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化范文10篇

本地化范文篇1

1．教学工厂的含义

“教学工厂”这一理念最早是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院长林靖东先生提出来的。他痛感许多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不能很快地适应工作岗位，而企业界也对学校提出了“必须重视实践能力培养”的用人要求。因此，他们借鉴了德国“双元制”的教学模式，将学校、培训中心、企业三元合而为一，构建了教学工厂模式．并获得了非常成功的实践经验。“教学工厂”把学校的某个专业群或专业按工厂模式办．给学生一个真实的工厂生产环境，学生犹如处在一个大企业的各个部门，既接受了系统的理论知识的教育。又得到了岗位能力的技能培训，是以“项目课题”为导向的实践性和操作性较强的现场教学模式。

2．教学工厂的特点

我在考察新加坡教学工厂办学模式的过程中，发现此种方式可以为学生提供一个更加完善和有效的学习环境和过程，能够很好地使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使学生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独立组织学习的习惯，等等。其中两大特点非常明显：一是根据专业而设教学工厂。如机械专业、服装专业等都比较适合；二是教学工厂的所有要素都为教学所用。此外，教学工厂还有社会培训、教学科研、教师培训等特点。

二、独立学院市场营销专业实施本地化“教学工厂”人才培养模式的规划。

新加坡南阳理工学院教学工厂的概念不是一蹴而就的．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职业教育调研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然后经历了校园的工厂模拟、模仿到融合的发展过程。那么，将此种人才培养模式引进国独立学院市场营销专业时，也要根据本专业的特点和现存条件，进行本地化的改良过程。第一阶段：校企合作摸索阶段学院和企业开展伙伴合作，在学校内模拟企业环境．按照工厂模式进行市场营销教学环境设置和布局。在此环境下，学生尽可能采用在企业(即工厂)内的业务项目进行仿真实习。这一阶段属于起步摸索阶段，为以后的模式实施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二阶段：教学工厂模仿企业生产模式．独立完成项目研究和项目开发。在这一阶段，教学工厂基本具备了一般企业经营条件．全年提供给学生进行项目实习的条件，配备双师型教师、企业家为学生的指导教师。学院开设的教学工厂平台，能够给予学生开发自身技能的平台，使老师和学生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业务项目研究和技能提高上来第三阶段：教学工厂项目平台日趋完善，在教师科研、学生实习方面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在这一阶段，学院市场营销专业能够进行系统的专能开发，教学工厂项目平台的功能更加完善。通过上述两个阶段的经验积累，形成了系统性的“教学工厂”规范化、成熟的操作和运营形式及人才培养模式，能够实现教师员工的专业培训和学生实践能力的提高。第四阶段：全面的系统整合阶段在这一阶段，市场营销专业技术核心已经形成，并能够为各个专项技能训练提供培训，进行业务项目设计。在此基础上，教学工厂成功地建立完成，并成熟地运行．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本地化范文篇2

一、采用本地化实践教学的意义

1.本地化实践适应中央电大实践性教学活动的规定

中央电大规定实践性教学环节是为配合理论教学，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加强专业训练和锻炼学生实践能力而设置的教学环节。本地化实践教学有利于提高教学效果，激发同学们的学习热情。由于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教材中提供的可以借鉴国外成功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而那些成功的管理经验使学生难以与所经历的具体管理实践相结合。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使用国外成功企业先进的管理经验存在对企业背景和文化的差异。本地化企业实践案例的使用，增强了实践教学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激发了学生对实践产生的兴趣和提高了参与程度，从而达到良好的实践教学的效果。

2.本地化实践活动符合工商管理专业所需的知识结构

以本校本地化实践教学为例，本地化实践教学中的企业，主要涉及的产业有长春市净月开发区的以省科技文化中心综合馆为代表的文化创意产业；以喜来登酒店、鹿鸣谷度假村等项目为代表的旅游休闲产业；以启明公司、吉视传媒为代表的软件信息产业；以和记黄埔、万科、中信等知名企业为代表的高级地产业；以一汽新能源汽车、深圳航盛汽车电子等，对这些企业的实践教学，提高了学生对净月开发区企业的了解程度，提高了学生对吉林省特色、优势产业的了解程度。学生对相关知识的掌握，对其服务于本地企业的管理非常有益处，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提前进入角色，提高了学生服务于本地企业的兴趣、意识和能力，有利于学生毕业后能够更好地适应本地企业。

3.本地化实践加强了学生学习管理知识和管理技能

在教学中加强学生素质教育，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使之成为一种参与式教学。本地化实践教学中有50%的企业属于服务性行业，首先通过事先对实践活动采用设问的方式引导学生围绕主题，筛选企业中重要环节；其次努力创造自由宽松的讨论氛围，在实践中设计了开放性问题，学生可以根据企业资料进行发散性思考，引导学生提出具有独创性的见解，使学生在相互的讨论中互相启发，激发创新思考，促进了个体和团体创新精神的形成。鼓励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积极地思考，大胆地交流，成为讨论的真正的主角。净月开发区多数企业是在20世纪90年代甚至是在近年发展起来的，其中许多企业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艰苦创业的历史，体现了创业者的创业历程及他们的创业精神，突出了企业文化，对于学生是活生生的教材，有利于学生从中吸取创业精神，学习创业知识。

4.本地化实践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本地化实践教学是针对吉林省经济发展的特点，从本地企业的大量实际资料中筛选出的典型事例，净月潭国家风景名胜区加强综合管理、提高服务质量，被中央文明办、建设部和国家旅游局共同授予“全国文明风景旅游区”荣誉称号，伪满皇宫博物院被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两大景区一道荣获“吉林八景”殊荣。切实强化旅游宣传。针对课程的内容加工整理而成。在教学中，学生还可以借助方便的地理条件到企业考察、收集补充资料，与企业员工交流等，可以给学生以真实感，加深学生对抽象理论的解释，巩固其所学的知识，学生通过实地调研能够发现企业存在的问题，并结合理论知识献计献策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工商管理本地化实践教学的基本要求

1.教学中理论与本地化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实践教学要实施必须把实践内容作为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理论的讲授过程中穿插实际操作，以综合分析配合理论知识的讲解。根据电大工商管理类学生的具体特点，可实行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相结合，切不可只搞实践教学而丢弃了理论教学。因为电大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学习基础稍差，学生没有的理论基础铺垫，实践过程讨论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没有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培养能力也就成为一句空话。例如在企业管理教学模拟实习绩效考核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我们也采用旅游企业为案例，净月潭景区、被国家旅游局评定为4A级旅游区的伪满皇宫博物院，被国家水利部批准为国家水利风景区的新立城水库、净月潭景区。旅游活动不断丰富，净月潭瓦萨国际越野滑雪节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品牌旅游活动。旅游业总收入占全市比重达到30%。净月潭景区旅游绩效考核实践案例进行教学，不仅使枯燥的绩效评估变得生动有趣，而且还让学生了解到绩效评估在现实企业中的重要性，企业绩效评估存在的问题、难点等。通过实践教学进一步培养学生独立思维能力。从而取得良好教学效果。

2.本地化实践教学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学生首先应当对本地实践企业资料事先阅读，查阅有关的背景资料等。比如对本地的企业，学生不仅可以通过网络、书籍、杂志等渠道获取有关案例资料，甚至可以到企业参观，增加学生的感性认识，提高本地化实践教学的效果。有的学生在假期还可以到本地企业进行调研获取更多的企业管理信息。教师要预先设计问题，并在学生尚未搜集资料时，让其回答，以确实了解实践企业的背景。让学生去讲述充当企业主人翁的感觉，以使学生融入情境之中。在实践教学环节的分配上，可将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专门讲授课程的基本理论知识。第二步针对实践的内容让学生讨论。尤其鼓励学生提出各种不同的主张，调动学生发言的积极性，针对具体情况也可以事先安排重点发言对象，描述自己的观点。教师也可以通过观察学生讨论，更好地了解学生在哪方面存在不足，以便及时调整课堂教学重点，使教学更有针对性。第三步教师进行归纳总结。点评学生的观点，同时提出自己所持有的观点。

3.互动式实践教学

所谓互动式实践教学模式是指通过本地化实践分析教学，实现全体学员的充分参与和教学的双向互动，教师通过调节师生关系及其相互作用，形成真诚、和谐、多元的互动，从而产生教学共振、共鸣，以达到最佳教学效果的一种教学模式。让学生积极参加各种旅游活动。如长春农博会、净月瓦萨滑雪节、净月森林徒步节等旅游节庆会展活动，净月潭、伪满皇宫、长影世纪城、户外露营等系列旅游活动，在本地化实践教学中，通过研究、分析、讨论案例，启发学生积极思维，使学生在头绪纷繁的事例中发现问题、判断是非、做出正确决策，从而提高学生分析、综合、应用、决策和应变的能力。培养学生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而非培养出解释问题的理论高手。教师应该处在理论的高度对学生解决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进行评判、指导，提供综合实践的方法、思维逻辑。教师角色就要相应地实现从传统教学中的主讲人到组织引导者这一角色的转变。教师虽然不再是课堂的主宰者，但仍是课堂的组织者、引导者，应始终发挥主导作用。对于实践过程中存在问题进行的讨论，其结果可能多种多样，可能会形成多种可行方案，这些方案各有特点，各有所长和不足。

三、本地化实践在教学使用中应注意的问题

学生对实践教学环节缺乏足够认识，在电大学员实践教学实际工作中发现，进行远程开放教育学习的学生对实践环节缺乏充分认识，不清楚实践活动怎样作、为何而作，对如何选题、如何查阅资料、如何组织材料、用怎样的语言表达都缺乏足够认识，对基本写作格式不清楚。部分学生则抱着蒙混思想，乱拼乱凑，甚至抄袭。能力差的学生甚至不能按时完成实践环节学习任务。

1.注重实践内容编写的理论指导

让学生自己到实践的对象中间去观察、去体验、去学习，了解和挖掘所需的信息，明确理论背景和理论框架。任何理论的成立都必须建立在一系列的假定和前提基础上，对实践活动本身就是对理论的一个检验，如果理论的前提和假设在现实中成立，那么解决途径是什么，达到了预定的效果吗？如果理论的前提和假设在现实中不成立，那么理论应当如何进行修正，如何对现实做出新的解释。这都可以通过实践和理论之间的互动关系达到从现实学习中有所发现。作为老师应懂得如何帮助学生利用现有理论解决问题，同时引导学生从现实中发现问题并对现有理论进行深入的思考。

2.授课教师对实践的内容熟悉程度影响教学效果

实践教学活动对教师综合素质要求很高，教师必须正确选题，所选实践对象适合教学目的和学生水平层次；必须具有从理论知识到实践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具有较强的课堂驾驭能力，能够始终把握住实践教学活动的主题，以免主题过于分散；教师要更新教育观念，投入教学方法改革的自觉性和热情；另一方面教师缺乏实践经验，一些教师案例教学方法局限于举例讲解，未能对实践的教学内容进行了解，不能进行有效的组织和控制工作，使学生毫无新鲜感。在实践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处于指导者、协调者的地位。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教师往往把握不好自己的角色，经常出现缺位。

3.注重学生的不同需求

分层贯彻、以人为本密切关注同学们本地化实践教学。学生长期以来形成了被动的学习习惯，多数学生惰性较为突出。有些学生在实践教学模式下无所适从，不知如何下手，很难摆脱传统教学模式下被动机械的惯性，常将自身置于实践教学之外，实践活动的积极主动性明显缺乏，讨论时不加以配合、不发言、不思考，以老师灌输为主。学生参与不够，理解不透，体会不深，大大影响实践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教师根据不同层次不同能力的学生制定不同的教学目标，根据差异采取不同的教学实施方案。这样虽然层次差异比较大的学生在同一个集体中，并给予不同的评价。积极创造条件，努力形成一种合作优势，促进全体学生在各自原有的基础上获得良好发展。

四、提高本地化实践教学效果的建议

1.本地化实践活动与其他实践综合运用

尽管本地化实践教学有其独特的作用，但是不能够在教学中对吉林省以外的企业实践案例和国外实践案例取而代之。因此，在实施本地化实践教学中，国外企业实践案例与国内企业实践案例、省内企业实践案例和省外实践案例应该并重，分析型实践与实地型实践相结合，构建以本地化实践为主体，省外实践和国外实践优秀案例为补充的实践案例结构，提高实践教学的整体质量。应高度重视电大远程开放教育实践环节教学工作，认真研究相关规定，采取有效措施，制定制度、明确责任、对实践教学各个环节都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并加强检查和督导，从组织制度和责任上确保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2.规范本地化实践活动编写的模式

