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经济学论文十篇

旅游经济学论文篇1

1．1教材没有得到甄别

由于旅游管理专业早期还处于探索期，国内关于《旅游经济学》的教材为数不多，近年来一些研究人员开始思考旅游经济的核心问题，另辟蹊径，出现了一些新颖的教材。与《旅游经济学》相关的早期的一些教材由于处于探索阶段，在框架上往往受经济学的影响和限制，过多引入了西方经济学的内容，在说明旅游经济问题、建立旅游经济理论框架时，通常是从旅游经济的外显要素出发来研究旅游经济或者旅游产业的要素体系［1］。教学人员在为学生选择教材的过程中习惯于参照国内权威出版社的出版信息，而较少地结合教学对象的特殊性，即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原有的理论基础等因素。后续的教学人员则倾向于沿用前面教学人员的做法，因而在教材的选取方面也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该类现象在国内少数民族地区高校表现尤为突出。

1．2讲解与实践脱轨

多数教学人员在讲授《旅游经济学》的过程中重在引导学生分析教材中给出的相关案例，而对于相关理论对于其所在地区即本土的旅游产业、旅游企业、旅游社会问题的映射的思考则相对不足。应用是理论学习的一大境界，虽然《旅游经济学》这一课程的理论性较强，但是如何将理论学习与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结合起来也是教学改革与创新的突破之处。此外，除了与本土旅游发展实践脱离以外，多数教学人员在讲授过程中也往往忽略了案例的推陈出新，不重视去涉猎一些国内外最近出现的旅游经济问题。

1．3师资队伍问题

旅游管理专业的师资队伍重视多学科交叉研究相结合。而目前多数高校的情况是旅游管理专业教师师资在跨文化研究方面，例如：在旅游法、旅游经济、旅游人类学方面比较薄弱，在旅游研究定量研究方面表现更为突出。一些学校在《旅游经济学》教学方面往往聘用经济学方面的教师来讲授。

1．4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脱节

从目前来看，国内旅游管理本科教育中已有了一定明确的专业细化。多数本科院校将旅游管理专业细分为酒店管理、旅游规划、外语导游、旅行社管理、会展管理等方向，学生也根据学校划分的学科方向在完成基础理论课的学习之后有所侧重。然而旅游经济方向往往只是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才被明确划分出来。旅游管理具有“两条腿”，一是经济，一是文化，即旅游管理学科与经济始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国内大多数本科院校忽视了旅游管理专业的这一本质，往往在开设了《西方经济学》、《统计学》等基础理论课之后，追加一门《旅游经济学》来结合学科需求和特点将以上基础理论课深化和巩固，在此之后的几个学期中很少设立《旅游经济学》相关的经济分析方法、旅游经济案例分析、旅游经济调研方法等课程，导致学生学习了相关的课程之后，对旅游经济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很肤浅的层次，对于一些简单的旅游经济问题的分析都不熟悉。

2教学改革路径分析

针对国内存在的不足，结合自身的教学和科研体会对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旅游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的路径进行以下探索：

2．1教材的选择要与时具进

学校和旅游管理学科要重视该门课程教学的重要性。《旅游经济学》要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就必须与时具进，逐步走出原有的教学模式，积极主动地把握旅游经济研究的正确方向，紧密联系旅游经济发展规律，从方法论上放弃传统的经济学体系与旅游学科体系，抓住旅游经济的本质和脉搏。教学人员在选择《旅游经济学》系列教材时，要结合学生的兴趣和理解水平；同时应当注重教材内容的新颖性、理论框架的合理性、研究方法的实用性、问题关注的全面性、研究范式的科学性以及研究工具的经典性等方面。培养应用型人才，在授课时要注重结合多家之言，鼓励学生涉猎相关的国内外著作。

2．2突出旅游管理学科本质

旅游经济和专业的其他方向密不可分，以旅游规划方向为例，旅游管理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有很多是步入旅游规划公司与机构从事旅游规划工作的，在旅游规划中很大的工作是旅游经济分析，包括旅游者行为分析、旅游市场的分析与预测、旅游空间结构分析、旅游产业结构分析、旅游项目投资分析、旅游发展环境分析等。现在的用人单位希望自己的员工等够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这种形式使国内的旅游管理专业本科生有必要在学习阶段以复合型人才的标准要求自己。因此，针对这种问题，学校在课程设置和专业方向细化方面要重视旅游经济分析与研究的地位和重要性，并且尝试在本科阶段将旅游经济或者旅游数量分析方向从旅游管理专业中细化出来，在开设了《旅游经济学》课程之后，结合学生的兴趣和水平，尝试将《旅游经济案例分析》、《旅游经济数量分析》、《旅游新经济学》以及《旅游调查研究的方法与实践》等课程以专业选修课或者模块选修课的形式来开设，以丰富和发展《旅游经济学》课程教学。

2．3案例教学注重本土化

旅游管理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要使看似抽象难懂的《旅游经济学》转变为容易掌握、能够付诸实践的课程，案例教学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在案例的选择方面，要关注国内外与旅游经济相关的热点问题，例如：目前有专家学者不断呼吁新经济学、幸福经济学、生态经济学等，如何将这些相关领域融会贯通是教学人员在授课和案例选择过程中要思考和甄别的问题。使案例尽量本土化。讲授过程应注重联系当地旅游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即密切结合地区旅游发展动态，梳理并整合本土旅游企业、旅游景区景点、酒店、旅行社成长与发展中的成功与失败的经典案例，紧密联系国内外近期发生的旅游问题、旅游经济现象，鼓励学生运用跨学科、综合分析的视角对案例进行分析，积极引导学生对目标旅游市场进行分析和预测。使《旅游经济学》课程教育达到因地制宜的效果，同时，在案例教学中要贯穿大量的旅游经济分析方法和技术，是学生掌握在何种情况下应当使用这种方法和技术［2］。此外，案例教学也可以一改传统的“填鸭式”的教学模式，是教师和学生在双向的互动过程中共同学习和进步。

2．4提高师资教学与科研素质

教学人员应当积极思考如何将理论学习与应用相结合的路径，自身要积极掌握旅游经济研究的方法与技术。密切关注旅游经济相关领域的研究进展，在课程讲授的过程中要重视将适当的定量研究方法与分析技术引入到教学当中。与学生共同讨论旅游经济案例，共同设计问题；同时单位也要为《旅游经济学》课程的教学人员提供一些学术交流和进修的机会。教学人员应利用闲暇时间在旅游企业挂职锻炼，积累旅游实践经验。高校在引进人才的过程中着重考虑具备交叉学科背景的人员。

旅游经济学论文篇2

关键词：旅游资源；旅游经济；旅游资源诅咒论；旅游错位现象；经济增长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viewpoint of tourism resource curse is from the viewpoint of resource curse. But there are major defects of proof in demonstration test， conduction mechanism and policy suggestion. Because of making evaluation of tourism resource mistake， or taking misplacement phenomenon as the tourism resources curse， the viewpoint of tourism resource curse can`t be really verified by the inference. Tourism resources’ dislocation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adjustment of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which can’t be confused with dislocation development and tourism resource curse.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the tourism resources curse is questionable.

Key words：tourism resources ； economics of tourism ； tourism dislocation phenomenon ； viewpoint of tourism resource curse ；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10-44（3）

1 旅游资源诅咒论的由来

资源诅咒论是近年来国内外经济学界的研究热点之一。最早提出这一命题的是矿业经济学家Auty （ 1993） [1]，其基本含义是，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资源丰裕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反而低于那些资源匮乏型经济体的增长率。这一贫富悖论命题受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只有在权力或制度等某些条件下才会发生[2]。近年来学者把旅游资源开发的负面影响也加入到对资源诅咒的讨论中来，国内学者作了一些实证性的研究。左冰从中国31 个省（ 市、区） 的旅游经济与各地区经济增长之间进行分析，认为“旅游业的繁荣和经济增长之间确实显示出显著的负相关性，即“资源诅咒”命题对于旅游业应当成立” [3]。方法林从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经济发展的空间耦合度对江苏省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旅游资源与旅游总收入之间不仅存在着空间的同步性，也存在着旅游资源与旅游总收入的空间错位性，除南京地区外，省内区域出现“资源诅咒”现象”[4]。本文认为，旅游资源诅咒论的立论依据并不充分。按照旅游资源诅咒论文献的三个方面，即对诅咒论的实证检验、对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的说明、以及规避资源诅咒的政策建议几个问题进行探讨。

2 旅游资源诅咒论没有得到真正检验

2.1 旅游资源丰度评价不合理

旅游资源诅咒论试图说明的是旅游资源丰裕度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而当前学者论证过程中对旅游资源丰度的评价指标上不那么科学与合理。区域旅游资源丰度学者作了较多的实证研究，通常以旅游资源的类型、数量和等级作为基本数据，进而评价区域旅游资源类型与品质的优势程度（即旅游资源优势度）。旅游资源的类型包括世界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名城、森林公园、文物保护单位、自然保护区、国家旅游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主题公园、国家地质公园和世界地质公园、旅游度假区、国家生态示范区等。王凯（1999）以重点风景名胜区、部级自然保护区、部级森林公园、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主，计算了全国各省市旅游资源的绝对丰度、相对丰度、总丰度、组合指数及整体优势度等几项指标[5]。孙根年提出旅游资源丰度指4A、3A、2A、A景区数的加权求和，其权重分别是2.5、1.5、0.75、0.25[6]。卞显红（2006）将长江三角洲城市旅游资源划分为世界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国家重点、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省级）、森林公园（国家、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国家重点、省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省级）、国家旅游区（AAAA到A共4级）、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8大基本类型，并借用王凯的丰度公式分析了长江三角洲的旅游资源丰度[7]。上述研究在计算区域旅游资源丰度时全都忽略了旅游资源空间组合、空间匹配和集聚性、旅游资源与城市的空间匹配性、旅游资源交通区位等因素对旅游资源利用价值的影响，而且这些影响因素完全可以导致一个高等级旅游资源的利用价值降低到与普通旅游资源利用价值相同，甚至更小。如喜马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是一个高等级旅游资源，但如果把它作为一个高等级旅游资源统计到旅游资源丰度的计算之中，这就不是很合理。自然资源具有品位的特性，即指自然资源有用组分的富集程度及单位含量，旅游资源同样也存在价值品位问题，它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旅游资源本身固有的质量、规模和集聚组合状况；二是其空间区位、适游期。简单地把旅游资源以类型、等级和数量来计算旅游资源优势度，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不能恰当地反映不同区域旅游资源丰裕程度；也就是说，旅游资源类型、等级和数量高的地区，区域旅游资源丰裕度不一定也高，因为旅游资源具有“品位现象”。因此，在评价一个区域旅游资源丰裕度时，应该把原有旅游资源通过“品位”折算以后来评价，显得更为合理。

