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迁范文10篇

变迁范文篇1

一、宪法变迁的概念

宪法变迁是宪法规范的变动形式之一，一般是指宪法条文本身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宪法条款的实质内容发生变化并产生一定的社会效果。也就是说，当宪法规范与社会生活发生冲突时，某种宪法规范的含义已消失，在规范形态中出现适应社会生活实际要求的新的含义与内容。德国的公法学者叶林纳克(G•Jellnek)最早从宪法学的角度提出了宪法变迁的概念并把它理论化、体系化。叶林纳克认为，宪法修改是通过有意志的行为而形成的宪法条文的一种变更，而宪法变迁则是指条文在形式上没有发生变化即继续保持其原来的存在形态，在没有意图、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基于事态变化而发生的变更。[1]叶林纳克系统地提出了发生宪法变迁的几种情况：1.基于议会、政府及裁判所的解释而发生的变迁；2.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发生的变化；3.根据宪法惯例而发生的变化；4.因国家权力的不行使而发生的变化；5.根据宪法的根本精神而发生的变化。宪法变迁与宪法修改都是宪法规范变动形式，具有同等的宪法效力，但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宪法修改是按照宪法规定的程序，有意识、有目的地对宪法规范进行变更的明示的行为；而宪法变迁是一种基于社会生活的变化所引起的宪法规范实质内容的变更，宪法条文本身则继续保持不变。宪法变迁一般从两种意义上加以使用：一种是法社会学意义上的变迁，即把宪法规范内容与现实的宪法状态之间发生的矛盾认定为客观的事实；另一种是法解释学意义上的变迁，即以规范与现实的矛盾为前提，某种成文的宪法规范失去原来的意义而出现具有新内容的宪法规范。宪法学上讨论的宪法变迁主要是法解释学意义上的变迁。从宪法变迁概念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在社会生活急剧变化时期，宪法变迁存在的可能性相对来说更大一些。由于宪法修改程序的严格性，故某些规范与现实的冲突便通常采用宪法变迁的形式。在有些国家，宪法变迁是进行宪法修改的必要的准备工作，宪法修改正是在宪法变迁积累的经验基础上进行的，用以丰富宪法规范适应社会生活的形式。

二、宪法变迁的性质

宪法变迁理论中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对宪法变迁性质的认定。宪政实践中应在多大范围与程度上认可宪法变迁的社会效果以及宪法变迁对宪政体制的具体运行是否具有直接约束力的问题均直接涉及到宪法变迁的性质。围绕宪法变迁的性质，主要有三种学说：一是事实说，认为同成文宪法规定相抵触的宪法状态中不能允许新的宪法规范的产生。宪政实践中存在的违背宪法规范的社会现实实际上是一种对宪法权威的侵犯，构成违宪的事实。对宪法变迁概念的认识实际上是默认违宪事实的合法存在，故不能提倡；二是习惯法说，认为同成文宪法规范相抵触的宪法状态中所产生的宪法规范实际上成为一种宪法上的习惯法。由于规范与现实相互矛盾，成文宪法规范实效性的发挥遇到障碍时新的宪法规范以习惯法的形式出现，进一步充实了宪法规范本身的内容。习惯法的合理性与社会规范意识的存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规范与现实的矛盾，避免宪政实践中可能出现的规范空白；三是习律说，根据英国宪法理论中的习律概念说明宪法变迁的法律性质。同成文宪法规范相抵触的实效规范不仅是一种违宪的事实，而且不宜以习惯法的角度完全承认其法的性质。宪法变迁作为一种习律，其法律性属于“低层次法”的范畴，有的学者把它表述为“未完成的变迁”。[2]上述三种学说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学者们对宪法变迁理论与实践价值的判断。这些判断表现为三种情况：一种判断是对宪法变迁价值的肯定。认为当社会现实中符全一定条件时应肯定宪法变迁在宪政实践中的积极意义。比如，同宪法条款相抵触的国家行为在长时期内反复出现，并得到国民法律意识的认可时，这种国家行为便具有法律性质，可以改变某种宪法条款。这一观点强调了宪法的实效性，认为无实效性的宪法规范是没有生命力的。第二种判断是否定宪法变迁的价值，认为对违反宪法的国家行为不应在事实上给予承认，不具有任何法律性质。其主要理由是：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相互矛盾时，基本的解决方法应是通过宪法的修改程序来完成修宪任务；如果承认宪法变迁的事实，无疑会影响刚性宪法的性质；在现代宪法中，通常都要规定宪法的最高法规性，宪法变迁的事实实际上冲击了宪法的地位。第三种判断是一种折衷的观点，认为违反宪法规范的国家行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具有一定的规范力，但不具有改变宪法条款的效力。笔者认为，从宪法规范的理论与实际运行过程看，第三种判断是比较妥当的。因为，如果简单地肯定宪法变迁的价值便有可能为违宪的国家行为提供正当化的基础，直接破坏宪政秩序。但对那些忠于宪法的基本理念且意在补充宪法规范不确定性的变迁事实则应采取有条件认可的原则。对宪法变迁性质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宪法变迁的界限与具体分类问题。按照宪法变迁的动机一般可将其分为依宪法解释的变迁、依宪法惯例的变迁、补充宪法规范的不足等形式；依变迁的性质又可分为根据形势的变化、通过积极的作为而形成的变迁与国家权力的不作为而发生的变迁。宪法变迁的不同形式都以相应的界限为其存在的条件。

三、宪法变迁的界限

多数宪法学者在谈到宪法变迁的理论价值时，通常都要提出宪法变迁得以产生与存在的具体界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宪法变迁现象具有特定的界限而并不具有任意性。宪法变迁的产生一般需具备物的要件与心理的要件。物的要件指在一定期间内存在并反复出现的宪法事例；心理要件则指对宪法事例国民给予的一定认可。社会的变化、宪法与社会矛盾的加剧、国家权力运行的特殊的政治必要性等因素都可能导致宪法变迁事实的出现。但在确定了宪法的最高法规性的条件下，社会变革对宪法本身价值的冲击是极其有限的，因为社会变革的合宪性是宪政的基本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说，严格地限制宪法变迁的意义与适用是实现宪政理念的重要内容。

宪法变迁界限所涉及的理论问题之一是规范与现实价值的平衡与选择。宪法的最高价值首先表现为规范的最高性与权威性。规范本身意味着“为共存而形成的妥协的结果”，这种结果在一个社会中被封为“最高的价值”(obersterwert).当然，规范与现实价值的平衡中所说的规范不同于传统实证主义宪法学所主张的“当为的规范”(SOLLEN)理论。宪法规范适应社会现实并为合法的政治权力的运行服务是宪法保持其生命力的重要条件。但现实的变化与现实政治关系的存在应以宪法规范的价值体系为基础，故不能以政治的必要性与形势的变化简单地否定规范的价值。在追求法治理想的国家中，国家生存的必要性与宪法规范存在的意义是相同的，两者的一体性是宪政体制发展的基础。宪法变迁的界限在宪法规范本身内部是难以确定的，所以，应从规范与现实的相互关系中去寻找规范所能容纳的现实要求。过于现实化的规范可能失去对现实生活的调整能力，某些明显的违宪行为亦可能得到合法化的基础。在当代的宪政实践中，人们更应关注规范价值的维护问题，以避免宪法的运用陷入实用主义化的局面。在宪法变迁理论中涉及的另一个问题是宪法实现(Aerwirklichungderverfassung)概念的使用问题。宪法实现是基于宪法的规范性形成符合宪法规范精神的社会现实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宪法规范的具体运用过程构成了宪法实现的具体形态。宪法规范的现实适应性与现实的宪法适应性是相互依存的，保持其平衡是宪法学的重要课题。由于规范与现实经常处于冲突和矛盾之中，故宪法实现概念中自然包含着两者的不协调性。有的学者提出，宪法实现的概念反映了与宪法规范相互矛盾的社会现象。如果在宪政实践中不能正确地使用这一概念便可能导致轻视宪法权威的结果，使社会现实的规范效力处于宪法规范的规范效力之上，违宪现象得不到有效的解决。这时宪法变迁的意义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一方面违宪行为得不到正当化，另一方面通过宪法政策的功能使违宪的社会现实重新回到宪法规范约束的范围之内。从宪法政策学的角度讲，任何违宪的社会现实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得到正当化与合法化。对违宪现象的默认与认可，最终将导致社会生活秩序的破坏与人们宪政意识的薄弱。

宪法变迁理论的运用具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与适用范围。有的学者认为，宪法变迁是在宪法优位观念还没有确定的背景下产生的，反映了政治权力调整过程中宪法学所处的软弱地位。在宪政实践中规范并不是以消极形式去适应现实的变化，规范的调整是积极而多样化的，合理行为的基础是合宪性。由于社会发展的特定条件，当规范的内容来不及通过正规的修宪程序得到调整时虽可采用宪法变迁的方式，但必须加以严格的限制，既不得扩大解释也不得固定化。特别是涉及国家政策的制定或调整时，轻易采用宪法变迁可能导致弊多于利的局面。世界各国的宪政经验表明，实证主义宪法学与实质主义宪法学都有其不可克服的矛盾，故应综合宪法本身的各种内在因素，以维护其本质的价值。宪治理想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经过大量的宪政实践，使社会主体体验丰富的宪政生活，进而形成依宪法办事的习惯。

在有关宪法变迁界限的理论研究中，德国宪法学家KonradHesse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73年他在《宪法变迁的界限》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宪法变迁的理论与实践界限。他认为，宪法变迁存在的条件之一是要有明确的标准，从法律和规范意义上确定宪法变迁的内容与具体步骤，超越变迁界限的宪法变动不具有正当的基础，也无法明确合宪行为与违宪行为。[3]在分析宪法变迁的运行机制时，他对从规范与现实的冲突中观察宪法变迁的理论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不能从宪法状况与实定宪法之间的对立角度认识变迁的意义，因为变迁的内容并不是依条文而确定的(mitbestimmt)宪法规范的内容，而是其他的内容，即规范中反映了某种现实的要求。规范与现实的统一是宪法价值的必然要求，表面上的分离并不否认本质上的相互连贯性。具体论证宪法规范的规范领域变更的依据主要有“事实的规范力”(normativeKraftdesFaktischen)与“国家生存的必要性”(LebensnotwendigkeitendesStaates)。[4]在他看来，缺乏界限的宪法变迁是一种会给整体的宪法秩序带来全局性损害的现象，构成宪法破坏或宪法废止。[5]

四、宪法变迁事例的分析

各国在宪法的运用过程中都在不断地完善宪法得以适应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与形式，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有关宪法变迁的理论与实践中形成的一些事例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德国的宪法法院在1971年的判决中对宪法现实的变迁作了如下说明：当一定的社会领域中出现无法预料的新的状况，或因人所共知的事实进入整体发展进程中具有新的意义时，宪法规范的意义便已发生变迁。在这里宪法法院一方面确定了宪法变迁的理论界限，另一方面肯定了变迁的实践意义。在美国的宪政实践中宪法变迁的意义是比较广泛的，1803年司法审查制的确立、总统选举制的运行过程以及有关人权条款的扩大解释等，基本上均通过宪法变迁的形式得到实现。在英国，通过大量的宪法习惯同样实现了宪法变迁，如国王权限的演变、议院内阁制的确立、政党活动的形式等。宪法变迁问题在日本则主要表现为对宪法第九条的解释与具体运用，第九条中规定的和平条款本身虽然没有任何变化，但其条款的内容却已发生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是否意味着发生了宪法变迁，对此日本学者之间意见不同。有的学者认为，第九条的变化并不是宪法变迁，其理由是：有关和平主义根本问题的调整必须经过国民的讨论，不能以变迁的形式来决定；宪法上已规定了严格的修宪程序；多数宪法学家认为自卫队的存在是违宪；最高法院对第九条与自卫队的问题没有作出总体判断。但在实际的宪政运行中根据政府的宪法解释，第九条的和平条款已发生部分变质，政府强调国家固有的自卫权，并制定了《国际联合国和平维持协力法》，从而使自卫权的行使得以合法化。这种宪法变迁是脱离其界限的变迁，对宪政价值的维护是极其有害的。在其他国家的宪政实践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不同形式的宪法变迁，有的变迁带来了积极的社会效果，有的则带来了消极的效果。由于宪政实践的多样性与社会变动的急剧性，故在宪法规范的调整中只采取正规的形式是不够的，有必要以非正规的形式来加以补充。在实现宪政理想的过程中，适当地采用宪法变迁是必要的，但变迁的时机和内容必须限定在一定的界限之内，并及时地把非正规的形式转化为正规的形式，以保证宪政的价值性与操作性的统一。

注释：

[1]叶林纳克：宪法修改与宪法变迁，转引自KONRADHESSE：《西德宪法原论》，三英社，1984年版，第76页。

[2]参见川添利辛：宪法变迁的意义与性质，载《法学家》，1985年增刊。

[3]KonradHesse：西德宪法原论，法文社1985年版，第74页。

变迁范文篇2

制度变迁大致上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诱致性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则“由政府命令和引入和实行”（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4页。）。一个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代表国家的政府，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1页。）维护基本的经济结构，并通过提供其他的一系列规则来减少统活国家的交易费用。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结构中，政府（本文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广义的和狭义的混合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广义的政府——国家）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因而，中国的改革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此外，中国在破除计划体制的同时，市场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计划和市场都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需要政府以制度创新衔接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因此，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无论怎样变迁，都不能背离一个基本路线，这就是由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路线的核心同时也是最具操作性的实质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任何制度创新主体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自身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而核心领导者在制度创新决策时首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加强其政治权威，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并使公开地和潜在地反对自己的政治力量降到最小，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一切制度变迁都是在上述基本路线的范畴内进行的，一切违反和损害基本路线的行为都受到禁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偏好于采取“试错式”的渐进改革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和深度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限度之内。

第二，政府以制度供给者的身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手段实施制度供给。如根据既定目标和约束条件，规划体制改革，包括确定改革的方向、原则、形式、步骤和突破口等；根据改革的总体方案，调整所有权关系，开放市场，调整产业政策，制定新的规则或条件，建立一套新的行为约束机制；建立惩罚条令和程序，约束社会的各行为主体在政府设定的制度规则范围内活动，否则，要受到一定的违规处罚；统一思想观念，即建立一套可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意识形态，以减少新规则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阻力，降低交易费用。

第三，政府设置制度进入壁垒，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诱致性的制度安排是微观主体在感知到获利机会的情况下，通过个人之间的合作，形成自愿性契约而完成的。任何人可以通过比较一项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率，自主行使进入或退出权。但是，在我国，制度创新方案是根据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来评估和选择的，即使微观主体感知到获利机会，如果没有政府的许可或授权，也不能自主“进入”可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也难以“退出”由政府作出的制度安排（注：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手段，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进入权，如限制市场准入权和政治体系进入权等，使制度创新活动被控制在政府所允许的范围内，避免偏离政府设定的制度变迁轨迹的情况的出现。

第四，政府有选择地放松制度准入条件，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并提高其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我们说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并不否认中国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由微观主体自愿的合作性制度安排。但是，这种自愿的安排，是在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对制度创新的需求方实行一定的进入许可的条件下发生的。“取消一种带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6页。）。哪些制度创新被许可，哪些制度创新不予许可，均由政府根据自己的效用和偏好来决定，所以，微观主体的自愿安排始终控制在政府手中。“不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制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必须通过政府放松约束才能够实现”（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而且，自发性的制度安排一般规范化水平和制度化水平较低，需要政府的介入，加以完善（注：郭小聪：《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理论：作用与地位》，《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中国的土地承包制度创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发创造的、不规范的制度安排，后来由于地方政府的作用，才使其逐渐规范起来。但它仍是“一种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的制度和组织体系，其本身还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制度和组织缺陷，隐含着一些重大而长期的基本矛盾”（注：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5页。）。最终由中央政府借助社会界的力量推动土地制度创新的发展，提出了“永佃制”，其制度化水平远远高于土地承包制，为土地使用权和经营主体提供了长期化和稳固化的制度基础和法律形式（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1页。）。

通过上述4个方面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虽然也发生过一些曲折和困难，但基本上沿着中央政府的预期稳定前进。从到为止的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来看，这一条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究其原因，首先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发生了积极作用：

第一，政府对制度变迁路线的确定，使制度的演进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进行，避免出现大的波动。政府通过法律和其他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通过各种努力调整和改变中国传统集权体制下被人们奉为圭臬的旧的理论范式，建立新的理论结构，赋予基本路线新的内容，然后借助各种媒介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灌输，“以使反对两个基本点的力量降到最小，使由此引起的理论摩擦和政治摩擦降到最小，进而使组织摩擦或整个社会的摩擦降到最小。”（注：胡汝银：《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一个人们广泛认同的信仰和理念，要维系它的统一、稳定以及政府的权威，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1、379页。）。意识形态通过价值观、态度、观念等，人们对制度安排的判断、理解和支持。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基本路线作不同的理解和判断，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符合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公开的或默认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才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避免出现类似于东欧国家那样的社会动荡，为其他制度安排提供了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

第二，解决制度短缺，快速提供变迁过程中所需要的制度安排。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统治者要制定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统一度量衡、维持社会稳定、安全的一系列规则以及一套旨在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在个人之间自愿合作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将无法解决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所谓外部性，实质上是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之间的差额问题。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外部性，即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有一部分好处被别人拿走了；另一种情况是负外部性，即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有一部分成本转嫁给了社会或别人。外部性产生的原因是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而所谓“搭便车”则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成本）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利益）的行为。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品等的存在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由于存在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人们可以简单地模仿由别人创造的合约方式或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制度创新就缺少激励作用。因为，“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1页。），出现制度不均衡和制度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以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代替个人自愿合作性安排，实施制度供给，实现制度均衡。由于政府拥有强制力，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项制度安排，减少了个人之间漫长的组织和谈判时间，并凭借其强制力以及通过税收等手段克服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外部性和“搭便车”的现象，保证制度供给的顺利进行。

