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资料文库正文

大学金融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28 16:30:49

大学金融论文

大学金融论文篇1

1.金融数学课程体系、教材建设及人才培养的探索

2.《金融数学》实验教学方法探索

3.本科生“金融数学”课程案例教学模式探讨

4.金融数学概述及其展望

5.高等学校金融数学实验中心建设研究

6.关于金融数学教学的思考

7.MATLAB引入金融数学教学初探

8.金融数学的现状与发展

9.金融数学方向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探讨

10.金融数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探索

11.地方高师院校金融数学专业实验课程体系建设探索

12.“金融数学”探究式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13.金融数学方向建设的几点建议

14.金融数学研究综述与展望

15.金融数学专业课程设置与人才培养质量分析

16.金融数学课程设置与专业建设的一些体会

17.金融数学概述

18.金融数学的教学与研究

19.金融数学介绍

20.案例教学法在金融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21.金融数学

22.新建地方院校金融数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探讨

23.金融数学研究综述及其前景展望

24.金融数学专业数学分析课程教学探索与实践

25.从Altman的Z评分模型看金融数学的哲学性

26.金融数学中的若干前沿问题

27.金融数学的研究与进展

28.金融数学专业“概率论”课程教学例题选题研究

29.数学专业拓办金融数学方向教学改革的探索

30.应用型本科高校金融数学专业建设的思考

31.地方院校金融数学专业(方向)的课程设置

32.金融数学本科专业教学现状及对策分析

33.金融数学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实践

34.金融数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35.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应用型金融数学人才培养的思考

36.金融数学介绍

37.数学知识在若干金融问题中的应用

38.地方高师院校金融数学教学模式初探

39.金融危机与金融数学

40.高校教学模式改革的有益探索——兼论金融数学专业实验教学的改革与完善

41.金融数学研究前景展望

42.对“金融数学”专业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43.金融数学人才培养模式定位探究——以云南大学滇池学院为例

44.地方院校金融数学专业数学类课程设置与教学

45.金融数学概述

46.金融数学的发展及其在证券投资组合中的应用

47.对金融数学专业教学改革问题的思考

48.金融数学方向《随机过程》课程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49.金融数学中两个基于高等数学的证明

50.金融数学研究最新进展综述

51.金融数学对世界的推动作用

52.金融数学教学初探

53.关于金融数学专业建设的思考

54.金融数学教学探讨与实践

55.金融数学专业设计性实验的教学安排

56.财经院校金融数学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57.金融数学教学方法改革的探讨与实践

58.“第六届全国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学科建设与学术研讨会”综述

59.高校金融数学专业实验课程的设置

60.关于金融数学深入认识的几点思考

61.浅析反证法思想在金融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62.金融数学培养方向实验项目资源建设的几点建议

63.探讨金融数学对现代金融市场的影响及推动

64.金融数学及金融工程学──公司理财和金融风险防范的高新技术

65.20世纪金融数学的若干进展及前瞻

66.山东大学“金融数学与金融工程基地班”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67.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方向建设教学改革探索——浅谈在高校数学系开设金融数学本科专业

68.浅论金融数学研究进展与展望

69.谈如何运用金融数学技巧进行期权定价

70.我国金融数学的发展及前景

71.金融数学中的欧式期权定价方法

72.西部新建地方本科院校金融数学教学模式初探

73.论金融工程与金融数学对现代金融市场的推动

74.高校金融数学专业金融交易实验教学中心建设探究

75.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金融数学课程教学改革——以安徽财经大学为例

76.向应用型高校转型形势下的本科金融数学专业课程设置初探

77.金融数学课程案例教学的探讨

78.概率论和金融学的结合——金融数学的现展综述

79.如何运用金融数学技巧进行期权定价

80.针对金融数学专业进行金融工程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

81.金融数学模型

82.金融数学教育与实用型金融人才的培养

83.复合型人才培养融入金融数学本科教学

84.刍议金融工程与金融数学专业的培养方案

85.高校数学系金融数学实验教学模式的探讨

86.“3+1”培养模式下《金融数学》课程实践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87.金融数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以新疆财经大学为例

88.《金融数学》教学改革初探——“探究式”教学模式和“形成性”考核评价体系

89.比较教学法在金融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90.高校金融数学专业建设新探

91.构建金融数学专业课程体系评价模型

92.复制资产策略在金融数学教学中的应用

93.应重视金融数学在外汇收支统计分析中的应用

94.普通高等院校金融数学专业人才再分流培养

95.金融数学研究综述及其前景展望

96.关于金融数学专业实践教学的探讨

97.数学在金融领域中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98.金融数学发展综述

99.金融数学的研究与进展

100.金融数学专业课程体系与教学方法的研究

101.关于金融数学专业如何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思考

102.地方本科院校新办金融数学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乐山师范学院为例

103.《金融数学》课程对大学人才培养的作用

104.金融数学专业实变函数教学方法探析

105.在《金融数学》教学中培养大学生的学习兴趣

106.以就业为导向的金融数学课程设置与教学改革研究

107.计算机技术在金融数学课程教学中的运用

108.地方高校金融数学专业最优化方法双语教学初探

109.浅谈数学在金融中的应用

110.案例教学法在《金融数学》中的应用研究

111.我国金融数学教学工作改进分析

112.金融数学模型发展的思考

113.西部地区金融数学专业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

114.金融数学专业课程体系分析

115.改革金融数学基础课程解析几何考试模式培养实践能力

116.关于金融数学专业教育模式的相关思考

117.数学专业拓办统计与金融数学方向的教学改革

118.金融数学模型概述

119.金融数学专业《计量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初探

120.金融数学专业高等代数与解析几何教学探讨

121.金融数学专业《运筹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与探讨

122.金融数学引论研究性教学探讨

123.彭实戈:中国金融数学奠基人

124.应用型本科院校金融数学专业学生培养研究

125.金融数学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实践与研究

126.金融数学金融工程和金融电子化

大学金融论文篇2

股票金融分析论文1：

神秘时间窗完全揭秘(绝对干货）

之所以能经常提前给大家推导出未来的时间变盘点，是因为本人掌握了一套绝密的时间窗推导法——三角洲理论。除此之外，股市中还存在另外一套时间窗推导公式，今天跟大家作个分享。

上图，A至B点运行时间为S1（数的时候算上最低点与最高点），B至C运行的时间为S2，C至D运行的时间为S3，已知S1，S2两个时间后，我们可以根据上述的公式去推测下一个时间窗。

根据公式可以得到两个时间，测算的时候先看第一个时间窗。如果S3的结果分别为9，10，则从C点数起到第9天容易出现变盘，如果第9天没有变盘，则第10天一定会变盘。如果第9天变盘，则第10天的变盘点自动失效。

这个公式适合于大盘，板块，适用于周线或日线。

今天以沪指周线为例，来推导。

上图，A至B运行的时间S1为6，B至C运行的时间S2为11，根据公式计算出的S3的数值分别为10.89，约等于11；11.67，约等于12。

而从C点起再经过11个交易日正好在D处的最低点，提前找到变盘点，则12的变盘点自动失效。再结合价格的分析有望找到最低点。

A至B运行时间为5，B至C运行时间为3，则S3为6.82，约等于7，7.88，约等于8，而从C处经过7个交易日后在D处见到了最低点，结合价格测算可以成功地抄到最低点，8周的时间窗自动失效。

根据同样的方法，也可以成功地测算出E处的变盘点。

现在我们来测一测未来的时间窗。

根据公式测算出的S3的数值分别为13.33，14.3，则从C点开始经过13或14个交易周后将出现重要变盘点。按照推测，其变盘的时间窗为4月14日那周或4月21日那周。如果当前趋势不改变的话，则有望上涨延续到那个时间。当然价格的运行还要参考别的方法，但我们至少有一个预期，到那个时间点会有变盘，如果第一个时间变盘了，则第二个时间自动失效；如果第一个没有变盘，则第二个时间一定变盘。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结论放在这里，让未来的验证吧。

