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化经济论文十篇

演化经济论文篇1

[论文摘要]对于资源富裕的区域，伴随资源逐渐开采和技术进步，必然产生就业率迅速下降的问题。如何通过产业内和产业间分工建立一条经济持续增长与发展途径，本文试图从熊彼特竞争的标准演化模型出发，提出一个初步的模型。这一模型强调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日越复杂的劳动垂直分工的出现。有助于理解基于知识和自然资源的区域增长与发展的过程。

一、引言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企业和区域应该按照它们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例如，一个有丰富森林资源的地区应该专业化于木材生产。但是，随着木材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失业率上升。除非能够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在这里，一个首要问题是能否创造出与当地丰富的资源禀赋相关的新的就业机会。

在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制定政策过程中，在新古典理论、熊彼特的研究及投入－产出分析之间的交叉地带，出现了以资源为基础的增长和发展理论。对于这一被广泛运用于诸如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而言，它对政策制定并没有很大帮助，相反，在研究地区和国家中以资源为基础的增长问题时产生了当的混乱。

本文概括了上述主要理论，并且试图在演化经济学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基于资源的增长和发展理论。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促进增长和发展的资源是知识而非任何自然资源。但是一种自然资源可以作为建立一套复杂的增长能力的起点。这一结论和其它结论可以为制定政策提供新方法。

二、马歇尔的区域发展理论

马歇尔指出：“当一个产业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地点，它很可能长期待在那儿”。（马歇尔，1949，225）对于这一点，他发展了一个“产业区位”理论。这一理论应当被看作整个增长和发展理论的一个特例。根据这一理论，虽然资源可能是一个产业长期区域化的最初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企业，作为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应当是技巧、相互依赖的企业网络和支持制度的集合。

区域发展理论最重要的部分是，长期竞争力以技巧和能力的演进为基础。对技巧的持续的市场需求刺激了训练的努力。市场也存在对知识进步的需求。在产业区域内，“机器、生产过程和一般商业组织等方面的发明和改进有着被即时讨论的优点。”因此，创新能够迅速传播：“如果一个人开始尝试一个新想法，这个想法会被其他人吸收并且与自己的想法结合起来；并且因此成为更进一步的新思想的来源。”（马歇尔，1949，225）

虽然马歇尔强调在产业区域内辅助产业的出现，但他并没有进一步研究这一主题的细节。区域中企业间复杂的分工模式可以从两方面来研究。首先，可以在给定的劳动分工条件下集中分析系统的功能，这个分析可以通过标准的投入产出分析来做。其次，可以研究这个复杂系统如何生成。这方面研究必须强调企业专业化决策及创新活动的顺序。但是企业的某些专业化和创新会从根本上扰乱企业静态的投入产出过程。这两个方面显示了研究静态结构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企业家创新（或打破旧结构）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分裂。但是只专注于静态或动态特征可能妨害对区域发展的真实过程的理解。

三、演化经济学

上述讨论强调了在研究区域化增长和发展的演化过程时，目前的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新演化经济学的两位先驱，尼尔森和温特（尼尔森，温特，1982，19）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它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经济演化的文字表达似乎可以自然地转化为一种Markov过程虽然它可能处于一个相当复杂的状态空间。”在某一个时间点t，一个产业演化过程的状态用资本存量和每个企业的行为规则来描述。这种状态被用来决定产业的短期行为及在时间t+1时新的资本存量和每个企业新的行为规则。它是企业行为规则的变动，这种变动表明了一个静态Markov过程的全部演化特征。

典型的尼尔森－温特模型处理生产同质产品的产业中生产技术和行为规则的演化。这个模型描述了在给定当前阶段的产业状态（资本存量和生产能力）时，这个状态在下一阶段会如何演变。首先，当前状态被用于定义在已知市场份额、价格和企业利润的产业中短期内经济演化过程。其次，投资决策被看作是企业扩张其收益能力。第三，企业的创新和模仿过程。企业持续地寻找新的生产技术，或复制其它寡头竞争者的技术。如果他们成功，就会增强竞争力。创新也可以由产业外部引入。如果创新成为主流，就会不断提高集中度，即使模仿和大企业的垄断会抑制集中的速度。

四、演化经济学和区域发展

很明显，需要特别设计一个演化经济学模型以研究区域中企业间的劳动分工问题。为了建立这个模型，我们以尼尔森和温特的企业理论开始。根据这个理论（尼尔森，温特，1982，chs．4-5），每个企业都是以大量互相依赖的惯例和由职工执行的任务为基础。在熊彼特竞争的尼尔森－温特模型中，所有这些组织内的多样性被简化为一个单独演化的生产技术和一组固定的决策参数。但是他们关于企业内部复杂性的文字叙述实际上可以被用来对企业创造市场进行研究，这里的企业被特别看作演化过程的结果。在企业层次上模型的动态过程可以用一个简化的案例来描述。一个企业拥有一片森林，产品是木料。起初，企业只能雇用全能的工人，但是逐渐，它发展起了越来越复杂的劳动分工，包括伐木工，运输工人，苗圃工人，制造特殊用途的工具，等等。可以说，它的劳动分工的发展象一棵越来越多分枝的树。如果该区域中其它企业也发展同样的劳动分工，很明显有一个正在扩展的市场，推动企业的专业化，以一种更低廉的方式供给产品或者供给产品比森林所有者能够提供的产品质量更高。当企业建立以后，它们可能要寻找区域以外的市场以实现扩张。

通过这个案例，可以充分描述演化模型的运行方式。这个模型说明了一个产业部门经济“迂回”的变动程度，即在不同类型中间产品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劳动的垂直分工。虽然这个模型是在尼尔森和温特的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引入“奥地利经济学”的迂回概念极大扩展了研究议题，包括生产结构创新，中间产品市场的出现及功能，应对上游产品市场的不稳定性的方法，一个上游产业创新效果的传播，迂回程度和整体生产能力的测定。

现在，问题是企业的劳动分工为什么及如何出现。从模型的逻辑和后熊彼特学派的观点两方面，可以认为主要的推动力量是涉及特有产品和生产性活动的创新。因此，一次专业化的原因可能是一种方法的创新（涉及一种中间产品生产的劳动生产力的改进），产品创新（一种特定产品质量的改进）和结构创新。

中间产品市场的创造，发展和消亡过程表明生产的迂回过程的演化并不是一个直线向前的过程。一个已经完成一个重要产品或过程的创新的企业家要判断在一种有重大创新作用的中间产品的生产上专业化是否可行。如果一种专业化相当有利可图，则潜在的购买者被要求给出一个最高价格和所需数量。如果总需求量足够利用企业家的能力并且最终购买者的价格也是合意，那么专业化就会出现，并且产品将以最低价出售。此后，企业家的专业化就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其它企业可能会进入它的“产业”。企业家（及其伙伴）只能进入次级树。

这里提出的模型只是研究产业动态过程的起点，它完全不同于尼尔森和温特的标准模型。在标准模型中，企业在完全相同的小环境中竞争。但是为了理解完全不同类型的经济行为的长期共存，我们必须突破这种演化模型限制。在我们的模型中，通过引入大量能够被单独创新的不同的生产任务，创造了一个多空间竞争系统，这个系统允许大量行为变量存在。企业能够专业化的原因在于：当一个企业针对它的一个任务进行创新时，它要决定是否在完成这个任务方面专业化。如果它决定专业化，就会以较大规模开发创新。然而企业创新任务的结果作为中间产品，还面临为之创造市场的问题。

五、结论

基于区域资源的增长和发展理论作为对新古典理论的补充已经发挥重要作用。对于许多地区中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就业率迅速下降问题，这一理论有助于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考虑是否及如何改进这一问题。马歇尔一派的理论特别强调发展首先是以知识为基础，其次才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他的理论也有助于将研究聚焦于区域化的劳动市场和企业网络。后熊彼特学派的增长极理论和发展锁定理论有助于促进对企业间的联结进行贴近的观察，这种联结可能在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最近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强调在不同产业中决定创新过程的不同的技术范式的作用，它也聚焦于在促进创新方面产品的供给者和使用者之间联结的作用。

参考文献

演化经济论文篇2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制度变迁；心智；社会基本矛盾

中图分类号：F0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11)01-0023-09

一、引言

演化经济学是流行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的一种思潮，它们强烈反对新古典主义的实证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公理化演绎、理性选择等研究范式，强调要以历史的、制度的分析框架来替代新古典主义的理性、个人主义的分析框架。

新古典经济学之所以能够在经济学界取得支配地位，首先是这种分析范式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理性假定与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十分相符；其次在于它形式上的相对精致，尤其是数学方法在新古典分析中的广泛应用。这种形式上的精致对理论工作者来说极具诱惑力；再次，按照演化经济学者的解释，“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效应，其原理也可以被用来解释新古典经济学怎样成为主流，解释由此所导致的经济学科的式微。我们可以在经济思想史中发现式微的线索，它解释了为什么20世纪30、4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而非与之竞争的制度经济学或其他相关理论成为经济学的支配范式。”

对新古典分析范式的批判是催生经济学演化方法发展的直接原因。很显然，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是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经济学应该是演进的，而不是新古典所认为的物理学机械意义上的。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然而，尽管演化经济学以反新古典的姿态出现，一个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是，新古典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在理论内核上是否真的水火不容，抑或两者互补?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历史观有何异同?本文试图通过对演化经济学相关理论概念的简单梳理，来解答以上的理论问题；并试图通过对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化观的比较分析，来凸显各自的理论洞见与局限，从而揭示演化经济学兴起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意义。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分析范式的构筑

现代演化经济学通常被认为是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革命和反叛，因此，演化经济学的分析范式，只有从它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批判与相互对立中才能得到较好的揭示。

众所周知，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物理学中的机械力学为隐喻，以经济主体的完全理性和市场的完全信息假设为理论前提，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边际分析和市场均衡分析作为理论体系的两个基本支柱，将时间和历史作为既定因素来分析经济过程。皮奇(J.Peach)曾认为，新古典的核心特征在于牛顿主义的均衡方法、既定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演化经济学从理论假定前提和方法论等多维度对新古典经济学展开了全面批判。

演化经济学首先不同意新古典经济学经济行为主体的“同质性”假设，认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个体行为由于受本能、心理、制度和社会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同时也在影响和改变着制度、文化和社会结构，因而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差异是不可忽视的。这种差异反映在各经济行为主体的思想、智力和情感上，即反映在心智上。正是这种心智上的差异，引发了各行为主体的不同行为方式，形成经济主体行为的复杂性。演化经济学认为，“心智是经济过程中的一种自主因素，这种自主因素与导致心智过程的知识结构和变化着的世界之间存在着持续的交互作用”，因此心智重要就意味着学习和知识的重要。“知识的可能状态是导致世界可能发生变化的关键性力量，是产生创造性的源泉。”部分演化经济学家还认为这种知识的可能状态，说明知识并非是完全真实的，而错误是非偶然的。这种立场被称为“激进可错论”。从这种演化观得出的结论是，谬见是新知识唯一可能的来源。

