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体制范文10篇

保险体制范文篇1

论文提要：我国巨灾风险发生频繁，损失逐年加重，而现有的保障体系对灾区的经济补偿和人民生活的恢复只能是低层次和小范围的。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制显得非常必要。

一、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急迫性

2008年我国遭受了两次巨灾，其涉及范围之广，涉及人数之多，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2008年1月中旬以来，冰冻雨雪灾害突袭我国南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516.5亿元，造成107人死亡。于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地震灾害造成工业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2，000亿元，死亡人数截至6月9日达69，142人。

面对这样的灾害，政府及时拨款700多亿元，社会踊跃捐了300多亿元，而保险公司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在这两次灾害中仍然没有充分发挥其职能，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2月25日，我国保险业共接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保险报案95.3万件，各商业保险公司赔款已经超过16亿元。但与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1，516.5亿元的经济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所占比例约为1%。而对于发生在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截至6月5日，保险业共接到地震相关保险报案24.9万件，已付赔款2.8亿元，与所估计的地震灾害造成的2，000亿元的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0.14%。

保险公司的赔付和实际巨灾损失之间的强烈的落差是有原因的，我国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目前还没有正式列入保险责任范围内。商业保险公司对于诸如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采取“谨慎”的承保态度，多数自然灾害只能作为企业财产保险的附加险，不得作为主线单独承保。一旦巨灾风险发生，保险公司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大部分人员和财产损失只能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

二、国外巨灾保险体制比较分析

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巨灾风险管理模式有三种：一是政府主导模式，也就是政府直接提供巨灾保险；二是市场主导模式，也就是由市场自我调节，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政府为局外人；三是协作模式，保险公司商业化运作巨灾保险，政府作为协作者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支持。下面分析各种模式的代表国家：

（一）政府主导模式。在美国的洪水保险和加利福尼亚地震局地震保险中，所有业务和品种都由政府提供，保险公司并不开展保险业务。在美国全国洪水保险计划中，保险公司并不参与保险业务的经营管理。保险公司在巨灾保险中主要是协助政府销售巨灾保险保单，从而取得相当于保费32.5%的佣金收入。政府承担着巨灾保险的保险风险和承保责任。美国政府以其在1973年颁布的洪水保险法将洪水保险界定为强制性保险范畴，并以此法为依据，设立了洪水保险基金，并设立联邦保险和减灾局负责经营和管理巨灾保险。

（二）市场主导模式。英国的洪水保险提供方全部为保险公司。私营保险也自愿地将洪水风险纳入标准家庭及小企业财产保单的责任范围之内。保险需求与资源的配置由保险市场决定。投保人在市场的作用下自愿地选择保险公司进行投保。英国政府不参与洪水保险的经营管理，也不承担保险风险，其主要职责在于投资防洪工程并建立有效的防洪体系。

（三）协作模式。日本经历了1964年新泻地震后，颁布了《地震保险法》，逐步建立由政府财政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的地震保险制度，其做法是首先由原保险公司在市场上出售地震保险保单，然后由日本再保险公司对原保险人承保的所有地震风险提供再保险。地震再保险公司再将所有保险公司购买的地震再保险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反向各普通保险公司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二部分向日本政府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三部分作为自己承担份额保留。这样，一个风险巨大的地震保险最终由各保险公司、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和日本政府三方来分担。

综上所述，这三种巨灾保险模式各有特点，英国模式因为其保险市场发达，人们的保险意识高，且英国拥有世界上第三大非寿险再保险市场，其再保险市场非常发达和完善。商业保险公司在提供洪水保险时，完全可以通过再保险市场把风险分散出去。

三、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制

由于我国现阶段既没有英国发展完善的保险行业协会和再保险市场，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强力后盾，加上我国保险市场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的投保意识不强，大多数都依赖于政府救济，可以结合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分配统筹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特点，所以我国适用于政策上政府指引，政府、保险公司和社会共同协作，各地方政府参与的巨灾保险机制。

（一）建立一个巨灾管理委员会。防灾委员会的成员设置可以参照土耳其的TCPI管理机构模式，以国家代表、商业保险公司和学术界构成。

防灾委员会应该起着一个统筹规划的作用，其主要职责应为：1、重视事前防范，开发和修建防灾的公共产品。吸纳优秀人才，完善我国巨灾方面的研究技术和数据收集。2、管理巨灾风险基金。该基金由投保人缴费、政府补贴。3、成立巨灾测评专项小组，对不同地方的风险进行测探，然后根据费率公平原则，设立各地的标准费率指标，并随时根据风险状况的变化修正和更改费率。同时，帮助保险公司制定费率和开发产品。4、制定巨灾保险法，规定提供巨灾保险的保险公司的资格要求，对有能力和意愿经营巨灾保险的公司提供税收减免和政策优惠。

（二）对于灾害发生可能性比较强的地区强制投保，并限额承保。设置免赔额上限和下限，一方面可以减轻受灾以后的赔偿负担，也降低了保费，扩大保险范围；另一方面也督促公众做好防灾防损工作，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

保险体制范文篇2

2008年我国遭受了两次巨灾，其涉及范围之广，涉及人数之多，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严重的伤害。2008年1月中旬以来，冰冻雨雪灾害突袭我国南方，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516.5亿元，造成107人死亡。于5月12日发生的汶川大地震，地震灾害造成工业企业经济损失估计超过2，000亿元，死亡人数截至6月9日达69，142人。

面对这样的灾害，政府及时拨款700多亿元，社会踊跃捐了300多亿元，而保险公司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在这两次灾害中仍然没有充分发挥其职能，据中国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2月25日，我国保险业共接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的保险报案95.3万件，各商业保险公司赔款已经超过16亿元。但与低温雨雪冰冻灾害造成的1，516.5亿元的经济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所占比例约为1%。而对于发生在5月12日的汶川大地震，截至6月5日，保险业共接到地震相关保险报案24.9万件，已付赔款2.8亿元，与所估计的地震灾害造成的2，000亿元的损失相比，保险行业赔付金额0.14%。

保险公司的赔付和实际巨灾损失之间的强烈的落差是有原因的，我国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目前还没有正式列入保险责任范围内。商业保险公司对于诸如海啸、地震和飓风等自然灾害采取“谨慎”的承保态度，多数自然灾害只能作为企业财产保险的附加险，不得作为主线单独承保。一旦巨灾风险发生，保险公司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大部分人员和财产损失只能由政府和社会来承担。

二、国外巨灾保险体制比较分析

目前，国际上主流的巨灾风险管理模式有三种：一是政府主导模式，也就是政府直接提供巨灾保险；二是市场主导模式，也就是由市场自我调节，商业保险公司提供巨灾保险，政府为局外人；三是协作模式，保险公司商业化运作巨灾保险，政府作为协作者提供政策支持与资金支持。下面分析各种模式的代表国家：

（一）政府主导模式。在美国的洪水保险和加利福尼亚地震局地震保险中，所有业务和品种都由政府提供，保险公司并不开展保险业务。在美国全国洪水保险计划中，保险公司并不参与保险业务的经营管理。保险公司在巨灾保险中主要是协助政府销售巨灾保险保单，从而取得相当于保费32.5%的佣金收入。政府承担着巨灾保险的保险风险和承保责任。美国政府以其在1973年颁布的洪水保险法将洪水保险界定为强制性保险范畴，并以此法为依据，设立了洪水保险基金，并设立联邦保险和减灾局负责经营和管理巨灾保险。

（二）市场主导模式。英国的洪水保险提供方全部为保险公司。私营保险也自愿地将洪水风险纳入标准家庭及小企业财产保单的责任范围之内。保险需求与资源的配置由保险市场决定。投保人在市场的作用下自愿地选择保险公司进行投保。英国政府不参与洪水保险的经营管理，也不承担保险风险，其主要职责在于投资防洪工程并建立有效的防洪体系。

（三）协作模式。日本经历了1964年新泻地震后，颁布了《地震保险法》，逐步建立由政府财政和商业保险公司共同合作的地震保险制度，其做法是首先由原保险公司在市场上出售地震保险保单，然后由日本再保险公司对原保险人承保的所有地震风险提供再保险。地震再保险公司再将所有保险公司购买的地震再保险分成3个部分，第一部分反向各普通保险公司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二部分向日本政府购买地震再再保险，第三部分作为自己承担份额保留。这样，一个风险巨大的地震保险最终由各保险公司、日本地震再保险公司和日本政府三方来分担。综上所述，这三种巨灾保险模式各有特点，英国模式因为其保险市场发达，人们的保险意识高，且英国拥有世界上第三大非寿险再保险市场，其再保险市场非常发达和完善。商业保险公司在提供洪水保险时，完全可以通过再保险市场把风险分散出去。

三、应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巨灾保险体制

由于我国现阶段既没有英国发展完善的保险行业协会和再保险市场，也没有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的政府财政强力后盾，加上我国保险市场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的投保意识不强，大多数都依赖于政府救济，可以结合政府主导和地方政府分配统筹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等特点，所以我国适用于政策上政府指引，政府、保险公司和社会共同协作，各地方政府参与的巨灾保险机制。

（一）建立一个巨灾管理委员会。防灾委员会的成员设置可以参照土耳其的TCPI管理机构模式，以国家代表、商业保险公司和学术界构成。

防灾委员会应该起着一个统筹规划的作用，其主要职责应为：1、重视事前防范，开发和修建防灾的公共产品。吸纳优秀人才，完善我国巨灾方面的研究技术和数据收集。2、管理巨灾风险基金。该基金由投保人缴费、政府补贴。3、成立巨灾测评专项小组，对不同地方的风险进行测探，然后根据费率公平原则，设立各地的标准费率指标，并随时根据风险状况的变化修正和更改费率。同时，帮助保险公司制定费率和开发产品。4、制定巨灾保险法，规定提供巨灾保险的保险公司的资格要求，对有能力和意愿经营巨灾保险的公司提供税收减免和政策优惠。

（二）对于灾害发生可能性比较强的地区强制投保，并限额承保。设置免赔额上限和下限，一方面可以减轻受灾以后的赔偿负担，也降低了保费，扩大保险范围；另一方面也督促公众做好防灾防损工作，避免道德风险的发生。

保险体制范文篇3

西班牙实行的是有关方面自愿参与的综合农业保险体系。主要特点是：（1）农业生产者：以投保形式参与，从该体系确定的险种中选择需要的险种投保。（2）保险机构：以加入农业保险有限公司（Agroseguro）的形式参与，形成农业保险共保体。（3）在预防农业灾害损失方面普遍使用保险技术。（4）国家的公立机构及商业保险公司一起参与。（5）中央及地方政府给予保费补贴。