大学金融论文篇3

股票金融分析论文1：

【5月25收盘点评】

大盘今天确认了探底过程，量与氛围收盘都已经达到，雄安收盘涨停10+多，可装配与绿色能源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北京科锐的转折板至关重要，一举改变了雄安无灵魂的被动局面。

大学金融论文篇4

关键词金融教学通识教育交叉学科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民办高校较公办院校而言，师资力量更为薄弱，唯有积极及时地寻求金融教学模式的创新，以盾之坚对抗矛之利，培养灵活多变、理论实践能力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才能应对外部金融环境的变化和挑战。目前我国民办高校的金融课程中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 “大而全”的教育模式，压抑学生的个性发展

“大而全”的教育模式是我们公办、民办高校课程设置中的共性。西方高校都认同本科院校应实行通识教育，他们主张大学四年课程应差异化制定，在最初两年里，无论学生专业如何，应跨学科选修人文、文学、数学等基础学科，以此确保把学生培养成具有高度重视文化知识的现代人的教育目标。但我国的通识教育却相较薄弱，除了思想、邓小平理论基础、形势与政策等课程的长期设置外，其他如英语、人文相关课程却被忽略，数量和质量与高等教育的要求都有较大差距，无法达到对学生文化修养全面塑造的要求（余扬，2008）。此外，西方高校的专业核心课程设置注重“少而精”，主要围绕公司金融、金融资本、风险管理等开展，而选修课则多样化，学生可随个人兴趣选择。但我国民办高校中金融专业核心课和限选课普遍安排过多，出现“大而全”的现象，学生负担过重，不利于学生个性差异化培养。

2 现代金融学理论基础的不完善与陈旧

资本市场在新中国才发展了短短二十三年，相对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数百年的历史，我国的资本市场还处于十分年轻的状态。金融学领域也只是起步阶段，很多的理论都是从国外间断地引入，因为金融理论的先天不足，金融市场的后天失调，所以出现很多无法单纯地用金融理论来解释的市场现象。中国国情、文化毕竟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太大的差异性，大量新概念的灌入还需要我们鉴别、改良，变成自己的，至少是适用于自己国情的。如何在诸多金融理论流派中选择适合中国市场的金融理论，这就要求高校教师们努力强化对一些基础性的金融理论的研究，只有不断更新教师体系的金融知识库，才能逐步完善高等教育中的金融学理论体系，才能使金融高等教育体系为我国现代金融经济发展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

3 交叉学科的知识高度重复

笔者在数年的工作经验中，经常会遇到一个问题：自己所教的某课程会与其他课程出现知识高度交叉的情况，譬如国际金融与金融市场学，国际金融与世界经济概论，产业经济学与发展经济学等。现代教育学理论提倡学科间的交叉互补，本来是很科学的方式，但笔者质疑的是某些课程的内容近似度太高，甚至达到数章的重复。适当的交叉学习会让知识更好地融汇互补，但高度的近似却有冗余不精之嫌了。当然这也有教材编写的原因，有些教材的编写有拼凑嫌疑，明明是货币银行学的教材，却要大篇幅地介绍资本证券。因此民办高校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能会遇到如下困境：当教学内容重复时，课程内容却自成体系或强调有必要重复的阻力而难协调。

4 金融理论与实践应用的割裂？

民办高校近些年比较注重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金融实验教学设施也在逐步完善中，专业课一般都有配置一定时量的实训课，但在教学过程中，依然会遇到一些问题：（1）部分教师实践经验匮乏。民办高校的教师日趋年轻化，很多教师硕士或博士刚毕业就担任专业教师，可能从未有过社会实践经验，金融理论需要实践指导，但是这些年轻的教师们自身就缺乏实践经验，就很难在金融实验中给予学生较专业的实践指导。（2）由于民办学校经费紧张，实验室的配置不完善，机房很有限，实训的时间太短，以致理论与实践的教学内容难以合理分配。（3）市场信息瞬息万变，理论难以完全指导实践。我国的资本市场具有其特殊性，在实践教学过程中，会遇到一些无法用西方金融理论解释或与金融理论相悖的市场现象，这就得对专业教师的金融知识深度与广度提出更高要求了。

为了适应金融技术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民办高校的金融学教学模式必须做出可行性的改革，相关的教学技巧与方法也必须得到创新。笔者认为，在教学模式的更新中，应该通过这些方式来解决上述问题：

（1）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正确处理专业必修课、限选课与选修课之间的关系。既要保证教育部规定的大学本科教育基础课和金融专业核心课程的完成，又要控制好专业课与选修课课时的比例，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更不能忽略学生个人兴趣和综合素质的发展。改变原来的“专才”教育模式为“厚基础，宽口径”的通才教育模式，给予学生更多的课程选择权。

（2）金融市场的日新月异使金融学理论一直处于快速更新的状态，这会对传统的金融教学方式提出极大的挑战。民办高校的金融教师必须加强对新型金融产品、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研究，新的教学内容必须融入对金融电子化技术、金融创新等课题的最新研究成果，保持金融教学的前瞻性，与金融经济的发展同步。同时，注意培养学生的自我思考和自我获取知识的能力，课堂上可采取一题三问、一问三答启发式的教学模式，诱导学生去探求金融规律，激发他们学习金融的热情。

（3）民办高校的教师应强化自身的专业技能与对专业知识的整合能力，青年教师切勿照本宣科，应多查阅相关专业资料和实证研究，以弥补自身实践经验的欠缺。同时拓展自己的知识脉络，授课时详略得当，能灵活地整合交叉知识点，在巩固学生记忆的同时，也不至于冗余啰嗦。

5 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建设

进一步完善金融实验教学体系，有条件的民办高校可为青年专任教师提供实践实习或实务培训的机会，提高专业教师的实践技能；定期或不定期地聘请校外专家、学者举行专题讲座，介绍金融市场及其业务发展实况。此外，可以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研或者参与社会实习，以零距离地接触生活中的金融实际问题，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完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目标。

虽然金融教学的手段、方法和教学内容等都在不断地创新和发展，教学成效也有显著的提高，但是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仍需要被探讨和研究，只有不断地探索才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 余扬，盖锐.金融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创新思考及方案初探[J].浙江金融，2008（2）.

[2] 汤洪波.金融学教学改革初探[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4（4）.

[3] 张慧.高等学校金融学教学改革的探讨[J].河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4（2）.

大学金融论文篇5

关键词：金融数学；产生；发展；理论

一、概述

金融数学，又称分析金融学、数理金融学、数学金融学，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起的数学与金融学的交叉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金融市场上风险资产的交易，其目的是利用有效的数学工具揭示金融学的本质特征，从而达到对具有潜在风险的各种未定权益的合理定价和选择规避风险的最优策略。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朔到1900 年，法国数学家巴歇里埃的博士论文“投机的理论”。该文中，巴歇里埃首次使用Brown 运动来描述股票价格的变化，这为后来金融学的发展，特别是为现代期权定价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不过他的工作并没有得到金融数学界的重视。直到1952 年马科维茨的博士论文《投资组合选择》提出了均值――方差的模型，建立了证券投资组合理论，从此奠定了金融学的数学理论基础。在马科维茨工作的基础上，1973年布莱克与斯科尔斯得到了著名的期权定价公式，并赢得了1997念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它对于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提供了令人满意的答案，即为欧式看涨期权寻求公平的价格。后两次发现推动了数学研究对金融的发展，逐渐形成了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金融数学。

金融数学是在两次华尔街革命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门数学与金融学相交叉的前沿学科。其核心内容就是研究不确定随机环境下的投资组合的最优选择理论和资产的定价理论。套利、最优与均衡是金融数学的基本经济思想和三大基本概念。在国际上，这门学科已经有50多年的发展历史，特别是近些年来，在许多专家、学者们的努力下，金融数学中的许多理论得以证明、模拟和完善。金融数学的迅速发展，带动了现代金融市场中金融产品的快速创新，使得金融交易的范围和层次更加丰富和多样。这门新兴的学科同样与我国金融改革和发展有紧密的联系，而且其在我国的发展前景不可限量。

