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控制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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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关键词:公司治理;股利政策;控制权结构;现金流量权
中图分类号: F27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2-0120-10
一、引言
股利政策作为上市公司在特定制度背景和治理结构下做出的一揽子制度安排,它的恰当制定和有效实施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有利于实现公司价值的最大化。然而,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股利政策正沦为终极控股股东侵占中小股东的“隧道”。那么终极控制人性质及其控制权结构如何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呢?另外,终极控股股东由于股权分置的先天原因,无法在股票市场通过资本利得获利,股东回报的方式往往通过非理性分红、恶意派现、超能力派现等一系列异常股利政策实现,侵害了中小股东利益。如何有效遏制终极控股股东的侵占,合理引导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已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研究亟需解决的课题。
现有研究过多集中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股利政策影响的讨论上,鲜见基于终极控制人性质及其控制权结构对股利政策影响的实证研究。本文借鉴管理学对组织结构的研究,根据控制层级和控制链条数两个因子对终极控制人控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结构归类为垂直化结构、扁平化结构和矩形结构三种类型,并利用2004年起年报准则要求上公司强制披露相关产权结构信息为契机,选取2004―2007年我国上市公司作为样本,从微观层面实证研究终极产权性质及其控制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影响。其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于,不仅可以为股利政策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证据,而且有助于为证券监管部门掌握上市公司产权结构信息披露特征、进一步引导和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行为提供实证依据。
二、文献述评和研究假设的提出
股利政策具有减轻成本的功能。股利政策是公司最优监督契约的组成部分(Rozeff,1982),发放现金股利的承诺能促使管理者外部融资受到外部市场的监督(Easterbrook,19840)。Jensen(1986)指出,发放现金股利可以减少自由现金流量,避免管理者将企业现金流量用于私人用途或者不赢利的项目。实证研究普遍支持现金股利减少成本的假说(Agrawal,et al,1994; Smith,et al,1992)。La Porta 等(2000)从投资者保护的视角研究股利政策,提出外部股东在投资者保护好的国家被授予更多股东权利,来敦促上市公司支付更高的股利以降低成本,保护自身股东权益。近期更多从股东身份和终极控股股东的视角来研究股利政策。因为第一大股东并非都是终极控股股东,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并非等于终极控股股东的真实有效的持股比例。下面分别从终极产权性质、现金流量权、投票权、控制层级、控制链条数、两权分离程度等方面来评述相关文献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
(一) 终极产权性质和股利政策的关系假设
终极控股股东身份不同,对股利政策的需求不同。La Porta 等(1999)在考察全球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时发现,不同产权性质的终极控制人,由于追求的利益动机不同,所采用的股利政策存有差异。Moh’d 等(1995)和Allen 等(2000)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大股东身份影响股利政策。Renneboog等(2005)以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公司为样本,把控股股东分为六种互相排斥的类别:执行董事及其家族、非执行董事及其家族、与董事无关的个体或家族、政府、金融机构(如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和养老基金)和其他工商业公司,发现投票权与股利支付率呈负相关关系,但是不同性质的股东影响程度不同。
出于研究视角和中国实情的考虑,本文把终极产权区分为国有产权和民营产权两种性质,并以此来发展终极产权性质与股利政策关系的研究假设。国有上市公司与民营上市公司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第一,民营终极产权的公司对未来制度变化的预期不如国有企业确定,即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对制度变化有更强的影响力。在中国,证券法律法规的制定是通过政府内部决策,不像美国通过公共司法程序来制定。因此,终极产权为民营的上市公司,其权益融资成本可能较高,相对不轻易动用公司资金来派发现金作为股利支付。第二,由于国有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低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甚至可以发放筹资性股利,即通过再融资或者银行贷款来发放股利满足终极控制人的需求。第三,民营公司大多为家族控股,不需要依靠发股利来缓解第一类成本问题,而且发放现金股利要交股利税。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1a:终极产权为国有产权比终极产权为民营产权的上市公司,其股利支付概率和分配力度大。
然而,从委托理论视角来看,国有企业问题往往较为严重,国有企业管理层为了达到谋求私利的目的,往往盲目过度投资。因此,为了缓解国有企业严重的冲突,应该通过多发现金股利,减少公司内部的自由现金流量。即使公司有投资机会,也要让其从外部融资,受资本市场约束。而民营企业往往委托自己的亲属甚至亲自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第一类成本不突出,因此当公司有盈余且无较好投资机会时就会选择进行股利分配。此外,保值增值是考核中央企业负责人任期内公司经营绩效的重要指标,不进行分配可提高净资产基数,进而通过投资比例反映到控股公司账面上来。Bradford等(2006)研究发现,非国有终极控制的公司相比国有控制的公司,尤其是相比当地政府控制的公司,每股现金股利水平更高。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1b:终极产权为民营产权比终极产权为国有产权的上市公司,其股利支付概率和分配力度大。
(二)控制权结构和股利政策的关系假设
1.投票权和股利政策
由于我国股权结构两极分化,非流通股股东无法对大股东形成有效制衡。加上中国资本市场成立时间不久,投资者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尚在不断完善中,投资者保护程度当前阶段相对薄弱,无法切实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在这种环境下,控股股东便可利用其对上市公司的实质控制权通过各种手段实现其利益诉求。尤其是在终极控股股东不能流通,没有现金兑换权,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获得利益时,随着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的进一步提升,通过股利政策实现投资回报的可能性大增。此外,鉴于我国上市公司形成的特殊性,终极控股股东往往以净资产为基数溢价、等值或者折价入股,成本远远低于二级市场的IPO价格。尽管现金股利是按照全体股东持股份额平均分配的投资回报,属于Grossman 等(1986)所称的“共享利益”,同样的股利政策,终极控股股东的回报率仍然远高于流通股股东。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2a:随着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比例的提升,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概率和分配力度增大。
另一方面,随着控制权比例的不断提升,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私利也不断提升,但是当控制权比例达到一定水平时,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私利达到最大。当持股比例进一步提高,超过终极控制人控制权私利达到最大时的持股比例临界值,控制权私利可能不如控股比例提升所带来的利益协同效益。也就是说,终极控制人持股达到一定的比例,可以作为向外部潜在投资者的一个信号,来展示公司内部终极控股股东是利益协同效应为主,而非利益侵占,进而让公司融资变得更为容易。因此,控股股东持有较高的持股比例可被视为向外部投资者做出放弃控制权私利的一种可信承诺,表达利益共享的意愿。为此,本文提出:
假设2b:随着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比例的提升,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概率和分配力度变小。
2.现金流量权和股利政策
投资者为什么投资于上市公司成为其股东,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现金股利可以作为股东回报的重要方式。吕长江等(1999)采用控制权(持股比例)作为控股股东侵占动机时发现,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股利支付率越高。他们的研究表明,控制权对现金股利有重要影响。不过本文认为,股东是基于现金流量权利而不是基于投票权来获得股利回报。当然,现金流量权和投票权一般成正相关关系,因此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量权越高,通过股利政策来实现利益侵占的可能性更高。所以本文提出:
假设3a: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量权越高,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概率越高和股利支付力度越大。
然而,随着现金流量权的提高,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所占的利益将得以增加,通过对中小股东利益侵占所获得的比例降低,掏空的激励将会减弱,从而形成利益协同效应,不仅可以有效约束控股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而且有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Gomes(2000)则指出,如果持有大量公司股权的控股股东为谋取私利而侵占公司利益,那么外部投资者将因此对股票价格进行折价,从而使控股股东因持有大量股份而遭致更大的损失,因此,同样地,控股股东持有较高的现金流量权可被视为向外部投资者做出放弃控制权私利的一种可信承诺。故本文提出:
假设3b: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量权越高,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概率越低和股利支付力度越小。
3.控制层级和股利政策
控制层级越长,即控制链条越长,终极控制人与上市公司中间涉及的企业数目越多,很可能表明以终极产权为主导的内部资本市场功能越完善,控股股东或终极控制人现金管理能力越强。在内部资本市场的背景下,由于内部资本市场的资本优势以及内部资本市场中上下层级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小于外部资本市场参与者,因此内部资本市场往往具有比外部资本市场更有效的资本配置Fan等(2005)指出,控制链条越长意味着市场影响越多,政府干预越少。。股利政策作为调剂内部资金市场的手段,终极控股股东很可能要求支付更多的现金股利来满足不同层级之间的资金调配需求。此外,控制层级越多,委托关系层级越多,对应的委托冲突越厉害。这将导致成本剧增和融资成本增加,为尽量避免成本的扩大化,控制层级越多,终极控股股东越可能增加对现金股利的需求。因此,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
假设4:终极控制人控制上市公司的控制层级越多,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概率和分配力度越高。
4.控制链条数和股利政策
控制链条数是股权结构的重要特征之一。如果控制链条数大于等于2,意味着上市公司通过多重持股这一方式来达到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控制链条越多,往往也意味着内部资本市场调配资金效率越优以及成本问题可能越严重,因此,控股股东很可能要求支付更高的股利来满足各条控制链条上的公司资金需求和减缓委托冲突。因此,本文提出:
