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文化论文十篇
时间：2023-04-05 10:54:30
晋商文化论文篇1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晋商；管理熵；管理耗散结构
一、 引言
近年来对晋商兴衰与其文化关系方面的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影响的积极文化因素，这方面的研究众多。如陶宏伟（2008）认为晋商文化主要概括为唐晋遗风的管理思想、崇拜关公的商业伦理、源于地缘贸易的创业精神和乡土轴心的理财理念、人本思想的企业文化；白明东（2009）认为晋商商业伦理有崇尚儒学、尚义求利、以诚为本、崇商敬业、自强不息；欧人（2001）认为晋商的商业伦理精神包括吃苦耐劳、以义制利、富而不奢、崇奉关公、乐业敬业；周玉萍等（2003）将晋商商业伦理道德的基本规范概括为诚实经营、讲求信用、爱国济民、同业互助、谦和礼让、严谨陋习等；陈晓荣（2011）认为晋商文化表现在诚信文化、创新文化、重商文化和勤劳智慧等；刘建生等（2003）认为晋商以乡土关系为核心的价值观念是其号规和管理制度的基础。另一方面是影响晋商的消极文化因素，贾丽平（2005）认为晋商文化中的缺乏竞争、缺乏创新、认知危机、缺乏独立的商业人格、人治传统因素是导致晋商衰败的消极因素；张志文（2009）认为晋商创新的停滞导致其衰败。另外，晋商的衰败是处在清朝末年国势衰微、帝国主义对华进行侵略和掠夺、官府腐败不堪的特殊时期，有学者结合当时的历史社会背景和复杂的内外因素进行了研究，刘建生等（2003）认为官商结合策略对其商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高春平（2007）认为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是晋商衰亡的直接原因。
本文认为，传统文化对晋商的兴起和衰败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传统文化观念是相对稳定的，但在不同的历史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影响却不同。本文以管理熵和管理耗散结构理论为基础，结合内外部因素，研究传统文化在晋商兴衰历程中产生的影响，为现代本土企业的文化管理提供借鉴。
二、 管理熵和耗散结构理论
熵定律是热力学第二定律，是德国物理学家Clausius在1865年提出的。热力学第一定律说明能量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变到另一种形式，是守恒的、不灭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则进一步说明，能量的转化只能是不可逆转地向一个方向转化，即从有效的状态到无效的状态，从可利用的到不可利用的。熵，就是指这种不能再被有效利用、不能再被转化的能量的总和。将熵的概念引入系统科学，熵指的是系统中无序的混乱的程度，熵增就是系统的紊乱程度增加的过程。
将熵的思想引入管理科学中，得到管理熵。管理熵理论指出，任何一种管理的组织、制度、政策方法和文化，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组织系统运动中，总是呈现出有效能量逐渐减少，无效能量不断增加，而且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这也就是组织结构中管理效率递减规律。组织文化管理作为一种管理方式，也符合熵定律，即组织文化的效率递减规律。
组织为了抑制内部的熵增，必须不断从外界引入负熵，这样才能使组织自身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由无序趋于有序。在负熵输入低于熵增时，组织趋于无序化；当负熵输入不断增加，组织趋于有序化；负熵的输入超过一定值，组织实现了从低层次有序向高层次有序的演化，形成了耗散结构状态。
耗散结构理论是比利时物理学家普里戈金（I. Prigogine）提出来的。他认为一个原理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与环境不断的交换物质和能量，在一定条件下会由无序到有序，新的结构和新型的组织就会自发地形成，这种自发形成的有序结构称作“耗散结构”。将耗散结构理论引入管理中，形成了管理耗散结构，指一个远离平衡态的管理组织，不断从外部环境中吸取能量、物质和信息，使组织内部各单元产生相互作用以增加负熵，使之大于组织内部的熵增，从而使管理组织有序度的增加大于无序度的增加，在一定条件下，形成新的有序结构和新的组织。耗散结构的组织能够快速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实现持续发展。
因此，根据管理熵和管理耗散结构理论，组织内部的熵增和外部能量的吸入是组织发展的内在动力，这两个过程同时存在，负熵输入与熵增对抗的结果决定了组织文化管理的效率是增还是减。
三、 晋商兴盛时期的耗散结构
1. 晋商内部的传统价值观。晋商的价值取向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精髓的“仁、义、礼、智、信”内化到山西商人的思维和行动之中，是他们初创时期经营和管理思想的文化底蕴。我认为在晋商中，传统文化表现最突出的是自强不息、地缘乡土关系、诚信仁义和忠君事国。
自强不息的创业精神。在初创时期，晋商极富进取心，坚忍不拔，吃苦耐劳，自强不息。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山多而地少，气候干燥而多雨，十年九旱，很不利于农业生产，恶劣的地理环境磨砺了山西人吃苦耐劳、不畏艰险的精神品质，并且对山西人“走西口”投入茫茫商海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支撑着山西商人客服重重艰险，坚韧向前。晋商大多是白手起家，一步一步走向成功，他们开拓了西北、蒙古以至中俄恰克图的贸易，经历了过草原、越沙漠、顶烈日、冒严寒的艰难，凭着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开拓了通往沙俄的贸易之路。
地缘乡土关系。晋商用人的基本原则是雇佣同乡而不用亲戚，他们认为“同事贵同乡，同乡贵同心，苟同心，乃能成事”，通过合伙经营、会馆等组成以乡人为主的商帮集团，形成了一个“本地人”的范围。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掌柜负责制、职工薪金制、人身顶股制、同业之间的“相与”关系等都从不同侧面体现了晋商基于地缘乡土关系之上的经营管理机制。
诚信仁义。晋商以“诚信”著称天下。在经营活动中，晋商信奉关公，把关公的“诚信仁义”作为规范商业行为的指南，以关公的“义气忠心”作为凝结同乡的精神支柱，以关公的不取不义之财的气节训练约束同籍商人，不仅“重廉耻而惜体面”，并且将“严守信誉”，形成良好的商业道德。如果企业间、行业内有人失信，则亲友指责、乡人鄙视、同行不齿，并难以再在行业内就业。可见，晋商的诚信制度，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非正式关系基础之上，带有比较浓的人彩，是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约束机制。
尊奉儒家“忠君事国”思想，恪守“廉商诚贾，以义制利”。清王朝大规模的军事活动许多得力于晋商的赞助，山西票号为清政府汇兑官款、解缴税款、捐纳酬饷等，清王朝则给晋商种种经济和政治特权。晋商鼎盛时期，做了很多行善的义举，诸如兴办或捐助教育、修桥铺路、赈济灾民等。晋商的这些义举显然传承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思想，同时在精神上也有以为君王“勤王事”引以为荣的价值取向。
2. 晋商与外部环境的能量交换。晋商注重对外部环境的把握，在外出经商的开放系统中，不断地与环境进行信息和能量交换，使负熵流入，晋商组织从低级向高级演化。
经济上，充分把握外部经济环境。明朝以来，为了稳定和巩固统治，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修养生息的政策，商品经济异常活跃。明朝的开中制的实施，使晋商获得盐业的专营权，为晋商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 边境贸易更是日趋活跃，晋商远涉戈壁、沙漠，几乎垄断了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
地理上，善于利用优越的地理条件。山西居天下之中，向北、向南、向东北以及向东南方向的对外交通都比较方便，水陆交通畅通，又与长安、开封、北京相邻，使山西有明显的外向型经济联系特征。同时，山西又与边塞接壤，成为与边塞少数民族通商的必经之地。因此，山西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为山西商人开辟通商渠道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之，晋商利用了外部环境的有利条件和内部的传统文化价值观，通过自我学习和自我改造，晋商独创了经理负责制、学徒制、人身顶股制的资源管理和激励制度、订立严格的号规和账簿制度，并实现了财东和掌柜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两权分离”。后来，为了适应地理跨度巨大的贸易，创办了“山西票号”，避免了现银交易的不方便、不安全，使原本凝滞的商业血液顺畅起来，积累了大量财富，缔造了“山西票号”强大的金融帝国。这正是耗散结构理论中，通过外部要素结构和内部要素结构的互动关系，外部能量的负熵输入大于内部的熵增，使晋商的内部系统逐渐从无序走向有序，形成耗散结构，缔造了晋商的辉煌历史。
四、 晋商由盛转衰的熵增表现
1. 官本位思想渐趋强化。明朝初年，山西商人北到西伯利亚、莫斯科，南到香港，东跨日本海，西到伊犁、喀什噶尔，形成了“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之势，缔造了商界的奇迹。早在明朝时期，晋商利用明朝的开中制获得盐业的专营权。到了清朝，顺治帝御封晋商为内务府的“皇商”，迅速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商帮。
随着与清政府关系的日益密切，到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命运，直接影响着晋商的兴亡。山西票号一开始做汇兑业务，只汇商款，不做官款，“款不分巨细，客不分生熟，只要汇兑、存款都给办理，并且办业务不分昼夜，随到随办，给予充分的便利”。但19世纪50年代以后，清政府支持票号汇兑官饷，晋商的业务方向也逐渐转向政府，“对普通商人和百姓的小额存、放、汇业务不看在眼里，限定汇额非500两以上不办”。晋商成为清政府的财政支柱，而对工商业的贷款则淡出了票号的主营业务。
官本位思想渐趋强化，垄断带来的巨大优势，使晋商脱离了商品经济的基础，失去了竞争的推动力，对竞争性环境反应迟钝，丧失了祖辈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无法在激烈的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这是晋商内部熵增的具体表现。随着清王朝国势日下，受到清政府的巨额欠款无法归还、国外银行的冲击、各种军费摊派、政府盘剥课税日重等因素的影响，晋商组织内部向无序发展，外部负熵吸入枯竭，走上衰败之路。
2. 狭隘的“乡土地缘关系”制度。晋商的用人制度是以“乡土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其人员组成是以乡人为主，用人主张是避亲用乡。避亲，用人时回避亲戚，包括财东与掌柜也不能用自己的亲戚；用乡，即用人时用本乡人，排斥外地人才。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在许多企业里，广泛吸收和引进各种有用人才，打破了地方观念，其中也不乏任用外籍人士的现象。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晋商的用人仍然坚持用本地人，不用外地人，这就限制了用人的范围，使晋商不断地近亲繁殖，缺乏新的思想和方法的引进、交流，发展带来严重弊端，逐渐地失去了活力。
同时，以乡土地缘关系为基础形成的诚信制度只限于企业内、行业内，而企业外、行业外，市场上却缺乏正式制度的保障。在晋商发展后期，出现了有的经理伙友携款潜逃，有的提款供自己使用，使得以乡土关系和诚信义利等原则建立的管理制度遭到破坏，传统文化受到全方位的挑战。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尤其20世纪初现代金融业的兴起，外国银行进入，现代市场逐渐形成，需要良好的法律和制度来保证其运行，以正规的制度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但在晋商的商号中，其规章制度并不是完全按照经济规律制定的，而是受到了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使得晋商在经营过程中人为因素过重，体现出浓厚的人治色彩，无法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的外在环境。
3. 信奉“以末起家，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晋商遵循小农经济的传统观念，信奉“以末起家，以本守之”，将全盛时期获得的大量商业利润用于营造华美的庭园宅院和购置良田，或者将银子窖藏于地下，或者奢侈消费。他们追求“守成求稳、知足长乐”，导致创新精神不足，不能开拓新的活动区域和经营项目。只有少部分山西商人将商业资本投入产业资本，大部分晋商没有兴办实业进行资本投资，以化解风险。
清末，在外商入侵，西方现代银行制度和企业组织形式传入后，在这一严峻的挑战面前，晋商仍固守原有的经营方针和管理制度，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对改革呼声的漠视，创新的停滞，最终使自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4. 对“诚信忠义”的盲目坚持。清朝末年，随着一系列内外战争和巨额的赔款支出，清政府的财政拮据，山西商人的捐输、报效支出则急剧增长。在鸦片战争赔款中，山西捐商共捐银200余万两，占整个战争赔款的14%以上。清朝覆亡，天下大乱，讲求诚信的晋商在如潮的挤兑中耗尽了最后的元气。例如大德通票号，中原大战阎锡山战败，发行的晋钞不断贬值沦为废纸。面对储户的挤兑，当时最大的票号之一——大德通票号决定坚守诚信，按照新币折兑给储户，几乎把全部积蓄都投入到“义赔”之中，最终造成三十万两白银的亏空，后来悄然歇业。
商业经营就意味着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但在传统道德观念下，人们把过多地强调经济利益认为是人的品质问题，这种观念上的局限性使晋商在外部大环境急剧变化的情况下，为维护信誉忽视了经商之本，从而导致商业经营的彻底衰败。
总之，晋商在经营管理上对一些过时的、封建的传统观念的坚持，使晋商无法建立适应性更强的“耗散结构”形式。当外部环境受到巨大冲击时，原有的部分价值观、经营理念不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熵增；而管理者受到已有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因循守旧，产生熵增。系统内部的熵增大于外部能量的负熵吸入，导致管理效率的下降，最终晋商的衰败也就成为了必然趋势。
五、 晋商的兴衰对我们的启示
