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款风险论文十篇

货款风险论文篇1

摘要:近年来随着我国外贸出口的进一步加快发展，我国企业被外方拖欠货款的问题日益凸显。我国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管理上的欠缺造成的债务拖欠等问题已成为外贸企业发展的瓶颈。文章首先对我国外贸企业货款拖欠问题的现象进行客观分析，然后剖析其深层次成因，进而从新的视角为我国外贸企业解决该问题提出建议。 关键词:国际贸易拖欠 信用风险 管理机制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出现的经济纠纷也有所增加。其中国际贸易拖欠，即在对外贸易中应收款不能及时安全收回，大量外汇滞留损失在外，成为困扰我国众多外贸企业的一大难题。而且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这一难题造成的损失也在扩大。支付结算是进出口贸易业务链上最关键的一环。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支付结算工具日渐增多，这给贸易双方带来了周转与交易的便利，但由于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风险的存在，其中也潜伏了风险。以托收方式为例，若买方违约，拒绝赎单，卖方便无法收回货款。 一、造成我国出口货款被外方拖欠的原因 从国外统计数据上我们可以分析一下造成我国出口货款被外方拖欠的原因： 1.从国际贸易拖欠案起因结构看，我国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的直接起因以恶意欺诈为主。具体结构为:有意欺诈的拖欠款占60%;产品质量、数量或交货期有争议的占25%;属于我方外贸企业交易严重失当及管理失误的占15%;交易人员私下默契台底交易占2.5%;其他性质占2.5%。我国对外贸易的过半货款拖欠是由客户的恶意欺诈引起，而非人们通常理解的主要是由诸如产品质量或货期等贸易纠纷引起。 2.从国际贸易拖欠案件所涉及的海外公司看：（1）海外华人公司（包括我国港、澳、台公司）占50％；（2）不良外籍公司占20％；（3）纯为货物有争议的公司占20％；（4）驻外机构占5％；（5）其他占5％。 3.从外贸企业性质结构看，我国对外贸易客户信用风险导致的国际拖欠所涉及的企业以国内的全资中资企业为主体。具体结构为:80%来自国内的企业，其中的50%为国有外贸企业，30%为私营外贸企业;另外20%来自三资企业。 4.从客户新旧特征看，过半数的国际货款拖欠由老客户造成。而非人们通常理解的国际货款拖欠主要由资信不良的新客户造成。 二、外贸业务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几年来人们经过对几十起不同类型国际贸易拖欠案件进行调查，发现在外贸业务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1.不重视对外商资信调查。资信调查是我国外贸公司对外成交不应缺少的一个环节，外商资信状况直接关系到外贸公司能否严格履行合同，安全收汇、收货。有些外贸公司在进出口贸易中，对外商既不做资信调查，又轻率采用对出口方具有极大风险的付款方式（D／A、T／T），给国外一些不法商人欺诈行骗造成可乘之机。在对外贸易中，即使多年合作的老客户资信情况和经营状况也并非一成不变。当老客户付款出现异常时，如果缺乏警觉，不及时进行资信调查，了解其目前营运状况，便会丧失避免风险的机会。 2.货物质量有问题，履约不严肃。出口中不按时交货，货物品质、数量、规格与合同不符，导致外方索赔现象时有发生。 3.合同条款有纰漏，业务操作不规范。有些合同货物品质规格不具体，违约责任不明确，支付条款不对等，出现争议难以解决。在信用证条件下的交易中，由于不严格审证，操作不慎，出现单证不符，遭对方拒付货款的不乏其例。 4.不重视运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在对外贸易中“重关系，轻索赔”是十分普遍的现象，宁可国家利益受损失，也不愿或不善于拆诸法律，有的公司选择国外不良讨债公司追款，反受其害。 从上述现象和存在的客观问题进行深层次的分析， 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国际贸易拖欠的形成，既有国外原因又有国内原因。就国外原因而言，海外一些不良公司利用我国开放之际，积极扩大对外贸易，但相应的法律体系尚不健全，外贸公司业务人员与管理者还未完全熟悉国际操作规范，又有急于求成的心态，用人情或小恩小惠等方式，将我外贸公司仅有的一些原始警戒攻破，或在合同条款和操作方法上设下圈套，为今后拖欠制造理由。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企业逾期未收汇属于国外方面诸多原因中，进口商信誉差和我驻外机构有意拖欠约占50％的比重。另外，造成我国外贸企业风险损失的原因除了企业主体信用管理观念的严重缺乏外，来自企业产权制度的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 三、我国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的成因 具体来说，我国外贸企业客户信用风险成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外贸公司体制与现代化的国际经贸发展要求不适应。我国外贸公司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司制，虽经转换经营机制，扩大自主权，但在经营、企业管理、财务制度等方面没有建立一套健全的制度，对业务人员和业务活动缺少必要的监督和制约，因此既不能及时发现问题，又不能妥善解决问题。外贸企业产权不明晰，使得很多国有外贸企业管理者为了应付上级主管部门业绩考核，不顾企业长远利益，盲目赊销;有的企业迫于市场竞争压力，单纯追求销售额增长，盲目打价格战。这些行为导致了企业应收账款上升，销售费用上升、负债增加，呆账坏账增加，效益下降，偏离了最终利润这一企业最主要的目标。强化企业信用管理，就是要在销售收入增长和风险控制这两个目标之间寻求协调一致，保证最终利润这一根本目标的实现。 2.相关部门缺乏信用风险管理意识，由于从政府到企业信用风险管理意识都比较淡漠，对信用管理工作重视不够，导致政府对企业缺乏政策引导和有效支持;有的企业虽然感到信用风险管理需要，但苦于所知不多无从下手，且成本较高，在本来利润率不高的情况下不愿为此支付费用，进而产生畏难情绪，甚至干脆漠视不管。目前中国出口企业的坏账率超过5%，而发达国家企业却只有0.25%至0.5%的水平，国际平均水平也只在1%左右。中国企业出口中遇到的很多困难，一开始并不是对方存心拖欠，而是中国企业自己出现制度和管理失误。 3.企业内部职责不明确，在我国外贸企业现有的管理职能中，应收账款的管理职能基本上是由销售部和财务部这两个部门承担的。然而在实践中这两个部门却常常职责分工不清，不能形成协调与制约机制，容易造成外贸企业在客户开发、信用评估、合约签订、资金安排、组织货源、品质监督、租船订舱、制单结汇等诸多贸易环节出现决策失误并导致信用损失。外贸企业内部职责不明确已成为企业账款拖欠趋势得不到有效抑制的根本原因。 4.一些公司管理水平低和业务人员素质差是造成国际贸易拖欠的直接原因。近年来，过分强调国际市场开拓，忽略了国际市场的复杂性和对风险的防范；过分强调开拓面和追求成交额，放松了对国际拖欠的管理。对外商进行资信调查在我国外贸公司中没有制度化，业务过程中随意性大，在调查的案件中，我外贸易公司以D/P或D/A成交的占50％，以T/T、银行转账形式成交的占25％。 5.对外贸企业运作中的行为规范管理不严格。有些外贸公司以承包、放权为名，实际 是放任自流，致使内外串通、损公肥私、以权谋私的事件屡禁不止。 6.法律意识淡薄。一些企业负责人和业务人员习惯于用行政手段处理问题，不敢于、不善于动用法律手段解决对外贸易中的问题。有的公司在明显是外方违约或欺诈，使公司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也不采取有效的法律措施。 7.国有资产自我保护机制不健全。在财务和考绩制度上不能及时反映企业逾期未收汇的状况，对造成损失的直接责任者也无相应的惩治措施。主管部门不了解国际拖欠的问题，因而无法设立 预警线，难以制定行之有效的监管措施。 8.信用管理方法落后。目前我国外贸企业业务人员信用风险防范意识薄弱，信用风险防范手段单一，没能掌握或运用现代先进的信用管理技术和方法。对客户的信用风险缺少评估和预测，交易中往往是凭主观判断做决策，缺少科学的决策依据。在销售业务管理上，由于缺少信用额度控制，在一定程度上给企业销售人员违规经营、违章操作，甚至与客户勾结留下可乘之机。在账款回收工作上更是缺少专业化的方法。 由于经营和管理体制上存在缺陷，国际贸易拖欠问题不断发生，被拖欠的企业不愿意将事情暴露，所以问题难及早发现，形成一个逃避监管的死角。如不及早研究和解决国际拖欠问题，必然会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 四、避免和解决国际拖欠问题的对策 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中，深化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加快外贸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步伐，使外贸企业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得到彻底改善。对此，应完善制度，强化管理，制定防范措施，最大限度地避免国际拖欠案件的发生，并逐步建立起国际贸易风险的预防、监控、治理机制。 1.提高外贸业务人员素质是当务之急。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国际贸易风险的研究，外贸企业要注重业务人员防范国际拖欠能力的培训，对刚刚从事外贸工作的人员和近年来取得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尤为重要。外经贸院校也应开设有关课程，同时各进出口商会应对本行业进出口公司提供国际市场开拓与风险管理的咨询服务。 2.建立外贸风险管理的规范操作程序。加强内部管理和对外商资信调查，是避免发生国际拖欠的主要措施。尤其以D/P、D/A成交的贸易，需要进行严格的评审和有关部门出具的资信调查。从实际经验看，坚持对新客户先资信调查后成交，对老客户定期进行调查或发现疑点及时调查，可使境外拖欠案件下降50％。我国外贸企业对信用风险的防范一直是进出口业务风险防范中一个较为薄弱的环节，特别是在出口贸易中，我国外贸企业因诈骗而受到的损失是很大的。所以，今后我国要新增设信用管理部门，从规范客户资信管理体系入手，多角度、多方位、动态了解客户状况，统一整理分析客户信息资源，评定客户资信类型或等级，并随所掌握信息的变化及时更新评估结果，尽量做到知己知彼。接着要完善客户信用控制体系，对不同资信类型或等级的客户应在预付款、信贷担保、货款拖欠时间等方面予以不同的对待。 3.外贸公司在无法确定交易风险程度的情况下，应向保险公司办理出口信用险；货款逾期三个月，一定要有追索行动。发现对方逾期不付款，如三个月自己追收不回，应积极寻求外部途径解决（包括仲裁、诉讼等法律途径）。国际贸易经验表明，在货款逾期三个月时即进行追索，损失可以减少70％左右；外经贸管理部门应对外贸企业逾期未收汇问题进行专题调查；加强对国际经贸法律的宣传教育，增强法律意识，学会运用法律手段处理和解决问题。从事国际贸易涉及到广泛、复杂的法律，贸易的每一种方式，交易的每一个环节，合同的每一个条款，都是一种法律关系的体现，涉及不同的权利与义务。因此，在对外贸易活动中，必须依法办事，严格遵守合同，注重发挥律师的作用，这是被国际贸易实践证明了的成功经验。 4.我国外贸经营权下放以后初次涉足外贸领域的为数众多的私营企业，可考虑直接将客户信用风险管理工作“外包”给信用管理咨询公司。与企业自己设立专门的管理部门相比，实行信用管理委托制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具有快速性、专门性和灵活性等优点;借鉴国际通行的信用风险管理手段降低外贸信用风险。我国外贸企业在建立起信用风险管理制度的基础上，在对外贸易的实践中应该学会借鉴国际通行的信用风险管理的先进做法和手段。 虽然外贸信用风险还将长期存在，但只要我们认真地正视和研究这个问题，就完全可以把货款拖欠的难题解决。

货款风险论文篇2

汇款是指汇款人（债务人）主动将款项交给银行，委托其使用某种结算工具，通过其在国外的分支行或行，将款项付给国外收款人的一种结算方式。它是产生最早、使用最简单的结算方式，也是其他各种结算方式的基础。

汇款按照使用的结算工具不同，可以分为电汇、信汇和票汇。按货物、货款的运送及支付顺序不同，汇款方式在国际贸易实务中有两种运用方式：预付货款和货到付款。其中，预付货款对于出口商而言较为有利：既可以降低货物出售的风险，同时减轻了资金负担；货到付款则对于进口商较为有利：既可降低资金风险，也能先收货后筹款，相当与得到资金融通。如付款的期限较长，甚至可以将货物售出后，用所售收入支付款项。因此，用汇款方式进行结算，风险承担和资金负担在买卖双方之间不均衡。结算的风险（如货物运出后能否顺利收回货款以及货款付出后能否顺利地收到货物）和资金压力完全由一方承担，另一方则相对有利。

托收是指由债权人开立汇票，委托银行通过其海外分支行或行，向国外债务人收取货款或劳务价值的一种结算方式。虽然托收与贸易汇款都属于商业信用基础，但是跟单托收通过用单据代表货物控制货物所有权，从而将结算风险及资金负担在进出口双方之间进行了平衡。对于出口商来说，出口商通过控制货权单据来控制货物，不付款或承兑就不会交单。一般不会受到"银货两空"的损失，比赊销安全。对于进口商来说，只要付款或承兑，马上就能取得单据，从而得到货物的所有权，比预付货款方式安全。

在贸易实务中，托收按照是否附有货运单据可以分为光票托收和跟单托收。对不附有全套货运单据的款项的托收称为光票托收；对附有全套货运单据的款项的托收称为跟单托收。其中，根据交单条件的不同，跟单托收可分为D/P（付款交单）和D/A（承兑交单）。D/P（付款交单）按照付款的时间不同又可以分为D/P即期和D/P远期。不同的托收方式中存在的结算风险也有所不同。在D/P条件下，代收行在买方支付了全部票据金额以后才能将有关票据交给买方，这样卖方的货款得到了有效的保障。而在D/A下，代收行在买方承兑有关汇票后就可以将有关单据交付买方，这时卖方已经交出了货物的物权凭证，一旦买方的信用出现危机，到期不付款，卖方手中仅有一张已承兑汇票能约束买方的义务，仍可能遭受钱、货两空的损失，对于出口商来说选用D/A一定要慎重。