假设5: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如果上市公司属于终极控制人多重持股的公司,那么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概率、支付力度更大。
5.两权分离程度和股利政策
控股股东除了从现金股利等“共享利益”中收益外,控制权本身也具备收益性。控制权收益是一种“私人收益”,可以通过各种途径来实现,比如关联交易等。由于所有权比例代表控股股东获取公司共享利益的份额,而控制权比例代表控制权收益,当两权分离越严重时,控股股东越倾向于独享控制权收益,而较少注重股利政策这种“共享利益”的分配。因此,终极控股股东的两权分离度越大,股利分配意愿和股利支付率往往越低。
然而,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之间的背离往往是控股股东为牟取私利而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要动因。侵占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动机与两权分立度成正相关关系(La Porta,et al,1999; Claessens,et al,2000; Fan,et al,2005)。因为当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存在不一致性时,控股股东只需承担很小一部分的成本就可以获得绝大部分的控制权利益。例如,某投资者握有A上市公司60%的股份,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而A公司又拥有B上市公司51%的股份。这样该投资者就以B上市公司30%的现金流量权获得对其51%的绝对控制权。显然,随着控制链的层层递进,控股股东控制权对于现金流量权的偏离程度进一步加剧,最终控制者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协同效应被削弱,而壕沟防御效应则得到了加强。因此,两权分离越厉害,侵占中小股东的寻租动机越明显,越可能促使上市公司支付更多股利。根据上述分析,我们提出:
假设6a:两权分离程度越厉害,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概率和支付力度越低。
假设6b:两权分离程度越厉害,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概率和支付力度越高。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有关终极产权和控制权结构的数据全部从上市公司2004―2007年年报手工收集获得。年报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省略)、巨潮资讯网(info.省略)、Wind资讯和上市公司网站。因变量和公司特征数据来自Wind资讯,内部治理数据主要来自CSMAR。剔除:(1)金融类公司;(2)少数缺少足够信息来判定公司终极控制人性质和计算控制权结构相关变量的样本。共获得4766个公司年度观测值作为研究样本。
(二)变量选择
本文采用股利支付可能性和股利支付水平两类指标来测度上市公司的股利政策,前者包括是否发放股利和是否发放现金股利,后者包括总股利支付水平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
终极产权从性质上分为国有终极产权和民营终极产权。终极产权为国有产权的样本是指终极控制人为国资委、中央国家机关、中央国有企业、地方国资委、地方政府、地方国有企业等的上市公司年度观测值;终极产权为民营产权的样本是指终极控制人为个人的上市公司年度观测值;除了终极控制人为国有产权和民营产权外的为其他产权样本,主要包括终极控制人为大学、集体企业、境外自然人或者境外法人、职工持股会等的上市公司年度观测值。控制权结构的定义参照La Porta 等(1999)、Claessens等(2000)、Chernykh(2008)等的研究方式,本文定义了五个反映最终控制人控制机制的变量:投票权、现金流量权、控制层级、控制链条数和两权分离程度。上述五个测度变量都是基于终极控制人的角度来定义和计量的。投票权是指终极控制人直接持有和间接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之和;现金流量权是终极控制人各条控制链上投票权的乘积之和;控制层级是终极控制人与上市公司之间最长的层级数目;控制链条数是终极控制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渠道数量;两权分离程度等于最终控制人控制的表决权除以最终控制人的现金流量权,反映了最终控制人的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偏离状况。
借鉴已有文献,我们在多元回归中主要选取公司规模、资本结构、公司成长性、公司年龄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本文的研究变量总结见表1。
表1 变量定义一览表
变量名称计 量变量代码文献支持
被解释变量是否发放股利是否发放现金股利总股利支付水平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如果第i家公司第t年发放任何形式的股利取1;反之,取0如果第i家公司第t年发放现金形式的股利取1;反之,取0股利总额除以净利润现金股利总额除以净利润totaldumcddumtotalprofitcdprofitFama等(2001)、魏刚(1998)、吕长江等(2001)
解释变量终极产权性质控制权现金流量权两权分离程度控制层级控制链条数国有终极产权性质,取值1;民营终极产权性质,取值0同文献的计算方法同文献的计算方法cr/cfr
最长控制链的层级数终极控制人控制上市公司的路径数soedumcrcfrcolengthchainsLa Porta等(1999)、Claessen等(2000)、Faccio等(2002)、刘芍佳 等(2003)
公司特征盈利能力投资机会规模财务杠杆总利润/股东权益总资产增长率资产账面价值的自然对数当年负债总额/总资产roegrowthsizeleverageRozeff(1982)、原红旗(2001)、吕长江 等(1999)
股权结构第一大流通股东持股比例国有股比例非流通股比例第一大流通股东持股数/总股本数
国有股股数/总股本数非流通股股数/总股本数top1soeshrnshr
高管情况高管持股比例两职兼任情况高管人数董事、监事及高管报酬总额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数/总股本数若董事长和总经理是同一人,取1;反之,取0年报披露的高级管理人员的总人数Ln(董事、监事及高管报酬总额)mngtshrsceodirmngtsizesalary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其他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占比独立董事与公司工作地点一致性监事总规模委员会设立总数
董事会人数(含董事长)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规模如果独立董事与上市公司工作地点一致取1;反之,取0监事总规模(含监事主席)委员会设立总数
dirboardinddirsitesupboardnumerJensen等(1992)、Fenn等(2001)、魏明海 等(2007)、刘峰 等(2004)、吕长江等(1999)
(三)实证模型
由于第一类测度股利政策的指标是股利支付可能性,故对应的模型是Logistic二元选择模型;第二类测度股利政策的指标是股利支付水平,包括总股利支付率和现金股利支付率,由于总股利支付率和现金股利支付率两类因变量的取值都介于0和1之间,属于受限因变量,如果简单采用OLS回归,可能导致估计参数无效,针对这两个受限因变量,本文采用Tobit模型。
Pr(totaldumit=1)=logistic(α+∑nii=1βitXit+∑nii=1λitCVit+εit)(1)
Pr(cddumit=1)=logistic(α+∑nii=1βitXit+∑nii=1λitCVit+εit)(2)
totalprofit=tobit(α+∑nii=1βitXit+∑nii=1λitCVit+εit)(3)
cdprofit=tobit(α+∑nii=1βitXit+∑nii=1λitCVit+εit)(4)
式中:X表示产权性质soedum、控制权cr、现金流量权cfr、两权分离度co等检验变量;CV表 示诸如公司基本特征、公司内部治理因子、行业、年度等的控制变量,ε代表回归模型的残值。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我国上市公司终极产权性质及其控制权结构特征
表2 按终极所有者性质及产权性质分布
面板 A 按照终极所有者性质归类统计
终极所有人性质样本观测数比重(%)
国资委69014.48中央国家机关1192.5中央国有企业1433地方国有企业1483.11地方国资委169435.54地方政府3978.33个人130227.3大学440.92集体企业1493.13境外人380.8职工持股会(工会)310.65其他110.23合计4766100面板B 按照产权性质归类统计产权性质样本观测数比重(%)国有产权319166.95民营产权130227.32其他产权2735.73合计4766100
1.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性质
我国上市公司到底是由谁控制着呢?我们按照终极所有者性质对样本进行细分描述(表2)发现,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人身份各异,不同性质的终极控制人对应的样本数量不同。这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终极控制人的普遍性,支持了La Porta等(1999)和Faccio 等(2002)的研究发现。表2面板 A显示,在4766个样本观测值中,终极所有者为地方国资委的样本数达到1694个,占比达到了35.54%;其次是终极产权性质为个人的样本,有1302个,占比达到27.32%;再次是国资委为终极控制人的样本,有690个,占比为14.48%。而终极控制人为地方政府、中央国家机关、中央国有企业、大学、集体企业、职工持股会等样本各自所占比重都低于10%。表2的面板B根据产权性质对样本进行分类统计显示,终极产权为国有产权的上市公司观测值达到3191个,而终极产权为民营产权的样本观测值仅略多于终极产权为国有产权样本数的1/3。
2.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结构特征
表3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结构特征做了详细归类统计。表3显示,终极控制人达到控制上市公司的目的平均需要38.88%的控股比例,部分样本通过100%持股达到控制上市公司,不过最低的只需要1.49%的持股比例就可以控制上市公司。平均而言,终极控制人的现金流量权为32.53%,低于平均控股比例38.88%。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两权分离程度达到1.6479,最高值甚至高达62.5336。在所研究样本中,终极控制人控制上市公司的平均控制层级,即控制链长度达到2.3884,最长的层级达到9层,而平均的控制链条数为1.2152,其中控制链条数最高达到10条。这些数据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相对比较集中,不同于美国、英国和爱尔兰等股权相对分散的国家,支持了La Porta 等(1999)、Claessens 等(2000)和Faccio等(2002)等的研究结果。
表3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结构分布情况统计表(样本数:4766)
变量平均值标准离差最小值最大值中位数25%分位75%分位控制权0.38880.15940.014910.36860.26470.5098现金流量权0.32530.18360.002510.29900.18140.4605两权分离度1.64791.92870.959562.5336111.6377控制层级2.38840.848219223是否金字塔1.00170.040912111控制链条数1.21520.6580110111
表4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结构三维分布情况
控制层级交叉持股控制链条数公司数目比重(%)1113387.09211269656.572121102.31213200.4231183117.443122154.51313751.57314230.48315110.2331830.064111853.88412811.70413370.78414120.2541540.0841640.08511300.63512350.73513100.2151460.1351610.0251910.02611120.2561270.1561440.0871210.0271610.02711010.0281210.02811020.0491210.0212120.0422320.0432120.0442220.04合计4766100
表5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结构形式研究
归类标准公司数目比重(%)
矩形控制权结构:控制层级数=控制链条数53711.27
其中:控制层级=控制链条数=13407.13
控制层级=控制链条数=21102.31
控制层级=控制链条数=3751.57
控制层级=控制链条数=4120.25
垂直化控制权结构:控制层级数>控制链条数417587.60
扁平化控制权结构:控制层级数
合计4766100