第三，降低制度安排的成本。在个人之间自愿合作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需要制度创新者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组织和谈判，以便得到这群人的一致性意见，从而需要花费较多的制度创新成本。而“国家具有使其内部结构有序化的相应规则，并具有实施规则……的强制力”（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106页。），使“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进行某些活动”（注：R·H·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页。）。而且，政府的制度安排还具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4页。），使其可以比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以低得多的费用实施制度安排。

尽管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存在着上述种种优点，但是由于“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7页。），它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1)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很难适用于所有地方和所有领域。政府（中央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不以一致性为原则，而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自上而下地予以落实。但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不同，社会环境和发展机遇也不一样，如果整齐划一地推行中央的制度安排，就有可能违背一些地方的利益，这些地方就可能不按这些制度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这些制度很难有效率。这是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原因之一。(2)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方式容易抑制个人自愿合作的制度变迁的产生。制度安排有两种：一种是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另一种是第二级制度安排，具有个人契约的性质。一般而言，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主要是创设、修改和完善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安排需要大量的费用和多个主体的“一致同意”，要借助于政府的力量。而第二级的契约制度安排，则具有经济性、自发性和自愿性的特点，涉及的主体少，所需费用低于基础性制度安排，因此，它应是个人之间的事。但是，目前我国政府的一些活动已渗透到了契约性制度安排方面，出现制度供给过度的现象，如政企不分、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等。其后果必然是不利于契约性制度变迁的培育和生成，阻碍市场化的发展和完善。(3)政府在制度变迁中拥有过大的权力，会导致制度寻租现象的产生。如一些人抓住指挥部门经济的行政权力不放，力图维持“垄断租金”；一些人利用价格双轨制及审批特权牟取私利；一些人利用手中的部门管理权力实行各种摊派；等等。

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

在由计划到市场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世界上主要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激进式的，如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另一种是渐进式的，如。一个国家究竟选择哪一种方式，取决于改革的约束条件，因为它“界定了改革战略的选择空间”，“有关制度主体就只能从被限定了的选择空间出发，来确定改革战略”（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1992年第10期。）。这些约束条件主要包括改革的初始条件和改革成本。关于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按照林毅夫等人的，主要是：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和管理体制缺乏效率，而不是经济崩溃和危机，这就要求要进行坚决的改革，通过改革来改进经济结构和提高效率并使其成果迅速转化为收益，但并不需要采取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对旧体制一下子推倒重来的创世纪式的变革；改革前经济中存在着一定范围的市场作用，价格扭曲程度相对较低，相对小的价差使我们得以承受双轨制，并利用之实现价格体系的根本转变；旧体制下的分权传统和改革之初的财政包干，有利于实行分权化改革，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注：林毅夫、蔡fǎng＠①、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202页。）中国经济上的二元性，如乡村－城市二元性、组织上的二元性、地域上的二元性等，使中国不可能通过激进的改革一下子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注：华民著：《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8页。）。关于改革成本，樊纲把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实施成本”，即搜寻、新制度安排、为改变制度而重新签约的成本；一种是“摩擦成本”，是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损失。他提出，实施成本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减函数，而摩擦成本则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增函数。改革进程开始得越早，越是在旧体制下经济还没有彻底恶化的时候就开始改革进程，一个就越可能走上“渐进改革”道路。越是顽固地企图保留住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无效率或不再是有效率的旧体制，把改革的事业一拖再拖，越容易走上“激进”的道路。（注：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中国的改革属于前一种情况，而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则属于后一种情况。正是这样的初始条件和改革成本的制约，使中国选择了一条渐进式的制度变迁道路。其主要特征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所谓增量改革，是指“不从对资产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着眼于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引入越来越多的市场机制”（注：林毅夫、蔡fǎng＠①、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即从原有体制外探索引入市场机制解决资源的新路子。如国有或农民在完成了他们对政府承担的义务以后的产量增量部分，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安排，包括在定价、销售方式和收益分配方面的安排；允许在国有经济之旁非国有经济；允许一些新产品的自由定价；允许在计划分配体制之旁发展出自由市场；等等。增量改革在不触动原有体制的情况下尝试新的发展模式，一方面避免了因旧制度的惯性对新制度安排的排斥，另一方面由于在体制外不存在由既定制度规定的利益格局，一般没有改革的受损者，不会遭到反对（注：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更重要的是，随着增量改革的推进，市场力量日益增强，与体制增量相联系的利益主体的政治经济实力不断壮大，逐渐形成对体制存量的压力和吸引力。这些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对体制存量进行改革，从而实现由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的过渡。从90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进程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改革的这一逻辑进程，如从价格双轨制到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由市场调节，资源由计划配置到基本由市场配置，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革，等等，都是对存量体制的根本改革，中国的制度变迁从传统体制逐渐向其内核推进。

第二，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使改革领导者对制度变迁的完整过程和结果缺乏准确的洞察力，只能利用有限的信息作出判断，摸索前进，“摸着石头过河”。在变革之初，往往会选择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来试验新制度安排，以尽快获得比较利益，并积累经验，使人们掌握有关新制度安排的知识，然后才予以推广。在我国，政府首先选择东南沿海地区作为战略重点，因为这些地区的地理位置优越、有较好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也较有优势，商品经济历来比较发达，并且这些地区拥有大量的海外华侨，可以发挥血缘关系的优势，吸引海外投资。因此，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央政府除了直接投资外，对外商给予优惠政策，还给予这些地方的政府更多的自主权，允许他们大胆地进行试验，从而为这些地区的市场化创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试验成功的基础上，中央政府逐渐放开对其他地区的制度准入限制，全方位推进制度变迁。所以，我国的制度变迁呈现出由局部向整体的梯度推进格局，它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3年，宣布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先由深圳、珠海试点。第二阶段是1983～1988年，扩大汕头、厦门为特区范围，开放北起大连，南到北海的14个沿海城市。1985年又开放长江、珠江和闽南三个三角洲地区。1987年成立海南省，作为特区省。第三阶段是1988年至今，以明确东西部均衡发展为主要特征。1989年邓小平指出了东西结合的问题，1992年南巡时反复强调上海和沿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995年，中央指出要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内地包括西部地区。特别是从1997年开始，随着东南亚危机的爆发和我国经济出现的不景气，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问题。至此，中央的区域政策逐步统一，缩小了地方政府制度内寻租的空间，实现地方之间协调和一致，使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进入整体性推进的阶段。

第三，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主要表现在：（注：华民著：《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1页。）(1)先后城市的改革顺序。中国农村是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地方，国家虽然控制着土地的所有权，但无法控制其实际的使用权，国家的计划控制更多地停留在宏观层面；与城市相比，农民在计划体制下得到的利益要少得多，因而农民更欢迎市场新体制；更重要的是，农村的承包制改革几乎全部农村人口都受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而越是接近“帕累托改进”的体制改革，所引起的利益摩擦和社会震动越小，也就越容易进行（注：樊纲：《论改革过程》，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而城市的改革则会触及到许多在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改革的难度也就更大。(2)先放权让利后产权改革。在计划体制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只有作为生产单位的工厂。而从工厂制度到企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市场环境的培育和企业家阶层的形成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必须先进行放权让利的改革，然后再进行企业产权改革。通过放权让利的改革，为企业产权改革创造了“辅导期”，或为企业进入市场创造了一个“适应期”，政府一方面可以有相当一段时间为企业创造外部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企业在政府的辅导下可以适当调整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建立新的经营模式，并逐渐使企业领导人完成从“国家干部”到企业家的角色转变，以便顺利地进行产权改革，使企业走上市场。(3)先微观经济改革后宏观经济改革。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改革的最终结果，在改革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要素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是逐步甚至逐个引入的。这是因于微观经济的个别性与宏观经济的相对全面性，把微观经济改革置于优先的位置，更容易发生引致效应大于破坏效应的结果，从而减少制度变迁的社会代价，并通过知识的逐步积累而不断选择更有利的变革方案，以连续的制度响应而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在20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首先进行农村改革，然后依次是价格改革、城市企业改革以及相关的制度建设，这些都属于微观性质的改革。到90年代，才把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明确地把宏观经济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并日益通过财政、金融、货币和对外贸易等手段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实现了调控手段重点由微观到宏观的转变。

变迁范文篇3

制度变迁大致上可以分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两种方式。诱致性变迁是“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而强制性变迁则“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4页。）。一个社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变迁方式受制于有着特定偏好和利益的制度创新主体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代表国家的政府，是“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组织”，因而，“处于界定和行使产权的地位”，（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1页。）维护基本的经济结构，并通过提供其他的一系列规则来减少统活国家的交易费用。特别是在中国的集权式政治结构中，政府（本文在运用这一概念时，广义的和狭义的混合使用，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广义的政府——国家）拥有绝对的政治力量对比优势，而且还拥有很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能通过行政、经济和法律等手段在不同程度上约束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行为。因而，中国的改革方向、速度、形式、广度、深度和时间路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政府的偏好及其效用最大化。此外，中国在破除计划体制的同时，市场体制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计划和市场都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障资源配置的效率，需要政府以制度创新衔接不完全的计划和不完全的市场。因此，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向和准则。中国的制度变迁有一个大的前提，那就是无论怎样变迁，都不能背离一个基本路线，这就是由中共十三大所界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基本路线的核心同时也是最具操作性的实质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任何制度创新主体所追求的目标都是自身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而核心领导者在制度创新决策时首要的目标就是维护和加强其政治权威，使自己获得最大限度的社会支持，并使公开地和潜在地反对自己的政治力量降到最小，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合法性。所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一切制度变迁都是在上述基本路线的范畴内进行的，一切违反和损害基本路线的行为都受到禁止。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偏好于采取“试错式”的渐进改革方式，其目的就是要使制度变迁的方向、速度、形式、广度和深度控制在预期有利于巩固和增强共产党政治权威的限度之内。

第二，政府以制度供给者的身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等手段实施制度供给。如根据既定目标和约束条件，规划体制改革，包括确定改革的方向、原则、形式、步骤和突破口等；根据改革的总体方案，调整所有权关系，开放市场，调整产业政策，制定新的规则或条件，建立一套新的行为约束机制；建立惩罚条令和程序，约束社会的各行为主体在政府设定的制度规则范围内活动，否则，要受到一定的违规处罚；统一思想观念，即建立一套可为大多数人接受的意识形态，以减少新规则实施中可能出现的阻力，降低交易费用。

第三，政府设置制度进入壁垒，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诱致性的制度安排是微观主体在感知到获利机会的情况下，通过个人之间的合作，形成自愿性契约而完成的。任何人可以通过比较一项新制度安排的成本—收益率，自主行使进入或退出权。但是，在我国，制度创新方案是根据政府的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来评估和选择的，即使微观主体感知到获利机会，如果没有政府的许可或授权，也不能自主“进入”可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创新，也难以“退出”由政府作出的制度安排（注：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兼论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行为》，《经济研究》1998年第1期。）。政府通过法律、法规和行政命令等手段，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进入权，如限制市场准入权和政治体系进入权等，使制度创新活动被控制在政府所允许的范围内，避免偏离政府设定的制度变迁轨迹的情况的出现。

第四，政府有选择地放松制度准入条件，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并提高其规范化和制度化水平。我们说中国的制度变迁是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并不否认中国同时也存在一定的由微观主体自愿的合作性制度安排。但是，这种自愿的安排，是在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政府对制度创新的需求方实行一定的进入许可的条件下发生的。“取消一种带限制性的政府政策的效应，相当于扩大制度选择集合”（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6页。）。哪些制度创新被许可，哪些制度创新不予许可，均由政府根据自己的效用和偏好来决定，所以，微观主体的自愿安排始终控制在政府手中。“不但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实现必须通过政府的强制实施，诱致性制度变迁也必须通过政府放松约束才能够实现”（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而且，自发性的制度安排一般规范化水平和制度化水平较低，需要政府的介入，加以完善（注：郭小聪：《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理论：作用与地位》，《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中国的土地承包制度创新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发创造的、不规范的制度安排，后来由于地方政府的作用，才使其逐渐规范起来。但它仍是“一种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的制度和组织体系，其本身还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制度和组织缺陷，隐含着一些重大而长期的基本矛盾”（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85页。）。最终由中央政府借助社会科学界的力量推动土地制度创新的发展，提出了“永佃制”，其制度化水平远远高于土地承包制，为土地使用权和经营主体提供了长期化和稳固化的制度基础和法律形式（注：发展研究所综合课题组著：《改革面临制度创新》，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191页。）。

通过上述4个方面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化进程虽然也发生过一些曲折和困难，但基本上沿着中央政府的预期稳定前进。从到目前为止的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来看，这一条道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究其原因，首先是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发生了积极作用：

第一，政府对制度变迁路线的确定，使制度的演进可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下进行，避免出现大的波动。政府通过法律和其他文件的形式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并通过各种努力调整和改变中国传统集权体制下被人们奉为圭臬的旧的理论范式，建立新的理论结构，赋予基本路线新的内容，然后借助各种媒介进行广泛的宣传和灌输，“以使反对两个基本点的力量降到最小，使由此引起的理论摩擦和政治摩擦降到最小，进而使组织摩擦或整个社会的摩擦降到最小。”（注：胡汝银：《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4页。）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如果没有一个人们广泛认同的信仰和理念，要维系它的统一、稳定以及政府的权威，是难以想象的。因为，意识形态是一种人力资本，“它帮助个人对他和其他人在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现行制度结构中的作用作出道德评判”，“意识形态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81、379页。）。意识形态通过价值观、态度、观念等，影响人们对制度安排的判断、理解和支持。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基本路线作不同的理解和判断，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符合中国目前的社会现实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公开的或默认的）。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基础，才保证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全，避免出现类似于东欧国家那样的社会动荡，为其他制度安排提供了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

第二，解决制度短缺，快速提供变迁过程中所需要的制度安排。制度供给是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统治者要制定一套规则来减少统治国家的交易费用，如统一度量衡、维持社会稳定、安全的一系列规则以及一套旨在促进生产和贸易的产权和一套执行合约的执行程序。在个人之间自愿合作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将无法解决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所谓外部性，实质上是私人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之间的差额问题。它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正外部性，即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有一部分好处被别人拿走了；另一种情况是负外部性，即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有一部分成本转嫁给了社会或别人。外部性产生的原因是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而所谓“搭便车”则是指某些人或某些团体在不付出任何代价（成本）的情况下从别人或社会获得好处（利益）的行为。产权界定不清、外部性、公共品等的存在是“搭便车”产生的根源。由于存在外部性和“搭便车”的问题，人们可以简单地模仿由别人创造的合约方式或制度安排，而无需付费。这样，制度创新就缺少激励作用。因为，“创新者的报酬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1页。），出现制度不均衡和制度短缺。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以政府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代替个人自愿合作性安排，实施制度供给，实现制度均衡。由于政府拥有强制力，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一项制度安排，减少了个人之间漫长的组织和谈判时间，并凭借其强制力以及通过税收等手段克服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外部性和“搭便车”的现象，保证制度供给的顺利进行。

第三，降低制度安排的成本。在个人之间自愿合作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中，一项正式的制度安排需要制度创新者花费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组织和谈判，以便得到这群人的一致性意见，从而需要花费较多的制度创新成本。而“国家具有使其内部结构有序化的相应规则，并具有实施规则……的强制力”（注：［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陈郁、罗华平等译：《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106页。），使“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进行某些活动”（注：R·H·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22页。）。而且，政府的制度安排还具有“很大的规模经济”（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4页。），使其可以比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以低得多的费用实施制度安排。

尽管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存在着上述种种优点，但是由于“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注：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载R·科斯、A·阿尔钦、D·诺斯等著：《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新1版，第397页。），它也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1)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很难适用于所有地方和所有领域。政府（中央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不以一致性为原则，而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自上而下地予以落实。但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不同，社会环境和发展机遇也不一样，如果整齐划一地推行中央的制度安排，就有可能违背一些地方的利益，这些地方就可能不按这些制度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这些制度很难有效率。这是产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现象的原因之一。(2)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方式容易抑制个人自愿合作的制度变迁的产生。制度安排有两种：一种是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另一种是第二级制度安排，具有个人契约的性质。一般而言，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主要是创设、修改和完善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因为这种安排需要大量的费用和多个主体的“一致同意”，要借助于政府的力量。而第二级的契约制度安排，则具有经济性、自发性和自愿性的特点，涉及的主体少，所需费用低于基础性制度安排，因此，它应是个人之间的事。但是，目前我国政府的一些活动已渗透到了契约性制度安排方面，出现制度供给过度的现象，如政企不分、政府过多干预市场等。其后果必然是不利于契约性制度变迁的培育和生成，阻碍市场化的发展和完善。(3)政府在制度变迁中拥有过大的权力，会导致制度寻租现象的产生。如一些人抓住指挥部门经济的行政权力不放，力图维持“垄断租金”；一些人利用价格双轨制及审批特权牟取私利；一些人利用手中的部门管理权力实行各种摊派；等等。二、渐进式的制度变迁

