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人范文10篇

保险人范文篇1

一、施救义务的法理基础及其属性关于施救义务的法理基础，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一）施救不仅符合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利益，也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危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固然可以从保险人处获得补偿，但是，保险标的发生损失必然会给被保险人的生产或生活造成诸多不便，此种负面影响不会因保险人理赔而径直消除。对保险人来说，被保险人的积极施救行为如能防止或减少损失，保险人承担的赔偿或者给付责任便可降低。就社会公益而言，随着保险人赔偿或者给付责任在整体上的降低，投保人一方支付的保费便可相应降低，危险共同团体内的所有成员因此间接获益。而且，施救行为还可以减少社会财富的净损失，其社会公益色彩相当明显。

（二）被保险人施救通常更具效率论者或谓，保险人同样因施救行为受有利益，为何其不必承担施救义务？这是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保险标的由被保险人一方直接控制，保险事故发生时其和保险标的的距离最近，由其实施救助行为通常最为有效。相反，由于保险人通常只有在被保险人一方履行出险通知义务后方知保险事故的发生，且保险人和保险标的的距离较远，这一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决定了保险人的施救行为常常不是最有效率的。基于上述两点考虑，大多数国家的保险法明文规定被保险人负有事故发生后的施救义务，该义务因此属于法定义务，也有一些立法例将施救义务定为约定义务。在英国保险法中，对于除海上保险以外的其他保险，法律并没有规定被保险人负施救义务，保险人如希望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能够尽力减少损失，则必须在保险合同中予以约定。①我国台湾地区《保险法》第33条仅规定保险人应偿还被保险人为避免或减轻损害之必要行为所产生之费用，并未将施救规定为被保险人的义务。不过，在我国台湾地区的保险实务中，保险契约中一般都有被保险人应履行施救义务的约定。通常认为，保险法虽无明文规定施救义务，但可将其视为源于保险法理的隐藏性义务之一，保险条款如果约定了此项义务，其效力应可肯定。②两相比较，鉴于施救义务所具备的积极意义，将其设置为法定义务而非契约义务或许更为合适。

二、施救义务存在的险种范围

关于施救义务存在于何种保险中，各国保险立法规定不一，综合起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两种立法模式：

（一）存在于损害保险（财产保险）中这一模式的代表国家有日本和韩国。《日本商法典》将保险分为损害保险和生命保险两大类型，施救义务被规定于其《商法典》的第660条，该条属于“损害保险”一节，“生命保险”一节中没有类似条文。《韩国商法典》将保险分为损害保险和人身保险两种类型，规定施救义务的第680条属于“损害保险”一章，“人身保险”一章则未规定此项义务。在我国《保险法》中，规定施救义务的第57条归属于“财产保险合同”一节，“人身保险合同”一节中并无类似条文，由此可知，我国采取的也是这一立法模式。

（二）存在于损害保险和部分人身保险中这一模式的代表国家是德国和以色列。2007年修订的《德国保险契约法》，其第二章“损害保险”中的第62条规定了被保险人的施救义务，第三章“人寿保险”中没有类似条文。但是，属于第四章“伤害保险”的第183条重申了这一义务：“被保险人应尽可能避免与减少伤害的结果，若无不合理的要求，被保险人应听从保险人的指示……。”《以色列保险契约法》将保险分为三大类型，即人寿保险和意外、疾病与伤残保险以及损害保险，其中损害保险又进一步区分为财产保险和责任保险。关于施救义务的明确规范是属于财产保险部分的第61条；同时，依据该法第54条和第67条，第61条的规定也适用于意外、疾病和伤残保险以及责任保险。总体上看，虽然各国对于保险的分类存在相当的差异，但两种立法模式均承认，在具备损失补偿性质的财产险中，被保险人应负担施救义务，只是对人身险中是否应存在该项义务的立场不同。那么，人身险中是否应规定施救义务呢？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解答不能脱离施救义务的立法宗旨。众所周知，确立施救义务的目的乃是督促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损失的发生或进一步扩大，如果保险事故的发生根本不会给被保险人一方造成损失，施救义务自然没有必要存在。在此方面，人寿保险中的生存保险即是适例。生存保险以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约定期间届满时仍然生存为保险事故，其目的是使被保险人在一定期间后可以领取保险金，以满足其生活等方面的需要。③在生存保险中，保险事故的发生并不会造成被保险人的损失，施救义务显然无从谈起。除生存保险外，人寿保险中还有死亡保险，其以被保险人在合同约定期间内死亡为保险事故。与生存保险不同，死亡保险中保险事故的发生确实给被保险人一方造成了损害。尽管如此，死亡保险中也不可能存在施救义务，因为死亡保险只以被保险人的死亡为事故，事故既已发生，被保险人如何还能施救？此时规定施救义务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因此，人寿保险因其性质的限制，被保险人履行施救义务要么没有必要，要么已不可能。前引德国、以色列保险立法虽然承认施救义务可于伤害保险等人身保险类型中存在，但两国均排除了这一义务在人寿保险中的存在，这一立场殊值赞同。那么，意外保险和健康保险中可以存在施救义务吗？尽管属于人身保险，但这两种类型的保险也具有一定的损失补偿的性质，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后，通过采取必要、合理的措施，往往能够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如病情加重或者伤势恶化，从而也可减少保险人的给付责任。因此，被保险人原则上应承担施救义务。综上所述，除人寿保险以外的其他类型人身保险也应规定施救义务，上述第二种立法模式要更为合理，未来我国在修订《保险法》时不妨借鉴。不过，即使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如果意外伤害或者健康保险合同约定被保险人应负施救义务，这一约定当属有效。

三、施救义务的履行方式

若施救义务仅为契约义务，被保险人如何履行该义务应取决于保险契约的约定，本文不对此进行研究。在大多数国家，施救义务为法定义务，因此其履行方式也由法律直接规定。然而，各国在这方面的立法亦存在明显的区别，大致有三种模式：

（一）主动履行模式

主动履行是指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即应主动采取积极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这一义务的履行不以保险人作出指示为前提。日本、韩国和我国《保险法》实行的都是这一模式，如《日本商法典》第660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尽力防止损害的发生……。”

（二）被动履行模式

被动履行是指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按照保险人的指示履行施救义务，但不必主动施救。在这一模式下，被保险人应在事故发生后履行出险通知义务，至于如何施救则静待保险人的指示，如果保险人未给出指示，则被保险人实际上不用承担施救义务。在笔者掌握的资料中，只有以色列采取这一模式，《以色列保险契约法》第61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或发生后，对于被保险人按照保险人指示的合理措施可以防止或减少的损害，保险人不负支付保险金的责任。”该条从侧面表明被保险人的施救义务以保险人的指示为前提。

（三）混合模式

这一模式其实是前两种模式的混合，即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应主动施救，并在保险人作出了指示的情况下依照指示为救助行为。德国采取这一模式，《德国保险契约法》第62条第1款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有尽可能防止或减少损害并遵照被保险人指示的义务；如果情况允许，被保险人应请求保险人指示。如有多数保险人且其指示互相对立时，被保险人应依照合乎其义务的判断行事。”此外，《拉脱维亚保险契约法》第23条也有类似规定。总体上看，前两种立法模式可谓各有利弊。主动履行模式的优势在于效率较高，但弊端在于：

（1）施救有时需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背景，而被保险人通常为一般公众，其未必具备这种能力；

（2）被保险人在事故发生后常常处于紧张、慌乱等情绪中，采取的救助措施可能不是最佳的应对措施，甚至可能出现“火上添油”的现象；

（3）若保险人指示被保险人如何施救，被保险人是否必须按照指示处理？若被保险人不接受指示，而结果证明其自救行为并不合理，保险人是否可以拒赔？围绕这些问题往往容易引发纠纷。相反，被动履行模式的优势在于可以确保救助措施的专业性。但是，被保险人和保险人的沟通联系必定产生时间成本，这也会造成最佳救助时机的贻误。有鉴于此，德国和拉脱维亚保险立法采取混合模式，这种做法在最大程度上吸取了前两种模式各自的优点，同时亦避免了其弊端，应当说是一种最为合理的制度设计，我国《保险法》也应当从主动履行模式转变为混合模式。

四、施救费用的补偿

为激励被保险人积极施救，几乎所有国家的保险立法均明文规定，保险人应承担被保险人在施救过程中支出的费用，即“施救费用”。同时，为平衡保险人和被保险人之间的利益，保险人仅对“必要的”或“合理的”施救费用方有补偿义务。在各国保险法中，施救费用的补偿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一）施救行为是否必须产生效果

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虽然采取了施救行为，但未能防止或者减少损害，此时保险人是否应补偿施救费用？一些国家的保险立法明文规定，施救费用的补偿不以施救行为产生效果为前提。例如，《德国保险契约法》第63条规定：“被保险人根据第62条所支出的费用，即使未发生效果，如果依据当时情形，被保险人认为该费用为必要时，保险人应予以偿还。”《以色列保险契约法》61条（b）和《意大利民法典》第1914条皆有类似表述。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保险立法并未有上述规定。当然，保险契约通常也不要求施救行为必须产生效果。但是，如果保险契约中出现了此类约定，其是否有效？笔者对此持否定意见。施救行为是否能够产生积极效果往往在施救当时难以准确判断，有效果才补偿的做法将置被保险人于两难境地。如果施救，可能要自己承担施救费用；如果因担心“自掏腰包”选择不施救，则会被认定为违反施救义务。显然，这种做法不合理地加大了被保险人的负担。为避免理论上可能出现的争议，我国《保险法》应明确规定补偿施救费用时无须考虑施救行为是否有效果。

（二）施救导致的损失和责任是否补偿

施救行为可能导致费用的支出，也可能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甚至是因损害第三人利益而产生对第三人的责任。在法律上，“费用”一词通常并不包括“损失”和“责任”在内。那么，保险人是否应对施救行为造成的损失和责任承担补偿责任？从立法规定施救费用补偿的原意衡量，施救行为所产生的费用、损失或责任，应无区别地受到补偿。但从各国保险立法观之，保险人需要补偿的通常仅限于费用，而不包括损失或责任，即保险人通常没有补偿损失和责任的法律义务。仅有《以色列保险契约法》第61条（b）要求保险人还应对责任作出补偿，“保险事故发生时或发生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为避免或减少损害而发生的合理费用，或为该目的而合理承担的责任，无论损害是否避免或减少，保险人均应补偿。”根据我国《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仅承担费用补偿的义务，因此，只有在保险合同有约定的情况下，保险人才需补偿损失或责任。实务中，财产险条款一般会约定由保险人承担损失的赔偿义务，如依据《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财产险基本险条款》第5条，在发生保险事故时，为抢救保险标的或防止灾害蔓延，采取合理的必要的措施而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也负责赔偿。但对于被保险人向第三人承担的责任是否补偿，国内现行保险条款基本没有涉及。因此，《保险法》应在修改时将损失和责任明确纳入保险人的补偿范围。