之所以实行这种体制，是基于生产者、保险公司和国家机构对保险的需求和能做的贡献。作为生产者，有对风险进行保障的需求，也存在对商业性保险公司的不信任，希望投保时有一个适中且能承担的保险费用，以及灾后快速及客观的定损和理赔。作为商业性保险公司，有获取灾害风险信息的需求，有通过再保险分散风险的需求，有灾害风险管理及定损经验。作为国家机构，拥有调控生产的工具，拥有信息及风险研究经验，有对生产者进行补贴的能力，具备政策推广能力，为农业生产者提供抵御自然风险保护的需要。三方结合是发展农业保险的理想组织架构。

西班牙发展农业保险有完善的农业保险法律体系。在发展农业保险方面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和规定、计划等。1978年西班牙颁布了综合农业保险法（87／1978），1979年以皇家法令2329／1979号公布了综合农业保险法87／1978实施细则；为了将农业保险法和实施细则落到实处，西班牙农业、渔业及食品部还制定三年农业保险计划和年度农业保险计划，确定参加保险的作物和险种，确定国家对参保农民的保费补贴，由国家农业保险机构与农业保险有限公司（农业共保体）协商后，提交设在农业部的农业保险机构委员会（由农业部、财政经济部、农业保险有限公司、农场主代表组成）讨论通过，然后提交国家部长会议审定通过，并公布实行。

农业、渔业和食品部每年对划拨的保费补贴预算进行审批，每年还制定一个农业保险补贴规定，确定农业保险保费补贴的具体事项，保费补贴由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直接拨给农业保险有限公司（农业保险共保体）。通过自治州农业管理委员会对中央政府规定的应承担的补贴部分进行补贴。

参与该体系的中央政府部门包括农业、渔业和食品部及下属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国家农业保险机构是直属于国家农业部的自治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作为该体系中所有不同机构的协调机构，以推动农业保险体系的发展；为农业生产者提供对抗不可控自然风险的保护体系；拟定国家农业保险政策，对新风险及新农业产品加入农业保险体系进行精确的技术研究及分析，为保险合同制定农业方面的内容（农产品价格、产量、技术条件等），为农业生产者提供信息及咨询；制定农业保险三年及年度计划并将其提交中央政府审批。提交农业部审批的草案内容包括：向农业生产者推广农业保险并提供保费补贴，确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农作物种植和农业生产活动的最低技术条件，每个区域或地区的可投保的最大收益及损失的价格；与承保有关的各个险种的承保期限；与保险范围有关的保单的保障期限；农渔食品部每年审批对农业生产者的保费补贴预算，确定对农业企业的保费补贴，在整个体系中，平均保费补贴为保费的50%，2006年农渔食品部的保费补贴高达2.78亿欧元。大约有47万名农牧渔及林业生产者投保，总保额升至91亿欧元，保费高达6.54亿欧元，总赔付额约达4.4l亿欧元。

参加该体系的另一个中央政府部门是经济财政部及下属的保险和养老基金总局（D.G.s.）和保险赔偿集团（C.C.S.）。保险和养老基金总局的职能包括审批共保年度协议，参与制定事故（灾害）定损规定，负责向经济部提交关于保险赔偿集团再保规定的条例。

保险赔偿集团是强制再保险机构，主要职能包括：界定农业可保风险与试验型风险；对试验型险种提供再保险；对可保风险只参与部分再保险；对于商业保险机构未承保的部分，它作为直接保险机构进行承保；负责掌控事故（灾害）的定损。

地方自治州政府通过自治州农业管理委员会对中央政府规定的应承担的补贴部分进行补贴。

商业保险机构是农业保险有限公司，是所有愿意从事农业保险的保险机构的组合（农业风险共保体）。公司的法律性质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股东是自愿加入的各商业保险公司，目前成员有31家保险机构以及保险赔偿集团。它是一家管理机构，职能是通过其保险商业网络进行承保；共同体各成员根据其在农业保险有限公司里的入股份额承担相同比例的风险，参股比例与所承担的风险责任比例相同。

建立综合农业保险体系以来，西班牙农业生产者从国家农业保险机构得到保费补贴13.86亿欧元，政府因此减少农业灾害补助39.1亿欧元，节省25.24亿欧元。农业保险有限公司为农业生产者提供赔偿19.55亿欧元，其中又有3.52亿欧元以税收形式流回国家财政。

二、意大利农业部在发展农业保险中的作用

据意大利忠利（GeneraliGroup）保险集团公司介绍，意大利是在该国农业人口占80%、农业增加值占GDP的60%的发展阶段开始发展农业保险的，基本与我国目前的城乡结构相当，但工业化程度明显低于我国目前水平。目前，意大利的农业保险业务主要是由GeneraliGroup下属的专业农业保险公司FATA经营，已有80年的历史。20世纪60年代末，意大利农业遭受到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政府农业部门对灾害情况进行了认真研究分析，并决定要为农民和农业生产在预防灾害减少损失方面提供财政支持，为此设立了全国支持基金，国家每年为这项基金提供资助，并于20世纪70年代专门出台了法律。法律规定（当时的农业风险主要是冰雹灾害）保险公司具有经营垄断权，能经营冰雹险业务的公司必须是某个再保险集团的成员（这样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分散农业风险）而又从事农业保险业务。保险公司拟订应参加农业保险的作物、保险费率、保费补贴比例，全国统一的保险条款，提供优惠保单，并以农业部政令的方式向全国公布。一直到1996年，农业保险的费率由农业部与商业保险公司商定，由农业部以政令的方式公布。

设立全国支持基金，由农业部管理，财政预算有专门科目。主要考虑两点：一是通过事后补偿的方式减少农民的灾害损失。当农业企业的灾害损失大于30%时，政府为企业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农业生产是否出现灾害是由农业部认定并公布的。认定的标准是，如果产量因灾害损失减少30%就可认定出现了自然灾害。农业企业报告出现自然灾害，农业部要调查核实，核实后向全国灾情公告。二是通过实现保险的方式帮助农民在灾后及时救灾和恢复生产。主要是鼓励农民参加农作物投保，农业企业投保时政府给予保费30%～40%的补助。

1996年以后这些规定才有所改变。国家反垄断局认为农业保险已发展成为成熟市场，不需要政府保护和监管，因为存在垄断的公司的业务不会很好发展。为农业保险服务的再保险集团亦不存在。农业企业又成立了自己的机构－－维权集团。农业企业的维权集团代表农业企业与保险公司商签农业保险协议，在投保后政府将国家用于农业保险的补贴支付给维权集团，不是直接拨付给从事农业保险业务的公司。这时的农业保险费率是由农业企业的维权集团与商业保险公司商定，农业部只公布与农业保险费率有关的参数，如投保作物的成本、产量、市场价格等，不直接参与确定农业保险的费率。但是，维权集团与保险公司商定保险费率时农业部公布的有关参数是重要参考数据。

2004年，意大利改革全国支持基金，国家预算增加了全国支持基金的数量，政府对农业保险费率补贴的比例提高到80%。目的是扩大农业保险的覆盖范围，促进保险新产品开发，保持农业保险低费率。改革的结果是，保险公司农业保险的费率由7.5%降到6.9%，农业保险费率补贴的比例由2004年的43%增加到2006年的67%。目前，意大利政府一年用于农业保险的保费补贴在1亿欧元，每年的保险标的额在30亿欧元。

近三年畜牧业保险有了较快发展。在动物发生疫情时国家给予补贴，有专门的畜牧业保险产品，主要牲畜是奶牛。具体哪些牲畜、哪些疫病可以投保由农业部决定，对参保的牲畜政府补贴50%的保费。

2004年的改革又增设了再保险基金，以此管理农业风险。再保险基金规模为1亿欧元，由农业部下属的农户市场开发局管理，主要是鼓励保险公司开发新产品，在保险公司应对新的自然灾害开发新的保险产品时提供补助，属于保险产品创新基金。保险公司可把新开发产品成本的80%转给再保险基金。

2004年前，农业企业可以投保也可以不投保，受灾以后就等政府救济。2004年以后，在政府公布的投保地区，农业企业生产应投保的作物需先参加投保，不投保在灾后将得不到政府的救济。而在政府公布的投保地区、投保作物以外，农业企业在灾后受损失时主要靠政府救济。

三、葡萄牙政府农业部门在发展农业保险中的作用

在葡萄牙，参加农业保险的农作物有国家法律规定，农民自愿参加保险，基本保险包括火灾、雷击、雹灾等灾害。对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民，政府帮助交一部分保费，最高可达保费的75%。给予农民保费补贴的依据是政府制定的保费参考费率。话闱榭鱿拢桃倒局贫ǖ姆崖矢哂谡棵胖贫ǖ牟慰挤崖剩谡庵智榭鱿拢慰挤崖示褪钦耘┟癖7巡固囊谰荩叱霾慰挤崖实牟糠钟膳┟褡约喝砍械＃桓7巡固坏鄙桃倒局贫ǖ姆崖实陀谡牟慰挤崖适保员7训牟固偷筒痪透摺U嫉牟慰挤崖室虻厍煌胁钜臁H绻呛献魃缂逋侗＃姆崖什固箍梢愿咭恍?BR>政府还设立了农业风险巨灾基金，是对农户的受灾救助基金，当出现保单以外的意外巨大损失时，由保险公司申请巨灾基金给农民赔偿。启动程序是，政府农业部和财政部宣布某一地区遭受巨灾损失，同时确定受灾的作物。农户有基本保障的保单即参加农作物保险，申请巨灾补助的作物必须是参保作物，以鼓励农民尽早签订农作物保单。受灾农户自愿向巨灾基金交纳一定费用，目前是基本保费的0.2%，由保险公司在收取保费时代收代缴，计人巨灾基金专户。巨灾基金是商业保险的补充机制，保险公司要申请巨灾基金赔偿，必须是在全国经营农业保险业务而不是只在一些地区经营农险业务，或者只经营一些农作物的保险业务。目前，葡萄牙的所有商业保险公司都参加这种运行机制，运转良好。

农业保险巨灾基金由农业部所领导的农业和渔业金融机构（IFAP）负责管理。该机构是独立机构，有专门的理事会，设5名理事，对农业部长负责，理事会主席由农业部长提名，部长联席会议任命。职能是金融管理，为农业保险提供技术支持。巨灾基金的来源：一是政府预算，由国家农业和渔业金融机构提供，每年为700万欧元；二是农民缴纳保费0.2%的巨灾金；三是保险公司的再保险费。

巨灾的定义是：参保作物发生意外的灾害，造成50%以上的损失，给农户带来较大损失。

农业保险的保单由葡萄牙预防气候灾害综合机构（葡文缩写为SIPAC）审批，该机构由农业部、科技部、保险协会和农场组织的四名代表组成。

四、南欧三国发展农业保险的共同点

一是都把发展农业保险作为管理农业风险的政策工具。通过发展农业保险，为增加农产品产量、改善农产品质量、提高农场主收入水平提供基本保障。

二是虽然所有农产品都可以参加农业保险，但是政府支持的重点则是对本国经济和农场主收入影响较大的主要农产品，如葡萄牙突出葡萄、林木火灾保险等。

三是在发展农业保险过程中都给参保农民以保费补贴，只是不同的国家补贴的标准不同，补贴的险种有所侧重。

四是都把发展再保险作为分散农业风险的重要环节，由政府给予有力的财政支持。

五是发展农业保险都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为农业保险的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六是政府农业部门在发展农业保险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政府部门分工明确、合理，即农业部门具体负责农业保险发展的政策设计、国家补贴资金的管理等主要工作；保险监管部门主要对保险公司经营活动、偿付能力加以监管；财政部门主要为农业保险提供补贴资金。