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理性”假设，认为人们的理性程度是有限的，人们不可能预先确切地知道决策的后果，因而也不能做出最优选择。人们的选择和决策过程往往是一种试错过程，选择的目标并不是新古典的“目标函数最大化”，而是“满意”即可。演化经济学用“抱负水平”来表示“满意的期望值”，并认为由于人们的心智状态和历史经验不同，人们的抱负水平往往也不相同。

“满意”在演化经济学中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威特(1978)运用“满意”假设来解释经济体创新的动机和能力，认为相对于可变抱负水平，对现状的不满意是人们搜寻新的未知选择的推动力量。人们一般有搜寻“新奇”体验的倾向，它以一种可能较低但持续的基本速度进行。在一种社会或组织层面上，在一个方向或其他方向上的选择性增强引导着创新，并有可能培育或阻碍个体的新奇创造。

演化经济学特别强调市场的不确定性，认为由于未知新奇的不断出现，现实世界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人们不可能把握新奇出现的时间和大部分特征。在演化经济学中，不确定性即意味着世界结构的变迁和世界新奇的突现，“不确定性是与想象和新潜能的创造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不确定性的创造，

“经济行为者能够预期到利润和经济境遇的改善。”

演化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解释个体行为的变化要取决于推测人们如何获得新奇。任何新观念都是在个人特定的经验与解释中突现出来，对它的评价也是以个人特定的经验与解释为基础主观上做出的，它们在人与人之间是极为不同的”，由此他们得出，

“个体行为的创新性变化和种类都难以用个人主义术语来解释”，而只能从个体群层面上来进行观察。梅卡特夫(Metcalfe，1989)认为“经济演化的某些方面可以解释为与一群不同的个体相关，而不是与某个个体群中的单一个体相关。”“个体群思维”在演化经济理论中有重要意义，尤其在与自然选择理论相关的演化经济学文献中，“个体群思维”更有着直接意义。“个体群思维”在演化经济学中可理解为，个体群成员的共时性个体决策表现为行为的相对频率在个体群中产生作用的过程。在任一时点上，这个过程都潜在地与新奇的内生创造交互作用，这种作用倾向增加事象的多样性。

强调历史的重要性是演化经济学的核心。演化经济学强调历史的重要并不是着重于历史分析，从历史资料中归纳出某些规律，而是着重于经济发展过程的分析，重视经济过程中的路径依赖性和经济过程的不可逆性。纳尔逊和温特(1982)曾指出，经济过程是一个马尔科夫过程，某一时期一个行业的状况决定它在下一个时期的状况的概率分布。这种马尔科夫过程所体现的就是路径依赖现象。不可逆或路径依赖反映了演化理论的一个重要信念：演化过程中的事件是准唯一，历史至关重要，社会经济系统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演化过程。

综上所述，从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对立中可以看到，演化经济学吸收了大量行为主义的思想，充分考虑了人的本能、社会习俗和制度的影响。演化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中提出了“不确定性”、“多样性”、“历史重要”等几个理论假设，相较于新古典经济学“抽象的”、“简化的”、“确定性”的世界观而言，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假设更具合理性。在演化理论中，不确定性是世界结构变迁的前提；多样性是演化赖以发生的基础；“历史重要”假设则突出了时间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意义。“时间不可进性”概念的引入，更凸显了演化分析与静态均衡分析之间的重要区别。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渊源

对新古典方法论上个人主义和牛顿力学的均衡分析方法持否定态度，可以说是西方非主流经济学的共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强调经济分析的抽象方法，强调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这点与演化经济学观点基本一致。许多西方学者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同视为演化方式，认为马克思是经济演化论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但也有不少学者不赞同马克思是演化学者。霍奇逊曾将演化经济学方法论概括为三个特征，即接受新事象、反还原论和采纳生物隐喻，认为只有满足这三个条件，或至少满足这三者的前两者，才能够得上演化经济学标准，而马克思经济学就违背了这个标准。

所谓的新事象，是指经济演化过程中包含着持续的或周期性出现的新事象和创造性，并由此产生和维持制度、规则、商品和技术的多样性。强调新事象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性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威特(ulrich Witt，1992)认为，对于社会经济演化的恰当概念而言，把握新事象的关键作用、新事象的突现和扩散是必不可少的。福斯(Nicolai Foss，1994)力主从是否接纳新事象的本体论上将演化思想和新古典思想区分开来。他认为，由多西、纳尔逊、温特、威特等人所发展的演化经济学，所关注的是现存结构的转变、新事象的突现及其可能的扩散。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在于，演化经济理论立足于一个开放的宇宙，从而允许新事象的出现；而新古典经济学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压制了新事象。

还原论一般可理解为这样一个理念，即一个复杂现象的方方面面都必须在一个水平(或一个单位)上得到解释。根据这种观点，除了基本的元素层面，再没有其他自主的分析水平，更没有基于不同分析水平的突现的特征。在霍奇逊看来，所谓的“还原主义”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含义大致相同。他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还原论则表现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即“一切的社会现象(它们的结构和变迁)，原则上只能在个人的层面上――他们的个性、目标和信念――得到解释”。与此相关联的，主流经济学家在不懈地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与此相反，演化经济学家则认为，复杂的系统在不同的水平上呈现突现的特性，每一个水平都不能被完全地归约，或不能在另一个水平上得到完整的解释。

使用生物学隐喻的动机在于取代支配主流经济学的机械论范式。演化经济论者认为，经济系统在性质上更接近生物系统而非机械系统，对经济作生物学的隐喻更为恰当。20世纪初，已经有了像凡勃伦和马歇尔那样使用“生物学”隐喻的理论家。虽然在他们的逻辑结构体系中已包含有生物学进化论观点，但是在阐释他们的经济学观点时并没有完全贯彻下去。与此形成对照的是，20世纪末的理论家，既运用了因发现基因而得以发展的生物学进化论，也使用了“种群动态学”、“遗传人工算法”和“人工生命”等等生物学理论上的一些分析工具。

当然，也有一些演化论者并不十分赞同在经济分析中生物学隐喻的使用。例如威特(1992)就对生物学的隐喻持批评态度。甚至实际使用隐喻的人们也拒绝使用生物学隐喻，，因为对隐喻的使用常常是不自觉的或隐蔽的。因此有论者指出，经济学中的隐喻所扮演的角色是潜在的，因而许多演化论者对此不做特别的强调。霍奇逊就将演化经济学称之为NEAR经济学，即“接纳新事象、反对还原论(Novelty embracing anti-reductiorrism)”的经济学。

霍奇逊根据以上三个标准，断言马克思不是演化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理论仅符合三个标准中的一条即反还原主义，而违反了另两条，即不接纳新事象和没有采用生物学隐喻。而这三者围绕新事象如何产生、如何被选择，构成了演化经济学判定标准的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不愿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列入演化阵容的，在西方学界不乏其人。威特在考察近期演化思想多样化来源时，就将马克思拒之演化门外。

当然，西方学界还是有众多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经济思想对当代演化分析有着开创性的意义。杜格和谢尔曼(W.H.Dugger和H.J.Sherman)认为，19世纪第一位提出进化理论重要性的社会科学家是卡尔・马克思。纳尔逊和温特(1982)指出，马克思所阐述的许多观点与现代演化论思想是一致的。目它们都强调，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界定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企业的规模和利润的分布也必须从演化体系的角度来理解。现在学术界大多数学者将马克思与凡勃伦、哈耶克和熊彼特等一同视为演化经济学的先驱。

西方学术界目前已经发展出了以霍奇逊为代表的继承凡勃伦传统的制度学派，以柯兹纳和拉什曼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以门施、弗里曼、戴维斯等为代表的新熊彼特学派，以阿加利塔和利普西为代表的法国调节学派等四大演化经济学理论分支。其中法国调节学派正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与凯恩斯经济理论相结合的产物。

法国调节学派的特点是，在经济变迁的研究中采用了历史的、理论的和比较的方法，致力于发展一种制度与演化的宏观经济理论。调节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经历了一系列不同的历史阶段，每一阶段都以一种特定形式的积累过程为特征，从而形成特定的“积累体制”，而每一种积累体制又都具有特定的“调节方式”，这种调节方式支配着积累过程。调节学派对经济理论文献的贡献是，试图把制度纳入到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中。调节学派对资本主义经济增长过程演化分析的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把历史的特定制度条件与总需求发生机制结合起来，内生地解释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危机的过程。演化经济学的这四大流派之间既有交叉又有分歧，从发展态势看，它们之间有相互融合的倾向。

四、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演化观的分野

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由于观点和方法论上的相近，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它们具有相同的研究传统。曾伯格在《经济学大师的人生哲学》一书中提及，罗斯托在晚年时曾对经济学做过这样的总结：“尽管要冒极大的过于简单化的风险，但还是可以说经济学家长久以来分为两派，新牛顿学派和生物学派。”根良教授认为，前者即是以静态的、原子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作为哲学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研究传统，后者即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研究传统，包括制度主义学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新熊彼特主义学派、奥地利学派和演化经济学等，并将后者称之为达尔文主义学派。

作为同一研究传统的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观点和方法上自然有许多共同点，如在

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哲学上赞同实在论；在理论内核上都赞成“制度一历史一社会”结构联结。但现代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制度演进观上还是有着根本的区别。

演化经济学家一般用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观来解释经济社会演化现象，贾根良教授曾在《理解演化经济学》一文中将演化经济学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演化路径概括为“遗传”、“变异”和“选择”等三种机制。所谓的“遗传”是指制度、习惯、惯例等因素通过企业等各种组织结构相互模仿而传递，这里的制度、惯例等就是社会经济结构演化的“基因”，各种组织结构则为承载这些“基因”的载体。

“变异”则是指新奇即新事象的创造过程，它是制度演化的核心。

“演化经济学正是研究经济系统中新奇创生、传播和由此导致的结构转变所进行研究的科学。”而新奇来源于个人创造性的心智。“大脑活动持续地对已知的认知要素的重组”，形成了各种新的认知结构，即创造了新奇。这种重组过程越深入，新产生的认知结构就越复杂，因此新奇的创造是不可预测的。

威特(1978)认为，新奇的产生在于“相对可变抱负水平而言，对现状的不满意”和“对新认知激励的偏爱”。前者意味着，对新奇的搜寻通常要由挑战或危机来触发；后者意味着，在环境不提供激励的地方，人们可能通过发明或尝试新事物而创造他们的动机。这两种动机是互补的，而且可以相互整合。就人类行为而言，新奇就是新发现的行动可能性，而这种新奇意念可能被传播，也可能通过模仿而扩散。一旦这种新奇被接受而产生行动，这种行动就被称之为创新。而创新在各演化经济学分支中都处于中心地位。从安德森(Andersen，1994)、梅卡特夫(Metcalfe，1989)、纳尔逊和温特(1982)等的观点来看，在演化的社会经济系统中，新奇和创新是多样性的主要来源，而正是这种多样性推动了演化的进程。