2.2 旅游资源与经济增长负相关没有检验

资源诅咒的存在性是以自然资源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负相关性来论证的，也就是说要论证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而对旅游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国内学者大多是从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增长的“错位现象”，或者是从旅游经济增长与区域经济增长的“错位现象”来论证。如新疆、河南、山西、安徽等地实证研究中[8-11] ，采用了定量方法，研究了旅游资源、旅游经济和区域经济之间数据的负相关关系，得到了旅游资源诅咒的结论。上述研究都把旅游发展“错位现象”看成旅游资源诅咒的依据，其推理的前提是旅游经济落后归因于旅游资源丰富引起，即旅游业繁荣地区必须是旅游资源也丰富，旅游经济落后地区应该是旅游资源也贫乏作为推理依据，否则就得诅咒旅游资源。实际上，区域旅游经济的繁荣不仅与资源丰度有关，还与区位条件、市场条件及旅游资源空间组合等相关，旅游经济规模大的地区，可能由于当地经济较为发达、市场区位好、全域性旅游吸引力大等因素，促进了旅游经济的发展，超过了一些旅游资源丰富区域的旅游经济，形成了旅游资源与旅游经济错位现象。而且，上述实证研究只是通过旅游资源或经济增长与旅游经济负相关性的间接论证，缺少论证旅游资源与经济增长直接的负影响关系，也就是说没有检验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地方综合经济增长相对缓慢。在我国31个省区中，旅游资源禀赋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既有同步，也有错位[12]。因而，旅游经济增长的好与坏，产生旅游发展“错位现象”，不能仅仅归于旅游资源引起，其逻辑推理不很严密。

3 不能充分论证旅游资源诅咒传导机制

“资源诅咒”发生的原因在于自然资源产业的发展对其它更具竞争力的组织和经济活动产生了“挤出效应”。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是指丰裕自然资源经由何种传导路径来遏制经济增长，探讨的是资源丰裕妨碍经济增长的具体路径。目前资源诅咒论的文献主要提出了贸易条件波动、荷兰病效应、挤出效应和政治制度弱化效应四种传导机制[13]，其核心是挤出效应，即自然资源丰裕挤出了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这些因素包括制造业、资金、教育、创新等。

旅游资源诅咒的挤出效应主要依据是旅游业的繁荣将吸引大量的社会资本进入旅游领域开展旅游开发，但其投资规模扩张的结果却是削减了区域内其他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投资水平，从而削弱了区域综合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这种现象基本上不太会存在，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从旅游资源空间分布来看，高等级旅游资源往往分布在发达地区的偏远乡镇或者边远山区，如浙江天目山、莫干山等远离杭州城市，旅游资源分布区与工业分布区空间上是不重叠，这些旅游资源分布区旅游开发是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表现，而不是因为发展旅游业改变了原有区域发展定位，产生对制造业的挤出。即使城市内的旅游资源分布区，也是城市空间功能多元化布局的需要。从我国大区域看，西部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区的GDP落后，是因为区位条件、科技、人口等因素造成，假设把旅游资源埋藏地下，没有旅游资源可开发，或许地方经济更加落后。从资金投入看，发达地区资金实力雄厚，而旅游投入所占比极低，并不因旅游投入过大而影响制造业投入；西部不发达地区的投入水平较低，只是投资者追求投资效益，也不是因为旅游资源开发所致。我国西部地区经济或者是发达地区偏远地方的落后，是不发达地区的通病，也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表现，没有理由归咎于旅游资源本身，并冠之以“资源诅咒”这一不实之名。

从旅游资源诅咒传导机制看，可能的传导机制是通过价格水平、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地区开放程度来实现[3]，也就是说，旅游业的发展导致地区整体价格水平提高，或抑制了技术进步，或人力资本的短缺，或导致人们产生保守的习惯，从而造成对经济增长的损害。这些传导机制并非必然，而且是偏面的。其理由有二：

一是旅游业具有综合。国内外学者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区域经济、社会和环境效应存在正反二种观点：旅游发展促进增加旅游目的地收入、就业机会、提升其消费水平、带动关联产业，旅游业本身就具有某种教育功能，中国大量贫困落后地区的居民通过发展旅游学会了普通话和英语，也学会了经营和计算，给当地居民带来现代意识和现代生活方式；但也带来生态环境恶化、社会文化异化、经济结构畸形发展、产业结构失衡等负外部效应，如海南三亚旅游产业快速发展带来的房价远远高于当地居民的消费能力，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社会福利。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旅游产业影响的两面性不仅在泰山、黄山、峨眉山-乐山大佛、武夷山风景名胜旅游区，以及湖南张家界、海南省三亚、桂林阳朔、云南丽江旅游区的专业化旅游城市中，而且也在北京、杭州、厦门等综合性旅游城市中都有充分地表现。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夸大旅游产业负面影响，而强调旅游资源诅咒。

二是旅游业具有融合性特征。随着社会经经济的发展，旅游业发展势头良好，目前进入“旅游+”新时代，出现了旅游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等产业融合，也出现了旅游与城市、乡村的融合，形成区域旅游化趋势，还出现了旅游与文化、民间交流和健康养生等的融合。以旅游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以旅游打造新的生活方式，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可见，旅游资源开发与其他部门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协同效应，在某些情况下，旅游发展还会对其他部门存在溢出效应。另一方面，借助旅游资源开发的带动效应实现经济腾飞的例子也不少。因此，区域发展必须要充分利用当地旅游资源，促进旅游业发展，而不是把地方经济落后性来诅咒旅游资源太丰富。

4 对规避诅咒的政策建议并不可行

如果按照旅游资源诅咒命题成立，那么，采取的政策将是：无论在经济落后还是经济发达地区，即使旅游资源丰富，仍然不能寻求旅游业发展，因为旅游资源开发具有挤出效应，限制了其它产业的发展。这种政策建议当然是不可行，甚至显得荒唐可笑。区域经济发展遵循因地制宜原则，追求产业结构优化是区域发展的根本要求，虽然旅游业可能带来一些负反馈作用，但其综合带动功能、融合功能决定了旅游资源具有突出的正向价值，而不是得到诅咒。当然，如果以长期的区域经济增长作为目标，那么旅游资源优势区必须要进入深度改革和产业素质升级，拓展旅游要素体系，打破旅游产业传统边界，有效地利用旅游业的积极效应，促进产业融合发展；同时，将发展旅游所积累的财富投入到回报率和创新性更高的制造业中，培育区域竞争性工业或其它产业，强调企业、科技、人才、资金等新力量的作用，并着力于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克服旅游业带来的“负面现象”问题。

5 研究结论

实质上，“旅游资源诅咒”论是一种过分夸大旅游业负面影响的观点，这种观点只从表面数据胡乱寻找因果关系，把旅游资源分布与旅游经济增长空间的“错位现象”，以及旅游经济增长与地区经济发展的“错位现象”归因于旅游开发的挤出效应，忽视区位条件、区域经济、人口市场、交通条件等因素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偏面强调旅游资源基础性作用。因此，对于旅游资源丰富地区，我们仍然要发挥资源优势，积极发展旅游业；同时，也要避免权力腐败和制度障碍产生的旅游业挤出效应，因地制宜，充分发展具有较大竞争力的其它经济。

参考文献：

[1] Auty，Richard M. Sustaining Development in Mineral Economies： The Resource Curse Thesis[M].London：Routledge，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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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方法林.江苏旅游“资源诅咒”现象实证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205（5）：2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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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丁旭生，李永文，吕可文.基于空间错位理论的河南省旅游发展区域差异研究[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1，27（2）：106-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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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学论文篇3

[关键词] 旅游 循环经济 人文精神

一、引言

循环经济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它是相对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而言的，代表了新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趋势。循环经济是物质闭环流动性经济、资源循环经济的简称，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3r”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它要求人类在社会经济中自觉遵守和应用生态规律，通过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实现污染物的低排放甚至是零排放，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2005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122号)明确提出，“力争到2010年建立比较完善的发展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政策支持体系、体制与技术创新体系和激励约束机制”等中长期目标和分阶段推进计划。循环经济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逐渐实施开来，作为国民经济增长点的旅游业也不例外。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就是要在旅游业发展过程中，遵循循环经济理论，履行循环经济实践，以生态效率为目标，把旅游资源纳为一种稀缺性资源，按照生态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和生态技术来组合和设计旅游产品，减少旅游环境污染，从根本上缓解旅游业、环境的矛盾，保护旅游资源和环境，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何为“人文”，思想史中，“人文”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易·贲卦》中：“(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观察人类文明的进展,就能用人文精神来教化天下；在西方思想世界，“人文”思想主要被用来描述14世纪到16世纪期间以反抗中世纪对人的压抑而产生的人本主义思想，但“人文精神”作为一种世界观，则早在古希腊时代就诞生了，是以追求真善美的价值理想为核心，表现为对人的价值、尊严、权利的追求、维护和关切，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其目的是揭示人的生存意义、实现人的价值和尊严，追求人的完善和自由发展，是人类追求自由、全面、和谐发展的一种伟大而崇高的精神。发展旅游循环经济，不仅体现了旅游经济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积极追求，更体现了对人文精神的追求。

二、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旅游是发展旅游循环经济的根本目的

纵观中西方人文思想，“人文”的核心在于“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价值，否定人沦为物的奴隶。人文精神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始终具有重大意义。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要求一切发展必须是为了“人”的发展，是为了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发展。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就是“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而和谐旅游则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新旅游，它是通过对旅游资源的和谐利用、旅游业的和谐运行以及旅游者的审美和愉悦(或者说是和谐的体验)，达到生态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事态和谐(人与人/社会的和谐)以及心态和谐(人的身心和谐)，通过三大和谐折射出旅游发展中蕴含的深层人文关怀、生态关注和综合效应。然而，传统旅游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众多诸如地表景观破坏、水环境污染、空气品质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于发展旅游循环经济。

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实现和谐的旅游经济。循环经济观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不仅要考虑工程承载能力，还要考虑生态承载能力，在生态系统中，经济活动超过资源承载能力的循环是恶性循环，会造成生态系统退化；只有在资源承载能力之内的良性循环，才能使生态系统平衡地发展。按照旅游循环经济战略，遵循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文化经济学原理的原理与方法，充分发挥发挥知识经济、体验经济、技术经济的作用，最大限度的优化配置资源，提高资源环境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益，充分考虑旅游承载力，把旅游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促进旅游经济的和谐发展。

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实现旅游资源和环境的和谐利用。循环经济的生产观念是尽可能节约自然资源，不断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循环使用资源，创造良性的社会财富。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就是要改变过度消耗旅游环境、破坏旅游环境的传统旅游方式，依托清洁能源、能耗最小化进行发展，促进物质循化过程废弃物最小化；最终实现投入物质减量化，资源再利用、废弃物资源化等，增强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程度，促进旅游生态环境良性循环，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的目的。

