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投资法论文十篇

外商投资法论文篇1

内容提要: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性质应该界定为妥协式契合关系。妥协式契合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和谐的契合关系，是一种权益配置失衡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关系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旋律相阻相背。我们应该用理性的态度，冷静地思考“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废止。

一、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研究现状

自从1988年《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2条正式确立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以来，该制度在我国引资实践中的运用已30余年。这30年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先行回收制度经历了官方多次的“小修小补”，但还是没有使我国外资立法走出捉襟见肘的困境。学界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探讨与争鸣，也从未间断过。当下，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着力点在该制度的“存废”和“修整与重塑”上，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否定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应废除现行的允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制度。允许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外商投入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采取这种做法有情可原。然而，在已进入知识经济年代的今天，技术和设备的淘汰速度越来越快，在合作企业创办之初，外方带来的技术和设备看似先进，可是没过若干年，在合作期限届满时，这些技术和设备已显落后，即使全部归中方所有，又有何用？[1]

肯定观点：持此观点学者认为，在我国，现在提议废除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制度，为时尚早。[2]上述判断恐有言过其实之嫌，更何况，在当前，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制度的存在，对推动我国“积极、合理、有效”吸收投资政策的实现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允许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可以减轻因投资数目大、回收周期长对外商所产生的巨大还贷压力，这对促进外商投资我国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等项目，可起到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

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是“存”还是“废”，要从多方面考证后，才能作出结论。

二、对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性质分析及评价

因对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观察角度各异，迄今为止，国内学者提出的有关该制度定性的学说大致有两类：一类试图对该制度的法律性质进行定位；另一类则与法律定性无关，实际上是对该制度经济性质的说明。[3]

（一）关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经济性质的学说评析

1．优先补偿说。该说认为，允许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是对其投资的一种优先补偿。在合作企业的创办实践中，外方通常以现金、机器设备和技术设备等投资。外方的出资往往贷之于国外的银行，需要分期还本付息，通过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合作企业外方就可以用每次回收的资本金，逐笔偿还国外银行的贷款，从而大大减轻其还贷的压力，刺激其持续长久投资的积极性。从资本制度的表征来看，中国虽然没有资金配套问题；但不能据此认为中方占了极大便宜，外方合作者仍可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惠：一是因土地使用费在合作期内不收取，合作企业不需缴纳场地使用费，因而减少了开支；二是由于土地使用费不必一次性计入投资总额，这就避免净增加注册资本，减少投资者的风险和责任，外方的分配比例可以大于中方。由此可见，合作经营方付出的代价和取得的补偿大致是相当的。[4]

2．保本经营说。该说认为“合作企业顽强生命力的原因在于，外方能保本，中方也有利……在一定条件下合作期限内外商先行回收投资，使外国投资者的投资原本和利润都有保证，从而减少或避免商业风险。”[5]显而易见，保本经营说违背合营企业中外双方“共担风险”原则；也违背我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立法本意和国际投资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公平原则。保本经营说也不符合合作企业法中有关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后仍应承担合作企业后续债务的规定。由此可见，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具有暂时性，并不排除承担亏损时的赔本可能，风险尤存。

3．让利说。[6]该学说被学界达成共识者居多。该说认为外商先行回收投资性质上是一种让利性的优惠措施，是国家对外商投资的促进、鼓励政策。回收投资的性质主要是由其回收的渠道和来源决定的。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的投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1）中国合作者的让利。（2）中国政府的让利。笔者认为把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定性为让利说欠妥，起码应该称“暂时性让利说”。让外商先行回收投资，笔者个人认为从我国和谐社会语境来审视，合作合同成立基础“显失公平”，但从原初条件视角来分析，这是一种“妥协式的意思自治”，是主动“妥协契合”。这一点我想中国政府特别是当初该制度的制订者应该是心知肚明的。如果“暂时性让利说”是对“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性质的经济说明”，那么“妥协式契合说”应该是对中外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定性（笔者后面将详细阐述）。

以上三种学说都力图从经济上阐明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性质，不同的是选择的视角不同。尽管如此，以上三种学说的缺陷亦很明显，再说这些学说毕竟没有道出该制度在法律上的实质和特征。

（二）关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定性的学说及评析

目前，针对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性质的学说主要有三种：

1．股权转让说。该说认为，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实际上是合作企业内部的股权转让过程，外方通过先行回收投资在合作企业中逐步减少股本，等于中方用本来应该分得的利润来购买外方对应的股本，而不是外方从合作企业中抽出资本金，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不会减少。只要我们细加分析，不难发现其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缺陷。中方让渡利润，取得股权；外方出让股权，获得利润。按常理这是一个合于逻辑的股权转让关系，照此推理下去，中外双方的股权比例会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随之，企业的经营管理权、收益分配权，亦即随着外商先行回收投资进程的深入，向中方倾置，企业性质和类型的变更将在所难免。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最终要蜕变成一个中国内资企业了，倘若如此，外方投资回收完毕，外方实际已经不是该企业的股东了。事实并非如此，就算外方先行回收完毕，其在合作企业中的地位不会改变，仍然享受着股东的权利和义务。根据1995年国务院制定的《中外合作经营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第50条以及2005年财政部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审批办法》（以下简称《审批办法》）第4条第3项的规定：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投资后，对企业的债务还应承担责任；其中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及其合作各方要依照中国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承担民事责任。股权转让说违背了权利义务一致原则，与民法的精神相悖。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一个简单的渠道来论证股权转让说的不足：在中外合作企业不盈利的情况下，外商仍可通过固定资产折旧的方式回收投资，这种情形无关合作企业的收益分配，股权转让说的缺陷不攻自破。

2．减资说。该说认为外方在合作企业的资本额随着外方先行回收投资而逐步减少。笔者认为，此种观点难免有以偏概全之虞。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有四种方式，即扩大收益分配比例，税收同收投资，提取固定资产折旧费及摊提无形资本摊销金。显然，从企业利润中以扩大收益分配比例的方式，不涉及企业注册资本，从企业税收利润中先行回收投资，会减少国家税收，但也不涉及到注册资本。但从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中回收投资和从无形资产摊销费中回收投资，可能会导致注册资本的减少，这与资本维持原则背道而驰。减资说的缺陷亦显而易见。

3．特殊信贷说。[7]即把先行回收投资的行为视为一种特殊信贷。这种学说表面上能弥补股权转让说和减资说的不足，既不构成外方对中方的资本转让，也不会减损外方在合作企业中的股本，同时要求共担风险。笔者认为这种学说因理论而理论，缺乏对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性质分析的目的性和导向性，表面看来能自圆其说，实际上是脱离实践的海市蜃楼。它既忽略了立法者的立法旨意，也忽略了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存在的原初条件和和谐社会语境下中国的经济发展形势。

从现有的各种理论来看，都不足以完整准确地阐明这一制度的法律性质，容易造成对该制度理解和运用的不当，导致中外双方权利义务配置失衡或不当，进而影响该制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积极作用的发挥。这就促使我们在立足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立足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去寻找一种符合与外商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制度的基本特征相符合的新的学说来支持该项制度。笔者认为“妥协式契合说”与上述标准相吻合。在后面的论述中，笔者将围绕“妥协式契合说”渐进式地展开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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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废止论

[日期：2009-05-31]来源：作者：陈业宏[字体：大中小]

三、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合理性质疑

如前所述，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在促进、激励外商投资的实践中确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然而，时过境迁，经过近30年的发展，我国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历史性变革。当时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困境和种种棘手的问题逐步消除，尤其是中国加入WTO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发了显著的变化，中外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已失去了其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当时中方制定该制度的法律依据也受到了挑战。从和谐社会视角去考察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从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实施的历程来思考，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于理相悖。若不及时调整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仍“妥协契合”，笔者认为实属不必，亦不值，抑或叫错误，其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有“抑内让外”之嫌。从1993年中共十四大确定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到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的通过，历时10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形成且不断走向完善，市场经济实行经济关系契约化，强调市场主体地位平等，是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内在要求。在这种经济环境下，再给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优惠政策，不但违反了优惠政策的本意，而且势必使中方企业承担更大的经营风险。长此以往，势必会挫伤国内企业的积极性，威胁国内民族企业的发展。就算合作期届满，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归中方所有，“按照成本效果分析方法，其合理性究竟几何，需要进一步探讨”。[8]笔者无力进行精确的量化，想必众所周知，高新技术发展一日千里，引进时“先进”的机器设备等，在合作期限届满时“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早就被淘汰出局，这种不对价是显而易见的，其不合理性亦是不言而喻的。