“变异”机制说明的是新奇如何产生的问题，而“选择”机制要说明的是，新奇或创新在经济系统中为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才能被传播的问题。演化经济学认为这种机制只能从“个体群”概念上来进行理解。就新奇的传播而言，演化经济学认为，个体群之间存在着两种交互作用：“频率―依赖效应”和“选择一占据效应”。前者揭示个体行为的选择规律，认为“个体某种行动选择依赖于这种行为已经在个体群中出现的频率。”就后者而言，一般认为，“竞争过程在新奇或创新选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在持续地为消除变异和减少个体群中经济行为的多样性而制造压力”，重要的是，“它会以某种方式强制进行”。这就是所谓的“选择效应”。而“占据效应”指的是，单个变异的存续对与之竞争的其他变异具有依赖性。

演化经济学正是以心智的创造为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以达尔文主义生物演化观，即以“遗传”―“变异”―“选择”机制来解释经济社会演化现象。马克思主义的演化观主要体现在历史唯物观中。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演进观的共识，它将社会变迁的动因归结为经济原因，在对社会关系的考察中，特别强调了生产关系，并将其作为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关系。

马克思通过两对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交互作用，来揭示社会进化过程中的结构变迁，并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特定的生产关系只是与特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当生产力发展到为生产关系所不能容纳的程度时，生产关系就要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以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又决定并制约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的产生和发展。反过来，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也影响和制约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构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成为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表现为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基本适合到基本不适合，又从基本不适合到基本适合的过程，即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无限过程。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社会制度结构的演进和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在进化中的重要作用，将阶级冲突视为历史的发动机，认为阶级关系决定了技术进步的方向。在这整个分析框架中处处体现了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生产力一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一上层建筑”交互作用机制是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核心，也是马克思主义者分析社会制度变迁的出发点。从这两种演化机制中可以观察到这两种演化观的根本区别。尽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演化经济学这两者都坚持以历史和演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都强调了技术进步在制度变迁的意义。但在坚持历史重要的前提下，前者强调了技术进步的内生性，认为技术进步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后者则认为技术进步来源于创造性的个人“心智”。从这里可以反映出两者哲学观的区别，前者贯彻的是唯物主义，后者渗透的是唯心主义。从制度变迁的方向看，前者认为社会矛盾的交互作用，将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这是历史的必然。而后者则强调演化是无目的、无方向的和多样的。

霍奇逊等演化论者也意识到这两者演进观的差异，认为“马克思的历史演化预设了历史演化的方向”，与“演化主义”的无目的、无方向和多样性原则相背离，并从而论定“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进程设想是决定论的，马克思的历史观是革命的，而不是演化的。在马克思唯物史观中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西方学界有学者还由此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视为“技术还原论”或“经济还原论”，并进而认定马克思理论就“反还原论”的演化标准也是不满足的。当然，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此进行过多方辩解，试图寻找各种证据来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符合演化标准。这些证据是否充分姑且不论，事实上，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于能否揭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否冠以“演化”头衔，丝毫不影响马克思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如没有“演化”头衔，也不会失去它的理论光辉。霍奇逊的这些演化标准恰恰从侧面印证，演化论者决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五、演化思潮复兴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的意义

自二战以来，新古典经济学能够在与各经济学流派斗争中胜出，并逐步取得主流地位，主要是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贯彻的价值理念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是一致的。新古典经济学对数学形式主义日益偏离现实的追求和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愈趋明显地暴露出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缺陷。2008年以来爆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始发于长期倡导并践行新自由主义的美国，而其他积极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成为此次危机的重灾区，这愈加凸显了新古典范式的现实局限性。

在新古典经济学占主流地位的经济学研究界，演化经济学的崛起无疑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不同的经

济学研究视角。演化经济学是在对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学，它的理论假设前提因而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具合理性，由此衍生的相关理论也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具现实解释力。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是一个不断推陈出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有新的思想提出，也就不断有旧的理论被和替代。演化思想和方法的提出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工具，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和发展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演化经济学在最近30年中得到迅速发展，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分支。新古典经济学在遭受到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各种非主流经济学的攻击下，不得不进行深刻反思，某些理论在基本框架内也做了些许边际上的调整，吸收和融合了非主流经济学的一些有用的内容。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门开放性学科，演化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也无疑有着积极意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理论之所以有着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就在于其方法论的开放性和创新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就是在广泛吸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基础上产生，也必将在积极总结人类经济实践活动新经验、探索经济关系变化新情况、吸收和借鉴当代文明的新成就中创新和发展。事实正是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关理论的发展都是在与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竞争和融合中得出，如“调节理论关于需求带动生产率进步的论断很大程度上汲取了后凯恩斯增长理论，积累社会结构理论关于经济剩余创造和榨取的论断借助了斯拉法经济学和效率工资理论，灵活生产理论关于积累体系空间的论断有赖于新熊彼特技术创新理论。”如此种种显示，吸收和借鉴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积极成分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新发展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在经济学界被认为具有相同的研究传统，它们在观点和方法上自然有许多共同点，如前文所述，在研究方法上都采用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在理论内核上都赞成“制度―历史―社会”结构联结，等等。这种一致性意味着演化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存在相互借鉴和融合的可能性。盂捷教授曾指出，演化经济学在经济演化中的协调和资本主义多样性这两个问题上的研究，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启发和支持。杨虎涛教授认为，“在制度分析上，马克思非常强调制度的功能、起源和结构性变迁，而演化经济学则对制度的构成、分类和知识属性等问题非常重视。在这一点上，演化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有很多地方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借鉴。”

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经济学界，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是当前的主流经济学(Jeames Peach，2003)。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主流地位不是被削弱了，而是被加强了。各种异端经济学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新古典经济学的排斥和打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然也不例外。不仅如此，在中国这个有着长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传统的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正在“被边缘化”。这里既有西方经济学及其意识形态的“挤压”作用，也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阵容的“收缩”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高校教学中呈现的教条化趋向等方面的原因。

演化经济学在西方学界的兴起和趋热，令许多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为之振奋，近年中国学术界演化经济学研究也蔚然成风。不少学者对演化经济学备加推崇，认为演化经济学的崛起，将引领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还有学者认为，演化经济学给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带来创造性转化的机遇，认为未来的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演化经济学某种创造性的综合，并试图多方论证马克思也是演化论者。有个别的演化论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持怀疑态度，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过是落后的牛顿主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只有与演化经济学结合才能获得新生。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自然是离不开向包括演化经济学在内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新成果的吸收和借鉴。但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不动摇。

我们有理由相信，演化经济学仍然是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多普菲认为，“目前，演化经济学的智力环境基本上仍是由新古典范式所支配的。因此，演化方法生存的机会也取决于它适应这个环境的能力。”维诺曼认为，演化经济学不应排除新古典经济学，它的新颖处就在于把正统理论中处于背景状态的演化力量和机制放在了核心地位，演化理论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变迁的一般理论，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其特例。有资料显示，演化经济学正在积极争取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接纳和同情，新古典经济学也向演化经济学抛出了友好的橄榄枝。“从目前的文献看，新古典和演化模型之间存在某些理论的趋同。新古典理论的支持者开始涉及制度问题和演化博弈论，而演化经济学的支持者着手处理新古典的主题。”

演化经济论文篇3

关键词：会计准则　制定　演化经济学

paul　a.volcker(2001)指出，高质量的财务报告依赖于会计准则、会计与审计实践以及立法和管制，而后两部分可以归纳为会计准则的实施问题。可见，高质量会计标准即会计准则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基础，实施有力的会计准则执行机制是生成高质量财务报告的保证。美国次贷危机(sub-prime mortgage crisis)的爆发，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制定高质量会计准则的关注。

一、会计准则制定研究述评

(一)会计准则制定基础(导向)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也被称作会计准则制定导向，其涉及了在会计准则范围内的会计政策的选择空间。在国外倾向性的观点是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优于规则基础的会计准则。mason,gibbins(1991)认为，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从总体上优于规则基础，更有利于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如果会计准则是规则导向的，那些期望在会计准则上获取自我利益的组织，就有了可以进行“对策”的目标与方式(lys、vincent，1995)。engle(1999)阐述了管理者利用会计准则形式规避经济交易实质的行为。安然事件后，国外对会计准则的原则基础和规则基础的研究可谓数不胜数。nelson等(2002)通过问卷调查研究得出结论，从业者包括公司会计师、注册会计师更偏爱具体的会计标准。dye(2002)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nelson的观点。nelson(2003)通过对上市公司管理层及审计师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会计准则越具体，管理层越可能通过交易进行利润操纵owebster，thomton(2004)以加拿大资本市场为例，发现原则基础的会计准则及其所赋予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空间有助于提高财务报告盈利质量。我国会计学者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的讨论主要是在安然事件之后。葛家澍(2002)对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作了一个概括性描述，他认为制定一项高质量会计准则，其指导思想是规则基础还是原则基础，是一个有争议而必须通过反复实践才能回答的问题。关于“原则基础或规则基础哪个更优”的讨论研究文献有很多。如平来禄、刘峰、雷科罗(2003)从自利经济人假定出发，推断出：如果准则是规则导向的，这表明那些期望在运用会计准则中牟取私利的人就有了可借鉴的方式；如果采纳原则导向不给定具体的政策界限，当存在利益冲突时，最终只能诉求道德操守，这显然有违经济学自利经济人的基本前提，其长期有效性程度也值得关注。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导向制定我国会计准则(路德明、邱昱芳，2003裘宗舜、李栗，2004；林钟高、韩立军，2005；张美霞,2005)，他们认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出的“目标导向”为最优的制定模式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但同时吸取原则和规则的优点，以目标为核心制定与我国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准则这种思路是可取的。从会计监管的视角，洪剑峭、娄贺统(2004)提出，会计准则的制定基础与会计监管的有效程度相关，准则基础的变迁应该与具体的会计监管环境相适应。基于政治学视角，张力、陈许高(2007)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制定导向的内生性、会计准则的形成机理及财务舞弊行为的责任认定等角度探讨了我国当前会计准则制定导向的选择，认为规则导向的会计准则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这些研究多是从理论层面进行规范分析，没有取得严格的实证证据作为支撑。魏明海(2005)从理论推演和数据实证两方面得出结论，我国会计准则制定要选择基于原则基础的规则基础。