在由计划到市场的制度变迁过程中，目前世界上主要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激进式的，如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另一种是渐进式的，如中国。一个国家究竟选择哪一种方式，取决于改革的约束条件，因为它“界定了改革战略的选择空间”，“有关制度主体就只能从被限定了的选择空间出发，来确定改革战略”（注：苗壮：《制度变迁中的改革战略选择问题》，《经济研究》1992年第10期。）。这些约束条件主要包括改革的初始条件和改革成本。关于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按照林毅夫等人的分析，主要是：经济结构严重扭曲和管理体制缺乏效率，而不是经济崩溃和政治危机，这就要求要进行坚决的改革，通过改革来改进经济结构和提高效率并使其成果迅速转化为收益，但并不需要采取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那样对旧体制一下子推倒重来的创世纪式的变革；改革前经济中存在着一定范围的市场作用，价格扭曲程度相对较低，相对小的价差使我们得以承受双轨制，并利用之实现价格体系的根本转变；旧体制下的分权传统和改革之初的财政包干，有利于实行分权化改革，调动地方的积极性；（注：林毅夫、蔡fǎng＠①、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0～202页。）中国经济上的二元性，如乡村－城市二元性、组织上的二元性、地域上的二元性等，使中国不可能通过激进的改革一下子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注：华民著：《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18页。）。关于改革成本，樊纲把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实施成本”，即搜寻、学习新制度安排、为改变制度而重新签约的成本；一种是“摩擦成本”，是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损失。他提出，实施成本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减函数，而摩擦成本则是改革激进程度的增函数。改革进程开始得越早，越是在旧体制下经济还没有彻底恶化的时候就开始改革进程，一个社会就越可能走上“渐进改革”道路。越是顽固地企图保留住已经被事实证明是无效率或不再是有效率的旧体制，把改革的事业一拖再拖，越容易走上“激进”的道路。（注：樊纲：《两种改革成本与两种改革方式》，《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中国的改革属于前一种情况，而俄国和其他东欧国家则属于后一种情况。正是这样的初始条件和改革成本的制约，使中国选择了一条渐进式的制度变迁道路。其主要特征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所谓增量改革，是指“不从对资产存量的再配置入手，而着眼于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引入越来越多的市场机制”（注：林毅夫、蔡fǎng＠①、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3页。），即从原有体制外探索引入市场机制解决资源的新路子。如国有企业或农民在完成了他们对政府承担的义务以后的产量增量部分，可以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安排，包括在定价、销售方式和收益分配方面的安排；允许在国有经济之旁发展非国有经济；允许一些新产品的自由定价；允许在计划分配体制之旁发展出自由市场；等等。增量改革在不触动原有体制的情况下尝试新的发展模式，一方面避免了因旧制度的惯性对新制度安排的排斥，另一方面由于在体制外不存在由既定制度规定的利益格局，一般没有改革的受损者，不会遭到反对（注：盛洪：《关于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过渡过程的研究》，《经济研究》1996年第1期。）。更重要的是，随着增量改革的推进，市场力量日益增强，与体制增量相联系的利益主体的政治经济实力不断壮大，逐渐形成对体制存量的压力和吸引力。这些力量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对体制存量进行改革，从而实现由增量改革向存量改革的过渡。从90年代以来我国的改革进程中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改革的这一逻辑进程，如从价格双轨制到绝大部分商品价格由市场调节，资源由计划配置到基本由市场配置，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改革，等等，都是对存量体制的根本改革，中国的制度变迁从传统体制逐渐向其内核推进。

第二，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使改革领导者对制度变迁的完整过程和结果缺乏准确的洞察力，只能利用有限的信息作出判断，摸索前进，“摸着石头过河”。在变革之初，往往会选择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来试验新制度安排，以尽快获得比较利益，并积累经验，使人们掌握有关新制度安排的知识，然后才予以推广。在我国，政府首先选择东南沿海地区作为战略重点，因为这些地区的地理位置优越、有较好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也较有优势，商品经济历来比较发达，并且这些地区拥有大量的海外华侨，可以发挥血缘关系的优势，吸引海外投资。因此，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央政府除了直接投资外，对外商给予优惠政策，还给予这些地方的政府更多的自主权，允许他们大胆地进行试验，从而为这些地区的市场化创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试验成功的基础上，中央政府逐渐放开对其他地区的制度准入限制，全方位推进制度变迁。所以，我国的制度变迁呈现出由局部向整体的梯度推进格局，它大体上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1983年，宣布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试办经济特区，先由深圳、珠海试点。第二阶段是1983～1988年，扩大汕头、厦门为特区范围，开放北起大连，南到北海的14个沿海城市。1985年又开放长江、珠江和闽南三个三角洲地区。1987年成立海南省，作为特区省。第三阶段是1988年至今，以明确东西部均衡发展为主要特征。1989年邓小平指出了东西结合的问题，1992年南巡时反复强调上海和沿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1995年，中央指出要把战略重点转移到内地包括西部地区。特别是从1997年开始，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我国经济出现的不景气，中央提出了西部大开发的问题。至此，中央的区域政策逐步统一，缩小了地方政府制度内寻租的空间，实现地方之间协调和一致，使中国的市场化制度变迁进入整体性推进的阶段。

第三，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主要表现在：（注：华民著：《转型经济中的政府》，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第28～31页。）(1)先农村后城市的改革顺序。中国农村是计划经济最薄弱的地方，国家虽然控制着土地的所有权，但无法控制其实际的使用权，国家的计划控制更多地停留在宏观层面；与城市相比，农民在计划体制下得到的利益要少得多，因而农民更欢迎市场新体制；更重要的是，农村的承包制改革几乎全部农村人口都受益，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而越是接近“帕累托改进”的体制改革，所引起的利益摩擦和社会震动越小，也就越容易进行（注：樊纲：《论改革过程》，载盛洪主编：《中国的过渡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而城市的改革则会触及到许多在传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改革的难度也就更大。(2)先放权让利后产权改革。在计划体制下，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只有作为生产单位的工厂。而从工厂制度到现代企业制度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因为市场环境的培育和企业家阶层的形成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必须先进行放权让利的改革，然后再进行企业产权改革。通过放权让利的改革，为企业产权改革创造了“辅导期”，或为企业进入市场创造了一个“适应期”，政府一方面可以有相当一段时间为企业创造外部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企业在政府的辅导下可以适当调整组织结构和产品结构，建立新的经营模式，并逐渐使企业领导人完成从“国家干部”到企业家的角色转变，以便顺利地进行产权改革，使企业走上市场。(3)先微观经济改革后宏观经济改革。一个完整的、有机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改革的最终结果，在改革的过程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制度要素不仅可以、而且必须是逐步甚至逐个引入的。这是因于微观经济的个别性与宏观经济的相对全面性，把微观经济改革置于优先的位置，更容易发生引致效应大于破坏效应的结果，从而减少制度变迁的社会代价，并通过知识的逐步积累而不断选择更有利的变革方案，以连续的制度响应而完成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在20年的改革历程中，中国首先进行农村改革，然后依次是价格改革、城市工业企业改革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这些都属于微观性质的改革。到90年代，才把建设市场经济体制作为中国改革的最终目标，明确地把宏观经济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并日益通过财政、金融、货币和对外贸易等手段从宏观上调控经济，实现了调控手段重点由微观到宏观的转变。

变迁范文篇4

关键词：刑法文化；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知识体系；当代变迁

刑法制度是刑法存在的规则形态，刑法文化是刑法存在的观念形态，本文正是在这一界分的基础上讨论刑法文化的。笔者将刑法文化定义为：“由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结构、生活环境及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并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方式产生影响的，与特定民族及时代相联系的，在历史进程中积累下来并不断创新的有关刑法制度和刑法实践的群体性认识、评价、观念、思维、心理等的总汇。”刑法制度是刑法文化核心要素的规范表达，它体现刑法文化并受其支配。同时，刑法制度也对刑法文化的生成和变化产生影响。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整体性的结构性的转型，刑法制度回应这一重大历史变革，也在不断地调整和完善。刑法制度的变革在一定意义上正是刑法文化变迁的结果。因此，阐释刑法文化的当代变迁有助于把握刑法制度变革的内在规律，指明刑法制度未来的发展方向。刑法文化的变迁过程具有累积性、渐进性、潜在性的特点，并通过关键节点上的理论争议、立法变动、影响性裁判而凸显出来。变迁意味着变化和迁移，是事物发展中相对稳定性和绝对运动性交织作用的产物；变迁又意味着从此到彼的转变，因而也意味着量变和质变的互替及飞跃。因此，刑法文化的变迁并不意味着终结，它只是表征着一种阶段性的变革成果，也是对现有状态的一种尽可能客观的描述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一种合理的期待及谨慎的预测。在刑法文化的众多因素之中，刑法价值观念、刑法思维方式和刑法知识体系具有建构性的意义，因此，刑法文化的变迁也主要从这三个维度展开。

一、刑法价值观念的变迁：从政治刑法到人权刑法

刑法价值观念包含刑法对社会伦理、是非善恶的基本态度，它是确证刑法何以存在的根据；它提示刑法对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意义，限定刑法保护和打击的对象，指导刑法修改完善的内容，决定刑法裁判中的利益取舍，评判刑法制度及其变革的效果。因而，刑法价值观念居于刑法文化的核心要素地位。当代中国刑事立法及司法鲜明地反映出刑法价值观念的变迁。这一变迁的实质就是从政治刑法到人权刑法的转变。政治刑法的特点在于：（1）将刑法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将危及阶级统治的犯罪作为刑罚惩罚的重点，锋芒所指，十分明确。（2）对国事罪不惜重刑予以惩治，在相对确定的一般规范之外尚存在具有较大弹性和扩展性的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行使较为随意。（3）将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且覆盖的侵害行为种类较少，等等。人权刑法则是将个人生命、自由、尊严、财产等法益置于优先保护地位，在观念上认为，国家政权和法律制度的根本目的是维护个人权利。因此，一方面对个人权益予以至为周到的保护，另一方面通过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滥用来保护可能面临刑事责任追究的个人的正当权利。当代中国刑法文化价值观念从政治刑法到人权刑法的变迁集中体现在以下诸方面：（一）罪刑法定的确立。作为近现代刑法基石和铁律的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1979年《刑法》当中并未得到明确承认，主要表现在仍然保留了类推制度。该法第79条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反对类推定罪是罪刑法定的题中之义。在1979年《刑法》颁布之后，一些学者试图调和罪刑法定与类推制度的内在矛盾，论证我国刑法保留类推制度的正当性。在刑法面临修改之际，大多数学者都主张在新的刑法中确立罪刑法定原则，取消类推制度，但仍有少数学者坚持保留类推制度。论证类推制度合理性的主要理由是，刑法不可能包罗万象，如果不允许类推，就会放纵那些已具备犯罪本质特征的社会危害性行为，不利于保护国家和社会利益。［1］而大多数学者认为，罪刑法定作为法律文明的共同成果，在保障个人自由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类推实际上是罪刑擅断。因此，新刑法应当确立罪刑法定，取消类推。［2］最终，1997年《刑法》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一方面，该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另一方面，该法取消了类推制度。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王汉斌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刑法原来基本上也是按照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制定的，当时考虑到刑法分则只有103条，可能有些犯罪行为必须追究，法律又没有明文规定，不得不又规定可以采用类推办法，规定对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这次修订，刑法分则的条文从原来103条增加到345条，对各种犯罪进一步作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事实上，刑法虽然规定了类推，实际办案中使用得很少。现在已有必要也有条件取消类推的规定。”［3］罪刑法定的确立是法治原则在刑法领域的体现，它意味着我国刑法迈出了走向法治现代化的标志性步伐，也是刑法观念的巨大突破，它对于其后刑法立法、司法和刑法理论的发展与进步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此，人权保障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从政治刑法到人权刑法的刑法价值观念转变日益显现。近年来一些改判无罪的案件就比较鲜明地遵循了罪刑法定原则，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精神。［4］［5］（二）反革命罪的修改。作为政治概念的“反革命”，虽然具有一定的界限功能，但是，在很大程度上缺少法律概念应有的严谨性，从而导致刑法上的反革命罪在实践认定中出现一些问题，如“反革命目的”的认定在有些情况下很难把握，容易陷人于罪。1997年《刑法》将1979年《刑法》中的“反革命罪”修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并且将原本就属于普通刑事犯罪的一些犯罪从该章移出。这一方面削减了刑法规范的泛政治化色彩，体现了国家政权安全对于保障人民利益的重要性；同时，通过法益的确定性，极大地消除了反革命罪要件存在的一些模糊性，从而限制国家刑罚权的任意发动，更有利于保障人权。（三）重刑主义的否定。重刑主义的主要特点是：（1）将刑法视为制裁社会越轨行为、压制社会不满甚至解决社会纠纷的最重要手段和优先手段，试图通过严刑峻法来维护政权稳定和社会秩序。（2）迷信重刑，死刑条款数量多，自由刑刑期长，希望“以暴禁暴、以杀止杀、以刑去刑”。（3）往往把社会治安状况不好归结为“打击不力”，认定犯罪性质时“宁左勿右”，上纲上线，刻意拔高；裁量刑罚时，喜重厌轻，宁重勿轻，等等。重刑主义传统由来已久，在当代亦时有变异。但是，应当指出的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对刑罚功能的有限性的深刻认识，重刑主义已不再是刑法文化的主流了。刑法的第二次性、谦抑性越来越被公众认同，罪责相当、罪刑均衡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1997年《刑法》第3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明确了罪刑相当原则。“罪刑相当，就是罪重的量刑要重，罪轻的量刑要轻，各个法律条文之间对犯罪量刑要统一平衡，不能罪重的量刑比罪轻的轻，也不能罪轻的量刑比罪重的重。”［3］刑罚过轻，不足以确保对犯罪的震慑力，甚至会异变为对罪行的鼓励；刑罚过重，则容易招致民众不满甚至丧失社会同情。因此，均衡适当的刑罚对于保障自由和维护秩序而言确属必要。此外，通过历次刑法修正，我国刑法上的死刑罪名已经从68个减少到46个。立法上对死刑罪名的大幅度削减以及司法上的严格控制，也反映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死刑观念根深蒂固的国度里对死刑崇拜的淡化。这也是否定重刑主义的重要标志。（四）民生刑法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尊严和充分发展，无疑是国家政权和法律制度的最终目的，但是，如果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得不到有效保障，那么个人的自由、尊严和充分发展就丧失了基础。因此，确保公共安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就成为民生刑法的基本要求。近四十年来，我国刑法修改体现出鲜明的民生刑法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1）通过增设罪名，配置和完善刑罚，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有效惩治以及对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环境卫生、个人信息进行有效保护，来增加人民群众的安全感。（2）通过增设犯罪行为形式，严密法网，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惩治力度来满足人民对公平正义的需求，消弭民众的“被剥夺感”。（3）通过严格对考试作弊、司法渎职等犯罪行为的规定和惩治来实现民众的公平感，等等。

二、刑法思维方式的变革：从粗放思维到精密思维

思维是借助语言、表象或动作实现的对客观事物的概括和间接认识，是认识的高级形式。而思维方式则是思考问题的方法、路径，是看待事物的角度、方式和方法。刑法思维方式就是人们创制或实践刑法制度或看待刑法问题的角度以及从该角度出发所进行的观察、分析并进行相关活动的认识过程的相对稳定的形态。刑法思维方式也是刑法文化的核心要素。如果说刑法价值观念解决的是刑法如何“求善”的问题，那么，刑法思维方式则解决的是刑法如何“求真”的问题。不能求真则无从至善，价值必须通过方法来实现。求真的实现程度往往决定了求善的所至境界。近四十年来，中国刑法文化变迁在思维方式上主要体现在从粗放思维到精密思维的变革。(一)立法上的体现。改革开放之初，拨乱反正任务急切而繁重，改变“”时期的无法无天状态迫在眉睫，而刑法理论研究的匮乏和浅层次也不可能为制定刑法提供坚实充分的智力支持。在此情形之下，要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制定一部严谨周密的刑法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因此，立法者确立了“宜粗不宜细”的刑法立法思想。这种思想表现在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中就是：刑法条文数量少，罪状描述比较简单，量刑幅度跨度较大，保留了类推制度，形成了投机倒把罪、流氓罪、玩忽职守罪等若干“口袋罪”，对可能出现的一些危害社会行为的样态缺少预见等等。整体上看，1979年《刑法》呈现出粗疏、简朴的风格，反映了粗放的刑法思维方式。立法上的笼统而不具体、操作性不足成为刑事审判实践中出现的一些定罪量刑困境及随意性的基本原因，也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大量的补充规定和决定以及在一些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规定了“依照”“比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方式来修改、完善刑法的基本动因。针对这种状况，经过反复调研和论证，1997年《刑法》的制定突破了“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而将“制定一部统一的、完备的刑法典”作为立法原则，反映出刑法思维方式从粗放到精密的根本转变。精密思维反映在刑法立法上主要是：（1）将刑法实施17年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有关刑法的修改补充规定和决定研究修改编入刑法；将一些民事、经济、行政法律中“依照”“比照”刑法有关条文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改为刑法的具体条款；将拟制定的反贪污贿赂法和中央军委提请常委会审议的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犯罪条例编入刑法，在刑法中规定为贪污贿赂罪和军人违反职责罪两章，从而实现刑法的统一性、法典化。（2）对于新出现的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经过研究认为比较成熟、比较有把握的，尽量增加规定，体现出刑法规范的涵盖性和预见性。（3）对一些原来比较笼统、原则的规定，尽量把犯罪行为研究清楚，作出具体规定，从而体现罪刑法定对刑法规范明确性的要求。（4）条文数量显著增加，从192条增至452条，增加了257条，［3］体现了刑法规范的严密性。（二）司法上的体现。粗放式思维在刑事司法中主要表现为：（1）不求对罪名和犯罪性质尽可能准确地认定以及对法律条文的准确理解和适用，满足于“大概”“差不多”是这样，反正是有罪，适用哪条规定都行，这条不合适套那条。（2）估堆式量刑，主观随意性大。由于我国刑法规定的法定刑幅度过于宽泛，各种量刑情节的适用缺少具体调节幅度，法官往往凭经验和感觉估摸着量刑，因而造成不同法官、不同法院、不同地区量刑出入较大，一定程度上导致量刑失衡。（3）判决说理不充分、简单、粗糙，如“本院认为”之下便照搬起诉书，对控辩争议、原被告争论焦点和证据、理由较少认真分析、取舍，常常以“辩方意见于法无据，不予采纳”的模糊性说法，寥寥数语带过。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一系列规范文件和制度，着力改变刑事司法中的粗放做法，推动精密刑事司法的实现。主要表现在：（1）通过裁判文书上网和案件评查制度，使刑事裁判接受公众监督和专家检验，提高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的能力，提升判决质量。（2）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颁行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确定基准刑，调节各种情节的量刑幅度比例等，尽可能地限制法官过大的量刑自由裁量权，实现罪刑均衡。（3）实行指导性案例制度，通过颁布指导性案例来提供裁判规则，统一法律适用。（4）通过强调裁判文书说理提升审判质量，增强司法权威和公信力，实现司法公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关于裁判文书说理的核心内容是，“要围绕证据审查判断、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进行说理，反映推理过程，做到层次分明；要针对诉讼主张和诉讼争点、结合庭审情况进行说理，做到有的放矢”。［6］关于裁判文书说理的依据和论证逻辑，最高人民法院要求：“裁判文书引用规范性法律文件进行释法说理，应当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判文书引用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规定》等相关规定，准确、完整地写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名称、条款项序号；需要加注引号引用条文内容的，应当表述准确和完整。除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外，法官可以运用下列论据论证裁判理由，以提高裁判结论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性案例；最高人民法院的非司法解释类审判业务规范性文件；公理、情理、经验法则、交易惯例、民间规约、职业伦理；立法说明等立法材料；采取历史、体系、比较等法律解释方法时使用的材料；法理及通行学术观点；与法律、司法解释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不相冲突的其他论据”［6］。“一定历史时代创造着该时代的思维方式，为思维方式的发展提供新的条件并提出新的要求；而一定的思维方式也总是在不同程度上满足该时代的客观需要，为历史时代的前进提供智力、智慧的精神力量。”［7］171刑法思维方式从粗放到精密的变革对于实现刑法制度及实践的科学化、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它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刑法发展的规律，更深入细致地分析个案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更准确地适用法律和发展法律，从而更好地实现刑法的人权价值和正义价值。