五、启示

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三国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实践探索，找到了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为各自国家的农业建起了风险防范和保障体系的途径，这就是建立国家支持下的农业保险制度。上述三国发展农业保险的实践，对我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完善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明确农业保险的经营性质。农业是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但相对其他产业而言，农业生产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风险，总体上是低效益的产业，经营者的收人水平较低。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不可能通过发展商业保险来分散和化解，一是经营者无力参加商业性保险，二是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保险公司经营农业保险是亏损的。农业保险只能是政策性的，只有在国家财政支持下才能经营。

2.明确农业保险的承保范围。原则上所有的农产品都可以参保，保险公司应为所有的农业风险承保。但不同国家农业生产面临的自然风险不同，不同的农产品对经济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同，因此，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承保范围主要限于对经济发展影响较大的农产品，如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主要牲畜等；承保的风险主要是常见的危害较大的自然风险，如旱灾、洪涝、台风、霜冻、冰雹、重大动物疫病等。

3.明确国家支持农业保险的重点。商业性保险公司不愿经营农业保险业务是因为由于农业效益低和经营者不愿投保，经营农业保险存在较大的风险，而且监管成本很高。为农业保险厘定合理的费率并由政府对参保者给予保费补贴，保险公司是可以经营农业保险业务的。因此，国家支持农业保险的重点环节是给参保者保费补贴，不是给保险公司所谓的经营费用补贴。

4.明确农业保险的经营组织架构。经营农业保险遵循的是大数法则，参加农业保险的农户越多，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越多，从而对参保农户的风险保障能力越强。在我国以农户小规模经营为主的体制下，发展合作制保险可以有效预防和降低道德风险，降低承保组织的管理、监督成本，提高风险保障和赔偿能力。互助保险加上政策性保费补贴贴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农民参保，增强农业风险的保障能力，若再加上再保险分散风险就可构成完整的农业风险保障体系。

保险体制范文篇4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为存款类金融机构建立专门的保险机构，投保成员机构定期向保险机构缴纳保费，当投保成员机构面临危机或破产时，保险机构向其提供流动性资助或者代替破产机构在一定限度内对存款人予以赔付的制度。真正意义上的存款保险制度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美国1/3的银行破产，倒闭商业银行超过9000家，严重影响了金融体系和整个社会经济的稳定。基于这一背景，美国国会于1933年通过《格拉斯一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Act）和《国家住宅法》，设立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和联邦储蓄贷款保险公司（ESLIC），标志着现代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此后，许多国家引入了这一制度。加拿大于1967年设立了存款保险公司；日本于1971年颁布了《存款保险法》，并于同年成立存款保险公司；联邦德国于1976年、英国于1982年比分引入了存款保险制度。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也设立了这种制度。目前，已有7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我国台湾地区于1982年颁布了《存款保险条例》，由台湾“财政部”会同“中央银行”于1985年设立了“中央存款保险公司”。香港行政区在2000年就为建立自己的存款保险制度做出了实质性的努力，并在逐步真正落实银行存款保险制度。我国在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几起国内金融机构的破产倒闭事件之后，现已将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存款保险制度列入金融改革和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课题。随着中国金融业加大金融深化与开放程度，经济的货币化、金融化、自由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金融的风险累积就越大，公众储蓄存款损失的概率也越大，加之中国加入WTO后，面临国际金融机构的挑战，必须快速健全金融体制，特别是包括市场的退出机制，因此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势在必行了。

二、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特征

1.关系的有偿性和互助性。存款保险主体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有偿的，即只有在投保银行按规定缴纳保险费后，才能得到保险人的资金援助，或倒闭时存款人才能得到赔偿；另一方面又是互助的。即存款保险是众多的投保银行互助共济实现的，如果只有少数银行投保，则保险基金规模小，难以承担银行破产时对存款人给予赔偿的责任。

2.时期的有限性。存款保险只对在保险有效期间倒闭银行存款给予赔偿，而未参加存款保险，或已终止保险关系的银行的存款一般不受保护。

3.结果的损益性。存款保险是保险机构向存款人提供的一种经济保障，一旦投保银行倒闭，存款人要向保险人索赔，其结果可能与向该投保银行收取的保险费差距很大。因此，存款保险公司必须通过科学的精算法则较为准确地计算出合理的保障率，使得存款保险公司有能力担负存款赔付的责任。

4.机构的垄断性。无论是官方的、民间的，还是合办的存款保险都不同于商业保障公司的服务，其经营的目的不在于盈利，而在于通过存款保护建立一种保障机制，提高存款人对银行业的信心。因此，存款保险机构一般具有垄断性。

三、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路径选择

1.加强宏观管理，立法先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虽然属于政策性保险范围，但决不能只用行政手段，必须立法先行。建立一个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现银行的倒闭的现象，存款人没有这种经历，当然缺乏存款风险意识。但一旦银行破产付诸事实，将会对存款人造成巨大打击。缺乏心理准备的存款人在“梦醒时分”将会变得十分脆弱和敏感，由此形成的金融恐慌将更具传染性和破坏性，对银行的信任危机有可能殃及政府。因此银行监管层的领导必须有这种清醒的认识，并要引起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及早酝酿，早做准备。首先要完成的是，组织有关专家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存款保险法》，依法构建我国的存款保险机构。

2.存款保险机构的设置。我国成立什么样的保险营运主体呢？现在金融学界有三种观点，一是根据商业银行体系中不同银行的风险程度，设置不同的险种和保险费率标准进行存款保险，这种存款保险职能可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不必另设机构；二是运用国家行政手段，成立类似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那样的具有监督商业银行经营活动职能的存款保险组织，凡是注册开业的独立核算的商业银行，除需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外，还需在存款保险机构登记，参加存款保险，否则不能开业运行；三是按不同的产权商业银行出资组建的存款保险组织，以国有商业银行为承保对象：另一种是由人民银行参与，联合其他地方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和信用社，组建类似存款保险协会的机构，并以其为承保对象。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以上三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但是，由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不可能以不盈利为目的，并且也没有监管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行政权力，因而没有资格充当我国存款保险营运主体，第一种观点不符合存款保险制度的特点；运用国家行政手段，另外单独成立一个存款保险组织，它行使的监管权将与作为中央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权发生碰撞，并且有机构重复累赘之嫌，第二种观点也不可取；按照不同的产权形式，设立不同的存款保险机构，一种由中国人民银行直接参与，另一种不由人民银行直接参与，将会发生分裂中央银行监管权的负效应，因此，第三种观点似乎应抛弃。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应该从我国的金融特点来组建我国存款保险营运主体。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只有中国人民银行才有金融监管权，才有资格利用行政手段成立一个类似国外具有监督金融机构经营活动职能的存款保险营运主体。所以，我国应成立一个类似德国的存款保护委员会，在称呼上也可称之为“存款保护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中国人民银行负责组建，并接受其全面领导，下可设存款保险基金会和监管处。存款保险基金会是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各商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参与的行业性合作团体协会，不以盈利为目的，负责保险政策的制定、保险费的收取和理赔等：监管处主要负责监管金融机构资本、资产、负债的结构是否合理；接受投保金融机构的报告和统计，随时准备对投保金融机构经营风险进行检查和调查，有权取消经营不好或非法经营的金融机构的保险资格等。

3.存款保险公司对投保银行的管理。保险公司虽然对“出事”的银行负有赔偿存款人存款的职责，但更具有事前检查和监督的职能，具有相当大的权力。所以，加强存款保险公司的管理工作，不仅可以防止或减少银行倒闭，而且可以减少存款公司自身的损失。首先，通过阅读财务报表和不定期检查，了解受保银行的经营状况、资本数量和结构、资产的规模和结构、银行的内部控制制度等。其次，保险处理通常可以采取的措施有：（1）资金援助。存款保险公司通过对受保银行发放贷款、购买受保银行的资产，暂时接管经营濒临倒闭的银行，使该银行起死回生。（2）资助稳健银行并购已破产的银行。（3）组织存款理赔。当采取补救措施仍无法挽救濒临破产的银行时，存款保险公司则让其倒闭，在最高限额内对每一存款户赔偿，或代原有存款户将存款转存于其它银行。如果存款保险公司保险基金不足时，允许其向财政限额借款。

保险体制范文篇5

(一)我国农村养老的现状

建国以来，二元经济制度的确立把城镇和农村严格地区分开来。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农村老年人主要是依靠集体(“大队”或“生产队”)发放很少一部分“口粮”，实行家庭养老。“五保户”以及“烈、军属”由集体统一奉养。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发生了很大变化，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集体除了代表国家政府向农民催缴农业税和各种提留外，其他费用很难向农民收取。因此，除了“五保户”和“烈、军属”以外，农民基本上没有享受到任何直接的社会保障，农民养老基本依靠家庭。

目前，我国60岁人口中靠离退休金生活的老年人主要分布在城镇地区。作为占总人口近70%的农村居民，因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收入增长缓慢、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投保观念落后等原因，至今仍是全国养老保险最薄弱的领域，其养老方式仍以家庭养老为主。据有关部门统计，中国农村家庭养老约占整个养老保障的92%。

家庭养老即由家庭承担赡养老人的功能，是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由家庭或家庭成员对上一辈老人提供衣、食、住、行等一系列生活安排的养老方式。这实际上是以个人终生劳动积累作为基础，在家庭内部进行代际交换的“反哺式”养老模式。在农村，养老现状仍以家庭养老占主导地位，基本沿袭了以家庭保障为基础和主体，辅之以集体供养、群众帮助和国家救济的传统模式。

(二)家庭养老面临的挑战

进入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我国发生了一系列与农民养老密切相关的重大社会变迁，传统的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方式面临严峻的挑战。

1、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大了农民的经营风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家庭重新成为经济单位。在农村经济逐渐从单一产业向多种经营发展的过程中，农业劳动者的生产经营活动日趋频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所带来的经营风险也日益加大。与此同时，农村居民商品性支出增大，自给性消费向商品性消费的转变使老年人经济供养来源对市场的依赖性加大，老年人供养状况直接受子女货币收入的影响，缺乏稳定性并且隐藏着风险。而目前我国农民家庭经济基础非常薄弱，2005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3255元，同期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0493元。同时，农村地区贫富差距拉大。2005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上海(8342元)与最低的贵州(1877元)相差4.44倍；而在1978年两者的差距是1.9倍(290元／98.40元)。在现实条件下，单个家庭保障能力有限，个人和家庭都难以抵御风险。