不同于现有文献的是,本文根据“控制层级、交叉持股、控制链条”三个维度构建控制权结构,并据此对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采取的控制权结构进行“三位一体”的分析。表4根据“控制层级、交叉持股、控制链条”三个维度对各个观测值进行了统计归类。结果显示,我国终极控制人很少采用交叉持股的方式来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控制,终极控制人采用交叉持股控制上市公司仅有0.16%(=0.04%×4)的样本;而分别有56.57%和17.44%的样本采用“2-1-1”和“3-1-1”的控制权结构方式来实现对公司的终极控制。
借鉴管理学对组织结构的研究,本文进一步根据控制层级和控制链条数两个维度对终极控制人控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结构形式做了考察(表5)。本文定义,如果控制层级数大于控制链条数,则终极控制人控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结构视为垂直化结构;如果控制层级数小于控制链条数,则终极控制人控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结构视为扁平化结构;如果控制层级数等于控制链条数,则终极控制人控制上市公司的控制权结构视为矩形结构。表5显示,87.60%样本(4175个)终极控制人通过垂直化的控制权结构来控制上市公司;11.27%的样本终极控制人通过矩形控制权结构控制上市公司,其中终极控制人通过“控制层级=控制链条数=1”的控制权结构控制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有340个,占比7.13%;而通过扁平化控制权结构控制上市公司的样本仅为72个,占比不到2%。
(二)终极产权性质及其控制权结构与股利政策关系的多元回归分析
下面将在试图控制影响股利政策其他变量的影响下,详加考察终极产权性质及其控制权结构对股利政策的影响。由于单变量回归未控制其他变量的潜在影响,其结果缺乏足够的有效性和可信度,本文着重报告了多元回归的结果;在多元回归之前,本文进行了自变量之间相关性检验(表略),结果显示,除了控制权cr和现金流量权cfr的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880外,其余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0.50以下,多重共线性不明显。为避免同时引入控制权cr和现金流量权cfr这两个检验变量会引起多重共线性,本文通过把cfr与cr分离设定不同模型来检验。
表6报告了终极产权性质及其控制权结构与股利政策的多变量综合回归结果。表6的模型1至模型4分别对应测度股利政策的四个变量,而模型A和模型B分别对应cr和cfr来设定。这些模型不仅引入公司特征、公司内部治理、行业和年度变量,而且综合考虑了终极产权性质及其控制权结构维度对上市公司是否支付股利的影响。
从表6可以看出,在所有的模型中,控制权cr和现金流量权cfr都一致显著为正。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比例和现金流量权对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具备显著正向影响,表明在我国目前投资者保护水平相对不强的环境下,终极控股股东存在利用其对上市公司的实质控制权通过股利政策来实现其利益诉求进而侵占中小股东的嫌疑,部分支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2a和3a,即在其他情况等同的条件下,如果利益侵占假说成立,那么随着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比例和现金流量权的提升,上市公司股利支付概率、分配力度增大。
表6 终极产权性质、控制权结构与股利政策关系的多变量回归结果
因变量总股利支付可能性模型1A模型1B
现金股利支付可能性模型2A模型2B
总股利支付水平模型3A模型3B
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模型4A模型4B
检验变量soedum0.1090.099-0.097-0.128-0.008**-0.009***0.000-0.001cr1.539***1.402***0.037***0.024***cfr0.923**0.982**0.031***0.017***co0.0410.0530.0220.039-0.0010.0000.0000.001length-0.200***-0.166**-0.136*-0.103-0.004**-0.003-0.001-0.001chains0.0450.0510.0580.0620.0010.0010.0000.000
公司特征roe2.496***2.579***2.701***2.772***0.033***0.033***0.020***0.020***size0.639***0.656***0.563***0.575***0.006***0.007***0.004***0.004***growth1.571***1.557***0.891***0.883***0.018***0.018***0.006***0.006***leverage-3.787***-3.817***-3.725***-3.748***-0.100**-0.100**-0.067**-0.067**
内部治理
top1-0.969-0.812-0.788-0.673-0.042**-0.039*-0.018-0.016nshr0.520.880*0.4510.7240.0020.0080.0050.009soeshr-0.347-0.2550.0890.151-0.01-0.0100.001mngtshrs274.418280.042145.436151.0980.0080.0050.0350.033ceodir-0.206-0.209-0.224-0.228-0.001-0.001-0.002-0.002dirboard0.0430.0390.057*0.054*0000inddir-1.349-1.391-0.591-0.613-0.029-0.029-0.014-0.014sup-0.02-0.024-0.051-0.0540000mngtsize-0.005-0.005-0.018-0.01800-0.001*-0.001*salary0.841***0.830***0.959***0.951***0.017***0.017***0.013***0.013***boardnumer0.060.0560.068*0.064*0.002**0.001*0.0010.001site0.207*0.217*0.1710.180.0030.0030.0010.001
常数项-14.93**-15.10***-16.429*-16.38**-0.232**-0.233**-0.18***-0.18***年份哑变量yesyesyesyesyesyesyesyes行业哑变量yesyesyesyesyesyesyesyes样本数24582458233423342333233323342334r2_a0.3210.3260.3210.32-0.409-0.408-0.388-0.385chi21092.4841109.6371037.091034.42896.037892.9681176.431168.54sigma--------0.044***-46.6550.044***46.6460.024***-45.3330.024***-45.318
注:***、**、*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上显著;为节省篇幅未报告标准差。
表6进一步显示,其他变量在不同模型设定中,回归系数出现正负矛盾或者显著性前后不一致。比如,soedum在模型1A和模型1B中的估计系数为0.109和0.099,而在其他模型中却为负数;控制链条数length虽然在所有模型设定中均为负数,但是在模型2B、3B、4A、4B中均不显著而在其他模型中都显著;两权分离度co对总股利支付水平为负向影响(模型3A),表明终极控股股东倾向于独享控制权收益而不注重股利政策这一全体股东可共享收益的分配,而在对股利支付可能性却为正向影响;控制链条数chains对股利支付可能性有不显著的正面影响,对股利支付水平的影响微乎其微,表明终极控股股东并不是通过增加控制链条数来增加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进而对公司财务政策施加影响。
综合来看,与Bradford等(2006)的发现一致,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显著影响上市公司是否发放股利、是否发放现金股利、总股利支付水平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此外,终极产权性质(国有还是民营)局部影响上市公司股利决策,仅影响上市公司的总股利支付水平,而对是否发放股利、是否发放现金股利和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最后,为确保研究结论可靠,我们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部分未报告结果。:(1)采用三年平均销售增长率而不是三年平均固定资产增长率作为成长性的变量,流动比例、长期负债比例替代总资产负债率作为财务杠杆的变量,主要检验变量的实证结果基本一致。(2)尽管前述的多数模型中都加入年度虚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量来控制其他影响股利政策的不可观测变量的影响,但是为进一步降低潜变量及其交互影响,使得参数估计更为精确,本文采用面板模型进行稳健测试确保实证结果的严谨可靠性;采用hausman检验对是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取舍,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五、结论与启示
迄今为止,国内尚不见终极控股股东身份及其控制权结构如何影响股利政策的系统研究。本着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本文基于终极控制人性质及其控制权结构而非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作为研究视角,选取2004―2007年4766个观测值作为样本,从股利支付可能性和股利支付水平两个方面展开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实证结果发现:
第一,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身份性质各异的终极控制人。其中终极产权归属于国资委、地方国资委和个人,这三类公司占到近80%;国有终极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占到近2/3,而民营终极产权性质的上市公司占到1/4,这两类公司样本占90%以上。
第二,终极控制人控制上市公司平均需要39%的控股比例,主要采取垂直化控制权结构而较少采用扁平化控制权结构和交叉持股方式来控制上市公司。
第三,终极产权性质及其对应的控制权结构影响着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制订。具体而言,终极产权性质影响着股利支付水平;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比例越高,股利支付水平显著越高;而两权分离度、控制层级和控制链条数也在不同模型设定下影响上市公司股利决策行为。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我们认为,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研究应综合考虑终极控制人的身份性质和所采取的控制权结构及其背后自身利益诉求的可能动机;从监管层面上看,要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产权结构信息的披露,并强化上市公司对股东的回报意识,合理引导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遏制终极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有限资源的侵占,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促进整个资本市场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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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timate Ownership, Control Structure and Dividend Policy
WANG Yihui1,2LI Changqing2
(1.Guangdong Tobacco Monopoly Administration, Guangzhou 510610;
2.School of Management,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篇2
关键词:终极控制权 现金流权 控制权 上市公司
文献综述
