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艺术情感化设计论文3篇

第一篇

一、“致用之智”———期待型行为需求满足

强调器物实用功能的“致用利人”思想是传统民间造物中的核心原则之一，其主要表现为使用易得且廉价的天然材料，简单却精巧的工艺技术，朴质而简洁的形制，来达成器物的功能，同时强调在行为层面上制作与使用过程中的便捷和易用，即器物的“实用性”和“适用性”，这亦是评价民间造物品质的基础标准。“实用性”是评价功能能否达成的标准，是解决能用的问题，而“适用性”是评价功能能否达到行为水平“宜人”的标准，是解决好不好用的问题。如果对照KANO模型评价行为需求的满意度，则“实用性”对应的是基本型需要满足，“适用性”对应的是期望型需要满足［2］。传统民间造物中，在满足了器物基本功能的前提下，都非常注重将“实用性”转化为“适用性”，以提升使用者达成良好的行为体验。《周易·系辞上》中说“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即强调“实用性”，目的是满足器物在生产、生活中的功能需要，这是传统民间造物“致用”原则的基本前提。但其并未只停留在“实用性”的层面，更是从使用体验出发，不断对器物进行优化，以提升器物的“适用性”。例如扁担，若仅从单纯的挑物负重的功能出发，一根木棍即可满足基本功能需求，但古人发现，截面接近圆形的木棍如较细，则因与肩部接触面小且压强过大而容易疲劳；但如果加粗，虽减轻压强，但木棍的自重又会对肩部造成较大负担。于是民间匠人发明了“扁担”，其造型是扁形的截面且中间略宽，这样的设计在保证了较为舒适的肩部接触面积的同时，自重减少，扁担的“适用性”得到了明显的增强；同时，扁形结构使其竖向的刚性下降、弹性增强，挑担行走时，自然形成两头的弹性震荡，有经验的挑担者可以利用这样的震荡节奏达到良好的减重省力效果；同时通过对扁担与肩部接触的表面进行打磨抛光，进一步减轻对肩部的压迫和对衣物的磨损，“适用性”得到了再度提升。更值得一提的是，古人对扁担的设计在满足主要目标人群行为需求的同时，还进行了使用需求细分，又出现了更符合女性使用需求的轻便型扁担和符合货郎使用需求的“货郎担”。再如为了解决“水往高处流”的问题，民间升水器在具备“实用性”的戽斗基础上不断创新，不仅“适用性”得以不断提升，同时还强调根据使用环境与相应环境资源的差异，而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比如针对浅水井使用的“桔槔”，针对深水井使用的“辘轳”，针对变换取水点移动性需要使用的“翻车”（龙骨水车），针对河流边使用的“全自动”轮式筒车，等等。从上述例子中可见，民间造物在优化使用体验、细分使用人群、适应不同使用环境与事件解决方案等方面都极度重视提升器物的“适用性”。因而，学习古人善于在观察中寻求事理本质，进而创造性地提出解决方案，以达到因地制宜的资源利用，因人而异的行为满足，对现代设计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