信用证支付方式是近年来国际贸易中最常见、最主要的支付方式。信用证(L/C)是开证行根据买方（开证申请人）的请求，开给卖方的一种保证承担支付货款的书面凭证。这种方式把应由买方承担的付款义务转化为银行的付款义务，从而加入了银行信用，由于银行承担了第一性的付款责任，有审单的义务，使得结算的程序更为严格、规范，对于买卖双方而言，结算的风险进一步得到控制；资金融通也更为便利。因此，该种方式被贸易各方广泛接受。

二、选择支付方式时应考虑的因素

由于各种支付方式的特点不同，因此在选择合适的支付方式时，应该考虑以下因素。

1.客户信用等级的高低。如果客户的信用等级很一般或是贸易双方是首次进行交易，应该选用L/C的方式；如果客户的信用等级较高，可以选用D/P，既可以达到即节省开证费的目的，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握物权凭证的安全性；如果客户的信用等级非常高，就可以选用D/A甚至是直接T/T的方式。

2.货物供求状况不同。如果是畅销的货品，卖方可选择对自身有利的支付方式，如要求用L/C进行结算，甚至要求买方预付货款。如果是滞销的货品,则所选择的支付方式可能会有利于进口商，如D/A，甚至可以货到付款。

3.选用的贸易术语和合同金额的高低。不同的贸易术语对于买卖双方的责任规定以及风险分担有所不同，因此也应根据贸易术语不同来选择合适的支付方式。对于象征货组中的CIF和CFR,就可以选用托收和L/C的方式；而对于FXW和实际交货的D组术语，一般就不会采取托收的形式进行结算；对于FOB和FCA等术语，由于运输的事宜是由买方安排的，出口人很难控制货物，所以在一般情况下也不会选择托收的方式。另外，合同金额如果不大，则可以考虑选择速度较快、费用低廉的T/T方式或光票托收方式。

选择支付方式的最终目的是尽量降低结算的成本，分散结算的风险，促使进出口贸易的顺利进行。以上所列举的各个因素会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具体客观情况而对货款的支付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正确选用支付方式的建议

从国际贸易实践情况来看，单纯某一种结算方式总是不能满易各方的要求。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有必要采用综合支付方式进行结算。

1.汇款和托收相结合。如：先采取T/T的形式预付定金10%，在装船后T/T合同款的40%,,剩余的50%采用D/P即期付款的形式。这种选择既能保证供货方及时履行发货的义务，又能约束进口人及时付款，同时节省了更多银行费用的支出，也节约了宝贵的贸易时间。

2.汇款和信用证相结合。如：定金的部分以T/T办理；主要的货款采用L/C的方式进行支付；至于一些余款，以T/T的方式进行。

3.托收与信用证结合使用。这样的组合既可尽量地避兔不必要的开支，也能对作为物权凭证的单据起到保护的作用。如将D/A和信用证和银行保函结合在一起使用，或要求使用由代收银行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这样，原来的商业信用就被转变为银行信用，将出口商的风险转嫁给银行。

综上所述，国际贸易支付方式选择是否恰当，会直接导致出口人是否能够安全、快捷地得到货款。在选择时，不仅要考虑自己的风险，也要考虑对方的成本，力图达到双赢的日标。所以，要根据对方的资信等级、货物的供求状况、合同金额的高低、运输方式和种类、财务结算成本高低等因素来决定。同时，灵活运用组合的、综合的支付方式来进行国际贸易的结算，以分散结算的风险。

参考文献

[1]王立武.国际贸易支付方式的选择与风险.中外企业文化,2004(1).

[2]高增安.国际贸易出口方支付方式的理性选择.经济体制改革,2002(4).

[3]任晓燕,任哓鸿.论国际贸易支付方式的选择.商场现代化,2007(9).

[4]危英.论国际贸易结算方式最佳选择.求索,2004(11).

[5]余文华.进出口贸易中非信用证支付方式的运用模式.国际商务(对外经济贸易人学学报),2005(1).

货款风险论文篇3

关键词：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动态模型;差分GMM

中图分类号：F8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4）11-0017-05

一、引言

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给各国的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带来了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在反思本次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时，学术界和政治界将部分责任归因在货币政策上，认为美国2002年以来长期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低利率政策），刺激了证券化信贷产品膨胀和资产价格泡沫积聚，激励银行等金融机构放松信贷标准，不断提高经营杠杆并过度承担风险，并最终影响金融稳定。基于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这一关系，博里奥和朱（Borio和Zhu，2008）首次在其工作论文中提出了一种新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指出货币政策会通过影响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风险识别和容忍度，从而影响金融机构的贷款定价和投资决策，并最终影响金融稳定。风险承担渠道理论揭示了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之间的一种常常被人忽视的关系，即一个有效控制通货膨胀并且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也许不利于金融稳定，因为它会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货币政策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中占主导地位。那么这样一条货币政策传导的渠道在我国是否存在？如果确实存在，那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方向又是怎么样的？围绕这些问题，本文整理了国内外有关研究文献，并利用我国2004―2013年45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以及宏观经济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进行实证研究，以期为央行的货币政策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文献综述

（一）理论研究综述

撒克（Thakor，1996）较早从理论方面开始探究货币政策和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银行贷款和政府债券之间的投资收益差额决定了货币政策对银行信贷数量和银行资产组合风险的影响程度。若宽松的货币政策造成的政府债券收益下降程度大于银行贷款收益，银行就会偏好增加资产组合中贷款的比重。拉扬（Rajan，2005）指出较低的利率环境是银行热衷于高风险项目的根本原因。这些结论都暗示了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但是遗憾的是这些结论并没有引起当时学术界和货币当局的重视。直到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才得到关注。博里奥和朱（2008）第一次提出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概念，他们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银行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和风险容忍度。关于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内在传导机制，不同学者提供了不同的理论解释。本文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归纳了风险承担渠道的四种传导机制：（1）估值、收入和现金流机制。艾德里安和申（Adrian和Shin，2009）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推升资产价格以及企业贷款抵押品价格、降低企业财务费用、改善企业现金流状况，进而影响银行对企业经营和违约概率的估计，使得银行在筛选投资项目或贷款监督时提高风险容忍度、放松信贷标准、增持高风险投资项目，风险承担水平提高。（2）追逐利益机制。拉扬（2005）提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使得无风险资产的收益率迅速下降（相比其他资产收益率）。出于货币幻觉或者长期契约等原因，投资者的目标收益率是“粘性”的。因此，银行更加偏好通过提高投资组合中高风险资产的比重来达到目标收益率，也因此承担了更多的风险。（3）竞争机制。拉扬（2005）还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缩小了银行的利差收入。此时信贷市场上会出现激烈的竞争。为了获得更多的信贷资源，银行会放松信贷标准，风险承担水平也因此提高。（4）保险机制。博里奥和朱（2008）认为在经济萧条或遭受巨大冲击时，银行预期政策当局实施宽松的政策或采取一定的救助措施，因此依旧进行风险投资，风险承担水平上升。

（二）实证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对风险承担渠道的实证研究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基于银行信贷标准的视角检验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希门尼斯和佩德罗（Jiménez和Peydrò，2009）利用1984―2006年来自西班牙的个人季度贷款数据检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否会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他们发现低利率从短期来说减少了未偿还贷款的利息负担、降低了违约概率，但从中期来看，长期扩张的货币政策使银行对抵押品估值过高并对市场盲目乐观，在逐利动机下银行通过降低信贷标准承担更多的风险。约阿尼德等（Ioannidou等，2009）运用相似的方法对1999―2003年玻利维亚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进行了研究，发现随着联邦基金利率的持续下降，银行倾向于向拥有不良贷款记录或信用等级较低的借款者发放贷款。第二类是从银行资产负债表风险出发研究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阿尔滕佩斯等（Altunbas等，2011）收集了15个欧盟国家和美国的1100家银行的数据，运用预期违约概率（EDF）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变量，证实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具有显著负面影响。戴利斯和库尔塔斯（Delis和Kouretas，2011）研究西欧国家2001―2008年的数据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并发现银行的资本水平较低时，货币政策对其影响更大。

梳理国内相关文献发现，目前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研究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研究文献屈指可数。我国学者主要关注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研究，如贾炳汉（2004）研究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在我国的有效性，指出利率传导渠道在我国目前是失效的，信贷渠道在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中占主要地位。张宝和张强（2011）最早从风险承担渠道的起源、风险承担渠道的理论机制和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三个角度对国外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谭中和粟芳（2011）利用我国11家上市商业银行数据分析了货币政策、市场约束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表明，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有效的市场约束都能够降低银行的破产风险，且短期的货币政策效果要强于长期。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实证方面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研究都取得了一定成果，并证实货币政策调整对银行风险承担存在显著影响。国内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实证文献较少。

三、模型构建及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为了验证我国是否存在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本文借鉴了戴利斯和库尔塔斯（2011）的研究，构建如下模型：

[Riski，t=α0+α1Riski，t-1+α2MPt+α3LNSIZEi，t+α4ROAAi，t+α5CAPi，t+α6IPOi，t+α7CR4t+α8GDPpct+εi，t]

上式中，[i=1，2，3，...，N]表示样本银行的家数;t表示研究的样本时间值;Riski，t表示第i家银行当期的风险承担行为指标;Riski，t-1表示第i家银行上一期的风险承担指标;MPt表示主要解释变量货币政策的变量。由于不少研究发现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具有滞后性，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加入了银行风险承担指标的滞后一期变量。本文构建的模型为动态模型。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本文的主要被解释变量是银行风险承担。衡量银行风险承担的常用指标有预期违约率（EDF）、风险资产占比、Z值等。理论上来说，预期违约率（EDF）能够全面衡量银行的整体违约风险，是衡量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最理想的指标。但是考虑到目前我国并没有建立完善的违约信息库和健全的信用评价体系，无法获得我国银行业的相关EDF数据，本文选择了另一个被广泛用来衡量银行风险承担的指标――Z值。金（Kim，1994）最早将Z值用来衡量银行破产风险。用Z值衡量银行破产风险的原理是：一家银行存在破产风险是指该银行出现资不抵债导致银行最终破产的可能性。如果用股东权益/总资产（CAR）代表权益资产比率，而净利润/总资产（ROA）代表资产收益率，那么银行的破产风险可以表述为prob（CAR<-ROA）。

根据莱文和利芬（Levine和Laeven，2009）的计算方法，Z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Zi，t=σi（ROAi，t）/（ROAi，t+CARi，t）]

上式中[ROAi，t]表示第i家银行t时期的资产收益率;[CARi，t]表示第i家银行t时期的权益资产比;[σi（ROAi，t）]表示第i家银行资产收益率的标准差。Z指数越大，说明银行面临的破产风险越大，银行经营越不稳定。本文对于[σi（ROAi，t）]的处理参照了莱文和利芬（2009）的做法，用第t-2年至第t年连续3年数据滚动计算得到。

2. 主要解释变量。本文主要的解释变量是货币政策。由于我国的利率市场化尚未完成，因此无法参考国外相关文献采用银行间利率作为度量货币政策的有效指标。我国央行调控货币政策的手段包括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因此本文选择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2R）和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RD）作为货币政策的变量。M2R越高、RD越低，说明货币政策越宽松。对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RD）的处理，本文参照姜再勇和钟正声（2010）的方法，根据其月末数据计算其年度平均值。

3. 控制变量。为了有效识别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本文还选择了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其他重要变量。

（1）银行规模（LNSIZE）。本文用总资产的对数衡量银行规模大小。规模大小不同的银行在业务经营策略和风险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其风险承担水平也不同。

（2）资本充足率（CAP）。本文用资本充足率作为衡量银行资本充足性的指标。资本充足率是指银行自有资本占银行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该指标能够衡量银行的最后偿债能力。

（3）平均资产报酬率（ROAA）。本文选取平均资产报酬率衡量银行的盈利水平。平均资产报酬率越高，说明银行的盈利能力越强。平均资产报酬率的计算公式为：净利润/[（期初总资产+期末总资产）/2]。

（4）IPO。IPO设置为虚拟指标，银行上市前IPO取值为0、上市后IPO取值为1。目前我国共有上市银行18家，各银行上市时间不同，其中徽商银行和重庆银行均于2013年11月刚刚上市。

（5）实际人均GDP增速（GDPpc）。本文采用实际人均GDP增速作为衡量宏观经济发展情况的变量。

（6）银行业竞争程度（CR4）。本文采用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行业集中度[CRn]来衡量银行业竞争程度。由于我国四大国有银行无论是在资产规模、贷款额还是存款额方面都占银行业主体地位，因此，本文选用四大国有银行贷款总额占银行业总贷款额的比重[CR4]衡量我国银行业的市场结构。[CR4]指数越大，说明我国银行业市场份额越集中、行业竞争程度越低。

（三）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

本文收集了2004―2013年间我国45家中资商业银行的年度数据以及宏观经济数据构建面板数据。基于样本银行的成立时间不同以及数据库数据缺失等原因，本文建立的面板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选择的45家样本银行包括我国5家国有商业银行，光大银行、浦发银行等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恒丰银行、宁波银行等28家城市商业银行。本文选取的样本银行涵盖了全国24个省（直辖市、自治区）。

本文的银行微观数据均来自Bankscope数据库。为了减少面板数据的非平衡程度，笔者根据Bankscope数据库的计算口径和银行相关报表数据对部分缺失数据进行了补充。本文的宏观经济数据来自IFIND数据库、国家统计局网站以及银监会年度报告。

表1：变量描述性统计

[统计变量＼&观测值＼&均值＼&标准差＼&中位数＼&最小值＼&最大值＼&Z＼&352＼&0.0346＼&0.0527＼&0.0173＼&-0.0021＼&0.7265＼&M2R＼&450＼&17.5251＼&3.7793＼&17.0293＼&13.59＼&27.5816＼&RD＼&450＼&2.7852＼&0.5737＼&2.6813＼&2.0475＼&3.8025＼&LNSIZE＼&424＼&12.3810＼&1.8448＼&12.1781＼&8.5914＼&16.7556＼&ROAA＼&411＼&0.9634＼&0.4427＼&1.055＼&-1.385＼&2.999＼&CAP＼&402＼&11.5916＼&4.1014＼&11.56＼&-0.39＼&62.62＼&GDPpc＼&450＼&9.6367＼&1.9302＼&9.25＼&7.1＼&13.57＼&CR4＼&450＼&47.8942＼&4.0036＼&46.0796＼&43.5127＼&56.6005＼&]

