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事故范文10篇

保险事故范文篇1

一种意见：保险公司应予赔付，理由是：《保险法》第二十七条规定：“人寿保险的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保险人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自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之日起五年不行使而消灭”。因此，只要索赔在法律规定的五年时效期内提出，保险公司就应该给付保险金，而且，本案尽管退保在先，申请赔付在后，但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合同终止之前，要求保险公司履行合同解除前的义务，即给付保险期内的保险金是公平合理的。

另一种意见：保险公司不予赔付，理由是：虽然保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内，但申请理赔给付的依据――保险合同因退保而解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归于消灭，因而保险金请求权不复存在，故保险公司无需承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本案的焦点在于：保险合同解除后的法律效力如何？双方当事人在合同解除前的权利义务是否依然存在？

保险合同的解除，是指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限未届满前，合同一方当事人依照法律或约定行使解除权，提前终止合同效力的法律行为。《保险法》第十五条赋予了投保人有随时解除保险合同即退保的权利。保险合同解除后，投保人是否有权索赔，主要取决于合同解除后的法律效力。合同解除具有使基于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消灭的效力。对于解除前的债权债务关系如何处理，则取决于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所谓有溯及力，指合同解除前使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溯及既往地消灭，好似合同自始没有成立；无溯及力，指合同解除之前的债权债务关系依然有效。

保险事故范文篇2

(一)《道路交通安全法》出台前，交强险的发展历程

交强险的前身被称为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或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最早以文件形式正式提出是1984年的国务院27号文。1984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农民个体或联户购置机动车船和拖拉机经营运输业的若干规定》(国发[1984]27号)，要求农民个人或联户经营运输的机动车必须投保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同年11月3日，国务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下发了《国务院批转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关于加快发展我国保险事业的报告的通知》(国发[1984]151号)，报告中提到为加速发展我国的保险事业，需要在许多方面进行加强，其中之一就是“实施机动车辆(包括)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以保障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经济利益，同时也解决车辆肇事后的赔偿纠纷。我国广东、山东、青海、宁夏等地经当地政府批准，先后办理了这种保险。为了便于执法和管理，有必要对公、私车辆等交通工具(包括外国人的车辆)全面实行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

在1985年5月25日举行的国内保险业务座谈会上，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也提到：“当前各地应抓好两件事情，其一就是为配合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的实行，充分做好舆论宣传和实务管理两方面的准备工作，以保证法定保险的顺利实施。”

1988年11月12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公安部、农业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拖拉机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的通知》(保发字[1988]350号)，要求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集体、个体、联户专门从事运输和既从事农田作业又从事运输的拖拉机都必须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或其代办处投保“拖拉机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并积极参加“车辆损失险”，否则不准上道路行驶，公安、农机部门不予检验、上户。

1989年1月28日，经国务院批准，公安部了《关于在华外国人的机动车辆实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公告》，公告规定：“凡外国驻华外交代表和领事机关，国际组织驻华代表机构、外国驻华新闻机构和商社驻华办公处、外资企事业等单位及其外籍员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注册领取牌照的公用、私用机动车辆，都必须在1989年5月31日以前，由所有人向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办理第三者责任保险。1989年6月1日起，中国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现没有办理前述保险的机动车辆，将禁止其行使，并不予办理登记注册和发放牌照。对到期不续保的，不予办理年检手续。”

1999年，《机动车辆责任法定保险暂行条例》的起草工作正式启动。并于2002年，由全国人大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保监会联合向各保险公司征求对《机动车辆责任法定保险条例(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和建议。

总之，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法定保险从1984年开始提出，直至2002年《机动车辆责任法定保险暂行条例》初具雏形，历时18年，其间，全国大约有25个省、市、自治区通过立法或联合发文的形式，实行了机动车辆第三者法定保险制度。但是，由于始终未以法律的形式正式进行明确，且未制定专门的机动车辆第三者法定保险条款费率，因此，这个期间所提到的法定保险，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机动车第三者法定保险。

(二)《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为法定保险制度的正式确立指明了方向

我国机动车第三者法定保险制度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是，2003年10月28日通过，并于2004年5月1日实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交法》)。《道交法》第76条明确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道交法》首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作为法定保险的正式角色，体现了其前所未有的严肃性和强制性。

同年12月，保监会会同公安部，召集人保财险等六家财产保险公司，依据《道交法》的规定，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送审稿)》进行修改。随后又经历了多次的局部修改，以及小范围的征求意见。2005年1月11日，《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草案)》首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06年3月29日，历时22载，经历无数次的研究、讨论和完善的法定保险制度终于尘埃落定，国务院令第462号公布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交强险自2006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

交强险的实施是我国车险发展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它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以及所体现的社会价值非其它财产险种所能比及，可谓是车险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二、交强险制度所体现的社会价值

1.通过立法的形式，以国家强制力实现机动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的强制投保，以强制的形式直接转嫁机动车方在道路行驶过程中面临的风险，间接保护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同时通过保险公司垫付和建立救助基金垫付的形式直接保护受害人的利益，体现了很强的经济补偿和社会管理功能。

2.通过要求保险公司不得拒保，以及在理赔处理中严格的时限规定，如要求保险公司在收到被保险人申请之日起1日内，书面告知被保险人所需提供的证明和资料，在收到证明和资料5日内，判定是否属于保险责任，如确定属于保险责任，需在与被保险人达成协议后10日内赔偿保险金的规定等，为交强险的理赔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此也将带动车险整体服务品质的提升，有利于更好地服务于广大被保险人，保护受害人的利益。

3.与原有的商业三者险相比，交强险的保险责任范围大大扩展，除明确的责任免除项目外，对于垫付的抢救费用，考虑到追偿的难度，最后部分垫付款也将成为保险公司的实际赔款。因此保险责任范围的扩大，大大加强了对受害人的保护力度，同时也承担了被保险人的更多风险。

总之，尽管交强险只是单一险种，但因其涉及面之广、保护范围之宽、受社会关注度之高非其它险种所能比及，因此，其所体现的社会价值也非同一般。

三、交强险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在交强险贡献出巨大社会价值的同时，作为新生事物，现行的交强险在经营模式、赔偿原则以及相关的配套制度等方面尚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需要在今后的经营管理过程中逐渐加以完善。

(一)交强险的经营模式存在的问题

交强险诞生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美国，目前国际上现行的交强险的经营模式有两种，一是不以赢利为目的，采取政府主导，商业保险公司代办的方式。这在我国台湾地区被称为“公督民办”制。在这种经营模式下，保险公司只收取固定的代办手续费，不承担经营风险，同时政府还减免交强险的营业税。在实际操作中，保险公司收取的纯保费和支付的赔款均全额转入政府特别设立的公共基金，再按一定的比例将保费和赔款分摊给各保险公司，以实现各保险公司间的风险及收支的均衡。目前实行这种经营模式的有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等国家和地区。二是商业化运作模式，由保险公司依据市场规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该种经营模式下，在厘定交强险费率时，通常会考虑预定利润率因子，同时由于各保险公司经营成本的不同，交强险的费率在各公司之间会有所不同，在一些国家，不同公司间的费率差距已经在不断拉大。目前实行该种经营模式的国家和地区有德国、美国、韩国、中国香港等。

但是，我国刚刚推行的交强险的经营模式，却是上述两种模式的另外一种组合。该组合一方面要求交强险体现社会效益原则，不以盈利为目的，不给与任何的税收优惠；另一方面又要实行商业化运作，费率由保险公司制定，但在费率的制定和审批环节上都遵循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即费率的厘定不考虑预定利润率。

我国交强险经营模式的两个特点在逻辑上很容易让人产生下列疑问：

一是既然交强险不以营利为目的，那就不应该是商业化运作，什么叫商业化?商业化就是要以盈利为目的，同时兼顾社会效益，如果纯粹以社会效益为目的，何谈商业化运作呢?

二是政策明确表明，不盈不亏原则只体现在费率制定和审批环节，保险公司有可能通过加强管理、节约成本实现微利，但是如果一个产品在其定价环节就只考虑成本，不考虑利润，那么在实际的经营中即使加强管理，又能有多少利润可以获取。

三是尽管交强险与商业三者责任险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交强险的出现的确挤占了部分商业车险的保险空间，尤其是原有一些单保商业三者险的客户也将转而单保交强险，而完全脱保商业车险，而且，交强险在挤占商业性车险保费空间的同时，也挤占了商业性车险的利润空间，那么，因交强险的出现给保险公司造成的利润损失将由谁来承担?交强险的社会效益固然重要，然而如果仅由保险公司来承担这部分社会责任，是否有失公平?

(二)由无过失原则的实施引起的一系列问题

社会对无过失原则的高度关注，来自于2004年5月1日实施的《道交法》。《道交法》在第76条中明确了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实行无过失赔偿原则，同时也提出了在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外，当发生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时，将由机动车方负责赔偿的法律规定。一石激起千层浪，自此开始针对无过失原则的讨论就从未停止过。在这种前提下，交强险出台后，无过失原则的进一步实施又产生了一系列的新问题：

1.整体保费标准的提高，加重了投保人的负担

交强险实施后，其限额内无过失原则的应用客观上扩大了交强险的保障程度，相应的与原有的商业三者险相比，在同样的责任限额下，保费水平也会随之提高，投保人的负担相应加重。因此在交强险推出之前，受车险涨价预期的影响，车险市场上掀起了提前续保的风潮，从而也导致交强险推出之初各保险公司门可罗雀的现象发生。

2.《条例》与《道交法》规定的不一致，加重了交通事故中机动车方的负担，同时还有可能助长道德风险的发生

《道交法》中规定，无论是机动车之间还是机动车与非机动车及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对于交强险责任限额内的损失，保险公司应依法进行赔偿；在交强险责任限额之外，当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时，应由机动车方承担赔偿责任。从以上两款规定可以理解，对上述两种情况的处理均实行无过失赔偿原则。但是在《条例》中却规定了四种赔偿限额形式，同时把被保险人无责任的赔偿限额进行单列。这样依据法规的规定，交强险最终确定了六小类具体的赔偿限额，其中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的额度是其他赔偿限额的20％。

通过对比可见，《道交法》规定交强险应实行无过失赔偿原则，而根据《条例》规定，交强险实际实行的是一种过错原则和无过失原则并存的赔偿原则，即一方面赔偿限额的确定实际是分为有过错和无过错的，另一方面，当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有过错时，并不考虑其过错大小，一律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按照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这样，由于《条例》与《道交法》对交强险赔偿原则规定存在差异，而造成的不良后果有二，一是当发生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或行人之间的交通事故，且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无过错时，被保险人所承担的大部分损害赔偿责任将无从转嫁，从而导致其自身风险的增加。二是两种法律、法规的碰撞将会助长被保险人道德风险的发生，即当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时，为了能够获得更多的交强险及补充商业车险的赔偿，被保险人将偏向于争取获得在交通事故中有责任的事故处理结果。

3.法律、法规对无过失原则的不当引入，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一致，使矛盾焦点重新对准保险业

纵观世界各国交强险的赔偿原则，对于财产损失均实行过错责任赔偿原则，对人身伤亡，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实行过错责任原则或推定过错责任原则，如英国、美国、日本、韩国、意大利、瑞士、中国香港等，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实行无过失赔偿原则，如德国、美国13个州、中国台湾等。

因此，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下通过《道交法》引入无过失原则的行为，本身就有失客观。而随之推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人身损害赔偿标准的提高，又加剧了这种矛盾。这样早在交强险出台之前，本来因无过失原则的实施和赔偿标准’提高而引起的矛盾，就已经被转移到了保险领域，交强险的推出又重新激起了这种矛盾。因此，交强险公布后，市场不管是对交强险的赔偿限额还是交强险的费率，以及配套的商业性车险，都存在一定的心理抵触。

总之，无过失原则的引入，在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加重了投保人的支付负担以及保险公司风险责任的承担，增加了被保险人在交通事故中无责任时的风险承担，加剧了公众对保险业认识的偏差，在“矫枉”的同时，又重新形成一种“过正”的不平衡格局。

(三)财产损失赔偿限额的缺陷

在各国或地区交强险的立法中，根据保障范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仅对人身伤亡给予保障，不对财产损失给予赔偿，主要有台湾、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另一类是包括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保障，主要有英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其中，只有德国对物赔偿实行无过失原则。从国际保险市场交强险的保障范围可以看出，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交强险基本上都不包括对财产损失的保障，只有部分欧美经济发达国家的交强险中才包含对财产损失的保障，而且即使是发达国家，大部分地区对财产损失部分实行的都是过错责任原则。

那么，我国在路况相对较差，行人、机动车的安全意识参差不齐，交通事故频发的交通环境下，交强险不仅包括财产损失赔偿限额，而且还实行无过失赔偿原则的行为.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1.将会加大投保人的保费负担

从费率厘定的技术方法上看，费率的厘定既考虑该险种赔付率又考虑实际出险次数，因此出险次数是影响费率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车险实务中，尽管2000元以下的财产损失赔款额度的占比并不高，但是其出险次数却是非常之高，因此，当在交强险中增加财产损失赔偿限额时，财产损失限额的增加将会相应增加投保人的保费支出。