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实现旅游者的和谐体验。旅游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试图通过教育和体验等方式提高旅游者的环境意识。在这一过程中，旅游者可以认真思考旅游的本质和真谛，树立正确的旅游理念，把旅游作为知识经历、知识体验、知识交流、审美欣赏、净化灵魂和实现人的自我价值的方式等，并由此提升个人价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三、“人”是发展旅游循环经济的依托力量

发展旅游循环经济是一个创新性的工程。它要做到:（1）理论创新，即构建旅游循环经济的理论体系。要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及旅游产品消费等多个环节的资源经济学行为进行深入研究，构建旅游循环经济的理论体系。(2)技术创新，研发新工艺、选用新设备和运用新材料，加强技术创新，构建发展旅游循环经济的技术支撑体系。(3)法律政策创新，要完善与旅游和循环经济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构建旅游业发展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4)文化创新，发展旅游循环经济要注重文化创新，即确立以人为本、以价值观的塑造为核心的软性管理模式，主要通过柔性的而非刚性的文化来引导、调控和凝聚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5)管理创新， 旅游循环经济是一个涉及旅游业、资源、生态环境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大系统，若要对其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还需要从管理体制创新，构建一套科学的管理体制。

以上发展旅游循环经济所需的理论、技术、法律政策、文化观念和管理制度层面的支持必须依靠“人”、也只有依靠“人”才能实现。首先，必须依靠“人”的发展观的深刻转变。发展观是一定时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聚焦和反映，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对发展及怎样发展的总的和系统的看法。.它决定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由于传统的旅游经济模式是粗放型的，将旅游业简化为数量型增长和外延的扩大再生产，旅游活动开发者和经营者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及旅游者为最大限度的满足自身的旅游需求，同时，旅游资源的开发、规划、管理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缺乏相应的监督约束机制，导致旅游区的环境恶化，生态系统严重失调，使一些旅游地的旅游价值在慢慢丧失。

只有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转变人们对旅游活动的观念，以新的系统观、经济观、环境伦理观、生产发展观、消费观等观念来指导旅游活动的有序、健康发展；全面提高人的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依靠人的全面发展。并将这些观念、素养上升到法律条例程度，做为一种法律规范来约束、监督人的行为，以此来保证新的理念、模式的贯彻、落实和实施。

四、构建和谐的“人地关系”是发展旅游循环经济的核心任务

所谓“人地关系”是，人类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形成的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人地关系，是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在哲学层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天命论”（自然灾害、生产丰欠乃至国家兴败皆由天定）、“机械唯物论”（人地关系密切，而以地的发展规律主宰一切）、朴素的“辩证唯物论”（地理条件是可变因素，因人而异），在西方传统哲学中所渗透的人地关系是一种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它认为：人不仅是自然的主人，同时也是一切价值的来源，大自然对人类只有工具价值，并无内在价值；人类具有优越性，超越自然万物；且人类与其它生物没有伦理关系。数千年来，人类在这种傲慢观念的驱使之下，对自然界采取了种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盲目地掠夺式的发展使人类陷入了日益严重的生态和环境危机。

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就是要求人们正确认识和科学处理“人地关系”。首先，人和自然环境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二者自从人类诞生之日起即存在密切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并且这种联系和作用将永远持续下去。其次，人类和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联系和作用是一种动态变化关系，长期以来，以自然环境对人类的限制和影响为主，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提高，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正变得越来越强烈。再次，人是“人地关系”的主体，即“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人具有能动功能和机制，人是地的主人，自然环境可以被人类利用、认识、保护的对象。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是否和谐取决于人，而并非自然环境。所以，发展旅游循环经济，只有在正确认识“人地关系”的基础上，遵循自然规律，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自然才会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正确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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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吴传钧:论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人地关系地域系统. 经济地理，1991，11（3）：1～6

旅游经济学论文篇4

关键词 旅游影响；生成机制；旅游影响场；旅游影响因子

一、前言

旅游影响研究是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旅游影响如何产生、发展与演进的生成机制成为旅游影响研究的重点。关于旅游影响研究的文献相当丰富，国外旅游影响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语国家，并取得了较大进展。近20年，我国旅游影响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1-5]。但就整体而言，对于旅游业多重影响的研究只是形成了基本的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总结、提升和深入[2]。在国外，针对旅游影响机制的研究，Butler（1980）提出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6]，认为旅游者数量、类型和发展历史是影响旅游目的地不同发展阶段的决定因素，从而形成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旅游影响。Smith（1978）认为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7]。Doxey（1976）对目的地居民的态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愤怒指数”[8]。Mathieson（1982）指出了旅游经济影响的5种制约因素[9]。Butler（1974）分析了旅游者行为对旅游影响影响的5个因素[10]，并（1993）进一步指出旅游目的地社会影响与目的地5个特征有密切关系[11]。Archer（1977）和MathiesonA与WallG（1982）等研究了旅游经济影响的因素和形成过程[12，13]，SmithVL（1977）和ButlerRW（1974）等讨论了旅游社会影响的因素及形成机制[14，15]，TurnerL和NashJ旅游对文化的影响问题[16]，WallG（1977）研究了旅游环境影响因素及机制的问题[17]，Mieczkowski（1995）认为4种因素对旅游环境影响发生作用[18]。在国外的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因素及影响结果的研究方面，宗哓莲等（2004）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19]。在国内有关研究中，罗明义、保继刚等分析了旅游经济影响的问题[20-22]，杨俭波分析了对旅游社会文化环境变迁产生干扰和波动的几个因素及其作用机制[23]，李星明等分析了旅游者对旅游影响的3个因素[24]，申葆嘉、刘赵平等分析了旅游社会影响及其形成机制的问题[25-27]，陆林等分析了旅游对当地居民态度影响的问题[32，33]，杨桂华等分析了旅游环境影响及机制问题[30-33]，黄泰等对区域旅游影响的旅游流因子进行了形成机制分析，并构建了几个模式，但未能从系统角度分析其他因子[34]。从上述旅游影响机制的研究来看，案例分析较多，理论分析较少，旅游单项影响机制研究的较多，旅游综合影响机制研究的较少，旅游影响单因子分析的较多，从系统论综合的角度进行旅游影响多因子分析的较少。因此，论文试图在系统论和系统动力学的指导下，通过对旅游影响多因子分析和驱动机制分析，建立一个旅游影响生成机制分析的初步框架，以求能为旅游影响理论的建立提供一些参考。

二、旅游影响因子分析

旅游影响因子较多，根据影响因子在旅游影响生成中的作用不同，可分为三大模块：一为旅游影响动力因子模块，即旅游流系统；二为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即旅游目的地系统；三为旅游影响规范因子模块，即旅游制度创新系统。

1.旅游影响动力因子模块――旅游流系统

旅游流是支撑旅游空间经济系统运行的基点和动力，是维系旅游目的地空间系统运行要素的总称，它们始终处于动态的流动之中[35]。旅游流系统是由多重要素在多重空间流动的复杂巨系统，是旅游影响产生的动力因子。

这里的旅游流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是指因旅游者的流动而引起的以旅游客流为主体的，包括旅游信息流、旅游货币流、旅游物流、旅游能流的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旅游客流即旅游者的流动。旅游信息流是指与旅游活动有关的信息的产生、保持、传递、接受、加工和使用的过程[36]。这里的旅游信息主要包括旅游者和旅游客源地的信息，如经济状况、文化形态、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等。旅游货币流指旅游者消费的现金流和非现金流。旅游物流主要包括旅游者的附属物，交通工具和随身物品等。旅游能流指因旅游者流动而引起的能量流动。

2.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旅游目的地系统

旅游目的地，是在一定地理空间上的旅游资源与旅游专用设施、旅游基础设施以及相关的其他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旅游者停留和活动的目的地[37]，是旅游目的地空间和时间结构中形成和存在的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在内的实物形态和精神氛围的总和，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

旅游流系统作为旅游影响的动力因子，需要旅游目的地系统的响应才能对旅游目的地产生各种影响。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包括经济环境因子、社会环境因子和生态环境因子。（1）经济环境因子。它不但对旅游业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而且对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等也有着较大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产业集群、经济开放度、市场体系的完备性、外来投资、人力资本环境，资本环境，人文交流与信息环境，技术发展环境，社会及公共管理环境和特定的企业文化传统等方面特征。（2）社会环境因子。它为整个目的地的旅游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环境，是旅游影响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主要包括当地居民及地方文化、当地政府及相关组织、区位及可进入性、总体形象、治安、科教环卫等状况。（3）生态环境因子。它主要包括生物环境、土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岩石环境、声环境、光环境、放射性环境及资源状况等。

3.旅游影响规范因子模块――旅游制度创新系统

从区域层面来看，旅游目的地系统是一个自组织和它组织相结合的系统。自组织和它组织的作用力来自旅游制度系统。目的地系统在旅游流动力和目的地本身应力以及旅游制度创新系统的共同作用下，系统进行自组织和他组织的交织作用，不断发生演化，是一个从稳定――失稳――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旅游制度创新系统对旅游流的规模和特征以及目的地的响应不断进行规范，对旅游影响不断进行调适和优化。制度是与具体行为集有关的规范体系，它是由非正式的约束、正式规则和这两者的实施特征组成的[38]，旅游制度系统就是与旅游活动有关的行为规范系统，包括与旅游有关的政策、法律、政治规则、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经济规则、契约等。多种形式的旅游制度构成了一个系统，成为旅游制度系统。为了解决旅游业中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就需要不断进行旅游制度创新，构建旅游制度创新系统。

三、旅游影响场

旅游影响场是指旅游空间内各种旅游流在一定的作用方式下流通而形成的时空分配状态，它是一个时空分布的非均衡结构。在旅游影响的形成过程中，存在5种形式的旅游影响场，它们分别为经济场、信息场、心理场、引力场和生态场。

经济场的概念早在10年前就有学者提出[39]，在经济场中，经济主体是在有限理性和约束条件下通过成本效用分析和福利最大化原则来进行行为选择的，因此，经济流一般是从低效用向高效用的方向流动。由于经济场的作用，经济流导致了社会交换、乘数效应、外部效应、空间集聚、产业集群、产业结构变动、经济发展、就业增加、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现象。

信息场是信息的集合[40]。信息就是不确定性的减少或消除[41]，信息流通的本质在“信息差异”，信息流通过程是不断地消除信息生产者与信息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差异、隔阂、距离和信息误区的过程[42]。信息场的作用机制就是通过信息流通来减少或消除信息源与信息接受者之间所蕴涵的信息差异。旅游行为的本质就是摄取地理信息的过程[43]，是一个通过信息流通来减少或消除信息差异的过程。在旅游活动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两个信息源和两个信息接受者，旅游者从旅游目的地获取各种文化信息，同时，当地居民也可从旅游者身上获得各种文化信息，因此文化信息的流通是双向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信息源所蕴涵的信息量较大，代表落后文化的信息源所蕴涵的信息量较小，因此，文化信息流动的总的方向是从信息量较大的信息源流向信息量较小的信息源。

