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纂范文10篇

编纂范文篇1

探讨文明起源，文字的出现是一项重要标志。那么，中国古代文字究竟出现于何时呢？

自上个世纪中叶以来，从半坡仰韶文化的陶器符号，到大汶口文化的陶文，再到良渚及龙山时代的刻写文字，新的发现层出不穷，极大地推进着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然而，材料毕竟嫌少，加之这些发现年代久远，研究难免不带推测成分，以致学者间认识很不一致。即便这些符号已有固定的语音，亦非随意刻划，而且是用来“记言”乃至于“记事”，但都是以单个或孤立的形式出现的，很难断定是成熟的文字。文字作为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工具，不仅要有记录语言的功能，还必须具备传达语言的功能，而这“传达”功能则是判定书写符号是否文字的重要标志。如果这些刻划仅仅为制作人（或制作圈）出于某种记忆需要所作“记号”，不为制作人（或制作圈）以外其他人所认识、所使用，即便其中带有制作人（或制作圈）的某种意识，这些“记号”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是文字[1]，只能说其所表现的是原始书写（或绘画）艺术。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识这些符号：

这些符号是人们有意识刻划的，代表一定的意义。……与我们文字有密切关系，也很可能是我国古代文字的原始形态之一，它影射出我国文字未发明以前，我们祖先那种“结绳记事”、“契木为文”等传说，有着真实的历史背景。[2]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河南安阳发现甲骨片，经过几十年的研究证明，刻划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主要是殷代王室占卜的记录，因而称之为“卜辞”。其所使用的文字只有几千字，一半以上可以认识，不认识的大都是专名，如地名、人名、族名等，其义可知，其音不能得其读。虽然卜辞所使用的文字并不是殷代文字的全部，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卜辞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凡祭祀、征战、田猎、疾病、风雨冥晦、年辰丰欠、时日吉凶、用人用牲多寡、分娩或男或女……一切大事小事，都要通过龟甲兽骨的占卜。用现在的概念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无所不包。《甲骨文合集》集一个多世纪来出土甲骨之大成，著录甲骨卜辞近5万片，根据记事内容分为四大类、二十二小类。

四大类为：（一）阶级和国家，（二）社会生活，（三）科学文化，（四）其它。

二十二小类为：（1）奴隶和平民，（2）奴隶主贵族，（3）官吏，（4）军队、刑法，（5）战争，（6）方域，（7）贡纳，（8）农业，（9）渔猎、畜牧，（10）手工业，（11）商业、交通，（12）天文、历法，（13）气象，（14）建筑，（15）疾病，（16）生育，（17）鬼神崇拜，（18）祭祀，（19）吉凶祸福，（20）卜法，（21）文字，（22）其它。

卜辞的程式非常简单，大抵是“某日某人卜问某事，吉或不吉”，有时记录其效验。记日用干支而不用数目字。下面，结合甲骨文的记事内容，了解一下甲骨文的记事形式。

命令：

[乙巳卜]，[殼，贞王]大令众人曰：协田，其受年。十一月。（《合集》1）[3]

组建三军：

丁酉，贞王作三师右、中、左。（《合集》33006）

调集兵员：

辛巳卜，争，贞登妇好三千，登旅一万，乎伐方。（《英藏》150）

今岁受禾：

癸丑卜，贞今岁受禾。弘吉。在八月，惟王八祀。（《合集》37849）[4]

生男生女：

甲申卜，殻，贞妇好娩嘉。王占曰：其惟丁娩，嘉。其惟庚娩，弘吉。三旬又一日甲寅娩。不嘉，惟女。（《合集》14002）

四方受年：

乙巳，王卜，贞[今]岁商受……。王占曰：吉。东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合集》36975）

……

一条完整的卜辞，包括叙辞、命辞、占辞、验辞4个部分。

癸酉卜，亘，贞臣得。王占曰：其得。佳甲、乙。甲戌臣涉舟，延陷弗告。旬又五日丁亥执。十二月。（《合集》641）

其中，“癸酉卜，亘”是叙辞，在癸酉这天占卜，由卜人“亘”主持卜问。“贞臣得”是命辞，“贞”是卜问，问逃亡的“臣”能否抓到？“王占曰：其得。佳甲、乙”是占辞，“王占曰”是商王根据龟骨上的兆纹作出判断，能够抓到。“甲戌臣涉舟，延陷弗告。旬又五日丁亥执”是验辞，甲戌这天“臣”逃过“舟”这个地方后就失去线索，到15天丁亥日被抓到。最后，还注明此事发生在十二月。从这条卜辞来看，记事文的基本要素――人物、时间、地点、事情经过，一应俱全，比起《春秋》记事，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但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春秋》是经过“系日、系月、系时、系年”编纂的记事，而卜辞仅仅是一个个占卜的记录，未经编纂（当时尚无“编纂”意识）的零散记事。作为占卜记录，卜辞还存在下述情况：

其一，卜辞中占辞是最重要的部分，决定着卜问之事是否可卜，问能否抓到？凡此种种，引起不少学者的怀疑，“商王占卜是否一贯正确”，并认为到商代晚期占卜日趋程式化而呈现出衰落之势。[7]

其三，从甲骨发掘的实际情况看，绝大多数占卜甲骨并没有将占卜结果契刻上去，我们所见到的有卜辞的甲骨，仅仅是其中很少的一部分。

卜辞的上述实际情况至少表明这样两点：1、商王自充贞人，显然“贞人”并非如后来人们所说就是“史官”；2、商王的绝大多数占卜结果都不契刻到甲骨上，所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的说法很难成立。

根据甲骨文记事的成熟程度，人们推测在其前必定有一个相当长的创制阶段，或许就是承继夏代而来。然而，迄今为止，经过20世纪整整一个世纪的甲骨文、现代考古与历史学、民俗学等的综合研究，结论仍然是中国自商代开始进入成文记事的历史时期。具体时段，大体在商王先公上甲至示壬、示癸的时代。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发表以来，经“甲骨四堂”的不断探索，在上个世纪30年代即已经形成这样的认识：

殷之自上甲以下入于有史时代，自上甲以上则为神话传说时代。[8]

70年代以后，又进一步推断中国“成文历史的开始”当在“二示”即示壬、示癸的时代。[9]

不过，这里所说“有史时代”或“成文历史”，不是说此时中国已经有“史书”或“史学”，而是指从这时起中国开始进入用文字记事（“成文记事”）的历史时期。

二、口述传说的流传

语言的出现较文字更早，口述传说理所当然地要比成文记事更早。但在人类初始阶段，“口述”的内容并非传说，而是当时所发生的事情，由于没有办法记录下来，只能凭着记忆一代一代地传述。所谓“十口为古”，口述的内容便渐渐地成为“古事”即往事了。

由于自然崇拜、祖先崇拜，流传的传说主要是原始记忆中先祖们生存斗争的事迹，包括客观外界的映象，先祖们的来历，先祖们与自然灾害的抗争、与各种社会力量的较量等等。这种口述传说在文字出现以后，并没有被系统记录下来，仍然是以口耳相接的形式流传。为了便于流传，语言表述方式不断被加工、整齐。

直至西周末年，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变化。卲公谏厉王弭谤时提出：

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10]

西周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上至公卿列士，下及百工庶人，以各种形式（献诗、献曲、献书、或箴，或赋，或谏，或传语）发表言论，出谋划策。在这样一种全社会的“文化运动”推动下，口述传说得以广为流传，并不断被记录下来，逐渐形成文字记载。甲骨文、青铜铭文基本不记口述传说，到了春秋时期口述传说被人们在各种场合反复征引，因而得以出现在现存的早期各类文献当中。《诗》、《书》、《易》、《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诸子著述、楚辞……，无一没有口述传说的内容。不同的是，有些传说被人为地加以神话，有些传说被人为地历史化了。

下面，围绕禹、夏的历史，对上述文献中保存的口述传说作简略考察。

《诗·文王有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道其倬，韩侯受命。”《长发》：“濬哲维商，长发其祥。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女戎方将，帝立子生商。”都是在借往事说今事，虽然简单，但口述的特点明显。

《尚书·洪范》所记，是殷遗老箕子听到的关于禹的传闻：“我闻在昔，鲧陻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斁，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没有说禹如何治水，只说禹继鲧之后得到上帝的赐予，所赐是治国安民的要诀――“洪范九畴”。

《皋陶谟》开篇交待明白：“曰若稽古”，即根据传说整理。既为传说，流传中必然形成不同说法。今文《尚书·甘誓》是夏后启伐有扈氏，而《墨子·明鬼下》“观乎夏书，《禹誓》曰”所引文字与《甘誓》基本相同，却是禹伐有扈氏。《吕氏春秋·先己》亦为“夏后伯启与有扈战于甘泽”。究竟是禹伐有扈氏，还是夏后启伐有扈氏，已经无从弄清楚了。司马迁认为夏后启即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11]，采用了今文《尚书》和《吕氏春秋》的说法。

《左传》中有关禹、夏的传说，都出自春秋时人之口。

襄公四年：魏绛与晋侯论和诸戎，引用“夏训”。“夏训有之曰：“有穷后羿――”公曰：“后羿何如？”魏绛对曰：

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钅且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龙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后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浞行媚于内，而施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于穷门。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浇及豷；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于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于过，处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失人故也。……虞人之箴曰：“茫茫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虞箴如是，可不惩乎？

这就是夏史上所谓的“少康中兴”，是魏绛根据“夏训”所说。而所谓“夏训”，也仅仅是魏绛所得之传闻。

哀公元年：吴王夫差败越，越王以甲楯五千保会稽，遣大夫文种因吴大宰噽以求和，吴王将许之。伍员以为不可，亦以“少康中兴”为例告诫夫差：

臣闻之：“树德莫如滋，去疾莫如尽。”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鄩，灭夏后相，后缗方娠，逃出自窦，归于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惎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于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豷。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今吴不如过，而越大于少康，或将丰之，不亦难乎！这是出自伍员之口的“少康中兴”，连根据（出处）都没有交待。

两则“少康中兴”的传说，一则出自魏绛，一则出自伍员，说法不尽相同，司马迁未采用，《史记·夏本纪》没有“少康中兴”的内容。

《国语》中关于禹、夏的传说，同样也是出自春秋时人之口，如《鲁语下》“孔丘论大骨”是孔子所闻：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客执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客曰：“防风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嵎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狄，今为大人。”客曰：“人长之极几何？”仲尼曰：“僬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之，数之极也。”此“僬侥氏长三尺”，即《山海经·海外南经》、《大荒南经》的“小人国”。

《战国策·燕策一》“燕王哙既立”条，鹿毛寿谓燕王曰：“不如以国让子之。人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由必不受，有让天下之名，实不失天下。今王以国让相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燕王举国属之，子之大重。另有人进言曰：“禹授益而以启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传之益也。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今王言属国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人者，是名属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哙老不听政，顾为臣，国事皆决子之。子之三年，燕国大乱。

这一传闻，春秋时有几个“版本”，《韩非子·外储说右下》罗列如下：

潘寿谓燕王曰：“王不如以国让子之。人所以谓尧贤者，以其让天下于许由，许由必不受也，则是尧有让许由之名，而实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国让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则是王有让子之之名，而与尧同行也。”于是，燕王因举国而属之，子之大重。

一曰，潘寿阚者，燕使人聘之，潘寿见燕王曰：“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对曰：“古者，禹死，将传天下于益，启之人因相与攻益而立启。今王信爱子之，将传国子之。太子之人尽怀印，为子之之人，无一人在朝廷者。王不幸弃群臣，则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大重。

一曰，燕王欲传国于子之也，问之潘寿。对曰：“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重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尧舜明矣。今王欲传之子之，而吏无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传之而实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玺，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之，子之遂重。

