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范文10篇

澳大利亚范文篇1

那么，管理基金是如何保证获得最好的投资回报呢？

最主要的手段是进行分散风险投资，这样可以克服一种投资方式固有的风险几率，通过不同产品如股票、债券、不动产、货币投资的组合搭配，达到减少风险最终获取最大收益的目的。如何进行搭配是对每家管理基金的技巧、经验与能力的考验，通常来说，股票投资风险最高、收益也最大，但对管理基金来说，对股票的投资不会超过一笔信托基金投资总额的50-60%，其余40%左右的资金要采取与其他投资方式搭配的方法。分散投资的最大特点是每年的投资回报率都有不同，但取得投资期限内的预期目标是管理基金所追求最终结果。

分散投资的另外一种形式是实现对投资行业和证券种类的多样化。例如对固定资产投资，可以同时选择投资期限短、风险小、回报率也小的办公楼、酒店、商业中心以及期限长、风险高、回报率相对也较高的矿业、交通、电讯行业的有价证券。管理基金通过其丰富的市场经验以及具有商业头脑的精算师和训练有素的专业队伍，为投资者进行最好的选择。他们将个人零散投资聚集成庞大的基金，巧妙地经过他们的安排，投入到各种行业领域以及各种金融票据之中。即使对投资人个体来说，其投入的资金很少，但可能这笔钱已经被管理基金投入到若干公司的股票、政府国债、矿山、酒店等等不同的产品中去了。

为了分散投资风险，进行海外投资也是管理基金投资分散化的一种手段。澳大利亚股市成交量不足全球股市的2%，因此世界证券投资市场为澳大利亚投资人提供了98%的获利机会。进行海外投资的好处包括：一是更大程度地分散投资，不仅对不同行业部门也可对不同国家的有价证券投资；二是可对世界一些知名跨国公司投资，如微软、雀巢、佳能、麦当劳等，从而获得更大的资金回报；三是可以对一些经济高速发展的新兴国家投资，其投资回报率要远高于市场相对比较成熟的发达国家。对于个体投资者来说，由于缺乏对海外市场的了解以及各种原因，直接购买海外有价证券有很大难度。而通过管理基金就使这种操作变成可能。因为管理基金对国际市场有专业研究和监测，长期关注股票和货币走势，可以随时提出各种不同的投资机会以及降低投资风险的方法。

发展迅速规模庞大

投资管理基金在澳大利亚被称为单位信托基金(Unittrustfunds)。它和美国共同基金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独立信托人的概念不同。在澳大利亚由资产管理公司承担信托人的财务职责。其他的一些区别还有：资产类型，如投资于地产的信托基金很普遍；基金销售主要通过独立财务计划公司进行，几乎没有基金由经纪商销售；另外，基金费用较高。从1996年6月到1997年6月，单位信托基金增长达到创记录的25%。其中30%来自于新入市资金。信托基金按资产类型分为四大类：固定收入基金，地产基金，证券基金，期货、期权和货币基金。信托基金有上市基金和非上市基金之分。上市基金一般是封闭式基金；非上市基金亦即开放式基金，其基金资产由投资顾问评估，主要是由地产信托基金构成。非上市基金由基金公司回购，因此拥有较高的货币平衡水平。按规定，信托基金每周进行一次估值。不过，现在一般都是每天估值。基金卖出价和赎回价是相关的投资组合变现的假设成本。信托基金既可由基金公司直接销售，又可以通过财务顾问或经纪商销售。目前很少通过经纪商销售。在基金募集前，必须订立信托契约。对于养老金业的基金管理来说，作为集合工具的单位信托基金（未注册）越来越普及，这个趋势还将继续下去。澳大利亚证券委员会负责制定有关单位信托基金的监管法规。此外，1991年的《公司法》有关条例也适用基金业的相关活动。近年来基金资产的增长主要源于零售养老基金品种的扩大。

澳大利亚管理基金的发展大约有近二十年历史。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由于高利率政策，资本增值速度加快、股市兴旺，同时养老金制度在所有雇员中得到普及，澳大利亚基金规模迅速膨胀。管理基金最近几年来发展尤为迅速，尤其在1997-2001年间，行业产值的年增长率达到11%左右。公众对参与管理基金的意识不断增强、管理基金的新品种、新手段、新技术不断涌现，其行业发展的增长率已经超过澳大利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水平。

澳大利亚基金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基金之一，也是除美国以外最复杂的基金。至2002年6月底，澳大利亚各基金管理公司共掌管大约7000亿澳元的基金资产，基金数量3000多支。其中养老保险基金大约3500亿澳元，人身保险基金约1700亿澳元，其他零散基金1800亿澳元左右。按资金来源不同，澳大利亚的基金可以分为零售基金(retailfunds)和批发基金(wholesalefunds)。所谓零售基金，是指个人缴纳的资金形成投资基金，比如个人养老金和人身保险基金等。其他主要零售基金还包括：公共单位信托基金，约1500亿澳元；友好协会基金，60亿澳元；共同基金80亿澳元；货币管理基金300亿澳元。批发基金则是指由单位、公司或组织机构的出资。批发基金的主要形式有：海外投资基金、政府基金、其他保险基金、捐助基金等。

在澳大利亚，零售基金约占基金总量的60%，批发基金大约为40%。零售基金近年来增长速度很快，主要是由于政府强制实施养老保险计划所致。到2002年政府要求所有雇员必须将9%的工资收入用于养老保险，客观上将大大增加养老基金的规模。预计2005年，澳大利亚养老金将突破5000亿澳元。

从投资方式来看，澳大利亚国内证券和期权投资增长最快，其次是短期国内债券、海外资产及国内不动产投资。目前各种投资方式所占市场份额大致为：国际固定利率债券为0.4%、不动产投资2%、国际股票8%、澳大利亚固定利率债券12%、澳大利亚股票19%、复合投资49%。

集约化管理国际化经营

澳大利亚管理基金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80%以上的零售基金由大型基金管理公司掌握，而这些公司绝大部分是银行或者保险公司。

目前，澳大利亚最大的基金管理公司是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其掌管的基金占全部基金总量的13%左右。其次是安保集团，这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保险公司，占市场份额的11%；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占8%；BT全球资产管理公司，占

6%。

第二，基金管理的集约化趋势加强。

过去，澳大利亚基金管理机构非常之多，小而分散。而近年来，管理基金兼并重组异常活跃。通过大量的并购活动，分散的资金逐步并入到大银行集团或保险公司手中。目前90%左右的基金掌握在29家大型基金管理公司手中，其中10家大型基金公司掌握了52%的各类基金。

第三，澳大利亚基金管理行业的国际化经营程度很高，这也是管理基金行业本身特点所决定的。

目前在澳大利亚，外国注册的管理公司大约35家左右，占基金管理公司的33%，基金总额的48%。澳大利亚一些比较著名的国外基金管理公司有：AXA、BNPParibas、CreditSuisse、FidelityHSBC、Invesco、MerrillLynch、Schroders以及Vanguard等。

第四，尽管澳大利亚基金以国内投资为主，但近几年海外投资不断增长。

澳大利亚基金国内市场的特点是市场平稳，风险较小，获利有把握。但毕竟由于市场太小，另外海外股票市场的利润率高于澳大利亚国内市场，由利益驱动，必然使一部分资金转向海外市场，这也是国际资本流动的必然规律。1997年澳大利亚管理基金中大约只有5%左右的资金对海外投资，而去年这一比例提高到8%。预计随着养老金规模扩大，今年海外投资的比例将达到10%左右。在海外投资的方式上，主要以股票、期权、债券为主，而货币投资非常有限。在国家的选择上，澳大利亚基金主要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金融市场较为发达的国家为主。亚洲金融危机后，一些金融市场相对比较完善的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复苏加快，金融投机的利润率又大大高于欧美等国家，因此一部分澳大利亚基金开始关注亚太市场。目前澳大利亚基金在亚太地区投资最多的国家和地区是韩国，其次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

目前共有两支澳大利亚大型基金着手开拓中国市场业务。一是麦觉理银行的中国地产基金，另一支是安保集团的Henderson环球基金。这两只基金目前从事的主要是中国房地产业务，而安保环球基金也是与麦觉理银行合作在上海从事房地产开发。

针对上海住房市场的兴起和中国房贷规模扩大，这两支基金对中国房地产开发的前景充满信心。然而时至今日，中国证券市场仍未对外资开放，因此以麦觉理银行为先，独辟蹊径，希望籍向中国房贷市场证券化提供经验为先导，进入中国市场并为将来能够直接从事基金投资业务做准备。

1995年初，麦觉理银行在上海以25万美元注册成立麦觉理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并与中国建行达成协议，从事房屋贷款前服务和产权登记服务业务，并成为首家经营此项业务的外资独资公司。双方达成协议，由麦觉理银行提供房贷证券化方面的经验，充当售房中介，并根据建行的个人住房贷款审核标准来收集核实贷款申请材料，从事房屋低压贷款登记等贷后服务等。而建行参照麦觉理银行进行房贷证券化的做法，在国内证券市场发行债券募集建房资金。由于双方的良好合作，以及上海住房市场兴旺，第一期3000套低造价住宅很快就销售完毕。这一成功，激励麦觉理再准备与建行合作继续通过房贷证券化集资，兴建第二期甚至第三期住房。

此外，麦觉理最近还准备与SchrodeerAsiaPropertiesLP地产公司签订谅解备忘录，合资组建一个专门在上海开发住宅房的基金管理企业，运用上述方式，目标在今后5至10年内开发将近10个项目，共6000套公寓。麦觉理还与安保henderson环球基金合作，在中国证券市场集资，兴建上海澳丽花苑公寓住宅，并由麦觉理进行项目管理。

目前澳大利亚基金在中国开展的业务与其在世界其他地区开展的投资业务有很大不同。

澳大利亚基金对海外有形资产投资的通常做法是直接投资并控股一家或几家本地企业，获得该企业对某一项目，如房地产或基础设施项目的独家开发与经营权，之后在当地证券市场发行债券筹集项目资本。通过项目的直接经营偿还集资成本并获得利润。例如麦觉理基建(MIG)最近在美国投资兴建的收费公路项目就是这种类型。麦觉理基建直接投资5480万美元收购美国圣地亚哥高速公司伙伴集团81.6%的股份，特许独家开发造价5.8亿美元的SR125号高速收费公路。麦觉理基建于今年3月在美国资本市场发行首期债券，用于工程的前期费用及营运开支。2006年将发行第二期债券筹措剩余工程资金。该收费公路工程是麦觉理首次涉足美国市场，其投资方式在澳大利亚基金海外投资中比较典型。

可以看出，麦觉理在中国和美国等国家的投资有共同之处，但也有差别。由于中国投资证券市场、人民币本币业务未向外资银行、保险公司开放，因此外资尚无法在中国资本市场从事发行债券为项目集资的业务，从而也不可能进行项目的直接经营管理。