（三）补偿费用是否有最高限额

由于发生原因和性质上的不同，施救费用一般是在保险金之外另行计算，保险金加上施救费用，总额可能超过保险金额。按照德、日、韩等多数国家保险法，保险人对此应予承担，如《日本商法典》第660条规定：“……必要或有益的费用及补偿金，合计虽超过保险金额，也由保险人负担。”从该规定推断，施救费用本身是不受额度限制的。《以色列保险契约法》第61条（b）更加鲜明地反映了这一态度：“……无论何种情况，费用或责任超过保险金额的，保险人也有补偿义务。”相反，我国和拉脱维亚保险立法为施救费用设定了最高限额，即不得超过保险金额。《拉脱维亚保险契约法》第23条（2）规定：“除保险契约另有约定外，救助费用不应超过保险赔偿金额，”这一规定属于任意性规则，和我国的规定显有不同。由于施救费用的补偿不强调行为效果，如无限额，保险人的责任可能过重。同时必须看到，社会生活情事异常复杂，被保险人的施救费用如果不是一次性投入，那么在施救费用接近保险金额时，被保险人可能因存在额度限制而放弃施救，导致功亏一篑。因此，法律应为补偿费用设置最高限额，但法定限额不应是强制性规则，应赋予当事人另行约定的空间，拉脱维亚的规定总的来说更为可取。另需指出的是，施救费用的额度限制仅应针对被保险人主动施救的情况，在按照保险人指示施救的场合，所发生的一切必要、合理的费用，即使超过保险金额，也应由保险人负担。

（四）第三人施救时的费用补偿

当施救行为人是被保险人以外的第三人时，其施救行为构成了民法中的无因管理。根据各国民法的规定，该第三人有权要求被保险人偿付由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那么，被保险人在偿付此项费用后，是否可以要求保险人补偿？有观点认为，保险人应当承担，但对具体理由未充分论证。④笔者认为，施救费用补偿是为激励被保险人积极为救助行为，第三人施救产生的费用本不应纳入补偿范围。但在此种场合，保险人因此减轻甚至免除了赔付责任，如果不向被保险人补偿将构成不当得利，即使否认被保险人在保险法上的请求权，被保险人仍可依据不当得利向保险人提出请求。为避免法律关系不必要的复杂化，我国《保险法》不妨直接规定，被保险人在向第三人偿付施救费用后，可向保险人请求补偿。

五、违反施救义务的法律后果

保险人范文篇2

关键词：保险；告知义务：保险人失权

《北京晚报》曾有过这样一篇报道，1993年11月，高女士通过人投保某人寿保险公司的全家福联合寿险。在签约前。人向高女士出示了“个人寿险投保须知”。而后高女士在保险公司代其丈夫在“被保险人”一栏中签名做保险人是高女士及其丈夫)，并未受到在场的人的反对。1999年9月21日，高女士的丈夫因哮喘急性发作而死亡。高女士向保险公司索赔，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法》第56条“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合同，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并确认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做出了拒绝给付保险金、退还保险费的决定。

本案中，高女士虽然是在未得到其夫同意的情况下签订合同的，但保险公司对于此事实却是知悉的。如果保险人在合同订立时对影响合同效力的事实不予否认，事后特别是在事故发生后再主张，那么显然对被保险人、受益人不利。这正是保险人失权在中国缺失导致的。

一、保险人失权的内涵

作为舶来品，学界对保险人失权在概念表述与具体内容界定上，存在不同的理解。保险人失权，是台湾地区学者惯常使用的表达方式，大陆地区译法又不同，如失权、保险人禁止抗辩、禁止反言等。笔者认为，应在保险法领域对保险人失权进行独立界定与规范，以解决现实的迫切需要为宗旨，用最简单明确、易于操作的方式将其纳入保险法。

本文认为，保险人失权即指保险人已知被保险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违反条件或保证而明示或者默示地向被保险人表示保险合同有效，被保险人不知保险合同的瑕疵事实而信赖保险人的行为的，其后保险人不得再以此事由对被保险人的请求予以抗辩。

二、国外立法现状概要

保险人失权以保险人告知义务为基础，这里的告知义务不同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目前，一些国家的立法将“告知”界定为说明义务，或将告知义务人仅限于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义务，如中国保险法上所谓“告知”是指保险契约订立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所作的口头的或者书面的陈述；而在日本保险法和其他的行政法规中，告知义务者乃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对告知义务狭隘的理解，使得保险人失权制度失去了理论支撑，事实上，保险人也负有告知义务，其不履行义务的直接后果就是“失权”。

“告知”指对属于秘密的或不为他人所完全明了的事实的披露。保险人的告知义务以疑义不利解释规则、合理期待规则等为法理基础。具体而肓，疑义不利解释原则确立了当“用语有疑义时，应对使用者为不利益解释”的规则。对保险人来说，在以疑义条款采何种解释为争点的诉讼中欲获取胜诉，保险人必须向法庭证明它所提出那种解释是本案争议条款唯一合理的解释。如此规定促使保险人在与投保人订立合同之初，就充分地履行告知义务。从合理期待规则的角度讲，它要求从一位合理的外行投保人的角度去考察他的合理期待应当是什么，这种解释无疑赋予了保险人更多的义务。否则就要承担如失权一般的法律后果。

在英美法系国家，保险人的告知义务反映在多方面，然而，即使在英美法系内部，告知义务的具体要求也是不同的。如对于保险人是否负有事先通知支付陆续到期保险费的法律义务方面?英国保险人不存在这样的义务，至今英国保险法仍没有正式确定保险人告知义务及其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效果的强有力判例法律。只是在1980年，英国法律委员会第104号报告中有所涉及，并得到了一些保险公司在实务中的应用。而在美国，不仅多数州有这方面的要求，并早有实践。

在大陆法系国家，保险人失权于德、日应用甚广。如德国法对于格式保险条款订人合同前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保险期间保险人法律效果通知义务等都有规定；日本保险法关于保险人失权的规定主要通过与变额保险相关的保险判例践行。根据日本金融监管当局的规定，在向有投保愿望的顾客进行说明时，必须向投保人履行几项具体的说明义务，否则由于误导而给投保人造成了损失的，应向投保人赔偿损失，充分履行保险公司的说明义务是预防纠纷及诉讼发生的最有效的办法。未充分履行说明义务的结果是不得援用相关的条款或理由进行抗辩，造成失权的后果。

三、在中国构建保险人失权

保险人失权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二百多年前，曼斯菲尔德大法官在Carterv.Boehm(1766]案判决中确认了诚信义务对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均有约束力，保险人失权使得这一抽象的原则在保险法领域转化为更具可操作性的规则。实践中，保险人失权是解决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投保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一条出路，众多保险纠纷案例提示，不是投保人不愿意遵循保险合同下的义务，而是不知道、不了解其行为的法律意义，也不知道如何依法遵从告知义务。从公平的角度讲，有必要对专业知识欠缺的一方给予制度上的救济。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保险人失权都有存在的必要。

目前，中国《保险法》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第17、18条。但此种“告知义务”是为投保人设定义务，旨在调整投保人不如实披露有关信息的法律反果，它为投保人应用保险人失权来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其适用却仅限于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严格来讲，中国没有保险人失权制度。而建立保险人失权制度，才能够有效地解决本文开篇所提案例中面临的问题。

在适用条件方面。保险契约以双方当事人善意为基础，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欲适用保险人失权须证明：

(1)保险人或其人曾就订立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事项，为虚伪的陈述或行为；

(2)此项伪陈述或行为的目的是在预期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信赖，或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信赖，并不违背保险人的意愿；

(3)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曾善意信赖此项陈述或行为；

(4)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信赖保险人而做出某种行为，并因此而导致自己受损害。所谓善意，指投保人不知道保险人之陈述为虚伪，这是其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失权制度存在的基础。

在适用范围及限制方面。一般来说，保险人交付保单时。明知保险合同有违约、无效、失效或其他可以解除的原因，仍交付保险单，并收取保险费；在投保人不具有保险利益而为他人投保时，如果保险人已经知道该事实，并明示或默示的放弃抗辩权或者向被保险人表示合同有效的，在发生保险事故时，就应当适用保险人失权原则，维持保险合同的效力。以上情况都会产生失权效果，然而，保险人失权的适用也不是无限制的，以美国为例，根据大多数州法律规定，如保险合同已经明确规定了除外责任或者责任免除，保险合同任何一方的“失权”不会使这些已经被排除在外的责任再包括到保险合同中来。

保险人范文篇3

保险人对投保人作出的“投保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损失，保险公司全赔”的承诺，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有权要求保险人按口头承诺承担赔偿责任。

案情

2004年1月15日，原告周国用为自己的豫F05818号桑塔纳轿车在被告天安保险河南分公司投保了汽车碰撞险、第三者人身伤害责任险等险种。当时，被告中世瑞保险鹤壁分公司作为保险公司的人，向周国用作出承诺：投保车辆发生保险事故后产生的损失，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保险公司全赔。周国用遂向中世瑞保险鹤壁分公司缴纳保险费5659元，天安保险河南分公司向周国用签发了保险卡，载明第三者人身伤害责任险和第三者财产损失责任险的保险责任限额均为50万元。2004年1月26日，保险车辆与王保亮、王晨苗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车辆自身的维修损失为4469元。王保亮、王晨苗向周国用提起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诉讼。诉讼期间，中世瑞保险鹤壁分公司仍表示：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有票据的，保险公司全赔。此案经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判决，周国用共赔偿王保亮、王晨苗各项损失104592.22元，承担诉讼费用3602元。由于天安保险河南分公司拒不按全额向周国用理赔，周国用提起诉讼，要求二被告全额赔偿上述各项损失。

裁判

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在原告周国用向被告中世瑞保险鹤壁分公司发出投保要约，中世瑞保险鹤壁分公司作出“投保车辆发生交通事故后，只要符合法律规定的损失，保险公司全赔”的承诺时，本案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原告向被告交纳了保险费用，被告向原告签发了保险卡，且双方之间的约定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被告天安保险河南分公司提出的“原告已收到保险单和保险条款，应严格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责任”的抗辩意见，因无相关证据支持，不予采信。中世瑞保险鹤壁分公司根据天安保险河南分公司的授权代办保险业务产生的责任，应由天安保险河南分公司承担。依照合同法第八条、第六十条第一款，保险法第二条、第五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由被告天安保险河南分公司全额赔偿原告周国用各项损失112663.22元。