心理场是心理与物体之间形成的场[44]，是以人的心理为中心组合成的特定的场。空间事物的数量和排列以及属性、时间、群体人数和群体结构、个体经历、个体自然特征以及个体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点等都会对心理场产生重要影响。旅游目的地的任何事物都必然会影响到心理场，同时这个已经形成的心理场又反过来影响周围的事物。

引力场是物质世界在引力作用下的空间存在状态，引力作用是自然世界一种基本的相互作用，地球引力对自然环境的演化产生重要作用，如人、汽车、建筑、植被等对土壤的压力，从而影响土壤结构，并进一步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同时，社会经济物质实体之间也会产生引力作用，如城市之间、乡村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社会经济要素在引力场的作用下进行流动。

生态场是生命系统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而存在的一种状态，在生态场中，通过物质和能量的物理生化作用，在生态链的作用下使物质流动和能量流动与循环来影响生态系统的发展。生态链中的某个环节，或物质流动和能量循环中的某个环节发生了变化，就会使整个生态系统发生变化，从而对旅游目的地系统产生影响。通常，以上几种场是共同作用产生影响的，组成旅游影响场系统。

四、旅游影响生成机制分析

1.旅游流系统对旅游影响的驱动机制

旅游流是由旅游者的旅游需求和旅游行为所引发的，也是满足旅游需求和践行旅游行为的空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旅游流各因子的经济行为、空间行为、文化行为和心理行为在旅游影响场的作用下，对旅游目的地产生一系列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并实现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环境价值的增值和综合效益的最大化。旅游流系统对旅游影响驱动作用的强度、范围和特征是由各因子的流向、流量、流速、属性和组分等特征决定的，其驱动作用是通过旅游流的各种行为进行的。

（1）由于旅游流的经济行为，旅游货币流通过产业链流向旅游企业、当地居民、地方团体和地方政府，在信息场和经济场的作用下，引起旅游供求矛盾，促使当地居民增收致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进和生态环境演变，从而引起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的一系列变化。（2）旅游流的经济行为还伴随着旅游能流，如交通工具的废弃物、生活垃圾、排泄物等，在生态场的作用下，产生旅游生态影响。（3）旅游流与当地居民进行直接和间接交流的文化行为中，旅游者所蕴涵的信息流在心理场和经济场的作用下，进行信息传播和扩散，促使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演化。旅游客源地的旅游需求信息，通过信息场传播到旅游目的地，旅游信息流在引力场、信息场和经济场的作用下，引起旅游目的地供给的变化。（4）旅游客流和旅游物流的空间行为在引力场的作用下，对环境空间产生一定的压力，引起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变化。（5）旅游流的心理行为在心理场的作用下，影响着旅游动机、旅游需求、旅游消费、旅游体验以及与目的地的文化互动，其所蕴涵的信息在信息场、经济场和心理场的作用下，导致旅游供给内涵和形式上的变化，从而引起旅游目的地一系列变化。

2.旅游目的地系统对旅游流系统的响应机制

在旅游流践行旅游行为和在旅游目的地实施经济行为、空间行为、文化行为和心理行为过程中，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政府、旅游投资者、旅游经营管理者、当地居民、旅游媒介、其他相关团体与个人等利益相关者在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指导下，在利益分配机制和价值增值机制激励下，在各种旅游影响场综合作用下，在旅游信息的引导下，通过为旅游者提供行为空间和旅游供给，参与到旅游供给的各个环节，产生一系列对旅游流直接和间接的响应行为，改变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因子的时空结构，从而导致旅游目的地产生旅游社会、经济和生态影响。目的地系统对旅游流的响应的程度、范围和方式，取决于旅游流的属性和特征以及旅游目的地各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特性以及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特征(见表1)。

3.旅游制度创新系统对旅游影响系统的规范机制

旅游制度系统就是与旅游活动有关的行为规范系统，它的规范作用不是直接对旅游动力因子和应力因子模块发生作用的。旅游制度系统及其派生措施可降低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消除外部性、促进社会效率，通过界定旅游利益相关者权利边界和行为空间，支配着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规范着他们行为方式的选择，为行为绩效提供激励，改变旅游影响“场”中各个因子的数量、规模、强度和方向，影响旅游流的动力方式和旅游目的地的响应方式，使系统在新内外力的作用下打破了过去的混沌状态和无序局面，进入动态有序的开放系统运行状态中，促进积极影响，抑制或消除消极影响，从而使旅游目的地系统不断得到优化，使旅游目的地系统保持稳态，或向顶级系统发展，从而实现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效益最大化。这要求旅游制度系统必须保持开放性来降低系统熵值，防止内部的低水平自我复制，从外部吸收能促进增长和进化的动力，获得不断持续的制度创新（见表2）。

4.旅游影响的生成机制

旅游影响是在旅游影响动力因子、应力因子和规范因子在旅游影响场的作用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旅游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生态结构，形成一个旅游影响系统，旅游目的地系统与旅游影响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因此可把旅游目的地看作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旅游目的地各种旅游利益相关者在旅游流各种因子的行为驱动下，在旅游制度规范下，在旅游影响场作用下，产生各种响应行为，三者共同作用对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和生态产生一系列旅游影响。一旦旅游流的驱动作用与旅游目的地响应行为的辐合效应和旅游目的地系统不协调就会产生消极影响，这就对旅游制

表1 旅游目的地旅游利益相关者对旅游流的响应

度提出了创新的需求，使旅游制度变迁能对旅游流和目的地系统产生新的规范作用，旅游制度创新系统通过界定旅游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边界和行为空间、规范旅游利益相关者行为方式、改变旅游影响场中各个因子的特征与属性、影响旅游流的动力方式和旅游目的地的响应方式，使旅游影响系统的发展符合旅游目的地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以及生态环境系统的演化规律，从而实现“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也会对旅游流系统产生反馈作用，旅游者获得旅游体验和总体评价后，会影响今后的旅游决策，并产生口碑效应，从而影响旅游流系统的演化，并通过旅游流的演化进一步对旅游影响系统产生作用（见图1）。

五、结论与讨论

旅游影响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旅游影响动力因子模块即旅游流系统、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即旅游目的地系统以及旅游影响规范因子模块即旅游制度创新系统在旅游影响场的作用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旅游影响的不断反馈而生成的。因此，对于一个“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要分析三大旅游影响因子模块的特征及旅游影响场的机理，在此基础上，注重旅游影响评估，针对“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存在的问题，通过旅游制度创新系统来规范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改变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时空结构，优化旅游影响，促进旅游目的地系统良性演化。论文只对旅游影响的生成提出了一个研究框架，对于各种旅游影响场的机理、在旅游影响场作用下旅游影响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各种旅游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未能深入分析，这可能是旅游影响生成机制研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需要通过模拟方法建立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而且不同类型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影响的生成机制也会有所差异，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才能把握旅游可持续发展机理，以推动和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 论文研究的旅游影响是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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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学论文篇5

关键词：广义虚拟经济；灾后重建；旅游产业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674-9448 （2016） 03-0022-05

Abstract：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theory has a wide range for us to explain，it provides a certain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tourism value and builds tourism development theory system， travel decisions in the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the disaster areas to get rich，the richness of the tourism industry， and service of virtual sex also belongs to the category of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research.The article will further explain the general theory of virtual economy in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ourism.

Keywords： the generalized virtual economy， post-disaster reconstruction， the tourism industry

一、引 言

广义虚拟经济是指同时满足人的生理需求和心理需求并以心理需求为主导，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总和。它是一种立足于人类生活，面向人的全面需求，以人为本的和谐经济，其基本特征表现为二元价值容介态[1]。广义虚拟经济的产生，来自于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而来的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当人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时候，心理需求就会显得尤为迫切[2]。而旅游给人提供最多的就是心理上的满足感。如今，旅游属于广义虚拟经济研究的范畴，这是由它所具有的特征决定的。首先，主要要素不是土地，资源或劳动力，而是一个地区特有的自然或人文景观。其次，旅游给人们提供的产品是特殊，无形的体验。尽管旅游产业是实的，但其提供给消费者最终产品是虚的，这更加符合广义虚拟经济的特征。就其本质而言，广义虚拟经济是立足于价值再造，创造和交换满足人们心理需求的商品经济，是虚拟价值的价值量大大增加的经济[3]。广义虚拟经济是从人的精神需求出发，分析产品的信息容介功能，总结了价值进化及其发展规律，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视角[4]。旅游业是典型的广义虚拟经济部门[5]，可以开发的虚拟价值是无可限量的[6]，根据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旅游资源开发中应注重研究的心理需求，注重泛媒体的参与性、文化与生产的关联性，将传媒作为基础设施，将文化作为基本的原材料，将人力资本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7]。然而，旅游决策是指旅游者对旅游活动中大量的信息进行取舍，从而做出计划并付诸实施。综合旅游决策概念的共有特征和旅游的概念，从个人角度来说旅游决策就是指个人根据自己的旅游目的，收集和加工旅游有关的信息，提出选择旅游方案或旅游计划，并最终把选定的旅游方案或旅游计划付诸实施的过程。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旅游决策不像个人旅游决策那么简单，它指的是旅游产业发展的相关决定，即旅游政策[8]。旅游政策是以政府为核心的旅游公共管理机构为确保旅游产业的正确发展，通过广泛参与和连续决策以及具体实施等途径，平衡并协调各旅游相关部门和个人的利益、优化旅游公用资源的公共管理行为和活动过程；也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政府为实现旅游发展战略而制定的各种指导方针、条例和规章制度的总和[9]，是为达到规范旅游市场，提高旅游经济效益，并确保旅游者正当权益的目的而制定的一整套综合性的政策体系[10]。汶川地震后四川具备了推出灾害旅游得天独厚的优势，灾后旅游可以成为灾后重建的载体，并逐步成为支柱产业[11]。本文基于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立足灾后重建的情景，考察雅安灾后旅游的发展，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广义虚拟经济的应用。

二、雅安地区情况

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雅安，总的说来，雅安是一个生态资源禀赋特别丰富，城市生态建设发展较快的休闲旅游城市，同时，雅安在2013年经过7.0级重大自然灾害，经历了灾后重建。政府的对旅游发展方面的发展也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这就为我们研究政府在灾后重建过程中的旅游政策逻辑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一） 自然地理情况简介

雅安位于四川盆地西缘（图1），东边连接着成都、乐山、眉山等重要旅游城市，西边与甘孜藏族自治州接壤，南接凉山州，北邻阿坝州，以山地为主，是成都平原向高原过渡的地带，是著名茶马古道的起点和南方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也是现代中心城市与原始自然生态区结合、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结合的过渡地带。素有“川西咽喉”、“入藏门户”、“民族走廊”之称。雅安具有良好的生态资源，森林覆盖率达63.1%，植被覆盖率达82%，全年空气质量优良率达94%，空气质量达一级标准，具有“天然氧吧”之称。气候湿润怡人，常年气温在14到18摄氏度之间，降雨多，民间有“雅安天漏”的说法，被称之为“雨城”。素有具备最优良人类居住环境和生态旅游气候资源的区域之一。