二、“巧用之智”———兴奋型行为需求满足

民间造物中所谓“巧用”，主要表现在高超的技艺和创造性的事件解决方案的能力，在行为过程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可见“巧用”是“致用”的递进层次。无论能工巧匠的奇思妙想，还是针对生产、生活需要提出巧妙的解决方案，都展现了民间造物中丰富的智慧与创造力，并不断改变着人的行为方式。充满智慧而高效的“巧用”使用方式带给人愉快的行为体验，进而引发愉悦的情感反应。例如被奉为木工之主的鲁班有着众多的发明，不光有曲尺（也叫鲁班尺）、刨子、锯子等木工工具，伞、锁钥等生活用具，云梯、钩强等古代兵器，谷砻、石磨等农业机具；甚至传说还发明了可以在天上飞三天的木鸢等。这些发明创造极尽巧思，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更改善了人的行为体验和生活样貌。再如由北宋进士黄伯思设计招待宾客用的“燕几”，六件案几，可在宴会时根据“宾朋多寡，杯盘丰约”作任意组合，后又增加了一件小几，七件案几全拼在一起，会变成一个大长方形，分开组合，变化无穷。明末清初，由“燕几图”发展而来的七巧板［3］，用于拼成各种吉祥图案和文字，更是成为皇宫经常用庆贺节日和娱乐的器具。18世纪，七巧板传到国外，立刻引起极大的兴趣，被称为“唐图”，即“来自中国的拼图”。七巧板作为益智游戏，在游戏过程中对儿童观察力、辨识力、想象力、思考力、创造力等方面本质能力的提升均有极大的帮助。现在七巧板原理早已广泛应用于工业设计的模块化设计之中，但不得不提的是，就模块化设计原理应用的巧妙性而言，能超越“七巧板”的设计却非常少见。传统民间造物中还有着许多让人拍案叫绝的“巧用”案例，均能体现不循常规，创造性解决事件的智慧。从行为水平看，其设计不仅能满足相对复杂的功能需求，且更强调行为方式的简单高效、易用性强。在此中所蕴藏的东方智慧，对于现代设计高技术背景下如何以简单的方式创造性地解决和管理复杂事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节用之智”———行为效率、舒适度的提升

以墨子为代表的“节用”造物观很早就探知了物质需求与自然资源、能源之间的矛盾，提出以“用材不费，民德不劳”为目标的“节用”造物原则，并站在平民阶层的立场对奢侈浪费的行为活动和生活方式提出了批判。但是“节用”并非“不用”，而是指在充分的发挥自然资源、能源以及人力、器物的效用基础之上，有节制地满足人的合理需求，即在需求满足中强调“度”的把握。从行为水平看，“节用”主要体现在“工役俱省”与“一物多用”等方面。所谓“工役俱省”主要是指在传统造物中“应势利导”的利用自然资源，减轻劳动强度，提升行为效率和舒适度的实践。例如在风能的利用上，早在汉代就已出现了在车具上加上帆，以节省人力；在宋代，组合式桅帆已经广泛使用在各类船只上；尤其是后来的“八桅风车”，可以在任何风向条件下工作，为舂米、磨面、榨油等加工生产工具提供了可持续的动能，使之在抗旱、排涝等农田水利工程中发挥极大作用［4］173。而“一物多用”的民间造物强调器物使用过程中整体性能的智慧提升，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器物的功能扩展和最大化，如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筷子，虽然只是两根简单的细棍，但通过夹、挑、拌、扒、捞、插、拔等动作，可以取食不同形状、大小的固体和半液体食物。与西式类似的餐具相比更为简洁实用，且材料易得、制造简单、功能丰富，造就了特有的中式就餐行为模式。二是物与物的配合使用，构成了满足生产、生活需求的综合系统。如中国传统的炉灶在功能扩展上已十分完善，在烧一次灶的过程中，不仅饭熟了，菜好了，水开了，山芋烤熟了，连鞋子都烘干了；更特别的是它可与炕相连，在做饭的同时，炕焐热了，室内也变温暖了。灶和炕的相连，自然构成了一个功能系统，能源的热效率提升到极致，充分解决了家庭生活对热能的基本需求。“节用”源自于生产劳动的实际需要，是立足于在有限物质资源和工艺、技术条件基础之上民间造物的智慧创造。由此可见，“节用”的造物观，首先是从人的立场上出发，做到降低行为过程中的劳动强度，提高效率和舒适度；其次，是从自然角度出发，强调物的创造和使用必定要“因势利导”的顺应自然规律，合理、充分的利用自然资源；第三，在倡导“用物”的同时倡导“惜物”，既尊重人的造物劳动和器物价值，又反对为了满足个体无节制的需求而造成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