一审判决后，天安保险河南分公司不服，向河南省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鹤壁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

保险人范文篇4

摘要：以被保险人的存在场合及确定为研究起点，归纳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设置。追踪被保险人权利的立法新发展，揭示被保险人与保险利益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关系。被保险人存在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关系之中，对其法律地位的探讨以被保险人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特质为外延。同时，以被保险人与一般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比较，界定被保险人特殊的法律地位。

《保险法》于2009年2月28日修改并已经开始实施，这次对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改与日本2008年保险法从商法典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部门法在时间上比较接近，日本《保险法》立法原则中包含的“强化对投保人方的保护”与我国《保险法》修改中“对被保险人的保护理念相映成趣”。二者虽然在具体制度上包含很多方面的规定，但均涉及到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界定这一问题。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中特殊的主体，在合同法领域难寻与之对应的主体制度。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虽然广有提及，但向来缺乏理论层面深入而系统的关注，导致了规范层面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角度观之，几乎涵盖全部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制度设置凸显被保险人的特殊地位；从与保险合同其他诸要素的关系角度观之，被保险人处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核心；从与合同法的基本理论衔接及比较角度观之，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差异颇大。

一、被保险人存在场合及确定方

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的存在情况并不相同。

(一)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存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自己利益保险，也存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他人利益保险，比如海、陆、空的旅客运送业和仓库业的财产保险合同。另外，以第三人为被保险人的财产保险还经常发生在国际贸易中，比如以CIF为条件的交易。

(二)人身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

人身保险中存在投保人以自己的生命投保的情况，也存在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投保的情况，被保险人是以其生命作为保险合同标的的人。与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不同，除了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标的之间的保险利益要求之外，人身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有保险利益的要求。

(三)被保险人的确定方式

被保险人必须在保险合同中做出明确规定，确定的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明确列明被保险人的姓名或名称被保险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法人无生命健康可言，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以自然人为限)被保险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姓名。被保险人是法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名称被保险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每个被保险人应当一一载明。

其二，以变更合同条款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增加一项变更被保险人的条款，一旦该条款约定的条件成立，候补的主体自动成为被保险人，取得被保险人的地位。比如财产的承租人或者受托人作为候补的被保险人，承租人或受托人变更后取得与原被保险人相同的资格。

其三，以扩展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这种方式不直接列明被保险人，也不以排序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而采取扩展的方法，使一定范围的人员都具有被保险人的地位。

二、我国《保险法》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规定

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1］(P37)值得注意的是，投保人并非所有时候都是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而不是投保人成为保险合同权利义务设置的核心主体存在被保险人的场合，我国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抛开了投保人而直接以被保险人为中心展开。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的有无以被保险人为衡量主体我国《保险法》第48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赋以被保险人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1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赋以被保险人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赋以被保险人减灾防损的义务我国《保险》57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5)以被保险人为保险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我国《保险法》第60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为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基于被保险人的存在，产生一系列不同于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对作为标的的被保险人的生命和健康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各国保险法中对于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的范围采取不同的立法方式：列举主义立法、同意主义立法以及列举主义和同意主义结合立法。我国采取第三种方式，即法律直接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的人员具有保险利益，同时规定经过被保险人同意的也视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第34条第1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和质押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第34条第2款规定，按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和质押。被保险人拥有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权利，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和投保人指定和变更，但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必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①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的最终归属权。如果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认；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②

由上可见，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具有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签订的同意权；被保险人指定、变更受益人的权利；被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的权利；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或变更受益人的权利；被保险人的义务包括：如实告知义务；减灾防损义务；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危险发生通知义务。可见，保险合同中除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外几乎所有的权利和义务主体都包含被保险人。

三、被保险人权利义务设置的原因

从保险合同订立的终极目的——受领保险金这一结果观察，保险合同利益最终归结为保险金的请求权上，任何其他的权利义务设置均服务于这一核心权利的实现。在保险合同构筑的权利体系中，保险金请求权居于核心地位。对被保险人权利义务渊源的判断应该以其对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情况作为重要标准。

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被保险人对保险利益的所有者地位应否使其成为保险合同中的系列权利与义务的承受者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者?这一问题的探究以保险利益为起点，以保险合同利益为终点。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功能相异：保险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防范道德风险③，保险合同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彰显保险的保障功能，二者在保险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卫道士”与“弄潮儿”的角色。在被保险人法律地位这一问题上，二者发生交集。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的决定关系是前者决定后者抑或后者决定前者?学术界相关论述乏善可陈，依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合同标的的归属决定合同利益的归属，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享有广泛的合同权利以及合同处分权利。当然，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也是合同的订立主体，而在保险合同中，情况较为复杂。合同标的的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的订立主体投保人，基于种种原因不同一，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于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法律规范的设置似乎倾向于后者，即将合同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这样，与合同的订立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一般原理相背离，但是与合同标的的归属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主张又保持一致。依笔者拙见，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而非相反，理由如下。

其一，道德危险的防范价值序列居前，保险产生的经济利益位列其后。

以历史的角度，对保险运营过程经济利益的追求是保险业的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道德危险的防范与保险的运营相伴相生。尤其在保险业已经较为成熟的今天，防范道德危险已经成为各国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被保险人存在的场合，对被保险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在立法价值排序上位居前列，而对投保人和保险人经济利益的保护位居其后。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而将保险合同利益赋予投保人极易产生道德危险。故此，拥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应当享有保险合同利益。

其二，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包含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意思。

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负有交付保险费之义务，并非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害之人。”［2］(P126)财产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请求权；人身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生存的，由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被保险人死亡的，由受益人取得保险金。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初，已然决定了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并非自己。可见，投保人以被保险人的财产或人身投保的场合，具有将保险合同利益让渡的主观目的。这种让渡，于财产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人身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受益人与保险人的法律关系只是在被保险人死亡时才发生。”［3］(P57)被保险人生存时，保险合同利益归其所有。综合所有保险类型，法律确立了投保人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主观目的，被保险人为保险合同利益归属的不二人选。

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作为“损失保险合同上的受益人”拥有保险金请求权。投保人虽然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但由于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保险金的请求权即保险合同利益归被保险人所有。在人身保险中，保险金受领人最终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其与被保险人并非始终同意。不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请求权与保险利益的拥有者应该保持一致，否则易于引发害及被保险人生命和身体的道德危险。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法律直接规定保险金的请求权属于受益人。延及受益人地位的确定——直接或者间接源于被保险人的指定或同意并且，在无适格受益人的场合，保险金归属于被保险人的财产。就此，可以得出对人身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主体的判断，无论最终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主体为何——被保险人、受益人抑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保险合同利益应归被保险人所有。

保险利益的归属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利益也应归其所有，此为被保险人拥有广泛权利和广泛义务的原因。

四、日本《保险法》中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创设

在2008年修改的日本《保险法》中，新增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规定于死亡保险合同、伤害疾病定额保险合同以及伤害疾病损害保险合同缔结后，发生一定事由时，被保险人可以向投保人请求解除该保险合同的权利。《保险法》中并无此规定，保险合同的解除权属于投保人。依据合同法一般原理，合同的当事人有权在合同中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或者经由事后的协议解除业已生效的合同，或者法律规定的事由出现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法》中由投保人享有合同的解除权的规定无疑是对合同法一般原理的遵循。为在保险合同的稳定性与被保险人利益保护间创设平衡点，日本《保险法》增加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制度规定被保险人有解除合同的请求权，该请求并不直接导致保险合同效力的终止，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被保险人可以提起以投保人为被告的“以裁判代替债务人的意思表示”的诉讼，通过法院的裁判获得确定判决，以此代替投保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4］(P33)日本《保险法》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与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关系发生变化时直接赋予被保险人合同的解除权无异，从而将被保险人的权利延伸到影响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这种做法深具合理性：投保人以他人生命缔结保险合同的场合，被保险人的生命权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出于尊重被保险人人身权、维护被保险人生命利益以及防范道德危险的考量，投保人享有的保险合同解除权应当受到被保险人的制约。

一方面，人寿保险合同的长期性决定了当事人会出现基于情势变化产生解除合同的需求。投保人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的保险金受领权因之消失。人寿保险合同多以被保险人的年龄为基础订立，被保险人年龄越大，发生死亡的几率越大，投保的保险费率也越高出于控制风险的考量，被保险人超过一定年龄的，寿险公司甚至不予承保。可见，投保人任意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会侵害被保险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关系的变化可能导致投保人订约时存在的保险利益其后丧失，比如夫妻关系的终结。此时，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保险合同继续有效，无疑会对被保险人的生命构成极大的威胁，增加道德危险发生的几率。如果直接赋予被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又会与投保人的利益及其当事人地位发生冲突，造成合同解除权享有主体与合同主体不同一的矛盾。

五、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各要素的关系特质

(一)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可以概括为其财产利益或生命、身体、健康等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可见一斑。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体现为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合同标的的权利人。在现行的法律体系内，这些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第一、现有利益；第二，基于现有利益产生的期待利益；第三，基于某一法律上权利基础而产生的期待；［5］(P21)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利益关系直接影响和决定了被保险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财产保险中，遵循填补损害的原则，保险目的即是填补发生保险危险时实际遭受损失之人的损害。投保人虽然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未必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利之所在，损害之所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符合保险的存在目的而保险合同的订立以保险标的危险的评估为基础，所以《保险法》中规定被保险人和投保人一并承担旨在揭示保险标的危险状态的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合同的存续以保险标的危险范围的维持为保障，对被保险人减灾防损义务的规定即是控制危险程度的措施。至于被保险人危险发生的通知义务等均以保险金请求权的实现为目的。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各国立法对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关系规定存在差异：一种是同意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或身体投保必须经过该人的同意；一种是保险利益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之内人具有保险利益，在投保非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的人身保险时不必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即可直接投保。我国采取的是第二种立法方式，一般的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可以直接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这样的规定避免了简单的同意主义立法程序上的繁琐与不便，对倡导社会主义道德发扬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友爱精神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同时也兼顾了对被保险人人身权的尊重与道德危险的防范。但是，这种立法易于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即认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具有保险利益实质上，被保险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属于被保险人的专属权利，法律无由规定这些权利转归他人所有保险法中有关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人员具有保险利益的规定仅仅是出于法律对被保险人真实意思的推定，即认为一定范围的被保险人具有让渡以自己生命或身体投保权利的意思，