(二)会计准则制定主体carey(1969)反对将上市公司会计规则的制定权赋予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个政府管制机构。以georgemay为首的，与纽约证券交易所合作的专门委员会(a special eomnnttee on co-operat ionwith stock exchanges)1932年向股票上市委员会提交了一封信，该信建议纽约证券交易所应要求上市公司遵循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应当由包括公司管理人员、律师、会计师等的专家委员会经过研究后确定(zeff，1972)。nolan(1972)认为，众多的规则必须由像fasb这样的机构来制定。most(1986)提出，会计准则应该由一个研究型组织制定，一个合适的研究型组织应该包括学术界的优秀人才，并得到职业界和产业界的资助。我国关于会汁准则制定主体的大部分研究结果并不支持完全由政府及相关机构制定会计准则。按照“无知之幕”的要求：准则制定者应该是毫无自身利益要求的无利益关系人(薛云奎，1999)。陈冬华、陈信元(2003)在对世纪星源案例的研究中发现，会计会计准则的制定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而且是关乎利益协调的政治问题，利益相关者应参与会计准则制定。纂好东、杨志强(2003)，吴联生(2004)的实证调查数据结果显示被调查者大都赞成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准则的制定。基于博弈分析，林钟高、韩立军(2005)，高筠燕、卢锐(2005)指出，政府在准则制定权的博弈中处于强势地位，会计准则制定权合约配置应以政府为主导、民间机构为辅助的结合方式。王建新(2001；2005)，张嘉兴、张俊民(2006)，宋英慧、高铭(2007)，李宁(2007)，李桂荣(2007)，林钟高、徐虹(2007)也分别从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博弈视角、游说视角、创造性会计视角、熵理论视角进行了研究，结果也表明利益相关者应该更广泛地参与会计准则制定。但是粱爽(2005)运用产权经济学等理论，分析了有效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应具备权威性、效益性和公正性的特征，得出了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财政部会计司)是一种有效的会计准则制定机构的结论。刘浩、孙铮(2005)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所有权理论出发，对会计准则制定权的归属提出经济解释，为了遏制经理的的“特定控制权收益”，政府拥有了会计准则的制定权，而经理仅拥有了在会计准则框架内做出会计判断的权利。

(三)会计准则制定程序杨有红(1999)认为，将经济后果博弈机制引入会计准则制定过程并建立高度标准化的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由于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机构的博弈机制缺乏独立性(王建新，2001)，在这种博弈机制下，准则的博弈程序流于形式，征求意见往往难以得到重视，即使得到重视也难在准则中有体现。在借鉴fasb和iasb的会计准则应循程序的基础上，2003年财政部颁发了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从此，我国会计准则的制定程序分为立项阶段、起草阶段、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和阶段四个阶段。遵守公开的应循程序，对拟立项的准则公开讨论意见稿或举行听证会，并将有关的问题、原则和方法、相关理论等全部加以公开，在

制定过程中最大限度的让各利益集团参与并发表意见(裘宗舜、韩洪灵，2003)。基于演化经济学理论，林钟高、徐虹(2007)提出，建立会计准则征求意见稿反馈系统，让会计准则制定能够更多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这些文献研究结果表明向利益相关者公开会计准则制定程序的程度仍然不足。在会计准则制定的研究过程中，学者们较多地采用了制度经济学理论对会计准则制定模式进行研究，代表性的理论有交易成本理论、契约理论、产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运用这些理论研究会计准则制定问题，有利于得出更清晰的结论，但这些理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经典物理学的力学方法为基本的分析方法，以简单的均衡决定论来分析复杂的经济问题。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黑箱理论将企业简化为一点，并在给定各种偏好、技术、制度等参数的情况下，静态地对经济过程进行分析。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恰恰是这些给定的参数，对企业及经济的发展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经济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涌现势必要求会计准则随之演化，因此，会计准则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然而新古典经济学的以原子论和机械力学为隐喻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并不能真实地表现会计准则制定基础、主体、程序等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也不能反映外界环境变化对会计准则制定的影响。所以，使用传统制度经济学方法很难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动态分析，于是也就难以制定出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演化经济学理论是针对动态过程的演化分析方法，以此为基础对会计准则制定进行研究将是一种崭新的思路。

二、演化经济学的起源和发展

(一)传统的演化经济学思想　在早期的经济理论中，演化思想就大量存在。马克斯把资本主义的生产组织视为一种动态的演化体系，这种演化的动力来自于他提出的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即生产力的发展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马歇尔(1948)曾指出，“经济过程是动态演化的，经济学家的麦加(mecca)应当是经济生物学……。”凡渤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提到了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思想，1898年，在他著名的论文中“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一门演化科学?’宣布了制度主义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议程。另外，熊彼特在其《全至济发展理论》中提出了一个旨在解释经济变迁和社会进步的演化经济学框架。阿尔钦在《不确定性、生物进化与经济理论》一文中，以其特有的理论视角，对经济演化理论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哈耶克在《自由秩序原理》中提出了“社会秩序可以自发或自由演化”的制度演化学说。

(二)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1981年博尔丁出版了《演化经济学》，1982年纳尔逊和温特出版了《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诞生。进入20世纪90年代，有关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文献激增，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正式诞生，同时，主流期刊也对有关演化经济学的文章充满兴趣。2011世纪90年代以来，演化经济学方法及其理论在技术创新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学者们针对学习、模仿等技术扩散过程，经验的渐进积累过程以及学习模式等问题构建了演化模型，并由此建立了从微观范畴到宏观领域的技术创新理论。此外，演化经济理论在社会规则和制度的起源与变化、经济演化过程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技术的变化及其对人口和社会福利的影响、经济行为主体的行为动机及其理解等方面的研究，也在不同层次上展开了。同时，一些诸如自组织理论、演化博弈论、实验经济学、混沌理论和非线性动力学等分析工具也在演化经济模型中不断涌现，使得研究对象的发杂性与分析工具之间有了很好的一致性(陈劲、王焕祥，2008)。2000年波茨出版了《新的演化微观经济学——复杂性、能力和适应》，该书是演化经济--学领域内最早的一本个人专著，其建立了一个以“连接为基本分析范畴的演化微观经济学框架。这些研究的发展趋势表明，演化经济学理论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和研究制度变革发展的重要理论。

三、会计准则制定的演化分析框架

演化经济论文篇4

    本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经济学界在经济理论上开始陷入持久的危机，自贝尔和克里斯托尔主编的《现代经济理论的危机》(1981)出版以来，西方一些高级学术杂志对危机的实质议论纷纷。笔者认为，这场危机的主体是自上世纪70年代兴起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其危机是：第一，简化论。例如，为了有效地进行均衡分析，引入代表性企业之概念，抹煞了企业间的差异和多样性，企业被简缩为一个点，通过类似于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供求力量进行原子化的质点分析，这非常类似于牛顿力学，这是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视为黑箱的根源。又如把技术简化为生产函数，是一种生产的蓝图，增长是通过新的生产函数引入所导致的，但技术的起源、性质和变化过程却被束之高阁了。虽然新制度经济学打开了企业黑箱，但它仍受简化论思维所支配（如企业与市场两分法），忽视了丰富的多样性现实，而技术在新古典和新制度经济学中至今仍基本上处于黑箱状态。第二，还原论。新古典经济学遵循经典科学之方法，把复杂的经济整体还原为部分之和，以致于长期以来，新古典经济学不存在一个宏观经济分析结构。凯恩斯革命之后，新古典主义通过形式化处理凯恩斯宏观分析之方法，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但却丢弃了凯恩斯革命的精髓，以致于许多经济学家提出重建凯恩斯宏观分析的微观基础。这种还原论的另一突出特征是排斥对非线性和报酬递增的研究，从而不能对部分与整体之间的交互作用给予更深刻的说明，它不仅使肯德里克等在进行国民经济核算时产生了生产要素无法说明的“余值”，而且也无法解释非线性正反馈与金融危机之关系等问题。第三，决定论哲学观。新古典综合派形成的一个重大后果是丢掉了凯恩斯关于风险、不确定性与预期这些革命性的思想。这种理论结构通过给定参数的结构（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通过系统各部分之间可描述的关系，排除了随机和偶然因素，以一种决定论的框架对有机的经济过程加以处理。

    新古典经济学上述理论结构，按照mirowsk的说法，是19世纪经典物理学给其打上的出生胎记。18世纪法国的拉普拉斯把这种机械决定论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信条是，只要给出足够的信息，我们就能预先确定宇宙中每个质点在任何时间的位置，这就是科学史上有名的“拉普拉斯决定论”。受经典物理学伟大成就的影响，19世纪初许多社会哲学家开始谈论“社会物理学”，试图把社会科学建立成类似于数学物理学一样精密的科学。这种思潮在科学哲学上的反应就是实证主义，孔德写道，在知识的每一分支上，若要使我们的研究具有实证性，那就必须把它们的范围加以限制，只去研究实际存在的事实，而不必努力去了解这些事实的初始或最终结果。新古典经济学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等假定就是这种科学哲学的反应。从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出，经典物理学的这种影响是无孔不入的，如瓦尔拉写道，“纯经济理论在每一个方面都是一门类似于数学物理的科学”，帕累托也把决定均衡的方程看作是合乎情理的力学方程。即使对马歇尔来说，虽然“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但是由于生物学概念比力学的概念更复杂，所以研究基础的书对力学上的类比性必须给予较大的重视；并常使用‘均衡’这个名词，它含有静态的相似含意”，但他不会想到，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已不知晓经济生物学或演化经济学这些术语了。现在的问题是主流经济学目前仍滞留于力学或机械类比的状态，并通过经济学“帝国主义”向其他社会科学输出这种方法。虽然凯恩斯革命受到量子力学发展的影响，在其理论架构中引入了整体性和不确定性思想，但仍不足以对新古典范式产生根本性的革命，反而被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简化论和机械论思维所同化，因此经济理论的危机势不可免，借用x－效率理论创始人莱本斯坦的话来说，不存在危机也应有危机。

    大量证据清楚地说明现代主流经济学是基于机械类比或隐喻。那么是否通过去掉这种机械类比或干脆拒绝任何类比，经济理论的危机状况就能得到改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所有社会科学都应避免来自自然科学的隐喻，但许多认知科学家和方法论学者认为类比在科学研究中起着重要作用。笔者认为，在归纳、演绎和类比三种方法中，类比是最具创造性的，其原因在于任何科学研究都是以认识论为基础的，类比所起的作用是从其他学科引入新的认识论并与本学科杂交产生创新的重要途径，它不仅有助于当事人从本专业已“锁定”的思维模式中挣脱出来，而且在科学革命期间有助于新范式之内核的形式，这种范式的内核是科学家认识世界的基本信念，自然科学对此也概莫能外。众所周知，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达尔文进化学说的形成中起过重要作用。普利高津自幼对考古学和历史学的浓厚兴趣，促使他勇敢地踏上追寻大自然“时间之箭”的艰苦历程，终于创建非平衡热力学的布鲁塞尔学派，荣获诺贝尔化学奖。正因为如此，本世纪80年代以来，进化论在经济理论的危机中被引入，博尔丁1981年出版了《演化经济学》，尼尔森和温特汇集他们多年研究之成果，于1982年出版了目前已成经典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80年代后期，经过布莱恩·阿瑟和保罗·大卫的努力，报酬递增理论也得到有力的复兴和发展，并很快融入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进入90年代，演化经济学文献激增，1991年《演化经济学》杂志创刊，到目前为止，霍奇逊等已出版了大量演化经济学的著作。演化经济学已成为本世纪末在社会科学中最重要、最激动人心并取得重大进展的学术领域之一。