2.影响交强险人性化特点的有效体现

交强险体现的是对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的基本保障，同时，突出“以人为本”的特点。其实，“以人为本”的特点暗含的是对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的保护，要重于对物权的保护。那么，与其将交强险有限的赔偿限额在人权物权上均有所分配，还不如集中全部力量把保障放到最需要的方面，从这个角度考虑，单独保留对受害人的生命和身体的保障，将更加有效地体现交强险人性化的特点。

3.增加保险公司理赔的复杂性，降低理赔效率

保险事故范文篇3

第一条为了保障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依法得到赔偿，促进道路交通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道路上行驶的机动车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投保、赔偿和监督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本条例所称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

第四条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以下称保监会)依法对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实施监督管理。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农业(农业机械)主管部门(以下统称机动车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机动车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情况实施监督检查。对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机动车管理部门不得予以登记，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机构不得予以检验。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在调查处理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时，应当依法检查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标志。

第二章投保

第五条中资保险公司(以下称保险公司)经保监会批准，可以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

为了保证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的实行，保监会有权要求保险公司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

未经保监会批准，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

第六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实行统一的保险条款和基础保险费率。保监会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总体上不盈利不亏损的原则审批保险费率。

保监会在审批保险费率时，可以聘请有关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可以举行听证会听取公众意见。

第七条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应当与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

保监会应当每年对保险公司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情况进行核查，并向社会公布；根据保险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总体盈利或者亏损情况，可以要求或者允许保险公司相应调整保险费率。

调整保险费率的幅度较大的，保监会应当进行听证。

第八条被保险机动车没有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下一年度降低其保险费率。在此后的年度内，被保险机动车仍然没有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继续降低其保险费率，直至最低标准。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或者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在下一年度提高其保险费率。多次发生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道路交通事故，或者发生重大道路交通事故的，保险公司应当加大提高其保险费率的幅度。在道路交通事故中被保险人没有过错的，不提高其保险费率。降低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标准，由保监会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制定。

第九条保监会、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应当逐步建立有关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道路交通事故的信息共享机制。

第十条投保人在投保时应当选择具备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资格的保险公司，被选择的保险公司不得拒绝或者拖延承保。

保监会应当将具备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资格的保险公司向社会公示。

第十一条投保人投保时，应当向保险公司如实告知重要事项。

重要事项包括机动车的种类、厂牌型号、识别代码、牌照号码、使用性质和机动车所有人或者管理人的姓名(名称)、性别、年龄、住所、身份证或者驾驶证号码(组织机构代码)、续保前该机动车发生事故的情况以及保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十二条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投保人应当一次支付全部保险费；保险公司应当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保险标志。保险单、保险标志应当注明保险单号码、车牌号码、保险期限、保险公司的名称、地址和理赔电话号码。

被保险人应当在被保险机动车上放置保险标志。

保险标志式样全国统一。保险单、保险标志由保监会监制。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的保险单、保险标志。

第十三条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投保人不得在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之外，向保险公司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

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时，保险公司不得强制投保人订立商业保险合同以及提出附加其他条件的要求。

第十四条保险公司不得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但是，投保人对重要事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除外。

投保人对重要事项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公司解除合同前，应当书面通知投保人，投保人应当自收到通知之日起5日内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投保人在上述期限内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公司不得解除合同。

第十五条保险公司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的，应当收回保险单和保险标志，并书面通知机动车管理部门。

第十六条投保人不得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

(一)被保险机动车被依法注销登记的；

(二)被保险机动车办理停驶的；

(三)被保险机动车经公安机关证实丢失的。

第十七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解除前，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承担保险责任。

合同解除时，保险公司可以收取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的保险费，剩余部分的保险费退还投保人。

第十八条被保险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应当办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变更手续。

第十九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期满，投保人应当及时续保，并提供上一年度的保险单。

第二十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期间为1年，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保人可以投保短期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

(一)境外机动车临时入境的；

(二)机动车临时上道路行驶的；

(三)机动车距规定的报废期限不足1年的；

(四)保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章赔偿

第二十一条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

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保险公司不予赔偿。

第二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

(一)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

(二)被保险机动车被盗抢期间肇事的；

(三)被保险人故意制造道路交通事故的。

有前款所列情形之一，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三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的责任限额。责任限额分为死亡伤残赔偿限额、医疗费用赔偿限额、财产损失赔偿限额以及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无责任的赔偿限额。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由保监会会同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规定。

第二十四条国家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以下简称救助基金)。有下列情形之一时，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人身伤亡的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由救助基金先行垫付，救助基金管理机构有权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

(一)抢救费用超过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的；

(二)肇事机动车未参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

(三)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的。

第二十五条救助基金的来源包括：

(一)按照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保险费的一定比例提取的资金；

(二)对未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的罚款；

(三)救助基金管理机构依法向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的资金；

(四)救助基金孳息；

(五)其他资金。

第二十六条救助基金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保监会、国务院公安部门、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制定试行。

第二十七条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通知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应当立即给予答复，告知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具体的赔偿程序等有关事项。

第二十八条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由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申请赔偿保险金。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赔偿申请之日起1日内，书面告知被保险人需要向保险公司提供的与赔偿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第二十九条保险公司应当自收到被保险人提供的证明和资料之日起5日内，对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作出核定，并将结果通知被保险人；对不属于保险责任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被保险人达成赔偿保险金的协议后10日内，赔偿保险金。

第三十条被保险人与保险公司对赔偿有争议的，可以依法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三十一条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但是，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保险公司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的，保险公司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后，经核对应当及时向医疗机构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

因抢救受伤人员需要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付抢救费用的，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在接到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通知后，经核对应当及时向医疗机构垫付抢救费用。

第三十二条医疗机构应当参照国务院卫生主管部门组织制定的有关临床诊疗指南，抢救、治疗道路交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

第三十三条保险公司赔偿保险金或者垫付抢救费用，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垫付抢救费用，需要向有关部门、医疗机构核实有关情况的，有关部门、医疗机构应当予以配合。

第三十四条保险公司、救助基金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对当事人的个人隐私应当保密。

第三十五条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项目和标准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执行。

第四章罚则

第三十六条未经保监会批准，非法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由保监会予以取缔；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由保监会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2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20万元的，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保险公司未经保监会批准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由保监会责令改正，责令退还收取的保险费，没收违法所得，违法所得10万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10万元的，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第三十八条保险公司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保监会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限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或者吊销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

(一)拒绝或者拖延承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

(二)未按照统一的保险条款和基础保险费率从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的；

(三)未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业务和其他保险业务分开管理，单独核算的；

(四)强制投保人订立商业保险合同的；

(五)违反规定解除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的；

(六)拒不履行约定的赔偿保险金义务的；

(七)未按照规定及时支付或者垫付抢救费用的。

第三十九条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未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扣留机动车，通知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依照规定投保，处依照规定投保最低责任限额应缴纳的保险费的2倍罚款。

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依照规定补办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

第四十条上道路行驶的机动车未放置保险标志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扣留机动车，通知当事人提供保险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可以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

当事人提供保险标志或者补办相应手续的，应当及时退还机动车。

保险事故范文篇4

关键词：保费；保险责任期间；射幸

财产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未依约交纳保费而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在此情形下是否应当承担保险责任及是否享有诉追保费的权利，长期以来有所争议。实践中，保险人为避免在投保人未支付保费的情况下面临保险责任承担的窘境，通常存在三种做法。其一，采取严格的“见费出单”业务流程。保险人在收到足额保费后才出具保险单，作为双方缔结保险合同的凭证。但此种做法未占据主流。其二，将投保人支付保费径行约定为保险合同的生效要件。若投保人未能按照约定履行支付保费的基本义务，则保险合同虽成立但不生效。该做法并不违反《保险法》第十三条第三款之规定①，且《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九十七条对此亦予以肯定②。其三，在保险合同中约定诸如“保险人在投保人支付保费后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抑或逆向约定为“保险人在投保人付清保费前对保险事故免责”等条款对自身保险责任期间加以妥善框定，以避免自身利益损害。此种做法富有争议性，蕴含付费前事故免责性质的条款（以下统称为付费前事故免责条款）对保险人诉追保费、被保险人要求支付保险金等当事人重要权利义务均产生重大影响，殊值深入探究。

一、付费前事故免责条款的基本内涵与免责性质

（一）以保费支付触发保险责任期间

《保险法》第十四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第十八条则将保险期间与保险责任开始的时间分列作为保险合同应载明的事项。保险责任期间作为保险人实际承担风险的起讫时段，并不当然地与保险期间或保单有效期等长，也不必然自保险合同成立生效后即告开始，而是视乎当事人的具体约定可能晚于保险期间的起点。付费前事故免责条款基本含义为：在投保人足额交纳保费之前所经过的保险期间内，保险人不负担任何风险。其本质上便是对保险人的保险责任期间所作之特殊约定。从合同抗辩角度来看，投保人缴纳保费的主合同义务相对于保险人履行承保义务成为一项“在先义务”。若投保人未能按时支付保费，保险人即可就该问题向投保人主张先履行抗辩或同时履行抗辩，为暂时性地阻却自身承担合同义务提供正当化的理由。

（二）系非典型的免责条款

根据《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对免除自身责任的条款应履行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否则该条款不产生法律效力。《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九条第二款规定，保险人因投保人、被保险人违反法定或者约定义务，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属于前述第十七条中的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基于此，《保险法》第十七条指向的免责条款应妥适理解为，基于保险的射幸性为避免风险边界无限扩张而选择性地框定某些情形非属保险人责任范畴，并由此形成的一类特殊条款。投保人违反主要合同义务导致的合同解除或减免保险人责任的条款，本质上是针对投保人违约引发的保险人自我救济手段，与第十七条的规制内涵有所差异。若在保单中约定保险人在投保人未交纳保费情况下享有单方解除合同的权利，此类条款不属于十七条指向的典型意义层面的免责条款，而约定付费前事故免责条款相较于约定合同解除权系一种更为缓和的限缩保险人责任的方式，故更应与典型的免责条款加以区分。实践中，付费前事故免责条款虽属免责性质，但鲜少作为格式化条款出现，而通常被记载于保单“特别约定”一栏以视为投保人与保险人的合意。此时无须再考察保险人是否就该免责条款依《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向投保人履行提示、说明义务以判定该条款是否发生效力。

二、付费前事故免责条款与保险合同之射幸性

保险合同的射幸性体现为：一方面，被保险标的发生风险事件具有不确定性，出险时间、程度、范围及损害大小等难以预料；另一方面，基于不确定风险事件的发生，投保人与保险人权利义务呈现鲜明的不对等性。投保人起初交纳少量保费，于出险时能够获取较高的保险金；保险人收取单个投保人较少的保费，但基于投保人数众多、资金聚沙成塔，而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趋低，令保险人能够在被保险人出险时负担较高的保险金支出；在未发生保险事故的情形下，投保人支付的保费“付诸流水”，保险人收取的保费纯为盈利。保险的射幸本质从根本上决定了投保人的保费交纳不仅是转嫁被保险标的风险于保险人的“入场券”，也是保险人据以组成未来赔付所需资金的“土壤”，对于整个保险合同的存续及履行影响甚重。故实践中，保费的交纳普遍约定为自保险合同成立时须及时缴纳或在一段合理期间内履行完毕，鲜少有放任或允许延后之情形。付费前事故免责条款恰好诠释且维护了保险合同的射幸特征。其将保费支付作为激活保险人保险责任的“敲门砖”，将保险责任之门的开启同步挂钩于保费交纳时点，以避免保险人在收取风险负担对价前面临保险标的的既有损失。反向思之，若保险人对投保人足额支付保费之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这意味着从缔约到支付保费所经过的保险期间内，保险人未实际取得任何对价却负担现实的风险，保险人承担该期间保险责任也不排除是比较了保险事故索赔金额与诉追保费收入孰高孰低之后的结果。特别是在保险期间届满的情形下，整个期间是否发生保险事故已成为确凿无疑的事实，保险人无异于是承担保险期间内确定的赔偿责任，更是有违保险的射幸性，也易产生道德风险。此外，若保险人对投保人足额支付保费之前发生的保险事故承担保险责任，亦可能导致投保人懈怠支付保费，并视保险事故发生与否、索赔金额与保费金额孰高孰低等作为是否实际支付保费的考量，同易滋生道德风险。