加强实践正文格式的规范，实践内容的标题应以中心标题为主，实践的引言部分应指明实践时间、地点、关键人物、实践事件的真实性等；相关实践活动背景材料应包括所属行业、公司简单的发展历程、主要人物、事件的相关背景；实践的主体内容应包括对实践本身的描述，实践的描述不应当具有感情色彩，不应加以评论。实践活动的对象、适用的课程、教学的目标；给出实践分析的逻辑路径；实践分析所需的基本理论知识或相关理论观点；与实践案例相关的背景信息；根据实践应该思考的相关问题，教师应该掌握的实践进展情况，合理的安排本地化实践教学的时间。为了达到本地化实践教学的应有目的，教师不仅要对本地实践的编写规范、格式等进行组织编排，还可根据教学的主要线索，使实践活动发挥最大的价值。

3.提升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

根据电大系统特点，校内外结合，合理地长期聘任普通高校专家作为电大实践内容设计指导教师，对所有指导教师都应进行指导前的培训，并提出严格要求，明确责任，进一步提高实践教学环节指导质量。教师应该对本地实践内容熟悉，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尽量让教师到实践企业进行参观、学习，增强教师对实践企业、所发生的事实感性认识。教师在组织实践教学之前，教师对实践教学过程中可能涉及的理论知识、教学的难点、教学的重点进行交流沟通，对学生可能迷惑的知识点先期进行剖析。教师以教学团队为平台组建实践学习、教学的交流机制，互相交流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教学难点、教学重点、教学心得体会、成功经验等。教师在本地化实践讲解的过程中也可以引其他相关的实践案例，增强本地化实践的说服力。教师讲实践活动时，应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比较；能够在实践讨论题后附教师的一些指导讨论问题的要点和思路，对学生的学习、思考提供指导性的意见。

本地化范文篇3

研究指出，在农业现代化实现之前，农户家庭分散经营还将长期存在，“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济结构仍将保持相对稳定，小农经济还要稳定30年（贺雪峰，2010）。黄宗智（2014）研究认为美国“大而粗”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不符合我国当前实际，我国近三十年来兴起的适度规模的、“小而精”的真正家庭农场才是适合我国农业正确的发展道路。尽管农户家庭分散经营有其存在的基础，但总体来说，我国农户家庭经营能力不强，市场参与度低。在农产品生产经营过程中，缺乏市场的引领作用，不能把握机会，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在销售渠道方面，仍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主要靠走街串巷的自销模式和农产品经纪人模式，销售不稳定。由于缺乏对市场的了解和把握，以及营销意识和能力不足，在农产品交易过程中往往处于劣势，讨价还价能力弱，收益得不到保障，制约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农民增收。

二、农户家庭农产品需求分析及精准营销的意义

作为农产品销售目标顾客的现代都市居民，有着比较强烈的绿色消费、生态消费、休闲消费、怀旧消费和体验消费的倾向和需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在社会形态与社会构造、消费态度与生活方式、经济体制与工作方式、观念变革与技术进步等多重力量的冲击下，步入一个多元并存的新消费时代，对过去的留念和怀旧心理成为社会转型时期消费者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孙明贵，2010）。农户家庭农产品一直留给人们的是原始、生态、绿色、有机的传统形象，更重要的是，它还凝结和承载了农村的乡土文化和农民的朴实与真挚。农户家庭农产品具有潜在的市场需求，但供求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比较突出，改变这种现状是非常必要的。精准营销强调营销渠道精简和营销对象精准，贺海涛（2007）分析提出精准营销是以顾客为中心，在顾客价值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运用可利用的各种方式，在恰当的时间和地点，通过恰当的渠道，以恰当的价格，向精确的目标顾客提供适当的产品，从而有针对性地进行顾客沟通，弥补大众化营销存在的不足。精准营销比较适用于小众市场，在这个小众市场上消费者的行为特征比较分明和集聚，消费倾向可以得到较好的识别和利用。农户家庭农产品与规模化、机械化生产的农产品相比，具有市场小众化的特征，主要针对注重绿色、有机、生态、体验和乡土情怀的城市居民。针对本地的目标顾客群体开展精准营销活动，可以缩短流通环节，促进供求信息更加对称，有利于提高营销效率，解决农产品特别是生鲜农产品的物流问题；有利于稳定销售，降低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带动农户持续增收，提高农业生产积极性。

三、农户家庭农产品精准营销策略

（一）目标顾客锁定策略

精准营销的核心思想是有针对性地开展个性化的营销活动，提高营销效率，因此，精准营销的关键环节就是准确锁定目标顾客。关于锁定潜在目标顾客的方式，笔者总结了两种：一是基于数据信息的筛选式，二是基于大众传播的吸引式。“筛选式”策略是指供给方基于已掌握的数据信息，通过对这些数据信息进行分析，筛选出可能的潜在顾客，并针对这部分群体实施精准营销。这是一种基于客户关系管理之上的目标顾客锁定策略，如向购买汽车的顾客推销车险，向购买住房的顾客推销装修。“吸引式”策略是供给方先进行大众营销信息传播，吸引潜在消费者主动与其建立关联，然后，通过客户关系管理锁定这部分顾客，并进行精准营销。现代技术（特别是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的传播和沟通方法，使精准营销成为可能（刘征宇，2007）。相比而言，农民在信息获取、数据分析以及主动营销方面的能力比较弱，更适合于使用“吸引式”策略，通过“吸引式”策略锁定的目标顾客更加精准。本文之所以将农户家庭农产品的精准营销范围缩小在本地区域，除了考虑到农产品的物流问题之外，还考虑到农民的营销能力问题。本地化精准营销有利于农民掌握市场信息，借助人脉关系或其他途径进行信息传播、口碑营销。

（二）“乡土”产品策略

农户家庭农产品对于城市居民最大的吸引力，最大的卖点就是其承载的“乡土”文化。这种“乡土”文化象征着传统、生态、绿色、有机，以及蕴含在农产品之中的勤劳、纯朴的民风。因此，农户家庭农产品不应该追求规模化、机械化的高产出和高效率，要保护好农产品种养殖的生态环境，采用绿色、有机的方式进行农产品生产和传统的方式进行农产品加工。始终让城市潜在消费者保持一种稀缺感和吸引力，通过消费农户家庭分散经营、小规模生产的农产品，使其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都得到满足。

（三）直销渠道策略

采取直销渠道策略，使农户与消费者直接关联，减少中间环节，有利于改变一直以来农户在农产品销售中的被动局面，使农户主动参与在市场中去，增加对市场的把握能力和应变能力，稳定销售渠道，提高农产品销售收益，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城市消费者与农户家庭之间对接，可以让消费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农村的乡土文化、农民的朴素真诚和农产品的绿色生态，体验精神价值，刺激消费欲望。当然，农产品直销受农民市场意识不强、营销能力偏弱、农村基础条件有限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但这些问题已经得到了政府的重视，在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农村宽带全覆盖，推进农村互联网提速降费，通过多种措施提高农民素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形成线上线下融合、农产品进城与农资和消费品下乡双向流通格局。

（四）口碑促销策略

口碑营销是一种低成本的传播和促销方式，建立良好的口碑，对吸引顾客以及建立长期稳定的客户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是农产品精准营销的关键。口碑不是刻意去营造的，而是在长期的、持续的良好合作过程中树立的形象和建立的信任。农户家庭农产品口碑营销不能单单从农产品入手，应以农产品为载体在交易过程中展现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乡土本色，即农村环境生态，农业产品绿色、有机、天然，农民真诚、朴素、勤劳。

（五）体验营销定价策略

农户家庭农产品的生产成本较之规模化、机械化的大生产来说，成本是比较高的，另外，农户要保持其绿色、生态、天然的生产与加工方式，产量较小而劳动投入会大大增加。农民在销售农产品时，往往不计算劳动力成本，只计算直接投入的资金成本或根本没有计算过成本，又缺乏营销能力和对消费者心理的把握，定价往往比较低。如上所述，农户家庭农产品既是一种绿色、有机、天然、健康的物质产品，也是一种蕴含乡土文化的精神产品。顾客消费农户家庭农产品获得的不仅仅是物质满足，更多的是精神体验。特别是在伴随有乡情体验的情况下，顾客不仅消费了产品，还获得了美好的乡村体验。顾客获得的价值远不止产品价值，还有体验价值。因此，农户家庭农产品定价不能比照工业化大生产的农产品定价机制，而应该以生产成本为基础，以顾客价值为导向采取体验营销定价策略。李庆荣（2015）认为，传统营销中依据成本、竞争对手和供求关系决定产品价格的方法不适用于体验营销，由于体验的独特性和不可比较性，价格的制定较少受成本和竞争对手的影响，主要是由消费者来决定，只要满足了消费者的精神愉悦，消费者就愿意买单，不会太在乎价格的高低。

四、农户家庭农产品精准营销模式

（一）体验消费拉动模式

体验消费拉动模式是通过吸引城市居民到农村进行观光、旅游和体验的方式，以“消”代“销”，以“消”促“销”的一种吸引式精准营销。以观光农业和乡村旅游为依托的体验消费拉动模式，既要满足游客对农产品的即时消费需求，实现以“消”代“销”，还要加强现场促销，并与游客建立长期的联系，以“消”促“销”，以“消”带“销”，为C2C销售模式奠定良好的客户基础。乡村旅游是目前我国重要的旅游形式，也是城市居民重要的休闲方式。但从总体来看，我国乡村旅游业的覆盖面还比较小，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另外，我国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大多数旅游点旅游项目单一，只有简单的吃、住、和观光，乡村旅游的其他要素作用发挥不足（彭顺生，2016）；经营比较分散，农民不能抱团发展，等等。农户家庭应该抓住乡村旅游发展的机会，依托农村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加强生态环境和文化遗存保护，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通过集群式发展提升乡村旅游的竞争优势（刘萍，2014），成立乡村旅游合作社，在根本上改善以农家乐为主要形式的传统乡村旅游中出现的散、小、弱、差等问题（肖华，2015）。乡村旅游是农户家庭农产品精准营销的最重要形式和载体，发展好、利用好乡村旅游体验消费拉动模式，关键还是靠农民。农民是乡村文明的建设者和保护者，是民风民俗、传统技艺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是农产品的生产者。只有把这些做好，才能吸引游客，吸引外来资本发展乡村旅游业。

（二）C2C直销模式

C2C是农户直接对消费者的销售模式，这种模式又可以分为“一对多”和“多对多”两种形式。“一对多”即一个农户对多个农产品消费者，“多对多”是指农户联合起来满足多个农产品消费者的需求。C2C又可以分为订购模式和预售模式。现代信息技术，对于开展C2C销售业务具有重要的支撑和推动作用。尽管目前农村的信息化水平还比较弱，农民素质还有待提高，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更加完善，新型农民的经营意识和能力素质将与时代接轨。在目前的状况下，只要农民转变思想，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建立与城市潜在消费者的联系，促进信息互通，比如，通过传统的人脉资源进行口口相传，或传统的电话、短信等信息沟通工具。同时，政府部门应该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为城市与农村的信息对接创造机会、搭建平台。

（三）C2B农商对接模式

C2B模式是将商家作为农户家庭农产品的顾客和精准营销的目标，其本质是一种供应链整合模式，但对于农户家庭来说，也是一种精准的营销方式。C2B农商对接模式可以有多种形式，如“农户+农产品零售商”、“农户+餐饮”、“农户+电商平台”等。农户通过与农产品零售商、餐饮店和电商平台等商家合作，成为他们固定的上游供货渠道，通过供应链整合的方式，减少中间环节，稳定销量，降低成本，达到精准营销的目标。

作者:谭少柱 单位:重庆工商职业学院财经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贺雪峰.小农经济至少还应维持30年[J].贵州社会科学，2010（10）

2.黄宗智.“家庭农场”是中国农业的发展出路吗？[J].开放时代，2014（2）

3.孙明贵.怀旧消费研究：起源、成果及其核心问题[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10（6）

4.贺海涛.以精准营销挖掘移动通信市场[J].经济师，2007（10）

5.刘征宇.精准营销方法研究[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7（4）

6.李荣庆.新消费环境下百货业态体验营销路径构建[J].商业经济研究，2015（2）

7.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成为我国农民就业增收重要途径[EB/OL].新华网，2013-3-27

8.彭顺生.中国乡村旅游现状与发展对策[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1）

本地化范文篇4

一、培训观念表现“本地化”