    二、演化经济学的思想源流

    试图以演化范式研究经济过程在经济学中并不是新的东西，它明确存在于对新古典经济学持不同见解者的著作中，一般认为凡勃伦、熊彼特、马克思和马歇尔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然而，经济学演化范式的最终确立却是本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事情，无疑它是自然科学革命性进展的结果。正如古木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所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所指出的，“自然科学发展出了一些具有进化论意义的复杂系统，它们所提供的概念框架为社会科学展现了一整套连贯的思想，而这套思想与社会科学领域的某些由来已久的观点是非常吻合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不仅重新检验了演化经济学的先驱思想，更使演化范式奠定在更坚实的哲学认识论基础之上，演化经济学已成为有可能替代新古典范式的研究纲领。

    从本质上说，演化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演化的科学，而非新古典研究存在的科学。由于依赖代表性行为者（正常状态）和均衡这两个核心概念，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说明知识、时间和不可逆过程，排除了驱动经济系统的变异（变化）和开放性过程。凡勃伦最早提出演化经济学这一术语，并创立制度学派，演化这一术语随后也被旧制度学派所采用，但凡勃伦的传人未能很好地继承这一传统。凡勃伦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把演化隐喻看作是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和制度变化的基本方法，对新古典范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认为经济学应该抓住演化和变化这个核心主题，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从物理学中所借入的静态和均衡思想。凡勃伦关于制度是生物学基因类比物的观点，是尼尔森和温特所提出的作为选择单位的基因类比物——企业惯例的先驱，但尼尔森和温特却把其进化建模先驱归于熊彼特，并创立“新熊彼特”学派。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把创新看作是经济变化过程的实质，强调了非均衡和质变，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动态演进的过程。借用生物学，他把不断地从内部彻底变革经济结构，不断地毁灭旧产业、创造新产业称作“产业突变”，认为这种创造性毁灭之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事实，这种观点非常类似于生物学中古尔德等“间断均衡”的生物进化理论。熊彼特经济发展的质变可以是渐进的，也可以是非连续的。与马歇尔不同，熊彼特认为，自然界确实能发生飞跃，非连续的质变导致系统形态发生一种格式塔式的（或整体）的转变，在耗散结构理论中我们会发现熊彼特这一思想似曾相识，当然前者更系统和更完备。熊彼特的思想80年代以来已成为技术变迁理论重要的灵感来源，另一影响甚大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关于技术演化的思想深受达尔文的影响，马克思关于技术进步类似于生态系统中物种共同演化及其相互转换的论断显然是进化论的。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曾指出，达尔文进化论构成了他们学说的自然历史之基础。但马克思的制度变迁大纲拒绝达尔文的“渐进”观点，强调了社会制度以革命形式表现的突变，这与达尔文的思想有异，但却与现代生物学关于“突变”和“渐变”是进化形式的框架相一致。马歇尔被看作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之一在于他鼓吹经济学的生物学类比，但由于他认为经济力学是经济生物学的先导，毕生精力用于对新古典的综合，他的梦想未能实现。他强调了时间、报酬递增和不可逆在经济过程中的重要性，然而却试图在均衡框架中加以处理，现在看来是不成功的。总之，从凡勃伦到马歇尔都明确地包含着演化隐喻，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不仅未能形成一个明确的演化框架，而且存在许多不恰当的成份。

    本世纪初以来自然科学革命性的进展到80年代开始成为演化经济学发展的直接动力。这里我们只简要讨论生物学与耗散结构理论的意义。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核心在于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首先，在一个物种的成员间必须存在变异，无论这种变异是盲目的、随机的或有目的的，如果没有这种变异，进化过程将无从谈起。其次，必须存在某种遗传机制，借此后代更像他们的父母而非同一物种其他成员。第三，自然选择对变异和遗传发生作用，导致新物种的形成或旧物种的灭绝。但达尔文当时不了解孟德尔所做的工作，未能提供一个遗传机制的理论，曾考虑是否采用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在拉马克看来，生物对环境的适应产生了变异，这种变异可以遗传给后代。生物学未能为拉马克主义提供例证，但拉马克进化机制在社会科学中得到了应用，许多学者在研究文化基因及其传递上借用了这种隐喻。

    自达尔文以来，生物学取得了巨大进展。新达尔文主义把达尔文理论与孟德尔“基因”理论相结合，对遗传过程给予了说明，核心概念是表型和基因型的区分，表型是指有机体外部特征和形态结构，而基因型是由遗传组织所构成，植根于dna结构中。基因决定了一个物种的个体或物种间的差异，是代际间遗传连续性的根源，表型生活的环境对基因突变进行选择。然而，许多生物学家对此提出了异议，主要的批评是，第一，新达尔文主义把基因看作是选择的唯一单位，仍不能解释新物种形成的机制等问题。与生物简化论相反，一些学者提出了选择是在不同层次上展开的，淘汰过程可以在整个物种水平上发生，而不仅仅发生于对基因型的选择。第二，新物种的形成不仅仅是突变的累积，环境的快速变化是物种形成的主要原因，这就是由古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和尼尔斯·埃尔德里奇提出的“间断平衡”进化理论。他们认为在环境巨变之后，进化速度放慢，一直到生物群体再次面临环境的挑战。上述隐喻在研究社会经济系统演化时，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如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将引起日本经济体制的突变，调整之后，体制演进速度肯定会慢下来。生物学中争论的问题很多，很难说形成了一个统一的生物学理论，这是演化经济学在借用生物学类比时必须加以鉴别的。

   虽然生物学为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动力，但笔者认为物理学的发展，特别是布鲁塞尔学派的耗散结构理论意义更大，这是因为它对人类思想中演化这个统一范式的最终确立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知道，当牛顿经典力学完成其综合之时，就受到了经典热力学和达尔文进化论的挑战。与经典物理学不同，这两种理论或学科都强调了自然演化及时间的重要性，但“时间之箭”的方向却是相反的。整个19世纪人们都陷入了这两种对立方向时间之箭的困惑之中。这个问题经由耗散结构理论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普利高津等对物理规律很少谈及时间、进化和不可逆现象深感惊奇，深信自然界遵循统一的规律，他们从濒于死亡的热力学第二定律入手，挖掘这一定律关于时间和不可逆过程的深刻含义，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从热力学观点来看，耗散结构是指在远离均衡态之下，热力学系统可能出现的一种稳定的有序结构。耗散结构理论的提出，基于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区分。经典热力学研究的是处于或接近均衡的封闭系统，在封闭系统中，如果最初不是处于均衡，热力学第二定律将驱使系统达到以最大可能混乱和随机为特征的均衡态的形成。但如果系统是开放的逐渐远离均衡的，情况就会有所不同。在接近均衡的区域，如果内部和外界引起涨落的因素是线性的，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新的组织结构。相反，如果系统处于外界各种因素的强制作用之下，具有非线性动力机制，系统行为就处于在多重稳定态（分叉）之间进行选择的相变过程，这种新的分叉的增加代表着系统演进的多样性和组织结构趋于复杂。一个非常小的扰动或涨落通过非线性机制有可能导致系统从偶然事件走向必然，使系统从不稳定态走向新的稳定有序状态。系统的发展可以经受突变，系统在分叉点之前的驻留和犹豫，呈现出混沌之特征，因此，约瑟夫·福特说：“进化是具有反馈的混沌”，分叉点区域系统行为的非决定性，表明了大自然所具有的随机性和偶然性，混沌理论把这种因素与系统内在的决定性机制巧妙地结合起来，说明了在秩序和混沌的边缘，大自然创造性演化过程的内在本质。耗散结构是在开放、非均衡条件下，通过非线性、自动催化（正反馈）和系统的涨落而形成的自维生系统。这一理论目前已被社会科学工作者运用于城市和区域发展等许多问题的研究，无疑它对解释中国历史和改革、中日及中俄制度变迁的路径等有非常重要的启示。     三、演化经济学的方法

    在演化经济学中，对演化概念的理解是不一致的，霍奇逊在《经济学与演化——把生活带回经济学》（1993）一书中，对经济学中演化含义进行了分类，参看下表。根据霍奇逊的看法，遗传一词应在它被生物学采用之前的最初含义上所使用，经济社会系统的遗传理论是指对系统各组分之间交互作用的因果解释。个体发生论认为，某个个体的成长是从给定发育可能且不发生变化的基因的展开过程。与此相反，系统发生论认为进化既包括基因库又包括系统组分的变化，演化经济学更多地采用了系统发生论的隐喻。

                            单线路

                  1.发展—|

                            多重线路（马克思、霍布斯）

  

       经济演化—|

连续（斯密、门格尔、瓦尔拉和马歇尔）

                            个体发生论—|

                                         间断（熊彼特）

                  2.遗传—|

                                         社会演进具有终级完美趋势（斯宾塞、哈耶克）

                            系统发生论—|

                                         无终极完善趋势（马尔萨斯和凡勃伦）

演化经济论文篇5

一、引言

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历史短，存在结构不合理、功能不健全、效率不高和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并且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处于转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这与以私有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有较大的不同。本文利用演化经济学的相关理论构建了适合中国股票市场系统的演化模型，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较好的回答希望能对决策部门提供理论指导，以便更好地推动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

二、文献综述

目前来看，将演化经济学理论运用于金融系统的研究较少，国外的研究主要有：Bottazzi，Dosi和Rebesco(2005)使用市场主体模型检验了股票市场的动力特征，结果发现不同的交易制度对投资者行为的影响有很大的差异。寇齐(Coche，1998)利用纳尔逊和温特(1982)的演化模型对股票市场的效率进行了检验，发现股票市场的投资者通过创造新的惯例和模仿其他投资者的惯例来改变行为。何蒙斯(Hommes，2001)把金融市场看做是不同的竞争交易策略存在的演化系统，他发现理性的人通常采取跟随策略，简单的技术交易策略可以在不同价格和理念存在的市场里演化。MikhailAnufriev＆CarsHomes(2009)构建了一个在异质期望规则下的基于市场演化选择机制的个人学习模型，结果表明异质性在个人预测中具有关键作用。