三、付费前事故免责条款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显著影响

（一）保险人诉追保费受到限制

在探讨保险人诉追保费权利前，有必要明确财产保险合同项下可以诉讼方式追索保费。《保险法》第三十八条明确禁止保险人对人寿保险的保费以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①，但未对财产保险合同的保费追索作出限制。探究其中原因无外乎有三：其一，财产保险合同项下投保人未交纳保费不构成保险人中止或解除合同的法定事由。根据《保险法》有关规定，财产保险合同项下保险人能够行使法定解除权的情形限于投保人未尽如实告知义务、被保险人谎称发生保险事故或故意制造保险事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等，并不涵盖投保人未交纳保费的情形；同时，针对分期支付保费的人身保险合同，规定可适用合同中止及解除制度以保障保险人利益，但对于财产保险合同并未作如此规定。此时，若不赋予保险人诉追财产保险保费的权利，不啻令保险人白白承受保险标的风险却无法获取应有对价，实属不公。其二，财产保险合同基本特征决定其保费支付受情势变化影响较小，具有诉讼的客观现实基础。财产保险合同系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作为保险标的，合同持续期间较短，保费多为一次性支付完毕，故投保人在投保前对自身交费意愿与能力有所考量即可，短期内受情势变化影响不大。其三，即便诉追保费可能违背投保人意愿，但投保人对保险合同的存续及履行掌握一定主动权，既可选择单方解除保险合同，亦可在受到保险人诉追之后反诉解除。在无特别约定的通常情形下，财产保险合同成立生效后，投保人即负有支付保费义务，保险人即开始承担相应保险责任直至保险期间届满。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不能以投保人拖欠保费为由免除其应承担的保险责任。但保险人可以选择在承担保险责任时直接扣减投保人欠交的保险费，也可以选择在承担保险责任完毕后另行向投保人诉追整个保险期间内的全部保费。即便保险期届满未有任何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仍得向投保人诉追全部保费，这是因保险人现实承担了整个保险期间内的风险责任所导致的结果。相较之下，若约定有付费前事故免责条款，保险期间内保险人开始诉追保费无异于表明其愿意承担取得保费之后的保险事故风险，这意味着保险人的诉追范围大体上仅能及于剩余保险期间对应的保费，而无权追及已经过保险期间所对应的保费。倘若保险期间完全届满，保险人客观上完全丧失承担保险责任的期限基础，则其诉追保费已无正当性可言：保险人因处于付费前责任免除条款的“保护伞”之下，在整个保险期间内未实际承担任何风险，其再要求投保人支付保费明显有违公平。

（二）被保险人或无权请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

按照保险合同的通常实践，保险人会给予投保人一定的合理期间完成保费支付，逾期之后会通过电话、短信等方式催收。在投保人支付保险费前，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处于“未激活”的状态。若投保人经催收仍未交纳保费，可推定投保人无意激活保险合同，这将令保险合同持续陷入无法履行的状态。此种情形下，若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请求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保险人可直接援引该条款约定，拒绝承担保险责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四条规定即为体现①。若投保人交纳保费，则该交费行为不具有溯及合同成立生效时的作用，仅起到向未来激活保单的作用，保险人仍得以保险事故发生在交费行为之前阻却保险责任承担。值得探究的是，若此类条款中未清晰措辞为“保险人对投保人付清保费之前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责任”，而是模糊表述为“保险人对投保人支付保费之前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责任”，则留下了争议空间。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当投保人仅支付少量保险费或未能足额交纳保险费时，保险人的责任期间是否可得触发。如认为投保人交纳些许保费即能突破该条款的预设“屏障”，易使得此类条款被轻易架空，亦可能滋生投保人的道德风险或助长其侥幸心理。若严格解释为支付全额保费方能有效开启保险责任期间，则对于经济状况不佳又亟须保险保障的当事人造成较重负担，使得保单期间届满却自始至终未能开启责任期间的概率变大，并不利于发挥保险保障的应有社会价值和风险配置功能。对此，可先考察并遵循双方的合同约定，若保单中明确记载为在投保人付清保费前保险人不承担责任，则宜认为以付清全额保费为必要；若保单措辞并未强调或突出全额支付的含义，则宜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方式，认为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已伴随着部分保费的支付而开启。此时，保险人在实际承担风险的同时也享有追缴差额的当然权利，也可能基于保单特别约定按照实际交费比例承担相应保险责任而不再主张差额部分。

（三）保险期间届满后双方权利义务无法回溯

保险事故范文篇5

1、两种案由相互混淆的原因。

之所以在认识观念上和审判实践中存在困扰，原因有：1、工伤事故实质是职工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受到侵害，具有劳动法律关系和民事侵权赔偿双重性质，在我国，劳动法和民法是两个各自独立的基本法律部门，分别调整劳动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各自从社会保险关系的角度和民事侵权行为的角度，对工伤事故加以规范。工伤事故成为劳动法和民法两大部门法交叉调整的对象。2、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02条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民法（部门法）又将工伤事故整合到劳动法（部门法）中的《工伤保险条例》来处理，使工伤事故处理归于劳动保险法中，不禁使人怀疑设置上述两个案由有无必要。

2、如何理解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02条？

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02条“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是否意味着受害职工只能请求工伤保险待遇，不能依侵权行为法的规定请求加害人赔偿，即适用以工伤社会保险取代民事侵权赔偿的“取代救济模式”？目前，民事侵权赔偿标准高于工伤保险待遇，如果否定劳动者的进1步求偿权，使劳动者得到的保护低于1般侵权受害人，无疑是不公平的。笔者认为，上述司法解释对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后能否起诉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事故损害赔偿责任没有作出规定，既未明确禁止，也未明确允许。该条文“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应当理解为是1种前置程序，对于依工伤保险待遇纠纷起诉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后，当事人可以依据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得到更多赔偿的，可依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纠纷起诉不足的部分。

3、司法实务如何操作？

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司法实务中该如何操作呢？

1、用人单位已为职工投保工伤保险的，受害职工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事故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法院立案庭可告知职工按《工伤保险条例》向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工伤保险待遇，由社会保险机构确定工伤保险待遇并支付。职工对社会保险机构决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有异议的，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职工对工伤保险待遇决定无异议或经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确定工伤保险待遇后，职工又向法院起诉要求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事故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法院应当按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受理，适用《民法通则》、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确定赔偿项目和数额，但应当扣除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已确定支付的数额。

2、用人单位未为职工投保工伤保险的，职工直接向法院起诉要求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事故损害赔偿责任的，法院应当告知其向用人单位申请工伤保险待遇；用人单位不给赔偿或对赔偿数额有异议的，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仲裁；不服仲裁的，以工伤保险待遇纠纷为案由，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按劳动争议案件处理，适用《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确定工伤保险待遇数额。从用人单位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后，受害职工又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用人单位承担工伤事故损害赔偿民事责任的，法院应当受理，并依民法确定赔偿项目和数额，但应当扣除工伤保险待遇已确定的工伤保险待遇数额。

这样操作的优点是：符合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02条“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的规定，体现了完全赔偿原则，保护受害人权益，同时用人单位没有承担叠加的责任。但是存在很大的缺点，过分注重救济形式，救济效率低下，给受害职工增加救济程序的负担。

4、两类纠纷是否需要进行工伤认定和劳动仲裁？

保险事故范文篇6

论文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专家访谈法、数理统计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赔偿与学寸茹体育保险救济问题进行研究，分析后认为，体育保险将是解决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赔偿纠纷的有效途径。但是我国体育法制建设的滞后直接影响到体育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而保险公司缺乏开发体育市场的专业人才也是导致我国体育保险发展速度缓慢的主要原因。

据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的报道，在引发学校和学生间意外伤害事故纠纷、司法官司的案例中，体育意外伤害事故占到了第3,4位。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纠纷，从形式上看表现在学校侵权责任认定上，实质是损害赔偿。目前，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学生人身伤害事故责任承担遵循的是过错责任原则，实行的是侵权责任赔偿制度。但是，认定责任，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举步维艰。因此必须寻求新的解决途径，将保险制度引人其中，从而将注意的焦点由追究事故责任主体转向责任承担的方式上。本文通过学校体育主体(教师和学生)的几个易发、常见的典型案例来研究学校体育保险救济对解决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损害赔偿纠纷问题的重要性。

1对学校体育教师的保障

在所有的学校课程中，体育课无疑是危险系数最高的一门必修课程。体育教师作为体育教学课的教授者和组织者，在上课、训练期间承担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出现伤害事故后经济、事业受损在所难免。究竟学校是否会为教职工的行为承担责任，则需要根据行政职务关系(民事或劳动关系)以及行为的性质进行具体分析。

案例1:青海省徨源县法院近日审理了一起因学生上体育课时，由教师纠正做操动作不当造成学生身体伤害的损害赔偿案。2001年3月13日上午，张某在学校上体育课时在教师吴某的指导下做弯腰动作，吴某认为张某的动作不规范，便在纠正动作时，用力压张某颈部两下，造成张某“腰椎生理曲度存在L5S1间盘变形”。张某住院治疗47天共花去医疗费、交通费等费用13899.56元，并给张某的精神及生活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张某将大华学区和吴某推上被告席。

法院经审理判决被告方向原告赔偿医疗费、交通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13899.56元并赔偿精神损失费1000元。

学生伤害事故已成为世界上各个国家通存的现象。我们要考虑的是如何为老师解决后顾之忧。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因考虑到体育课各项目的危险性和当前大学生较差的身体素质状况而放弃了很多有益的教学手段的教师占总数的80%。如果不保持这样的上课状态，万一出现了伤害事故，责任教师该怎样面对学校的追偿，教师有何经济保障?这种结果不仅严重影响到教师的生活，同时也严重影响到受害人的生活。这就是为什么在问卷中表示希望通过保险或其他途径来解决赔偿或补偿受害者的教师比例会高达93%体育教师迫切需要体育保险的救助。

从事高风险、承担巨大精神压力的体育教育工作者需要教育主管部门以及保险业的关注。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21条这样规定:“学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配备合格的体育教师，保障体育教师享受与其工作特点有关的待遇”。一旦我国的体育保险市场完善起来，依据此条法规认为学校应当依法为体育教师购买相应的保险，为教师解决后顾之忧，从而确保体育教学课的质量，确保“提高全民身体素质”政策的具体落实。

此外，造成教师精神压力过大、学校体育课伤害事故增多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学校和相关部门没有认真考虑体育的特殊性。各体育项目发生伤害事故的几率是不同的。目前教育部规定体育课的上课人数为每班30人，这样的规定，是否太笼统了呢?比如游泳项目，根据《北京市游泳场馆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进行游泳教学时，初级班不得超过15人，中、高级班不得超过20人。这种地方性行业管理办法虽不属于法律范畴，但却考虑到了学员的安全问题，也考虑到了一个教师所能承受的注意范围，是人性化的规定。学校如果真正考虑到学生的健康情况和人身安全，应该在排课方面更讲求科学性。

问卷显示，认为学校教务部门应根据不同体育项目的不同危险系数来安排体育课上课人数的体育教师占860%。各体育项目危险系数测定需要保险业专业人士的参与。要开发体育保险，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由此可见，体育保险不仅可以解决赔偿纠纷问题，也可以降低体育意外伤害事故的发生率，使学校体育改革朝着更科学、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2对高校运动代表队成员的保障

高校运动代表队是高校中的特殊群体，简称校队。在本研究中所指的校队成员为“特长生”，即从普通学生中挑选出来的在体育运动方面比较突出或者说是有这方面特长的学生。这些学生对体育项目有着浓厚的兴趣，校运动代表队为他们提供了在大学展现自己特长的空间，大学生体协各单项体育协会又为他们提供了为个人和学校争得荣誉的机会。在校期间，他们的运动风险主要来自两方面:学期中的运动训练和各种校际赛事。本文着重关注大学生赛事风险。

在大学生的各项体育比赛中，伤害事故时有发生。最受人关注的就是2004年在北京国际马拉松赛中碎死的北京交通大学学生刘红斌。“由于组委会收取的15元报名费只是组队参赛以及交通运输的费用，保险得由参赛选手自己去保险公司购买，所以大多数参赛者都和刘红斌一样，没有为此次马拉松上保险。”因此造成事后纠纷不断。国家体育总局有关人士说，通过这次马拉松碎死事件，给大型体育比赛主办方敲响了警钟。今后，不论是专业赛事还是业余比赛，都要有一个严格的参赛标准，严格规范主办方和运动员的权利义务，出了事后谁负责任、怎么处理都应该规定。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法学研究会、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法研究中心都将重点研讨依法处理有关体育事件、加强体育立法等焦点问题。问卷调查结果显示，69%的调查对象认为大学生赛事主办方应该为参赛所有人员购买短期赛事保险。

今年的北京马拉松赛举办方吸取了去年的教训，为每位参赛者购买了保额5万元的团体意外伤害险。但是目前我国在大学生赛事保险方面还缺乏稳定性，比如2001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太保公司就签约向第2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提供总保额达154亿元人民币的人身意外伤害险、医疗险、随身财产险及第三者责任险等风险保障，从而创下国内保险公司承保最大规模运动会保险的纪录。而到了2004年的第7届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却是各省参赛队自己购买人身意外伤害险。由此可见我国体育保险业尚不成熟。究其主要原因是我国的《体育法》发展严重滞后导致体育赛事组织者处在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没有从法律上明确规定赛事主办方的权利义务。

在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制度确保了体育比赛的规范性。比如1984年7月法国政府颁布的体育运动法第37条和38条直接与体育保险有关。第37条规定:“体育运动组织为开展活动签订保险合同，为其所应负责任投保……该等保险合同应承保体育运动组织、活动组织者、被建议人和运动员的民事责任……”。第38条规定:“体育运动组织应告知其成员投保人身保险的益处，以便在其受到意外伤害时提供保障……”。多数发达国家都规定，体育协会、联合会乃至俱乐部举行体育比赛必须给运动员买保险。同时教练员、志愿者等参加有关俱乐部的训练活动也必须上保险。法规上的明确规定不仅确保了赛事相关人员的人身安全，而且也促进了体育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

随着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深化，学校体育，尤其是大学体育将承担起我国竞技体育和大众体育发展的两项重任。在这个领域，针对性强的赛事险是必不可少的。而目前大学生在人校时由学校统一组织、自愿购买的人身意外伤害险是一种补偿性质的保险，对大学体育训练、比赛缺乏针对性。