Berle 和 Means(1932)提出在公司股权结构高度分散的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概念。Jensen 和 Meckling(1976)进一步讨论了这种管理层与控外部股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公司价值最大化和公司股东价值最大化两个目标的冲突。但近年的研究则认为许多公司是存在大股东的(Shleifer和Vishny,1986),例如,Holderness(2009)对美国上市公司的抽样调查认为96%的美国公司存在大股东,其持股比例的平均值为39%。上市大股东的存在可能导致中小股东的利益受到其掠夺。传统研究大股东的控制权通常采用大股东持股比例来表征,La Porta 等(1999)则通过对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权和所有权结构来讨论公司股权结构问题,他们的研究发现,除了美国、日本和英国外,其余的国家大部分均存在控股股东,在投资者保护制度不完善的国家或地区,终极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常常大于现金流权。在La Porta 等人的研究后,终极控制权的概念(即公司所有权和现金流权的分离)被大量运用到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分析中。针对中国国内资本市场的两权分离状况,国内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刘芍佳等(2002)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讨论了我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的属性。叶勇等(2005)通过手工收集信息,计算了2003年沪深两市 1260 家样本公司,统计显示终极控制股东拥有的控制权平均为 43.67%,现金流权为39.33%,股权偏离度(两者之差)为 4.34%。刘梦晖(2009)同样通过手工统计的方式研究沪深两市2008年678家公司的终极控股股东的股权结构,其中终极控制权为44.71%,现金流权为38.59%,股权偏离度为6.12%。肖作平(2012)在研究终极控制权与资本结构关系时,对上市公司2006年终极控制权(1254个样本)的统计结果是:现金流量权的均值(中值)为0.3057(0.2804),控制权的均值中值为0.3758(0.3599),股权偏离度为0.0701(0.0795)。冯旭南和李心愉(2009)对2007年沪深两市1427家公司进行的统计结果是,现金流权均值为 0.33,控制权为0.39,两权偏离度为0.06。尽管国内学者对中国资本市场的终极控制权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却缺乏对其进行动态的描述。特别是最近几年中小企业板、创业板的建设,大量的中小企业进入到资本市场中,同时监管部门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也日趋严格,其中一条重要规定是,提高拟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的透明度,例如,考虑到股权明晰是公众公司监管的一个重要基础,2012年6月15日证监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就修改了公司准入条件。其中,第三条增加“股权明晰”作为准入条件。因此有必要对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的结构进行一个动态的描述,基于此,本文采用CSMAR中“中国上市公司股东研究数据库”的数据对沪深市场2004年以来的终极控制权的结构进行分析,从动态的角度提供一个中国资本市场上终极控制权结构的变化视图。
研究数据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数据
CSMAR数据库的子库“中国上市公司股东研究数据库”提供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权的数据,本文研究的数据均来自该处。研究样本中对纯B股的上市公司进行了剔除处理。由于本文是对整个资本市场终极控股股权结构进行分析,因此对金融、ST等类型公司不进行剔除处理。
(二)研究方法
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直接来自于CSMAR数据库,因此关于终极控股股东的定义、终极控制权、现金流权的统计方法也来自该数据库。目前学者计算终极控制权的技术方法基本相同,均源于La Porta et.al (1999)的计算方法。CSMAR数据库统计方法来自于La Porta et..al(1999)和Claessens et.al(2000),因此本文关于两权的计算方式与国内学者并无太大的差异。具体的计算依据是:首先是定义实际控制人的含义,该含义按照《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标准界定(如果收购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构成对一个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在一个上市公司股东名册中持股数量最多的,但是有相反证据的除外;能够行使、控制一个上市公司的表决权超过该公司股东名册中持股数量最多的股东的;持有、控制一个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的比例达到或者超过百分之三十的,但是有相反证据的除外;通过行使表决权能够决定一个上市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当选的;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其次,是终极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计算,两权的统计技术均来自La Porta et..al(1999)和Claessens et.al(2000)的计算方法。终极控制权(简称控制权,又称为表决权)为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股权关系链或若干股权关系链中最弱的一层或最弱的一层的总和。现金流权(又称所有权)是指实际控制人通过一致行动、多重塔式持股、交叉持股等方式拥有的上市公司的所有权,等于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股权关系链每层持有比例相乘或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每条股权关系链每层持有比例相乘之总和。此外,定义控制权(表决权)与现金流权(所有权)之间的差值为股权偏离度。
中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权和所有权现状
如表1所示,本文对上市公司2011年的终极控制权和所有权结构进行了统计,其中对沪深两市2329家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统计表明,中国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平均值为33.67%,控制权(即控股股东拥有的投票权)平均值为38.93%,该统计值高于大部分东亚国家(Claessens et.al,2000)。同时对样本中股权偏离度大于零的样本进行统计,统计表明2329家统计样本中有44.7%的公司存在两权偏离的现象,在存在两权偏离的样本中,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偏离度达到11.61%的现金流比例较高,高于绝大多数东亚国家(Claessens et.al,2000)。如果用控制杠杆(控制权/现金流权)来衡量,控股股东通过1%的现金流量权获得 1.42%的投票权。进一步地,对不同市场或不同版块的样本进行统计,统计表明深市公司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40.16%,34.86%)均高于沪市的公司(36.95%,31.60%),但两权偏离度基本相同。对中小板和创业板的公司统计表明,两板块公司的控制权、现金流权和两权偏离度均低于主板上市公司,特别地,创业板中仅33.78%的公司存在两权偏离的状况。由于股权偏离度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复杂的股权结构(特别是多层的金字塔结构)造成的,因此,创业板股权偏离度的下降反映了近年来监管部门在IPO审核时加强了对股权结构的透明度审核。
不同类型控制人的终极控制权和所有权状况
不同类型控制人的终极控制权特征是存在差异的,特别是对于家族类上市公司,其股权偏离度均高于其它类型的公司,例如,叶勇(2005)的研究认为中国市场上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偏离度要大于国家控制的公司。冯旭南和李心愉(2009)的研究认为,绝大多数家族上市公司(72%)的所有权和控制权出现分离,而地方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所有权和控制权往往不分离(分离比例仅为 27.8%),中央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则介于两者之间。为了验证当前中国资本市场上不同控制人类型的终极控制权特征,这里按照CSMAR数据库中的分类方法,将控制人划分为6大类型:央企及部委国企、省级政府国企、地市级政府国企、县级(包括开发区、村委会、事业单位)国企、私人企业和境外企业。统计不同样本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统计结果见表2。六大类型企业中,私人企业总数为1210家,占所有统计数(2329)的51.95%,这表明中国上市公司中,民营企业已经超过了半数。统计的结果证实私人企业的股权偏离度要高于其他类型的上市公司,但是从股权偏离度大于零的样本统计结果看,股权偏离度为10.38%,比其他类型的上市公司要低,究其原因,是大于零的样本数高于其他类型上市公司,在1210家私人企业中有55.95%的私人企业存在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偏离的现象,而前四类企业(国有企业)中该比例仅30%左右。这表明,中国上市公司中私人企业普遍采用更少的现金流权来获取更大的控制权,大股东掠夺小股东利益的倾向也就越大。国有企业的股权偏离度要小于民营企业,这表明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更加清晰。但是国有企业的最终控制人的不同,其控制权比例和现金流权的比例存在很大的差异,央企和地方省级政府国企的控制权(现金流权)比例是最高的,比如央企全样本的控制权比例为39.32%,地方国企更是高达41.64%,高于民营企业2-3个百分比,反映了中央政府及地方省级政府对于国有上市公司的控制倾向于绝对控股权的作法。但是对于市级以下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控制权和现金流权比例却是最低的,且股权偏离度亦是最小的,这表明相比其它类型国有企业,该类国有企业的股权结构更加分散和透明。
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状况的历史变化
对2004-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的终极控制权结构进行统计,统计结果见表3。为了明晰股权偏离度的变化状况,这里分别对全样本和大于零的样本的股权偏离度进行绘图(见图1)。从两权偏离度的历史变化看,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偏离度近年来不断下降,这表明上市公司的股权透明度有所增加。从表3可以看到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在2006年前后存在一个低谷,该年全样本的现金流权均值为28.56%,控制权均值为34.66%。该低谷的产生主要是由2005-2007年中国证券市场上股权分置改革的事件所引起的,由于非流通股东(特别是大股东)对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后导致自身控制权下降。但是,股改之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和现金流权同时上升并回复到原来的水平上(38%,33%),导致该现象的原因一是大量的新股上市,二是大量的定向增发事件增加了控股股东的控制权或现金流权。尽管2011年度上市公司的股权偏离度有所下降,但其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大小与2004年几乎相当,这表明在中国资本市场上,要实现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大股东的控制权需达到38%左右,而现金流权需达到33%。上市公司控制权比例下降后又再次上升,总体变动呈现U型,由此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出于某种外在的原因(如股改)控制权下降后,又再次倾向于增加自身控制权以及现金流权?
结论