司马迁对待这些传闻，态度颇为慎重，只在《夏本纪》中这样写：“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丧毕，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禹子启贤，天下属焉。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

禹铸鼎象物，也出自春秋时的传说。《左传》宣公三年，楚庄王伐陆浑之戎，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庄王。楚庄王问鼎之大小、轻重，王孙满对答说：“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姦。”《墨子·耕柱》也有同样说法：“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这是启铸九鼎之说。《史记·楚世家》叙王孙满此语则作：“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姦。”所谓“虞、夏之盛”，显然是指禹时。不论是禹铸鼎还是启铸鼎，迄今考古所见，未有夏器，且铸鼎象物，也为夏代初年生产水平所不能。虽然诸说云云（包括《吕氏春秋·先识览》、《慎势》、《离谓》、《适威》等篇），仅仅传说而已。至于以《山海经》为“后人录夏鼎之文”的说法，就更加不可足为信了。

禹克三苗，是墨子在回答“以攻伐之为不义”的辩论中引出。墨子认为应当区分“攻”与“诛”的不同，举例说：“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于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待，扌益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12]《战国策·魏策一》魏武侯与诸大夫论河山之险，吴起认为“河山之险”不足以保“伯王之业”，举“禹放三苗”、“汤灭夏”为例：“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恃此险也，为政不善，而禹放逐之。夫夏桀之国，左天门之险，而右天谿之阳，庐、睪在其北，伊、洛出其南。有此险也，然为政不善，而汤伐之。”

《吕氏春秋》在论述“人主之行与布衣异”时以鲧与禹的行为作比较：“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于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为帝（得地）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徉于野，以患帝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吴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13]这与《史记·夏本纪》所记“鲧之治水无状，乃殛鲧于羽山以死”，全然不相符。

上述考察虽然未能尽数钩稽现存早期文献中关于禹、夏的记载，但仅此已足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一、口述传说到春秋时期，经常为人们引用，或与朝臣谏君相关联，或为学者发论作佐证，因而得以流传。

二、长达上千年的口耳相接的辗转传述，同一件事出现多种说法，而引用者仅仅根据各自的需要转述，并未认真考异，其真实程度大都有待进一步证实。

三、所谓“夏书”、“商书”，并非成于夏代之书、成于商代之书。夏代尚未进入“成文记事”时期，不可能有所谓“夏书”。商代虽已进入“成文记事”时期，却无编纂意识，也不可能有所谓“商书”。所谓“夏书”、“商书”，是周秦之际的人们根据有关传说整理、编纂的“关于夏代之书”、“关于商代之书”，预示着历史编纂的即将诞生。

三、历史编纂的诞生

商周数千年间，虽然口述传说与成文记事并驾齐驱，但能够流传下来的却总是零零散散、片片断断的过往之事。记事已经相当成熟的青铜铭文，自宋以来虽经著录，却仍然是一团“混沌”。直至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两周金文辞大系（时间系统和地域系统）之后，这些铸有铭文的青铜器才成为说明它们所处时代的历史纪录。这正是历史编纂意识运用在青铜铭文研究上的重大突破！

西周末年的献诗、献曲、献书、或箴，或赋，或谏，或传语，不仅推动了口述传说的流传，而且推动着口述传说的整理。整理反映过往来程的素材（包括口述传说与成文记事），并以一定的体裁编纂成书，历史编纂应运而生。

历史编纂的诞生，大体经历两个步骤、创出两种体裁。

两个步骤，一是整理口述传说使之成文，一是汇集口述传说、成文记事，进行编选。两个步骤互为交叉，前后不必一定如刀裁斧断。

两种体裁，一是分类编纂，一是按年编纂。

《诗》的整理编纂，《史记·孔子世家》只说对了一部分：自有诗以来，口耳传诵者陆续用文字记录下来，多达“三千余篇”。到孔子时代，经“去其重”，选出“可施于礼义”的“三百五篇”，上起商、周的始祖契和后稷，下至西周末年的幽王、厉王，分类（风、雅、颂）编纂起来。自商周始祖至西周末年，延绵上千年。“国风”所采包括15国，虽然主要在黄河流域，但也远及长江流域。在那样长久的年代里，在那样广阔的地域中，表现在“三百五篇”中的差异却很小，尤其是音韵差不多一律，充分表明“三百五篇”是经仔细加工过的。但并非“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其编纂时间在孔子之前。《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前633），赵衰向晋文公推荐卻縠为三军统帅，说：“臣亟闻其言矣，说（悦）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早于孔子的卻縠，以善治《诗》、《书》闻名，表明孔子之前《诗》已经编纂。到襄公二十九年（544），吴公子季札聘于鲁，“请观于周乐”。乐工为之歌《周南》、《召南》，为之歌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等国风，为之歌《小雅》、《大雅》，为之歌《颂》。除了“郐以下无讥焉”，季札一一作以评论。此时孔子尚在少年，鲁国已经有了与传本无异的《诗》存在了。如果说孔子与《诗》三百五篇有关系的话，也不过司马迁所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诗》三百五篇，在孔子之前已经编定，为这一时期历史编纂的一大成就。

《尚书》的整理、编纂，比《诗》的整理、编纂要复杂得多。《孔子世家》写得不如《诗》清楚，只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礼记自孔氏”。孔安国序称：先君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这到是交待出了整理、编纂经过：流传的“典、谟、训、诰、誓、命之文”，经孔子“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选出“足以垂世立教”者“凡百篇”，编纂成书。《尚书》最初的编纂，亦在孔子所处时代。

现存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其中《虞书》二篇、《夏书》二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七篇。

夏代尚未进入“成文记事”时期，《虞书》、《夏书》四篇，文字必为后来书写。篇前的“曰若稽古”，明白告诉读者，其所根据是古来传说。其成文时间，学者间意见颇难一致，早可至商末周初，晚可讫战国末年。我们不妨将这一长长的时段视为其流传阶段。

《商书》五篇，虽然有“成文记事”的甲骨卜辞，但以商代可能达到的书写实际而论，很难断言为商代遗文。现代考古发掘表明，在甲骨刻辞之外，商代已经用笔书写。不过，除了在陶片等物上的书写符号之外，迄今尚未见到有“成文记事”的“典”与“册”。《尚书·多士》中“唯殷先人，有典有册”句，究竟应当作何解释？整段文字的意思是说以德选任官吏，如果将“有典有册”解释为“有记载历史的典册”，殷才得以“革夏命”，显然与上下文意不衔接！甲骨文中数见“工典”、“工册”、“登册”，于省吾专有《释工》一文，考证“工”乃“贡”之古字，“登册”与“贡典”同义：“其言贡典，是就祭祀时献其典册，以致其祝告之词也。”[14]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也”。“作册”是进行册封、册命。准此，则“有典有册”一句才能与上下文意一致。《商书》五篇，显然不是这种性质的“典”与“册”，因此仍然应视为后来加工、整理而成。

《周书》十九篇，以周初彝铭《大丰簋》、《大盂鼎》相比证，《大诰》至《立政》的十余篇可以确定为周初的文字。其余几篇，成文较晚，且有争议。

就今文《尚书》二十八篇的情况来看，《虞书》、《夏书》经长达1500多年的口耳传述，至孔子所处时代方才整理成文，难以取信。[15]《周书》则是“成文记事”的代表性文字。

《尚书》的整理、编纂，完整地反映了早期历史编纂诞生的漫长而艰难的历程。

分类编纂，不论诗还是文，虽然是在历史编纂意识下的编纂，诗中有史诗成份，文可谓历史文献，但还都不是过往来程的连贯记述。只有按年编纂出现，才使史学走出萌芽状态，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16]，名为《秦记》。司马迁所见《秦记》“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17]由此可知，早期的“纪事”未必按年编纂。司马迁作《三代世表》，只能作成“世表”，是因为没有根据“论次其年月”。《十二诸侯年表》自共和元年始，表明其所见最早纪年只能上推至公元前841年，这似乎暗示着按年编纂出现的年代。

从共和元年（前841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经历了三个半世纪的时间，中国现存第一部编年体简史――《春秋》问世。《春秋》作为鲁之春秋，按照鲁国国君“十二公”在位顺序，以事系日、系月、系年，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242年间的大事，表现出过往来程的基本脉络和事件之间的相互关联，成为中国编年史的始祖。[18]

鲁昭公二年（前540年），晋侯使韩宣子起使鲁，在鲁见到《易》、《象》与“鲁春秋”，韩宣子感叹地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19]继“鲁春秋”之后，出现一个各国编纂“春秋”的热潮：晋有“乘”、楚有“梼杌”。[20]《墨子·明鬼下》又有“……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齐之春秋”的内容。出现所谓“百国春秋”，进一步推动着历史编纂的发展，《左传》集“百国春秋”之大成，将编年史推向成熟，是为中国史学形成的重要标志！

[1]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我们通常为了便于记忆，往往也作各式各样的“记号”，除了自己或极少数相关人而外，不为他人所知，不具备“传达”的功能，因此这些“记号”从来没有被当作文字。

[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第186页，文物出版社1963年。

[3]“殼”应写作“”，下同，音que,鵲，贞人。

[4]“惟王八祀”，系指王在位八年，但非历史纪年。“惟”或作“佳”（wei，音维）。

[5]据陈梦家统计，甲骨文中共有120位贞人，属于武丁时期73人，祖庚祖甲时期22人，廪辛康丁时期18人，武乙时期1人，帝乙帝辛时期6人。详见陈梦家著：《殷墟卜辞综述》第202－205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

[6]“丧命”二字，卜辞刻划复杂，各家释文不一，特此说明。

[7] 参见宋镇豪著《夏商社会生活史》第5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D·N·Keightley：SourcesofShangHistory－TheOracle－BoneInscriptionsofBronzeAgeChin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

[8]郭沫若著《卜辞通纂》，《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2卷第362页，科学出版社1983年。

[9]于省吾《略论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期。

[10]《国语·周语上》“卲公谏厉王弭谤”条。

[11]《史记》卷2《夏本纪》。

[12]《墨子·非攻下》。

[13]《吕氏春秋·恃君览·行论》。

[14]收《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

[15]据《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第86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夏代起公元前2070年，至孔子所处时代，不少于1500年。

[16]《史记》卷5《秦本纪》。

[17]《史记》卷15《六国年表第三》。

[18]《春秋》是经过再加工的，并非“鲁春秋”原貌。

[19]《左传》昭公二年。

编纂范文篇2

我市自2011年12月启动第二轮《市志》编纂工作以来，在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广大修志工作者的艰苦努力下，大多数承编单位已按要求完成了任务，但也有少数单位对修志工作重视不够，工作进度严重滞后，影响了《市志》编纂工作的整体进展。为了使《市志》更好地服务于我市的经济社会发展，确保顺利完成我市第二轮修志任务，经市政府同意，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加强组织领导，认真落实“一纳入、五到位”

开展第二轮修志工作是国家指令性任务，各县区、各单位必须高度重视，切实把修志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做到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及时协调解决修志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凡没有落实修志机构和人员的单位，要在今年8月底前健全修志机构，落实修志人员。涉及机构改革的单位，要根据本单位新的职能及组成，落实新、老单位的修志任务。所有承编单位必须在今年10月底前完成志书初稿。

二、认真宣传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树立法制意识，依法编修志书

市政府将依法加大对修志工作全过程的督促检查力度，定期通报全市修志工作进展情况，对拒绝接受、无故拖延修志任务的单位给予通报批评。

三、树立精品意识，保证志书编写质量

各县区、各单位要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切实把好志书的政治质量、专业质量、文字质量和外观质量关，使新编志书达到观点正确、内容丰富、资料准确、体例完备、文字精炼、印刷精美，努力争创名志、佳志、良志。凡已完成志书初稿但未达到志书体例要求和行文规范的承编单位，要按照市地方史志办公室的有关规定和要求，认真做好志稿的评审、修改工作，不能以已完成任务为借口敷衍了事，推卸责任。