国内少量对金融系统的研究也涉及了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理论，诸如：在一定条件下，金融体系会内生出现，从根本上讲，金融体系的产生与演进是企业家追求利润的结果(曹啸，2006)；金融创新是经济主体自发的博弈结果，具有环境选择性(徐荣贞，2010；林鸿熙，李红刚，2010；高建刚，2009董金玲，2009)。而将演化经济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理论运用于股票市场演化的研究也不多，应尚军，范英，魏一鸣，汪秉宏(2004)用元胞自动机作为复杂系统的研究工具在己有的关于股票市场演化的基本模型基础上建立了基于投资分析的股票市场演化模型；赵永刚(2006)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演化经济学理论研究了股票市场的演化机制；商孟华(2006)解释了股票价格指数变化的动态过程，并提出了演化循环假说和演化定价假说；张维(2006)研究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演化；胡挺(2007)从演化视角重新定义了股市生态，从股市生态演化前提、诱因及其动力机制等方面对其演化机制展开分析；邹琳，马超群，李红权(2008)依据中国股市的现实特征提出了一个新的人工金融市场模型。该模型利用遗传算法来刻画自适应主体Agent的学习规则进化，并且引入了噪声交易者、政策因子、股利动力学模型等因素，使得仿真市场更贴近中国股市。演化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不断发展和成熟，为本文研究股票市场演化提供了理论支持，本文将吸收前辈们做出的相关成果，对股票市场系统演化的模型进行的探讨。

三、演化模型的基本假设

(一)股票市场的所有参与主体都是利益追求者

股票市场的参与主体有：政府(G)主体和市场(M)主体两大类，其中政府主体包括中国证监会(CSRC)、交易所(EXC)和国资委(SASAC)，市场主体主要包括上市公司(LC)、证券公司(SC)、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FC)、其他国有机构投资者(SO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民营机构投资者(POII)、中小投资者(MSI)和金融企业家(FE)。这些参与主体都是利益追求者，都以利益多少决定其行动，且是有限理性的。

(二)股票市场的利益可以计量

股票市场的存在实质上是为所有权的交易提供平台，是一种利益分配的制度安排。利益能计量，股票参与主体才能进行相应的决策。本文中股票市场的利益主要是指资金进入产业的投资收益和市场交易产生的流动性收益。

(三)政府主体和市场主体平分股票市场利益

政府主体是股票市场的制度供给者，市场主体是股票市场的制度需求者，二者利益相等才能实现股票市场制度的均衡，否则会导致股票市场制度的演化。

(四)不考虑制度演化成本

股票市场系统演化涉及政府和市场主体的博弈，博弈过程存在一定的制度演化成本。由于制度演化成本数据难以获得，并且在存在潜规则的情况下制度演化成本难以计量，因此不考虑制度演化成本。

四、演化模型的结构

根据中国股票市场发展历程可知，中国股票市场是在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两手”推动下产生发展的，并且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占据主导地位。市场和政府的这两大内外动力推动了中国股票市场的演化。内在动力机制的背后推动力主要是金融企业家对利润的追求，外在动力机制的背后推动力则是政府对国有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追求。政府和金融企业家的追求经常不一致，因此二者存在讨价还价的博弈过程，它们的反复博弈的结果是股票市场系统的不断演化。政府和市场两大主体都是利益追求者，当二者利益不相等时，股票市场系统就会演化，所以，股票市场系统演化必然存在一个演化均衡模型：(略)。

在股票市场演化的过程中，市场利益(RM)和政府利益(RG)本身也随时间演化。根据演化经济学的理论，经济系统及其变量的演化有路径依赖的特征，可以用马尔科夫链来描述具有路径依赖的演化过程。因此，市场利益(RM)和政府利益(RG)的演化可以用以下模型来描述：（略）。

根据前面对股票市场参与主体的分类，公式(4.2)和(4.3)可扩展为：（略）。

由以上股票市场演化的模型可知：当两者不等时，市场主体和政府主体必然出现新一轮的博弈，在博弈过程中双方将重新分配股票市场利益，直到两者相等，即市场和政府平分利益时，股票市场进入新的演化均衡点。新的演化均衡点的出现，并不一定意味着股票市场利益增长，仅意味着股票市场处于演化的相对稳定状态。实际过程中，影响股票市场利益的因素错综复杂，股票市场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重新分配股票市场利益的新的演化均衡点促使股票市场系统不断处于演化过程中。

五、演化模型的可检验性说明

上述演化模型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股票市场的演化进行了较好的描述和解释，避免了制度经济学对制度演化的静态分析缺陷，要对其实证检验也是可行的。对模型的实证检验的关键是要解决模型中各指标的计量问题。

(一)市场收益(RM)的计量

市场收益包括上市公司(LC)、证券公司(SC)、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FC)、其他国有机构投资者(SOII)、民营机构投资者(PO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中小投资者(MSI)和金融企业家(FE)的收益，主要是投资收益、服务收益和流动性收益。这些收益都容易计量，其中投资收益可以用上市公司的净利润计量，流动性收益可以用股票市场市值的变化额来计量。

(二)政府收益(RG)的计量

政府收益包括中国证监会(CSRC)、国资委(SASAC)和交易所(EXC)的收益，具体包括中国证监会的战略收益、国资委持有的国有股投资收益和流动性收益、交易所的服务净收益。这些收益中中国证监会的战略收益的完全计量有一定的难度，但可以用股票市场的机会收益计量，机会收益可用股票市场提供的融资成本节约和风险损失部分计量。

演化经济论文篇6

[关键词] 自组织循环经济大系统熵

循环经济就在“人口膨胀――需求增长”与“资源消耗增长――环境恶化、承载力下降”这两种相互联结而又尖锐对立的状态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它将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纳入同一个系统中考虑，从大系统演化的角度去考察循环经济的发展问题，力争将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在同一个系统内得到合理解决是当今面临的难题。基于此，本文以自组织方法论和大系统理论为工具，从系统演化的角度这一新视角来研究循环经济的发展问题。

一、循环经济系统与自组织理论的内涵

1.循环经济系统的内涵

循环经济系统就是根据大系统理论，将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三个要素纳入同一个体系中，体系中的各要素之间联系紧密、相互制约、耦合互动的开放性、循环性的综合大系统。它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人类的经济社会系统，使经济社会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建立起一种新形态的经济模式。

2.自组织理论的内涵

20世纪70年代以来,当代自然科学前沿出现了一大批像“耗散结构论”(Dissipative Structure Theory)、“协同学”(Synergetics)、“突变论”(Morphogensis)和“混沌理论”(Chaotic Theory)等这样的新兴学科，它们的研究对象尽管不同，但都具有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它们都是非线性的复杂系统，或是非线性的复杂的自组织形成过程。在这类系统或过程中，颇为引人注目的是自组织形成过程，而自组织理论其实是一个理论群或理论体系，整个自组织理论群包括上面提到的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和混沌理论。因此，就每一个理论而言，事实上都存在一个方法，然而从整体的看，又应该存在一种相互联系各个理论的统一的自组织方法论。

二、基于自组织的循环经济系统演化过程的理论架构

循环经济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大系统，它具有一般系统演化的特征之外，还有自己独特的演化方式和途径。循环经济系统内的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及资源环境子系统除了自身按照客观规律自组织运动外，它们在更高层面上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耦合，在更大层面上自组织运行和演化。在自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循环经济系统的演化过程可作如下剖析，耗散结构理论是解决循环经济系统自组织出现的条件环境问题，协同学基本上是解决循环经济系统自组织的动力学问题，突变论则是研究循环经济系统自组织的途径问题，至于混沌理论，是从时序与空间的角度研究了循环经济系统自组织的图景问题。这样，整个循环经济系统在自组织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演化过程的总体框架。

三、基于自组织的循环经济系统演化过程研究

1.基于耗散结构的循环经济系统发展条件研究

1969年，比利时布鲁塞尔学派领导人普利高津教授在一次“理论物理与生物学”的国际会议上针对非平衡统计物理学的发展而提出了耗散结构理论。由耗散结构理论推知，循环经济系统虽然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并不能说明循环经济系统就可以进行自组织运行，循环经济系统内部及总体不可能从无序的运动状态自发的运动到有序的状态。怎么确定循环经济系统能够自组织运行呢？循环经济能否自组织运行是由熵的原理确定的。关于熵，著名的德国物理学家玻尔兹曼(L.Boltzmann)导出了一个关于熵的统计性公式，即:S=kBInω。

其中ω即热力学几率，kB=1.3×10-23焦耳/度。同时，S=dis+des,dis是由系统内部的不可逆过程产生的，这部分熵变称为熵增，是系统内部自发产生的熵变，永远不会为负值(dis≥0)，内部可逆变化时为零，内部不可逆变化时大于零。而 是由系统与环境之间交换物质、能量引起的，称为熵流，其正、负是由开放系统的性质、条件不同决定的。据上述可知，系统是汲取了环境的负熵（流）而达到自身熵的减少的，在这里“汲取环境的负熵”可理解为是向外界放热，也即形成负熵流。对于循环经济系统这样的“有机体系”来说，要维持其存在，也要从环境中汲取负熵，即要不断的向外界空间输出物质、释放能量和传递信息。同时，系统内部的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环境子系统也要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整个系统的良性循环。

2.基于协同学的循环经济系统演化动力研究

协同学(Synergetic)是由原联邦德国斯图加特大学理论物理学教授哈肯(Herman Haken)创立的，是研究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与外界有物质或能量交换的情况下如何通过自己内部协同作用，自发地出现在时间、空间以及功能上的有序结构的，它是研究系统自身如何保持自组织活力的重要方法。

循环经济系统如何演化的？其动力是如何产生的？其首先基于循环经济系统内部因子的竞争，这里的竞争既有子系统之间的竞争，又有子系统内部因素的竞争，然后由于它们的竞争而产生协同作用，再到循环经济序参量的产生。竞争是系统演化的最活跃的动力。这是因为，系统内部储要素或系统之间的竞争是永存的，它虽然依条件不同可大可小，或强或弱，但由于运动的永恒，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之间的差异就是永恒的，因而它的存在和演化也是永恒的。循环经济系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性实际上是竞争存在的基础，再加上系统储要素或不同系统之间对外部环境和条件的适应与反应不同，获取的物质、能量以及信息的质量也存在差异，因而必定存在竞争。从循环经济系统演化的角度看，这种竞争一方面成就了系统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演化条件，另一方面推动了系统向有序结构的演化。

循环经济系统演化的动力除了来自系统的竞争作用外，还有协同的作用。子系统的竞争使子系统中的某些运动趋势联合起来并加以放大，从而使之占据优势地位，支配循环经济系统整体的演化。同时，由循环经济系统内部子系统的竞争和协同产生了序参量，其既是子系统合作效应的表征和度量，又是系统整体的运动状态的度量。这是因为:一方面是系统内部大量子系统集体运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起着支配或役使系统子系统的作用，主宰着系统整体演化过程。

3.基于突变理论的循环经济系统演化途径研究

突变理论是法国数学家勒内・托姆提出的。突变论方法研究了系统在其演化的可能路径方面所采取的方法论思想。

循环经济系统总体上是由经济子系统、社会子系统和资源环境子系统构成，其演化的途径是由三者演化糅合而成的。由突变论可知，系统的演化路径具有多样性，如果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的突变以及由于两者的耦合作用所导致的环境的突变对循环经济系统良性演化出现有益的局面，则其影响因子的运动方向是循环经济系统演化的方向。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循环经济系统的演化途径是科技进步、社会变革与革命，以及两者共同促成的资源环境的有益于循环经济系统良性循环的逐变和突变。

