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文化论文十篇

造物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造物；观念；设计文化

中图分类号：J509　文献标识码：A

通常可以粗略地将设计文化视作一个由三个文化层组成的结构化体系：外层为设计文化的物质层，主要包含了产品的设计、制作、流通、交换等物质载体以及使用者的使用行为等，具有物质性、基础性、易变性的特征；中层为设计文化的组织制度层，主要包括协调设计系统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规范设计行为、检校设计结果的组织制度，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和连续性特征；内层为设计文化的观念层，由政治、经济、历史、文学、艺术、道德、宗教、哲学、风俗、语言体系以及价值观念、情感系统、思维方式等要素构成设计文化心理、设计文化意识、设计文化形态、设计文化模式，是设计文化系统各要素一切活动方式的基础和依据。本文以钟、钺、锁三个典型器物为例，从中国古代造物设计的物质层入手，并结合中国古代设计的历史发展，将中国古代造物的设计文化观念予以归纳。

一、应时而动

人工物作为人类生活行为的空间载体，铭刻着强烈的时代印记。从纵向时序上看，不同时代社会结构、生活内容、行为方式的变化必然在其所使用的器物种类、器物形式乃至纹饰上都有所反映。春秋的编钟、魏晋隋唐的佛钟、明清的朝钟都是不同时代的产物；同样是青铜器，商代采用具有强烈巫术色彩的饕餮纹、夔龙纹等，西周盛行窃取纹、重环纹等，春秋中期以后则大量涌现出妇女采桑、弋射飞雁等生活场景。从同时代横向比较，无论器物类型如何，同一时代的器物特征是相同或相似的。狰狞的饕餮纹与夔龙纹在商代的铜钺和铜铙上都有运用，吉祥的龙凤纹、云纹在明清的圆钟和锁具中也同时出现。石器时代的陶器和玉器、先秦的青铜器、秦砖汉瓦、唐锦宋瓷、元代漆器、明式家具……无不浸透着浓烈的时代气息。

隐匿在人工物鲜明的时代特色背后的，是时代对造物设计的制约和选择。不同时代的不同社会背景、不同思想观念深刻影响到作为人们行为产物的造物设计。商周基于政权、神权、族权合一的农耕部族，为宗周礼乐制度的贯彻推行提供了社会基础，因而礼乐重器与王权信物才得以蓬勃发展；农耕部族逐渐衰落并走向解体，政权、神权、族权三者分离，必然导致乐坏而礼崩，编钟和铜钺都退出历史舞台。再以晚明为例，农村的商业化、手工业的发展、经济的多样化、政治秩序的集权化与系统化等相互作用，实学的兴起和科技的发展相互促进，小至日用锁具，大至朝堂圆钟，都达到了中国造物设计的顶峰；瓷器、漆器、家具、刺绣、织锦、金工等莫不如此。造物历史中新设计层出不穷，无疑只有那些顺应时代潮流、满足社会需求的新物种、新形态、新样式才会为社会所接受、为历史所保留；那些与时代要求相悖的器物则为社会所遗弃、为历史所淘汰。或许古代工匠们没有完全主动去适应朝代更迭和时代变化，但经过历史长河大浪淘沙后沉淀下来的器物和遗迹上，造物设计的时代性异常显著。为适应旧石器时代末新石器时代初的社会发展，钺率先从劳动工具石斧中分离出来成为凌厉的专业兵器；为适应新石器时代末的社会阶层分化，钺从实战兵器演化成为杀伐和权力的象征；为适应商代强大的军事集团和完善的政治制度，钺更是走向象征意义的顶峰。周取代商，需建立新的礼乐形式和礼仪制度，于是甬钟取代商铙；西周灭亡，需满足新的礼法制度和等级秩序，于是钮钟应时而生；魏晋南北朝时佛教的兴起，为礼乐文化所抛弃的圆体钟则获得新生。反观之，商铙的消亡，编钟的衰微，铜钺的淘汰，都是难以适应时代变革的必然结果。顺时而生，应时而动，正是人类历史的“社会时间”对造物设计做出的自然选择。

二、随地所宜

任何地区处在三维空间坐标上都会形成不同的环境。环境差异是普遍的客观规律。由于各地自然环境的纬度地带性、干湿度地带性和垂直地带性差异，人类造物设计的生态环境不同，物质资源各异，因而人类利用环境、改造环境的能力、目标、形式、手段、方法等也不相同，由此产生的人工物的结构、功能、形态等更为迥异。为了实现同一目的，造物设计需要适合不同自然环境下相应的不同行为方式。地势平坦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可以配备戈、戟、矛等长兵广泛开展车战、骑兵为主的战争，高山环列、江川纵横的四川地区则只能不断强化短兵的杀伤力以步卒的短兵相接为主要战争形式。不同地区自然环境和物质资料的差异，孕育了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生产生活方式，造物设计也可能形式相近却功用不同。青铜时代中原地区相对发达的农业生产方式，云南地区狩猎与采集的经济形态与农业型的定居社会并存的生产方式，两广地区兼具采集狩猎和原始农业的生产方式，衍生出形制相近的器物钺，却显现出或王权象征或砍伐工具或武舞器具或切割工具等截然不同的功能。

星罗棋布的地域性造物景观，表现出结合特定的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的独特个性和风俗习惯，也使造物设计凸现出地域性特征。新石器时期中国设计文化形成明显的地域性谱系，包括以玉雕龙、女神庙、麟龙纹等为主要设计特征的北方红山地区，以黑陶、蛋壳陶、袋足鬻等为主要设计特征的东部龙山地区，以丰富多彩的彩陶为主要设计特征的中原仰韶地区，以玉琮、玉璧、祭坛等为主要设计特征的东南良渚地区，以彩陶筒形瓶、彩纺轮等为主要设计特征的西南大溪地区，以印纹陶、白陶等为主要设计特征的南方石蛱地区。仰韶文化的彩陶、龙山文化的黑陶、大汶口文化的红陶，不同地区的不同自然资源为造物设计提供了不同的材料，形成造物设计的地域性特点；长江下游玉钺与黄河下游石钺，由于不同地区的材料差异影响了同一形式的器物的不同功能，造成或磨制精细或打磨粗糙的工艺区别。中原地区青铜文化的神秘可怖的器物形象，庄严雄浑绮丽是中原强权政治的缩影；荆楚大地追求其柔谲诡丽的怪异之美和美不胜收的鬼斧神工，云南地区青铜文化奇巧的构思、丰富的想象、精细的写实风格、浓郁的生活气息截然不同；秦湘两地发现的西周D也在形制和纹饰上既有明显的区别。宋代定窑、汝窑、耀州窑、钧窑、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建窑、吉州窑都因地命名，清朝苏绣、粤绣、蜀绣、湘绣、京绣也是如此。地形地貌、自然资源等自然之“地”和地区风俗、社会人文等社会之“域”相互作用形成合力，深刻地影响着造物设计的特征和发展。

三、因人而异

求并不是人类特有的东西。但不同于动物与生俱来的本能需求，人类的需求是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需求的人化就是 自然的人化。人类愈是发展，社会愈是复杂，需求愈是多样，群体分化也愈是明显，造物设计也愈是丰富。

重建礼乐制度需铸造编钟，民众生活报时则需使用圆钟；禁锢囚犯采用铁质粗实的刑具锁，婚姻嫁娶佩戴华丽富贵的首饰锁，保护财物须用机关巧妙的广锁，生儿育女则佩戴祈幸福保平安的花旗锁。礼器、乐器、兵器、衡器、货币、农具、工具、食器、炊具、饰物等品类繁多，正是为了满足多样性的需求，造物设计才呈现出纷繁芜杂面貌。

