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辈消费论文十篇
时间：2023-03-30 08:10:05
长辈消费论文篇1
关键词：反向代际；品牌关系质量；消费沟通；实证研究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关于代际现象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影响这一问题的研究已经得出了很多结论，大多是从代际问题内部的角度探讨，或者着重分析正向代际对消费者的各方面影响，也就是家庭中的长辈对子女购买行为的影响，而在反向代际这一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充分。探讨反向代际的影响，对研究在目前时期中国家庭中年长一代消费行为有着指导性的意义。
1、反向代际影响研究现状
王胜今（2003）指出，代是一定社会中具有大致相同的年龄和类似社会物质的人群。对于一代人来说，实际上没有“年轻”、“年老”的说法，一般描述为经历青年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而通常意义上的“青年一代”、“老年一代”的定义对象是同一时期处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姚新武（1994）认为“代际”一词可以从历史角度、家庭角度和个人角度等不同方面来理解，而本文中的“代际”是考虑家庭内部的方面，即个人在家庭中所处的“代际”位置。代与代之间通过资源的分配与共享，情感的交流与沟通和道德义务的意识与承担等媒介相互联系，呈现出不同状态，这就是“代际关系”。
周怡（1994）在《代沟现象的社会学研究》中经过对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在生活方式、价值观方面的调查分析，指出尽管不同年龄阶段的人们在这些方面存在差异，而且人们也意识到了差异的存在，但是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内部，这些差异并不会造成代际之间的隔阂和对立，相反，代际之间的关系呈现着良好发展的状态。80%的调查对象持有的观点是：理性看待代际现象，不排斥差异的存在，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不同的思想。超过50%的调查对象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是产生代际现象的一大因素，经济发展拉大了代际之间的差距，在这一方面的调查中发现，持有这一看法的青年人的比例明显低于中老年人。而且在青年人中，在25岁以下的青年人的赞同倾向要明显弱于25-35岁的青年人，年龄较小者缺乏年长者代际距离远近的历史对比的强烈看法，因此对代际现象并不敏感。
沈汝发（2002）在《我国“代际关系”研究述评》中指出，代际更替是社会与文化变迁的结果，文化变迁越彻底，这种更替就随之越迅速。当代社会文化由于受到经济迅猛发展和网络对传统文化冲击的多方面影响，形成了不同的代际文化。
徐安琪（2001）在《江苏社会科学》中的《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研究》中认为，高科技的迅速发展使子代借以其拥有着的优势对父母进行“文化反哺”，继而深刻改变了父辈与字辈之间的关系。中国代际关系课题组在1999年进行《中国人的代际关系》的实证研究中，深入分析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老年人、中年人和青年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变化。
龚界文和胡静（2004）在《青少年研究》的《“反向社会化”与“文化反哺”现象研究述要》中指出，“反向社会化”是传统受教育者对教育者反过来施加影响，向他们传授社会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化过程，在网络信息时代，子辈向长辈的反向影响尤为明显。反向社会化的成因大致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解释：第一，由于全球化进程和社会化变迁的加快，青少年对新事物、新技术较快的接受能力；第二，同辈群体之间的互相交流、互相沟通有利于快速获取新知识、新技能；第三，现在呼吁平等、尊重青少年思想的大环境的形成；第四，网络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为青少年提供了重要途径。
2、品牌质量关系研究现状
品牌关系理论最初是在人际关系领域的研究，Blackson（1992）将消费者与品牌之间关系的过程同人际关系的沟通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品牌关系的构念，即消费者和品牌之间的认知、情感、行为的复杂过程。Fournier（1994）将品牌关系质量描述为：作为一种基于顾客的品牌资产测量，它反应了消费者与品牌之间持续联系的强度和发展能力。品牌关系质量直接描述了品牌与消费者关系的状态，包括关系强度和关系时间的长度两部分。品牌关系强度侧重于关系的深度，包括亲密性、排他性、信任度等几方面；品牌关系时间的长度侧重于承诺和忠诚等方面。
中国消费者――品牌关系质量（CBRQ）量表是由何佳讯（2006）提出，作为一项基于消费者关系视角的品牌资产来源测量工具，CBRQ量表由“社会价值表达”、“信任”、“相互依赖”、“真有与应有之情”、“承诺”、“自我概念联结”这六个构面组成。其中“社会价值表达”和“真有与应有之情”这两个独特的构面则侧重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文化背景，反映了消费者和品牌关系的特别之处。在现在的研究情境中，得到众多学者认可的是“满意”、“承诺”和“信任”三个维度。
（1）满意
Cardozo（1965）将顾客满意应用在营销学的领域，Howard和Sheth（1969）将顾客满意引入到消费者行为学方面，认为“顾客满意”是一种消费者的心理状态用以衡量付出与获得是否平衡。
（2）信任
在消费者行为学中信任是比较重要的因素，Mayer（1995）认为信任是无论一方是否能够控制另一方的行为，都依旧相信另一方履行承诺。在品牌领域中，信任是指消费者依赖品牌达到期望目的的意愿，Blackston（1993）认为成功的品牌关系都具备两方面：对品牌的信任和品牌的顾客满意度。
（3）承诺
Mourgan（1994）将承诺定义为人们非常看重与某个对象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乐于做出努力去维持这种关系。承诺体现出人们要持续维持关系，代表着消费者的态度。品牌关系领域中的承诺是指消费者与品牌保持关系并继续维持的状态。
3、反向代际影响与品牌质量关系研究现状
Woodson，Childer和Winn（1976）把代际影响这一概念从消费者行为学领域延伸到品牌领域，已说明代际影响在品牌偏好、品牌忠诚等方面的作用。Heckler，Childers和Arunachalam（1989）指出了品牌偏好传承性的存在，Moore-Shay和Lutz（1988）指出，在品牌可见性相对高的产品上，母女均倾向于信任知名度高的品牌，双方在品牌偏好和品牌忠诚方面有显著一致性。
何佳讯（2007）在《营销科学学报》的《传承与隔断：基于代际影响的老字号品牌关系质量――一项来自上海的探索性研究》中指出，学者将代际影响研究引入到消费者行为学的领域中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早期，Heckler，Childers和Arunachalam（1989）；Childer和Rao（1992）；Shah和Mittal（1997）在该领域将代际影响定义为：家庭内部的一代向另一代传递与市场有关的技巧、态度、偏好、价值观和行为。代际间的影响是双向的，既有长辈对子辈的正向影响，也有子辈对长辈在新的消费观念、消费技巧方面的反向影响。
Childers与Rao（1992）认为，不同的参照群体对不同属性产品的影响不同，私下使用的（Private）产品与展示于公众面前的（Public）产品的主要参照群体分别为家庭成员和同龄人。
在家庭生活中，成员的交流沟通是在长辈和下辈之间最直接和常见的代际影响方式。日常生活中的每个环节都离不开家庭沟通，沟通频率越高，长辈与下辈之间越了解，子女在很多时候就延续了父母的生活习惯，所购买产品品牌也会互相交流，父母在很多决策时也会寻求子女的意见、看法，沟通的强度有助于提高家庭成员的关系质量、亲密度，现在的70后、80后是生活在网络时代的新群体，如果能够深入人心和长辈沟通，长辈可以了解目前的生活环境的改变、子女们的真实想法，借以改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在日常生活中，子女对父母的影响通常体现在：子女会通过直接的口头推荐或产品使用示范的形式影响父母所做决策，在长期的潜移默化过程中，长辈的购买行为会受到影响；父母作为被影响者也会主动观察子女的消费习惯、产品选择的方式等方面，当子女买到产品时，父母也会选择试用等多种方式来了解产品。
二、文献述评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代际影响有了深入探讨，证明了代际影响的存在、作用方式等，目前研究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在代际影响领域中，从年长一代到年轻一代的正向代际影响的研究较多，从年轻一代到年长一代的反向代际影响的内容不多。
第二，有关代际影响的研究大部分立足于西方发达国家，国内的研究不多，由于中国特殊的文化背景，代际影响的作用机制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第三，国内的研究对象多选择一线城市或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很少涉及到在人口中占据比重较大的二三线城市、城镇移民家庭及农村地区。（作者单位：重庆工商大学商务策划学院）
参考文献
[1]MOORE-SHAY E S，LUTZ R J.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s in the formation of consumer attitudes and beliefs about the marketplace：mothers and daughters[J].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1988，15：461-467
[2]SHAH R H，MITTAL B.Toward a theory of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 in consumer behavior：an exploratory essay[J].Advances in Consumer Research，1997，24：55-60.