2、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家庭的小型化使家庭养老功能大大削弱。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农村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医疗、健康水平的不断改善，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已从1949年的35岁上升到目前的70岁。生育率的下降与平均寿命的提高，使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迅速上升。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6.96%，这说明我国已经属于老龄化国家。而农村人口的老龄化水平又高于城镇，农村为7.35%，城镇为6.30%。而且，目前及未来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农村经济仍然落后于城市，老年人的生活主要依靠家庭，必将使家庭养老的压力更加沉重。

计划生育政策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家庭呈小型化的趋势。据统计，农村平均家庭规模已从1980年的5.54人下降到2005年的4.3人。农村的独生子女在大幅度增加，“4-2-1”家庭结构家庭结构在逐渐形成，以家庭养老为主的老年保障模式将使子女在未来的养老问题上不堪重负。

3、大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加重了家庭养老的困难。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即传统农业与工业并存。我国目前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的历史时期，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必然伴随着大量农村人口，特别是农村中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青年人日向城市的转移。同时，随着城镇户籍制度和劳动用工制度的松动，更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流动。其结果是农村人口结构老化，农村老年人缺乏年轻一代的赡养。

二、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及存在的问题

由于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的改变，人口老龄化、家庭小型化及人口流动等社会经济因素的变迁，导致家庭养老功能日趋弱化。在养老保障领域，原有的制度安排受到挑战，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种新的老年保障方式已经出现并且得到发展。

(一)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探索

我国政府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探索性地建立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到目前为止，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有十多年的历史。1991年6月，根据国务院的决定，原民政部农村养老办公室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以下简称《基本方案》)，先是在山东等地组织试点，在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基础上，逐步在全国农村有条件的地区推广。《基本方案》不仅规定了缴费的对象、费率、支付标准、基金的管理以及个人可能获得的养老保险金等，还确立了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应遵循的五个原则。可实施效果并不理想，截止到1998年上半年，尽管全国已有80%以上的县参加了保险，但只占应该参保人数的12%；也就是说，经过6年的推广、运行，仍有88%的农民游离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之外。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由民政部门移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后，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更是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行难度加大等困难；一些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甚至陷入停顿状态。1999年7月，国务院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决定对已有的业务实行清理整顿，停止接受新业务，有条件的地区应逐步向商业保险过渡。

(二)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

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一个新鲜事物，尚处于探索阶段，面临许多困难和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与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模式不同，农村养老保险基金平衡模式是个人自我平衡，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储蓄或鼓励性储蓄，“保险”的色彩很淡。它的个人账户是个人缴费的积累，不存在代际和代内资金调剂，也没有国家财政资金的资助，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不具备统筹共济的性质，难以实现互助互济的原则。这种特征对于有稳定的较高收入的农村居民是适用的。而农村中的贫困人口，由于没有能力为自己的个人账户供款，到了晚年就很难依靠养老保险积累金生活。也正因为这一点，导致了不可能强制要求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要使这项工作开展下去，又常要靠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这又违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自愿性原则。可以说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制度设计时就使其执行陷入了两难境地。

2、现行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保富不保贫，解决不了当前真正最需要保障的农村贫困人口问题。按照《基本方案》的规定，“凡是达到全国和全省农民人均收入的农村居民，必须参加养老保险；凡是已经解决温饱，且基层组织比较健全的地方，坚持政府积极引导和群众自愿相结合；凡是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地方，暂缓开展这项工作”。我国目前开展农村养老保险的大多是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参加养老保险的人也几乎都是比较富裕的农村居民。尚未参加养老保险的大多数不发达农村地区和没有能力投保的贫困农村居民，实际上养老问题更加严重和紧迫，而按现行办法，这些地区和人群却没有条件参加养老保险。另外，《基本方案》只解决了未来农村老年人，而无法解决当下农村老年人的赡养问题。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是完全积累型的个人账户制，养老金水平完全取决于账户积累期限和积累规模，投保期限越长，缴费金额越多，受益越多。目前，农村养老保险规定投保对象为20岁—60岁农村居民，如果一次性缴保费100元，对于现在20岁的人来说，到60岁开始领取保险金时，每月能拿到104元；对于现在40岁人来说，每月只能拿到11元；对于59岁人来说，60岁时每月只拿不到1元钱。因此，现行制度只能使“未来老年人”即现在的年轻人受益，而现实的老年人和中年人将成为农村养老保险的“真空”人群。

3、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投资渠道单一，实现保值增值的能力比较差，养老基金收益太低，不可能真正解决农村养老问题。按《基本方案》的规定，养老保险基金“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主要以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人银行实现保值增值，不能直接用于投资。”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缺乏投资人才，有关部门一般都采取存入银行的方式。但是自1996年下半年以来，银行利率不断下调，再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要保值已经相当困难，更不用说增值。这一方面造成政府的包袱加重，出现参保的人越多，国家赔得越多的局面。另一方面，为了使资金能够平衡运行，国家原先承诺的养老保险账户的利率只好下调，造成投保人实际收益明显低于按过去高利率计算出的养老金，使人们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信心更是大打折扣。

4、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制度上的不稳定性。《基本方案》的推广和实施忽视了必要的法律基础，法律是社会养老保障实施的基础和可靠保障，而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从上世纪80年代起到现在几乎没有一部成文法规。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都是在民政部颁布的《基本方案》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形成的，普遍缺乏法律效力。因此各地对这一政策的建立、撤销、保险金的筹集、运用以及养老金的发放都只是按照地方政府部门，甚至是某些领导的意愿执行的，不是农民与政府的一种持久性契约，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不但如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障方案几易其稿，没有统一性、连续性和一致性，因而也就没有强制性和严肃性，广大农民对此缺乏依赖感、安全感和信任感，这就进一步加大了《基本方案》的实施难度。

三、改革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尽管存在以上这些问题，笔者认为，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仍不失为一种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解决农村老年人经济保障的重要方式。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诸多问题中，有的是在执行过程操作不当造成的，可以通过积累经验、改进办法来逐步解决的；有的是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可以通过制度变革或变通加以解决，不应全盘否定其积极作用。建议在现有基础上，针对当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提出科学合理的解决方案，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第一，应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扶持。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收效甚微的重要原因，就是在制度设计中没有资金甚至政策上的支持。《基本方案》规定，农村养老保险的资金筹集坚持“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的原则。但是多数地区集体经济实力薄弱，没有补助能力；而国家政策上的扶持，也多流于形式。社会保障理论来源于社会保障实践。有资料显示，目前全球131个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金的筹资模式中，至少有129个国家的资金来源是全部由政府拨款或由政府和雇主出大头、受保人出小头。这无疑构成了社会保障的根本性特征。即是说，社会保障金主要不应由受保人个人出。然而，正是在这一根本性问题上，在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理论与实践中却存在着模糊认识，那就是：当问及发展农村社会保障缺乏资金怎么办时，回答却是主要让农民自己出，或完全让农民自己出。所以，农民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因此，只有提高集体补助的比重，加大政府扶持的力度，才能调动起农民投保的积极性，才能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真正具有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福利性”。

第二，要树立明确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目标。从长远看，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的最终目标就是要逐步消除城乡二元对立格局，建立城乡一体化、富有中国特色、一元化的社会养老保障体制。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必然趋势，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具备充分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条件，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这些条件还不具备或还不充分具备。尤其考虑到目前农村劳动者缴费能力有限，不能按照与城镇同一标准缴费，并且社会养老保险是一个刚性非常强的社会保障制度，它的待遇水平一旦定在比较高的尺度上，就很难再往下降。目前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计划的养老金替代率设计为70%左右，这样高的待遇水平如果承诺给了占劳动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村劳动者，给养老保险基金带来的支付压力是难以想象的。因此，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计划不应将保障目标定得太高，不能期望领取的养老金能保持劳动者退休的生活水平不变。目前的保障目标是维持退休后最基本生活水平，这一保障目标应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如农村社会救济、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等制度相衔接。这样，既有利于避免农村新的贫困人口的出现，又有利于减少将来农村社会救济的财政压力。

第三，应当确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地位，使其具有制度上的稳定性。尽快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养老保障法律法规，努力做到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制化。同时，要加强宣传解释力度，结合农村家庭养老面临的实际情况，抓住农民养老心态，做好示范、总结工作，使农民真正清楚这是为了自己的将来。从根本上讲，农民如果不知养老保险方案对自己有利，决不会由衷地参加和拥护。当前，要特别注意向农民说清楚社会养老保险与缴纳各种集资费用的性质完全不同，要特别注意向农民说清楚社会养老保险的收益性、可靠性和规范性，让农民像了解银行储蓄存款利率那样明白缴纳养老保险金的预期收益，要充分考虑到农民养老的文化背景、敬老养老心态等，特别注意向农民说清楚社会养老保险是对家庭养老的有益补充。

四、结束语

最后，笔者认为需要特别提出的是，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可能成为我国农村惟一的养老制度。养老金的获取也不能解决养老的全部问题。老年人的赡养不仅包括收入来源，还包括精神安慰和生活照顾等方面。家庭中特有的血缘关系和婚姻关系是其他社会关系所不能代替的，因此，现阶段仍应坚持社会养老保险与家庭养老相结合的原则，最大限度发挥家庭的保障功能。另外，在改革和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同时，应注意加强社会养老服务设施的建设。考虑到未来的家庭结构，有相当一部分老年人将面临身边无子女的现象，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问题将日益突出，而目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服务设施还比较薄弱。因此，应加强敬老院和包括生活照料、医疗服务、老年娱乐等项目在内的综合性社区服务设施的建设。

总之，未来中国人，口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将更多地依靠社会保障。特别是在经济体制转型和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改革和完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将家庭养老和社会化养老结合起来，构建既符合现代社会保障理念，又与中国传统及现有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将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

参考文献

(1)乔晓春：“关于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问题的分析”，《人口研究》1998年第3期。

(2)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3”，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年。

(3)崔红志：《我国农村养老面临的挑战与思考》，中国社科院网站http：／／.2003—7—30.