澳大利亚管理基金是世界上最大的基金之一，也是亚太地区仅次于日本最大的基金来源。由于澳大利亚政府实行的强制养老金制度，使澳大利亚基金在近期的增长率之快，在世界上也属罕见。预计至2010年澳大利亚管理基金的规模将达到15000亿澳元，也就是说在现有基础上将翻一番。随着基金规模的增长，澳基金对海外投资也将呈不断增长之势。

海外投资必然要考虑投资对象国政治经济的稳定性，对于基金这种特殊方式的投资，除上述因素以外，以下两个要素十分关键。第一，所在国的法律与金融监管体系是否健全并与国际惯例接轨；第二，所在国金融信息的公开性及与投资国金融合作的密切程度，比如所在国对投资公司所需要的银行系统资料进行

保密，而且相关法律措施不健全，将使投资商无法进行合理索赔，势必造成投资者望而却步。

目前澳大利亚依据上述标准，对世界30个主要金融交易中心和37个次中心进行了评估，并按适宜投资的程度，将这些中心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具有良好法律保障和行为规范的国家和地区，其中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二类是比较满意的有9个，包括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排在这两类之后的有40个。澳大利亚明确提出对第二类和第三类地区进行基金投资需要采取审慎的策略。

澳大利亚范文篇2

本文作者：徐德林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1997年，从英国移民澳大利亚的文化理论家安德鲁•米尔纳(AndrewMilner)撰文指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因患有历史健忘症而无力提供关于自身发展历程的权威叙述，①其结果是它既不如作为文化研究源头的英国文化研究频繁被人论及，也不如作为文化理论输出地的美国文化研究时常被人言说，尽管正是因为它的中继站作用，“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才得以建立。米尔纳的观察可谓不无道理，因为之前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确乎没有像英国文化研究那样致力于建构令人信服、条理清晰的起源神话，“像一个25岁的足球运动员一样忙于写自传”，②但他没有注意到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不同视野下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形塑叙事正悄然显影:格雷姆•特纳(GraemeTurner)从历史、文学研究、电影理论的角度，彼得•古多尔(PeterGoodall)从传播与媒体研究的角度，詹妮•克雷克(JennyCraik)从期刊文化的角度，约翰•弗劳(JohnFrow)与墨美姬(MeaghanMorris)从工人教育协会与左翼实践的角度，丽塔•费尔斯基(RitaFelski)与佐伊•索菲亚(ZoeSofia)从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法国哲学的角度，约翰•辛克莱(JohnSinclair)与吉姆•戴维森(JimDavidson)从文化史书写的角度，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文化研究。③从这个意义上讲，米尔纳的批评无疑是片面或不准确的。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不但开始了建构自身发展历程的叙述，而且因此在“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中获得了与英国、美国文化研究大致相当的能见度;越来越多的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受邀担任了《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与《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等国际知名刊物的编委，频繁地穿梭于、驻扎在先前被英美文化理论家支配的“现场”。直接促成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获得能见度或被屏显的，是出现在文化研究史书写中的一种“去中心化”趋势，它源自具有实体性质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在新时期的消失。1988年，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变为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系以后，尤其是文化研究系与社会学系合并的1992年以降，“许多文化研究理论家一直在试图挑战联系着本领域的某些系谱学叙述”，含蓄地指责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视为文化研究唯一源头的英格兰中心主义，其结果是“关于文化研究及其形塑的很多修正主义解释已然出现”，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之外的文化研究现场随之获得了能见度:“澳大利亚就是这样的一个现场，在过去的十年里，在跨国文化研究共同体中，一种独特风格的文化研究已然于其间获得了显著的能见度。”④除前文提及的特纳等人的著述以外，瓦尔达•布伦德尔(ValdaBlundell)、约翰•谢泼德(JohnShepherd)与伊恩•泰勒(IanTaylor)的编著《重新定位文化研究:理论与研究的发展》，⑤汉德尔•K．赖特(HandelK．Wright)的论文“我们胆敢不以伯明翰为中心吗?”，⑥也都旨在消除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地缘政治“中心”地位，动摇文化研究的传统空间政治。然而，这一去中心化过程却不无悖论地钩沉着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关联。鉴于在文化研究浮出澳大利亚地表之前的20世纪80年代初澳大利亚无力提供文化研究培训，约翰•费斯克(JohnFiske)、约翰•哈特利(JohnHartley)等英国文化理论家移师澳大利亚，加之第一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人大多曾求学于英国，有人甚至还得到过斯图亚特•霍尔(StuartHall)等英国文化理论家的耳提面命。一些文化研究史专家认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首先是作为英国文化理论家全球流动的产物而存在的，毕竟多数文化理论家都是学院中人，而“作为学院中人的好处之一便是理论可以很好地旅行，只不过有一点时差罢了”。⑦在这些学者看来，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几乎可谓是英国文化研究的“殖民地”，显在地具有“英国性”(Englishness)。由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屏显与英国文化研究全球播散的时间巧合，上述观念颇为流行。众所周知，1964年，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理查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d)创建的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于是便有了筚路蓝缕、影响深远的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以及它所代表的英国文化研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因为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与萨缪尔•亨廷顿(SamuelHuntingdon)所谓的“文化兴趣的复兴”，⑧英国文化研究经历了约翰•斯道雷(JohnStorey)所谓的从“作为政治的一种学术实践”到“一种学术实践的政治”的演变，⑨继而开始全球播散，费斯克、特纳等人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工程随之出现。他们于其间所采取的诸多措施，包括举办文化研究课程、创办文化研究刊物、出版或发表文化研究著述，⑩不仅为澳大利亚学人提供了文化研究方法与理论建构，普及了文化研究基本教养，而且更重要的是，基于“在我们看来，承认澳大利亚大众文化的活力与重要性似乎为一大进步”，促成了在英国文化研究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文化观———“大众的全部生活方式，他们的习俗与仪式、他们的娱乐与消遣，不但包括艺术，而且包括体育与海滨度假等实践”———根植于澳大利亚土壤。瑏瑡尽管他们“并不愿意替英国是否在这个领域具有霸权地位背书”，瑏瑢但一如费斯克与人合著的《澳大利亚的神话:解读澳大利亚大众文化》、特纳独著的《英国文化研究导论》等著作所证明的，费斯克等人确乎让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深深地打上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烙印。费斯克等人能够成功“殖民”澳大利亚，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前提: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澳大利亚智识文化的发展依旧主要受英国而不是美国智识潮流的影响。一如米尔纳在讨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形成时所言，澳大利亚新左派博采众长，不断从《竞技场》(Arena)等本土马克思主义期刊到自由主义(libertarianism)、毛主义(Maoism)等政治运动获取资源，但在引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却是英国的《新左派评论》(NewLeftReview)。瑏瑣澳大利亚社会学家彼得•贝尔哈兹(PeterBeilharz)也表达了类似观点:“至少就20世纪70年代的十年而言，似乎有一条驿马快递专线将巴黎与《新左派评论》联系起来，将《新左派评论》与墨尔本及悉尼联系起来。”瑏瑤这一前提不但保证了费斯克等人的成功，而且导致“英国性”一直幽灵般徘徊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上空。历史化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早期尝试，如苏珊•德莫迪(SusanDermody)、约翰•多克(JohnDocker)与德鲁希拉•莫德耶斯卡(DrusillaModjeska)合编的《内莉•梅尔芭、金杰•梅格斯与朋友:澳大利亚文化史论文集》，瑏瑥约翰•辛克莱与吉姆•戴维森合著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等于伯明翰加本土》，瑏瑦几乎都借助于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模式，而古多尔与米尔纳等人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著述，同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英国文化研究的历史为基线。正因如此，诸多文化理论家往往集体无意识地建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关联，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贴上“英国性”的标签予以屏显，虽然殊不知的是，此间的“英国性”不无虚假成分。受历史与文化认同等因素的刺激，澳大利亚智识生活从一开始就受英国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必然是后者的翻版;就文化研究的内部发展而言，英国与澳大利亚两地的研究传统从一开始便不尽相同。尽管我们不能绝对地主张英国文化研究以学术性为主，假定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以实践性见长———或者倘若它是英国文化研究，它就没有理解何为澳大利亚的真实状况，但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最具创新性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工作……一直更感兴趣于阐述象征行为的特定形式的含义獉獉、文化实践的特定时刻的影响獉獉，而不是参照更为古旧的文化理论去证明这样做的合理性。”瑏瑧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在澳大利亚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既能提供政府制定文化政策的参考，更能致力于公共话题的论争。一如本尼特的“将政策纳入文化研究”所表征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一直主要致力于研究———因此凸显———日常生活文化。然而，或许让这一领域在一定程度上不同于其美国同行的，是它与实用主义文化政治的联系、与智识实践的特定参与形式的联系。”瑏瑨随着安巴拉瓦纳•斯瓦兰登(Ambal-avanerSivannandan)所谓的“从改造世界到改造语词”的视野转移，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这一文化研究理论时代的“理论实践者”时常因难以履行自我宣称的有机知识分子职责进退维谷;瑏瑩面对英美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即国家在释放市场力量的同时限制文化准入时，诸多文化理论家既未能提供应有的洞见，也无力进行必要而有效的干预。有鉴于此，20世纪80年代初移居澳大利亚的本尼特以自己创办的格里菲斯大学文化政策研究所为大本营，致力于文化与媒体政策研究这一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的未竟事业，以期实现对文化的营救抑或“重释”。考虑到英国文化研究彼时所遭遇的范式危机，本尼特呼吁启用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的权力关系理论，尤其是其“治理性”(governmentalization)与“监视”(police)观念，从理论、实践、体制等维度“将政策纳入文化研究”，从文化实践与权力关系的纠缠去考察文化实践。瑐瑠本尼特意在实现的并非是凸显政策考量在文化研究中的核心地位，或者悬置文化研究，而是与地方及全国性行政部门或者准行政部门建立形式多样的合作或者顾问关系，通过组织研究、出版及召开会议等活动，切实参与关涉澳大利亚博物馆、艺术、电影、语言与教育政策的政策制定。基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澳大利亚社会运动现实，约翰•福莱士(JohnFlaus)、墨美姬、海伦•格瑞斯(HelenGrace)、司图亚特•康宁汉姆(StuartCunningham)、汤姆•奥里根及哈特利等人纷纷对本尼特的工程做出呼应，分别以评论家、独立电影制作人、产业理论家等身份加入其中，阐释政策研究与理解澳大利亚政治、经济、媒体与文化产业、新闻及相应规章制度的关联。最终，本尼特等人合力终结了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造就了处于“日本人所谓的蓬勃发展状态之中”的20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瑐瑡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因此作为最重要的成员之一凸显在文化研究世界共同体之中，尤其是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学会(CulturalStudiesAssociationofAustralia)成立之后。一如弗劳所言:“两个时刻记录了存在于20世纪80年代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终结: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协会在1992年的形成、格雷姆•特纳的《民族、文化、文本》与我及墨美姬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读本》在1993年的出版。”瑐瑢所以，本尼特等人所实践的这样一种以“实践性”为特征的文化研究即使不能否定，至少也是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评论家们所谓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屏显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无异于进行错位的表征。此间更具意味的与其说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英国性”，毋宁说是屏显这样一种虚假“英国性”的原因及由此引发的问题之所在。