社会制度造成群体阶层、身份、背景等差异，造物设计为满足不同群体的相同需求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形式、手段也不相同。同为声色享受，王公贵族钟謦合鸣追求豪华富贵，文人士大夫抚琴吹萧崇尚闲适雅致，民众则敲锣打鼓表达质朴纯真；同为保护私有财产，贵族使用镌刻精致的铜锁，文人士大夫则用充满文气雅趣的文字组合锁，民众多用简陋的木锁或粗糙的铁锁。青铜时代为满足统治者严格的宗法等级区分和礼乐的占有和分配，建立了严格的编列制度、数量限制；几千年礼治的不断发展与完善，社会制度规定了一套与封建伦理道德相匹配的器物使用制度，深入到衣、食、住、行、用等方方面面。此外，造物设计也因不同生理特征、生活经验、性格特征等的人群需求而呈现出多样性。同为祈福辟邪，女性纤细柔弱，须用小巧玲珑的“鸡心锁”；儿童天真幼稚，须用活泼可爱的“长命锁”、“花钱锁”，老人则以“福禄寿喜”的花旗锁祈求健康长寿。同为，佛像、飞天、莲花、经文等象征佛教天国净土，龙、凤、仙鹤、狮子等神禽瑞兽则象征道家仙界。

不同人的社会地位、身份背景、生活经验和性格特征等也不相同，在社会交流行为中具体表现为不同的住宅、陈设、器物、饮食习惯或穿着等物质线索，并形成多种具有共同基础(不仅是物质基础)和生活形态的群体。而群体的共同特点既在于个体的多样性，又在于个体之间存在着不言自明的或强或弱的连带关系。丰富多彩的种类、形制、样式、风格都是为了适应不断细分的群体需求；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设计才能在最深的程度上影响个体。

四、择材施技

人类物质生产的材料有着独特的体系和发展。以骨、石、铜、铁、锡制造工具狩猎生产，以皮、毛、葛、麻、丝成衣掩形御寒，以竹、陶、漆、瓷、玉支撑日常生活装饰，以金、木、水、火、土杂糅成就万物。材料的多样性带来了造物设计的多样化，同时又制约着造物设计。

古代设计从范畴的扩大、种类的增加、选材的撷取，到造型形态、装饰风格的变化和制作工艺的改进，都与人们对自然界认识水平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从直接利用石、玉、木、竹等天然材料，到人工材料陶的出现，乃至青铜等复合材料，都是人们技术水平不断进步的结果。以青铜为例。商代至周初，青铜器的制作达到了一个高峰。青铜是金属中最早的合金，无论铜锡合金的锡青铜，还是铅锡合金的铅青铜，其意义在于既降低熔点又满足对合金硬度的不同要求。加铅于铜，可以使铜液在灌铸时流畅性能好，锡青铜中含有少量铅是商周青铜冶铸的一个特点。《考工记》中记载不同青铜器的铜锡比例均不同，制作色泽辉煌的钟鼎礼器须“六分其金而锡居一”，制作质地坚韧的斧斤工具须“五分其金而锡居一”，制作光洁的鉴燧则须“金锡半”。这标志着青铜时代采矿和冶炼金属的广泛应用，反映出青铜铸造不断完善的发展过程，也反映了一个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随着铸造技术的提高，青铜器的造型也发生改变。以鼎和编钟等礼乐器为代表的西周青铜器，制作技术上有了很大提高，可以由母范翻出不同子范，并采用焊接法组合器具的把手、钮、扉、棱等附件部分，因而形成与商代不同的主体凝重、辅件灵动的造型风格。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编钟已运用了浑铸、分铸、浑分合铸、铆接、焊接等技术，并充分运用失蜡法熔炉浇铸工艺。在铸钟之前还预先用“三分损益法”进行过钟模的调律。这些技术发展经过了长期的知识积累已不仅仅是一个铸造技术问题，而涉及到复杂的声学、律学知识。这都是科学技术理论促进造物设计多样化的结果。

技术发展虽然推动了设计造物，但材料、技术、工艺都不是器物设计的决定性因素，而是被选择的对象。虽然游牧民族独特的器形和强烈风格的装饰也随着青铜技术东传，但无论器形还是功能、意义，黄河中下游地区铜钺都延续了长江下游地区石钺传统。基于商周对各种钟体的音响效果的明确认识和总结，为满足传递信号的功能而选择了“回声衍”的圆形钟体制作而成钟楼钟和佛钟。商周青铜采矿、冶炼、铸范、制造都达到顶峰，却阻挡不了辉煌一时的铜钺和编钟惨遭历史淘汰。造物设计之所以随着材料、技术、工艺变化不断涌现出新形式，根本还是在于时代背景、地域环境、人群需求的变化。

五、述而作之

《考工记》云：“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任何器物设计都存在既往形式的前身和起源形态的祖型，任何器物种类形成后的历史发展都是对前代众多生产者共同智慧的总结与借鉴。同时，古代工匠又在生产过程中探索、把握器物形态和装饰风格，在使用过程中去实践、检验器物造型和风格样式的适用性。承前启后，既“述”又“作”，普遍存在于古代造物设计之中。

首先，古代工匠一面沿袭既有的材料、技术、工艺、造型、纹饰又不断运用新的材料、技术、工艺创造出新的造型和风格。铜铃延续陶铃造型，玉钺延续石钺造型，陶器延续木石器，丝绸延续麻织物，瓷器延续陶器，材料更新但功能与造型却予以继承；青铜工具多仿自石器、骨器，青铜武器仿自石兵、玉兵，青铜礼器和乐器仿自陶器，功能延续但材料和形式上多有革新。斤、斧、钺、戚更是从材料、造型、功能上既延续又创新。整个造物设计历史都显现出模仿遗留器物的“借壳现象(Skeuomophism)”。

其次，造物设计文化制度也在不断因袭损益。商取代夏，却对夏礼乐的丰富而温文尔雅的形式进行损益；西周灭商，损益了商的礼乐并发展而成一种相当完备的礼乐制度；后世更是看到了礼乐的“人文化成”的作用，后朝都会积极因袭损益前代的礼乐规范。秦采六国，汉因秦仪，魏晋南北朝则多袭汉制，隋唐五代亦各相追承前世。世事动荡不安，乐制浮沉未定，礼乐仍一线相继，直至赵宋王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而试图恢复、重建礼乐制度的追求，改乐铸钟、以器写声、用钟记律；虽然一钟双音技术不传，编钟制作古制遗失甚远，直至清乾隆年间铸金编钟，钟磬金石之乐却始终未为中止不继。

此外，造物设计文化观念也不断继承与创新。斤、斧、钺、戚虽不断更替，但其砍伐之利杀戮之威却一直延续，甚至变为女性饰物仍不忘降妖辟邪；木锁、广锁、花旗锁、首饰锁，既在形式又在功能上沿袭和拓展锁具外防内守的意义。春秋战国的主导性文化精神，也是从礼乐文化的伦理宗教性文化精神向理性和人本文化精神的转变。

可见，设计的既“述”又“作”普遍存在于设计文化的器物层、制度层和观念层，尤以制度层和观念层的影响更为深远。无论诸子百家还是历代哲人。都在前时代文化的基础上“述”“作”结合，构筑出新时期的思想体系；古代工匠也从形制、材料、技术到设计文化制度到设计文化观念“述而作之”，一次又一次完成了造物设计的成功转型。

六、结语

造物文化论文篇2

据陕西理工大学研究生院消息，2017年陕西理工大学考研专业目录及考试科目已经公布，详情如下：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招生人数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01 文学院 45 501 中国语言文学 

（省级优势学科） 45 050101 文艺学 5 _01文艺社会学

_02文学阐释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0中国古代文学 

④810文学理论 西方文论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5 _01 汉语言文字应用

_02 对外汉语教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2现代汉语 

④811古代汉语 语言学概论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5 _01现代汉语

_02古代汉语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2现代汉语 

④811古代汉语 语言学概论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5 _01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

_02地域文献与文化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0中国古代文学 

④811古代汉语 文献学基础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10 _01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_02唐宋文学