表1给出了45家样本银行数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银行微观数据来看，衡量银行破产风险的Z值均值为0.0346、Z值最大值为0.7265（2005年光大银行）、最小值为-0.0021（2004年工商银行），说明整体而言我国银行破产风险较低、银行体系较稳定。银行总资产的对数（LNSIZE）均值为12.3810，其中最大值为16.7556（2013年工商银行），最小值为8.5914（2005年柳州银行）。资本充足率（CAP）的均值为11.5916，2008年后45家样本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均超过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其中资本充足率最大值为62.62%（2006年渤海银行），最小值为-0.39%（2006年光大银行）。平均资产报酬率（ROAA）的均值为0.9634，其中最大值2.999（2008年富滇银行），最小值为-1.39（2006年渤海银行）。

四、实证结果分析

由于本文构建的模型为包含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项的动态模型，采用传统的OLS等方法进行回归会使结果有偏差。因此本文采用差分GMM估计方法进行回归。该方法的基本原理是通过一阶差分或选取合适的工具变量来消除未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该方法还使用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以克服内生性问题。一阶差分GMM估计在动态面板的实证文献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本文运用了Stata12.0对模型进行了回归，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为了保证模型设定的合理性以及模型估计的有效性，首先需要进行两个重要检验：（1）二阶干扰项序列相关检验。差分GMM成立的前提条件是模型的扰动项[{εit}]不存在自相关。由于差分后的扰动项仍然存在一阶自相关，因此需要检验扰动项的差分是否存在二阶或更高阶自相关。（2）过度识别检验（Sargan）。该检验主要判断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否合理。本文进行检验的结果是：AR（2）和Sargan的P值均大于0.1，符合差分GMM的回归要求。从表2的结果可知：

首先，银行风险承担的滞后一期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我国银行业的风险承担行为确实具有延续性。每一期银行经营中形成的风险都不是独立的，会影响后一期甚至后几期银行风险的承担。这些风险通过不断累积最终会影响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银行风险承担的这种动态延续性使得风险变得更难控制。

其次，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率（M2R）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RD）的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负，都说明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导致银行更高的破产风险。这验证了我国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确实存在。另外，从货币政策引发的两种变量的系数上可知：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的系数绝对值为0.0019，大于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的系数绝对值0.0002，说明每单位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要大于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也就是说我国风险承担渠道下，价格型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激励强于数量型工具。

此外，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中还可以发现：从银行微观特征变量来看，银行规模大小、平均资产收益率和资本充足率与银行风险承担均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规模越大、盈利能力越强且资本越充足的银行，其风险承担水平越小。这可能是因为规模越大的银行由于受到了更为严格的业务管制造成经营保守，或者其本身具有良好的风险控制能力，风险承担水平较低;资本越充足的银行风险资本占比越低，破产风险也越低;盈利能力较差的银行出于逐利动机而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人均GDP增长率与银行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说明宏观经济较好时银行预期未来经济形势较好，银行风险容忍度增强，银行愿意承担更多的风险。该结果反映了银行风险的顺周期性。银行业竞争指标CR4与银行风险承担变量显著负相关。这说明我国银行业垄断程度越强，银行的风险承担意愿和水平越低。

表2：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MP）＼&RD＼&M2R＼&Riskt-1＼&0.2668*** （0.0273）＼&0.2460*** （0.0244）＼&LNSIZE＼&-0.0099*** （0.0015）＼&-0.0084*** （0.0013）＼&ROAA＼&-0.0187*** （0.0020）＼&-0.0187*** （0.0020）＼&CAP＼&-0.0008*** （0.0003）＼&-0.0005*** （0.0002）＼&GDPpc＼&0.0031*** （0.0004）＼&0.0027*** （0.0004）＼&CR4＼&-0.0013** （0.0005）＼&-0.0007 （0.0004）＼&IPO＼&0.0063 （0.0063）＼& 0.0027 （0.0052）＼&MP＼&-0.0019*** （0.0005）＼& 0.0002*** （0.0001）＼&_cons＼&0.2065*** （0.0359）＼& 0.1528*** （0.0311）＼&AR（2）＼&0.7565＼&0.6969＼&Sargan＼&1.0000＼&1.0000＼&]

说明：（1）*、**、***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内为标准差。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收集了2004―2013年我国45家商业银行的微观数据和相关宏观数据，并运用差分GMM回归方法对我国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做了实证检验。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确实存在，且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大于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银行的规模大小、盈利水平和资本充足性与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人均GDP增长率、银行业竞争性与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

银行风险承担问题不仅关系到银行自身经营发展，更关系到金融稳定。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理论认为，从金融稳定的视角来说，货币政策并非中性。因此我国货币当局应该重视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关注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中央银行应将货币政策纳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在进行货币政策调控时配合使用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同时，货币政策的目标应更加兼顾金融稳定，在调整货币政策时考虑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做出前瞻性和系统性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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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Risk-Taking Channels of the Monetary Policy Exist in China？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GMM

Chen Xiaoxiao

（School of Finance of Zhejiang Universtiy of Industry and Commerce，Zhejiang Hangzhou 310018）

货款风险论文篇4

一、变量选择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选择1.被解释变量。在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度量方面，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的度量指标有不良贷款率（NPL）、加权风险资产占比（RA）、破产概率Z值（Z-score）。Delis&Kouretas（2011）使用了不良资产率和加权风险资产占比这两个指标来度量银行风险承担，徐明东、陈学彬（2012）选用Z值和资产贷款率作为银行风险的测度指标。除此之外，还有学者使用贷款损失率、预期违约率等来衡量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考虑到存贷款业务在我国商业银行业务中一直占有较高比重以及数据的准确性，本文选用各大银行公布的不良贷款率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衡量指标。2.解释变量。在选择货币市场利率变量时，由于我国货币市场还未形成一个公认的基准利率，因此不得不采取多个指标。国内学者对基准利率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CRATE）、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BRATE）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三者之间。海涛、方兆本（2010）通过对SHIBOR、CRATE和BRATE的波动状况进行分析，发现这三种利率均不能完全独立地作为我国货币市场的基准利率。本文选取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BRATE）与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SHIBOR）作为货币市场利率的衡量指标。利率波动性的变量则采用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的标准差来衡量，即DSH。3.控制变量。为了控制银行自身因素、宏观经济状况和市场竞争等可能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本文选取银行规模（SIZE）、银行资本充足率（CAR）、银行资产收益率（ROA）、实际经济增长率（GDPG）、银行业景气指数（BBI）和市场集中度（CON）六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二）模型构建基于研究目标和变量选择，本文参照Delis&Kouretas（2011）的模型设定。模型（1）用以研究货币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在模型（1）中，i代表i银行，t代表t期，Risk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本文以不良贷款率作为其衡量指标。MP是解释变量，代表货币市场利率，本文以BRATE、SHIBOR作为货币市场利率的指标。控制变量：SIZE银行规模，CAR银行资本充足率，ROA银行资产收益率，GDPG实际经济增长率，BBI银行业景气指数，CON市场集中度。银行业景气指数反映的是调查当期相对于上期银行业的变化情况；市场集中度反映的是银行业的竞争情况，集中度越高，市场竞争越小。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基于数据的可得性和可信性，本文采取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7年至201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包括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中信银行、光大银行、招商银行、平安银行、宁波银行、兴业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华夏银行、浦发银行。数据来源于各银行年度报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二）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2）由于BRATE所取得的数据为月加权平均数据，HIBOR所取得的数据为日数据，因此，在这里用隔夜SHIBOR的曲线图来说明我国货币市场利率的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三）参数估计与分析1.估计方法。由于所构建的模型中均含有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阶，为了避免出现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广义矩估计分为差分广义矩估计（DIFGMM）和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但在有限样本下，系统GMM的估计结果相对于差分GMM的估计结果来说，偏差更小。系统GMM又可分为一步广义矩估计和两步广义矩估计，相对来说，两步法的估计结果对异方差和截面相关性具有更高的稳健性，因此本文最终选用系统广义矩估计两步法对模型进行估计，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2.估计结果。首先，观察表3中所有AR（2）和Sargan检验的P值，结果发现它们的P值都显著大于0.1，这说明可以接受这两种检验的原假设，即“不存在序列自相关”、“所有工具变量都是有效的”。另一方面，被解释变量滞后一阶系数在各个模型估计中都显著为正，说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在相邻期间内存在较强的关联，可以认为之前所构建的4个模型都是合理的。

（四）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和交叉项的系数1.货币市场利率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以BRATE为解释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中，BRATE的β系数分别为-0.07、-0.282、-0.474，z值分别为-8.07、-7.35、-3.03，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在以SHIBOR为解释变量的模型估计结果中，SHIBOR的β系数分别为-0.069、-0.353、-0.397，z值分别为-7.8、-3.44、-3.11，同样都在1%的水平上高度显著。这一结论与Altunbas（2009）、Martha（2010）、牛晓健、裘翔（2013）的研究发现基本一致，低利率水平会助长商业银行的风险偏好。结合我国2007年到2014年的隔夜SHIBOR曲线图（图1），发现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在2007到2010年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波动性不大，从2011年开始，利率波动性显著增加，但利率整体水平并未提升到相当高的程度。因此，可以得出结论，目前我国货币市场利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估值效应和逐利机制来实现的，较低的利率水平提升了商业银行对风险的容忍度，降低了商业银行对风险的感知度，刺激了商业银行对高收益的欲望，最终导致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加重。2.利率波动性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表2中模型（4）的估计结果中可以看到DSH的β系数为0.188，z值为11.73，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论验证了黄金老（2001）的理论推断：利率市场化会带来两种风险，分别是利率显著升高和利率不规则波动性加剧，但利率不规则波动性加剧将是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主要风险。在我国，由于利率长期处于管制状态，商业银行缺乏完善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有效的金融工具用以应对利率变化的不确定性。尽管我国近几年大力推进金融体系改革，但商业银行适应新的环境仍需时间，必须要逐步改善管理制度，实现金融创新。3.从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银行规模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银行资本充足率和银行盈利水平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银行的规模越大，其风险承担越高，这符合“太大而不能倒”的范式，规模较大的银行考虑到自身在银行体系中的重要性，认为当自身出现危机时，中央银行为了保证金融环境的稳定必定会对其伸出援手，因此，会主动承担更多的风险以获取高收益。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越高，就会越倾向于采取谨慎的投资决策，以防止出现重大损失；盈利能力较强的银行，不会过分追求高收益，而会将管理目标更多地放到安全性方面，因此银行资本充足率和盈利水平较高的银行会倾向于承担较低的风险。另一方面，将BRATE和SHIBOR的系数与MP*CAR和MP*ROA的系数结合起来分析，BRATE和SHIBOR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而它们与CAR和ROA的交叉项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可以得出结论，较高的资本充足率和盈利水平能够降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对利率的敏感性。4.宏观经济状况、市场集中度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正相关，银行业景气指数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表2的估计结果显示GDPG和CON的系数均显著为正，BBI的系数显著为负。一般来说，宏观经济状况良好，无风险收益率会降低，商业银行为了保证足够的收益，一方面会进行高风险投资，另一方面会放宽借贷标准，从而导致银行风险承担上升。市场集中度越低，市场竞争越充分，银行风险承担越低，这一结论与Michalak（2011）的研究结果一致。银行业景气指数反映了银行业相对于上期的变化，BBI指数越高，表示银行业的变化越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就越低。

三、结论与启示

货款风险论文篇5

金融危机冲击进出口贸易，直接影响我国进出口企业的出口收汇、进口换汇问题。本文明确信用风险的内涵，以案例分析的方式，分析信用风险内在机制和我国外贸企业通常遇到的信用风险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建议企业构建内部信用风险管理机制、提升企业业务人员专业素质、完善外部风险规避及担保体系等具体路径与措施来防范信用风险。

关键词：

后危机；进出口企业；外贸风险；防范

一、导言

2008年美国次级贷款危机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其波及范围、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被学者认为是“二战以来最为惨重的国际金融危机”。1虽然危机之后，欧美国家出现经济复苏的情况，但是认为世界经济进入“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2的观点比较普遍。据海关总署统计，虽然自2012年起已经连续三年未实现外贸全年增长预设目标（7.5%），但仍然同比增长2.3%，2014年我国进出口总值26.43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出口14.39万亿元，进口12.04万亿元。3在这令人略感喜悦的数据背后，还有一个数据让人触目惊心，自2005年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国际风险分析报告》以来，犹如打开了企业信用风险评价的“黑匣子”，报告揭示中国日益面临严峻形势考验的外贸风险，企业平均坏账率高达5%，甚至局部区域企业达到30%。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信用管理部主任韩家平提到2011年商务部给出直观数据，中国企业每年因信用缺失导致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元，4笔者认为这个估算数据其实离实际情况应该还有一定距离。因为，按照我们出口贸易总额和出口企业平均坏账率估算，单是出口企业每年坏账数据就应该超过商务部的数据。金融危机爆发之初，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业务资料显示，中国对美国出口额为955.1亿美元，而投保出口信用险的企业还不足10%，据此推算，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半年时间，我国出口企业自行承担对美贸易的出口损失风险超过20亿美元。目前，美国已经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2014年第四季度的破产总数为6219件，比上年度同期下降17.7%，经济有复苏的迹象。但是出口信用险赔付的比例和金额并没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而是呈现不稳定的状态（详见图1）。5这表明在后危机时代，盲目地乐观为时过早，世界经济的回暖和稳定还需要较长的时期。

