产,也不是集体所有资产或个人所有资产。

三、界定工会资产性质的法律根据

对于工会资产性质的界定,必须以法律为准绳,而不能随意臆断。《民法通则》和《工会法》的有关规定都是界定工会资产性质的准则。《民法通则》中“财产所有权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的有关条款,明确地提出了财产所有权的内容、财产所有权的转移、财产所有权的类别以及对社团财产的保护等问题,都应是界定工会资产性质的法律根据。《工会法》第5章“工会的经费和财产”,更是具体地规定了工会经费的来源与国家对工会财产的保护。这些都是判断工会财产性质的法律依据。对工会资产的分析和解释均不应与这些法律规定的精神相抵触,离开了这些法律规定而得出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解释。《关于清产核资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工会资产清查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及《关于工会资产界定与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地提出:“由工会经费(包括会员缴纳的会费、行政按国家规定拨交的工会经费、政府及行政方面的补助、工会所属企事业收入、社会捐赠、外国援助等其他收入)形成的资产,属于工会资产,不进行国有资产登记,由工会组织进行财产清查登记和管理。”这两个文件非常清晰地提出了工会资产的范畴及来源,判明工会资产不属于国有资产,解决了工会资产的性质问题。

四、曲解工会财产性质,将给工会带来严重的危害

工会必须“依照工会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申明我国工会的群众性以及独立自主处理工会事务的基本原则。我们如果推断工会资产为“国有资产”,把工会认作“官办工会”,这在政治上将犯严重的错误。由于对工会资产缺乏正确的认识,在某些地区、某些执法部门中出现了任意划拨工会资产抵押企业债务的案件,以及产生了因为企业欠债而竟然由执法部门冻结工会经费存款账户的案件,这些案件屡屡发生,是源于对工会资产缺乏正确的认识,不尊重和不承认工会资产。这种行为不仅是法制观念淡薄的表现,最根本的还是把工会看作“官办”工会的思想在作怪。把工会资产误解为“国有财产”,把工会看作“官办”工会,势必在职工群众中降低工会威信,影响工会应当发挥的作用。我们的工会是“职工自愿结合的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是工会的神圣职责,广大职工群众参加工会和期望于工会的是工会能够旗帜鲜明地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如果把工会解释为“官办”工会,势必会改变工会在职工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削弱工会职能的发挥。

五、加强工会资产的管理运作

将工会资产界定为“国有资产”的一些同志,其出发点可能是防止借社团资产登记之机分化国有资产,担心国有资产被肢解和侵蚀,从而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这样的动机是善良的。从民法的理论来讲,财产的所有权应当依法受法律的保护。《民法通则》第73条规定:“国家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第77条规定:“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这些规定的中心思想是国有资产不得被肢解和侵蚀,同时其他性质的财产所有权也不得受到侵犯,包括社会团体的财产也不应被篡改性质。工会是一个统一的组织,自上而下有着详细的管理制度和管理体系,工会组织对于工会的资产有一套完备的管理办法。《工会法》第37条规定:“工会应当根据独立原则,建立预算、决算和经费审查监督制度。各级工会建立经费审查委员会。各级工会经费收支情况应当由同级工会经费审查委员会审查,并且定期向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报告,接受监督。工会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有权对经费使用情况提出意见。”在实际工作中,各级工会正是遵循这一规定实现了对工会资产的管理。

工会的资产管理工作坚决贯彻了精打细算、厉行节约的方针,有力地支持了工会事业的发展,我们必须高度信任工会自己会管理好它的资产。我们应当尊重工会资产的法律地位,使其为工会工作和工会活动提供更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财产性质范文篇10

关键词：保险，财产保险，人身保险

何谓保险？这是研究与保险有关的各种现象的起点，也是进行保险立法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对此有个正确的认识。这里我仅在商事保险的意义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在这个问题上，各国学者历来众说纷纭，各国立法也采不同的学说。我国《保险法》采“择一说”，认为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这种做法是否就意味着对保险已经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了呢？

一、有关保险的各种学说

关于保险的概念，各国学者站在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归纳起来，大体可以分成两派：