（二） 社会经济状况

雅安辖区共有2个区、6个县，分别是：雨城区、名山区；荥经县、汉源县、石棉县、天全县、芦山县、宝兴县，面积15314平方千米，人口153万左右。2015年，是雅安地震灾后重建的第三年，也是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雅安交出了完美的答卷。实现了地区生产总值502.58亿元，增长9%，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完成灾后重建项目1949个，完工率90.2%；累积完成投资646.3亿元，投资完成率为90.6%；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0.31亿，增长10.7%；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25318元，增长8.1%；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10195元，增长9.9%。雅安特别注重以生态文化为基础的旅游业的发展，目前旅游业已经成为雅安强市、富民的重要途径。旅游业的发展对雅安市的经济结构调整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从表1中可以看出雅安旅游收入占生产总值比重逐年递增。计划在2016年达到旅游综合收入200亿元，旅游人次2000万的目标。

（三） 旅游资源及发展情况

雅安市旅游资源禀赋较好，拥有大多数城市无法比拟的生态景观和人文景观，在这里有以碧峰峡、蒙顶山、大渡河峡谷为代表的自然生态景观。同时，拥有多处部级和省级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达到63.1%。雅安具有的历史文化是雅安旅游的重要一块，拥有汉文化、茶文化、三雅文化、熊猫文化、红军文化等多种历史文化，众多历史文化的积淀和相互交织形成了现在雅安独有的文化旅游资源，满足了不同阶层游客需求，很大程度的促进着雅安旅游的发展。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为雅安的旅游产业发展增添了浓厚的文化内涵。

雅安作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2005年举办四川第三届旅游发展大会、蒙顶山国际茶文化旅游节后，又相继被评为全国青年最佳旅游目的地、生态城市、中国魅力城市、全省十大快乐城市，2007年开始举办一年一次的国际熊猫电影节、2008年推出大熊猫国际生态旅游线、开展熊猫故乡行宣传促销活动等。通过这些年的发展，旅游业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截至目前全市拥有5A级景区碧峰峡一家，4A级景区有上里古镇、安顺场、东拉山大峡谷、熊猫古城景区、周公山温泉、蒙顶山、云峰山景区、金凤山景区等13家，全市旅游收入节节攀升，到2015年已经占GDP的30.3%。

三、 震后雅安政府旅游政策分析

2013年4月20日又再次遭受了7.0级的芦山地震的破坏，这是雅安有史以来遭受的范围最广、破坏程度最大的一次自然灾害。雅安市8个县（区）全部受灾，死亡人数196人，受伤人数11470人，造成经济损失1693.58亿，是芦山、天全、宝兴三县2012年GDP总和的21倍，仅芦山县经济损失就达到了851.71亿元，是其全县2012年GDP的41倍，此次自然灾害使雅安市基础设施、生态环境遭受了严重破坏，直接导致2013年雅安旅游综合收入从2012年的79.65亿元降到70.7亿元，旅游综合收入占比第一次出现下滑，相比2012年减少了3个百分点。此次灾害对雅安旅游的影响超过了汶川地震，但是在雅安地震灾后重建的第一年雅安市综合旅游收入增长到108.6亿，增长53.6%，2015年继续保持40.2%的高速增长。

芦山地震发生之后，党中央、国务院迅速响应积极的开展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这次灾后重建最大的特点是党中央、国务院不再指挥灾后重建工作，而是依照2009年修订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救灾法》以及2012年修订的《国家地震应急预案》规定，由四川省政府负责灾后重建工作，党中央及国务院提供帮助和支持。在这样环境下2013年雅安结合自身的情况迅速的编制了《芦山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文化旅游专项规划》，开始旅游的灾后重建恢复工作，该规划的编制工作由雅安政府根据本市实际灾区情况和自身发展诉求编制而成，明确了雅安旅游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

在灾后重建的背景下继续重提“红色文化”、“熊猫文化”、“茶文化”理念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打造精品旅游区，构建“大熊猫生态旅游区”、“茶马古道历史文化旅游带”、“川西民俗文化旅游带”、“高山峡谷自然风光旅游带”的文化旅游整体布局，尤其是“熊猫文化”是地方的特殊，最后，形成以文化旅游为主导的产业体系，采取之前一系列的政策工具来进行旅游业的恢复重建工作。同时，为了满足不同层次的旅游需求，也为了响应国家新农村建设、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提出了“以农兴旅、以旅促农”的理念，发展生态农家乐、休闲养生等农村乡村旅游，以实现乡村生态产业、生活方式与旅游业的共同发展。在党的十会议报告中单篇论述了生态文明，雅安在这样的环境下重新提出 “国际化区域性度假城市”的理念，提出了“生态旅游融合发展试验区”的政策工具，挖掘整合公共文化、文化遗产和自然资源，统筹灾区生态、文化、国土、城乡建设、交通、农业、林业等要素，推进区域生态、文化、旅游业的有机融合。政府因地制宜地选择题材，打造真正的差异化情境，并辅之以一些现代工具和营销技巧，给灾后的雅安地区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经济创收的同时也极大的满足了当地居民的精神层面的需求。这是广义虚拟经济提倡的以人为本、可持续和谐发展观念。

四、结论

本文总结整理得到了雅安在芦山地震之后时期内政府旅游的政策话语逻辑，发现在庐山地震灾后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灾后重建旅游的恢复效果和对经济的恢复情况使我们认识到灾后旅游建设对当地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构建“大熊猫生态旅游区”、“茶马古道历史文化旅游带”、“川西民俗文化旅游带”、“高山峡谷自然风光旅游带”的文化旅游整体布局，不仅仅有利于旅游者对雅安文化的了解、学习；而且也有利于当地居民的业余文化的丰富，精神层面的满足。同时，雅安政府需进一步根据因地制宜以实际为根据，找出其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中的优势资源，给与其大力支持，这样对当地的旅游发展和经济发展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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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学论文篇6

[关键词] 旅游资源 保护性开发 内涵 要素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旅游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以人员流动为特征，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综合性大众社会活动。”现代旅游活动的日渐普遍，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了旅游地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与繁荣，但是，“一枚硬币有两面”，旅游绝非天生的绿色产业，如果开发与管理不当，旅游业在产生有利效应之时，也会带来不利影响。同时，旅游资源是“在自然和人类社会中能够激发旅游者旅游动机并进行旅游活动，为旅游业所利用并能产生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的客体”，具有脆弱性、易损性特点，如果开发利用不当，极易遭到破坏，且旅游资源不可再生，一旦破坏，覆水难收。因此，现代旅游活动的风起云涌、旅游需求的飞速扩张与旅游资源的脆弱性、环境承载能力的有限性形成了强烈反差，滚滚旅游潮流所产生的旅游垃圾、空气污染、水体污染、噪声污染、植被破坏、传统文化加速变异等一系列问题越来越突出。随着我国旅游业向纵深层次发展，全球面临可持续发展问题，以及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许多省份纷纷建设旅游大省和旅游经济强省等时代背景之下，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成为热门话题，引起了许多学科领域的学者及政府部门、企业人士、社会公众的关注，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这一提法随之而生。学者们从各自学科体系出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观点，但目前的研究还是比较集中于旅游资源的脆弱性及保护意义的讨论、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观念的强调、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辩证关系的论证、旅游资源保护与开发对策措施的探讨、旅游环境的保护等方面，而关于何为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这一基本问题的理论论述则很少涉及。在此，论文欲对这个问题谈谈本人的一些理解。

二、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的内涵

旅游资源作为旅游活动的客体和对象，是旅游业发展的首要基础。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是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和战略措施，这一理念直接源于生态旅游的保护性开发观点。生态旅游保护性开发理论认为：生态旅游作为一种以生态环境保护教育为特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造成负面影响为直接目的的旅游方式，最终目标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核心是对生态旅游资源的保护，强调环境的美化与优化，协调人地关系与人际关系；在保护和开发关系处理上，坚持保护是开发的根本前提，保护与开发融为一体。事实上，生态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是可持续发展理论指导下对传统旅游开发思想的革新，对其它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借助生态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理论的启示，将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概念界定为：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是以保护为根本前提，以可持续发展为最大目标，强调利用性保护，通过一系列科学方法对旅游资源所进行的开发与利用。因此，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理念具有以下内涵：第一，以保护作为旅游资源开发的首要原则和根本前提。在传统的旅游资源开发中，也提保护的问题，并把保护和特色、效益、市场等一起列为导向原则；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往往以市场和经济效益为先，保护则被忽视成一句空口号，很难落到实处，因此才出现了旅游发展中的诸多弊端和问题。而在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中，保护为首要原则和根本前提，诸如特色、效益、市场等其它原则必须居于保护原则之下，这彻底改变了传统旅游开发中 “保护”只能作为附属原则的地位。第二，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最大目标。可持续发展是人们在全球性能源危机与环境危机不断加剧等一系列现实问题下环境意识的觉醒，这一理论形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1987年布兰特夫人向第42届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提交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为标志，在这份报告中，可持续发展指“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构成危及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的发展”。根据unep《可持续旅游发展宪章》，可持续旅游（sustainable tourism）的实质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其目标体现为：让人们更加明白和理解旅游能给环境和经济带来的好处；在发展中维护公平；提高旅游地居民的生活水平；为游客提供高质量的旅游感受；保持上述几个目标所依赖的环境质量。在传统旅游开发、旅游经营管理的实际操作中，经济效益总是最重要的衡量指标和评价依据，而社会效应、生态效应常常是经济效益的陪衬。但保护性开发以经济、社会、生态三者的最大综合效应为衡量指标，以实现旅游业和旅游资源及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最大目标。所以，保护性开发必然成为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选择。第三，强调开发利用性保护。在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上，强调合理的开发、利用是积极有效的保护手段，强调通过合理利用来实现保护。即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是积极的、开放式的保护，是把合理开发利用作为保护与持续发展手段的理念，这与封闭、保守的绝对性保护不同。第四，拥有一个以保护性开发为核心构建起来的运作体系。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由旅游规划、旅游项目建设、旅游经营管理、旅游监测四个环节组成，使保护与开发得以紧密结合，且各环节都以“保护性开发、利用性保护”为指导思想，在管理上，借助法律政策、经济金融、科学技术、教育引导、社区参与等一系列手段或方式，以保证在实际操作中使保护得到真正落实。相比之下，在传统旅游开发中，缺少旅游监测环节和保护设施，并且，传统旅游开发以经济效益为首要原则和最大追求目标，再加之投资主体多元化，而政府宏观调控乏力，规划执行随意性大，所以，在传统旅游开发中，从早期的旅游规划，到中期的项目建设实施，再到后期的经营管理，都以经济效益为驱使动力，缺乏切实可行的保护方案和运作体系，科学利用与资源保护在政府、企业和旅游者三个层面上脱节。第五，开发过程前后联系、有机循环。传统的旅游资源开发一般由旅游规划、旅游项目建设、旅游经营管理三个环节组成，规划设计与建设开发、经营管理过程往往是分离的，这样，前期旅游规划中提到的保护问题很难在后期的具体实施建设、经营管理中得到落实，而后期经营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也无法反馈回规划之中，致使规划因难以重新优化而成为纸上谈兵。与传统旅游开发过程的直线僵硬程式化不同，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过程是一个前后紧密联系的有机循环体系，包括旅游规划、旅游项目建设、旅游经营管理、旅游监测四个环节。如图所示。