二、进出口货物贸易中的风险转移和信用风险

1、国际货物贸易“风险”概述“风险”英语为“risk”，牛津词典引证该词由“risqué”演化而来，最早源于阿拉伯语。最初的意思是“在工作中获得收入和利润”，后来该词语的意思演变为“遭受损失、损害的可能性”。ISO组织在《ISO31000-200险管理原则与实施指南》中将风险定义为“不确定性对目标的影响”。在学术界，1901年美国学者威雷特认为，风险具有客观存在性与不确定性。6美国学者威廉和汉斯在他们合作的《风险管理与保险》中把主观因素引入风险分析。日本学者武井勋认为风险除了具有不确定性和客观性外，还具有可测算性。总之，通常在国际贸易领域，人们理解的风险就是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存在和发生的不确定性，在某种程度上可预测和防范的遭受损失的可能性。国际货物贸易远涉重洋，在加工生产、进出关境、远洋运输、交货、国际货款支付等各环节都有发生风险的可能。如某外贸工厂不能在圣诞节之前履行节日商品交货义务，进口商拒付货款。一度猖獗的索马里海盗盘踞于苏伊士运河必经之地抢劫过往商船。浙江永康某五金厂依客户要求缴纳数万美元合同保证金后，所谓的中东大客户消失得无影无踪。某国有烟草公司从东南亚进口一批价值百万美元的特级烟叶，信用证支付，付款赎单提货发现是一船完全不能用于生产加工的次货。以上各种外贸风险如果就其本质属性，可划分为价金风险（对价风险）和给付风险（履行风险）。前者是讨论货物由于不可归责于买卖双方中任何一方的原因毁损或灭失，买方是否有付款的义务，即货物损毁或灭失的可能性由谁来承担的问题。后者实质是一种违约责任，是由于合同义务人怠于履行义务给合同相对人带来的发生损失的可能性。

2、外贸业务中的“风险转移”问题（1）贸易术语与风险转移。进出口业务中，尤其是确定贸易术语的洽谈过程中，进出口商都很关心“风险转移”的问题。这里所指的“风险”是上文所提到的“价金风险”，通常是指货物发生损毁或灭失的可能性，具体而言就是在双方都尽到合理义务（如卖方履行货交承运人义务、卖方及时向买方发出装船通知等）前提下，由谁承担可能会发生的货物损失的问题。贸易术语中提到的风险转移点，通常就是货物损毁或灭失风险由卖方转移给买方的时点。“风险转移”不涉及公平的问题，与费用无关，而是风险负担规则的界定与明晰。例如按照《2010通则》，CIF的风险转移点是以装运港装上船为界，这就意味着虽然卖方支付货物到目的港的远洋运费和保险费，但是货物装上船后，价金风险由卖方转移给买方。如货物在远洋途中发生损失，卖方可以将保险单转让给买方，由买方向保险公司索赔，在保险合同承保范围内，因风险造成的损失实际转移给保险公司承担，如不在保险公司承保范围内的损失由买方自行承担。（2）合同条款影响风险转移。外贸书面合同条款（虽然我国政府2013年撤回《CISG》第11条保留，承认国际货物合同口头形式的有效性，但是为减少争议应尽量采取书面形式）通常包括品名、品质、包装、数量、装运期、运输与保险、支付、检验、异议索赔条款等。条款具体明细内容，关乎买卖双方的责任与义务，直接影响风险的转移。比如在CIF贸易合同支付条款中约定，货款的支付以货物到港为前提条件，这时CIF合同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由装运合同转变为到达合同，风险转移的地点由通常的装运港后移到了目的港，卖方要承担远洋运输的风险。此外，在不同的国家法律制度中，风险转移的相关规定并不一致，大致有几种情况：买卖合同成立转移风险、所有权转移带来风险转移、交货（象征货的交单）转移风险等，在此不再赘述。

3、对外贸易“信用风险”的本质“信用风险”不同于以上提及“风险转移”问题的“风险”，它并不是货物损毁或灭失风险，而是给付风险（履行风险），是因违约而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在本质上是违约方违背“契约精神”的后果。信用风险本质特征是违约性、欺诈性和破坏性。首先，信用风险具有违约性。如卖方违反“品质担保义务”（以次充好、以假乱真）、卖方延误交货期影响买方的销售或转让（买家往往不是实际的商品消费者，而是中间商，他们买断进口或进口，还有下游合同义务）、出现数量短少或质量瑕疵导致买方延期付款或拒付货款。据邓白氏统计，在国际贸易货款纠纷中，产品质量和交货期有争议的比例占到总案件的25%。此外，有些延迟付款或拒付可能出于企业自身的资金困境、连环债务、货物市场行情急剧下跌等原因。其次，信用风险具有欺诈性。据统计，货款拖欠案件中，有意欺诈的占比为60%。由于国际贸易缺乏统一的监督体系和制裁机制，因此交易恶意欺诈案件频发。国际货物贸易中的欺诈案件有些是极度卑劣的陷阱和圈套，贸易公司的成立目的就是骗取货物或金钱，如非洲某国的外汇储备三分之一来自外贸诈骗，这些外贸公司往往故意设置支付陷阱（如信用证“软条款”）、伪造单据或是利用其所在国海关政策使我方失去货物控制权。最后，信用风险具有破坏性，现代商业社会经济交往的基石就是“信用”（Credit）。如果破坏基础，交易方违约甚至欺诈，人与人之间失去最基本的信任，那将极大地阻碍商品交易，破坏企业生存的“经济生态”环境。最终所有人将会为此买单，交易成本增加、商品价格突增、经济停滞发展，整个社会将陷入“滞涨”的陷阱中不能自拔。

三、进出口贸易中信用风险的形成机制

1、结算方式与信用风险外贸结算方式是进口商付款的方式，实际业务中常用的是电汇（T/T）、托收（包括付款交单D/P和承兑交单D/A）、信用证（L/C）。这几种支付方式中，只有信用证是银行信用，意味着银行（开证行、保兑行）具有付款责任。对于出口商而言，信用证风险是最低的，信用证结算的风险取决于开证行信誉。但对于进口商而言，信用证有一定风险，因为银行只处理单据，不管货，如果货物出了问题，进口商不能找开证行交涉，不能向出口商索赔。而电汇和托收都属于商业信用，信用风险的大小取决于买卖双方自身的商业信誉。商业信用风险在双方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当进口商在出口商装船前支付较高比例订金时就承担较高信用风险，相反情况则出口商承担较高信用风险。案例：2015年4月商务部官网上有一则《关于意大利公司通过付款交单D/P进行贸易欺诈的紧急提示》，详细内容如下：最近我处（商务部驻意大利经商参赞处）收到数起涉及金属硅、镁等金属原材料的贸易欺诈案件投诉，意方公司操作手法非常相似，多通过提供虚假银行地址直接骗取获得国际快递公司所投递的海运单据，然后通过港口货代公司提货，之后拒绝付款并失联。我方公司核查意方公司所提供银行地址后发现，当地并无此银行。由于国际快递公司在意境内递送函件时，一般并不严格核查收件单位和收件人身份信息，导致此种诈骗手段屡屡得逞，我相关公司往往蒙受损失。请我国内公司通过付款交单D/P方式开展贸易活动时，务必提高警惕。7案例分析：通常来说，国际贸易结算方式主要有汇付（信汇、票汇、电汇，最常用的是电汇T/T）、托收（付款交单D/P、承兑交单D/A）和信用证。对于出口商结汇最为安全的是信用证，因为在以上主要三种结算方式中只有信用证是银行信用，即银行（通常是开证行、保兑行）具有付款责任。电汇要区分是前T/T还是后T/T才能评估交易信用风险，国际贸易中电汇结算通常是30%前T/T和70%后T/T的结合，即签订合同后，客户电汇30%货款。发货后，出口方取得提单，将提单传真件发送给买方，收到剩余70%货款，再将正本提单邮寄给对方。整个交易过程完全凭借买卖双方的相互信任，信用风险较高。在托收中，托收行接受出口商委托向代收行（进口商所在地银行）发出指示，进口商付款后才能收到全套单据即付款交单D/P，比承兑交单D/A（进口商承诺会付款，但没有实际付款时，可从代收行处获得单据）风险要小，因为通常代收行要接受托收行指示，进口商付款后银行才能放单。但是上述案例中，意大利进口商虚构了银行的地址，即代收行的地址，骗取货运单据，导致我国出口商货、财两空。在这种情况下，我出口方几乎不能向国外代收行追偿，原因有二：其一是托收是商业信用（银行没有付款责任，出口商自行承担信用风险）。其二是我出口方与国外代收行是否存在法律关系在司法界争议很大（国际贸易传统观念认为出口方与托收行是委托关系，托收行与代收行是关系，但出口方与代收行之间无法律关系），并且涉及国外代收行的跨国诉讼将是成本及其高昂的事情。那么，出口方是否可以向我国的托收行索赔，这个问题确实值得商榷。在《跟单托收统一规则》（第522号）中对于银行的义务规定得非常笼统和含混不清，原文是“银行将本着诚信的原则、尽合理的审慎来办理业务”。我国的托收行在选择代收行时，通常会依据出口商提供的账户名称来权衡确定（在实务中，如果账户名称是托收行熟悉的业务往来银行，就会选定代收行为进口商账户银行。如果账户名称是托收行不熟悉的银行，往往会调阅进口商账户银行资料，来确定是否合作）。也就是说按照国际贸易惯例，通常代收行是由托收行选择的，作为信息不对称和弱势的出口商是很难查询到进口国银行信息的。因此，托收行如没有利用其信息获取的优势地位，严格核实代收行真实地址，没有做到“合理的审慎”，笔者认为托收行在一定程度上是要承担责任的。如果托收行对国外账户银行有疑义，而出口商一意孤行，坚持依照进口商要求选择进口商账户银行作为代收行，甚至出具“担保书”表明自担风险，那么国内托收行可以免责，对于该笔业务的损失完全不承担责任。由此可见，在不同支付方式下，存在不同级别的信用风险，即使是有银行参与到国际贸易支付过程中，也并不意味着信用风险的降低。尤其是电汇、托收支付方式下，出口商要自行承担在商业信用下的信用风险，一定要谨慎核实交易伙伴的情况，遵循KYC（KnowYourCustomer）规则。

2、外贸单据与信用风险国际贸易通常不是实际的货物买卖，而是单据买卖，一批货物往往经过多个进口商转手，中间的交易过程就是单据的流转过程。通常在进出口业务中，谁控制该批货物的所有权，其信用风险就会大大降低。货物所有权的实际控制人往往取得全套单据，尤其是取得其中的运输单据，拥有提取货物的权利。此外，单证还会通过改变实际的结算方式而影响信用风险。如在信用证业务中，如果外贸单据不符合信用证规定（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出口商单据业务能力弱，缮制单据出现失误；也可能是进口商的“软条款”陷阱，如信用证规定须我方提交进口商签字的商业发票、货物到港进口商出具品质认可证书等），银行拒付，银行担保付款的职责消失，开证行转嫁付款风险，信用证付款通常就转为托收，银行信用转为商业信用，出口商信用风险就陡然增加。案例：广州佛山某家具商与迪拜某批发商形成了长期的交易模式：批发商到厂看样订货，确认货号，工厂出具形式发票，依据形式发票开立信用证，工厂发货后到银行付款赎单。在交易的七年时间里，工厂每次交单后都是收到一份列举大量不符点的拒付通知，然后打电话给客户，客户很快去银行赎单。这样的模式一直很顺利地进行，双方的业务量也越来越大。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工厂像往常一样发运100多万美元的家具，接到拒付通知后，客户提出其资金周转出现问题，要求出口工厂指示银行放单，过几天再付款。工厂依照客户指示办理后，客户提货后，一直未支付货款，直至破产。8案例分析：不论选择任何国际贸易支付方式，都会涉及外贸单据的问题。尤其是在信用证支付方式下，如果单据出现问题，出口商将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单证不符”、“单单不符”，银行拒付后，银行信用就转变为商业信用，这时出口商承受的信用风险陡然增加，在金融危机之前的凭借双方信任建立的关系瞬间土崩瓦解，异常脆弱。因此，出口企业一定要高度关注单证缮制和单据管理，提高业务素质和管理水平。对于信用风险的控制，在全套单据中，运输单据的选择最为关键。空运单、铁路运单、海运单、电放提单都要谨慎选择，因为以上单据都不是物权凭证，无需出口商指示，通常进口商很容易提取货物，一旦货物被合法提取，回款就很可能出现问题。因此，如果对于不熟悉的贸易伙伴，应首选海运提单，并在收货人（consignee）一栏填写“TOORDER”（凭指示）或“TOORDEROFSHIPPER”（凭托运人指示），便于出口商控制货物所有权。在进口业务中，如果采用手续最为烦琐、收费最高的信用证结汇方式，进口企业面临的最大风险就是单据与货物不符的问题。单据完美无缺，但是货物以次充好、货不对板。如果进口企业能事先得知货物欺诈的消息，一定要注意收集证据，协助开证行办理“止付令”，避免损失。此外，除结算方式、外贸单证外，外贸政策也会影响信用风险的形成。金融危机后，一国的贸易保护政策会加大出口商的信用风险，如印度、土耳其等国海关规定，货物到港超过期限后即被海关查扣，没有进口商的弃货声明，出口商不能处理该批货物，这时出口商往往财货两空。国家的进出口限制政策，也会让进出口商风险居高不下。因此，进出口商要熟悉交易双方所在国的外贸政策和相关制度，做到心中有数、防患于未然。

四、进出口贸易中信用风险规避的具体路径与方法

1、企业应根据自身类型，构建信用风险管理机制对于不同规模的外贸企业，应建立不同的信用风险管理体制。具体而言，大中型外贸企业应建立专门的信用管理部门，设立专岗评估合同风险（贸易术语的合理选择、结算方式、合同条款隐性风险等）、动态监控客户信用状况（客户应收账款管理与信用分级、生产型客户生产能力预估、客户所在国经济政治风险———可参考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2014年《国家风险分析报告》）、重视单证管理工作（建立每一票货物的全套单据档案资料、设置合理保存期）、积累企业自身信誉，提升企业管理、产品和服务质量。小微企业，应明确财务人员和外贸业务员的权限与信用风险防范职责，财务人员评估融资与回款风险，外贸业务员对业务回款承担明确责任。

2、树立终身学习意识，提升业务人员综合素质不论制度如何完善，人是规避信用风险最大的因素。因此，企业要鼓励和帮助业务员、单证员、财务人员进修和学习业务知识，熟悉国际贸易惯例（如国际商会制订的INCOTERMS、UCP、URR、ISBP等规则），重视单证缮制与管理，关注各个国家进出口政策调整以及国际局势等。具体而言，业务人员可以经常登录商务部官网（“公共服务”可查询贸易法律、政策、国际标准；“信息公开”有政策解读、市场检测、预警监测等栏目）。关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通关业务司公开信息，如《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实施检验检疫的进出境商品目录》、运用海关总署官网上的“境外通关指南”、“在线服务”等信息，熟悉报关知识和掌握货物通关动态信息、外贸论坛等方式来学习专业知识，提升业务能力，获取信息。

3、借助银行、保险公司或其他专业金融机构，构建信用规避与担保体系出口企业规避信用风险最为有效的路径之一为投保出口信用险。2014年山东某贸易公司的乌克兰客户受货币贬值影响，无法收回货款，得到中国信用保险公司270万美元的赔款。目前，经营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公司包括最早的中国信用保险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共五家企业，短期出口信用险的保费为千分之三至千分之五，通常可以降低出口企业90%以上的风险，提高80%现金流比率。此外，还可以运用国际保理、备用信用证、银行保函构建信用担保体系，最大限度地降低出口信用风险。进口商可通过预付款保函（银行应出口商申请开立的在出口商未能履约或全部履约的情况下退还全部或部分预付款的承诺）、履约保函（银行应出口商要求对出口商履行合同所做的保证）、投保进口信用险（进口信用险最早于2008年在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宁波分公司试点）等综合手段来规避进口信用风险。最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旦遭遇客户违约，不论是出口无法收取货款还是进口货物出现异常，我方企业一定要积极行动，利用多元救济渠道维权。具体而言出口企业应及早启动退运、寻找新买家、联系专业国际商业债务追收机构等。进口企业应注意搜集违约证据、运用检验索赔条款等保障交易安全和弥补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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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邹根宝.外贸信用风险管理及案例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2-39.