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大放异彩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化理论家乔恩•斯特拉顿(JonStratton)与洪美恩(IenAng)多次告诫同道中人，作为一个术语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表征的是一种误导性的同质性。首先，它割裂了澳大利亚与世界其它地区尤其是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关系;其次，它忽视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世界性;再次，它遮蔽了澳大利亚的内部差异性。瑐瑣因此，在基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建构一种同质性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屏显其铁板一块的“英国性”的时候，人们很可能造成对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再次遮蔽;不同于之前作为一个整体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被遮蔽，此间被遮蔽的是其独特的形成机制与内部复杂性。这首先是因为系谱学考察本身可能具有片面性;无论是考察个人行为还是开展智识工作，作为方法的系谱学都可能具有欺骗性。一如特纳所指出的，在关于文化研究系谱的英美叙述中，“几乎没有认识到北/南分歧、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差异(更不必说第三世界的任何叙述)，或者文化研究知识的新帝国主义运作———完全吻合生产它们的国家的政治史的运作”，瑐瑤而非英美世界的叙述则明显缺乏自身文化独特性的意识。基于系谱学考察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这一术语首先遮蔽的，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之间的复杂纠缠。一方面，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有着自身独特的形塑动力，比如澳大利亚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实施的多元文化政策、澳大利亚人的“经济问题需要‘文化’解决办法”这一20世纪80年代共识，以及围绕澳大利民族身份的媒体论争，瑐瑥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确曾受到过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甚至可能具有某种“英国性”，毕竟“在文化研究学术层面上，‘英国’具有相当领导力”。瑐瑦另外，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一如英国文化研究，首先被孕育于成人教育运动之中: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成人教育的影响(主要通过工人教育协会)，同时滋养与保持了关于自学成才与业余实践的一种强大但不正式的智识文化，这种文化形塑了后来因教育系统扩张而成为专业知识分子的很多人的价值观。20世纪60年代末，我们自己与一种“文化与社会”方法的首次遭遇并非来自阅读雷蒙德•威廉斯，而是来自参加约翰•福莱士举办于悉尼新港滩(NewportBeach)的工人教育协会电影暑假学校。瑐瑧20世纪70年代末，媒体研究在澳大利亚的职业化以及英国文化研究作为严肃学术力量的登陆，导致了以福莱士为代表的成人教育讲师被遮蔽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历史之中，尽管1953年以降，福莱士一直以教师、评论家、演员的身份活跃在澳大利亚教育机构之中，穿梭在期刊与从实验电影到电视剧及商业片的诸多媒体之间，“为文化研究工程培养一批支持者，以及培养一代电影及媒体评论家”。瑐瑨墨美姬之得以成长为文化理论家、电影评论家，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她从福莱士的1969年与1970年电影暑假班获得了正规大学教育无法提供的灵感源泉:“福莱士所介绍给墨美姬的，是主要存在于学界之外的一种批评性思考的文化，在独特的澳大利亚脉络文化理论的早期发展中起形构作用的一种文化。”瑐瑩所以，特纳虽然坚称“不存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起源的神话……不同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并不存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可以说是因之而起的核心机构。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依旧是多重碎片化的”，瑑瑠但同时断然指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诞生“在电影与媒体研究等更为成熟的学科的边缘，在文学研究、艺术与社会学这样的学科内，或者学术之外，女性主义之内关于理论与实践的论争，作为结构文化政策发展与批评之内争辩的手段”。瑑瑡值得一提的是，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显影过程中，澳大利亚的文化研究学人一如他们的英国同行，往往协同作战，团结在某一期刊或研究中心的周围，或者借用彼此所教授的某一课程，如费斯克、特纳与米莱克合力创办刊物《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费斯克与特纳在科研中并肩战斗。然而，澳大利亚学人的合作通常很短暂;他们的流动性很大，即使两位学者曾在同一家机构任职，也未必是在同一时间。

其次，作为一个同质性术语的“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遮蔽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的多重耦合。瑑瑢弗劳与墨美姬在追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系谱时发现，就其形塑力量而言，“或许比其他任何单一智识影响更重要、更持久的，是女性主义与对日常生活及‘个人’生活政治的女性主义理解”。瑑瑣他们所意指的女性主义是澳大利亚学院智识与社会运动的产物、本土力量与跨国影响的结晶，包括“女权主义官僚运动”(femocrat/femocracymovement)与“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1973年，澳大利亚工党政府迫于“妇女选举团”(Women''''sElectoralLobby)的压力任命了一位总理妇女顾问，“女权主义官僚运动”随之开始，诸多女权主义者，尤其是来自高等教育行业的女权主义者因此获得了公职。20世纪80年代，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这一阵营的罗斯玛丽•普林格尔(RosemaryPringle)与索菲•沃森(SophieWatson)等学院派女权主义者基于福柯的权力模式，视政府为“一组竞技场”，而安娜•耶特曼(AnnaYeatman)则勉力耦合互不兼容的政策与后现代主义话语，干预政府政策。虽然鉴于“澳大利亚社会理论化的实用性”，瑑瑤女权主义官僚运动出现于澳大利亚丝毫不让人吃惊，但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将法国理论应用于国家政策领域的方式却是非同寻常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女权主义官僚运动必须被视为在为文化政策研究领域铺平道路，尤其是为伊恩•亨特(IanHunter)与托尼•本尼特等人受福柯启发、定位于政策的著述铺平道路。”瑑瑥“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即费尔斯基与索菲亚所谓的“身体女性主义之澳大利亚‘流派’”，源自1970年代以降的国际智识引入，以及本土期刊与出版业积极参与理论建构。瑑瑦集“女性主义修辞、拉康心理分析与巴特符号学”于一体，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澳大利亚后结构女性主义工作，对国际智识社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比如通过米歇尔•巴雷特(MichèleBarrett)合编的沃索出版社(Verso)“女性主义问题”系列———在把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引入说英语的知识分子社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应地，很多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者……为了把法国女性主义与后结构主义思想置入英美学术界，做出了关键性的贡献。瑑瑧不难发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无论是女权主义官僚运动还是新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致力于本土与国际智识与政治轨迹之间的交汇。一如苏珊•谢里登(SusanSheridan)所言:总是在为“国际”(美国与英国，后来是法国)女性主义的移植提供着肥沃土壤的澳大利亚女性主义有着某些本土特征，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它将其它的那些特征与自身的发展相嫁接而且不时地培养出新品种的能力。一如澳大利亚小说家克里斯蒂娜•斯特德(ChristinaStead)对这个大陆本身的表征，澳大利亚女性主义可以被想象为并非一个孤立的殖民前哨，而是位处世界贸易路线的交叉口，而且矛盾的是，被天生为旅行家的殖民者占据着。瑑瑨然而，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所曾“嫁接”抑或与之处于“一种双向交流关系”的，既有深刻影响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女性主义，也包括由米歇尔•德赛都(MicheldeCerteau)、亨利•列斐弗尔(HenriLefebvre)、罗兰•巴特等人所代表的有关日常生活的当代法国理论。瑑瑩一如墨美姬所证明的，澳大利亚文化理论家始终基于自己的本土性、澳大利亚的民族性、法国理论的跨国性，与法国理论保持一定的临界距离:“20世纪70年代以降被引入澳大利亚的一批批思想并非是被写到了一张白纸上，而是遭遇与进入了流行于彼时本土模式的激进文化批评的对话之中。”瑒瑠在接触与译介阿尔都塞、福柯、德勒兹、鲍德里亚、弗里克斯•瓜塔里(FélixGuattari)等人著述的过程中，墨美姬有意识地参照自己成长于其间的落后乡镇的情感结构、“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智识传统的需要，耦合本土、民族、跨国元素，因而有效地证明了智识的跨国流动何以促成以民族为基础的智识形塑。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谓是基于动荡的、在很大程度上为学生所驱动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智识文化促成了理论运动在澳大利亚的学术合法化。1980年的“第一届澳大利亚传播与文化研究大会”，以及1981年的“外国身体大会:澳大利亚的符号学/符号学与澳大利亚”，标志着法国理论开始被体制化于澳大利亚学界，因而大大推动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早期发展，虽然我们必须知道，直到《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创刊，“文化理论才自觉地假借文化研究，在澳大利亚获得中心位置”。瑒瑡1983年，费斯克、弗劳、特纳合力创办了《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旨在凝聚人才，同时，通过发表定位于澳大利亚的文化理论，卓有成效地把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推向国际舞台。费斯克等人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通过提升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国际能见度与“品牌化”，不但催生了一个众所周知为“澳大利亚文化研究”的独特领域的出现，而且刺激了英美学界对澳大利亚文化理论的兴趣。1987年，美国梅图恩(Methuen)出版公司收购《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以之为基础打造出了名为《文化研究》的国际刊物。1990年，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厄温海曼公司(UnwinHyman)为特纳出版了专著《英国文化研究导论》，在成就特纳为主要文化理论家的同时，有效地帮助了美国学生及其他读者衔接基本素材与概念背景之间的鸿沟，获得文化研究的基本教养。继20世纪90年代应邀赴美教学与科研之后，2000年底，墨美姬受聘担任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主任;她通过与陈光兴、酒井直树(NaokiSakai)等亚裔文化研究学者的合作，着实推进了陈光兴所谓的“新全球地方主义”(newinternationalistlocalism)，有力地促成了亚洲文化研究与英美、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之间的互动。所以，倘若《澳大利亚文化研究》与《英国文化研究导论》是澳大利亚文化研究走出被遮蔽状态屏显于世界的媒介，澳大利亚文化研究无疑是“三A轴心”文化研究帝国不折不扣的中继站。

澳大利亚范文篇3

一、水管理体制

澳大利亚水管理大体上分为联邦、州和地方三级，但基本上以州为主，流域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社会与民间组织参与管理。

成立于1963年的水资源理事会是该国水资源方面的最高组织，由联邦、州和北部地方的部长组成，联邦国家开发部长任主席。理事会下设若干专业委员会。这些专业委员会从下属各水管理局以及有关的地方其他政府机构中抽调人员组成。理事会负责制定全国水资源评价规划，研究全国性的关于水的重大课题计划，制定全国水资源管理办法、协议，制定全国饮用水标准，安排和组织有关水的各种会议和学术研究。