表现与时俱进思维，突出“三个效劳”，具体推进我县新期间干部教育培训任务。

（一）为干部安康生长效劳。县委非常关怀干部安康生长，明白要求党校正底层干部施行“全员培训”、“集中轮训”，不连续地一批接着一批、一期接着一期进行常识更新、集中“充电”。我们依照县委要求，遵照成人教育规则，把握干部进修特点和进修要求，鼎力履行“疑问式”调研办法，深化底层调查干部生长需求，加强培训针对性。还，充沛接收底层干部丰厚的任务经历，普遍展开“讨论交流”、“互动进修”等运动，指导学员理论联络实践，进步处理实践问题的才能，实在为干部安康生长效劳。

（二）为营建进修型社会效劳。在培训中，我们把增强进修放在首要地位，要肄业员树立终身进修观念，养成优越进修习气，构成浓重进修气氛。创办“学员讲座”，让学员本人讲进修办法和进修收成；举办“加速开展，我能做什么”大评论，让学员谈看法、谈领会、谈开展；编发《学员调研文集》和《进修与考虑》，让学员互学互评，扬长避短。经过进修，最大限制促进每个学员都成为进修型小我和常识型小我，然后引领整个社会成为进修型社会和常识型社会。

（三）为助推开展效劳。一直对峙把助推加速开展作为干部教育培训任务出力点，紧紧环绕县委、县当局中间任务，举行了科级干部培训班、后备干部培训班、党外干部培训班、女干部培训班、乡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等指导干部培训班12期，轮训、培训各级指导干部3000余人次；依据全县阶段性重点任务，合时举行了效能建立、党务干部、城乡情况管理、进修科学开展观、社区任务、新乡村建立等专题培训班15期，举行了乡村适用技能培训和档案治理、计算治理等营业培训10期。经过教育培训，储藏了很多适用人才，有用推进了县域经济疾速开展。

二、培训内容对峙“本地化”

依据县情和开展实践，针对学员常识和才能实践，科学拟定培训内容，加强培训针对性。

（一）强化县情教育。在培训中，我们对峙做到“三个精确”，即：让学员精确调查的曩昔，精确看法的目前，精确掌握的将来。让学员调查是漂亮的。有悠长的前史，自西魏置县已近1500年；有包含厚重的赤色文明，培养了10位籍共和国将军，孕育了赤军精力；有丰厚的地下溶洞群、自然气和水能储量。让学员看法是掉队的。是新阶段国度扶贫开拓任务重点县，是区位劣县、贫穷大县、财务穷县，贫穷掉队、开展迟缓、开展缺乏、开展滞后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让学员清楚是开展的。近年来，全县广阔干部群众在县委的率领下，破难攻坚、克意进步，开展成效非常分明，开展势头让人振奋，县域经济完成“大打破”，财产构造完成“大调整”，项目建立完成“大加速”，民生质量完成“大改善”，开展情况完成“大提拔”，社会不变完成“大跨越”。经过强化县情教育，广阔底层干部在培训中调查了我县的开展速度，也看到了与周边县区和兴旺当地的开展差距，加强了任务责任感和紧迫感。

（二）强化常识教育。跟着科学技能的飞速开展，常识更新措施不时加速，干部教育培训也必需顺应时代要求，知足干部终身进修需求。我们依据分歧培训对象，突出强调新常识的进修教育，在科级指导干部培训中，既设置了马克思最新前沿理论效果，还设置了现代军事和国防、生物技能的新常识；在大学生村官培训中，设置了幻想信心教育等常识，也设置了国情教育、现代科技等新常识。

（三）强化才能教育。干部参与进修培训不只在于调查和把握需要的常识，更主要的是经过进修使本人的才能和本质有一个较大进步。因而，我们把进步干部的才能和本质作为干部培训的着眼点，实在加强干部的进修才能、应对才能、决议计划才能、治理才能、立异才能和科学开展的才能。在本年春季举行的青年干部主体班培训中，我们就设置了营业常识、任务办法的培训，进步他们的实践任务身手；添加了指导科学、指导艺术的培训，进步他们的微观决议计划、综合协调才能；延长了经济常识、科技常识的培训，进步他们驾御市场经济的才能；设置了注重新闻言论、注重言论指导和蔼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的培训，实在进步了他们与媒体打交道的才能和程度。

三、培训方法突出“本地化”

丢弃传统的“填鸭式”和“仓库理论式”等培训方法，对峙“三个突出”准则，力图办法可行、伎俩高效。

（一）突出互动教育的实效性。依据受训对象的特点，运用解说式、研讨式、案例式、模仿式、体验式等互动教育办法，进步教育质量。关于理论性、党和国度的大政方针和严重国际国内时势等，我们约请市、县指导和客座讲师作专题讲座，突出“角度新、问题精、例证明、思绪清、信息多”的特点，让培训者“既知上情又晓下情”、“既懂大局又顾末节”、“既知成果又明差距”。针对新乡村建立中农房面貌打造和财产培养等营业性较强的问题，就约请县规划和建立局、县农业局相关专家，走进周子坪村、苏家坪村的财产园区进行现场教育，让参训者和讲课者现场感触、现场发问、现场解答，加强了培训结果。

（二）突出活动教育的针对性。我们把干部培训看成存眷热点、研讨难点、化解矛盾的主要教室，充沛思索全县群众存眷的热点、难点问题，对峙做到“哪里有热点难点哪里就有党校的活动教室”。针对群众当时存眷的“三怨”问题（怨政策不执行、怨干部不公平、怨呈现问题没人处理），我们应用乡村底层干部技艺培训、党委书记新村建立专题培训、大学生村官才能培训等平台，展开了情势政策教育、解读中心惠农政策等运动，立异了群众任务办法，切近了与群众的情绪，理顺了干群关系。

（三）突出长途教育的前瞻性。将来社会将是一个高度开放、人们思想异常活泼的世界，干部教育也必需与时具进跟上时代措施。在培训中，我们采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鸡生蛋”“情形体验”等方法，有针对性选择长途教育内容，表现干部培训的政治性、针对性、理论性等要求。在本年春季的科级干部主体班培训中，我们充沛应用中心党校长途教育网，收看了《解读党的十七大精力》、《树立社会主义中心价值系统》等前沿理论讲座，选择了《蜕变》、《触不得的“高压线”》、《警钟》和《苏共的生长宽和体》等10多部警示教育和党性教育片，加强他们拒腐防变的才能和党性涵养；在党委书记和村支部书记新乡村建立培训中，添加了《四川灾后重建》专题记载片，为他们供应了参考和借鉴。

四、培训机制完成“本地化”

树立健全机制体系体例是干部教育培训的保证。我们探究树立现代干部培训准则，促进教育培训任务标准化。

（一）完美治理体系体例。依照党管干部的准则执行党委一致指导，组织部分主管，有关部分分工担任、协作共同，将干部教育培训的时限、班次、内容方式、调训对象准则化，履行按岗调训和按期轮训准则。增强培训方案的制订，避免因好处驱动激发的多头调训、无序调训，为干部培训教育任务供应刚强有力的组织包管。

本地化范文篇5

2009年年底，气象频道吉林省本地化节目正式开播。目前，吉林气象本地化节目每半小时插播一次，一次三分钟。每天六次首播分为：早间、上午、中午、下午、晚间、夜间六个时间段。吉林本地化节目内容包括基础预报信息、特色编排多种表现形式。提供气象资讯、交通预报、农业预报、旅游预报、实况信息等，天气趋势分析、天气新闻以及天气对百姓出行、经济生活的的影响提示等众多与吉林省广大农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服务内容。本地化节目的开展使气象节目摆脱传统媒体对气象专业节目种种限制，克服以往电视媒体上画面呆板、时段单一、节目时长受限等缺点，为广大农村观众提供更详细、准确的服务。本地化节目多元化多样性发展便于广大群众更有效的获取所关心的气象服务信息。使得气象服务信息在农村的传播方式更为活跃、形式更加丰富。

优化本地化节目、完善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体系之思路

尽管气象频道吉林本地化节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气象灾害预警信息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但仍要看到，节目存在内容匮乏，图像装饰泛滥，引起广大农民观众审美情趣疲劳等问题.在栏目策划方面，气象频道本地化节目可根据气象条件、农田墒情及短期气候预测的情况，与早中晚三档节目配合，各有侧重地农用天气预报。早间档侧重逐日农用天气预报，午间档侧重从科普角度农用天气预报，晚间档则从农作物和天气结合角度农耕天气预报。同时邀请气象专家每天做出逐日气象指导，并力邀农业气象专家，在农时关键节点，制作几期农业气象专家连线特别节目，针对各种农耕灾害性天气、病虫害防治、主产区天气解析、回答观众提问等内容做精细深入的解读。在节目内容编排上，针对节目的可视性，可尝试气象节目新闻化，各种天气事件都可以成为很好的新闻素材，将这些新闻素材融合在节目当中即可增加电视天气预报节目的时效性与吸引力。如大风、大雨、大雪、大雾，气温骤冷骤热，针对这些天气情况采制的新闻，只要抓住、抓准细节，都应该会有很高的收视率。气象新闻的大量播出也将充实气象节目的内容。此外，吉林本地化节目还应将公共气象服务系统、气象预报预测系统和综合气象观测系统的全新气象信息及时融合到节目平台，每当有突发性灾害性天气发生时，实时制作和预警预报提高本地化气象服务能力。要“从丰富和加深节目内容，加强地市级的本地化服务，提高气象信息时效性，丰富节目表现形式，加强精细化服务，凸显专业化信息”②几方面着手增加内容，让广大农村观众拓展气象信息获取渠道，更及时地了解天气变化，提高预防气象灾害的能力，同时，为乡级政府防灾减灾决策提供服务，完善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

本地化范文篇6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是实施“本地化”教育开展的理论基础，是各级党校开展工作的理论原则和基础，必须坚持。

实现干部教育培训“本地化”的实施措施。

一、党校的干部教育培训中的规划和计划要“本地化”。其一，制定总体培训计划具有本地化的理念，考虑县域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坚持从学员需求出发考虑计划。其二，确定的培训对象要从各部门、乡镇中挑选一些想干事、能干事、有培养前途，并且有志于发展和扎根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来参加培训。其三，确定每期培训课题，要针对学员的来源，适应学员的需求，确定培训专题，这样才有针对性。

二、干部教育培训的调研要注重“本地化”。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选择考察点要首先考察地域范围内较为典型有代表意义，能帮助学员提高和学习的地方。二是选择与本地域社会经济背景条件相当的地方作为考察调研地点，不能使调研考察流于形式。

三、党校教师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要有“本地化”的理念。教师在教育培训中的认识问题至关重要，不但思想上，而且更要在实际教育教学、培训轮训工作中注重“本地化。

1、教学理念要“本地化”。教师平时思考问题和看书看报，时刻要围绕“本地化”的内容，看到有借鉴启发作用的材料，要学会比较和使用及思考。

2、教育培训内容的“本地化”。由于党校教师看到和获取得的信息更多是县域经济发展的第一手材料。教师选择课题时，以此为依据和材料，提炼出符合实际的讲课稿，保证自己的讲课内容更富有实际效应。这样也不会出现以空对空。帮助学员分析问题也更有针对性。

3、教育培训的方法手段要“本地化”。也就是说，方法要可行，手段要科学高效。只要是有利于促进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都可尝试。因为我们党从创办党校起至今，对党校教育的指导方针一直十分明确，就是要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以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为出发点，努力提高学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努力提高学员改造主观世界的自觉性。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深深地感到，传统的课堂讲授方式虽然对系统传授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也确有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如：在充分调动和激发学员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潜力方面尚显不足；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难免存在距离；在理论教育的表现形式和传授手段上尚显呆板单调。而案例教学能弥补和克服传统课堂讲授式教学存在的不足，案例选择上要注重选择一些与我们县情相关或相近的有借鉴作用的案例。

4、科研工作的“本地化”。党校的教师是理论工作者，担负着理论宣传的重要职责。所以，开展科研工作是教师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对于搞好教学工作也是非常有益的。

首先是选题要从本地情况出发。只有经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才能找准问题。而这个“实际”就是本市的市情。

二是研究方法的选择要从本校实际出发，尽可能找到合适的方法，将课题分解细化成与党校或市情一致的研究途径。

三是研究成果要追求体现为当地党委政府决策服务的要求。

四是研究成果的考核激励机制标准要以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大小来衡量。更注重鼓励教师参加社会调查研究，围绕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重点、弱点、难点”，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为党委政府决策服务，提供更多更好的有用素材。这样的调研报告即使上不了省级刊物，如能引起当地党委政府重视并采用的，仍应作为重点奖励鼓励的对象。