三、刑法知识体系的改造：从单一话语到多元话语

变迁范文篇5

一、引言

现阶段，我国的村务监管是以村集体资产为主要内容的财务性监管。现行村务监管的价值较大程度上取决于村级财务的监管价值。和谐与小康农村建设、农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都有赖于村级财务的监管成效。本文所提及的模式是指一个系统运行所需的各组成要素间相互联系的方法方式、作用机理、制度安排、工作机构与人员配置的总和。鉴此，本文提及的村级财务监管模式是指确保村集体财务监督与管理工作所需的组织机构、制度安排、运作机理、设施与人员配置。

村级财务作为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大管家”，其对“三农”的影响层面与深度都是巨大的。如今，农村干群关系、村集体资产的管理矛盾、村民上访事件的背后都牵涉到村级财务问题。就现实考察，现阶段村务管理是以财务管理为主要价值取向的，村务管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价值的一个重要源泉是财务监管。村级财务监管模式是一个多因素组合的完整系统，这个系统的对外贡献主要由它自身的产出价值来体现。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村级财务监管模式自身就是一个多元组合的价值工程，是现阶段与今后一段时期村务管理中最具价值增长潜力的一极。

现今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农村将处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本性解决“三农”问题的新时代。可以说，我国农村正处于一场新的伟大变革时期。这场变革的愿望源自民间“农民困难、农业低效、农村落后”的“三农”困境，其推动力源于倡导全面小康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执政党和人民政府。

梳理当今农村存在的诸多矛盾，抓住基础性、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先行突破，就可以抓住解决问题的切入点或关键点。所谓“突破一点，解决一片。”那么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可能切入点在哪里？经过近些年对农村经济、农村财务、农村基层政治组织建设状况的观察发现：农村经济发展、和谐农村建设、农村干群关系取向、农民上访意愿表达等事件的背后都与农村财务有着深层联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监管失序和低效是产生现今农村诸多问题的一个症结。财务问题是如今农村矛盾的重点、农民上访的热点和干群关系的焦点。而农村财务管理的效性取决于农村财务监管模式的效性。鉴于此，可以得出结论：农村财务监管模式问题是现阶段我国农村的一个基础性、全局性、关键性问题。

二、村务（财务）监管模式变迁及比较分析

（一）村务（财务）监管模式的渐进式变迁路径

梳理解放以来我国村务与财务监管组织与制度的变迁脉络，我们发现，我国的村务（财务）监管模式基本上是与党和政府对农村的方针政策、农村经济的发展阶段以及农民群体的民主参与意识觉醒度有着密切联系的。基本上呈现出从带着深刻行政计划烙印的模式向自主、开放、民主的监管模式，从单一的政党主导监管到党、政、民多维监管，从行政附属的、停留于法规文本的形式性监管到组织化、制度化、独立的实质性监督的演变路径。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以下演变阶段：

1、从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村级财务集体化社队管理，到60年代初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管理模式。

2、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村大队与生产小队消亡后的村级财务“空壳期”，到80年代中后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出台之后的村委会主导下的村级财务管理体制。

3、从20世纪90年代乡村企业发展时期的村企合作共管，到20世纪末期的村账乡代管、会计集中办公和会计监理制。

4、从21世纪初叶的会计制、会计委派制，到今天新农村建设时期涌现的村务（财务）监督委员会、村务管理典章制、村务（财务）决策听证制、村务（财务）民主议事会和村干部民事赔偿制。

从政治与经济的另一个侧面考察，解放以来我国的村级财务监管模式经历了：从强调行政命令主导下的计划性与集体性管理，过渡到生产模式转型期的财务监管中断，再到与农村经济发展紧密联系的乡村企业参与，最后到专门的代表民意、表达民主的财务监管组织制度出现。一句话，我国村务与财务监管模式在半个世纪中经历了由行政主导型向民主型的渐进式演变。

（二）现行村务（财务）监管模式及其比较

综上可知，现行的村务（财务）监管模式是从过去的监管组织制度发展沿革而来的，是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资产规模的扩大、村民财务监管意识的增强和国家与地方村务（财务）监管法律文件的相继出台，在全国特别是浙江那些富有“浙江精神”特质的农村地区涌现出的富有创新性的村务（财务）监管组织与制度安排。这些新生的村务监管模式对于和谐农村建设、农村经济发展、新农村目标实现和农村小康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进作用。下文以浙江为例，对现行一些村务（财务）监管典型模式进行分析与比较。

1、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财务违法成本屏障。以往，村民对一些村干部在财务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频频上访。由于村委会的自治性质，其成员职务行为造成的集体经济损失，最严厉的处罚不过免职，启动司法救济程序往往缺乏法律依据。基于这种情形，我国部分乡村通过制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财务管理制度》等制度文本，规定村委会及其成员在村集体资产使用与处置、建设资金的筹集与使用、土地征用款的分配与使用等村务的决策与执行过程中存在主观过错，造成集体经济损失的，将以责任人的财产予以民事赔偿。这些规定以签订承诺协议形式固定下来，对过错赔偿的认定、裁量与处罚进行界定。实践表明，在以协议形式建立了“村干部过错行为民事赔偿制”后，村级财务管理获得了经济与社会双重的优良绩效。

2、村民主议事制度——“股东会”失灵情况下的财务监管权力救济。村民主议事制度内核是由群众提出村务及财务的热点、难点问题，然后召开由村委、乡镇政府、村民代表参加的村民主议事会议进行表决，从中形成代表多数民意的决议，最后在乡镇政府监督和推动下付诸实施。议事的内容包括：村财务收支和集体资金的安排使用等村务（财务）重大问题。民主议事制发挥了村民、村民代表以及乡镇政府对村委决策与执行的双重监督。议论事件具有代表性，议题源于“民意”，决策动用“民智”，实现了过程监督，但民主议事会组织工作的财务成本较高。在村务（财务）治理结构中，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担任着类似于“股东会”的职能，是村治中的最高权力机关。而村委会具有“董事会”性质，执行“股东会”决议，只对“股东会”负责。村民以村集体资产所有者的身份参与决策、管理与监督。民主议事制得以施行并取得成效，主要原因是在“股东会”不能正常发挥村务决策与监督职能时，一种凌驾于“股东会”之上的权力集团——乡镇政府，越过“股东会”，对村委会实施了控制与监督。实质是一种“股东会”失灵状态下的财务权力救济。

3、村级财务会计委托制——分离式财务监管模式。20世纪90年代以来，浙江省与山东、甘肃、辽宁等省份相继在保证“四个不变”（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监督权）与“五个统一”（统一财务制度、统一票据、统一审核、统一公开）的前提下采取了村级会计乡镇制度。村级会计委托制以村经济合作社或村集体经济组织为委托人，以乡镇会计服务中心为受托人，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同意，签订财务会计契约，其实质是一种通过财务业务取得财务监督效能的监管形式，是一种异地的、与财务活动主体单位分离的监管模式。实践证明，实行村级会计委托制是规范村级财务管理的治本之策，是提高村务财务公开水平的有效载体，也是改善农村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举措。实行村级会计委托制，对于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维护农村集体和广大群众利益，从源头控制财务违法行为，控制村集体的非生产性开支都具有重大作用。

4、村务监督委员会——村级财务的“监事会”。村务监督委员会对全体村民或村民代表会议负责，按《村务监督制度》，在村集体资产管理、集体土地征用费分配与使用、集体项目收益和分配等方面对村委会工作实施监督。现实中，我国的许多农村民主理财小组由村委会主任或其成员担任组长，民主理财小组实际成了村委会辖下的一个分支机构。所谓的村务与财务监督，实质是“自己”监督“自己”，没有形成决策-执行-监督三维权力制衡的回路系统。《村务监督制度》规定，村监会可对村委会不按村务管理制度规定做出的决定提出废止建议；根据多数村民和村民代表意见，可对不称职的村委会成员提出罢免意见，依法启动罢免程序；可根据多数村民和村民代表的意见，建议村委会进行听证，村委会拒绝听证的，监委会有权向街道办事处或上级主管部门反映申请救济。村监委会作为村两委之外与村委并列的权力组织，脱离了与村委间的财权、人事权力依附，从而保证了对村委村务与财务的有效监督。监委会的功能类似于财务管理体制中的监事会。监事会是对执行机构的财务决策与目标实施情况进行控制、评价、建议的组织。监委会权力公授，从而保证了监委会不受制于村两委而独立行权，完成了我国现行村治权力结构安排中的一次伟大创新。

三、基本结论

第一，从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性与趋向性判断，在现阶段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村务管理都将以村级集体资产的财务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村级财务管理已成为村务管理的一

个重要价值取向，村务管理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价值主要取决于村务（财务）监管模式的运作价值。村级财务监管模式因此成了村务管理的一项价值工程，成为村务管理中最具价值增长潜力的一极。

第二，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村级集体积累的日益增长、新农村建设步伐的推进和农民民主参政意识的觉醒，在城镇郊区、农村工业化先行区、农村城市化区域和经济较发达村庄当中，农村财务监管的政治、经济与社会价值越来越显著，农村财务及其监管体制创新已上升为我国农村的一个基础性、全局性、关键性问题。

第三，现今在我国出现的一些村务（村财务）民主监督组织与制度安排主要是在各级政府特别是县纪委、农经站、农办、乡镇政府推动、主导下催生的。这表明当前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离不开政府的有效、适时组织与引导（但不是越位包办），政府重视就能见成效。但必须尊重“民意”，汲得“民智”，赢得“民心”。

第四，对农村集体积累不多的行政村，在集体经济相对比较穷困的村庄，村民对财务管理、监管模式变革的愿望并不强烈，而这样的村庄占到了70%-80%。在这种类型的村庄中，更需要村以上政府力量的介入，确保村新农村建设工程、农村公共品投资、脱贫项目、村庄与农田改造工程等财务监管具有效率。

第五，全国各省份的村务（财务）监管法制建设，必须经历从粗略到精细，从组织缺乏到组织保障、从民主与公开到与委派，实现了从属地监管向异地监管、从村委会控制下的被动监管向乡以上政府主导下的主动监管的转变。

变迁范文篇6

一、非公有制在《宪法》中的地位变迁概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一共五部，包括：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1978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

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条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支持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助其发展。"第三十一条规定："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该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各种经济形式的关系是"国家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共同纲领》关于私有制的规定是有利于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这得益于等领导人从中国是农业大国这一国情出发，对私人资本主义等非公有制经济予以比较充分的肯定。

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其中规定了过渡时期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四种形式"（1）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2）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3）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宪法规定，国家依法保护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指导和帮助他们改善经营，并鼓励他们根据自愿原则向合作社经济过渡；（4）资本家所有制。宪法规定，国家依法保护资本家的生产资料和其他资本所有权，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鼓励和指导他们通过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逐步向全民所有制经济过渡。

1975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对非公有制经济制度方面的规定是第一章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现阶段主要有两种：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国家允许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在城镇街道组织、农村的生产队统一安排下，从事在法律许可范围内的，不剥削他人的个体劳动。同时，要引导他们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这部宪法由于掺入了极"左"的因素，是一部具有严重缺陷的宪法，非公有制经济事实上遭到了否定而无法生存。

1978年作为改革开放政策出台前的过渡性宪法，"仍然具有较为浓厚的''''无产阶级''''极左的色彩"，最大特点是"大公无私，公字当头"。社会主义公有制之外的其他性质的经济成分，其法律地位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肯定。

改革开放以来，对个体、私人等非公有制经济的表述，是中国修宪的一个重要内容。1982年《宪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市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从而确立了新的历史时期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及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关系。

二、地位变迁原因

1．对马克思经典理论的理解是一个过程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认为，社会主义要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建国时，等党内重要领导人只是简单地认为这就是马克思要求我们在全国范围内强制性地消灭私有制，决不允许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唯一的所有制形式。因此社会主义是排斥非公有制经济的。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虽然规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但是这种存在是短暂的。一方面，按照列宁的过渡时期学说，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必然有一个过渡时期。要允许各种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的所有制形式的存在。另一方面，建国初期，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维护新的政权，因此也不能将非公有制经济成分排外。

随着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不断加深。党和国家领导人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非公有制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关键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马克思认为消灭私有制的思想有更深刻的内涵。第一，消灭私有制必须以生产力的充分发展和经济社会各方面条件的成熟为前提，任何人、任何时候不能超越这一前提片面强凋消灭私有制，更不能急于求成；第二，消灭私有制并不意味着用国家所有制取代私有制而成为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所有制形式；第三，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后，应当"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因此，根据我国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排斥非公有制经济，实行单一公有制，显然是与马克思所有制思想背道而驰的。

2．"左"倾错误方针的执行

从建国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由于受到"左"倾的思想路线指导，从理论观念上、政治上以至于法律上，全力排斥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脱离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现实，盲目推进"公有制单一化"，结果是伤害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和创造的积极性，使经济发展长期处于高投入、低效率的循环之中。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得城乡非公有制经济所剩无几。虽然在八大后，我党提出允许资本主义私营经济存在的思想，但同时随着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和国际形势的变化，等领导人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指导方针，后期，经济发展更是陷于崩溃的边缘。

3．大胆实践将经济制度的制定与市场经济发展相结合

变迁范文篇7

[关键词]税制变迁；政治制度；平等义务观；征纳主体

在税制衍生进程中，常常出现理论与实践的背离，或其变迁路径与税制改革的初衷相悖的情况。这让人不得不思考是什么原因引致在实践中出现我们不曾料想和预设的结果?从上世纪80年代初至今，税制的衍生过程是一个不断进行，而又在改革中不断发现运行结果与设计初衷相背离(至少是未能达成基本理想状态)的序列。当然人类社会的有效制度都是在试错中不断修正的。但是如果对这个衍生过程中起作用的主体及其作用方式有进一步了解，对于优化税制应该会有所裨益(虽然并不是影响税制变迁的每一个因素都能通过主观构建达到理想的状态)。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在税制变迁中起作用?这些因素间又是如何相互发生作用的呢?