[3]“中国代际关系研究”课题组.中国人的代际关系：今天的青年人和昨天的青年人――实证研究报告.人口研究1999，（6）
[4]周怡.代沟现象的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1994，（4）：67-79
[5]沈汝发.我国代际关系研究述评.青年研究，2002，（2）：42-49
[6]雷淑芳，任新亭.消费者行为的代际差异述评.经营与管理，2013，（1）：112-113
[7]龚界文，胡静.“反向社会化”与“文化反哺”现象研究述要.青少年研究，2004（3）：15-17
[8]何佳讯.传承与隔断：基于代际影响的老字号品牌关系质量――一项来自上海的探索性研究.营销科学学报.2007，（3）：1-19
[9]鲍林.代际影响视角下的品牌忠诚传承研究.商业时代.2000，（10）：30-31
[10]王胜今.中国人口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
[11]姚新武，尹华.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M].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1994
长辈消费论文篇2
[关键词] 赠礼行为儿童青少年
我们购买商品主要有两种用途，一是供自己或者家人消费，二是作为礼物赠送给他人。中国是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今天，不论是富还是穷，不论身份贵贱，将送礼、维系体面和关系等视为基本需要，相互间的赠礼行为是人际交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构成了驱动人情消费的重大动因。不同年龄段的人会采取不同的赠礼方式，会选取不同的商品作为礼品。青少年和儿童作为消费市场的主力军潜力无限，他们的赠礼消费特点将会影响到企业营销策略的制定。
一、对青少年族群的描述
在学术界因对青少年的概念的不同解释对青少年的年龄段各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心理学界根据生理和心理的发展特点，一般把青年界定为13岁～25岁之间，并将这一阶段称为青年期。“青年是从依赖成人的童年到能进行独立的、负责的成人活动的过渡”。在本文中将儿童和青少年作为对比族群，如果青少年的年龄紧续着儿童的话，不利于对比分析，为了增强对比性，将青少年的年龄范围缩小为20岁～25岁，一般多为在校大学生或者是刚刚参加工作几年的年轻人。
当代青少年成长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新时期，生活在从未有过的思想开放的环境中。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多级化和经济全球化等这些因素，塑造了当代青少年思想活跃的性格以及求新求异的消费个性。大多数青年人多为在校学生，没有可观的经济收入，但根据家庭的供给以及兼职所得，每月生活费在动态上呈逐年递增趋势。
青年消费呈现以下三个显著特征:(1)消费观念转向享受生活;(2)消费心态追逐前卫和新潮;(3)消费方式崇尚个性品位。同时青年人由于生活经验不足，在充满诱惑的消费市场中也会发生一些消费的偏误。如：偏信广告的“盲目消费”，追求虚荣的“炫耀消费”，暴殄天物的“奢侈消费”，依赖父母的“刮老消费”等。
二、对儿童族群的描述
中国城市儿童每周的收入与支出
依据法定划分：六岁以上不满十四岁的为儿童。本文依据这项划分，将小学和中学的学生视为儿童。中国的儿童是全世界最多的，虽然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儿童自己没有参与社会财富的创造，没有直接的经济来源。但由于现在的家庭多为“4－2－1”的模式，儿童得到多方宠爱，零花钱、压岁钱比较多，他们每年都会花掉很多钱(收支如图)。
三、青年族群的赠礼消费
青年人作为初出茅庐的一代，社会资历较浅，社会关系较单纯。一般以朋友间的赠礼居多，其次是节日给老师或长辈赠礼。 朋友间的赠礼多为过生日或结婚送礼（虽然青年人的主力军是学生，大学生也有很多过早踏入社会的昔日同窗和朋友）。
随着攀比风气的上升，青年人给朋友赠礼的份量越来越重了，甚至有送相机、手机、白金饰品的，一般的也要送化妆品、手表、打火机之类的。
青年人在给他人挑选礼物时一般比自己购买商品的涉入度要高很多，生怕赠礼不当会被朋友看扁。
青年人在给师长或是长辈送礼时，一般会选择烟酒和保健品。例如昂立的“健康迎接新世纪，昂立送礼更有礼”，恒寿堂的“千禧龙年送健康，送礼就送恒寿堂”，椰岛鹿龟酒的“好礼送给至亲人”，脑白金的“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其准确的市场定位与诉求为青年人挑选礼品提供了依据，同时也给公司带来了巨大利润。
四、儿童族群的赠礼消费
儿童作为家庭的宠儿，一般都是作为受礼者接受长辈、亲戚、父母给予的礼品。选择的孩子成熟和独立的早，很渴望能通过赠礼向长辈表达孝心，也通过小朋友间的互赠礼品加强友谊。
在儿童中存在一种怪现象，同班同学为了讨好班长，甚至是组长也要给这些“官儿”送礼，或者请客吃饭。看来儿童被成人间的送礼以拉关系的不良风气给毒害了。
儿童在赠礼给长辈时，一般都是价值较低，却对长辈来说很有意义的东西，可以简单到一个苹果，给妈妈一朵康乃馨。
儿童在赠礼给同伴时，一般都是自己也喜欢玩的玩具、布娃娃之类的东西。
五、青年和儿童族群在赠礼消费上的比较
总的来说，不管是对于儿童还是青少年，他们的赠礼行为都相对简单，不像中年人目的性极强。
儿童和青少年间在赠礼上也存在差异：
1.儿童的赠礼动机单纯些，更多的时候只是想表达一种情感。青少年的思想成熟些，顾及的事情也更多。
2.虽然儿童很早就开始第一次独立购买了，在赠礼给他人的购买过程中，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受到父母建议的影响；青少年在礼品选购上自主性更强。
3.青少年需要赠礼的时候多些，有些时候是不得不赠,比如朋友结婚的请贴都发到手上了,迫于无奈须将礼金悉数奉上;现在也有很多青年男女都是先上车后补票，子女都有了，对于他们来说办不办结婚仪式都是一种形式而已，但很多都是在子女出生后或者几岁以后才邀请亲朋好友参加婚宴，目的就是为了师出有名把送出去的礼金借机收回来。儿童在赠礼时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想法。即使是一些沿袭不良社会习惯的送礼行为也并不是不可抗拒的。
六、总结
随着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化，市场细分显得尤为重要。在我国庞大的人情消费市场中，区分好青少年和儿童族群的赠礼行为，为一些企业在产品定位、目标市场选择、营销方案的制定方面提供了依据。
参考文献：
[1]卢泰宏:中国消费者行为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程士安:消费者洞察.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3
长辈消费论文篇3
关键词：文化反哺;文化传递;后喻文化;亲子互动
中图分类号：C91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25-0104-02
引言
所谓“文化反哺”，是指“在疾速的文化变迁时代，年长一代向年轻一代进行文化吸收的过程”。其实质是青年人通过文化传递手段积极、主动影响成年人的过程。从社会学角度看，“文化反哺”是一个“反向社会化”的过程，即传统受教育者对教育者反过来施加影响，向他们传授社会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化过程。玛格丽特・米德的三喻文化理论开启了文化反哺和代际传承研究的先河，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她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将文化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1]。这三种文化有各自的差异和内涵，前喻文化意味着亲代向子代实施教化，并喻文化实质为子代和亲代的文化传递都依靠同辈人完成，后喻文化则表明子代反而承担亲代教化者的角色。玛格丽特・米德研究重点在后喻文化领域，她认为：在社会变迁的巨大推动下，新的代际传承模式必然出现，原本接受文化传递的子代会主动向亲代传递各种文化即反向社会化过程。20世纪80年代，米德的三喻文化理论开始进入我国研究人员视野。我国社会学家根据实际国情，发现中国众多家庭出现子代向亲代传递器物等表层文化特征，其中，南京大学的周晓虹教授首次提出文化反哺这一全新概念。长期以来，家庭作为一个小的初级群体，使得子代在其中得到应有的哺育和教化，子代在这个群体中生活成长，所以被定义为子代社会化的场所。特别是在被封建礼教束缚的传统社会中，亲代在子代面前从始至终都是教化者的角色。但是，代际间文化传承并非一直依循着由上一代人向下一代人传递的单向模式，传统意义上的受教育者反向影响施教者也开始成为文化传递的重要部分。“文化反哺”作为实现文化传递多样性的又一载体开始成为专家、学者讨论研究的对象。
一、文化反哺的表现领域和影响因素
（一）表现领域
1.新信息使子女帮助父母了解和使用新器物
相比过去，今天孩子的生活环境更加开放，物质生活基础更加殷实。他们眼界开阔，对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念接受快，思维也更加敏捷。源于这种优势，使子女获得了向父母反哺新知识、新观念的能力。如今随着微信、微博等新的交流平台的不断出现，给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交流沟通带来极大便利，上了年纪的父母渴望通过这些平台进行亲子互动以及开启全新的社交模式，但他们并不能像孩子一样熟练地操作，需要子女的帮助和教辅。网络上红极一时的“儿子为父母自制微信使用手绘本”获得众多网友的赞许和效仿，不难看出，青年一代凭借着在“数字化”时代里所具备的优势，在电脑、液晶电视、智能手机等新器物面前，都显示出巨大的“反哺”能力。同时，研究调查表明，父辈对于子辈在新器物等表层文化的反哺方面也呈欣然接受态度。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互联网大范围的普及，“网童”开始频频出现在网络世界里，子辈低龄化反哺趋势愈加明显。例如在日常生活中，“网童”常常作为施教者向父母及祖父母传授如何使用“ipad”“iPhone”以及如何操控其他电子设备。除此之外，子代在对新时尚、新潮流的把握上也具有明显优势。子代在代际沟通中掌控着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同时反向传递给亲代一些当下流行的网络文化。很多家长表示，最先从孩子那里了解并应用“坑爹”“土豪”“女汉子”“给力”“点赞党”等这样的网络语言。
2.子女对父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影响