对传统文化既要继承，又要发展，减少内部熵增。美国管理学家德鲁克说过，管理越能利用社会的传统、价值与信念，则管理的成就就越大。中国文化传统作为历史的积淀，已经内化到中国人的思维意识中，而商业运作及经营管理规则的选取也必须符合内部各成员的价值取向和心理认同。晋商文化对传统文化既有继承，又有发展，不但继承了传统文化中艰苦奋斗、诚信义利的价值观，也改变了“重农抑商”的观念，形成了新的“学而优则贾”观念，并将“舍利取义”发展为“先义后利”，这些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都有利于晋商的创业和兴业。但在经商与官府的关系中，他们信奉官本位的思想，无法抵挡垄断带来的高额利润的诱惑，导致失去创新力而走向衰败。因此，在企业文化管理中，要做到对传统文化观念“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产生熵增的旧观念、旧思想，使企业保持与外部的信息交换，增加企业的活力。
注重管理层的观念更新，减少内部熵增。晋商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妄自尊大，保守僵化，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没能做到超越自我而寻求新的发展机遇、开拓新的经营领域，而是囿于传统，固守旧的行业，从而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发展机遇。因此，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必须培养企业家和管理人员勇于进取、开拓创新的精神，注重更新观念，时时与外部环境的保持一致，减少内部熵增，有利于负熵流的引入。
注重外部环境的负熵流。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要有敏锐的感知力，随时关注外部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并能够根据外部信息、物质、能量的输入迅速地调整内部结构，引入负熵流，使组织向有序状态演化，抓住机遇，顺势而动，引导企业朝着目标方向迈进，努力保证系统的熵变为负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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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项目号：13YJC630036）。
晋商文化论文篇2
关键词：晋商 人才培养 借鉴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4）03（c）-0223-01
晋商之所以可以数百年常胜不衰，其精髓就在于组织管理，它不仅效地调节了纷繁复杂的劳资关系，还这有效地解决了人尽其才的问题。在企业的人才培养方面晋商形成了一套严格而又灵活的员工选拔、培训、薪酬、激励、任免和日常行为管理制度，能够知人善用任人唯贤。晋商在用人制度方面所提出一个结论，就是“得人者昌，政界固然商界何不然”。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出晋商对人才的重视程度。晋商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商业精神很值得我们去探索，对我们社会企业发展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本文通过剖析晋商选人、用人、育人、治人四方面的文化理念，希望通过这种分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企业人才培养开发使用提供有益的借鉴。
1 选人
为了商号的发展壮大以及保持长时间兴盛不衰，晋商非常注重人才的吸纳和培养。他们不仅在挑选商号的掌柜时很严格，而且在对店铺的员工和学徒的选用也是一丝不苟，慎之又慎。商号里的员工大多是从学徒做起。晋商选择员工，规定很严，在年龄、身高、仪表等方面都有要求。例如，学徒的年龄必须在15至20岁左右，身高务必165厘米左右，五官端正，仪态大方，品质要高尚，有清白家世，擅长珠算，精通楷书，要懂礼貌，能吃苦，不怕出远门等。有些商号招员工很苛刻，非本县本土的人不要。仅有这些条件还不行，学徒要进入商号还必须有亲朋担保，并通过一番考核。考核内容一般是由商号经理当面测试，包括智力、文化等。这些流程结束以后，通过考核的人，就会在黄道吉日“进号”。晋商把对员工的培养和教育，看做是关系自身生存发展的大事。
2 用人
晋商经过对员工的选拔和培训，使得员工拥有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但是员工的主动性、责任感、归属感、忠心和道德觉悟等，都是在用人的过程中深化巩固的。晋商在用人方面遵循“不徇情，不蔽贤、不遗久，敦古道也”的原则。晋商深知唯才是举、适得其才、任人唯贤、避亲不避仇的道理。如何用人决定着企业的兴衰成败，也是企业高层管理者的基本职能之一。晋商也深知其中的道理，他们的用人原则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而掌柜则以“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行为准则来回报东家。双方经过有限的管理、果断的授权、良好的双向沟通、充分的信任和重视等手段使商号实现了长远性、整体性、全面性和战略性的高度统一。晋商十分重视用人，而一旦选准了谁，就给其绝对发挥经营自。因为他们都清楚一个道理：自己所有的人都是有能力的人，他们不仅要把自觉的能量发挥出来，而且还要让他最大限度的发挥能量，这就是最大限度地给他自主自由。如《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在遭到朝廷圈禁后，不仅平时不去商号，而且账期末有时也不去号里，只是让掌柜拿着账本去乔家堡的乔家深宅大院里来汇报经营情况，乔致庸只是听听而已。正是因为晋商的放权和信赖才使得他们比其他商人利润丰厚，在取利和放手之间，成为一种响应，即：放权越多获利越大。
3 育人
在育才这方面，商家有着智力投资，开办商业职业教育的传统。晋商的商号对员工的培训，通常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职业道德方面的训练，二是业务技能方面的训练。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除了重心意、除虚伪、节、敦品行、贵忠诚，还有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幸辛苦、戒奢华等。有的商号，还特地把学徒派往繁华的商埠去参观学习，实地考察其品行。业务技能训练，主要内容包括珠算、习字、抄录、写信、记账等，除此之外，还要学习蒙、满、俄等语言，熟悉商品的性能，收集银两的成色等。山西至今化流传着这样的习商谚语：“十年寒窗靠状元，十年学商倍加难；忙时心不乱，闲时心不散”；“快在柜前，忙在柜后；任由站相，货有摆样”。由此可见，当晋商的学徒是不容易的。晋商的许多著名的商号能够保持数百年不倒，就是仰仗学徒制培养出的优秀人才，帮他们打天下，保天下。“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数十年”，每一代都有很多优秀的人才，使晋商商号保持良好的经营势头。所以，晋商商帮能够维持数百年的辉煌，其学徒培训制，实在是功不可没。
4 治人
治人就是企业通过各种成文或不成文的制度，对员工进行规范和约束。
首先，晋商商号由一套严格的商号制度和行会纪律，来约束员工言行。如商号处理各封号与总号之间的关系，业务经营原则、对员工的具体要求等，不论掌柜、伙计、学徒必须遵守。这是通过制度来规范约束人的，属于内部约束。晋商商号的所有业务管理、员工待遇和经营纪律等方面的制度，都是由号规来确定的。商号的经营管理规章，俗称“号规”。商号的号规，一般是以票号的名义制定的，也有的是以东家和大掌柜的名义联合制定的。从内容上看，商号号规由一系列的措施和相应的管理对策和商号内人员严格的管理和工作纪律这两部分组成。
其次，地处中国内陆的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里民风淳朴，尊礼尚儒。晋商在经营中更是激励推崇“利以义制，名以清修”的“诚信义利”伦理道德。在长期的经商实践中，晋商遵循诚信为本，反对坑蒙拐骗、缺斤短两等商业欺诈行为，坚持童叟无欺，公平交易。在晋商业务发达之时，获利自是十分丰厚。但晋商都普遍重视自律和节俭，力戒骄奢之气。这对于创业者来说是容易做到的，但他们对后辈的教育也特别强调这些方面。对于传统的勤俭持家，吃苦耐劳等都给予十分的重视。所有这一切，对于晋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持续地转达是十分有益的。
当今社会，人才培养己进入大众时代，企业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发展，而是倾向于追求高素质人才以提高企业文化，在教育制度大改革，企业激烈竞争，经济高速跨越发展的今天，企业更愿意使用现成的人才而不注重培养现有资源；学校培养人才更注重理论的探索，而远离了社会企业的需求，这之间产生了许多矛盾，造成了部分企业无人可用，而数量可观的大学生就业困难，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现在中国的一个社会问题，如果不合理解决甚至会影响到国家和社会的安定和谐，怎么才能让人才体现更高的实用性和实效性，完成让学生在校所学与企业实践有机结合，节约教育与企业成本，形成一种“互惠互利”模式，通过深入研究晋商的人才培养模式，将会给当代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与培养方面带来更多变革性的启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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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文化论文篇3
论文关键词：产权安全，晋商，兴衰
一、前言
明清时代的山西商人纵横捭阖，一度执全国商业、金融业之牛耳，票号做到了“汇通天下”，在中国商业金融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影响深远，在经营管理、经营文化、金融贸易运行规律等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深掘的文化宝藏。研究晋商的兴衰，有着重要的学术和现实意义。
学术界从外部环境变化、政府作用、文化角度、行会角度等各方面对晋商的兴衰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同时也重视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权关系的研究，然而目前的研究中还缺乏系统的从产权制度变迁角度对晋商的兴衰进行的分析和研究，对其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中产权安全的分析和研究更为空缺。本文围绕产权安全从其产权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晋商的兴衰进行详细的分析。
二、关于晋商兴衰研究的文献分析
关于晋商研究的发展由来已久，最早的有日本学者的《支国那经济全书》、《清国商业综览》。20世纪20年代马寅初关于晋商和票号的许多文章发表在《东方杂志》和《银行周报》上。张正明的《晋商兴衰史》是较早系统的对晋商的兴衰进行研究的著作。黄鉴辉在《明清山西商人研究》中对晋商从乾隆中后期有盛转衰的过程和原因进行了分析。刘建生等著的《晋商研究》，从经济、自然、地理、政治及思想观念方面对晋商产生与发展做了详细分析。王明星的《晋商走向衰败若干原因分析》探讨了晋商衰变的三个原因，即没有投资与新式产业、票号中心没有南移至上海、不能开拓新活动区域与经营项目。孔祥毅在《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中认为，票号的退化是晋商衰亡的根源。刘可为（1997）认为经营方针的摇摆、对竞争环境的反应迟钝、与封建政府过于紧密的联系是其衰亡的原因。
近年来研究则注重从单个角度，并运用相关博弈论工具进行研究。刘建生等（2008）从信用制度与变迁角度对晋商兴衰进行研究。葛贤慧分析了传统文化对晋商信用体系的影响，在《商路漫漫五百年——晋商与传统文化》中指出，山西商人依靠黄土文化赋予的吃苦耐劳、坚忍不拔、诚信笃实、刚健有为的精神，走出了一条创业进取之路。杨艳红的《文化、伦理与社会秩序——以山西票号为例》强调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孕育出“利以义制”的商业习俗与经营制度。刘鹏生在《晋商信用的博弈论分析》中强调了会馆、行会等外在约束对守信与守信的最优组合的作用。丰若非、任凯的《运用博弈论原理分析晋商信用制度变迁》强调运用博弈论工具分析晋商的信用体系，从多方面深刻阐述了晋商信用制度变迁的深刻含义。
学术界从外部环境变化、政府作用、文化角度、行会角度等各方面对晋商的兴衰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也重视其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权关系的研究，然而目前的研究中还缺乏系统的从产权制度变迁角度对晋商的兴衰进行的分析和研究，对其产权制度变迁过程中产权安全的分析和研究更是十分欠缺。本文将围绕产权安全从其产权制度变迁的角度对晋商的兴衰进行详细的分析。
三、晋商兴衰简史
晋商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商业文化，被誉为中国最成功的商帮。从梁启超的话中可略见一斑，“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一对。独至有此历史（就是山西的晋商），有基础能够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人，鄙人常以此自夸于世界人之前”。
山西商人历史悠久，远迄两汉就有记载，但真正兴盛起来，并成为国内著名的商帮，则始于明代，盛于清代。晋商的兴衰可以简要分成如下几个阶段：
（一）盐商阶段
明朝开国时期，为了防止北方的匈奴侵犯，北方边防驻军90万人，30多万军马，并分成9个边防站，其中有4个在山西省。为解决边防粮草供给的问题，明朝制定了“开中制”[3]的制度。就是鼓励商人运粮草到各个边防站，然后政府给他一个盐引[4]。拿到盐引之后，商人可以到产盐区去换盐。由于当时产盐的技术不到位，盐业利润丰厚，换了盐之后，可以立即倒卖。这种环境下，山西商人凭借其地理上的便利条件[5]，囤积大批粮食运到北边，拿盐引换河东盐[6]、长芦盐、山东盐。此阶段可以称之为山西商人的初步发展阶段。
（二）全面发展阶段
明朝灭亡，清朝建立后，由于清朝创建者为满族人法学论文，其历史上与蒙古之间关系相对密切，且两族可以通婚，北方相对安宁。当时北方产人参、貂皮、灵芝，南方产铁锅、盐巴、茶叶等。南北方的贸易结点便在山西，山西商人得了清朝的地利之便，另外由于北方没有战争等外患，于是便开始大规模贸易。清朝时，山西商人垄断了中国北方的贸易和资金调度，还开拓了国际市场，不仅插足整个亚洲地区，甚至把触角伸向欧洲市场。在莫斯科、彼得堡、朝鲜和日本等是国家和地区都有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7]这个时候，晋商掌握了整条产业链，如晋商从南方贩茶叶，从制造到包装、加工、运输、批发，到最后的零售，整条产业链完全掌控。