本文对2004年以来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结构的变化进行了统计分析,从动态的角度提供了一个中国资本市场上终极控制权结构的变化。统计表明,2011年中国上市公司终极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为38.93%,现金流权为33.67%,两权偏离程度为5.16%,控制杠杆比例为1.16,即控股股东通过1%的现金流量权获得 1.16%的投票权。上市公司中44.7%的公司存在两权偏离的现象,其中私人企业的两权偏离现象更为显著,尽管其股权偏离度均值小于其它类型的控制人。另外,统计表明2005-2007年的股改事件导致了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或现金流权的下降,但是很快两权又回复到股改前2004年的水平。这一U型变化曲线,反映我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要达到对公司的控制,其控股权应该达到39%左右的水平,该数值远远大于东亚各国(地区)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水平(叶勇等,2005)。为何中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要不断的增强自身的控制权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控股股东过大的控制权比例反映了股改前“一股独大”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由于代表公司权利机构的董事会成员多数来自于控股股东,因此管理层的决策通常以控股股东的利益出发,而较少地考虑外部投资者的利益。本文的研究认为,中国2005-2007年的股改事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契机,即通过研究控股股东控制权的U型变化来考察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不愿意减少控制权比例的动机。
一方面,终极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偏离直接导致了股权结构的不透明,为终极控股股东掠夺中小股东利益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会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Morck,2005)。尽管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上两权偏离度均值有所下降,但是私人企业两权偏离现象却日趋普遍(有55.95%的私人企业存在两权偏离现象)。因此必须设计适当的监管措施使得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更加透明化。由于数据整理的复杂性,本文并未统计反映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结构的另一个变量,即股权金字塔结构(层级和链条个数)的变化情况,显然金字塔结构越复杂,投资者将越难判断终极控股股东的行为,进而影响利益分配公平。股权金字塔结构状况及变化情况,将是进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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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关键词】 控制权私利; 终极控制人; 控制权
一、控制权私利分析
在企业股权关系研究的领域,最基本的两种模型是水平股权结构与金字塔股权结构,现代企业复杂的股权结构往往是这两种股权结构在不同角度的结合。
本文假设某企业家已控制企业A,现在打算新建企业B,究竟采用什么样的股权结构对股东最有利?从以往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发现,无论是从控股股东剥夺中小股东的角度,还是从内部资本市场的角度,似乎都达成了共识:金字塔股权结构优于水平股权结构,是控股股东的最佳选择。在现实中,尤其是在法律对投资者保护不力的国家和地区,金字塔股权结构的普遍存在印证了这一结论。
(一)水平股权结构下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利分析
在水平股权结构下,假设企业家拥有新建B企业的股权比例为a(0
假设大股东持有A公司的所有权比例为b,大股东或A公司持有B公司的所有权比例为a,在水平股权结构下,企业家获得S比例的私利需要付出的成本为C;在金字塔股权结构下,这个成本为KC,大股东的收益为U。
即在水平股权结构下,大股东的收益为:
U=a×(1-S)×I+SI-CI
(二)金字塔股权结构下控股股东的控制权私利分析
在金字塔控股结构下,大股东持有B公司的所有权比例为ab,分享B公司收益的比例也为ab;大股东控制权比例为min[a,b],即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上的表决权比例为min[a,b]。为了表述方便,设控制权比例为?琢=min[a,b],所有权比例为?茁=ab。如果B企业产生的利润为I,该大股东从B公司获得的控制权私利比例为S。
在金字塔股权结构下,大股东的收益为:
上式中,?琢-?茁表示因为金字塔股权结构而导致所有权份额的降低程度;1-S表示扣除控制权私利后剩余的公司利润;(a-?茁)×(1-S)表示因金字塔结构导致控股股东正常收益减少的部分。C-(a-?茁)×(1-S)应该大于或等于0,因为只有在水平股权结构下获得控制权私利的成本大于金字塔结构造成的收益损失,控股股东才会采用金字塔股权结构。
因此,K的取值范围为:
由公式1可知,K表示金字塔股权结构造成了控股股东谋取控制权私利成本的缩小效应,它体现了由于终极控制权与终极所有权的分离而造成控股股东收益与成本的不对称,它的存在会降低谋取控制权私利的成本,否则控股股东会选择水平股权结构;其次体现了控股股东的控制力度,控制越强,K值应该越小。
在金字塔股权结构下,控制权与所有权相分离,此时如果企业A拥有企业B的股权比例为a,企业家拥有的控制权为b(0
二、金字塔股权结构下控股股东的控股动机分析
近年来,中国的民营企业(绝大多数为家族企业)发展迅速,通过兼并、整体改制等方式,大量企业成为公开上市公司。这些企业的控股股东大都采用金字塔股权结构控制底层上市公司,由此形成了复杂的“系族”,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控制权和所有权的分离。
在我国特殊的二元股权结构下,直接持股比例和控制权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而这种偏差正是由金字塔股权结构所造成的。如果忽视这种偏差而用直接持股比例进行研究,可能会弱化对企业公司治理的认识程度。同时,由于家族企业不像国有企业那样存在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终极控股股东的意志能够贯彻到上市公司的董事会,而对董事会控制强弱的依据就是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因此,从终极控股股东的控制权出发,研究终极控股股东对企业决策层的控制程度,进而对企业价值产生的影响,才可能发现家族对企业的控制是好还是坏。
另一方面,中国家族企业起步较晚,大多数企业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企业的管理者。依据传统的理论,中国家族企业应该存在典型的第二类问题――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冲突,但本文拟通过以下模型来说明家族控股股东存在不同的控股动机。
本文假设存在一个概率函数P(0≤P≤1),若控股股东的控制力越强、侵占渠道越隐蔽,获得私利的概率P就越大,否则就越小。控股股东在付出成本C时,获得私利的期望值就为P×S。关于控股股东的成本C,已有的研究认为,该成本是获得的私利比例S和法律对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函数。前一部分推导中得出金字塔股权结构下存在一个成本缩小乘数k,显然k是与成本C相关的。假设成本函数C包括两个因素:私利S和成本缩小乘数k,即C=C(S,k)。
控股股东获得的收益为:U=?茁I(1-S)+ISP-CI
因为I只与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有关,而与治理结构无关,所以U可以简化为:
U=?茁(1-S)+SP-C
对S求导,控股股东获得的最大私利比例为:US=-?茁+P-CS
令其为零,得CS=-?茁+P
以下分样本区间对控股股东在不同控制权区域的控股动机进行分析。在本文中,借鉴财务会计中股东对于企业是否具有“重大影响”这个概念的理解,对样本区间进行划分。重大影响是指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能力,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投资企业直接或通过子公司间接拥有被投资单位20%以上但低于50%的表决权股份时,一般认为对被投资单位具有重大影响,除非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该种情况下不能参与被投资单位的生产经营决策,不形成重大影响。投资企业拥有被投资有表决权股份的比例低于20%的,一般认为对被投资单位不具有重大影响。笔者认为这个概念在本文中也可以应用,可以把有表决权的股份理解为控制权。所以依据对“重大影响”这个概念的理解,在本文中可以把样本区间重新划分为三个:控制权低于20%的样本区间,控制权介于20%和50%的样本区间,控制权高于50%的样本区间。
(一)控制权较低时终极控制人的控股动机分析
(二)处于绝对控股地位时终极控制人的控股动机分析
(三)控制权相对较强时终极控制人的控股动机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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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度公司运行特点
一、引言
对控股股东行为,尤其是“掏空”行为的大量研究是对第二类问题的关注,Johnson等、Claessens等、李增泉等、罗党论等、徐菁等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的形式与影响。1999年,La Porta等提出了“终极控制权”的概念,把终极控制人对控股股东行为的影响拉入到人们思考的范围内。La Porta、Claessons、Faccio和Lang通过研究,发现终极控制人大多通过金字塔股权结构方式以较小的所有权获得较大的控制权,从而实现两权分离,进而为可能存在的“掏空”行为创造条件。
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文献中对控股股东,即管理层行为的研究大多选择公司价值、公司绩效来间接体现管理层行为的影响。然而,这些指标普遍不能较好的反映公司日常管理行为的效果或效率。考虑到中国农业上市公司这个群体,成本收益率并不完全是管理层行为的结果,国家政策倾向,政府补贴,地域差异,细分市场划分等等都将影响公司绩效和价值。不能衡量出其中管理层行为的影响。
更好的衡量管理层行为的效率和特点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公司内部运行效率来衡量管理层行为。内部运行效率是公司日常运行时的非生产性消耗与生产性消耗的比率,它反映了公司为了实现一个单位的生产产出,需要投入的非生产性消耗。公司存在的目的就是实现生产,如果一个公司能用更少的非生产性消耗实现生产产出,就意味着这个公司拥有更高的运行效率,尽管它可能并不一定拥有更高的盈利能力和生产效率,而后两者并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在公司的非生产性消耗中,有的是与管理层行为相关性很大的,比如管理人员公款消费支出,有的则不是,比如各项税款税率,并不能被公司管理层左右。为了使文中的公司内部运行效率能更准确的衡量管理层行为,文章将重点考察与管理层行为相关性大的非生产性消耗。本文从公司内部运行的角度出发探讨终极控制人及两权分离度对控股股东行为的影响,以期为以后有关中小投资者保护以及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掏空”的形式方面的研究做好准备。
二、理论分析
传统的公司问题研究认为两权分离造成了投资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问题提高了公司的成本。实际上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并不存在这一问题。叶勇等的研究表明,我国国有控制的上市公司两权分离度仅为0.941,两权分离的程度仅为5.9%,个人或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两权分离度达到了0.673。控制权与所有权的高度统一保证了上市公司与其终极控制人之间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国有企业拥有天然的“政治优势”,可以在各种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施加影响,也能相对容易的运用各种政策获得银行贷款,政府补贴等好处,没有必要通过资产转移、关联交易等行为“掏空”上市公司,为己牟利。并且,我国国有农业上市公司相对于非国有公司,其对市场的把握更加便捷,治理结构完善,功能结构更加完备。
国内外大量对两权分离度的研究表明,两权分离度对公司绩效、公司价值以及外部资本市场的反应有显著影响。学者宋玉发现机构投资者的持股行为对两权分离度的敏感度非常显著。分离度越小的公司普遍更被投资者看好。公司价值都是公司内部运行的结果,外部市场最终也是对内部管理的反应,因此,两权分离度可以认为是以内部运行的行为为途径向外界市场传递信息。且两权分离的程度小就意味着控制人与上市公司利益的一致,控制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高效管理运行公司的意愿也会更强烈。不管公司盈利能力和生产效率如何,管理者都会试图把公司运行成本控制在最小。
三、实证研究
为了考察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其终极控制人性质和两权分离度对公司运行特点的影响,本文选择了2006-200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农业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剔除ST、SST两类公司后,最终得到了42家公司130份样本资料。文中用到的终极控制人控制权、所有权、两权分离度数据均由各公司年报中实际控制人控制关系方框图中披露的数据计算得出。文中用到的各项财务指标来自于上交所,深交所网站的空开数据。