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型和市场经济的转轨，群众的生活方式也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变革。在这些变化中，年轻人开始拥有“教化者的身份”，对老一辈们的生活方式进行着潜移默化地影响，也不乏思想观念的日渐改变。比如在消费方面，越来越多亲代主动撕下了“守财奴”的标签，开始购买理财产品和网络投资。同时，亲代开始接受多元化的消费观，消费理念也逐渐变得前卫。在必要时愿意采用信贷方式实现提前消费，很大比例的父辈也开始选择网购。在休闲方面，父辈们对服装、发型、品牌等方面的关注度提高，工作之余，更追求提高品位的生活方式，影院观影，KTV唱歌的娱乐支出也在亲代的消费支出中呈上升趋势。
价值观是指个人对周围客观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体评价和看法[2]。个人的价值观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虽然，在新形势下仍然会受到新观念的挑战和影响，父辈会在子代的影响下对现实社会的很多方面重新审视。但是，从反哺程度来看，子辈对父辈早已形成的传统观念改变力较小。例如，在婚姻家庭领域，父母固有的“婚恋观”以及“生育观念”常与年轻人“不婚主义”“丁克家庭”等全新婚恋观发生冲突，文化反哺发挥的功效较小。
（二）影响文化反哺的因素
1.子女的代际特征对文化反哺的影响
研究表明，“90”后的子女在文化反哺方面的能力更强。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给这代人带来了更广阔的眼界，掌握的信息量更大。他们的自我意识更强、具有较多话语、感受文化变迁的敏感度更高。虽然，其他年代子女成长中也经历过社会变迁，但多是政治变迁而非文化变迁，因此他们的父辈在文化传递上保持着前域文化的不可撼动性。
2.父母受教育程度对文化反哺的影响
官方调查显示，通常，文化反哺程度与父母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子代对亲代反哺通常是对一些新器物的了解和使用。一些新理念和新事物，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往往更容易也更有机会接受。教育程度高、具备全新教育理念的亲代更容易扮演子代朋友的角色，继而顺利接受子代的文化反哺。文化水平不高的父母对新知识的掌握相对于文化水平较高的父母而言要少一些，从理性角度出发，他们更应该接受拥有新文化资源的子女的反哺。可在现实生活中，受教育水平较低的父母做法却背道而驰。一方面一些子女认为父母教育程度太低以至于与家长沟通存在障碍，另一方面受教育程度低的家长刻板的权威观念也阻挠了反哺，他们“父为子纲”的思想根深蒂固，导致其进一步失去了子代对其反向社会化的机会。
3.亲子关系类型对文化反哺的影响
平等和谐的亲子关系是促成文化反哺的必要条件。科学研究表明，民主型亲子关系中更容易出现文化反哺现象，权威型亲子关系则较少出现文化反哺。权威型亲子关系中长辈的权威并不利于与晚辈进行交流和分享，长辈向晚辈请教、学习的意愿也会被其居高临下的身份所磨灭。一位权威型家长一度浪费一天时间解决网络问题，其实他立刻与孩子商讨问题即可迎刃而解了。另一位民主型家长在孩子的帮助下弄懂了英文说明书上传递的使用方法，高效快捷地开始了新买家电的使用。由此可见，权威型亲子关系与民主型亲子关系相比，不利于亲子二代文化的双向传递。
二、文化反哺的辩证解读
文化反哺不但充实了文化传递的模式，而且它反映了对刻板印象即“亲代是子代的施教者”的质疑和挑战。从更深远的层面讲，文化反哺更体现了代际文化传承模式的更新。中国自古以来即是农业大国，尤其是在变化的乡土社会中，亲代掌握着绝对的教化性权力，然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人并不能只靠经验和传统办法作指导[3]。文化反哺作为文化变迁的产物，在新时期亲子二代文化传递过程中有着积极深刻的影响。尤其在今天这个文化激烈变迁的大数据时代，晚辈凭借着在新科技领域的优势反哺给长辈，丰富了亲子二代文化传递模式的类型。青年文化反哺的影响力也日益呈现扩张趋势。
笔者认为，在文化反哺得到赞美的同时，更应兼顾传统文化血液的延续。子代由于涉世未深其人生阅历较浅薄，文化传递过程中已进入盲目随性的误区。人类文化是历史沉淀的结果，反哺现象存在于某些方面，但并不是正向文化传递模式（即子代从亲代那里学到的一切生存方式和生活法规）已经消失，同时，前喻文化还是广泛存在的[4]。同时，从青年自身成长角度看，接受传统文化的哺育是其成长之必要因素。传统文化作为人类活动的结晶，集中反映和凝聚了相应人类群体的生活、经验和精神。受传统文化的哺育是一项需要代代相传的重要任务。然而“90”后的年轻人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在这方面，许多实证研究的指向性都并不乐观。尤其是历史文化知识的匮乏，即使是学历较高的人也如此。近年来，“国学热”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热点，一些高校纷纷成立国学研究机构;不少海内外学者著书立说，四处讲学;很多父母也对孩子开启了“四书五经”的传统教育。
新时期，我国亲子二代文化传承并非呈现亲传子或子传亲的单一线性模式，而是呈现出网状结构。青年一代在获得表层文化的哺育并反哺给父辈，同时，亲代把基本生存技能、道德规范、传统文化等传递给子代。值得注意的是，成功的文化传承模式应是多元化的，长辈和晚辈互为教化者彼此进行文化交流，这便是李新华提出的互喻文化[4]。所以，亲子二代在文化传递中，应当与时俱进地辩证看待，即看到子代在某些方面文化反哺亲代的事实，但同时也应该清楚地意识到，子代一样需要得到文化哺育，特别是亲代赋予的传统文化哺育。只有亲代文化哺育和子代文化反哺相辅相成的存在，传统文化才得以完整保留，现代文化体系才得以顺利地构建。
参考文献：
[1]Margaret Mead.Culture and commitment：a study of the gene- nation gap[M].NewYork：The American Meseum of Natural History，1970.
[2]周怡.代沟现象的社会学研究[J].社会学研究，1994（4）.
[3]龚界文，胡静.“反向社会化”与“文化反哺”现象研究述要[J].青年探索，2004（5）.
长辈消费论文篇4
在笔者看来，这个群体独特的成长环境形成了与上一代人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也因此形成了独特的消费模式，所以，在这部分人群逐渐展现出潜在的巨大消费需求下，品牌及市场营销人员需要把更多地注意力投向他们，并且通过恰当的方式触及他们的心理。在这篇文章中，笔者结合在专业邮件营销服务商webpower中国区的营销心得，揭示90后这一消费群体独特的消费心理，并以实例的方式，揭示周边关系尤其是父母一辈对90后营销的影响。
90后的5个独特消费心理
90后毫无疑问会成为新经济时代的消费主力。但是，要想让他们成为你品牌的主力消费人群，却不那么容易。因为他们与以往任何一代人都有本质的不同。据webpower中国区观察研究显示，要想触及90后这一特殊的消费人群，市场营销人员必须了解90后的以下5个独特消费心理：
1.不蛮目听从。
这是每一代人群都面临的最大问题，尤其是对于90后。他们有自我主张，有自己的观点，不会盲目地听从别人，希望自己做主，重视自己的话语权。
2.希望自己尽量去探索更多。
太多的人认为，这一代人考虑问题简单易冲动。但是其实他们比其他任何一代人都愿意去做更多的探索以获取信息。并且希望自己能够通过某种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存在。
3.个性化、自我意识。90后不喜欢废话，他们更喜欢更加个性化的信息。所以你必须能够迅速的讲述完你的故事以及故事相关内容，并且让他们觉得“我就是我，我是独一无二的”。
4. 指尖上的一代，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体验是90后的生活方式之一。据新鲜传媒调研显示：在90后频繁的网络活动中，网络虚拟交往尤为凸显。他们之中36%的人每周会更新博客，以此为发表感想、记录经历和发泄情绪的平台；近30%的90后每天都会登陆社交网络，延续现实世界的社交关系；21%的人天天收看网络视频，来源是自己搜索和他人分享，这之中又有1/3的人看完后会进行分享。
5. 购物：消费价格与品质并重。以最便宜的价格买到自己实际需求而且品质不差的商品，获得了一种自我满足感。90后在消费上鲜有的务实。
90后营销可以尝试从父母入手
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尽管90后已初入职场，具有部分消费能力，但是从父母处获取各种资助支持及意见仍然非常普遍。邮件营销服务商webpower中国区认为如果品牌想要影响90后，吸引他们父母的注意，仍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梅赛德斯 - 奔驰的传统
梅赛德斯 - 奔驰长期以来一直是汽车行业中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作为奢侈品牌，它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却仍然与90后产生共鸣，这对于对象还是不具备消费其产品能力的90后，确实是艰难的壮举。最近的一项AutoTrader.com的调查发现，在婴儿潮的一代人群(指美国1945--1960年间处于高生育率时期出生的人，90后的父母辈)中，奔驰在所有的豪华车处于领先位置，出售了其56％的车辆给到这部分人群。这是一个品牌通过吸引他们的父母，然后把品牌植入到年轻下一代的心理的例子。另外，这样做的好处还在于，如果孩子将来有需要购车首付，也会更容易说服父母得到帮助。
Whole Foods：共生的品牌关系
长辈消费论文篇5
[关键词] 青少年；社会化；双向模式；发展特征
[中图分类号] C913.5 [文献标识码] A
社会化是指个体学习所处社会的行为模式的过程。教育社会学的奠基人涂尔干首度提出社会化概念，并将其与教育的功能联系起来“教育是利用适当方法使下一代社会化的过程”。
因此，“社会化”一直被看作一个由长及幼、由父及子、由长辈群体到晚辈群体的教化过程。二十世纪50年代，随着人本主义心理学、符号互动理论等心理学理论的提出，社会化逐渐被赋予了“双向互动”的含义，研究者们认识到社会化的过程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儿童不仅被社会化，也在社会化着他人；既是被社会化者，又是使他人社会化的因素[1]。这一时期强调被教化者作为个体的人在受教化过程中的主动性和对施教者的反作用，社会化的方向依然未变。
1968年，贝尔在《再释社会化研究中的影响方向》一文中，提出了社会化的“双向模式”。1970年，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后喻文化”理论。她从文化传递的角度将人类社会由古至今分为三种基本形式：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晚辈主要向长辈学习；并喻文化，是指晚辈和长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人之间；而后喻文化，则是指长辈反过来向晚辈学习。”十多年后，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也导致亲代与子代之间教化关系的改变。在急速的社会变迁面前，亲子两代由于对新事物的理解吸收能力和对新社会的适应能力不同，年长一代在失去教化的绝对权力的同时，年轻一代却“反客为主”获得了新的文化权威，反过来对施教者施加影响。一些研究者敏锐地感觉到这种变化，并从文化传承的角度对其进行了研究，将其命名为“文化反哺”或曰“反向社会化”。