(二)被保险人与保险金请求权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填补损害的保险原则决定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失之人为保险金受领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决定了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因而保险金请求权应当属于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给付来源于保险费的累积而投保人是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的人。同时，人身保险合同以被保险人的生、老、死、葬为保险责任，保险金的给付以被保险人的生命、身体状况为条件。保险金请求权属于投保人抑或属于被保险人?我国现行立法并无明确规定。依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投保人应当具有保险金请求权，但人身保险合同的特性决定了该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与合同的订立主体并不同一。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被保险人虽然通过同意或者法律规定的方式让渡了以其身体投保的权利，但这种让渡包含了自己受益的内容基于防范道德危险的目的，应推定投保人具有使被保险人受益的意思。如此，人身保险合同订立的基础方符合被保险人人身权的保护以及公序良俗的需要。可见，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非被保险人莫属，其他人(包括投保人)均无由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在被保险人死亡的场合，保险金的归属表面属于受益人，受益人对保险金的取得属于依法律规定的原始取得。但是，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权掌控在被保险人手中，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均须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方可生效。可见，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主体以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决定，即被保险人享有以生前意思决定保险金享有主体的权利，与被保险人对其遗产的处分类似在无适格受益人时，保险金归入被保险人的遗产(而非投保人的遗产)。可见，法律倾向于将被保险人规定为保险金的享有主体，惟顾及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的保险合同当事人地位，未予以明示而已。

(三)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不在保险合同的考察之列，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原因关系亦不影响财产保险合同的效力。追究其中就里，无非商贸上之联系与人情上之赠与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依法明示，或为情感上至亲之人，或为金钱上联系紧密之人。以防止为初衷的保险利益原则在英国《1774人身保险法》，通常称为《反法案》中表述为：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以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为条件，否则该合同无效。而这种保险利益除投保人对自己的生命外，以“被保险人的死亡造成其法定或事实上财产权利的实际或可能的丧失或减少”［6］(P22)为标准。我国《保险法》未规定这一标准，所列举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员涉及情感上的联系也涉及经济上的联系。

(四)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源于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自治，法无规制必要。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保险法以外，世界各国保险法均未规定受益人对被保险人须有保险利益。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利益规定已经能够实现禁止与防范道德危险的功能，并无必要对受益人附加保险利益的限制，应当将其决定权完全交由被保险人。

(五)被保险人与保单所有人的关系特质

保单签发后，对保单拥有所有权的个人或组织为保单所有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单没有现金价值，以自己的财产投保的，投保人自己即为保单所有人；以他人财产投保的，被保险人为保单所有人。很多人身保险合同具有储蓄性，保险单具有现金价值，可能出现基于保单财产性的转让或质押。如此，保单所有人可以是受益人，也可以是被保险人，还可以是除受益人、被保险人以外的任何人。

六、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的比较

依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的相对性决定了合同的当事人是合同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其他主体一般不享有合同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只有合同一方当事人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作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第三人利益合同虽然被许多学者称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典型代表，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在权利义务设置上存在诸多不同。

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订立有参与的权利，在一定条件下，保险合同的生效以被保险人的同意为要件。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不是缔约当事人，不必在合同上签字，不需通过其人参与缔约。被保险人除了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之外，必须承担许多义务，其中既包括先合同义务(如实告知义务)，也包括合同义务。(保险事故发生的通知义务等)，还包括法定义务(减灾防损的义务以及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等)。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并非源于投保人的指定，而是源于保险法的直接规定，并且这种请求权可以经由对受益人的指定而归被保险人以外的受益人享有。同时，在没有适格受益人的情况下，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继承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享有的受益权是受合同当事人指定的，只能由该第三人享有，不能任意转让和继承。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必须事先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订立事先无需通知或征得第三人的同意。④

综上可见：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是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者，也是对保险合同标的拥有保险利益的人。同时，除了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之外，被保险人需承担保险合同中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几乎涵盖了保险合同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将被保险人简单的视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第三人显然不能适应被保险人的利益需求，也无法满足保险法对被保险人偏重保护的立法目标。与投保人相比，被保险人不享有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也不享有保险合同解除后追回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权利。但日本《保险法》中新增的被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请求权，将被保险人的权利扩张到影响保险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如果说某一主体的法律地位是由该主体的权利义务反映和决定的，那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被保险人已经具备了超出一般合同第三人的类当事人地位。

参考文献：

［1］［日］石山卓磨.《现代保险法》［M］．东京：成文堂，2005．

［2］林群弼．《保险法论》［M］．台北：三民书局，2006．

［3］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孙祁祥．《保险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保险人范文篇5

关键词: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免责条款;投保人声明

一、问题的提出

原告是一家木材公司，2016年，原告向被告投保财产保险。被告提供的投保单第二页有免责条款约定，“简易建筑仅在火灾的情况下才进行理赔”。投保单末页有“投保人声明”一栏，内容为投保人已充分理解并同意投保。原告在“投保日期”处盖章，但未在“投保人声明”左下角的“投保人盖章”处盖章。2017年2月，原告工厂大棚因大风原因受损，被告主张该大棚属简易建筑，仅在火灾情况下才予以理赔，因而拒绝赔偿。一审法院认为，原告仅在免责条款声明处加盖了公章，且声明未解释免责条款，不足以证明保险人已经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是以该免责条款无效，被告应当就原告受损大棚予以赔偿。二审则判决原被告各承担部分责任，认为原告加盖公章行为表示其已知晓相关免责内容;但“简易建筑”是保险专业术语，被告在核保过程中未对简易建筑与其他财产向原告予以明示区分及充分告知，未充分尽到说明义务。①明确说明义务是《保险法》中保险人负担的一项重要义务，根据《保险法》的规定，保险人未就免责条款履行该义务，将导致免责条款不生效力。案例中，一二审法院对于明确说明义务的具体履行标准认定思路不同，导向了不同的判决。那么，保险人合理应当承担的明确说明义务应当如何?对此，有必要深究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内在履行标准，从而合理指导实践。

二、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基础

(一)保险法。我国《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采取了多种手段保障保险合同的公平合理，其中，对保险人课以说明义务即为手法之一。《保险法》区分考虑了保险人的一般说明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前者指向的对象是格式条款全部内容，而后者所指向的对象仅是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而《保险法》第17条第2款创设了“明确说明义务”。作为保险合同的提供者，一方面，保险人要对免责条款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保险人不仅要在行文内容上(如在免责条款前书“请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还要在形式上(如将免责条款标粗标大)突出展示免责条款。另一方面，保险人须就全部的免责条款内容通过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明确说明，纵投保人未就条款发问，保险人也要主动说明条款的意义。如若保险人就部分或全部免责条款，未能履行前述提示义务或说明义务，则该免责条款不发生效力。(二)《保险法》司法解释二。《保险法》司法解释二(以下简称为“解释二”)用五个条文规定了“明确说明义务”的说明对象、说明程度、说明方式、举证责任分配。其一，说明对象。解释二指出，免责条款可以有多种形式，诸如“责任免除条款、免赔额、免赔率、比例赔付或者给付”等减轻或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均能认定为免责条款。但保险人享有解除合同权利的条款不构成前述免责条款，因而不属于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其二，说明程度。解释二构建了两种程度的说明义务。就一般的免责条款而言，保险人一方面要“以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另一方面要以书面或口头方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就以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定作为免责事由的条款(如无证驾驶发生交通事故不予理赔)而言，保险人仅需“提示”该条款即可，此类免责条款即可生效。其三，说明方式。由于现实中的投保流程可表现为当面签订、电话投保、网上填写保单等，故解释二认可保险人可采取多种方式履行明确说明义务。其一，文字符号提示及书面或口头解释说明，适用于当面磋商订立合同，业务员可将印有加粗突出标识免责条款的投保单交予投保人，并当面解释之;其二，通过网页、音频、视频等形式对免责条款予以提示和明确说明。在移动设备日渐发达的今天，线上投保颇为常见，只要保险人在相关页面充分展示免责条款具体内容并作解释，人民法院也认可其效力。其四，举证责任分配。司法解释二秉持保护投保人利益的立场，默认对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举证责任归于保险人②。保险人需证明其以前述方式进行了说明，且符合法定要求。考虑到投保人的主观理解状态难以证明，司法解释允许保险人举证有投保人签章的“已理解免责条款内容”声明，推定保险人已尽说明义务。但这种推定可被投保人的反证推翻。以上四方面外观上似已形成稳定的规则体系，但从实务来看，仍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明确说明”的内在标准不明，法官对此把握不一，实践中法院观点未必统一;其二，保险人可能逃避条文规定，变相制造免责条款，迷惑投保人。

三、明确说明义务的内在履行标准

“明确说明义务”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指包含“提示”和“明确说明”义务在内的保险人义务，狭义则仅包括后者。但二者在实践中如何判断，还需进一步探讨。(一)“提示”义务。就“提示”义务而言，《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1条规定为“足够引起投保人注意”。但在不同情形下，“引起注意”所需采手段不同。目前的保险实践中，订立保险合同主要有如下形式:现场订立保险合同;这在现场磋商订立合同的情景下，表现为加粗、加大字体等，此已成为惯例。在通过网络、电话等方式订立的保险合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提示义务的判断标准，实践中易产生分歧。③不妨比较以下情形:基本场景:投保人甲点击进入保险人乙的官方网站投保。在投保页面中，乙设置了投保人信息、保险险种、保险费用、保险赔偿金额、免责条款等内容。情形一:在基本场景下，乙将免责条款做成链接，投保人需点击进入才可详细阅读。其下有“我已完全阅读并理解免责条款内容”选项供勾选，但投保人可不经阅读，直接勾选后进入付款页面。情形二:在基本场景下，乙将该免责条款全文置于投保页面中，可直接观看。投保人亦可不经阅读，直接勾选前述选项。情形三:在基本场景下，乙将该免责条款全文置于投保页面中，并通过技术手段，使投保人需要在该说明栏停留时间达15秒以上才可勾选前述选项。以上案例说明，互联网提供了订立保险合同的便捷途径，但也易使投保人忽视涉及其权利的重要条款。那么，保险人需要将免责条款展示到何种尺度才算充分“提示”?对此，在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一起判决中(该案例基本情况类同情形一)④，法官认为，保险公司的提示义务应是主动告知而非被动选择，由于网上投保流程中投保人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保险人理应采取强制阅读方式以履行告知义务，例如，页面强制弹出具体条款并预留足够的阅读时间，在该段时间内不可点击“已阅读”按钮。(二)狭义明确说明义务。狭义明确说明义务的内在标准，根据学术观点，可以分为“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⑤。“实质标准”是指，保险人的说明需使投保人达到理解保险条款含义的程度，才能认为保险人已经履行义务。“形式标准”则指，只要保险人能证明其已进行了提示和明确说明，即认为已履行义务，投保人是否了解条款含义在所不问。由“实质标准”又可以延伸出“投保人理解标准”说和“理性外行人理解标准”说⑥。前者要求，保险人的说明要使具体的投保人能够理解免责条款的内容，也就是要考虑特定投保人的知识水平、年龄状态进行说明。后者要求，保险人的说明只要能使一个有一般知识水平和智力程度的外行人理解即可。两标准对保险人所赋予的举证责任有明显的轻重差异，而《保险法》及其司法解释在明确说明义务上规定了多个条款，这些条款所构建的明确说明义务判断标准，并不一致。例如，《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3条第2款中，保险人如能提供投保人的声明，表明投保人承认保险人已经履行说明义务并对此签章确认，即可认为达到证明标准。这显然属于“形式标准”。而《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1条又通过“使常人能够理解”的表述，表露出采用“理性外行人理解标准”的意旨。