保险体制范文篇6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根据公开实施的法律对面临支付危机或破产银行的存款人给予一定支付保障的制度。创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主要具有以下几项重大意义：

（一）防止市场化改革后的银行业危机

为繁荣市场经济并履行在wto下的金融市场开放义务，我国的银行业必须进行市场化改革，由所有银行平等地进行市场竞争。这种竞争既能提高银行效率，也使金融风险因素的增多和因金融恐慌而产生银行挤兑的可能性加大。明确法定的存款保险制度不仅可以通过办理存款保险业务检查银行经营活动，对问题银行提出警告、加收保险费或必要时撤保等制裁方式加强事前危机防范工作，而且可以在银行破产倒闭时充作事后救助手段，有效地防止对其他良好银行的挤兑所引发的银行业危机。

（二）保护小额存款人的利益

小额存款对众多收入低的存款人保障基本生活、应付不时之需至关重要。这些小额存款人限于财力和技能难以对银行资产质量和复杂财务状况做出正确评价，因此让他们承担银行破产倒闭的损失很不公正且不利于社会稳定。存款保险制度至少保护众多小额存款人利益，免除他们监督和评估银行状况的困难性。

（三）促进各银行间的公平竞争

银行业最具效率的手段就是防止少数银行垄断并促进更多银行参与的公平竞争。存款是银行竞争的主要物质条件。目前不少存款人相信四大国有银行并向其转移存款。存款保险制度将有助于改变这种现状，提高其他银行与四大国有银行竞争的公平性，使我国人民能以更小的成本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

（四）促进金融法制建设

我国缺乏完善的银行产权法、破产法、最后贷款人规则等必要的金融法规，致使我国银行长期普遍存在大量不良资产、全行业低效，一些腐败分子则更是利用权力劫掠银行财产。没有其他金融法制配套的存款保险制度只是将被保险的银行维护存款人信心的责任转嫁给了存款保险机构，使相当数量的银行从事高回报的高风险投资时不用担心失去存款来源，一旦投资成功则利润归己，失败了却仅损失少量自有资本而大部分损失主要归存款保险机构。如此下去立法者和政府将不得不面对弥补存款保险基金缺口的压力及纳税人的愤怒。因此存款保险制度会使立法者和政府为避免上述不利局面而更多地关注银行的稳健，积极进行金融立法和执法活动。

（五）减轻政府负担

目前我国的隐形存款保障制度因未能提供明确的处置依据而导致了一些银行问题越拖越恶化，加大了后来处理的经济成本。清晰规定存款保障范围、限额及对问题银行及时处置的存款保险制度不仅警醒成熟的银行大债权人施加市场纪律、减少银行资产损失，而且使国家只对明示保障范围内的存款具有担保支付责任。国家在该制度下实际所需注入的资金肯定比目前对所有存款人全额隐形担保所需的资金少得多。

二、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内容

（一）机构设置和基金来源

只有及时获得关于被保险银行完整准确的信息，存款保险机构才能制定和实施合理的政策和措施。这意味着存款保险机构必须拥有必要的银行监管职责。目前我国对单个银行的微观监管主要由银监会承担，我国的存款保险机构完全可以附设于银监会，由此可以便捷、低成本地获取银监会的监管信息并可以避免被保险银行不必要的负担。美英等国也是将存款保险机构和银行监管机构合二为一地设置，并使之与中央银行相互独立。

鉴于我国目前多数银行的财力，银监会下设的存款保险基金最初应由政府和参保银行共同出资，并利用定期收取的保费补充。基金应达到使公众感到可信的水平。经过一段时间运营后，如果基金充裕，政府可以将其在基金中的出资收回。其后如果基金仍很厚足，参保的银行可以抽回其出资或以出资抵交存款保险费。此外，当遇到紧急情况而使存款保险基金匮乏时，应允许存款保险机构以征收额外保费、通过合理条件向央行、财政部或资金市场借款等方式充实基金。

另一方面，除了借鉴英美模式在银监会下建立国家存款保险基金外，我国还可以参照德国模式，鼓励银行业协会建立类似于德国商业银行创办的民间性质的自愿制存款保险基金，对国家存款保险基金保障范围以外的存款给予保护。该自愿制基金的保障范围、限额等应由银行业协会根据本行业的具体情况自主确定。我国的这种双轨制不仅可以减轻国家存款保险基金的压力，而且可以进一步促进金融安全网的稳定。

（二）参保主体和参保方式

国家存款保险基金的参保主体可以是国内所有经法定许可办理存款业务的银行，包括本国银行、总部设在我国的外资与合资银行等。但是考虑到目前我国银监会尚不能有效监控外国银行总行的经营与风险状况，因此暂时可以不考虑赋予外国银行在我国分行的参保主体资格。同时由于无需保护外国居民，我国银行的离岸经营机构也可以排除在参保主体资格之外。为避免银行业的动荡、逆向选择及保护所有银行中小额存款人利益的需要，所有具有参保主体资格的银行都应强制性地参加国家存款保险基金下的存款保险。

（三）保险范围及保险限额

国家存款保险基金的保险范围应事前明确界定为在被保险银行定期和活期储蓄、支票及退休金等账户存款。国家存款保险基金也应当明确宣布保险除外范围，即明确宣布对银行间存款、内部人存款、通过被保险银行购买的股票和债券等不予以保障，促使这些存款人对银行施加有效的市场纪律。

世界银行的专家曾建议，对被保险银行每一存款人受保障存款的限额应规定为人均国民产值的1—2倍。但由于特殊情况，不少国家与该建议出入较多。q）考虑到国家承受力、维护我国喜爱储蓄居民信心及防范道德风险的需要，国家存款保险基金下的保障限额可以定为人均国民产值的3—4倍或10万元人民币。对该限额内受保障存款可以给予100％的保护，或者变通地规定：6万元以内的受保障存款给予100％的保护，6—10万元以内的受保障存款给予80％的保护。

（四）保险费率

确定保险费率是一项专业技术性很强的工作，涉及到存款保险基金的目标水平、被保险银行的承受力和风险控制等问题。鉴于我国银行普遍存在风险资产较高、风险控制能力较差的实际情况，我国显然自始即应采取风险保险费率制以促使银行加强风险管理和稳健经营。具体办法是利用银监会等职能部门获得的关于被保险银行的资产负债、损益情况等重要信息及有关报表，借鉴美国等先进的银行评级体系、风险费率机制与《巴塞尔协议》的有关规定，按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盈利状况及流动性对被保险银行进行调查评估和信用等级划分，并据此决定和实施差别的保险费率。不过，限于技术和经验，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之初，我国应实行较小的费率差别以免操作上的偏差太大。

（五）对问题银行的处理

对问题银行最快最低成本并有利于金融稳定的处理不仅可防止银行问题恶化，而且可以减少存款保险公司自身的损失。目前我国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在其第7章中对问题银行做出了“接管和中止”规定。如果设立附属于银监会的国家存款保险机构，则无需对该章进行任何修改，银监会只要将处理“接管和中止”的职责内部移交给存款保险机构即可。但是，上述法律“接管和中止”的规定过于简单和原则，并且未包含其他一些行之有效的处理手段。因此，我国应当制定更具体的可操作性细则，详细规定决定接管的质化和量化标准，接管过程中资金援助、合并承受、债务清偿的标准和程序。此外，有关细则还应规定国家存款保险机构对问题银行的其他处理权能，如对问题银行提出警告、责令停止或终止特别行为、更换及罢免董事、对不当行为加收保险费直至取消保险资格等。

三、建立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配套措施

（一）健全银行业产权法

产权包括各种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债权、股权和知识产权等各类财产权。根据主体的不同，产权可被划分为国有产权、集体产权、个体私有产权、外资产权、公私混合产权等多种形式。银行业产权法是关于银行产权的界定、运营、保护等法律规范的总称。

目前我国银行业的产权法很不完善，以至国有和股份制银行资产大量流失，不良资产长期超出世界平均水平数倍，资本充足率低下，负盈利能力或低盈利能力等。为防止存款保险制度的失败，我国应尽快通过健全产权法明晰银行自有产权概念，银行产权受到严格保护，银行的投资人拥有与其出资额相称的正当股权并受到严格保护，经营管理人员应对银行的投资人和债权人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诚信责任，银行的投资人应多元化及其股权交易自由化，特别应注意提高私有投资人的股权比例，从而促进他们对银行的经营施加市场纪律。

（二）完善银行的会计、审计和信息披露制度

会计是银行的基础性工作和第一监控环节，同时也是一项重要的综合性管理工作，涉及银行业务经营的各个方面。完善的银行会计和审计制度及相关信息披露规范可以确保银行会计和审计信息的真实和高质量，提高银行的经济管理能力和效率，并且也能为银行的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决策和监督提供可靠依据，从而减轻存款保险基金的压力。

目前，由于银行会计、审计及其信息披露制度不健全，我国很多银行的会计和审计信息失真并缺乏可比性、各项损失准备不充分，信息披露广度严重不足。这种局面不仅不利于各银行之间的公平竞争，严重妨碍银行投资人和债权人施加市场纪律，而且给大量的违法犯罪行为造成可乘之机，造成大量银行资产流失并酝酿着严重的金融风险。因此，我国应配合存款保险制度的建设，加紧完善银行的会计、审计及信息披露制度。具体做法：1.专门制定包括表外业务在内有利于防范经营风险和适应现展要求的银行会计制度或准则；2.合理确认银行的资产价值，适当计提贷款呆账准备，并依法按时核销呆账，确保资产价值真实可靠，提高资产质量。3.确认和计量或有损失和预计负债，并充分记录各种担保业务、未决诉讼、贷款承诺、银行承兑汇票以及各种衍生金融工具等或有事项。4.编制和对外提供完整财务会计报告并确保该报告的真实。5.坚持和完善对银行重要岗位实行轮换和离岗经济责任审计制度。6.除因涉及国家机密、正当的商业秘密而依法不可披露之外，所有有关信息应当及时、充分地予以公开披露。7.依法严惩在会计、审计和信息披露方面的违法乱纪行为。

（三）强化职能部门对银行的有效监管

“有效监管”不仅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等职能监管部门要通过监管杜绝或减少银行管理不善、过度涉猎风险、内部交易、从事不安全交易之类违反法纪并可能给存款保险基金造成巨大损失的行为，而且也包含着监管部门应当避免无效甚至具有负作用的监管行为给银行造成额外负担或束缚其营利能力。

随着三部新银行法的出台，我国已经确立了有效监管的初步性法律框架。但是，有关职能部门还必须借鉴先进国家或地区的经验尽快制定和执行更透明的细则或指南，尤其要加快制定和执行包含以下内容的细则或指南：进一步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等职能部门监管职责的分工、协作、为履行职责所涉信息和经验的全面和自由共享、依法保密及避免监管重复；实行银行严格的准人标准、存款准备金和资本充足率要求；规定对银行现场监管评估的具体程序、频率和目标；根据风险为本的监管原则确立持续的非现场评审的参与方、评审目标、事项、范围及对银行实行风险管理评级的依据和程序；合理认定贷款素质的贷款分类及其报告制度；有关档案管理制度以及违法违纪行为的举报查处制度等。

（四）加强最后贷款人制度建设

保险体制范文篇7

一、保险机构发展现状

1.保险机构是保险中介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空间不断扩大。我国保险机构虽然起步较晚,但是发展迅速,机构数量不断增加,2001年底,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共批准成立的保险机构121家,截至2008年3月31日,保险机构已经达到1752家,占到保险中介市场的74.71%。