_03元明清文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0中国古代文学 

④810文学理论 古代文学作品阅读与评析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10 _01现代文学

_02当代文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1中国现当代文学 

④810文学理论 现当代文学评论写作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5 _01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_02中外文学比较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3外国文学 

④810文学理论 比较文学 02 生工学院 35 0710 生物学 35 071001 植物学

（省级优势学科） 7 _01植物资源学

_02植物生物技术

_03植物天然产物研究 

_04植物生态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20普通生物学 

④820细胞生物学 

或821生物化学 植物学 071002 动物学 5

_01动物生物多样性研究

_02动物资源研究与管理 

_03动物生理生态学 

_04动物分子生态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20普通生物学 

④820细胞生物学 

或821生物化学 普通动物学 071005 微生物学 8 _01微生物资源保育与应用开发

_02微生物代谢产活性物质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20普通生物学 

④820细胞生物学 

或821生物化学 微生物学 071009 细胞生物学 5 _01维生素D类药物的研发

_02植物细胞逆境适应

_03细胞工程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20普通生物学 

④820细胞生物学 生物化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0 _01食品生物化学

_02功能基因组学

_03应用生物化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20普通生物学 

④821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 03 机械工程学院 20 0802 机械工程 20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5 _01机械装备的设计与制造研究

_02数字化制造技术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30机械设计 

或831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机械原理

或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中选一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5 _01机电控制及其自动化

_02机械设备检测与诊断技术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30机械设计 

或831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机械原理

或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中选一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省级重点学科）

5 _01机械强度分析及现代设计方法

_02新型机械传动的设计与研究

_03逆向工程与造型设计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30机械设计 

或831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机械原理

或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中选一 080204 车辆工程 4 _01汽车节能与能量转换技术

_02制冷系统优化设计、节能控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30机械设计 

或831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机械原理

或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中选一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省级优势学科） 10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 _01功能材料的开发与应用研究

_02材料成型工艺过程及控制

_03复合材料的制备与应用研究 

_04金属材料强韧化 

_05新型节能环保材料的研究与应用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2数学二 

④840材料科学基础 

或841大学物理 

或842有机化学 高分子化学

造物文化论文篇3

关键词：劳动价值 按生产要素分配 超额剩余价值

作者简介：张伟婧，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99级经济学（基地班）

自建国以来，理论界对劳动价值论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于是学者们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标准角度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讨论。如何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呢？有的学者坚持劳动价值论，但有的学者却对此产生怀疑，认为传统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按要素分配，便以新的方式提出劳动非价值唯一源泉，而这又涉及到了自马克思时代就开始的多元价值论和一元价值论争论的问题。鉴此，笔者特撰此文，对这两个问题存在的几种观点谈些看法。

一、

劳动价值论与按生产要素分配

钱伯海教授在《价值创造与按要素分配》①（以下简称钱文，引文皆出于此篇文章）

中，提出了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即认为“要使货币、购买力形成资本和现实生产力，必须实行按资本要素分配”。而此理论依据又是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结论为基础的。

为了说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与资本创造价值即资产阶级的要素价值论是不同的，钱文首先区分了物化劳动与资本：认为物化劳动是生产要素，是社会生产一般。物化劳动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是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文中又指出资本是经营要素，属生产关系方面，是随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不同的。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有不同名称。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不是资本，而是资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物化劳动与资本是有严格区别的”。但是，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处于商品经济阶段，必然都遵循这个规律。只不过在两个社会制度下剩余价值的归属不同，这才是资本在两种社会制度下不同的表现。因此，钱文论证物化劳动与资本的区别的角度有问题。虽然物化劳动不一定是资本，但在商品经济阶段，资本都是以物化劳动的形式参于生产活动的。因此，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

钱文区分了物化劳动和资本以后，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但前面已经提到，他的物化劳动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因此可以说，其价值分配依据的科学性存在问题，钱文提出的价值分配的原则也就没有说服力了。但为了研究其按资本要素分配的理论逻辑，我们可暂且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物化劳动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创造价值呢？钱文认为，只有货币购买了物化劳动即“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这些物化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而货币拥有者“从中‘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是合理的，“因此合理合法地取得利润，对剩余价值实行按资分配，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资金）的前提条件”，“否则，投资不给报酬，不按资分配，货币、购买力就不会转化为资本”。是这样吗？既然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货币拥有者购买了物化劳动，他即为物化劳动的人格化，最低限度也可取得物化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钱文中所谓的“‘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怎么可能会没有“报酬”，而要通过按资分配的原则来取得收益呢？可见，此价值分配理论依据并不成立。

在钱文的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按资分配的原则。文中提到了“按资分配形成m，按劳动分配形成v”。如果此处m、v的含义还是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则其分配原则有些问题，既然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剩余价值，为何物化劳动分得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活劳动却丝毫没有得到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呢？但文中提到“在生产总成果作必要的企业扣除和社会扣除以后，就是按资本（资金）和按劳动分配的数额”，可见此处m、v非其原意。文中认为“从经济技术条件看，资金短缺……会提高按资分配的数额和比例”，则在社会主义社会，应优化两者的分配比例，即“优化按要素分配”。从这里可以看出，钱文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地位看作一样，甚至物化劳动的地位更重要些。这样的看法源自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理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钱文的价值分配理论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为基础，以鼓励投资者的积极性为依据。但经过分析，这样的基础和依据都有问题存在。

钱文还没有明确提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但有些学者却是明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分配是，劳动者不但享有工资，利润、地租也是劳动者创造的，也应全部归劳动者所有”②。即他们认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而“传统的价值论存在着很大的问题”③ ，因此他们提出“三元价值论”来解释现实问题。

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吗？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是从劳动价值论导出的吗？汤在新教授在《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④ （以下简称汤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一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汤文认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观点并非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也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推演出来的。因为“马克思在预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按劳分配消费品时，所论述的已是没有商品和价值的社会”。因此，按劳分配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引申出来的，同时，也不能说非劳动收入的不合理性。

这样的解释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对于上述学者们的对“传统的价值论”的理解也进行了反驳。同时，汤文还指出“决定价值这一规定性的条件是，存在着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须性以及这一必然性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只要这个条件不变，价值规定也不会发生变化。”可见，上述学者提出的“三元价值论”有待商榷。

汤文又指出，“各种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价值分配体现的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价值规定……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以实现社会劳动的联系这种关系”。因此，可以说两者反映不同经济关系，属两种经济范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有明确论述：“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 ⑤ 也就是说，价值的分配，归根到底，是由作为生产技术条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作为生产社会条件的社会生产关系及所有制决定的，因此可以说，价值规定并不意味着决定价值分配。

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是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的理论根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各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因此这样的生产条件要求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抓住精髓，而非表面，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新的发展。

二、

价值的形成与生产力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各种先进的生产资料的应有在生产中越来越重

要。那么作为较高生产力的化身的先进设备在价值形成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呢？

付廷臣先生为了解决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在《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

的作用——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⑥（以下简称付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中引进了“劳动能力量”的概念，认为“劳动能力量是劳动技术水平、劳动的自然时间、劳动者的基质和数量的函数”。对一个人来说，“只要条件一定，劳动能力量也一定”。同时，付文认为决定价值的抽象劳动是劳动能力量，“同一个劳动者使用不同的生产资料，其劳动能力量是不同的”。付文由此得出了结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占据了重要作用。

付文新概念的引入，很能解释现实问题，有其现实意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只有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时才能创造价值。付文可谓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发展，但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之嫌。付文中虽然明确地表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起重大作用，但付文又认为技术水平是决定劳动价值量的因素之一，而劳动能力量构成价值，这不也就是说作为体现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吗？但是付文强调生产资料的作用时，将劳动能力量问题联系起来分析，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钱伯海教授在《科技生产力与劳动价值论》⑦中提出“相对剩余价值与超额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物化劳动”，“讲企业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主要是剩余价值，实际就是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即认为一个企业的物化劳动来自其他企业的活劳动，而且全部来自本期的活劳动，因此从社会宏观看，生产资料创造价值正是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成立的理由是有条件的：只有假设各企业只使用劳动对象，才可能找到初始生产单位没有使用生产资料，从而才能把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说成是由社会活劳动创造的，但各企业不可能不使用劳动资料，则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不成立。因此可以说，此文其实也是论证了生产资料创造价值。