四、“乐用之智”———行为欢愉体验的创设人因专家

PatrickJordan将快乐分为四种，分别是生理、社交、精神和思想的快乐。唐纳德·诺曼认为精神快乐只存在于行为水平，其中涉及的是人们在使用产品时的反应和心理状态，主要表现为造物过程和使用过程的行为欢愉。传统民间造物中，造物过程中的行为欢愉主要体现在工匠的手工艺中对造物的理解、创造以及情感，并通过“手”充分体现出来。如民间剪纸，一张红纸，一把剪刀，通过“手”的自由创造，展现了包含着创作者对生活的美好向往和精神寄托的作品，可以是装饰房屋、馈赠亲友，也可能是作为谋生的手段，而且好的作品还会被“熏样留底”并广为流传。这样的创作过程、劳动成果所激发出的情感中充满了想象、创造、满足和自豪的喜悦，而这样的行为体验又为创造者技能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情感和精神动力。传统民间造物中使用过程的行为欢愉主要体现在对于健康行为方式的促进。如相传始于春秋时期的风筝，强调“四艺”，即“扎、糊、绘、放”［5］86。其中的“放”包括：“风、线、放、调、收”等技巧，主要展现的就是其使用过程。放风筝时，需处理好风向、风力和风筝的关系，随时调节线绳，以锻炼人的手、眼、脑的协调能力；在风和日丽的春光里放风筝，可以使人尽情地呼吸新鲜空气，舒展筋骨，调节视力。作为一种对人的身心健康非常有益的中国传统娱乐项目，这些综合行为因素都有利于人的身心放松，从而带给使用者欢愉的行为水平情感体验。一家人欢声笑语放风筝的场景，呈现出中国人对于行为欢愉的独特解读和特有的生活样式。与现代西方发明的过山车、蹦极等单纯强调生理刺激的行为体验不同，中国传统造物艺术中创设的“乐用”体验更加强调用户的参与、技能的体现、本质能力的提升以及促进身心健康的行为方式。其独特的“乐用之智”提醒我们需要对现代社会中因过度依赖高技术而导致人的本质能力下降的现象做进一步反思，对于现代设计中的产品使用模式的创新，交互设计创新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五、结语五千年传统民间造物实践中，对于情感化设计的行为水平中人的行为动作与物的行为动作的思考从未停歇，其中蕴含着极大的创造和智慧［6－7］。虽然，由于当时的材料、技术、工艺等条件限制，我们早已无法在长信宫灯下读书写作，太多的传统器物早已不符合现代生活的需求，但在传统造物艺术发展中所蕴藏的“致用”“巧用”“节用”“乐用”等造物思想与理念至今仍非常先进，并为现代工业设计的发展提供了独特的东方视角。因而，充分学习与研究传统民间造物艺术，一方面能够充分传承充满智慧的传统造物思想，实现其华丽重生；另一方面能够基于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在汲取传统智慧的基础上，对当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做出中国式的现代解答，更好地保持和提升人的本质能力，创设更加宜人、可持续的欢愉生活。

作者：张凯单位：江苏大学艺术学院

第二篇

一、民间造物艺术中“自然观”的思考

中国传统民间造物中对大自然的原始信仰与崇拜，不仅表现为一种精神信仰观念，更重要的是人们意识到自然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意义［2］。不同于西方哲学，“天人合一”观念，即“生态大协调”的自然观，是东方哲学最核心的显著特征。“天人合一”强调“人———自然”整体的健康发展，强调“人”与“自然”的大和谐。因此，和现代工业设计所奉行的“以人为本”设计原则相比，“天人合一”的意义更为广阔和完善。与西方文明不同的是，中国民间造物将“天时”、“地气”与“材美”作为造物的先行法则，而后才是“工巧”。这样的排序，强调对自然的尊重，对自然规律的遵循，而非对抗与掠夺。其倡导的是一种系统的、自我约束的和可持续的自然观，与现代设计中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高度一致。传统民间造物强调在对自然界的改造过程中，不论人力发展到如何程度，人们对自然生态的开发与利用，必须遵从自然发展的底线，必须建立在对自然运行规律的掌握基础上，维系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否则人类主观需求满足的愿望非但无法实现，反而事与愿违。基于这样的自然观，传统民间造物注重在认识自然运行规律和自然物质特性的基础上对自然生态的开发与利用。如南方传统的轮式水车，每根辐条的顶端都安装一个刮板和水斗，河水冲来，刮板借着水势转动水车，水斗装水后被提升并注入渡槽，以灌溉农田，昼夜不歇。水车的设计充分遵循大自然规律，有效利用自然资源，达到了人与自然生态的完美协调。再如民间造物中对于竹子的利用，取其刚性，可造屋宇;取其柔性，可行编织;取其弹性，可制良弓;取其凉性，可作枕席;取其中通，可为萧笛、烟管［3］……天然材料的性能、特点被充分地发掘出来，既顺其自然、又为我所用，充分体现了造物者的智慧，并完美展现了尊重和谐与发展的自然观。