第二，从中方政府来说，眼前的税收，是要用巨额的外汇收支不平衡作风险代价的。在未来的十几二十年的回收期限内，如果人民币币值产生波动，潜在的风险是巨大的，因汇率损失所导致的巨额债务负担的教训早已给我们深刻的启示，但令人担忧的是中方和其主管部门都没有重视和防范汇率风险的意识和措施。[9]

第三，在新时期，税收优惠不是跨国公司投资决策的决定因素。根据美国对欧洲和地中海沿岸23个国家和722家企业就投资环境问题的专项调查显示：外企认为理想的投资环境包括发达的市场经济，先进的科技，健全的金融税收体制，健全的汇率，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卫生和环境（医疗服务、教育水平、人的素质、生活质量、犯罪率等）[10]。这说明外商的投资理念在新形势下已由寻求政策优惠向依靠市场优化转变。寻求市场的投资者认为，市场保护的重要性高于财政优惠和其它优惠。[11]可见，优惠措施只有在其它情况相等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出威力。

现在的情况是，国际国内的投资环境发生了变化，可我国计划经济年代产生的优惠政策依旧故我。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所表现出来的不契合以及这种不契合所体现出来的不合理就成了我国提高外资利用效益和中方在合作企业的地位、保护中方利益的一大障碍。

四、对中外合作企业外商先回收投资制度合法性的质疑

（一）从公司法的视角来分析

根据《中外合作企业法》第22条、《实施细则》第14条的规定：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合作企业以全部资产对合作企业的债务承担债务，但双方也可以约定债务分担方式，即合作双方中的某一方可根据合同约定承担超出或低于自己出资额的风险责任。据此约定承担低于出资额责任的那一方就可以以其全部资产向外承担责任后享有向合作另一方追偿的权利。[12]这种规定与有限责任公司责任承担机理相悖。不管是1993年《公司法》，还是2005年修订后的《公司法》，都明确规定发起人的财产独立于公司的财产。发起人以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公司以其全部资产为限为公司债务承担责任，不存在发起人与公司债务发生直接联系的情况，也不存在债务分担约定问题；外商先行回收投资，中方风险还本，这还与公司法“风险与收益一致”原则相违背。因此，有学者认为将合作经营企业戴上有限责任公司的帽子，把有限责任公司这种公司形式搞得不伦不类。[13]

（二）从经济法的视角分析

经济法又被称作政府干预经济之法。国际投资中东道国政府如何摆正自己在外商投资领域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地位，更有效地提高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业绩呢？对这个问题学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和主张：

第一种是抑制或取消过分、严格的政府干预行为。提出这种主张的成员认为，对国际投资的政府干预与多边国际投资立法所追求的理念相悖。目前，有关国际投资的国际法制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尽可能减少政府对国际投资的政策干预和影响。[14]

第二种主张是支持积极的政府干预。这种观点认为积极的政府干预与国际经济一体化和市场导向规则是并行不悖的。[15]

第三种观点是折中的主张。该观点认为东道国政府有权进行适当的政府干预，而何为适当的政府干预，可以由各国自行决定。

从我国现行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立法规定来看，与外商先行回收投资相关的法律规范多为任意性规范、授权性规范。立法内容为中外双方的“意思自治”提供了过于广泛的选择空间和自由余地。中外合作企业虽然为契约型合作企业，但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显著变化的现阶段特别是全球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时期，用弱化政府干预和控制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对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进行规制，与经济法精髓“适度干预”、“适时干预”理念相背离。

（三）从国际法的视角分析

根据国民待遇的要求，内国人给予外国人的待遇因此可以不低于内国人，但不能高于内国人；根据现代国际法关于国家间平等原则及国家属地优越权原则，外国人在法律上与东道国国民享有同等待遇和同等保护，承担同等义务与责任，但不能要求不同于或更多于东道国国民所享有的权利，更不能处于特权地位，也不能承担更多的义务。[16]显而易见，现代国际法不承认外国人在内国享有超过内国人的权利。在和谐社会语境下，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给予外国投资者的待遇实际上是一种“超国民待遇”，明显与现代国际法和TRIMs协议中的国民待遇原则不相符合。

通过上述对外商先行回收制度的合法性的分析，笔者不敢说“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这一对外商的措施于法无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从和谐社会的视角，用现代法的理念去评判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我们不难发现，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表现出很多与现代法理念不和谐乃至相冲突的因素。其实，在当时的情况下，中方已经发现该制度对中方的不利，这一点，只要我们仔细阅读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一定能揣摩出其中之意。那中方又奈何给外商先行回收投资这样优惠的政策呢？当时中国促进经济发展的条件不理想，中方又想多、快、好、省地发展本国经济，在这样一种“为难”的局势下，给外商先行回收投资这样的优待，与其说是一种促进激励政策倒不如说是一种妥协式契合。在这种情况下的让利优惠，对外方而言，确有“不当得利”之嫌，也含有“乘人之危”之意。

五、结论

结合“对外合作企业外商先行回收制度合理性的质疑”，笔者认为，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性质应该界定为妥协式契合关系。

在新形式下，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关系契约化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妥协式契合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和谐的契合关系，是一种权益配置失衡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关系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主旋律相阻相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其积极作用逐渐消退，其负面效应愈来愈为国人所关注。长此以往，不但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挫伤了国内企业的积极性，威胁了民族企业的发展，影响了外资政策的稳定性，扩大了地区差异，扭曲了外资流向，助长了“假外资”的蔓延，同时，使外商投资的战略动机出现错位，使外资不能深入地参与我国市场竞争，最终影响了我国利用外资的数量和质量。[17]对此，我们认为和谐社会语境下“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应予废止。

注释:

[1]丁邦开、刘恩媛：《对允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投资者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思考》，载《中国对外贸易》2001年第4期。

[2]谢晓尧、刘亘：《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性质新探》，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3期。

[3]刘丰名、周新成、易礼贤、姚文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概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5－139页。

[4]蔡冰菲、张纯金：《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之法律分析》，载《景德镇高专学报》2004年第3期。

[5]杜新力、曹俊主编：《国际投资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

[6]谢晓尧、刘亘：《论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先行回收的法律制度性质》，载《法商研究》1997年第3期。

[7]徐崇利：《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性质新探》，载《现代法学》2004年第3期。

[8]徐犇：《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问题研究》，载《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9]周元元、徐明贞、陈红：《外商先行回收投资的调查分析》，载《中国外管理》2000年第5期。

[10]郝红梅：《谈我国的外方投资环境》，载《对外经贸实务》2000年第2期。

[11]ReuberGHprivateForeignInvestmentindevelopment（M）claredonpress．

[12]徐犇：《中外合作企业中外方先行回收的法律问题研究》，载《荆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3]陈治东：《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公司制度若干问题之剖析》，载《国际经济法论丛》（卷一），法律出版社1998版。

[14]see．WT/WGTI/M18．para．9．

[15]see．WT/WGTI/M18．para．14．

外商投资法论文篇2

一、上下联动，齐抓共促，营造改善投资环境的良好氛围

改善投资环境贯穿政府工作的始终。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抓，分管领导统一抓，各地和各部门领导主动抓，“动真格、抓落实、见成效。”各地和各部门对改善投资环境的思想认识实现了从缺乏意识到积极主动的转变;为外商和外商投资企业服务实现了从被动服务到主动服务的转变;对机关作风和服务态度的监督，实现了从以往怕被监督到主动要求监督并积极改进的转变。上下联动、齐抓共促，改善投资环境的良好氛围逐步形成。市级新闻媒体通过发表评论，开展思想讨论，报道典型事例和开辟专栏等形式，大力报道各地和各部门改善投资环境的先进做法、先进经验和先进典型，形成一定的舆论声势和氛围，充分发挥了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作用。形式多样、内容广泛、视角各异的宣传，提高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认识，营造了全社会关心投资环境的良好氛围，为改善投资环境提供了强大的舆论支持。

二、畅通渠道，依法行政，构建透明平稳的法制环境

按照wto的规则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我市积极改革审批制度，清理法规规章;实行政务公开，建立政务服务中心，阳光办事，依法行政，各地和各部门办事效率和服务质量有了提高。加大政策法规宣讲和信息服务力度。开通市政府法制信息网，编印《外商投资企业政策法规汇编》，收录国家和地方近年来出台的外商投资企业及相关政策法规;编发《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通讯》，畅通政策法规信息渠道，把政府信息公开纳入法制化轨道。根据国家和地方政策调整的情况和外商投资企业的需求，采取集中宣讲、巡回宣讲和专题宣讲等形式，定期举办政策法规宣讲会。有关部门宣讲国家和地方的最新政策法规，现场解答外商提出的问题。按照“分级受理、限时处结”的原则，加大调处外商投诉工作力度。对外商投诉积案采取“集中攻坚、网络配合、落实责任、限期办结”的办法，依法进行调处，保持外商投诉“零积案”，维护外商的合法权益，受到外商的好评。