国内外对反向社会化的研究基本都集中于青年期和青少年期，青少年期个体逐渐摆脱父母的控制，开始走向独立，生活和活动范围较儿童更为扩大，因此社会化的途径也更多。社会的转型、科技的发展为青少年超强的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因此青少年期的社会化其影响方向的多向性开始比较突出地表现出来。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国内对“文化反哺”现象的研究已接近20年，但我们对该现象的了解似乎并没有随着研究时间的增长而加深，究其原因还在于实证研究量的缺少和质的欠缺。在反哺现象出现的初期，周晓虹先生以典型小组讨论法进行的研究在方法上是毋庸置疑的，其研究结论也是令人信服的。然若想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某种现象，仅靠定性研究显然是不足的，我们可不可以用量化的方法对文化反哺进行研究？杨立、郜健以及陈正良等人在这方面进行了尝试，值得称道，但他们三位所做的量的研究还是停留在浅层次的描述阶段的，得出的结论也仅仅是频次的多少，百分比的分布等，难以对相关变量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做出科学考察。另外，国内学者研究“反向社会化”或曰“文化反哺”多从青年文化或者文化传承的角度，宏观论述者多，研究对象多为大学生或工作青年，专门针对中学阶段青少年的研究几乎没有。
本研究着眼于微观视角，研究传统的社会化场所――家庭内的两大主体，即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双向社会化，探索青少年期家庭内社会化的两种方向之间的关系，尝试描述青少年期社会化双向模式的发展趋势。
一、方法
（一）被试
以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从山东省德州市和济南市的6所中学选取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各3个班进行调查，有效被试722人。被试的年级、性别分布如表1。
（二）研究工具
文化反哺和父母影响问卷。此问卷在参阅大量有关文化反哺的研究资料和对青少年和家长进行访谈的基础上编制而成。问卷采用5点记分（1-从不，5-总是），由青少年作答。
通过因素分析考察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最后抽取出5个因子，分别是：消费休闲反哺、技术反哺、父母对青少年的行为影响、父母对青少年的观念影响、青少年对文化反哺的态度。父母对青少年的行为影响和父母对青少年的观念影响在下文中简称“父母影响（行为）”和“父母影响（观念）”。5个分量表的Cronbach系数分别为0.79，0.84，0.74，0.72和0.57，总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是0.82。
（三）施测方法与程序
以自然班为单位进行施测，每班由一名主试负责。被试一般在20分钟左右完成问卷，最后由主试统一回收问卷。
采用Foxbase4.0和SPSS13.0进行数据的管理与统计分析。
二、结果
（一）青少年期社会化双向模式的基本特点
对青少年消费休闲反哺分量表和技术反哺分量表均分的统计显示：0.8%的青少年几乎不对父母进行消费休闲方面的反哺（得分等于1），67.3%的青少年 “偶尔”对父母进行消费休闲方面的反哺（得分大于小于3），27.3%的青少年“有时”对父母进行消费休闲方面的反哺（得分大于等于3小于4），只有4.6%的青少年经常对父母进行消费休闲方面的反哺（得分大于等于4）。2.9%的青少年几乎不对父母进行技术方面的反哺（得分等于1），37.4%的青少年 “偶尔”对父母进行技术方面的反哺（得分大于1小于3），33%的青少年“有时”对父母进行技术方面的反哺（得分大于等于3小于4），26.7%的青少年经常对父母进技术反哺（得分大于等于4）。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青少年的消费休闲反哺与技术反哺存在极其显著差异（F（1，721）=166.752，P＜.001），青少年的技术反哺程度极其显著地高于消费休闲反哺（M技术=3.08，M消费=2.60）。
对青少年接受父母影响的统计显示：在行为表现方面，25.8%（186人）的青少年“偶尔”接受父母的影响（得分小于3），57.8%（417人）的青少年“有时”接受父母的影响（得分大于等于3小于4），16.5%（119人）的青少年经常听从父母的指导（得分大于等于4）。在观念方面，24%的青少年“偶尔”接受父母的影响（得分小于3），49%的青少年“有时”接受父母的影响（得分大于等于3小于4），27%的青少年经常听从父母的指导（得分大于等于4）。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显示：父母影响（观念）与父母影响（行为）存在极其显著差异（F（1，721）=77.993，P＜.001），青少年接受父母观念影响的程度极其显著地高于接受父母行为影响的程度（M观念=3.35，M行为=3.09）。
将消费休闲反哺分量表得分和技术反哺分量表得分相加求其平均得到青少年反哺总均分，将父母影响（观念）得分和父母影响（行为）得分相加求其平均得到父母影响总均分，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显示：父母影响存在的水平显著高于青少年对父母的文化反哺水平（M父母影响=3.22，M文化反哺=2.84，F（1，721）=121.827，P＜.001）。
将青少年反哺总均分与父母影响总均分进行双变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家庭内青少年的文化反哺与父母影响呈低度正相关（r=0.154，P＜.01）。
（二）青少年反向社会化的性别、年级差异
分别以消费休闲和技术反哺为因变量，性别和年级为自变量，进行2×5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的消费休闲反哺存在极其显著的性别和年级主效应（F（1，712）=26.138，F（4，712）=3.468，P＜.01），女青少年消费休闲反哺的程度高于男青少年（M男=2.46，M女=2.75），LSD比较显示，高三（P＜.01）和初三（P＜.05）青少年的消费休闲程度显著高于其他三个年级，其他三个年级之间、初三和高三之间差异不显著。不存在性别和年级之间的交互作用（F（4，712）=0.656，P＞.05）。
青少年的技术反哺存在极其显著的年级主效应（F（4，712）=4.917，P＜.01），LSD比较显示，初三青少年的技术反哺程度显著高于初二（P＜.001）、高一（P＜.05）、高二（P＜.001）和高三（P＜.05），其他四个年级之间差异不显著。不存在性别主效应和性别与年级之间的交互作用（F（1，712）=0.532，F（4，712）=0.641，P P＞.05）。
（三）父母影响的性别、年级差异
分别以父母影响（行为）和父母影响（观念）为因变量，性别、年级为自变量进行2×5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青少年在行为方面接受父母影响的程度存在极其显著的年级差异（F（4，712）=5.407，P＜.001），LSD比较显示，初二青少年在行为方面接受父母影响的程度显著高于初三（P＜.05）、高一（P＜.01）、高二（P＜.01）和高三（P＜.001）。性别与年级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F（4，712）=2.747，P＜.05），简单效应检验发现，男青少年在行为方面接受父母影响的程度存在极其显著的年级差异（F（4，351）=7.634，P＜.001），初二男青少年在行为方面接受父母影响的程度显著高于初三（P＜.05）、高一、高二和高三（P＜.001），初三男青少年在行为方面接受父母影响的程度显著高于高三（P＜.01），其他年级之间差异不显著。青少年在行为方面接受父母影响的程度不存在性别主效应（F（1，712）=2.034，P＞.05）。
青少年在观念方面接受父母影响的程度存在显著的性别主效应（F（1，712）=4.533，P＜.05），男青少年得分显著高于女青少年（M男=3.36，M女=3.25）。不存在年级主效应和年级、性别之间的交互作用（F（4，712）=0.339，F（4，712）=1.986，P＞.05）。
三、分析与讨论
（一）社会化双向模式的基本特征
研究显示在最能代表中学生反哺水平的两个方面――消费休闲和技术反哺――绝大部分青少年都对父母进行过反哺（消费休闲：99.2%；技术：97.1%），这说明文化反哺在中学生家庭中是普遍存在的。对消费休闲和技术反哺两个分量表均分的比较显示，青少年技术反哺的水平极其显著地高于消费休闲反哺，频次统计也发现经常对父母进行消费休闲反哺的青少年占4.6%，而经常对父母进行技术反哺的青少年却占到了26.7%，这说明相对于父辈，青少年在现代技术的运用方面具有绝对的话语权，这和已有研究基本一致[4-5]。
从整体上看，青少年的文化反哺处于中等偏低水平（反哺总均分为2.84），即在范围上看几乎每一位青少年都存在文化反哺行为，但在程度上看他们的反哺发生的频率还是较低的，多数是偶然的、自发的行为。青少年的文化反哺存在个体上的差异，大部分青少年只是偶尔对父母进行文化反哺，只有少数青少年能够经常性地反哺父母。
研究显示，家庭内的青少年反哺和父母影响呈低度正相关，这说明青少年反哺和父母影响之间并非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的。家长不必担心子女的反向社会化会导致父母影响力的降低，越是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子女的反哺，反而会更有利于让孩子接受你的影响。而且我们的研究也证明，子代反向社会化的存在并没有瓦解亲代的影响作用，研究显示，父母对青少年的影响要高于青少年对父母的影响。这一结果足以令对“反哺现象”惶惶不安者欣慰，父母权威的存在使文化得到传承，社会传统得以传递，青少年反哺的存在使新的文化、新的观念不断补充进来，但又不会对已有传统造成太大冲击，社会得以前进，文化永保活力。
但是，青少年毕竟尚未成熟，往往对各种外来文化、各种新生事物缺乏鉴别力，或是全盘接受，或是否定一切，缺乏应有的批判分析和尊重。因此，青少年的反哺中既有合理的部分，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消极的、甚至腐朽的内容。作为父母，在宽容对待子女反哺的同时，应该利用自己丰富的经验、较好的鉴别和判断能力、较强的信息把握、过滤能力，引导子女正确认识各种新现象、新事物、新观念，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二）社会化双向模式的年级趋势