一、影响税制变迁的内外在制度

本文并不是对内外在制度在税制变迁中的作用做非常详细的分析，在这里试图做的仅仅是一个粗线条的勾画，希望能帮助我们认识在税制变迁过程中制度所起作用的大致轮廓。

(一)政治制度

税制变迁的过程本质上是利益再分配，而如何将个人在再分配过程中的意愿集合为集体行动的政治制度，会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制度中个人和利益集团的行为，从而影响税制变迁路径。也就是说，在税制变迁中最根本的影响力不是来自征纳双方，而是在变迁中不断变化的利益格局，力图维持既得利益和预期通过变革增进其利益的主体，以及为其提供寻租规则的政治制度。

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按照当前的主流观点，税制改革的动机源于政府职能变化的推动。主要包括：第一，政府职能变迁的直接推动力。即通过税收干预过去政府不曾介入的社会经济领域。当前的教科书对各个具体税种的分析中会提及其功能，这种分析从本文的研究视角看，各税种据其功能无非分为财政性税收和非财政性税收。财政性税收是以获得财政收入为主要目的，而非财政性税收则并不以收入为主要目的，政府通过以税收作为工具对社会经济活动实施干预，从而推动税制变迁。比如，一些行为税的开征和修改即属于由此引致的变迁。另一类税制的开征和变革是典型的政府职能变迁直接推动税制变迁。在这一改革原则下，当然应该包括以税制优化为目标的税制改革。第二，政府职能变迁的间接推动力。认为在原有职能范围内，具体物质手段、规模等问题的变化使其对资金的需求增加而推动税制变迁。比如政府提供教育的职能，由于学生人数增加、对教学质量的要求提高、教学手段改善等会使政府的支出增加，从而产生税制变迁以提高税收收入的推动力。在这类税制变迁中，一般贯穿一个基本原则：即中性原则。指在满足政府需求的同时，尽可能不影响纳税人的行为，从而不改变社会经济变迁的路径。很显然这一原则与前者干预经济的目的相悖。在实践中税制改革的动因往往叙述为优化税制，这其中要区分直接和间接动力，最为本质的是看是以改变纳税人的行为为目的，还是希望在变迁中尽可能不改变纳税人的行为。

政府职能变迁和扩展当然是税制变迁的动因。但笔者认为，这仅仅是外在的表层动力。政府职能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这种变化本身的动力是什么?当前理论界对税制变迁的分析最多追溯到政府职能的变化，而并未将职能因何而变化引人税制变迁的分析中，这就使政治制度这一决定分配格局的关键因素在分析引致利益再分配的税制变迁问题时被忽略。

从本质上看，税制变迁是各种利益集团追求自身利益，经由各种政治力量进行博弈的结果。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的变化有其客观性。但这种变化更多是源于主观界定，即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有一个比较含混的地带，站在不同的立场，对政府作用的广度和深度就会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范围，哈耶克认为，如果制度赋予了人们选择和行为的自由，那么人们就应该对自己的选择和行为负责任，而政府旨在扶助低收入者的政策会延缓进步。从这个理论出发，政府在社会保障上所发挥的作用应该尽可能少，即便不取消这一职能，但至少耗用的资金应该尽可能少。而罗尔斯的正义第二原则(差别原则)认为，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该有利于社会之最不利成员的最大利益”。从这个原则出发，政府增加对低收入者的转移支付，扩大社会保障规模便是正当的。而从政府社会保障职能的实践看，各个国家的做法相差较远，这不仅仅与经济发展的程度有关，即使经济发展程度相似的国家也有可能提供不同广度和深度的社会保障，还有可能是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提供的保障不及经济发展程度更低的国家。这显然不是客观的社会经济环境变化所引致的政府职能变化，而是政府受不同理论影响的结果。因此，不同的利益集团基于自身不同的目的，往往利用不同的理论左右不同的政治力量。而这些力量之间的博弈决定着税制变迁的路径。

此时，政治制度中形成决策的方式影响各种政治力量发挥作用的程度和方法，从而影响税制衍生路径。这意味着，哪些个人的或者利益集团的意愿能够集合成为最终被采纳的税制改革的方案。总的来说，税制变迁中政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而在实践中，其对税制变迁影响的方向、力度等取决于相关制度对它的约束力。那么，又是什么影响了政治制度的变迁，从而影响税制变迁呢?

(二)内在制度长期衍生形成的平等和义务观对税制变迁的影响

内在制度有一个太过宽泛的范畴，以下主要分析对税制变迁具有直接影响的内在制度中关于平等和义务的不同分界。

1．平等观念的差异对税制变迁的影响。不同的文化传统中，对平等或公平有不同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对税制的看法，从而影响税制变迁。对于什么是平等，是一个规范性问题，不同的主体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有不同的看法。同时它又是讨论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及其变迁时必须首先明确的一个问题。

从本质上看，平等的前置问题是自由，即对什么是自由的观点决定了人们对平等的看法。如果自由意味着个人不受其创造财富和使社会受益的能力限制而“生而平等”，那么政府显然有义务提供大规模的、占全社会在某一时点上所创造财富较大份额的转移支付，以满足这种平等的需要。在这样的情况下，与其他的自由观念相比，人们更有可能认同扩大税收征收广度和深度的税制变迁路径。但在实践中，要想使这一变迁过程得以平滑运行，至少还应该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政府应提供相应的公共品，尤其是体现该自由观念下平等的向低收入者倾斜的公共品。第二。内在制度中关于权利义务对等的观点。如果将政府提供的公共品看作是个人的权利而与义务无关，那么，人们可能就会在持前述平等观念，要求政府提供尽可能多的满足平等需要的公共品的同时，不赞同税收课征的广度和深度的延展(后面关于义务观念的分析中将作进一步讨论)。

如果自由被看作是与责任对称的概念，那么，平等就只能被看作是一般性法律规则和一般性行为规则的平等。相应地，“自由不仅与任何其他种类的平等毫无关系，而且还必定会在许多方面产生不平等”。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民众普遍持这种观点，一般倾向于认同相对较为中性，对个人选择影响较少的税制变迁路径。

对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人们关于平等的看法在一个特定的文化体系中，短期内是很难改变的。但外在规则，包括对政府行为约束的规则，会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人们基于平等的诉求方向和对象。如果政府行为约束缺乏、行为失当，人们往往不再认同以高税收进行的平等性分配，转而将平等的需要诉求于其他力量，如民间组织。而在这个问题中，只要不是极端的平等观(最典型的：完全的放任或绝对的平均主义)，对税制变迁中保持税制运行的良性状态没有本质的干扰。最为有害的是，缺乏义务观念，将平等看作个人的权利而非义务。这会引致一个运行成本极高，而在税制变迁中极不负责的轻税倾向。此时。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即税负无论怎么低也无法带来相应较高的遵从率，而讨论公共品的提供和扶助低收入者时，却极端依赖政府。这不仅使政府在社会经济中难以有效发挥作用，也很难为变迁提供宝贵的信息。

另外，由于不同的内在制度中对于平等观念的差异，在借鉴其他国家税制结构的成功模式时，必须考虑税制与内在制度中的平等观念是否一致。否则，那些在其他社会经济体系中成功的税制变迁方案，实施中将不可避免地发生变形，而带来与预期不一致的结果；甚至事与愿违，带来更差的税收制度。

2．不同的税收义务观对税制变迁的影响。对平等的看法对税制演进的影响与税收义务观密切相关，需要进一步分析。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税收有不同的看法，对个人在税制中的义务也有不同的观点。

翻开中国的社会变迁史，对于历次农民起义来说，沉重的税赋都是其直接原因。在漫长的封建专制社会，农民只有交税的义务，没有任何对等的权利。在正常年份老百姓尚能勉强维持生计，一旦遇到灾荒便民不聊生，只有揭竿而起。开国的统治阶级往往会采取轻徭薄赋的政策，但这不过是昙花一现的幻境，很快会被统治者和官僚阶层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并且上行下效、不断蔓延直至无所不在的现实所替代。既如此，老百姓也就多方逃避应尽的义务。在这样的背景下，既然义务没有相应的权利，义务本身便受到质疑和拷问，因此，义务观念淡薄。对苛政的谴责也往往并不着眼于基本政治制度，而是直指苛捐杂税。这一制度演进过程，便不可避免地催生税收义务观的缺位，是制度本身的恶果。

在这样的内在制度下，也就不难理解逃税被纳税人普遍认同的现象。而这一背景下，税制优化或合理化的最大困难是无法从税制运行的实践中获得税制变迁的准确信息；极端地说，无论什么样的税制体系，纳税人的低遵从率问题都难以解决。在税收义务观念缺乏的制度里，税制变迁的实践往往会走向忽略民众的意思表达。因为既然民众将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品提供的义务加诸于政府，而在税制变迁中却不问政府履行职责的合理支出限度而一味追求低税，无论什么结构的政府实际上都不可能将这样的民意集合为实际行动的方案。这种非理性便会成为忽略民意的有力“证据”。而一旦政府在运行中忽略民众意思表达的演进方式被固化，其外延往往会无限延伸，危害整个政治体系。

对义务的看法也是与对自由的认识密切相关的问题。哈耶克认为自由是权利和与之相对称的义务。只有将尽享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自由和权利，与认同为之付出代价、承担义务的观念对等，才能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约束力。“赋予责任的正当理由，是以这样的假设为基础，即这会对人们在将来采取的行动产生影响，它旨在告知人们在未来的类似情形中采取行动时应当考虑的各种因素”。正如在对平等问题的分析中指出的，由自发性的内在制度决定或者说就是其中一部分的税收义务观，是在内外制度的共同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其改变也很难通过人为的制度设计一蹴而就。但外在制度可以诱导之，使其能在税制变迁中扮演适当的角色。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内外制度经常由税制中的直接行为主体发挥作用。因此，下面我们简单讨论征纳双方对税制变迁的影响。二、税制关系中的直接行为主体——征纳双方对税制变迁的影响

从直接的征纳关系看，影响税制变迁的主要力量来自于征纳双方。

(一)征收主体的税制变迁动力及对税制变迁的影响

理论界在讨论税制变迁问题时，对征收主体一般有两种完全相反的假设。第一种在分析中将征收主体看作完全符合其职位要求的，其自身利益导向与其职位所要求的行为模式完全一致。在这样的假设下，税制变迁不需要考虑征收者自利所引至的问题和如何以制度约束、纠正其行为偏离的问题。另一种则假设征收主体完全自利。这两种假设实际上在不讨论其外在约束时是无所谓对错的。我们在这里讨论征收主体行为模式，是为了分析在现实的税制变迁中理论假设与实践的背离，因此，需要在我国的现实背景下考察在各种现实制度的约束下征收主体的行为模式及其对税制变迁的影响(征收主体在其标准化的行为模式下，其最为规范和最能恰当地发挥作用的税制变迁影响范围为税制的自恰)。

1．将征收主体看作一个整体，其行为模式和对税制变迁的影响。作为整体的征收主体即税务机关的目标函数是税收收入最大化和可支配的经费最大化。

maxY=aT+C

T：某一特定时期的税收收入；

C：该时期可支配的经费规模；

a是税务机关效用函数中T的权重。在影响税务机关的行为，从而影响税制变迁的过程中，仪的决定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哪些因素会影响a呢?

本质上，a可以看作税收收入的经费转化率。从a的决定看，税法约束的强度对其作为税制变迁的内在动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当制度约束硬性时，税收收入规模是一个客观的量，即随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税务机关的弹性余地较小。此时，制度对税收收入增加的需求只能依赖于税制变革,而不是在现有税制框架下的税收机关相关行为的调整(因为其调整的空间已被税法的硬性约束所限制)。在这样的制度下，一般而言，税务机关履行职责所使用的经费不会与其所筹集的税收收入相关。此时，a→O。而如果税收法规对征收机关的约束是软性的，那么，对其工作效率的考核一般通过核定征收任务的方式。此时，maxY与a极度相关，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税务机关的经费来源完全取决于aT，此时C→O。因此，maxY与a的相关性取决于外在制度的约束，在不同的外在制度下，税务机关的激励机制不同，其在税制变迁中的作用和发挥作用的方式也存在较大的差异。

如果税收法规对征收机关缺乏有效约束，征收机关则有强烈动机扩大税收征收规模。这一动机往往依赖于税制的非规范性变迁，也就是说，不是通过修改税法的法定渠道，而是通过自行调整征纳关系来实现。我国当前理论和实践中所提出的税制改革对策，有不少是在这个隐含前提下讨论的，比如，加强征管、调动征收者的积极性等。在这种情况下，征收机关对税制的规范化演进是一种阻力。首先，作为与纳税人直接发生关系的征收主体，对税制在实践中所处的真实状态，有较为充分的信息，但由于外部机制将其诱向非规范的税制变迁诉求，大大降低了在规范税制变迁中的表达，使得这一在税制变迁中宝贵和不可替代的信息难以获得。其次，非规范性的税制变迁使征纳双方处于对峙的紧张状态，使税制运行成本变大的同时，变迁的试错过程得不到真实的信息反馈，其推进的主观性增强，税制演进中的自适应性调整所发挥的作用变小。而主观性变迁又进一步降低了纳税人对税制的认同。

当税收法规对征收机关具有硬性约束时，a与征收机关可支配的经费间没有直接的相关性；换句话说，征收机关对经费的需求不会直接引发税制变迁的诉求。此时，征收机关对税制变迁的需求，最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在其工作的开展中，较为准确和充分地了解相关信息，从而产生推动税制变迁的动机。比如，征收中征纳双方的不便利、税收漏洞、纳税人因税制缺乏公平性产生的抵触等，现实中的种种问题所带来的征管工作的低效率，是征收机关推动税制变迁的内在动力。而由于制度的硬性约束，这种动力通过规范性程序发挥作用(其作用通过外在制度产生，前面已做过简单分析)。而当税制变迁不符合或有损其利益时，征收机关有可能会衍生为直接的税制变迁阻力。在税制变迁中这是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

2．将征收主体看作单个的人，即征收机关工作人员个体对税制变迁的影响。但凡讨论到这样的问题，首先要明确的便是对特定背景下的人的认识。人总是特定制度约束下的人，所以抽象地分析人的善恶及受其本性驱使的行为特征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同样，征收机关公务员的行为模式和效用函数受外在制度环境和内在制度的影响，即在这些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好的制度既能使公共利益得以实现，又能使“政治人”的利益、个性、能力得到充分地实现和发挥。假设作为征收主体个人的效用函数为：

MaxY=N+W+X

N：规范性货币收益；

W：非规范性收益；

x：其他收益(如：好的声誉、升迁等)。

正如前面所分析的，税制及相关法律制度对在征收主体这一特定位置上的行为人的约束是硬性的，那么其税制变迁的需求只能诉之于规范的变迁渠道。此时，w→O，N和x共同影响制度中个人的行为，外在制度的合理性和被认同的程度也会影响个人在税制变迁中的作用，如绩效激励的诱导方向。如果个人的职位绩效与其自身的效用最大化目标函数不相容，会激发个人以消极或积极的方式影响税制变迁。从消极的角度看，个人降低工作活力，使税制运行低效率；另一种可能则是积极地寻求税收制度改革。这两种方式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税制规范性变迁的路径。

同样，如果外在软约束，征收主体往往以其非规范的个人行为扰乱税制变迁。此时，w在效用函数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对税制变迁的影响当然主要表现为将其诱向非规范化变迁的路径。此时，w增加的内在冲动往往演化为个人在履行职责时的非规范行为。正如前面分析征收机关的非规范性行为一样，引致的不仅仅是税款流失，而且也为税制的进一步改革留下了隐患。这时，若假定外在约束在一定的时期内并不随行为主体的变化而变化，是一种静态约束，那么，在不断进行的非规范性利益w获得的尝试中，情况有可能进一步恶化。此时能对这种非规范性尝试有所约束的是个人对x利益的诉求，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内生制度。总之，在软性外在制度约束下，征收主体个人行为呈现出极大的不确定性，影响税制变迁的有序性，为其最优变迁路径选择带来了困难。

(二)纳税人对税制变迁的影响力及作用方式和方向

变迁范文篇8

一、权力关系与组织形态：共青团研究的一个视角

尽管在界定上和理解上存在着诸多分歧，但是，大多数分析家们还是承认，所谓“权力”在最低限度上讲是指一个行为者或机构影响其他行为者或机构的态度和行动的能力［1］。同时，人们还认为权力不仅导致人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单向制约的影响关系，而且形成一种相互需要的依赖关系［2］。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将权力认为是人们交往的一种媒介，由于普遍存在这种以影响能力为核心的行动关系，社会才得以正常运转并形成秩序［3］。因此，社会的交往关系从本质上讲就是一种权力关系，而整个社会之间秩序形成也是以权力关系有机化为基础的。这种权力关系弥漫在社会各个环节之中，既有以松散方式存在着，也有以紧密方式存在着。其中，组织就是以相对紧密方式来构建权力关系的一个空间和领域，因此，我们有理由将组织视为一种具有高度紧密化特征的关系空间。由于组织是权力关系紧密化运行的空间，因此，我们对组织的理解就不能简单地停留在抽象层面或是某个静态的、单一的角度，而是应该从具体层面动态和整体地来把握。组织形态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学术视角。所谓组织形态不是单纯指狭义的静态的组织，而是指以实现组织功能为目的，以组织结构为支撑的，围绕组织中权力运行方式及其机制为核心而展开的整个组织的政治生活的总和。组织形态是对具有多重要素有机统一在一起的组织机体的一种综合性描述的概念，是权力关系在组织内运行互动的各方面规定性体现，从内涵来看，构成组织形态的要素有组织权力、组织结构、组织过程和组织价值。组织权力是指组织基于自身所拥有的功能及其在更大体系中所处地位而获得的权力，以及运用这一权力过程中所采取的方式。组织结构是指组织权力结构形式，包括组织内部权力关系结构和组织与其作用对象之间权力结构形式，前者指组织内部结构，后者指组织作用其外在对象的组织体系结构。组织过程是指组织权力实现的过程，具体体现为组织为了实现自身功能，在组织内部运用权力以及在整合外在对象时与各方互动而实现权力运用的过程。组织价值是指组织权力和权力运行方式所体现出来的基本价值诉求，以及组织内部人员和组织外部人员对组织权力和权力运行方式的观念与认同［4］。由于组织形态包含有多个要素，但其中一个或多个要素发生变化时，整个组织形态就会发生变化，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要素变化情况，来分析组织形态变化的逻辑以及对组织发展历史进行分期。上述关于权力关系与组织形态关系以及组织形态内涵等内容是从组织理论角度予以理解的，具有普遍性和适用性的，而中国共青团是青年政治组织，因此，这一理论视角和基本规定同样可以适用于对中国共青团的研究。不仅适合于对某个时期的共青团组织运行情况进行分析，而且还可以以此为工具对其整个发展内在逻辑予以把握。