       

三、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的组成要素

从旅游角度而言，导致旅游资源受损的旅游因素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旅游者的认识和行为。旅游者是旅游活动的主体，旅游者长期不断的大量涌入，其表现出来的行为、意识及观念，天长日久之后，必然影响到旅游地文化生态。而旅游者在旅行游览过程中的不良行为或游人过量造成的旅游环境超负荷运做，将直接导致对旅游资源的破坏，特别是影视摄制组等团体旅游者的商业行为 ，其破坏性更为可怕，电影《无极》剧组对香格里拉碧沽天池的破坏，电视剧《神雕侠侣》摄制组对九寨沟景观的污染，乃典型案例。第二，旅游业及旅游经营者的认识和行为。旅游业的经济性必然使追求经济效益成为旅游资源开发与旅游经营管理的一大基本目标。所以，短期旅游经济行为与旅游资源的保护之间有一定冲突，但从长远看，旅游业的经济性与旅游资源的保护性是一致的。但是，在实践运作中，由于旅游经营者的素质不高、环境意识淡薄、法制意识淡漠、缺乏可持续发展远见等原因，旅游企业及旅游经营者一方面无法正确、深入地评估、诠释和表现旅游资源的价值与特色，导致粗制滥造的旅游产品及商业化旅游景观泛滥，另一方面，旅游景区点管理混乱，还有，因受丰厚经济利益的驱动，旅游企业不断过度利用旅游资源，甚至出现“杀鸡取卵”式违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掠夺性开发。第三，旅游地政府及旅游决策部门的认识和行为。我国旅游业是政府主导型产业，政府的认识和行为对旅游发展具有关键性影响。在我国，特别是在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缺乏科学的规划、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先进有效的旅游管理及监控，旅游教育、旅游认识与旅游发展速度脱节，故在旅游发展过程中难免一些问题与事故的发生，造成对旅游资源的破坏。此外，某些政府官员认识错误，未经科学论证与规划，就任意进行旅游开发，致使旅游资源惨遭建设性破坏或破坏性建设。如云南的某一部级历史文化名城，当地政府以所谓振兴旅游业、扩大旅游收入的名誉，拆除了该城最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街区，耗巨资建造所谓“清式风貌”民俗文化一条街，使珍贵的人文旅游资源惨遭毁灭性破坏。第四，旅游地社会公众的认识和行为。社会公众是旅游目的地旅游资源的主人与最终保护力量，其关于旅游业及旅游资源的认识和态度对资源与环境具有决定性影响。如以民族文化而言，其产生、传承、发展或衰退、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居民对其之认识、态度及实际行动。

因此，旅游资源保护性开发可归结为旅游者、旅游业、旅游地政府和旅游地社会公众四要素的组合。首先，对于旅游者来说，应注意环境意识的培养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尊重和珍视自然赋予的物质财富及人类创造的精神价值，让保护成为自觉行为，做到文明旅游。其次，对于旅游业及旅游经营者来说，应充分认识旅游资源的特点及经济价值，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谋求持续的投资效益；在旅游经营中，务必严格遵守相关法规与章程，不能只讲经济效益，而不管环境效应、社会效应和文化效应。再次，对于旅游地政府而言，应在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上，谋求可持续的三大效益协调发展；政府不能只注重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及脱贫效果，必须正确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关系，通过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等手段为保护提供有力保障，重视并协调好政府、企业、旅游者、社会公众的利益关系，同时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逐步提高全社会的旅游产业认识和环境保护意识。最后，对于旅游地社会公众来说，保护性体现在对家乡的热爱，加强环境保护意识，正确看待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正确认识资源及环境的价值与重要性，明确自己所负有的责任与合理利用的权利；并善待与尊重旅游者，营造良好的旅游社会环境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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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司金銮:中国可持续旅游产业理论问题探讨[j].旅游管理，2001（5）:29～32

旅游经济学论文篇7

过去的30年是中国旅游业和经济快速发展的30年，国家“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和山东省“关于提升旅游业综合竞争力加快建成旅游强省的意见”为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曲阜市也提出了“旅游兴市”的发展战略，后又更明晰的表述为建设“生态式旅游胜地、世界性儒学研究中心、现代化历史文化名城”，确立了旅游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龙头产业、支柱产业的地位。纵观曲阜旅游总收入和GDP的时序变化，可以看出二者持续增加的共同趋势。就世界遗产地曲阜市的现状而言，作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圣地，知名度享誉世界。一方面旅游资源优势突出，孔庙、孔林、孔府1994年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并拥有各类文物古迹300多处，其中有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存历代古建筑1300多间，古墓葬10万座，古树2万株，古代碑刻5000余块，各类馆藏文物达10万多件；另一方面曲阜作为山东省的一个县级市，行政级别较低，国民经济综合实力较弱，在山东省32个县级市中排名27位，虽然曲阜的经济增长较快，每年的增幅都在12%以上，但仍低于山东全省年均14%以上的增长速度，旅游业发展的经济支撑力较弱。在这样一个弱经济支撑的国际知名世界遗产地，旅游业和城市经济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关系？旅游业在这种互动关系中是否居于主导地位？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研究进展

国外对旅游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旅游乘数理论（Archer，Fletcher）；旅游主导型经济增长假说理论，由Balaguer(2002)和Dritsakis(2004)分别通过对西班牙和希腊的实证分析得以证明，但Oh通过对韩国的研究得到了与假设不一致的结论；出口驱动型经济增长假说理论（Ghali和Tosun分别验证了入境旅游对菲律宾和土耳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于区域差异的存在，一直以来旅游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还是个备受争议的焦点论题，到底是相互促进，还是相互制约，是双向作用还是单向作用，国际上一直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我国关于旅游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末，2010年起受到更多学者的重视，文章数量有所增加，研究方法日益多样。纵观二十几年的研究历程，旅游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有如下特征：在研究内容方面，二者的互动关系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包括从供给角度对旅游产业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王兆峰等，2009；查芳，2011；钟高峥等，2012）和从需求角度对旅游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张丽峰等，2009；孙虹乔等，2011）；从旅游市场类型角度对入境旅游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庞丽，2006；武春友，2010；黄伟力，2010；张晨，2009；蒋满元，2008；张丽峰，2008）、出境旅游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雷平，2008）和国内旅游市场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屠文雯，2008；赵磊，2011）。此外，还有单向分析旅游业对经济发展贡献的文章，通过测度旅游贡献率水平来衡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大小（周四军，2006）。在研究方法方面，不同于我国其他旅游问题的研究最初多集中于定性分析，我国的旅游与经济关系研究从一开始就大量使用定量分析方法，其中VAR模型及相关的协整检验和因果关系分析虽然2006年以后才逐渐被采用，但应用最为普遍（杨勇，2006；和红，2006；赵东喜，2007；黄伟力，2010；瞿华，2011；罗文斌，2012；张娜，2012；杨建明，2013）。其次是空间计量模型主要用来分析不同区域旅游与经济关系的差异问题（王良健，2010；向延平，2012），而早期的文章多采用相关分析和灰色理论来说明旅游与经济的关系问题（陶金龙等，2004），此外还有查芳（2011）利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从研究范围看，旅游业发展与当地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可分为国际层面（雷平等，2008）、国家层面（和红，2006；罗文斌，2012）、省级层面（刘长生等，2008；屠文雯，2008；张娜等，2013）、市级层面（陶金龙等，2004；刘桂玉，2008）四类，其中还包括对市辖区的比较分析，如麻学锋等（2012）研究了张家界两区两县及其与全区之间的旅游业与国民经济高增长之间的区域响应性和时间同步性。综上所述，学者们对旅游业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就全国范围而言，得到了旅游业与经济发展的长期均衡关系和双向因果关系，而就旅游业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定量分析则没有得到统一的结论，不同城市由于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发展基础等原因有明显的差异性，因此需要对不同案例城市的进一步实证分析。本文的研究意义在于：第一，已有的研究缺少从世界遗产地角度对旅游业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曲阜是我国45处世界遗产地之一，选择其作为案例城市对拥有优势旅游资源的国际知名的旅游目的地旅游业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研究。第二，现有研究案例选择的最小范围是地级市，缺乏对整体经济实力较弱的县级市这一级别城市的案例研究，曲阜作为这一行政级别的城市在产业结构、经济实力、城市建设等方面有自身的特征。第三，本文旨在回答拥有优势旅游资源和劣势经济环境的世界遗产地的旅游业与当地经济发展存在怎样的关系，是否有异于其他地方的特征等问题，为世界遗产地曲阜如何促进旅游业和经济的共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基于此现提出以下假设并进行论证：①旅游业和城市经济发展存在长期均衡关系；②旅游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互为因果关系；③旅游业对城市经济发展的贡献度大于城市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的贡献度。

三、数据来源与模型选择

1、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旅游收入是衡量一个地区旅游业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标，而GDP是表征一个地区经济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鉴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比性，本文选取1991-2013年曲阜市旅游总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两组数据来样本来验证曲阜市旅游业与城市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原始数据来源主要是《曲阜市统计年鉴》（1991-2013），数据的预处理分为两步：首先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旅游收入和GDP指标数据进行处理，然后对两指标数据取其对数，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异方差，LnTOUR和LnGDP分别代表旅游总收入和GDP的对数，ΔLnTOUR和ΔLnGDP分别代表它们的一阶差分。

2、模型选定VAR

模型是基于数据的统计性质，把每一个外生变量作为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造模型，是一种非结构化的模型，主要用于预测相互联系的时间序列系统以及分析随机干扰项对系统的动态影响。利用VAR模型测度旅游业与城市经济发展的关系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步骤。

（1）单位根检验。在分析旅游总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首先要对这两列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因为涉及两个非平稳时间序列变量之间的回归，可能会形成结果看上去非常好的伪回归(Granger&Newbold,1974),但是,如果在旅游总收入与经济增长两时间序列之间存在“一起漂移”或同步现象,则可能没有伪回归问题。判断时间序列的平稳性，Eviews提供了6种单位根检验方法，其中应用较多的是DF检验(Dickey-Fullertest)、ADF检验(AugmentedDickey-Fullertest，即增广的DF检验)和PP(Phillips-Perrontest)检验。本文将借助这三种单位根检验方法，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