本地化范文篇7

关键词:软件产业美国爱尔兰软件公司

软件产业具有快速增长和软件服务的需求增长迅速的特点,大多数软件公司都实行全球化运营战略,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近年来,一些发达国家的软件产业的跨国运营策略呈现向发展中国家倾斜的态势。一般来说,美国、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等国政府并没有为本国软件产业的发展提供特殊的倾斜政策,而是更多地依靠市场调节的作用,依赖企业自身的研发(R&D)投入。与之相比,法国政府比较重视软件的研发工作。而英国、爱尔兰、印度、巴西等国家的软件产业发展则受益于本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本文以美国软件公司在爱尔兰的跨国发展为例,分析了软件产业的跨国运营策略,以期对我国软件业的发展有所借鉴。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软件公司,尤其是产业中的一些重要公司一直渴望拓展他们的全球化业务,在美国软件公司的全球化运营战略中,由美国软件跨国公司领导的爱尔兰软件产业是一个尤为重要的中心点,这与爱尔兰政府引进外资的政策密切相关。

传统上,爱尔兰是以农牧业为主的国家,资源并不丰富,经济比较落后,现有的产业只服务于本地小型经济或为发达的英国经济发展提供原材料出口。1973年,爱尔兰加入欧盟,开始进入欧洲市场。从打开国门到加入欧盟,虽然爱尔兰经济增长获得了较大的提升,但基本上是跟随欧洲发展的潮流,到20世纪70年代初,整个国家还没有形成具有竞争力的支柱产业。

爱尔兰是个小国,不可能发展重工业,因为无法建立大型的生产基地;不能发展汽车制造业,因为没有这么大的市场。爱尔兰政府起初只是努力吸引更多的外资,并且对各类产业领域都一视同仁。由于给予外商低税收的优惠结果很奏效,因此,政府逐渐开始有意识地选择吸引比较有希望的领域进行投资,软件产业即是其中之一。

1993年,在爱尔兰运营的外资软件公司出口总额达277.4亿美元,其中美国公司占60%,约166.4亿元,而同年美国软件出口总额为252.6亿美元。可见,从爱尔兰出口平台出口的软件是美国软件产业整个出口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O’Riain(1999)的研究表明:美国软件公司从爱尔兰出口的产品至少占他们从美国出口产品的50%,如果仅仅考虑美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的话,这一比例将更高。因此,爱尔兰是美国主要的软件公司在产业跨国运营上的一个中心点。

美国软件跨国公司在爱尔兰的运营策略

美国在爱尔兰运营的软件跨国公司可以划分成三种主要类型:聚焦制造业、物流、本地化、移植、测试服务的公司;提供系统集成、销售与咨询、定制开发的公司;致力于专用软件开发的公司。这三个领域从表面上看存在明显不同,从整体上看对产业的贡献也有很大的差别。表1列出了按上述三种主要类型分类的、在爱尔兰运营的跨国公司情况。

(一)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软件业务外移

从表1可以看出:以“制造业、物流、本地化、移植、测试”为主营业务的公司中包括许多20世纪90年代世界最著名的软件产业公司,且绝大多数是美国软件公司,占91%。这12个公司尽管雇佣人员达3018名,但从其所从事的业务领域来看,实际上许多是装配工和打包工,并非是软件技术雇员;在爱尔兰从事“系统集成、销售与咨询、定制开发”的跨国公司规模比从事“制造业、物流、本地化、移植、测试”服务的公司规模小得多,只有6个公司,总雇员数为955人,其中美国软件公司占66%,而这一业务领域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在“专用软件开发”领域,美国软件公司只占50%。该领域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从上述三个领域美国软件公司的数量和雇员数量的对比可以看出,美国软件跨国公司在爱尔兰的主要业务定位在各类软件服务领域,而不是软件开发领域。反映出美国软件跨国公司在产业的发展上,采用了将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业务移到本国之外去完成的策略。

(二)将爱尔兰视为美国软件产品出口欧洲的平台

美国软件产品销往欧洲市场的最大障碍就是“本地化”。软件的“本地化”业务是针对特殊的国家和语言市场对现有软件包进行客户化的过程,主要是进行文本翻译,也可能涉及数据格式和字体格式的改变,以及软件在其他特殊文化方面的问题。爱尔兰政府引进外资的政策之一是为跨国公司提供一个低税收鼓励和补助金政策,这就为跨国公司提供了一个超越国界的友好“场所”,软件商们投资的目标当然地选择了利用爱尔兰政府提供的设施和优惠政策把爱尔兰变成一个美国软件产品出口欧洲的平台。美国的软件产品在爱尔兰经过“本地化”后销往欧洲各国。

据OECD2000年的统计,爱尔兰已经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软件产品出口国。全球排名前10位的软件公司在爱尔兰都设有分支机构,欧洲市场销售的PC打包软件超过40%产自爱尔兰。

(三)控制软件核心技术外流

美国软件跨国公司在爱尔兰从事的最主要的业务之一就是软件产品的“本地化”。这些世界顶级软件公司有些从未考虑过在爱尔兰进行产品改进和开发的问题,例如Lotus、Oracle。大部分公司主要是受控于母公司的全球化发展战略而始终没有能力超越“本地化”的业务领域。也就是说,美国软件跨国公司在爱尔兰的业务领域与其母公司的产业发展战略有直接关系,许多在爱尔兰从事软件“本地化”业务的管理者认为:要使跨国公司在爱尔兰或在美国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将从事的软件业务定位在产品开发领域需要“永恒的努力”曾有人说:“美国随时在注意王冠上的宝石,他们不能让它们丢失。他们害怕失去控制,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虽然起初美国总部可能担心爱尔兰的技术能力,实际上是控制问题,并不是有关技术的问题,即美国人要掌握开发的控制权,公司里存在的是以美国为中心的态度。我们的工作小组有一个愿望,希望与爱尔兰主要的软件公司在十分尖端的领域进行合作开发,但设在加利福尼亚的总部很不情愿,他们也有另外的战略考虑,美国公司的想法影响了他们的决定不能顺利进行。”

这一点从母公司的紧迫心理也可得到印证,Microsoft的首席技术官(CTO)NathanMyhrvold曾感慨:无论产品有多好——离彻底失败总是只有18个月。德国的企业解决方案公司SAP的监事会主席DietmarHopp也有同感:即使是在成功的时候,也总是偏执地担心有人会在通往市场领导地位的高速公路上突然超过自己。

美国软件跨国公司对爱尔兰软件产业的影响

美国软件跨国公司在爱尔兰的运营策略对爱尔兰软件产业的发展是积极但有局限的,既带动了爱尔兰软件产业的起步和发展;同时,就软件产业的核心技术而言,这种积极的影响又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一)积极的推动作用

1.爱尔兰软件产业得以起步和成长。美国软件公司在爱尔兰的投资,直接带动了爱尔兰软件产业从零起步。他们所做的贡献在于,一是基于统包式服务(turnkeyservices)发展次供应商,二是印刷软件手册。这两个领域的显著发展成为爱尔兰软件产业起步的突破口。

软件跨国公司在“系统集成、销售与咨询、定制开发”领域的运营,为一些从跨国公司或供应商中以资产分派的形式产生的新公司(spin-offcompanies)带来了机会,新公司在爱尔兰的成长惟独以软件跨国公司的承包合同为基础。这些公司倾向于从最基础的业务做起,并扩大到完全统包式的运营方式,从而为整个生产过程承担责任。在爱尔兰,由于更多的软件跨国公司对次供应商基地的成长进行投资,统包式服务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五年当中从0增长到1.5亿美元。在“本地化”领域,有一些爱尔兰独资的翻译局成长了起来,他们为在爱尔兰从事“本地化”业务的跨国公司提供完备的翻译服务。这些公司的部分创立者也为软件跨国公司工作,因此,公司的业务相对受到软件跨国公司业务的影响。

为了减少对软件跨国公司业务的依赖,爱尔兰的软件公司中也出现了一些成功的商业实践运营模式。例如,一家爱尔兰独资的软件公司,其创立者们过去曾为一家在爱尔兰从事“本地化”服务的软件跨国公司工作,他们利用自己为软件跨国公司工作积累的经验进行新的商业实践:凭他们的天赋将自己变成已开发软件的再出版商。该公司利用他们与国际上的联系建立市场,在做好“本地化”工作的基础上,对美国软件公司为国际市场生产的产品进行再出版。他们设法成功地避免了依赖供应商关系,在事实上拥有了自己地方化的软件产品,并就知识产权问题进行了谈判:在软件产品销售中,按每一份复制品给原开发商支付版税。这样,该公司就不仅仅是为软件跨国公司的需要以次供应商身份提供产品服务了。爱尔兰的软件公司在美国软件跨国公司提供的次供应商基地投资中获得了一定的经验和发展机会。

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就软件手册印刷来看,一方面,美国软件公司越来越依赖于以外部采购作为一种发展战略,即利用外部的规模经济将成本潜在地转嫁给供应商,这种倾向在一段时期里有加强的趋势。例如,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Lotus和Microsoft,几乎在本公司完成他们所有的工作;而建立于1990年的Oracle公司和建立于1995年的Novell公司,尤其注重用外部采购的方式完成他们的所有工作,而他们只是在总部的经营中协调与供应商的关系。由于跨国公司从来不在自己的公司里印刷他们的软件手册,因此软件手册的印刷在爱尔兰有机会成为一项获益的产业。另一方面,一些爱尔兰本国的公司在印刷产业的新技术领域大量投资,使得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短短五年中,投资额由900万美元增加到1.35亿美元,并几乎完全是按照软件跨国公司的质量要求进行的,印刷系统在爱尔兰有了安装基础。因此,爱尔兰在软件产业引进外资发展的过程中,印刷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2.爱尔兰高层次软件开发队伍获得成长机会。尽管在爱尔兰从事“系统集成、销售与咨询、定制开发”的软件跨国公司的规模比从事“制造业、物流、本地化、移植、测试”服务的公司规模小得多(表1),但他们从事的业务对产业雇员来说更有教育价值。从事系统集成或定制软件开发项目有可能接触一些新技术,能为今后从事更广泛领域里的开发积累经验。

对爱尔兰本国的软件人员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从事特殊平台或语言的工作中有机会获得一些宝贵的经验。例如,IBM提供的有关AS400,以及其他IBM平台的经验、Amdahi使用的是各种面向对象的方法等等。显然,在这些公司里掌握了这样技术的爱尔兰雇员,具有进入其他公司承担关键开发任务的潜力。依靠这样的公司,或许还有机会介入项目的管理技术。因此,这些公司聚焦的业务领域对资历较浅和中等资历的爱尔兰软件开发人员,以及项目管理者来说,在技术上的进步大有帮助。但必须看到,美国软件跨国公司为爱尔兰在这一领域提供的机会极为有限。

此外,爱尔兰的一些大学毕业生想方设法进入软件跨国公司是希望有机会移居国外,从而进入软件跨国公司的美国总部加入其核心开发队伍,这种事在爱尔兰的确偶有发生,当然这也是对新兴的爱尔兰软件产业来说是培养本国具有实践经验软件开发人员的最好机会。

3.爱尔兰本土软件公司找到了战略发展方向。由于美国软件跨国公司的母公司出于全球化战略的考虑,对其子公司在爱尔兰的运营主要限定在最缺乏尖端技术的软件产品的“本地化”领域,迫使爱尔兰本国的软件公司逐步认清了自己的发展战略,即将软件产业的发展定位在软件产品开发的高技术层面。他们将自己看作是通过促进爱尔兰的业务在为国家经济发展的计划尽责,所以他们要求在爱尔兰的软件产业业务中进行更尖端的工作,并在金融、财政和商务软件、基于计算机的训练、通信软件,以及系统软件和开发工具等技术领域进行有益的尝试,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表2)。

表2表明:有40.6%的爱尔兰本国公司从软件产品开发中获得他们总收入的50%以上,而从软件服务中获得他们总收入50%以上的公司占37.3%,总的来看,爱尔兰本国软件产业在更大程度上定位在软件产品开发领域,而不是软件服务领域。

(二)推动作用的局限性

就学习效应而言,“制造业、物流、本地化、移植、测试”领域对软件产业的贡献很少。在爱尔兰,受雇于“本地化”服务领域的雇员不太可能转向本国的开发公司,因为他们在“开发圈”以外。如果定位“本地化”服务的软件跨国公司撤离爱尔兰,将会对爱尔兰产生巨大的影响,总体上将完全改变软件市场的状况,因为会出现大量的剩余人员,而从事软件开发业务的公司又不会雇佣他们,因为他们过去一直在从事产业中低端的工作。而美国软件跨国公司在爱尔兰的投资主要是这一领域,爱尔兰软件产业的发展又依赖于美国软件跨国公司,爱尔兰本国在产品技术领域基于美国软件跨国公司的创新和技术积累受限就成为必然。