二、金融数学的发展

早在1990年，法国数学家巴歇里，在他的博士论文“投机的理论”中把股票描述为布朗运动。这也是第一次给Brown运动以严格的数学描述。这一理论为未来金融数学的发展，特别是现在期权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这一工作很长时间并没有引起金融数学界的重视。金融数学这一学科名称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出现。它是马克维姿的证券组合理论（H.Kowitz199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和斯科尔斯―――默顿的期权定价理论（M.Scholes-R.Merton.1997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两次华尔街革命的直接产物。国际称其为数理金融学。

金融数学源于20世纪初法国数学家巴歇里埃在他的博士论文《投机的原理》中对股票价格用布朗运动的刻画。虽然1905年爱因斯坦也对此做了研究，但这一新做法当时还是没能引起更多人的注意，直至1950年，萨寥尔通过统计学家萨维奇终于发现了这一作法的巨大意义，并开始对金融数学做全面的研究，由此金融数学终于迎来了发展的全盛时期，现代金融学由此正式掀开了帷幕。

现代金融数学是在两次华尔街革命的背景中成长发展起来的。第一次革命的成果体现在静态投资组合理论的研究上。1952年马尔科维兹提出了基于均值-方差模型的投资组合问题，该理论把投资的风险和回报做了可量化的刻画，从而开创了用数理化方法对金融问题进行研究的先河。然而他的模型中要计算各个风险资产价格的协方差问题，这个计算量很大。第二次华尔街革命从静态决策发展到了动态决策。1970年布雷顿森林协议，浮动汇率取代了固定汇率，许多金融衍生工具比如：期权，期货都随即产生，这些金融衍生工具的引入主要是为进行金融风险的管理，而要对风险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就需要对衍生工具进行科学的定价。巴歇里埃的布朗运动模型促使了一对双胞胎：连续时间的随机过程数学与连续时间的期权定价的金融工程学的诞生.数学工具的引入主要是为进行金融风险的管理，而要对风险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就需要对衍生工具进行科学的定价。此后不久，默顿用另一种严格的数学方法推导了该定价公式，并予以推广。期权定价公式给金融交易者及银行家在金融衍生资产品的交易中带来了空前的便利，期权交易的快速发展很快就成了世界金融市场的主要内容。布莱克，休斯，莫顿的这一理论成为近代金融经济学的里程碑人物，直到现在也仍然是现代金融理论探索的重要源泉。

三、金融数学的理论方法

金融数学作为一门边缘学科，应用大量的数学理论和方法研究，解决金融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实际应用问题和一些金融创新的定价问题等，由于金融问题的复杂性，所用到的数学知识，除基础知识外，大量的运用现代数学理论和方法（有的运用现有的数学方法也解决不了）。主要有随机分析，随机控制，数学规划，微分对策，非线性分析，数理统计，泛函分析，鞅理论等，也有人在证券价格分析中引进了新型的非线性分析工具，如分形几何，混沌学，子波理论，模式识别等，在金融计算方法与仿真技术中也逐渐引入神经网络方法，人工智能方法，模拟退火法和遗传算法等。

金融数学是利用近现代数学的优秀成果来度量和刻画金融、经济、管理等问题的“高科技”工具，其主要的基本理论表现在三个方面。

金融数学理论的新进展有随机最优控制理论，随机最优控制理论是在上世纪60年代末在控制理论中应用布尔曼的最优化原理，并结合测度论和泛函分析方法发展起来的解决随机问题的理论方法。国外的研究者很快就把随机最优控制理论运用到相关的研究中来，从70年代初莫顿运用该理论对连续时间最优消费投资问题进行了研究，布洛克和米尔曼还研究了不确定条件下连续时间的最优增长问题。

大学金融论文篇6

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金融体系，即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社会经济中作用和建立最优的金融机构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一直是金融领域的学者们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以期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梳理。

一、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

伴随着银行的诞生，学者已经开始思考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但受限于当时结构主义，使金融问题无法被单独作为一个专门的分支进行研究，而是将金融作为发展经济学的分支来研究，金融的地位一直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最先就金融发展理论进行系统性研究始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早期的金融发展理论代表人物主要有格里、肖、帕克里克、戈德史密斯等。西方早期的货币金融思想研究的变量大多集中于货币、信贷等和商业银行等这些常见的金融变量，研究者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联系，也就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给予肯定。

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到银行的活动可以促进一个国家的产业，但是这种增长体现在是本无所利的资本变得有利可图。随后经济学家开始把金融理论放在一个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开始研究，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首次系统对货币经济理论进行研究，还提出了货币金融对实体经济活动具有重要实质性的影响。不过他只是初步研究了货币金融对短期经济的影响，而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对长期经济的影响，因此，他的观点不能作为严格意义的金融发展理论。

虽然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金融对经济的作用，但是真正对其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者是熊皮特，他在1912年《经济发展理论》中明确系统的分析了货币、信贷和利息等金融经济变量对经济发展重要促进作用。此外，熊皮特还将经济发展的根源在于持续不断的创新，银行信用在经济中所发挥的作用体现在为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提供必要的购买力，银行的信用创造了这种购买力，而信用创造的能力正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他认为银行家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主要关键的角色。在这之后，西方学者开始重视研究其他金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强调资本、储蓄等金融变量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索洛・米德在对哈罗德――多马模型基础上，经过改进建立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模型。该阶段的研究虽然已经开始涉及到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定性分析，但是很少有学者关注到单个金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大小。

格利（Gurley）和肖（Shaw）在1955年发表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1956年的《金融中介与储蓄―投资》两篇论文中试图建立一个从初步到逐渐深化的金融发展模型，用来解释“经济发展水平跟金融在经济作用成正比例”这个论断。随后，两人还从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角度去论断了金融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这两篇论文开创了从采用基本模型论述金融对经济发挥作用的新模式。随后的1960年，格利和肖发表了《金融理论中的货币》还提出了在某种程度上，一个国家的经济资源运作效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制度的运行效率等观点。与此同时，金融结构理论的创始人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也在1955年发表了《发达国家的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于金融形态的比较实验》文章开启了金融结构研究的历程，为后来的金融结构研究奠定了基础。

格利和肖虽然只是在金融增长的层次上进行了分析，但是已经初步涉及到金融制度变革等金融发展过程中的深层次制度性因素，为后来学者进行相关研究指明了研究方向。在此后的1962-1969年间，众多学者对此类领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他在此书中首次明确了定义了金融发展的概念，即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此外，戈德史密斯在此概念基础上首次对金融结构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界定，构建了金融结构理论研究的总体框架和金融相关率、各类主要金融中介机构的相对规模指标等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FIR和其他若干重要指标，同时他还综合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国际横向比较和历史纵向来论述FIR值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的基本结论，提出了金融发展在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12条定律。

格利和肖为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启蒙后来相关研究者，而戈德史密斯的研究成果又进一步推动了后续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遗憾的是，这些研究成果虽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得到验证，但却没有就金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形成的运行机制做进一步扩展和研究，仅在实证研究中则仅限于35个国家，研究对象相对狭隘，也没有指出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因果关系。

二、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

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一些新独立的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进程中遇到国内储蓄积累少和资本不足，这些因素制约了战后这些国家的经济恢复。探究其深层次的原因其实是这些国家金融体系效率低下和金融发展滞后。所以以麦金农（Mckinnon）和萧（Shaw）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在金融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并先后出版了一系列与之研究成果相关的著作。随着受关注程度的加大，人们也越来越注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并且新古典主义发展思路已经取代了结构主义思路，成为当时的主导经济理论。不少学者开始将研究的重点领域从发达国家的金融系统转变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系统。这些很大程度上为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发展土壤。

20世纪70年代，金融发展理论产生的标志是麦金农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萧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问世。他们都是以落后地区和后发展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他们提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发展和其经济之间的关系被学术界称为“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这两个理论的精辟见解和独到研究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的一个重大突破，在当时的学术界引发一股热潮。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中，他们的理论都成为这些国家和地区制定本国或本地区金融政策和确定本国货币改革的理论基础。