以平遥日升昌为代表的票号业，被称之为“现代银行业的乡下祖父”。票号的繁荣，把晋商的辉煌推向了一个顶峰。以山西票号为首的晋商开始逐渐完成从商业经营领域向金融业的东端过度，其上通朝廷，下接官绅，商路可达数万里之遥，款项可“汇通天下”，成为中国明清时代十大商帮之首，被经济史学界并列于意大利商人之侧，享誉海内外。1823年建立的票号，到鼎盛的时候，大概全世界124各地方共有670多家票号，当时的平遥、祁县与太谷三个地方就成为中国的华尔街。大约拥有1.5亿两白银，拥有的白银总资本是清朝整个国家赔款的近1/10，而且到1906年，当时的户部，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其中1/3的银两基本上都放在了山西票号。今天，从平遥古城南门深深的车辙印中就能窥到当初票号业的发达。
（三）衰落阶段
1958年《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和1962年《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开始了晋商的贸易黄昏，按照这些条约俄国人从中国南部收了茶叶之后，直接运到天津，而且是免税运到天津。然后俄国人再从天津海运回到俄罗斯，一路免税，晋商要求清政府给与同样的特权，然而却被驳回。1873年，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向俄国一样，把湖北茶叶经过水路运到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是清政府却对这一计划干涉，并要求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税，清政府的行为，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到1875年，俄国人控制的茶叶量是山西商人的5倍多，山西商人的贸易开始走入黄昏。
另外，随着外国列强的侵入，外资银行的进入，苛捐的加重，国家信用的崩溃等原因，山西的票号业也逐渐衰败（具体见表1）。
表1 票号的数量、业务、资本与利润总量
单位：万两白银
时间
总号家数
总分号数量
汇票发行量
存款总量
放款总量
总资本
（正本）
净利润
总资力
19世纪50年代
15
150
4662
640
775
66
46
5368
19世纪70、80年代
28
446
11881
11396
4859
386
126
23663
1900-1911年间
26
500
58866
17350
12842
525
213
76741
1913年
20
320
3617
4542
多亏损
1917年前后
12
120
2757
442
307
多亏损
1933年
3
29
419
204
78
亏损
晋商文化论文篇4
【茶之爱】
一、饮食之需。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因杂粮性硬，难以消化，饮茶可促新陈代谢，让人精神焕发，心清气爽。“神农氏尝百草，一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山西人信这个理。故百姓有“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俗。没茶的日子，就像咖啡之于西方人，再丰盛的宴席，也会索然无味。在山西人的生活仓储中，茶之地位不可或缺。
二、待客之道。山西人质朴厚道，重情重义。以茶会友、以茶待客，已成为山西人的迎宾习惯。无论是官场权贵、商界精英、文人雅士乃至我等布衣百姓，都以爱茶为时髦的雅趣，岂是烟、酒所能相提并论的。是增进情谊也好，是洽谈生意亦罢，注重的是一种韵味，营造的是一种心境，追求的是一种情致。不管你是谁，轻轻跨进门坎，相聚一堂，把盏品茗，雅俗相酌，不论相识还是陌生，皆是人间缘分、天长地久。
三、生财之路。当年晋商万里贩茶，汇通天下，拓展了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万里茶路”。经营茶叶是晋商贸易的一部分，也是其获取商业利润的主要途径。那是一个车马喧腾、旌旗猎猎、商旅如云的热闹场面。即便在交通艰难、信息滞塞的时代，一旦契合某种生态需求，也会喷涌成一种不可思议的商潮气势。由此带动，一大批茶庄、茶号纷纷出现。说像雨后春笋，并不为过。时光荏苒，越来越多的山西人加入到饮茶爱茶的队伍中。
四、文化之味。文化是最好的泡茶之水。如果没有文化，茶叶不过是些干枯的条索。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山西曾经是唐尧故地、虞舜国都、大禹立夏、战国重镇、北朝霸府、大唐北都、中原北门、汉国强藩、九边重镇、晋商故里、民国雄邦。当茶遇上三晋文化，就如同茶遇上水一样，立即被唤醒而饱满、鲜活起来。
【茶之梦】
茶发乎神农，本为国饮。山西古有嫘祖养蚕，后稷稼穑，今却无人种茶。在中华农耕文明传承上，山西不应缺席。山西人对茶的爱，就弥漫着这样一种难以言说的痛。饮着他乡的茶，品着异地的味，其情何堪。
当齐鲁的陈厚珉的第一次踏上三晋的土地，当他耳畔响起那首凄怆悲惋的《走西口》时，当他的足迹叠加在当年晋商走过的茶路时，一个冲动的念头，一个反其道而行之的梦想，萦绕在他的脑海，纠缠着他的思绪：“晋商万里贩茶，为何不在自己的土地上种茶呢？”
陈公这样做了，豪迈的足印，踩碎了嶙峋的山岩，叩响了对“南茶北移”的追寻与眺望，用爱编织襁褓，用心体验酸碱，用情把控温度，青丝飞暮雪，壮年成古稀，20年风雨茶路，终得酿出厚民晋茶的滋味，馨香了茶史春秋！
恰如崔玉龙先生在《晋茶赋》中描绘的那样：“……齐鲁陈公者，自幼怀奇想，到老志弥坚，反弹琵琶，自信东作西成；造福百姓，敢教南茶北徙。斥巨资，耗心血，屡试屡败，屡败屡试，垂成霍山七里峪，终落夏县泗交山……”自此，山西便有了“南茶北移”的秀色佳人，于姹紫嫣红处，独领风韵。
【茶之品】
天地氤氲，万物荣华。晋茶，千呼万唤始出来，犹藏深山半遮面，但却是品质上乘，天然厚道，绿色健康，茶中珍馐、茗界新秀也。
晋商文化论文篇5
关键词: 电视媒介 电视剧 晋商文化
中图分类号:J90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09)20
近年来,有关晋商的电视剧频繁热播并引起很大的反响,在央视每年着力打造的开年大戏中,晋商更是其浓墨重彩的一笔,如:2007年《乔家大院》,2009年《走西口》。在晋商早已没落多年后的今天,在近年来各种传媒手段的关注与强势的舆论传播之下,又引发着晋商文化传统伦理回归的热情。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文研究了电视剧影响下晋商精神的传播。
一、电视媒介的特征
电视作为现代传媒机制的重要载体,以其特有的优势覆盖千家万户,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电视已经彻底地融入到日常生活之中,它占据了社会生活中最根本的空间与时间层面,在这个意义上,电视甚至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基础。
在人类媒介发展历史上,技术进步对传播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电视作为一种媒介技术,集报纸和广播的优势于一身,以视觉的加入造成视听融合的新局面,使得传播形象得以根本改观。同时,电视作为一种广为使用的大众传播媒介,深刻影响着社会秩序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基本因素。在日常生活的时序与空间中,电视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时电视时间表甚至规划了家庭生活的结构,至少是闲暇时间的生活结构。电视安排的仪式,把一些事件从我们平日里寻常的时间空间里区分出来。电视媒介中所呈现的世界,与我们身边的现实如出一辙,一方面电视反应着日常生活的内容,另一方面人们会依照从媒介中得到的信息来理解和改造身边的世界。电视的传播效应是直接和强有力的,视觉注射能使活灵活现的形象直接跃入接受者的眼帘,使观众在受到震撼的同时念念不忘,产生直接而且富有力度的接受效果。
二、电视剧的传播功能
电视剧是一种专为在电视机荧屏上播映的演剧形式,是一门适应电视广播特点、融合舞台和电影艺术的综合性很强的艺术。电视剧作为影视文化的门类之一构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基本特征就在于“创造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补偿现实生活的虚幻世界”。作为一门以大众娱乐消遣为主,以感性的直接满足为宗旨,与电视媒介紧密相连的特殊艺术形式,电视剧有着自身的传播功能:
第一,提供信息与广泛认知。电视剧所提供的可以说是一种文学性及艺术性的信息,并通过电视剧的播放使某一特定内容得到广泛的传播和认知。人们通过影视鉴赏活动,可以加深对自然、社会、历史和人生的认识,也能够获得更多自身所不具备的知识和信息。
第二,引起舆论。电视剧的播映通常能够引起观众的谈论。在电视剧成为了人们休闲娱乐主题之一的今天,在广泛的传播与影响之下,电视剧越来越成为一种带动舆论的指向标。
第三,文化的传承。电视媒介是文化的传播与继承的重要媒介,越来越多的人通过电视了解文化,电视也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更多的知识。同样,有很多精神遗产也通过电视剧这种形式得以传承。
第四,娱乐效应。观看电视剧,早已是人们日常娱乐休闲的重要方式。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中转换思维,放松心情,乃至逃避现实获得替代性或宣泄性的愉悦。
第五,教化作用。电影、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共同构成了一种影视文化,这种以视听为基础的艺术形式在社会教化上有着更为直观的作用。人们通过艺术欣赏活动,受到真善美的熏陶和感染,通过优秀电视剧作品潜移默化、寓教于乐的作用,引起人们思想、情感、追求的深刻变化,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六,受众的心理满足。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包括电视剧在内的多种影视艺术形式,可以通过纯形式特征给予观众视觉、听觉的生理享受,给人以生理、心理的。观众能够通过电视剧的观看获得愿望的代偿性满足,同时也可以使观众压抑的情感得到宣泄。
三、电视剧内容的影响
电视剧是作用于受众精神的,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均在包罗万象的电视剧中的有所展现,这些内容会对受众产生深刻的影响。观众在关注剧中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人物命运的变化无常,思想情感的复杂多变的过程中,或受其刺激,或因其伤感,或被其震撼,或为其倾倒。电视剧所表达出的对某一社会现象的褒贬判断,直观地影响着观众的是非评价标准。
央视黄金档开年大戏,近三年间,两度同为晋商题材。2007年,《乔家大院》以祁县乔家第三代人――晋商之子乔致庸几十年商海拼和奋斗的故事为中心,讲述了乔致庸弃儒经商,主持家业,以“信义”为本将家业发展到极致,直至“汇通天下”的故事。重点放在主人公致庸闯荡天下,开辟商路,为追寻“汇通天下”的理想而积极奋斗永不放弃的历程,以烽烟战火弥漫的晚清社会为背景,场面大气开阔,情节跌宕感人文字充满乡土韵味,亲切平实,深受观众亲睐。2009年,《走西口》讲述的是民国初年,山西祁县年轻书生田青因家庭变故和生活所迫,背井离乡走西口的故事。他在历经劫难后终于在包头开创了一番事业,但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现实使他最终认识到个人财富的渺小,只有革命才能使这个国家和人民真正实现富有。
故事是晋商财富积累过程的缩影,是山西人用血泪、坚韧、诚信写就的奋斗史,是用血和泪铸就的民族史诗。电视剧的热播带来了一个晋商文化传播的高潮,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认识了晋商这一特殊的人群。“诚信”、“仁义礼智信”的晋商精神广为人知,晋商传统文化伦理回归的热情骤然高涨。同时,作为晋商文化发源地的山西也得到了不菲的经济效益。
四、电视剧依托下晋商文化的传播效果
第一,晋商精神得以传播。电视剧热播的同时“仁义礼智信”的晋商精神广为人知。在呼唤伦理回归、提倡诚信、追求公平的今天,晋商精神无疑是最符合要义的诠释。这样一种精神的传播和普及无论对个人还是整个社会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同时使得经岁月考验而不朽的精神文化得以传承。
第二,山西民俗的介绍与传播。在电视剧的观看过程中,通过剧情和内容的表现,受众不仅仅体味其深层的精神内涵,同时也接触到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民风民俗。山西的大院、窑洞、民歌、面食文化、醋文化,以及山西人对关公的崇尚,吃面兔子面鱼的传统,抓周的习俗等等。在人们了解山西黄土风情的同时,其文化重镇之名也愈加饱满。
第三,传统伦理文化的回归。晋商成功的根本在于儒商精神。当时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晋商,有着很进步的经商理念。儒商精神的根本在“诚信”二字,这也是现在社会上比较缺失的一种价值观念。我们对传统伦理的呼唤从未停止,对儒商之道的称颂,对诚信的褒奖,代表着人们对这些传统观念的重视与理解。包括儒商精神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传统理念回归于现代生活,每一个文化遗产的保留,每一种优秀传统观念的传播都是一种经过过滤的传承,这种以现代化手段带动的传统伦理文化回归是成熟的,而在现代生活中仍然值得我们去遵循的理念更是经得起考验的。
第四,晋商经营理念的传播。晋商文化提倡者一种以诚信文本的经营理念。晋商谋略在于“其一,勤俭吃苦,讲究诚信和质量;其二,公平竞争;其三,薄利多销;其四,重视信息;其五,双赢同利诚为本;其六,群体精神”。在晋商早已没落的今天,这些古老又看似老套理念却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第五,区域经济效应。电视剧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相关产业链的带动作用不容忽视。晋商文化传播最大的经济效应受益者无疑是其发源地――山西。近年来随着影视剧的热播,山西的旅游业、文化品牌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山西也正一步步地实现由资源大省向文化重镇的转型。
参考文献:
[1]【英】罗杰•西尔弗斯通,陶庆梅译.电视与日常生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廖海波.影视民俗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蔡尚伟.影视文化与大众传播.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晋商文化论文篇6
关键词 晋商文化 法文化 契合
中图分类号：D903 文献标识码：A
一、晋商文化的生命力表现
（一）晋商文化的进步性。
1、学而优则贾的从业准则。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把商人列为四民之末。但晋商对此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业不可废，道唯一勤。功不妄练，贵专本业。本业者，所身所托之业也。假如侧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于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生理些小买卖，皆为商贾，则商贾即其本业。此其为业，虽云不一，然无不可资以养生，资以送死，资以嫁女娶妻……无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胜矣，安在今日贸促，且不为将来富矣”!