二、党团关系与团青关系的变迁逻辑：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的内在规定

基于分析视角差异，组织空间所包含的权力关系可以有多种类型。从所处空间角度来看，可以分为组织外权力关系与组织内权力关系，前者是组织与组织之外主体之间权力关系，后者是组织内权力关系；从所涉及主体来看，可以分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组织与个体之间的权力关系，组织与群体之间的权力关系，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同时，如果对上述两个维度进行组合的话，那么所形成的权力关系类型就更多了，这里就不一一列举。虽然，在组织具体运行过程中，这些权力关系都在发生着作用，但是其中一些权力关系对组织发展却起到根本性决定作用，而其他权力关系却只是起到一般性作用。如何辨别哪些是起根本性决定作用的权力关系呢？笔者认为，应该从组织权力来源以及组织功能两个维度来把握。虽然组织以及其中各要素主体之间都存在着权力关系，但是从整体来看，我们还是能够分辨出组织的根本权力以及这一权力的来源。同时，我们还可以从组织最根本功能角度出发来把握组织这一根本权力发挥作用所要影响的主要对象。由此，我们就能够得出以下结论：组织与赋予组织权力的主体之间关系以及组织与组织所需要影响的最主要对象之间关系，是决定组织生成和发展的一对最具根本性的权力关系，这对权力关系构成着组织形态生成和发展的基本逻辑维度。权力关系是组织形态的本质规定，组织形态是权力关系的实现方式。组织形态变化是无法突破这一对权力关系所决定的空间和边界。然而，如果这对权力关系中任何一个或两个同时发生变化的话，那么，组织形态就可能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对青年有效领导以及保持自身可持续发展而建立的，它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有效影响和整合青年，从而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和持续的领导和执政奠定青年基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青团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从组织理论角度分析，我们可以由此得出一个判断，那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青团最根本的权力来源，而且青年是中国共青团所需要影响的主要对象。因此，对于中国共青团来说，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就成为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对权力关系。虽然，这一对关系对共青团组织来说是属于组织外权力关系，但是它们却对共青团组织内部权力关系和其他外部权力关系以及作为这些权力关系实现形式的组织形态都起着决定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说，共青团就是以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为坐标所形成的包含其他权力关系在内的关系空间，其组织形态不过是这一关系空间动态的和有机的实现形式。

三、组织形态发展的历史逻辑：共青团功能实现的组织化基础

中国共青团建立以来的九十年是中国社会和政治发生巨大变化的九十年，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不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不同任务，而且也导致青年生存形态的差异。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推动中国发展过程中，对如何构建有效的整合社会的组织体系方面在不同时期也存在着不同理解和认识。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建团以来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不断发生着变化，从而使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也因此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并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前后经历了四个时期和十个阶段。

1.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生成时期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生成时期，是从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到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发出之前。这一时期，中国共青团组织功能和权力基本确立，组织结构和体系初步搭建，组织过程和对象开始明确，组织价值和认同已经形成。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变化、国际因素影响和党团自身认识等方面原因，党团关系在具体层面上还处于摸索阶段，甚至对共青团组织应该如何发展方面还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虽然这一时期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相关要素已经初步生成，但是整体还是处于不稳定状态，乃至对共青团是否应该存在或如何存在都进行了争论和探索。

（1）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创立阶段从1920年8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到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创立阶段，其中，团的一大召开是中国共青团创立的标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建立过程中就开始思考组织青年和建立党的后备军问题［5］。正是基于此，在党的早期组织和随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才得以建立。因此，党在赋予共青团以组织权力时，还赋予其两方面职能：一是以“组织广泛的青年”为目的的党的助手职能；二是“以共产主义预备学校”为性质的党的后备军职能。共青团权力来源和权力目的的上述规定性，使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成为了团的组织形态发展的两个决定性的逻辑力量。经过两年多筹备，1922年8月团的一大正式召开，选举产生了团一届中央执委会，制定了团的纲领、章程以及若干工作和组织的决议案［6］。这标志着青年团全国性的组织权力、组织结构、组织价值基本确立，完成了组织形态创立的任务。

（2）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初建阶段从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到1937年4月西北青年救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初建阶段。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的探索和磨合使这一阶段团的组织权力、组织过程和组织价值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系列波折。其中，党团关系问题贯穿着整个阶段，团青关系问题从后半段开始出现。由于青年共产国际因素［7］和党团自身原因，党团关系一直未能理顺，再加上党团任务同构等因素，导致党团内部分别出现了“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现象。组织权力建构和运行的模糊性使共青团存在着第二党倾向［8］，这种第二党倾向在这一阶段后期还体现在团青关系上。在王明路线影响下，共青团在工作方式上严重脱离群众，在组织发展上实行“关门主义”的倾向，使共青团作用日益削弱，特别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共青团成为了无法带领青年群众共同斗争的狭小组织，大量组织受到了破坏和取缔［9］，从而导致组织结构也受到影响。

（3）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改造阶段从1937年4月西北青年救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到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发出之前，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改造阶段。根据青年共产国际要求和国内抗日统一战线局势需要，1936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对共青团在性质上和组织形式上进行全面改造，要求各地“必须大批吸收过去的青年团团员加入共产党”，“不再组织团的支部或团组”［10］。在西北革命根据地，由原来团组织负责筹建作为青年统一战线组织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从1937年2月起停止共青团工作，并在当年4月召开了西北青年救国第一次代表大会［11］。同时，中共中央还要求“在共产党各级组织内应该有青年部或青年委员会及青年干事，在各级党部总共的领导之下，担任青年运动的工作，共产党应该是青年运动的唯一领导者”［12］。上述这些决定和措施意味着共青团的组织权力被共产党收回，组织结构解体，组织过程停止，组织形态发展中断了。

2.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成熟时期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成熟时期，是从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发出后到1978年10月中国青年团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前。这一时期，在吸取之前共青团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通过理顺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中国共青团的组织权力、组织结构、组织过程和组织价值都在更高层次上予以重建，并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实现了组织形态的巩固。然而，因整个国家的政治形态在期间陷入危机，共青团组织形态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冲击。

（1）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重建阶段从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发出后到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重建时期。团的组织形态生成时期的经验和教训表明，建立一个党团关系明晰的政党青年群众组织，是党有效领导青年的重要手段。为此，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决定试建青年团。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青年团重建工作的完成。重建的青年团，与改造前的老共青团有着较大区别：在政治上完全服从党的领导，在组织上实行党团双重领导，在工作上有着明确任务，党的助手和后备军职能得以进一步明确。因此，在全国解放背景下，青年团重建使团的组织权力来源和权力关系得以明确和理顺，组织结构和组织网络得以恢复并扩大到全国和深入到基层，组织权力运行过程得到了政党支持和青年认同，组织价值再次得以明晰。这就意味着青年团重建不仅只是一般意义上组织形态的恢复，而是在更高层面上的发展，标志着青年团组织形态进入了成熟时期。

（2）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巩固阶段从1949年4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到1966年8月团中央书记处被改组之前。这一阶段，计划经济和单位社会的逻辑使政党组织成为建构社会的核心力量，作为党的青年组织，共青团也因此成为整合青年的组织力量。因此，在充分理顺党团关系的基础上，共青团组织权力边界和内容得以明确和保障；组织结构获得了充分发展，组织网络嵌入所有单位组织之中；在组织过程中，共青团在党的支持下能够较充分动员青年，在单位社会逻辑和政治热情驱使和作用下，青年也能够较认同地支持共青团工作，使共青团权力能够得到较好的实现；同时，在强化以共产主义为根本价值取向基础上，通过推出时代典型———雷锋之后，使组织权力运行的价值原则得以明确，形成了与单位社会相匹配的以组织在先为主要内容的组织运行逻辑。这一阶段，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在充分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巩固，但是也因此打上了深深的时代烙印。

（3）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危机阶段1966年8月团中央书记处被改组之后到1978年10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危机阶段。随着“”爆发，整个中国政治形态陷入了危机，甚至中国共产党在地方和基层也一度停止了工作，共青团作为党的青年组织受到了严重冲击也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在这一阶段，共青团组织权力基本被剥夺了，组织结构基本瘫痪，甚至被“红卫兵”等其他青年组织所替代，组织过程陷入停顿和危机，共青团对青年影响力几乎消失，组织价值也被严重扭曲。虽然，在1969年4月之后中共中央提出开展整团工作，基层团组织略有恢复，但是在“”干扰下，整体来看也还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整团建团”工作［13］。

3.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复原时期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复原时期是从1978年10月团十大召开到1993年12月团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由于是在改革开放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共青团组织形态复原包含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恢复被“”冲击的共青团组织形态，推进其从危机和病变状态走出。二是根据改革开放政策之后出现的新形势，开始着手调整共青团组织建设相关内容。但是，由于整个工作思路与具体措施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体制的框架内进行，因此，从整个组织形态来看，依然还是属于组织形态复原内容。由此，复原期可以分为恢复阶段和调整阶段。

（1）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恢复阶段从1978年10月中国共青团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到1984年10月共青团全国基层工作会议召开之前，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恢复阶段。从团十大之后，共青团中央就全面开始推动团的领导系统和基层组织的恢复工作，从而使组织权力和组织结构得以重新恢复。在此过程中，共青团还通过开展各项活动和推动各项工作来使共青团组织权力运行得以恢复。但是，在与青年互动过程中，组织权力运行还是以共青团单向推动这一权力运行模式为主要内容的，这一模式正是在建国初期所建立起来的符合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社会体制的权力运行的组织过程。虽然在社会中也出现了“潘晓来信”这一类青年主体性意识萌芽的事件，但是对共青团组织权力的认知以及组织运行的价值基础，不论是共青团组织内部还是青年对共青团的认识，都还仅仅是恢复到“”之前的状况，即依然还是强调组织在先、纪律为主。

（2）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调整阶段从1984年10月共青团全国基层工作会议召开到1993年12月团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调整阶段。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农村团组织工作开始遇到了一系列问题，为此，1984年10月团中央召开共青团全国基层工作会议，研究共青团基层工作的改革问题，标志着共青团组织形态调整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组织权力建设有两个特征：一是从恢复整体组织体系权力向强化组织对成员个体权力影响过渡，出台了团干部考核和团员证等制度。二是从组织权力恢复向组织权力规范过渡，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团内工作运行制度。在组织结构上，着手改革团的基层组织设置和团员管理办法。组织权力运行过程开始由过去以组织意图为主向根据团员实际情况变化而进行组织设置和团员管理方式调整过渡。但是，组织权力过程还是局限在团的组织结构内部调整以及团组织与团员之间关系上。组织价值建构上，这一时期也略有调整，开始呈现出兼顾组织在先和尊重个体的特征。

4.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转型时期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转型时期是从1993年12月团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至今。从党的十四大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两次转型：第一次是以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为内容的制度变迁所导致的社会结构转型；第二次是以互联网普及为内容的技术革命所导致的社会结构转型。两次社会转型，不仅导致了人们交往方式和行为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还导致了社会成员的生存形态发生了变化，青年在转型中也受到了深刻影响。为此，在适应青年行为方式和生存形态变化过程中，共青团也不断推动自身组织形态转型，先后经历了承转与拓展两个阶段。

（1）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承转阶段从1993年12月团十三届二中全会召开到2003年团十五大召开之前，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承转阶段。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做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将导致青年生存形态从单位化向原子化转变，从而对团工作产生根本影响。为此，1993年12月团中央召开了十三届二中全会，制订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程中我国青年工作战略发展规划》，标志着共青团组织形态转型开始。在组织权力实现方式上，共青团开始探索遵循现代国家、社会的建设、运行规律，重构共青团整合青年的权力逻辑：影响对象从强调组织成员到强调青年个体，实现手段从强调团直接影响青年到借助党与国家力量，组织功能从强调政治功能到强调社会功能。在这一阶段，共青团组织结构也开始发生变化，在启动“两新”组织团建的同时，进一步探索团的工作社会化结构和着手建立社会资源整合平台。在组织权力运行过程中，力争改变传统单向控制方式，探索与其他权力主体合作的模式。另外，通过推出“青年志愿者行动”，开始构建团组织和青年之间以主体平等和主体在先为前提的新型团青关系，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运行的价值原则。

（2）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拓展阶段从2003年7月团十五大起至今，是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拓展阶段。从本世纪开始，中国进入了网络社会，网络社会使青年自我组织的多元社会权力中心开始出现，为此共青团从团十五大起就着手探索适应网络社会条件下青年工作的新模式，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推动共青团组织形态拓展。在组织权力实现方式上，推动影响对象由重视青年个体向兼顾青年个体和青年组织转变，作用空间由物理空间向虚拟空间延伸，覆盖范围由体制区隔向社会整合发展，权力主体上全面强化领导机关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在组织结构上，在重视市场经济影响基础上兼顾网络社会影响，建立青年中心以实现整合青年的组织载体创新，探索区域团建以推动共青团组织运行机制变化，创新组织类型以力争组织结构与社会结构相吻合，运用网络技术以促进组织结构与运行方式的扁平化。共青团的组织过程中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中最典型的内容是团青互动从服务青年个体模式向兼顾服务青年个体又联系青年组织模式转变，即从“B2C”模式开始向“B2C”&“B2B”模式转变。组织价值上开始探索尊重多元与寻求共识相结合的原则。虽然，这一价值建构思路在团组织的整体自觉中尚未完全形成，但是在组织权力运行以及组织结构创新中已经有所体现。

四、作为关系空间的组织形态：共青团发展的内在机理

任何规律的总结，都是通过先对事实进行分析而形成经验，而后再对经验进行抽象而获得。在第三部分中，我们实际上是从组织形态视角对九十年共青团发展的历史事实所进行的经验分析，尚未达到对共青团组织形态自身运行的规律的把握。理论逻辑发展要求我们必须对此做进一步抽象，以达到对规律的把握。因此，我们必须对上述历史经验做进一步研究，以期把握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的内在机理，这就意味着我们除了分别对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变迁机理以及共青团组织形态变迁进行研究外，还必须对它们之间传导机制以及共青团组织形态内部各要素之间互动机制进行研究和把握。

1.作为政治空间的共青团组织形态：政治结构与共青团组织形态虽然是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存在，但是中国共青团在中国政治空间内依然是作为一种政治力量，这就意味着中国共青团生成和发展是受整个中国政治结构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通过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的逻辑性传递实现的。因此，我们在分析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的内在机理时，首先必须考察政治结构空间内主要组成要素是如何影响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的，以及如何借助这对权力关系作用于共青团组织形态的。在现代政治中，政治结构空间是由政党、国家和社会三个主要要素构成的。首先我们来看政党对共青团影响的逻辑。由于中国共青团是中国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因此，政党不论是在组织上还是在纲领上的变化都会导致党团关系的变化。在组织上，党的存在是作为其青年组织的共青团存在的前提。党在建立过程中同时创立了共青团，因此共青团组织权力是直接来源于党的；期间党受到破坏，共青团也因此陷入了危机。在纲领上，党的纲领不论是政治纲领还是组织纲领的变化，将决定着团的变化和发展。

党在提出新的纲领和任务后，就会要求共青团也要调整自身政治任务，同时还会要求共青团调整组织形态，甚至要求共青团停止工作，如抗战期间。如果说党的影响是直接作用于党团关系来影响共青团组织形态的话，那么，国家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党的作用并借助党团关系的逻辑来影响共青团的，这种影响对象可以对组织权力，也可以对组织形态的其他要素。如抗战期间，虽然中共是基于共产国际要求而对共青团进行改造，但国内原因之一也有基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拟接受“国防政府”领导的需要考虑。另外，中国共青团的许多组织过程中的一些行为，也是利用其作为执政党的青年组织与国家机构之间进行有效互动。如果说国家和政党主要是通过作用于党团关系来影响共青团的话，那么社会主要是通过作用于青年而后借助团青关系来实现对共青团的影响。比较明显的是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市场经济建立和网络社会生成，社会结构产生了两次转型，导致了青年行动方式和生存形态发生巨大变化，从而使共青团在不同阶段通过对权力运行方式、组织结构体系、组织过程内容以及组织价值原则等进行不断调整和创新，起到构建和维护相对密切的团青关系，保证团的政治职能得以实现。

2.作为关系空间的共青团组织形态：党团-团青关系与共青团组织形态中国共青团作为政治组织，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具有高度紧密化特征的关系空间。在这一关系空间中，存在着多种权力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权力关系是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而在这两种权力关系中，对于共青团组织形态来说，党团关系又是更为根本。因为，在共青团组织形态各要素中，组织权力来源、组织结构建构原则、组织过程的边界以及组织价值中的根本性部分是由党团关系决定的，而团青关系只是决定组织结构具体形式、组织过程中的具体方式以及组织价值中的具体运行原则部分。也就是说，党团关系决定了共青团组织权力的根本规定部分，而团青关系只是决定了共青团组织权力的具体实现形式。虽然，党团关系和团青关系在每一时期都存在着一些具体问题，但是，从整个共青团发展历史来看，党团关系问题相对严重的主要是在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生成时期，而团青关系问题相对严重的主要是在组织形态复原期和转型期，特别是转型期。在建团初期起，由于青年共产国际因素和党团自身原因，党团关系一直处于未理顺状态，因此，出现了“先锋主义”和“取消主义”倾向，实际上是围绕着共青团组织权力的性质问题而产生争论。虽然共青团被改造主要是基于统一战线需要，但是并第二党倾向也是导致其被改造的十分重要原因［14］。党团关系问题在共青团重建之后就基本解决了，随后共青团所面临的问题基本不是由党团关系所带来的，即使是期间共青团的危机，也是整个政治变动导致，而非是共产党之本意。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市场经济建立和网络社会生成导致青年生存状态发生巨大变化，青年行动逻辑与共青团在单位社会条件下所形成的组织逻辑存在着较大差异，从而使团青关系开始出现不够紧密的现象，使共青团组织权力的实现不断遇到挑战。也正是基于此，共青团才不断推动自身组织形态发展和创新，以期提高对青年的影响力。