麦金农和萧的核心思想认为，对于那些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其内部的金融结构和经济发展一般缺少良性循环的运动。这些国家要想获得更大发展，必须取消金融抑制政策和思维，通过市场化改革，使利率和汇率及资源的配置随市场供求关系变动。市场化改革的措施可以通过采取取消利率、汇率的人为管制，减少政府对金融活动的过度干预，并且鼓励私营金融机构的创立和发展，充分利用国内资本来降低对外资过度依赖的不利局面，运行贸易自由化、税率合理化和政府支出体制机制的改革。

三、赫尔曼、默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的“金融约束论”

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出现之后，很多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盲目跟风进行了金融自由化改革，因此并未获成功。究其失败的原因，有学者《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书中指明：信息经济学的发展为金融发展理论构筑了微观基础，金融约束的理论框架是在信息经济学基础上对金融体制中的政府管制程度进行分析，政府的适时适当干预，而不是完全对利率和汇率“毫无作为”可以有效地促进金融深化和经济发展，证明了金融约束也是金融自由化的必经阶段。

上个世纪90年代，赫尔曼、默尔多克和斯蒂格利茨（1997）为代表的新一代研究者，从不完全信息的角度，将之前的金融发展理论模型重新增加一些不确定的因素，提出了“金融约束论”。这个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约束论”与其国内的实际发展规划、经济社会制度有更好的兼容性，理论也为重新审视金融体系中的政府管制力度问题。他们认为经济中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等问题导致瓦尔拉斯均衡在现实中难以成立，麦金农和肖在这方面的观点也失去了存在的基石，因此政府对金融活动的管理和规范是有必要存在的。金融约束本质上是政府方面通过对存款监管、市场准入限制和其他政策让银行拥有“特许权价值”，并因此获得租金。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对租金在生产部分、企业和政府之间分配，从而有效降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出现机率，起到鼓励创新，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从而对经济发展起到正向促进效应。两人还同时指出，金融约束在发展中国家要想取得预期的效果，必须在通货膨胀率较低、实际利率为正和良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条件下才可实施。金融约束论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进程中所常见的信息不对称和金融监管功能缺失，采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市场失灵。进一步分析了政府适时适当干预有助于金融发展，在理论上更强调政府干预的重要要作用。因此它并不是否认金融深化，而是对金融深化的进一步丰富发展和补充。

进入上个世纪末，发展中国家在金融改革中不断涌现出新的问题，经济学家们尝试将各理论，如博弈论、内生增长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结合金融发展理论为出现的新问题进行解释。他们利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对金融体系的构成要素和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进行了分许，同时还将金融因素引进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将其视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决定因素，以便更好论述金融对经济增长和效率影响。可以说，内生金融发展理论进一步深化和发展金融发展理论。

参考文献：

[1]（R.R.阿罗）R.R.Arrow主编.风险投资.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 1999.

[2]（美）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著，周朔等译.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美）迈克尔・波特著.国家竞争优势全球深具影响力的管理大师经典著作.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10）.

[4]Vandana Chandra，林毅夫，王燕.领头龙现象：低收入国家赶超式发展的新机遇[J].劳动经济研究，2013，（1）：3-34.

[5]埃斯里・德米尔古克-肯特（Asli Demirguc-Kunt），罗斯・莱文（Ross Levine）编；黄纯纯译.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银行、市场和发展的跨国比较a cross-country comparison of banks， markets and development.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6]巴曙松著.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金融结构与中国金融政策.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3（03）.

[7]格利，肖.金融理论中的货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8]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9]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中译本）[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大学金融论文篇7

论文摘要：金融学科建设的研究与实践说明，我国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需要建立金融资源意识，其研究范式与研究方法可以基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进行必要转换。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学界对金融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不断关注。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和发展，对比说明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所具有的质性发展观。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础是金融资源观，其研究基轴是金融功能的不断扩展与提升。

一、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及其存在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末，曾康霖（1998）就针对金融专业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进行过较全面的论述。世纪之交，教育部设立了“面向21世纪金融学专业系列课程主要教学内容改革研究与实践”这一研究项目，项目（张亦春、蒋峰，2000，2001）比较了我国和西方在金融学高等教育方面存在的差距，在培养目标、专业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等方面给出了概括性的设想[1]。以中央财经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为成员学校的“21 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给出了我国金融专业发展的学科定位，制定了从本科到博士研究生的金融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王广谦、张亦春、姜波克、陈雨露，2005），项目更强调了素质教育和教学质量的提升[2]。

在西方，投资组合理论（markowitz，1952），分离理论（tobin，1958），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sharpe， 1964; lintner，1965; mossin，1966），金融工程科学（john fonnerty， 1988; hayne leland，1989），行为金融理论（debondt and thaler，1985；statman，1995；bernstein，1996；shiller，2000）的不断提出和扩展，使得我国学者开始更多的关注金融专业教学内容的扩充、转变，更多的考虑教学与实际的衔接，学科发展和国际的接轨。王广谦（2001）[3]、张新（2003）[4]、封思贤（2005）[5]和张文颖（2006）等在各自的文献中都特别强调了这一问题及其发展趋势。另外，李芒环（2007）、佘德容等（2008）和梁玉等（2006）结合各自所处学校的特点，对金融专业的目标定位和课程设置等进行了整体性设计，提供了个案经验。张亦春、蒋峰（2001）[6]，何嵬（2009）专门针对金融专业和金融类课程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进行了研究，给出了改进的思路、方法、经验，为金融教学改革的这一重要问题提供了一些借鉴手段。

我国现有针对金融专业的教学改革研究多是寻找差距，模仿和学习西方金融学的研究范式、学科体系和教学方法。然而对于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来说，这并不完全符合金融发展规律，而且容易受制于人，甚至严重的会造成金融资源流失，金融主权丧失，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黄达（2000）[7]、白钦先（2007）关于金融学科建设、中国经济学金融学理论与教育工作者的历史任务等进行了思考与论述，他们的论述从思想方面提出了独到观点，这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研究视角。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启示与金融发展理论的视角

1. 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思考

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至今已两年多时间，其造成的影响严重、持久和深远。这场危机不仅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较大影响，更是给我国的金融从业者提出了挑战和质问：即金融的本质是什么？怎样认识金融的结构、金融的功能和金融的发展？目前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多局限于技术的层面，且争论颇多，莫衷一是。

要正确、准确地认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需要掌握和理解包括公司金融、金融工程等知识在内的微观金融体系；而要抓住危机爆发的根源和本质，以及日后最大限度的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又要求我们不能拘泥于微观金融的观察视角，要有金融资源的意识，大金融的意识和具备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

2.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视角

自20世纪70年代始，以black-scholes公式为代表的数理金融理论的创立，西方的金融专业逐步形成了以金融工程为代表的微观金融的理论体系。金融学科逐渐数学化、模型化和微观化，而且往往将金融专业设在管理类学科之下，这与我国传统的以货币、银行为代表的金融专业形成了较大反差。

与此同时经济金融学家（以我国学者白钦先（1998、2001）等为代表）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主权等基本概念，形成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契合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可藉以对金融本质进行更深化的认识。在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研究视角下，我们能更清楚的知道，对各类金融资源的运用应以金融功能的扩展和提升为基轴，以金融效率、金融安全的实现为归宿，避免简单的金融量性发展观。如果我们从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历程及其研究视角来审视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金融（市场）发展，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对危机的理解及对金融学科教学改革的推进会更加具有指导和针对性。

三、从金融发展理论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框架形成

1. 金融发展理论的形成

金融发展问题的提出最早可追溯到goldsmith（1969），其最早给出了金融

发展的定义，即金融发展是指一国金融结构的变化，并采用金融相关比率（fir）对金融发展进行了量性描述。作为对goldsmith金融发展观念的深化，shaw（1973）和mckinnon（1973）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论”和“金融深化论”。由于两个理论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同一问题，故一般可简称为“金融深化论”。mckinnon和shaw所提出的“金融深化论”的理论背景是：他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存在明显的金融抑制现象，即政府过分干预金融市场，实行管制的金融政策，同时存在着较高的隐形或显性的通货膨胀，使得国内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发生扭曲，致使利率、汇率不足以反映资本的稀缺程度。金融抑制在发展中国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严格的利率管制、高额存款准备金、信贷配给、高估本币汇率等。发展中国家要使其金融和经济不断发展，就应该放弃所奉行的金融抑制政策，实行金融深化改革。金融深化的政策措施包括六个方面：提高或放开利率、放宽对金融机构的管制、建立与发展国内统一的资本市场、抑制通货膨胀、财政和外贸配套改革。