（一）一元说

所谓一元说，即主张不区分保险的对象，给保险下一个统一定义的各种学说。它又可以分为损失说与非损失说两个流派。

1、损失说

损失说认为，保险与人们因风险而可能遭受的损失密切相关。具体说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主张：

（1）损失赔偿说，认为保险即赔偿合同。其代表人物之一，英国的马歇尔（S.Marshall）就认为：“保险是当事人的一方收受商定的金额，对于对方所受的损失或发生的危险予以补偿的合同。”

（2）损失分担说。其倡导者德国的华格纳（A.Wagner）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指出，保险的性质是把损失分担给多数人来赔偿的经济补偿制度，保险机制运行的结果就是将少数不幸者的损失由处于同样危险中的多数人来摊付。

（3）危险转嫁说。此说从危险的处理角度来阐述保险的本质，认为“保险是以收受等价、实现均摊为目的而进行危险的汇集”。

此外，台湾学者江朝国先生认为保险为共同团体，指出保险为受同类危险威胁的人为了满足其成员损害补偿的需要而组成的双务性的并具有独立的法律上请求权的共同团体。虽然其把保险定位成“共同团体”，但也是以损害补偿为基础的。

2、非损失说

非损失说不从损失的角度阐明保险的概念，认为损失不能包括保险的全部内容，从而产生其他学说，主要有：

（1）技术说。此说从保险基金建立的技术角度出发，指出无论财产保险还是人身保险，其存在的基础都在于使保险费与保险金持平的特殊技术。这种特殊性区分了保险和其他现象。

（2）欲望满足说。此说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认为保险是以损失赔偿和满足经济需要为其性质的。该学说的主要代表，德国的马纳斯（A.Manes）认为，“保险是保障因保险事故引起金钱欲望的组织，如果发生保险事故，必须引起金钱欲望为前提条件。”

以上两种学说影响较大，此外还有所得说、经济确保说、财产共同准备说、相互金融机关说，经济后备说和预备货币说等。

（二）二元说

又称统一不能说。此说区分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分别看待。对于财产保险而言，均以损失为基础，继承了“损失说”的观点；对人身保险，学者则有不同的观点，以此区分为三个主要流派：

1、人格保险说。此说将人身保险的性质定位于人格保险，即人身保险不在于能赔偿由人身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在于能赔偿道德方面和精神方面的损失，且不能用金钱来评价。

2、否认人身保险说。此说把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对比，否认人身保险的保险性质，认为是和财产保险不相同的另外一种合同，甚至为一种单纯的金钱支付合同。

3、择一说。此说不同意前两种观点，把保险看成保险合同，并认为保险合同不是损失赔偿的合同，就是以给付一定金额为目的的合同。

二、对各种学说的分析

如此众多的学说理论，不禁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其实仔细分析一下，不难发现有两点为各个学说所公认：

（一）保险以风险为前提

不论哪种学说，对此都持肯定态度。“损失说”所说的“损失”，皆因风险而起，只不过对损失的处理认识不同。“非损失说”的各种观点虽然与损失无直接联系，但均认识到风险是保险存在的前提：技术说的“技术”，提出的目的就是对化解风险的一种科学设计；欲望满足说的“欲望”由保险事故即风险的发生而引起；等等。而“二元说”虽然把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分开，但终究脱离不了风险来阐述自己的理论。

事实上，保险就是伴随人们对风险的认识及减轻风险带来的不利后果的需要而逐步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00－700年的海上贸易活动中。当时在巴比伦、印度、希腊、罗马等航海商人间，流行一种以船舶和货物为抵押的借款（不少学者称之为“冒险借贷”），如船货在航海中灭失，则借款免还；船舶安全到达，则本利均须偿还，贷款人则借所收的高额利息，弥补遭受的风险。这种高出一般利息的部分，实际上就是最早形式的海上保险费。后来，海上保险逐步形成。从海上保险到全面的财产保险，再到人身保险，无一不渗透了风险的观念。可见，风险为保险的内在因素，要正确认识保险，就不能否认风险对保险的重要作用。