3.作为组织空间的共青团组织形态：组织形态内部要素互动机制作为组织运行的整体政治生活总和，组织形态内部运行也有自身的特性和规律，组织形态各要素之间存在有机互动的机制。具体来说，组织权力是组织形态的核心要素，组织权力的生成与维系是组织形态存在的前提，由此组织权力决定了组织形态的其他要素。组织结构是组织权力维系的基础条件，组织结构的具体特性主要是受组织权力和组织环境影响。组织权力是关键性要素，如果组织结构消失，组织权力也将因此而消亡。组织结构还对组织过程有着十分重要影响，不同组织结构将导致不同组织过程，而组织过程的变化也可能因此导致组织结构的变化。对于组织结构和组织过程来说，组织价值具有灵魂性的作用，组织价值变化了，将导致组织过程和组织结构的变迁。一定意义上说，组织价值特别是组织运行中的价值内涵，更多的是在组织过程和组织结构安排上得以体现，这就意味着组织过程和组织结构是组织价值的表现载体，对其具有十分重要的制约性。从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经验来看，正是因为共产党创立了共青团，并赋予共青团以领导和整合青年的权力，共青团才因此而有了组织权力。随后，根据组织权力实现的要求，在组织价值中的组织原则支持下，开始构建组织结构，并在与中国共产党和青年的互动过程中，不断推动着组织形态的发展。共青团改造使共青团组织权力被收回，导致了组织结构和组织过程也因此消失了。“”爆发，共青团组织权力受到了冲击，并一度完全中断权力运行，由此也导致了组织结构和组织过程受到了严重影响，组织价值也产生了严重扭曲。改革开放之后，随着青年行动逻辑的变化，要求共青团与其互动的组织过程、组织结构、组织价值都需要变化，否则青年就将用“以脚投票”的方式远离共青团，即共青团组织权力可能因此导致空转而无法在现实中起到应有效果。因此，共青团组织形态由此出现了发展和创新。组织价值和组织过程以及组织结构彼此之间不断产生着有机互动，在推动着组织形态发展的过程中使共青团组织权力得以获得绩效。

五、复合型团青关系与枢纽型组织形态：共青团发展的战略选择

探寻规律的目的就在于运用规律来指导实践。因此，我们研究九十年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历史所得出来的经验和规律，就是为了能够对未来共青团组织形态发展提供一个具有战略性意义的政策建议和理论依据。根据上文的分析，笔者认为，由于建国之后党团关系基本稳定，而改革开放后特别是市场经济建立和网络社会生成，使青年生存状态发生了剧烈变化，先后经历了单位化、原子化和自组织化等三种状态，这就导致团青关系稳定性受到了挑战。因此，建立密切团青关系就成为当前共青团发展中最急迫的战略性任务。由于三种生存状态在青年中同时存在，而不同生存状态的青年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这就要求团青关系在具体模式上应该从单一形态向复合形态转变。另外，青年自组织化现象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具备了区别于传统党团组织和经济组织为组织主体的自我组织能力。这就意味着在团青关系构建中，共青团不仅需要考虑与不同类型青年之间遵循具有差异性的逻辑建立联系，而且还必须思考如何有效整合其他组织化力量，实现共青团在社会和政治领域内的主导性地位。因此，复合型团青关系构建，既要包括共青团如何与不同类型青年之间建立关系的内容，而且还应包括共青团如何实现主导性的办法。从本质上来说，组织就是一种关系空间，是基于一定目标和功能、按照一定原则和制度将人们整合起来的一种关系复合体。对于共青团来说，团青关系建立，就意味着共青团内部关系与不同类型青年之间的关系对接，而密切的团青关系就意味着这种关系对接的成功，从而实现共青团组织权力对青年的有效作用。这也就是说，复合型团青关系要能够得到有效建立，就必须建构与之相适应的共青团组织形态。笔者认为，要达到这一目的，共青团就必须从以支配性为诉求的单维权力运行模式的平面化的同心型组织形态，向以引领性为诉求的多维权力运行模式的立体化的枢纽型组织形态转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共青团组织权力结构体系、组织权力运行过程和组织价值生成机制等方面做进一步的创新和发展。

变迁范文篇9

经济学主要研究具有稀缺性的资源如何达到最佳配置的问题。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交易活动不存在“阻力”，交易费用（Trans－actioncost）为零的情况下，研究资源配置在完全的市场制度下如何实现最优均衡。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显然和现实有较大差别，不能解释长期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20世纪70年代以来异军突起的新制度经济学，是对主流经济学最重要的挑战和补充。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认为制度是社会中个人的行为规则，用于增进社会秩序，是经济增长的根本性要素。由于现实社会中制度是一种稀缺资源，因此制度的变迁和创新问题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内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的过程，是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完成的。制度变迁的原因是旧有制度转向新制度变得有利可图，因此对新制度产生需求，相应地产生新制度供给。从一种制度转向另一种制度，需要付出成本，如果这种变迁的成本小于新制度带来的个人净收益，则制度变迁才会发生。制度变迁相对可以划分为强制性变迁和诱敌性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指一群人在响应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进行的自发性变迁，制度不均衡产生的原因可能包括制度选择集合的改变、技术条件变化、制度需求改变或其他制度安排改变。制度变迁因常需要集体行动而产生所谓“搭便车”（Freerider）问题，使自发过程提供的新制度供给不足，从而使政府法令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成为必要。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对产权理论深入研究孕育而生的产权经济学，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支柱理论之一。产权制度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中对稀缺资源争夺的冲突所确立的竞争规则，这些规则可以是法律、规制、习惯或等级地位。完整的产权是一组权利，包括：①使用权，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各种方式使用财产，包括有权在物质形态上改变乃至毁坏财产；②收益权，即直接从财产本身或经由协约关系从别人那里（在财产转让的条件下）获取收益；③转让权，通过出租或出售把与财产有关的权利让渡给他人。产权具有可分解性，将产权区分为使用、收益、转让诸权只是初步分解，其中每一种权利都可能得到更为具体和细致的分解，这就使得产权结构复杂化。产权结构存在各种不同的形式，私有产权（PrivateProperty）和共有产权（Commonproperty）是产权安排形式的两个极端，大多数产权安排处于这两者之间。产权经济学强调产权结构和人类行为激励的内在联系，认为不同产权制度和产权结构的差异对资源配置产生重大影响。排他性（Excludability）是产权的决定性特征，它不仅意味着不让他人从一项权利中受益，而且意味着权利所有者要对该项权利使用中的各项成本负责。产权界定的含义是指提高共有产权的排他性。产权的界定需要付出成本，可以划分为排他性成本（Exclusioncost）与内部管理成本（Internalgovernancecost）。排他性成本包括界定成本和维护成本，这里的界定指在物理与价值形态上给出产权的边界，并使之能够被有关交易者乃至社会识别和承认。产权的内部管理成本，是指不具有排他性，共同拥有产权的所有者做出决策、采取行动时所耗费的成本。

由于共有产权使内部成员的努力程度普遍降低，共有产权的有效行使往往有赖于很高的内部管理费用，降低共有产权的内部管理费用依赖于产权的排他程度的加强，但相应要付出排他性成本，只有当新增的排他成本低于所减少的内部管理成本时，排他性程度的加强才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说，只有当产权界定的收益大于产权界定的成本时，人们才有动力去制订规则和界定产权，因此产权总是没有被完全界定的。没有被完全界定的产权就会产生外部性，即产权行使效率下降带来的损失。理论上来讲，产权没有完全界定带来的成本节约等于产权没有完全界定而带来的损失。因此人们会不断地界定产权，直至两者在边际上达到相等，形成暂时的制度均衡。产权制度的演变实际上就是产权不断被界定、外部性不断内部化、产权行使效率不断提高的过程，也是产权制度均衡不断被打破，产权制度创新不断涌现、产权制度不断变迁的过程。从西方国家产权制度变迁的历史来看，大体上经历了共有产权、排他性共有产权和私有产权三个阶段。但需要指出的是，各种形式的共有产权在当代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存在，任何国家从未建立起纯粹的私有产权制度。

二、我国水资源的共有产权制度安排

从人类历史上看，资源稀缺的出现和加剧以及相伴随的相对价格提高，是产权制度出现的基本原因。在自然资源相对充裕时，对这些资源设置产权的成本超过了潜在的收益，自然资源往往被当作公共财产使用。当人口相对于稳定的资源数量增长时，人们之间的竞争趋于尖锐，一旦资源稀缺达到导致人们相互对抗的水平，产权制度的出现便不可避免。当水资源相对并不稀缺之时，设置水权的收益不高，水资源处于开放利用状态，这反过来助长了水资源的粗放利用，加速了水资源稀缺的出现，而资源稀缺的日益显现，又客观上提出了设置水权制度的需求，以遏制资源利用的快速增长，优化配置稀缺水资源。

由于水资源复杂的自然和经济属性，界定水权的排他性成本很高，共有产权是成本相对节约的产权制度安排。共有水权的含义是水资源被某一特定群体共同拥有，但区别于开放利用的公共财产，群体内存在某种资源利用的规则，并设立公共管理机构对资源实施权属管理。节约排他性成本的相应代价是要付出较高的内部管理成本。依据处于支配地位的水权行使主体的差异，可以进一步将共有水权的产权结构划分为四种形式。全民所有、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水权称为国有水权（Civilpropertyrights），流域各地区共同拥有、委托流域管理机构管理的水权称为流域水权（Basinpropertyrights），流域内各地区分别拥有、地方政府管理的水权称为区域水权（RegionalPropertyrights），区域内组织或社团拥有的水权称为集体水权（CollectivePropertyrights），当然和国有水权对应的另一个极端是私有水权。显然私有水权的排他性最强，而国有水权的排他性最弱。

在计划经济时代，总体来看，由于水资源相对不稀缺，水资源的利用处于开放状态，主要受开发能力和取用成本制约，基本上不存在用水竞争和经济配给问题，是一种“开放可获取资源”（Open－accessresource），可以认为不存在正式的产权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水资源的利用是计划经济的延续，水资源利用基本上仍处于开放状态，排他性很弱，用水呈现粗放增长，水资源开始成为稀缺性的经济资源，用水竞争性日益显现，主要表现为区域间水事冲突日益增多。这一时期，水资源产权制度因资源稀缺而成为必要。一系列水资源管理制度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1988年《水法》颁布之后开始付诸实施。这些制度包括水长期供求计划制度、水资源的宏观调配制度、取水许可制度、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水事纠纷协调制度等，实际上可以视为一整套产权制度安排。

从这套产权制度安排来看水资源的产权结构，我国水资源产权安排整体上属于国有水权制度，这成为中央政府在流域间调配水资源的依据。由于大多数流域不涉及跨区域调水问题，流域内水资源的国有水权等同于流域水权，为流域上下游全体人口共同拥有，在大的江河流域一般设有专门的流域管理机构来管理。由于上下游对流域水权的争夺日益激烈，对流域各地区用水权利做出界定在很多流域成为必要，水资源的宏观调配制度实际上就是将流域水权分割为区域水权。在地方行政区域内，由于地方政府不仅是水权权属的管理者，而且也是区域内水公共事务的提供者，地方政府直接行使一部分区域水权，提供城市供水和乡村灌溉，另一部分用水权则通过发放许可证的形式赋予取水户，这就是取水许可制度，实质上是把一部分区域水权分割为集体水权。

这里所说的流域水权、区域水权和集体水权，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产权，排他性较弱，只具有一定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且不具有转让权。这些不同形式的共有水权，其界定、维护和转移都是基于行政手段的，比如区域水权常得不到尊重，流域上下游水事冲突仍主要依赖于上级行政协调；取水许可制度赋予的集体水权，被纳入计划用水管理，其使用不具有长期稳定性；而水权的转移都是通过行政命令被指令划拨。

以上考察显示，经过建国之后特别是改革20年来的水管理制度演变，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套基于行政手段的共有水权制度，虽然十几年来实施的一系列管理制度使水权的排他性有所提高，但是水权的外部性还较高，水权行使效率还较低，也就是我们目前所说的“水权模糊”现象还很严重。水权模糊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一种合理的经济现象，主要是由于清晰界定水权的成本较高，采用模糊水权的方法可以节约排他性成本。行政手段正是宏观环境下成本节约的现实制度选择，而产权模糊是行政配水制度的基础。当前的水权制度安排是水权模糊带来的内部管理费用和用水效率损失与行政配水所带来的成本节约之间的均衡。

三、水权制度变迁的动因

前不久发生的国内首例跨城市水权交易—东阳—义乌水权交易事件，在全社会引起很大反响。我们研究认为，这个事件打破了行政手段垄断水权分配的传统，标志着我国水权市场的正式诞生，实际上也是水权制度变革的先声。通过对东阳—义乌水权交易的进一步考察，可以揭示制度变革的深层动因。

东阳市和义乌市处在一条江的上下游，义乌江的水权理论上为流域水权，为河流上下游各地区共享，但实际上由于模锦水库位于东阳境内，横锦水库中水资源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事实上为东阳占有，或者说横锦水库的水资源产权性质是不完全排他的区域水权。义乌若要获取这部分水资源的使用权，在目前基于行政手段的共有水权制度安排下，可以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要求东阳向下游放水。事实上，在过去的干旱季节里，东阳也曾多次开闸放水，无偿支援义乌用水。但是一次次的紧急求水，使义乌深刻认识到，这种靠上级行政协调方法阶段性、无偿性的调水，既不可靠，也不长久。加之河道污染，河道提水主要供农业灌溉，而义乌主要是亟待扩大城市供水，于是跨区域调用横锦水库的优质水成为首选。于是义乌还可以选择第二种方式，就是请求上级安排横锦水库到义乌的调水工程。

传统的跨区域调水方式最大的吸引力在于，调水工程由中央财政或者上级财政投钱，地方几乎是无条件受益。但这种依靠行政协调的方式往往耗时耗力，周期较长，特别是由于对调出方缺少利益补偿，调水各方较难达成一致。而在水权交易发生的浙江省，国家财政投资的前提并不具备。浙江省地方的水利工程以地方投入为主，省级和国家补贴非常少。义乌市的水利工程基本上靠自筹自建，1997年投入使用的八都水库就是利用“五自”办法兴建，总投资1.8亿元，上级财政补贴只占10％。义乌市自身拥有很强财政能力和投资能力，具有购买水权的能力。按照转让协议规定，2亿元水权转让费分5年付清，平均每年4千万元，仅占1999年财政总收入的4.5％，整个供水工程耗资7亿元，平均年投资1.4亿元，仅占1999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6％。义乌如果选择伸手向上级一等二靠三要的话，一来资时，协调周期很长，义乌城市供水等不及，二来费力，上级补贴的钱很少，得不偿失。于是义乌“明智”地选择了自主解决，主动与东阳平等协商。

由此可见，在东阳—义乌水权交易事件中，义乌之所以没有选择向上级要水，而是选择了购买水权，乃是买水的收益远大于要水的成本。义乌买水的成本是失去上级微不足道的财政补贴，而且获得补贴的机会成本还很高，而收益则是及时解决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问题。而对于东阳来说，指令划拨境内水资源对自身几乎没有收益，而卖水则可以盘活水利资产，收益丰厚。由于交易双方选择新规则都有利可图，故而制度变迁不可避免。

从一种制度转向另一种制度，这说明新制度的运行成本小于旧制度的运行成本，或者说，从旧制度转向新制度有利可图。通过考察水权交易发生的外部环境，我们发现水权交易之所以率先在浙江发生，乃是在市场经济比较发达的社会环境中，利用行政手段转移水权的成本较高，而利用市场手段的成本却较低，东阳和义乌的特殊伙伴关系进一步降低了交易成本。这是制度变迁得以发生的重要条件。

四、水权制度变迁的路径

东阳—义乌水权交易作为新生事物，具体做法中还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其模式也并非其他地方可以照搬照抄，但这个事件无疑代表了一个方向，就是引入水权、水市场优化水资源配置大有可为。作为水权市场初露端倪的标志，这个事件揭示出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是，随着缺水的日益加剧，水权模糊的代价越来越大，基于行政手段的共有水权制度的运行成本越来越高。这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地方利益主体地位日益强化，上级监督地方政府的难度越来越大，行政命令越来越难以得到有效落实，即所谓的“体制失效”，其实是现有产权制度的失效；其二，政府显然没有能力处理繁杂的资产有用性信息，利用行政手段配置水权已经“力不从心”，制度运行的机会成本不断增高；其三，水权界定和维护的成本在降低，建立产权排他性的收益在提高，加之市场化改革在不断降低产权交易的成本，引入市场机制的预期收益在不断增大。