2.保险机构连续几年仍处于亏损状态,但是业务规模快速增长。2005年,全国保险机构累计全年亏损3572万元。2006年,全年亏损2361万元;2007年,全年亏损4830.08万元(图1)。

3.保险机构准入和退出机制初步建立。截至到2008年1季度末,保险专业机构共设立2105家,退出353家,进入数量比去年同期减少27家,退出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28家。

二、保险机构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保险机构保费收入占全国总保费收入比例较低。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保险机构是与保险市场同时产生、共同发展起来的,但是在我国保险机构规模小、效益差,相对于我国巨大的保险市场和快速发展的保费收入,保险机构发展严重滞后,已成为制约我国保险业飞速发展的“瓶颈”,特别是在寿险市场,保险机构实现的保费收入占比较低。

2.保险机构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管理尚不规范。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建立起完善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制度,缺乏依法合规经营意识。一些保险机构缺乏成熟的经营理念,经营行为不够规范,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服务技能和专业水平的提高上,而是放在不正当的经营手段上,市场调研、客户分析、内部制度建设、人员选聘培训等基础性工作存在明显的短期行为。

3.保险机构专业化优势不明显。《保险机构管理规定》明确规定了保险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可以经营的保险业务。《二○○八年一季度保险中介市场发展报告》显示,截至08年3月底,我国保险机构持证率为76.35%,虽然高于全国保险中介机构平均71.96%的持证率,但仍然和专业化服务的要求不符。

三、我国保险机构规范化、专业化发展的有效措施

保险机构的发展,降低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提高了保险市场的运作效率,促进了保险产品的销售,更好地满足了经济社会发展对保险的需求,是我国保险市场发展的主要方向,对于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及时解决和完善,为保险机构的健康发展扫清障碍。

1.加强监管,营造保险机构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我国的保险市场还处在初级阶段,底子薄固然是事实,但是可以不断借鉴国外市场成熟发展经验,构建和完善我国的保险制度,为保险业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监管部门进一步促进保险相关法则和政策的完善,根据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建立股权清晰、责任明确的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规章制度和有效的内控机制,确保保险机构的规范运作,对保险机构的经营进行严格监控,防止违规行为的出现,按照市场化、专业化、规范化、国际化的要求,继续扩大保险机构市场准入,推进市场竞争。

2.继续探索保险机构与保险公司的良性共生关系。从长远来看,这是保险公司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趋势。保险公司是保险商品和服务的最终提供者,而保险机构则是介于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促使双方达成保险合同或者协助履行保险合同的第三方。简而言之,保险机构的基本作用是为保单当事人和保险人提供服务。当保险公司的经营实力达到一定的规模,保险公司会从成本和效益的辩证关系角度,从经营利润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将相对程序化、规范化、技术固定化的展业和产品销售环节转托出去。

保险体制范文篇8

一、存款保险制度的作用

一般来说,存款保险制度的目标在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和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美国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把建立存款保险公司的目的表述为:(1)重振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2)保护存款人的利益;(3)监督并促使银行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经营活动。日本《存款保险法修改法案》第一条明确规定存款保险制度的目的是: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在金融机构停止支付存款的时候,存款保险机构必须对金融机构支付必要的保险金,并对破产金融机构的合并或业务转让进行适当的资金援助,以维护信用秩序[2]。具体来说,存款保险的主要作用可以归纳为:

(一)存款保险可以提高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如果某银行出现支付危机,由于银行具有队列顺序原则,存款者就有强烈的优先取款的意愿,于是争先恐后的去银行取款,从而造成银行挤兑,又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一家银行出现挤兑,会使公众对其它具有清偿能力的银行产生怀疑,以至于使得健康的银行也发生挤兑。因此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提高公众对银行体系的信心,才能减少银行出现问题时的挤兑行为,防止个别银行倒闭的传染效应,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

(二)保护存款者尤其是小额存款者的利益。存款保险制度的基本功能就是保护存款者的利益。存款人相对于银行来说处于信息不对称劣势的一方,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存款者很难做到自我保护。特别是小额存款者由于自身知识的局限性和难以获得银行经营和其他信息,无法对其存款的风险做出准确的判断,更易出现挤兑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存款保险制度可以为其提供保护,即使银行破产倒闭,存款者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

(三)救助和处置有问题的投保银行。存款保险机构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协助金融监管部门处置投保银行的金融风险。当某个投保银行出现经营危机时,存款保险公司会根据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处置方式,比如流动性支持、促进兼并、清算赔付等,以化解金融风险或阻止风险蔓延。

(四)监督投保银行的经营活动。存款保险公司为了防范投保银行的经营风险和道德风险,一般都要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投保银行的监督管理。

二、实施存款保险制度应注意的问题

存款保险制度虽然能够保护存款人利益,有效阻止银行挤兑,防范和化解风险,但也可能会产生道德风险。如果银行选择高风险、高利润的资产策略而不需要为此向存款人支付更高的利息来弥补其承担的风险,这样会刺激银行经理置存款人的利益于不顾,而优先考虑银行的收益及其自身的利益。而且存款人有了存款保险的保护,失去监督银行管理的积极性,结果使脆弱的银行可能吸收到更多的存款,金融系统的整体风险水平就提高了。

另外,不合理的存款保险制度还会产生逆向选择。如果存款保险制度提供的保险是完全自愿的,并且保费不与银行资产风险水平挂钩,那么只有那些风险大的银行才会对存款保险感兴趣,而那些稳健的银行却会因为缴纳统一的保费而受损而退出存款保险体系。一旦稳健的银行退出存款保险制度,便需要提高对参保银行的保险费率。然而保险费率的提高又会进一步迫使留在存款保险体系内的次优银行退出存款保险体系。如此下去,最后只有最脆弱的银行才会保留在存款保险体系以内。

三、我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必要性

第一,我国现行的隐形存款保险的弊端要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我国对存款人利益保护实际实行的是保护吸收存款的金融机构的间接保护方式。这种隐形存款保险不利于中小银行的公平竞争,比如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有国家信用作保障,存款者不用担心银行倒闭会给自己带来损失,由此造成了大银行与中小银行不公平的竞争局面。

第二,我国银行目前面临较大的经营风险,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可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在市场经济中任何经营都是有风险的,银行也不例外,银行的脆弱性使得存款保险至关重要。

第三,存款保险制度有利于保护存款人尤其是小额存款者的利益。因为金融体系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小额存款人缺乏信息,而存款保险制度可以保护这些存款人。因为如果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当实施该制度的银行资金周转不灵或破产倒闭而不能支付存款人的存款时,按照保险合同条款,投保银行可从存款保险机构那里获取赔偿或取得资金援助,这就有效保护了存款人的利益。

四、构建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几点建议

存款保险制度虽然有许多优点,但如果存款保险制度设计不合理,就会产生严重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甚至会引发严重的银行危机。

第一,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必须要有完备的法律法规,要立法先行。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是一项争议较大且需要权衡有关各方面利益的改革,只有通过制定相关法律,在法律中确立有关各方面的关系,才能有效约束有关方面的行为。

保险体制范文篇9

关键词:养老保险;体制改革;问题;对策

一、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中的问题

(一)养老保险金流动性困难。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政策取向是由现收现付制逐步向部分积累制过渡,但是养老保险资金的筹集与支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资金缺口,严重制约了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的进程。养老保险金面临严重的流动性困难,地方财政不得不用养老保险金的个人账户资金(个人缴费加7%的企业缴费)和税收收入来弥补目前养老保险金的资金缺口,这就造成“统账结合”的改革模式中个人账户的普遍空账。即使如此,养老保险金筹集仍是入不敷出,中央财政不得不进行拨款予以解决,以保持地方财政和社会的稳定。

(二)养老保险固态化,劳动力市场分割。

养老保险金流动性困难,个人账户的普遍虚账和空账,养老保险覆盖面窄造成了养老保险的固态化。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国有企业统包的养老保险体制,职工的工作变动,其养老保险会由新的企业承担,职工个人不因工作的变动而蒙受损失,养老保险不构成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所有制逐渐实现了多元化,要求劳动力市场化以实现要素的合理配置。而非国有经济、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体制尚未建立,国有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不能随受保障主体的流动而流动,养老保险呈现固态化特征,造成国有企业和政府机关的下岗分流人员不愿到非国有经济部门工作。

二、产生问题的原因

(一)养老保险金清偿能力不足。

过去我国职工的养老保险由企业统包,职工个人账户没有养老金的积累,而国务院文件所确定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一种“统账结合”的部分积累制的养老保险体制,使劳动力市场真正具有流动性。对过去国有企业职工养老保险金的欠账就造成政府资产负债表上的隐性直接负债,构成政府规模巨大的转制成本,目前关于这一成本的统计缺乏统一的口径和标准,各种测算结果之间差距很大。

(二)企业统筹和社会统筹占养老保险金的比重低,财政负担沉重。

当前我国养老保险基金筹集的主要方式是财政筹集、企业筹集和社会筹集各占1/3,企业筹集和社会筹集不足部分由财政弥补的筹资方式。但目前因企业养老保险金遵缴率低(约90%),企业筹集只占全部养老金的20%—25%,养老保险金欠缴严重,

(三)人口老龄化和赡养率提高。

当前和未来相当长的时期,我国将面临劳动力供给进一步增加和退休人口进一步增长的双重矛盾。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就业问题将使政府不能够采取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来减小养老保险金支付规模。

(四)养老保险体制存在漏洞。

这是指非国有经济尚未建立职工养老保险,政府扩大养老保险覆盖面的政策收效甚微。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职工养老保险是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共同建立的,但对非国有经济而言,政府没有承担其应该承担的责任,企业承担了建立职工养老保险的全部成本,养老保险金只能靠企业和职工个人来积累。在这种条件下,非国有经济建立职工养老保险的成本远远高于通过奖金或红利的方式对职工进行补偿所带来的成本,其建立养老保险体制的动机严重弱化,养老保险覆盖面窄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改善。

(五)养老保险基金管理混乱,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体制改革缺乏有效的法律保障,养老保险金的筹集、发放和管理混乱,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很低。我国养老金体制改革实行的是属地所有、属地负责的原则,即养老保险的责任主体是各地方政府,这就造成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分散化和低效率,养老保险基金的收益率很低甚至为负值,而且养老保险金挤占挪用现象比较普遍。

三、完善我国养老保险体制的政策建议

(一)多渠道筹集养老保险改革的转制成本。

养老保险改革所带来的规模巨大的转制成本,作为政府的负债必须在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中以相应的政府资产或资金收入予以平衡。国家应制定一个中长期财政计划,在若干年内逐步消化和吸收养老保险改革的转制成本,否则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赡养率的提高,财政隐性负债将会急剧增加,威胁未来的财政稳固和财政的可持续性。根据国际上养老保险改革的成功经验,支付养老保险的转制成本有三条主要的融资渠道:国有资产转移、征收新的税收、发行特别国债等。