2、日臻完善的独有制度。
晋商在经营过程中严格依法行商，票号实行严格的责任制，首先，股东以其投资额和全部资产对票号承担无限责任；其次，票号实行经理负责制。另外，在经营过程中创立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如密押制度，票汇、信汇制度。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票号倒闭时，创立了新兴的破产制度，按照法律规定，依法宣布债权和债务的清理和结算。
（二）晋商文化的继承性。
1、博大宽厚的从业理念。
博大宽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力，也是晋商文化的精神底蕴所在和晋商群体赖以兴旺发展的精神支柱。胸怀宽广，眼光远大，使晋商这个群体具有在商海中游刃自如，审时度势，洞察机遇的锐敏眼光；敏于观察商情，捕捉战机，采取主动，适机而上，乘胜获取战果的机智头脑；宽厚待人，以义取财，以利厚人，协调关系，增强友谊，化解业务纠纷和协调师徒关系的大家风度。
2、审时度势的修身正己观。
晋商文化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是中国人一贯提倡的节俭之风。晋商完全继承了这一传统文化。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居修养为前提。明清晋商在这一人文思想的影响下，把修身正己放在很重要位置。晋商“虽亦已营利为目的，凡事则以道德信义为依据，大有儒学正宗之一派，故力能通有无，济公私……近悦远来”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性。
二、中国法文化在晋商文化中的折射
（一）晋商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机制体现了法律的效率原则。
晋商建立的先进的经营理念和机制，具有强大的动力和约束力的，他们成功地把责、义、利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晋商把整个商业利益作为所有票号人员进行经营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然后再将权利（力）、义务观念传达给每个人。东家享有对票号的所有权，而将经营权下放到各个掌柜手里，在一定的时间里（通常是一年）东家是不干涉掌柜们的经营权的，而只在年底，凭着掌柜们的经营业绩来决定是否继续任用掌柜。他们将每个成员对票号的贡献、所创的利润与个人的收益、前途相联系，这样不仅促使了其成员的权利、义务观念，还使得成员竭力经营，开启他们的创造力，增强了票号的生命力，提高了企业的运转效率。
（二）晋商义利相通、诚信不欺的行商理念体现了法律的诚信原则。
晋商在行商时始终秉承着“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古训，诚信经商。他们受孔孟之道影响，崇尚信义，在其重商立业的创业思想指导下，在“义”和“利”的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理解和行为规范，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主张“重信义，除虚伪”，“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族恨”，反对采取卑劣手段骗取钱财。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作为晋商经营的哲学基础，成为商人精神价值观的核心；在义利相通观的影响下，诚信戒欺，重视商誉，则成为晋商的商业道德观，而义利思想最直接的表现则是“诚”与“不欺”。晋商的诚信道德与其义利行商的商业准则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交易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达到最大化，达到平衡，这一点体现了现代民法学中的诚实信用原则。
（三）晋商“同舟共济”的经商氛围体现了公平互利的法律价值理念。
“和谐”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最高价值理想之一，体现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点。汉武帝以后，墨学中绝；法家受到唾弃，成为隐文化；道家流传不绝；儒家则因被独尊而占据了主导地位。作为儒家法哲学最高标准的“和谐”，便成为整个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价值理想。
晋商商信“和气生财”，重视与社会各方的和谐，尤其在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和关照。在晋商中，相互指友好的同行为“相与”，凡是“相与”，必须善始善终，同舟共济。即是“相与”，心竭力维护持，即使无利可图，也不中途绝交。团结的群体精神是经商活动中业务扩大与商业竞争的需要。
从以上不难看出，在晋商文化中的礼让互尊、公平互利和法律上所强调的公平互利原则如出一辙，互为良源。故而，二者应成为现代法制市场经济的基本观念和原则。
（四）晋商稳定的商业秩序体现了法律的秩序价值观。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秩序价值观对晋商商业秩序的稳定起到了启示作用。晋商推崇高尚的商业道德，极力倡导良贾、善贾、诚贾的晋商文化。各号均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和奖惩条例，上至掌柜、管账、下至伙友、学徒，均受其节制。在这一氛围长期熏陶之下，晋商逐步形成了人人洁身自好、努力任事、争做良贾、善贾、诚贾的企业文化。他们视信誉为命根，坚持信誉第一。强调做买卖必须脚踏实地，不投机取巧，赚不骄傲，赔不气馁，宁赔本也不做玷污商号招牌的事。晋商笃信“和气生财”，高度重视各方面关系的和谐，包括财东与掌柜、伙计关系，同行同业关系，客户关系的和谐。晋商与同业往来中，既保持平等竞争，又保持相互支持与关照。晋商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的力量，这是商业竞争的需要，也是追求秩序的体现。群体联合才能以集团性优势在竞争中显示实力，合作共利才能有自身之利。“本互相而谋福利”，对促进晋商群体尚信守规、维护同乡和同行商人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排除了晋商之间的恶性竞争，树立了良好的秩序。
三、晋商文化的现代启示及借鉴意义
（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商品交易中诚实信用原则的法律效力。
诚信原则，是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形成的基本的道德规范，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究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他要求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时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道德准则。在历史上，诚实信用这一道德规则，曾长期以商业习惯的形式存在，作为成文法的补充而对民法关系起着某种调整作用。诚实信用原则涉及两重利益关系，其目标就是要在这两重利益关系中实现平衡。“在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中，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尊重他人的利益，以像对待自己的事务那样去对待他人的事务，法律关系的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失去平衡时，应进行调整，使利益平衡得以恢复，由此维持一定的社会经济秩序。在当事人与社会利益关系中，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不得通过自己的活动损害第三人和社会的利益，必须以符合其社会经济目的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尤其是在现代化市场经济条件下，诚实信用已成为一切市场参与者所应遵循的道德准则。” 他要求市场参加者符合“诚实商人”和“诚实劳动者”的道德标准，在不损害其他竞争者、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市场道德秩序的前提下，去追求自己的利益。”
（二）进一步建立健全行会规章，充分发挥行会机构的法律制约力。
山西商人在经营活动中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宗法社会的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的维系和精神上崇奉关圣的方式，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消除人际间的不和，形成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这些商会虽然在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后期限制了竞争，造成了垄断，但是它在解决商业纠纷、保护商人利益不受非法侵害上作出了巨大贡献。
行业协会规章作为民间法对维护市场秩序起了积极作用。首先，行业规章是商事习惯法的重要渊源，当其被国家法所认可吸收时就成为一些制定法的产生之源。可见，行会法和国家法是相互吸收和融合的。其次，行业协会规章可以在公共竞争秩序紊乱的情况下为社会提供秩序控制。行会法的出现弥补了国家法的缺陷，成为维护竞争的有力保障。最后，行业规章强化了法律构建的信用秩序。行业规章通过提供伦理规范和道德规范，对违反义务行为的惩罚，而强化法律所构建的竞争秩序。
“迈步世界舞台”继往开来，自强不息，贸迁四方，兼容并包，融四海之新知，汲取先进科技文化理念，振兴民族经济，融入全球化进程。“勇于开拓创新”举贤任能，革故鼎新，勇于超越，构建新晋商商业文化，以科技创新之动力，育自主核心之技术，提升新晋商国际竞争力。“坚持诚信务实”求真务实，以诚取信，厚德载物，致力于维护“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进步。“倡导竞争合作”实施全方位、多视角的国际化竞合战略，以团队精神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提升社会、经济效益。“担当社会责任”胸怀民族大义，心系人民福祉，振兴一方经济，造福一方百姓，持续发展，永续经营，担当社会责任，健步走向未来。
（作者单位：太原铁路机械学校）
注释：
何建华.论晋商法律文化的特点.北京市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
李梦阳.空同集卷44.明故王文显墓志.