货款风险论文篇6

关键词：货币政策 银行风险承担 政府隐性担保 大而不倒 道德风险

引言

货币政策效果对一国金融稳定具有重要影响，商业银行的风险直接影响金融体系的风险。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作为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一直以来都集中于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少有研究将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联系起来。此前在我国，货币政策同金融机构对风险的识别和定价之间的联系，也即所谓的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学者们对于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重新思考。这次危机爆发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原因是在2007年之前的5年内，美国长期保持较低利率，许多金融机构放宽了信贷标准，发放了次级贷款。而后利率上升导致次贷还款利率大幅上升，许多次贷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银行即使处置抵押物也难以弥补贷款损失，次贷危机爆发，进而蔓延导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次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银行放松了贷款标准，致使自身承担了更大的风险。金融危机表明，货币政策会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产生影响。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金融危机爆发于长期持续的低利率之后，Borio和Zhu（2008）提出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这一概念，用以描述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其后的研究证实了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是值得关注的。我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不同之处在于尚未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政府充当了隐性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提供隐性担保，且这种担保看似是无限额的，因此滋生了道德风险，银行似乎成为了“大而不倒”的。

因此，研究我国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除应考虑银行资本化水平等因素的影响，还应将政府这种隐性担保的影响纳入考虑。我国银行是否会在货币政策变动时，因其“大而不倒”而承担更大的风险呢？本文对此进行研究。

文献综述

银行风险承担指银行承担风险的动机和行为，是银行增加资产收益波动性的选择（De Nicolò等，2010）。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后，Borio和Zhu（2008）首次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与银行风险承担联系起来，提出了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bank risk-taking channel），认为货币政策的变动，可能改变银行的风险容忍度和风险测度，从而改变其信贷决策及风险承担。

货币政策主要通过四种子机制影响银行风险承担：首先，利率变动影响银行资产的定价、收入和现金流。利率降低提高资产的担保价格，降低资产价格波动，降低银行感知的风险，银行将调整其资产负债表和风险杠杆水平，提高风险承担（Adrian and Shin，2009）。其次，追求收益。金融机构进行长期投资时，必须保持资产回报与承诺收益相匹配（Rajan，2006）。利率下降，银行无风险资产收益减少，为维持收益目标，银行对高风险资产的投资需求增加，风险偏好上升。第三，习惯养成。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银行的风险厌恶程度，并形成习惯，银行会在经济扩张时亦维持较高的风险承担水平。第四，中央银行反馈效应。如果中央银行未来政策的可预测性较高，市场的不确定性降低，银行将在现期承担更多的风险。当经济不景气时，银行预测中央银行将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因而产生“保险效应”（Diamond and Rajan，2009）。

Vasso Ioannidou等（2008）利用玻利维亚的数据研究发现利率降低提高了银行贷款的预期违约概率。当利率降低时，银行可能用“准最低贷款标准”对发起的贷款进行估价，也可能对当前或过去有过违约的借款人进行贷款，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在利率降低时增加。Leonardo Gambacorta（2009）运用美国上市银行数据，证明长期低利率将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Yener Altunas（2012）研究认为资本状况或流动性状况不同，银行风险承担随货币政策变动而调整的敏感度不同。张雪兰等（2012）对我国的实证研究表明，货币政策立场对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有显著影响，同时证明银行规模与风险承担之间具有负向关系。江曙霞等（2012）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证实货币政策紧缩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抑制作用，且这一影响取决于银行的资本状况，随着资本化水平的提高，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增加。徐明东等（2012）的研究同样表明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且其对风险承担传导渠道的具体作用子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在我国收入与估值效应、追求收益、竞争效应三种子机制均存在。规模越大、资本充足率越高的银行，其风险承担行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越低。

银行规模对风险承担的影响可以归为三种观点：第一，张雪兰等（2012）认为，银行规模越大，越有利于分散风险，且由于资金运用多元、风险管理能力强等原因，银行规模越大，风险承担水平越低；第二，危勇（2008）认为，若银行规模大到令其自身认为已经达到了“大而不倒”的程度，就会有道德风险问题产生，银行将倾向于承担更大的风险，银行规模越大，风险承担水平越高；第三，宋清华等（2011）认为，银行规模与风险承担之间呈U形关系，随着规模扩张，银行规模具有降低风险的作用，当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规模继续增大会使银行风险承担增加，降低银行的稳定度，增大银行的破产风险。

上述文献考察了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以及银行资本化水平和流动性水平对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等，考察了银行规模与风险承担的关系。但在研究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时，没有考虑由于政府隐性担保而导致的“大而不倒”现象，或在研究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时忽视了道德风险因素。本文的贡献在于在政府隐性担保的背景下进一步考察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利用我国上市银行的数据，实证研究大银行与小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对与货币政策变动的敏感度差异，同时对银行的事前风险和事后风险进行对比研究，探寻大银行是否更容易得到政府救助，这正是导致“大而不倒”问题的根源。

研究假设及模型

（一）理论分析及假设

第一，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当货币政策宽松时，利率下降，由于收益粘性，银行不会降低收益目标，反而将部分安全资产转向投资风险资产，以达到目标收益；同时低利率使银行产生“货币幻觉”，资产估值升高，风险容忍度增大，认为自身能够承受更大的风险，进而提高风险承担意愿；我国银行在风险监管范围内，可自由调节其风险承担水平。因此，提出：

假设1：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与利率变动负相关。

第二，我国政府对银行提供的隐性担保滋生道德风险问题，存在银行“大而不倒”的现象，在这一背景下，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会因银行的特征不同而存在差异。银行的经营活动具有很大外部性，倒闭带来负外部性影响，危及其他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稳定。因此在政府提供隐性担保的背景下，对于发生危机大银行时，政府会出面救助，而中小规模的银行，即使发生危机，也难以得到政府直接救助，这就是所谓的“大而不倒”。在这种背景下，货币政策变动，不同规模的银行可能做出不同反应，导致风险承担变动不同。以货币政策放松，利率下降为例，在假设1成立的前提下，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上升，由于大银行预知即使出现危机政府也会救助，同时规模的扩张会有利于分散风险，因此会大幅提高风险承担以匹配目标收益，而小银行尽管也要维持收益，但考虑到风险有一定限度，风险承担提高的幅度也相对有限。因此，提出：

假设2：相对于小银行，大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对利率的敏感度更高。

本文通过利率分析提出以上两个假设，假设1的成立是基础；在假设1成立的前提下，若假设2成立，即可证明在政府隐性担保存在的背景下，不同银行的风险承担受货币政策的影响会有不同变动。

之所以选择对比不同规模的银行行为，是由于政府隐性担保背景下，只有银行认为自身是“大而不倒”的，危机时会得到政府救助的，才会增加其承担风险的动机，为了成为大而不倒的，银行会不断扩张规模，因此本文通过对比不同规模的银行行为来证实假设。

（二）模型建立

本文采用Hansen（1999）提出的门限面板模型，基于银行规模的视角，分析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通过考察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否因银行规模的不同而发生结构性突变，验证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在政府隐性担保背景下是否因银行特征不同而不同。

建立模型如下：

RISKit=∑δjXij +θ1RtI（SIZE

其中，被解释变量是RISKit，代表t期第i个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主要解释变量Rt代表货币政策，为在t期90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IZEit是门限变量，γ为特定的门限值，I（・）为指标函数，当SIZEit≤γ时，I（SIZEit≤γ）=1，否则取0； Xij代表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宏观因素GDPNt，为t期名义GDP的增长率，以及银行个体层面的资本化水平CAPit、资产流动性LIQit、盈利水平ROEit；εit为随机干扰项。

（三）变量与数据选取

1.被解释变量。风险资产比例（RISK1）和不良贷款率（RISK2），可反映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风险资产比例的计算公式为：风险资产比例=（总资产-现金及存放中央银行款项-存放同业款项）/总资产×100%。不良贷款率是指不良贷款占总贷款余额的比例，根据现行贷款分类可将贷款按风险基础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其中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

不良贷款率的计算公式为：不良贷款率=（次级类贷款+可疑类贷款+损失类贷款）/总贷款余额×100%。考虑到风险资产比例是风险承担的事前衡量指标，不良贷款率是风险承担的事后衡量指标，本文分别选取两者作为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度量指标，以事前衡量指标为主，以事后衡量指标作为对比。

2.主要解释变量。考虑到我国尚未实现利率市场化，借鉴张雪兰等人（2012）的做法，选取90天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R1）作为货币政策的衡量指标更具有代表性，由于所获得的数据为月度数据，以交易量为权数对月度数据加权平均得到季度数据。考虑到我国存款准备金是货币政策的一大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政策状况，本文同时选取存款准备金率（R2）作为货币政策的另一指标，由于所采用的均为季度数据，本文分别对大型银行和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做了季度调整得到所需数据。

3.门限变量。本文将银行规模作为门限变量，银行总资产数量越大，其规模越大，但为了建立模型的需要，在回归时对总资产取对数来衡量银行规模。

4.其他控制变量。除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影响外，银行风险水平还要受到宏观因素以及银行个体特征的影响。宏观因素中本文选取季度名义GDP同比增长率（GDPN）作为对宏观因素的控制变量。在银行个体层面，根据已有研究，风险承担水平主要受到银行资本状况、资产流动性状况以及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本文用银行资本充足率（CAP）来衡量资本状况，贷存比（LIQ）来衡量流动性状况，净资产收益率（加权平均 ROE）衡量银行盈利水平，将这三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

5.数据来源。本文的样本采用我国14家上市银行从2008年三季度到2012年四季度的季度数据，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交通银行、民生银行、兴业银行、招商银行、浦发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中信银行，相关数据均来自各银行的季报、《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以及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表1是对各变量进行的统计性描述。被解释变量中，风险资产比例，样本均值为82.2043%，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 54.2552%、89.0964%，标准差为 4.5849相对较大，说明各银行间风险资产比例差异较大；不良贷款率样本均值为 0.9681%，标准差较小，为0.4739，可见各银行事后风险差异不大；为了方便回归，银行规模变量是对银行总资产取对数所得，标准差为0.5677，银行规模差异不大。

（二）参数估计与分析

按照Hansen（1999）提出的方法，为了估计γ，将每一个门限变量SIZEit分别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得到残差平方和最小的γ即为门限值的估计值。在得到门限估计值后，构建F值检验模型是否存在门限效应。因此，首先按照存在一个门限值将模型分别具体设定为：

RISK1it=∑δjXij +θ1R1tI（SIZE

RISK2it=∑δjXij +θ1R1tI（SIZE

RISK1it=∑δjXij +θ1R2tI（SIZE

RISK2it=∑δjXij +θ1R2tI（SIZE

模型2、3的主要解释变量为银行同业拆借利率，模型4、5的主要解释变量为存款准备金率；模型2、4的被解释变量为风险资产比例，模型3、5的被解释变量为不良贷款率。本文采用Stata11.0进行实证检验，按照上述方法首先对门限效应进行判断，以银行规模SIZE作为门限变量在单一门限的设定下进行回归估计，得到的门限效应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四个模型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单一门限检验。

由于本文所要讨论的是大银行与小银行在货币政策风险承担传导渠道上的差别。因此，最终建立单一门限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对小银行与小银行的界定虽然是以银行资产规模为标准，但并没有事先量化，规定一个值来区分银行的规模大小，而是通过门限面板回归得到门限估计值，以门限估计值来划分银行的大小，这样得到的分析结果更加接近现实状况。以模型（2）估计结果I为例对结果分析可知：

第一，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负相关。以单一门限效应进行估计，门限估计值为12.9709，对应的总资产为93519.03亿元。当银行规模小于门限值时，R1的估计系数为-1.4464，当银行规模大于门限值时，R1的估计系数为-2.3073。两者符号均为负，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可见银行风险资产比例与利率负相关，当货币政策宽松（利率下降）时，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上升，验证了理论假设1。