三、落实措施，办好实事，改善外商的生活和文化环境

围绕外商和外商投资企业关心和迫切希望解决的问题，相关市级有关部门高度重视，落实分管领导具体抓，并出台有关政策，提出解决方案，狠抓具体落实。确定5家市级医院为外商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定点医院，并实行重点指导，重点督查。建设国际学校，接纳外商子女入学。采取各种措施，推进外籍人士绿卡申领。推出便捷措施，开通绿色通道，为外商投资企业人才招聘和劳动用工提供有效服务。

协调各有关部门，解决外商投资企业用电、用水和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问题。

举办外商投资企业运动会和各类文化活动，为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相互学习和交流的机会，丰富和发展企业的文化，提升外商投资企业的文化品位。

四、开展活动，健全制度，建立改善投资环境的长效机制

自年起，我市连续开展全市外商投资企业服务月活动。通过扎实有效地开展活动，进一步加强政府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相互交流与沟通，进一步增进政府与外商投资企业的相互理解与信任，有效解决一批影响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突出问题和实际困难，为改善投资环境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外商投资法论文篇3

摘要:江西的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都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利用最新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分析，认为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尽管能够相互促进，但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 关键词: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实证;对策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从表面上直观地来看，江西对外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呈现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它们之间是否又存在着因果关系?本文将利用过去20多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现状进行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相关研究回顾 贸易投资一体化是指对外贸易与直接投资同时存在或融为一体，微观上两者有分工又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宏观上二者高度融合、相互依赖、共生发展(陈阳和王延明，2007)。国内外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者之间的关系方面。由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是建立在新古典主义的分析框架之中，而早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以市场不完全性作为分析问题的前提。因此，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是相互独立的，国际贸易理论通常不分析国际直接投资问题，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也不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现代的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都试图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出现了贸易理论与投资理论的融合与交叉(张天桂，2004)。美国哈佛大学教授Vernon(1966)的产品周期理论较早地把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但真正尝试建立一种将二者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它使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理论得到进一步的融合。迄今为止，理论上已经形成了Mundell(1957)的替代论、K.Kojima(1977)的互补论、Patrie(1994)的不确定论三种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关系的不同观点。 国内外学者对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检验。除早期的实证研究和部分行业研究证明了贸易和投资的替代关系以外(Adler and Stevens，1974;Gopinath eta1.，1999)，大多数实证研究都支持投资与贸易的互补关系。R.E.Lipsey and M.Y.Weiss(1981)、G.C.Hufbauer(1994)、Gramham(1996)等学者分别对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与出口总量作比较，结果发现，在整个时间跨度中，出口总量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量一直保持着正相关关系。Gokdberg and Klein(1998)、Eaton and Tamura(1994)分别采用引力模型、回归模型进行研究，都证实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对商品进出口起到了促进作用。Blomstrom、Brenton、Narula and Wakelin等分别用发达国家的数据对FDI与东道国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的出口竞争力高度相关。Nakamura等和Maryamiti等分别于1998年和2000年对FDI与国际商品贸易间的关系进行了经济计量检验，也均认为两者呈互补关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对外贸易呈现出相关关系，FDI对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及结构优化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如江小涓(2002)首次对FDI与我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关系进行的定量研究认为，FDI有利于优化我国的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竞争力。陈继勇和秦臻(2006)对1992年至2011年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商品进出口、出口、进口的增长均存在长期且显著的促进作用。当然，学者们的研究结果也并非完全一致，如Goldberg and Klein于1998年的另一实证研究发现，美国在拉丁美洲的直接投资减少了双边贸易额，两者呈替代关系;史小农(2004)采用协整分析方法认为长期内FDI流入对我国商品进出口都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短期内对出口的影响不显著。 综观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大多数学者都是从国家宏观层面来对贸易与投资关系进行研究，而就我国各地区的相关研究较少，虽然有部分学者对江西开放型经济发展进行了一些探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深 入研究。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对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相关研究能给学者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江西贸易投资一体化的实证分析 (一)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实证分析 1.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直接效应。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进出口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还较小，但是这一比重呈现上升趋势，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直接带动江西的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回归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 (1)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在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将直接带动江西对外贸易的发展。从图1可以看出:第一，近些年来，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规模不断扩大。从1995-2007年，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额从2.0亿美元增加到49.7亿美元，增加了24倍，年均增长率为30%;尤其是近几年发展较快，从2002年到2007年6年时间增加了45.6亿美元，年均增长率为62.5%。第二，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有所上升。江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比重由1995年的11.9%增加到2007年的52.6%，13年增加了40.7个百分点。从1999年开始，这一比重大多维持在1/5以上，1999-2007年年均比重为25.5%。因此，江西不断增长的外资企业进出口总额及其所占比重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推动了对外贸易的发展。 (2)回归分析显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直接作用，本文利用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进出口总额(TR)、出口额(EX)、进口额(IM)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 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西对外贸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且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从1987-2007年，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与进出口、出口、进口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外商直接投资的边际贸易倾向、边际出口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分别为0.34、0.28和0.51，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对外贸易、出口和进口分别增加0.34%、0.28%和0.51%。可见，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的作用大于对出口的作用。 第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江西对外贸易的作用有不断加强的趋势。通过分别对1987-2007和1987-1999两个不同时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回归可以看出，无论是进出口总额，还是单独就出口和进口而言，1987-2007年的边际倾向都要大于1987-1999年的边际倾向。1987-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边际进出口倾向、出口倾向和进口倾向分别为0.25、0.24和0.30，都明显小于1987-2007的边际倾向，说明近几年(2000-2007)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出口、出口和进口的作用有所加强。 2.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发展的间接效应。为了考察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的间接效应即对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影响，本文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分别以初级产品出口额(EXP)、工业制成品出口额(EXI)、初级产品进口额(IMP)、工业制成品进口额(IMI)为被解释变量，以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1)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工业制成品出口(EXI)之间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江西工业品出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为0.2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工业品出口约增加0.29%;而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与初级产品出口(EXP)之间的回归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江西外商直接直接投资还不能促进初级产品的出口。因此，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制成品出口的作用明显大于对初级品的作用，有利于优化出口商品结构。 (2)从进口商品结构来看，江西的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初级产品进口(IMP)、工业制成品进口(IMI)之间都有着密切的线性关系，初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平均弹性分别为0.41和0.49，说明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平均导致初级产品进口和工业品进口分别增加0.41%和0.49%， 两者相差不大，说明江西外商直接投资对进口商品结构影响不大。 (二)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本文同样依据江西198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外商直接投资(FDI)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以外贸总额(TR)、出口(EX)、进口(IM)为解释变量，分不同的二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回归结果的R2值、F检验值和T检验值都比较显著，说明回归效果较好。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1)江西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2)江西对外贸易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三)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相互关系分析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而对外贸易对外商直接投资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它们之间能够相互促进是不是就意味着两者具有因果关系呢?本节将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1.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Granger因果检验是检验经济变量之间因果关系的一种常用方法。因果检验认为，如果X是Y的Granger原因，但Y并不是X的Granger原因，则X的过去值应该能够帮助预测Y的未来值，但Y的过去值不应该能够帮助预测X的未来值。因此，Granger因果性检验一个变量在多大程度上可由一个变量自身的过去值来解释以及加入其它解释变量的过去值，能否增加解释力度。根据Granger因果分析的假设前提，所分析的数据要求是平稳的时间序列，因此在进行因果关系检验之前先要进行平稳性检验即单位根检验。 (2)本文的样本区间为1987年至2007年，所有数据来自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及《国家商务年鉴定》(1988-2008)。由于4个变量大体上都具有指数特征，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对变量进行对数变换。 2.实证结果分析。 (1)变量的平稳性检验。本文采取扩充迪基-富勒检验即ADF检验来进行平稳性检验，原始序列的ADF值均大于临界值，说明原始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而一阶差分以后的ADF值均小于5%、10%显著水平的临界值，说明序列经过差分后达到平稳，因此，可用其一阶差分进行因果关系检验。 (2)因果关系检验。由于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是序列必须是平稳的，因此我们用4个变量的平稳序列即一阶差分序列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法来进行检验。从检验结果看出，江西外商直接投资无论是与进出口贸易总额，还是单独与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之间都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尽管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对外贸易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但是由于江西的对外贸易与外 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毕竟相对还较小，并不能构成彼此发展的主要原因。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和建议: 第一，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能够相互促进。一方面，江西外商直接投资不但可以直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回归分析显示，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加强;同时，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出口贸易结构，但对进口贸易结构影响不大。另一方面，江西无论是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额都对外商直接投资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正在不断减弱。 第二，尽管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之间有相互促进作用，但它们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果检验告诉我们，江西对外贸易与外商投资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这说明:一方面，江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还太小，而且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出口额占江西进出口额的比例也较小，其对江西对外贸易的直接作用并不是很大;同时由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不高，其外溢效应也没有充分的显现出来。另一方面，江西的对外贸易发展也相对落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考虑更多的是江西的软硬环境、优惠政策、市场规模等等，而不是其对外贸易的发展程度，因此对外贸易也不是江西外商直接投资进入的主要动力，不能构成其Granger原因。 第三，要努力协调外贸与外资政策，促进江西外贸外资共同发展。在目前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关系日益密切的形势下，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 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施对外开放和发展开放型经济时不可仅仅偏爱于任何一个方面，而要两者并举。要努力克服外贸与外资发展过程中的不协调因素，使其同步发展，逐渐实现一体化。因此，江西在制定经贸政策时，就必须要使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协调一致，这样才能发挥政策的合力，才能实现外资政策与外贸政策的高度结合。目前主要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具体可以包括:第一，由于外资企业的进出口是对外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通过扩大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来提高江西外贸的规模。第二，由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所占的比例要大于一般贸易所占比重，而且要远远高于内资企业的加工贸易比重，因此可以通过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来提高江西加工贸易的比重，改善贸易方式结构。第三，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更多地进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也将会提升江西产业结构，从而提高国内企业的出口竞争力，改善出口商品结构。第四，逐渐实现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多元化，可以扩大江西的外贸渠道，有利于推动江西的出口市场多元化。