晋商文化论文篇7
第一，以城市独特的自然人文景观作为意象符号，为影视剧铺排空间背景。符号是信息的载体，是信息传播中不可缺少的一种基本要素。影视剧以其独具魅力的声、光、色、影以及画面的转换、镜头的组接等元素来传播信息。一座城市富有特色的自然人文景观作为客观存在的事物，可以直接作为意象符号来传递信息，因此影视剧中频频出现的景观可以使观众勾勒出对城市外貌的大体印象，极易成为城市的标识。成排高挂的红灯笼、古朴厚重的灰砖墙、层层叠叠的斗拱飞檐、深邃幽长的甬道巷落，这就是著名的祁县乔家大院。《晋昌源票号》《乔家大院》让观众了解的不仅是山西各大票号的沉浮、晋商“汇通天下”的人生宏愿，更记住了乔家大院这座气势宏伟、威严高大的宅院，这一“中国北方民居建筑史上的一颗罕见明珠”，无疑使得山西以大量传统民居建筑艺术而令世人瞩目。《驼道》《龙票》《白银谷》等剧虽然不刻意宣传城市，城市形象却无形中以影视剧的成功而生动。一代代家族的跌宕历史，一个个晋商的传奇故事，在经历了几世繁华几世落寞之后，“晋商”再次走入公众的视野。第二，以多元文化主题凸显城市形象。一座真正有魅力、具有发展潜力的城市必然是一座能承载得起多种文化、包容万象的城市。山西省在树立“文化强省”目标时就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从挖煤到“挖文化”，通过影视剧中的多元文化主题来打造“文化山西”。山西太行山区、吕梁山区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地区抗日的战略支点，曾出过傅作义、左权等抗日名将和许多无名的抗日英雄，于是就有了《吕梁英雄传》《上党战役》《八路军》等表现山西人民英勇杀敌、保家卫国的红色题材影视剧，山西革命老区的形象深入人心。山西又是华夏文明的摇篮，史书上的“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传说中的女娲氏炼石补天、神农氏尝百草、黄帝战蚩尤、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舜耕历山，五千年文化传承在这里生生不息，从未间断！于是就有了《晋文公传奇》《杨家将》等表现前仆后继、忠心报国伟大精神的历史影视剧，厚重的沧桑感尽现人间。独一无二的晋商文化作为区域性的商业文化，更是悠久的三晋历史文化中最辉煌的篇章，一部部优秀晋商题材剧把人们对晋商的关注推向了新的高潮。山西大学教授、山西晋商学研究所所长刘建生认为，当年一部《大红灯笼高高挂》让山西的大院走上银幕，《乔家大院》《走西口》则令大院里的晋商名扬四海。《乔家大院》中“货通天下”“汇通天下”的创新理念，“诚信为本”“以义制利”的经商之道，以商济世、以商救国的恢弘气度；《走西口》中从家族振兴到民族昌盛，从家园兴衰到国家兴亡，苍凉豪迈的片头无字吼声中，透过西口那扇古老而深邃的窗口，掀开了一段血泪咏唱而就的岁月章回和厚重历史。《驼道》《龙票《》白银帝国《》杀虎口》等在描绘出义薄云天、天有多大心就有多大的精神风貌，使更多人认识山西、了解山西、仰慕晋商精神的同时，愈发提升了山西人的自豪感和文化归属感。
二、晋商影视剧对城市形象传播的作用
晋商影视剧对山西本土经济、教育、文化等多方面共同发展的促进作用，已经证明影视传播的社会功能不容小觑。首先，提升城市形象知名度，增强城市文化内涵。作为现代科技和多种艺术相结合的产物，一部影视剧的创作，不仅执行着阐释主题、讲述故事的功能，它的拍摄、剪辑、合成，特别是景物选取和场景再现都体现着制作者的情感愿望和美学追求。一组组镜头下美轮美奂的自然景观、神秘奇特的人文景观、风格迥异的特色建筑，种种略去了城市喧嚣和瑕疵的闲适大院生活，极大地美化了城市形象，增强了城市文化内涵。乔家大院宏伟的里五外三穿心楼院，乔致庸兴修的悬山顶露明柱结构的主楼，让观众们对这些宏伟壮观的名门宅院充满了向往。闻名于世的晋商宅院不仅有规模宏大的房屋建筑群，更主要的是因为其建筑的砖雕、木刻、彩绘的精湛技艺以及所体现的深刻寓意。这些通过影视作品给观众带来了一场场视觉盛宴，令观众恨不得身临其境，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白银帝国》的工艺极为考究，拍摄时为了更好地还原历史真实，影片中所用道具大多从平遥当地收藏家手中“借”用而来，可谓货真价实。《走西口》中与狼群搏斗的特效做了一年零八个月，再次提高了观众对于CG技术和拍摄用光等方面的审视水平及要求。今天人们对山西气宇轩昂、排场紧固的乔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大院的津津乐道，不得不归功于《大红灯笼高高挂》《白银谷》《走西口》中“大院文化”及“大院意象群”的展示。其次，打造城市文化软实力，增强城市核心竞争力。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并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城市文化软实力是城市的核心和灵魂，一座缺少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的城市是没有感召力和竞争力的。当今，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衡量城市核心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传媒本身就是文化软实力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也肩负着传播优势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任。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关键就在于以文“化”人、以文“化”城，要挖掘地域文化特色，打造“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文化品牌。晋商文化蕴晋商之美、凝民族之魂，作为山西的特色文化所传扬的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集群发展的团体意识、以德治企的管理策略、义利诚信的经营理念、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远远超越了地域性，化入了每个炎黄子孙的骨髓，吹入了每个中国人的心田，激起了社会的强烈共鸣。山西大打“晋商剧”之牌，以培育地方文化软实力、昭显城市发展硬道理，不仅抢占了城市发展制高点，而且使得“晋商文化”漂洋过海，誉满全球。《白银帝国》中的康三爷时刻把百姓福祉放在心上，用九窖的银子惠及万民，履行着“大义参天，至诚至信”的票规。《乔家大院》里乔致庸倾家荡产，为十万饥民开设粥场。朝廷出兵北伐，借银助军。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京城，乔致庸更是不顾众人反对，为朝廷捐银逃难。当利益与责任发生冲突时，康三爷与乔致庸“先义后利”的选择在维护五百余年的晋商王国的尊严、引导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同时，也引爆了全国“晋商文化”的火热。再次，开发当地旅游资源，带动经济发展。晋商剧的热播直接引爆了乔家大院乃至整个晋商大院的旅游市场，独具地域特色的祁县乔家大院、榆次常家庄园、灵石王家大院等纷纷成为全国旅游的重点。从此山西这一老牌的旅游地也紧跟时代步伐，“大院旅游”搭上了影视旅游的快车。祁县乔家大院仅2006年3月份接待游客3.8万人次，门票收入同期增长了近三倍！“五一”黄金周更是人群攒动，迎来了该地历史上的旅游高峰。（3）乔家大院地处祁县乔家堡村正中，与祁县著名的中华周易宫、延寿寺、明清街巷、渠家大院、九沟风景区等景点形成了一日游格局。大院之火也拉动了周边景区诸如平遥古城、绵山等地的旅游发展，甚至整个晋中市都从中受益匪浅。旅游景点为影视剧增添了亮点，影视剧也为旅游景点提高了知名度，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收益，实现了双赢。影视业还拉动了餐饮业的迅速发展：刀削面、拉面、河捞面、抿豆面、揪片儿、剔尖儿、拨鱼儿、猫耳朵、莜面拷栳栳等各式面食吸引着五湖四海的游客。人们体验着《走西口》里山西人吸面大似雷声、吃面从不咬断的豪放吃法，感受到吃到嘴里的不仅仅是美味，更是沉淀已久的民俗文化、饮食文化。最后，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形成文化产业链。晋商剧首先激活了人们对晋商文化的崇尚与缅怀，“仁义”“诚信”的晋商精神再度从人们心中唤起。挖掘晋商文化的同时，山西的大院文化得以被更多的人所了解与熟知。无论是祁县乔家、祁县渠家、灵石王家、太谷曹家还是榆次常家庄园，这些正偏结构、上高下低的深宅大院，继承弘扬着尊卑有序的传统以及儒商的博爱仁义、中庸之道，体现着中国固有的道德和礼俗文化。与影视剧相关的报刊书籍、CD、影视插曲、文化宣传活动更是数不胜数。近年来，一系列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文化活动更是把山西推上了世界大舞台：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华夏文明看山西”活动、“云冈国际旅游节”、“关公国际文化节”、“太原国际面食节”、“吕梁红枣节”、“晋商社火节”等有声有色、如火如荼，进一步夯实了山西文化产业的发展。（4）社会因有文化更加和谐，经济因有文化更具活力，城市因有文化更富魅力。山西正展开转型跨越的腾飞翅膀，以晋商影视剧发展为载体，以晋商精神走向世界文化大市场为目标，不断输出优秀文化产品，全面实现“从两手挖煤——一手挖煤一手挖文化”的战略转变。
三、关于影视剧传播城市形象的几点思考
城市形象的传播是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影视作为最生动立体的大众传播媒介之一，将多种富含审美意蕴的传播符号完美融合在对城市形象的传播中，于无声处胜有声、于无形处胜有形，发挥了强大优势效应，全面而深刻地践行着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推动经济、教育观众、传承文化、提供娱乐。那么，影视剧如何进一步挖掘城市形象精神内涵、充分地发挥其传播功效呢？
1.要积极主动地调动大众传媒宣传与城市形象相契合的影视剧。《白银帝国》作为我国第一部反映晋商文化的电影巨制，是晋商文化从电视剧走向电影的开山之作，刚刚完成制作就在第12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可见晋商题材值得肯定。该片除了依靠剧组辗转全国四省13县市的46个场景进行拍摄、奔波九个国家和地区的后期制作以及由郭富城、张铁林这样的巨星担纲主演来吸引票房之外，对于山西人来说，影片的“山西缘”更是让人觉得亲近。首先影片是晋商题材；其次，该片改编自小说《白银谷》，其作者成一是山西籍作家；再次，影片的导演姚树华和投资方郭台铭的祖籍都是山西。这种“自己人”的接近性，使得《白银帝国》成了山西人必看的影片。这部晋商题材电影尤其得到了整个山西省的高度重视：《白银帝国》于9月1日作为“2009中国•太原晋商文化艺术周”的开幕献礼，隆重上映。就在活动开幕的前一天下午，太原影都还安排了《白银帝国》的观摩会，之后针对影片的上映，举办了一场与导演姚树华及主创人员的对话专题活动。如此大力的宣传之下，《白银帝国》在山西省内各大影城都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拉动了山西影视业的发展。电视剧《走西口》尚未上映前，山西省委宣传部借鉴《乔家大院》热播带来的一系列成功，意识到把影视剧转化为巨大社会经济效益的重要性，由山西卫视联合央视开展了大力度的宣传活动，开办相关论坛、博客、网站，策划一些专题访问；再结合传统的报纸、杂志，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宣传手段进行集中式宣传，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为《走西口》的热播预热造势。
2.影视剧应尽量以生活化、平民化的视角展现城市精神风貌，构建城市形象。影视剧的镜头不应仅仅聚焦在高楼林立、华美绚丽的大都市，而应该把镜头伸向当地小市民的日常生活中去，注重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尤其是以小人物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来展示一座城市的风貌，只有这样才能使观众真正地感受到一座城市的气息，过于修饰和美化，只会适得其反。《乔家大院》的导演胡玫在成功驾驭了《雍正王朝》《汉武大帝》等帝王戏后，一向以大制作见长的她却表示《乔家大院》力求在精神理念上做大，但在真正拍摄时又要尽力将“乔家”做小、做细，通过细节来生动再现晋商的传奇故事，在秉承以往创作风格的同时又“治大国若烹小鲜”，力求有所突破、创新，打造山西版《大宅门》。
晋商文化论文篇8
中国分类号：I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738（2011）12-0267-01
摘要：山西省话剧院创作的大型历史话剧《立秋》自2004年4月首演以来，在全国累计演出六百余场，演出收入千万余元。在兼顾商业利益的同时，《立秋》以其深刻的主题思想和精湛的艺术成就在为大众提供一场视觉盛宴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话剧的热情与对山西晋商文化的浓厚兴趣。
关键词：话剧；编剧；团队
一、引人入胜的故事架构
《立秋》选取了山西浩瀚历史的一个横剖面―晋商来展现一个曾经傲视四海、富甲天下的群体在时代的大潮中由盛而衰的故事。影片共有两条线，主线以丰德票号在西方银行的冲击下衰败为线索，复线则以情感为基调，以马许两代人的情感纠葛以及马洪翰与儿子不同的价值观展开。纵观全剧，我们可以看到《立秋》结构紧凑，矛盾激烈，人物刻画生动形象，有血有肉，戏剧性强，颇具看点。
居其宏老先生曾经说过：“一个有趣味的情节，一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一个突发性事件，一场惊心动魄的戏剧冲突都有可能包含着戏剧性。其中冲突是戏剧性的源泉，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性。”《立秋》紧紧抓住戏剧性这一制胜法宝，自然能够吸引观众的眼球。与以往晋商题材的影视作品颂扬晋商的恢弘伟绩、诚信为本的主旋律不同，《立秋》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再现了晋商在时代变革中式微的历史必然性，富有批判性与反思性。在众多同题材的作品中标新立异，脱颖而出。与此同时，《立秋》以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深厚的人文底蕴震撼着观众，时代变幻，风云际会，曾叱咤九州四百余年的晋商在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引人深思的同时，亦对现时代的人们发出警钟：不进则退，必须与时俱进。剧中穿插了山西方言、面食、晋剧、绣楼等体现山西特色的符号，展示了三晋的风土人貌，传播了三晋文化。
二、强大的制作团队
《立秋》以山西省话剧院为依托，充分发挥其优势资源，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创作人员，为《立秋》的成功奠定了夯实的基础。特邀国家一级导演陈（已故）曾说：“为山西乃至全国奉献一部有美好观赏价值、深刻思考价值的舞台演出，是我年逾古稀来山西和大家共同作战的底线，我愿意接受挑战。反应山西晋商民国初晋商命运的多场景历史话剧《立秋》，高举民族精神的火炬，激励三晋儿女续写历史辉煌，如果这部作品能起到这样一点点的作用，就无愧于党和人民培育了我一生，我特备希望今天的山西腾飞……”这位15岁独自离家前往苏联求学的伟大的女性用她对山西晋商博大精深文化的的热爱与理解，积极地投入到《立秋》的创作中，在一次座谈会慷慨激昂发言之时，猝然倒地，结束了她长达六十年的戏剧事业。她的弟子查明哲先生接过老师的遗作，继续完成。这部话剧可以说是倾注了两代人的心血，怎能不动人，怎能不好看？编剧独具匠心的故事架构，导演满腔热血的创作激情，为这部作品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真正使剧中人物“活”起来的是演员，在《立秋》之前，可能扮演这些剧中角色的演员鲜为人知，出品人贾茂盛却说：“我们所有的演员都是明星，都是大腕。它之所以成功，因为集中了集体的智慧，每位演员表演得都很精彩，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他们精诚合作才让这部戏这么好看。”正是这一支秉承《立秋》中“勤奋敬业”精神的创作团队的努力与拼搏，这部震撼人心、感动心灵的作品才得以呈现在一万观众面前。
三、打造舞台精品的创作理念
《立秋》在立项之初，山西省话剧院就将其定位在文化产品的位置上，定位在冲刺精品的高度上。从抓剧本到选导演及主创人员，以至于排练的整个过程，都体现了这一目标和要求。在北京举办的“华夏文明看山西”文化艺术周期间，《立秋》于北大演出六场，并邀请各级领导干部观看。演出后还邀请了首都文学艺术界的著名戏剧艺术家、编导、评论家等专家学者，在国家话剧院举行了专题研讨。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文化报》、《山西日报》等报刊发了相关报道和评价文章。中央电视台、山西电视台以及北大新闻网、新华网等现代传媒就《立秋》还作了相关报道。《立秋》它遵循了艺术规律和创作规律，同时也适应了市场规律，对演艺业如何走产业化路子提供了一些借鉴。《立秋》可以说是在山西省委、省政府调整经济产业结构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结果，同时也是《立秋》全体演职人员共同努力、奋力拼搏的结果。
话剧《立秋》在产生巨大社会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它的成功表明，在把握作品主题深刻思想性的同时，顺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定会赢得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
参考文献:
[1]中国戏剧出版社编辑部. 话剧文学研究〔M〕.中国戏剧出版社 ，1987。
晋商文化论文篇9
摘要：法家作为先秦百家中最注重政治功用的一派，其治国的方式为法治。而在于法家内部则分为了两派：齐法家与晋法家。两派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他们都强调法治，以及富国强兵的目的。但是对于完成方式又有所不同，齐法家侧重刑德兼备，而晋法家则重刑赏。并且两者对于商业的态度也有所不同。究其原因，是由于文化、地理和历史环境的不同而导致的。
关键词：法家；法治；政治哲学