第二，“大而不倒”问题影响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大银行的风险承担对货币政策变动更加敏感。在门限值两侧解释变量R1的系数具有显著差异，说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具有单一门限效应。两者系数进行比较发现，门限变量大于门限值时估计系数绝对值较大，说明当规模大于12.9709时，即总资产大于93519.03亿元时，银行风险承担对利率的变动更加敏感，变动幅度更大。利率降低时，大规模的银行其风险承担水平提高的幅度更大。通过对样本分析发现，总资产大于93519.03亿元的银行分别是中国银行2010年第一季度至2012年第四季度，中国建设银行2009年第三季度至2012年第四季度，中国工商银行2008年第三季度至2012年第四季度。这三家银行均为国有银行，从资产规模角度可以被归为大银行，在利率降低时，这些大银行风险水平提高程度大于其他银行，可见货币政策风险承担传导渠道与“大而不倒”问题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正是由于“大而不倒”问题的存在，使得相对于小银行，大银行的风险承担对货币政策变动更加敏感，证实了假设2。

第三，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受宏观因素及银行个体特征的影响。宏观因素控制变量GDPN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银行风险承担变动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较好的经济形势，促使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提高，因为在经济增长较快时，银行预期不会发生危机，会通过增加风险承担追求更大收益。在银行个体特征层面上，流动性水平和资本化水平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银行的流动性越好，资本化水平越高，越倾向于承担较高的风险；净资产收益率的估计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资产收益状况越差，风险承担越高，在资产收益不佳时银行具有更大的风险。

为验证上述结果的稳定性，以不良贷款率这一事后风险衡量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再次进行估计得到结果II，主要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依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所得结果是稳定的。控制变量中宏观变量GDPN的估计系数依然为正，但其在10%的水平下不显著，说明经济形势对于银行风险的事后衡量没有显著影响；银行层面的控制变量中，流动性水平的估计系数为负，但同样在10%的水平下不显著，可见流动性水平对于银行事后风险衡量也无至关重要的影响。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银行对其资产质量进行了严格的监管，与事前衡量不同，事后进行衡量时商业银行已经对部分问题资产进行了治理，使其风险水平维持在可控范围之内；资本化水平依然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与前述结果一致；净资产收益率依然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与结果I一致。以存款准备金率作主要解释变量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大致与前述结果相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前述结果的稳定性。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利用我国14家上市银行2008年第三季度至2012年第四季度之间的季度数据，分析了 “利率影响定价、收入、现金流”、“利益寻求”、“中央银行反馈效应”等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的作用机制，分析了“大而不倒”问题的存在，以及“大而不倒”问题带来的道德风险问题对货币政策的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渠道造成的影响。

实证研究表明，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传导渠道在我国存在。由于“利率影响定价、收入和现金流”、“利益寻求”、“习惯形成”、“中央银行反馈效应”等机制的作用，银行风险承担与利率变动负相关，且这一关系因银行规模不同存在一定差异。由于我国政府对银行提供隐性担保，大银行在风险过高而发生危机时，会得到政府救助，因此在同样状况下，大银行倾向于承担更高水平的风险，以追求收益最大化。面对相同的利率变动，大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动幅度大于其他银行。具体而言，第一，利用风险资产比例和不良贷款率衡量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在宽松货币政策下，无论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进行事前衡量还是事后衡量，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均与利率变动负相关，银行有提高风险承担的倾向，表明我国存在货币政策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第二，当银行规模大于门限值时，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对于货币政策利率变动的敏感度更大，即相对于小银行，大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对利率的敏感度更高。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等国有大银行，在利率降低时，其风险承担水平提高程度大于其它银行，大银行风险水平过高而发生危机，也会得到政府救助，其会倾向于承担更高水平的风险以追求收益最大化。面对相同的利率变动，大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动幅度大于其他银行。表明大银行的“大而不倒”现象，显著提高其风险容忍度，增大了风险承担意愿。

（二）相关建议

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第一，中央银行制定货币政策时，要考虑到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若不将银行的风险变动加以考虑，就可能导致货币政策效果出现偏差。第二，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银行信贷利差的缩小会降低银行目前的收益，为了保持收益的增长，银行会采取高风险投资，这对于金融体系的稳定有一定威胁。因此，监管机构应采取更有效且符合市场规律的监管手段，严格控制银行的风险，由于“大而不倒”问题可能滋生道德风险，监管当局应对不同银行进行特定而有效的监管。第三，尽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货币当局在监管时应充分依靠市场力量发挥作用，逐渐弱化中央银行隐性的“最后贷款人”的角色，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促进银行业的良性竞争。银行向存款保险机构缴纳保费，在出现危机时由存款保险机构进行救助，防范危机时银行对政府的倒逼动机，在制定存款保险制度的具体措施时，根据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等不同性质的银行，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根据各自的风险分别收取不同级别的存款保险费用，避免因政策设置不当而导致更大的道德风险。第四，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要控制其承担的风险水平，明确意识到承担过度风险可能带来的危机。我国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银行不能只追求利益，更要肩负起控制风险的责任，商业银行应当积极主动应对风险，处理好效益与风险管理的关系，对于一些风险水平较高的重点领域及重点地区，应有针对性地建立起风险监管机制，做好风险管理规划，积极处理好潜在风险贷款和不良资产，保证信贷资产质量良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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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江曙霞，陈玉婵.货币政策、银行资本与风险承担[J]. 金融研究，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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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款风险论文篇7

[关键词] 贸易术语　仓至仓条款　可保利益　集装箱运输

国际贸易是在相距甚远的两个国家的贸易商人之间进行的，把所订货物从一个国家运往另一个国家，往往要经过长途跋涉的运输过程，包括装载和存贮，在此期间难免遇到各种各样预想不到的风险，使货物发生损毁，给贸易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尤其是现在进出口贸易普遍利润微薄，而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却有所增加。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对货物的保险显得尤为重要。

国际货物通过投保运输险，将可能发生的损失变为固定的费用，在货物遭到承保范围内的损失时，可以从有关保险公司及时得到经济上的补偿。这不仅有利于进出口企业经济核算，而且也有利于进出口企业保持正常业务，从而更有效地促进国际贸易的蓬勃发展。

提起保险，一定要弄清保险的原理，不能盲目地认为只要投保就能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使用何种贸易术语，由谁来办理货物运输保险，选择怎样的保险条款等，都是国际贸易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国际贸易货物运输保险与国际贸易术语息息相关。凡从事国际贸易的人士都有必要了解和掌握有关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的基本知识。

一、什么是“仓至仓条款”

目前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海上货物运输保险都采纳了“仓至仓条款”。所谓“仓至仓条款”是海运货物保险责任起讫的基本原则，它规定了保险人承担责任的时空范围，从保单载明的发货人仓库或储存处所开始运输时生效，在正常运输过程中继续有效，直到保险单载明的目的地收货人最后仓库或储存处所或保险人用作分配、分派或非正常运输的其他储存处所为止，货物进入仓库或储存处所后保险责任即行终止。如未抵达上述仓库或储存处所，则以被保险货物在最后卸载港全部卸离海轮后满60天为止。如在上述60天内被保险货物需转运到非保险单所载明的目的地时，则以该项货物开始转运时终止。

“仓至仓条款”是运输货物保险中较为典型的条款，它具有充分性、严密性的特点。货物保险人对被保险货物的保障程度贯穿于货物运输全过程的每个环节，涉及各种运输方式，整个运输过程无遗漏。正因为“仓至仓条款”具有如此特点，常常会使对外贸知识掌握粗浅的人误认为，只要采用了此条款，运输过程中货物发生损毁，就会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对“仓至仓条款”认识的局限，往往会导致进出口企业的经济损失，其主要原因是人们忽略了采用何种贸易术语、风险责任由谁承担、对被保险货物有无可保利益、索赔人与保险人有无直接的法律关系等因素。

二、什么是“可保利益”

“可保利益”是指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保险标的上，因具有某种利害关系而享有的并为法律所承认、可以投保的经济利益。可保利益是保险合同的重要条件，世界各国的保险法都规定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必须对保险标的具有可保利益，才能跟保险人签订有效的保险合同。如果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备可保利益或超出可保利益的范围，则他们同保险人所签的保险合同无效。换句话讲，当保险标的的损害对于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造成相应的经济损失时，称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该标的物具有可保利益，相反则不具有可保利益。在国际贸易中，通过贸易术语来划分买卖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决定货物风险转移的界线，而风险的转移又与可保利益的转移紧密相关。因此，贸易货物从卖方的仓库到买方的仓库之间，由谁来办理货物运输保险，谁享有可保利益，以及谁具有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权利，都取决于买卖双方所采用的贸易术语。

在国际货物运输保险中，任何承保的险别，其中亦包括“仓至仓条款”，都应该是在可保利益原则基础上成立的。当货物发生损失，被保险人向保险公司索赔的前提，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保险人与索赔人之间必须具有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第二，索赔人对保险标的享有可保利益；第三，所发生的风险损失在承保责任范围之内。

三、贸易术语与“可保利益”原则的关系

在国际贸易中，采用不同的贸易术语，买卖双方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各有不同。仅就由谁办理货运保险而言，亦取决于所采用的贸易术语。在贸易术语解释通则Incoterms2000中，明确规定由卖方办理货运保险的术语仅有CIF和CIP两种。那么，其他术语项下就不用办理货物保险了吗？其实不然，只不过办不办保险不是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强求的项目而已，买卖双方要根据各自的情况酌情办理。目前，随着各个贸易企业对风险防范意识的不断提高，买卖双方都有必要对属于自己的货物加以运输保险，以避免可能发生的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依照国际贸易惯例，谁负担货物的风险，谁就有可保利益。因此，对货物风险归属于自己的货物，一定要加以投保，切莫抱有侥幸心理。保险费用也不过于货物总值的千分之几，不要为了节省保险这点费用，而蒙受更大的经济损失。

在现行的国际贸易中，许多运输货物投保时，都采用了“仓至仓条款”。但是当货物发生损失时，有时却得不到赔偿，其主要原因就是投保时没有弄清风险界线与可保利益的关系。尽管“仓至仓条款”涵盖整个运输过程，但不具备可保利益则得不到保险赔偿。以下分析各组贸易术语风险的归属，以避免投保货物保险时的盲目性。

1.E组术语

E组术语，只有EXW(工厂交货)一个术语，是指卖方在卖方的场所或其他指定地点，将未经出口清关的货物置于买方支配时即完成交付，也就是说风险转到买方。买方从此时就具有了可保利益，买方为了使属于自己的货物安全地运达目的地，对运输货物加以投保，投保时可采用“仓至仓条款”。如果货物在承保范围内发生损失，买方有权向保险公司索赔。

2.F组术语

F组术语，包括FCA、FAS和FOB三种贸易术语。这三种贸易术语虽然同属于主运费未付贸易术语，但是根据各自的交货地点以及所采用运输方式的不同，风险转移的时间与地点亦不相同。因此，货物运输投保的起讫范围，也不能一概而论。

就FCA(货交承运人)而言，是指卖方在指定的地点将已经出口清关的货物交付给买方指定的承运人时，即完成交付，风险转移是以货交承运人为界，此贸易术语主要适用于包括集装箱运输在内的多种运输方式。由于这种贸易术语涉及多种运输方，所指的承运人接货地点也不固定统一，因此贸易双方在此贸易术语下，一定要对承运人接货的地点加以明确。在承运人接收货物之前，风险属于卖方；承运人接收货物之后，风险转于买方。那么，投保货物运输保险亦不能以为采用了“仓至仓条款”就万事大吉。为了避免经济损失的发生，在风险转移之前卖方应根据情况，对货物加以投保；在风险转移之后，买方要酌情加以投保。在FCA贸易术语项下，特别是采用集装箱整箱运输方式(FCL)时，承运人一般不对货物进行清点，常常在提单上注明“不知条款(unknown clause)”，当集装箱内货物发生货损、货缺，甚至空箱时，承运人很难查明其原因，一般以承运人向货主交付货物时，集装箱的铅封是否完好为准。如果集装箱表面及铅封完好，承运人不负责任。既然承运人不负责任，保险公司也常常以风险未曾发生为由不予理赔。因此，采取集装箱运输方式时，最好是让承运人或其人清点货物，以免货物发生损失时无据可循。

FAS(船边交货)贸易术语，是指卖方在指定的装运港将货物置于船边，即完成交货，这意味着买方从此时起，承担对货物的风险及费用。在此之前卖方享有可保利益，卖方要负责对从自己的工厂或仓库运到船边的货物加以投保。在风险转移之后，买方要负责货物从船边到上船以及一直运到自己仓库的投保事宜。在此贸易术语项下，买方对运输货物投保时即便含有“仓至仓条款”，当货物发生承保范围内的损失时，也只能就货物风险转移之后发生的货损，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而卖方不能因为买方投保的起止范围是“仓至仓”，就能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其原因是卖方与承保人之间不具备合同关系，卖方只有自身向保险公司投保从自己的仓库到船边为止的货运险，才有向保险公司所赔的权利。

FOB(装运港船上交货)贸易术语，是指卖方在指定装运港于货物越过船舷时完成交付。这意味着买方从该交付点起，承担货物损失的一切风险。在货物越过船舷之前，卖方具有可保利益；随着货物越过船舷，可保利益也随之转到买方。在FOB贸易术语下，海运货物保险由买方办理，即便买方投保“仓至仓条款”，货损如果发生在货物越过船舷之前，买方对此段的货损无权向保险公司索赔，因为此时他对货物不具可保利益。卖方为了避免经济损失，要自行对货物投保从自己仓库到越过船舷这一段的运输保险。

3.C组术语

C组术语，包括CFR、CIF、CPT及CIP四种贸易术语，这四种贸易术语同属于主运费已付贸易术语，在买卖双方的责任和义务、风险转移的界线上有所不同。

CFR(成本加运费)术语和CIF(成本加运保费)术语，在风险转移的界线上，都以装运港船舷为界，但是在由谁办理货运保险业务方面却有区别。

CFR由买方办理运输保险，买方负责货物保险的起讫区间是货物越过装运港船舷之后到买方的仓库。在CFR术语项下，买方办理货物保险时即使有“仓至仓条款”，在货物上船前发生的损失，买方无权向保险公司索赔，因为此时买方还不具备对货物的可保利益，从卖方的仓库到货物上船这一区间，应由卖方酌情办理保险。