澳大利亚各州对水资源管理是自治的。各州都有自己的水法及水资源委员会或类似的机构，尽管机构名称不尽相同，但基本职责是一致的，都根据水法，负责水资源的评价、规划、分配、监督开发利用；建设州内所有与水有关的工程，如供水、灌溉、排水、河道整治等。

二、流域管理

流域管理是澳大利亚水资源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和经验。墨累—达令河流域（Murray-Darlin）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流域，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域之一。该流域的水资源管理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水资源状况的变化对加强流域管理的客观要求。最初的流域管理从1863年墨尔本会议开始，那时水的问题还不突出，州与州合作愿望还不很强烈，对流域水问题进行统筹考虑的意识还不强。19世纪末，人口主要聚居区发生了严重干旱和用水冲突，该流域连续7年发生了大旱，严重的水资源矛盾迫使三个州走到一起共商水资源治理开发问题。1902年科罗瓦非政府组织会议上达成了一个综合开发流域的可操作性协议的意向，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磋商，成立墨累河委员会负责分水协议的执行。

在分水协议的指导下，此后的60多年里，流域水资源得到较好的开发和利用。水资源支撑了流域内经济社会持续60年的大发展，使这一地区成为澳大利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农业产值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41%。但是，至20世纪60年代，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水资源的粗放利用，水污染和土地盐碱化等环境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流域委员会对水资源承载能力进行了重新评估，强化了保护方面的责任，加强了各方面的协调与配合，进行了控制流域协议。1993年契约各方政府通过墨累—达令河流域法案。

墨累—达令河流域协议，通过促进和统一有效的规划和管理，希望达到平等、高效、可持续利用流域水、土和其他资源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建立了三个层次的组织机构，即：墨累—达令河流域部长级会议、墨累—达令河流域委员会和公众咨询协会。这三个机构分工明确，相互衔接，互相配合，比较有效地进行了流域水资源的管理。

流域在各州内的管理职能由各州相关的政府机构承担，最终与灌溉协会或供水公司相衔接。流域各级水服务机构均向公众公布年度财务报告和供水价格测算结果，宣传水知识和有关信息，以便公众能真正参与管理。

三、水利工程管理

加强水利工程管理是水利设施得以安全运行和有效发挥效益的重要保证。怎样确保水利的良性运行？如何解决水利工程的老化失修问题？近年来，澳大利亚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大胆的探索。

在灌溉工程管理上，已逐步实施由政府管理转为私人企业管理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工程实现良性运行。一年以前，州政府鼓励原来负责灌溉工程管理的公务人员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管理公司，凭借他们自身的管理经验，将水利工程作为一个企业来运行，作为扶持政策，明确在15年内，政府给予必要的支持。政府通过与管理者谈判，根据水利工程的状况和效益，给予持续的财政补贴，用于运行维护管理和环保。财政补贴的额度，由于工程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每年100万至1500万澳元不等。每个工程单独核算，分别谈判进行个案处理。每个工程的水价不仅要受到政府的控制，而且要与用水户协商一致。总的目标是，通过15年的努力，使工程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

四、水权管理

澳大利亚水的使用权原来由政府相关机构无偿提供。8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政府推行水改革，目前，地表水的水权正逐步私有化，地下水水权的私有化也正在讨论中。过去用水灌溉等必须有政府颁发的证书，水权与地权密切相关，需要更多的水，就必须买更多的土地。各州政府拥有水的分配权，按照本州水法的规定，根据某一河流多年（10年左右）的来水和用水记录以及土地的拥有情况等确定一个额度，分给个人（农牧场主）或公司，在额度内，使用者需交纳水费，各州水费标准有所区别。拥有水权的公司或农牧场主，使用水量不得超过所拥有水权的额度。

水权可以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买进水权或卖出多余的水权。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后，由水权管理机构批准，办理有关手续，交付相应费用，并变更水权。水权管理机构对年水权交易量进行控制，一般不超过水资源总量的2%，并提前公布近期允许交易水量。水权交易使水向使用价值高的用途转移，多水者通过销售多余的用水许可权获得财务收益，缺水者可以通过购买水权来满足需求。水权交易改变了供水工程建设管理的投融资方式，使用水户更直接地参与供水管理。用水户和供水公司要考虑水价成本，采取先进技术，优化管理，节约用水，国家通过立法保障水权交易，规范交易行为和进行投融资政策导向，控制水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环境。

五、水价政策

90年代以来，随着工程管理体制和水权管理体制的变革，澳大利亚对水价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澳大利亚政府要求供水水价能回收供水的实际成本，近年来水价平均每年涨幅在10%左右，各地有所不同。水价结构也在进行调整，以期更加科学合理。1997年8月，维多利亚州颁布新的价格标准。新标准废除了原来供水污水处理根据资产净值进行计价办法，而转变为消费者根据其用水量的排污量来付费。居民水价分为基本水费（固定成本费用）和计量水费。基本水费包括供水、排污服务费和园林绿化服务费，分别为：供水基本服务费每户每季度8.25澳元，排污基本服务费每户每季度29.03澳元，园林绿化水服务费，每年收一次。可以看出，排污基本服务费较用水基本服务费高出许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澳大利亚十分注重环境保护，注重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计量水费，用水水价每m30.72澳元。

六、水政策改革的基本思路

最近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水政策研究中心、澳州水资源协会、悉尼科技大学等单位和专家针对澳大利亚出现的土地植被退化、河流环境恶化、水利设施老化问题，提出了水利改革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政策，主要内容：

1.促进可持续发展。对每项工程任务都要进行可持续发展评价（前、中、后）；研究新的法规措施，最低限度地使用自然水；实施地下水的回灌措施（补水）；采用最新的水循环利用方式（工艺）；运用市场机制使水的利用尽量靠近水源地；对工矿企业和农业布局进行结构调整，恢复水土生态状况；实施环境管理机制，以生态和流域为区划单位。

2.保护水环境。将社会、生态、环境诸因素的协调都体现在规划上，多目标利用、综合决策，充分认识水的价值作用；在水事管理上各方公平参与、听取多方意见；水工程建设规划包含环境原则；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注意社会影响评价；提倡社会各方面对水多目标利用；开展对原始有景观价值水环境的评价和保护。

3.高效利用水资源。提高农业灌溉效益；城市用水控制在限度内，提倡重复利用；综合考虑水使用者和供给者的关系，通过明确产权、广泛利用水市场、水价审计进行调水分配和交易。

澳大利亚范文篇4

一、水管理体制

澳大利亚水管理大体上分为联邦、州和地方三级，但基本上以州为主，流域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社会与民间组织参与管理。

成立于1963年的水资源理事会是该国水资源方面的最高组织，由联邦、州和北部地方的部长组成，联邦国家开发部长任主席。理事会下设若干专业委员会。这些专业委员会从下属各水管理局以及有关的地方其他政府机构中抽调人员组成。理事会负责制定全国水资源评价规划，研究全国性的关于水的重大课题计划，制定全国水资源管理办法、协议，制定全国饮用水标准，安排和组织有关水的各种会议和学术研究。

澳大利亚各州对水资源管理是自治的。各州都有自己的水法及水资源委员会或类似的机构，尽管机构名称不尽相同，但基本职责是一致的，都根据水法，负责水资源的评价、规划、分配、监督开发利用；建设州内所有与水有关的工程，如供水、灌溉、排水、河道整治等。

二、流域管理

流域管理是澳大利亚水资源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和经验。墨累—达令河流域（Murray-Darlin）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流域，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域之一。该流域的水资源管理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水资源状况的变化对加强流域管理的客观要求。最初的流域管理从1863年墨尔本会议开始，那时水的问题还不突出，州与州合作愿望还不很强烈，对流域水问题进行统筹考虑的意识还不强。19世纪末，人口主要聚居区发生了严重干旱和用水冲突，该流域连续7年发生了大旱，严重的水资源矛盾迫使三个州走到一起共商水资源治理开发问题。1902年科罗瓦非政府组织会议上达成了一个综合开发流域的可操作性协议的意向，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磋商，成立墨累河委员会负责分水协议的执行。

在分水协议的指导下，此后的60多年里，流域水资源得到较好的开发和利用。水资源支撑了流域内经济社会持续60年的大发展，使这一地区成为澳大利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农业产值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41%。但是，至20世纪60年代，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水资源的粗放利用，水污染和土地盐碱化等环境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流域委员会对水资源承载能力进行了重新评估，强化了保护方面的责任，加强了各方面的协调与配合，进行了控制流域协议。1993年契约各方政府通过墨累—达令河流域法案。

墨累—达令河流域协议，通过促进和统一有效的规划和管理，希望达到平等、高效、可持续利用流域水、土和其他资源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建立了三个层次的组织机构，即：墨累—达令河流域部长级会议、墨累—达令河流域委员会和公众咨询协会。这三个机构分工明确，相互衔接，互相配合，比较有效地进行了流域水资源的管理。

流域在各州内的管理职能由各州相关的政府机构承担，最终与灌溉协会或供水公司相衔接。流域各级水服务机构均向公众公布年度财务报告和供水价格测算结果，宣传水知识和有关信息，以便公众能真正参与管理。

三、水利工程管理

加强水利工程管理是水利设施得以安全运行和有效发挥效益的重要保证。怎样确保水利的良性运行？如何解决水利工程的老化失修问题？近年来，澳大利亚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大胆的探索。

在灌溉工程管理上，已逐步实施由政府管理转为私人企业管理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工程实现良性运行。一年以前，州政府鼓励原来负责灌溉工程管理的公务人员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管理公司，凭借他们自身的管理经验，将水利工程作为一个企业来运行，作为扶持政策，明确在15年内，政府给予必要的支持。政府通过与管理者谈判，根据水利工程的状况和效益，给予持续的财政补贴，用于运行维护管理和环保。财政补贴的额度，由于工程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每年100万至1500万澳元不等。每个工程单独核算，分别谈判进行个案处理。每个工程的水价不仅要受到政府的控制，而且要与用水户协商一致。总的目标是，通过15年的努力，使工程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

四、水权管理

澳大利亚水的使用权原来由政府相关机构无偿提供。8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政府推行水改革，目前，地表水的水权正逐步私有化，地下水水权的私有化也正在讨论中。过去用水灌溉等必须有政府颁发的证书，水权与地权密切相关，需要更多的水，就必须买更多的土地。各州政府拥有水的分配权，按照本州水法的规定，根据某一河流多年（10年左右）的来水和用水记录以及土地的拥有情况等确定一个额度，分给个人（农牧场主）或公司，在额度内，使用者需交纳水费，各州水费标准有所区别。拥有水权的公司或农牧场主，使用水量不得超过所拥有水权的额度。