在诸侯国纷争的东周时代，这是一个社会的大变革时期。此时过去的宗法等级制度已经不能适应于新的时代需要，奴隶制社会开始向封建社会转变，因此也需要出现一种新的思想来支撑新的时代，法家正是产生于这种背景之下。法家之始为郑国子产“铸刑鼎”至秦亡，期间为法家最鼎盛时期。根据法家学者侧重点不同，通常分为法、术、势三派，但是法家学者由于地域不同也造成了一定的思想差异，即：齐法家与晋法家
一、晋法家与齐法家相同点
齐、晋同属法家，法家最为注重的一点就是法治。齐法家的思想，“仪者，万物之程式也。法度者万民之仪表也。”（管子・形势解），“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管子・七法）强调“法”为评定万物的标准，是世间行为的准则。之后说，“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实用也”，“不法法则事无常，法不法则令不行”（管子・论法）则强调了“法”在政治行为中的重要作用。晋法家中商鞅则体现的更为明显，“法之不明者，君长乱也”（商君书・一言），“法无度数，而事日烦，则法立而治乱矣”（商君书・错法）认为国家的动乱是由于“法”没有确立，当“法”确立之后国家就可以治了。
另一点属于法家共性的为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两者均以实际政治功用为目的，即“富国强兵”。如“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管子・大匡），“宽政役，敬百姓，则国富而民安”，民为国家根本，国家的富强与民富相关；而民富的目的是为了强兵，“作内政而寓军令”（管子・小匡）。而在这一点上晋法家则更为彻底，如商鞅的一切政策都以耕战为目的，“耕”为“战”的后备，或者说晋法家对于完成“富国强兵”的任务更为直接。
二、晋法家与齐法家不同点
1.刑赏
法家学者均强调刑赏在政治治理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并且都认为“信赏必罚”是重要的，但两者对于使用刑赏的方式和程度则有所不同。
齐法家认为刑赏虽然能对社会治理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并不是必须的，还需要对国民进行教化。有时甚至教化更为重要，通过对国民的教化，让他们的思想行为均符合礼仪的标准，这样即使不需要刑赏国家也可以“治”。而且在刑赏的使用上，齐法家认为罪与刑应当一致，“薄税敛，轻刑罚，此为国之大礼也。法行而不苛，刑廉而不赦，宽而不凌”（管子・中匡），“致赏则匾，致罚则虐”（管子・君臣），提出刑赏不一定要重，而且如果刑罚过重反而对国家有害。
晋法家则不同，他们认为刑赏是治理国家的必要方式，甚至于说是唯一方式。晋法家大多提倡重刑赏，尤其主张轻罪重罚“行罚重其轻者，轻其重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罪重刑轻，刑至事生；此谓以刑致刑，其国必削。”（商君书・靳令）而且在刑与赏的侧重点上，晋法家更注重于刑，因为刑可以更加快速直接的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和结果。
2.商业
相对于两者对于刑赏中还有一定的共通之外，在于对待商业的态度上，两者则是截然相反的。
齐法家认为“本富而财物众，不能守则税于天下：五谷兴丰，巨钱而天下贵，则税于天下，然则吾民常为天下虏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济于大海，观风之所起，天下高则高`天下下则下。天高我下，则财利税于天下矣。”商业的繁荣能对国家的富强有着推动作用。
与之相反，晋法家则明确排斥商业，认为“商有淫利，有美好，伤器”（商君书・弱民），“民贫，则国弱；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商君书・说民）在他们看来“富”对于国家是有害的，富则使农民无法安心耕地，会去从商，这样则使国家无法进行耕战，导致国家变弱。因此为了保证耕战（即国内一切政事只有耕与战），就必须封锁国民所能从事的一切其他职业，“利出一孔，则国多物；出十空，则国少物。守一者治，守十者乱，治则强，乱则弱。”（商君书・弱民）正是由于这种思想，所以最佳选择就是国民只有一种职业――农民，这样是最理想的完成耕战的方式。
三、产生不同的原因
1.文化环境的不同
齐法家与晋法家所处地区的文化环境是不同的。齐国从开始就为周王室所分封的最早的诸侯国之一，深受周礼的影响。而且齐国与鲁国向邻近，因此齐国的思想会带有一定的儒家倾向，就解释了为什么《管子》中会提出在法治的同时注重德治，与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的思想有着相似之处。另外由于齐国的稷下学宫大多讲授黄老之术，因此齐法家也带有一定的道家思想，提出了“援道入法”的转向，如《慎子》、《黄帝四经》中均含有大量的道法理论。
晋法家则不同，与齐法家相比并没有那么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且在这个动乱的社会，原来旧的思想也不符合新时代的需要，他们迫切的需要一种新的理论来使自己的国家在这个大变革时代生存下去，所以作为新兴的法家才会在这些地方产生，郑国子产铸刑鼎、魏国李悝做《法经》、韩国申不害变法。然而，秦国的文化则更为落后，当时的秦国击败西戎而封国，民风好斗，因此也必须有强硬的手段措施才能完成治国，所以形成了“重刑赏”的行为。
2.地理位置的不同
齐国北邻渤海、东邻东海，地处平原，交通便利满足通商的必要条件。而且在海边则能制盐，在东周时期甚至于说整个中国的封建社会盐都是一个对国家影响重大的商品，齐国能够产盐并且交通便利能够进行运输，可以说对齐国而言其商业对于其他国家具有绝对优势。另外齐国从建国开始就是万乘之国，国内农业原本就已经发展的很好，在发展商业并不会对农业造成明显的影响。
晋国周边则不同，地处内陆，并没有像齐地区那样具有良好的地理位置以及特殊商品，相对来说秦国则更为明显。秦国地广人稀，但是关中平原则土地富饶，所以在秦国发展农业是最适合的，而且农业越好则可以招募更多是士兵，国家则更为强盛。
3.历史时期的不同
齐国自西周以来就是强国，更为春秋首霸，在战国时还曾称帝，并且在齐国周围并特别没有强大的对手存在。因此，齐国就没有特别迫切的变革需要。
晋地区则不同，春期时期晋国还是一个大国，周边还有很多小国存在如宋国、郑国等，之后再战国时期晋国被分裂为韩、赵、魏三国，这些小国夹杂在诸多大国之间，他们为了以求在这乱世中生存只有变法求存。秦国通过商鞅变法则迅速强盛，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参考文献：
[1]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9
晋商文化论文篇10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乱世。为总结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自唐代以降许多史家和学者倾注精力对这一时期所遗留下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其中成就较大的著述当首推《资治通鉴》。在这部编年体史书中，魏晋南北朝400年间的历史大事不仅被梳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司马光还通过“臣光曰”的形式表述了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资治通鉴》之外，考察或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还有宋人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程大昌《演繁露》、陆游《老学庵笔记》、王应麟《困学纪闻》、叶适《习学记言》，明人李贽《藏书》、《续藏书》等。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系统地分析、批判了这一历史时期统治者的成败得失。清代乾嘉学派是传统史学研究的高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有许多条目涉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20世纪之前，历代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总体看来皆囿于循环史观，基本的路数不过是著史、考史和评史而已。中国的新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萌动。一批学者受到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的影响，注意摆脱旧史学研究的羁绊而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天地。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不再甘心于整理国故，而是力图通过分析史料去寻找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动因、联系和带有某种规律性的认识。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也因之翻开崭新的一页。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可以1949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可分为1901—1929年和1930—1949年两个阶段。后一个时期可分为1949—1966年、1966—1978年和1978—2000年三个阶段。
20世纪初的30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具有由旧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色彩。粗略统计，1901—19年发表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文不足90篇，著作仅为10余种，而且大部分论著的思想和方法都相当陈旧，基本脱传统史学的窠臼。当然，这一时期也有一些篇目是运用新史观进行开拓性研究的力作。梁启超在1902年曾文，论述中国自战国至清专制政治不断强化，“中间惟六朝时代，颇有贵族阶级”，“实吾中国数千年来社会一现象也”。然而经过分析，他认为总体上看“六朝时代，可谓之有贵族，而不可谓之有贵族政治。其于专制政之进化，毫无损也”①。这一观点至今仍颇具启发意义。此外，汤用彤《竺道生与涅学》(《国学季刊》1925第12期)、容肇祖《述何晏王弼的思想》(《中山大学语言历史所周刊》1927年第12期)、鲁迅《魏晋风度及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北新半月刊》1927年第11期)、梁佩贞《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政治中心》(《史学年报1929年第7期》、刘藜《晋惠帝时代之汉族之大流徙》(《成大史学杂志》1929年第7期)、桑镐《汉魏之际尚与时代背景》(《中央大学半月刊》1929年第11期)等文，分别从宗教文化、政治、人口流动以及士风变迁角度对魏晋南北朝社会进行了考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入一个全面繁荣的阶段。20年间所发表的论文约为600篇，著作80余种，涉及的课题十分广泛:既有政治史、军事史，又有经济史、财政史、人口史、民族史以及宗教史、学术文化史和大族研究等等。若干种断代史、专题史的著作陆续问世，极大地提升了这一时期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整体水平。以出版先后为序，代表性的著作有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商务出版社，1930年)、容肇祖《魏晋的自然主义》(商务出版社，1935年)、范寿康《魏晋之清谈》(商务出版社，1934年)、陈啸江《三国经济史》(中山大学，1936年)、陶希圣、武仙卿《南北朝经济史》(商务出版社，1936年)、王伊同《五朝门第》(金陵大学，1943年)、贺昌群《魏晋思想初论》(商务出版社，1946年)等。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是一部110万字的宏篇巨著。该书分前后两个部分。前一部分突出各时期的重要政治斗争，叙述两晋南北朝政治的发展演变，属政治史。后一部分分别论列这一时期的民族分布及构成、社会组织、社会等级、农工商业、衣食住行、社会风俗、政治制度、学术宗教，属专题史。吕书不但以史料丰富称著，而且不乏精辟见解(开明书店，1948年)。作为史学大师，陈寅恪对推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他极为重视文化和民族的因素，往往从习见的史料出发，以小见大，提出并解决了前人认识所不能及的问题。《天师道与滨海地区之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第4本)、《桃花源记旁证》(《清华学报》1936年第1本)和《府兵制前期史料试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7年第11本)，都是具有发凡起例之功的代表作。他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虽然是讲唐代各种制度的，但是都将渊源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商务出版社，1945年)。不过，陈寅恪“不重视社会经济的作用，较少探索这方面的问题”(田余庆:《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后顾与前瞻》，《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第392页)。从1933年起，陶希圣主编的《食货》杂志刊登了大量有关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成果，恰与陈寅恪的研究工作互为补充。代表性的论文有武仙卿《魏晋时期社会经济的转变》(1934年第12期)、《南北朝色役考》(1936年第3、4期)、《魏晋南北朝田租与户调对立的税法》(1937年第2期)，何兹全《三国时的农村经济的破坏与复兴》(1935年第2期)、《三国时期国家的三种领民》(1935年第5期)、《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1936年第1期)，鞠清远《曹魏的屯田》(1936年第1期)、《三国时代的客》(1936年第1期)，陈啸江《三国时代的人口移动》(1935年第1期)等。此外，受陶希圣经济史观的影响，全汉升在《中古自然经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的长文中，系统地论述了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总体面貌。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界涌现了一大批成就卓越的学者，如周一良、谷霁光、萨孟武、严耕望、李源澄、王伊同、姚薇元等。他们活跃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各个领域，代表性的作品有周一良《南朝境内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8年第7本)、《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乞活考》(《清华学报》1949年第12期)，谷霁光《六朝门阀》(《武大文哲季刊》1936年第6期)、《西魏北周和隋唐的府兵》(《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1937年第7期)，严耕望《元魏北镇制度考略》(《现代学报》1947年第8期)、《魏晋南朝地方政府属佐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7年第10本)，萨孟武《南北朝的政治和社会》(《政治季刊》1940年第10期)、《两晋的中央官制》(《新认识》1943年第4期)，李源澄《两晋南朝之军户及补兵》(《史学集刊》1941年第3期)、《元魏之统制诸夏与诸夷》(《责善半月刊》1941年第11期)、《汉末魏晋思想之转变》(《真理杂志》1944年第6期)，王伊同《五胡通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3年第9期)，姚薇元《北魏帝室氏族考》(《说文月刊》1944年第6期)等。20世纪后半叶是中国大陆的史学工作者自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探索史学研究新理论和新方法的50年，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本领域的学者，在继承我国原有优秀学术传统和借鉴西方现代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提出新的课题和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在社会经济史、政治史、民族史、思想史和社会文化史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多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于汉魏以降的经济变动、社会性质、政治特点、民族关系和文化构成等多个方面都有更为深刻和全面的认识。