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的提出，标志着金融发展理论的正式形成。但其在体系上比较粗糙，分析模型过于简单，包括因素较少，不具有动态特征，很多观点还停留在经验水平上，理论分析尚显不足。更重要的是，根据mckinnon和shaw的理论框架，其认为金融部门并不创造财富，金融的发展也只能影响资本的形成，并不影响全要素生产力，这些也都较大地削弱了金融发展理论的解释力度。

2. 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发展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金融自由化的进程，一些经济学家汲取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重要成果，在其金融发展理论模型中引入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外部性等因素，对金融发展理论进行了修正和发展。

（1）“金融供给论”和“金融需求论”。patrick（1966）研究了金融深化对国民财富的构成及使用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货币供给带动下的金融发展战略。他强调，贫穷国家应当采取金融优先发展的货币供给带动政策，在需求产生以前率先发展金融。这种战略要求政府在短期无明显效益的情况下，坚持对金融进行投资和重点发展（陈岱孙、厉以宁，1991）。1996年，帕特里克提出了金融发展中“供给导向法”和“需求导向法”之间的区别。“需求导向”的金融发展是实际经济部门发展的结果，这意味着市场的拓展和产品的增长必须更有效地分散风险以及更好地控制交易成本，因此，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起了一个更好地推动作用。此外，“供给导向”的金融发展先于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因而对经济增长有着自主的积极影响，对动员那些阻滞在传统部门的资源，使之转移到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现代部门，并确保投资于最有活力的项目方面可以起到基础性的作用。后者对早期的经济发展有着支配作用，一旦经济发展成熟，前者便发生作用。

（2）金融约束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理论界在反思金融抑制、金融深化以及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认识到：对发展中经济或转轨型经济而言，金融抑制将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落后。而推行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深化，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不仅很难收到预期效果，甚至会导致金融动荡，因此有必要寻找另外一条道路，这便是由herman, murdock and stiglitz等人提出的金融约束理论。

金融约束论运用信息经济学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金融深化的假定前提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这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同时，即使现实中存在这些条件，由于普遍存在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以及行为等因素，这些因素会引起金融市场的失灵。金融约束论认为，金融市场失灵本质上是信息失灵，它导致了金融市场交易制度难以有效运行，必须由政府供给有正式约束力的权威制度来保证市场制度的充分发挥。政府可通过金融约束政策为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并通过“租金效应”和“激励作用”有效解决信息不完全问题。也就是说，政府可以在一定的前提下（宏观经济稳定、可预测的低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通过对存贷款利率加以控制、对市场准入及竞争加以限制以及对资产替代加以限制等措施，为金融和生产部门创造租金，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的效率。这一理论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政府如何实施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框架。

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抑制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缺陷，充分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情况下的作用。因而它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而是对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3）内生金融发展理论。内生金融理论把金融因素作为内生增长理论模型的重要变量，研究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效用与作用机制。内生金融理论认为，资金融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产生金融交易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这种交易成本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降低交易成本，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内生地要求金融

体系形成和发展。内生金融发展理论从效用函数入手，建立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入了诸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形成作了规范性解释。

内生金融发展理论既放弃了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又坚持了从金融与经济关系角度来研究金融发展问题的立场，金融学家们试图建立一个一般金融发展理论。它带来了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的转变，使有关金融发展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令金融发展理论在沉寂了20多年以后重返主流学术界。但是，他们有意无意地坚持了金融发展研究的机构观，即从现有的机构出发来研究金融功能，导出其产生、发展和作用于经济的机制，依然具有一定局限性。[8][9]

3. 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呈现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态势，金融与经济越来越密不可分，金融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经济的核心性和主导性要素。这一切要求人们重新认识金融的本质以及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有学者认识到金融发展的现实效应与主流理论不符，提出了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是面向21世纪新的金融发展观，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和金融理论的融合与升华，是对传统金融发展理论的扬弃与创新。

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作了比较全面、深刻论述的代表人物是白钦先教授。在其《论金融可持续发展》（1998）中，白钦先教授首先提出了金融资源、金融安全与主权等基本概念，并提出了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论框架。发展金融理论认为，金融可持续发展是在遵循金融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和未来发展的前提下，建立和健全金融体制，发展和完善金融体制，提高和改善金融效率，合理有效地动员和配置金融资源，从而达到经济金融在长期内的有效运行和健康发展。在其他文献（白钦先等，2001）中，白钦先教授及其合作者以金融资源论为基础，从经济与金融的关系切入，从金融发展的一般性出发，对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作了更系统的阐述：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既不是孤立研究金融的发展和金融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是孤立研究经济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在金融与经济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即在两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发展。

在这一领域，白钦先教授一直关注并持续不断地研究金融结构和金融功能的演进和金融总体效应（功能）两个方面同时展开，针对西方学者只包含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两大要素的特指金融结构理论，提出“金融相关要素的组成、相互关系及其量的比例”的一般金融结构理论；针对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变迁即是金融发展”的量性发展观，提出“金融结构演进（质性与量性发展相统一）即金融发展”及“金融功能演进（扩展与提升）即金融发展”的金融发展理论；并在发展金融学的整体框架内，梳理整合了“发展金融学是以金融功能为研究金融与经济关系的联结点，以金融功能的扩展与提升为其研究的基轴，而以金融效率为研究的归宿”。[10]

四、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内涵

现代金融已成为包括宏观金融与微观金融、理论金融与实务金融、金融理论与政策、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金融观念与金融意识等众多因素，并直接涉及经济与社会、财富与资源、实质经济与虚拟经济及经济风险与经济危机等众多因素的庞大的复杂巨系统。我们在研究金融，进行金融学科建设的时候需要始终具有这样的大金融意识，始终将金融问题与金融的功能提升紧密联系起来。

第一，强化金融资源意识，树立金融主权与金融安全意识，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发展中的经济体尤其需要有这样一些意识，并形成相应的对策措施。传统的金融发展理论对这些问题没有给出直接回答。而金融发展首先也是一国的金融发展，在金融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发展中经济体往往处于被动和被掠夺的地位，发展金融和金融发展，就必须给与它充分的重视和保护。

第二，对于我们国家这样正处于发展成熟中的金融体系来说，仍应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在逐步推进金融领域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我们要形成适合我们自身发展状况的合理的金融结构，在某些市场化改革不利或行不通的行业与部门，我们仍应充分发挥金融机构的职能。金融倾斜并非是惟一正确的金融改革方向，其关键是要看改革能否充分的发挥出金融相应的功能性作用，是否实现了经济金融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金融体制改革应鼓励创新，鼓励对外开放，但我们要有自己的时间表，要与健全国家的宏观调控体系和完善金融的监管体系同步。

第三，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需要适当转变，凸显人文价值观的认同。包括金融发展理论在内的现代金融学科体系和大多数经济类学科一样，呈现出研究方法数学化、模型化的现象，这本无可厚非。但在金融这样一个充满风险因素的领域，在金融虚拟化程度不断强化的时代，我们应该，而且也不得不转变我们认识、发

展金融理论及其实践的思路，重新审视金融的本来目的到底是什么？金融的人文价值观又是什么？这对维持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对我们防止危机的发生都不无裨益。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讲，在能够与国内外同行交流的基础上，也应发展起具有我们自身特色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研究范式，这不是简单的中国特色，而是金融发展理论的中国化。[11]

当代金融学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金融非中性，将“可持续发展”的哲学理念引人金融学研究，拓宽了金融学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思路；这一研究范式确立了金融学的最终研究目标，在最高层面上给出了我们进行金融学科建设和发展的金融发展观；在方法论上，这一研究方法注重了理论实证与经验实证的有机结合，并突出了金融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实现从货币分析到金融分析的真正变革。[12]

参考文献：

[1]张亦春，蒋峰. 中外金融学高等教育的比较及启示[j]. 高等教育研究，2000（5）：69-73.