本地化范文篇8

但是我们实际运用的“本地化”概念，又并不是如此单纯，其中始终存在着两种显而易见的动因，即：传播者的宣教策略以及受化者的身份危机。当“本地化”不仅是事实的描述、而含有较为积极的价值选择时，它首先成为了一个操作性的命题，乃至立即衍生出一种“运动”。人们显然是希望通过基督教的“本地化”，使其在汉语语境中获得合法性依据，并且使“中国人”与“基督徒”之间的身份张力得以解决。

值得关注的是：“本地化”既可能“转变、再造原有的文化”，也可能被原有的文化所消解。如果考虑到这种双重的可能性，我们或许应当追究这样两类问题：第一，基督教在中国的“本地化”诠释、特别是实际的接受，是否反映了“本地化”可能包含的理想形态？其“本地化”的历史与现状，能否使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获得合法性身份？第二，既然并不存在什么“回归原始本意”的可能，那么基督教对当代中国人的针对性意义何在？是否可以通过着力诠释基督教思想中的普遍价值，而为“本地化”赋予新的涵义？

一、汉语语境中的“本地化”理想及其现实

天主教学者对“本地化”及其相关概念进行过相当细致的辨析和归纳。其中较近的著作如钟鸣旦（NicholasStandaert）《本地化：谈福音与文化》（1993），柯毅霖（GianniCriveller）《晚明基督论》（1999）和吴智勋主编的《神思》第47辑《教会本地化》（2000）。通过这些学者的讨论，“本地化”得到了越来越清晰的限定，然而在具体的汉语语境中，还需要进一步区分这一概念的理想界说与其实际意指，并且进一步发掘从“适应化”、“本地化”到“处境化”的可能延伸。

“适应化”（accommodation或adaptation）被认为始于范礼安（AlessandroValignano）和利玛窦的（MatteoRicci）传教策略。按照钟鸣旦的归纳，这一传教策略包括四步：“适应之道”是指学习中文、入境随俗、儒服儒冠等等；“向社会名流传福音”是要通过研读孔孟经书，打入官场与儒生之间；“引进西方科技”，意在“激发饱学之士的兴趣”；而“包容之心”，则表达了传教者对中国文化及其价值系统的开放态度。因此质而言之，这四步的主旨无非都是对受众及其语境的“适应”而已。

然而从受众的方面看，“适应”所“激发”出来的接受方式，并不是相应地“适应”对方，却是欣然接受对方的“适应”。比如钟鸣旦提及徐光启、李之藻的道德诠释、杨廷筠的补儒易佛和“驱魔辟邪”式的民间诠释等三种接受之道；道德诠释与民间诠释自不待言，即使杨廷筠根据拉丁文直接音译那些“言亦不能尽解、喻亦不能近似”的“超性之理”，也只是想证明佛家之说的“番非真番，译非真译”，以便取而代之。所以他所谓的“回归原始本意”，实际上亦是使基督教成为“对儒家的有利贡献”。至于杨廷筠关于“性教”、“书教”和“恩教”的解说，同样会追溯到尧、舜、周、孔的历史启示，以证明基督教以及“西儒”可以“恢复……儒家正统”并且“将隐藏在原始儒家中的部分完全启示出来”。当然，中国知识群体中的早期基督徒从“惩愚儆惰”等角度读解基督教，或许只是要通过最平易的方式为基督教的存在一辩；而问题在于他们的辩词确实标志了汉语基督教的一个基本解释维度，乃至也在相当程度上规定了“适应化”的实际内容。

“适应”本来并非不可能“由同致异”，并非不可能“由同处入，从异处出”。关于这一点，赵紫宸曾经就基督教传入欧洲时借助希腊哲学、佛教传入中国时借助老庄思想进行过比较。其中佛教的策略，几与基督教的“适应化”无异。比如托譬老庄、吸引士大夫、利用皇帝和官府，“有知识的，……以知识为进阶而引导之；没有知识的，……以经像雕镌、因果报应、法器道场等等邀引之”。然而为什么基督教未能像佛教一样“由同致异”？赵紫宸试图以所处时代的不同作答，并且认为“宗教总须自己去求”而基督教是“西国人来传……中国人不曾去求”等等。其实这样的比较并不一定恰当。西方人在中世纪前期所经历的，既是欧洲的基督教化，也是基督教的欧洲化；基督教同犹太教的真正分离，应当说是与这一过程同步的。汉地佛教之于印度佛教的关系则与此相似：它没有像东南亚地区那样“经由佛教而印度化”，却产生了自己的经典、教理以及全然中国化的禅宗。蕴含在这里的已不是“适应化”的策略问题，而是诠释活动所必然导致的“本地化”。

在钟鸣旦的论述中，“本地化”（inculturation）首先是与“涵化”（acculturation）相对应：前者在于“本有文化将另一文化中的某些新元素吸收为己有”，形成两种文化的整合，例如“佛教之于中国”以及“初世纪时的欧洲教会”；后者则是外来影响改变原有的文化，造成“文化的疏离或割让”，除去印度文化对东南亚的影响之外，又如“非洲因基督宗教而西方化”。同时，“本地化”又与“适应化”不同：前者是“深植于自己文化内的人，……在自己文化的基础上，以另一种形式诠释信仰”；后者只是“外籍传道人员的工作”，其根本作用是为“本地化”提供准备，促成“本地化”的“诠释和表达”。这一区分为“本地化”描摹了一种相当理想的境界，而且可以在“道成肉身”、《使徒行传》中的接纳“外邦人”、以及《新约》并非用耶稣的母语写成等事实中得到支持。但是与这种理想境界相伴的，始终有一种现实上的尴尬。

相对而言，明清之际的基督教“本地化”并非出于自觉，而多半只是“适应化”传教策略的自然延续，或者是在强大的儒学传统面前的权宜之计。民国初期的中国教会，则是主要由于“非基督教运动”的刺激才自觉地树起了“本地化”的大旗；天主教的“中国化”措施，也同所凸显的民族意识有关。因此无论其自觉与否，这两种“本地化”都含有一定的防卫性反应。民国以后的“非基督教运动”已经不是什么礼仪之争，不是“圣朝破邪”式的道德责难，而是日益进深为“反对帝国主义”、“收回主权”的政治批判；这使基督教方面的一切反应都不能不具有更强烈的防卫性，从而“本地化”理想与其现实结果之间的尴尬也愈发明显。这一点，可以从20-30年代的神学讨论中得到相当典型的说明。

比如为了“消除洋教的丑号”，论证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共同点仍然是当时最普遍的神学话题。中国传统文化通常被认为是一片“伦理沃厚的土地”，而基督教则是“最优良的伦理的种子”；因此中国人在接受基督教的过程中，始终倾向于借助自身的伦理资源解释基督教，此种倾向至民国亦绵延不绝。1925年《青年进步》先后发表的三篇文章：王治心《中国本色教会的讨论》，谢扶雅《基督教新思潮与中国民族根本思想》，以及范皕海《中国古代圣贤的内修工夫与上帝之关系》，堪称其中的代表之作。他们对现代基督教的一种基本判断，都指向了“伦常日用”或者“伦理的实行主义”，甚至直言基督教已较多地“入于伦理化”、“入于现代社会化”，“处处以服务为主要，以实证为前提”，“信仰”也就是“服务”，“祈祷”意味着“实行”；“既这样伦理化，免不掉必要与儒教携手”。乃至当刘廷芳开始反省“基督教在中国到底是传什么”的时候，他不能不承认大多数的福音解说“还出不了中国旧礼教的伦理范围以外”，不能不承认基督教信仰中的原罪仍然是“依中国旧伦理来断定”，从而“‘罪人’便成为自谦的称呼，如同‘鄙人’一样”。

为了回应对于基督教的政治批判，如何跟进自己的时代也曾经主宰了当时的神学讨论。吴雷川一篇短文的开头，竟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复兴！！！”并且在次年出版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书“附记”了全文。就连于斌担任南京主教的就职演说，也没有忘记谈起“民族复兴和国家建设”。一俟进入正题，吴雷川立论的根基是在于“学习耶稣的为人榜样”；尽管他认为耶稣“专和平民接近”，不同于孔孟的贵族式垂范，但是细读他为着民族复兴所描述的“领袖人才”，又何尝不是“守死善道”、“修养人格”的儒者？于斌侧重的要点，无非是“以宗教宣传促成道德建设”；与其他耶儒之辨的不同，只是他在宗教的、抑或道德的说教中夹杂了诸多现代中国所特有的政治套话。

出于各种原因与中国文化求同的“本地化”探索，在道德的进路上也许过于畅通，以至除此之外实在少有斩获。偶尔有先觉者意识到“基督教在中国……富于实行的表示，而缺乏精密的说理”，其“研究中华民族宗教经验的七个基本问题”自1926年提出后就几成绝响。另外一些学理上的探索，则可能由于“求同”心切而多少显得牵强。比如吴雷川居然从《中庸》“天命之谓性”联想到《创世记》中的上帝造人。“上帝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似乎也隐约连结着“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其实朱熹之注不仅强调“命犹令也”，而且重在“性即理也”，因此才可以“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种“道”的关键在于“已而不知其然”，在于“无为而无不为”的“万物自化”之理（老子《道德经》37章）；从而与之相通的“性”并非“灵性”（spirituality），却是“诚者自诚，……道者自道”而已（《中庸》）。

通过学理的分析找到基督教与中国经验的连接点，或许可以在赵紫宸那里看到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文章，即他发表于1927年的《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其中不仅比较了“天人合一”与基督教人格之神的异同，不仅从伦理和艺术之两端发掘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可能贡献，而且还特别分析了中国人的神秘经验。但是到1930年代以后，赵紫宸的学理探讨和乐观态度似乎都有所改变。比如发表于1932年的《基督教与中国的心理建设》一文，主张以宗教匡正内在的“惟其私”和外在的“作乱的学说”。发表于1935年的《中国民族与基督教》，则检讨自己“少年时只重意气，……宗教的热忱有余，而历史的眼光、科学的态度则完全无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式的天人合一之境，此时被解释为“爱命甚于爱物，爱物甚于爱人，爱人甚于爱国”的“唯物主义”；儒释道三家的相对没落，以及“立等耶稣再来的那种光景”，也被归纳为“基督教在……无宗教与滥宗教之间”的艰难处境。

与类似的情绪相互呼应的，是一些比较激进的“本地化”信仰带有了较多的政治色彩，前文所及的吴雷川之“民族复兴”或可视为一例；以至在奥地利学者雷立柏（LeopoldLeeb）看来：吴雷川所描述的基督教完全是“社会化的、哲理化的、伦理化的、行动化的、儒化的、人化的”，他想“救国与救中国文化，而这个‘救国’的使命似乎压抑了其他的神学含义”。天主教方面的陆徵祥则提供了另一个特殊的例子：自袁世凯的时代起，他就曾多次出任外交总长等职，20年代辞官赴比利时的一间修院隐修，30年代以后又担任了神父。但是即使身在修院，他仍然“不忘国家”，并且以徐光启的“力学救国”为证，论说“务天国者，亦不忽人力”，“信教与爱国，不相违而实相辅”，借以“指示我华公教信众，……纠正教外人士对我公教之误会”。

同时，“本地化”的艰难也刺激出某种与“求同”相反的思路，比如徐宝谦便坦言：“孔教……是人本主义的，佛教本是无神的，道教则推崇自然，可见作为中国思想背景的三教，绝少与基督教接近调和的可能。”吴经熊则倾向于用基督教的观念重新解释华夏文明。在他那里，“本地化”并不是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求同或者存异的问题，而是要在“基督的怀抱中”了解其“超越东、西，超越时代”的性质，是要像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对古希腊哲学所做的那样，为“古代东方与现代西方的哲学家……‘施洗’”。可惜的是，徐宝谦要“用基督教来奠定新中国信仰的基础”，又要为“中日事件”寻找“一种足以代替战争而能根本地解决国际纠纷的方案”，这在当时的特定背景下显然绝难被接受。吴经熊相信“真正的东方牢牢隐藏在基督教传统的怀抱”，因为除去“信理神学”（dogmatictheology），基督教还有“神秘神学”（mysticaltheology）的丰富思想，而东方的自然神秘主义和泛神论神秘主义就在其中。这大约是对赵紫宸“中国人的神秘经验”之回应，也可以说是在“以儒释耶”的“本地化”传统中第一次提出了截然相反的“以耶释儒”模式。但是相对于“本色教会”的一片呼声和剧烈的社会变革，这种文人之论可能注定会被吞没。