四、对明确说明义务的优化

本文开头的案例中，一审法院直接认定保险人未尽说明义务;二审法院认为，保险人即便举证了投保人的声明也不免责，还要具体向投保人就“简易建筑”作出明示区分。两审法院均偏向于维护缺少专业知识的投保人，否定免责条款效力。在这样的立场下，保险人所承担的说明义务未免过重。⑦就此，笔者认为应做如下优化。(一)提示义务。笔者认为，前文案例中，法官对提示义务应当包含“主动告知”的解读实属正确，但随后的要求则显然是对保险人过于苛刻。其一，如果保险人已经将免责条款的内容置于投保页面，并使用了加粗、采用特殊字体作为提示，则不宜吹毛求疵，苛责保险人作技术手段使投保人必须阅读后才能确认并付款。其二，作为投保人，其也负有充分关注合同内容的义务，其主动勾选选项前，应当认识到此种勾选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此为诚实信用原则的要求。因此，无论是现场签订还是通过一定媒介签订合同，保险人应当主动履行提示义务，但只需达到强调说明、明确标识的要求即可，且投保人作出的其已阅读的表示具有推定保险人已尽提示义务的效果。(二)狭义明确说明义务。笔者认为，“形式标准”，本是司法解释避免保险人陷入对投保人主观举证不能的困境而提出的。倘若同时适用“实质标准”和“形式标准”，则意味着投保人在各种情况下都可以利用明确说明义务，否定免责条款效力，这将架空“形式标准”的作用。例如，本文开头案例中，假定投保人确已在声明栏处盖章，则根据《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3条第2款，保险人提交的《投保人声明》具有推定效力，不必进一步提供证据。相对地，应当由投保人举证证明保险人未能履行说明义务，法官不能径自适用“实质标准”。投保人如若未提出证据说明保险人的过错，则要承受不利后果。再者，即便采用司法解释二第11条的实质标准，保险人也不应负有向投保人指明具体财产特定情况不予赔偿的义务，现实中免责条款种类多样，要求保险人逐个指示并不合理。为此，应当在司法实践中确定如下准则:保险人对其说明义务举证时，通常应当举证《保险法》司法解释二第11条所规定的内容。但保险人可以通过提供投保人声明免除前项证明责任。此时，投保人若有意反驳，则应向法庭说明，保险人所提供的口头或书面说明不足以使一般理性人理解，且其签字盖章是作出订立保险合同的意思表示，而非对该声明予以确认。另外，某些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声明栏置于合同尾部，与同意缔约的签章处十分接近，甚至有意混淆，投保人容易陷入难以解释其签章含义的境地。对于后者，由于保险人是格式合同提供者，在对合同内容发生解释困难的情况下，应当作出不利于保险人的解释。此外，还可通过保监会或保险业协会对投保人声明栏进行统一规范，明确区分两签章。

五、结语

保险人范文篇6

关于再保险人有无代位求偿权，学界历来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保险人可以行使代位权。此观点认为，再保险性质上属于责任保险，就再保险人与原保险人的关系而言，再保险人为责任保险的保险人，而原保险人为被保险人。依照《保险法》所规定代位行使的条件考察，原保险人于赔偿被保险人的损失后，再保险人取得代位求偿权。[3]另一种观点认为再保险人无代位求偿权。此种观点主张，基于再保险的特殊性，再保险人代位权的行使，应由原保险人为之，即原保险人以自己名义代位请求全部赔偿金额，并将追偿所得摊还给再保险人。因为原保险人为分散危险的需求，可能依照各种方式安排再保险合同，再保险人可能散布世界各地且人数众多。对再保险人而言，再分别行使代位权，事实上不可能，也不经济；对应负责的人（如侵权行为的加害人）而言，则会因再保险人形式代位权而疲于奔命。为求再保险人的方便，并免第三人应诉之累，代位权的行使权人应限原保险人得为之。至于求偿所得，再由原保险人因自己及各再保险人应负责的部分分摊。[4]

要对再保险合同有无代位求偿权进行定位，先得对再保险合同的性质进行分析。笔者赞同再保险合同的性质为责任保险合同说，这也是学界的通说。所谓责任保险合同，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依法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并在受赔偿的请求时，保险人应负赔偿责任。责任保险合同以被保险人对第三人应负的民事赔偿责任作为保险标的，是当被保险人造成第三人财产损失或人身伤亡而依法负民事赔偿责任并受该第三人追偿时，由保险人承担这种民事赔偿责任的一种合同。其目的是实现法律责任的转嫁。被保险人将共同承担的法律责任转嫁给了保险人。这种法律责任转嫁的目的，既为维护被保险人自身的利益，避免因承担巨额的赔款责任而陷于困境，又为保障受害的第三人的利益，使其能够获得足够的赔偿。

在理解了再保险合同的性质后来看这两种观点，似乎并不矛盾。第一种观点在逻辑上没有不妥的地方。第二种观点否定再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理由是由再保险人行使该权利可能不便于操作和效率低下。这种分析方法在逻辑上有错误，先假定再保险人存在代位求偿权，而再保险人行使代位求偿权将导致诉讼成本过高，而否定在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因此作者认为再保险人具有代位求偿权更符合逻辑，但如果由再保险人来行使代位求偿权的话，确实可能不经济，也不便于操作，所以应该用其他方法来解决。

我国《保险法》第44条第1款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从法条的字面意思来理解，该条款没有赋予再保险人代位求偿权。但是按照保险法的原理来推论，既然再保险合同是一种责任保险合同，那么在这个合同当中的被保险人为原保险人，而保险人为再保险人。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在保险人就可以按照《保险法》第44条的规定行使代位求偿权。

诚然，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一样，再保险人享有代位求偿权的确可能不经济，但再保险人享有代位求偿权在某些情况下是有价值的，如当原保险人怠于行使自己的追偿权时，如果不赋予再保险人以追偿权，那么再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可能受到侵害。有学者主张原保险人怠于行使其代位求偿权时，再保险人可依据民法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直接向责任方行使代位权。但此代位权绝不等同于“代位求偿权”；再保险人也可向法院提起诉讼，向原保险人主张权利。[5]但责任保险的保险金的给付方式有两种形式：一是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支付，但有一限制，即必须在被保险人已向第三者支付赔偿金后，以免发生被保险人取得保险后不向第三者赔偿的情况；二是保险人得到被保险人的通知后，直接向第三者支付保险金。保险人在支付保险金后，在被保险人对其他人有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情况下，保险人可以在其支付赔偿金的限度内行使保险代位权。从责任保险的保险金给付方式上我们也可以看出，责任保险合同的保险人在履行赔偿义务后，对造成损害的其他责任人有保险代位权。而再保险合同是责任保险合同，因此再保险合同的再保险人有代位求偿权。

认为再保险合同具有独立性，因而再保险合同不具有代位求偿权的观点实际上是没有把再保险合同看作责任保险合同。讨论的前提不同，因此得出的结论不同。不过，由再保险人形使代位求偿权，的确可能导致不经济的情况发生。国际上的习惯做法是再保险人代位权皆由保险人行使，并将追偿所得摊回再保险人。[6]笔者认为出了这种方法之外，我国还可以规定约定代位制度，这样再保险人和原保险人可以约定再保险人是否享有代位求偿权，如果约定享有，那么再保险人就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反之则不享有。限制的目的并不是否认再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而是为了促进效率，这样是符合商事法的立法精神的。

注释：

[1]李玉泉：保险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102。

[2]再保险的性质有原保险合同说和责任保险合同说之分。前者认为再保险合同继承原保险合同而来，两者并无二致。但就再保险合同制度本身的特点来看，作者更倾向于责任保险说。

[3]陈继尧：再保险论-当前趋势与型态研究。台湾三民书局。1993.34。

[4][日]田边康平：保险契约法台湾财团法人保险事业发展中心出版社。1993.115。

保险人范文篇7

摘要：以被保险人的存在场合及确定为研究起点，归纳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设置。追踪被保险人权利的立法新发展，揭示被保险人与保险利益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关系。被保险人存在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关系之中，对其法律地位的探讨以被保险人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特质为外延。同时，以被保险人与一般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比较，界定被保险人特殊的法律地位。

《保险法》于2009年2月28日修改并已经开始实施，这次对保险合同法部分的修改与日本2008年保险法从商法典中分离出来成为单独的部门法在时间上比较接近，日本《保险法》立法原则中包含的“强化对投保人方的保护”与我国《保险法》修改中“对被保险人的保护理念相映成趣”。二者虽然在具体制度上包含很多方面的规定，但均涉及到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界定这一问题。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中特殊的主体，在合同法领域难寻与之对应的主体制度。被保险人的法律地位问题虽然广有提及，但向来缺乏理论层面深入而系统的关注，导致了规范层面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从被保险人的权利义务角度观之，几乎涵盖全部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制度设置凸显被保险人的特殊地位；从与保险合同其他诸要素的关系角度观之，被保险人处于保险合同各个要素的核心；从与合同法的基本理论衔接及比较角度观之，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差异颇大。