[2] “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21世纪中国金融学专业教育教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究[j]. 中国大学教学，2005（2）：6-18.

[3]王广谦. 正确定位加速金融人才培养模式改革[j]. 中国高等教育，2001（22）：13-14.

[4]张新. 中国金融学面临的挑战和发展前景[j]. 金融研究，2003（8）：36-44.

[5]封思贤. 从金融理论变迁看金融本科教学改革[j]. 金融教学与研究，2005（2）：38-41.

[6]张亦春，蒋峰. 金融学专业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改进研究[j].金融教学与研究，2001（3）：32-35.

[7]黄达. 金融学学科建设若干问题[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0（9）：1-7.

[8]龚明华. 当代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及前沿[j]. 国际金融研究，2004（4）：4-11.

[9]刘澄. 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演变简评[j]. 当代财经，2001（1）：35-39.

[10]白钦先. 金融结构、金融功能演进和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历程[j]. 经济评论，2005（3）：39-45.

大学金融论文篇8

摘要：迄今为止，关于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较成熟的理论包括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和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前者强调法律渊源、法律传统是金融制度差异的核心影响因素；后者洞察了金融制度的内生性质、利益集团的组织能力对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两种理论的比较与引申，旨在创造性综合出一种金融制度差异或变迁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以期能够对金融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启示。

关键词：金融制度；“结构”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创造性综合

文章编号：1003－4625(2007)04－0016－04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这个沉重的话题，尽管在1993年还有很多人对此存在怀疑，但现在几乎没有人会这样认为了(Zingales，2005)。在某种程度上，金融发展促进经济的良性增长成为一个公理性结论。不过，对金融发展现象的解释，迄今为止的所有相关文献都集中研究金融发展对GDP增长的影响(King和Levine，1993；Leville，1998，1999；Jayaratne和Strahan，1996)，个别的也涉及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是远远不够的。更为重要的是，既然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金融深化有赖于特定的金融制度安排(或特定的金融政策)，那么为何世界各国的金融制度类型多样，金融深化水平差异明显?换句话说，好的金融制度安排为何在一些国家迟迟不能出现?既有的制度安排向促进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金融制度安排转化有何规律?在明确金融发展研究框架后，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探讨，从理论和政策角度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从理论角度看，只有理解了金融发展的原因，才能设计适当的工具变量来分析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从政策角度看，这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假如政策制定者不知道如何促进金融发展，而只知道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关系，意义终归有限度。本文通过对近年来引入我国的两种关于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解释理论进行比较与引申，以期能够对金融发展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启示。

文章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引介LLsV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第二部分，概述Rajan、zingales的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第三部分，对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两种理论的进一步思考与创造性综合，试图发展一种更为丰富的金融制度演进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

一、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

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the structural theories of financialdevelopment)由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拉・波塔(La Porta)、德烈・施莱佛(Andrei Shleifer)、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洛配兹・西拉内斯(Lopez Silanes)和芝加哥大学商学院的维什尼(Vishny)(以下简称LLsV)1998年在“法和金融”(Law and Finance)一文中联手提出。在这篇奠基性文献中，近年来在法和金融领域十分有影响的LLSV组合以世界上49个国家为样本，考察了产权保护程度的法律及其实施质量与其法律渊源的关系，他们认为法律、执法机制和法律制度支配着金融交易。因为契约安排是形成金融活动的基础，与不支持债权人、股票持有者权利或不能有效执行契约的司法体系相比，保护投资者和履行契约的司法体系可能更激励金融发展。

LISV组合首先基于研究需要按照不同的法律渊源将49个国家分为不同的组别，确立了横向比较的对象。数据回归得出的结论是，正是各国的法律渊源不同，决定了各国对投资者产权保护程度的差异，从而最终导致了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差异，即好的“法律渊源、金融有关制度安排”决定了一国金融发展的水平。拉・波塔等发现，在金融发展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与法律和监管基础设施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而法律和监管基础又源于各国的法律渊源(拉・波塔等，1997)。他们的推论是：要发展外部融资，投资者需要得到法律和监管的保护。这一推论又得到后续研究的支持。例如，迪克和津加莱斯(Dyckand Zinialas，2003)的研究表明，在具有完善法律和监管的国家，内部人控制的私人收益比较低，这意味着外部的投资者得到更有力的保护；具有更低内部人收益水平的市场更为发达；保护外部投资者的投资收益的法律与监管机制有利于金融发展。

从法律渊源上来看，LLSV组合认为，历史上英国普通法传统偏向私有财产所有者，所以英国普通法成为平衡国家权力而不是国家权力实施的工具。这种法律渊源激励了私有产权，因而鼓励了金融的发展。而大陆法民法体系下的法国和德国，强权政府通常会制定法律、政策和规章来限制私人部门的交易，从而制约了金融发展。

从资本市场具体运行来看，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程度的不同会通过影响企业在资本市场上以股票或债券融资的能力而影响到资本市场的发展。一家企业发行股票或承担债务的意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获得外部融资的条件。好的法律保护机制保证了市场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在某种程度上使投资者愿意以优惠的条件投资于企业。如果条件适合，企业会发行更多的股票与债券。在那些能给企业提供较好融资条件的国家，证券的价值较高，企业容易获得外部融资，具有发达的资本市场。LL5V(1997，1998)指出，拥有较好法律保护的国家，应该拥有较高价值的证券及发达的资本市场。LLSV的回归数据分析显示，对股东法律保护较好的国家比保护较差的国家拥有价值更高的证券市场、更多的人均上市企业数目和更高的首发额。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LLSV(1998)在对49个国家所有权集中情况进行调查的基础上，认为投资者法律保护的水平与所有权集中程度之间是呈显著负相关的。在投资者保护方面，普通法系(Common Law)国家保护水平最高，大陆法系的法国、民法系(French Civil Law)国家保护水平最低，而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民法系国家则处于中间水平。对应于不同法律保护质量的国家，公司治理的所有权集中程度呈现出很大差别，越集中的所有权对应于越薄弱的法律保护。关于为什么薄弱的法律保护会导致所有权的集中这个问题，LLSV等提供的解释是，一方面，在公司内部，法律对投资者保护不力，则经理阶层可能攫取股东利益，如要有效限制经理阶层的攫取行为，所有者将留下大股权以便监督管理者；另一方面，缺乏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保护，大股东要在金融市场上分散自己的所有权将非常困难，因为中小投资者将由于大股东的攫取而没有兴趣用金融投资去换取公司的股权。LLSV(2002)在《投资者保护和公司价值》(Investor Protection and Corporate Valuation)一文中，利用世

界上最富有的27个国家数千家公司的数据，构造模型进行检验，用托宾Q测定公司的价值，用国家的法律起源及其特定的法规指数测定投资者保护的程度，研究了投资者保护和控股股东的所有权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除了在投资者保护很好的国家，几乎所有的企业多为家族和国家所有，由金融机构或分散股东拥有的企业非常罕见。该研究的一个关键结论是，在全球大公司的委托问题中，约束控股股东对小股东的攫取，比对经理无视股东利益醉心于建设自己的王国进行约束更重要，公司治理的“关键机制是保护外部投资者”。由此得到的一个隐含的政策含义是：把金融市场放在一边不闻不问，不是推进公司治理改革的好方法。而金融市场改革应当重视加强对外部投资者的保护，这些保护来自法院、监管机构或者市场参与者本身。