四、精心做好《市志》图片资料的征编工作

编纂范文篇3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统筹安排，协调推进，确保《词典》资料翔实、内容丰富，积极推进地名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不断拓展地名服务领域，努力体现先进文化的要求，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积极的贡献。

二、组织机构

为加强对编纂出版《词典》工作的组织领导,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市地名词典编纂委员会（以下简称编纂委员会）。成员如下：

编纂委员会职责：研究制定编纂《词典》的政策、措施、具体方案；协调解决编纂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定期检查、指导编纂工作的实施。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市民政局，办公室主任由张德中兼任。

办公室职责：负责编纂《词典》的日常工作；掌握编纂《词典》工作进展动态，及时督促检查落实各项工作；负责编纂委会各成员单位的协调工作；承办编纂委会交办的其他工作。

三、职责分工

（一）市民政局除负责《词典》编纂日常工作外，负责培训编纂人员，协调、督促、检查各成员单位的编写工作，指导各区（县）完成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的编写、审定工作，组织各相关单位完成统稿、审改和审定工作。

（二）市旅游局、市文化局负责名胜古迹、纪念地、旅游地名称的编写、审定工作。

（三）市建委、市市政市容局、市交通局负责交通设施名称的编写、审定工作，包括城市道路、公路、桥梁、隧道、车站等。

（四）市国土局、市经委、市煤炭局负责自然实体名称和矿产能源等设施名称的编写、审定工作。

（五）市水务局负责水利设施名称的编写、审定工作。

（六）市林业局负责公园、广场等地片名称的编写、审定工作。

（七）市史志办负责各类行政区划名称中历史演变的审定工作。

（八）市民宗委负责词典中部分名称的翻译和审定工作。

（九）市农牧局负责草原等生态类自然实体名称的编写和审定工作。

（十）市体育局负责体育设施名称的编写和审定工作。

（十一）市人事局、市编办负责具有地名意义的行政、事业单位名称的编写和审定工作。

（十二）市教育局、市卫生局、市商务局负责本系统内具有地名意义单位名称的编写和审定工作。

（十三）市档案局负责为编纂成员单位提供相关资料的查询、服务和审定工作。

（十四）市统计局负责地名词典中相关数据的审定工作。

（十五）各区（县）和两个开发区负责完成本辖区内行政区划和居民地名称等的编写、审定工作，以及编纂委员会办公室所交办的各项任务。

四、编纂目的

为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广大读者提供**市行政区划等人文和自然地理实体的标准地名，提供查阅地名的相关内容和信息，促进**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为区内外和国际文化交流服务。

五、收词范围和基本内容

《词典》收词范围为新中国成立后**市范围内主要的现行地名和曾用地名。包括行政区划名称、居民地名称、城市道路名称、自然地理实体名称、重要交通水利和能源设施名称、革命纪念地、风景旅游地、名胜古迹、旧地名等名称。词典共选收地名5000条左右，约150万字，出版16K精装本，公开发行。

《词典》每条词目的基本内容包括地名的标准汉字书写、规范的罗马字母拼写，地名的语言含义、由来和演变，位置、隶属，相关的自然、人文或其它重要特征。同时，还将编入**市行政区划图和地形图及各区（县）行政区划图和城区街道图。选编全市代表性的地名景观照片100幅左右。后附地名的汉、维吾尔两种文字对照表、行政区划简表和地名首字检索表。地名词典引用的统计资料截至2008年12月31日。

六、编纂步骤

编纂《词典》工作主要分为组织动员、收集资料、编写初稿、讨论统稿、研究审改、审定出版等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组织动员（20**年6月至20**年8月）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制定《**市地名词典编纂方案》和《**市地名词典编纂方案细则》。各区（县）和编纂成员单位成立相应的组织机构，拟定本单位编纂的实施方案。各区（县）应层层进行动员，将工作落到实处。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举办全市地名词典编纂培训班，以提高地名词典编纂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各区（县）和编纂委员会成员单位都要确定一至两名熟悉地名工作，具备一定编写水平的人员，负责本辖区或本单位有关词条的组稿和编写工作。

第二阶段：收集资料（20**年9月至20**年11月）

各区（县）和编纂委员会成员单位要根据《**市地名词典编纂方案细则》的要求，广泛收集相关资料，做好地名词条的选收工作，同时确定收录的地名名称和数量。

第三阶段：编写初稿（20**年12月至2008年5月）

各区（县）和编纂委员会成员单位开展初稿编纂工作，组织、协调各相关部门和单位的人员进行专业条目的初编工作。同时，完成相关各类地图的编绘工作和地名景观照片的拍摄工作。

第四阶段：讨论统稿（2008年6月至2008年11月）

根据地名词典编纂进展情况，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题会议，研究初编工作中存在的有关问题，按照实施细则的相关要求组织讨论统稿，完成初稿的编纂工作。

第五阶段：研究审改（2008年12月至2009年5月）

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专家和领导集中研究和解决编纂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的问题，进一步提高地名词典的科学水平和编纂水平，完成专业学术方面的统改工作。

第六阶段：审定出版（2009年6月至2009年11月）

统稿、审稿阶段的工作结束后，地名词典送审稿最后报送编纂委会领导和有关部门，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宣传和保密等高层面进行审定，提出修改意见。最后，召开编纂委员会会议，对《词典》审定通过，同意定稿，《词典》正式发排付印，出版发行。同时，全面总结《词典》编纂工作，对工作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行表彰奖励。

七、编纂要求

编纂范文篇4

理论来自实践，只要我们对史书的编纂过程作一系统透视，便可发现历史编纂学至少应该包括层次、体裁、义例、程序、语言表述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

史书的编著，首先要注意编纂层次的区别，这可以说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之一。古代学者对此十分重视，曾经把著书立说分为“述、作、论”三个层次，“作”是最高境界，“述”稍次一等，所谓“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1](《礼记·乐记》)，在古人看来是高不可攀的，连孔子也不敢以“作”自概。清代学者焦循解释“作”与“述”的区别是：“人未知而己先知，人未觉而己先觉，因以所先知先觉者教人，俾人皆知之觉之，而天下之知觉自我始，是为‘作’。已有知之觉之者，自我而损益之；或其意久而不明，有明之者，用以教人，而作者之意复明，是之谓‘述’。”[2](卷七)西汉史家司马迁把自己毕生的力作《史记》谓之“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3](太史公自序)“论”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谓“辑录”。王充在《论衡·对作篇》中对此作了比较明确的辨析，认为自己所著“非曰作也，亦非述也，论也，述之次也。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刘子政序、班叔皮传，可谓述矣；桓君山《新论》、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4](p281)清代学者章学诚则第一次把史书编纂分为纂辑之史(记注)和著作之史(撰述)两个层次，其区别与要求是“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也。夫智以藏往，神以知来。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5](p49)当代学者中，业师、已故著名历史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在所著《中国文献学》一书中，认为从古代文献的内容来源方面去分析，可以将古代文献分为三大类，一是著作，二是编述，三是抄纂。白寿彝先生则在所著《史学概论》中将史书的编纂区分为“编”与“著”，并强调这种区分“有重要意义”[6](p144)，这是当代众多《史学概论》中唯一论及这一问题的。

显然，将历史著述区分为“著作”、“编述”、“纂辑”三种层次或类型，古今学者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这种编纂层次的区分实际上可以有两种角度，一是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来划分史书编纂的层次性，目的是依据这样一种划分对不同层次的历史文献采取不同的整理方式和利用态度，张舜徽先生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代表。另一种是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来区分编纂层次，目的是根据史书各种编纂层次所特有的原则与规范进行撰述。在当代学者中，唯有白寿彝先生敏睿地注意到了从历史编纂学角度区分著述层次的必要性。这两种角度的区分都是很有学术意义的。但目前的事实是，由于多年来学术规范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中，不明确编纂层次的差异性而编著不分的情况相当多，挂羊头卖狗肉、强剽窃纂辑为专著的情况也时有发现，这是极不利于学术创新与学术水平提高的。可见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对史书编纂层次提出明确的规范与基本要求，其意义更普遍、更现实，从而更有必要。

二

史书体裁作为历史编纂学的主要内容，无须论辩，人们历来对此寄予厚爱。以本世纪论，有关史书体裁的研究论文数以百计，在史书体裁优劣、创新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新成果，但仍然存在不少含混之处。

所谓史书体裁，是指一部史书内容的基本结构形式。宛如建筑一座大厦，需要预先绘制出总体设计图，体裁就是一部史书的结构模式的总体设计。对此，先贤的认识是比较明确的，当初刘知几曾分史书编纂形式为“六家”(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二体”(编年体、纪传体)；本世纪40年代，魏应麒撰《中国史学史》，分别史籍为“三体”(即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四端”(即文化史、传记史、学术史、史评)。这“家”与“体”、“体”与“端”显然是有区别的，但这是一种什么区别呢?当代一些史学工作者似乎没有认真去体会其中泾渭，往往把史书体裁同史籍分类法、史书的性质与作用、文章体裁等混为一谈，以致史书体裁的名目花样百出。其中，有就史书编纂结构而言的，如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章节体等；有就史书的文章体裁而言的，如史评体、史论体、史考体等；有就史书文字特点而言的，如记言体、记事体等；有就史书内容而言的，如典制体、方志体等。实际上，刘知几等先贤所提出的“家”与“体”、“体”与“端”的区别是史体分类与史籍分类的区别，也昭示出不能将史体分类与史籍分类混为一谈。史籍分类可以多样化，既可以按照史书体裁来分类，也可以从其他方面来分类，但史书体裁分类则只能按照史书编纂结构来总结。史书体裁分类也不宜与史书的文章体裁分类混淆不清，如史评、史论类著述从其编纂结构来看大多属于章节体，即使是刘知几的《史通》实质上也是章节体的，只是当时没有这一名称罢了。所以，在史书编纂体裁方面，如何廓清体裁定义的含混，规划体裁的科学分类，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其次，对于旧史书体裁的评价、继承和创新也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过去，我们总是习惯于沿袭刘知几、章学诚等古代史家对编年、纪传、纪事本末等旧史书体裁的评价，过分强调了旧体裁的不足之处，以致近现代以来，旧体裁几乎无一例外地摒置不用，而又无法创造出更为科学的新体裁，于是仅有源于西方历史编纂学的章节体一枝独秀。现在看来这是很不可取的。实际上，无论是编年体将一件事分散记载在前后数卷、前后相隔几年乃至几十年，以至事件首尾难以一目了然，还是说纪传本“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屡出”[7](p28)等，都只是从读者个人角度去考虑的一种求全责备，忽略了体裁所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功能这一基本前提，而事物的价值总是最充分地体现在它的功能方面的。每一种史书体裁都是适应时代的不同需要而产生的，都有其历史的适应范围和层次性，也有其力不从心的一面。比如，纪传体作为封建社会一国一族或某一时期的全史体裁，是理想的，因为它满足了全史“包罗无遗”的需要，但如果作为历史教科书的体裁就显得臃肿琐碎了；而章节体作为历史教科书的体裁，是适用的，因为它符合教学上“融会贯通、提纲挈领”的要求，但事实已经表明：它无法容纳一国一族或某一时期多层次、多样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作为国史体裁，显出十足的“胸怀狭隘”。所以，任何一种新史体的产生，都不能笼统地说优于旧史体，它弥补了旧史体之短，也许同时失去了旧史体之长，历史上纪传体之对于编年体，纪事本末体之对于纪传体，章节体之对于编年、纪传体，莫不如此。这正如章学诚所说：“司马《通鉴》，病纪传之分而合之以编年。袁枢《纪事本末》，又病《通鉴》之合而分之以事类。”[5](p51)瞿林东先生将这种情况视为“中国史书体裁发展变化过程中某种规律，即所谓合之则分、分之复合，而在分合过程中走着一条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路线，于是新的体裁不断出现，而旧有的体裁也在不断发展提高。”[8]如果我们离开体裁的适应范围去评论其得失，以此之长攻彼之短，就我所需责人所缺，那就好比以数学家的精于运算去苛求文学家，或以文学家的妙笔生花去要求数学家。为什么从清初马马肃开始，几百年来，人们始终都在试图创造出更为科学的全新的史书体裁，却始终没有成功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希望创造出一种既能集各种旧史书体裁之长而又能避其所短的全新史书体裁的想法是不符合事物发展逻辑的。指导思想错了，当然难奏其功。历史是复杂多变的，随着史学功能的日趋多样化，史书的功用必然会愈来愈广，史书体裁的分工也会随之日渐精细，正如当代社会分工的日渐精细一样。同时，任何事物有一利必有一弊，一种包罗万象、完美无缺的史书综合体裁，在社会生活内容千头万绪、千变万化的当代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罗尔纲先生在史体方面的探索经历和经验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他曾经一度完全否定纪传体，试图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体裁来撰写太平天国史，但最终又不得不以纪传体为基础根据新时代的需要加以改造，从而形成符合太平天国史需要的体裁。因此，我们应该从史书体裁的不同功用这一角度去研究和改造旧体裁，用其所长，避其所短；也应该立足于这一角度去创造新体裁，以适应史学新内容、新功能的需要。完全否定旧体裁的做法是不对的，祈求一种完美无缺的全新体裁的设想也是不切实际的。在这方面，白寿彝先生任总主编的12卷本、22册、千余万字的巨著《中国通史》作出了有益的尝试，既充分运用了中国旧有的优秀史体，又根据新时代的需要改造“叙录”、“本纪”等旧史体推衍出新的“序说”、“综述”体，从而形成了比较适合当代需要的通史体裁。