外商投资法论文篇4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计量经济模型;因果检验

一、引言

许多经济学者已经就FDI对东道国(地区)经济带来的影响作过实证的研究分析。许多学者认为,在国内资金充裕、外汇储备较多的条件下,强劲的外商外商直接投资投资可能会导致外资对内资的挤出效应、产生行业垄断、阻碍民族工业发展,对国家经济发展产生负面作用。

具体到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经济增长的问题,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不少研究,Dayal-Gulatiand and Aasim(2000)认为,中国不同地区导致了技术转移的外商外商直接投资投资类型对经济增长有强烈推动作用,相对富裕的东部、南部地区由于相对繁荣和具有较发达的基础设施更能够吸引外商外商直接投资投资,从而使外商直接投资提高了经济增长收敛的速度。

陈国宏、郑兆镰、桑赓陶(2000)运用因果关系检验法和协整关系检验法对中国1981年以来FDI与技术转移的相互关系进行经验研究,认为中国FDI是技术进步的重要原因。归纳来看,以上分析虽然在分析方法、数据来源和选区时段上各不相同,但结论基本相同,即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试图以上海市1986-2008年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数据为基础,对两者的关系进行计量分析,为上海市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从而加快发展经济提供实证依据。

二、FDI对上海市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一)时间序列数据分析

本文方程所依据的数据是1988-2008年的统计数据,根据国民经济核算的支出法,GDP包括三部分:消费C,投资I以及净出口J。在文中我们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来衡量消费C,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衡量投资I。本文把外商直接投资FDI做为解释变量,分别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C、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和净出口J为被解释变量,建立双对数计量经济模型.

ln(C)=4.3346+0.5427Ln(FDI) (1)

R2=0.8418 AdR2=0.8335 F=101.1228

ln(I)=3.6507+0.6816Ln(FDI) (2)

R2=0.9214 AdR2=0.9173 F=222.7606

ln(J)=3.9522+0.2843Ln(FDI) (3)

R2=0.3066 AdR2=0.2435 F=4.8634

根据回归方程(1)、(2)、(3)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FDI每增加1%,平均而言,上海市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C、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I、净出口J分别增长0.5427%、0.6816%、0.2843%。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促进这三方面的增长而促进GDP的增长,其中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影响最大,这是因为外商直接投本身就是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一部分,对净出口影响非常小,两者之间的统计关系不是很显著,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影响也较大,这是因为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当地一些内销型企业以及服务行业等。若直接对GDP和FDI作双对数回归模型可得:

ln(GDP)=4.9702+0.60041n(FDI)(4)

R2=0.8137 AdR2=0.8039 F=82.9828

由回归方程(4)可知,FDI与GDP增长之间相关性很密切,GDP对FDI的弹性值为0.6004,这说明从1988年到2008年间,FDI每提高1个百分点,平均而言上海市的GDP将增长0.6004%,FDI解释了GDP的81%的变动,

这些数据表明从整体看,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市经济增长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二)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Granger因果检验

根据背景数据,我们选择滞后期为1,2,3,4进行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Granger因果分析,得出检验结果: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当滞后期为1,2,3,4时,存在FDI到GDP的单向因果关系,但是GDP到FDI的单向因果关系并不显著。但随着滞后期的减少,这种因果关系总体上有增强的趋势。由此可以看出上海市FDI的长期效应要大于短期效应。FDI的大量流入,加速了上海市的资金积累,有利于增加可用于投资的储蓄,对于促进资本的形成和GDP增长有直接的贡献,同时本地的经济发展了,必然会使投资环境有所改善,从而才能够吸引更多的FDI为经济增长做贡献。

三、结束语

以上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是上海市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因此,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是加快上海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要增强外商直接投资对上海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和促进作用,建议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吸引外资的同时,要注意提高外商的投资质量,把利用外商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结合起来。第二,制定一些投资优惠政策,鼓励和引导外资流向我们技术力量薄弱的领域,流向支柱产业。第三,加强和改善投资环境也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条件。第四,外商直接投资政策由出口导向向竞争优势调整。

参考文献:

[1]张晓峒.计量经济分析[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2]上海市统计年鉴.2009.

外商投资法论文篇5

[关键词] GDP政府投资民间投资外商投资等级相关

投资在宏观经济运行中具有重要作用，按其主体不同，分为政府投资、外商投资和民间投资。这种划分对于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促进GDP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一、政府投资、外商投资、民间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相互关系分析

表11986～200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按资金来源和构成分）、GDP及其环比增长速度 投资与GDP单位:亿元增长率单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3）整理计算得到

根据表1中的数据，将表1中各列的环比增长速度按从高到低的顺序进行排队，结果见表2。

以1987年～2002年间的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及1998年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等重大政治经济事件为依据将上述考察期间分为三段，1987年～1991年为第一阶段，1992年～1997年为第二阶段，1998年～2002年为第三阶段，整个考察期时间序列项数N=16，其中第一阶段项数N1=5，第二阶段项数N2=5，第三阶段项数N3=6。这种划分是与我国国民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相适应的。

表21987年～2002年政府投资、外商投资、民间投资与GDP的环比增长速度排队等级表

表3各阶段各类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实际平均等级和理论平均等级计算表

各阶段实际平均等级即各阶段的排队等级的算术平均数。各阶段理论平均等级，就是假设各阶段的排队等级遵从整个时间序列按自然数顺序排列，从而计算出的各阶段的排队等级的算术平均数。

表3中实际平均等级越低则增长率越高，反之反是。因此可将政府投资、外商投资、民间投资、GDP的环比增长速度划分为较高、中等和较低三个等级，并据此将表3中的数据转换成文字形式，即得到表4。

表4GDP增长率与政府投资、外商投资、民间投资增长率的相互关系

表3中政府投资、外商投资、民间投资、GDP的环比增长速度各阶段的实际平均等级和理论平均等级在数值上比较接近，且各阶段的实际平均等级的数量差别比较明显。这就是衡量运用阶段实际平均等级和阶段理论平均等级对时间序列进行扩大时距分析是否有效的方法。若各阶段的实际平均等级和理论平均等级在数值上比较接近，且各阶段的实际平均等级的数量差别比较明显，那么运用阶段实际平均等级和阶段理论平均等级对时间序列进行扩大时距分析就比较有效，反之反是。根据这种衡量有效性的方法，上述政府投资、外商投资、民间投资、GDP的环比增长速度的较高、中等和较低三个阶段的划分是比较正确的，从而也从数量上论证了1987年～2002年整个时间序列可划分为上述三个阶段。

由于政府投资、外商投资、民间投资与GDP的环比增长速度的较高、中等和较低三个阶段的划分是比较正确的，从而分析得出表4显示的GDP增长率与政府投资、外商投资、民间投资增长率的相互对应关系的结论也比较可靠。这种对应关系的结论的可靠性也可以通过下面的定量的相关分析予以证实。