从问卷调查结果看出，校运动代表队的教师和学生更需要赛事险的保障。由于本文中的校队学生为特长生，所以他们参加的比赛级别应该还算是业余级的，激烈程度相对较低。但是业余运动员由于不具备专项身体素质和科学合理的专业技术，更容易在比赛中发生意外伤害事故。

3对高校普通学生的保障

高校普通学生的体育运动风险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在各项运动的激烈对抗中别人对自己的伤害或由于自己不慎造成的各种身体伤害;第二类是在各项运动的激烈对抗中自己无意给别人带来的伤害。

根据问卷调查和文献资料的查阅，多数高校学生在人校时购买了由学校统一组织学生自愿购买的“人身意外伤害险”。该保险在进行赔偿时与公费医疗挂钩，它只能部分解决第一类风险问题，即在体育运动中别人带给自身的伤害或由于自己不慎造成的各种身体伤害。因此，提供更具针对性的险种是保险业的主题。仅仅一个“人身意外伤害险”是不能满足大学生的大学体育生活需要的，尤其当“人身意外伤害险”面对第二类风险的时候就显得束手无策了。

案例3:

足球击伤右眼责任谁担

原告陈某(17岁)与被告洪某均系某校学生。2003年5月20日下午1时许，原告陈某与被告洪某及班上20余人自发到本校足球场踢球，原告陈某与被告洪某分属两个不同的队，在踢球过程中原告陈某带球至对方球门，起脚射门，洪某用脚将足球踢出，球击伤原告右眼。后经法医鉴定为伤残八级。原告遂向法院起诉，要求两被告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伤残补助费等计币40324.84元。

分析: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由各当事人分担损害后果更为合理。陈某、洪某属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其责任应由其法定监护人承担。法院依法判决由被告弋阳县某中学补偿原告陈某6000元，由被告洪某补偿原告陈某2000元。

此种伤害事故是学生体育伤害事故中较典型、发生频率较高的案情。作为致害方其实也很无奈，因为体育运动的特点就是要承担风险，但是不补偿受害方又违背了我国法律公序良俗(大陆法系民法典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它指的是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的原则。我国民法的立法精神是强调保护弱者(往往是受害者)的权益，提倡公平与正义的理念。因此，每当面对这样的案例，法官最终的判决是几方当事人共同承担损害赔偿后果。根据伤害情况，补偿金的数额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这对于没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债务。面对这类风险，保险公司有没有可能提供分担风险的险种，从而减轻无过错致害一方学生的经济和精神双重压力呢。

体育保险若想在校园内迅速发展就要加大宣传力度。根据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对学校统一组织、学生自愿购买的人身意外伤害险的内容不甚了解，这种现状是不便于保险业的发展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16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条款内容，并可以就保险标的或者被保险人的有关情况提出询问，投保人应当如实告知。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免责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但是从调查结果来看，保险公司的说明义务并未尽到完善。学生对投保后可得到什么保障，享有何种权利，当事人都知之甚少。因此也就难免会有人视学校体育保险为“乱摊派”，这也是保险公司在民众中诚信度不高的原因之一。

4大学体育场馆、器材需要保险

在教育部新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第13条明确指出:“学生体育课的成绩应当根据考勤、课内教学和课外锻炼活动的情况综合评定”。那么，根据这条规定，学生进行课外锻炼是完成体育必修课的一部分。由于活动场所和器材是由学校提供的，如果因器材或是场馆的某些不安全因素发生了伤害事故，校方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通过问卷调查，认为应该为大学校园内体育场馆设施器材购买保险的学生占92，其中普通学生和校队学生分别占各自总数的87%和97%。

案例4: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某高校学生马某等5名学生从体育器材室借出羽毛球拍打羽毛球，游戏正酣的马某挥拍劈杀时，拍柄与拍头突然脱节，球拍上半部分象一支脱弦之箭翻转着飞了出去，正好击中一旁观战的同学程某的左眼。经送医院紧急救治，诊断为左眼球破裂及眼睑裂伤，后实施手术，将受伤眼球摘除并植人义眼。

解答:学校应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作为学校，有义务为学生提供安全的体育设施，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学校可视情况向羽毛球拍销售单位及生产厂家追偿。

类似于此类由于体育器材和校内场馆建设不符合要求或质量不达标所造成的人身伤害事故，同样给学校带来恼人的法律纠纷。而公立学校在赔偿金问题上恰恰又存在某种两难境地。《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明确规定:“……应当由学校负担的赔偿金，学校应当负责筹措。”这种情况下，如果用国家财政拨付的教育经费支付赔偿金，就会有损于全体同学的利益，如果不支付赔偿金，就会损害受害人的利益。因此，校方应当尽量减少支付，也就是减少学校赔偿的风险。减小风险的方法之一就是通过保险来分担。

在日本学校体育保险中有不少关于体育设施的险种，还有专门的体育设施、设备保险。日本学校非常重视对体育设施的管理，严格定期检查和维修。因为日本《国家赔偿法》的第2条中指出:“由于道路、河川及其他公共建筑物或管理中有瑕疵而造成他人损害发生时，国家或公共团体负有对此赔偿的责任。”根据这一条文处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赔偿时，主要追究学校教育保障外部条件的完善。由于学校体育设施、设备的瑕疵引发的体育伤害事故可以依据此法律索赔。

目前国内对于体育场馆、器材的保险，除奥运场馆外，也仅刚出台了“游泳场所行业保险”。希望大学校园内的体育场馆设施风险可以尽早引起保险业界的关注。

5对策与建议

5.1建立学校体育保险可以有效解决校园伤害事故赔偿问题

根据我国体育运动发展的需要，在学校内建立符合我国体育体制的学校体育保险可以有效解决由于体育运动的特殊性所带来的运动伤害事故的赔偿问题，从而减轻社会、学校、家庭、教师、学生的经济赔偿负担，使受害方得到最大程度上的经济补偿。

5.2加快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为迅速建立起学校体育保险制度提供强制保障完善体育法，制定有效的体育保险法规，可以使体育保险朝着科学化、法制化的方向发展，从而确保学校体育健康、快速的发展和改革。公务员之家

保险事故范文篇7

[案例二]：B公司与保险公司签订内陆运输预约保险协议一份，保单形式是自保单起始之日起装货预承保。B公司后与货运公司签订运输合同一份，合同中约定以投保的方式避免货损，货运公司对货损不承担赔偿责任。B公司未将该免责约定通知保险公司。在保险期间，B公司委托货运公司运输的货物因车辆倾侧而有损坏。保险公司向B公司赔偿保险金后，遂主张保险代位求偿权，要求货运公司赔偿相应损失。

[案例三]：C公司委托快递公司递送发票、样品、配件等，快递公司印制在运单背面的赔偿条例注明：“贵方所托运物品自行办理或委托本公司代办有关保险手续，如有遗失均按保险公司赔偿为准；否则，本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C公司随后向保险公司投保。保险期间，C公司的4件样品在由快递公司递送过程中不慎遗失。保险公司按约支付保险金后，要求快递公司赔偿损失。

以上三个案例均涉及保险事故发生前被保险人处分对第三人请求权的效力问题。对这个问题法律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保险法》第46条只适用于保险事故发生后的情形。笔者认为解决这类纠纷无非有以下几种方式：1、认定被保险人的处分行为有效，第三人免责，保险公司在给付保险金后不能取得对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2、认定被保险人的处分行为有效，第三人免责，被保险人未就此履行如实告知、及时通知义务，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3、认定被保险人的处分行为有效，但对保险公司无约束力，保险公司在给付保险金后有权向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4、如果第三人以格式条款免除其责任的，该条款无效，保险公司在给付保险金后有权向第三人行使代位求偿权。其中第4种方式有《合同法》第40条1为依据，本身不存在争议。以案例3为例，运单背面印制的赔偿条例属于典型的格式条款，快递公司在赔偿条例中要求托运人以保险方式获得赔偿，其实质是在推卸其对托运物品遗失的赔偿责任，因为是否投保是托运人的权利，这与快递公司的赔偿责任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毫无疑问，该免责条款应认定无效，保险公司按约支付保险金后，有权向快递公司行使代位求偿权。至于另几种方式的取舍，笔者拟从以下三个方面作一探讨：

一、保险事故发生前，被保险人处分行为的效力。

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只要在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之前，无论保险事故是否发生，被保险人都可以自由处分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2，因此案例1、2中运输合同所约定的免责条款，具有法律效力。问题是保险事故发生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人赔偿请求权的，保险人是否还要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对这种情况能否参照保险法第46条第1款3的规定处理。

笔者认为，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和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所作处分行为的法律意义是不同的。保险合同为转移风险合同，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因保险标的遭受损害而产生损失，可向保险人请求保险赔偿。该赔偿请求权是基于保险合同的有偿性而产生的，是被保险人缴纳保费的必然结果，而非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的对价。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被保险人的处分行为并未使保险人所承受的风险转化为现实，保险合同的基础关系仍然存在。因此，一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必须按约履行，不能免除其赔偿责任。而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后，保险人所要承担的风险实际是以现有利益换取期待利益，正如台湾学者刘宗荣所喻，是“以一只手上的鸽子，换得一只在空中飞翔的鸽子”4，“一只手上的鸽子”指因保险给付所生的损失，“一只在空中飞翔的鸽子”指保险人的代位权。而被保险人在此时如果放弃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必然导致保险人代位权的落空。因此，笔者认为，为保护保险人代位权的实现，保险法第46条第1款所作的规定十分必要，但若将此项规定套用于保险事故发生之前被保险人处分行为的处理则显然不妥，保险人不能仅仅因为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前放弃对第三人请求赔偿的权利而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二、被保险人与第三人的免责约定对保险人的效力。

这是上一个问题的延续，因为保险人给付保险金之后，必然会涉及保险人对第三人代位权的行使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与对保险代位权本质的认识有关。

保险最基本的固有职能是向被保险人提供经济补偿，以求社会生活的安定。保险代位权是保险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必须与保险的宗旨相贯通。保险代位权的本质在于保障被保险人获得充分补偿。保险代位权制度虽不为被保险人提供双重补偿，但其设立的初衷是要为被保险人提供双重保障。笔者认为，为使被保险人所领受保险金能获得实益，若第三人与被保险人有免责之约定，应禁止保险人对其行使代位权。这是因为，被保险人与第三人所作的免责约定使二者产生了经济上的直接利害关系，如果保险人有权行使代位权，那么第三人也同样有权依据免责约定要求被保险人返还赔偿金，无异于向左手为保险给付，又自右手请求返还，被保险人想通过保险获得经济补偿的愿望必然落空，这显然有悖于设立保险代位权制度的初衷5.

也有人从合同相对性原则的角度进行分析，认为被保险人与第三人的免责约定，对并非合同当事人的保险人没有约束力，第三人不能以免责约定来对抗保险人的代位权。对此，笔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我们知道，合同相对性原则是指合同仅对缔约方产生效力，只有合同当事人一方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者提起诉讼，而不能向与其无合同关系的第三人提出合同上的请求，也不能擅自为第三人设定合同上的义务。而义务又分为约定义务与法定义务。约定义务是指义务人依法可不为而依约为之或依法可为之而依约不为的状态，法定义务则是指义务人依法不可为而不为或依法必须为而为之的状态。毫无疑问，合同相对性原则所反对的是合同当事人为第三人设定约定义务6.尽管保险事故发生前被保险人与第三人的免责约定确使保险人丧失了取得保险代位权的可能性，但这并非是对保险人设定合同义务的结果，因为被保险人对第三人有赔偿请求权是保险人行使代位权的先决条件。若被保险人放弃了对第三人的赔偿请求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保险代位权自无以成立，保险人当然无权行使代位权。可见，免责约定并未对保险人设定依法可为之而依约不为的约定义务，而只是使保险人产生了依法不可为而不为的法定义务，这显然不属于合同相对性原则规范的范畴。既然保险代位权本身都不存在，再谈免责约定对保险人行使代位权的约束力问题就显得多此一举了。因此，案例1、2中保险公司在给付保险金后均无权向货运公司行使保险代位权。

三、被保险人对保险人的告知及通知义务

保险法从最大诚信原则出发，要求投保人（在本文所举案例中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在签订保险合同时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投保人所应告知的当然是足以影响保险关系的重要事项。所谓重要事项，即影响谨慎的保险人决定是否承保和确定收取保险费数额的危险情况。被保险人与第三人的免责约定将导致保险人无法取得保险代位权，大大增加了保险人的终极风险，笔者认为该免责约定应归入必须告知的重要事项。国外立法例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如英国保险法中必须告知的事实就包括“因被保险人免除第三方本应承担的责任而影响到保险权益转让的事实”7.当然，如何判断“重要事项”，作为一般社会公众的投保人难以确切了解。故立法者信赖保险人之专业知识及诚信原则，授权其制订询问内容，以为重大事项之推定，不询问者，推定为不重要。所以，案例1中A公司在投保时如果保险公司对该事项提出询问，A公司必须将免责约定如实告知保险公司；否则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被保险人不仅在订立保险合同时须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在合同有效期内，如果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还负有及时通知保险人的义务。被保险人与第三人的免责约定，意味着第三人将不再受到被保险人的责任追究，这可能导致第三人在处理被保险人事务时谨慎程度的下降，不利于第三人尽到善意管理人的注意义务，从而使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因此，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签订后，放弃对第三人赔偿请求权的，应当及时通知保险人。案例2中B公司没有将免责约定及时通知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