上面所述，实质上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问题，即不同的史书内容应当运用与之相适当的体裁形式，这既是哲学对立统一律的要求，也是古今学者史书编纂的成功经验，应当成为当今编纂史书如何选择体裁的一个基本原则。

三

编纂义例，又叫做类例或笔法，与编纂体裁是互为表里的两个不同概念。刘知几有句名言，叫做“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7](p86)然而目前已出版的《史学概论》教科书或有关论文，体、例不分或根本不谈义例的，为数不少。其实，区分这两个概念并不困难。我们知道，建筑一座大厦不仅需要总体设计，还必须制定具体的施工方案。同样，编纂史书，在结构框架——体裁确定之后，还需要就材料如何取舍、组织和表述等问题确定宗旨、原则和方法，这就是义例的内容。体裁是史书的基本框架，义例则是组织这一框架的方式方法。如果把体裁比作一个人的骨架，那么，义例便是这个人的经络。体裁反映了史书形式方面的规定性，义例则体现了史书内容方面的规定性。清代学者姚永朴说得好：“史之为法，大端有二，一曰体，二曰例。必明乎体，乃能辨类；必审乎例，乃能属辞。二者如鸟有两翼，车有两轮，未可缺一也。”[9]因此，体裁不能代替义例，义例应是历史编纂学着重研究的一项内容。

史书义例是一个远比体裁内容更为丰富、复杂的范畴。体裁有一定之规，相对固定，上下数千年、横跨文史哲，可以共用同一体裁；义例则千差万别，十分灵活，可以说任何一部书的义例都不同于他书。甲书记事年月为序，乙书载笔事具首尾；此书论人褒贬有加，彼书叙事议论全无。即使同一部书，前后义例也不完全一致。但尽管如此，义例的内容仍然有个大致范围，归纳起来，大率不外三个方面：一是材料如何取舍，诸如哪些人可以立传，哪些人不足挂齿；哪些事件可详，哪些事件宜略；时间断限，地理范围，注释与附录的有无与详略等；二是内容如何安排，如标题的设置、传记的排列，论赞的安插，图表的位序等；三是语言表述的政治原则和学术方法(相对于文学技法而言)，比如忌讳、称谓、民族疆界、对人物与事件褒贬评价的遣词造句、未定论的或敏感的政治问题等的处理原则和方法等。《春秋左传》、《史记》中的“寓论断于叙事”、“一字褒贬”等实际上与其说是语言表达技巧，不如说是其作者遵循的一种编纂义例。

如何把握史书义例的严明一致与灵活运用之间的“度”，这是史书义例方面的一个难题。古今学者在这方面聚讼颇多，有的认为义例当严谨划一、不可自乱阵脚，如刘知几、钱大昕等史家，均持是说，而章学诚和当代一些史家则主张义例要灵活运用，不必死守成法，笔者以为上述两种主张并不矛盾。以《史记》为例，刘知几等指责司马迁为项羽立本纪、为陈胜设世家，是“再三乖谬”，以为本纪乃为天子而立，世家专为诸侯而设；章学诚等则以为这是司马迁对所订义例的一种变通或叫灵活运用，显然也承认本纪本为天子而设。实际上，通观《史记》全书，司马迁的本意并非以本纪专属天子、世家专载诸侯，诚如张守节所言，“本纪十二，象岁十二月”，“帝王兴废悉详”，世家“以记世禄之家、辅弼股肱之臣忠孝得失”[3](史记正义序)。可见，本纪是专门包举帝王承接、国家兴衰大事的，所谓“某某本纪”，只不过指代某一时期而已。又如章学诚曾称赞《史记》七十列传“名姓标题不拘义例”，认为这是灵活运用义例的表现。实则章氏在这里也许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用后世正史传记的标题义例去衡量《史记》。而对于司马迁来说，其标题的义例就是实事求是、因事命篇，根本不存在专以名姓或字号命题的成规。所以，就《史记》而言，既不存在“违例”之嫌，也没有“变通”之美，其义例本来如此。所谓本纪专记天子、列传专以名姓或爵谥为题等等，都是班固以后千余年形成的程式化义例，不足以规范《史记》自身的义例。总之，笔者以为义例必须谨严一致，而制订义例则贵在立意高远、辩证施治，一旦拟定，不宜轻易违越，否则，会造成一书前后矛盾的弊病。

如果说体裁与史学思想有一定关系的话，那么，义例与史学思想的关系就更密切了。可以说，史家的史学思想是通过义例体现在史书中的，孔子整理春秋，“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3](孔子世家)这是典型的通过义例来体现作者的史观。当代史学工作者非常强调史家的撰述宗旨或者说史观，实际上，一部史书的撰述宗旨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义例之中。了解这一点并研究其关系，对于史书编纂十分有意义，一方面，我们编纂史书、制订义例应该立足于史学思想，让义例来体现思想，“寓论断于叙事”。这样，既可避免因袭程式化的义例，也可杜绝无意义的标新立异，更可减少史实叙述以外不必要的政治说教和蛇足之论。另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流传下来的史书义例去发现已逝去的史家的史学思想。

四

史书编纂程序是历史编纂学研究中被人们遗忘的角落。多年来，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寥若晨星。也许因为编纂程序是一个动态过程，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史书编纂者没有也不会把编纂史书的每一项工作程序都列出来附于书后，致使研究者无从得知众多史家的编纂经验和方法。但更为可信的解释只能是人们没有从方法论的高度来认识编纂程序的重要意义，过分倚重了体与例在史书编纂过程中的作用。

正如建筑一座大厦既需要图纸设计，也需要一个组织施工过程；做衣服量体裁衣之后，还须经历一个缝制过程；体裁与义例，对于史书编纂来说，同样只是一种设计和构想。要使之成为现实，还必须按照一定程序、运用一定方法把史料依据体例编纂成书。建筑施工和缝制衣服需要一定的技艺，编纂过程同样讲究科学的方法。当年司马光之所以能成功地编纂《资治通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创造了一套优良的编纂程序，即所谓先作丛目，次为长编，最后定稿。所以，应该把这种程序方法论作为历史编纂学的一项基本内容来研究。

程序方法论主要研究编纂程序的基本模式、基本原则和方法等。虽然，选题——搜集资料——拟定体例和编写提纲——撰写初稿——修改定稿，这一基本模式可以说千篇一律，大同小异，变化至多发生在先后次序上。但每一步骤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基本原则和方法是什么，却包含不少学问。如选题须充分论证其必要性和可能性、搜集资料的广度和深度应超过题目范围所及等，都是编纂过程中的重要原则。仅以“修改”这一道工序而论，就有不少方法可讲究。短篇之作宜以一气呵成为佳，长篇巨制则不然，因为长篇写作时间少则数月，多则数年乃至十几年方始草成。如果等到洋洋几十万乃至几百万言的大作写成后再事修改，时过境迁，无异于从零开始。故长篇宜分段作业，写完一段修改一段。而修改之法又有即时修改与间隔修改、主题补充与文字润饰、自己修改与求教他人之别等等。所以，编纂过程的每一道工序都有一定的原则和多种方法，编纂史书不可不注意这些“雕虫小技”。

大型史书的编纂程序还应包括如何组织的问题。司马迁的《史记》虽然记载了一千余年的史事，但由于他所处时代史料的缺乏，故只写成一百三十卷、五十余万字的篇幅，且重点在秦至汉武帝以前时代。以一人之力撰写这样的篇幅，在竹简时代虽然所需时日很长，但并不是高不可攀的。宋代两大史学家司马光与郑樵，都有志于继承司马迁的史学事业，司马光能够根据时势的不同，合理运用组织方式，借用众人合作之力，终于编纂出了《资治通鉴》这样传世不朽的巨著；而郑樵的史学思想与志向决不在司马光之下，却由于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仍然模仿司马迁一人独撰的写作方式，最终只能草创成《通志》这一不朽但远未体现其抱负的著作。惊人的巧合是，在当代史学家中，醉心于司马迁通史事业的学者，南有张舜徽先生，北有白寿彝先生。结果竟如同司马光与郑樵一样，白先生将一批中青年史学家组织起来撰成了千余万字的通史巨著，张先生则以一人之力独撰成荣获中国图书奖、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好评但却远未达到他最初宏篇巨制设想的三卷本《中华人民通史》，其实，他最初拟定的通史体例与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体例大同小异，编纂思想是相通的。这些表明，讲究编纂程序的设计与组织，也是实现史学家史学思想和撰述宗旨的关键因素之一，有关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值得我们深思。

中国古代的史学成果丰硕精深，浩如烟海的史籍包含着无数史家创造的优良编纂方法。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十分薄弱，除少数史学名著和几部大型类书、丛书外，大量史书的编纂方法尚不为人所知，这是编纂程序方面的理论研究尚待挖掘的一座宝库。此外，编纂手段的现代化，诸如利用电脑储存、检索、分析资料、撰写书稿等，也是程序方法论急需吸收的新内容。

五

史书的语言表述，或叫做文笔，有些学者称之为“历史文学”，且当作与历史编纂学并列的一个问题来讨论，笔者以为这是值得推敲的。

我们知道，任何著作都有一个语言表述问题。史书有语言表述的高妙与粗劣，哲学著作、经济学著作、科技著作等等，同样需要讲究语言表述的优美，文学作品更有文笔的巧拙差异。如果把史学著作的语言表述称之为“历史文学”，那么，其他各学科的语言表述岂不是也要称之为“某某文学”?诚然，史书的语言表述与文学作品的语言表述一样，是以人类社会的人和事物为主要记载对象的，它需要文学手法和文学色彩，需要获得文学效果。但是，另一方面，古今学者也曾大声疾呼：“文人不能修史”，因为，史书中的文笔与文学作品中的文笔是不同的，其语言表述方面的要求和原则也不一样。所以，不能由于史书的语言表述要求有文学艺术性而将整个史书的语言表述概谓之“历史文学”，这就像人们需要穿衣服而不能因此把身体也连带称之为“衣服”的道理一样。此外，把史书的语言表述称为“历史文学”，也容易与文学作品中以历史人物或故事为题材的一类历史文学作品相混淆。实际上，“历史文学”这一概念原指的是史书语言表述所达到所体现出来的文学艺术水平，而我们却径用它来代称史书的语言表述，这显然不太妥当。如果觉得“语言表述”不足以体现史书的文学要求，那么，笔者以为使用“史书文笔”一语，与“历史文学”相比，似乎更为贴切。