由图1、图2可以看出，青少年的反向社会化和正向社会化具有不同的发展特征，反向社会化的两个维度呈一种不规则的年级趋势，而正向社会化的两个维度却呈现出比较明确的方向趋势。具体来说，青少年的消费休闲反哺和技术反哺并非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增加，而是在初三出现峰值，然后呈下降趋势，在高三又开始升高。这一方面和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特征相吻合[4]，另一方面也和青少年在学校所处的地位有关。初三和高三分别是初中阶段和高中阶段的最高年级，较高的年级地位更促使他们产生一种成人感，一种“我是老大”的自我意识，这种成人感和“老大意识”反映到家庭内的社会化中，就是对父母“指点”行为的增多。
父母影响（行为）随年级的升高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父母影响（观念）随年级的升高呈现出比较平稳的上升趋势。这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父母简单的、行为指令式的教育逐渐对青少年失去作用，而向孩子说明事理、解释观念更能得到他们的认同。图1、图2的结果同时也显示，社会化的双向模式是相对独立的，与父母影响相比，中学阶段青少年的反哺具有不确定性，没有成为一种持续而稳定的行为。尽管前述结果表明反向社会化与父母影响呈低度正相关，但是不能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简单化理解，在运用这一相关指导亲子关系时，还应把青少年的心理特点考虑进来。
（三）社会化双向模式的性别差异
研究显示，女生的消费休闲反哺水平比男生要高，男生比女生更容易接受父母的观念影响。这可能是因为女生比男生更关注家庭的内部事物，而这些内部事物突出地表现在消费休闲方面，因此女生在这个方面表现出更多的反哺倾向性。与女生相比男生的独立性更强，顺从度更低，更关注父母要求自己做某件事情的内部原因，更关注行为背后的认知指导，因此他们更愿意在观念层面接受父母指导。男生接受父母影响（行为）的程度随年级升高而降低，这同样也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男生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他们强烈要求摆脱父母的行为控制，作自己的主人。
四、结论
1. 反向社会化在中学生家庭中普遍存在，中学生的反向社会化处于中等偏低水平；
2. 父母影响和青少年反向社会化之间并非此消彼长，而是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且父母影响的整体水平高于青少年反向社会化的水平；
3. 青少年的反向社会化和正向社会化具有不同的发展特征，反向社会化呈现不规则的年级趋势，并非随着年级的升高而增加，而是在初三出现峰值，然后呈下降趋势，在高三又开始升高，而正向社会化的两个维度却呈现比较平稳的趋势，父母影响（行为）呈下降趋势，父母影响（观念）平稳中略有上升；
4. 女生比男生表现出更多的消费休闲反哺行为，男生比女生更容易接受父母的观念影响。
[参考文献]
[1] [美] E.齐格勒，I.基尔德，M.拉姆著.社会化与个性发展[M].李凌等译,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88.49．
[2] 白显良．青年社会化中的“文化反哺”现象探析[J]．重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综合版）．2003，（2）．
[3] 周晓虹．文化反哺：变迁社会中的亲子传承[J]．社会学研究，2000，（2）．
[4] 杨立，郜键．网络传播时代青少年“文化反哺”现象调查与研究[J]．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
长辈消费论文篇6
二、调查地点：网络调查
三、调查对象：社会公众
上周，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新浪网，发起的一项题为“你为人情消费所累吗”的调查显示(5795人参加)，53.x%的受访者感觉人情消费负担重。
万家团圆的日子过完了，许多人的钱包也瘪了。过年送礼是传统习俗，但如今越来越高档的礼品、一年多过一年的压岁钱，成为许多人过年回家的沉重负担。上周，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题客调查网和新浪网，发起的一项题为“你为人情消费所累吗”的调查显示(5795人参加)，多数人每年在人情消费上花费1000元~6000元之间(64.4%)，但超过6000元的也占到近两成(19.1%)。53.x%的受访者感觉人情消费负担重。
受访者中，80后占3x.6%，70后占43.x%，60后占15.9%。
我国户均人情支出在家庭总收入占比高达7.9%
最近，在某公司上班的陈小姐仔细算了一下账，发现过年开销近8000元。这对于刚毕业工作两年、月工资3000多元的她来说，着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过年回家，总得给长辈们买点礼品，给晚辈们发压岁钱，这两年水涨船高，钱少了根本拿不出手。”透支了两个多月工资的陈小姐过年回来后，只能眼巴巴地盼着尽快发工资来填补“亏空”。
人情消费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人情往来的费用支出，它具有加深情感和促进交往的功能。但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情消费也在不断升格，成了不少人一项沉重的生活负担。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x02019年的数据显示，我国户均人情支出在家庭总收入中的占比高达7.9%，农村家庭则高达11.4%。
本次调查显示，受访者每年的人情消费层次，主要集中在1000元~6000元，其中有两个消费区间占比最高：花费在1000元~x000元区间的受访者占16.8%，花费在x000元~3000元的受访者占15.7%。但也有19.1%的受访者每年人情消费超过了6000元。
来自四川的谢先生在国有企业上班，年工资5万元左右。一年下来，他在人情消费方面要花到5000元，而且集中在日子前后两个月。“现在人们的人情消费越来越多。比如结婚的礼金就从50元涨到x00元，又涨到三四百元，几乎翻了好几倍。”
调查中，53.x%的受访者感觉人情消费给他们造成了沉重负担，其中15.6%的人认为负担“很重”。认为人情消费负担“不太重”的占5.6%，认为“没负担”的只占3.1%。
人们对“人情消费”既爱又恨，可谓毁誉参半。正面评价有：“是一种传统礼节习俗”(43.4%)、“是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的一种方式”(38.6%)。负面评价有：“成为许多人的负担”(34.8%)、“是面子心理作祟”(34.3%)、“是一种畸形的消费”(x5.3%)、“是一种不良的社会风气”(x4.8%)，还有人认为是“滋生的温床”(x4.6%)。近半受访者(49.4%)对人情消费持中性看法，认为是一种礼尚往来。
西南财经大学消费经济学教授王裕国，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人情消费实际上是人们礼尚往来习俗根深蒂固的表现，是小农经济留下的产物。但在当今商品经济时代，人情消费不再是传统的相互支持意义上的礼尚往来，而是带有人情投资的意味。
38.3%的人对人情消费表示无奈，但不得不跟风随大流
调查显示，人们进行人情消费的对象主要是：朋友(71.0%)、亲戚(67.1%)、长辈(51.8%)、同事或同学(48.1%)，还有领导(x8.1%)、老师(17.1%)及一切社会关系(x1.7%)。
人情消费种类繁多，包括：婚嫁送礼(69.0%)、逢年过节送礼(46.1)、添丁送礼(45.4%)、同学同事聚会(44.7%)、压岁钱(4x.9%)、生日寿辰(38.3%)、祝贺乔迁(31.3%)、看病求医(x6.6%)、职场打点(x3.9%)、升学拜师(17.8%)等。
“在各种婚嫁、寿辰、升学等宴会中，人们习惯以宴客的桌数来衡量礼仪的隆重程度，这样只会越来越攀比。普通老百姓一面要应对这样的排场，一面要应对还礼的负担，而且还礼通常要高于别人送礼的礼金，最后只能死要面子活受罪。”湖北红安的殷先生说。
湖北宜昌的陈永发在民意上留言，现在一些人情消费已沦为敛财方式，消费标准越来越高，每年收入的一半都要用作人情消费。被请者为收回付出，不得已也开始大摆宴席，结果陷入恶性循环。
王裕国教授认为，婚丧嫁娶等正常人情消费无可厚非，办一些大事也需要有一定的形式，但为了追逐面子和排场不择手段、不计成本，就有些变味了。
他说，现在人们的人情消费支出确实在逐年上升，对于收入不高的人来说，是一种负担。人情消费在农村占到家庭收入的30%到50%，对于刚摆脱温饱进入小康的农村家庭来说往往很难承受，但是没办法，因为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收了别人的礼得还，也希望自己的付出得到相应的回报。”
对于人情消费，调查中，38.3%的受访者表示无奈，但不得不跟风随大流。x3.7%的受访者表示反感，认为这样的风气需尽快改善。也有x3.1%的人认为这很正常。
在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副院长陈文江看来，人情消费在中国是一种民俗文化，亲朋好友有婚丧嫁娶，人们送财物表达祝福、庆贺、哀悼等，逢年过节，晚辈给长辈送点礼表示祝贺，都是很正常的。只是近年来，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人情消费越来越货币化，并在互相攀比中被逐年拉高。“中国是礼俗社会，崇尚礼尚往来，比如你给我500元，我给你就不能少于500元，一来二去就越送越多。”
但他认为，人们在人情消费方面其实会量入为出，但打着礼尚往来的旗号给党政官员、权力阶层送礼则是另外一个问题，它不同于亲朋好友之间的正常人情消费，而是一种权钱交易。
54.x%的人建议倡导朋友、亲戚之间互免礼节费用
该如何改善人情消费过重这一现象?调查显示，受访者的建议有：“大力宣传节约、简化精神，提倡礼轻情义重”(61.7%)，“倡导朋友、亲戚之间互免礼节费用”(54.x%)，“严肃党风政纪，狠刹式人情往来”(48.5%)，“遏制节假日礼品奢侈包装现象”(4x.8%)，“培育一些打理礼节事务的社会组织，对群众人情消费进行合理约束和引导”(3x.1%)等。
王裕国教授提出，在人情消费畸形走高的当下，要提倡移风易俗，维护关系不应该靠物质和金钱。首先，应该提倡邻里、亲朋之间，办事不要摆阔气、讲排场，提倡节俭。“现在宴席费用都不低，结婚动辄三四十桌，就拉高了送礼的份子钱，何况送礼的人还期望以后收回，人情消费只会越来越高了。”其次，领导要带头倡导节俭之风，媒体也要起到舆论宣传的作用，反对、抵制这样的风气，更杜绝以人情消费名义进行权钱交易。
长辈消费论文篇7