4.基于混沌理论的循环经济系统的图景研究

混沌理论(Chaotic Theory)也称混沌学，是由美国气象学家洛伦兹(E-Lorenz)最早创立的。

混沌理论应用于循环经济系统是其蝴蝶效应、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依赖和信息增殖三个原理，这三者是有时间顺序的有机整体。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依赖表明，在循环经济系统中如果初始条件哪怕是极其小的差异，通过信息增殖，将导致整个系统在宏观上出现不同的演化过程和演化阶段，也就是出现蝴蝶效应。基于此，为了实现整个循环经济系统的良性循环，在循环经济系统演化出现偏离良性发展的起始阶段，通过措施和反馈机制及时调整它的运行，使整个系统沿着良性方向发展，以免整个系统的逆向恶性演化或崩溃。这些措施和反馈机制不是系统外生的量，而是系统的内生变量，大多是系统中的社会子系统中的国家政策和措施。因此，循环经济系统内的因子好像混沌杂乱，无章无序，但只要我们控制其演化过程中波动的初始条件，在蝴蝶效应的作用下，就会引导循环经济系统向人们预期的方向发展。

演化经济论文篇7

关键词：转型经济学；研究主题；研究范式；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17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9)02－0125－05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普遍出现了困难，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谋求用市场经济来代替传统的计划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普遍的选择。虽然基本目标一致，但各计划经济国家所走过的道路却不尽相同，在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经济绩效更有天壤之别。由此催生了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即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对经济体制的变迁进行动态研究，转型经济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几乎各个经济学流派都对经济转型进行了研究，我国一些学者则力图建立转型经济学独特的理论范式。这些研究取得了很多极富价值的理论成果，并提供了大量的政策建议。但是，一种统一的、被广为接受的转型经济学研究范式还没有形成。这将不利于转型经济学的学科发展。

一、转型经济学研究的主题

在转型经济学的发展和形成过程中，有三个重要概念，即过渡、转轨和转型。与之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就是改革。厘清这几个概念，是理解转型经济学的前提。社会主义国家出于计划经济体制的效率困境而推出的旨在改善计划经济体制运行的改革措施，是转型经济学的源头。国内外学者一般将改革与转轨、转型严格区分开来。如周冰(2004)认为，改革与转型或转轨首先在研究目的和理论定位上不同，改革理论的目标是直接指导改革实践和政策制定，而转型经济学是一种实证的纯理论研究，其目标是对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作出科学的阐释。其次，二者遵循的理论规范不同，改革理论研究的母体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转型经济学从一出现就是以西方经济学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和公共选择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世界银行(1996)指出，转轨涉及到社会和经济各方面深刻、系统性的变化；当改革能够渗透到社会最基本的游戏规则，能够对规范行为和指导组织活动的制度加以改变时，才发生转轨。波兰G・W・科勒德克(2000)认为，改革的焦点是调整与完善现有制度，而转轨是改变制度基础的过程，是由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替代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体制。

过渡、转轨和转型三个概念的核心内涵是一致的，都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但它们各自所突显的重点并不相同(周冰，2007)。“过渡”一方面表明逻辑的起点在计划经济、终点在市场经济这样一个两头明确的状态，而另一方面强调的是一种不稳定的变化过程。转轨也同样暗含了两端明确的意思，但转变的内容更狭窄，即经济调节机制从“计划轨”向“市场轨”转化。而转型强调的是这个变动过程的性质，属于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改变，是从一种体制模式到另一种体制模式的转换，起点虽然还是计划体制，但终点则出现了动态和不确定的特征。目前这三个关键词在很大程度上还被混用着，核心的内涵还没有很大的争论。但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转型是最能准确表达这一研究领域和对象的术语。

靳涛(2005)和周冰(2007)把转型的概念划分成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体制转型或者说是经济转型，指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这是最狭义的转型，也是转型经济学目前关注和研究的重点。第二个层次是社会转型或者说国家转型，是指在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加上政治制度转型。第三个层次是文明的转型，指社会或国家转型再加上文化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这是最广义的转型。显然，经济转型是整个转型研究的核心和基础，而且经济转型本身就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国家和中国的转型实践说明，对于成功的体制转轨而言，政治民主化或改革不是必要的条件，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协调一致的政策措施对转轨更有积极意义(王蕴，2005)。主张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可分的观点实际上还没有理解经济转型的特有规律，将政治制度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起来的分析，可以作为第二个层次转型理论的主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文明的转型，显然不能局限在经济学领域，也不能局限于某种社会科学领域，而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

二、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几种范式

1、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范式

新自由主义学派主要以现代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伦敦学派、弗莱堡学派、新制度学派等为代表，其中，货币主义和新制度学派的影响最大。货币主义主张经济上的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这一工具的核心又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而政府的作用仅在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允许当事人的自愿谈判，不管权利初始界定如何，影响资源配置的外部性都会得到解决。他们的主张集中体现在“华盛顿共识”当中，认为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稳定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

在“休克疗法”指导下的转型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而中国的转型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此，他们又认为，转型取决于各国经济改革中的结构性因素和初始状态，中国的成功不具有普遍意义。如“休克疗法”的倡导人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1994)等人认为，中国是作为一个农业国家开始改革进程的，而前苏联和东欧各国面临的则是经济结构的调整问题，经济结构的调整则很可能引起利益上的巨大冲突。因此，中国渐进式改革的成功主要是特殊的内部条件，或者说是“经济落后”的产物。但是，中国的改革正面临着产权陷阱，改革前景不容乐观。

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所研究的基本对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研究的是市场的运作，而不是研究市场的生成问题。而经济转型本质上是一个制度结构和体制形态的变化问题，这是一个深刻的社会性变革，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式在这里都难以发挥作用。根据他们的理论，计划经济被打破之后，市场体系会迅速发挥作用，但实际上，新体制的建立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2、新凯恩斯主义的范式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继承凯恩斯关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保证市场经济有效运转必要条件的思想，强调转型过程中的政府应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能像

“华盛顿共识”那样做一个最小角色的政府。斯蒂格利茨(1998，1999)系统地论述了“后华盛顿共识”的主张，该共识大大加强了政府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为使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必须采用多样化的工具。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方面，政府的主要工具有控制通货膨胀、治理预算赤字和往来帐户赤字、稳定产量和促进长期增长、审慎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等。在竞争政策方面，主要有促进贸易自由化、在制度建设的基础上促进私有化、确定管理控制机制等。钱颖一(1999)认为，“后华盛顿共识由简单的转轨公式诸如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看法转向关注制度建设，以及分析制度的影响”。文贯中(2001)进一步指出，“后华盛顿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将发展的目标定得更加广泛和长远，并且让政府在经济成长过程中起更加积极的作用”。“后华盛顿共识”把转型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强调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同时也强调竞争的作用，认为私有化只是手段，而不是目标。

与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一样，新凯恩斯主义也不是一个关于市场生成和发展的理论。虽然它强调了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它着重于阐述政府的政策工具，而且依然是基于对市场内在缺陷的认识提出的，没有明确区分转型条件与市场条件下政府功能的实质性不同。德・维拉斯(de Vfies)和本・芳伊(BenFine)(2002)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了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开出的转型方案，即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后华盛顿共识”并不能解决世界的贫困问题，更不能给世界带来繁荣。

3、演化经济学范式

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来自于达尔文主义，其奠基者凡勃伦与现代开拓者纳尔逊、温特都把达尔文主义作为其类比和隐喻的基础。凡勃伦是第一个将“演化经济学”作为专业术语使用的经济学家，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成为演化经济学重要的灵感来源。经济演化思想在奥地利学派那里被广泛应用，经典例子是门格尔有关货币从物物交换经济中有机和自发地演化出来的理论，哈耶克等人则试图为个人自由和自发秩序的合理性提供强有力的论证。现代演化经济学发源于美国，以1981年博尔丁出版的《演化经济学》和1982年纳尔逊、温特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为标志，演化经济学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从动态演化的视角理解社会经济过程，已经成为分析和描述复杂经济现象的重要方法。

在演化经济学家们看来，为解释持久的经济变化过程，生产要素的投入只是必要条件，而充分条件则要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假定前提的变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换言之，它关键取决于“新奇的创生”。新奇的创生是永无休止的经济变化的原因，在演化经济学的框架中它被处理为经济系统内生的。演化经济学把创新放在核心地位，是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基本区别。

2004年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研究报告，他将“北京共识”概括为：“1、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如中国的经济特区)；2、坚决捍卫国家和利益；3、循序渐进，不断精心积聚具有不对称能量的工具(如外汇储备等)”。他明确表示，“北京共识”的灵魂是“创新”和“实验”。贾根良(2006)认为，“北京共识”的精髓与演化经济学的经济政策观之间存在着惊人的联系。基于演化经济学的视角来研究经济转型会发现，一项良好的经济政策制定必然要持有系统观和过程观，前者注重的是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嵌入性，而后者则强调的是时间的建设性作用，包括历史的沉淀、现在的选择、未来的不确定、新奇以及保持变迁的连续性等。在此基础之上，经济政策的演化观必然要坚持最小限度打乱原理、试验性政策学习和质量型经济政策等基本主张。

虽然经济演化理论对转型过程的研究非常有启发意义，但演化经济学范式也并不能成为最佳范式的选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演化经济学对转型过程的研究根本不能揭示转型的本质特征。演化经济学所考察的是经济系统的一个长程的、自发的、渐变的过程，它考察的是这种变化的动力、机制和方向。而转型则是较短时间内整个经济系统结构性的变化，它是急剧发生的。从历史长程来看，这种变化只是“系统演化路径上的分叉或者突变的那一个点”，“转型的结束正是一般意义的制度演化的开始”(周冰，2007)。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力量对比与矛盾冲突，尤其是政府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演化经济学很难对这些关键的力量与矛盾作出细致、深入的考察。从演化范式的政策观来看，它还只是提供了一些制定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

4、制度变迁范式

制度及其结构决定了人们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激励机制，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和经济组织演进的轨迹，历史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就要到制度变迁中去寻找原因。根据热若尔・罗兰的定义，转型是“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因此，用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理论来解释、研究转型过程就成为一种最常见的现象，在这方面的文献数量也最多。制度变迁理论最初是遵循新古典经济学“需求一供给”均衡的分析范式，其后多转向老制度主义的演化分析方法，最近则多用演进博弈论的分析工具。虽然制度变迁理论到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还不能称其为一个独立的范式，但由于这一理论强调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而且对制度变迁的研究正契合于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体制改革的理论需要。因此，制度变迁理论在转型经济研究中也倍受推崇，被认为是非常有效的理论工具。樊纲(1993)最早用成本一收益分析方法，提出两种改革成本并将其用于对两种改革道路的分析。盛洪(1994)则基于制度变迁的成本一收益分析，认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求改革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问题。旧冯涛(1996)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始终贯穿着一条利益诱导、利益补偿、利益替代的战略主线，可以总称为“替代型”的改革战略。杨瑞龙(1998)通过中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分析，提出了“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的理论假说。周业安(2000)提出一个分析中国制度变迁的初步的演进论框架，并认为内部规则的逐步发育和强大的过程，是中国市场化的本质。黄少安(2000)基于对中国经济转型过程的研究，提出制度变迁的三个假说，丰富了制度变迁理论。刘(2004)则将转型方式划分为突变式制度变迁和演进式制度变迁。