史书编纂过程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语言表述。恰似一座大厦的主体建筑和内外装修，任何科学的设计艺术最终都要依赖实际建筑和装修来体现，同样，任何高明的编纂体例毕竟要借助优美的语言表述来实现。有史书编纂就必然有语言表述工作；离开了语言表述，就无所谓编纂。语言表述是史书编纂这一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主要部分。把史书编纂仅仅理解为体例的制订，实际上等于抽空了“编纂”的基本含义。因此，如果承认历史编纂学的存在，就没有理由把历史编纂的语言表述撇在一边，当作与历史编纂对等的另一问题看待。

史书的语言表述不同于文学写作的地方就在于它既不能虚构情节以示曲折，也不宜浓墨重彩以显生动，但又要求获得文学作品所具有的感人效应，即可读性。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史书的语言表述自有奥妙。对此，历来论者不少。古代史家刘知几、章学诚等史家提出了“尚简”、“用晦”等标准，当代史家白寿彝先生提出了“准确、凝炼、生动”的六字原则，吴泽先生提出了“科学、准确、鲜明、生动”的要求，瞿林东先生则从美学高度提出了历史著作语言表述的“真实之美、质朴之美、简洁之美、动态之美、含蓄之美、力量之美、形象之美”的范畴。

笔者以为，史书语言表述的方法论，至少应包括下述三项内容。首先应该注意的是文风或者说文德。文风对于史书写作来说显得比其他任何写作都重要。这是由于史书所载均属真人真事，一语褒贬，贯及古今，牵动生死。如果徇私立言，或妄下雌黄，就可能冤及古人、误传后生。所以，要研究和提倡科学的优良的文风。比如征引明言出处，临文主敬主恕、不妄论与苛求前人，持论公允、不徇私意等，都是史书文风的基本要素。这一点，古代史家极为重视，刘知几、章学诚等人在其所著中均设有专篇加以论述。其次，就是史书语言表述的基本要求或者说基本原则。我们知道，文学写作的基本要求是准确、鲜明、生动、形象等。同样，史书写作也应该有一些共同的原则。就目前所知，史书的语言表述原则，至少有下列四点值得注意：一是准确真实；二是文约事丰，即古人所谓“用简”；三是适当用晦，即语言雅观；四是生动可读。也大致可借用“信、达、雅”三字概括。最后一项便是写人叙事的基本技法，除了众所周知的一些基本方法，比如叙事方面的互见法、提纲法、追叙法、连类法、带叙法，典制方面的纲举目张、分门别类，传记方面的三段式(即先述世系、次叙经历、再论品性)、年谱式等等之外，这方面还可以更多地借助文学写作技法，诸如生动的场面描写、细腻的人物刻画、合理的语言想象、必要的词藻修饰、适度的心理推测等等，都未尝不可移花接木，以作成“飞动”(梁启超语)的史学文章。

在史书编纂的语言表述方面，要想走出低谷，摆脱目前史书可读性差的困境，最根本的途径在于史学工作者需要大力提高自身的汉语水平和文学素养。从汉语文学中吸取丰富多采的词汇，从西方文学中学习其句式的灵活多变和语言思维的严密逻辑，则是其中要义。多年来，我们总是强调“史论”的价值和“史观”的重要，片面指责“文人修史”的弊端，严重忽略了“史文”的要求，现在应该到了呼吁文人参与修史的时候了。眼下不争的事实是，许多史学工作者总是乐于招收文学系科毕业的学生为研究生，这样的人才也往往易于拿出成果。这种现象实在值得史学界同仁深思。

既然历史是复杂多变的，生活是五彩缤纷的，人类情感是喜怒无常的，那么，史书的语言表述就应该是生动活泼、绚丽多姿的，就没有理由整齐划一、单调平淡。如果我们不能正视历史编纂学中这一最薄弱的环节，如果我们仍然鄙视文学家的生花妙笔，那么，终有一天，史学就可能变成“死学”，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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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白寿彝.史学概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7]刘知几.史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编纂范文篇5

一

80年代以来，当代史（共和国史）研究蓬勃兴起，在当代史编纂实践中，出现了多种裁体，本世纪最流行的章节体、融合各种体裁的综合体、由章节体改造而成的总论分论体等，成为当代史编纂的主要形式。

章节体作为近、现代史书的主要体裁，至今仍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仍是全面记述社会历史面貌的史著的主要形式，在当代史领域也不例外。目前已出版面世的全面反映共和国历史进程的著作，如张伟瑄、刘五一、肖星主编的《共和国风云四十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李茂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1年出版），陈明显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王幼樵、肖效钦主编的《当代中国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张启华、周鸿、尹凤英、陈东林合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简编》（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出版），邓力群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序卷，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出版）等，均采用章节体。章节体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学东渐由西方传入我国，它在结构上年轻事纬，以时间为序，以历史事件设章立节，综合反映历史的发展进程，结构灵活，叙事完整，既易于描绘历史的纵向轨迹，又易于体现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历史学家再现历史本来面貌，揭示历史的本质联系、探寻历史发展规律的较为合理的结构形式，因而有的学者称章节体为仿原结构型体裁（注：何世芬：《中国现代史研究法纲要》，吉林大学出版社，第17～18页。）。章节体为历史学家探寻历史发展规律提供了比较科学的途径，标志着人们对历史认识的飞跃和历史学向科学的转变。但章节体也存在它本身难以弥补的缺陷，由于它的线型结构和章节篇幅的限制，无法容纳大量丰富的史料，故而史学界有学者评价它“有骨无肉”（注：罗尔纲：《我对综合体史书体裁的探索》，《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随着历史学家考察历史视野的不断扩大和社会内容专业技术化的日益提高，这种体裁的不足也日渐突出。尽管如此，从总体上说，章节体在目前当代史编纂中仍居于主导地位。

近年来，在当代史编纂实践中，出现了一种源于章节体又明显有别于章节体的新体裁——总论分论体。该体因《当代中国》丛书的编辑出版而形成，继而在四川、广西、河南等省区当代历史丛书及全国性的有关部门、行业当代史丛书的编写中得到广泛使用，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影响，成为当代史编纂使用最广泛、成果最多的体裁。这种体裁在结构上明显地分为两大部分：总论和分论。总论按时间顺序，综合叙述某地区、某部门、某行业自共和国建立以来的发展史，从总体上反映所描绘对象的历史面貌，是典型的章节体。分论按某一地区内主要部门、行业构成及行政区域或某一部门行业内的机构设置、业务类别分门别类予以记述。分论是内容的主体。这种体裁的特点，是分论注重“横断”考察，各章节（门类）横向排列，节下各目按时间顺序记述各项事业发展之始末，呈现出树状结构特点。通过横排竖写，清晰地展现出某一地方、某一部门、某一行业内部结构与专业分工，展示其地方特色或部门行业特色。

总论分论体是为了适应当代史内容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而越来越丰富、复杂的特点而产生的。实践证明，对于内部结构复杂、专业性、技术性强的部门、行业的发展史，章节体往往难以包容。这些部门、行业由于专业技术特点，有其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其内部的每个业务部门，都有各自相对固定的职能和工作对象，既各自遵循其本身的专业技术规律相对独立地发展，又互相联系、互相促进，在一定时期内，它们作为某一部门、行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共同构成本部门、本行业发展的全貌。不按其内部结构及专业分工分门别类地叙述清楚每类业务的发展，就无从反映整个部门、行业发展的全貌。欠缺任何一个主要专业门类的叙述，都有损于整个部门、行业的完整性。总论分论体既能描绘整个部门、行业的发展大势，又能分门别类叙述每个专业门类的发展，充分展示其部门、行业的专业特色。同时，这种体裁为当代地方史、部门（行业）史编研工作的广泛开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地方史、部门（行业）史研究是当代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刚刚起步，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员，大多是地方志工作者、国家公务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当前地方史和部门（行业）史编研又往往具有政治任务性质，对史料全面深入的分析受到主客观诸方因素的制约，即便是专业史学工作者，也存在一个熟悉部门（行业）史较强的专业性内容的问题，也需要有一个过程，总论分论体易于操作、易于大规模推广的特点正好适应了当代地方史、部门（行业）史编研形势的客观需要。近年来大量的当代地方史、部门（行业）史著作问世，与这种体裁的出现和推广不无关系。

但总论分论体的缺陷也显而易见。作为内容主体的分论，设章立节的主要依据是部门、行业内部机构设置和业务分工，而当前我国各部门内部机构的设置一般是对口设立，从中央到地方，上下对应，大体相同；各个行业内部分工，从全国性的到地方性的，亦多有相同之处。这样，采用总论分论体的地方史和部门（行业）史，结构就易产生雷同，而且使用范围越广，雷同概率就越高，易使读者产生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感觉。如果作者对史料综合分析不够，章节设置刻板，则极易使著作变成资料汇编。总而言之，总论分论体还有待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还有待当代史编纂实践的不断检验。

与上述著述性当代史书不同，近年在多卷本大型史料性史书的编纂实践中，出现了融合多种体裁的综合体。如红旗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通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共和国历程》、团结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全鉴》等，均采用综合体。尽管它们的内部结构有别，但特点是相同的，都借鉴、融合了传统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典制等体裁和近现代的章节体，从而成为多种体裁合一的综合体，既继承了纪传体分门别类、包容广泛，典制体详述各种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编年体突出历史内容的时间联系，纪事本末体完整记述历史事件始末等长处，又容纳了章节体描绘历史发展全貌，总括历史发展大势，充分体现作者的历史认识等优点。各种体裁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形成了该体裁对当代史内容的巨大包容性，充分反映了当代史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科技、教育、文化、社会诸方面丰富的内容及重要历史人物主要活动。这种综合体由于容量大，涵盖面广，使用于史料性史书，更易于发挥它的优势，但在著述性史书中不一定适用。

除上述几种社会影响较广泛的体裁外，当代史编纂还有其他多种体裁。如徐达深主编的多卷本大型史料性史书《共和国史记》所采用的编年体以及当代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记、年谱等。另外，共和国成立后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所撰写的集回忆、研究于一体的著作，由于作者特殊的地位，亲身的经历及其独特的观察角度，加上在史料选择和结构安排上灵活，往往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形成当代史编纂的一种形式。如薄一波所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下卷）即属此类。

历史研究的任务，就是客观全面地记录历史的发展过程，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索历史的发展规律，就是通常所说的“存史”、“资治”、“育人”。编纂史书的不同目的和需要以及社会历史的内容，是决定史书体裁的主要因素。当前当代史编纂出现了若干体裁，虽呈现出了多样化，但它还不能满足当代史编纂的需要。