CIF是适用“仓至仓条款”的典型贸易术语。货物越过船舷之前的风险属于卖方，卖方拥有可保利益；货物越过船舷之后的风险属于买方，买方拥有可保利益，这一点同CFR贸易术语相同，为什么称CIF是最适应“仓至仓条款”的术语？CIF术语中明文规定了由卖方办理货运保险，卖方在办理保险时，可以自己的名义对货物运输全程进行投保，即可以采用“仓至仓条款”。在货物上船之后，卖方将取得的提单以及所有出口单据，包括背书转让的保险单，通过银行转给买方，买方付款赎单后，即获得可保利益。这样可以以一张保险单贯穿从卖方仓库到买方仓库的整个运输过程。

在此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卖方只有以自己的名义对货物进行投保，并且采用“仓至仓条款”，才有对从发货人仓库到货物上船为止这一区间发生的货物损失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权力。如果卖方以买方的名义投保，保险合同中即使有“仓至仓条款”，卖方也不具备对货物越过船舷之前所发生的损失进行索赔的权利，因为卖方不是被保险人，与承保人之间不具备直接的法律关系。

CPT术语与FCA术语有很多相同之处，同属于货交承运人贸易术语，是指卖方在指定的地点将已经出口清关的货物交付给承运人时，风险转移到买方。其主要区别在于CPT术语由卖方负责办理运输事宜并支付运费。至于办理货运保险CPT与FCA一样，以货物交付启运地承运人为界，买卖双方各自酌情办理。当买方办理货运保险时，即便采用了“仓至仓条款”，所办理的货运保险也只涵盖货交承运人之后到买方仓库这一区间发生的货物损失。卖方为了避免经济损失的发生，必须对风险转移之前的货物加以投保。CPT贸易术语同前面所述的FCA贸易术语一样，主要适用于包括装箱运输在内的多种运输方式。

CIP术语与CIF贸易术语类似，不同之处在于CIP的风险界限以货交启运地承运人为界，CIF的风险界限以装运港船舷为界。在办理货物保险方面，两术语都规定由卖方负责办理。CIP贸易术语同CIF贸易术语一样，卖方只有以自己的名义向保险公司投保，并采用“仓至仓条款”，然后将背书的保险单转移给买方，才能以一张保险单承保货物的全程。如前CIF所述，假如卖方以买方名义进行投保，卖方就等于放弃了对风险转移之前发生的货损向保险人索赔的权利。

CPT、CIP与FCA术语一样，主要适用于集包括装箱运输在内的多种运输方式，注意事项请参见前面FCA的解释。

4.D组术语

D组贸易术语包括DAF、DES、DEQ、DDU以及DDP五种，这五种同属于货物到达类术语。在D组术语项下，卖方要在规定的期限内，DAF在边境、DES在目的港船上、DEQ在目的港码头、DDU和DDP在指定的目的地约定的地点，将货物置于买方的支配下，即完成卖方的交货义务。在风险转移之前，可保利益属于卖方，关于货运保险及索赔事宜应由卖方办理；在货物风险转移之后，买方应根据自己的情况，对货物办理保险及索赔事宜。因此，在D组术语下办理货运保险，也要考虑风险界线，不能因为保险合同中有“仓至仓条款”，就一定能得到保险人的赔偿。

综上所述，可保利益的划分是与买卖双方的风险界线紧密相连的。不论买方和卖方都必须根据自身承担的风险区间来确定投保责任，不能因为保险单上有“仓至仓条款”，发生货损时就可以向保险人索赔。索赔时必须明确本人有无可保利益、与保险人有无合法的利害关系、货物发生损失是否在风险承保责任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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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款风险论文篇8

论文摘要:象征性交货是针对实际交货而言的一种交货方式，卖方凭单交货，买方凭单付款，是国际贸易中经常使用的交货方式。学生在初学时不容易理解，主要是由缺乏感性认识、对风险转移界限理解不透彻、缺乏相关知识和没有从总体上把握外贸合同等原因造成。因此教师要针对原因找对策，提高学生的理解力，真正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0引言

国际贸易术语是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主要区别之一，是国际贸易从业人员必备的基础知识，在《国际贸易实务》课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大多数教材都以贸易术语为第一章，大多数教师也从贸易术语入手讲授这门课程。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贸易术语不仅是重点，而且是难点。学生普遍反映这部分内容零碎、繁琐，有一些问题不易理解、掌握，象征性交货便是其中之一。Www.133229.COm

《200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以下简称《2000年通则》)介绍了13种贸易术语，其中常用的有6种，即装运港交货的三种术语fob(freeonboard).cif(costinsuranceandfreight).cfr(costandfreight)和向承运人交货的三种术语fca(freecarrier),cip(carriageandinsurancepaidto).cpt(carriagepaidto)。本质上这6种贸易术语都是象征性交货，而以cif和cip最为典型。所谓象征性交货是指卖方只要按合同规定，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完成装运，并向买方提交合同规定的有关单据就算完成了交货义务，而无需保证到货。只要卖方如期向买方提交了合同规定的全套单据，即使货物在运输途中损坏或灭失，买方也必须履行付款义务。许多学生初学时感到困惑不解:买方没有收到货物就付款，风险太大。如果货物在运输途中损坏或灭失，或者收到货物后发现与合同不符，货款已付，买方的权益如何得到保障，为了消除学生的疑问，我们必须找到产生疑问的原因加以分析，教学时对症下药，针对不同的原因采取不同的方法，引导学生理解，为以后章节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1学生对象征性交货方式理解不透的原因

1.1缺乏感性认识学生们日常生活中的购物，对卖方而言是实际交货，而且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现货买卖，买方收到实实在在的货物后才付款。而在象征性交货方式下，卖方是凭单交货，买方是凭单付款。买方付款时收到的是合同或信用证规定的单据，而不是实实在在的货物。由于大多数学生没有经历过外贸实践，而象征性交货又与他们日常生活中亲身经历的交货方式大相径庭，所以缺乏感性认识，初学时要有一个理解的过程。

1.2缺乏相关知识国际贸易实务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课程，涉及到国际结算、国际金融、国际货物运输、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等门课程的相关原理和知识的运用，只有将各门课程融会贯通才能学好这门课。对于初学者，由于缺乏相关知识，难免有不解之处，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这些问题就会迎刃而解，象征性交货即属于这种情况。学生在学习贸易术语时还没有学习国际货物运输保险，缺乏保险的有关知识，影响了对象征性交货的理解。

1.3缺乏对外贸易合同的总体把握一个对外贸易合同由商品的名称、品质、数量、包装、运输、保险、价格、货款收付、商检、索赔、不可抗力、仲裁等条款组成。各条款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一个有机整体。有些学生学习象征性交货时提出疑问，如果卖方所交货物与合同不符，却通过其它手段取得了合同要求的单据，买方凭单付款，遭受的损失怎样得到补偿，产生这样的疑问是由于孤立地看待贸易术语而没有结合合同中的有关条款。

2提高学生理解象征性交货方式的方法

南宋大诗人陆游有句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一语道破了实践对理论学习的重要性。我们分析原因的目的就是在教学中对症下药，帮助学生消除困惑。

2.1加强案例分析在教学时教师应将实际和象征两种文货方式加以对比，突出强调象征性交货的特点，帮助他们摆脱实际交货方式的影晌，树立起象征性交货的意识。在具体讲解时引入实际例子加以分析，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使学生理解得更加透彻。比如有这样一个例子:“某外贸公司按cif伦敦向英商出售一批核桃仁，由于该商品季节性较强，双方在合同中规定:买方须于9月底前将信用证开到，卖方保证运货船只不得迟于12月1日抵达目的港。如货轮迟于12月1日抵达目的港，买方有权取消合同;如货款已收，卖方须将货款退还买方。”我们可以让学生讨论这个合同的性质是否还属于cif合同。在分析时，教师应首先阐明象征性交货的含义，即只要卖方提供齐全、正确的单据，买方不能拒收单据和付款。然后指出此例中合同规定“如运货船只不能如期到达，买方将收回货款”，它实际上是目的港船上交货合同。由此看来，该合同在一些主要条款上已与cif术语本意相抵触，所以名义上是按cif成交，但实质上不是cif合同。通过实际例子，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形象生动，能加深学生的理解。

2.2加强相关知识的学习教师在讲解象征性交货之前应补充货运保险的有关知识。保险的原则之一是利益转让，指将保险标的的利益从一方转移到另一方，可通过转让保险单来实现。所以在cif和cip这两种典型的象征性交货贸易术语中，虽然由卖方办理保险，但属代办性质，卖方实际上是为买方办理保险。买方付款时，卖方将保险单交给买方。如果在运输途中发生了保险公司承保范围内的风险，造成货物损坏或灭失，由买方凭保险单向保险公司索赔。买方支付货款买入了保险单，就买入了向保险公司索赔的权利，将自己的风险转嫁给了保险公司。所以，象征性交货不会置买方于巨大的风险之中，损害买方的利益。在以后讲到国际货物保险这一章时应温习象征性交货，两者紧密结合，相互支持，这样能够加深学生对象征性交货的理解。

货款风险论文篇9

关键词：货币政策；银行竞争；风险承担

中图分类号：F8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6）11-0044-07

一、引言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各国央行均采取一系列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刺激。我国中央银行也实施了强有力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取向从危机爆发初期的“适度宽松”逐步向后危机时代的“稳健”转变。在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上，既包括传统的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利率以及再贴现、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又包括后危机时代的创新性货币政策工具，例如短期流动性调节、常备借贷便利等。同时不断探索货币政策调控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伴随着货币政策调控的不断变化，我国以利率市场化为代表的金融自由化不断推进。从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利率市场化给银行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金融机构自主定价权进一步放宽，银行之间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当前在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不断变化和银行竞争不断加剧等宏观环境下，研究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风险承担机制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综述

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及其影响问题一直是货币经济学界研究的重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风险承担行为等问题更成为研究的热点。

（一）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

1.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的提出及作用机理。大部分学者认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主要包括货币渠道和信用渠道。博利奥和朱（Borio和Zhu，2008）的研究中较早地提出了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问题，他们认为：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是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资产价值和风险定价，影响其信贷决策和投资决策，最终影响社会总产出和金融稳定。金鹏辉（2015）认为风险承担渠道与传统的货币政策渠道有所区别，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主要是通过调控货币政策来影响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从而影响整个信贷供给，最后影响到实体经济；而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主要是指银行自身通过对风险的识别，影响风险偏好的变化，改变信贷标准和信贷行为，最终选择更多地承担风险或是控制风险。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的作用机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利率的估值、收入和现金流机制。博利奥和朱（2008）在研究中指出，利率的变动可以对金融机构的资产估值、现金流和未来收益产生影响，进而影响金融机构对风险的识别情况和容忍程度，最终影响信贷标准。坎贝尔和科克兰（Campbell和Cochrane，1999）认为，通过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金融机构的风险厌恶水平会下降，其有很高的热情从事高风险行为。阿里卡和马尔格斯（Dell’Aricca 和 Marquez，2006）通过研究指出，短期利率水平变化对银行的贷款收益产生直接影响，银行的贷款审查行为会发生变化。如果短期利率水平下降，银行评估其资产组合收益会下降，那么银行可能会放松贷款审查标准。艾德里安和申（Adrian和Shin，2010）指出低利率政策会通过影响银行依据在险价值 VaR 计算的风险测度，导致银行风险容忍度上升，随之银行会扩张其资产负债表。

（2）对高利益的追求。拉扬（Rajan，2005）指出金融机构会受到名义回报的激励，如果社保基金、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负债主要是以固定名义利率来进行支付的，并且是长期的，那么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这些金融机构有追逐更高的收益率的动机，从而过度承担风险。艾德里安和申（2009）也认为，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国债等无风险产品的低回报和较低的融资成本，都会促使银行为获得更高的收益而承担更高的风险。

（3）金融监管政策的保险效应。戴蒙德和拉扬（Diamond和Rajan，2009）指出，在发生经济危机或金融危机时，中央银行的救市、最后贷款人等行为，会促使金融机构获得一个来自于中央银行的看跌期权，这起到了保险的作用，那么金融机构会选择更高的风险承担行为。

2. 货币政策与风险承担的具体关系实证分析。目前已有许多文献验证了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且大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宽松货币政策会鼓励银行风险承担的结论。戈格尔和范德拉莫（Gaggl和Valderrama）通过对奥地利2003―2005年商业贷款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再融资利率较低时，商业贷款组合的预期违约率反而有所提高。德利斯和库尔塔（Delis和Kouretas）对西欧、美国的商业银行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利率与银行风险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金鹏辉、张翔（2014）等针对中国银行业的整体情况进行研究，也提出了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会促使银行更高地承担金融风险的观点。刘聪慧（2014）通过对2003―2012 年期间14 家上市银行的微观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因为利率对资产估值、未来收益和现金流的影响以及逐利机制的存在，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沟通策略和反应函数会影响金融机构对风险的测度和识别，进而降低银行的风险规避程度，银行体系就会过度地承担风险，从而产生资产价格泡沫。王冰晓等（2015）对2003―2013年期间我国14家商业银行的数据进行分析得知，货币政策与风险承担呈现负相关关系，且这种关系还受到银行审慎监管状况的影响。