综上，保险事故发生前被保险人对第三人请求权的处分行为对于保险关系影响重大，必须区别情况处理：（1）如果被保险人处分行为发生在保险合同签订之前，保险人对该事项提出询问的，投保人必须如实告知，否则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保险人没有对该事项提出询问或投保人如实告知后保险人同意承保的，一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应给付保险金，但无权向第三人行使保险代位权；（2）如果被保险人处分行为发生在保险合同签订之后，被保险人必须及时通知保险人，否则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如果保险人在接到通知后同意继续承保的，一旦发生保险事故，保险人应给付保险金，但无权向第三人行使保险代位权。

注释：

1《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格式条款具有本法第五十二条和第五十三条规定情形的，或者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2实践中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人索赔权通常是为获取更低的价格或其他商业优惠。

3《保险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未赔偿保险金之前，被保险人放弃对第三者的请求赔偿的权利的，保险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4《保险法》，刘宗荣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

5这与《保险法》第四十七条同理。

6法定义务是不能由当事人设定的，当事人充其量只能影响其形成条件。

保险事故范文篇8

论文关键词：设立;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

体育由于其竞争性、挑战性的特点，本身就具有潜在的危验性，学生在学校体育行为中发生意外伤害事故是一种不可能完全避免的客观现实。教育部2002年6月25号第12号令公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实施后，学校体育教学伤害事故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央电视台曾在《今日说法》栏吕报道，在引发学校和学生间意外伤害事故纠纷的诉讼案件中，体育意外伤害事故占到了第三、瀚位。导致学生在学校体育行为中发焦意外伤害的因素还有多个方面，如:体育的安全措施、场地器材设施不完善、准备活动不充分，运动量和强度的安排不合理，另外学生身体素质的欠缺也是伤害事放发生的隐患。可现有的学校制度体系和法律法规却没有明确规定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各方当事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赔偿范围和免责事由等问题一，所以在学校体育行为中一旦出现较严重的意外伤害事故，对学校、家庭、教师、伤者来说都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间题，很难有一种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和补偿办法，最终往往是学校和教师纷纷被推上法庭，判决结果也多数是学校或教师个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样导致许多学校出于安全考虑而}i噎废食，尽管知道许多运动项目对学生身体素质的提高非常有益，但因为可能存在发生伤害事故的风险而不予开展;在体育课上只要存在一点危险的体育器械都被束之高阁。致使校园里体育气氛母益淡薄，‘体育教学变得单调、枯燥无味，影响了学校体育教学工作正常有序地开展，影响了素质教育顺利实施。学校作为社会公益性组织，《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学校(包括幼儿园)属于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法人组织，具有独立的法人主体资格，学校的教育经费中没有学生体育伤害事故赔偿的专项经费，由学校单独承担学生体育伤害事故的赔偿责任，确实存在很大困难。学校十分希望将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中承担的民事赔偿费用进行风险转嫁，以消除此类事故对学校和体育教师带来的消极影响。对此，设立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应该是一个较好的途径。而如果设立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的内涵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条第二款将责任保险定义为“是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责任保险承保的标的是责任风险。故可将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定义为学校在进行体育教学、课外体育活动、体育竞赛、运动训练等学校体育行为中，由于疏忽、过失等行为造成学生或他人财产或人身伤亡，根据法律或合同规定，应对受害人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因学校投保了责任保险，故将该风险转移给保险人，由保险人保险限额内承担学校应向受害人负责的经济赔偿责任。

2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的承保对象

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的承保对象是:学校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民事损害赔偿纠纷中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该法律责任特指民事法律责任，而不包括刑事责任。该法律责任的主要原则是:受害人应获得经济补偿，而致害人须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承保的法律责任可分为过失责任和绝对责任两种。过失责任即法律上所称的“侵权行为”，是指学校在体育行为中因疏忽或过失致学生或他人的财产或人身遭受损害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绝对责任是指在学校体育行为中不管受害人是否存在过错，只要不是受害人自己的故意行为，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学校都须对受害人受到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3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的特点

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与其他保险相比，既有许多共同之处，也有明显的自身特点。

3.1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的建立依赖于完备的法律制度

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的产生和理赔，与客观存在的民事责任风险分不开，而发生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事故后没有法律作基础，保险赔偿责任就无从谈起。所以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生存的基础是健全的法律制度，最重要的是民法，还包括“合同法”、“保险费”、“体育法”、“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相关行政法规等。

3.2学校体育伤害责任险既深障被保险学校的利益，也保障第三者的利益

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不仅直接保障被保险人学校的利益，还间接保障第三者的利益，两者同时存在。保险人的赔款既可以直接支付给受害人，也可以在学校赔偿了受害人后补偿给学校。

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的直接补偿对象是与保险人签订了保险合同的学校，如果发生了学校体育伤害事故，但学校不承担民事责任、也无经济损失，那么保险人就不必补偿;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的间接补偿对象是不能具体确定的学生等第三者即受害人。所以，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中保险人赔偿的前提条件是学校之外的学生或他人在学校体育行为中遭受损害且依法应由学校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中保险人赔偿的数额不仅应控制在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责任限额内，而且必须控制在学生等第三者在学校体育行为中因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所导致的损失或学校受到的索赔的金额内。

3.3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只约定最高限额

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承保的标的是无固定金额的经济赔偿责任，在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的保险合同中不约定保险金额，但必须约定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的最高限额，超过最高限额的赔偿由学校自行承担。

3.4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来源

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应按照谁办学谁支付的原则承担，不得向学生收取。可以采取学校出资、社会赞助的投保方式，也可以积极争取政府财力支持，争取依据有关财务规定列支。

4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与学生意外伤害保险的区别

所谓学生意外伤害保险是指由于意外原因造成学生身体伤害或导致残废、死亡时，保险人按照约定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人身保险。常常有人认为在校学生只要投保了学生意外伤害保险就行了，不需要再投保其他险种，因为学生发生伤害事故后通过学生意外伤害保险就可以进行风险转嫁，得到救济;甚至还有人认为学生意外伤害保险金可以抵消学校的赔偿金。这些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他们实际上是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责任保险混为一谈。因为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与学生意外伤害保险在性质和特点上是有着区别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投保人不同

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的投保人是学校;而学生意外伤害保险的投保人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学生本人或对被保险人有保险利益的其他人，但在学生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时，须由其父母作为投保人。

4.2保险标的不同

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学校在学校体育伤害事故的民事损害赔偿纠纷中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而学生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标的是学生个体的身体和生命。

4.3保险利益不同

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的保险利益是学校依法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而学生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利益是学生因损害所致的治疗、致残、死亡等经济损失。

4.4受益人不同

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的受益人是学校。而学生意外伤害保险的受益人是学生或学生指定受益人、法定继承人。

4.5保险法律关系不同

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保险合同的主体是保险人与学校，即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学生仅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而学生意外伤害保险保险合同主体是保险人与学生。

4.6保险责任不同

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执行的是按责赔偿的原则，无责任依法不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如果学校自愿赔偿了的，保险人不予理赔。而学生意外伤害保险不以学校或体育教师是否有“责任”为前提，在学生受到损害后导致的治疗、致残、死亡均以不超过保险金额为限给付保险金。

4.7保险责任时效不同

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期为一年，在一年有效期内，不论出险几次，每次都可以以不超保险金额为限获得赔偿。而学生意外伤害保险在一年有效期内，不论出险几次，只要累计达到给付的保险金额，学生意外伤害保险的保险合同即行终止。公务员之家

4.8保险责任诉讼时效不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学校体育伤害责任保险因是责任保险，故诉讼时效为2年，根据保监会规定:时效计算从处理机关结案之日起计算。而学生意外伤害保险的诉讼时效为5年，从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计算。

保险事故范文篇9

关键词：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范围

引言

基于机动车交通事故的为害之烈和机动车事故受害人所处地位之弱，我国在充分借鉴美、英、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之上，经过十年时间的充分论证，终于在今年三月三十日颁布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了机动车交通事故无过错责任、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和社会救助基金制度，借助这一套完整的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法律制度(以下简称“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帮扶居于弱势地位的车祸受害人，解决机动车保有者与车祸受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预防和减少机动车交通事故，缓和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

一、对制度的评述

我国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第七十六条规定了“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无过错赔偿责任”，同时，《道路交通安全法》又规定了机动车强责险制度，以分散肇事机动车的保有人过重的经济负担和责任风险，保证受害人能够获得及时而有效的赔偿。为配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一原则规定的实施，国务院于2006年3月30日颁布了《条例》，它共分七章，分别对强制保险的定义、办理的原则、赔偿处理等作了规定。《条例》规定保险公司经营机动车强责险不以营利为目的。在办理强制保险时，投保人有权自主选择具备经营强制保险资格的保险公司。强制保险实行全国统一条款和统一责任限额。强制保险还将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目的是垫付交通事故中的人身伤亡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

(一)制度的特色

《条例》所建立起来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是政府巧妙地借用“市场之手”，加以适当的政策化改造，实现社会正义之目的的成功典范。

之所以说“政府借用‘市场之手’”，是因为该险种完全由普通的商业性保险公司销售和经营，并与任意责任保险配套使用，是任意责任保险的新发展；之所以说“政策化改造”，是因为这种强制保险虽脱胎于任意责任保险，但又不是任意责任保险，而是加入了许多公共政策方面的内容，主要有：(1)强制缔约，机动车的保有人必须投保，而保险公司对于符合条件的投保人也必须承保，为了车祸受害人能得到迅速而基本的赔偿，在合同期间，双方均不得随意解除保险合同；(2)无过错赔付，机动车一方投保了机动车强责险之后，对于车祸之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即使没有主观上的过失，也要在机动车强责险的责任限额内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而保险公司也应当及时对受害第三人进行直接赔付；(3)受害人权利的扩张，车祸受害人并不是任意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的合同当事人，但是在机动车强责险中，受害人的法律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其法律地位甚至超过了被保险人，成为了机动车强责险中的两大主角之一，而被保险人则从主角之一变成了配角。也就是说，机动车强责险中的受害第三人不但拥有了越过被保险人而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付保险金的法定权利，而且，在特殊情况下还拥有了向社会救助基金求助的法定权利，使其权利的扩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都是对“债权相对性”原则的突破，是国家立法基于公共政策的目的而对“私法自治”原则的限制，这在任意责任保险中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国家基于社会公益，还在保险费率厘定、被保险人的范围和监管等方面对机动车强责险的各方主体的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确保“车祸受害人得到及时而切实的赔付”的社会公益目的得以实现。因此，笔者认为完善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是借助市场手段，辅之以政策化改造，以实现社会保障之目的。

(二)制度的优势

《条例》所确立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是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任意保险这一“私法”制度的“公法化”改造，其优势十分明显：其一，它能够使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得到及时而基本的赔偿，以解决受害人抢救费用上之燃眉之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是我国侵权赔偿上一个历史进步。其二，它通过强制广大机动车的保有人都参加这一保险，使某一车祸加害人的责任损失，在全体机动车保有者之间进行分散，从而使这一制度从任意责任保险的个体化的“矫正正义”到整个社会化的“分配正义”的转变；其三，这一制度实行全国统一的保险费率、责任限额制度，十分强调保险公司实行“保本微利”经营方针，并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这些举措，实质上是降低了广大投保人的保费水平。它既激励机动车保有人的投保热情，又不损害保险公司的正当利益，实现了“投保人(机动车保有人)—保险公司—受害第三人(车祸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促进该制度的良性发展，更有效地维护了广大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切身利益，维护了交通秩序，实现社会正义。总之，这一制度坚持用市场手段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政策目标，做到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制度均衡，既不损害市场主体的效益，又维护了社会正义，实现了“有效率的正义”，堪称同类制度之典范。

二、制度本身的不足及其完善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条例》的颁布虽然标志着我国的机动车强责险法律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但《道路交通安全法》仅有两条相关规定，而《条例》全文也仅有四十多条，且内容较粗疏，缺乏可操作性，与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的兼容性也不足，因而，在许多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被保险人方面的不足及其完善

1．应综合考察被保险人的各项因素，正确厘定保险费率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的增加以及汽车价格的下降，总的汽车拥有量将快速增加，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实施机动车强责险，因此，可以预见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市场规模将迅速扩大，各大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也必将更加激烈。同时，国家规定保险公司在经营汽车强制保险时要保持不赢不亏、略有盈利。保险公司和有关部门只有确定尽可能公正、合理的保险费率，才能降低承保汽车强制保险的成本，同时减轻车主的保费负担，使保险公司自身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才能够保障人们的切身利益、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为建设和谐社会作贡献。鉴于此，我国《条例》的第八条虽然明文规定了根据被保险人的交通肇事纪录实行弹性费率制，这是我国立法界的一大突破，但笔者认为这还很不够。希望予以进一步完善，加入对被保险人一方的性别、年龄、职业特点、驾龄和驾驶环境等考虑因素，使弹性费率制进一步完善。