其中,在费用方面我们考察了公司的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之所以选择者两种费用衡量公司运行是因为本文试图在排除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下,通过考察公司各项财务指标中与管理者行为相关的非生产性消耗与生产性消耗的关系来衡量公司的内部运行。而在利润表各项指标中,营业收入和各项利润指标均与盈利能力相关。财务费用和各项税费虽然也属于公司日常运行的消耗,但财务费用的支出额度决定于公司年度预算,各项税费支出率决定于国家税法。对于管理层行为而言,这些支出都属于日常运行中难以调控的刚性支出,也不适合用来衡量管理层行为。而销售费用与管理费用一部分决定于公司生产规模,一部分也决定于管理层的资金使用效率,若用营业成本这种生产性消耗来衡量生产规模因素,那么费用与营业成本之间的比率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应管理层的资金使用特点了。
四、统计结果
表1列示了筛选后的样本资料中不同性质的控制人数量及分布比例。我国农业上市公司拥有终极控制人的公司比例达到了95.4%,并且以国家控制和个人或家庭控制为主,比例分别高达53.1%和37.7%,其他两类公司对整个行业而言影响较小。与叶勇等、刘芍佳等2003年对整个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调查的数据相比,国有控制比例明显下降,这也是近年来整体市场表现出的国退民进趋势的体现。在本文模型中,控制人性质为国家时,GOV变量取1,其余情况下均取0。
表2列示了文章中描述性统计结果,表3则把每项分为国有与非国有两组进行比较统计。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所有权平均为35.13%,控制权为39.49%,两权分离度为0.83,与宋玉对2004-2007年度整体上市公司的统计数据33.95%、39.76%、0.8277基本吻合。管理消耗率均值为0.0803,标准差达到了0.3313;而销售消耗率均值为0.0639,标准差仅为0.0708,这意味着销售费用与营业成本的关系相对比较稳定,而管理费用的支出更具有随机性,规范程度不高。在分组对比之后,我们发现国有控制的农业上市公司普遍规模明显更大,各项费用支出普遍更高。且与已有的研究结论类似,控制权、所有权和两权分离度都明显高于非国有公司。在内部消耗率方面国有公司管理消耗率、销售消耗率略高,不过标准差都要小于非国有公司,显示出不管公司生产状况如何,国有公司各项支出都比较稳定。以上各项消耗率均值均为加权平均值。
本文虽然考察的是排除盈利能力的影响下公司内部运行特点的分类对比,但是研究过程中仍然考虑了国有与非国有控制人公司盈利能力的对比,结果表明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国有与非国有之间毛利润率没有显著差别,即就是即使是考察终极控制人性质对公司运作效率与公司绩效的影响,结论也基本相同。以私有控制人与非私有控制人作为控制人属性的区分研究,其结论与上述分析基本一致。也从侧面证明了本文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五、结论及建议
人们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如此的关注,其出发点就是为了保护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维护上市公司以及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对公司内部运行特点的关注也是出于相同的目的。通过对公司内部运行特点的统计分析可以了解到公司日常资金使用行为的特点,管理层的奢侈在职消费等资金的“浪费”与“掏空”行为一样,也是对股东利益的侵害,是不能被接受的。具体这些行为是跟什么相关,其造成的原因是什么,是值得我们继续讨论研究的。管理层与所有者利益的一致性怎么样?大量研究观点中的非国有控制公司其“掏空”行为明显高于国有公司的结论值得我们去重新思考其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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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室内空气;甲醛;检测;控制;预防
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进步,子啊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很多家具材料都是选择的无甲醛装修材料,但是在一些材料中,还是含有相应的甲醛,这些气体的吸入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有害的。在一些建筑物上或者是一些空气清新剂或者杀虫剂、消毒液中,或者是室内的装修这些都是我们的甲醛得到更多的扩散,由于甲醛带来的巨大危害,在我们甚或中,我们把它称为第一杀手。在我们很多的装修材料中,由于甲醛的捡钱比较低,很多人为了图便宜,就会选择我们的甲醛作为装修材料的原材料。但是甲醛造成的危害是我们不容忽视的,现在我们国家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控制甲醛进入我们的家庭,这样也两一方面保护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一、甲醛的理化性质
甲醛是我们通常所见的一种污染材料,是一种平面结构的空间造型,并且甲醛是一种没有颜色的有刺激性气味的气体。并且比较容易溶于水,这样也比较容易挥发,在一些加热的条件下,他的挥发速度可以更快。所以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因为家庭当中的温度都比较高,所以如果在家庭中有甲醛的存在,可以让我们的甲醛更快的挥发,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更大的威胁。
二、室内空气的甲醛来源
在我们通常的家庭当中,一般的甲醛来源就是装修材料,因为在我们的家具装修过程中,很多的室内装修的胶合板,木头的小板还有人工的天花板上大多数都是以我们的甲醛作为装修材料的,因为这样不仅可以降低成本的造价,并且还有美观的效果。在我们的还有一些小的细节上的装修也都是存在甲醛的,比如我们常见的贴壁纸,墙布,甚至是我们的地毯都是含有相应的饿甲醛气体的。并且甲醛的污染的范围是根据我们室内的气温大小所决定的,海河我们的湿度还有使用的期限都是决定我们甲醛的决定性因素。
三、甲醛对于人体的伤害
甲醛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说非常的常见,我们应该及时的制止他,并且进行有效的防范,这样才可以更好地饿保证我们身体的健康。甲醛首先会刺激我们的各个感官,造成我们的感官受到刺激,进而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身体的各个功能,造成我们的免疫系统下降。对我们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下面的几个方面。第一,对我们的感官具有刺激作用,在我们吸入过多的甲醛之后,会对我们的感官造成相应的刺激作用,并且皮肤黏膜会危害严重,并且和我们身体的蛋白质会很快的结合,造成我们的身体出现各个反映,比如会出现头晕肿痛还有眼睛疼痛现象。第二,致敏作用,皮肤可以直接的引起我们的皮肤过敏,并且出现红肿还有色板的出现,并且如果是在过渡的情况下,还会赵火车呢过我们的呼吸道感染,并且引起支气管炎。第三,突变作用。在我们的实验过程中经过实践可以得出洁銮,在我们甲醛吸入过多的情况下,还可以造成我们的鼻炎肿痛这些现象。
四、甲醛一般的室内检测方法
随着现代人们对于生活要求质量的进一步提高,我们的研究人员也在不断的进行研究,这样可以更好地检测出相依昂的甲醛含量,并且可以及时的控制甲醛的含量。在我们的艰涩过程中,有相对专业的而检测方法,有的人为了检验甲醛师傅存在,会去购买一些所谓的检测产品,但是这些检测产品是相对比较落后的,并且测量的数据是不准确的,所以在我们测量的过程中,还是应该相信专业的测量方法。第一种是我们的一种一起测量方法,是精准测定的,这样的方法不仅在操作起来比较的简单,并且测量的数据比较准确,在我们平常的测量过程中,大多数都是使用这种方法的。第二种是比较简单的一种测量方法,是在一些需要很快速测量的时候,并且对于精准度要求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进行测量的,这样的测试是通过不同程度不同颜色的变化来确定的。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中,我们也应该不定期的进行加权的测量,这样来确定甲醛的含量是否超标,来更好的确保我们的身体健康。
五、对于甲醛的防治
在我们的升温中,我们也具体分析了甲醛存在的危害,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也应该更好的对这些气体进行控制,更好的实现我们身体的健康,排出这些隐患的存在。在我们生活的公共场合,我们国家进行了规定使用的必须都会没有甲醛的装修材料,并且对于甲醛的控制方面也加大了力度。在我们新装修的住宅当中,我们应该选择环保的装修材料,并且新装修的房屋进行通风,并且可以种植花草,这样都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甲醛。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室内度过的,所以如果甲醛一旦超标对我们的危害也是很大的,所以我们应该更好的饿控制室内的气体,这样来保证降低我们室内甲醛的含量,保证我们的健康。
六、结语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太多的甲醛存在,但是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应该科学的去降低甲醛的存在不要盲目的进行。我们应该相信专业的检测,对于我们生活的而加重,我们也应该定期的采用最简单的测量方法进行甲醛的测量,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监控甲醛的数据,也可以更好的进行防护。在我们新居住的家中,应该种植吊兰一类的花草,因为这些花草具有吸收作用,可以有效的吸收一部分的甲醛。在装修材料的选择上,我们也更应该谨慎的选择,这样才可以更好的确保我们的身体健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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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机械制造;安全控制系统;设备特点;安全继电器;plc;安全总线
0 引言
机械的安全性就是机械安全使用说明书规定的预定使用条件下执行其功能和在运输、安装、调整、拆卸和处理时不产生伤害或危害健康的能力。任何一台机械都有风险,会导致危险。这些风险和危险都会导致事故的发生、对人员造成伤害。当我们能够关注机械本身的安全性能的时候,其安全功能应该由安全自动化控制系统来实现。安全控制系统的正确设计会影响到机械的安全性能。安全控制系统的可靠性是衡量该台机械是否符合安全要求的重要依据[1],本文对于机械制造中的安全控制系统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1 安全控制系统
所谓的安全(控制)系统,是在开车、停车、出现工艺扰动以及正常维护、操作期间对生产装置提供安全保护。一旦当工厂装置本身出现危险,或由于人为原因而导致危险时,系统立即做出反应并输出正确信号,使装置安全停车,以阻止危险的发生或事故的扩散。它包括了现场的安全信号,如紧急停止信号、安全进入信号、阀反馈信号、液位信号等,逻辑控制单元和输出控制单元[2]。无论在机械制造领域还是在流程化工领域,安全控制系统是整个系统运转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从安全控制系统的结构图我们可以看出,安全控制链由输入(如传感器)、逻辑(如控制器)、输出(如触发装置)构成。从逻辑上来说,对于安全信号的控制功能可以采用普通继电器、普通plc、标准现场总线或dcs 等逻辑控制元器件,从表面上达到我们所需要的逻辑输出。但是,我们可以注意到,普通继电器、普通plc、标准现场总线或dcs 不属于安全相关元器件或系统。它们在进行安全相关控制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以下安全隐患:处理器不规则、输入/输出卡件硬件故障、输入回路故障(比如短路、触点融焊)、输出元器件故障(如触点融焊)、输出回路故障(如短路、断路)、通讯错误等。这些安全隐患,都会导致安全功能失效,从而导致事故的发生。所以,安全控制系统就是要求能够可靠的控制安全输入信号,一旦当安全输入信号变化或安全控制系统中出现任何故障,立即做出反应并输出正确信号,使机器安全停车,以阻止危险的发生或事故的扩散。
安全控制系统的硬件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来达到安全要求:1)采用冗余性控制;2) 采用多样性控制;3)频繁、可靠的检测(对硬件、软件、通讯);4) 程序crc 校验;5) 安全认证功能块。
常见的安全输入设备包括由紧急停止设备、安全进入装置(安全门开关或联锁装置)、安全光电设备(安全光幕、安全光栅、安全扫描仪)。安全逻辑部分常采用安全继电器、安全plc 和安全总线系统。
2 安全逻辑控制设备