从表4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外商投资增长率、民间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呈同向变化的变动趋势，因此促进外商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长，提高外商投资和民间投资的增长率是提高GDP增长率的有效途径;(2)政府投资率与GDP增长率呈非同向变化的变动趋势，并且政府投资增长率不宜过高，因此要适当控制政府投资。当然政府投资在现实经济中也是不可或缺的，因此也要保持适中的增长率。

二、政府投资、外商投资、民间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等级相关分析

1.政府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等级相关分析

根据表3中的政府投资增长率排队等级(b1i)和GDP增长率排队等级(byi)，令，我们可以运用等级相关系数对政府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进行相关分析。政府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等级相关系数:

r1s=1-（6×Σ）/[n(n2-1)] =1-6×1000/[16×(162-1)]=-0.4706

当显著性水平为5%，自由度为(n-2)=14的t检验临界值是2.12

t1= r1s[(n-2)/1- r1s・r1s]1/2 =-1.9957

由于|-1.9957|

2.外商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等级相关分析

根据前述方法得到外商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等级相关系数:

r2s=1-（6×Σ）/[n(n2-1)] =0.8706

T2= r2s[(n-2)/1- r2s・r2s]1/2=6.6210>2.12

r2s接近于1，t值远大于2.12，因此可以认为外商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存在显著的等级相关，即外商投资增长率越高，GDP增长率就越高。这也与前面定性分析的结果相一致。

3.民间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等级相关分析

根据前述方法得到民间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等级相关系数:

r3s=1-（6×Σ）/[n(n2-1)] =0.6029

T3=r3s[(n-2)/1- r3s・r3s]1/2=-2.8275

由于|-2.8275|大于2.12，因此可以认为民间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存在显著的等级相关，即民间投资增长率越高，GDP增长率就越高。这也与定性分析的结果相符。

以上对政府投资增长率、外商投资增长率、民间投资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等级相关分析的结果均与前述定性分析的结果完全一致，从而印证了分析结果的正确性。

外商投资法论文篇6

[关键词] FDI污染产业转移

一、问题的提出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引进外资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据统计，2006年我国新设立外商直接投资企业41485家，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694.7亿美元。中国通过积极吸收外国投资，有力地促进了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弥补了国内资本、技术、管理机制及人力资源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了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增强了综合国力。但我们也要看到在获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在急剧恶化。

江苏省作为较早引入外资的地区，其引进的外商直接投资量逐年增长。但是在引资过程中是否存在着污染转移。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相关的研究。

二、文献综述

外商投资作为一个引起环境污染的因素，引起很多学者关注。在此基础上理论界提出了“污染避难所假说”。他是指为了吸引外商投资而导致国家间或地区间“恶性”竞争，有可能出现降低环境保护的标准，导致出现“污染避难所”(pollution havens)。

“污染避难所假说”最早由Walter和Ugelow(1979)提出。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是夏友富（1999）根据1995年工业普查数据，对“污染避难所”是否在我国存在进行了检验，得出的结论是：外商通过直接投资渠道污染转移是客观存在的。另外一个是赵细康（2003）他的分析包括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得出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未呈现大规模的污染产业转移倾向，中国并未成为世界污染产业的“避难所”。

三、外商投资污染密集产业现状分析

1.污染密集产业的定义与分类。污染密集产业（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PIIs）是指在生产过程中若不加以治理则会直接或间接产生大量污染物的那些产业，这些污染物对人类、动植物生命或健康有害，促使环境恶化，影响生态质量，另外，在生产过程中，工人的安全和健康受到威胁或明显受到影响。

国际上比较有代表的是Main和Wheeler(1997)的分类方法，其按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水平进行划分，将钢铁、有色金属、化学化工、造纸和纸浆、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划分为污染密集产业。

在国内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夏友富的分类方法。其在参考国际通常分类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认为：煤炭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纺织印染业；火力发电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等22个产业为污染密集产业。

2.外商投资污染密集产业的总体情况。据近几年江苏统计年鉴统计，2005年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项目7126个，合同外资4643882万美元，实际投资1318339万美元。占全国相应指标的16.2%、24.56%和21.85%。在2004、2005年投资于严重污染密集行业的项目分别为2760、2844个，占总投资项目数的38.7%和39.6%。

截至2005年江苏的“三资”企业共7576家，资产总计10409.61亿元，利润总额589.66亿元，其中投资于污染密集行业占总量的74.4%和78.6%。综上分析，污染密集行业是外商在江苏省投资的重要领域。

3.内外资分布情况比较。本文截取2001、2003、2005年中7个严重污染密集行业的相关数据来讨论，对内外资分布情况进行比较，得出外商投资的主要污染行业占省内同行业的比例。（见表1）。

表1 2001、2003、2005年外商投资的主要污染行业占省内同行业比例表（单位：%）

资料来源：同表1

注：由公式ρij= FFij / FCij计算得出，其中FFij表示外商投资i类产业的j项指标占“三资”企业中j项指标的比重。FCij表示省内外商投资i类产业的j项指标占省内企业中j项指标的比重。

从表1可以得出除了橡胶制品业、食品制造业外，外资结构要优于同类的省内行业，也就是说外商的直接投资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污染转移倾向。

从国内横向数据来比较：在江苏省，外商投资的污染密集产业的比例要高于国内同类水平。也就是说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江苏省吸引的外商投资多是投资在污染密集型产业。

注：由公式θ=ρ1/ρ2得出，ρ1和ρ2分别为江苏省和我国外商投资的主要污染行业占省内同行业比例。

四、结论

1.我国环境标准要低于外商母国的标准，因此在我国境内生产污染密集产业的成本要低于其在母国生产同类产品。所以在江苏省内，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一半以上都是在污染密集型领域。

2.从整体上看，江苏的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污染转移倾向。外资污染产业投资的构成与江苏省的产业构成基本一致。但从每个具体的产业、行业来看，外资在某些特定行业中，的确存在外资加剧污染的情况。

3.外商直接投资在江苏污染密集型行业的总体情况要差于全国平均水平。分析其原因笔者认为：江苏省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近7年内始终保持在80%的比例以上。而污染密集产业也大部分集中在制造业中。

五、建议对策

1.要结合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状况，有选择的引进适合自己需要的行业、产业。完善外资企业引进及生产过程中环境保护方面的制度，提高其的准入门槛。鼓励其引入并使用母国相关环境标准，对于具有示范作用的外资企业给与适当奖励，对于污染严重的外资企业无论其创税多少都要予以定期整改或是取缔。

2.制定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发挥政府职能部门的作用，制定更加细致的环境标准和环境政策。

总之，作为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省，在利用外资过程中注意避免或减少环境的污染，避免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这对其走经济与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Main, M and D Wheeler . In Search of Pollution Havens ? Dirty Industry in the World Economy 1960-1995 [D] United State: World Band Discussion Paper 1997

[2]夏友富:外商投资中国污染密集型产业现状、后果及其对策研究[J].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

[3]赵细康李建民．中国环境保护与产业国际竞争力关系的展望[J].广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外商投资法论文篇7

[关键词]WTO规则；外商投资；软环境；

[Abstract]Throughtheanalysisoftheelementswhichattractforeigninvestment,thearticlerecognizesthatinthisareatoomanyelementsarenotinconformitywiththeWTOrules.Theauthorpointsoutfourdrawbacksoftheelementsofthesoftenvironmentforforeigninvestment.