二、民间造物艺术中“器物观”的思考

从反思水平情感化设计的角度看传统民间造物，其器物观主要表现为“重己役物”的主体性原则，“文质彬彬”的整体性原则，以及“器以载道”的人文性原则。

(一)“重己役物”的主体性原则

“重己役物”要求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理性地处理人与物的关系，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意识。其理念首先强调人为万物之灵，创造器物，是器物的主人，因此器物应很好地为人服务。在这方面，我国传统民间造物表现出极大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蕴藏着极其丰富的造物智慧、独特的思维方式。其次，强调“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要求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理性、适度地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反对过度追逐以“物”为载体的利益，而使人异化为“物”的奴隶。然后，强调器物不光要为人服务，同时还承担发展人的“本质能力”的责任，在器物的设计、制作、使用过程中应充分重视人的介入和控制，以及能力的体现和提升。最后，强调“物以致用”，反对华而不实的“奇技淫巧”，从而体现对质朴人性的尊重。维克多·帕帕奈克(VICTORPAPANEK)在其著作《绿色律令》中指出:“在西方世界，我们贪婪地奔向越来越多的物质商品，我们已经严重地忽视了我们与自然之间的联系以及我们的环境责任;我们失去了爱情、友情，彼此之间也失去了尊重;我们忘却了短暂的快乐，也忘记了身无长物的自由。”［4］这正是“役于物”的表现和危害。“重己役物”的主体性造物原则强调人在造物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并以符合社会伦理道德、人性发展和主体自由的评价标准，做到“物物而不物于物”。

(二)“文质彬彬”的整体性原则

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说“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在传统造物中也受到儒家“文质说”的影响。“文”与“质”在传统造物艺术中指物品的外在形式和内在功能，“文质说”指出了造物过程中形式与功能相互适应、对立统一的整体关系，构成了民间造物整体、中庸、和谐的造物原则和评价标准。如《藏书纪要》中记载“装订书籍，不在华美饰观，而要护帙有道、款式古雅、厚薄得宜、精致端正，方为第一。”由此可见，传统民间的古籍装帧设计，首要关注对书籍的保护，以及雅致的排版和适宜的厚度，反对单纯的装饰华丽，使阅读功能、审美价值和文化体验统一起来。再如明式家具，其设计巧妙、功能完善、尺度适度、榫卯精密、风格简约、重视木材本身自然纹理的审美呈现，同时蕴藏着独特的人文精神，是“文质彬彬”造物原则的典型代表。“文质彬彬”的造物原则对现代设计的意义主要体现在其所构建的整体协调的评价结构。在现代商业社会背景下，获取商业利益仿佛已成为设计的唯一评价标准，粗制滥造，山寨仿制，过度包装的设计比比皆是。横行的快餐式的时髦消费导致了一系列的环境与社会问题，产品功能与形式之间的平衡被严重地扭曲。设计评价把握着设计的方向，“文质彬彬”作为民间造物评价标准，对于拓展反思水平情感化设计维度，修订现代的设计方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器以载道”的人文性原则