一些学者结合宏观审慎管理、银行资本情况、银行规模等分析货币政策风险承担的异质性问题。昂琴和维尔堡（Angkin和Wihlborg，2010）认为大型银行的贷款行为一般较为谨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较少受到影响。而 洛佩斯（Lopez）却通过实证分析得出大型银行因为其自身的规模优势，可以吸收到更低利率的负债，同时融资渠道较为多元化，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因此其风险承担水而会比较低。伯杰（ Berger）等认为银行的风险承担选择与银行业竞争程度是负相关的，银行业竞争越充分，银行越会降低风险承担。而马达洛尼和佩德罗（Maddaloni和Pedyro）则认为，银行业激烈的竞争程度与风险承担行为正相关。银行市场竞争越激烈，银行越会放松信贷标准追求高利润，所以风险增大。从国内来看，薛襄稷（2015）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不论货币政策的变量是价格型还是数量型，银行对风险的接受度和容忍度与货币政策的宽松程度成正比，同时不同类型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不同。刘生福（2014）基于我国 62 家商业银行 2000―2012 年的数据，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货币政策和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之间是较强的负相关关系，而数量型货币政策变量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反应更加敏感。研究还发现，与一般性银行不同，系统重要性银行在风险承担方面同时具有正向截距效应和负向斜率效应；自有资本比率较高和大型银行对宽松货币政策的反应较为审慎；热衷于表外业务的银行对宽松货币政策反应更敏感。刘聪慧（2014）通过实证分析认为，银行规模、流动性与市场结构同风险承担行为的关系都不尽相同，银行规模与风险承担是正相关关系，而银行流动性与风险承担则是显著负相关关系，银行业市场结构与风险承担显著正相关。

（二）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

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的已有研究主要基于金融自由化和利率市场化，并考虑特许权价值、银行市场结构、非利息收入等在其中的作用。

付蓉、徐莹敏（2015）对2005―2013年我国27家商业银行数据进行固定效应和GMM模型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商业银行的竞争与风险承担之间呈现U形关系，银行竞争增加会导致风险承担上升。

吴秋实、李兆君（2010）从特许权价值的角度综述已有文献对银行业竞争和风险承担的关系研究，研究认为，早期学者主要研究特许权价值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关系，并且大多数研究认为特许权价值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之间呈负相关。之后，随着利率市场化、金融自由化等的推进，更多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从产业组织理论的范式，以特许权价值为中介，研究银行业竞争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拓展探讨竞争条件下，存款保险制度、资本要求、并购政策和准入政策等宏观政策工具是否可以用来校正银行的过度风险承担行为。

余雪飞、宋清华（2013）基于中国17家商业银行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商业银行间竞争程度加强有利于降低商业银行风险，而非利息收入与银行风险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马图特斯和比韦斯（Carmen Matutes和Xavier Vives，2000） 研究认为，存款保险制度和银行的竞争程度直接决定着市场约束作用和管理措施的合理选择。博伊德等（Boyd等，2005）认为竞争和风险之间存在一个单调递减的关系。

贾洪文、颜咏华和白媛媛（2012）认为市场约束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有不同的作用，价格约束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不显著，数量约束与银行风险承担成反向关系； 而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间的关系非常显著，但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不良贷款率与竞争之间存在着倒U 形的曲线关系。

综合上述文献发现，已有的文献对于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银行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多，并且取得一系列成果，但对货币政策和银行竞争共同作用下对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较少。尤其是在目前我国新的金融改革形势下，在货币政策工具的不断变化和银行业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况下，学者对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变化的研究较少涉及，而这正是我国目前金融业改革推进所面临的关键问题。本文主要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充分借鉴比较成熟的分析框架，根据我国金融发展的新形势，引入货币政策与银行竞争的交叉变量，一方面进一步验证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存在性，以及银行竞争对风险承担的作用机理；另一方面，实证分析货币政策新形势和银行市场竞争更充分共同作用下，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以期进一步丰富相关理论，也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选取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选择

本文以我国16家上市银行2008―2015年的季度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样本银行主要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南京银行、北京银行和宁波银行。货币政策数据、GDP 增速数据、银行贷款集中度（CR4 ）、上市年限、银行规模、流动性等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和万得数据库等，并根据需要进行加工计算而得。由于个别资料缺失，本文的数据为非平衡面板数据，如果第一季度数据缺失，用中报数据代替；如果中报数据缺失，用年报数据代替；如果第三季度数据缺失，用年报数据代替。

（二）变量选取及其衡量

1. 银行风险承担。对于银行风险承担测度指标的选择，已有研究主要采用的指标有：Z值、风险加权资产占比、不良贷款率、资本回报率的波动率、预期违约概率等。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及风险承担的代表性，本文参考休斯顿等（Houston等， 2010） 的方法，选择Z 值来衡量银行风险承担。其计算公式为：

Z=（ROA+CAR）/σ（ROA）

其中，ROA表示银行资产净利率，由银行净利润/总资产计算而得；CAR表示银行资本资产比率，由股东权益/总资产计算而得；σ（ROA） 表示银行资产净利率的标准差。Z 值常被用来测度破产风险，Z 值越大表示银行的风险越小。

2. 货币政策。本文选取M2增速-GDP增速作为衡量国内货币政策的变量，其值越大，说明货币政策越宽松。

3. 银行业竞争。因为中国大型国有商业银行长期在银行业市场上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故本文采取行业集中度CR4作为银行业竞争的指标，用国内最大的四家银行的资产数额占总资产数额的比率来表示CR4。其数值越大表示银行集中度越高，银行竞争越不充分。

4. 控制变量。除货币政策、银行竞争等主要的变量以外，还需要控制可能影响银行风险的其他因素，特别是银行的微观特征。银行规模、流动性、上市年限、企业性质等也是影响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重要因素，需要进一步引入模型。指标选取如下：（1）银行规模。为了与其他变量相对应，对银行规模的衡量主要用银行资产的对数LNASSET 来表示。（2）流动性。选用银行存贷款之比LIQ来表示，由贷款总额/存款总额计算而得。（3）上市年限。用商业银行上市时间来表示。（4）企业性质。如果是国有商业银行，其值取0；如果股份制商业银行，其值取1。

5. 其他控制变量。甘巴科特（Gambacorta）研究认为，宽松的宏观经济情况对银行风险承担也会产生影响，可能会促进银行加大风险承担。因此参考马达罗尼和佩德罗（Maddaloni和Peydro，2011）的研究方法，在模型中增加GDP 增长率（GDPR）作为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重要宏观经济因素，来检验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是否具有顺周期性。

（三）模型设定

根据研究目的和数据情况，本文建立了以下模型：

其中i = 1，2，…，N，N 表示银行个数。被解释变量为银行风险承担变量Riskit；核心解释变量为货币政策MP和银行业竞争CR4，控制变量包括银行规模LNASSET、流动性LIQ、上市年限AGE、企业性质STATE、GDP 增长率GDPR。

四、实证分析

（一）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表2为描述性统计结果和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情况。根据表1结果以及原始数据可知，样本银行的风险指标Z值在16家银行中差距较大，最大值为4.91（南京银行2008年四季度），最小值为0.47（华夏银行2009年一季度）。货币政策的标准差最大，说明2008―2015年间货币政策的变化较大，从最小值3.2%增长到最大值21.36%。银行规模的标准差也较大，银行资产对数的取值最小为6.716，最大为12.32。而银行业竞争的标准差较小，说明市场竞争情况并未发生太大变化。

（二）研究方法与实证结果分析

采用面板数据的稳健性回归方法对货币政策、银行竞争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

1. 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由表3的估计结果可知，货币政策与风险承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货币政策越宽松，Z值越小，那么银行的风险承担会越高，这与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观点一致，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M2增长率与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正相关关系，货币供给增加，市场上流动性宽松，银行对投资较为乐观，其贷款决策会降低贷款审查或放低信贷标准，银行有较强的风险偏好。

同时，在加入控制变量和不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变量的系数变化不大，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银行资产规模、流动性以及企业性质和宏观经济增长对风险承担的影响不大，银行上市时间与风险承担之间负相关，说明上市时间越长的银行，其自身盈利能力和方法越多，风险承担会降低。

2. 商业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由表3的估计结果可知，CR4的系数为负，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CR4代表的市场集中度提高，银行竞争程度降低，Z值会降低，则银行风险承担会降低。代表中国前四大商业银行的垄断性势力指数扩大，带动银行业破产风险承担上升。反之，若垄断性势力指数下降，会带动银行破产风险承担下降。这说明金融自由化程度越高，银行的风险厌恶程度会越高。因此，金融自由化的程度对银行体系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有正向的影响。应当不断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激励银行进行业务创新，有效转移、规避和分散风险，不断提高银行风险管理能力与水平。

同时，在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之间的相关系数更大，说明控制变量对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的关系影响较大，且银行上市年限、企业性质和宏观经济增长对风险承担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的关系有较大的顺周期性。

3. 货币政策、商业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通过对MP做中心化处理后与CR4做交乘项，来检验货币政策与银行竞争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从表4可以看出，货币政策与银行竞争交乘项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且无论是否引入控制变量，其系数始终不显著。说明货币政策与银行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不明显。这可能跟当前货币政策趋于稳健宽松，而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等银行竞争态势不断加强，两者共同作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有相抵消的趋势。

同时，虽然两者交乘项未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交乘项的加入并未改变货币政策、银行竞争单独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货币政策、银行竞争的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

五、结论与建议

（一）主要结论

通过对2008―2015年我国16家上市银行季度面板数据进行稳健性回归分析发现：

1. 货币政策与风险承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货币政策越宽松，Z值越小，那么银行的风险承担会升高，这与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观点一致，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货币政策的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M2 增长率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正向影响。

2. 银行竞争与风险承担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若代表中国前四大商业银行的垄断性势力指数扩大，带动银行业破产风险承担上升；反之，若垄断性势力指数下降，会带动银行破产风险承担下降。这说明金融自由化程度越高，银行的风险厌恶程度会越高，银行不倾向于冒更大的险，银行风险行为较低。因此，金融自由化的程度对银行体系的稳定在一定程度上有正向的影响。应当不断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激励银行进行业务创新，有效转移、规避和分散风险，不断提高银行风险管理能力与水平。

3. 货币政策与银行竞争之间的相互作用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不明显。两者交乘项未改变货币政策、银行竞争单独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进一步验证了货币政策、银行竞争的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

本文的实证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于货币政策、银行竞争的变量选择较少，在今后的研究中可选择更多种类的变量，更为细微地实证分析其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二是对于门限效应未考虑，实际上，许多研究认为，货币政策和银行竞争等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是存在门限效应的，即达到一个临界点之后，其影响作用可能显著不同，今后的研究可以尝试引入门限效应展开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二）政策建议

1. 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调控货币政策。鉴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的重要性以及金融机构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作用，相关部门要充分考虑金融监管、货币政策与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关系，加强货币当局与监管当局的沟通协调，对不同的银行实行动态化、差别化的审慎管理。

2. 不断完善和培育金融业市场竞争机制。要不断放松市场准入，鼓励各种形式、更多的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提高金融机构、准金融机构的多样性和竞争性。银行业方面，应逐渐降低国有商业银行对金融体系的垄断程度，降低各类资本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进入门槛，支持市场对银行的行业结构进行动态调整。

3. 银行等金融机构要不断改善自身经营机制，应对宏观调控和系统性风险的冲击。要积极调整传统经营理念，转变现有经营模式，积极向互联网金融、社区金融、小微金融等方向转变，提高中间收入和差异化经营占比。

参考文献：

[1]Adrian，T.，and Shin，H.S.. 2010. Prices and Quantities in the Monetary Policy Transmission Mechanism[R].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Staff Reports No.396.

[2]Borio C.，Zhu H. 2008. Capital Regulation， Risk-taking andMonetaryPolicy：A Missing Link in the TransmissionMechanism？[R].BIS Working Paper.

[3]Dell’Ariccia，et al. 1999. Adverse Selection as a Barrier to Entry in the Banking Industry[J].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30（3）.

[4]金鹏辉.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研究述评与展望[J].南方金融，2014，（8）.

[5]刘聪慧.货币政策、银行微观特征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14，（1）.

[6]王冰晓，刘阳，童中文.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基于银行审慎监管的角度[J].金融与经济，2015，（3）.

[7]薛襄稷.货币政策与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基于上市商业银行微观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J].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5）.

[8]刘生福.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异质性[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4，（12）.

货款风险论文篇10

关键词：质押率；存货融资；物流金融；盯市周期

中图分类号：F275.6 文献标识码：A

由于广大中小企业往往没有足够的不动产以及信用担保，导致其在传统信贷业中很难完成有效融资，而物流金融中的动产质押是一种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很好的途径。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如果采用动产质押的融资方式时，银行如何设置合理的质押率使得在一定风险的情况下获得最大利润。

物流金融业务就是融资企业将自有的存货物品或权利作为质押物向银行担保获得银行贷款，如果无法及时还款时银行有权对质押物进行拍卖处理并有优先受偿权[1]。动产质押（存货质押）就是以实际存货作为质押物的融资方式。虽然我国的物流金融行业起步较晚，而在西方国家，物流金融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2]。动产质押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业务法律依据、质押物性质、合约设计、风险管理、风险预警以及质押率设定等。

质押率（Loan-to-value ratio）就是获得贷款数量与质押物品价值的比率。在现实质押业务中，质押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质押率的高低会影响到融资企业的贷款效率，也会影响到银行的贷款风险和收益。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对质押率的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由Stulz & Johnson首先研究了质押物对质押担保债务定价的影响，Jokivuolle & Peura沿着这一思路对质押贷款的贷款价值比率进行了研究，为了完善这些理论基于企业违约概率内生的不合理假设，Cossin & Huang外生给定企业违约率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得出了一个与银行风险承受能力一致的质押物折扣率。国内学者冯耕中对物流金融有很好的阐述，李毅学对Cossin & Huang的理论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在李毅学的静态一次性质押模式的质押率确定模型基础上[3]，本文通过加入盯市周期的因素，使模型与现实操作更为符合。在容忍一定损失的情况下，通过计算银行最大利润来求解最佳质押率，并且在案例分析部分使用matlab软件进行实际求解。

3 总 结

本论文参考了李毅学先生的一次性静态质押模型，在此基础上加入实际业务操作中采用的盯市周期来降低风险的做法。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本文也存在一些待解决的问题：如企业违约率是直接假定的已知变量，而实际中是难以准确确定的；没有考虑质押物的流通性对拍卖产生的影响；质押物的价格波动函数的计算也需要进一步研究等等。

参考文献：

[1] 夏露，李严锋. 物流金融[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2] 李毅学，汪寿阳，冯耕中. 一个新的学科方向——物流金融的实践发展与理论综述[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10（1）：1-13.

[3] 李毅学，冯耕中，徐渝. 价格随机波动下存货质押融资业务质押率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2007（12）：4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