为什么社会和老百姓对“以房养老”如此关心，反响如此之大？其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和价值观，因为这个舶来品好像一头闯进了瓷器店的大象，正在冲撞着中国太多传统价值的锅碗瓢盆。在这场外来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冲撞中，改变正在悄悄地发生。
顾名思义“以房养老”
“以房养老”的英文原文Reverse Mortgage，直接翻译过来是“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颇为生涩难懂。其实，“以房养老”说白了就是“吃房子”。在明白它的真正含义前，有必要重提一下“净资产”这个概念。
简单来说，净资产就是一个家庭的全部资产减去全部债务之后的剩余，即：净资产=家庭的全部资产–家庭全部债务。但在美国传统的退休养老概念里，净资产往往还要刨除住房的部分，因为维持退休生活的主要是来自房产以外的资产回报，比如存款的利息、股票的盈利以及有限的退休金或社会养老保险。房子再值钱，总不能每天拆砖卖瓦。但美国梦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拥有自己的住房，很多美国人梦寐以求的事就是在退休前付清房贷，这样就可以不再担心因为变故而无家可归。结果多数人尴尬地发现：他们高估了退休后的收入，低估了退休后的支出，月月入不敷出，捉襟见肘。而自己的净资产竟然全部或大部分被压在房子里，好像是拿着金饭碗要饭的乞丐—虽然富有却没有现金。
于是，银行创造了这么一个所谓的“住房反向抵押”：过去是拿房子作抵押借钱买房子，做的是房奴；退休了则是拿房子作抵押借钱生活；过去是整笔借，月月给银行还贷，现在是月月银行给钱花，人死了用房子做抵押还债。中国人有句老话“人不死，债不烂”，“以房养老”是“人虽死，债不烂”。这是“吃房子”的本质，也是“反向”的由来。
“以房养老”最初的创新颇有点慈善性质。1961年，一位高中橄榄球教练不幸去世，他的遗孀失去了丈夫的工资收入无法维持生计。当地的银行出于同情，设计了这样一个“以房养老”的借贷方式帮助这位遗孀安度晚年。过去半个世纪里，“以房养老”蓬勃发展，成为在美国司空见惯的一种金融养老保险产品，仅在2010年就有8万多位62岁以上的老人申请办理了“以房养老”。专家预测，随着“婴儿潮”一代开始退休并符合申请年龄，“以房养老”将会被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以房养老”之所以生于美国、发展和成熟于美国，与美国人的民族特性和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独立自主、自食其房的美国人
独立是美利坚民族的DNA。虽然养育下一代受到法律的保护，但是不赡养老人不但不违法，也不会受到社会道德的谴责。既然养儿不防老，自然就要自食其力，无力可食的时候“自食其房”，可谓顺理成章。不但退休老人觉得天经地义，他们的子女也不会反对，反而会很欣慰，因为自己的父母有房可“吃”，自己就不需要在经济上担心他们的需求。
讲到美国人的独立，说一个家庭小故事。前几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为刺激房市给初次买房的人提供一次性8000美元的现金补贴。我的儿子受到“诱惑”决定买房，却没有足够的钱付首付，于是向我和太太借了7万美元。几个月后他开始“还贷”，我和太太平时虽从未在经济上帮助儿子，但这次借钱也压根没有想过要他还。可是他依然坚持：“我不想欠别人的钱！”“别人？”我和太太面面相觑，颇有失落感。我们居然被自己的孩子看作是别人。但这就是独立精神，说到财产，父母是别人，孩子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期望值要将你的财产拥为己有。当然别忘了，在他的个人理财项目中也没有养老这一说。
“以房养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成语“坐吃山空”，当然这里空的不是山，而是房。“坐吃房空”往往令中国人毛骨悚然。“以房养老”其实是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引进，也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冲击，不从这个角度去看，很难理解社会和民众的反响和疑虑，也很难让这一舶来品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其实在中国，很多老人不愿意“以房养老”，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仅源自社会、家庭和子女的压力，同样也来自传宗接代的文化和价值观影响。老人自己觉得责无旁贷要留给孩子家产，孩子也有相当高的期望值。这恰恰是“以房养老”引起热议的根源之一，它颠覆的是根深蒂固的社会价值和文化。
寅吃卯粮的美国人
“以房养老”之所以能在短短50年间风靡美国社会，还得益于他们明显不同于中国文化的寅吃卯粮的消费习惯。这里不能不提美国人一个重要的人生观和价值理念：人生是旅途，走好每一步。它强调的是生命的短暂，所以要把现在和今天看作是礼物（英文中“现在”和“礼物”是同一个词present），好好享受。
这本身无可非议，但是过度强调这样的人生观和价值理念就变成了及时行乐。中国人的及时行乐还有所节制，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美国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是“今朝无酒举债醉”。可以这么说，举债是美国消费的核心所在。
最能说明美国人和中国人消费观点不同的就是在国内广为流传的两个老太太的故事，版本不同，但大意都是：美国老太太靠贷款买房子、买车，一边消费，一边奋斗，到老时享受了一辈子也还清了所有的贷款；中国老太太呢？一辈子省吃俭用，但是绝对信奉“无债一身轻”的古训，所以到老时一天福也没享到，房子虽然买了但却只能给儿子作婚房，或是卖了房子让儿子出国留学。这个故事的寓意是美国老太太的消费方式才是聪明的和现代的，而中国老太太的消费方式是愚蠢的和落伍的。
这个故事用在“以房养老”也非常贴切，美国人是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老人亦不例外。所以如果人到晚年，房贷已还清，房子有所增值，他们会很自然地考虑“吃房子”，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美国有一本很有名的理财书叫《花光用光死（Die Broke）》，意思是到死的时候最好把钱用光，不要留下遗产。这并不是说不照顾自己的孩子，因为在世的时候依然可以选择帮他们付学费，乃至买房、买车。所以美国人的“以房养老”，解决的不仅仅是老人自己的衣食住行，还包括帮助自己的下一代甚至第三代和第四代，尽到做长辈的责任。
笔者一对30多年的美国朋友去年相继溘然辞世，子女在清理他们留下的遗产时惊讶地发现，父母居然在10多年前开始“以房养老”借贷消费。其实以朋友的退休金，他们夫妇根本就不需要额外的收入维系生活。但是，大家族每年一度的海外旅游，送给儿孙辈和甚至第四、五代的圣诞礼物以及在儿孙们遇到婚姻、学业和法律麻烦时候的慷慨解囊，这些都需要真金白银的支持。
“以房养老”是一把双刃剑
即便在美国，对“以房养老”的批评也从未中断过。一是申请和获得贷款的费用几乎和传统的房贷相当，这对于本来就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的退休老人来说往往力不从心；二是“以房养老”贷款的利息往往高于传统的房贷；三是“以房养老”的借贷人并不归还利息，所以利息生利息加上每月的费用，“吃”起房子来的速度颇为可观，如果借贷人贷款的时间较长，很可能眼睁睁地着自己辛苦一辈子的积蓄被吃光—这不仅是经济上的压力，对很多老人来说更是难以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所幸，借贷人最终的债务总额不得超过抵押房产的市值，且银行不得以借贷人的其他资产还贷，否则还不知道要出现多少黄世仁逼债杨白劳的故事；第四则是“以房养老”的程序复杂，概念不够清晰，加上借贷人往往是老年人，所以时有欺诈和哄骗的事件发生，大多是过度渲染“以房养老”的好处，隐藏或缩小房主有可能失去房产的风险，因此引起的诉讼案也时有所闻。
不过总体上说，“以房养老”还是功大于过。2006年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93%的借贷人表示，“以房养老”贷款改善了自己的晚年生活，仅有3%的人持相反的意见。
至于笔者本人，上面提到的心理折磨大于经济负担，所以个人绝不会选择“坐吃房空”的“以房养老”。一方面，作为穷怕了的一代人，一辈子未雨绸缪，多年的储蓄早就有备无患。另一方面，由于近几年利息奇低，笔者就用房子抵押贷款出来投资（同样是有风险的）。如果用房屋抵押按2.75%的利息贷出100万美元，再在股市上得到5.5%的回报（比较保守和安全的投资），那么一年的净收入就是27500美元。这虽然不是“反向抵押”，但却是地地道道的“以房养老”。
另外，笔者较为认同的消费观念是：与其留遗产给下一代，不如在世的时候与他们分享财富。现代人越活越长，等父辈90岁的时候，孩子也60岁了，他继承了那么多钱又能干什么呢？因此，我们更愿意在他最需要的时候与他分享财富，比如换个大点的房子、结婚生子、重返学校或是送子女上私立学校，这样比较大的人生转折和用钱比较多的事件。这远远比在身后留下一笔财富给他更让人感到欣慰，钱也花得更在地方、更是时候。
国内对美国次贷危机的讨论很多，但是很少有从消费者行为和习惯这个根源来探讨的。其实说白了一句话就是那位美国老太太（当然也包括小媳妇、小伙子和形形的美国人）寅吃卯粮。次贷危机不但涉及穷人、中产阶级，富人和名流也都陷入其泥潭而不能自拔。虽然他们买房子的价格可能从数万美元至上千万美元不等，但病根都是一样：入不敷出的举债。内需消费本身并不是经济发展的仙丹妙药，它是一把双刃剑，弄得不好也会伤到自己。而“以房养老”也是这样一把双刃剑。
“以房养老”的实质是举债消费，也是有风险的，房子的价值被越“吃”越少，如果突然来一个房地产危机，房子就变成了负资产，银行会怎样？它不但不会再发养老金，而且说不定会卖房子并把你扫地出门呢—虽然理论上来说，“以房养老”禁止将房主扫地出门。但银行的本性不会变：总是锦上添花，绝不雪中送炭；天生嫌贫爱富，一定落井投石。这是银行作为商业机构的本质决定的，它借给你钱是因为你有钱，而且具备还钱的能力；如果没有，那就卖房子还钱。未必合情合理，但是绝对合法。
“以房养老”能否在中国生根开花？
虽然“以房养老”在中国社会引发了热议，甚至有不少的质疑。但是，笔者认为这一新的理念肯定会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当然这株舶来的嫩苗能否茁壮成长以及其所需时间的长短，将会取决于政府的推动、媒体的引导和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
中国本来就是一个适应变化的民族，而网络的存在大大加速了全球化的进程，其中包括很多价值观和文化的全球化。现在中国年轻一代的“月光族”，与美国寅吃卯粮的老师们比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架势。中国的文化土壤在变，中国消费者的观念也在变，“以房养老”存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证明了它的合理性，它在中国也一定会生根开花。