[Keywords]WTOrules;foreigninvestment;softenvironment

外商直接投资在八十年代基本上是以港台资本小额投入为特征，项目多为粗加工工业，技术含量低。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在引进外资特别是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表现为投资规模与质量大幅度提高，我国多次成为年度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国，外资项目的平均投资规模、技术含量也逐年提高，产业结构趋于合理。世界500强企业有近半数在我国进行了投资，标志着我国正在从区域性投资市场转化为世界性投资市场。但这些成绩取得有其历史性原因，也有必然性原因，不能说明外商投资软环境已尽善尽美。而事实上，正是由于在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存在着大量与WTO规则不相符之处，外商直接投资软环境存在严重缺陷，才导致了外商平均投资规模偏小，大中型跨国公司对华投资处于试探性、风险性投入阶段。在华外资总规模与我国巨大的潜在市场容量、丰富而低成本的人力资源、低廉的土地价格及各种政策优惠条件均极不相符。如果扣除因文化因素而进入大陆的海外华人资本，因区位因素而进入的邻国（区）资本，因回避高关税等贸易壁垒而转移至大陆的生产性资本及为占领我国市场、不顾短期效益的投资外，真正意义的由于投资软环境优越而进入大陆的国际自由流动资本是少而又少。在当今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直接投资主体、国际资本流动规模日益增加的时代，我们吸引外资的工作势必在软环境中存在一些根本性缺陷，才会导致外资没有大规模全方位进入我国。这些根本性的缺陷包括：

1．缺乏必要的财产保护

外商投资，意味着将资产长期置于我国境内。这些资产的安全是否能得到长期保证，是外商投资前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1）法律问题

按照国际惯例，进入我国的外方投资者的财产保护主要依赖于中国法律，其次才是靠政府权力。而我国法律在财产保护上存在不完备之处，我国宪法没有规定私人财产保护程度，没有禁止政府对私人财产进行征收或国有化。一些法规如土地法、规划法、水利法等多部法律认定政府对私人财产有处置权，且政府补偿标准严重低于市场价值，甚至不予补偿。因此，从法律角度讲，投资方不仅在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保护上存在不安全性，甚至有形资产如房地产、机器设备等也缺乏有效保护。

事实上，中国各级政府积极保护投资者的财产，并不存在以国有化名义进行的政府征收，必要的财产征收如修建水利设施和交通设施而进行的财产征收数量极其有限，且政府均给予合理的补偿。但由于依靠政府权力进行财产保护在投资者看来缺乏长期性和可靠性，因此只有建立完善的财产保护的法律才能解除外商投资的后顾之忧。

（2）政府权力问题

政府权力过大且缺乏有效监督也构成了对投资者的财产保护的潜在威胁。我国各级政府拥有政府较多的经济权力，同时政府名义上又拥有众多国有企业。因此，理论上说，政府有牺牲私人投资保护国有企业的倾向。更何况我国已建立起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外商投资者与政府合作，共同经营改造国有企业，既易受到政府扶持，又可避免在基础工作上的投资，是外资进入中国的捷径。可是合作双方一旦发生财产纠纷，拥有一定的纠纷处置权的政府处于强势地位，使外方感到不公平和财产缺乏安全感。尽管事实上由于国有企业产权虚置，各级政府并不真正代表国有企业利益，因此，一般也不存在政府利用

特权替国有企业谋夺外方投资者资产的可能性，但这种危险性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外商对华投资。

（3）无形资产的保护问题

如果说，来自法律与政府权力上的对外资有形资产安全威胁只是潜在性的和理论上的，那么在我国外资无形资产受到损害则可能是现实的。其主要原因在于：

首先，民众对无形资产认可程度较低，除商标与专利外对软件版权、地理标志权，外观设计权、商业机密权等权利的保护缺乏深入认识，不主动保护知识产权，认可各种侵权边缘行为，对侵犯知识产权采取宽容态度。这是外资企业无形资产安全得不到保护的基本原因。其次我国企业多为中小企业，规模小，设立时间短，缺乏品牌，也缺少创新能力。因此仿制与再开发是其生存与发展的主要途径，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侵犯产权的问题，使轻微的侵权成为普遍性问题；第三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执法中，均存在观念上的偏差，认为在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的义务远大于利益，因此存在被动性和地方保护主义。

无形资产保护是一个体系，不仅包括法律条款和制度上的措施，更包括观念上的赞同和行为的主动性。只有建立起有效的无形资产保护体系，外商才会将一流的技术引入我国。

2．过度的行政干预

外商能否按自己的意愿自由经营其投资项目，是外商选择投资地点时所要认真考虑的。在我国，受计划经济模式和国有经济体制双重影响，各级政府习惯于对经济活动进行直接干预。在外商投资领域，政府也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这些管理制度中的某些部分与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惯例有一定的差别，构成对外商自由经营权的威胁。政府的过度行政干预主要有：

（1）外资企业设置主管部门，进行层层审批。

在我国，外资企业特别是中外合资企业拥有隶属关系的行政管理门。根据《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等有关法律，外商投资企业进行企业设立、企业终止、企业变更章程与合资和合同等重要经济行为时必须报请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及其指定的机构审批，由此，类似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有了事实上的业务主管部门。而在一些服务性领域，如旅游、广告、投资、建筑、医疗、商品批发零售，须接受相关领域的主管行政部门与外经贸部的双重管理。如果外商投资规模较大，还需报请计划经济委员会审批。于是，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对外商进行的非职能部门的管理。

（2）阻止企业竞争，限制外资准入领域。

根据《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其它有关规定，政府有权

指定外商投资领域和投资地区。我国政府将投资领域划分为三类，即鼓励投资领域、限制投资领域和禁止投资领域。鼓励外商投资领域一般均为难以获利的领域，如农业、环保产业、基础设施建设等，相反，对进入电信、银行、保险、批发零售业、专业服务等易获利领域进行限制，甚至禁入。为了阻止外资企业与国有企业发生竞争，对一些国内生产能力饱和的领域也限制外资进入。政府这种根据资本来源划分企业类型并管理投资准入领域的作法与国民待遇原则严重背离，是阻碍外资大规模进入我国的直接障碍。

（3）提出种种附加要求。

我国企业除承担纳税任务外，还须承担许多社会义务，如安排复员军人、残疾人就业等，而对外资企业政府提出了更多的附加要求。如当地人员含量要求、贸易平衡要求、外汇平衡要求、外汇管制要求、出口实绩要求、技术转让要求、当地股份要求、雇用劳动力要求等，企图利用企业解决本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同时对外资企业的开业条件，贷款条件、获取许可证配额条件的要求也高于其它企业。由此增加了外资企业的负担，造成不平等的竞争条件。虽然在新修改的相关法律条文中对有关要求进行了部分删除，但同时在新近开放的经济领域，其附加要求仍大量存在。

3．缺乏仲裁机构与国际仲裁机制

外商在企业经营过程当中，难免不与中方国有企业、消费者、有关政府甚至有关法律发生矛盾。在通常情况下，这些矛盾在中国法律框架内可以由法院裁决，一般性纠纷可由政府仲裁。但也存在例外情况，包括：

（1）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与中国承认的国际上通用的法律法则

和有关承诺相矛盾且损害了外商投资者利益的。如我国的《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外资企业缴纳所得税率与国内企业所缴纳税率不完全一样，国内企业所得税税率通常是根据企业利润率、利润规模确定为不同税率，最高为33%，而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皆为33%（除去优惠税率部分，仅指一般情况）；

（2）中国各级政府做出的决定，该决定虽然不违背我国法律

但明显不合理且损害外资方利益的；

（3）由于文化差异而得不到公正解决的纠纷。这些矛盾与纠纷实质上是外资方同中国法律、政府、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冲突中，作为弱势的外资方迫切需要进行公正的国际仲裁。在我国尚未建立完备的国际仲裁机构之前，公正地解决外资方与中国法律、政府、文化之间的矛盾的可能性较小。

4．歧视性环境

严格意义讲外资企业是一类资金来源于境外的中国企业，它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完全一样，履行着纳税义务，因此，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观念上，均不应对其另眼看待，更不应对其进行歧视。但目前歧视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的，主要有：

（1）以保护民族工业、幼稚工业为由制定限制外资企业发展保护国有企业的政策。在我国普遍地将外资企业产品同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竞争，等同于进口商品与国内商品的竞争，即将外资企业产品特别是外商独资企业产品等同于进口产品。因此，很轻易地将世贸组织容许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期限内保护国内幼稚产业的作法，作为制定限制外资企业，发展民族幼稚产业政策的基础。其实，这是由于并未真正理解世贸组织相关规定的实质所致。利用较高的关税保护发展中国家的幼稚产业，是为避免这些产业消亡或发展不充分而造成税收和就业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外资企业在东道国已经上缴了税费、雇用工人，也就不存在对其限制的理由。相反越是发展薄弱的经济领域和目前效率低下的领域均应鼓励其进入，以增加税收与就业，并带动相关经济领域的发展。

（2）歧视性收费。我国在许多领域存在着对外企和外国人收取高于国企和本国公民用费的作法，甚至由政府提供的服务收费标准（如土地价格）也有相同问题。由此造成经济意义并不大但外资方心里上难以接受的歧视性收费问题。

（3）透明度歧视。在我国目前仍存在经济贸易领域政策信息缺乏透明度问题。由于外商在制定政策过程中没有发言权，这点明显不同于国有大中型企业领导者，而且由于与政府各部门接触相对较少，因此，对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行政依据及相关信息知之甚少，而对一些变更的规定的了解常常滞后，造成透明度歧视。