造物文化论文篇4

2、在文艺复兴以及思想启蒙之后，现代科学的理性思维已经建立起来。

3、达尔文的时代是十九世纪中后期，正是走出蒙昧，提倡科学的前一阶段，在思想和理性上，为达尔文创立自然选择进化论提供了思想依据。而青年时的远游，则为他积累了大量的实据，引发了他关于物种进化的思考并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不可否认，由于当时科学不太发达，进化论存在理论缺陷，可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进化论已经发展成现代综合进化论了。

4、其实反对进化论的目的只有一个——引出神。现在这些反对进化论人士已经很隐晦了，不直接说神造，而是智能设计论，可物种如何出现的问题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自然演化，一是被创造。即使我们地球的生命是被外星人创造的，那么外星人从哪儿来依然是一个问题，依然存在是进化还是被创造的问题，因此，考虑宇宙中的生命，依然只存在自然演化与被创造两种可能。

5、否定了进化，即自然而然地引出了创造者，如果创造者是外星人，那么这个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最终只有引出神造，才是根本目的，神在宗教那里是不需要被创造的，这也是为什么反进化论者基本上为宗教人士的原因，而创世说无论以何种名义作掩饰，都不会为科学研究增添丝毫有价值的东西。

达尔文又随船横渡太平洋，经过澳大利亚，越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于1836年10月回到英国。在历时五年的环球考察中，达尔文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回国之后，他一面整理这些资料，一面又深入实践，同时，查阅大量书籍，为他的生物进化理论寻找根据。1842年，他第一次写出《物种起源》的简要提纲。1859年11月达尔文经过20多年研究而写成的科学巨著《物种起源》终于出版了。在这部书里，达尔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进化论”的思想，说明物种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

这部著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物种起源》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作，标志着进化论的正式确立。

造物文化论文篇5

一、以实践为根基的文化本质论

文化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产物。自从有了人类,就开始有了文化这一“普照的光”。然而,对于文化本质的揭示在近代以前一直是萦绕在人类心头的梦魇。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超越了以往对文化的自然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解释,在实践根基上科学地阐释了文化的产生及其本质内涵。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文化的本质就在于人的智慧和实践创造能力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的对象化。对文化的考察就必须同一定历史时期的实践方式相联系。马克思曾经非常尖锐地批评过把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对立起来的观点,特别强调要从具体的社会经济形态来考察特定时期的文化。他说,“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庸俗的见解。这一切都是由于‘文明’的空话而说的”〔1〕。正是在现实的、具体的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揭示文化本质的科学思维方式,澄清了一直以来关于文化本质的种种错误观点,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坚实基础。马克思主义实践文化观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根据人类实践的不同类型,创造性地提出了分析文化本质的社会结构分析法,成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的典范。把社会划分为“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把文化作为和经济、政治相并列的独立领域,并在文化与经济、政治的结构关系中阐发了文化的本质和内涵。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2〕将文化和经济、政治并列作为社会领域的基本结构,更有利于把握社会发展的动力系统和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秉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关于文化本质的科学阐发,坚持文化的唯物主义实践论基础,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动态社会结构系统中考察文化的建设规律。邓小平在深入考察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后,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论断,他认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3〕。吸收了邓小平的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概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4〕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要“树立新的文化发展观,不断深化对文化发展的地位、方向、动力、思路、格局和目的的认识,冲破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做法、规定和体制机制,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促进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协调发展。”〔5〕由此可见,对于实践文化观的坚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石。这种文化理论认为,任何文化都是同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条件相联系的,对文化本质内涵的探求必须深入到社会的经济、政治生活中去,文化建设也必须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相协调。如果离开文化主体的实践活动,抽象掉文化主体在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文化就会变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化建设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二、以人为本的文化主体论

文化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产物,因而人是文化的主体,是他所创造的文化世界的支配者。然而,在阶级社会中,由于私有制的存在,劳动领域发生了异化,作为文化创造主体的人无法占有(或全面占有)他所创造的文化产品,相反,“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6〕,这里,“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7〕,“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8〕。这跟人的本质是大相径庭的。因此,如何使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9〕,从而最终获得文化解放,建立一个“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的社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体论承诺,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所独具的鲜明特色。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包括文化理论)就是围绕着如何使人摆脱剥削、压迫和异化,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来展开的。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也非常重视人在文化世界中的主体地位,认为文化建设的主体问题是旗帜性、方向性问题。1942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文学艺术“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10〕。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演讲中,他又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热忱,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11〕文化建议必须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也应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原则。这是由历史发展的规律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规律,但这种规律是抽象的,它必须通过历史主体的社会实践实现出来,人既是历史的“剧作者”又是历史的“剧中人”,在文化领域内也是如此。同时,文化必须以人为本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文化的目的就是让文化走出少数人的垄断,让以往被少部分人独占的技术和文化成果重新成为人民大众的财产,让人民自觉地实现自己的文化创造、支配自己的文化创造成果,从而使得文化的公共性得到充分的实现。为此,邓小平多次强调社会主义文化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他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祝词》中指出:“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

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对人民负责的文艺工作者,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12〕也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我们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捍卫国家和安全,维护和平,实现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13〕则在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人文本的新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4〕,为今后的文化建设明确了方向。这是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主体的思想在文化领域内的应用和深化,反映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高度理论自觉。由此可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视野中,人既是文化建设的出发点,又是归宿点。努力将文化创造的权利和文化支配的权利完全回归社会实践主体,从而推动文化向符合自身本质要求的方向发展,实现文化创造主体、文化享用主体、文化建设主体的和谐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最高价值追求。

三、“软”“硬”兼具的文化功能论

文化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它渗透于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类社会的发展着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关于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有过诸多论述。在标志着唯物史观诞生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15〕在确定文化产生的经济基础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又强调了文化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恩格斯指出:“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他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并非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结底总是得到实现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16〕具体来说,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化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文化具有推动经济发展的生产力作用。马克思曾提出“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他把艺术、科学等文化因素都包括在精神生产力中。另一方面,文化还具有教化的功能。马克思非常注重文化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他说:“要改变一般的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17〕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既科学地阐明了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又明确地界定了这种作用的限度和范围,同文化决定论区分开来。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文化不仅具有生产力的“硬实力”的作用,而且还具有教化人、塑造人的“软实力”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对文化双重作用的描述越来越显示出真理的光辉。当今时代,随着科学理性在现展中困境的显现,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的生存状态和存在价值,而精神生产和文化实践由于更能突出地反映人类作为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存在物的本质,因而备受瞩目,于是以文化创造为主要内容的精神生产已经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物质生产的一个从属性因素迅速地上升为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生产实践形态,它不仅创造出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要的产品,而且直接地参与到生产力形态中去,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18〕文化软硬兼备的功能在当代更加凸显。

就文化的软实力作用而言,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文化是人类精神创造的产物,具有极强的群体性特征,任何文化一经形成,便对其成员构成一种客观的社会文化环境。凡生活在同一民族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要受到该社会文化环境的浸染和熏陶而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正是这种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成为沟通和联系特定民族全体成员心灵的纽带,从而维持着该社会的同一性和稳定性,使该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认同感和归属感作为凝聚力和向心力渗透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发挥着动员、调动、组织国力或者离心离德、涣散国力的作用,成为社会成员之间凝聚力、激发力、创造力和源泉。在当今文化和经济、政治日益交融的时代,文化在民族认同中的功能越来越强大,它不仅为民族成员的生存价值作了“意义”的阐释,而且蕴涵了进一步发展和创造的无限可能。