一、被保险人存在场合及确定方

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与财产保险合同的存在情况并不相同。

(一)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存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自己利益保险，也存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即投保人为他人利益保险，比如海、陆、空的旅客运送业和仓库业的财产保险合同。另外，以第三人为被保险人的财产保险还经常发生在国际贸易中，比如以CIF为条件的交易。

(二)人身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

人身保险中存在投保人以自己的生命投保的情况，也存在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投保的情况，被保险人是以其生命作为保险合同标的的人。与财产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不同，除了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标的之间的保险利益要求之外，人身保险中的被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有保险利益的要求。

(三)被保险人的确定方式

被保险人必须在保险合同中做出明确规定，确定的方式包括以下几种：

其一，明确列明被保险人的姓名或名称被保险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法人无生命健康可言，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以自然人为限)被保险人是自然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姓名。被保险人是法人的，应当在保险合同中载明其名称被保险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多人，每个被保险人应当一一载明。

其二，以变更合同条款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增加一项变更被保险人的条款，一旦该条款约定的条件成立，候补的主体自动成为被保险人，取得被保险人的地位。比如财产的承租人或者受托人作为候补的被保险人，承租人或受托人变更后取得与原被保险人相同的资格。

其三，以扩展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这种方式不直接列明被保险人，也不以排序的方式确定被保险人，而采取扩展的方法，使一定范围的人员都具有被保险人的地位。

二、我国《保险法》被保险人权利义务的规定

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被保险人是保险合同的关系人。［1］(P37)值得注意的是，投保人并非所有时候都是保险合同权利义务的享有者和承担者，在投保人和被保险人不同一的情况下，被保险人而不是投保人成为保险合同权利义务设置的核心主体存在被保险人的场合，我国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抛开了投保人而直接以被保险人为中心展开。财产保险合同的保险利益的有无以被保险人为衡量主体我国《保险法》第48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赋以被保险人维护保险标的安全的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1条规定，被保险人应当遵守国家有关消防、安全、生产操作、劳动保护等方面的规定，维护保险标的的安全赋以被保险人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我国《保险法》第52条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保险标的危险程度显著增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及时通知保险人赋以被保险人减灾防损的义务我国《保险》57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应当尽力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或者减少损失。(5)以被保险人为保险人代位权的行使对象我国《保险法》第60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为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基于被保险人的存在，产生一系列不同于财产保险合同的制度设置人身保险中，投保人对作为标的的被保险人的生命和健康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各国保险法中对于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的范围采取不同的立法方式：列举主义立法、同意主义立法以及列举主义和同意主义结合立法。我国采取第三种方式，即法律直接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的人员具有保险利益，同时规定经过被保险人同意的也视为具有保险利益。订立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第34条第1款规定，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未经被保险人同意并认可保险金额的，合同无效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转让和质押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依据我国《保险法》第34条第2款规定，按照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合同所签发的保险单，未经被保险人书面同意，不得转让和质押。被保险人拥有指定和变更受益人的权利，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人身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和投保人指定和变更，但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必须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①被保险人享有保险金的最终归属权。如果没有指定受益人，或者受益人指定不明无法确认；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②

由上可见，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具有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签订的同意权；被保险人指定、变更受益人的权利；被保险人请求保险金的权利；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或变更受益人的权利；被保险人的义务包括:如实告知义务；减灾防损义务；危险增加通知义务；危险发生通知义务。可见，保险合同中除缴纳保险费的义务外几乎所有的权利和义务主体都包含被保险人。

三、被保险人权利义务设置的原因

从保险合同订立的终极目的——受领保险金这一结果观察，保险合同利益最终归结为保险金的请求权上，任何其他的权利义务设置均服务于这一核心权利的实现。在保险合同构筑的权利体系中，保险金请求权居于核心地位。对被保险人权利义务渊源的判断应该以其对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情况作为重要标准。

保险利益是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被保险人对保险利益的所有者地位应否使其成为保险合同中的系列权利与义务的承受者以及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者?这一问题的探究以保险利益为起点，以保险合同利益为终点。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功能相异：保险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防范道德风险③，保险合同利益的核心作用在于彰显保险的保障功能，二者在保险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卫道士”与“弄潮儿”的角色。在被保险人法律地位这一问题上，二者发生交集。保险利益与保险合同利益的决定关系是前者决定后者抑或后者决定前者?学术界相关论述乏善可陈，依合同法的一般原理：合同标的的归属决定合同利益的归属，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享有广泛的合同权利以及合同处分权利。当然，合同标的的归属主体也是合同的订立主体，而在保险合同中，情况较为复杂。合同标的的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的订立主体投保人，基于种种原因不同一，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于投保人还是被保险人?法律规范的设置似乎倾向于后者，即将合同利益归属于被保险人。这样，与合同的订立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一般原理相背离，但是与合同标的的归属者即为合同利益的享有者的主张又保持一致。依笔者拙见，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而非相反，理由如下。

其一，道德危险的防范价值序列居前，保险产生的经济利益位列其后。

以历史的角度，对保险运营过程经济利益的追求是保险业的产生和发展的源动力，道德危险的防范与保险的运营相伴相生。尤其在保险业已经较为成熟的今天，防范道德危险已经成为各国保险立法的基本原则。被保险人存在的场合，对被保险人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在立法价值排序上位居前列，而对投保人和保险人经济利益的保护位居其后。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而将保险合同利益赋予投保人极易产生道德危险。故此，拥有保险利益的被保险人应当享有保险合同利益。

其二，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的目的包含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意思。

投保人作为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负有交付保险费之义务，并非必须具有保险利益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害之人。”［2］(P126)财产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于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请求权；人身保险中，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保险事故发生时被保险人生存的，由被保险人取得保险金，被保险人死亡的，由受益人取得保险金。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之初，已然决定了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并非自己。可见，投保人以被保险人的财产或人身投保的场合，具有将保险合同利益让渡的主观目的。这种让渡，于财产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人身保险合同中，合同利益的承受人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受益人与保险人的法律关系只是在被保险人死亡时才发生。”［3］(P57)被保险人生存时，保险合同利益归其所有。综合所有保险类型，法律确立了投保人让渡保险合同利益的主观目的，被保险人为保险合同利益归属的不二人选。

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作为“损失保险合同上的受益人”拥有保险金请求权。投保人虽然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但由于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保险金的请求权即保险合同利益归被保险人所有。在人身保险中，保险金受领人最终享有保险金的请求权，其与被保险人并非始终同意。不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请求权与保险利益的拥有者应该保持一致，否则易于引发害及被保险人生命和身体的道德危险。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中，法律直接规定保险金的请求权属于受益人。延及受益人地位的确定——直接或者间接源于被保险人的指定或同意并且，在无适格受益人的场合，保险金归属于被保险人的财产。就此，可以得出对人身保险合同利益归属主体的判断，无论最终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主体为何——被保险人、受益人抑或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保险合同利益应归被保险人所有。

保险利益的归属决定保险合同利益的归属，被保险人拥有保险利益，保险合同利益也应归其所有，此为被保险人拥有广泛权利和广泛义务的原因。

四、日本《保险法》中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创设

在2008年修改的日本《保险法》中，新增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规定于死亡保险合同、伤害疾病定额保险合同以及伤害疾病损害保险合同缔结后，发生一定事由时，被保险人可以向投保人请求解除该保险合同的权利。《保险法》中并无此规定，保险合同的解除权属于投保人。依据合同法一般原理，合同的当事人有权在合同中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或者经由事后的协议解除业已生效的合同，或者法律规定的事由出现时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保险法》中由投保人享有合同的解除权的规定无疑是对合同法一般原理的遵循。为在保险合同的稳定性与被保险人利益保护间创设平衡点，日本《保险法》增加了被保险人合同解除请求权的制度规定被保险人有解除合同的请求权，该请求并不直接导致保险合同效力的终止，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被保险人可以提起以投保人为被告的“以裁判代替债务人的意思表示”的诉讼，通过法院的裁判获得确定判决，以此代替投保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4］(P33)日本《保险法》的这种做法，实际上与在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关系发生变化时直接赋予被保险人合同的解除权无异，从而将被保险人的权利延伸到影响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这种做法深具合理性：投保人以他人生命缔结保险合同的场合，被保险人的生命权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出于尊重被保险人人身权、维护被保险人生命利益以及防范道德危险的考量，投保人享有的保险合同解除权应当受到被保险人的制约。

一方面，人寿保险合同的长期性决定了当事人会出现基于情势变化产生解除合同的需求。投保人行使合同解除权解除保险合同时，被保险人的保险金受领权因之消失。人寿保险合同多以被保险人的年龄为基础订立，被保险人年龄越大，发生死亡的几率越大，投保的保险费率也越高出于控制风险的考量，被保险人超过一定年龄的，寿险公司甚至不予承保。可见，投保人任意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会侵害被保险人的利益。

另一方面，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关系的变化可能导致投保人订约时存在的保险利益其后丧失，比如夫妻关系的终结。此时，如果投保人不解除合同，保险合同继续有效，无疑会对被保险人的生命构成极大的威胁，增加道德危险发生的几率。如果直接赋予被保险人解除合同的权利，又会与投保人的利益及其当事人地位发生冲突，造成合同解除权享有主体与合同主体不同一的矛盾。

五、被保险人与保险合同各要素的关系特质

(一)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可以概括为其财产利益或生命、身体、健康等受保险合同保障的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可见一斑。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的关系体现为被保险人是财产保险合同标的的权利人。在现行的法律体系内，这些权利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第一、现有利益；第二，基于现有利益产生的期待利益；第三，基于某一法律上权利基础而产生的期待；［5］(P21)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的利益关系直接影响和决定了被保险人在财产保险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财产保险中，遵循填补损害的原则，保险目的即是填补发生保险危险时实际遭受损失之人的损害。投保人虽然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但在发生保险事故时未必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利之所在，损害之所在，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符合保险的存在目的而保险合同的订立以保险标的危险的评估为基础，所以《保险法》中规定被保险人和投保人一并承担旨在揭示保险标的危险状态的如实告知义务。保险合同的存续以保险标的危险范围的维持为保障，对被保险人减灾防损义务的规定即是控制危险程度的措施。至于被保险人危险发生的通知义务等均以保险金请求权的实现为目的。