1.国有资产的转移。国有资产转移所获得的资金数量是国有资产的规模和质量、资本市场的发达程度和资本市场的吸收能力的函数。对于我国而言,完全依赖国有资产转移来满足养老保险改革的转制成本是不恰当的政策选择。(1)国有资产转移收入受到国有资产的规模和质量的限制。(2)受到资本市场吸收能力的限制。虽然我国目前居民储蓄存款超过6万亿元,但如果发生大规模的资金（下转第38页）（上接第36页）转移,一些中小银行,甚至是四大国有银行都会出现流动性危机,甚至是清偿能力的危机,改革的政策取向和力度都受到很大的局限。(3)更为重要的是受到资本市场发达程度的限制。要实现国有资产在转移的过程中不缩水和不引起股市震荡,必须具有发达和完善的资本市场。对于我国而言,要在短期内完善资本市场是不现实的。

2.在继续实行财政收入增量3%转入养老保险基金政策的同时,开征新税种或提高某些税收的税率。政府可以运用政府的强制力增加新的税收以平衡养老保险改革的转制成本,但这些税收不应成为政府对在职职工的养老保险的未来承诺,不应与纳税人的未来利益挂钩,而只是用于对养老保险转制成本的消化和吸收,否则政府的隐性直接负债将会剧增,而缺乏必要的资金来源。在税种的选择上要坚持税收中性的原则,主要选择具有累进性特征的税种。

3.发行特别国债。发行长期的特别国债是政府支付养老保险转制成本的又一条可行的筹资渠道。智利的经验表明,通过制定恰当的政策,特别国债相当大部分(40%)由养老保险基金持有,既可以使养老保险转制平稳过渡,减小震荡,使转制的成本最小化,又可以从体制上改变政府管理养老保险基金的低效率和养老保险基金的挤占挪用问题。

(二)有效抑制养老保险基金的支出规模,使养老保险的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养老保险需求是无限的,而资金筹集的水平是有限的,是一定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就业率、赡养率的函数。养老保险水平应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其最低应高于职工退休后生存的需要,最高应低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养老保险水平高于劳动力的边际收益,将对劳动效率产生抑制作用。目前体现劳动力边际收益的最佳指标是人均收入水平,而不是工资水平,所以养老保险统筹部分应与人均收入挂钩,确定一个合理的替代率,而不是目前所实行的与工资挂钩的政策。同时,要实行区别对待的原则。

(三)养老保险基金管理市场化、规范化。

我国养老保险体制改革所面临的流动性困难和清偿能力不足,一方面是资金的筹集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管理的问题。

1.分别成立中央级养老保险基金和地方级养老保险基金。养老保险体制改革不可避免涉及地方间利益转移,为了体现各地方利益,应同时成立中央级和地方级养老保险基金,把中央企业的国有股转移收入以及中央级税收收入转移到国家养老保险基金,各地方所有企业转移收入和地方税收收入的大部分(如90%)转入地方养老保险基金,小部分转入国家养老保险基金,以增强中央转移支付的规模和能力。

2.专业公司的选择上应给予外国公司或共同基金以国民待遇。国外的共同基金或保险公司有着专业经验和雄厚的资金实力,有利于养老保险基金的规范运作和风险分散,有利于减小财政对基金最低收益率担保所带来的财政或有负债规模。同时,随着我国加入WTO,金融服务领域开放进程将会加快。在这种条件下,与其被动地等待外国公司的进入,不如主动地制定政策,允许其进入国内市场,降低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

3.基金细分。养老保险基金的巨大规模使其足以对资本市场产生严重的冲击,可以采取基金细分的原则把养老保险基金分成若干个小规模基金,每个专业公司或共同基金只被允许经营其中一支,经营的分散化机制可以减轻市场的投机压力,又能有效地降低财政所承担的风险。

保险体制范文篇10

[关键词]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预测分析

人口老龄化问题正迅速地向中国走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制转轨中国家，正面临着两个方面的考验。一是“未富先老”的困扰；另一方面是转轨过程中的养老保险体制的脆弱性和不完善性。本文利用全国人口普查和经常性统计的有关资料，在不同的人口政策目标参数假设下，根据中国人口预测系统（CPPS）和人口生命表对今后45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分析和预测。根据预测结果，通过较系统地分析中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的现状，指出了其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人口老龄化冲击下已经出现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点具有可操作性的改革和完善养老保险体制、退休及人口生育等方面的政策建议。

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变化趋势及特点

如何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在国际上尚无统一的标准。究其原因，一是由于人口的平均寿命会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不断提高；二是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及地理位置、气候、风俗习惯、劳动就业制度等的不同，国家之间人口的平均寿命和就业者的退休年龄差异较大。但为了分析研究问题的方便，人们还是有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见表1），其中一个重要的指标和界限是65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否大于7%。

根据我国历次人口普查的资料，特别是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从主要指标分析，2000年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见表2）。

以有关资料为基础，我们利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研制的中国人口预测软件CPPS，在给定不同参数的假设条件下，对今后45年我国人口，特别是老龄人口的变化趋势进行了预测。

我们设计了高、中、低三种预测方案。三种方案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妇女总和生育率上，以体现不同的人口生育政策。高方案的总和生育率假设为由2000年的1.7降到2003年1.6，2004年和2005年均保持1.6，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步宽松，总和生育率由2006年逐步升高到2025年的2.1，然后一直保持到2050年。中方案的总和生育率假设为由2000年的1.7降到2003年1.6，2004年和2005年均保持1.6，随后生育政策慢慢放宽，由2006年开始逐步升高，一直到2050年达到2.1。低方案的总和生育率假设为由2000年的1.7降到2003年1.6，随后一直保持到2050年。至于三种方案死亡率的假设，我们用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来反映。根据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和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得出的我国人口平均寿命变动情况（10年提高2.85岁），我们将人口平均寿命设置为:2001年，男性70.2岁，女性74.2岁；2025年，男性77.5岁，女性81.0岁；2050年，男性79.2岁，女性84.7岁。城镇化规模，2004年以前按实际统计数（大约年均2160万左右），此后按每年按2500万左右。根据上述假设我们预测得到的人口及人口老龄化发展变化情况(见表3)。

按照预测方案中的“中方案”（如无特别说明，下同）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来得快，规模大。中国老龄人口（65岁以上的人口，下同）的比重由7%上升到14%将需要25年。而法国、瑞典、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家走完这一历程所花的时间大约在45-120年间。200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为8838万，占世界老龄人口的21.4%，是世界老龄人口最多的国家。到2025年和2050年这一地位仍不会改变。

二是老龄抚养比提高速度先慢后快，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人口视窗”期。由于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按人口年龄结构推算，本世纪前几十年新增劳动力年龄人口的相对比重会下降。但另一方面，由于上世纪50～70年代出现的“婴儿潮”等原因，这一时期处于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比重仍较大，我国老龄抚养比的变化会比较平稳。在2025年会达到20.9%，超过15.9%的世界平均水平。此后我国老龄抚养比将会快速升高，到2050年将达到44.8%。即使如此，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总数在今后的50年中仍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之一（2030年左右，印度的劳动力将超过我国，到2050年将比我国多1.5亿左右）。在这50年间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的总数相当于整个发达国家劳动力年龄人口总和。这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人口视窗”期，即，在进入老龄社会之前，出现的一个人口负担率较低的黄金时期：由于生育率水平迅速下降等因素，在这几十年内劳动力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在一个高水平上，人口负担较轻，为发展经济、改革社会政策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遇期。但经历过“人口视窗”之后的国家往往也将成为人口负担较重的国家。

三是经济发展水平低，“未富先老”。与世界其他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相比，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经济发展水平是最低的，且与其他国家的差距极大。2000年我国的人均GDP按当年价仅为950美元左右，换算成1990年的美元仅为828美元。而一些发达国家在1900年左右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均已超过了2500美元(1990年的美元)。更何况随着人类的进步，老龄人口的保障成本变得越来越高。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从动态角度看，上述特点中相当一部分会继续强化。例如，到2025年，我国65岁以上老龄人口将达到2亿以上，占总人口的比重会超过14%。老龄人口比重年均提高0.28个百分点。老龄人抚养比将达到20.9%，年均提高0.43个百分点。二者均大大高于1990-2000年的年均提高幅度。这对正处于转轨和完善之中的我国社会养老保险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二、中国养老保险体制的现状与问题

世界各国的养老保险体制大致可以分为三种，一是现收现付模式。其基本特征是社会保障成本的代际转移是以收定支，即由在职职工承担已退休职工的社会保障成本；支付给退休者的社会保障资金是直接来自该时点的在职劳动者负担的社会保障费用。这一模式要求有较小的人口压力、年轻的人口结构、较强的国家实力、完备的税收体系等。二是个人账户模式。这种模式强调雇员的个人缴费和个人账户的积累，退休者的社会保障权益来自本人在工作期间的积累，且所积累的资金通过投资基金进行运作。这种模式的特点是具有累积性和增长性，资金供给比较稳定，在经济波动中表现出较强的抵抗能力。第三种是混合模式。该模式由上述两种模式混合而成。

从20世纪50～90年代，我国实行的养老保险体制是现收现付模式，对象主要是城镇职工。但由于人口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旧体制“收不抵支，难以平衡”的问题日益显露。为此，在20世纪90年代，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三个重要法律文件：《关于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1991年）、《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1995年）和《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1997年）。基于上述三个重要的法律文件，形成了“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体制模式。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就业方式多样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这一模式显现出一些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关键是社会统筹账户亏空较大，导致个人账户空转，无法形成必要的积累。2001年7月，国家从辽宁开始，在东北三省进行了完善城镇社会保障的试点，并责成社会劳动保障部组织有关部委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2005年12月3日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运行的“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体制模式进行了完善，从而，形成了我国现行的基本养老保险体制。其大致轮廓如下:

从养老保险的覆盖面来说，仍主要集中在城镇，农村劳动者的参保率还很低。2005年末，全国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为5442万人，仅占农村就业者的11.2%。由于上述事实，以及农村仍主要依靠传统的家庭式养老保险的现状，在本文以下的讨论中，除非特别说明，一般指城镇养老保险体制。

按照有关法律，城镇的养老保险体制应该覆盖所有在城镇工作的劳动者，包括各类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但实际上，城镇养老保险的覆盖率还较低。2005年末，全国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为17487万人，仅占城镇就业者的64.0%。

从养老保险资金的来源和支付看，不同身份和不同地域的就业者差别极大。

——对于公务员以及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就业人员，个人不需要缴纳养老保险金，这部分人的基本养老保险金主要来自国家财政预算，基本养老保险金的水平大约为在职最后一年基本工资的85%左右。