就文化的硬实力作用而言,文化的产业化使文化成为当代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参与力量。当代的文化生产已经不完全是个体性的生产方式,而日益成为一种巨大的复杂的社会化大生产。随着先进生产技术和现代传播媒介的高速发展,文化生产已日益成为当代经济生活的一部分,成为复杂的现代化大生产的一部分。环顾世界现代化浪潮,文化产业已成为许多国家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文化在产业化过程中,功能发生了变化,传统的教化功能减弱,而生产力功能增强,这表明文化作为“软权力”正部分地向“硬权力”转化,并由经济发展的内驱力向经济发展的直接参与者转化,由经济发展的渗透因素直接跻身于经济发展的直接推动者行列。“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19〕因此,对于文化在现时代所具有的上述新特征的概括和阐发无疑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核心内容。

四、现代性———民族性的文化特征论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创造物,总是和一定的群体相联系的。从最初由血缘关系形成的氏族,到氏族之间的联合形成部落,最后到发展为民族,并最终在民族中得到固定。文化以民族为前提,通过民族这一载体存在和发展,民族又因为依托了文化这一坚实根基而愈益牢固和紧密。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历程中,每个民族都形成了区别于其他民族的、贯穿于各个时代的、为各个时代的人们所接受的作为传统而保持下来的个性特征,这就是文化民族性。文化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生活特色、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价值观念等心理结构在文化中的综合体现,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东西在民族成员的意识或潜意识中的表现,是一种文化之所以成为某种文化而区别于其它文化的东西。民族性是文化的生命,为该文化体维系的人群提供生存的依据和意义的支撑。一种文化民族性的丧失,也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死亡,又将意味着被这种文化维系着的庞大人群从此步入黑暗。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说,民族性是其首要特征,它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扎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在文化上的反映,是当代中国人的生存价值和精神家园的合理性所在。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文化。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自己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0〕。人们所面临的文化世界同样也是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内化为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成为民族心理的一部分,是我们今天文化交往和文化创造的理论根据。只有牢牢地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这个根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有机结合起来,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获得更大范围的认同。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文化。只有真正植根于中华民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文化,才能生动地反映当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实践并从这一伟大实践中汲取前进的动力,才能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表达中华民族的丰富的精神创造并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才能彻底克服抽象理论和生活世界脱节的难题。现代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另一核心特征。从世界文明发展史来看,现代性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是现代化运动的产物,其核心就是理性。理性审视自然,其结果就是科学;理性审视社会,其结果就是民主和秩序;理性审视历史,其结果就是历史进化论;理性审视自我,其结果就是人的主体意识的凸显。因此,现代性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的总体性范畴,它既指科学、民主、进步、人道的价值取向,又指对包含着这种价值取向的市场经济和民主秩序的实践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延续,饱含了对现代性的追求。

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这一追求更具有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所谓全球化,简单地说就是“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全球化的过程,就是现代性在全球过程的扩张。现代性构成全球化的内在规定,全球化不过是现代性在世界历史时代的表现形式。中国文化应抓住全球化这一新的历史契机,以世界眼光和全球视野来广泛吸纳现代性为我所用,同时,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只有在现代性和民族性之间保持动态的平衡,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断地获得先进性。

五、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并重的文化发展论

文化作为与政治经济相并列的一个领域,具有双重的属性。它既具有意识形态性又具有商品性。从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来看,文化是被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观念形态,因而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从与生产实践的关系来看,文化生产是与物质生产相对应的生产形态,因而作为文化生产结果的文化又和物质生产的产品一样具有商品性。〔21〕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和商品性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两者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文化的一体(体现和促进人的发展)两面的结构。对于文化的这两重属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已经有所揭示。关于文化的意识形态性,马克思曾指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它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22〕。这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的文化同该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一样,都是适应于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并未巩固和维护其经济基础服务的,因而不可避免地打上经济基础的烙印,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关于文化的商品性,马克思在其著作中也有所提及。在马克思看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23〕。“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24〕。这里,我们能够明显看出,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区分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两大领域,其中精神生产是生产的“特殊的方式”,受物质生产的制约。而且马克思还强调了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具有发展不平衡性的特殊规律。他以艺术为例,“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荣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25〕。

造物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艺术文化学; 工业产品设计; 文化

人类的造物活动，是以人类自身的创造性获取一种自然界中本来没有的功能形式，求得在自然中的主动生存，是最本质的文化现象。造物文化就是一种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间或之上未经分解的文化，带有原发性和综合性，是“本元文化”①。一部人类的文化史，无论在哪个地区和民族，都是从制造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开始的。人类在打制第一件石器作为工具的时候，完全是“实用先于审美”②、出于“劳动”、利于“生存”的实用目的。因此，从最早的意义上讲，造物活动是综合的、笼统的、实用的。但是，一般的人造物一旦作为物质出现，就会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作为物质的存在，就会对人产生精神的影响。在“劳动”、“生存”的实用目的达到以后，人类就开始具有了“艺术”和“审美”的考虑，一般的人造物就上升为造物艺术。在长期的历史中，随着人类进行“艺术”和“审美”的考虑越来越丰富，人造物逐渐从中派生出、分离出了所谓的“纯艺术”，由此形成艺术文化，以致出现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分野。然而，造物文化作为原发性的“母型”并没有解体，而是沿着自身的轨迹发展。

大千世界，多样的造物艺术司空见惯。然而，当我们生活在一切需用之物齐全的环境里，无时无刻不接触的造物艺术的存在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于是我们便对它们视而不见，对这些人造物的“母型”地位也就漠视了：把这种造物艺术文化简单地归入“物质文化”，斥为工匠之作，并将其排除在艺术与美学之外。特别是我国自先秦以来，奉行形而上之道，以形而下之器为不齿。这种“重道轻器” 的思想沿袭于历代，不仅大批艺人、工匠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造物活动作为一项文化也没有在整体意义上得到相应的承认和重视。文人士大夫们甚至“坐而论道”：“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③ 这种“君子不为”，不知影响了多少人。

马克思指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造物艺术文化是艺术文化的基础和根源，又是艺术文化的一种特殊形态，两者相辅相成。造物艺术文化的不断积累，才使人类的艺术文化逐渐充实丰满，才将人类的文明高高托起。

人类创造了满足各种生活所必需的工具，最初是靠手，尽管往往是原封不动地搬用自然材料，但已经深深地刻上了人类的印迹。在保留着打击痕迹的人类第一件石器工具中，能够看出，人类经过漫长的岁月，创造出了最顺手的和最能发挥功能的造物艺术。如果“把具有目的，由人类创造出来的所有实体都可称为产品设计”④，那么，这个手工的造物艺术也可以笼统地称为工业产品设计。随着时代的发展、技巧的熟练，造物所使用的材料既有自然的，也有人工制造的。人类不仅能改变天然物的形态，而且能利用火使黏土烧结，改变材料的性质，从而开扩了工业产品设计的领域及性质，艺术的手段可以轻而易举地被体现，只不过当时工业的概念仍然是手工业。

在人类社会文明高度发展的过程中，工业革命开始以后，造物艺术伴随着大工业生产技术和艺术文化的不断融合，在20世纪初凝聚成为工业设计，并作为一门独立完整的现代学科得以确立，工业产品设计才具有了真正意义。

工业产品设计就是对工业产品的功能、材料、构造、工艺、形态、色彩、表面处理、装饰等诸因素从社会、经济、技术等方面进行综合处理，既要符合人们对产品物质功能的要求，又要满足人们审美情趣的需求。也就是在对工业产品进行外观设计时，不仅要研究工业产品制造的可能性、可操作性，同时还要研究形态表现的艺术性。这里的“艺术性”包括产品的造型、色彩、纹饰等与视觉效果相关的结构处理与纹理效果处理。