“器以载道”的造物原则是中国传统哲学思想“道器”关系的衍化。器物虽然归于“形而下”的范畴，但却体现“形而上”的思想，充分表达了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道德观念、理想追求与生活向往。其主要表现为赋予造物元素相关的象征意义，强调“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创造了大量吉祥寓意的题材、造型和纹样，并固化了语义程式。传统民间造物在满足功能的基础上，在各个维度挖掘器物的人文价值，力求实现低技术条件下的高情感满足。如在折扇的设计中，古人通过折叠结构缩小了扇子的大小，使得折扇的携带和使用都非常方便;扇面上的书画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和艺术气息，多样的题材与表现形式满足了不同使用者的文化品位;折扇还承载着古人丰富的情感，可作为馈赠礼品，甚至是定情信物;折扇时常也体现和改变拥有者的社会地位和权威，一把御用折扇甚至可以使拥有者获得生杀大权。现代社会新材料、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高技术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物质世界，却同时将社会导向了“高技术、低情感”的状态，导致了感性世界和精神层面的匮乏和社会关系的冷漠。“器以载道”的造物原则具备“低技术、高情感”的情感化设计特点，如何传承“器以载道”的造物原则，实现其在高技术背景下的现代转型与创新，达到现代产品中高技术与高情感的平衡，是反思水平情感化设计的一个重要命题。

三、民间造物艺术中“人际观”引发的思考

传统民间造物思想中的人际观可为分两个方面，一是以“士人情怀”为代表，针对个体的人的自我定位和自我完善;二是以“仁者爱人”为代表，体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谐发展的思想。

(一)“士人情怀”的人格理想

“士人情怀”是以精神上追求高尚品质和人格完善为理想目标，汇聚了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是具有使命感和凝聚力的传统民族精神。以“士人情怀”为基础，造物过程被赋予了教育意义和人格化标签。其主张通过修生养性追求人的生理与心理和谐，达到身心健康、舒适愉悦，这是解决好自然尺度和社会尺度问题的基础。“士人情怀”在对待欲望的态度上主张“欲而不贪”、“从心所欲不逾矩”，对物质需求强调有节制的适度满足，即人的行为不能超出自然、社会尺度;主张通过器物实现对人的行为修正和对高尚品格的追求。如太师椅的设计，单纯从人机程度考虑并不舒适，但其造型简洁明快、朴质大气，体现了传统“座端行正”的礼仪风范，靠背中间镶嵌石材，并有日月江山的提铭，赋予背负江山社稷的精神意义，潜移默化地表达出对人的素质、教养、审美观、价值观的教化。这种对器物的态度和精神正是现代泛物质社会所严重缺失的。“士人情怀”背景下，器物与使用者人格上是共通的，如民间造物中常用的“四君子”、“岁寒三友”等题材，就是为了表达使用者对高尚人格及人文精神的追求和向往。再如中国传统的茶文化中，紫砂茶壶之所以深得人们赞赏，除了它的工艺精巧，最重要的是“壶式古朴风雅，茗具中得幽野之趣者。”其中盖、碗、托三件套组成的茶盏就分别代表了天、人、地，缺一不可。［5］茶具的设计不仅体现功能，更是其主人修养和气度的物化反映;同时，茶具的使用过程———茶道，优雅而有序，动作中蕴藏着行为暗示和人文情怀，达成了实用与审美、行为与情趣、物质形态与精神意蕴、材质工艺与意匠营造的和谐统一，体现了儒家“内省修行”的思想，构成了“士人情怀”理想的生活方式。与现代注重视觉标签的产品人格化设计相比，传统造物蕴藏的人格化设计更为综合、系统和含蓄，其对于反思水平中如何满足用户建立自我形象和表达社会地位的情感需要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仁者爱人”的人际关系