（二）财产保险与损失密不可分

这点在“损失说”与“二元说”的理论中很容易发现：“损失说”本来就是从损失的角度来分析保险的，虽然其内部对待“损失”的角度不同，但皆围绕损失来构建理论：“二元说”虽然对待人身保险的态度不同，但对财产保险却有一致的意见，都把损失作为财产保险的基础。

相比之下，“非损失说”则似乎不愿承认损失与保险的关系，提出“技术说”、“欲望满足说”等与损失无直接联系的各种理论，和“损失说”争锋相对，格格不入，大有取代其之势。

可是，“非损失说”真的可以不面对“损失”吗？不可能。“技术说”的“技术”怎么建立起来的？不就是通过数学方法对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进行预测，从而使保险费与保险金相互平衡。“技术”用来干什么的？不就是想使保险费与因风险而产生的损失有相称的比例，从而不至于保险人过多承担损失而使其破产，无法继续运作下去。“欲望满足说”的“欲望”因何而起？当然是因保险事故而起（参见前文对其观点的介绍）。保险事故怎么就引起金钱欲望了呢？还是因为造成了损失，需要弥补。可见，虽然“非损失说”试图脱离“损失”来解释保险，但最终还是要借助“损失”反对“损失说”。所以，与其说“非损失说”是对“损失说”的挑战，不如说是对“损失说”的回避，是对“损失”的回避。

然而，“非损失说”为什么对“损失”避而不谈呢？其实，不是他们不想谈“损失”，而是因为他们看到“损失说”的局限性-对人身保险不能给出圆满的解释，从而试图不从“损失”的角度看待保险，让财产保险与人身保险在新的框架中达到统一，以维护“一元说”的体系。只不过，他们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尽管他们在“损失”之外进行了不少有益尝试，发现了保险的某些特征，如其要有技术支持等，可最终还是得回到“损失”的层面上来。

总之，尽管我们从“非损失说”理论中看不到“损失”的字眼，“非损失说”的学者们也一直想回避“损失”，但是其不得不承认损失与财产保险之间有密切关系。

以上我们分析了各个学说之间的共性。可是在共性之外，学说之间更多地表现为彼此的差异性，即使是在同一种学说之内，也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如前文所述）。我们不禁要问：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

前文说过，“一元说”与“二元说”的划分依据就在于是否把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同样对待，或者说是否把两者看成同样性质的“保险”。对此“一元说”表示肯定，只不过论证角度有“损失说”和“非损失说”两种；而“二元说”表示否定，认为两者性质无论如何也不同。

这一划分依据为我们研究学说之间的不同提供了思路：既然学说以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作为保险的两大划分，那么它们之间的不同就可以从这两方面分析。根据前文的分析，学说之间对财产保险的态度是较为一致的，即都同意其与损失密切相关。可见，学说之间的分歧就发生在人身保险上：

“损失说”认为人身保险的性质与财产保险相同，即人身保险也与损失有关：“非损失说”虽然认为两者的性质相同，但不是在财产保险的“损失”特征方面相同，而是在其他诸多“非损失”的方面相同：“二元说”也不认为人身保险与损失有关，但仍把财产保险定位于损失上，故否定两者的性质相同。

由此，我们看到对人身保险，各种学说的态度实际上只有两种：一是认为其与损失有关，故与财产保险相同（“损失说”）；一是认为其与损失无关，在“损失”的层面上不可能与财产保险相统一（“二元说”），即使要统一也只能在“非损失”的层面上（“非损失说”）。

总之，如何对待人身保险，成为学说之间彼此区别的关键所在。

那么，人身保险到底是何性质？到底可否与财产保险统一对待呢？

三、保险概念的进一步分析

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可否统一对待，表面上看只是学说之间用来攻击对方的筹码，但这其实是个关系重大的问题，因为如果两者可以统一成“一元”，才能把人身保险真正容纳到保险的体系中来，这也是有些学者坚持“一元说”的根本原因。相反，如果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我们就不宜再说保险可分为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而应该给人身保险另起“门户”，而把保险就定位于财产保险。“二元说”中的“否认人身保险说”就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极力否定人身保险的保险性质。