工业产品设计也是人类创造的物化形态，在成为一种造物艺术的同时，它也成为了一种视觉语言艺术。我们通常把通过眼睛体验到的美的东西称为“视觉艺术”或“空间艺术”，因此，造物艺术是一种视觉语言艺术。一般艺术都是由特定的语言形式来体现的，在这里，造物艺术的语言是人造物的具体形态、色彩、质感等，是可以通过视觉感受来鉴赏和识别的。工业产品设计，作为人类造物活动的延续和发展，同样是一种艺术文化，是艺术语言的一种表现形式。

前“全苏工业设计科学研究所”所长尤里·苏罗维夫曾把工业设计评价为人类的“第二文化”：“从属于文化，即由各种产品创造出来的‘第二文化’，反映了由社会经济体系、意识观念的差异和物质与精神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全部结果的复杂性以及冲突。将工业设计这一行为和其成果（产品）内潜的长处和短处，与社会经济的形式及其设计所适应的社会文化分开来考虑，这已是不可能的了。”因此，一方面，工业产品设计必须依赖具体的文化环境；另一方面，工业产品设计本身，也创造了文化。工业产品设计的本质，也就是用艺术的造型语言体现造物文化，是艺术质的造物文化活动。

大工业的产品不只是为了满足自给自足和狭隘范围集团的要求而生产，而是以广阔的市场为目的。在加工技术机械化的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新材料也不断产生，过去不存在的各种工业产品渐渐进入到人类的生活之中，过去不曾有的艺术手法纷纷显现于工业产品之上，工业产品设计向全社会生活普及和渗透。如今，塑料、汽车和电视等已在现代生活中深深扎根，而我们却渐渐忽视了工业产品设计的本质。

造物文化论文篇7

毛泽东曾系统地学习与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著作，阅读中国人翻译的苏联哲学教科书及中国人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从这些著作中，毛泽东系统地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使他进一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探讨历史创造者问题。他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原理，并结合他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经验与体会，提出了关于历史创造者和历史创造问题的三个著名论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唯一动力；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在以上三个论断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和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两个论断基本含义相近，而且都有相同思维的直接起因和相同的历史文化思想的内涵，这两个论断明确地断定了人民或劳动人民是历史创造者即历史创造主体，具有深厚的历史哲学的意味，如果进一步深入剖析其中的哲学内涵，对于研究历史唯物主义与历史哲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曾在《神圣家族》中提出了“整个的历史过程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所决定的”的论断，但这一论断所肯定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发展决定历史过程，而且反过来人民群众也由历史过程所决定，而是以人民群众与历史过程之间的辩证关系来考虑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并未直接断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列宁承认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创造历史，又承认历史是由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他指出：“在一百多年以前，创造历史的是一小撮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农群众则尚在沉睡不醒的状态中。因此，当时历史的进展也是缓慢得可怕的”，“现在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一般文化，其中也有群众的文化。战争唤醒了群众，以空前未有的惨祸和痛苦激起人们。战争推动了历史，于是历史在现时就是以火车头般速度飞快前进，现在，历史是上千百万人独立创造的。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门前了。”（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列宁主要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高了大众文化，从而使劳动群众享有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样的文化教育与文化创造的权利，人民群众创造了新文化，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而且列宁还断定了贵族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创造了历史，显然这里所讲的历史，主要是指文化活动。而毛泽东提出了劳动人民创造历史，并明确指出历史不是由帝王将相创造的，不是英雄人物创造的，这不是简单的关于个人和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而是从历史的创造者的高度对历史的本原的反思，或者是说对决定历史运动的根本力量的反思，是具有历史哲学的意味的，而不可等同于一般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中的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当然，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论断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有关原理的。下面，我们试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论述这个论断所具有的合理的内涵。  

首先，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力量，人类历史发展归结到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劳动者广大的劳动人民是生产力诸要素中首要的起决定作用的要素。或者说“全人类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劳动者”（列宁），这样看来，归根结底，是广大的劳动者劳动人民创造了历史。毛泽东提出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论述正是基本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理，在1938年毛泽东所读的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达所著的《社会学大纲》一书中，详细地论述了生产力的诸要素：“社会的生产力是生产过程中物的要素与人的要素之统一，即生产手段与人类劳动之统一”，“从社会的方面看，社会的生产力是社会的人类及其所创造的生产手段之社会的内容。”还说：“劳动者是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等等。（注：《李达文集》，第2卷，361～3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毛泽东正是以这些原理为基础，而提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论断的。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论断也同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物质生产活动是人类历史的基础的思想相符合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也就是说，物质生产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创造历史的不是别的，正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主体——广大劳动人民。恩格斯还直接指出：“自阶级产生以来，从没有一个时期社会上可以不要一个劳动阶级而能够存在下去……不管不事生产的上层社会发生什么变动，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也无法生存。”（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1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这也是肯定劳动者创造历史的作用，肯定劳动者在社会历史中的基础地位。  

其次，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不仅是人类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也是人类文化与文明成果的直接或间接创造者。从总体上看人类文化与文明的全部成果都是建立在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上，毛泽东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55页。）这就表明文化成果是建立在物质生产活动及经济关系基础上的，因此文化从根本上讲也是由劳动人民所创造。至于文明成果，更离不开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物质财富作为基础，因此从根本上讲，人类文明的成果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不仅如此，劳动人民还直接创造诗歌、戏曲、通俗文学、讲唱文学等文学形式和创造了人类发明的大部分，可以说人类文化和文明中有相当部分都是来自于劳动人民。  

最后，在革命与战争时期，劳动人民武装起来，推翻旧的统治，建立新的社会生活，从而又推动历史发展，创造了新的历史。毛泽东曾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为例来说明广大劳动人民的这种历史创造作用。他认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较大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历史创造作用其实质，在于打破一个旧的秩序，而建立新的秩序，打破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此层含义在前文已详细论过，此处不再赘述。  

我认为劳动人民创造历史思想从以上三个方面都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尽管毛泽东的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思想不可避免打上了当时那个特定的时期的深深烙印，但也应当充分肯定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贡献。  

造物文化论文篇8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 文化观 唯物史观

马克思恩格斯文化理论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从“人类生存的前提”即从人的生存方式出发来阐发自己的文化理论，进而实现文化理论的唯物史观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改造世界和改造人本身的活动是文化的源泉和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文化产生和存在的基本的、初始的条件。马克思指出：“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人的文化发展及其形态的变更，归根到底依赖于现实的个人及其物质生产实践，人的生命存在和实际生活便获得了文化理论本体的认识。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物质资料生产作为唯物史观的前提和出发点，首次明确提出了“物质生活条件”的科学概念，发挥了以物质关系说明思想关系的唯物主义原则，在社会存在的思想基础上详尽地阐发了社会意识理论。马克思、恩格斯从经验前提出发，对社会意识依赖于社会存在的原理作了深刻而简明的概括：“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一原理把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说明从唯心主义的迷雾中解脱出来，确立了文化理论的唯物史观的解释原则。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旧的、还没有被排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作‘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一下。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必然对实质上属于唯心史观的所谓“文化史”观念加以否定。但否定当时的“文化史”观并不意味着否定文化现象的存在，也不意味着否定“文化史”作为一个中性的学科概念。1889 年，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密特的一封信中说：“要知道在理论方面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特别是在经济史问题方面，以及它和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学史和一般文化史的关系这些问题方面，只有清晰的理论分析才能在错综复杂的事实中指明正确的道路。”在这里，“一般文化史”就是一个中性的学科概念。晚年马克思虽然对文化人类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最终仍未来得及对文化问题作系统阐述，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可能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反驳他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所谓的“文化史”观念与他们创立新的历史观有矛盾，但“文化”缺席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忽略了文化现象。