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是保险合同的标的。各国立法对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保险利益关系规定存在差异：一种是同意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以他人生命或身体投保必须经过该人的同意；一种是保险利益主义立法，规定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之内人具有保险利益，在投保非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的人身保险时不必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即可直接投保。我国采取的是第二种立法方式，一般的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具有保险利益的可以直接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须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这样的规定避免了简单的同意主义立法程序上的繁琐与不便，对倡导社会主义道德发扬人与人之间的互助与友爱精神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同时也兼顾了对被保险人人身权的尊重与道德危险的防范。但是，这种立法易于使人产生错误的认识，即认为投保人对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具有保险利益实质上，被保险人的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属于被保险人的专属权利，法律无由规定这些权利转归他人所有保险法中有关投保人对一定范围人员具有保险利益的规定仅仅是出于法律对被保险人真实意思的推定，即认为一定范围的被保险人具有让渡以自己生命或身体投保权利的意思，

(二)被保险人与保险金请求权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填补损害的保险原则决定保险事故发生时遭受损失之人为保险金受领人，被保险人与保险标的之间的利害关系决定了被保险人(而非投保人)是实际遭受损失之人，因而保险金请求权应当属于被保险人。在人身保险合同中，保险金的给付来源于保险费的累积而投保人是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的人。同时，人身保险合同以被保险人的生、老、死、葬为保险责任，保险金的给付以被保险人的生命、身体状况为条件。保险金请求权属于投保人抑或属于被保险人?我国现行立法并无明确规定。依据合同法的一般原理，作为合同当事人的投保人应当具有保险金请求权，但人身保险合同的特性决定了该合同利益的归属主体与合同的订立主体并不同一。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被保险人虽然通过同意或者法律规定的方式让渡了以其身体投保的权利，但这种让渡包含了自己受益的内容基于防范道德危险的目的，应推定投保人具有使被保险人受益的意思。如此，人身保险合同订立的基础方符合被保险人人身权的保护以及公序良俗的需要。可见，在被保险人生存的场合，人身保险合同的保险金请求权非被保险人莫属，其他人(包括投保人)均无由享有保险金请求权在被保险人死亡的场合，保险金的归属表面属于受益人，受益人对保险金的取得属于依法律规定的原始取得。但是，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权掌控在被保险人手中，投保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均须取得被保险人的同意方可生效。可见，保险金请求权的享有主体以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决定，即被保险人享有以生前意思决定保险金享有主体的权利，与被保险人对其遗产的处分类似在无适格受益人时，保险金归入被保险人的遗产(而非投保人的遗产)。可见，法律倾向于将被保险人规定为保险金的享有主体，惟顾及投保人订立保险合同缴纳保险费的保险合同当事人地位，未予以明示而已。

(三)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特质

在财产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不在保险合同的考察之列，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原因关系亦不影响财产保险合同的效力。追究其中就里，无非商贸上之联系与人情上之赠与在人身保险合同中，被保险人与投保人的关系依法明示，或为情感上至亲之人，或为金钱上联系紧密之人。以防止为初衷的保险利益原则在英国《1774人身保险法》，通常称为《反法案》中表述为：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以投保人对被保险人具有保险利益为条件，否则该合同无效。而这种保险利益除投保人对自己的生命外，以“被保险人的死亡造成其法定或事实上财产权利的实际或可能的丧失或减少”［6］(P22)为标准。我国《保险法》未规定这一标准，所列举具有保险利益的人员涉及情感上的联系也涉及经济上的联系。

(四)被保险人与受益人的关系特质

被保险人对受益人的指定和变更源于被保险人的意思表示自治，法无规制必要。除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保险法以外，世界各国保险法均未规定受益人对被保险人须有保险利益。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利益规定已经能够实现禁止与防范道德危险的功能，并无必要对受益人附加保险利益的限制，应当将其决定权完全交由被保险人。

(五)被保险人与保单所有人的关系特质

保单签发后，对保单拥有所有权的个人或组织为保单所有人。财产保险合同中，保单没有现金价值，以自己的财产投保的，投保人自己即为保单所有人；以他人财产投保的，被保险人为保单所有人。很多人身保险合同具有储蓄性，保险单具有现金价值，可能出现基于保单财产性的转让或质押。如此，保单所有人可以是受益人，也可以是被保险人，还可以是除受益人、被保险人以外的任何人。

六、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第三人的比较

依据合同法的一般理论，合同的相对性决定了合同的当事人是合同权利义务的承受者，其他主体一般不享有合同权利，也不承担合同义务，只有合同一方当事人能基于合同向对方提出请求或提起诉讼。作为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例外——第三人利益合同虽然被许多学者称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典型代表，保险合同中的被保险人与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在权利义务设置上存在诸多不同。

被保险人对保险合同的订立有参与的权利，在一定条件下，保险合同的生效以被保险人的同意为要件。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不是缔约当事人，不必在合同上签字，不需通过其人参与缔约。被保险人除了享有保险金请求权之外，必须承担许多义务，其中既包括先合同义务(如实告知义务)，也包括合同义务。(保险事故发生的通知义务等)，还包括法定义务(减灾防损的义务以及危险增加的通知义务等)。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只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被保险人享有的保险金请求权并非源于投保人的指定，而是源于保险法的直接规定，并且这种请求权可以经由对受益人的指定而归被保险人以外的受益人享有。同时，在没有适格受益人的情况下，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被保险人的继承人继承第三人利益合同中的第三人享有的受益权是受合同当事人指定的，只能由该第三人享有，不能任意转让和继承。以被保险人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合同的订立必须事先征得被保险人的同意第三人利益合同的订立事先无需通知或征得第三人的同意。④

综上可见：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享有广泛的权利，是保险合同利益的最终归属者，也是对保险合同标的拥有保险利益的人。同时，除了缴纳保险费的义务之外，被保险人需承担保险合同中广泛的义务。被保险人的权利和义务体系几乎涵盖了保险合同中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将被保险人简单的视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第三人显然不能适应被保险人的利益需求，也无法满足保险法对被保险人偏重保护的立法目标。与投保人相比，被保险人不享有解除保险合同的权利，也不享有保险合同解除后追回保险单现金价值的权利。但日本《保险法》中新增的被保险人解除保险合同的请求权，将被保险人的权利扩张到影响保险合同效力的体系中来如果说某一主体的法律地位是由该主体的权利义务反映和决定的，那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被保险人已经具备了超出一般合同第三人的类当事人地位。

参考文献：

［1］［日］石山卓磨.《现代保险法》［M］．东京：成文堂，2005．

［2］林群弼．《保险法论》［M］．台北：三民书局，2006．

［3］江朝国．《保险法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

［4］孙祁祥．《保险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保险人范文篇8

作为舶来品，学界对保险人失权在概念表述与具体内容界定上，存在不同的理解。保险人失权，是台湾地区学者惯常使用的表达方式，大陆地区译法又不同，如失权、保险人禁止抗辩、禁止反言等。笔者认为，应在保险法领域对保险人失权进行独立界定与规范，以解决现实的迫切需要为宗旨，用最简单明确、易于操作的方式将其纳入保险法。

本文认为，保险人失权即指保险人已知被保险人违反如实告知义务、违反条件或保证而明示或者默示地向被保险人表示保险合同有效，被保险人不知保险合同的瑕疵事实而信赖保险人的行为的，其后保险人不得再以此事由对被保险人的请求予以抗辩。

二、国外立法现状概要

保险人失权以保险人告知义务为基础，这里的告知义务不同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告知义务。目前，一些国家的立法将“告知”界定为说明义务，或将告知义务人仅限于投保人与被保险人的义务，如中国保险法上所谓“告知”是指保险契约订立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向保险人所作的口头的或者书面的陈述；而在日本保险法和其他的行政法规中，告知义务者乃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对告知义务狭隘的理解，使得保险人失权制度失去了理论支撑，事实上，保险人也负有告知义务，其不履行义务的直接后果就是“失权”。

“告知”指对属于秘密的或不为他人所完全明了的事实的披露。保险人的告知义务以疑义不利解释规则、合理期待规则等为法理基础。具体而肓，疑义不利解释原则确立了当“用语有疑义时，应对使用者为不利益解释”的规则。对保险人来说，在以疑义条款采何种解释为争点的诉讼中欲获取胜诉，保险人必须向法庭证明它所提出那种解释是本案争议条款唯一合理的解释。如此规定促使保险人在与投保人订立合同之初，就充分地履行告知义务。从合理期待规则的角度讲，它要求从一位合理的外行投保人的角度去考察他的合理期待应当是什么，这种解释无疑赋予了保险人更多的义务。否则就要承担如失权一般的法律后果。

在英美法系国家，保险人的告知义务反映在多方面，然而，即使在英美法系内部，告知义务的具体要求也是不同的。如对于保险人是否负有事先通知支付陆续到期保险费的法律义务方面?英国保险人不存在这样的义务，至今英国保险法仍没有正式确定保险人告知义务及其违反告知义务的法律效果的强有力判例法律。只是在1980年，英国法律委员会第104号报告中有所涉及，并得到了一些保险公司在实务中的应用。而在美国，不仅多数州有这方面的要求，并早有实践。

在大陆法系国家，保险人失权于德、日应用甚广。如德国法对于格式保险条款订人合同前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保险期间保险人法律效果通知义务等都有规定；日本保险法关于保险人失权的规定主要通过与变额保险相关的保险判例践行。根据日本金融监管当局的规定，在向有投保愿望的顾客进行说明时，必须向投保人履行几项具体的说明义务，否则由于误导而给投保人造成了损失的，应向投保人赔偿损失，充分履行保险公司的说明义务是预防纠纷及诉讼发生的最有效的办法。未充分履行说明义务的结果是不得援用相关的条款或理由进行抗辩，造成失权的后果。三、在中国构建保险人失权

保险人失权是诚实信用原则的基本要求。二百多年前，曼斯菲尔德大法官在Carterv.Boehm(1766]案判决中确认了诚信义务对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均有约束力，保险人失权使得这一抽象的原则在保险法领域转化为更具可操作性的规则。实践中，保险人失权是解决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投保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一条出路，众多保险纠纷案例提示，不是投保人不愿意遵循保险合同下的义务，而是不知道、不了解其行为的法律意义，也不知道如何依法遵从告知义务。从公平的角度讲，有必要对专业知识欠缺的一方给予制度上的救济。因此，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保险人失权都有存在的必要。

目前，中国《保险法》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集中体现在第17、18条。但此种“告知义务”是为投保人设定义务，旨在调整投保人不如实披露有关信息的法律反果，它为投保人应用保险人失权来维护自身权益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其适用却仅限于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上，有很大的局限性。严格来讲，中国没有保险人失权制度。而建立保险人失权制度，才能够有效地解决本文开篇所提案例中面临的问题。