2．被保险人的范围的有关规定有待完善

笔者认为，对机动车强责险中的被保险人范围的认定不能过于机械。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发生时的具体情况确定。被保险人不仅指机动车强责险的保单中所载明之被保险人，即指名被保险人，以及其同居之全体家属，还应当包括经指名被保险人或其配偶所许可使用其汽车之人，以及对被保险汽车之使用负有法律责任之任何人，此即额外被保险人(袁宗蔚，2000)。在特殊情形下，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人可能因某一被保险人对另一被保险人有损害赔偿责任而支付保险金，例如指名被保险人出借其汽车于邻居，此邻居开车撞伤指名被保险人，指名被保险人可能提出控诉其邻居所致之伤害，此邻居为保单承保范围内之额外被保险人，保险人应为邻居提出抗辩，并支持任何有利于指名被保险人之判决(袁宗蔚，2000)。再比如，指名被保险人及其配偶各有一车，两车发生碰撞，在此种情形下，配偶一方可能控诉对方，而保险人亦当提出抗辩(DonDewees，1996)。从理论上讲，被保险人和受害第三人之间并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无论是指名被保险人还是额外被保险人都可以因被保险汽车在经授权的合格驾驶人驾驶时所致的损害而向保险人主张赔偿，从而成为受害第三人。但按照我国现有责任保险条款，指名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是不能视为第三人的。很明显此条款规定过于机械地理解了被保险人和第三人的概念，将相当一部分人排斥于责任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外，可能使我国交通事故保障体系出现盲区，故笔者主张第三人和被保险人的确定应当以交通事故发生时为准。

(二)保险人方面的不足及其完善

1．应缩小保险人的责任范围

纵观世界各国的相关立法，很少将车祸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作为机动车强责险的范围。这是因为，机动车强责险的立法宗旨无非是确保受害人能获得及时而基本的补偿，为此，各国均规定，该受害第三人可直接向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而保险人不得以对抗被保险人的事由去对抗该受害第三人，且保险人的经营原则是“不赚不赔”的微利保本经营。这样一来，保险人的利益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对保险人的个体利益进行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限制。然而，一个好的民事法律制度必须在矛盾的双方建立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为此，各国法律大都规定，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人仅对受害第三人的人身损失承担保险责任，而车祸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不在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障范围之内。但遗憾的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却将财产损失也纳入了机动车强责险的赔偿范围，《条例》第二十一条也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按照被保险人因过错应承担责任，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这无疑将大大加重保险公司的责任负担，并最终通过较高的保费水平，转嫁到广大投保人身上，反过来，又会影响机动车强责险的投保人的自觉性，从而，从根本上威胁到这一制度的运行。因此，笔者建议应当对《条例》的相关规定作适当的调整。具体办法是：对财产损害设定免赔额(DeductibleFranchise)或共同保险条款(Coinsuranceclause)。免赔额是指当承保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只赔偿一定数额以上的损失。共同保险条款则规定在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自己必须承担损失的一定百分比。免赔额和共同保险条款是对保险赔偿金额的一种限制，其意义在于减少小额损失之补偿，因为小额损失的理赔费用甚至可能超过实际补偿金额。免赔额和共同保险条款的引入可以有效降低赔付率和理赔费用，进而降低保险费率，所以无论是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都具有积极意义。根据机动车强责险着重维护受害人基本权益的特征，对人身损害设定免赔额或共同保险条款违背以人为本的理念，且对人身损害设定免赔额可能诱发道德风险。为了能够请求赔偿，受害人可能夸大人身伤害程度，而医生和律师也会鼓励受害人增加医疗服务而使损失达到门槛标准(GarySchwartz，2000)。但对财产损失设定免赔额或共同保险条款不仅可以减少赔付和降低保费，而且可以通过调节免赔额幅度或共同保险比例起到控制违章，减少事故的防灾功能。

2．保险人不保事项的有关规定应当完善

所有保险合同中皆有不保风险事故之规定，它起到了从反面确定保险人之责任范围的作用。不保事项系指“依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不予承保之事项，是对保险契约上保险责任之限制”(袁宗蔚，2000)。有人称不保事项为免责事由或除外责任，广义的机动车强责险的不保事项包括不保第三人、不保风险事故和不保损失等。而狭义的不保事项就是机动车强责险的不保风险事故。

机动车强责险之主旨是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保障，故其风险事故以交通事故为限。但何谓“交通事故”呢?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可见，交通事故应当是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发生的致损事件，而非因机动车上路行驶带来的损害，即使是与机动车有其他物理上的联系也应列为机动车强责险的不保事故。但《条例》却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笔者认为此规定欠妥，因为这不仅不合理地加重了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责任，而且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之虞，建议将来在修订《条例》时予以删除。另外，道路交通事故中亦有若干情形为机动车强责险的不保风险事故：第一，驾驶资格欠缺的驾驶员驾车所致之交通事故。如尚未取得驾驶执照或驾驶执照被吊销的人员肇事；第二，驾驶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第三，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第四，因驾驶人酗酒、吸毒或服用麻醉药物等原因造成的交通事故；第五，驾驶人或第三人从事犯罪活动引发的交通事故；第六，被保险人自愿在暂时或永久对公众人士封闭的区域参加赛车活动所致损害，受害人也是不能获得无过失保险机制的赔偿的。排除这些事故的原因在于，责任保险中的交通事故应当是通常情况下发生的，而以上情形，或者是当事人故意造成事故，或者是当事人因严重违法行为引发事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按照保险原理，故意造成事故或者从事严重违法行为的人是不应得到保险保障的，否则就不利于正确引导人们的行为，造成“鼓励”引发事故或违法犯罪的倾向。另外，当事人故意或严重违法的风险也是保险人在进行风险评估时难以测算的，因此应当将这些事故从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障范围排除出去。当然，将这些事故排除在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障范围之外，并不等于机动车强责险对这些事故中的受害者(尤其是无辜的受害人)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而是应当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首先为受伤的受害人垫付抢救费用。此时，保险人实际上承担着一定的社会保障责任，是保险业社会管理功能的体现。当然，为平衡当事人利益，补偿保险人因此支出的费用，法律应当赋予保险人于事后向责任人追偿的权利。

3．应赋予保险人对加害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

为了更好地保护车祸受害人的公益性目的，《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了保险人在被保险人因故意或违法导致交通事故时，仍然有义务向受害的第三人支付保险金，但有权在事后向被保险人追偿，以保障车祸受害人能够得到及时而基本的赔偿。这一规定与任意性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相比，实际上是增加了保险公司的负担，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也应当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注意适当平衡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明确赋予保险人对其他加害人的代位求偿权，以利于机动车强责险制度的健康发展。具体可作如下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如果是由被保险人之外的第三人(即加害第三人)引起的，但依本法应当由被保险人与该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保险人在给付赔偿金额后，应代被保险人向该第三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其所请求的数额应以赔偿金额为限。如果第三人是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时，保险人无代位请求权，但如果机动车交通事故是由该第三人故意引起的，不在此限。

(三)受害第三人方面的不足及其完善

1．应确定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协助义务

鉴于发达国家均已承认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机动车强责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这一规定是对受害第三人对保险人的保险给付直接请求权的确认，是一个立法进步。但笔者认为，仅仅规定了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还要保证该权利的真正落实，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来看，还应当规定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对受害第三人行使直接请求权时的协助义务，以增加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可操作性。如果离开了被保险人或保险人的配合和帮助，法律关于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只能是一纸空文。因此，相关立法必须明确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以下职责和义务：

(1)在保险人或被保险人接到受害第三人的索赔请求时，应毫不迟延地通知对方，以便对方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准备，可尽快落实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

(2)在受害第三人行使直接请求权时，还应当明确被保险人的必要协助义务，被保险人应当向受害第三人提供有助于受害第三人的主张权利所需要的材料。例如：提供保险单及其条款、保险人或其人的法定地址、联系方式、允许受害第三人核实的相关文件、向受害第三人提供索赔所必需的其他材料和文件等等。

(3)保险人对受害第三人还应当负有注意义务，即在受害第三人未得到被保险人赔偿之前，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款。

(4)明文规定保险人不适用“排斥说明及担保原则”。所谓排斥说明及担保原则，是指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人不得以普通保险合同中的对抗被保险人的事由(即被保险人违反了一般保险合同中的如实说明和担保义务)来对抗受害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从而保证了受害第三人能够得到及时、可靠的赔偿，以实现机动车强责险的立法宗旨。而在一般责任保险中，如果被保险人的陈述不实、隐匿、遗漏、违背担保或欺诈，保险人可以终止保险合同，并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但这一原则对于法定的机动车强责险却不适用(郑功成，1991)。国外的机动车辆法定保险中，保险人不得因被保险人违反保单规定的赔付先决条件而拒绝承担责任，可惜的是，我国刚刚颁布的《条例》无此规定。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应当吸取国外法的成功经验，增设不适用“排斥说明及担保原则”的规定。

2．应完善受害人的救助基金制度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明确规定要设立车祸受害人的社会救助基金，以进一步扩张机动车强责险中的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条例》第二十三、二十四条也相应地规定了社会救助基金的适用对象和基金来源。但是，笔者认为还需要对基金的管理机构、征收、赔偿等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规定，以保证社会救助基金的正常运作。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改进措施可供参考：

(1)关于救助基金来源渠道问题。笔者认为，还应当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看，除从保费收入、罚款收入和年检费税收入提取外，还有下列途径可供考虑：受害人死亡，且无人继承的机动车强责险赔款；社会捐赠；从燃油税中提取的金额等。其中最值得采纳的就是从燃油税中提取，该来源较为可靠且收取便利，同时缴纳燃油税较多的机动车必然在道路上行驶的时间更长，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更高，要求其承担更多的基金份额是合情合理的。从燃油税中提取还可能使驾驶量比较大的投保人因为增加成本而减少驾驶。这就会降低和驾驶量相关的交通事故。事实上，新西兰的“无过失保障机制”就是多征收了2％的汽油税(JainesHenderson，1999)。我国可将燃油税列为基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2)明确救助基金的管理机构是非营利性社会中介组织。笔者认为，车祸受害人的救助基金应由非官方或半官方身份的非营利性组织来管理。因为救助基金来源和使用都是出于社会公益目的，因而不能从中获利，因此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公司无疑是不适合的。而由政府来管理，无疑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并与我国精简政府机构的潮流相违背。因此，由非营利和非政府性的社会中介组织来管理最合适。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最初由司法部管理，后转由运输部、消费者和商业关系及金融协会管理，现由安大略金融服务委员会管理；美国纽约州则专门成立了“机动车辆事故补偿机构”(MotorVehicleAccidentIndeminificationCorporation，缩写MVAI)负责救助基金管理，该机构经法律授权而具有一定的事故仲裁职能，属于半官方主体。笔者建议，鉴于我国目前正在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明确赋予了社会中介组织“介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地位”(丁凤楚，2005)，我国由社会中介组织来管理救助基金较为适宜。

3．应建立对受害人的“暂付款制度”

我们知道，在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之后，对事故责任人的认定需要一个过程，而对于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而言，他最急需的是一笔抢救费用。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国外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大都规定了“暂付款制度”。所谓暂付款制度是指在调解机关或司法机关尚未就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和赔偿金额作出决定、受害人因此而不能行使直接请求权时，受害人可以向保险公司请求一定金额暂付款的制度(李薇，1997)。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条例》均无此规定，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未来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应首先推行暂付款制度，以保证对受害人给予及时的救助。事实上，我国各保险公司现行的做法是：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后，在受害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可以将责任保险卡抵押在医院，以保证对受害人的及时救助。因救助受害人而产生的医疗费用，由医院凭保险卡的账号直接从保险公司划转。在经公安机关调解或依法确定，如被保险人确需承担赔偿责任，则保险公司所预先支付的医疗费用在保险赔偿中扣除；如被保险人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则保险公司对其所预付的医疗费用向受害人追偿。笔者认为，我国保险公司的这种以保险卡抵押救治的方法已经具备了暂付款制度的雏形，有利于对车祸受害人的救治，但由于欠缺法律的明确规定，实践中往往引起很多争议。如：保险公司常常对医疗费用设立较低的限额，妨碍了对受害人的救治；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追偿得不到法律保障等等。因此，在我国现阶段应当明确引入暂付款制度，是对上述做法在法律上的确认和规范，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应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监管制度

机动车强责险是由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的带有强烈社会公益性和政策性的特殊保险，因此，保险监管部门必须加强监管。《条例》的实施也离不开交通运输部门、公安部门、医疗卫生部门等相关部门之间的配合和协调。为此，目前通行的办法是在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监管的同时，成立专业性委员会(或者是联席会议)，对强制机动车强责险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协调和指导。如日本的保险由金融厅管理，但对于汽车机动车强责险(CALI)，另行成立了由相关行业专家组成的(CALI委员会)，它对CALI的实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在我国，应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机动车强责险进行统一监管，同时，成立能充分代表各方利益并具有相当专业性和权威性的保险行业协会，以加强保险业的自律管理。笔者认为，该行业协会的组成人员应包括保监会代表、交通管理部门的代表、保险学专家、法学专家、保险公司代表等等，并且，协会“应当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督下，对经营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公司实行行业自律管理”(丁凤楚，2004)。

此外，为了进一步保障保险人的偿付能力，还可以适当地推行机动车强责险的法定再保险制度，规定保险人对于风险系数过高的机动车，实行法定分保。

(五)应当采用单行法的立法模式

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相关立法相比，我国直接规定机动车强责险制度的《条例》的法律效力等级偏低了。