马克思恩格斯晚年所著的《资本论》不仅阐明了社会有机体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之间的关系以及各种生产之间的关系，而且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深刻剖析，科学地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化观的唯物史观基础。马克思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不仅阐明了人类文化发展的多样性和多样文化发展的内在一致性，而且对社会结构系统尚未分化的史前社会人类文化发展状况在更高层次上有了新的理解和新的阐发。恩格斯晚年在历史唯物主义通信中强调，要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理解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是交互作用的，并在论述人们怎样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提出了“意志合力”思想，进一步确认了文化因素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有机体作了横向结构和纵向发展两个维度的考察。在横向上， 他提出了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学说， 阐明了任何社会都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多个方面构成的完整的有机整体； 揭示了社会有机体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及其实现机制； 揭示了社会有机体中各个要素、成分的特点和相对独立的发展规律。在纵向上， 他论证了各种因素在社会有机体辩证运动中的不同地位；阐明了历史主客体的交互作用及其对推动社会有机体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进的不同影响。需要指出的是： 在唯物史观初创时期， 虽然并没有否认精神因素的能动作用， 但马克思恩格斯由于当时历史情况， 更多的是强调了规律的客观性， 这就隐含了导致曲解唯物史观的可能性。

为了驳斥论敌的歪曲和“青年派”的误解， 恩格斯在确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前提下， 详尽阐发了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在逻辑上蕴含着的社会有机体内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一是全面论述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 首先， 强调其具有的历史继承性和自身的发展规律， 指出： “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各种学说、思想和观点， 甚至”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 甚至影响经济发展”。其次阐明了上层建筑中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复杂性， 指出上层建筑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了的相对独立性， 又反过来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影响。二是通过对历史运动和发展的“合力论”的阐述， 充分肯定了历史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对于社会发展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指出： “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 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理论终结了文化史上的把终极存在看做是事物具体的和特殊的存在及其各种特性的基础即本体，然后据此推论出其他一切“方法论”，使文化理论从实体论形态转向生存论形态，从而实现文化史上的本体论上的革命性变革，给文化以正确的唯物史观维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第1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第1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造物文化论文篇9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精神产品;当代实践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3-001-03

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生产、精神产品的理论观点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当代,精神产品即文化产品的生产力、凝聚力、号召力,直接反映着一个国家文化竞争的“软实力”。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产品的理论内涵、理论发展、理论创新,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产品的相关论述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和近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等曾经提出过精神生产概念,并做了有益的探讨,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施托尔希等。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前人关于精神生产的成果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以社会分工分为依据,阐述了有关精神产品、精神生产的理论观点及其相关范畴。

1845年问世的《神圣家族》,本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一个阶段的精神产品,是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实现历史观重大突破的一部著作。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提出了“精神生产”的概念,指出精神生产领域和物质生产领域一样,在确定精神作品的规模、结构时,需要考虑生产该作品所必需的时间。在这里,马克思思格斯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精神生产的内涵及其特征。但精神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范畴,已经闪烁在书中。尤其是把精神生产的结果视为“精神作品”,认为精神作品生产也存在规模、结构和必需的时间等,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产品生产的重要思想观点。《神圣家族》基本上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但它所涉及到内容,诸如哲学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法学、伦理学、文学等等,作为精神财富,本身是探讨马克思主义精神产品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资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显然,社会生产方式规定了历史的每一阶段的生活条件,制约着人的全部生活以及全部社会活动,当然也影响和制约着人的精神活动、精神生产和社会提供的精神产品的特殊性质。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人和环境的关系是辩证的,既是相互改造的前提,又表现为相互改造的结果。人们通过生产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的进步,在不断变革或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方式、旧的社会环境的同时,作为精神主体的人,其主观世界、精神世界也得到不断的改造和提高,精神文明、精神生产、精神产品也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明确地指出社会生产包括了精神生产,而且明确地指出精神生产就是“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它“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语言中”。“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展影响”。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社会生产中划分出精神生产,而且阐述了精神产品生产与生产方式的关系、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等重要观点。

科学是人类精神生产的产物。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马克思认为“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产品在这里同样表现为直接包括在资本中的东西(而这种科学作为同单个工人的知识和技能脱离开来的东西,它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只可能依靠劳动的社会形式),表现为自然力本身,表现为社会劳动本身的自然力。”“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不仅明确提出科学是一般精神产品,而且阐述了科学和社会生产的关系、科学的发展受社会制度的影响、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性、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等重要观点。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的世界性思想,不仅表现在商品交换原则、交换关系、交换规律随着商品国际化、资本国际化、生产国际化渗透于整个世界市场,不断融入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物质生产的价值观领域,而且还带来了政治、科技、文化、思想观点等精神产品的世界流与借鉴。所以,“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各民族各地方的文学则成为“世界的文学”,这一基本观点充分表明,在物质产品生产和交换的国际化基础上,必然伴随着精神产品或文化产品的“国际化”发展。

总之,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产品的相关论述中,不仅提出了精神生产、精神创造、精神作品、精神活动等一系列相关的范畴,而且阐述了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关系、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精神产品的典型形式――科学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精神产品的国际化等等。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产品的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当代精神产品理论内涵的进一步拓展

精神产品的生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也是人类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之一。当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实践,不断用新观点、新思维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产品的理论内涵。

一是精神产品的理论范畴和内涵进一步丰富。精神产品是人类社会精神生产活动的成果,是精神生产者劳动智慧的结晶。从具体形态来看,精神产品即文化产品,包括进入流通领域和非流通领域的文化产品。就前者而言,是指以物化形态表现出来的、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领域的具有交换价值的那部分文化商品;后者则是指各级政府或社会各界所提供的公共性文化产品。从交换方式来看,传统体制下以产品经济形式提供文化产品的消费方式已被抛弃,多数文化产品走向市场,以货币形式进行交换。从精神产品的商品属性看,不仅肯定精神产品作为劳动产品的价值属性,而且对其价值量决定、交换特点、价格变动规律方面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对精神产品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价值导向功能方面的研究也进一步系统化。从精神产品的效用评价看,强调把个别经济效益的追求与社会价值的评价结合起来,强调“主旋律”、“核心价值”在精神产品生产和消费中的引导功能,已经成为我国市场化条件下精神产品的生产价值和消费价值的重要评价标准。

二是“精神生产力”理论的认识创新。“物质生产力”主要是指人类在适应、改造、调控自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动的物质力量,而“精神生产力”则是指人类创造精神产品、精神价值的实际能力。尽管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明确地使用了“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概念,但没有系统展开论述。当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越来越显著地呈现出以精神生产力为主导的特征,精神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当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实事上,社会文明愈发展、科学技术和人类的智力愈发达,精神生产力对物质生产力的渗透就愈强,从而对物质生产力的作用和影响力就愈大。因此,强化科学技术进步和教育发展、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精神生产力水平,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物质生产力水平的基础或前提。

三是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经济、政治、社会文明发展相协调的观念创新。这种协调发展既表现为质上的协调,也表现为量上的协调。所谓“质”上的协调,是指精神产品的内容要与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核心价值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相适应等等;所谓“量”上的协调,是指精神产品在数量、规模、形式上要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适应。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以及群众性的娱乐活动都有一个数量和规模的问题。数量少、规模小,普及率不高,就会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精神产品的消费和享受的公平性,不利于激发人民群众的精神活力和精神创造力;同时,精神产品还要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全面反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中广大人民的心声、要求、愿望,并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才能充分体现人民是精神产品的创造主体和消费主体。

四是精神产品的生产领域不断拓展、消费市场日益繁荣。目前我国精神产品的生产领域包括图书报刊生产和发行、电影生产和发行、音像制品生产和发行、新闻媒体宣传制作和传播渠道、网络媒体宣传制作和传播渠道、表演艺术创作、工艺美术作品创作、文化旅游产品生产、群众文化娱乐活动普及等等。而文化商品的交换市场其分类也日益多样化,如以区域为标准,文化市场可分为国内、国际、城市、农村文化市场等;以文化市场要素为标准,又可将文化市场分为文化资金市场、文化人才市场、文化信息市场、文化科技市场、文化设施市场等。在对精神产品分类的研究中,还有学者提出了“公共精神产品”、“物质载体型精神产品”、“物态化精神产品”等概念。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