二、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

尽管LLSV组合提出的观点得到了实证支持，但这些证据又引出另一问题：为什么好的法律和监管没有在所有国家得以采用?LLSV组合把其原因归为法律渊源、法律文化不同，认为正是这些社会结构因素塑造了不同国家的金融制度安排。问题是，法律和监管的不同并不能归因于法律起源的不同。因为，如果存在政治意愿的话，民法国家同样可以很容易地复制这些法规。显然，或者那些法规根本不是金融发展差异的原因，或者问题在于政治意愿的缺乏。另外，来自经济发展中的例证表明事实也并非如此。Rajan和Zingales(2002)的实证研究表明，在1913年，法国的民法典对投资者的保护并不充分，可是当时法国股票市场的资本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78％)是以对投资者保护充分著称的美国(39％)同期的两倍；这一对比在1980年代则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此时法国的这一比率(9％)不足美国的1/4；不过到了1999年，两国的上述比例已经变得较为接近(法国：117％，美国：152％)。对于法国和美国的股票市场在近乎一个世纪里出现的这种波浪式发展态势，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显然对此无法提出系统的解释。Rajan和zingales认为，要解释两国金融发展的这种“特异”现象，需要注意到同期美、法两国金融和非金融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在金融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随后，Rajan和Zingales(2004)以美国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银行业的发展历程为例，阐述了金融发展呈现显著差异的内在原因：金融业和其他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采取种种限制措施强力阻挠金融发展。20世纪早期，为了保护本州银行既得利益，美国很多州禁止外州的银行在本州开设分支机构。这一限制银行间竞争制度安排使本州银行的经营规模偏小，风险承受能力低下，无力举办高风险的农业信贷业务。美国的金融业发展也因此处于低谷。20世纪70年代，美国部分州的银行尽管还是不能在外地开设分支机构，但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信息技术的成熟和大量投入应用，使银行可以向异地的客户提供借贷服务，实质上冲破了这一制度约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各州银行业的既得利益集团被迫纷纷取消限制外州银行在本地开设分支机构的法规。美国国内陆续有35个州先后通过准许银行控制公司(bank holding companies)把银行的附属公司合并为分支机构以及在全州范围内开设新的分支机构，从而放松了以往在不同州之间设立分支机构的限制。随着1994Riegle－Neal州际银行设立和分支机构开设效率法案(Riegle－Neal Interstate Banking and Branching Efficiency Act)的通过，银行业分支机构设立的管制放松达到高潮。于是，在20世纪末，我们目睹了既得利益集团对金融发展阻碍作用的削弱所带来的美国金融业飞速发展。

基于对美国与法国金融发展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实证考察，拉詹和津加莱斯(Rajan和zingales)在《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一书系统地阐述了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与LLSV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不同，Rajan、zingales认为，来自金融业和其他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考虑所采取的阻挠金融发展的措施成为各国金融制度呈现显著差异的内在原因。

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尽管是从实证中归纳而来，不过，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最有可能行动的是一些有“共容利益”的小集团)恰恰解释了上述小集团稳定存在的可能。金融发展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就是一个很明确、很集中的小群体，具有足以影响政策的能力。他们具有限制金融的能力，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那些可以从金融发展中获益的人(潜在的经济竞争者)通常比较弱小、贫困、缺乏组织，而信息封闭分散的大众一则不了解事实的真相，二则由于搭便车问题，行动的能力几乎为零。首先，该理论强调金融市场的发展需要一套系统的制度安排，而经济现实定的金融制度兼具生利性和分利性，成为界定利益格局的装置；其次，强调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分化成集体行动能力差异较大的利益集团；最后，金融利益集团和其他产业利益集团的出现阻碍金融市场的自由发展，同时政府的角色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内生于利益集团权力博弈之中。“政府可以做好事，并不等于它愿意做好事”(Rajanand zingales，2004)。拉詹和津加莱斯的理论主要是来自民主国家的金融发展实践，然而，其对中国国有银行金融制度变迁的规律性研究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对金融制度差异与演进的两种理论的引申与综合

(一)对LLSV组合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的引申

尽管LLSV组合发展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成为当今解释制度差异的经典理论之一，然而，从上文的分析中，LLSV组合把法律起源指标作为工具变量，并在同一时段对不同的国家进行横截面分析。这一方法的不足是不能观察一个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时段金融市场发展的具体情况。

从法律渊源的角度理解问题，LLSV组合设计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中金融制度的演进显然具有路径依赖特征，恒定性较强，因为一国的法律渊源与法律文化是相对稳定的。按照La Porta等为代表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具有普通法渊源的国家对中小投资者的法律保护更为充分，从而具有更为发达的证券市场。上述结论的一个显然的含义是，给定一些国家的社会结构因素(如LLSV组合强调的法律渊源和文化等)将在较长的时期保持不变，将不可能出现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然而，理论与实践的“悖论”至少表明他们对功能多样的金融制度安排以及金融发展的国家差异的解释不够完全，尽管不能由此判定结构理论是不正确的。

这里的真正问题是，法律渊源是影响社会权力结构重要变量吗?LLSV对投资者法律保护差异的研究侧重于各国法律渊源的不同，从而得出普通法系国家比民法法系国家给予了投资者更强的保护这一结论。问题是法律渊源的不同造成对投资者

保护的差异应具体体现在什么方面呢?如果是体现在法律条文上，而实际的回归结果却表明法律渊源变量比各项权利指标更具说服力，可见法律渊源变量决不仅体现在条文上，其实法律渊源与法律条文之间的联系已不断淡化。例如美国是案例法国家，其证券法却是成文法的形式，而且规定得十分详尽；转型经济国家则更典型，它们在转型中既采纳西方国家的法律(没有考虑渊源)，又要根据自身的经济政治环境制定相关的法律。可见法律条文不仅与渊源的关系在淡化，而且法律的内容也并非完全外生于经济过程，尤其是转型经济中的法律并不是外生于政治经济过程的，它的制定与该国经济政治是相关的，制度之间是互补的(青木昌彦，2001)。比较法学者们认为，法系之间的不同主要是表现在法律的历史、立法过程和法律文化，而不是法律内容。

另外，LLSV组合的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考察金融深化(发展)问题的重要切入点是对法律制度对投资者所有权的保护，侧重于个体金融合同的制定、履行情况分析明显是一种微观视角。然而，金融制度安排承担着复杂的功能，生利性与分利性以及二者的具体配置与转化情况内置于特定的社会权力结构中，而权力结构不仅是一个微观问题(个体主义的问题)，更是一个群体主义的问题，采用集体主义的方法论有其优势。

(二)对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的几点引申

拉詹等人的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是从历史逻辑中归纳而来，因之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弥补了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的缺陷。然而，作为一种理论，还是需要形成一种推理严密的理论逻辑框架。在此，本文对该理论做几点引申。

第一点，金融发展、金融自由竞争制度的形成是一个社会整体理性的过程。如果这个社会是一个“原子”社会，个人的经济理性在经济实践中会趋近于社会整体理性。然而，个人首先是一个社会中的个人、制度环境下的个人、一定的利益关系下的个人。从“原子”个人的经济理性过渡到社会整体理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期间要经历个人的差异理性、实践演进理性、集团理性(社会关系理性、制度理性)等诸多环节。根本上在于社会中的个人是非同质的，在经济交往中会形成不同的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是相互依赖的，在实践理性与关系理性的作用下，会形成一些稳定的利益系(利益集团)，具备了集体行动的组织能力。而各个利益系维系组成规模、关系紧密程度差异较大，其行动的能力差别较大。这又导致政府(本身也是一个特殊的利益系)主导下的社会权力结构必然是失衡的。金融发展所依托的金融制度安排从表面上来看是中性的，任何一个利益系都要在其规制下组织经济活动。而金融制度安排却不是集体选择的结果，从制定到实施依托于特定的权力结构。因此，正是社会权力结构的转化规律决定着金融制度的演进。

第二点，本文考察两种关于金融发展的因素决定理论，得出的一个基本的逻辑主线是金融发展需要一种特定的社会权力秩序。其不仅有利于创造充分竞争的权力结构，而且本身也内置于特定的社会权力结构之中。在既定的金融制度下，隐性分利小集团的出现(隐形集体行动)，尤其是原来的生利集团转化成分利集团中一分子，也会使生利性的制度安排慢慢变成分利性的制度安排。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外来压力、货币的外生冲击、技术进步及其扩散、生利性利益集团的成长等都是社会权力转化的重要因素，又催生着金融制度的创新。