“仁者爱人”传统人际观以“仁”为核心，以“礼”为表现，主张人与人交往中互敬互爱，强调有礼有节、进退有度的家庭伦理和社会秩序，强调人际关系和社会生活的和谐。“仁者爱人”的人际观也影响着传统民间造物。如放在中堂八仙桌，会客时，分坐于平行两侧的宾主之间既保持较大的尺度距离，也保持了宾主宽松的心理距离，利于宾主有礼有节的适度交往。而当用餐时，家人或宾主有序地围坐一桌，人与人之间的尺度距离缩小，心理距离也随之靠近，更加易于交流沟通。其乐融融的就餐习俗是中国人情感交流的重要方式，也已成为协调人际关系的载体，更是反映了“仁者爱人”人际观，蕴含着“人际交互”的设计理念。受西方设计思想影响，现代设计中关注“人机交互”以及个体的情感满足，而忽略了从社会伦理角度提出的“人际交互”的设计，导致人与物相处的时间越来越长，与人的相处却越来越少。人际关系的冷漠化、电子化、虚拟化，亦是当代情感化设计需要破解的难题。

四、结语

从情感化设计角度来看，本能和行为水平多是相同的，只有反思水平在文化间存在很大差异。不同国家设计风格特点的形成无一例外的都根植于民族性、地域性文化特点。中国的设计如果只停留在对所谓现代设计的形式追逐上，止步于本能和行为水平的满足，那么中国的本土化设计就失去了反思水平的文化“母语”和“根性”。因而，只有重视研究中国传统民间造物艺术的深刻文化内涵，强调产品所传达的文化和情感，才能建立起产品和用户之间的长期纽带，进而反映出对本土文化的尊重，对民族精神和文脉的延续，最终形成消费者的文化归属感，形成以文化创新力为核心的“中国设计”。

作者：张凯单位：江苏大学艺术学院

第三篇

1独特的表现手法——意象认知表达

在现代设计创新中，意象也成为重要的造物手法之一。通过研究传统造物艺术，探寻传统符号与现代的契合点，将意象手法与现代设计语境嫁接，将古老的中华文化大、深远与现代设计文化中简约、明快有机结合在一起，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既避免了对传统艺术过于直白的照搬与复制，又体现了现代设计所追求的形神兼备，进而呈现出独特的设计样貌，满足在全球化多元文化背景下本元设计中本能水平的情感需求，在浓郁的民族风格中传达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幻响神州（北京）公司推出的贺岁产品i-mo小牛魔幻音响见图2，其造型也是充分地应用意象手法，舍弃其他无关紧要的部位，集中表现小牛的关键特征部位，微微弯曲的牛角，大大的鼻孔，憨态可掬。如此新颖独特的数码宝贝使人一见倾心，成为牛年馈赠亲友的理想礼品。

2丰富的造物语言——不断创新的形、色、质

传统民间的造物语言是器物的外化形式，亦是体现本能水平情感需求的重要方面，主要包括造型、色彩、材料等外在元素和其构建规律。

2.1传统造形语言的传承与创新

传统民间造物艺术中不论是三维的器物形态还是二维的装饰纹案，其“形”的赋予不仅积淀丰富，并始终随着时代与社会背景的变迁而不断发展与创新。商周的神秘威仪，秦汉的质朴写实，隋唐的富丽，明清的纤细巧密……[4]造物语言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共同汇集成中国传统民间造物艺术中独特而稳定的造型风格，成为满足本土用户在本能水平情感需求的认知元素之一。当代设计师在充分传承民间造物艺术中的这些元素与构建规律下，不断地尝试将其创新地应用于当代设计。汉斯·瓦格纳的中国椅见图3，在简练、柔和的现代审美特征下，明式家具的传承元素显而易见，同时传承“榫卯”的构建规律，使用户能感知其产品创新中附有的浓烈的传统明式家具特点。