逻辑控制设备是整个安全控制系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需要接收安全信号,进行逻辑分析,可靠的进行安全输出控制。现代自动化安全控制领域中,安全系统的控制元器件有安全继电器、安全plc 和安全总线控制系统。
2.1 安全继电器
安全继电器,或者称为安全继电器模块,是最简单的安全逻辑控制元器件。其特点是采用了冗余的输出控制和自我检测的功能,实现了对输出负载的可靠控制。
该模块的存在2 个安全输出触点,这两个安全输出触点在内部是由来自2个不同的特殊继电器k1 和k2 的常开触点串连而组成。当k1 出现故障的时候,k2 依然可以实现安全触点断开的功能。同时,安全继电器模块可以通过内部电路进行自检,检测出外部接线故障和内部元器件的故障。
2.2 安全可编程控制器
安全可编程控制器采用了多套中央处理器进行控制,并且这些处理器来自不同的生产商。这样的控制方式符合了冗余、多样性控制的要求。这是安全plc 与普通plc最根本的区别。当一定数量的处理器出现故障后,完好的处理器依然执行安全功能,切断所有安全输出使系统停机。导致系统停机的处理器的故障数量取决于不同的系统。如,1oo2 系统(2 取1 的系统),一旦一个处理器出现故障,系统立刻进入故障安全状态;又如,2oo3 系统(3 取2 的系统),当一个处理器出现故障,系统并不会停机。系统只有在2个处理器同时出现故障的情况下才会导致系统停机。前者我们通常成为2 重冗余系统,安全可靠性较高、可用性较低;后者我们通常成为3 重冗余系统,其安全可靠性和可用性较高,但相比前者成本高。
对于信号的采集、处理和输出的过程,安全plc 都采用了冗余控制的方式。当信号进入plc 后,分别进入多个输入寄存器,再通过对应的多个中央处理器的处理,最后进入多个输出寄存器。这样,安全plc 就构成了多个冗余的通道。整个过程之中,信号状态、处理结果等可以通过安全plc 内部的暂存装置进行相互比较,如果出现不一致,则可以根据不同的系统特性,进入故障安全状态或将故障检测出来。
输入回路可以采用双通道的方式,通过2 条物理接线进入安全plc。安全plc也可以提供安全测试脉冲,用以检测输入通道中的故障。安全plc 的输出内部电路也采用了冗余、多样性的方式,对一个输出节点进行安全可靠控制。安全plc 可以通过2 种不同的手段,即切断基极信号和切断集电极电源两种不同的方式,将输出信号由1 转变为0。无论那种方式出现故障,另外一种方式依然完好的执行安全功能。同时,安全plc 提供了内部检测脉冲,以检测内部故障。
安全plc 的扫描时间要求为每千条指令1ms 以下。快速的中央处理功能不仅可以达到紧急停车的要求,同时能够以较短的时间完成整套系统的安全功能自检。
在软件方面,安全plc 必须有可靠的编程环境、校验手段,以保证安全。这主要可以通过规范安全功能编程来实现。如pilz 的安全plc,提供了通过认证的mbs 安全标准功能块,以帮助编程人员进行合理的、安全的编程。这些安全功能块经过加密,不能够修改。我们只需要在功能块的输入和输出部分填入相应的地址、参数和中间变量,即可以完成对安全功能的编程。这些mbs 功能块涵盖了机械制造领域及流程化工领域的安全功能控制。
2.3 安全总线控制系统
安全现场总线系统是以安全plc、安全输入输出模块、安全总线构成一套离散式控制系统。硬件和通讯的安全可靠是安全总线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判断依据。在硬件上,安全总线系统的模块都采用了冗余、高速的可靠元器件。
3 结论
安全控制系统是一个静态的系统,其监控系统中的安全相关的参数。在系统正常运行期间,安全控制系统不作出任何响应。但是当系统出现异常、或安全相关信号被触发,安全控制系统立刻夺去系统的控制权,根据其内部逻辑,对输出设备进行安全控制,从而保证了整个系统的安全。安全控制系统中的逻辑控制元器件是决定整个安全控制系统安全等级、设计成本、运行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安全自动化领域,常用的安全逻辑控制元器件包括有安全继电器模块、安全可编程控制系统和安全总线系统。针对不同的应用场合,这些安全逻辑元器件可以配置成合适的安全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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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机械制造;安全;逻辑控制
中图分类号:F40 文献标识码:A
1 安全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与组成
当在操作机械设备进行工业生产时会产生因操作失误或工厂装置本身出现故障时,安全控制系统中的输入设备就会检测到诸如电压、液压之类信息的变化,这些信息会反馈给逻辑控制设备,逻辑控制设备会将这些信息与标准信号进行比对判断然后作用于诸如继电器之类的可以根据不同信号进行不同动作的机构。从而采取切断电源等安全措施保护工人的安全。说到这大家也许还一头雾水,说了这么多到底什么叫自动控制系统呢?所谓安全控制系统是在开车、停车、出现工艺扰动以及正常维护、操作期间对生产装置提供安全保护。从上文大家不难看出安全控制系统主要包括输入设备、逻辑控制设备和输出设备组成。
2 安全控制系统的输入与输出环节
安全控制系统的输入设备包括紧急停止设备、安全进入装置(安全门快关或连锁装置)、安全光电设备(安全光幕、安全光栅、安全扫描仪)等这些设备的功能大多是依靠各种传感器实现的所以也可以说安全控制系统的输入环节信息的采集是依靠传感器实现的。相比与输入环节,输出环节则采用普通继电器、普通PLC、标准现场总线或DCS等逻辑控制元器件从表面上达到我们所需要的输出信号。但是由于制作工艺、使用时间较长等原因在输出环节所采用的装置都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诸如处理器不规则、输入/输出卡件硬件故障、输入回路故障(比如短路、触点融焊)、输出元器件故障(如触点融焊)、输出回路故障(如短路、断路)、通讯错误等。这些隐患的存在将会对整个安全控制系统产生致命的影响从而影响整个机械设备的安全性。那么我们怎么保证在安全控制系统的各个环节中的硬件的安全要求呢?在工业生产中多采用以下两种措施来保证硬件的安全性:(1)采用冗余性控制;(2)采用多样性控制。作为机械设备的安全控制系统必须保证能够可靠地控制安全输入信号,当输入信号出现错误或信号发生变化时,立即做出反应并输出正确的信号使机器及时切断电源安全停车,防患于未然或在危险发生后能防止事故的扩散避免其产生更大的影响。
输入和输出环节在安全控制系统中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能否及时的发现问题并报告给逻辑控制环节,而当逻辑控制环节发出指令后输出设备能否迅速响应也影响着安全控制的可靠性。当输入与输出都能快速的做出响应时,整个控制系统的中枢即逻辑控制设备就显示出了其举足轻重的作用,下面我们来讨论安全控制系统中的安全逻辑控制设备。
3 安全控制系统的中枢——逻辑控制设备
安全可编程控制器即安全PLC,安全PLC相比于普通PLC的优点在于安全PLC采用了多套来自不同生产商的中央处理器,这样在处理信息时如果有处理器出现故障那么就会有其他的处理器代替故障处理器进行工作,由于不同的的处理器来自不同的厂家这就保证了相同的环境下不同的处理器出现故障的概率不同。而当出现故障的处理器达到一定数量时,会切断所有安全输出时系统停机。在不同的系统下导致系统停机的故障处理器的个数是不同的,正是由于这些不同的存在也为不同机械设备处理不同的故障情况提供了选择。对于安全PLC的冗余控制我们可以用三个“多”字来概括。首先,在信号采集时信号被送到多个输入寄存器,输入回路通过2条物理线接入安全PLC即通常所说的双通道方式。借助于安全PLC内部所提供的安全测试脉冲,系统可以检测输入通道中的故障。其次在信号处理时这些信号又被送入多个中央处理器,最后这些信号又被送入多个输出寄存器,安全PLC的输出内部电路采用了冗余多样性的方式,对一个输出节点进行安全可靠的控制,提供了多重保障。同时安全PLC通过2种不同的手段,即切断基极信号和切断集电极电源两种不同的方式,将输出信号由1转变为0。无论那种方式出现故障,另外一种方式依然完好的执行安全功能。同样在输出电路内部检测脉冲也在不断进行自检。这样,PLC不断的自检同时依托于多个冗余通道,保证了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和可靠性。不仅如此安全PLC的扫描时间非常短,通常为每千条指令在1ms的时间内产生。非常快的运算速度达到了紧急停车的要求,同时又能以及其短的时间完成自我检测和各种信息的比对。这对安全系统的可靠性有很大的意义。整个过程中,信号状态、处理结果等可以通过安全PLC内部的暂存装置进行相互比较,如果出现不一致,则可以根据不同的系统特性进入故障安全状态或将故障检测出来,这就充分显示了冗余系统的好处,可以说是宁滥勿缺。所以,整个冗余控制看似麻烦实际上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述我们从理论层面对安全PLC的控制原理进行了阐述,那么在实际的工业生产中我们是如何通过一个个的电子元件来实现如此复杂的功能的呢?要实现上述复杂的功能必须要通过编程来实现,而编程必须要可靠地编程环境同时也要求适当的检验手段来保证安全。现阶段的PLC编程大多是通过模块化的打包的。这些功能模块只能运用不能修改,我们只需要在需要修改的参数上输入合适的输入输出变量就能完成对安全功能的编程,这样的措施充分规范了安全功能编程。
最简单的安全逻辑元器件——安全继电器,相比于安全PLC安全继电器只采用了冗余的控制输出和自我检测的功能,虽然不如安全PLC可靠但也能充分保证对输出斧子的可靠控制。安全继电器的冗余输出控制是通过其存在的两个安全输出触点来实现的,这两个安全输出触点在内部是由来自2个不同的特殊继电器K1和K2的常开触点串连而组成。当K1出现故障的时候,K2依然可以实现安全触点断开的功能。
结语
安全控制系统在机器正常运行时保持缄默,而当机器出现些许异常时它就能最知,依托于各种冗余控制和自检装置能够准确的做出的判断。三个模块间密切配合对机械设备的操作者的安全性提供可靠地保障。在整个控制系统中逻辑控制元件是最重要的一环它关系到整个系统能否正常运作,而输入输出部分也必须通过冗余的检测来保证其可靠性。总而言之作为保证机械安全性的安全控制系统其自身必须要有高度的可靠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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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房地产;投机;空置税
近几年来,房价如野马脱缰般迅猛上涨,房价收入比甚至已经远超部分发达国家,高房价已经成为中低收入阶层心里最尖锐的刺。房价暴涨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房产市场上投机盛行,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房地产开发商普遍通过“捂盘惜售”来哄抬房价;二是高收入阶层购买远超自住需求的房屋用于炒作而非出租。(尽管部分专家认为炒房是投资行为,但笔者认为囤积民生产品推高价格的行为都应当认定为投机。)这两种投机都会造成大量的房产空置,房产市场供求失衡,价格泡沫化严重。尽管政府为了遏制高房价,不断出台新的调控手段,但均效果不明显。如2010年出台的号称历史上最严厉的调控如今看来又恐成“空调”!首先看看几大杀手锏中的被寄予厚望的房价税,其征收标准以试点城市上海为例来看为0.4%-0.6%,如此低税率的房产税,相比于房价上涨的增长率不值一提,无法有效抑制房产投机。而且当前二手房买卖中交易税费都由买家承担已经成为公开的规则,投机者可以轻易将低税负转嫁到买家的头上。再看限购政策,少部分重点城市的限购政策导致投机资金不断流入周边未限购地区,这些相对低收入地区的房价由此不断攀高,而限购城市房价由于比价效应等原因,却仍未见调整或继续上行。
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的经验,打击房产投机现象,最有效的手段是征收房产空置税,那么何为房产空置税呢?房屋空置税就是政府为了充分利用资源,而对个人与单位拥有的空置房屋根据空置年限采用累进税率收取的惩罚性税收。房屋空置数过高对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一是人为过度推高房价,使房价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人民收入水平严重脱节,特别对于住房保障制度与能力不完善的国家,中低收入阶层购房面临极大压力甚至望房兴叹,住房问题可能会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危机。二是土地作为稀缺的公共资源,人人都应公平地享有使用,建立在土地之上的房屋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一部分人占有过多的公共资源不仅使得公共资源享有不公平而且意味着资源的极大浪费;三是房屋空置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巨大。开发商开发的商品房大量空置,占压了大量贷款资金,会影响金融资产质量,甚至诱发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就源于房产空置率的大幅提高。为了消除房产大量空置的危害,各国政府纷纷祭出空置税的利器,向闲置房开战。在法国、意大利和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法律中针对闲置房出台了包括空置税等一系列处罚措施。如法国房产空置税的课税对象是征税时点1月1日前两年基本无人居住的房屋拥有者。如果不想缴税就必须提供相关的证明:如水电费收据、因市政房屋改造工程而不能居住的证明或将房屋出租。法国征收房产空置税采用的是累进税率,第一年税率是10%,第二年是12.5%,第三年是15%,并同时附加税金总额9%的手续费。近邻韩国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空置税项目,但对第二套以上住宅课以重税。如第一套住房政府收取的资产增值税为9%,则第二套高达36%,第三套更是达到60%到75%,将多套房屋空置用于炒作几乎无利可图。