值得一提的，是法律在新价值的出现和发展期所起到的特殊作用。“以房养老”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受到美国政府的关注，参议院下属的特别委员会发表了一个特别报告，强调“以房养老”标准化的需求和重要性。1987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给“以房养老”的贷款提供“联邦住房管理局”（FHA）保险.一年后，时任美国总统里根签署“以房养老”法案。从此，“以房养老”受到法律的保护和联邦的保险。
而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从某种意义上起到了一定的倡导和保护的作用。但是在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应尽快对“以房养老”以立法的方式来保护，扶植和完善。作为“以房养老”主体消费者的老年人常常是弱势群体，更容易成为受害者。无规矩不成方圆，行业的自律和政府的监管以及法律的制约、威慑和保护，缺一不可。
最后，笔者想要强调的是，发展内需莫忘中国国情。
其实，美国的消费者在经历了次贷危机和金融海啸后已经痛定思痛，很多家庭开始减少债务。从零售业的角度观察，美国的消费者正在变得更为挑剔、更斤斤计较、更讲究实际。有些已经退休或是打算退休的“婴儿潮”一代选择重返工作岗位，或是延迟退休的时间而不是“吃房子”。“以房养老”虽然依然流行，但是美国消费者的价值观也在改变，他们多了一点未雨绸缪的思维方式。
美国的内需消费占国民经济的70%，这一点常常为众多经济学家津津乐道。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有意无意地受到美国经济模式的影响也是不争的事实。那么，中国在发展消费内需战略时能从中得到什么启迪呢？一是节俭的美德不能丢，二是中国的一大国情在于13亿人口，发展内需消费的重点应该首先放在解决就业问题。发展就业就能培育中国的消费者群体和中产阶级，只有消费群体的成长和壮大，内需消费才能得到可持续的健康发展。所谓本固则末茂，源浚则流清。任何过度的刺激，无节制的举债消费，畸形的金融创新等都只能是拔苗助长，欲速则不达。
长辈消费论文篇8
关键词：女大学生；审美倾向 ； 社会化机制 ； 社会心理机制；
所谓审美，就是人们通过自身对客观事物和现象的感受区分美丑的心理活动过程。年龄在18-23岁的女大学生，心理上正处于走向成熟但并未真正成熟的过渡时期，思考问题容易出现主观片面性，表现在对美的看法上就是易走极端。为了解女大学生在审美倾向上的表现及其成因，笔者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进行研究。首先借助问卷星在网络随机发放调查问卷，回收310份。同时深入访谈周围女大学生、个别家长和老师，并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和信息，借鉴他人研究成果，最终形成本次调查研究结论。
一、女大学生审美倾向及其影响
（一）注重外在美
在调查中，当被问及“以下行为哪些是你做过并且乐于去做的”，32.37%选择了染发烫发，33.81%选择了化妆美容，30.22%选择了减肥，3.60%选择了整容。在回答“是否尝试过减肥”时，81.67%的女大学生表示自己尝试过减肥，仅有18.33%的女大学生选择了没试过。而问及“一个月花多少钱在穿衣打扮上？”，6.67%的女大学生少于100元，48.33%在100到300元之间，33.33%在300到500元之间，11.67%达到或超过了500元。这说明女大学生在穿衣打扮方面的花销占到了其生活费用的较大比例。由此可见，女大学生很注重外在修饰，通过减肥，化妆，烫染发等方式塑造自己的外在形象，且在穿衣打扮上的花销较大。
（二）注重流行时尚
在问及“你最喜欢哪种类型的电视剧？”时，64.52%的女大学生选择了偶像剧，17.74%选择了家庭伦理剧，8.06%选择了历史正剧，4.84%选择了纪录片，4.84%选择了其他。这表明女大学生乐于追求明星、偶像，而历史剧和纪录片并不深受她们的喜爱。当问及“你最希望学校举办以下哪种类型活动？”，流行音乐演唱会占62.9%，歌舞大赛占30.65%，而学术讲座和交响音乐会只占到1.61%和4.84%。可以看出，相比学术讲座和交响音乐会，女大学生更乐于选歌舞大赛和流行音乐演唱会。以上数据表明，在对社会事件的评价上，女大学生对流行时尚的追求胜于经典著作或是高雅艺术。
（三）女大学生审美倾向的影响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适度的打扮和追求时尚符合“求美”的心理需要，亦能够提高自信心，同时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的必然产物。但对于外在美和流行时尚的过度追求，则会导致一些负面结果。首先，有可能使审美情趣畸形化。重“外”而轻“内”，不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和文化素养的提高，会使人“金玉在外，败絮其中”，在面临社会挑战的时候应对不足。其次，对高雅严肃问题的漠视，使得她们丧失对高深文化传承的能力，与一名大学生的身份和价值不相对应。对流行和时尚话题的过度关注，会使她们丧失历史感，眼光与胸怀狭隘肤浅。这些都严重制约着女大学生的身心发展和个人素养的提高。
二、社会化机制与女大学生审美倾向形成
人的社会化过程中受到了来自家庭、社会、学校和同辈群体的影响，这些影响源从不同侧面塑造了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
（一）流行文化的影响
文化是社会影响中最重要的因素，人有什么样的思维方式主要来自社会文化的熏陶。在大学校园里，各种流行文化充斥，这些流行文化表现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它们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大学生的课余生活，有助于缓解心理压力；但另一方面，也严重影响到大学生正常的生活和学习，甚至扭曲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在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大学生们普遍追求名牌，高品质的消费、攀比消费、盲目消费和负债消费十分常见。追星也是众多大学生的喜好。女大学生追求的“明星”主要是娱乐界的歌星、影星，这些明星往往具有漂亮的外表和华丽的装扮，爱屋及乌，对明星的喜欢会辐射到明星生活的各个细节，服饰打扮这些最为突出的明星特色，自然更会成为她们效仿的标准。此外，偶像剧文化、流行音乐文化等也引导着女大学生对外在形象和大众时尚的强烈追求。
（二）同辈群体的影响
同辈群体是由一些年龄、兴趣、爱好、态度、价值观、社会地位等方面较为接近的人所组成的一种非正式初级群体。同辈群体的成员在很多方面都会向同伴认同和模仿，包括行为举止、兴趣爱好、消遣方式、发型、服饰、语言等。一些女大学生以牺牲健康的方式减肥，把过多的时间、金钱用在穿衣打扮上，这是父母、家长所反对的，但为了得到同辈群体的接纳，她们常常隐藏真相，不听从长辈的劝导。这种做法从社会化的角度看，反映着她们脱离家庭走向独立的心理需要，但也难免造成矫枉过正、极端化的结果。
（三）媒体刻板印象的影响
刻板印象是个人受到社会影响而对某些人或事持稳定不变的看法。现实中，大众媒体为女性塑造了观赏性的刻板印象。广告媒体常常引导一种单向美，即作为女性，价值在于年轻漂亮。例如各种女性用品的功能，在广告词中都被定义为“实现年轻美貌”。而这些产品的代言人都是身材和面貌光鲜亮丽的年轻女性。现代社会，网络、电视、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种类繁多，信息传播速度快、容量大。媒体意见以强大的能量影响着人们的观念，涉世不深的女大学生更易受到暗示。在调查问卷中，回答“平常会不会在杂志、网络、电视中，看一些关于“穿衣打扮”或“护肤化妆”的栏目？”时，表示会看的占很大部分，仅有5%选择了不会。
三、社会心理机制与女大学生审美倾向形成
社会心理强调真实或想象的他人存在对个人心理的影响。审美观不是一个人天生的倾向，而是在社会情境中与他人互动而产生的。
（一）人际吸引规则的影响
人际吸引是个体与他人之间情感上相互亲密的状态，建立这种亲密关系是人的一项基本心理需求。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个人特质是影响人际吸引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外表的吸引力尤其明显。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漂亮的人更招人喜爱。尤其是在交往的初期，好的外貌容易给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人们往往会以貌取人，认为长相漂亮的人更有能力，即产生外貌的光环效应。在大学校园中这种现象也不例外，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把一些大学生的照片出示给教师，告诉他们，这些人犯了盗窃罪，犯罪数额是一样的，让教师们在指定的处罚程度中进行选择。结果，越是漂亮的大学生，受到的“模仿处罚”越轻。
爱情是人际吸引的特殊表现形式。进化心理学认为，在男性看来，容貌姣好的女性更擅长抚养后代，因而他们更愿意与漂亮的女生交往。对男性择偶观的知觉引导了女生对外在形象的追求。在调查中当问及“假设你正在减肥又或是将要减肥，以下哪种更符合你减肥的动力？”时，选择“更能吸引别人目光”的占到16.44%。对“你认为漂亮的好处”回答，选择“吸引更多异性”的占24.85%。选择“能嫁个好老公”的占15.38%。可见，她们追求外在美的原因之一是吸引异性和他人的关注。
（二）非理性心理的影响
非理性心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从众心理、攀比心理、自卑心理。从众心理来说，可分为两种形式，一是信息性从众，是指在一种模糊的情境下，不能确定现实的本质，于是把他人作为信息的来源，认同并作出与他们同样的选择。对于处在找对象、找工作关键期的女大学生，对于怎样才能获得爱情、找到满意的工作并不确定，于是采取效仿他人的策略，别人怎么做、怎么打扮，我就怎么做。二是规范性从众，是指在一种清晰的情境下，作出违背自己原先意愿而和参照群体一样的从众行为，原因是为了获得他人赞同。处于宿舍或班级群体的女大学生，经常会选择与周围女同学一样的穿着打扮和行为举止。也许有些时候这并不是她们内心想要的，但渴望被接纳的心理迫使她们选择与别人保持一致。可见，这些宿舍效应和班级效应都受到了规范性从众的影响。
攀比心理是个体将自身与参照个体对比，发现偏差时产生负面情绪的一种心理过程，可分为正性攀比和负性攀比。具体来说，正性攀比经过理性分析，往往能引发个体产生积极的行为，而负性攀比缺乏理性分析，对自我极端肯定或否定，于人于己都不利。在本次调查中发现，减肥的动力是看到周围女生大多比自己瘦的，占到了23.97%，这就是受到攀比心理的影响，将自己的身材与别人的身材对比，从而确定自己要实施减肥这一行为。