由于我国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在引进外资领域存在不完善实属必然。对此应进行充分讨论并逐步完善。上述问题是全国性问题但一些地区已经通过地方性法规、政策对此进行一定程度的补救，取得了明显效果。可见，目前存在于外商直接投资领域中的种种问题是前进中的问题，也是完全可以通过改革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IBRD.1992.GuidelinesontheTreatmenttoForeignDirectInvestment.[M]

2．OECD.1976.DeclarationofInvestmentandMNE[M]

外商投资法论文篇8

关键词：国际酒店 政治风险 外商投资决策

一、概述

为了加强经济的稳定运行，使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外商投资的作用和必要性日渐突出。这一点进行外商投资决策的跨国企业已经收到普遍关注。各种大量研究指出促使跨国公司进入一些国家的原因1。不同国家酒店投资水平是不同的。以往的实证研究表明，在投资决策的制定方面，跨国公司把本国的政治风险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这种担心是由于当地市场政治环境的不可预测性和波动性造成的。本文是基于酒店投资决策的一个研究，目的是建立一个决定政治风险因素的观点，从本领域的专家和酒店决策者来确定可变因素的重要性。本文谈及了有关政治风险及其不稳定性、外商投资和旅游业相关政治风险的重要性，对政治风险评估看法的相关性和重要性，是当前研究的一个理想的方法论。

二、和外商投资相关的政治风险

分配给外商投资的资源越来越多，在评估外商投资和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二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受到特别的关注。在这些因素中，通过评估一个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政治条件证明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跨国企业业务主管的采访和调查，已经成为外商投资决策最重要因素之一。管理层认为本国政府的稳定性和态度是外商投资的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康博认为政治不稳定性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消极关系2。在对外商投资流动带来的影响进行控制之后，当一个根深蒂固的矛盾产生时，由政治稳定性和外商直接投资关系所支撑的统计结果可能会更加明显，政府有足够的行政能力去间接回应。

某些政治事件和限制最终将会对国外环境中商业经营产生损失或者损害。国外公司最担心的是在这个时期发展中国家的国有化和征收。有关商业经营政策的影响几乎总是被视为是负面的。由军队或其他政治团体发动的意想不到的政治活动是政治风险的另一个手段。歧视性征税、没有专利保护、限制外国公民就业在国际商业事务中也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本国政治风险的重要性对旅游投资有着更重要的意义。李希特指出，政治不稳定是投资当中最重要的因素3。旅游是特例，因为宁静、休闲、娱乐和舒适，这些只能在稳定的条件下进行销售。例如巴西，尽管之前经济出现问题，但依靠国内庞大的商务旅游，酒店业发展依然强势。此外，酒店是旅游投资的主要形式，由于大量固定资产的投资，在政治风险下通常显得十分脆弱。没有可用的债务融资且利息率过高，大多数酒店正把股票基金注入到项目发展。采购基金、养老金或发展基金中。

三、东道国对外商投资的态度

面向全球化对跨国公司和本土公司都有意义。跨国企业把战略重心着眼于全球，而东道国开始认识到全球层面的经济发展规划的重要性。因此，东道国政府不仅要制定政策来吸引外资公司来投资市场，更重要的是，通过法律法规来减少他们的风险观念，这些法规包括反馈利润、主要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专利保护、合同强制实施等。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应该注意的是，不考虑经济发展阶段，降低风险的政策变化，将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积极影响。最新的趋势表明，通过放宽投资控制和提供投资奖励，包括更好地保护财产权利和合同强制实施，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营造一个更有利的投资气候。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具有较高的所有权优势，作为先行者都愿意进入这些国家来享受好处和优势。

四、结论

当然政治因素不仅是决定整个投资决策的因素。许多研究报告指出，政治和经济的稳定性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许多研究发现政治因素和投资决策之间存在相关性，关注发展中国家的不稳定因素，对其进行准确的风险评估是尤为重要的。影响一个国家政治风险的一些因素没办法从根本上调整。然而决定一国政治风险的一些因素可以为降低政治风险和促进更多的外商投资而改变。如果一个国家不应对政治上的问题，很明显它将被跨国酒店公司排除在未来投资计划的名单之外。确定和清除重大的政治障碍和风险投资发展是发展中国家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的第一步。

参考文献：

[1]Bass, B.M., McGregor, D.W. and Walter, J.L. Selecting foreign plant sites: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sider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Vol.20, 535-551

外商投资法论文篇9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环境;经济地理机制;技术人才机制

一、文献综述

外国学者早期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从静态微观角度探讨发达国家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及条件,这就导致其在企业规模及市场结构的假设方面不可避免的带上了时代的局限性,如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均对企业规模、技术优势及市场竞争结构等有特殊的假设,认为发达国家跨国企业FDI动因在于企业拥有垄断优势或中间产品市场不完全,其后邓宁在二者基础上提出了OIL范式即国际生产折衷论,认为企业采用的生产和销售方式由该企业本身所拥有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等三大因素共同决定,这些成果对于研究发展中国家FDI仍有很大的参考意义。具体到投资区位选择理论的研究,邓宁、马库森、纳瓦瑞蒂和维纳布尔什等学者的贡献最为突出。由于本文主要探讨湖北省外商投资环境建设,在投资环境重要性引入方面,笔者采用邓宁的东道国环境系统分析ESP框架。

早在1977年,邓宁在国际生产折衷论中提出了区位优势概念,认为企业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同时具备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三种优势。区位优势即东道国不可移动的要素禀赋优势及东道国政府对外国企业的鼓励或限制政策等。其后邓宁进一步加深了对东道国投资环境的分析,认为一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投资环境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是不同的,主要受东道国特定的环境、体制和政治等因素配置或组合(ESP)的影响。环境主要指一国地理环境、自然资源、历史文化等因素;体制主要是指东道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资源配置方式等;政策主要指东道国的宏、微观经济政策以及政府的其他相关产业政策。这三个因素(ESP)的不同组合影响着一国的整体投资环境。

一国(地区)在进行投资环境建设之前,必须客观科学地分析投资环境现状,才能高效、稳定地进行外商投资机制的引入和建设。目前运用最广泛的分析方法是罗伯特?斯托伯的投资环境等级尺度分析法。该方法根据国际投资环境的关键项目所起的作用和影响程度的不同而确定其不同的等级分数,再按每一个因素中的有利或不利的程度给予不同的评分,最后把各因素的等级得分进行加总作为对投资环境的总体评价。总分越高表示其投资环境越好,越低则起投资环境越差。基于湖北省引进外商投资的特点,笔者借用等级尺度评分法提出的相关因素来分析湖北(武汉)面临的外商投资环境。通过等级尺度评分法分析一国(地区)的外商投资环境是非常详尽的,包括经济、政治、政策等多方面因素,实际上是对邓宁ESP框架的进一步细化和加深。由于其对数据要求过高,且忽略了不同产业所要求的行业环境差异,在具体分析过程中,笔者将抽选其中重要因素进行阐述,据此对湖北外商投资环境建设提出相应建议。

二、湖北外商直接投资发展概况

近年来,湖北省外商投资增长迅速。2008年全年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41.14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7.5%;其中,外商直接投资32.45亿美元,增长17.3%;外商其他投资8.70亿美元,增长18.1%。国外经济合作业务完成营业额15.20亿美元,新签合同额33.10亿美元,分别增长1.45倍和69.4%。到了2009年全年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他投资46.8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9%,其中外商直接投资36.58亿美元,增长12.7%;外商其他投资9.7亿美元,增长11.6%。武汉是中部地区最大的城市,在人才、金融服务、教育、生产要素等方面较其他城市优势明显,因而吸引外资方面也占主要地位。目前,正在建设的开发区有部级开发区武汉(沌口)经济开发区、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东西湖台商投资开发区;省级开发区的武汉阳逻开发区及武汉化工新区,这些都将对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投资机构和研发中心落户武汉有着积极作用。

三、湖北省外商投资机制建设:基于等级尺度的PEST分析法

(一)政治法制机制

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健全的法制机制是吸引外商投资的前提。2008年9月,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获国家审批。国务院的批复明示,除金融、财税、土地3个领域仍需按程序报批,其余6项机制创新,武汉综改试验区均可先行先试。为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湖北省政府应创造宽松、规范的政治环境,给予投资者积极的投资信号。