世界各国强制性的机动车(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以道路交通法规规范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此种立法模式的典型代表是英国。英国于1930年在其《道路交通法》中规定了汽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第二种模式是以道路交通法规赋予强制投保的法律依据，再由保险法来作进一步规定。美国的加州即采用这一立法模式。1989年的加州汽车法第七篇：《财务责任法》规定了驾驶人或所有人的投保汽车责任保险的义务，而汽车责任保险的其他事项则由加州保险法规定。第三种模式是由专门的机动车强责险的单行法规范。大多数国家均采用这一立法模式，如日本于1955年制定的《自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我国台湾地区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德国的《强制汽车所有人保险法》，韩国的《汽车损失赔偿保证法》等等(马永伟，2001)。

在各国有关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中，以采取第三种立法模式的居多。不仅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如此，就连英美法系国家也有不少，如美国的新泽西州、新加坡、澳大利亚等。采取第一、二种立法模式的尚属少数。

参照多数国家的做法及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应当采用第三种立法模式：单行法的模式。因为这不仅符合国际惯例，而且就机动车强责险的立法内容而言，有关保险人经营权归属、经营方式、受害第三人直接给付请求权、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和解参与权等等均有其特殊的规则，且都有别于我国《保险法》的有关责任保险的规定，而刚刚颁布的《条例》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效力低于国家立法机关颁布的《保险法》，属于《保险法》的下位法，而不是其特别法。因此，《条例》中的机动车强责险的规定是不能与《保险法》中的有关责任保险的规定相抵触的，为了克服这一矛盾，强化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立法保护，并体现机动车强责险制度的社会公益性和政策性，笔者认为，应制定统一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使之与《道路交通法》和《保险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相配合，并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机动车强责险的实施细则进行规定，即由中国保监会负责制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实施细则》，从而确立“统一的，体现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和效率原则的”(丁凤楚，2006)机动车强责险法律规范和制度。

三、与相关制度的协调

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来看，单靠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本身，还无法充分地实现对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的保护，因此，在完善该制度的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配套措施，构建以机动车强责险制度为中心的完整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保障体系”。因此，为了真正有效地贯彻与落实机动车强责险制度，笔者建议除了完善该制度的有关规定之外，还要处理好与相关制度的关系，具体措施如下：

(一)处理好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任意保险的关系

机动车强责险是为了使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获得迅速而基本的赔付，以解决其燃眉之急，因此，它赋予了受害人向保险人的直接赔付请求权，并限制保险人不得以对抗被保险人的抗辩事由来对抗受害第三人，这势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保险公司的经营权益，并导致了被保险人与受害第三人之间相互串通骗保的道德风险问题，为了弥补保险人与被保险入和受害人之间这种不平等，各国的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均规定了较低的保险责任限额，大多数国家还规定保险公司仅对受害人的人身损失进行赔付。因此，机动车强责险本身不能给予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以充分的补偿，也就是说这一强制险制度不能对被保险人的全部责任风险进行分散。而广大机动车保有人要想进一步分散其责任风险只有购买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任意保险作为补充。另外，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责险中必须是“保本微利”经营，其利润空间不大，而为了维持和扩大保险公司的经营能力，也需要发展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任意保险事业。因此，为了机动车强责险的发展，就必须处理好机动车强责险与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任意保险之间的辩证关系，不能过分强调机动车强责险的作用，而严重地压缩了保险人的商业利润空间。

(二)处理好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关系

国外的实践证明，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的救助机制决不能单靠责任保险制度，还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社会保障体系。例如日本在实施汽车强制责任保险后，又相继设计了汽车第三者责任相互保险制度和政府管理运作的汽车损害赔偿事业制度，再加上其他已有的社会保险制度，形成了多种制度并存且互为补充的格局[11]。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制度之外，现有的车损险制度、车上人员责任险制度、财产损害险制度和人身意外伤害险制度等保险制度和民事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也应视为该保障体系之一部分。笔者建议，将机动车强责险置于整个车祸受害人的保障体系之内考虑，在设计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费率和责任限制及不保事项时，要与其他制度相互配合，不能过分挤占其他制度的生存空间，造成不必要的冲突与浪费，而应使这些制度相互协调，相互补充，以实现矫正正义和分配正义的和谐统一，建立起完善车祸受害人保障体系。

保险事故范文篇10

关键词：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范围

引言

基于机动车交通事故的为害之烈和机动车事故受害人所处地位之弱，我国在充分借鉴美、英、德、日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之上，经过十年时间的充分论证，终于在今年三月三十日颁布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了机动车交通事故无过错责任、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和社会救助基金制度，借助这一套完整的机动车责任强制保险法律制度(以下简称“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帮扶居于弱势地位的车祸受害人，解决机动车保有者与车祸受害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预防和减少机动车交通事故，缓和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

一、对制度的评述

我国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条、第七十六条规定了“机动车道路交通事故无过错赔偿责任”，同时，《道路交通安全法》又规定了机动车强责险制度，以分散肇事机动车的保有人过重的经济负担和责任风险，保证受害人能够获得及时而有效的赔偿。为配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这一原则规定的实施，国务院于2006年3月30日颁布了《条例》，它共分七章，分别对强制保险的定义、办理的原则、赔偿处理等作了规定。《条例》规定保险公司经营机动车强责险不以营利为目的。在办理强制保险时，投保人有权自主选择具备经营强制保险资格的保险公司。强制保险实行全国统一条款和统一责任限额。强制保险还将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目的是垫付交通事故中的人身伤亡抢救费用和丧葬费用。

(一)制度的特色

《条例》所建立起来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是政府巧妙地借用“市场之手”，加以适当的政策化改造，实现社会正义之目的的成功典范。

之所以说“政府借用‘市场之手’”，是因为该险种完全由普通的商业性保险公司销售和经营，并与任意责任保险配套使用，是任意责任保险的新发展；之所以说“政策化改造”，是因为这种强制保险虽脱胎于任意责任保险，但又不是任意责任保险，而是加入了许多公共政策方面的内容，主要有：(1)强制缔约，机动车的保有人必须投保，而保险公司对于符合条件的投保人也必须承保，为了车祸受害人能得到迅速而基本的赔偿，在合同期间，双方均不得随意解除保险合同；(2)无过错赔付，机动车一方投保了机动车强责险之后，对于车祸之受害人的人身损害即使没有主观上的过失，也要在机动车强责险的责任限额内对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而保险公司也应当及时对受害第三人进行直接赔付；(3)受害人权利的扩张，车祸受害人并不是任意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保险的合同当事人，但是在机动车强责险中，受害人的法律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其法律地位甚至超过了被保险人，成为了机动车强责险中的两大主角之一，而被保险人则从主角之一变成了配角。也就是说，机动车强责险中的受害第三人不但拥有了越过被保险人而直接向保险人请求赔付保险金的法定权利，而且，在特殊情况下还拥有了向社会救助基金求助的法定权利，使其权利的扩张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些都是对“债权相对性”原则的突破，是国家立法基于公共政策的目的而对“私法自治”原则的限制，这在任意责任保险中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国家基于社会公益，还在保险费率厘定、被保险人的范围和监管等方面对机动车强责险的各方主体的权利进行一定的限制，确保“车祸受害人得到及时而切实的赔付”的社会公益目的得以实现。因此，笔者认为完善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是借助市场手段，辅之以政策化改造，以实现社会保障之目的。

(二)制度的优势

《条例》所确立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是对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任意保险这一“私法”制度的“公法化”改造，其优势十分明显：其一，它能够使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受害人得到及时而基本的赔偿，以解决受害人抢救费用上之燃眉之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立法精神，是我国侵权赔偿上一个历史进步。其二，它通过强制广大机动车的保有人都参加这一保险，使某一车祸加害人的责任损失，在全体机动车保有者之间进行分散，从而使这一制度从任意责任保险的个体化的“矫正正义”到整个社会化的“分配正义”的转变；其三，这一制度实行全国统一的保险费率、责任限额制度，十分强调保险公司实行“保本微利”经营方针，并加强这方面的监管，这些举措，实质上是降低了广大投保人的保费水平。它既激励机动车保有人的投保热情，又不损害保险公司的正当利益，实现了“投保人(机动车保有人)—保险公司—受害第三人(车祸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促进该制度的良性发展，更有效地维护了广大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的切身利益，维护了交通秩序，实现社会正义。总之，这一制度坚持用市场手段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政策目标，做到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制度均衡，既不损害市场主体的效益，又维护了社会正义，实现了“有效率的正义”，堪称同类制度之典范。

二、制度本身的不足及其完善

然而，“金无足赤，人无完人”，《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条例》的颁布虽然标志着我国的机动车强责险法律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但《道路交通安全法》仅有两条相关规定，而《条例》全文也仅有四十多条，且内容较粗疏，缺乏可操作性，与其它相关法律法规的兼容性也不足，因而，在许多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被保险人方面的不足及其完善

1．应综合考察被保险人的各项因素，正确厘定保险费率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收入的增加以及汽车价格的下降，总的汽车拥有量将快速增加，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实施机动车强责险，因此，可以预见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市场规模将迅速扩大，各大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也必将更加激烈。同时，国家规定保险公司在经营汽车强制保险时要保持不赢不亏、略有盈利。保险公司和有关部门只有确定尽可能公正、合理的保险费率，才能降低承保汽车强制保险的成本，同时减轻车主的保费负担，使保险公司自身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才能够保障人们的切身利益、减少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为建设和谐社会作贡献。鉴于此，我国《条例》的第八条虽然明文规定了根据被保险人的交通肇事纪录实行弹性费率制，这是我国立法界的一大突破，但笔者认为这还很不够。希望予以进一步完善，加入对被保险人一方的性别、年龄、职业特点、驾龄和驾驶环境等考虑因素，使弹性费率制进一步完善。

2．被保险人的范围的有关规定有待完善

笔者认为，对机动车强责险中的被保险人范围的认定不能过于机械。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发生时的具体情况确定。被保险人不仅指机动车强责险的保单中所载明之被保险人，即指名被保险人，以及其同居之全体家属，还应当包括经指名被保险人或其配偶所许可使用其汽车之人，以及对被保险汽车之使用负有法律责任之任何人，此即额外被保险人(袁宗蔚，2000)。在特殊情形下，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人可能因某一被保险人对另一被保险人有损害赔偿责任而支付保险金，例如指名被保险人出借其汽车于邻居，此邻居开车撞伤指名被保险人，指名被保险人可能提出控诉其邻居所致之伤害，此邻居为保单承保范围内之额外被保险人，保险人应为邻居提出抗辩，并支持任何有利于指名被保险人之判决(袁宗蔚，2000)。再比如，指名被保险人及其配偶各有一车，两车发生碰撞，在此种情形下，配偶一方可能控诉对方，而保险人亦当提出抗辩(DonDewees，1996)。从理论上讲，被保险人和受害第三人之间并没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无论是指名被保险人还是额外被保险人都可以因被保险汽车在经授权的合格驾驶人驾驶时所致的损害而向保险人主张赔偿，从而成为受害第三人。但按照我国现有责任保险条款，指名被保险人及其家庭成员是不能视为第三人的。很明显此条款规定过于机械地理解了被保险人和第三人的概念，将相当一部分人排斥于责任保险的保障范围之外，可能使我国交通事故保障体系出现盲区，故笔者主张第三人和被保险人的确定应当以交通事故发生时为准。

(二)保险人方面的不足及其完善

1．应缩小保险人的责任范围

纵观世界各国的相关立法，很少将车祸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作为机动车强责险的范围。这是因为，机动车强责险的立法宗旨无非是确保受害人能获得及时而基本的补偿，为此，各国均规定，该受害第三人可直接向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人请求支付保险金，而保险人不得以对抗被保险人的事由去对抗该受害第三人，且保险人的经营原则是“不赚不赔”的微利保本经营。这样一来，保险人的利益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对保险人的个体利益进行的一种迫不得已的限制。然而，一个好的民事法律制度必须在矛盾的双方建立一种相对平衡的关系。为此，各国法律大都规定，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人仅对受害第三人的人身损失承担保险责任，而车祸受害人的财产损失不在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障范围之内。但遗憾的是，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却将财产损失也纳入了机动车强责险的赔偿范围，《条例》第二十一条也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按照被保险人因过错应承担责任，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这无疑将大大加重保险公司的责任负担，并最终通过较高的保费水平，转嫁到广大投保人身上，反过来，又会影响机动车强责险的投保人的自觉性，从而，从根本上威胁到这一制度的运行。因此，笔者建议应当对《条例》的相关规定作适当的调整。具体办法是：对财产损害设定免赔额(DeductibleFranchise)或共同保险条款(Coinsuranceclause)。免赔额是指当承保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只赔偿一定数额以上的损失。共同保险条款则规定在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自己必须承担损失的一定百分比。免赔额和共同保险条款是对保险赔偿金额的一种限制，其意义在于减少小额损失之补偿，因为小额损失的理赔费用甚至可能超过实际补偿金额。免赔额和共同保险条款的引入可以有效降低赔付率和理赔费用，进而降低保险费率，所以无论是对保险人和被保险人都具有积极意义。根据机动车强责险着重维护受害人基本权益的特征，对人身损害设定免赔额或共同保险条款违背以人为本的理念，且对人身损害设定免赔额可能诱发道德风险。为了能够请求赔偿，受害人可能夸大人身伤害程度，而医生和律师也会鼓励受害人增加医疗服务而使损失达到门槛标准(GarySchwartz，2000)。但对财产损失设定免赔额或共同保险条款不仅可以减少赔付和降低保费，而且可以通过调节免赔额幅度或共同保险比例起到控制违章，减少事故的防灾功能。