共和国已走过了50年曲折坎坷的道路。全面、系统地搜集、整理共和国建立以来的重要史料，为今人、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提供翔实丰富、确凿可靠的史料，是当代史研究最基本的任务，全面总结共和国所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深刻反思所经历的惨痛教训，更是当代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特别是当前，改革开放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许多计划经济时代堆积下来的问题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这些问题的解决，固然需要着眼现实、面向未来，但回首过去，弄清成因，则是最起码的前提，从中央到地方都迫切需要从不同的层面、不同的角度审视过去，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今后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现实、科学的决策依据。没有哪个史学研究领域比当代史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更具迫切性和现实性，因为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休戚相关。当代社会对当代史研究提出了广泛的要求，但史书体裁却相对单调。多种体裁融合的综合体的出现，为“存史”提供了较理想的体裁。但在叙述性史书体裁方面，单一的章节体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总论分论体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当代史体裁相对单调的不足，但它本身存在的结构易陷于僵化、叙事长于排列史料而短于综合分析等不足，又影响了它的进一步推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当代史编纂体裁，在强调科学化、规范化的同时，是否也应提倡社会化？既然对共和国50年历史进程的反思，是全民族的反思，是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的反思，就应有与此相适应的当代史编纂的多种形式。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的需要是发明创造的最强大的推动力。当代史研究者应不囿于原有体裁的成规，根据现实的需要，结合历史科学的基本原则，进行大胆的探索，以创造出更有利于当代史编纂的新体裁。对于新体裁，只要它能如实客观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貌，能充分展示作者基于科学分析的历史认识，就应予以肯定。社会在发展，历史在发展，历史编纂学当然也要发展，它发展的强大原动力，就是社会的现实需要。当代史编纂体裁的社会化，已是大势所趋。

史书体裁作为形式，最终由史书的内容决定并为内容服务。内容变化达到一定程度，必然要求体裁作相应的变化以适应新内容的需要。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当代史内容有了很大变化。社会分工进一步复杂化、专业化，新的社会部门不断出现，高度专业化、技术化的新兴产业不断涌现，社会活动的领域不断拓展，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动力，在社会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人们无论从哪个层面、哪个角度考察当代史，都不能忽视科学技术的巨大影响。这些变化，对当代史编纂体裁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前所述，章节体对专业技术性强、内部构成复杂的当代史内容的表述已经显示出某种不适应，总论分论体还有待进一步完善，能较好地反映这些新内容的较理想、较科学的史书体裁尚未出现。所以，探索适应当代史内容新变化需要的新体裁，仍是当代史研究者面临的艰巨而迫切的任务。

另一方面，目前当代地方史、部门（行业）史编纂体裁存在一定的混乱现象，极需加强对体裁选择的指导。地方史、部门（行业）史的编纂主要是由地方党委、政府或有关部门组织，作为政治任务来完成的，而编研队伍中，又大多是方志工作者、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由于知识的限制，史学素养参差不齐，对史书的特点、编纂原则的理解也有较大差异。由于在编纂实践中对体裁的选择重视不够，因而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认识，有的甚至连什么是史书，所编纂的东西是不是史书这样的基本问题都尚未明了。如《当代中国外交》明明就是一部新中国外交史，但一些从事该项工作的人员却认为这不是史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才是史书（注：季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部门史研讨会”发言摘要》，《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5期。）。其实，两者只是详略不同，侧重点不同，怎可以后者否定前者的史书性质？有的地方，大体相同的内容，同时编几本史书，却缺乏体裁选择的意识，其结果可想而知。这是文化领域的重复建设，而且是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可见，当代地方史、部门（行业）史编纂，需要加强史学理论及历史编纂的基本原则及方法，尤其是体裁选择的指导，需要进一步规范当代地方史、部门（行业）史的体裁。提倡史书体裁的社会化，是在科学化、规范化的同时，着眼现实对当代史研究的多种需要，创造为现实服务、具有当代特色的史书体裁，而不是否定科学化、规范化。两者互为条件，不可偏废。如果片面强调当代史体裁的社会化而忽视科学化、规范化，则不但使当代史的编纂步入无序、混乱状态，有损于当代史研究的整体水平，难以达到“资治”、“育人”的目的，而且可能使编纂出来的成果与志书、纪实文学作品等无法区别而丧失了史著的学科特性，使史书的作用无从发挥。

三

实现当代史编纂体裁规范化，只要有关专门机构加强对此工作的指导，并积极促进编研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就不难办到。而要使当代史编纂体裁社会化，多样化，以满足当代社会现实的需要，则必须进行体裁创新。对史书体裁的创新，80年代以来史学界的呼声甚高，但体裁的创新毕竟不是易事，它需要相当的史学理论修养，更需要丰富的编史实践经验。罗尔纲先生著《太平天国史》创造出一种综合体裁，就进行了长达17年的探索。可见，任何一种体裁，都不是通过理论探讨直接形成的，而是在编纂实践中产生的。但是，理论思考能为实践探索提供指导，使实践探索少走弯路。笔者认为，当代史编纂体裁的创新，以下几个方面应予以考虑：

首先，应从传统体裁中继承合理成分，创新总离不开合理的继承。中国史学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传统体裁，各种体裁都有它的长处，都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继承其中合理的、富于生命力的成分，可为体裁的创新提供丰富的渊源。编年体突出史实之间的时间联系，纪传体对史料包容性大、能从各个方面反映社会历史的面貌，纪事本末体完整记述历史事件的始末，典制体分门别类详述各项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近现代章节体结构灵活，较好地反映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充分展示作者的见解等等，都为如实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貌提供了有效的手段。当代史编研者如能对这些宝贵而丰富的历史遗产进行研究、吸收，一定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迪。罗尔纲著《太平天国史》创“新综合体”，就是直接借鉴了传统的纪传体；当代大型资料性史书所普遍采用的综合体裁，就是融合了传统的编年、纪传、纪事本末、典制等体裁和近现代的章节体。从历史编纂学的发展规律看，体裁的进步，都是在吸取原有体裁长处的基础上取得的，纪事本末体、章节体的出现莫不如此。

其次，新的体裁应当是多样的，真正实现当代史编纂体裁的多样化。当代史研究中“存史”、“资治”、“育人”等不同的目的和需要，对当代史反思的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体裁都有不同的要求。当代史体裁应服务于史学研究的各种目的，服务于不同的读者对象。相同的内容，为了不同的需要，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荀悦依编年体将篇幅浩大的纪传体《汉书》改写为辞约而事详的《汉纪》，袁枢苦《资治通鉴》之浩博而创纪事本末体将其改写为《通鉴纪事本末》，皆得与原著流行于世，即是典型的例子。当代史编纂体裁多样化，各种体裁互相配合、互相补充，才能充分发挥当代史研究的社会功能。

再次，应努力改善当代史工作者的知识结构。新体裁应反映当代史的新内容，当代史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力量影响着当代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不但大大拓宽社会活动的领域，而且使社会实践的专业化、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当代史工作者必须具有相当的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才能适应当代史研究的需要，这就对当代史工作者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当代史工作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历史出身的，要掌握现代科技的基本常识和相关基本原理；搞技术出身的，要加强史学理论修养，掌握史书的基本特点和编纂的基本原则。没有两者的有机结合，不可能创造出如实地反映当代社会内容的科学体裁。特别是随着以微电子学和计算机技术为核心，包括生物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六大科学技术群体的迅速崛起，世界进入了现代科技革命时代，这场革命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影响，是现在无法想象的。当代史工作者应当高度关注这些变化并积极探索反映这些变化的史书编纂新体裁。

编纂范文篇6

【摘要题】理论探讨

【关键词】档案编纂/文化选择/价值/特点

【正文】

人类文化的进步是一种选择的结果，在人类文化活动中，社会各成员都或多或少地参与着文化选择。档案编纂作为著作行为，无疑是一种文化生产活动，在文化选择活动中有其独特的价值与特点，本文就此问题略述己见。

一、档案编纂是一种文化选择性的工作

广义地说，“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合。我们说，档案编纂是从事文化生产的活动，这实际上反映着对文化理解的问题，从这个角度理解文化，是把文化视为人类精神范畴，是观念形态的反映，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作为精神产品的知识体系，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展开论述。

所谓文化选择是从文化发展、变化、更迭的角度来考察文化的。众所周知，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变化，社会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诸如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习惯等也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方面，每个社会都会从前代接受大量的文化遗产，同时自己也在创造着大量的新的文化信息，并且吸收着相当数量的外来文化信息，另方面，历代社会文化积累越来越多，而人的生命和精力有限，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无选择地吸收全部人类文化遗产，因此必须及时对已有的文化信息不断地进行扬弃，剔除那些陈旧的、不符合时代精神的文化，选择那些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文此，因此，文化对社会的适应性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人们有意识选择的结果，文化选择过程，就是人们有意识地使文化适应社会需要的过程。概括地说文化选择就是社会主体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不断地在多种文化模式中选择和建立新的文化体系的过程。（注：《文化学辞典》，中央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141页。）综观人类社会发展史，文化选择是不断进行的。诸如我们所看到的理想冲突、学派争讼，以及主义的变更、学说的兴衰无一不是文化选择的表现。我们今天所进行的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社会文化进行再选择的过程。

档案编纂工作实质上是种文化选择活动。这是基于档案是一种文化，档案是一切文化之源这一认识为基本出发点的。档案编纂的突出功能在于对档案信息的选择、搜集、加工和整理，通过对档案信息资源的有效开发和整合，针对市场显现和潜在要求，将档案信息资源转化为社会需要的文化产品。其文化选择的目的旨在选择和创造一种文化体系。自古我国档案编纂就有文化选择的传统。孔子编修《六经》就是选择的结果，他用一万字记载240年的历史，文字甚简，足见其编纂选择的工夫。孔子依据档案文献编成的“六经”作为教科书来宣扬儒家的思想和主张的，它的广泛传播不但形成了我国春秋时期蔚为大观的社会文化，而且为中华文化留下了深刻的、难以磨灭的儒家思想烙印，谁能说不是一种文化选择的结果呢。档案编纂文化选择主要表现在档案信息产品的生产和创造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选题的确定还是档案文献编纂的选材、加工过程，编纂者始终是一种文化认识的主体，是在有选择地同档案形成者共同创造发展的一种新文化，只有当档案文化价值信息符合人的心理生物机制及整个社会机制需要时，人和社会才能利用这种文化信息。由于各类传播手段在内容、媒介、对象、效果等方面的不同，编纂者需要对原有档案文献加以组织和完善，使人类实践与认识的创造物符合一定的要求和规范，进入社会传播网络。使之成为社会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这种创造性思维贯穿在每一本汇编的选题、加工、编排乃至每一份编纂资料的构架设计中。（注：赵喜红：《论档案文献编纂在文化方面的作用》，《档案学通讯》1999年第1期。）因此，编纂什么的本身就体现着文化选择，是在为社会选择它所需要的文化。我们今天从事档案编纂工作，面对大量的档案文献，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全部的档案文献都进行编辑，而应该按照时代的要求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文化的需要，精心选择那些社会需要的档案信息编纂成产品，加入到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中去。

二、档案编纂文化选择的价值

1.控制档案信息传播的质量。

档案编纂工作是传播档案信息的活动，但它绝对不是简单地、机械地对档案信息的转移，由于档案编纂工作者享有档案编纂物的具体选题、加工、编排、出版等特殊职能，承担着对大众传播文化的媒介工作，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对档案文献进行选择、加工、考订、编排等一系列程序化的处理，使档案编纂文化选择的过程和结果适应社会需求。首先，文化的选择不能脱离政治需要，文化是满足政治需要和实现政治目的的基本要素，档案编纂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为政治决策活动提供参考依据，因此，编纂者必然要承担着相应的政治责任，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在现阶段，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衡量编纂选择文化的是与非、利与不利的主要标准。其次，档案编纂工作中所作的考订、加工等择优汰劣、去伪存真的工作是控制档案信息质量，对其进入传播信息网络起着筛选、质量把关的作用，保证档案信息的可靠性与可据性，从而使受众能正确地理解与吸收档案信息。