最后一点，关于金融发展中政府经济行为的分析问题。从拉詹和津加莱斯的著作中，他们专辟一章“驯服专制政府”，考察的是立宪制政府组织形式(至少是西方意义上代议制政府)的形成过程和随后的金融发展情况。因此其理论的“特殊性”“案例性”色彩是难免的。问题是非代议制政府国家金融发展又有何规律，应当如何假设非代议制政府模型?政府这一社会特殊组织在金融发展中扮演什么角色?在既有金融制度下政府总成本收益的变化如何影响政府的理性形式?内生于社会权力结构中的政府收入最大化目标的实现与各利益集团之间是何关系?本文认为，对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思考肯定会完善金融发展的现有理论。

(三)金融发展的社会经济动力学

本文对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与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比较与引申，根本目的在于在两种“理论”基础上创造性综合出一种金融制度差异或变迁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金融发展的“结构”理论侧重在法律渊源、法律传统在社会权力结构中的突出作用，把其设定为核心影响因素；金融发展的利益集团理论洞察了金融制度的内生性质、利益集团的组织能力社会权能的作用，但正如上文所述，“作为一种理论，还未形成一种推理严密的理论逻辑框架”。实际上，金融制度这一研究本体决定了其必须是“非决定性的、演进的学说”(Non－determinism Evolu－tionary Theory)，只可能存在“过程的、演进的均衡”(Processingand Evolutional Equilibriums)(Nelson，Winter，1982)。制度动力学研究的前沿理论表明，“所有的变化都是作为某一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结构之结果出现的”(拉齐斯基，1996)。目前，一些重要新制度经济学家如诺思、奥尔森等，前者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理论，后者提出了集体行动的经济学理论、压力集团的成长理论，他们的研究正日益转向到制度经济学的整体演进范式上来。现实的金融制度均衡只是一种静态均衡，社会权力结构、利益结构的演进过程决定着制度演进的过程，而金融制度安排的演变决定着金融发展的水平。文化、法律渊源只是影响社会结构及其变动的一些因素，外来冲击、特殊事件、利益集团、政府与社会组织性质、技术进步的变化都会导致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从而影响着制度安排及其实施。本文认为，金融制度演进的社会经济动力学理论可大大丰富对金融发展问题的认识，尽管我们的研究尚十分粗浅。

大学金融论文篇9

【关键词】经济增长金融结构货币发行量 “经济学”

一、引言

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中国经济结构升级已经成为学术界最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近期，央行坐视银行间市场出现钱慌，未循惯例予以救援，表明政府已决心牺牲一定的经济增速，以求抑制乃至逆转加杠杆行为，从而引导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刘海影刊文指出这一举措的底线是“不发生财务金融危机”，压迫实体经济去产能的政策并未考虑到信贷扩张背后的制度性约束与实体经济根源，在没有纠正实体经济结构性问题之前对货币金融体系动刀，有可能导致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不可控的后果。

为了验证上述政策生效的可能性，笔者对金融结构和经济增长、经济波动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思路如下，第二部分文献综述，陈述关于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的相关学术成就以及本文参考文献；第三部分理论分析，从理论上分析金融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第四部分为结论。

二、文献综述

近代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主要有索洛的新古典增长理论，以及围绕对新古典增长模理论完善发展起来的内生增长理论。关于增长因素分析方面，舒元和徐现祥在《中国经济增长模型设定1952～1998》中论证，制度原因是AK模型增长理论能够刻画我国经济增长主要解释。胡文国和吴栋在《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一文中分析了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同时在设定经济指标时充分考虑了制度因素。本文中，笔者在以上理论基础上充分囊括以上指标并将试图将金融结构因素加进去。

国内学者对金融结构的研究大约始于上一世纪80年代，大体可以总结为金融结构成分分析、金融结构定量实证分析和金融结构优化问题研究这几个方面。其中，吴超在（2012）《我国金融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稳定性研究》中合理设定了金融结构效率衡量指标，反映了我国国家主导型金融结构的特点。笔者在本文中将金融结构影响视为制度因素之一，希望分析经济增长中不同因素影响程度，得出更合理的结论。

三、理论分析

（一）理理论基础

根索洛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此处不详述）：

Y（t）=F（K（t），A（t）L（t）） k（t）=sf（k（t））-（n+g+δ）k（t）

L（t）=nL（t） A（t）=gA（t） K（t）=sY（t）-δK（t）

拉莫维茨（1956）和索洛（1957）等提出的增长因素分析表达式：

■-■=α■（t）■-■+R（t）

其中产量（Y），资本（K），劳动（L），劳动有效性（A），折旧率（δ），储蓄率（s）。

（二）传导路径

首先，金融结构通过资本投入变动影响产出。由索洛增长模型我们可以得知，储蓄率的提高有利于经济增长。金融机构通过金融结构提供相对于耐用品等实物资产较高的资本回报率，分散投资项风险，满足人们预防投资动机吸引储蓄。当储蓄供给供给，引起储蓄供求均衡的变动，使得利率变动，进而促进投资变动，从而使资本投入K改变，进一步使产出Y变动。金融机构的运作状况和金融市场的发达程度以及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效率高低，决定着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数量和质量，从而影响着经济增长。

同时，金融结构通过“劳动有效性”变动影响产出。索洛并没有对“劳动有效性”具体含义将做出解释，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则提出A代表着研究与开发投入，技术进步，知识积累或者人力资本的观点。但无论是研发或人力资本的积累，都需要投企业入大量的资本。良好的金融环境有助于企业的外部融资同，同时强有效的金融市场可以通过价格信号引导金融资源投向技术创新项目，提高资本利用效率，减低融资成本。

最后，金融结构通过增长因素贡献变动影响产出。金融市场的信号作用引导着资本流向技术先进的新型部门，从而促进实体经济产业升级。根据前文的增长因素分析公式，当K，A，s，g变动时，将引起经济增长中各因素贡献率的变化，这一变化的积累使得经济结构变动，又反过来影响经济增长。

四、结论

本文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我国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通过借鉴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因素分析模型进行了理论分析。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金融结构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引入到模型中，建立了相应的模型阐释了央行抑制加杠杆行为，从而引导实体经济结构的调整传导机制。

参考文献

[1]舒元，徐现祥.中国经济增长模型设定1952-1998[J].经济研究，2002，（11）.

[2]胡文国，吴栋.中国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J].清华大学学报，2004，（4）.

大学金融论文篇10

邱兆祥，1941年6月出生于湖北省利川市，1965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大学（原为湖北大学）财政信贷专业，曾先后在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改名中央财经大学）、北京语言学院（现改名为北京语言大学）、中国金融学院等多所高校执教，现担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管理世界》学术指导和《金融与保险》、《证券导刊》、《经济日报·财富专刊》、《现代商业银行》等刊物的学术顾问，现担任《经济研究参考》（国家财政部主办）、《财政金融文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主办）、《现代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主办）等刊物的学术顾问。此外，还兼任西南财经大学、暨南大学等多所高校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委员会（简称“经团联”）学术部主任、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常务副理事长，现担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金融发展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心经济学家咨询团成员等。

二、研究领域

多年来，邱兆祥教授活跃于我国经济金融学界，对我国经济金融体制改革中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发表了不少很有价值的独到见解，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除在国内重要报刊发表四百多篇学术论文外，还在十多家出版社出版著作二十余本，内容涉及到马克思的货币金融理论问题、学科分类与经济金融学科建设问题、金融中心建设理论问题、我国改革和发展中的民营银行和国有银行改革等前沿性热点问题，以及反对学术腐败问题，并且是这些有关领域内发表论著最多的经济理论工作者之一。

三、主要论著

1、《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银行理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

2、《人民币区域化问题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

3、《经济科学的数学化趋势浅议》，《经济研究》，1986年第7期。

4、《试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体化的趋势》，《马克思主义研究》，1987年第2期。

5、《关于经济科学学科分类问题的探讨》，《马克思主义研究》，1989年第3期。

6、《试论马克思货币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金融科学》，1990年第1期和第3期。

7、《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奖看中国经济理论研究》，《经济学动态》，2003年第12期。

8、《论创新是经济学者的基本价值观——兼论“独创”是成就大师级经济学家的必备条件》，《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6期。

9、《论现代经济科学的发展趋势》，载《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

10、《对我国国有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革的思考》，载《著名经济学家读中国经济改革》，工商出版社，2001年。

11、《耕耘与探索——邱兆祥经济金融理论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