（2）VAR模型估计。VAR模型由Sims于1980年提出并引入到经济学中，是用模型中的所有当期变量对所有变量的若干滞后变量进行回归，通常用于多变量时间序列系统的预测和描述随机扰动对变量系统的动态影响，它是一种非结构化的多方程模型，作为自回归模型的延伸VAR模型的分析重点在于变量之间的关系及变量的滞后结构。

（3）因果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主要是用来检验一个内生变量是否可以作为外生变量对待。它解决了变量x是否引起y的问题，即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过去的x解释，加入x的滞后期是否使得解释程度提高。如果一个变量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则称它们之间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

（4）脉冲响应函数。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当某一变量受到冲击时，也就是说受到干扰产生波动时，不仅会影响该变量本身，也会经由VAR模型的动态（滞后）结构，将这种干扰传导至系统内其他的变量上，其中，冲击或干扰就被称为脉冲。通过脉冲响应函数（ImpulseResponseFunction）分析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冲击对其他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轨迹，能够直观地刻画出变量之间的动态交互作用及效应。

（5）方差分解。方差分解的主要思想是将VAR模型中每个外生变量预测误差的方差按其成分分解为和各个内生变量相关联的组成部分，通过分析内生变量的冲击对用方差来度量的内生变量变化的贡献度，评价不同内生变量冲击的相对重要性。

四、结论及建议

1、主要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VAR模型，运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等方法研究了世界遗产地曲阜市旅游业和城市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短期内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曲阜城市经济也呈现增长态势，从相互贡献看，城市经济对旅游业发展的贡献较大，增长较快，得出以下结论：

（1）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曲阜市旅游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不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假设被拒绝。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最佳滞后期旅游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互为Granger原因，二者联系密切，假设?成立。

（3）脉冲响应函数分析结果显示前四期经济增长对旅游业的影响不仅是正向的，而且促进作用快速增加，而旅游业对经济起到先下降再上升的负向阻碍作用，滞后4期以后旅游业和城市经济发展二者之间存在持续的推动作用，只不过城市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的作用较强，而旅游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弱。从方差分解结果得出城市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的贡献作用显著，但相对间接，所以影响反映相对滞后。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的贡献作用相对直接，影响反应迅速但贡献度一直停留在较低水平。说明城市经济发展对旅游业的贡献度大于旅游业发展对经济的贡献度，假设?被拒绝。

2、政策建议

曲阜城市竞争力的提升以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前提，旅游业可以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支持，而城市经济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保证。曲阜市旅游资源优势突出，但旅游产业化水平较低，旅游的门票经济特征明显，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有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旅游业与城市经济发展不协调，未能实现良性循环。针对旅游业和城市经济发展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提高曲阜市旅游业的产业化水平，完善旅游产业链，充分发挥曲阜市旅游业的关联效应、波及效应和乘数效应等。首先，“孔庙、孔林、孔府”是世界文化遗产，必须依赖强大的旅游解说系统才能让旅游者体验到儒家文化的价值和魅力，同时加快寿丘大遗址、鲁故城大遗址、尼山大遗址等的规划开发。

第二，调整旅游接待业的行业结构，建设高星级接待设施满足高端客人的需要，引入知名饭店集团连锁经济档酒店品牌，打造“儒家文化”主题的私人客栈。再次，丰富旅游产品类型，增加旅游演艺娱乐活动，提升杏坛圣梦等的演出水平和影响力。最后，加快与旅游业相关的服务业、交通运输业等产业的发展。

第三，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传统产业，壮大优势产业，围绕旅游产业大力发展相关产业集群，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经济支撑力。

第四，充分发挥文化品牌优势，发展文化产业。通过部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曲阜新区文化产业园的建设，提高曲阜文化产业的规模和质量，以文化产业的发展促进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利用。

旅游经济学论文篇8

摘 要：

旅游发展作为经济增长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成为旅游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本文基于国外主流旅游经济学文献所认同的旅游发展促进经济增长假说(TLGH),从方法论角度,分别就这种假说是否存在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静态面板数据分析、动态面板数据分析与面板协整分析研究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基本思路是,在总结国外研究文献对TLGH研究优劣势的基础上,据此初步揭示出TLGH研究框架的基本路径,并对我国TLGH研究的理论拓展与实证分析提出了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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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旅游发展; 经济增长; TLGH; 研究综述; 国外

1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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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经济学论文篇9

关键词：旅游；社会文化；变化；影响

一、相关基本概念

旅游影响作为旅游研究板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行业内主要的研究对象是旅游经济、旅游物质环境和旅游社会文化三大类别。其中对旅游社会文化的影响主要针对旅游者（客）、目的地居民（主）和主-客相互关系的影响三方面。本文重点注重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的探究。文中所指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旅游对目的地居民的价值观、文化、民俗民风、种族信仰以及大众道德观念和生活质量水平所造成的影响。

（一）旅游目的地

旅游目的地是指以丰富的人文、自然景观为吸引力，具备一定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有目的地管理机构统一规划和管理，旅游企业可以从中获取经济利益，能够对旅游者产生吸引力的地区。

（二）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环境

旅游地的社会文化环境具有系统性，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单元，它所包含的范畴极其广泛和复杂：即在旅游的空间和时间系统范畴内所形成和存在的关于社会文化的实物形态和意识精神氛围的总和，他是旅游目的地的精华和魅力所在，是旅游目的地吸引力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重庆市的洪崖洞，以最具巴渝传统建筑特色的“吊脚楼”风貌为主体，依山就势，沿江而建，通过再现老重庆的真实写照，成为了重庆市亮丽的名片。一方面，展现了重庆市的山城文化，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当地劳动人民的建筑智慧这样一种社会文化内涵。

（三）旅游的社会文化变化

本文重点谈论的旅游社会文化变化是旅游在发展过程中潜移默化的一大现象，针对旅游社会文化的变化的主要论述对象是旅游目的地居民以及主-客双方的关系变化。

（四）旅游给社会文化带来的变化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各领域的进步已不再是单一的链条形式，同样旅游发展也不例外，更重要的是旅游作为综合性极强的产业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从旅游的本质来讲，旅游活动应当是文化性极强的活动，无论是旅游社自身观念与意识的改变还是目的地特有的价值观、道德观受到的冲击，这都是不可避免的。旅游活动的过程就是实现目的地与旅游者之间产品交换和消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两方的意识形态不同，对于目的地而言，则导致价值观和意识体系以及生活质量的变化，对本真的文化形态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旅游给社会文化带来变化的相关理论机制分析

旅游给社会文化带来变化的研究过程中形成了有机制的各种理论，其中发展阶段理论和涵化理论是影响比较大的理论。在本文的研究中另外还增加有社会交换理论，这一理论对旅游目的地社会变迁中诸多的新现象有较强的说服力。

（一）发展阶段理论

旅游发展阶段理论顾名思义就是指旅游目的地在旅游业的不同时期的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不同阶段的阶段性变化，这些变化中包含目的地旅游者数量和相关旅游产业的变化，也有当地经济的变化。

最著名的就是巴特勒的旅游目的地的生命周期理论，在他的理论中，将旅游目的地的演变过程依次整理为：探查阶段、参与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衰落或复苏阶段。

然而与巴特勒不同的是，多克西和密丽根则是从当地社区居民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多克西利用自己在巴巴多斯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尼亚加拉湖区的案例调查，认为旅游给目的地带来的变化可以根据当地居民对目的地旅游发展的角度来划分不同的阶段，提出“愤怒指数”理论，从他的理论中可以得到，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是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广泛遵循着某种成递进的趋势。

（二）涵化理论

当一个社会和另一个在经济上都比较强大的社会接触时，其中处于弱势的社会经常要被迫接受另一个强势社会的许多的社会文化要素，以上所谈到的由于两种强弱关系而产生的广泛的文化假借过程，被称之为涵化。

旅游活动从本质上看就是一项跨文化交际的沟通，作为外来旅游者到异地旅游只作短暂的停留，从表面看两者只做表面肤浅的沟通，并不存在涵化。然而单一旅游者停留虽然短暂，众多旅游者则会形成一个整体，影响的效应不可小觑。当两种不同的社会文化发生接触时，双方就可以通过“借鉴过程”来缩减差异，这样的“借鉴”过程并不对等，但是接触的过程中会受到双方关系的性质，双方的社会经济状况以及双方数量差异等一些因素的影响。

针对以上所讲的“借鉴过程”，比较常见的就是位于经济比较贫困的地区，往往这样的地区拥有发展旅游的潜质。因此，政府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改变地区贫困的面貌，就会通过改造目的地来适应外来旅游者的需要，不可避免的要用外来价值观和态度，这种看似自发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妥协和无奈。所以，当目的地社会受到冲击时，当地的社会文化就会被外来的强势文化所同化。

（三）社会交换理论

社会交换理论是古典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和心理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将人与人之间互动行为看成是一种计算得失的理的社会学理论，它认为人类的一切行为互动都是为了追求最大利益的满足。

从这个理论，可以汇集一点就是人们的社会活动就是为了满足自身的基本需求。对于目的地而言，发展旅游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获取经济利益，社会、心理需求在他们看来则是次要的；而对于外来旅游者而言到目的地是为了获取精神的享受，美的新体验，至于其他的文化交流都不是他们所要关心的。无论是目的地居民还是外来旅游者一旦交换完成以后，他们则会对所产生的结果进行评价，如果发现收益大于付出则会继续保持交换，但如果交换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将会减少或是退出交换。

三、导致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变化的因素分析

（一）旅游相对数量对旅游地社会文化的影响

在多克西的研究中，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和游客数量的增加，当地居民与外来游客间的关系要经历融洽、冷淡、恼怒、对抗的过程直至最后阶段。众所周知，目的地发展旅游能够解决当地的就业问题，并且可以增加当地经济收益。然而，更多的是旅游活动给目的地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之前所见到的环境影响是一方面，然而对于经过历史长期积累所形成的社会文化的损害无疑是一种伤害。

例如：游客相对数量的增加，旅游行为会侧面的影响到当地居民，来访的游客到目的地的大肆消费、以娱乐和游玩为目的的行为会让当地居民渐渐地产生享乐的思想，而影响当地长期传承的辛苦劳作的优良品德。人数的增多同样会影响当地治安的问题，更甚者则会提高目的地的犯罪率。

根据多克斯的发展理论可以得出，目的地的居民的心理环境容量会随着旅游地的相对人数增加与目的地人口最大容量的比列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动态的变化，当游客到访人数超过目的地的环境人口容量时，目的地居民就会产生厌恶的心理动态，从而导致整个目的地社会文化形态的变化。