水权可以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买进水权或卖出多余的水权。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后，由水权管理机构批准，办理有关手续，交付相应费用，并变更水权。水权管理机构对年水权交易量进行控制，一般不超过水资源总量的2%，并提前公布近期允许交易水量。水权交易使水向使用价值高的用途转移，多水者通过销售多余的用水许可权获得财务收益，缺水者可以通过购买水权来满足需求。水权交易改变了供水工程建设管理的投融资方式，使用水户更直接地参与供水管理。用水户和供水公司要考虑水价成本，采取先进技术，优化管理，节约用水，国家通过立法保障水权交易，规范交易行为和进行投融资政策导向，控制水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环境。

五、水价政策

90年代以来，随着工程管理体制和水权管理体制的变革，澳大利亚对水价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澳大利亚政府要求供水水价能回收供水的实际成本，近年来水价平均每年涨幅在10%左右，各地有所不同。水价结构也在进行调整，以期更加科学合理。1997年8月，维多利亚州颁布新的价格标准。新标准废除了原来供水污水处理根据资产净值进行计价办法，而转变为消费者根据其用水量的排污量来付费。居民水价分为基本水费（固定成本费用）和计量水费。基本水费包括供水、排污服务费和园林绿化服务费，分别为：供水基本服务费每户每季度8.25澳元，排污基本服务费每户每季度29.03澳元，园林绿化水服务费，每年收一次。可以看出，排污基本服务费较用水基本服务费高出许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澳大利亚十分注重环境保护，注重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计量水费，用水水价每m30.72澳元。

六、水政策改革的基本思路

最近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水政策研究中心、澳州水资源协会、悉尼科技大学等单位和专家针对澳大利亚出现的土地植被退化、河流环境恶化、水利设施老化问题，提出了水利改革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政策，主要内容：

1.促进可持续发展。对每项工程任务都要进行可持续发展评价（前、中、后）；研究新的法规措施，最低限度地使用自然水；实施地下水的回灌措施（补水）；采用最新的水循环利用方式（工艺）；运用市场机制使水的利用尽量靠近水源地；对工矿企业和农业布局进行结构调整，恢复水土生态状况；实施环境管理机制，以生态和流域为区划单位。

2.保护水环境。将社会、生态、环境诸因素的协调都体现在规划上，多目标利用、综合决策，充分认识水的价值作用；在水事管理上各方公平参与、听取多方意见；水工程建设规划包含环境原则；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注意社会影响评价；提倡社会各方面对水多目标利用；开展对原始有景观价值水环境的评价和保护。

3.高效利用水资源。提高农业灌溉效益；城市用水控制在限度内，提倡重复利用；综合考虑水使用者和供给者的关系，通过明确产权、广泛利用水市场、水价审计进行调水分配和交易。

澳大利亚范文篇5

关键词：澳大利亚;艺术教育;幼儿园阶段;中小学阶段;启示

现今艺术教育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教育门类，在学校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艺术教育的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将艺术教育作为公民终身发展的内容。澳大利亚的文化教育实力雄厚，注重对学生艺术素养的培养。澳大利亚的艺术教育受到各种教育思想的影响，并朝着多元化方向不断发展。

一、澳大利亚艺术教育的内容

澳大利亚不同区域的文化差异较大。因地域的差异，其课程设计、课程内容、课程标准等就会有所不同。20世纪8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各领域有意向采取统一的国家课程标准。2008年，其《墨尔本宣言》中明确了艺术、英语、数学、科学、历史、外语、体育和健康教育、信息技术8大基础教育核心学习领域[1]。随后，国家课程和评估报告委员会成立，主要管理幼儿园至小学低年级的课程设计，以激发儿童的自信心与创造力。2011年，澳大利亚正式颁布统一的《艺术教育国家课程标准》，地方各州和领地都以此作为艺术课程管理的依据，并调整本区域的课程设计。2008年，澳大利亚将艺术定义为核心学习领域，明确将艺术放在首位，视其为所有学科的基点。从国家层面重视学生的艺术素养培养，贯彻落实美育，体现出澳大利亚对艺术教育的重视。“国家视觉艺术教育的政策”中强调对审美能力和知识技能的培养，明确审美能力的培养与艺术表现知识和技能的增强这一重要目标。

二、澳大利亚幼儿园阶段的艺术教育

幼儿园阶段是儿童性格成长的关键阶段，幼儿教育对儿童个性和观念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澳大利亚的幼儿园教育不属于国家的义务教育，有关人员认为父母的陪伴在儿童的幼儿园阶段至关重要，儿童可根据需要接受幼儿园教育。儿童在幼儿园阶段没有指定的课本，教师会带领儿童进行主题游戏互动，让儿童在游戏的过程中学习知识。澳大利亚幼儿园阶段的艺术教育强调儿童在成长中的差异，认为差异是儿童个性形成的基础。教师应注重儿童性格发展方面的特征，改变以往教育体系中墨守成规的教育方式，通过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段，让儿童在学习与玩耍的过程中自由表达，从而促进儿童个性的发展。幼儿园阶段的艺术教育具有以下特点。其一，注重儿童的想法与感受。在艺术创作的过程中，澳大利亚的幼儿园不会给儿童框定主题，认为绘画是儿童表达自我的方式，儿童可按照自己的想法随心所欲地绘画，享受艺术创作的过程。其二，注重激发儿童对艺术的兴趣。澳大利亚的幼儿园注重培养儿童对自然、生活和社会艺术中美的感受力。如：教师会组织儿童观察森林，在作品中描绘大树、昆虫等，让儿童与自然亲密接触；带领儿童一起绿化环境，利用儿童的艺术作品装扮校园环境；鼓励儿童自由参与树皮画创作、绣花、剪纸等手工活动，让儿童充分感受艺术创作的乐趣。其三，注重儿童艺术创作的独立性。在艺术课堂教学中，教师让儿童动手尝试创作，独立完成自己的任务。教师只在课堂活动前将所需材料提供给学生，且不为儿童提供模仿的范例，更不会干涉儿童的作品创作。教师让儿童自由探索，全身心地投入艺术创作，从而发展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教师作为儿童学习活动的引导者，通过互动与引导，可以激发儿童的潜能，增强儿童对艺术的兴趣与理解。其四，注重对儿童的鼓励性评价。当儿童在展示艺术作品时，教师会采用鼓励性的方式，如微笑、语言表扬、鼓掌等回应儿童，以此强化儿童的记忆，鼓励他们大胆交流与互动。这种方式有利于增强儿童的自信，使他们更愿意主动地表达自己，使其形成良好的性格。在课堂活动评价过程中，教师更多的是点评活动的过程而非最终的成果，且不以作品的优劣作为评价的准则，而是将情感因素作为评价儿童作品标准的基础，询问儿童是否在艺术活动中体验到乐趣，获得内心的真实感受[2]。

三、澳大利亚中小学艺术教育

澳大利亚各州的教育系统不同，学制略有差异。如，新南威尔士州的小学教育为一至六年级，学生在五年级时可以报考参加精英中学考试；初中四年，高中两年，中学一起读完。澳大利亚的中小学艺术教育范畴包括视觉艺术、音乐、舞蹈、戏剧及媒体艺术五项艺术形式[3]。学生在学校课程中必须同时学习这五项艺术。在高中时，学生可专注发展某一项艺术。澳大利亚艺术教育课程在不同的艺术形式和不同的学习阶段，都要求学生全面地学习以下三个学习领域的内容：创作、制作与展示；审美与艺术评论；过去及现在情境研习。这三个领域内容的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艺术想象力、创造力以及欣赏评述能力。澳大利亚艺术教育课程明确了五大科目，以促进学生对艺术的领悟和创作，并将每门艺术学科的学习内容划分为两大部分：创作与回应。创作指运用过程、技术、知识与技能创作艺术作品，提升学生的想象力、即兴创作能力、探索能力、实践能力、交流能力以及将知识相互融合的能力。回应指探索、回应、分析和阐释艺术作品，使学生能够表达与反思自己的作品，回应他人的作品，并且能够从不同的情境赏析艺术作品。同时，澳大利亚艺术教育课程指出了艺术课程设置的考虑要素，包括意义、形式、社群、文化、历史、哲学和意识形态、主要理论、传统观念、心理学、评价十项要素。除了要回答上述问题，学校还需要考虑几方面基本的要素，如与其他学习领域的联系、设计在课程设计中的位置等[4]。在中小学艺术教育课程目标设置方面，澳大利亚注重艺术对社会、文化情境的贡献，强调要终身参与和享受艺术活动，以艺术增强学生的文化认同感；强调了解艺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与文化中的演变；强调艺术是沟通的一种形式，能唤起其他领域的回应；强调艺术是有价值的、有意见的、有选择的。由此可见，澳大利亚艺术教育观不再是传统的价值观念，更强调具有改进社会文化的动力。以六年级视觉艺术课程的目标为例分析。在创作与展示环节，教师带领学生欣赏各国优秀的美术作品，探析其在技法、风格等方面的特征，让学生以此为基础开展相同主题的创作，从而达到探寻不同文化的视觉艺术并自行创作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不仅增强了对不同艺术作品的认识与理解，而且能够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再创作，形成创意思维。在创作的过程中，学生学习运用多种方法，如利用手绘或电子设备展开设计，选择合适的风格和媒体进行艺术创作活动。在赏析相同主题的作品时，学生评鉴其他的优秀作品，表达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与认识。通过探究美术与设计作品中使用的技能等，学生实现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艺术作品的目标。这样的课程计划更贴合学生的实际、更人性化，并且学习内容广泛、学习范畴全面，使学生不仅能够学习不同国家的文化与历史，而且能够提高自身的能力和技巧，如电脑设计技能、分析与调查的技能。但同时需要注意，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会出现很多难以预测的情况[5]。现今国家经济发展迅速、科技发达，学生的成长环境较为复杂，各种媒体、流行音乐、广告、视觉艺术等影响着学生的生活。澳大利亚艺术教育课程目标的设置注重培养实用型人才，可以使课程内容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增强学生对新艺术形式的了解。课程兼具共同性和选择性，各地区开发的新课程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艺术教育课程门类繁多，高年级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等自由选择课程。同时，澳大利亚艺术课程注重融合跨学科内容，对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持理解和尊重的态度，可以使学生对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和热情。