自卑心理表现在女大学生在交往中受到自尊心伤害，失去交往的勇气和信心。大多数女大学生表示在意别人评论自己的外表或打扮，其中，24.19%表现出十分在意，仅有4.84%表示不在意。并且，与部分女大学生访谈中，她们大都表示，通常情况下，她们害怕自己的外表和装扮被人指指点点，所以愿意打扮得漂亮一点。
（三）社会学习机制的影响
社会学习理论认为，对行为结果的强化是行为塑造的重要手段。这种强化分为外部强化、替代性强化和自我强化三种类型。正强化是对达到预期目标的行为给予奖励，从而增强这种行为。负强化是对达到预期目标的行为给予惩罚，从而减少这种行为。充满魅力的女大学生在校园里常常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无论老师、同学都存在“美的就是好的”的刻板印象。同等情况下，男生更愿意和漂亮的女生交往，老师更愿意寻找漂亮女生来帮忙，这些外部评价强化了女生要扮靓自己的信念。替代性强化强调榜样的作用，通常是指个体会因看到榜样获得奖励而得到强化。访谈中发现，当看到媒体中的某位女明星或是身边某位女性因穿着打扮而受到普遍赞美时，女大学生会直觉的把她作为榜样，照着她的样子打扮或与之相似。自我强化强调自己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自我改变，自我评价，以做出自我满意的行为。在访谈中了解到，一些女大学生在减肥过程中，会制定一些目标，如果今天达到目标，则会表现出愉悦、满足；相反，就会表现出失望、难过，通过这种自我强化，她们不断实现着自己心目中的理想自我。
以上所述社会化影响源和社会心理机制并不是单独起作用，而是相互结合、相互影响，共同形成了女大学生在审美问题上的外在化、时尚化倾向。社会文化、同辈群体、媒体刻板印象是外在原因，人际吸引规律、非理性心理、社会学习机制是内在原因，外因通过内因、内因配合外因综合形成了女大学生的审美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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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辈消费论文篇9
这个暑假，我得到一个难得的机会，那就是在一家服装有限公司的外贸部做一名翻译助理的实习机会。到目前为止，我尝试过英语老师，服装导购，餐厅服务员等工作，不过，对于英语专业的我而言，公司翻译助理，无疑是最理想的，所以，我分外珍惜。
今天是实习的第一天，难免有些紧张，一直以来，学习的都是书本知识，虽然参加过商务英语的考核，但毕竟没有真正的实践过，我不知道其他实习生是怎样开始他们的外贸实习的，对我来说，第一天，既新奇又忐忑。因为是实习生的缘故，今天我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实习，只是认识了外贸部的同事，前辈等，早上半天就是在认人，下午，也紧紧是端茶递水，帮忙整理文件，看公司的资料，没有翻译任务。不过，对于我而言，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和机遇了，临近下班，部长将我叫到办公室，对于第一天我的表现进行了点评，他认为我还不够放开，没有真正在外贸部，仅仅当自己是实习生，而不是正式员工，而部长的要求则是，不论何时，既然到了公司，那么就是公司的一员，不管是实习生还是正式员工。这也让我有了一个认知，那就是企业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主人。
20xx年08月02日 星期四
有了前一天的认识，和部长的提点，第二天我明显更投入，虽然依旧和第一天一样，只是简单的看公司翻译过的文件，和整理前辈所需要的材料，不过，已经受益匪浅了，在整理文件中，我发现，平时书本上的知识，是那么局限，很多时候，在商务英语中，我们运用到的都是我们之前忽略的，即使是外贸英语函电，这看似很实用的课程，真正在运用实践的时候，还是欠缺点什么，一时间我也很难说出，就是觉得在实践里，果然博大精深。一天下来，跟在一些前辈后面，学到的不仅是书本上没有的，还有为人处世的道理，待人接物，跟同辈或者晚辈，或者客户，或者消费者交流有什么区别，虽然只是接触第二天，而我跟的一个前辈也仅仅是带我与其他前辈交流，但是，我已感觉，那是多么的复杂。
20xx年08月03日 星期五
第三天了，慢慢的一些事物开始上手，不需要别人的指点，我知道作为晚辈，更是一名实习生，早上我会为前辈们倒好茶，讲办公室卫生弄好，虽然看起来有点假，或者作，但是，作为职场新人的我，在接受了家长的教育，和前辈的关照，这点意识还是有的。
今天是全新的一天，在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的我来说，这又是一个挑战。因为，今天，我跟着前辈，去接待客户了，虽然只是在一旁记录，会议内容，不发表任何言论，但是，也够我一天消化的了。这是一个原本洽谈好的合作项目，服装是远销美国的，但是对方公司在技术上有一定的要求，对方由于还处于金融危机中，销售前景不容乐观，但是合约是之前就洽谈好的，现在对方要求减少产量，这对公司来说，是不好的消息。这是因为如此，外贸部的翻译人员在这次洽谈中起着重要作用，听着前辈流利的交流着，同时把公司的意思转达，我突然觉得，前辈是那么的伟大，正是因为有她，这次的合作没有终止，而产量也没有减少，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大喜讯。而回到公司，部长也表扬了翻译员，正是她在此次谈判中，据理力争，为公司取得了最大的利益。
临近下班，我收到双休日休息的通知，这对于连续工作了3天的我而言，是天大的喜讯，正好休息了，为下周继续努力。
20xx年08月6日 星期一
新的一周，经过2天的休整，同时更加投入工作之中。对于上周的合同，在洽谈完成后，合同的修订也是重要项目，而翻译员在这中间，需要把关，不仅传递着信息，也承担着任务。
早上半天，都在整理合同相关规定的条例，不能有任何法律上的缺失，虽说我是新手，但是前辈还是手把手的教我，让我先看经济法中的合同法，把其中与本次相关的内容摘要下来，直到中午吃饭，我还在奋斗中。
下午更是好好学习和实践的时候，在把相关资料整理后，拿给翻译员，看着他们讨论，以及如何翻译的更正规，虽然只是短短2个小时，可是，讨论过程相当激烈，结果也相当满意，那份合同也通过了主任的认可，交给了部长。这天下来，我深刻明白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因为大家都为了工作，废寝忘食。
20xx年08月07日 星期二
昨天的合同刚刚完成，今天又有了新的任务，这连轴转的工作，还是有点吃不消，可是一想到，这是我最期待的工作，也就没那么放松了，也紧绷着那根弦。虽然还没有直接接触翻译，只是帮着前辈打下手，已经受益匪浅，不过前辈觉得，虽然我只是实习半个月，还是尽心尽力的教我，所以每一步都比正式员工来的紧凑。今天，我就拿到一份，美国合作公司发过来的传真，要求我们的服装技术做到，而翻译工作，前辈也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尝试着翻译，一整天，都沉浸在专业名词中，包括门襟，袖口，肩宽等服装名词，好在之前有接触，翻译起来还是顺利，不过，在拿给前辈修改的时时候，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不知天高地厚，跟他们一比，是那么的渺小，不过，我没有气馁，明天继续修改翻译传真。
长辈消费论文篇10
一、开展“三项教育”，引导官兵扎根深山乐奉献
__大队部队建设和消防工作曾一度排名垫底，通报批评多，官兵情绪多，工作上不去，士气上不来，一些主城区兄弟单位常常用这样的话来教育官兵——“不好好干工作就到__去”。外部前提艰苦，内部士气低落，可谓内忧大于外患，大队党委一班人芒刺在背，不解决官兵士气题目，一切都是空口说。大队为了迅速扭转这种极为被动的局面，深入开展常常性教育、专题教育和模范典型教育，努力培育新时期公安消防精神和“认穷不认输、落后不落伍”的__消防精神，在官兵中牢固树立扎根深山、竭诚奉献的理想信念。一是常常性教育稳情绪。大队引导官兵开展“四比四看四学”，即与__工作职员比一比，看一看谁的待遇高，学一学他们任劳任怨的工作作风；与__群众比一比，看一看谁的糊口前提好，学一学他们不屈不挠的坚韧性格；与老__官兵比一比，看一看谁的理想信念高，学一学他们扎根奉献的精神品质；与提高前辈单位官兵比一比，看一看谁的工作有特色，学一学他们干事业的决心和劲头。通过开展“四比四看四学”学习教育，官兵进步了熟悉，不乱了思惟。二是专题教育鼓斗志。大队每年都要组织开展“以队为家，我该怎么办”大讨论流动，喊响“以队为家，以队为荣”的口号，培育官兵“队兴我荣，队衰我耻”的精神风采。三是典范教育树榜样。以在__工作十年以上的官兵为学习榜样，开展模范典型教育，施展老__示范引导作用。同时，编写了__消防队史，开展了队史教育，建设了荣誉室，进一步打牢了官兵扎根__作奉献的思惟根基。
二、落实“三项措施”，营造部队拴心留人好环境
大队以人为本，坚持将做好思惟政治工作和解决官兵实际题目相结合，力所能及地营造拴心留人环境。一是解决官兵实际难题。大队严格落实投亲休假轨制，轮流铺排官兵回家投亲休假，对没有投亲休假的，大队予以适当津贴。在开会、学习等公差勤务方面不影响工作的条件下尽可能铺排家在__的同道，让他们能有机会回家尽点责任。家属愿意随军来__的，大队尽最大努力协调铺排工作。四川汶川大地震后，大队及时组织全体官兵捐款捐物，匡助灾区官兵共渡时艰，对5名灾区官兵发放慰问金达7000余元。二是丰硕官兵文化糊口。除铺排常规的节假日文化娱乐流动外，每年春节，我们还尽可能的邀请干部家属来队团年，尽量营造浓厚的节日气氛。尽管我们财力有限，我们仍是首先改造了厨房、添置了糊口家具，装修了俱乐部和修建了士官公寓等，最大限度的为官兵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糊口、练习环境。三是匡助官兵成上提高。关心官兵成长、为部队建设长远发展培养人才，这是大队党委一项重要的工作方针。建队5年来，共发展党员8人，有4名官兵荣立个人三等功，提请总队为6名干部提前晋职，有1名干部被总队就地抬举使用，有5名干部被选调到总队机关及主城区兄弟单位，让他们充分感慨感染到了组织的关怀和暖和。同时，也印证了“以队为家”专题教育流动的初衷：昨天你们(来源：文秘站 ）以__消防为荣，今天__消防以你们为荣。
三、健全“三项机制”，打牢部队长效治理强根基
为了保持官兵激活的创业热情，巩固部队建设来之不易的成果，大队党委进一步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夯实部队长效治理的根基。一是强化领导作表率。以班子建设为核心，大队党委按期组织党委班子成员述职述廉，按期召开民主糊口会、形势分析会、工作讲演会，强化对班子的监视和治理，凸起党委班子决议计划核心作用。二是奖优罚劣树正气。大队始终将部队作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常抓不懈，坚持赏罚分明，制定了明确的赏罚轨制，凡是为部队荣誉做出贡献的轰轰烈烈予以表彰，凡是办事不力、业绩不凸起、损害部队形象的官兵则予以严厉处理。三是大兴学习育人才。大队鼎力倡导学习之风，按期组织全体官兵进行理论学习，做到时间、职员、内容、组织“四落实”，从书本中学、从实践中学、从老同道身上学，不断的吸收新知识，确保了官兵知识水平和能力持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