2.2传统色彩语言的传承与创新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五色”色彩体系始终贯穿于传统民间造物艺术的色彩审美意识之中。“五色”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不仅作用于传统民间造物和中国古代物质观“五行说”相对应，还广泛地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宗教、礼仪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一套独特的东方色彩文化体系[5]。如荆浩在《画说》中提出“红问黄，秋时坠，红门绿，花簇簇，青间紫，不如死，粉笼黄，胜增光”，这种对比寻求的是一种自然、大气之美。传承至今，这种独特的东方色彩文化体系早已深深扎根于用户内心。与现代设计中数量巨大的数据色彩相比，“五色”体系提取的传统经典色彩更为注重语义和情感的表达，其色彩选择、色彩关系、色彩语义都有着鲜明的民族个性，对于本能水平的情感满足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中国著名设计师郭培设计的“青花古韵”礼服见图4，其设计理念源于设计师对中国古典瓷器的喜爱，色彩清丽婉约、造型优雅简约、珠白与雀蓝相映，精致而华贵，充分展现中国古典的青韵和雅韵，同时又彰显东方女子的端庄气质和独有媚态。

2.3传统质感语言的传承与创新

传统民间造物艺术中崇尚自然材料的应用[6]，适度的雕琢、修饰中仍保持着手工制作痕迹，显露出质朴率真的趣味，常常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如民间工艺中玉器的“巧雕”，不仅反映出中华传统艺术中“返璞归真”的艺术气质，更已成为本土用户本能情感需求的认知元素之一，在用户本能水平的情感满足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当代人虽然拥有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却依然怀恋和向往传统生活中回归自然、亲近自然、感悟自然的天性乡情，因此在当代设计中创造性地应用传统材质，是满足用户的本能水平情感需求的重要途径。德国设计师KonstantinGrcic与台湾竹编大师陈高明联合完成的“43”竹编椅[7]见图5，该椅子将民间常用的材料、工艺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构思巧妙，结构精美，是全球首张竹制悬臂椅，在巴黎、米兰家饰展中大放异彩。

3准确的语意程式——吉祥寓意的复归与传承

“劳者自歌”的民间造物艺术与强调“附丽价值”为目的的中国古代官器造物不同，其出发点是无数的无名匠师为解决实际生产与生活需求而进行的造物创造。在这个创造过程中既强调了器物功能的达成，也极为注重造物者对理想生活向往的“吉祥寓意”表达。因而5000年所传承的民间造物艺术创造了大量经典且寓意“吉祥”的题材。例如松鹤寓意长寿，蝙蝠谐音幸福，牡丹代表富贵，石榴象征多子多福等。在造物过程中，不论组合重构或应用于何种场合，其题材都表现出“约定俗成”的一致意义，形成了稳定而准确的语意程式，充满民族化的审美情趣，并因其在用户感知中的亲切与熟悉而更能获得本土用户本能水平情感认知下的认同。当代设计中对“吉祥寓意”题材应用的复归与传承正符合用户本能水平的情感需求。“纹必有意，意必吉祥”的题材和语意程式既能激发用户所熟知的本位文化体验，又能赋予产品特有的中国民族特色，向全球展现浓郁的东方审美韵味。香港设计师黄美瑜设计的竹型杯[8]见图6，充分继承“节节高”的吉祥寓意，情趣盎然，并创新地应用于现代设计之中，深受用户的喜爱，成为一款典型的具有东方情趣的现代设计产品。

4结语

与现代西方设计体系中追求单纯感官刺激的本能水平情感满足相比，我国传统民间造物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始终强调本元文化的体现，因而显得与众不同。在我国传统民间造物艺术中，不论是独特的意象认知表达、丰富的造物语言，还是准确的语义程式，在传承与创新过程中，既满足用户本能水平情感所追求的独特感性审美，又通过其表象下所积淀的浓郁的人文意义与情怀，深深烙印下浓厚的文化价值，同时直接指向了情感化设计中反思水平的情感满足，体现出东方文化中特有的审美特质[9-10]。中国传统民间造物艺术在情感化设计本能水平的应用不是对传统单纯的仿制与重复，而应是在于以现代的观念和手段对传统进行新的释义和表达，因此，在当代设计中，传承中国传统民间造物艺术，真正做到“继承下的创新，创新中的传承”，既是顺应本土消费者感官认知的直接需求，体现产品的“民族化”与“本土化”，亦可以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独有的设计特色，直观的展现博大瑰丽的中华文化。

作者：张凯单位：江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