1949—1966年是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很大进展的阶段。这一阶段，几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编撰的通史相继出版。诸家通史都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状况进行了综合研究，并对这一时期的社会性质提出不同认识。与此同时，那些在三四十年代已经成就卓著的学者，也纷纷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修订或者重新撰写著作和论文，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开辟了新风。其中，断代史的著作有何兹全《魏晋南北朝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等。经济史著作有唐长孺《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贺昌群《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制与均田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韩国磐《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和《南朝经济试探》(上海人民出版社，1963年)、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1959年)、李亚农《拓跋族的前封建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等。民族史的著作有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年)、《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年)等。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3册(人民出版社，1957年)和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55年)则分属于研究魏晋南北朝思想史和佛教史的著作。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三联书店，1959年)和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是两作者多年研究成果的结晶。唐书侧重于社会经济，兼论民族、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问题;周书则重点在政治制度方面，旁及民族、宗教文化等专题。粗略统计，17年间共发表魏晋南北朝史论文约1400多篇。大多数作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魏晋南北朝史的重大问题进行了重新梳理，在门阀制度、土地制度、阶级结构、农民战争、民族矛盾和冲突以及历史人物评价等方面，取得突破性研究成果。但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1957年以后学术研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极左的和“以论代史”的空头文章越来越多，直到“文革”中演变成以“影射史学”为特征的帮派文章。另外，研究工作还有一哄而上的毛病。1400多篇论文中约有1100多篇是论述人物的，而仅评价三国时期人物的文章就有560篇，其中关于评价曹操的文章约为350篇，占了一半以上;评价诸葛亮的文章有85篇，又居四分之一。各类课题的选择也不均衡，除评述人物的文章占据了绝大部分之外，论述政治斗争、农民起义的文章有100余篇，研究社会结构、经济问题的文章不过80篇，关于军事方面的文章是40篇左右，且多为讨论官渡之战和淝水之战内容的，而涉及民族关系的文章只有15篇。
从1966年开始的“文革”，粗暴地打断了史学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这一阶段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浩劫中同样遭受重创，基本陷于停顿状态。1978年以后，实事求是的学风重新确立，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全面繁荣阶段。这一阶段，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特点是:各种规模的学会和研究机构陆续成立;一些重大课题在原有的学术积累基础上不断地向纵深发展;新的研究领域得到开拓;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相继出版;尤为可喜的是，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构成了研究队伍的主力军，个别佼佼者已经成为学科带头人。1984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在四川成立，到20世纪末已召开过6届年会。相继成立的还有六朝史学会、北朝史学会以及诸葛亮研究会等。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等单位还设立了专门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室(所)。
白寿彝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开创了新综合体的通史撰述方式。该书第5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通过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个部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80年代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水平。这一阶段出版的断代史和综合研究专著，代表作有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韩国磐《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以及简修炜《六朝史稿》(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等。重要的论文集有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何兹全《读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郑欣《魏晋南北朝史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年)、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中华书局，1993年)、谷霁光《谷霁光史学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朱大渭《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98年)、黎虎《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等。经济史方面的著作有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朱绍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与阶级关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何兹全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余鹏飞《三国经济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等;研究政治史、制度史的专著主要有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严耀中《北魏前期政治制度》(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陈仲安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汪征鲁《魏晋南北朝选官体制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黄惠贤《中国政治制度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黎虎《汉唐外交制度史》(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年)、高敏《魏晋南北朝兵制研究》(大象出版社，1998年)等。民族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马长寿《氐与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年)、周伟洲《汉赵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蒋福亚《前秦史》(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与西域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陈连庆《秦汉魏晋南北朝少数民族姓氏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等。思想文化方面主要有王葆《正始玄学》(齐鲁书社，1987年)、孔繁《魏晋玄谈》(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王晓毅《中国文化的清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万绳楠《魏晋南北朝文化史》(黄山书社，1992年)、陈戍国《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章权才《魏晋南北朝隋唐经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刘振东《中国儒学史·魏晋南北朝卷》(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曹文柱主编《中国文化通史·魏晋南北朝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等。研究宗教史的著作有方立天《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中华书局，1982年)、郭朋《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齐鲁书社，1986年)、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胡孚琛《魏晋神仙道教》(人民出版社，1989年)、许抗生《三国两晋玄佛道简论》(齐鲁书社，1991年)。社会史方面的著作，主要有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曹文柱主编《中国社会通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2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朱大渭等《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侯旭东《五六世纪北方民众佛教信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刘长东《晋唐弥陀净土信仰研究》(巴蜀书社，2000年)等。此外，散布于全国许多学报、学刊上的论文也是1978年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80年代末期每年发表的论文都在150篇以上，以后每年递增，仅2000年一年所发表的论文就约为280篇。以上这些著作和论文，大致代表了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20世纪后半叶，港台地区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仅以《魏晋南北朝史》为名的断代史就有数部出版，作者分别是劳干(台北中华文化出版委员会，1955年)、林瑞翰(台北至大公司，1977年)、黎杰(台北九思出版社，1978年)、邹纪方(台北长桥出版社，1979年)等。此外，金发根《永嘉乱后北方的豪族》(台北学术著作奖助会，1964年)、毛汉光《两晋南北朝士族政治之研究》(台北学术著作奖助会，1966年)、逯耀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台北联经出版社，1986年)等，都是各种专题研究的代表作。
在文献和典籍的整理方面，和魏晋南北朝史有关的正史即一志九书二史以及《资治通鉴》在20世纪后期都得到系统整理，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了标点校订本。另外，一些基本文献典籍的校注出版，为学者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汇集了笺疏者多年的研究心血。该书或寻检史籍，考核异同;或略为增补，以广异闻;或纠谬矫正，以惩其妄。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博采众书，于详尽精确的文字训诂外，对人物、史事也多有补苴之处。王明《抱朴子内篇校笺》(中华书局，1985年)，注重以道教史和科学史为出发点，既汇集了前人的校勘成就，又有很多自己的独特见解;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中华书局，1991、1997年)是作者萃40余年心力的杰构，既对原书中的大量典故做出了详尽的注释，又对其中的错漏衍脱之处给予了举正。周祖谟《洛阳伽蓝记校释》(中华书局，1963年)和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是已出版的两种《洛阳伽蓝记》校本。前书以文义训释为长，后书注重史事的补充和考订。此外，汤用彤《高僧传》校注本(中华书局，1992年)、陈桥驿《水经注校释》(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刘琳《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都是目前所见的较好注本。另外，还有一些考校之作问世。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对自《三国志》到《隋书》的12部正史所涉及的史实、制度、名物、语言等作了系统的训释和考证，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远远地超越了普通的考史之作。王仲荦《北周六典》(中华书局，1979年)体裁类似会典，是一部叙述北周王朝政府组织形式的资料汇编。
魏晋南北朝的考古遗存虽不丰厚，但也为数不少，特别是近百年来，新的考古发现和文献出土的成就更是令人兴奋。西北地区和湖南长沙走马楼的简牍文书以及散布于黄河流域、长江南北的魏晋南北朝墓葬、墓志、碑铭为代表的丰富考古文献和资料的发现、整理和研究，拓展了当代学者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领域和空间，有力地推进了这一学科的发展。这类资料现已出版的有张风《汉晋西陲木简汇编》(有正书局，1931年)、王陶庐《汉魏六朝砖文》(商务出版社，1935年)、赵万里《汉魏六朝冢墓遗文图录》(历史语言研究所，1936年)、《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王壮弘《六朝墓志检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以及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年)、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92—1996年)，现已出版10册，与本段历史有关的资料主要集中在第1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发现，是近年来魏晋南北朝史考古发掘的最大创获。目前，已有长沙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录《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 》(文物出版社，1999年)出版。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研究（二）关于社会性质和社会经济的讨论
关于魏晋南北朝社会性质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对“魏晋封建说”的讨论。最早提出“魏晋封建说”的学者是何兹全。他在1934年发表的《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中称:“中古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时间是“指从三国到唐中叶即从三世纪到九世纪”(《中国经济》1934年第9期)。从50年代初开始，魏晋封建说的理论系统日渐完善。持这一观点的学者除何兹全外，还有尚钺、王仲荦、日知、唐长孺等人。何兹全《汉魏之际封建说》一文最后确定，中国古代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是汉魏之际。他认为，汉魏之际的社会变革，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由城市交换经济到农村自然经济;第二，劳动者的身份由自由民、奴隶向部曲、客转化，人身依附性加强;第三，由土地兼并转化为人口争夺;第四，流民地著化的实现，封建关系加强(《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作者更从国家形态、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等多方面对上述观点做了充分、丰富的论证。尚钺《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一文则从铁器的使用、古代社会发展规律、生产关系的主流、商品和商业活动的情况和两汉奴隶制的矛盾等六个方面来论证其魏晋封建说(《尚钺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文史哲》1956年第3、4、5期连载的长篇论文《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社会的形成问题》，是王仲荦系统阐述魏晋封建说的代表作。唐长孺则从劳动者人身依附关系加强、封建等级秩序制度化、大庄园主向封建官僚转化和自然经济典型化等方面，论述了魏晋时期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早期的特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上述学者的认识，都是在马克思主义观点指导下，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结构和社会经济的详细分析而得出来的。不过也有一些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学者不同意“魏晋封建说”，认为魏晋是封建社会由初期向成熟期的过渡阶段。代表性的论文有田余庆《秦汉魏晋封建依附关系发展的历程》(《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郑欣《三国时期封建社会的变革》(《历史论丛》，齐鲁书社，1981年)以及高敏的一些论文。