——对于其他事业单位，特别是已经改制为企业的事业单位，其职工按照企业职工缴纳和享受基本养老保险金。

——对于企业职工而言，其基本养老金由两个部分构成：社会统筹账户基金（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其缴费和使用也均由两个部分构成。从缴费看，一是所在企业（或单位）需上缴职工工资总额的20%（目前的幅度在18%～25%不等），进入社会统筹基金账户（简称社会统筹账户），作为基础养老金。二是个人上缴本人工资的8%，进入个人养老金账户。而基本养老保险金的支出条件和方式是，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男60岁、女干部55岁、女职工50岁）且个人缴费年限累计满15年的，退休后按月发给基本养老金。其中的基础养老金月标准为职工退休时所在地区（一般以地级市范围为准）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费每满1年发给1%。个人账户养老金月标准为个人账户储存额除以计发月数，计发月数根据职工退休时城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本人退休年龄、利息等因素确定。个人账户基金用完后，由社会统筹基金支付。

——对于城镇个体工商户业主及在城镇个体工商户从业者和灵活就业人员而言，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为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缴费比例为20%，其中8%记入个人账户，退休后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计发基本养老金。

除了上述规定本身对不同劳动者的差异之外，为了照顾到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这一事实，国家有关养老保险体制的政策法规在一些具体操作方面也给了省、市、自治区一定的自主权，而各地根据自身情况所制定的一些地方法规则使全国养老保险体制的统一性和完整性进一步遭到破坏。

从统筹层次看，有以省为统筹层次的，也有以地级市为统筹层次的。从统筹水平看，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工资水平不同，统筹的水平也相差甚大。从对外来劳动力的处理看，各地政策更是五花八门。突出表现在对外来工的歧视上。

总之，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由单一的社会统筹制度转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基金管理方式也由现收现付制转向部分积累制。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筹集上采用传统型的基本养老保险费用的筹集模式，即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社会互济；在基本养老金的计发上采用结构式的计发办法，强调个人账户养老金的激励因素和劳动贡献差别。该制度既吸收了传统型的养老保险制度的优点，又借鉴了个人账户模式的长处；既体现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保险的社会互济、分散风险、保障性强的特点，又强调了职工的自我保障意识和激励机制。从基本内核看，这一制度基本适合我国国情，但由于各种原因，它尚在建立过程之中，且制度本身还存在一些较大的具体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意味着让在职的一代人既要继续承担供养上一代老人的义务，又要为自己将来的养老进行部分积累，即个人账户积累，这种双重负担对企业和个人均形成很大的压力。集中体现在我国目前个人账户的缺口较大。根据历年有关统计资料，以1998年到2004年的职工工资总额106446亿元为基数，按照8%的个人账户积累水平，以及城镇就业者64.0%的参保率和城镇灵活就业人员、个体工商户业主及在城镇个体工商户从业者的有关比例匡算，到2005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中个人账户的积累应为6100亿元左右。但2005年末，全国基本养老保险金（包括社会统筹基金）的累积余额仅为4041亿元，个人账户缺口2000亿元以上。这还是由于1998年后，各级财政不断拿出大量资金进行补贴的结果。2002年到2005年，各级政府财政用于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支出达到2203亿元。这一方面增加了今后养老保险金的支付风险，另一方面使就业者跨统筹区域进行流动时，会引起调入调出地区养老保险经办机构之间的冲突，阻碍其正常流动。

以上只是静态地分析了养老保险体制的转轨成本，而未来20～50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的事实，对于支付已陷入窘状的现行养老保险体制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老龄人抚养比的快速提高使养老基金的支出增加，收缴减少，将加重入不敷出的矛盾。根据第一部分的预测，到2025年我国老龄人抚养比将由目前的10%左右，提高到20.9%，到2050年将提高到44.8%。每个劳动者所负担的社会统筹养老基金将会分别翻一番和翻两番。按照目前的征缴水平，届时就至少需要拿出相当于职工工资总额40%和80%的财富来抚养老人！

三、改进我国养老保险体制应对

老龄化的几点建议

面对我国现行养老保险体制起步晚、资金缺口大、管理不规范与老龄化来得快、势头猛、养老保险需求迅速扩大并存；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低、就业压力大与养老保险压力大并存等诸多矛盾，我们需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看待我国养老保险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一是要认识到建立符合国情、可尽快正常运转的养老保险体制已刻不容缓，越拖越被动。二是把建立符合国情、可尽快正常运转的养老保险体制当成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千秋大计来抓。通过立法使之规范化。三是要坚定走出困境的信心。在正视我们面临困难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国民经济经过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最近27年的发展积累了一定的实力，特别是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国有资产；我国养老保险的覆盖面低，扩大保险面，增加保费上缴的空间较大；劳动力和老龄人的赡养成本均比较低；我国尚处在人口老龄化的初期，仍有20～3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期的“人口视窗”黄金时期以资利用；经过近年来的实践，我们已摸索出一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险经验。因此，只要我们能够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断探索和创新，结合中国的实际，扬长避短，很好地设计和改进我们的养老保险体制，我们是能够顶住老龄化的冲击，比较平稳和谐地进入老龄化社会，并使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地向前发展。具体的政策建议是：

（一）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过科学发展，在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前，尽可能地多积累一些财富。

1．充分利用即将成为稀缺资源的劳动力，鼓励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继续参加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一是要逐步提高就业者的退休年龄。第一步，尽快将所谓的女职工(50岁)和女干部(55岁)的法定退休年龄统一为55岁。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企业（包括国有企业）的雇员再分成职工和干部编制是没有意义的。第二步，花3年时间将男女就业者的退休年龄统一在60岁。第三步，每两年将退休年龄延长1岁，直到65岁为止。与此同时，要采取经济措施防止劳动者大量提前退休，明确规定提前退休者要减发养老金。上述措施对于缓解养老保险费的支付困难可收到一举双得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增加就业者上缴养老保险费的年限。另一方面，它可减少养老保险费的支出。据测算，按目前的收支水平，退休年龄延长1年，全国社会统筹基金即可多征收55亿元，减少支付160亿元。而且，这一做法也符合人类生活条件改善、预期寿命延长、具有劳动能力的时间延长的客观事实，已为许多已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的国家采用。

2．要通过技术进步、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等多种途径提高劳动生产率，减轻老龄人口抚养比过高、劳动力负担过重的压力。

（二）与劳动力非农业化进程相适应，逐步扩大养老保险的覆盖面。

从道理上说，社会养老保险的对象应该是全体公民（包括农民）。但就我国目前的养老保险体制的收支状况和我国财政的支付能力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很难实现这一目标。实际上，美国等发达国家也仍有6%～7%的公民没有参加社会养老保险。加上我国农民拥有土地（使用权），长期以来已形成了特有的养老方式。因此，对非城镇人口的养老问题，宜采取“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处理的方式加以解决。对已经或将要进入老龄阶段的“老人”（如45岁以上者），不再参加养老保险。其养老问题仍主要依靠本人和家庭的抚养。政府则应从基本医药条件和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进行必要的补贴。对于45岁以下，到城里工作的农民工，以及脱离农业，进入非农产业工作的人，均应逐步纳入养老保险的范畴。这样既可通过扩大缴费基数，缓解养老保险近期支付矛盾，也可以使今后全社会有更多的老人享受养老保险，为实现覆盖全社会的养老保险目标创造条件。

（三）逐步建立多层次的综合性养老保险体制。

1．社会统筹养老保险。社会统筹养老保险是为了满足社会最基本养老保险需求。应做到“两高一低”，即社会统筹的覆盖率要尽量“高”，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养老保险；社会统筹的层次要尽量“高”。而由社会统筹支付的养老保险费水平要“低”，只要能维持老龄人的基本生活即可。这里所说的社会统筹的层次要尽量“高”是指社会统筹保险金的管理和发放要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统一，要在巩固以市为统筹单位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到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统筹单位，创造条件在5～10年内过渡到在全国范围内统筹。全国（或省级）范围内统筹的含义：一是资金在全国（或省级）范围内统一使用；二是各地的社会统筹保险费的发放标准，按工资替代率（由社会统筹支付的养老金相当于在职时薪金的比重）衡量，在全国（或省级）统一。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社会统筹的公平性。另一方面，可以利用我国地区之间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差异缓解养老保险金收支矛盾。三是可以有效地保证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四是有利于提高管理水平。

此外，目前社会统筹法规规定的法定享受社会统筹养老金的缴费年限应进行修改，不能简单地定为15年，需对不同对象设立不同的缴费年限。将缴费年限定为15年的初衷是基于我国养老保险体制建立较晚，想照顾一下“老人”。但简单地将其推广到所有参保者则会引出麻烦，加重国家负担。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个体、私营者自动缴费到15年就停止缴费的情况。根据大连市基本情况进行的初步测算，如果一个人仅缴费15年后，在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并且假设其70岁死亡，按现行的收支方法计算，他享受到的养老保险金是其缴纳养老保险费的4倍左右。为此，应以实际可参加劳动的年限作为法定的缴费年限。计算公式为：法定缴费年限＝法定退休年龄减去23（平均开始就业的年龄），放宽一些可以减去25。为了照顾“老人”，只要规定1970年以前出生的人继续实行老办法，即法定缴费年限仍为15年。1970年以后出生的人实行新办法，因为他们目前仍可工作25～30年。

2．个人养老保险账户。要按现行试点方案的规定，坚决做实个人账户，为个人补充养老保险积累资金。

3．采取经济手段鼓励企业或机构给雇员建立养老保险年金（国家对此可以减免所得税）。这部分养老保险是适应多样化社会需求，拉开退休后养老保险金差距的主要来源。它可以体现企业竞争力，促进劳动力流动。

4．鼓励私人自我储蓄养老。对于用于养老的私人储蓄（明确规定要在法定领取退休金以后才能支取，且每月支取的额度不能超过一定数额）可以减免利息税。

5.建立指数化的基本养老金正常提高机制，即基本养老金每年提高的幅度应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幅度一致，以防止基本养老金因通货膨胀而贬值。

（四）要尽快将公务员和准公务员（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纳入养老保险体系。改革的思路是，形成全社会统一的养老保险体系。无论退休前从事何种工作，退休后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的发放水平一律平等。养老金的差距主要来自于个人账户积累和企业或机构的补充养老保险。这取决于劳动者在岗时的工资水平和企业或机构的经营状况。对于公务员及准公务员补充养老的待遇，可以考虑两种解决方案，一是逐步较大幅度地提高其工资水平，把养老问题工资化、货币化。二是由财政为这些人购买一定的商业养老保险，等退休后作为补充。公务员及准公务员的社会统筹养老金由财政统一缴纳，个人账户部分个人自己缴纳。

（五）充分发挥社区组织在养老保险体制中的作用。通过互相照顾、互相帮助、多开展集体活动等从精神上传递社会的关爱。

（六）注意监控人口变化趋势，应经专家论证，适时放松一对夫妻只准生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防止老龄化程度过于严重。人口老龄化除了养老保险问题本身，对整个国家的安全和中华民族的繁衍均会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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