可是，“否认人身保险说”下结论未免早了些。尽管“一元说”的种种理论均未能很好解决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而是因为“一元说”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保险的本质。“损失说”片面强调了“损失”在保险中的地位，当然要失败；而“非损失说”又一味回避“损失”，却不料又得回到“损失”中构建理论。它们都被“损失”局限住了。所以，我们应当在各学说的基础上，重新分析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再下结论。

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应注意到各个学说的共识（见前文），它为我们分析两者的性质提供了很好的视角，我们应予以肯定。

其次，我们不能把视线仅停留在“损失”上，否则又要回到老路上去，不是追随“损失说”，就是跟从“非损失说”。其实，抛开现有理论的结论，从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本身出发，我们不难发现两者有如下共同点：

其一，两者均有“人”的因素。在现代保险运作过程中，无论是何者，总离不开人的因素，即总要有投保人、保险人、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他们明显的分成两方：保险需求方-投保人、被保险人与受益人，与提供保险方-保险人。在前者中，被保险人与受益人实际上是由投保人派生而来，因为他们均由投保人决定的。

其二，两者均有“利益”的因素。即无论何者，保险的初衷总是因为对自己有“利”可图。对财产保险而言，有财产上之利益：可以弥补损失；对人身保险而言，有人身上之利益：可以化解风险给人身带来的不利后果，尽管其也表现为保险金，但目的是为了化解人身风险。例如，当人遇意外事故而遭人身伤害时，保险金就为人进行医疗提供了保障，从而恢复人的生命安全。在法律上，两者统一称作“保险利益”。

其三，两者均有“财产”的因素。对财产保险，这是显而易见的，人无财产便用不着去为财产而保险；对人身保险而言，此财产则具有潜在性，表现为当保险事故发生时，可为当事人提供保险金（财产保险也有此性质）。另外，保险多以合同的形式存在，这样保险需求方就享有了债权，从而具有了转让的可能性，其财产性质更加突显。

以上三者也构成了现代保险的基本组成要素。但这仅是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共同外在表征，并不能说明两者有着共同的基础。真正将这三者有机联系起来，从而统一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乃在于风险的存在。

正是人们对风险进行了预测，出于化解风险的需要，人们才建立了保险制度。具体说，对保险需求方而言，由于不愿自己的利益因风险受损，而保险又可以适应这样的要求，某种程度上又给自己提供了一份财产，所以进行投保。而对保险提供方，其看到人们的这种需求，用科学地技术对风险进行预测，使得保险费与保险金互相平衡，保险由此得以运作。总之，正是由于风险，才将各种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才使保险有了存在的价值。用简单示意图可表示成：

保险提供方______风险______保险需求方

这种机制反映到整个社会，就会体现出资源配置的一种整体效果，使得社会生产不因风险而畏首畏尾，而借助保险更加活跃。

这样，从微观到宏观，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就统一起来了。以这样的观点再看“一元说”，就会看到“损失”也好，“技术”也罢，还是“欲望满足”等，都只反映了保险的某一方面的特征，并未反映其本质。它们之间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相互弥补的。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不是不能统一，而是不能在“损失”上统一。如果要我给保险下个统一的定义，我会将其表达为：人们出于降低风险的需要而对自身利益的合理配置的一种制度。其基本构成为“三位一体式”，即在风险联系下的人、利益、财产的有机结合。

四、小结

理论界至今对保险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对保险的认识也仅为个人的浅薄之见而已。不过，理论最终要指导实践才有意义。现在，许多国家在立法上对保险采“择一说”，如德国、日本及我国等，实际上是回避了这个问题，我认为这仅是权益之计，从长远来看是不可取的。它有可能导致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对立。

尽管从操作角度说，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确有不同，而不宜统一到具体的操作中。但我们必须明白，这不是因为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性质上的不同，而是因为两者的风险测算的不能统一而造成的：财产保险易于测算出固定的保险费率，而人身保险往往不固定。

可是，它们本质上都基于风险而生，均有“三位一体”的构成，这是我们在讨论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时，不能不注意的，立法时也应充分注意到这一点，而不宜对此有意回避，这也是本文的目的所在。

参考书目：

1、[日]园乾治著，李进之译：《保险总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年版。

2、江朝国著：《保险法基础理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

3、李玉泉著：《保险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