社会经济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土地制度、赋税制度、整体经济、部门经济以及区域经济等。
三国时期的屯田制、西晋的课田占田制和北魏的均田制，是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的研究的热点课题。王仲荦认为，曹魏屯田的土地是因战争荒芜而属于国家的公田，屯田民是隶属性很强的农民，身份要比自耕农大为降低。屯田的国有性质决定了国家是最大的地主(《魏晋南北朝史》)。高敏认为，曹魏屯田制是对汉代封建国有土地制度公田、官田的发展。曹魏的屯田分为军屯和民屯两种。前者系以兵士屯田，屯田的兵士称为田兵或佃兵;民屯的劳动者称为屯田客或屯田民。军屯的收获物全部上缴国家，而民屯实行四六分成(官六民四)租佃制度。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但是，无论是军屯还是民屯的土地，都属于国家所有(《魏晋南北朝经济史》)。赵克尧等指出，除军屯、民屯以外，曹魏还有士家屯田形式(《略论曹魏的士家屯田》，《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1期)。林志华认为，孙吴屯田制虽然也以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出现，但屯田及屯田户实际上为各级将领所私有，是豪族地主经济的一部分(《东吴屯田制探略》，《安徽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黎虎在《三国时期的自耕农经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和《略论屯田制的作用与地位》(《四川师院学报》1985年第1期)等文中指出，研究者对曹魏屯田有评价过高的倾向。屯田的确对支援战争、安置流民乃至增加曹魏政权收入等方面起过很大作用，但当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还是州郡编户所代表的小农经济。西晋的占田制和课田制是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关于占田与课田的关系，学术界有四说。一是课田在占田之外说。吕振羽在《简明中国通史》中称:占田制规定，丁男占田70亩，课田50亩，共120亩;丁女占田30亩，课田20亩，共50亩。持此说者还有白寿彝和李剑农。二是课田在占田之内说。丁男、丁女共占田100亩，分别以50亩、20亩为课田，持此说者人数较多，代表人物是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三是占田与课田是互不相干的两种田制说。持此说者为高志辛，他认为，课田就是课佃，实质上是政府督课佃者耕种政府经营的土地，而且，由屯田到课田的转变只是政府经营的公田内部经营方式的改变，不涉及政府掌握以外的大量的民田(《西晋课田研究的剖析》，《魏晋隋唐史论集》第2辑)。赵向群、童超则持第四说。赵向群指出，税制说与田制说皆有不足之处，课田制既非税制亦非田制，而是和二者皆有联系的一种土地经营管理方式，它以人口和劳作为基点，体现出因民之力以使民的特点(《西晋课田法新议》，《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童超则认为，占田制既不属于授田制，也不属于限田制，而只是一种土地限额登记制度，是西晋政府通过登记全国土地而重新确认登记者土地所有权的一种方法，是对现存土地关系的合法化认定(《论西晋土地、田赋、劳动人口管理体制的改革》，《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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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占田的来源也有两说。吕振羽、万国鼎主张占田即是政府将公田授田给农民，吕思勉也是持授田说的。另一说认为，占田是“一种限制占垦土地于一定数量之内的限田办法”(王天奖:《西晋的土地与赋役制度》，《历史研究》1956年第7期)。唐长孺在《西晋田制试释》一文中也赞成这种观点。万绳楠进一步阐明，西晋占田的数字为虚，课田之数为实，即课田是国家规定的必耕地数目，以之来满足国家的赋税要求(《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对占田的性质也有不同说法。唐长孺同意国有土地说。《西晋户调式的意义》一文提出:占田、课田的意义在于国家以最高土地所有者的地位对全国的土地进行督课耕种，包括国有荒田和私田，而私人占有的土地也没有完整的所有权。与课田占田相适应的户调式，一方面既肯定了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和荫庇户口的特权，也规定男丁耕种一定数量的土地是一种国家义务(《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王仲荦也持此说，并认为占田制下农民负担的户调要比魏制加重二分之一，田租要比魏制加重一倍，只有力役由于国家的统一而有所减轻(《魏晋南北朝史》)。高敏则从“占”字的涵义角度，论证了占田从来就是私有土地的观点(《关于西晋占田、课田制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黎虎认为，西晋占田制是战国秦汉以来占田实践和理论的总结、创新及其法典化。占田即是课田，但占、课无别并不意味着占、课相符，占田制是以法定的占、课不符解决以往漫无限制的占、课不符问题。因此课田的50亩在占田的70亩之内，不是另外的土地。占田的目的在于课田，课田的目的在于征收赋税(《西晋占田制的历史渊源》，《中国史研究》1985年第3期)。
北魏均田制是学者讨论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李亚农《周族的氏族制与拓跋族的前封建制》一文认为，均田制实际上是一种前封建社会的土地制度，具有氏族和农村公社土地制度的特点(《李亚农史论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唐长孺《均田制度的产生及其破坏》一文认为，均田制是具有农村公社特征的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均田制下的农民是封建依附民(《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王仲荦的看法与唐长孺类似，认为均田制是一种带有村社性质的封建国有土地制度(《魏晋南北朝史》第520—522页)。韩国磐则判定，均田制的性质属于封建土地国有制(《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孔令平《中世纪前期英国的田制与北魏均田制的比较研究》一文认为，北魏时期的均田制和希腊、罗马的城邦土地制度、西欧的封建领主等级土地所有制一样，都是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过渡的农村公社土地制度(《世界历史》1981年第5期)。赵俪生不同意均田制具有公社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二重性，认为是国家对土地所有权干预和妥协的产物。它对保持社会经济的稳定有积极作用(《有关均田制的一些辨析》，《文史哲》1981年第2期);高敏则认为，均田制是官府把所有权属于国家的土地，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定授予直接生产者耕种，然后按授予土地的法定数量向生产者课取租、调、力役的国有土地制度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均田制下的露田是国有土地，由国家控制授受，桑田是私有土地，只给初受田者，不在还授之限内，实为私有土地的代名词。北魏的均田令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详细的土地成文法，而且具有保护国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双重性(《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第263页)。杜绍顺《北魏西魏的麻田为世业田质疑》一文论证，北魏和西魏均田制中的麻田都是还受之田，而不是世业田(《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4期)。王棣根据文书，具体考查了北魏均田制下授田的种类和数量，指出实际上受田数目远不及应受数目，而且随着国有土地的减少，均田制渐呈没落之势(《从〈邓延天富等户残卷〉看西魏北周的均田制度》，《山西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关于均田制下的租税制度，唐长孺指出，课田是和征纳租调联系在一起的，露田、桑田、麻田，都是课田。露田身没而还，桑田视有余和不足允许买卖，因此世业课田是桑田，但在北朝，由于幽州属于以麻布充税的地区，故其世业课田是“桑田化”了的麻田。他还指出，均田制下的农民租调负担，比起三长制下按户征收的租调相对减轻，但总数却由于大家庭的分立而增加，同时，租调额的固化和轻化，是国家从豪强手中争取民众的表现(参见唐长孺《北齐〈标异乡义慈惠石柱颂〉所见的课田与庄田》，《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和《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第16—28页)。
关于魏晋南北朝的地主大土地所有制。唐长孺在《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一书中指出，地主豪门的大土地所有制适应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始终是东晋南朝占支配地位的土地制度。万竟君《东晋南朝庄园经济试探》认为，东晋南朝的庄园经济在客观上促进了江南经济的开发，但不负担租税劳役，又兼并了大量土地和劳动力，因而对社会生产也起到阻碍作用(《广西师大学报》1981年第2期);郑欣的见解与此类似(《东晋南朝时期的世族庄园制度》，《文史哲》1978年第3期)。蒋福亚《东晋南朝的大土地所有制》一文对东晋南朝的大土地所有制的成因作了研究，指出当时的大庄园土地不是靠购买式兼并形成的，而是豪强地主强占山川林泽或凭借私人武装侵夺百姓田产的结果(《江海学刊》1992年第2期)。汤其领《东晋南朝世族地主庄园试探》一文具体考察了南朝大庄园的经营模式，指出它们具有宗法性日趋减弱、等级性逐渐加强、管理方式多样和间接经营多的特点(《苏州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章义和《从谢灵运〈山居赋〉论六朝庄园的经营形式》一文指出，六朝时期地主庄园存在着集中、分散、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三种经营形式。这三种经营形式虽各有特点，但分散经营因为生产者积极性较高，而且它采取的分散租佃制形式符合中国地主封建制的发展，因此成为以后我国封建经济的主要经营形式(《许昌师专学报》1993年第1期)。
寺院地主经济是随着佛教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而发展起来的大土地所有制形态。它在经济形态上与当时的世俗地主经济无本质区别，不同的是它以宗教关系为纽带，通过神权和教义的力量进行维系。寺庄是寺院庞大的地产，属于高级僧侣所有。劳动者主要是下层僧侣、寺院依附民(僧户、白徒、养女等名目)和寺奴(佛图户等名目)等。寺院地主经济是当时统治者悉力提倡和培植起来的，但它的过度膨胀，又要损害封建国家和世俗地主的利益，北朝的“灭佛”事件的发生即与此有关。最早对这一问题展开研究的学者是何兹全，30年代，他先后发表《中古时代之中国佛教寺院》和《中古大族寺院领户研究》等文。以后这一研究工作停顿下来，直到50年代又有零星，但真正形成高潮则是在80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金家瑞《南朝的寺院和僧侣》(《历史教学》1953年第7期)、简修炜《南北朝时期的寺院地主经济初探》(《学术月刊》1984年第1期)、张弓《南北朝隋唐寺观户阶层述略》(《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等。
赋税制度是和土地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曹魏开始实行的户调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赋税制度的主流。唐长孺《魏晋户调式及其演变》(《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全面地分析了户调制的起源、户调和户赀的关系、南朝的布与调、南朝的折变等问题。指出，曹魏的户调是沿袭两汉调的名称和征纳方法，加上东汉赋钱折变之制的固定化与普遍化。户调据户赀决定差等是汉代的成法，以后自晋至南北朝都沿袭此制。梁方仲《户调制与均田制的社会背景》(《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集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郑欣《两晋赋税制度的若干问题》(《文史哲》1986年第1期)和《南朝的租调制度》(《史文哲》1987年第1期)、周国林《东晋租调制度若干问题述辩》(《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5期)等，都是在唐文基础上对此进行的深化研究。高敏认为，曹魏租调制较汉代租赋有两大改变，一是以定额租取代了汉代的定率租，二是除田租以外，免除了不少汉代的杂税。王仲荦认为，均田制下的租调征收，实行的是“九品混通”方法(《魏晋南北朝史》第530页);而高敏看法不同，认为北朝的租调也体现了丁、户相结合的特点，而且在后期还出现了由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化的倾向(《魏晋南北朝经济史》第497页);郑欣也认为，均田制实行以后，北朝租调征收以授田对象为征收单位，不再实行九品混通的办法(《北魏均田制下的租调剥削》，《齐鲁学刊》1985年第5期)。
户籍制度也是经济史研究者比较关心的问题。贺昌群认为，东晋南朝户籍的黄、白之分，代表着士、庶之别(《汉唐间封建的国有土地和均田制》);赖家度与贺昌群意见不完全一致，但同样承认白籍是庶人户籍(《从南朝士族制度看唐寓之领导的农民起义》，《历史教学》1952年第6期)。而高敏认为，黄籍始于魏晋的正式户籍。白籍是东晋初政府侨设州郡为南渡户设立的临时户口。所谓“白”是空虚、无定居之意，土断主要是白籍人口黄籍化，而非土断后著之白籍(《东晋时期黄白籍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曹文柱也认为，黄、白籍是东晋政府为分别土著与侨民而设立的户籍，但名称的不同与纸张颜色有关。土断是东晋南朝政府为解决侨置郡县造成户籍制度混乱而采取的一种措施。经过土断有大量的侨户及流民被编入享受优复待遇的白籍(《关于东晋南朝时期的土断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6期)。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商贸货币方面，时间较早的论文有何兹全《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与钱币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48年第14本)等，近年来有李建国《试述北魏商业的发展》(《商业研究》1985年第5期)、张兆凯《试论南朝商业的几点变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张荣芳《论汉晋时期楼兰(鄯善)王国的丝路贸易》(《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1期)、孔毅《东晋南朝的实物货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薛平铨《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货币发行与流通》(《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赵庆伟《六朝时期广州海外贸易的崛起与港市的繁荣》(《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朱和平《东吴商品经济初探》(《许昌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刘汉东《水陆交通运输与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的发展》(《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第3期)、张旭华等《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商业都会的兴衰》(《许昌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罗二虎《汉晋时期的中国西南丝绸之路》(《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