2.缔构未有社会文化。

所谓缔构，从字面上解释就是结合构造。那么，文化缔构是指编辑者将个别的、分散的、独特的精神创造物，经过刨造性的智力再加工重新组成新的精神文化产品。（注：寇斌：《编辑在现代文化传播中的地位和功能》，《湖北广播电视大学报》2002年第12期。）文化的生命在于传播，档案编纂出版的过程是使档案信息中所蕴含的精神成果得以远播的过程，它是以众多的档案文献为基础，经过编纂者的选择加工、序化、重构的智力化处理，创构未有社会文化的活动。其“编纂成果是具有创造性价值的作品，主要体现在编纂题目的创意，编纂体例的创意，对相关档案信息鉴别、分析、筛选、解释、组织、综合、评介方面的创意及判断、处理能力，编纂作品整体效果及目的的实现。”（注：韩宝华著：《档案文献编纂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编篆的过程既是对已有档案文献的择优劣汰，同时又是选择缔构未有文化的过程。编纂对未有社会文化的开创，不仅仅指未有编纂选题的创意上，也包括对已有档案文献的重新选择、编排、组构，诞生出具有不同于或大于原来价值和功能的新文化工程。编纂者通过对档案信息的敏锐捕捉、精心发掘、正确评判，以及在科学预测、文化发展走向的基础上选择档案信息，并对其进行新的组合。例如，以揭示档案信息精华为主的文摘、以揭示科学技术或某一社会问题的现状与走向为特色的综述、专题调研报告等都属于这种类型。通过不同类型的编纂使档案编纂成果的内容和形式更加丰富和完美。

3.整序精化档案信息流。

档案文献数量浩大，而且每年呈现出递增的态势，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接受能力，使受众使用的档案信息在信息总量中的比重越来越小。为了克服这一矛盾，档案编纂者凭借其丰富的学识和经验，围绕一定的选题，从浩若烟海的档案文献中发掘有用的档案信息，经过加工、整序、精化编纂成文化产品进入传播网络，使之在更大空间、更长时间得到传播。如按照一定的专题，在基本保持原貌的基础上对单位档案材料进行复制、注释、编排并将其汇编成册的一次加工，如重要文献汇编、政策法令汇编、图册、照片集等；按照一定的专题将单位档案信息进行压缩或提取，组合成汇编的二次加工，如科技成果简介、统计数据汇编、专题汇编、大事记、组织沿革等；按照一定专题、体例对单位档案信息进行分听、综合而编写的一种新的系统性资料的3次加工，如专业手册、年鉴等，上述实际上是根据社会需求对档案内容进行有系统的、有条理的整序，通过多种类型的编纂，可以让受众不必费力或少费力地从浩瀚的档案文献中寻找到所需的档案信息。

三、档案编纂文化选择的特点

1.选择主体的社会性。

这里所说的主体是指从事档案编纂工作的实践者，从其内涵看，是在编纂实践活动中有自主性、创造性、能动性的人；从其外延讲，编纂主体包括所有规划、设计、组织文化生产以及鉴别、选择、优化文化成果为手段，以传播和积累、发展精神文化为目的，而在档案文献和受众之间进行社会文化实践活动的人。相对参与文化活动中的读者、作者个体而言，档案编纂不是代表自己，而代表着是社会，是以受众的代表者的资格参与档案文献信息的选择活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编纂者享有社会文化选择的裁判权。因此，在对档案文献信息的取舍过程中，选择主体不能以个体价值观作为取舍档案信息的依据，亦不能无原则地迎合某一种思潮或迁就某种欣赏倾向和心理，而必须以社会发展的要求、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乃至受众获取原生档案信息的难易度等社会认可的价值来决定对档案信息的取舍。因而，强调选择主体的社会性，有助于避免选择主体在选择中因主观因素而导致的失误。

2.选择主体的从属性。

从属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档案编纂选择首先从属于社会集团利益，这个集团泛指政党、阶级、民族、国家。在阶级社会里，档案编纂选择的阶级性尤为突出，首先它要服从于统治阶级的意志，为统治阶级总结历史现实经验。其次，它从属于广大的受众，体现在为受众服务是编纂选择的宗旨和目的上。“读者是出版物的衣食父母”，这种比喻虽未必准确，但的确反映了编纂选择从属读者的一面。社会需要是档案编纂安身立命的基础，一个文化产品，如果脱离了实际，脱离了市场，不被广大群众所接受，它就丧失了存在的基础。那么档案编纂工作的客观社会需要性表现在哪里？就是适应相关的现时需要。只有适应相关的现实需要，档案编纂工作才能兴盛和繁荣。传统的原汁原味的编纂形式固然能满足部分读者需要，但却不能适应一般公众的阅读特点和兴趣，从而限制了档案编纂成果在更广泛的范围传播。受众从来不是出版物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实际上是最主动的评判者。编纂产品与质量的优劣成败，从根本上说是由受众来检验和评定的。因此，编纂者只有主动出击，深入社会实践，研究受众的需求，才能提高传播质量。

3.选择主体的唯我性。

人们对于一种文化信息的认识，往往习惯于根据自己的经验、好恶、理解界定这种文化信息的价值相意义。而且科学理论也有一种和“心理定向”相类似的效应，这就是影响科学家从科学文献中的有关材料怍出自己的选择。在进行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中间，范式（可认为是对许多研究领域所用的一种看法和说明事件的方式）产生强烈的心理定向。鲁迅说过，同是《红楼梦》，“经济学家看见的《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谎言家看见宫秘事。”作为读者的这种“心理定向”和“范式”，档案编纂者也概莫能外，在对待文化选择上固然不应该受这种“定向”的影响，但实际上编纂者在选择某一档案文献信息时，不可避免地受到主观意识的影响，他所持有的世界观、思想意识必然对其研究内容产生作用。尽管在编纂过程中一再强调选材的基本原则，但总是不同程度上、或多或少地挤进自己的是非好恶等价值观念，这些观念有时就是他自己对该条档案信息价值和意义如何的评价，因此，由于价值观的差异和学识水平的高低，有些珍贵档案被不恰当地剔除也就不足为奇了。因而编纂主体选择的这种唯我性是要加以避免，限制到最低程度。

4.选择客体的时效性。

任何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发生量的变化乃至质的变异，档案信息亦不例外。档案信息价值及其大小也与时间密切相关，在恰当的时机选出就有价值，错过时机就没有价值，或者说在恰当的时机有大的价值，错过时机只有部分价值，尤其是挡案文献中的科技信息、经济信息、决策信息和社会动态信息的价值及其社会效应与时间的关系更为密切。此外，受众对档案信息的需求特点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如受众的喜好、欲望、需求、风尚、习惯等，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或多或少、或大或小的变化，因而档案编纂选择的适时、有效与否直接影响档案文化产品原有价值的社会效果。目前，一些档案部门编辑出版的《档案文摘》就以其内容精练、选材灵活、现实性突出见长而为社会所接受。所以，编纂选择的时效性通常与档案信息的性质和用户的需要密切相关，因而选择适时与否直接左右档案的价值及其社会效应能否实现。

5.选择层次的多样性。

档案文献信息丰富多彩，受众对档案信息的需求受特定的专业、科研任务、学习爱好等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需求层次。因此，档案编纂的层次性是受众信息需求复杂趋势的必然要求。从内容范围看，档案编纂选择可分为一般性选择和专门性选择。前者指以原生文献信息为对象的选择，后者指以档案信息中的有关主题、数据、事实、引文或图表等为对象的选择。从档案编纂物类型看，可分为服务型、智能型和再创型。为了达到有效的传播，档案编纂必须要根据不同受传者的不同需要，在编纂的手段、方式方法和内容上采取区分原则，育针对性开展编纂活动。显然，档案编纂物的类型越丰富，就越能开发档案文献的内在信息及其价值。档案编纂必须适应多层次的文化需求，即不能一味强调原汁原味，只注意满足学术研究者利用档案信息的文化选择，也不能只顾及成年人文化需要而忽视少年文化选择。而应根据国民的文化素质层次状况和社会文化发展的战略，按照不同要求和标准，编纂满足不同层次的档案信息成果，以供社会相应文化层次受众的吸收和利用。

6.选择基点的实用性。

编纂范文篇7

同志们：

这次会议是我区召开的第一次全区修志工作会议，以这次会议为标志，全区修志工作将进入全面编纂阶段。这对于扎实推进修志工作，确保完成编修新xx区志任务，促进我区修志工作跃上的新台阶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我就做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修志工作谈几点意见。

一、在“十六大”精神指导下，进一步提高对修志工作重要意义的认识。

做好xxx编修工作,是深入贯彻中央关于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部署的必然要求。今年年初,中共中央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xxx作为一门学科虽然有其特殊性,但仍然属于社会科学范畴,特别是其本身所固有的“存史、资政、教化”功能,使其在我国新时期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中承担着重要责任。我们要通过编修xxx,真实记录各地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沿革,存真史、存信史;客观整理归纳地情信息,为地方各项事业发展提供参考;全面收集风土、人情和名人事迹,引导熏陶社会风尚。要正确把握和处理xxx的资料性和学术性,在资料性的基础上加强学术性,在学术性的指导下充实资料性,有效发挥xxx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其次,做好xxx编修工作,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xxx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传统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集中了不同时代的创造智慧和民族精神,展现了地方的历史长卷和文化风貌,在历史长河中丰富着地方文化及社会文明史的内涵,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因此,大力发展xxx事业,必将有力地推动地方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丰富地方文化的内涵,加深地方文化的底蕴。

做好xxx编修工作,是立足自身职能推动吉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重要体现。众所周知,xxx是一部百科全书,它综合记述地方的自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百科百业的地情资料,比任何一种著述都更具广泛性和综合性,能使党政机关领导准确了解地区内各方面全貌,从而找到符合本地实际的发展道路。按照我们的部署,本轮修志记述的时限是1983至2005年,这22年正是我区改革深化、社会变革、发展加快、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在吉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新形势下,真实、准确、全面地记述这22年的历史,既可以为后人留下关于这段历史的详细记录;也可以通过比较22年来的巨大发展变化,激发广大人民群众“二次创业”的热情,鼓舞振兴吉林的斗志;还可以通过深刻总结22年发展的经验教训,为当前的振兴大业提供借鉴和服务。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确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

这是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中国、放眼世界，驾驭全局、破解难题，未雨绸缪、高瞻远瞩的重大决策，是实践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指导方针。这一科学发展观，是同、邓小平、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一脉相承的，是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重大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标志着党的执政理念的升华。各级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意义，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增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经济社会发展和推进改革开放的各项工作，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

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阶段，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其必然要求。编史修志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社会事业。通过编史修志、读志用志，推动全社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以史为鉴，认识过去、服务现在、开创未来，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要体现。中华民族历来就有治史、学史、用史的光荣传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重视对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总书记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在新形势下，我们要更加重视学习历史知识，更加注重用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历史来教育党员干部和人民。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不仅深刻阐明了修志工作的重要意义，也对新形势下的修志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独具特色的编史修志工作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

二、明确任务要求，扎扎实实地推进编修新志工作。

编修新志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区的主要任务之一。对这项工作，xxx副省长在全省第六次xxx工作会议上作出重要指示：“修志工作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是各级领导的‘官职’、‘官责’。不重视修志就是不重视历史,而不重视历史的领导者就是不成熟的领导者。”省政府以吉政办发〔2000〕86号文件，将新编《xx区志》列入本届新编9部市辖区志修志规划。目前，新一轮修志工作已在全国、全省范围启动。各级各部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提高对修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做好修志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修志工作的方针政策，切实把修志工作当作一项事业来办，按期圆满完成省委、省政府下达的修志任务。