四、澳大利亚艺术教育对我国艺术教育的启示

澳大利亚幼儿园阶段的艺术教育能够带给儿童归属感和存在感，使儿童在独立创作的过程中感知艺术的魅力，养成良好的个性。我国部分幼儿园在幼儿艺术教育中往往重视对儿童智力的培养，忽视对儿童的自我认知发展。在艺术活动中，教师应引导儿童认识自我，大胆表达自身的个性与情感；同时，让儿童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不应过多地干涉学生，而应尊重儿童的学习主体性，注重艺术与自然、生活和社会的联系[6]。对于中小学艺术教育，澳大利亚在2008年就把艺术定位于基础教育核心学习领域，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国家课程建设目标，从定位、课程开发、课程实施范围、课程实施的顺序、内容等方面制定了制度层面、国家层面的具体方案和内容标准。我国的艺术课程在义务教育课程体系中不断发展，《普通高中艺术课程标准（2017年版）》强调艺术学科核心素养，精炼教学内容，注重育人功能，促进了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澳大利亚艺术教育观有别于以往的教育价值观念，强调具有改进社会文化的动力，摒弃以往的内容导向性课程，可以使学生在多个领域进行充分的探究与学习，课程设置较为灵活，强调引导学生在社会生活等各方面认识艺术，不仅仅局限于课堂，还要让艺术更加生活化，使艺术对学生而言不再陌生。这样可以使学生更乐于主动接触艺术，激发学生对艺术的学习兴趣，使学生的学习不再枯燥、乏味，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实践能力，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使学生能够进行自由且充分的表达与交流，大胆表达自己的感想，提高交流、沟通的能力，增强自信心。对我国而言，艺术教育应更多地关注学生对真实自我的表现，尊重学生的想法，给予学生更大的创作空间。在注重艺术理论知识的掌握、绘画技能的学习以及欣赏课程的理解方面，教师可重点讲授视觉艺术方面的内容，不断提升学生的艺术素养[7]。

我国应更加重视多元文化观念；在艺术教育中融入多元文化的学习，打破艺术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界线，注重传统艺术教育与现代艺术教育的融合；注重社会、家庭及生活环境对艺术教育的影响；等等。在艺术教育的过程中，激发学生的想象力与实践能力，提高学生的艺术核心素养，不断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这些都是教育工作者需要共同努力的方向。中国艺术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重在传承；澳大利亚的艺术教育起步较晚，但发展活跃性、包容性强。我国在艺术教育中应加强对多元文化的理解与融合，重视艺术学科对人的全面发展起到的作用，注重艺术对家庭、社会、生活作出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林静雅.澳大利亚艺术教育国家课程标准探析[J].世界教育信息，2012，25（2）：37-38，48.

[2]李生兰.澳大利亚的学前教育课程[J].比较教育研究，1993（1）：30-32.

[3]周明诚，彭小云.艺术学校（院）教学模式创新与规范化管理及规章制度实务全书[M].广州：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2004：437.

[4][5]徐建融，钱初熹，胡知凡.美术教育展望[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72.

[6]王丽芳.澳大利亚幼教理念对我国幼儿园教育实践的启示[J].湖北函授大学学报，2014，27（7）：126-127.

澳大利亚范文篇6

原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代表团通过对澳大利亚的考察，有了以下几点认识和思考。

1离不开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和监督管理

职业安全腱康管理体系认证认可工作，无论是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的制定，还是机构认证认可以及行为的管理，都离不开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和监督管理。政府通过立法制定有关的法规和标准，使认证认可机构和广大企业有章可循，并通过强有力的监察体制，保证法律法规在认证认可工作中得到贯彻实施。

澳大利亚政府对职业安全健康有关法规制度和咨询、认可、认证、培训、执照审批、处罚等各方面，都实施了相应的监管，育力地支持和促进该项工作正常健康的发展。维多利亚州安全保障局设有战略项目部，专门从事职业安全健康方面的战略方针研究和战术计划，制定相关的法规、规范，并督促检查。并规定凡在维多利亚州从事职业安全腱康管理认证认可的组织，应取得相应的资质后方可开展认证认可工作，并按要求定期向政府主管部门报告。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职业安全健柬管理体系认证认可工作起步较晚，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同时，需要开展该项工作的企业数量众多，涉及的行业很广，所以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认证认可工作更需在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和监管下进行。

2．从国情出发，制定和完善相关法规、政策和标准

澳大利亚在职业安全腱康管理体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颁布了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规范和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实施指南两个国家标准。这些标准与GBl8001育相通性，大原则是一致的，但角变和某些细则有些不同。GBl8001更多的是站在审查者角度。他们在实际工作中根据不同的客户要求可灵活采用。同时，为了对，本系运行效果评估更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澳大利亚还研究制定了《商业评定程序》等管理系统。这些系统结合了澳大利亚国情特点，有的放矢。县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因此，有拂电支持了国家标准的实施，受到广大客户的欢迎。

我国企业数量众多，各行各业的环境、条件、设备情况、管理状况差别很大，在实施’过程中如果仅仅有一两个主要法规标准，那么可能会在具体操怍上，碰到许多困难。所以，我们应在国际通行准则的前提下，结合国情，结合现有的生产水平、安全状况，加快制定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规范、标准，切实降低作业风险，减少伤亡事故的曳生，为推进我国的职业安全健康工作服务。

3．拓宽覆盖面，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

在这次考察中发现，澳大利亚目前开展的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认证工作，主要还是面对100多家大型企业(按澳方标准，每个企业职工700人以上、年工资额500万澳元以上为大企业)。所依据的标准和采用的方法均应用在大企业上，并取得不少的成功经验。但对中企业如同进行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认证仍是一个薄弱环节，今后要探索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川、企业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的规范和标准。

我国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也存在类似的问题。目前，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主要建立在规模比较大、经济效益比较好、外向型的企业，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对比较集中。全国中小型企业多达几十万家，且点多面广，多种所有制并存，工业结构复杂多样，加之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规模差异很大，如果简单地将在大企业适用的方法和程序用在中小型企业上，势必事倍功半。因此，中小型企业实施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任重道远，将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不能一蹴而就。

为此，有必要开发和建立一些针对性更强、具有行业特色、可操作性强、结构也较简明、实施成本相对较低的系统，为广大中小企业建立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服务。

4．加强国际交流，不断提高工作水平

澳大利亚范文篇7

澳大利亚人最喜爱的动物是袋鼠与琴鸟。前者被澳大利亚人视作澳洲大陆上最早的主人，后者则是澳大利亚的国鸟。在澳大利亚人眼里，兔子是一种不吉利的动利。他们认为，碰到了兔子，可能是厄运将临的预兆。

蛋白石，是澳大利亚珍爱的一种宝石，同时也是该国的国石。

在数目方面，受基督教的影响，澳大利亚人对于“13”与“星期五”普遍反感至极。

在人际交往中，爱好娱乐的澳大利亚往往是邀请友人一同外出游玩的习惯，他们认为这是密切双边关第的捷径之一。对此类邀请予以拒绝，会被他们理解成不给面子。

澳大利亚人崇尚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在社会生活中，他们乐于保护弱者。除了保护老人、妇女、孩子、弱小种族之外，他们还讲究保护私生子的合法地位，甚至将保护动物看作是自己的天职。议论种族、宗教、工会和个人私生活以及等级、地位问题，最令澳大利亚人不满。

同澳大利亚人打交道时，还有下列四点事项要特别注意。

第一、澳大利亚人不喜欢将本国与英国处处联系在一起。虽然不少人私下里会对自己与英国存在某种关系而津津乐道，但在正式场合，他们却反感于将两国混为一谈。

第二，澳大利亚人不喜欢听“外国”或“外国人”这一称呼。他们认为，这类称呼抹杀个性，是哪一国家，是哪个国家的人，理当具体而论，过于笼统地称呼是失敬的作法。

澳大利亚范文篇8

澳大利亚人最喜爱的动物是袋鼠与琴鸟。前者被澳大利亚人视作澳洲大陆上最早的主人，后者则是澳大利亚的国鸟。在澳大利亚人眼里，兔子是一种不吉利的动利。他们认为，碰到了兔子，可能是厄运将临的预兆。

蛋白石，是澳大利亚珍爱的一种宝石，同时也是该国的国石。

在数目方面，受基督教的影响，澳大利亚人对于“13”与“星期五”普遍反感至极。

在人际交往中，爱好娱乐的澳大利亚往往是邀请友人一同外出游玩的习惯，他们认为这是密切双边关第的捷径之一。对此类邀请予以拒绝，会被他们理解成不给面子。

澳大利亚人崇尚人道主义和博爱精神。在社会生活中，他们乐于保护弱者。除了保护老人、妇女、孩子、弱小种族之外，他们还讲究保护私生子的合法地位，甚至将保护动物看作是自己的天职。议论种族、宗教、工会和个人私生活以及等级、地位问题，最令澳大利亚人不满。

同澳大利亚人打交道时，还有下列四点事项要特别注意。

第一、澳大利亚人不喜欢将本国与英国处处联系在一起。虽然不少人私下里会对自己与英国存在某种关系而津津乐道，但在正式场合，他们却反感于将两国混为一谈。

第二，澳大利亚人不喜欢听“外国”或“外国人”这一称呼。他们认为，这类称呼抹杀个性，是哪一国家，是哪个国家的人，理当具体而论，过于笼统地称呼是失敬的作法。

澳大利亚范文篇9

一、水管理体制

澳大利亚水管理大体上分为联邦、州和地方三级，但基本上以州为主，流域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社会与民间组织参与管理。

成立于1963年的水资源理事会是该国水资源方面的最高组织，由联邦、州和北部地方的部长组成，联邦国家开发部长任主席。理事会下设若干专业委员会。这些专业委员会从下属各水管理局以及有关的地方其他政府机构中抽调人员组成。理事会负责制定全国水资源评价规划，研究全国性的关于水的重大课题计划，制定全国水资源管理办法、协议，制定全国饮用水标准，安排和组织有关水的各种会议和学术研究。

澳大利亚各州对水资源管理是自治的。各州都有自己的水法及水资源委员会或类似的机构，尽管机构名称不尽相同，但基本职责是一致的，都根据水法，负责水资源的评价、规划、分配、监督开发利用；建设州内所有与水有关的工程，如供水、灌溉、排水、河道整治等。

二、流域管理

流域管理是澳大利亚水资源管理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和经验。墨累—达令河流域（Murray-Darlin）是澳大利亚最大的流域，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域之一。该流域的水资源管理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水资源状况的变化对加强流域管理的客观要求。最初的流域管理从1863年墨尔本会议开始，那时水的问题还不突出，州与州合作愿望还不很强烈，对流域水问题进行统筹考虑的意识还不强。19世纪末，人口主要聚居区发生了严重干旱和用水冲突，该流域连续7年发生了大旱，严重的水资源矛盾迫使三个州走到一起共商水资源治理开发问题。1902年科罗瓦非政府组织会议上达成了一个综合开发流域的可操作性协议的意向，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磋商，成立墨累河委员会负责分水协议的执行。