(二)经济地理机制

湖北处于中国的中心地段,地理优势不言而喻,其中心城市武汉优势更为明显。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看,武汉处于长江与京广铁路十字相交之处。铁路除京广线外,还有武汉-大冶-九江和武汉-丹江口线,把武汉与中国华北、华东、西南地区连成一片。公路以武汉为中心向外辐射,主要有武汉-鱼泉口、武汉-孟家楼等干线,武汉-黄石高速公路,可通往省内和河南、陕西、江西、安徽、四川等7省。航空方面,武汉建成新的天河机场,民航通北京、上海、合肥、广州等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将有利于跨国企业分支机构间的相互联系,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湖北省自身而言,经济容量吸引机制的作用也是很明显的,经济容量越大的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越强。判断经济容量大小的指标主要有地区生产总值、经济辐射力和受辐射力、就业能力和消费能力等。通过对近几年地区生产总值与外商投资额数据的分析,笔者发现二者之间是互动的正相关关系。图1反映了中部六省GDP近20年增长态势,总的来说,湖北在中部省区中居于中上等水平,增长强劲,发展空间大。这必然对引进外资产生巨大的吸引作用。从图1不难看出,湖北经济近年来增速慢于整个中部省区,占中部比重也有所降低。这说明了湖北应抓住中部崛起机遇,制定策略吸引外资。

目前湖北产业结构还不尽合理,这也成为吸引外资阻碍之一。武钢、二汽等在武汉投放的重工业为湖北打下坚实基础的同时,也造成了经济严重偏重于第二产业。我国沿海利用外资主要集中于轻工业的实践经验可知重于重工业的经济结构严重不利于外资的引进。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是投资方向的大趋势,大力鼓励生产业的引入,可以有效降低外商引入过程带来的环境污染、附加值低等风险,促进经济的健康高速发展。

(三)社会文化机制

改革开放之后,作为副部级城市的武汉成为长江中游重要的开放口岸,吸引外资数量不断增加。这说明以武汉为核心的湖北市场发育较早,市场化程度相对较高,市场机制相对完善,公民的市场意识也较强。其次湖北作为人口大省,具有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基础。据湖北统计年鉴,2009年末全省常住人口5720万人(指常住本省半年以上人口)。全年出生人口57.8万人,出生率为9.48‰;死亡人口36.58万人,死亡率为6.0‰,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48‰。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适当引进跨国企业生产基地也是促进就业、提高产出的有效途径之一。

(四)技术人才机制

地区积极引进外商投资,除了因跨国企业带来地区税收激励、经济总量增长以外,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优化产业结构也是重要原因。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一般具有技术、资本密集的特点(当然也有很多将劳动密集型生产基地转移的企业),同时是政府大力引入的企业类型。然而并非所有地区都具备吸引先进制造业、服务业跨国企业的条件,优质的市场条件和人才资源,是企业进行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笔者认为,在众多影响因素中,技术人才机制将显得越来越重要,甚至可能超过经济地理因素。

如图2,高等教育水平的提高将有利于增加高素质劳动力的供给,政府相应的政策鼓励则有助于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二者都成为引入跨国企业的重要因素。二者相互作用又促进了本地企业和其他跨国企业之间的竞争,从而引导地区经济发展。

技术投入方面,湖北武汉可将中国光谷、武汉东湖高新区作为技术创新的起点,为外商投资创建良好的技术环境。中国光谷位于武汉市东南部,建成了国内最大的光纤光缆、光电器件、最大的光通信技术等研发基地,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占有一席之地。截止2009年8月,武汉中国光谷上市公司已达21家,占全省司总数的三分之一,利用资本市场直接融资额突破161亿元,带动社会资本投入超过400亿元。高新技术企业由于其前期投资大、见效具有时滞性,积极引进外国投资,将大大促进众多中小高新技术企业快速成长。

人才培养方面,湖北的优势是不言而喻。以武汉为例,武汉拥有高等院校82所,高校数量中国第二。截至2009年年末,全省普通高等教育招生39.6万人,在校生124.9万人,毕业生32.8万人;研究生招生3.5万人,在校研究生9.1万人,毕业生2.6万人,在校大学生规模居中国首位。数量多寡与质量高低并非绝对正相关,湖北省在高中、初中教育方面非常突出,然而高等教育水平却并非佼佼者,当然这与全国高等教育环境有关。要想真正深入、长久地吸引外资投入,教育、人才优势才是根本。加大技术投入、给予高校更大的自,在教育资源方面的投入不可或缺。

良好的外商投资环境及完善的投资机制建设是吸引外资的前提,本文在邓宁环境综合分析法和罗氏等级尺度分析法的基础上,从地理、政治、经济、技术等方面对湖北省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进行了分析,并据此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李国义,冯玉军.浅议黑龙江省吸引外商投资的机制――与部分沿海发达省份的比较[J].北方经贸.2007(6)

外商投资法论文篇10

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经济

外商直接投资简称FDI，它是指是一国的投资者(自然人或法人)跨国境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取或控制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以获得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的投资活动。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因为它无论对本国还是东道国的经济发展都具有显著的影响。它对本国的经济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引进先进的技术，先进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第二，给大量闲置的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使就业的结构更加完善。第三，使投资增加，资本的流动性增强。第四，增加出口贸易，发展我国的优势产业，进而提高国际竞争力。第五，提高环保意识，注重环境保护问题。

鉴于外商直接投资有着这么积极的作用，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一直被认为是各国解决资金不足的主要途径，各国对外商直接投资都非常重视，并采取各种激励措施来吸引外商投资者。当然中国也不例外，本文主要想阐述的是FDI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中国一直以来实施了很多优惠的政策来吸引外资，比如低价供地，减免税收等，作用是相当显著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逐渐发展成为吸引外商投资最多的国家之一。随着外资的逐渐增加，FDI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相当显著。目前一些学者对FDI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分析很多，虽然他们在研究的方法和使用的模型各不相同，他们研究使用的数据也不相同，但是他们所得出的结论没有本质的区别，都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的增长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下面分别从宏观经济、技术转移、对外贸易等等角度进行介绍。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黄华民(2000)重点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分别对FDI的经济增长的效应，资本的形成效应，就业效应，贸易与国际收支的效应四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王成岐，张建华（2002）运用1990-1998年得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分析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国外投资与国内投资都对经济增长有重要的影响。二是东道国的各种状况，尤其是经济政策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之间的关系有着很深远的影响。

从技术转移的角度，李雪辉，许罗丹（2002）使用深圳地区与珠海，东莞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与中国工资水平的增加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证明了Feenstra and Hanson(1997)的结论即外商直接投资向某个地区集中流入会对该地区的劳动力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会提高当地的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进而提高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金祥荣，李有（2005）利用协整技术对FDI与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FDI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原因，FDI的流入带来先进的技术，从而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赵玉娟（2011）使用2002-2008年中国17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EVIEWS6.0分析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作用。发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技术进步效应主要是通过提高自身外资企业的要素生产率的相对优势来实现的,没有产生技术外溢。还发现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负的综合技术进步效应,没有促进作用。

从对外贸易的角度，李永军(2001)认为传统的衡量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没有考虑到进出口在经济运作中的作用以及之间的影响，从而低估了进出口对经济的贡献。所以他对传统的衡量方法进行了修正考虑了出口对消费与投资的影响。Wanda and Threas(2002)分析了中国由于具有低廉的劳动成本、庞大的市场机会、完善的基础设施，优惠的政策等优势从而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者。FDI又使中国生产率提高，就业与出口增加。陈淑芸（2006）通过从东道国与投资国的角度对国内的一些理论进行归纳，利用1983-2005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从投资的行业，投资的来源，投资的方式以及投资角度的变化等角度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以及结构特征。接着又运用了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检验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产生的影响。分析发现FDI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促进的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带动了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同时进出口贸易也促进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

从其他角度来看陈浪南（2002）从总供给的角度出发，利用1991-1998年的数据，对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研究，发现FDI存量的增长率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存在着相关性，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逐年地增加，1991年以前贡献较小，1992年以后贡献较大。沈坤荣，耿强（2001）对1987-1998年中国29个省，市和自治区的相关数据采用Panel Data进行了分析，在处理联立方程组时采用似然不相关回归(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UR)方法进行检验,得出FDI在某一区域的比重对人均GDP作用显著，我国某地区的FDI年流量相对于其当年经济规模的比例每增加1%,相应的人均GDP就将增加027%。余永定（2004）比较粗略地分析了FDI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即创造了就业的机会，贸易的扩张，引进先进的技术等。王凯（2007）通过对1985-2003年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以及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和1995年-2006年季度的时间序列数据，运用VAR模型、Johansen协整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格兰杰因果检验、对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并且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共同作用比外商直接投资单独对中国经济作用更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外溢效应存在一个“门槛”，中国的东部与中部已经跨越了这个门槛，而西部没有。FDI国内的投资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存在着单向的因果关系等。

参考文献

［1］魏后凯.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2,(4):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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