“本地化”在学理方面难以获得实质性的成果，似乎只能被逼向形式方面的种种设计和改革。所以尽管在赵紫宸看来“基督教……与吾国的风尚习俗如何发生关系，实为肤浅的问题”，尽管他从一开始就对“勉强戴上儒冠、穿上道袍、蹈上僧鞋”的“本地化”不以为然，批评那只是“大家打口号，……找出些儒冠方巾之类的东西来”，关于婚丧嫁娶、节日礼仪等问题的讨论还是大量出现了。乃至“如何利用固有的民情风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视为“本色教会第一要紧的问题”。曾经在赵紫宸《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一文中遭到批评的“肤浅”，在1944年宋诚之的一篇同名文章中却从“孝道”和“纪念祖先”直接过渡为“基督徒祀祖”的11条“具体之建议”。而针对宋诚之的反驳文章，则不过是要“转移风气”、“改良生活”、或者“设立老人院”等等。

如上所述的“本地化”过程，虽然几度曲折、偶有旁骛，从总体上看仍然是对于外来批判的被动反应。因此无论教会人士还是一般信众，能以任何方式的“本地化”寻求更多的认同感，都不失为缓解“洋教丑号”的一种良策。一旦“本地化”得以成立，批判基督教似乎也就成了对批判者自身的批判。方豪《论中西文化传统》一文所附的《答客问》，将这一“以己之矛”的逻辑推演至极：

问：天主教既与儒教合辙，则行孔子之道足矣，何必更益以天主教？

曰：……孔子著书垂训，岂欲人尊拜己哉？欲人遵厥说，而力行之耳。……尊奉天主，正践孔子之言，守孔子之训也。乃猥云：儒说已足，不待天主教，非特天主之罪人，实孔子之罪人也！……为此说者，非惟不知天主，亦不知孔子者也。

然《答客问》实在只是强作辨词，不足与道。这样的辨词既不能使基督教在一个异质的语境中真正立身，也无助于解决“本地化”的理想与现实之矛盾。

实际上，“本地化”的概念还潜存着一个更带普遍性的问题，即：对于任何一种语境而言，基督教可能都必然是“异质”的。无论汉语语境中的“本地化”还是中世纪欧洲的“俗语化”（vernacularization），作为以信仰为对象的特殊诠释活动，都必须持守其中的异质性张力。关于这一点，钟鸣旦曾多次提到一种相当精彩的看法，即：基督教“对任何文化……都是挑战性的、干扰而陌生的”，“必须与原有的文化或环境造成一种分裂”；而事实上“西方人对基督教的感觉太自然了”，不再感到“震惊和伤害”，基督教与西方文化逐渐“被认同为一”，因此“这或许可说是一个悲剧”。其悲剧的核心，正在于“认同”遮蔽了“异质性”的挑战。“本地化”的理想所要面对的，往往就是这种现实的悲剧命运。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甘易逢神父才认为“若中国礼仪之争带来不同后果，那么基督宗教可能成了帝皇儒家思想的支流，失却了原本的身份”。

二、汉语语境中的“处境化”诠释及其问题

如果将基督教的信仰及其传播置于解释学的构架，那么教会不仅是一个“信仰的群体”（communityoffaith），而且首先是一个“话语的群体”（communityofdiscourse）。“话语”当然不会意味着“自说自话”，而是要带着信仰的异质性张力，在现实的语境中表达出自身价值的针对性意义。因此无论“本地化”的得失如何，基督教都必须进入中国人的现实经验。这既是“处境化”的机缘和根据，也是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所要面对的另一困难。

按照天主教学者费洛伦查的观点：“恰当的神学方法总是接受不同的资源和标准，……它并不仅仅是让当代的问题符合传统的答案或象征，相反，神学的方法是要判断传统由何而成，是要判断传统之中的范式何在。神学方法要反应……传统的以及我们自身的处境，要考虑不断在多元的声音中得以表达的群体实践和经验，从而才能成为真正的天主教神学。”

所谓“传统的答案或象征”、“传统中的范式”等等，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本地化”诠释结构（interpretiveframework）——无论它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恰当的神学方法”并非受制于这一诠释结构，却是要判断它“由何而成”；我们自身的“处境”和不同的“经验”，则应当是神学的直接对象。由此理解“真正的天主教神学”，至少会为“本地化”的讨论带来两层提示：第一，信仰本身应当能够超越被给定的文化载体；第二，“本地化”倘若摆脱“本文化化”的诠释惯性，或许可以通过“处境化”的具体经验延伸自己的理想。

柯毅霖在考辨“本地化”一词的时候，明确提出“境际化（inter-culturality）更能描绘本地化的动力”。“境际化”，通常可译为“跨文化性”。它所强调的已经不是传播者或接受者当中的任何一方，却是“同一的福音”。从“跨文化性”界说“本地化的动力”，实际上是将基督教信仰的传播视为一种普遍的理解活动，而不仅仅是西方向东方的文化移植。因此这样的“本地化”之要点，首先在于信仰与生存价值的关联，却并非信仰与文化载体的关联。“处境化”（contextualization）之为谓，可能更多地包含了这样的潜台词。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逐步凸显的三种诠释结构，也暗示着“本地化”向“处境化”的延伸，即：唐代景教的“以佛老释耶”，明清以降的“以儒释耶”，以及主要体现于“”之后的“以生存经验释耶”之趋势。相对而言，前两种诠释结构较多传统的“本地化”色彩，后一种则大体上是“处境化”的——虽然我们可以从下文中发现：这种“处境化”在信仰实践中的执著点，还并不是对存在本身的关注（existentialconcern），而是比较具体的现实经验。

类似的看法在当代的汉语天主教学者那里也有所表达。吴智勋就曾引述房志荣、张春申等人的相关见解，进而认为“本土神学”不是“向文化投降”，因为教会与神学的“超越性及内在性……不属于任何特殊的文化”；同时他也指出“本土神学必须解答现实环境中人的切身问题”。

然而尽管“处境化”更加注重“活着的文化”，而较少借助已经凝固在传统之中的诠释符号，它所带来的机缘却未必能使其摆脱“本地化”的尴尬，未必能改变国人信仰中的传统模式。就连从根本上支撑“处境化诠释”的“生存经验”本身，也可能被这种“活着的文化”瓦解为“求同”、“务实”的碎片。

比如上述“本土神学”的“原则”当然很好，不过，如果只是一般地根据“自由、公义、爱主爱人、喜乐、平安”等等“福音启示”去“辨别本土化的正确性”，似乎又会回到以何种诠释结构界定这些“福音启示”的问题；如果仍然用“不抽烟、不喝酒、不再殴打妻子”或者抵御“消费主义、物质主义”等等彰显“福音启示”，那么又与世俗的人伦道德何异？从一定意义上说，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的这一类“处境化”结果，已经在近20年基督教的迅速发展中演化为新的问题。

一般而言，基督教的伦理作用及其对社会结构性空缺的弥补，可能是它在中国大陆得到迅速传播的主要原因，也是其“处境化”诠释的核心内容。

基督教的伦理作用，实际上自有明以来便是“本地化”诠释的主要关注点，但是由于信仰伦理与世俗伦理的意义从来没有得到有效的区分，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伦理基本上是与儒家道德合一的。在1980年代以来基督教再度迅速传播的背景下，对于基督教伦理的世俗化理解又得到了教俗两界的共同肯定。教外研究者提供的一些善意的调查报告常常会着重说明：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对于改善当地社会秩序、提高大众的道德水准等，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教会内部也以佛教的“利乐有情”、道教的“两世吉庆”相应，提出“荣神益人”的口号，并表彰修桥铺路、植树造林中的基督徒积极分子和“五好家庭”等等。这些进展当然可以标志着基督教已经更多地为中国社会所接纳，但是如果将其纳入“本地化”——“处境化”的链条，也可以看出汉语语境中的基督教在神学理念上并没有发生多少变化。

另一方面，1980年代以来的基督教复兴（也包括其他宗教的复兴）不仅与中国实行的开放政策有关，也是原有社会组织结构发生裂变的结果。应当说，维系着原有秩序的两个支撑点分别是宗法人伦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前者在1949年以后、特别是经过“”，基本上荡然无存；而后者又在“”的反弹下遭到了严重的质疑。近20年中国经济的飞跃，并没有为新的社会组织结构提供足够的精神依托，反而蕴涵着一种可能的危险，即：追随“全球化”的趋势，将社会组织的协调和精神信念的平衡全部交托给“经济杠杆”和“市场规律”。这只能使原有的宗法人伦系统和意识形态系统受到更深刻的动摇，甚至使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在相当程度上失效。基督教及其他宗教由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乃至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成为替代性或者弥补性的因素。

比如在北京郊区某村，包括村长和党支部书记在内的全体村民，已经全部受洗入教；村中的教堂实际上是最主要的文化场所和最高权力机构，大小事务均要有神职人员的参与才能决定。基督教在这里已经不是什么外来的信仰，却形成了一套新的宗法关系，并且基本上代行（或者至少是参与）着世俗秩序的职能。在“活着的文化”之意义上，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完全的“处境化”；但是就“生存经验”而言，它可能不需要任何超出“伦常日用”的教理诠释，可能与基督教的深层价值全然无关。

这一状况并非仅限于农村教会或者低文化群体，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基督徒，相似的“处境化”理解也并不少见。比如北京市内某家庭聚会点，其负责人为留学回国人员，成员全部是具有较高学历的青年人，包括在校大学生。但是据这些成员自述，他们之所以被聚会所吸引，主要是体验到一种“重新找到组织”的感觉。如果考虑到中国社会组织结构的两种主要依托，考虑到这两种依托在“”特别是“市场经济”之后的严重失效，就比较容易理解他们“重新找到组织”的感觉。在相对处于“边缘”状态、未能成功进入“主流社会”的人群中，这样的例子更是屡见不鲜。

基督教信仰在现实处境中有助于伦理规范和社会秩序，有助于调节人们的心理或者精神失衡，这当然不是坏事。事实上，这恐怕也是各种世俗权力能够接纳基督教的实际原因。但是问题在于：如果基督教自身也将此认同为自己的主要功能，以为填补了社会的“结构性空缺”就可以替代它“对于生活的深度理解”，那么它仍然难逃“结果否定前提”的命运，仍然不会在根本观念上导致结构性的影响。

因此具体到“活着的”汉语语境，基督教一方面已经在更大程度上进入了社会组织系统，另一方面也受到“处境化”诠释的极大制约。所谓制约，首先还不在于世俗信仰中常见的功利诉求，而是更突出地反映在诠释结构对基督教信仰所构成的意义障碍。与“本地化”在汉语语境中的实际通道相应，这一障碍同样体现着某种“趋同”的惯性。只不过主要不再是对中国传统道德的趋同，而是对意识形态方式的趋同，或者对民间信仰方式的趋同。

与意识形态方式的趋同，是指现行的某些宣教、团契等途径与“”传统具有太多的相似性。如果说“”曾经使某种意识形态“宗教化”，那么宗教也并非不可能被“意识形态化”。重要的是：“意识形态化”并不仅仅是依附于某种意识形态，而且完全可能是代行意识形态的功能，完全可能在对立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同时因袭意识形态的某些性质。关于这一点，汉语语境所能提供的教训尤其深刻。

1970年代，一些欧洲学者的“研究”曾对基督教与中国的意识形态作过极端理想化的“误读”。比如法国学者GuyLardreau和ChristianJambert就对早期基督教和的教导进行了平行比较，认为二者存在着许多相同之处：

第一，基督教的“让死人埋葬死人”可以比之于的“破坏旧道德，建设新道德”，二者均有“要求摆脱家庭束缚的意味”。

第二，他们认为基督教与都是在追求一种彻底的变革，所以基督教要求一心向善（single-mindedpurity），毛要求“斗私”（torejecttheheartoftheworld）。

第三，和基督教都期待着新的律法、新的世界。在他们看来，“”并不是通常的意识形态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的“十月革命”，都是用一套新的意识形态取代旧的意识形态，而压迫并没有消灭、还会在新的形式下重新出现；“”所指向的却是新的价值和新型的人。因此的“继续革命”理论（ongoingcriticize）最受称赞。

第四，他们认为基督教的修道制度在的教导中体现为对完美的追求：“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

还有学者将称为“中国的圣人（sage）”：“当然可以被视为无神论者或者泛神论者，但是应当在他写作的语境中去理解他。……像一位新的摩西，毛带领人民挣脱了专制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枷锁。在长征的英雄年代，就像走向应许之地一样，就像上帝、人与自然的恰当伦理关系是在荒野中出现于十诫，中国人是在红军漫长、流血的征途中觉醒，并走向人与领袖的社会主义伦理关系——这位领袖从而被视为神圣，有如上帝。”