在适用条件方面。保险契约以双方当事人善意为基础，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欲适用保险人失权须证明：(1)保险人或其人曾就订立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事项，为虚伪的陈述或行为；(2)此项伪陈述或行为的目的是在预期为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所信赖，或者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信赖，并不违背保险人的意愿；(3)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曾善意信赖此项陈述或行为；(4)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因信赖保险人而做出某种行为，并因此而导致自己受损害。所谓善意，指投保人不知道保险人之陈述为虚伪，这是其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的失权制度存在的基础。

在适用范围及限制方面。一般来说，保险人交付保单时。明知保险合同有违约、无效、失效或其他可以解除的原因，仍交付保险单，并收取保险费；在投保人不具有保险利益而为他人投保时，如果保险人已经知道该事实，并明示或默示的放弃抗辩权或者向被保险人表示合同有效的，在发生保险事故时，就应当适用保险人失权原则，维持保险合同的效力。以上情况都会产生失权效果，然而，保险人失权的适用也不是无限制的，以美国为例，根据大多数州法律规定，如保险合同已经明确规定了除外责任或者责任免除，保险合同任何一方的“失权”不会使这些已经被排除在外的责任再包括到保险合同中来。

在中国建立保险人失权制度的同时，应提高作为保险人与投保人之间桥梁的保险人素质，保险公司在选任从业人员时应加强对其专业素质、人格品质方面的考察，定期进行培训与考核，对不具备从事保险活动的人员取消其作为保险人的资格，另外可以考虑建立投保人对人提供服务满意程度的反馈机制，加强外部监督，充分发挥信息批露功能在保险领域的应用。

2008年8月1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上通过保险法修订草案，草案首次纳入“不可抗辩”条款的内容，根据该条款，投保人若不如实履行告知义务，即使其后果足以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保险费率的，但经过两年期限后，保险公司不得据此解除合同。这就进一步保护了投保人的利益，有效的遏制了保险人的销售误导，是我国保险法走向国际化进程中迈出的重要一步。但也应看到它与保险人失权有着本质的区别。草案中的不可抗辩是指在两年后不可抗辩，也即在两年内保险人仍然得行使抗辩权解除合同。在投保人在不履行告知义务的情况下做此限制虽是必要的，却也清楚地表明“不可抗辩”并不能取代或替代保险人失权的作用。因此从正面约束保险人依然是必须的。

保险人范文篇9

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就新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是否适用于2004年5月1日以前签发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合同作出了明确的答复：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只是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而不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它不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失效而无效。保监会有关负责人认为该《答复》有利于减少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理解分歧和法律纠纷，有利于法律环境变更后新旧衔接与平稳过渡，对保护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积极作用。笔者以为该《答复》有值得商榷之处，理由如下：

一、违反了责任保险的基本原理。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险属于责任保险的范围，《保险法》第50条第2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可见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据此《答复》，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赔偿适用《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保险人对被保险人赔偿适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从而产生了在责任保险赔偿中采用“二元制”法律标准来处理对第三者赔偿责任的“奇特现象”，违反了责任保险的基本原理，也损害了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

二、违反了废法不再适用的原则。废法不再适用，这是任何一个法制国家应当遵循的。我国有关法律明确规定，《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自2004年5月1日起废止，而最高人民法院“创造性”地指出：投保人和保险公司在机动车辆保险合同中有关“保险人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规定的人身损害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在责任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的约定只是保险公司应承担的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而不是强制执行的标准，它不因《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失效而无效。该《答复》有两点不足：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居然为格式合同设置废法仍然适用原则，其实质是在维护保险人的“合法利益”，其后果是严重地损害了被保险人的合法利益。保险人就可以据此“尚方宝剑”来糊弄被保险人。二是最高人民法院既然认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不是强制执行标准，而是保险人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计算方法。国家审判机关以答复的形式为保险人开创了责任保险可以不依据法律来作为其承担赔偿责任的“先河”，实属“创举”，为责任保险设置了新的保险标的，即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以保险人在保险合同中规定的赔偿标准来履行对被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再是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从而全面否认了受害之第三人对保险人的直接赔偿请求权。

通过以上分析，既然该《答复》不合法理，保险人就应当严格按照现行法律来处理保险理赔事项。但依据大数法则，由于法律的变化，使得保险人承担了过多的风险，有可能影响到其稳健经营，对此保险人可以向所有投保的被保险人告知这一情况，要求被保险人补缴保险费，在被保险人不愿补缴保险费时，保险人可以行使合同解除权来防范风险，而切不可采用《答复》来承担应尽的赔偿责任。而对于今年5月1日后，保险人履行告知义务前发生的事故，保险人仍应按新的《人身损害赔偿标准》来承担赔偿责任。

保险人范文篇10

自《保险法》颁布实施以来,保险业务象雨后春笋,焕发了勃勃生机,显示了强劲的发展势头。广大保险人,为保险业务的发展、保险市场的完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制实施时间较短,人来自不同层次,管理办法相对滞后等原因,使得保险工作存在一些问题。为此,笔者就保险人的地位和如何开展业务、如何加强管理等问题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一、保险人的地位和作用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保险业的发展史,保险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为保险市场的开拓、保险业务的发展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例如,在英、美、日等国约有80%以上的保险业务是通过保险人和经纪人招揽的。在我国,《保险法》专门以一章的形式阐述了有关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的问题,并且于1996年2月和1997年12月两次出台了“保险人管理规定”,这些无不说明保险人在保险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实际上,保险制的实施,保险人的出现,为完善保险市场,沟通保险供求,促进保险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具体说:

第一,直接为各保险公司收取了大量的保险费,并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据有关资料介绍,目前,我国通过各种保险人所获得的保险业务收入占保险业务总收入的50%左右,而湖北省保险费收入的60%是通过保险人获得的。

第二,各种保险人的展业活动渗透到各行各业,覆盖了城市乡村的各个角落,为社会各层次的保险需求,提供了最方便、最快捷、最直接的保险服务,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效益。

第三,直接、有效地宣传和普及了保险知识,对提高和增强整个社会的保险意识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进一步促进了我国保险事业的发展。

第四,保险人的运行机制,对保险公司尤其是对国有独资的中保公司的机制转换,有着直接和间接的推动作用;对领导有启发;对员工有触动。大家都从中深刻地认识到,中保公司必须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机制。另外,保险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它的发展能容纳大批人员就业。日本从事保险的人,约占国民的1%。随着我国保险事业的不断兴旺发达,保险人的队伍将日益扩大,从而在安置就业方面,将发挥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保险工作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我国保险业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保险监督管理机构以及具体使用人的各家公司对保险人的发展与管理均给予高度的重视,从政策上就保险人的种类、设置条件、设立程序等方面作了原则性的规定。1996年2月,央行又出台了《保险人管理暂行规定》,于1997年12月,有关部门针对保险业务发展迅速、相应管理滞后的实际情况,重新修订出台了《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其中就人的资格、专业人、兼业人、个人人及执法管理做出了较细的规定,并从1996年起首次实行了保险人专业资格考试。目前,已有近50万保险人取得了资格证书,并活跃在各地的保险市场,为唤起社会公众的保险意识,为促进保险业务的迅速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保险人发展的时间较短以及区域间的不平衡,保险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亟待加以解决。这些问题具体表现在:1.保险公司之间互相争夺机构,导致手续费给付标准提高;2.为争抢保险业务,随意设立保险点,既无保险证书又无保险公司委托证,甚至连保险协议尚未正式签订,就委托保险业务;3.与保险点结转保费不及时,随意性较大;4.对点领用的单证缺乏严格的管理和控制;5.普遍存在重、轻管理的倾向,对各点督促、检查不力,指导不够;6.人业务素质差,单纯为手续费而展业,致使承保质量得不到保证;7.超越权限,导致保险人与被保险人发生矛盾,甚至对簿公堂;8.直接争抢已在被公司的保户(此问题尤以续保期财险和寿险为甚),并向被保险人索要手续;9.不按规定办,脚踩几只船,打保险公司的牌,同时为几家保险公司;10.利用对客户的制约关系,强迫客户向其指定的保险公司投保;11.挪用保费,造成资金安全无保障;12.曲解条款,夸大回报;13.弄虚作假,违反职业道德;14.人发展的业务赔付率高。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人的素质问题,二是管理体制的问题。因此,要解决这些问题除应加强培训外,还要尽快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进一步改革和完善管理体制,并在此基础上关心人的成长。

三、解决保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保险网点的迅速发展和对保险管理的滞后,造成我国保险中介组织的先天不足。规范保险人的经营行为,加快发展、完善保险网点,统一保险人委托的做法已刻不容缓,笔者认为,当前要从宏观上和微观上分别采取相应措施。

措施之一,严格检查和严格执行保险必须具备和持有《保险人资格证书》以及被公司颁发的证,对于无证或两证不全的保险人,坚决取消其保险资格,这样不仅能够有效地保证保险人的素质,提高保险业务的质量,也可以限制一些单位随意搞保险和保险公司随意设立点。对此,金融监管部门应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

措施之二,明确规定各险种手续费的给付标准,任何被人都不得擅自增加和提高保险手续费给付标准,不得通过险种间调剂手续费等变通办法拢络保险人。

措施之三,加强对保险人的业务培训和监督管理,不断地提高保险人的业务素质和职业道德。为此,金融监管部门和保险公司都应督促保险人认真执行我国关于人的各项规定。

措施之四,由金融监管部门牵头,尽快成立各地保险人自律组织,增强行业自律的力度,减少和避免保险工作中被人之间的不规则竞争。鹬蚌相争,必然是渔翁得利!这应成为各家保险公司的共识。也只有在达成共识的基础上,才能规范保险市场,规范保险。

措施之五,应改变原来单一按保费收入计提工资的办法,实行与工作态度、业务质量和管理质量等综合指标挂钩的考核办法;同时,坚持做到“两公开一监督”,倡导文明服务,将理赔制度和理赔结果公开,赔款通过张榜公布,接受群众监督。

措施之六,注重感情投资,在生活上多关心他们,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使他们安心工作,尽职尽责;在业务上帮助他们疏通展业渠道,解决业务拓展和管理环节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在劳动用工制度上,对有突出贡献者可以从保险系统内或各地劳动人事部门争取招工转干指标,使他们感到保险事业有“奔头”。

措施之七,通过建章健制,使保险人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严格履行保险人从业守则,从而有效地指导他们做好工作,引导他们健康成长。

措施之八,要求保险人为客户推荐合适的保险服务及商品。商品既要符合客户

的要求,又要考虑客户的缴费能力,决不能贪图自身利益而损害客户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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