当前中国的房产空置现象已经进入了危险的区间!据2010年一项调查称,通过对全国660个城市的调查发现,有高达6540万套住宅电表连续6个月读数为零,这些空置房足以供2亿人居住。此外相关研究数据表明:我国的商品住宅合理库存空置区间为15-30%之间,超出30%即进入空置危险区间。部分开发商为获取暴利,不断“捂盘惜售”,其空置率已远超30%。结合高收入者的投机形成的空置,部分城市的空置率已远超国际警戒线的10%,如上海楼盘的空置率近30%,部分地区空置率高达50%。北京联合大学一项调查显示北京市仅从2004年开始入住的居住小区中普通住宅的空置率平均27.16%,而实际的空置数据有可能更高!央视“经济半小时”调查显示,北京周边的某些楼盘空置率达到40%,更有某些楼盘有三分之二的住房无人居住。可以说,通过房产空置税这记重拳打击投机,迫使闲置房屋通过出售或出租转变为有效市场供应,完全可以成为未来调控最有力的手段。如果政府征收重额空置税,将引起投机者对未来的房产价值贬值的恐慌以及税负压力的担忧,投机者将降价抛售投机房产,带动市场价格的下滑使市场回归理性。如果部分投机者选择将闲置房产出租,也将降低市场租金水平,节约政府公租房的投入以及减少低收入群体的负担。当租金水平无法抵偿利用贷款进行投机的利息支出时,其中部分投机者也将选择降低价格套现从而降低市场总体价格。而征收来的大部分房屋空置税可以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让更多的中低收入人群受惠。
对于空置税如何征收的问题,借鉴其他国家成功经验以及国内专家的研究,首先要界定税收对象,一是对开发商征收的增量空置税。对竣工验收后开始销售的商品房,对销售期满一年超出30%的空置部分征收空置税。二是对拥有多套房屋居民征收的存量空置税。可仿照一些国家通过水、电、气、暖的使用情况来判断,如一年内平均实际使用量为应用量的1/4或1/5,可认定为空置房。如果否认空置,业主须提供非闲置的证明。同时可建立有奖举报、相关部门抽查等制度,防止通过浪费水电等能源掩盖闲置事实。其次空置房屋可根据房屋所在城市土地等级地段定期公布的基准地价作为统一标准,确定税基。税率可参照法国等国家,采用按闲置年限累进制惩罚税收。考虑到我国过高的空置率,税率宜高不宜低,至少应从闲置一年10%左右开征,直至20%甚至更高。房产空置税的纳税额是,房屋在地段的每平方米基准地价乘以空置房屋面积乘以税率,房屋面积大小与缴纳税金呈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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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坑位移控制安全
开挖基坑、基槽时如未按土质情况设置安全边坡和做好固壁支撑,往往会造成工程事故。目前,坍塌事故己引起了各部门的广泛重视。相关文件专门对基坑支护的安全防护工作做出了具体规定,为避免开挖基坑对周边的建筑安全造成影响,应控制基坑的位移变形,使其不至于过大。
一、基坑位移控制的目标、影响因素及解决方案
1、基坑位移控制目标
依据基坑设计图纸的要求,基坑位移控制的目标有:第一,基坑周边地表竖向累计位移小于35mm;第二,坡顶水平累计位移小于35mm,坡顶竖向累计位移小于40mm。
2、影响基坑位移的主要因素及解决方案
(1)开挖方式不合理
基坑的开挖方式不合理主要是指:基坑的土质差、开挖深度大以及基坑的作业面狭小。
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主要有:采用钢板铺路,以达到循环利用的目的;留取门口车道土;配合护坡工序,采用分段分层、先挖周边再挖中间的开挖方式。
(2)支护方案不合理
造成支护方案不合理因素有:基坑土质差,粉粘土层难以成孔;支护桩的施工进度慢,造成喷锚支护剖面土质无法成孔;由于影响市政管道致使原设计的第一排锚杆无法成孔。
在解决支护方案不合理的问题时,可采取的措施有:采用锚杆喷浆加固护壁桩间隙的上部,同时将第一道钢梁上移;在经设计同意后,将不易成孔的位置改为打钢化管锚杆,也可以将原第一排锚杆位置下调,调整锚杆间距和锚杆长度。
(3)排水不理想
降水井的数量不够或降水效果不理想,排水系统不完善等都会造成基坑的排水效果不理想。
为增强基坑的降排水效果,可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在基坑地下水丰富地段沿基坑边缘挖排水沟,并在一定距离位置处挖积水坑进行明排;其次,在距基坑坡脚1~2米处设置排水沟,以排除基坑内积水,避免发生泡坡脚等现象;再次,为防止水进入基坑内,应在基坑周边设置挡水线;最后,位于基坑周边的降水井需采取明排的措施,同时,派专人记录观察降水情况,以完善基坑的排水系统。
二、基坑设计及施工中应注意的问题
1、基坑设计中应注意的问题
(1)当基坑的变形较大时,应设置双排桩,如果对土体的水平位移要求严格,则不宜采用这种方法。而对采用悬臂桩或连续墙结构支护的要求是:基坑开挖深度不大,不能放坡或设置水泥土挡墙,且基坑周围没有重要的建筑物及管线。
(2)当基坑位于软土地区或基坑四周无法设置锚杆时,进行基坑支护不宜采用锚杆式排桩或连续墙结构;当基坑开挖深度大且基坑周围场地狭小,或基坑紧邻已建成建筑物、交通干道、重要管线时,一般应选用支撑排桩或锚杆排桩。
(3)由于钢板桩施工会给周围环境带来很大的影响,如引起相邻地基的变形、产生噪声振动等。因此,在人口密度或建筑密度较大的地区,应慎用这种方法。此外,施工结束后,拔出钢板桩时,应考虑到钢板桩的拔出对周围地基土及地表土的影响。
(4)如果对基坑周围的环境安全等级要求高、对土坡变形的要求较为严格或基坑周围上下水道存在漏水的可能性时,则在基坑支护时,不宜采用土钉墙法。此外,这种方法不能用于淤泥质土或饱和软土,它只适用于粉土、黏性土与无黏性土,且这些土层必须位于地下水位以上。
2、基坑施工中应注意的问题
在基坑工程开工前,应认真分析研究工程的地质勘察报告,并根据挖土深度范围内土质的物理性能和地下水位情况选择合理的土方开挖、支护结构及降水方案。然后根据具体的施工方案,并将工程中涉及到的安全与技术问题进行交底。此外,施工前应清除基坑的边堆荷载,以免荷载过大引起边坡失稳,造成基坑坍塌等事故。
为提高坑内土体的水平抗力并减少基坑的变形量,在基坑开挖前,必须采取降水措施。在降水过程中应注意:首先,降水的速度不宜过快;其次,加强对周边建筑物、地下管线及地表沉降的监测;再次,为确保周边建筑物的安全,应在坑外设回灌井,以备不时之需。
在基坑的开挖过程中,一旦发现监控数据接近或超过警戒值,则应立即采取相应对策,并分析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及时找出施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便及时调整施工步骤,有效控制基坑变形,确保基坑安全施工。此外,基坑开挖应按从上到下的顺序分层进行,并保证开挖与支撑架设同步进行,严格控制开挖的深度和长度,杜绝出现超挖和掏底开挖。当基坑挖至设计标高时,为减小基坑的变形值、建立永久的受力平衡体系,要立即浇筑垫层混凝土,而底板混凝土的浇筑应在5d~7d内完成。
三、施工阶段的现场管理
1、技术管理
施工阶段对技术的管理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及时完成设备、材料的检测及报审,并及时办理相关合同、安全协议及工程保险;
第二,提前编制基坑开挖紧急预案和事故处理预案;
第三,监测单位要及时提供关于基坑支护位移,周边建筑、道路沉降及位移数据;
第四,对开挖方案的安全性进行专家论证,切实落实质量安全技术交底手续;
第五,当围护体局部有渗漏时,应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使用堵漏剂、坑外注浆、坑周围局部打压木桩,钢板、水泵抽水等防排结合方式进行排水作业;
第六,对支护桩冠梁混凝土要加强养护,为给方案的实施提供数据支持,要及时追踪其3d、7d的强度试压报告;
第七,密切监视地下水位状况,每天至少观测一次,当水位降至开挖面500mm以下时再进行开挖工作;
第八,采用中心岛式开挖,同时,为缩短工期,减少运输车辆的通道回填渣土工作量,应采用多机接力的运输方式。
2、组织管理
首先,要根据工程的特点,最大限度地整合资源,提高工作效率,主要是要建立以总承包为主导的现场项目部管理体系。如需进行夜间挖土,应成立现场指挥部,为提高现场问题处理的效率。应由业主代表、总包、监理部、挖土、降水、监测等单位共同办公。因此,应制定早晚各一次的工序施工协调会议制度,以控制施工进度的节奏,同时,应加快后续工序的搭接施工,破桩后要及时进行清理,以扩大下道工序的作业面。此外,应加强施工现场的安全措施,做到安全施工,加强水平安全网、基坑照明、基坑安全马道、基坑防护栏、路面防滑、配电箱等的设置。
3、协调管理
基坑施工会对周围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为保证按时按完工,应做好施工过程中的协调管理工作。要积极配合城管监察部门的工作,建立与之适应的检查制度,并提早申报和办理施工许可证、夜间施工证、渣土证等证件。此外,对于居民关注的问题要及时进行处理,并进行定期的走访,建立完善的对外协调制度。同时,严格监控噪声污染和光污染,夜间施工要提前公布安民告示,并加强夜间巡查,及时通报重大危险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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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建筑施工;安全控制;反思
一、不可忽视的成因——建筑施工自身特点
建筑施工安全事故与其自身的特点息息相关,若要构想出有效的安全控制措施,首先要直面其成因,现将几个方面分析如下:
1. 高危的流动作业
众所周知,建筑施工作业开始虽然在指定的地面上进行,但随着施工的推进,必须在高空中进行,且高度不断递增。这一施工事实与施工需要使施工人员不得不跟随建筑物的逐渐升高,适应变得更加危险的环境。
2. 交叉的高空作业
建筑施工通常有两个或以上的工种在同一个区域(比如高空)同时施工,施工现场也常会有处于空间贯通状态下建筑人员、建筑材料、机械设备同时进行的交叉的高空作业。这样的作业特点也将施工人员置于更大的安全隐患之中,避免随之产生的安全事故可谓难上加难。
3. 复杂的自然环境
我国拥有超过960万平方公里的占地面积,需要建设的地区面积自然相当可观;鉴于不同地区独特的气候环境,而我国建设施工大多在许多地域和迥然不同的环境下进行,复杂的自然环境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施工。同时,绝对工期一般较长,从开工到竣工久的甚至可达数年,期间不可预测的安全隐患因素较多,也滋生了安全隐患。
4. 堪忧的手工作业
我国建筑施工的技术还有待提高,目前国内很多作业整体操作的实质还是手工作业性质,例如:建筑装饰中的集成装配,装载机、搅拌机、压路机、起重机的操作,高压电工作业,登高架设作业,对大中型制冷与空调设备安装作业等,其中有一些特种作业,可能导致从高空坠落,触电等,对施工者本人、他人、以及周围设施的安全有重大危害。手工作业强度很大,但有的工人为了在短时间完成好工作得到劳务费,经常违反施工安全规定连续的疲劳作业,才发生令人扼腕的安全事故。
5.激增的作业强度
建筑施工涉及到整体而又繁琐且各有差异的工序,施工内容本身有很多不确定的变化,因此安全控制措施的作用并不易实现。同时,随着社会发展的需要对施工技术的要求更加复杂,潜水钻孔机、履带式挖掘机、柴油打桩机、压路机、高速卷扬机、高压旋转喷柱机、混凝土搅拌机等大型机械设备的使用频率变得更高,使得安全防范的控制管理工作需要统筹全局。
二、必须直面的现状——安全控制的不足
1. 立法发展不足
不可否认,建筑法规对建筑施工的安全防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目前建筑法规已经渐渐不能适应建筑施工安全问题呈现出的新形势。例如不能全面涵盖施工负责人和施工者,且有些文件不易操作,全国还存在证件不全就施工、违法施工以及隐瞒伤亡情况的行为,有些单位和人员在法律要求的漏洞之外逍遥,这些都使安全控制的难度增大。
2. 安全管理不足
很多施工单位为了减少施工成本,明知安全隐患却依旧在缺少专业的安全管理人员的情况下施工。这么做不仅使安全管理工作流于形式,还置安全监督工作于不顾,最后导致了严重的安全事故,是非常得不偿失的行为。
3. 市场规范不足
现在我国处于市场经济过渡的攻坚时期,建筑市场的价格规范还不足,安全控制措施无法完全包括所有市场流通的过程,一些建筑企业负责人和中介勾结,做着行贿受贿的勾当,完全不考虑施工的质量和人民的安全,促成一些不合规格的工程,也造成了安全事故多发的尴尬局面。
4. 意识培训不足
建筑行业的施工人员多是来自不同地区的农民工,他们的专业技术有待提升,安全意识也很薄弱。而有些企业只图眼前利益,没有对他们进行安全意识和技术的培训,还有一些只是张贴宣传横幅,却没有对缺乏文化知识的他们强调安全施工的实质,甚至有企业没有经过完整的步骤就使用临时工,他们完全没有对事故的预知和处理能力。这一不足使安全控制工作陷入瓶颈。
5. 控制经费不足
由于我国对建筑行业投入的控制经费相当有限,使施工中的全方位协调工作有很大难度,且不易形成统一的安全控制措施。如果经费足够的话,一些因为设备防范不够的安全事故将大大减少。
三、安全发展的反思——必不可少的措施
1. 适加安全控制经费
国家政府相关负责部门对建筑施工行业的安全事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采取相应的行动。最关键的就是要投入一定的财力,即可以对一些安全事故多发的机械设施和施工设备进行定时的检修和防范。这将大大增加建筑企业的安全控制信心。
2. 增强工人安全意识
要让工人树立“安全第一”的生产意识和施工原则,不仅通过定期的技术培训增加工人安全施工的能力,更要对他们进行详细的安全事故的防范措施讲解,使他们对自己、他人和周围设备都有安全保护的能力。让工人们知法,守法,依法进行安全施工。
3. 做好事前的防范
责任要明确到人,在施工之前,做好现场的调研,对自然环境和地理环境都要明细,提前考虑到可能的不安全因素,列出安全控制措施并宣传。施工之前对机械设备进行检查除错,最后要监督符合国家施工安全要求的人员才可进入施工现场,防患于未然。
4. 做好事中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