各级各部门要明确责任，强化措施，突出重点，狠抓落实。我区这次修志的主要任务是：编纂《xx区志》一部，总字数约80万字。力争于2007年完成编写审定工作，2008年出版。

三、要确保区志的编修质量，力争出版部级精品书。

志书存史资治，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和价值所在。修志是一项千秋大业，必须经世致用、质量第一。首先，必须做到观点正确。观点正确，就是要坚持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切实把握时展的脉搏，找准正确的记述主题。区志时段是1983年至2005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从开始到逐步深入的历史进程，正是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直至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的历史时期，因此，改革开放就是修志必须坚持的一条主线。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正确指导思想，区志必须切实记述好改革开放以来，我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浓墨重彩地写好经济发展的同时，写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逐步健全的历程，写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面展开和具体效果。指导思想就是历史观点，历史观点正确，我们的修志才能正确反映历史，才能为后人留下一部有价值的志书，才能让后人通过志书的记述，了解到我们今天为之奋斗的事业的艰难和伟大。

其次，必须做到资料翔实。资料翔实，就是资料的来源要广，要准确无误。今天，资讯十分发达，各种各样的文化载体，在以不同的方式反映我们的社会生活。作为志书，不能有闻必录，不加选择，而是要做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要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用正确的观点去统筹资料，坚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使修志所选用的资料经得起推敲，能准确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只有这样，我们的区志才有持久的价值，才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本届志书要有新的起点、新的标准，要把精品意识贯穿到修志工作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做到每一部志书都是一部学术著作、一部精品，这是对编修新志书的最基本要求。为确保编修新志书的质量，根据省、区xxx编纂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各级各部门的修志机构都要建立内部质量控制体系和志书质量责任制，认真开好志稿评审会，严格执行审查验收制度，严格把好政治关、保密关和重大史实关。未经审查批准的志书决不允许出版发行，不合格的志稿要坚决驳回重修。

四、拓宽服务领域，积极探索建立修志工作长效机制。

编史修志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基础文化事业，工作具有周期性。这一特点和规律对于修志机构和队伍特别是区级机构和队伍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要解决好这一问题，保证修志队伍能够长期生存并始终有所作为，关键在于不断地拓宽修志工作领域，建立起长效机制。一是拓宽修志工作服务领域。乡镇及各级修志机构尤其要重视拓展服务内容，如坚持常年编写大事记，这应该也完全能够搞起来。二是做好边修志边用志工作。治史要与学史、用史相结合。各级修志机构应充分发挥自身在资料、人才和群体方面的优势，积极主动地搞好地情研究，把案头工作转变为适应时代要求的为社会服务的工作，为决策研究服务，为社会咨询服务。地情研究工作做好了，修志机构就可以在一些重要领域和某些重大决策上为各级党委、政府起到参谋、顾问和助手的作用，就能发挥政府第二研究室的作用。地情研究的选题要围绕当前我区经济社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四、加强组织领导，确保修志工作的顺利开展。

志书是官修的地情书、国情书，编史修志是各级政府的职责，也是政府转变职能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重要内容。

1.加强对修志工作的领导，最重要的是要为修志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保障。为全面完成我区修志任务，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坚决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落实各项保障政策措施，把修志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各级政府的任务之中，做到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经费到位、队伍到位、条件到位。

2.措施得力是做好修志工作的前提。没有得力的措施，重视就成了一句空话。区xxx办公室是承担修志工作的业务主管部门，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区xxx办公室所制定的具体工作计划，统筹安排好自己所承担的修志任务。现在，修志工作规划经区委、区政府同意，已经正式下发；区志基本编目也已经制定下发，各部门、各单位的承编任务已经明确，要根据这一基本编目落实承编责任，采取得力措施开展工作，为完成我区的修志任务尽职尽责。

3.人员到位是任务落实的具体举措，必须组成一支精干的修志队伍。修志是一项十分浩繁的工作，要求严格，非花大气力不可，必须动员各方面的力量才能完成。修志人员配备得当，是完成这项工作的重要保证。在挑选修志人员的过程中，要坚持德、才、学、识并举的原则，选出的人一定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现在各单位上报的人选基础不错，但大多是兼职，要做好修志工作，需要合理分配时间，做好兼顾。有条件的单位还可以采取聘用的方式，吸收符合条件的人员参与修志；兼职人员必要的时候，要向修志工作倾斜。修志正式启动以后，区xxx办公室还要开展必要的培训工作，凡是从事修志工作的同志，都应参与必要的培训，以把握正确的编纂体例和编纂要求，使修志工作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4.修志人员要有必要的工作条件，从而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这里面包括必要的经费、必要的办公条件、必要的参考书籍等等。按照人员自选、经费自筹的原则，各承编单位要为修志工作人员解决具体问题。由于修志工作是一项“艰苦、辛苦、清苦”的工作，各级各部门领导还要从生活上关心修志人员，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使他们全力以赴地从事修志工作。总之，我们要把各方面的力量都调动起来，有效地开展修志工作。

同志们，全区修志工作即将展开，全面系统地记述我区改革开放以来历史巨变的伟大进程，是新时期修志工作的历史责任和光荣使命。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坚持科学发展观，求真务实，开拓进取，真抓实干，不辱使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新的贡献。

编纂范文篇8

一、组织机构

为搞好市志商贸部分的编纂工作，成立组织机构如下：

二、任务分解：

综合科：负责整个地方志商贸部分的督促检查、汇总上报。

办公室：负责提供商贸机构变革的有关资料。

外贸科：负责提供对外贸易方面的有关资料。

商改科：负责提供国营商业、集体商业、个体商业、专卖专营商业、“三资”商业、石油行业、饮食业、服务业、零售业的有关资料。

市场科：负责提供酒类批发、定点屠宰、典当、拍卖、报废汽车、二手车交易等特殊行业的有关资料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历年变化的有关资料。

外经科：负责提供外经外资方面的有关资料。

三、工作要求：

1、科（室）负责人负总责，要责成专人搞好本科（室）承担的编志任务。

2、编制内容要力求全面、准确，不能杜撰。具体时限为年底。

3、行文要做到严谨、朴实、简洁、流畅，符合《省第二轮修志规定》的有关要求。

编纂范文篇9

为进一步提高我市行政效能，优化发展环境，经市政府研究，决定编印《市行政审批服务指南》（以下简称《服务指南》）。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组织领导

为保证《服务指南》编纂工作顺利进行，市政府成立《服务指南》编纂委员会，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办公室主任任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行政服务中心主任任副主任。编委会下设办公室，地点设在市行政服务中心，任办公室主任。

二、编纂内容

1．市政府各部门行政许可、收费和服务事项的项目名称、审批依据、申报材料、办事程序、承诺时限、收费标准及收费依据等。

2．市政府各部门围绕服务全市经济发展大局，在便民惠民方面出台的措施和取得的成绩。

三、工作要求

1．各部门要充分认识编纂《服务指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专门安排部署，责任明确到人。

2．各部门要按照要求认真组织相关文稿，并对所提供文稿的准确性负责。上报文稿需经单位主要领导审阅同意并加盖公章，于2011年9月30日前，报市行政服务中心。

编纂范文篇10

一、全县当地志编纂工作的基本状况

总体来看，第二轮当地志编纂工作启动以来，各级、各部分注重和支持当地志编纂工作，“一纳入、五到位”基本落实，修志人员喜欢岗敬业，静静贡献，修志工作发展优越。

（一）领导注重，修志工作部署比较有力。全县二轮修志工作大会召开后，各乡镇、县直部分依照文件相关要求，部署第二轮当地志书编纂工作，迅速成立了本单位修志工作编纂委员会，单位党政一把手负责编委会主任，有的还确定一名班子成员专抓此项工作。如县国税局、人事局、国土资源局、农业局、林业局、烟草专卖局、鸣凤镇、洋坪镇、花林寺镇、荷花镇等单位。几个单位一起承编的专志，都成立了统一的编纂委员会，由牵头单位首要负责人任主任，其他单位负责人任副主任，按期或不按期召开碰头会研讨修志工作。如《县邮电志》、《县农业志》等。

（二）认真贯彻《条例》、《规则》，积极发明优越修志情况。各级各单位基本能依照国务院《当地志工作条例》和《省当地志工作规则》的要求，将当地志工作纳入本部分主要的工作任务之中，大局部单位都能保证修志工作领导、机构、经费、人员等基本前提到位。当前，大局部承编单位至少有2～3人专职从事修志工作，有的还抽调人员、延聘专家，从事志稿的编写和评审。全县大局部承编志书的单位都能保证专项修志工作经费。

（三）编纂方案详细明确，修志工作已见成效。各单位依据承编任务，辨别制订编纂方案，明确详细工作步和谐办法，增强学习和业务培训，全县修志工作获得阶段性效果。《县志》（1979～2005）分纂工作自2008年5月启动后，经由各位编纂的通力合作，在2009年5月初稿基本成形的基本上，再次进行汇集材料，查漏补缺。到当前，完成了130余万字的二次打印稿，进入一审工作。专业志书也获得必然效果，已出书的志书有12部：《县烟草志》、《县人口志》、《县军事志》、《县邮电志》、《县人事志》、《县民政志》、《县保险志》、《县劳动和社会保证志》、《县税务志》、《县政协志》、《县林业志》、《县财务志》。已经过评审拟预备出书的志书有3部：《县农业志》、《县国土资源志》、《鸣凤镇志》。已打印成册报县志办存档的志书有12部：《县司法行政志》、《县科协志》、《县煤炭志续编》、《县安全生产监督治理志》、《县供销志》、《县科技志》、《县审讯志》、《县工会志》、《县卫生志》、《县粮食志》、《县审计志》、《卫家岗村志》。正在编纂的志书有15部：《县电力志》、《县文明志》、《县体育志》、《县水利志》、《县公安志》、《县交通志》、《县人洪志》、《县工商志》、《县发展与计算志》、《花林寺镇志》、《旧县镇志》、《洋坪镇志》、《河口乡志》、《荷花镇志》、《茅坪场镇志》。

二、存在的首要问题

（一）修志工作发展不服衡，总体进度滞后。全省第二轮当地志编纂委员会全领大会和县人民县政府《关于印发县第二轮当地志编纂工作规划的通知》都明确提出，全省第二轮三级当地志书编纂出书工作必需在2010岁尾前完成。当前，全县53部专志中，已完成的志书有27部，正在编纂的志书有15部，少量单位还处在材料汇集阶段，有的甚至未启动，而编纂出书工作仅剩一年时间，按当前进度，难以按时完成编纂出书任务。

（二）依法修志认识不强，局部工作任务落实不到位。

少量单位对编纂当地志的效果和意义认识不够，以为修志是中心工作之外的工作，采取推诿迁延的立场；有的因领导或修志人员变化，工作任务至今没有落实到人，直接影响全县修志工作的进度。

（三）修志人员专业本质不高，志稿编纂质量良莠不齐。

各地各单位专业修志人员很少，大局部修志人员是暂时抽调或兼职，有的修志业务不熟，有的不能集中精神工作，致使很多志稿质量比较粗拙，总结、申报式稿件较多，本质性材料空白，不符合三级当地志书编纂的基本要求，给总纂带来必然难度。

（四）修志工作经费不足。一是有的单位没有将修志经费纳入年头财务预算，没有明确的修志专用经费，只能在共用经费中拨付；二是修志人员在工作中碰到坚苦时，因为经费不足，工作难于开展，伤害了修志人员的积极性；三是待遇偏低，难于延聘到修志人员。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进一步加强依法修志认识。继续加大国务院《当地志工作条例》和《省当地志工作规则》的宣传力度，经过普遍宣传当地志工作的主要意义，使各级领导进一步注重修志工作，把当地志编纂作为一项常常性工作进行部署落实，切实做到领导、机构、经费、人员等前提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