2．保险人不保事项的有关规定应当完善

所有保险合同中皆有不保风险事故之规定，它起到了从反面确定保险人之责任范围的作用。不保事项系指“依合同约定或法律规定不予承保之事项，是对保险契约上保险责任之限制”(袁宗蔚，2000)。有人称不保事项为免责事由或除外责任，广义的机动车强责险的不保事项包括不保第三人、不保风险事故和不保损失等。而狭义的不保事项就是机动车强责险的不保风险事故。

机动车强责险之主旨是为交通事故受害人提供保障，故其风险事故以交通事故为限。但何谓“交通事故”呢?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可见，交通事故应当是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时发生的致损事件，而非因机动车上路行驶带来的损害，即使是与机动车有其他物理上的联系也应列为机动车强责险的不保事故。但《条例》却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笔者认为此规定欠妥，因为这不仅不合理地加重了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责任，而且有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之虞，建议将来在修订《条例》时予以删除。另外，道路交通事故中亦有若干情形为机动车强责险的不保风险事故：第一，驾驶资格欠缺的驾驶员驾车所致之交通事故。如尚未取得驾驶执照或驾驶执照被吊销的人员肇事；第二，驾驶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第三，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交通事故；第四，因驾驶人酗酒、吸毒或服用麻醉药物等原因造成的交通事故；第五，驾驶人或第三人从事犯罪活动引发的交通事故；第六，被保险人自愿在暂时或永久对公众人士封闭的区域参加赛车活动所致损害，受害人也是不能获得无过失保险机制的赔偿的。排除这些事故的原因在于，责任保险中的交通事故应当是通常情况下发生的，而以上情形，或者是当事人故意造成事故，或者是当事人因严重违法行为引发事故，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按照保险原理，故意造成事故或者从事严重违法行为的人是不应得到保险保障的，否则就不利于正确引导人们的行为，造成“鼓励”引发事故或违法犯罪的倾向。另外，当事人故意或严重违法的风险也是保险人在进行风险评估时难以测算的，因此应当将这些事故从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障范围排除出去。当然，将这些事故排除在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障范围之外，并不等于机动车强责险对这些事故中的受害者(尤其是无辜的受害人)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而是应当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首先为受伤的受害人垫付抢救费用。此时，保险人实际上承担着一定的社会保障责任，是保险业社会管理功能的体现。当然，为平衡当事人利益，补偿保险人因此支出的费用，法律应当赋予保险人于事后向责任人追偿的权利。

3．应赋予保险人对加害第三人的代位求偿权

为了更好地保护车祸受害人的公益性目的，《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了保险人在被保险人因故意或违法导致交通事故时，仍然有义务向受害的第三人支付保险金，但有权在事后向被保险人追偿，以保障车祸受害人能够得到及时而基本的赔偿。这一规定与任意性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相比，实际上是增加了保险公司的负担，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也应当在尽可能的情况下，注意适当平衡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应当明确赋予保险人对其他加害人的代位求偿权，以利于机动车强责险制度的健康发展。具体可作如下规定：机动车交通事故如果是由被保险人之外的第三人(即加害第三人)引起的，但依本法应当由被保险人与该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保险人在给付赔偿金额后，应代被保险人向该第三人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其所请求的数额应以赔偿金额为限。如果第三人是被保险人的家庭成员时，保险人无代位请求权，但如果机动车交通事故是由该第三人故意引起的，不在此限。

(三)受害第三人方面的不足及其完善

1．应确定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协助义务

鉴于发达国家均已承认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中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机动车强责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这一规定是对受害第三人对保险人的保险给付直接请求权的确认，是一个立法进步。但笔者认为，仅仅规定了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请求权，还要保证该权利的真正落实，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来看，还应当规定保险人或被保险人对受害第三人行使直接请求权时的协助义务，以增加受害第三人直接请求权的可操作性。如果离开了被保险人或保险人的配合和帮助，法律关于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只能是一纸空文。因此，相关立法必须明确保险人或被保险人的以下职责和义务：

(1)在保险人或被保险人接到受害第三人的索赔请求时，应毫不迟延地通知对方，以便对方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准备，可尽快落实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

(2)在受害第三人行使直接请求权时，还应当明确被保险人的必要协助义务，被保险人应当向受害第三人提供有助于受害第三人的主张权利所需要的材料。例如：提供保险单及其条款、保险人或其人的法定地址、联系方式、允许受害第三人核实的相关文件、向受害第三人提供索赔所必需的其他材料和文件等等。

(3)保险人对受害第三人还应当负有注意义务，即在受害第三人未得到被保险人赔偿之前，保险人不得向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赔款。

(4)明文规定保险人不适用“排斥说明及担保原则”。所谓排斥说明及担保原则，是指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人不得以普通保险合同中的对抗被保险人的事由(即被保险人违反了一般保险合同中的如实说明和担保义务)来对抗受害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从而保证了受害第三人能够得到及时、可靠的赔偿，以实现机动车强责险的立法宗旨。而在一般责任保险中，如果被保险人的陈述不实、隐匿、遗漏、违背担保或欺诈，保险人可以终止保险合同，并拒绝承担保险责任，但这一原则对于法定的机动车强责险却不适用(郑功成，1991)。国外的机动车辆法定保险中，保险人不得因被保险人违反保单规定的赔付先决条件而拒绝承担责任，可惜的是，我国刚刚颁布的《条例》无此规定。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应当吸取国外法的成功经验，增设不适用“排斥说明及担保原则”的规定。

2．应完善受害人的救助基金制度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明确规定要设立车祸受害人的社会救助基金，以进一步扩张机动车强责险中的受害第三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条例》第二十三、二十四条也相应地规定了社会救助基金的适用对象和基金来源。但是，笔者认为还需要对基金的管理机构、征收、赔偿等问题作出进一步的规定，以保证社会救助基金的正常运作。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改进措施可供参考：

(1)关于救助基金来源渠道问题。笔者认为，还应当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验看，除从保费收入、罚款收入和年检费税收入提取外，还有下列途径可供考虑：受害人死亡，且无人继承的机动车强责险赔款；社会捐赠；从燃油税中提取的金额等。其中最值得采纳的就是从燃油税中提取，该来源较为可靠且收取便利，同时缴纳燃油税较多的机动车必然在道路上行驶的时间更长，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也更高，要求其承担更多的基金份额是合情合理的。从燃油税中提取还可能使驾驶量比较大的投保人因为增加成本而减少驾驶。这就会降低和驾驶量相关的交通事故。事实上，新西兰的“无过失保障机制”就是多征收了2％的汽油税(JainesHenderson，1999)。我国可将燃油税列为基金的主要来源之一。

(2)明确救助基金的管理机构是非营利性社会中介组织。笔者认为，车祸受害人的救助基金应由非官方或半官方身份的非营利性组织来管理。因为救助基金来源和使用都是出于社会公益目的，因而不能从中获利，因此以盈利为目的的保险公司无疑是不适合的。而由政府来管理，无疑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并与我国精简政府机构的潮流相违背。因此，由非营利和非政府性的社会中介组织来管理最合适。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最初由司法部管理，后转由运输部、消费者和商业关系及金融协会管理，现由安大略金融服务委员会管理；美国纽约州则专门成立了“机动车辆事故补偿机构”(MotorVehicleAccidentIndeminificationCorporation，缩写MVAI)负责救助基金管理，该机构经法律授权而具有一定的事故仲裁职能，属于半官方主体。笔者建议，鉴于我国目前正在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明确赋予了社会中介组织“介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法律地位”(丁凤楚，2005)，我国由社会中介组织来管理救助基金较为适宜。

3．应建立对受害人的“暂付款制度”

我们知道，在发生了道路交通事故之后，对事故责任人的认定需要一个过程，而对于交通事故的受害人而言，他最急需的是一笔抢救费用。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国外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大都规定了“暂付款制度”。所谓暂付款制度是指在调解机关或司法机关尚未就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范围和赔偿金额作出决定、受害人因此而不能行使直接请求权时，受害人可以向保险公司请求一定金额暂付款的制度(李薇，1997)。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条例》均无此规定，因此，笔者建议我国未来的机动车强责险制度应首先推行暂付款制度，以保证对受害人给予及时的救助。事实上，我国各保险公司现行的做法是：在机动车交通事故发生后，在受害人无力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下，被保险人可以将责任保险卡抵押在医院，以保证对受害人的及时救助。因救助受害人而产生的医疗费用，由医院凭保险卡的账号直接从保险公司划转。在经公安机关调解或依法确定，如被保险人确需承担赔偿责任，则保险公司所预先支付的医疗费用在保险赔偿中扣除；如被保险人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则保险公司对其所预付的医疗费用向受害人追偿。笔者认为，我国保险公司的这种以保险卡抵押救治的方法已经具备了暂付款制度的雏形，有利于对车祸受害人的救治，但由于欠缺法律的明确规定，实践中往往引起很多争议。如：保险公司常常对医疗费用设立较低的限额，妨碍了对受害人的救治；保险公司对受害人的追偿得不到法律保障等等。因此，在我国现阶段应当明确引入暂付款制度，是对上述做法在法律上的确认和规范，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应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监管制度

机动车强责险是由商业保险公司运作的带有强烈社会公益性和政策性的特殊保险，因此，保险监管部门必须加强监管。《条例》的实施也离不开交通运输部门、公安部门、医疗卫生部门等相关部门之间的配合和协调。为此，目前通行的办法是在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监管的同时，成立专业性委员会(或者是联席会议)，对强制机动车强责险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协调和指导。如日本的保险由金融厅管理，但对于汽车机动车强责险(CALI)，另行成立了由相关行业专家组成的(CALI委员会)，它对CALI的实施起到了良好的作用。

在我国，应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对机动车强责险进行统一监管，同时，成立能充分代表各方利益并具有相当专业性和权威性的保险行业协会，以加强保险业的自律管理。笔者认为，该行业协会的组成人员应包括保监会代表、交通管理部门的代表、保险学专家、法学专家、保险公司代表等等，并且，协会“应当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的监督下，对经营机动车强责险的保险公司实行行业自律管理”(丁凤楚，2004)。

此外，为了进一步保障保险人的偿付能力，还可以适当地推行机动车强责险的法定再保险制度，规定保险人对于风险系数过高的机动车，实行法定分保。

(五)应当采用单行法的立法模式

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相关立法相比，我国直接规定机动车强责险制度的《条例》的法律效力等级偏低了。

世界各国强制性的机动车(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主要有三种模式：第一种模式是以道路交通法规规范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此种立法模式的典型代表是英国。英国于1930年在其《道路交通法》中规定了汽车强制责任保险制度。第二种模式是以道路交通法规赋予强制投保的法律依据，再由保险法来作进一步规定。美国的加州即采用这一立法模式。1989年的加州汽车法第七篇：《财务责任法》规定了驾驶人或所有人的投保汽车责任保险的义务，而汽车责任保险的其他事项则由加州保险法规定。第三种模式是由专门的机动车强责险的单行法规范。大多数国家均采用这一立法模式，如日本于1955年制定的《自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我国台湾地区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法》，德国的《强制汽车所有人保险法》，韩国的《汽车损失赔偿保证法》等等(马永伟，2001)。

在各国有关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立法中，以采取第三种立法模式的居多。不仅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如此，就连英美法系国家也有不少，如美国的新泽西州、新加坡、澳大利亚等。采取第一、二种立法模式的尚属少数。

参照多数国家的做法及我国实际情况，我国应当采用第三种立法模式：单行法的模式。因为这不仅符合国际惯例，而且就机动车强责险的立法内容而言，有关保险人经营权归属、经营方式、受害第三人直接给付请求权、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和解参与权等等均有其特殊的规则，且都有别于我国《保险法》的有关责任保险的规定，而刚刚颁布的《条例》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其效力低于国家立法机关颁布的《保险法》，属于《保险法》的下位法，而不是其特别法。因此，《条例》中的机动车强责险的规定是不能与《保险法》中的有关责任保险的规定相抵触的，为了克服这一矛盾，强化对交通事故受害人的立法保护，并体现机动车强责险制度的社会公益性和政策性，笔者认为，应制定统一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法》，使之与《道路交通法》和《保险法》等法律的相关规定相配合，并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对机动车强责险的实施细则进行规定，即由中国保监会负责制定《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实施细则》，从而确立“统一的，体现现代民主、法治精神和效率原则的”(丁凤楚，2006)机动车强责险法律规范和制度。

三、与相关制度的协调

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来看，单靠机动车强责险制度本身，还无法充分地实现对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的保护，因此，在完善该制度的同时，还要建立和完善配套措施，构建以机动车强责险制度为中心的完整的“机动车交通事故受害人保障体系”。因此，为了真正有效地贯彻与落实机动车强责险制度，笔者建议除了完善该制度的有关规定之外，还要处理好与相关制度的关系，具体措施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