亲身经历过“”的人当然很难接受如上的比较，但是当青年人通过聚会感到“重新找到了组织”的时候，当他们在一种相对纯净的气氛中分享他人的经验、检点自己的行为的时候，当这种“新人”的感觉填平了“主流”与“边缘”的世俗鸿沟、甚至多少显示出优越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承认“”情结中的强大的思维惯性。

基督教以这样的方式填补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空缺，似乎已经为它展示出诱人的前景。比如，它可能在普通民众的潜意识中唤醒“平民革命”的政治记忆，从而比单纯的道德功能更容易引起青年人的兴趣；它可能为市场经济的物质尺度增添一个精神的标准，乃至化解新的不公平分配所带来的压力。

但是从思想层面上看，这种经过“处境化”诠释的基督教必须面对两种“意识形态化”的危险，即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Niebuhr）所批判的两种“自义说”（self-righteousness）：“将基督教道德的超验理想变成历史进程的内在可能性”，或者“寄希望于出现某种历史的奇迹而最终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秩序”。在当代中国的多元语境中，这两种危险是同时并存的。

从教会群体的角度考虑，上述前景也未必能够长久，未必能获得普遍的功效。至少对于中国大陆的具体背景，这首先是因为“作见证”与“讲用”、“告解”与“思想汇报”、“查经”与“学毛选”、教会仪式与“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太容易发生“”式的联想。事实上我们已经在访谈中发现：在一定的社会群体热衷于这样的聚会活动之同时，更多的人正是由此而对基督教表示怀疑或者敬而远之；对“”的反思最为深刻的中年知识分子，在这方面的反应可能尤为强烈。

基督教被“意识形态化”的危险，还伴随着对于民间信仰方式的趋同。这一方面呼应着中国下层民众中深厚的“灵恩”传统，表达了一些信众对体制性教会的不信任，另一方面也是没有“灵恩”的多元社会所难以避免的一种“反弹”。“”对权威的消解、市场经济以来的“众声喧哗”，进一步将中国推向一个诸神竞争的时代。以至相当一批宣教者和信仰者都希望借助“灵恩”的力量重建“卡里斯马”权威（charismaticpower）。

“灵恩”直接关联着汉语语境中历史悠久的民间信仰传统，因此在形成新的社会组织结构、迅速扩展基层的信仰群体等方面，都不能不说是极为奏效。但是如果以此为通道，基督教在汉语语境中的传播仍然只能是暂时性的，而无从显示自己的价值命意，当然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的立身依据。徐光启和李之藻当年之所以将“天堂”、“地狱”的理论视为“一条教导‘无知与懒惰之徒’的途径”，恐怕是与他们对民间信仰方式的警惕相关的。同时，与民间信仰方式趋同可能导致的另一种负面结果，也已经在以基督教为名的形形色色的“信仰”中充分显露。

三、结语：“非宗教的基督教诠释”及其进路

尽管基督教已然在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但是至少从非信仰者的角度看，它在汉语语境中的合法性身份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上文所及的种种诠释结构，似乎也远未实现其中可能蕴藏的初衷。

近些年中国大陆的基督教领袖发出了“神学建设”的呼吁，这或许会导引出新的诠释范式。不过以目前的条件而论，教会内的神学建设似乎很难摆脱两种久已有之的困扰，即：或者由“适应”而忽略基督教与“处境”之间的张力；或者因自守而丧失信仰对于“处境”的针对性。因此汉语语境所能为基督教提供的新的诠释范式，可能注定要立足于体制之外。我们或许可以借用朋霍非尔（D.Bonhoeffer）的概念，称之为“非宗教的基督教诠释”（non-religiousinterpretationofChristianity）。

朋霍非尔关于基督教的“非宗教诠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现实困境中“被逼回到理解的原点”之结果。这困境甚至使他遭到监禁和处决，但是也使他在两方面超越了通常的神学解释：其一是信仰的“形”与“质”的问题，其二是“上帝在场”的世俗宗教与“永恒不在场”的“意义”。这两个方面也正是“非宗教诠释”的基本指向。

按照朋霍非尔的分析，只有用“非宗教的方式谈论上帝”，才能有别于流俗的宗教观念：“信众只是在人类的知识穷尽（也许仅仅是因为他们懒得思索）、无计可施的时候才谈论上帝——上帝实际上成了舞台上的机械降神（deusexmachina），不是被用来解决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作为人类失败时重整旗鼓的力量。”按照朋霍非尔去“形”而存“质”的宗教理想，上帝必然是“不在场”的。当信众们用通常的“宗教方式”谈论上帝的时候，其“期待视野”（horizonofexpectations）实际上总是指向一种随时等待求助的神明，这必然导致上帝的边缘化。所以“一个成熟的世界正是愈发缺失上帝（moregodless）的世界”，“与我们同在的上帝，就是离弃我们的上帝；让我们活在没有上帝之假设的世界上的上帝，就是我们前去皈依的上帝。在上帝面前、与上帝同在的我们，离开上帝而在。”

其实在当今的汉语语境中，也已经出现了另一种提问的可能，即：当我们介绍基督教的神学思想、整理基督教的传播历史、叙述基督教对社会-文化的实际影响时，如果抛开任何潜隐的宗教认同，如果放弃任何先在的信仰立场，如果不以基督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代表，那么基督教是否还有意义？换言之，在基督教排除了信仰的热情、宣教的冲动从而被置于全然世俗的语境之后，甚至在基督教被剥离于它的文化载体的情况下，它是否仍然有立身的理由？这当是我们的“非宗教诠释”之出发点。

要回答这样的问题，必须暂时搁置基督教的功能层面，进入其意义层面。在我看来，这应当包括三种根本性的讨论，其共同的进路都在于将人文学的生存关注推至极限，使基督教神学的价值意义得以凸显。

首先是通过“知”的探究，发现神学解释学的空间。即：在承认认识的有限性、理性的有限性、真理的有限性之前提下，如何解决意义的确认问题？

其次是通过“意”的界说，追寻神学伦理学的意义。即：在意识到一切人类价值的片面性、相对性和自相矛盾性的同时，如何落实善的要求？如何使“道德正当”得到正义之信念的支持？

再次是通过“情”的价值，拓展神学美学所表达的人类期待。即：如何超越艺术的教化目的和审美目的，将其还原为“不可见理想”的“唯一可见形式”，从而与人类的终极体悟及其自我拯救的希望相沟通。

本地化范文篇9

摘要：制度变迁有首造式制度变迁，也有跟进式制度变迁。我国中西部地区是在东部沿海地区试点成功后随之跟进的。所以中西部地区属于跟进式制度变迁。但是中西部地区在跟进东部地区的制度时，在本土化改造方面做得不够。这就导致跟进制度的效益难以达到设计标准。要使跟进制度最大化的发挥预期作用，必须大力推进跟制度本土化。这必须从二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改造跟进制度，使之主动与本地制度环境相适应，另一方面，必须改造和调整本地的制度环境，使之与跟进制度兼容。

关键词：跟进制度本土地化制度环境

笔者将制度变迁分为首创式制度变迁和跟进式制度变迁。首创性制度变迁就是制度的完全创新，设计和安排的制度都是以前所没有的，是一种全新的制度。而跟进式制度变迁就是一个地区跟进另一地区的制度安排的过程，这种跟进可能正确的，也可能不正确的，本文假定跟进制度变迁是正确的跟进，即制度安排滞后的地区，跟进、模仿、移植其他地区已经安排好、并且已经成功制度的过程。这种制度安排活动，从全国来讲，或者从该制度整体上看，不是制度的创新，但是对跟进的地区来讲是一种制度创新，即用跟进制度替代旧制度。对于首创性制度变迁其创新的制度本身就是内生的，所以不存在所谓本土化的问题。但是跟进式制度变迁因为目标制度是移植过来的，具有外生性。所以跟进地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有把跟进制度本土化。这是跟进式制度变迁最重要的内容。

一、跟进制度本土化的内涵与程序

（一）跟进式制度本土化的内涵

向外地跟进制度并不是跟进式制度变迁的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是通过引进先进的制度，使其取代本地的落后的旧制度，最终实现跟进制度本地化。所以在跟进制度后，要将跟进制度本地化。所谓跟进制度本土化就是使跟进制度适应为跟进地区的微观主体所接受，并发挥制度应有的作用的过程。跟进制度的实质就学习、引进制度知识，就是制度变迁知识的本地化。所以跟进制度本地化是制度知识的本地化。具体来说本地化的涵义有三种：

1、使跟进制度为本地的微观主体所接受。跟进制度能否成功，取于能否为微观主体所接受。只要目标为微观主体接受，本土化就迈进了一大步。

2、使跟进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融为一体，成为地区制度的一部分。跟进制度能否本土化，最大的难关就是能否与非正式制度互相兼容，或者通过新制度来改造或者修正非正式制度，使之更好的为跟进制度服务。

3、跟进制度能够发挥制度设计的预期作用。跟进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使跟进制度发生应有的作用。只有当跟进制度能够达到制度安排的预期作用。或者说跟进制度的效率达到了设计效率。就表示跟进制度已经完全本土化了。

（二）跟进制度本土化的原则

1、跟进制度本土化的拿来性。跟进制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外地的先进的制度，既然是学习外地的制度，在制度安排上就必然把所跟进的制度拿过来，为我所用。当然拿过来，可以是整体拿过来，也可以是部分拿过来。不管是整体拿过来，还是部分拿过来，都必须要有原制度的精髓。只有把精髓拿过来，才能达到跟进的目的。所以跟进制度本土化，必须把跟进的制度的精髓引进来。汪丁丁认为，制度一定是“本地化”的，但是最终制度的本地化，并不意味着制度知识必须本地的。他的意思是制度变迁必须立足于本地的具体的制度环境，但是并不表明制度知识也要本地的。他也主张制度知识是可以拿来的。

2、跟进制度本土化的超前性。跟进制度在进行本土化的安排时，既使是模仿也必须要考虑长远点，首先要对外地先进制度本身的发展进行充分的估计，以避免再次落后于外地先进制度；其次是要对制度本身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通过这些分析预测就能使跟进制度保持一定的超前性。

3、跟进制度本土化的动态性。跟进制度本土化时，不能只对最先跟的模式进行本土化，还要不断的观察外地类似制度的发展状况，及时的外地发展状况融进跟进制度，一起进行本土化。

4、跟进制度本土化的发展性和创造性。如果仅仅是把跟进制度原样的模仿。这不是跟进式制度变迁的目的。跟进制度是为了学习、重要的是为了实现跨跃。所以跟进制度本土化的还必须对跟进制度进行再创新、再发展，使跟进制度不仅仅能够跟上外地制度创新的步伐，而且还有可能超跃跟进的目标制度。

5、跟进制度本土化的继承性。传统是无法抛弃的，而且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无时无刻不起着作用，跟进制度本地化重视传统尤其重要。所以跟进制度本土化除了要引进外地制度的精髓外，还要吸收本地制度中的优秀部分，把这些智慧存量融入新的制度中来。这既保持了与历史的延续性，也为跟进制度本土化创新了条件。

（三）跟进制度本土化的发展阶段

1、学习模仿阶段。这一阶段就是把外地比较先进的制度先拿过来，模仿外地出台类似的制度。这是跟进式制度的初始阶段。这一阶段是不可能跨跃，必须经历。

2、制度整合阶段。。跟进不是为跟进而跟进，而是为了使跟进制度为本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在跟进制度安排以后，新制度必然会与旧制度、新制度与制度需求、新制度与其他制度环境进行一定的融合、适应、渗透。对各种因素互动影响进行评价和调试。能够适应本地的部分大力推行，不适应本地的部分进行反馈调整。通过这个阶段就能够使早跟进的新制度与本地的制度环境、制度需求、非正式制度逐步适应，逐步融合成一个整体。这是跟进式制度变迁的最重要的阶段。

3、创新提高阶段。跟进式制度变迁如果仅仅是对跟进制度的完全模仿就失去了制度变迁的意义了。因此，跟进制度变迁要在本地化制度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新，完善跟进制度，实现制度的超越，即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目的。对跟进制度进行创新，也是本地化的一种具体体现，达到了这个程度，就表明跟进已经完全本地化了。所以跟进制度的创新是制度本地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中西部地区跟进制度本土化的分析