（二）游客停留时间会导致当地社会文化的变化

游客到访目的地的游览时间是导致当地社会文化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目的地为满足游客游览过程的需要，当地服务人员将会受到比较固定化模式的培训，因为整体中体现出了一身的“僵硬化”、“模块化”的气息，久而久之本身所具有的道德意识将会慢慢变得商业化。另外一方面，从社会文化以及接受的形式来分析，有横向和纵向两个层面。所谓横向是目的地和旅游者在经济水平和所具有的社会意识形态基本同等的条件下，那么接受形式就基本属于横向流动的，但如果两者在以上两个方面的状态处于高低不等的情况，经济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对经济欠发达的地区社会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就形成“强加性”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如果经济水平比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带去比较先进的，新颖的社会文化，对于目的地来讲就是前进的契机；同时相应的一些游客的陋习和腐朽的思想、行为长时间的存在于目的地地区，无疑是一次社会文化的破坏。

（三）不同旅游类型构成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从游客的游览的目的分，科恩将游客分为五种类型：娱乐型、消遣型、体验型、试验型、存在型。娱乐型游客在旅游中寻求愉悦为主，不关心真实与否；体验型游客主要体验异地的不同生活和价值观念，主要寻求当地具有真实性的元素；消遣型与试验型，前者并不讲求真实性，属于娱乐和体验之间，而后者关心经历的真实性；最后的存在型一般属于生活中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旅游的目的是为了身份的彰显，讲求社会存在感。娱乐型的全身投入到游玩中，去享受游乐给自己带来的美的感受。这一类人会感染身边的人，带动身边的人，因此目的地居民受到观念的感染是存在的；消遣型与试验型一般会长时间的停留，随着时间的推移自身的习性就会毫不隐藏的暴露出来，长期以来会给当地的居民正常的生活带来诸多的不便，影响他们本身正常的作息时间，游客的接受程度也随之降低。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游客，来到目的地都会与当地居民进行行为和思想上交流、互动，对于目的地居民而言，价值观和行为指向会受到游客的思想和行为的表现的影响。

四、目的地社会文化变化的控制原则和方法

旅游的开发和利用从最根本分析，目的是将一个地方独有的特色展现给社会，因此目的地在发展旅游的过程中更多的应该保持原有的社会文化内涵和精华，尽量减少本土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导致自身的变化。为此，对于旅游给目的地社会带来的变化的客观存在，在后期的发展中应当遵循一定的控制原则，采用相应的措施，保护目的地社会文化。如何解决旅游给目的地社会文化带来的变化，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控制指导原则和控制方法，两者都以坚持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有计划、有目的，从整体着眼，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的有效措施。

（一）控制指导原则―坚持发展可持续旅游

可持续发展就是在发展的过程中要求在不损害其后展的需要的同时，满足当代人的生产、生活发展的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旅游要求充分利用旅游资源，提高利用率，保证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具体到控制旅游给目的地带来的社会文化变化，有如下的分类原则：

（1）全面原则：发展旅游坚持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有机统一，充分考虑当地的文化风俗、习惯，尊重居民的信仰。

（2）参与性原则：发展旅游关键在于各方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协作，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特别注重当地居民的参与性。

（3）保护性原则：旅游本身就是向外界宣传本地美的活动，同时为了发展的长远，必须切实地保护当地的社会文化资源，保证旅游质量的高水准。

（4）收益性原则：旅游的发展规划必须具有收益性，收益性是调动利益相关者的积极性的重要因素，从而有助于提高社会文化的质量。

（5）长远性原则：这是有效开展旅游的重要原则，从长远的目标出发能够延长旅游发展的生命周期，保证旅游的不断更新发展。

可持续发展作为旅游在发展过程中的指导原则，是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控制方面的指导思想。无论是维持或完善当前的旅游，还是进一步提升旅游的社会文化的质量都是长期不变的法宝。原则只能作为执行一项事项应当遵循的准则，更具体的解决目前的问题还需要相应的措施。

（二）控制方法―严格按照旅游社会文化规划开展旅游活动

旅游规划是在旅游开发时，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旅游开发的范围、步骤和措施等方面的计划。规划的制定有实地的调研，会吸收当地社区居民的参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旅游开发后社会文化的状况。旅游活动开展需要具有吸引力、凸显目的地个性、特征、文化，尊重当地的习俗和传统信仰。例如广西桂林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以山水圣地桂林山水美丽的阳朔风光实景作为舞台和观众席，以经典传说《刘三姐》为素材，集漓江山水风情、广西少数民族文化。集唯一性、艺术性、震撼性、民族性、视觉性于一身，是桂林山水的美再一次与艺术相结合的升华表现。一方面从视觉上把桂林山水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还深层次地挖掘出了壮族的民族文化。旅游地社会文化是当地发展的灵魂，致富的法宝，为文化能够保持本真，同时声名远扬，理应当尊重文化，顺应自然，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文化的保护。

五、总论

旅游是经济发展的朝阳产业，随着国民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旅游已不再是人们生活中的奢侈消费，因此旅游发展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较大的提升。然而旅游发展在给社会带来福音的同时也造成了许多不良的效应，两者同时存在于旅游中，并相互影响。为了促使旅游的发展更加健康、稳定和完善，还需要政府、各地旅游者、当地居民以及旅游企业的共同协作，共同监督管理；在旅游发展研究方面更应该通过深入、细致地调研和先进、创新的研究方法，建立完善的理论体系，以期为旅游地的发展战略选择提供理论参考和理论体系。（作者单位：长江师范学院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刘振礼，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影响及对策，旅游学刊，1992，（3）.

[2]刘赵平，再论旅游对接待地文化影响[J]，旅游学刊，1998，（4）：30-33.

[3]刘赵平，社会交换理论在社会文化影响研究中的应用[J]，旅游学科，1998，（4）30-33.

旅游经济学论文篇10

关键词：旅游经济； 收敛理论； 空间集聚； 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 F 59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75（2012）-06-0055-13

1 引言

旅游经济空间差异与空间格局的研究是区域经济学、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进入21世纪后，宏观的旅游经济空间差异问题日益受到重视（陈良文，杨开忠，2007），并成为当前旅游研究的热点（汪德根，陈田，2011）。1999年，“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12省（区、市）（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和广西）均把旅游业作为支柱产业加以优先发展和重点扶持（邓晨晖，等，2010），旅游业成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Jackson，2006；吴殿廷，等，2003）。同年，国家旅游局组织西部旅游考察后明确提出“西部大开发，旅游要先行”政策，优先在西部地区建设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国家旅游扶贫实验区和国家旅游度假区。10年来，西部地区旅游业的发展状况如何，有怎样的空间变化特征，哪些因素对其产生了影响等问题尤其值得关注。文献分析显示，当前相关方面的研究较少，鉴于此，本文分析西部地区不同省（区、市）旅游经济空间变化趋势及影响因素，并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若干政策建议。

2 文献综述

旅游系统是一个以非线性方式运行的复杂系统，其空间表达呈现出差异性（McKercher，1999），且具有时间维度上的动态变化特征，是不同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以往对旅游业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从理论综述的角度看，Pearce（1999）认为区域旅游供给的五大空间影响因素为：吸引物、交通、住宿、支持设施和基础设施；Prideaux（2005）将影响旅游的因素总结为：需求因素、政府因素、个人因素、无形因素、外部经济因素、外部政治和健康因素。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看，主要采用了三类方法：一是应用不同指数测算旅游发展的空间差异，包括首位理论、标准差、变异系数、泰尔指数、E-G指数、基尼系数等，如陆林和余凤龙（2005）认为，1990～2002年中国区域旅游经济的绝对差异在扩大、相对差异在缩小，其影响因素可归结为旅游资源禀赋、基础设施、区位因素和产业结构；邴振华和高峻（2010）的研究表明，长三角区域旅游产业已出现较强的集聚现象，这一趋势与经济发展高度相关；汪德根和陈田（2011）指出，2000～2008年中国旅游经济总体差异呈现缩小趋势，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可达性、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这一空间格局的主要因素。二是应用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家提出的本地市场效应模型、网络中心效应模型、核心—边缘模型等（Krugman，1980，1991；Krugman，Venables，1995；Fujita，等，1999）进行研究，如史春云等（2007）认为，四川省旅游城市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发育典型，空间格局的演变以聚集形、非均衡的极化作用为主，但扩散作用正逐步加强，交通、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城市规模、职能与城市化水平、区位是形成这一结构的主要因素。三是应用以Solow和Swan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增长收敛模型（包括σ-收敛、β-收敛和俱乐部收敛3种类型）等（Solow，1956；Swan，1956；Barro，Sala-i-Martin，1992；Galor，1996；Canova，2004）进行分析，如Wang等（2011）认为，1996～2008年中国不同省（区、市）间入境旅游经济存在收敛趋势，差异逐渐缩小，人力资本投入和第三产业比重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郭为和何媛媛（2008）的研究显示，1992～2001年中国四大区域（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旅游产业呈发散态势，而2002年之后呈现收敛态势，饭店业和旅行社业的区域收敛和发散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运用不同指数测算旅游业区域空间差异的研究文献最多，这一方法简单易行，能够比较清楚地观察到不同区域旅游经济的绝对差异、相对差异及其动态变化趋势，相对于定性分析，已有很大改进和提高，但容易割裂旅游空间结构变化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虽然部分文献引入了相关性分析弥补不足，但仍不能将旅游业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与之相比，借鉴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则能够解决这一问题，尤其是增长收敛模型，不仅可以揭示不同区域旅游空间结构的变化状态，而且能够有效测算不同影响要素的作用方向及大小。

关于西部地区旅游经济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刘春济和高静（2008）基于E-G指数的分析结果显示，1997～2005年，西北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程度呈现出正增长态势，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立案数、人口数量、铁路营运里程对这一趋势影响最大；而西南地区则表现出下降趋势，城市园林绿地面积、人口数量、铁路营运里程对这一趋势影响最大。邓晨晖等（2010）依据标准差和基尼系数的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旅游业发展不平衡且其不平衡格局相对稳定。这些分析为认识西部地区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益帮助，但相关研究仍显薄弱，尤其是西部大开发10年以来，这一区域旅游经济空间结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

就影响要素而言，尽管旅游经济空间变化的影响因素涉及方方面面，分析的角度可以不受局限，可从需求角度分析，也可从供给角度分析；可从微观方面分析，也可从宏观方面分析；可从一般性因素方面分析，也可从特殊性因素方面分析等，但这些要素基本可归结为旅游基础设施、旅游服务设施、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资源禀赋4类。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密切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旅游要素投入（Blake，et al.，2006）纳入这一范畴，因此，影响旅游经济空间格局变化的因素可从旅游要素投入、旅游基础设施、旅游服务设施、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资源禀赋5个方面考察。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借鉴经济学中较为成熟的收敛理论分析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12省（区、市）旅游经济的动态变化趋势，以及旅游要素投入、旅游交通设施、旅游服务设施、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资源禀赋水平对这一空间变化的影响，以达到完善区域旅游经济空间变化分析框架、探讨不同旅游要素影响作用方向及大小、深入认识西部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的目标。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