一方面是内部管理成本在提高，现有制度的运行成本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排他性成本在降低，进一步界定产权的收益在提高，结果将是现有制度均衡被打破。由此从整体上可以预言，现有水权制度变迁的方向是进一步提高水权的排他性，也就是所谓的明晰水权。水权交易事件中，义乌承认了东阳拥有横锦水库水资源的转让权，这是双方市场交易的前提，也成为此事最大争议之处。人们不禁要问，既然产权没有清晰界定，如何进行交易？这其实是暴露了水权模糊的问题。类似的水权模糊在大部分地区导致的却是水事纠纷，市场合作根本无从谈起。这形象地说明，要形成市场，就要明晰产权，产权不明晰，就难以形成市场，而只要明晰产权，自然会产生市场动力。明晰水权的含义是界定水资源的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赋予这些权利更为明确的主体。但明晰产权是要付出成本的，水权明晰的程度与一定的社会条件相适应，一定程度的产权模糊可能不仅是合理的，甚至整体是有效率的。由于水资源产权的完全界定（即建立私有水权制度）的成本高昂，水权结构的主体形式仍将是共有产权，但其内部的排他性可以不断提高，国有水权和流域水权可以更多地分割为区域水权和集体水权，水权主体也可以多元化，包括各级政府、组织、企业、用水大户甚至个人。

变迁范文篇10

[关键词]效率；税制变迁效率；政治包容性

一、关于效率和税制变迁效率相关文献的简单回顾

效率一般被看作是与公平相对的一个概念。在对这类问题的分析中，隐含的被公认的观点是：公平内含价值判断，而效率则是客观存在。在此基础上，对税制及其变迁效率的界定也归属于这一简单二分法的分析框架。我们对税制及其变迁效率的分析，主要从两个视角：(1)有效率的税制与最优税制。在现有文献中，对税制效率的讨论涉及最多的是将其等同于最优税制的研究。最优或优化税制理论的基本出发点是寻找一个单维的理性税收制度模式，在此制度下，税收只有收入效应而不产生替代效应(现实中退而求其次－－产生的替代效应最小)的同时，税收额外负担最小的税制是最优即最有效率的税制。需要强调的是，在这一税制效率的分析中，有两个特征：一是有效率的税收制度结构的唯一性；二是忽视税制达致该理想状态的路径选择的效率问题。(2)有效率的税收制度是以最小的税收成本取得最大的税收收益。这类理论对税制效率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对收益和成本的界定，其中对税收收益最为宽泛的界定是，认为其不仅包括财政收入的取得，还包括因税收的调节而产生的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等正效应。而狭义的税收收益界定则仅仅将其看作由税收制度取得的税收收入。这类观点中的另一类分歧是对税收成本的界定，较为狭窄的界定包括征收成本和奉行成本；而比较宽泛的界定则包括由于征税所引致的间接成本。但是，在这类理论中均将效率看作是特定成本和收益下的客观存在。本质上，正如最优税制分析中所涉及的，其所强调的是税制效率的单维性和客观性。

本文对税制效率的探讨力图在两个方面有所突破：(1)通过置疑效率内涵的客观性，重新界定效率及税制效率；(2)关注被当前的研究所忽略的税制变迁过程的效率分析，希望寻求一个不同的效率界定的落脚点。

二、效率：设定目标下的成本效益选择

(一)对效率客观性内涵的置疑－－客观效率内涵成立的前提分析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效率是指与某一特定时点上的技术、生产过程相关的单位投入的产出状态。在这一特定时点上，效率可以被看作是与公平相对的实证概念。也就是说，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相同投入如果产生了两个不同的产出结果A和B，假设A>B，则可以做出判断：A是一个比B更有效率的状态。与公平相比较，不涉及资源配置和社会再分配。在我国经济研究的传统观念中，被看作是生产力范畴，与生产关系即制度安排无关(更准确地说，应该是生产关系、制度安排既定)。换言之，效率被看作是通过对产出量的简单对比即可以获得的客观评价。必须强调的是，这种对效率的界定方式成立的前提预设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产品的同质性。“同质”并不是对产品在满足人们具体需要时所具有的相同物质属性，而是指“数量多效率便高”，即社会对同-_｀种产品的消费，其边际效用不要求恒等，但至少永远不可能小于等于0。社会效用函数具有图1的特征。也就是说，随着社会产品产出量的增加，边际社会效用可能有不同的变动趋势，但社会总效用总是不断提高的，或者说社会产品的边际效用U>0。

第二，对“产品”人们有完全相同的认识。即在某一特定时点上，对能够使个人效用增加的产品种类的认识上，不存在异议。即任意的x和Y，其个人效用函数可以不同，但进入效用函数的商品和劳务不存在差异。令x和Y的效用函数分别为ux和uy：

Ux：fx(a1，a2，……a0)

Uy=fy(a1，a2，……a0)

x和Y的效用函数的差异是对完全相同的产品基于自身不同的偏好做出的有差异的选择，这与社会产品的同质性假设存在不同的指向。“同质性”侧重于同一社会产品量的变化对个人效用和社会效用的影响；而对满足效用的“产品同一性”假定，是对进入个人效用函数和社会效用函数的产品种类的设定。

第三，对效率评价标准的一元性。换句话说，面对同样的A和B，不同的主体会做出完全相同的评价。个人对不同产品尽管在偏好排序上存在差异，但都遵从前面两个假设：对影响个人效用的产品品种无异议；对“多即好”的评价标准无异议。

第四，制度安排一定。这实际上是对前面三个前提预设的总括，但同时是一个更强的约束条件，意味着影响个人做出效率评价的所有因素均不变。此时，基本制度架构一定；影响个人效用的“产品”内涵和外延不变；从社会整体看，个人在面临选择时的基本态度和观念不变。

在这四个前提预设均成立的条件下，效率当然可以被看作是客观的。问题在于这些前提预设究竟能有多大的概率出现在现实世界里，在效率的实际判断中，还应该包含哪些因素，这些新的影响因素进入后，税制的效率还具有不容置疑的客观性吗?(二)效率内涵客观性与行为主体目标设定的进一步分析

在对效率客观性内容的分析中，我们给出的大前提是目标设定。应该怎样理解目标设定与效率内涵客观性的内在联系?目标的设定与前述四个前提预设之间是什么关系?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将社会经济运行中行为主体的行为看作目标设定?这是对效率客观性内涵的解读中不能回避的问题。

“目标”是指在某一特定时点上，行为主体个人行为选择的集约。这是一个总括的或者说广泛认同的概念，往往内含于内在制度中。目标的设定是效率判断的前提。比如当收入在社会不同阶层间进行从富人向穷人的再分配时，如果不考虑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直接交易成本，那么怎样分配本身是无所谓好坏和效率高低的。此时，收入分配效率的判断取决于目标设定。如果设定的目标是穷人福利的增加，那么这样的分配显然是有效率的。可由图2简单说明。

在图中，契约曲线L给出了所有帕累托最优点，同时也集合了交换中所有有效率的点，无从比较L上任意两点社会状态的优劣。也就是说，如果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状况是无差异的，社会并不明显偏好哪类成员收入的变化，此时无法比较D和D’的效率状态。从D到D’的变化有效率的判断来自个人效用函数以及社会福利函数的变化。即D到D’的变化，引致效率增加的并不是有形产品或服务增加(在变化中这类物品并未增加)，而是个人对不同社会成员的收入状况偏好发生改变，成为新的效用函数的组成部分，社会福利函数衍生为更重视社会中某些群体的利益(社会“进步”大多表现为对穷人等弱势群体利益的重视)。此时，社会均衡从D变为D’被认为是有效率的。

在上述对效率客观性内涵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其他条件不变是效率客观性内涵成立的前提条件。而从更微观或更接近现实世界的角度看，是指行为主体在行为选择中目标的严格一致性，即行为主体偏好的严格一致。当行为主体在特定偏好下做出选择时，投入产出的简单对比即可界定出效率的高低。在相同投入下，A+1产出量的效率当然高于A产出量的效率。在这样的分析中，似乎只涉及了生产的效率，那么，分配会影响对效率的判断吗?引人分配这一范畴仍然符合设定目标下效率内涵的客观性结论。在大的制度背景下，如果经由分配使产出增加，那么这一分配状态是富有效率的。分析过程参见图3。

需要强调的是，“产出”内涵的差异性反映在目标的设定中，而为满足该目标产品的内涵，即产品种类、结构也相应设定。那么目标的设定与上文中的四个前提预设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概略地说，目标设定是前三个前提预设的总括，而第四个前提预设是目标设定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目标既定便能推出满足个人效用的社会产品的同质性、同一性和效率判断标准的一元性，而目标的设定则源于制度安排。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效率的客观性是在严格的前提预设下得出的结论，而将分析扩展至制度本身的变化时，效率便不可能被看作是客观的，也不可能再适用简单的二分法－－将其视为公平的相对物。三、税制及其变迁效率的界定

从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以及不同的角度，运用前面对效率的解读，可以就税制及其变迁的效率从以下三个层次来界定：

(一)税收制度变迁的“包容性”与效率

在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演进中，社会秩序的建立和演变取决于人们在行为中不断演化的、对客观世界形成的观念。这些观念中最为重要的，是关于个人所持看法与社会主流理念之间相互关系的观点。在被我们称为“黑暗”的历史时期，有一个共同的表象特征，即主流理念与个人观念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并不是引致“黑暗”的原因。可以说，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时期处于观念的完全融合。因此，关键不是观念的冲突，而是主流观念的包容性。这里所说的观念和主流观念并不是人们对现实世界做出解释和每个单个的行为人所持的人生态度、个性偏好等，而是关于社会正义的看法。而社会正义的观念来源于对社会稳定的动力的理解。在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往往是将认识的同一性看作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因此，当出现不同看法时，便视其为危害社会稳定的洪水猛兽，力图以各种方式去铲除。我国历史上的焚书坑儒、文字狱，欧洲的宗教审判所对“异端邪说”的极端行为均是基于同样的原因，虽然表现为完全不同的表象特征－－或是基于宗教的纯洁性；或是基于维护皇权的至上；或是维护“真理”的权威等。

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质上源于社会中政治包容性的增进。这里强调的是“包容性”的“政治”前缀。如果仅仅是包容性，人类历史演进中形成的许多宗教和不同时代的哲学其实都内含“包容”的理念。问题是，当这些理念被用于社会、国家的治理，被用于指导政治行为时，却往往视某一完备性学说为真理，其他则为异端邪说。政治包容性是指政治制度的构建、运行及变迁中，起关键性作用的理念包含了能被持不同认识论、宗教观、哲学观的人广泛认同的基本观点。

从人类社会制度演进的政治包容性这一层面看，税制及其变迁的效率是指基本税收制度的包容性。这一“包容”可以被定义为，在某一特定时点上，税收制度符合基本政治制度中对各种完备性理念的包容。也就是说，在具体税收制度体系中，不包含与包容性相悖的理念。已有的文献对税制演进中不同时期税制体系变迁的解读常常是从经济发展、生产力水平提高的角度分析，这样讨论当然是正确的。但是经济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仅仅是税制现代特征演进的必要但非充分条件，这一演进过程的另一个条件是基本社会政治观念的包容性特征的存续。在古代社会税制的演进中虽然其表象特征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对人征税到对土地或其他财产征税(较长的时期内是两者同时并存)；税负或重或轻。但有两点是始终没有变化的：第一，税赋的征收仅仅针对社会底层，或者说是以等级制度为基础的。第二，税赋制度的变迁由社会中某一并不纳税的阶层决定。这符合当时社会主流政治观念的效率要求：人与人之间存在等级差别，这种差别决定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问具有完全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在这一政治理念的基础上，税赋制度的效率便是承认等级制度的前提下维系社会政治稳定、经济不因过度或不足课税而凋敝。这一主流政治观念有两个特点：第一，它是社会中不同阶层的共同观念，即统治者满足于自己的非社会义务状态；被统治者也认同这种观念，即便不认同，在一般情形下也没有诉求渠道，从而不得不隐藏其真实观念。这种不认同在特殊条件下表现为社会的临时性中断。第二，它是封闭性的，不具有包容性的特征。即其主流理念不是在不同观念的碰撞和融合中获得修正，而是毁灭不同于主流政治观念的理念，就更谈不上逐渐衍生的对个人意愿的广泛、深度集合。即使出现了上面所说的临时性中断，在新建的社会中仍然会奉行原有的政治理念。

从今天的政治理念看，上述税收制度显然不符合效率的要求：第一，与被社会广泛认同的基本政治理念“人生而平等”相悖。基于此，对部分阶层征收税收获得的收入，用以负担提供全社会所需的公共品，税收会被“过度”征收；纳税人则“过度”负担，从而产权激励下降，社会效率下降。这样的税制当然也就被认为是缺乏效率的。第二，与被社会广泛认同的基本政治理念“普遍性”或“非歧视性”相悖。此时，社会制度对每个行为人观念的集合是开放的，虽然不同的具体政治结构在集合个人意愿的过程中，有不同的偏好和权重选择，但这种开放性、包容性的制度结构和变迁模式使阶层之间的分界变得模糊，单一的阶层很难将这种明显具有歧视性的税收制度长期固定。同时，阶层间较强的流动性和主流政治观念的包容性使歧视性、不符合普遍性原则的税收制度将资源诱向通往特权阶层的寻租，不符合效率的要求。政治制度和观念的包容性，使政治制度的演进连续并有一定的可预见性。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对税收制度及其演进效率的评价虽然其具体的标准不断变迁，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不排斥也不可能排斥人们各自不同的认知背景。也就是说，不同的个体依据自身的理性对社会诸事物的评价都是从其所“信奉”的具有完备的各种理论体系出发的。社会并不试图也不可能创造一种被视为唯一具有完备性的理论体系，而税收制度及其变迁(其背后是根本的政治制度)的效率便不可能出自某个完备的理论体系。因为若如此必会遭到来自其他理论体系的反对，并有可能成为社会不稳定的诱因。所以“效率”应该建立在被不同理念所包容的“重叠共识”的基础上。因此，广泛的“认同”便成为判断效率的表象层次的“标准”。

(二)税制及其变迁效率与个人意愿集约

“认同”使税制的运行变得平滑，使税制对产权的“盘剥”变得可以忍受，从而减少对产权激励的负面影响，并因此而得到税制及其变迁富有效率的评价。而税制认同感几乎不可能经由构建一元性的理论体系获得。也就是说，社会的稳定性变迁必须在这一矛盾中进行：一方面不得不承认各种相互不兼容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从这些互不相容的理论中寻求对社会基本政治理念的认同。从短期可操作层面分析，认同感的获得取决于个人在税制演变中参与的方式和程度以及税收制度结构对个人意愿集约的程度。

同样的税收制度体系下，人们对其评价会因基本制度中对每个个体意愿的尊重程度(并不仅仅强调税制结果对个人意愿的尊重，在一般情况下，过程的尊重更为重要)不同而不同，呈正向变化的关系。二者的关系用函数表示为：P＝f(G，J)。将G和J的综合状况称之为个人意愿的集合程度H。见图4。有两个需要解释的重要拐点A和B。在A和B之问，税制的评价对税制变迁中个人意愿集合的过程和结果富有弹性。表现为一个人意愿集约过程和结果的微小变化会引致对税制评价的较大影响，称之为集约个人意愿的敏感期。而当税制变迁中对个人意愿的集合程度较低(低于A点的集合程度)时，很难让行为主体感受到被尊重，对税制的评价随其变化缓慢正向变化。而当大于B时，税制的评价对个人意愿更加缺乏弹性。此时，与小于A的状态缺乏弹性的原因有所不同。即当税制变迁对个人意愿的集合从过程和结果看，达到一定的程度，此时边际集合程度效用降低，因由此引致的税制评价降低。在这种状况下，影响税制评价的主要因素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当个人愿被充分有效集约到一定程度，其对税制评价的影响降低，因而被其他因素取代。

从本质上看，税收是对产权收益的削减，当削减到一定程度，会成为影响税制变迁的最重要的因素，甚至远远超过个人意愿集合的影响。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较高程度的对个人意愿的集合而形成的税制，为什么有可能会成为受到行为人的负面评价或认同度较低的税收制度?这主要源于以下两个原因：第一，集合个人意愿的过程对评价的影响超过了结果的影响；第二，个人理性的有限性。尤其是在短期内，对某一个符合个人偏好的路径可能引致的结果的合意性往往不能做出符合理性的判断，以过程“似是而非”的合意引致了个人并不想要的高税负的结果(这里对认同的分析暂且不涉及税收收入的使用所引起的公共品提供及其合意性的问题)。图5直观地分析了税收实际负担和税制评价的相关性。在税收实际负担水平低于a时，税负处于较低的状态，此时税负的变化对税制评价的影响较小，起主要作用的是税制演进中对个人意愿的集合程度。而当税收负担超过某一特定水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纳税人能够明显感觉税后生产或生存状态的下降，对税制的评价也随之下降。在图5上表现为当S>a时，对税制的评价急剧下降。从税制衍生的实践看，A这一决定性的拐点如何获得或a是多少，从“认同”这一税制及其变迁的效率层次看，显得至关重要。准确界定A点面临的问题是：第一，要想获得A的准确位置，我们必须能准确分清对税制评价的变化哪些是政治制度集合个人意愿的程度引致的，哪些是税收负担变化引致的。或者我们能确定对个人意愿集合的程度H>xo第二，在H和s完全相同的不同税制体系中，也不能得出相同的税制评价，这还与内在制度相关。因此，从短期看，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综合性结论：认同感较高的税制及其变

(三)具体税制结构体系的效率分析

这是在某一特定时点下，对税制做出的成本效益分析，是前两个税制效率理念的具体表现。这一层次包含具体税制中税种结构、税率结构、税负结构以及税收征纳制度的有效性问题。但不完全如此，更重要的是在这一有效性界定背后，是什么决定了这一评价。这便是我们通常界定的税制的成本效率分析。在已有的文献中，对这个层次的分析比较多，一般认为有效率的税收制度应该使纳税人的行为扭曲产生的损失最小，并以此为出发点讨论具体结构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