（一）正确认识中西部地区跟进制度本土化的绩效和目前所处的阶段

我国中西部地区的制度变迁是比较典型的跟时式制度变迁，各地对跟进制度都进行了许多本土化工作。这些本土化的工作取得出不少成绩：一是中西部地区基本上建立起来市场经济制度。二是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基本适应新制度的要求。三是许多地区因为制度的跟进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从目前看，中西部大部分地区还只是处在第一分阶段的末期，只有少部分地区已经达到了第二个阶段，但是还没有完全完成第二分阶段的任务。其主要表现有：首先，很多地区的制度还是只是将东部地区的制度搬过来，还没有很好的与本地实际很好的融合起来；其次，这些制度的效率远远没有赶上东部地区，也就是说，这些制度还没有发挥预期的制度效益；第三，还只是把东部已经安排的制度拿过来，处在调试阶段，还没有对其进行再创新、再发展；最后，可以说现在中西部地区既使是最发达的地区，如武汉市、重庆市、西安市等跟进的制度还没有从整体上赶上东部地区。所以说，中西部地区跟进制度本土化目前还只是处于第二阶段的初期，完全实现本土化还任重道远。

（二）跟进制度本土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缺乏内生制度需求，无法获得较大的支持。跟进式制度变迁是以其他地区的制度安排为目标而进行的制度跟进，不是本地区制度需求主体内生需求的。也不是制度需求主体进行诱导性的制度。对于制度约束对象而言，是外部强加的，是一种外部强制移植的制度。这种制度无能正确与否，初始安排时都会遇到一定的阻力。如果跟进的制度符合本地潜在制度需求，则这种阻力会相应减少。一旦这种跟进的制度不符合本地发展的需要，根本就不会得到社会各层主体的支持。当然微观主体需求不足，并不否认，决策层的制度需求。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之所以会有跟进式制度变迁，是因为决策层有一定的目标制度的需求。虽然决策层有一定的制度需求，但是他不能取代微观主体的内生制度需求，所以从总体上来讲，跟进式制度变迁的内生需求是不够的。

2、与非正式制度有一定的偏差。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正式制度能否被移植，不仅取决于所移植国家和地区的内生制度需求、制度初始条件和国家的技术变迁状况，而且还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偏差程度密切相关。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有效的发挥作用。跟进地区学习其他地区的制度安排，改变了的正式制度，即跟进制度可能与持续的非正式制度不相容，两者之间就会产生一种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程度取决于跟进制度与持续的非正式制度的偏离程度。跟进式制度变迁与首创式制度变迁不同之处，就在于首创性制度变迁从一开始就注意目标制度与非正式之间的协调，注重对非正式制度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和渗透，两者之间的偏差小于跟进式制度变迁的偏差，这种偏差提高了制度本土化的难度。

3、强制性制度变迁内生的缺陷伴随跟进式制度变迁。由于跟进式制度变迁是偏重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准强制性制度安排，这就使强制度性制度变迁所具有的特点在跟进制度变迁上有所体现。一是破坏性。由于跟进式制度变迁是政府为主推动的，如果跟进地区条件不成熟，过早的跟进就有可能会造成较大的制度损失。这种损失就是旧制度的效率可能还没释放完毕,从而损失制度效率。如果跟进制度不符合本地区发展方向和实际需要，就可能会对本地的经济社会造成较大的破坏。二是可能会出现“搭便车”的情形，使跟进制度不能达到首创性制度变迁所应有的效率。

4、出现制度变异现象。在跟进式制度变迁中，虽然有现存的制度进行模仿，有现存的经验和知识存量可以进行借鉴，有明显的制度安排路径可以走。但是由于制度安排者的水平、意识形态和本地非正式制度的强弱都有不同，有的跟进地区可能比较顺利的引进制度并成功的进行本地化，从而完成制度变迁。但是可能有一些地区，却可能在模仿的时候，出现“画虎画皮难画骨”的情形,使引进制度在本地化过程中出现变异。如非洲、南美等许多地区按照美国的市场经济制度进行跟进，却是在实践过程中出现了变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跟进式制度变迁出现制度变异应该是制度跟进的常态，因为不可能会出现一模一样的制度。就是在美国各个洲之间在制度上也有一定的差异。本文所说的变异是在本质上完全不同的跟进式制度，在变迁的效果上走向对立面。也就是说在跟进式制度变迁中，只是形式上的跟进和模仿，但是本质上的东西并没有跟进。

（三）跟进制度变异和无法超越的根本原因

1、生搬硬套，盲目模仿。中西部有些地区认为只要把东部实践证明过的制度移植过来就行，没有考虑与本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导致了制度变异，出现了所谓的“南桔北枳”的效应。由于东中西部在制度变迁的初始条件、非正式制度、市场微观主体对新制度的需求都不相同。一是市场的成熟程度和作用不同，政府和企业、居民对市场经济知识掌握和认识的程度也不相同；二是区位条件、起点和基础不同；三是产业结构和经济实力不同；四是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增加的幅度不同；企业和农民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不同。五是政府的职能和绩效评价不同；六是东部地区华侨和华人比较多，对资金的吸引力不同。不同的初始条件自然会有不同的制度需求和不同的制度创新，如用人制度在东部地区可能是基层行为人-----企业和职工本身的制度需求，而在西部就可能会遭到职工和企业的抵制，同是内容相同的用工制度，在东部变成了诱导性变迁，在西部变成了不合时宜的强制性安排。而有些地方在跟进东部的制度时，没有根据本地的实际，进行本地化改造，而是原封不动的进行移植，这就出现了在东部运行得比较好的制度，安排在中西部以后，却不能发挥预期作用。

2、内生诱致性制度需求培养不够。由于东西部在观念、习俗、文化等方面的约束不同，即意识形态刚性对东西部制度变迁的影响导致了西部地区无法内生出诱导性制度变迁。西部地区由于贫困和和地域偏远，使得内部交流十分困难，物流、信息流无法畅通。这使制度创新由于不具备基本条件而变得成本极其高昂，也使西部在既定制度结构下，由外部事物引起的收益的潜在增加十分有限，从而来自制度不均衡的获利机会很少。由此可见西部地区特定的封闭性使之无法内生出诱致性制度变迁，而只会选择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模式及其相应的一套制度及习俗，因为在这种封闭的经济中，习俗是成本最低的制度安排。

3、非正式制度改造工作不力。非正式制度的长期固化，阻碍的制度的进一步创新。西部地区各种非正式制度的长期固化，外在的表现为素质相对较低，无法内生引发技术创新，而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有着很高的相关性。制度在技术变迁的形成与扩散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导致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拉坦，1994）。因此，西部地区非正式制度的长期固化，不仅严重阻碍了这一地区的技术进步，而且反过来又加强了制度本身的进一步固化，从而形成制度和技术的超稳定均衡，使西部地区的生产、生活中，经验和习俗成为主要的行为准则，形成典型的“习俗经济”（希克斯，1987）。这也是西部制度安排落后于东部的重要原因。

4、没有向东部地区进行及时的滚动跟进。中西部地区虽然每年都要安排大量的学习考察团，但是大部分没有根据东部地区制度创新进行及时的调整。因此，许多制度刚刚出台，又落后于东部的制度安排了。这就导致两个方面的后果：要么落后于东部的制度，要么重头再开始跟进。

三、跟进制度本土化应该注意的问题

跟进式制度变迁最艰巨的任务就对引进的制度进行本地化，即让引进制度与本地的非正式制度、制度环境相适应的过程。从中国中西部地区跟进东部地区来看，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1、培养本地微观主体对跟进制度的内生需求。由于跟进式制度变迁是在决策层具有一定制度需求条件下的强制性移植，因此，培养微观主体的制度需求是跟进地区不可缺少的一项重要工作。培养本地微观主体的工作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做好跟进制度的宣传；二是做好小范围的试点；三是做好核心主体（核心主体层）的说服工作，以提高核心主体对跟进制度的认识，通过核心主体的认可来带动各阶层主体的需求。

本地化范文篇10

一、广播新闻工作者需转变观念，推陈出新

广播新闻要想彰显特色，谋取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产生广泛而重大的社会影响力，就不得不抛开自己过去所形成僵化固定的思维模式和程序，及时对广播新闻工作的观念加以更新，抱着改革和创新的态度采取一切切实可行的措施去推进当前新闻广播事业的发展。作为一名优秀的广播新闻工作人员心里要清楚，创新是我们新闻广播事业谋求蓬勃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一个连续持久的实践过程。新闻广播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需放在节目内容的丰富多彩、节目质量持续不断的提升上来。因此，如果想做到广播新闻的有效创新，必须精通策划编排，灵活地应用各种方法，抱着先进的理念、敬业的精神、创新的意识、崇高的理想去进行新闻广播的制作、报道。

二、发挥广播特色，对节目的编排进行优化创新

编排广播节目就是要根据广大听众的收听需要，合理安排、适时调整相应的节目播出顺序，使广播新闻节目能够契合广大听众的心理需要，从而赢得最广泛的收听者。广播新闻的时效性极强，自然要求广播新闻编辑宣传节目及具体内容需以小时和分钟来计算，而不以通常的日去计算。广播电台要构建一整套“抢时间”的从稿件写作到播出的工作流程，真正做到快采访、快写稿、快发稿、快播出。因此广播新闻的工作者要有十分强烈的时间观念，对各种最新收到的消息，特别是遇到特殊重大的大事件要优先、快捷的播出。一般大众对新闻广播都“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因此广播新闻，不仅应满足听众的内容需求，还应同时要满足其听觉审美需求。广播新闻要力求发挥声音的优势，使音调亲切自然、接近生活实际，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从而可以使听众听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感受到听的乐趣，从而更加喜欢和热爱新闻广播。

三、与网络融合，不断创新广播媒体发展新模式

现如今，新闻报道不仅要求做到时效性、真实性，同时还更加强调距离感、直观感。无论是广播、报纸、期刊、电视都在全力以赴地调动各种表现手段满足受众对生动形象的需求。对广播媒体来说，如何找到各种机会获取视觉传播的新平台，这样既包括与其他传统媒体合作及共享内容，同时注意不断出现的新技术可以提供的可能发展平台和空间。例如，在5.12汶川大地震期间，著名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在节目直播期间同时进行了中国广播网的直播，许多地方电台的相关网站上还可以看到关于震后救援的图文信息。新闻广播媒体与网站之间的融合，有效地弥补了广播电台线性传播、稍纵即逝的缺点，使听众可以随时检索到对自己有用及喜爱的广播节目；网络媒体除了为广播媒体提供了传递视觉信息的重要平台之外，对二者受众的互补起到了一定作用，扩大了新闻广播信息的传播范围。

四、以平民化作为广播新闻改革创新的新航向

广播相较于影视、报刊等其他媒体，传播速度快而覆盖面广，具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可以通过动听的声音媒介把信息即时传到四面八方；广播声情并茂，易接受性强、亲和力高，可适应各种不同文化程度的受众。相对于报刊、网络等媒体而言，广播的辐射对象可以包含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的普通民众，不仅仅限于高文化的社会精英阶层。因此，广播又有“平民媒体”的美誉，可为人口的绝大多数所接受，在广大的农村和城市仍具有着广袤的市场。广播新闻要以平民化为自己的航向，即要站在广大受众的角度确定新闻价值标准，使传播内容能够充分表现民众生活，满足受众需求，使传播方式能够切入平民视角，从而贴近社会，表现民众生活。

五、不断创新广播新闻的内容

虽然新闻内容都须反映客观事实，其客观依据无法创新；但同一内容，广播报道的新闻角度及播报方向却有多种变化、选择，完全可以创新，也只有创新方能取得好的收听效果。欲做到新闻内容的创新，必须走本地化道路。本地化是指力求满足本地居民的需求、喜好，并不等同于本地新闻及以本地视角报道新闻（包括全国及国际新闻）。做到本地化，必须注意以下两个要点：第一，关注本地居民的信息需求；第二，关注本地居民的交流需求。其中，后者常被新闻从业者所忽视。因此，本地化是地方广播的克敌制胜的妙诀，战胜竞争对手的利器。本地化为与本地居民接触与交流的有效方式，不仅包括内容和新闻视角的选择、核心要素的实现，而且也包括报道方式的延伸。比如，一个电台长期关注当地某商业区所存在的问题，这不仅是一种本地化的具体形式，同时也是一项新时期对广播媒介的具体要求。美国某州立公共广播电台曾用长达半年的时间关注一家公共社区的房屋质量问题，对该公共社区各个阶层、各色人等进行了专访，对各种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解剖，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本地化落实手法。在现实生活中，广播新闻媒体可以关注的事实、角度非常多，可触及社会制度、文化、教育、体育、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可针对某一问题或以某种特殊视角而进行广泛而透彻的报道。这样的报道贴近生活，可反映民生，并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为了让广播新网的听众对播出的报道具有高度认同感，广播人员要牢固树立将新闻事件以讲故事的方式播报出来的观念，力求所有的新闻报道都有故事性，要有主人公、事件发展的起因、过程、高潮及结局，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同样是新闻报道中需要做到本地化及私人接触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