在分水协议的指导下，此后的60多年里，流域水资源得到较好的开发和利用。水资源支撑了流域内经济社会持续60年的大发展，使这一地区成为澳大利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农业产值占全国农业总产值的41%。但是，至20世纪60年代，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由于水资源的粗放利用，水污染和土地盐碱化等环境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流域委员会对水资源承载能力进行了重新评估，强化了保护方面的责任，加强了各方面的协调与配合，进行了控制流域协议。1993年契约各方政府通过墨累—达令河流域法案。

墨累—达令河流域协议，通过促进和统一有效的规划和管理，希望达到平等、高效、可持续利用流域水、土和其他资源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建立了三个层次的组织机构，即：墨累—达令河流域部长级会议、墨累—达令河流域委员会和公众咨询协会。这三个机构分工明确，相互衔接，互相配合，比较有效地进行了流域水资源的管理。

流域在各州内的管理职能由各州相关的政府机构承担，最终与灌溉协会或供水公司相衔接。流域各级水服务机构均向公众公布年度财务报告和供水价格测算结果，宣传水知识和有关信息，以便公众能真正参与管理。

三、水利工程管理

加强水利工程管理是水利设施得以安全运行和有效发挥效益的重要保证。怎样确保水利的良性运行？如何解决水利工程的老化失修问题？近年来，澳大利亚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大胆的探索。

在灌溉工程管理上，已逐步实施由政府管理转为私人企业管理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使工程实现良性运行。一年以前，州政府鼓励原来负责灌溉工程管理的公务人员分离出来，成立独立的管理公司，凭借他们自身的管理经验，将水利工程作为一个企业来运行，作为扶持政策，明确在15年内，政府给予必要的支持。政府通过与管理者谈判，根据水利工程的状况和效益，给予持续的财政补贴，用于运行维护管理和环保。财政补贴的额度，由于工程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别，每年100万至1500万澳元不等。每个工程单独核算，分别谈判进行个案处理。每个工程的水价不仅要受到政府的控制，而且要与用水户协商一致。总的目标是，通过15年的努力，使工程具备独立生存的能力。

四、水权管理

澳大利亚水的使用权原来由政府相关机构无偿提供。80年代以后，澳大利亚政府推行水改革，目前，地表水的水权正逐步私有化，地下水水权的私有化也正在讨论中。过去用水灌溉等必须有政府颁发的证书，水权与地权密切相关，需要更多的水，就必须买更多的土地。各州政府拥有水的分配权，按照本州水法的规定，根据某一河流多年（10年左右）的来水和用水记录以及土地的拥有情况等确定一个额度，分给个人（农牧场主）或公司，在额度内，使用者需交纳水费，各州水费标准有所区别。拥有水权的公司或农牧场主，使用水量不得超过所拥有水权的额度。

水权可以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买进水权或卖出多余的水权。通过市场进行交易后，由水权管理机构批准，办理有关手续，交付相应费用，并变更水权。水权管理机构对年水权交易量进行控制，一般不超过水资源总量的2%，并提前公布近期允许交易水量。水权交易使水向使用价值高的用途转移，多水者通过销售多余的用水许可权获得财务收益，缺水者可以通过购买水权来满足需求。水权交易改变了供水工程建设管理的投融资方式，使用水户更直接地参与供水管理。用水户和供水公司要考虑水价成本，采取先进技术，优化管理，节约用水，国家通过立法保障水权交易，规范交易行为和进行投融资政策导向，控制水的开发利用和保护环境。

五、水价政策

90年代以来，随着工程管理体制和水权管理体制的变革，澳大利亚对水价制度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澳大利亚政府要求供水水价能回收供水的实际成本，近年来水价平均每年涨幅在10%左右，各地有所不同。水价结构也在进行调整，以期更加科学合理。1997年8月，维多利亚州颁布新的价格标准。新标准废除了原来供水污水处理根据资产净值进行计价办法，而转变为消费者根据其用水量的排污量来付费。居民水价分为基本水费（固定成本费用）和计量水费。基本水费包括供水、排污服务费和园林绿化服务费，分别为：供水基本服务费每户每季度8.25澳元，排污基本服务费每户每季度29.03澳元，园林绿化水服务费，每年收一次。可以看出，排污基本服务费较用水基本服务费高出许多，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澳大利亚十分注重环境保护，注重水资源的可持续发展。计量水费，用水水价每m30.72澳元。

六、水政策改革的基本思路

最近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水政策研究中心、澳州水资源协会、悉尼科技大学等单位和专家针对澳大利亚出现的土地植被退化、河流环境恶化、水利设施老化问题，提出了水利改革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政策，主要内容：

1.促进可持续发展。对每项工程任务都要进行可持续发展评价（前、中、后）；研究新的法规措施，最低限度地使用自然水；实施地下水的回灌措施（补水）；采用最新的水循环利用方式（工艺）；运用市场机制使水的利用尽量靠近水源地；对工矿企业和农业布局进行结构调整，恢复水土生态状况；实施环境管理机制，以生态和流域为区划单位。

2.保护水环境。将社会、生态、环境诸因素的协调都体现在规划上，多目标利用、综合决策，充分认识水的价值作用；在水事管理上各方公平参与、听取多方意见；水工程建设规划包含环境原则；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注意社会影响评价；提倡社会各方面对水多目标利用；开展对原始有景观价值水环境的评价和保护。

3.高效利用水资源。提高农业灌溉效益；城市用水控制在限度内，提倡重复利用；综合考虑水使用者和供给者的关系，通过明确产权、广泛利用水市场、水价审计进行调水分配和交易。

澳大利亚范文篇10

(一)矿业资源禀赋丰裕。勘探项目投入量巨大

澳大利亚是传统的矿业开采国，有“坐在矿车上的国家”之称，是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的世界第三大矿产品生产国。澳大利亚的矿石开采主要用于出口，其出口量占开采量的80％。

澳大利亚的矿石产品种类繁多、品位优良，且储量巨大。目前已探明的矿产中，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有铀、铅、锌、钽和镉；居世界第二位的有铋、错、铪；居世界第三位的有煤、铝土矿、金、钴、锂和金刚石等。为我国进口商青睐的铁矿石资源的年储量也已达到180亿吨。据统计，2007年我国从澳大利亚进口铁矿石1.46亿吨，占我国铁矿石进口总量的38％。

澳大利亚拥有许多世界级的矿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西澳大利亚州的哈默斯利铁矿带，昆士兰州的蒙特艾萨铅锌矿区，新南威尔士州的莱特宁山脉黑蛋白石矿床等。

在具备优良的矿业资源禀赋的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对矿业勘探也相当重视，对矿石勘探项目的投入巨大且投入额逐年增加。澳大利亚政府在增加勘探支出的同时，也注重提高勘探技术的科技含量。2007年，政府启动了新一代矿产勘探计划——“玻璃地球”计划。该计划利用三维可视化和地质模拟等技术，使大陆表层1公里以内的地域，像“玻璃一样透明”，从而大大提高了勘探效率与准确性。

(二)交通运输条件便利。港口设施完备

澳大利亚位于南太平洋要冲，交通便利，远洋运输业发达，是重要的国际运输中心之一。运输成本较低，运输效率极高。墨尔本港是澳大利亚最大的现代商业港，港口的年吞吐量在6400万吨以上，有4万平方米的堆场，码头上铺设铁路线，油罐车可直达码头。凯恩斯港、悉尼港、弗里曼特尔港亦是其重要商贸港口。赫德兰港是其主要的矿物出口港之一。

(三)低利率、低通涨，经济持续增长

澳大利亚是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具有低利率、低通胀、经济持续增长的特点。根据经合组织的报告，澳大利亚2006、2007、2008财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为2.8％、4.1％和2.5％。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预计2009—2010财年的经济增长率将放缓为1.7％。不难看出，澳大利亚的经济颇具活力，其经济增长率超过了经合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国。

(四)外资政策趋于鼓励性

大体上看，澳大利亚对外资的政策是鼓励性的。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澳大利亚政府就开始放宽对外国资本的限制。在当今国际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大背景下，澳大利亚进一步减少外资限制条款，以吸引全球有竞争力的经济实体投资。

1.放宽准入审批限制

从1999年9月起，澳大利亚政府将外国对澳大利亚既存企业投资的政府审批底线，以及外国公司中澳大利亚资产被另一外国公司收购时须向澳政府通知的底线由原来的500万澳元放宽到5000万澳元。这一政策极大地方便了投资额在5000万澳元以下的中国企业，使投资者避免了繁杂的审批手续，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投资收益。

2.放松矿业投资的股权限制

澳大利亚政府取消了在新矿业开发项目中，澳大利亚人要拥有一半股权的限制[投资主体为外国政府(包括国企)时不适用]，同时外国人接管既存采矿企业，也不必再进行经济利益检测。

(五)与中国具有良好的经济贸易关系

澳大利亚与中国具有良好的经贸关系。1972年，澳中签署了两国贸易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文件。1978年澳政府宣布对中国实行普惠制待遇。近年来，我国与澳大利亚的贸易额逐年攀升，2007年中澳双边贸易总额已达到438.5亿美元。同时，中澳之间的投资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澳大利亚已成为中国“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IDD)的第六大目的地。仅2007年，中国对澳大利亚非金融类项目直接投资额已逾9.4亿美元。同年，澳大利亚在华的新增投资项目487个，实际使用金额3.5亿美元。

(六)法律体系健全。外资可得到充分保障

澳大利亚虽然没有统一的外资法，但外资活动主要由1975年通过的《外国收购和接管法》、《公司法》等法律监管。澳大利亚的各州政府、地方政府也分别出台相应法律，保护外资在本州、本地方的合法权益。

总体而言，澳大利亚的矿业投资环境良好，但在当今经济背景与海外投资者对澳大利亚矿业的收购狂潮下，我们也面临着新的机遇与风险。

二、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机遇与风险

投资环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体现出明显的时代性。仅热衷于历史材料的堆砌，而忽视时代本身特点的投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当今世界，投资形势瞬息万变，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国的投资者又面临着怎样的机遇与风险?