每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形成既是对以往积极思想成果的继承,同时又在回答时代提出的新的实践问题中实现理论认识的飞跃。对马克思主义精神产品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包括精神文明、精神生产、精神产品、精神需求等重要的思想内容。

在邓小平看来“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邓小复强调“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邓小平强调理想信念教育、科学文化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强调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强调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等等。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思想成果,从战略高度明确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在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包括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方针和原则,道德建设、文化建设、科技教育事业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包括继承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强调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认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因而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要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善于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等等。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成果。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强调要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并创造性的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包括“文化软实力”、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发挥“思想库”作用、建设和谐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等等。同志的这些重要的论述,不仅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了壮阔的前景,而且作为社会主义的精神产品、精神财富、精神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精神产品理论发展创新的又一丰硕成果。

实践证明:精神文化的力量可以坚固一个民族的根基,可以提高民族的自信,精神文化的核心内涵可以塑造民族的精神灵魂,而精神文化的创新却可以为一个民族带来持久的创造力和鲜活的生命力,进而提高整个国家文化竞争的“软实力”,增强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号召力。因此,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精神产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客观需要。

参考文献:

[1]董立人:马克思主义精神产品生产理论探源[J]

造物文化论文篇10

一、陶艺思潮

最早提出实用主义审美的应该是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公元前399），他认为，“衡量美的标准就是效用，有用就美，有害就丑。”由此看来，对人能够产生直接影响的就是食物、衣物、住房等物质生活条件。换言之，食物、衣物和住房等，对人的精神直接产生刺激，并使之生理得到满足。随着物质条件的满足，人们在认识事物中逐渐将这种需要提升到精神层面。不论宗教，还是其它崇拜，均在劳动、模仿、游戏等各种活动中显现出来，于是，一种以物质为媒介的刺激便形成了一定的规范。这便成为人文主义的另一个文化范畴。在人类造物史上，陶瓷是最先与人类建立这种亲密关系物质刺激，随后，它在功能上的不断扩大并分离出属于精神内涵的东西。直到现代社会，各种陶艺思潮均从精神方面对人产生着非物质的刺激。现代陶艺是出现在20世纪工业化繁荣时代的陶瓷造型形式，它从意识上彻底打破了陶瓷在实用化上的表现，而转向精神层面，它为人的精神愉悦服务。——这是以往任何陶瓷造型形式都不能比拟的。尤其进入当代社会以来，在西方社会，“激进的现代陶艺家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新的艺术主张，即‘瓶罐即艺术’的理论，用后现代观念去重新审视传统意义上的艺术罐，赋予陶瓷‘器皿’以新的艺术生命。”就是这样，人们特别强调，一种非物质的思潮来满足时下的需要，这便构成现代陶艺的精神主旨。过去，陶瓷为人们文化生活的实际需要提供多少帮助，在此，都已经不加考虑了。因此，现代陶艺思潮竭力反映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在人的心理需要上的满足，这就是现代陶瓷文化审美的主旨。

二、现代陶艺思潮

从一般意义上看来，文化的发展将一种思维及其表达方式紧密联系起来，并延续与变化着。而现代陶艺就是从陶瓷历史文化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属于陶瓷造型的审美。就陶瓷材料的发展史看来，物质基本材料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在创新中更换着它的内核，正因为新材料的发见与利用，新的工艺方法与制作方法，乃至技术不断发展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于是，新的建构替代了传统的建构，直接导致了文化表达方式的变化。这便构成现代陶艺成型的物质技术基础。这个基础性的思维模式及其物质表达是人们经过长期实践得到的总结，它坚定地刺激着人思维到表现方式的变化。于是，在这所有的关系中最突出的是刺激人心理，并将精神需要看得更加重要。这种当今采用任何形式都无法替代的造型形式，便形成一种新表现形式——它虽然从传统而来，但有别与传统的任何形式，甚至无法用传统的东西反映。这便是现代陶瓷艺术的审美价值取向。

在世界工业化进程迅速加快的时候，传统陶瓷的物质形态也迅速向具有纯粹审美意义的文化形态转变。于是，在陶瓷文化审美环境中出现了一种新型的思维及表现形式，这就是人们对现代陶艺的高度概括。也是在现代陶艺方兴未艾之际，新的思潮在不断涌现，人们对陶瓷表达的内容、形式，以及文化内涵都在逐渐改变。可以说，为了这样的目的，人们不仅将过去用的陶罐和瓷瓶看成现代陶艺创作的基础，而且，还创造了极其丰富的各种新表现形式。这里，姑且不论它属于何种形式的艺术，单从过去陶瓷文化产品的参与主体上说，它扩大了，并随着推进了陶瓷审美的水平及层次。从现代陶艺创作的主体看，它无限扩大了这个主体及其创造力。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陶艺创作，不仅在思维上突破了以往艺术的界限，就是在艺术创作主体上也无限延伸了“陶瓷艺术家”这个主体的文化范畴。实质上，陶瓷艺术家或现代陶艺家的衍生，最主要的是创造精神的发生，人们在此所看重的是创造着本身的思维及其表达形式，而不是其它的技术问题。这就是现代陶艺审美的思维，只要它能够刺激人的审美精神产生，就足够了。正是出于这样的缘故，现代陶艺思潮集中彰显着这样的纯粹精神需要，而不是物质基础的实用价值。

三、现代陶瓷文化

针对当代陶艺思潮衍生下的陶艺家群体及其创作的陶艺作品而言，与其说他们是陶瓷艺术文化活动，他们创作的作品是陶艺作品，还不如说，他们的活动和结果执行着宣传陶瓷文化与传播陶瓷文化的职能。他们的行为扩大了陶瓷文化在非物质领域的影响力，即在现代社会环境中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强与扩大了陶瓷文化在人们非物质文化方面与人的亲和力。

原本在历史上，人们与陶瓷所形成的亲和力是发生在物质基础之上的——这不论从生理还是心理方面，都奠定了人们喜欢利用陶瓷进行生产与生活的浓厚兴趣。后来，随着陶瓷文化的逐步分工，一种精神上的产品从陶瓷物质文化效应中分离出来，并成为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体系。仅从这个独立并形成的陶瓷文化新体系而言，它与人所形成关系，无论如何都是缩小了。第一，人们广泛地利用陶瓷的物质功能来达到对人生理和心理的满足为最终目的，无论受众群体的数量，还是对受众群体所产生的影响力上，与从前相比都有所下降;第二，由于生产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与过去参与陶瓷创造的人们根本目的相比，现代陶瓷审美文化主体更加直率地展示了他们拥有的精神风貌。尤其重要的是，现代陶艺从某种意义上扩大了陶瓷文化在人们生活中的影响力，这无限展示了一种新时代文化诉求，在世界工业革命逐渐向纵深发展的时候，也就是在东方陶瓷传向西方逐渐被认知的时候，一种新型的审视陶瓷功能的思维在西方世界率先发展起来——在陶瓷文化创造及其利用中一种纯粹的艺术观诞生。尽管现代陶艺方兴未艾，可是，它所产生的影响及社会效应与传统陶瓷文化的影响力相比，仍然超越了历史。不论东方文明，还是西方世界，陶瓷文化的影响力均随着现代陶艺的发展而衍生。现代陶艺从根本突破了陶瓷文化的传统的限制，从意识思维到表达方式，以及表现形式等方面，都确立了 自己现代的规范：它与人所建立的关系已经从过去物质占主流发展到现在精神占主导的地步，即人们用精神文化生活的标准来衡量它。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陶艺创作更加出现越发美好的前景。可以预测：将来陶艺与人审美必将结合得更加紧密，即它以一种最终的归宿来彰显人们的精神需要。因此，当代陶艺思潮及其行为表现，是以人所需要的精神愉悦为出发点与最终归宿的陶瓷文化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