(一)危机中的矿产投资机遇

1.金融危机成为澳大利亚矿业股指“走绿”的推动器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是继上世纪初“大萧条”之后，波及面最广、影响最深刻的一次全球性经济衰退。许多国家的支柱产业都受到危机的影响，澳大利亚也不例外。其矿业产业正面临着生产规模缩小与被迫裁员的窘境，截至2009年4月，澳大利亚矿业企业裁员已逾1.2万人。与此同时，市场上不断走低的矿石价格更使矿山开发者措手不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统计，截至2008年底，国际市场上主要金属如铜、铝、铅、锌等的价格指数分别下跌20％、16％、40％、31％，且无明显反弹迹象。长期的萧条也导致企业内资金流动出现严重困难。在多方面不利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澳大利亚矿业股领跌股市，然而这也为我国投资者“低价收购”提供了机会。

2.下跌使中国投资者“掏腰包”时更有底气

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投资者带来的另一利好消息是澳元下跌。澳元汇率于2008年7月中旬开始大幅下跌。澳元兑人民币汇率由1:6.6636，跌至8月中旬的1:5.9378。2009年，澳元下跌趋势更是不可逆转，根据外汇价牌，4月中旬，澳元兑人民币汇率为1:4.9727。澳元的持续下跌为中国投资者的并购又增添了筹码。

3.澳大利亚矿主与中国矿业企业“联姻”的欲望强烈

金融危机带来的投资机遇对于世界各国的投资者都是均等的，但是澳大利亚矿业企业主观上更愿意与中国企业“联姻”。澳大利亚铅锌矿大亨Perilya公司面对恶意收购，主动寻求中金岭南，提出收购要约；澳洲第三大铁矿石出口商ForteseueMetalsGroup也积极地与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就可能的投资机会展开对话。澳大利亚矿业巨头表现得如此主动，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看重中国广阔的市场。中国作为矿业资源消费大国，有色金属需求量已占全球的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市场资源广大。中国虽是矿产大国，但贫矿多、富矿少，多数产品的原料供应对外依存度较高。尤其是当今中国工业、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更加需要品位优越的矿业产品。同时，中国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市场逐渐开放，也使得更多海外受困企业把目光投向中国。其次是中国受金融危机冲击较小。中国主要矿业企业具有相当实力，能够提供目标企业急需的现金。中国的矿业生产以供给“内需”为主，金融危机对其影响十分有限，许多大型矿业企业并没有受到金融风暴的大规模冲击。同时，中国矿业实体自身经过数十年的探索，已经形成了完善的管理体制、掌握着广阔的矿带，资金力量雄厚，国际信誉优良，涌现出中国铝业、中金岭南等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矿业实体。面临大量债务问题的澳大利亚矿业企业与这样的投资者“联姻”，更有利于帮助企业走出困境，提升信心。

金融危机下，现金为王，中国在此时恰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中国投资者可以为目标企业提供足够资金，而不是采取股权交易的形式。目标企业的决策者由于担心用于交易的股票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下极有可能贬值，因此更愿意与能够提供现金交易的中国企业接触。

4.在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指导下，国家也在为企业排忧解难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已不可逆转，但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投资者在做“走出去”的决策时难免有所顾虑。为此中国政府也在为矿业企业“撑腰”。2009年3月初，国务院通过了《十大重点产业的调整和振兴规划》，其中就包括有色金属行业的振兴规划。国家通过收储政策(目前出台的收储规划为：铝100万吨、铜40万吨、锌40万吨)，减少国内矿企的积压库存，保证企业现金流的活跃。通过提供专项资金支持创新研究、鼓励优胜劣汰、优化重组，使产业升级，使相关企业在收购竞争中能够把腰板挺得更直。

(二)危机中的矿业投资风险

1.来自对手的竞争风险

机遇是平等的，其他国家或东道国的投资者在机遇来临时也不会畏首畏尾。所以，中国矿业投资者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它们的并购竞争。这类竞争使我国企业的海外收购成本增加。比较典型的实例是，中金岭南联合印尼的安塔公司拟收购澳大利亚先驱公司，遇到了来自印尼的布米公司的竞争。双方你追我赶，多次提高收购价格。收购价由每股2.5元飙升至每股2.85元。中金岭南经过多方面考虑，不得以退出竞争，撤回要约。同样，中国铝业联合美国铝业收购澳矿业巨头力拓的部分股份时，也遇到了来自澳业巨头必和必拓的竞争。在其他收购案例中，投资者间的竞争更是不胜枚举。

2.来自东道国政府的审批风险

能源矿业产业涉及澳大利亚核心利益与国家安全，中国企业的大规模收购必然引起澳大利亚政府的警惕与担忧，促使其出台相应的限制性政策。2009年2月，澳大利亚政府要求外商投资必须“符合澳大利亚利益”，要求“投资透明，无政治背景”，这一模糊的政策为投资准入审批提供了极大的裁量自由度。同时，2009年2月17日，澳政府又宣布外国政府及其人(包括国企)对澳投资，必须通过澳大利亚“外商投资审核委员会”(FIRB)的审核，并明确规定外资持股不得超过15％。

相比之下，此类风险更应该得到我国投资者的重视，因为它是一切主要风险的根源。为了不给它国留下“政府过分介入”的话柄，东道国政府可以将这种风险转化为单纯的竞争风险。通过支持本国有实力的企业参与竞争，来达到制约外国投资者的目的，然而在这类有东道国政府幕后支持的投资竞争中，我国企业是很难取胜的。

3.来自于目标企业的现存债务风险

有些澳大利亚的矿业企业在金融危机下，有大量债务无力偿还。中国投资者如果选择股权收购，就要承担相应的债务问题，这就要求收购企业本身有雄厚的实力。一些中小型企业在收购股权后，由于本身经验不足，管理不到位，缺乏流动资金，难以经营。所以，在股权收购时，一定要充分了解目标企业的债务情况，评估其风险是否是企业自身能够承担的。

三、中国企业投资澳大利亚矿业的策略

中国矿业企业的海外投资机遇与风险并存。如何利用机遇、规避风险，是投资者亟需思考的问题。成功的投资往往是以成功的策略为基础，通过分析中国矿业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并购的几大特色案例，我们不难归纳出以下四条投资策略。

(一)投资目标与股权策略

矿业产业是澳大利亚能源产业的核心，关系其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澳大利亚政府对这一领域的投资审批始终采取相当审慎的态度。所以，中国的投资者在收购此类产业实体时，就要讲究策略。

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申请收购澳大利亚中小规模矿业实体，更容易获得澳大利亚政府的批准。而且在收购大型矿业实体时。不要总以“持大股”为目的，因为这样很容易引起东道国政府的恐慌并出台严厉的限制政策。所以，大项目的投资者可以瞄准目标企业在非东道国市场上市的股份以缓解东道国政府的忧虑。中国铝业联合美国铝业收购力拓公司时，就有意避开力拓在澳洲的上市股份，而选择收购其在英国上市的股份，但即使是这样，澳大利亚政府仍然做出了“延长三个月审查期”的决定(最终力拓选择放弃与中铝的结盟计划——编者)。

相比之下，中国五矿集团的遭遇则更为明显。该集团斥资17亿美元全资收购世界第二大锌矿开采商——澳大利亚OZMineral的申请被澳大利亚财政部门以“部分开发矿区(ProminentHill)涉及军事禁区，不利于国家安全”为理由拒绝。为确保收购，中国五矿被迫放弃全资方式，以12.06亿美元收购OZMineral的部分资产，并放弃对军事禁区矿山的控制权。这项修改计划最终获得了澳政府批准，但其规定此项收购是纯粹的资产收购，五矿集团并不能持有OZMineral的股权。

(二)投资交流与沟通策略

由于外国的投资审批者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不够了解，因此存在一些偏见。其中最为主要的偏见是“中国政府控制投资行为”。在大型投资项目中，东道国的审批者总想知道“中国政府在幕后的作用”。然而一旦在这方面得出不利结论，对中国投资者将是致命的打击。所以在投资项目的审批过程中，我们要积极、主动地与东道国政府取得沟通，消除其潜在疑虑。同时，我们也要通过沟通策略，充分考察目标企业，保证信息对称性，避免盲目投资。

投资者也可以向东道国政府做出一些承诺，譬如，保证收购后不大幅降低产品价格，使本国采购商获得过多利润；制定开采产品在东道国的销售比例；对企业的控制权保守索取等。中国铝业在收购力拓时就向澳大利亚投资审批机构保证“不谋求进入董事会，不会对力拓的经营施加影响”，以减少东道国政府的疑虑。

同时，中国投资者也要和目标企业搞好关系，使目标企业出面，游说其本国政府，这样比我们一味单方面的宣传更有实效。

(三)投资合作与共赢策略

投资需要大量资金，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如果能够找到一家实力雄厚的公司与我方共同收购，将是比较理想的选择。事实上，目前中国的几大海外收购项目，投资主体基本上都在寻找强大的合作伙伴。中国铝业在收购力拓公司时，选择美国铝业作为合作伙伴。美国铝业历史悠久，且是公认的“全球最大铝业公司”，在世界多个国家设立跨国机构，有丰富的投资经验。与这样的合作者共同收购，对于融资效率、风险的化解与分担都是有利的。

(四)投资竞争与退让策略

中国企业在与其他投资者竞争时，要充分分析自身情况，了解对手信息，及时、准确地做出决策调整。对于大手笔的收购，既要努力争取，也要量力而行，避免一时的决策失误使公司债台高筑、得不偿失。具体来讲，根据情势不同，可以采取两种竞争策略

一是主动出击，据理力争，维护企业在投资过程中的地位与利益。我们的竞争对手，特别是东道国的竞争对手更容易对我国企业的收购提出质疑，以达到拖延时间、从中渔利的目的。在中金岭南收购澳大利亚Per-ilya公司时，就受到了澳洲竞争者CBH公司的质疑。CBH公司的律师顾问团向澳大利亚政府相关部门反映，称中金岭南在收购过程中透露的信息影响了其公司收购计划，属于不公平竞争，要求政府相关部门实施审查，同时要求PEM公司推迟召开股东大会。面对对手的指责，中金岭南及时做出反申诉，通过与澳政府投资审查部门的多次商谈，使对方明确了我们的收购是规范的、不受政府或大股东控制的，对手的指责站不住脚，由此解除了澳大利亚政府的疑虑，也迫使CBH公司退出竞争。

二是避其锋芒，放眼未来，暂时的退让有时是明智的表现。在与对手的竞争过程中，如果竞争对手过于强大，或者对手对该项投资过分执着。我们就要冷静分析竞争的结果，避免造成两败俱伤的情况。中金岭南集团在收购澳大利亚先驱公司时，遇到了来自印尼的布米公司的竞价收购。经过多次提高定价，收购价格越过中金岭南的“红线”。此时，中金岭南理智地放弃竞争，宣布收购失败。然而几个月之后，受金融危机影响，国际矿产品价格大幅下跌，中金岭南抓住机会，收购了澳大利亚Pefilya公司，以较低的成本，获得了澳铅锌业巨头50.1％的股份，成为中国首家绝对控股发达国家资源企业的公司。

两相对比，收购先驱公司48％的股份需要20多亿人民币，收购Pefilya公司50.1％的股份需要2亿人民币。中金岭南虽然在形式上退出了竞争，可在实际投资收益上以绝对优势击败了布米公司，成为此次竞争的真正赢家。倘若中金岭南不顾股东利益，缺乏理智地强行收购，恐怕现在已经处于入不敷出、极为危险的境地。

以上提及的四点投资策略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总之，当代中国的投资者只有在认清当前形势，理清投资思路，优化投资策略的前提下，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矿业投资竞争中取得优势，并树立中国企业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崭新形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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