在单项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很容易确定制度变迁的主体，从而可以进一步确定制度变迁的成本、收益、动力、阻力等关键性概念。但是，转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变迁。罗兰所谓的“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也并不是单项制度变迁涵盖范围的简单扩大。“转型指的是整体意义上的制度系统的结构和性质的改变，由于这种变化程度的剧烈和显著，以至于使得改变之后

的制度在形态分类的意义上不能再归入原来制度的同一类型，因此才称之为体制转型”(周冰，2007)。简单地用单项制度变迁的理论来解释整体性的制度结构的变迁，不仅难以得到对转型的全面理解，而且很可能会因遗漏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变量而得出片面的结论。

三、转型经济学研究的前景

转型经济学的起点是计划经济，终点是市场经济，中间是转型过程。目前，对于转型经济学两头的研究有充足的范式资源，但对于转型过程，也就是转型经济学的核心研究领域，还没有十分恰当的研究范式和方法。因此，这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最根本的就是还没有对转型的本质进行一致的概括和抽象，众多的理论范式都企图“用一个子集的特征去规定全集的特征”(陈甬军，2000)。“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当前对过渡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分析过于依赖已有的经济学范式。这种不加分析地把已有范式的不同分析性观点组成理论拼盘，对过渡经济学分析问题做出的回答和解释，必然导致逻辑混乱和各种观点之间的逻辑不一致性”(张新，2005)。因此，无论从经济转型层次，还是从国家转型层次，转型理论研究急需一种统一的范式。

国外对转型理论的研究仍然以新古典、新凯恩斯和制度范式为主，热若尔・罗兰的《转型与经济学》是转型经济学的第一部综合性著作。作者应用现代经济学理论工具，阐明了他对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成功和失败的理解。但该书并没有提出转型的一般理论，更没有形成新的分析范式。

国内学者出于对传统政治经济学困境的思考，同时也出于对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性吸收，对于转型经济学抱有极大的热情与期待，希望借此来构建我国的理论经济学，为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贡献。有的学者从我国特殊的转型之路着手，虽然没有提出独立的转型研究范式，但却构造了自成一体的理论框架。如樊纲(1993)指出我国渐进之路的本质是增量改革；林毅夫(1994)从发展战略转变的角度来揭示我国转型的内在逻辑；张军(1997)从价格双轨制人手解释了我国改革的路径和方式；厉以宁(1996)则在发展经济学的框架内纳入转轨的条件，提出了转型发展理论；周振华(1997)则以体制转型为约束条件，研究了狭义的发展问题；胡家勇(2003)则认为，转型的实质是政府转型，从政府改革、建立有效政府的角度研究了转型。

演化经济论文篇8

语言是演化的，其演化的总体趋势适应于交易成本的节约；语言演化的内容表现为语言新生、语言变异、语言简化以及语种的消亡。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语言演化的动力机制，可以发现语言演化有明显的地理依赖特征，地理禀赋作用于市场分割、运输成本以及人口流动进而影响语言演化的速度；现代科技进步尤其互联网的发展衍生网络流行语：约定俗成抑或消亡；语言的内部规则主要体现“省力法则”，是影响语言演化的内生变量；权威主义的构建应该是语言演化进程中的某一驻点，不影响语言演化的总体趋势与特征。寻找语言演化的动力机制，能发现某些语言的亲缘性并理清人口迁移的路径，为研究人类起源提供启示，更主要的可以服务于国家的语言战略。

关键词：

语言演化；经济发展；地理禀赋；互联网；交易成本

纵观人类语言发展史，语言文字始终处于动态的演变之中。从腓尼基字母到希腊字母再发展演变到拉丁文字；从甲骨文发展到如今通用的简化汉字，都经历了较长时期语言变异的过程。期间有的语言可能已经消亡，有的语言新生，有的语言变体。从横向来看，即使印欧语系中的英语也存在美式英语与英式英语的区别。语言文字发展史告诉我们语言具有演化特征，这一命题已得到语言学界的普遍认可①。尤其鲁宾斯坦在其经典著作《经济学与语言》中认为“经济学试图将社会秩序解释为从某些函数的最优化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常规性：这一点对语言也是适用的。”他试图用演化博弈的方法研究语言演化，“语言被认为是一种行为现象，而且如果它不能服务于人们的需求，那么演化力量将会发生作用，以改进其功能。”②值得一提的是，鲁宾斯坦在其著作中也介绍了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曾论述交易演化与语言存在的关系③；哈耶克也是语言演化论者，他用自发秩序原理论述法治演化时类比了语言，认为“与语言、货币或者大多数社会生活赖以存在的和机构常规惯例一样，法律机关当然也不是由一位智者发明出来的。”④可见语言演化的问题较早就被经济学家关注。经济学者研究语言演化，主要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如成本与收益分析和计量经济学的工具研究导致语言演化的外部因素，即语言演化的动力机制，剖析语言演化所引致的经济效果。其研究的主要目的可以为人类起源提供启示。寻找语言演化的历史轨迹也能发现某些语言的亲缘性以及理清人口迁移的路径，这也是语言经济学研究纲领之一。

一、经济发展无疑是语言演化的重要动力机制

语言演化的首要动力机制应该是经济发展。这是因为：首先，从微观上讲，语言具有资源属性和价值属性，资源追逐利润的经济学原理决定了理性人学习通用语言以求提升人力资本，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获得更高的交际收益。如此，减少本民族语言使用时间，增加通用语言的学习时间，可能会导致本民族语言的弱化甚至消亡。世界上有七千多种语言，实际上只有十几种语言被广泛使用。从宏观上看，经济发展促进了国际以及区域贸易的广度与深度，而贸易是一种互动行为，作为互动行为的常规工具就是语言。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客观上需要使用通用语言，因此增加了通用语言的吸引力。此外，频繁的贸易增加了语言接触，很容易促进语言融合和语言借用，所谓“洋泾浜”现象就是这种语言融合的结果。其次，经济发展与强势是提高语言通用度的重要原因。英语的强势以及高通用度就与英美国家的经济强势有较强的相关性，这种高通用度的语言深受个人的青睐，成为当前二语选择与习得的最主要的语言。当然，经济发展未必一定会造成语言强势，但是本民族语言强势往往会与本民族经济强势有关，至少一定历史时期本民族经济是发达的。第三，经济发展推动了语言文化产业的发展。语言产业发达的重要标志是更多的人投资使用某种语言，其投资语言的动力机制主要是该种语言所带来的收益以及学习成本，这和该国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当前英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推动了英语产业的发达，全球GRE等考试培训业足以显示英语的吸引力。英语的全球推广不仅使英语吸收了各民族的语言，增强了英语的生命力，促进了英语演化，还可能会使一些小语种社区的人们放弃本民族语言的使用。直观的数据和实证结果验证了经济发展对语言演化的重要影响。各大洲的语言种类差别较大，欧洲语种最少，非洲语种最多，这与大洲的经济发展差异有关。欧洲平均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其语种较少，与之相反，非洲语种就较多。从实证研究上看，拉奇尔建模论证了学语种语言可以获得高交际收益，导致小语种语言可能被大语种语言同化⑤。德•斯旺的语言Q值模型论证高Q值的语言其吸引力较大，生命力就越强，相反那些低Q值的语言则因为吸引力弱可能在一段时期内消亡⑥。切齐和金论证收益与语言使用的相关性，大语种语言可能会同化小语种语言⑦。经济发展导致语言演化的形式主要有三：第一，经济社会的发展衍生出许多与经济相关的新词汇。例如，近年来伴随着经济发展，汉语出现了较多的新词汇，比如“科学发展观”、“新常态”、“一带一路”、“绿色GDP”等等。这些新词汇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恰恰新词汇的“所指”体现了语言经济原则，即用较少的词汇表达更多的内容：“科学发展观”体现了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要义；“一带一路”则用较少的词汇表达了区域贸易一体化的丰富政策内涵；等等。当然，经济发展是衍生新词汇的动力，反过来，新词汇也表征了经济发展的趋势与动力。第二，经济发展与贸易往来提高了交际的频率，促进了语言的接触与融合，有些词汇约定俗成，形成新词汇。比如英语借用了许多汉语词汇：LaoZi（老子）、lianghui（两会）；汉语中也吸收许多英语词汇如“T恤”就是此例。词汇的交叉借用不仅没有降低该语言的纯洁度，反而提高了该语言的通用度，增强了该语言的生命力。第三，经济发展导致语言趋同与语言简化。语言简化其内在的动力仍然是经济的因素，比如口语的简化正是省力省时的表现，而繁体字演变为简化字正是适应于降低文盲率，提高人力资本的需要。经济发展与语言演化都是动态的过程，经济发展影响语言演化往往是不同步的，可能存在时滞，但并没有否定两者的相关性。认识经济发展是语言演化的重要动力机制，语言演化是一种自觉行为，因此不应该对语言消亡过分忧虑，也没有必要保持语言绝对纯洁度而否认语言的变异。

二、地理禀赋与语言演化趋势

地理禀赋主要包括地理面积、地形因素、地理距离以及气候条件。地理禀赋是影响语言演化与分布的重要因素，并形成新的学科分支地理语言学。世界语系以及我国各方言的划分主要是根据地理区位来划分的，足可以说明地理禀赋影响语言演化的权重。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地理禀赋影响语言演化的传导机制是交易成本的扩大与节约。地理面积越大，地形越复杂，交通越不发达，气候越恶劣，很可能造成市场的分割、运输成本的增大以及人口迁徙的障碍，较容易演变成语言的多样性。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亚洲土地面积较大，其语种绝对数量也最多。相反，欧洲面积较小，其语种绝对数量就较少，见下表。值得说明的是，虽然大洋洲面积较小，但是其语言种类最多，这与其地形条件有较大的相关性：大洋洲包含众多的岛屿，互动中存在着更高的运输成本。就单个国家来说，岛国的语种数量和语言多样化指数偏高⑧，比如印度尼西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领土大部分是由岛屿构成，其地形因素决定了本国语言多样化的情形。从语言地图看出这两个国家的语种绝对数量分别约为710、830；语言多样化指数分别约为0.8、0.99。另外，北美洲洲际面积较大，但语种较少，这与其较高的经济水平有关。因此，以上反常态事例不仅没有否定命题，更有力地验证了命题的正确性。再比如我国南北方言演化存在差异与不平衡性，这种不平衡性可能与地形有关。北方平原居多，各种方言虽有音调差异，但是不影响交际；而南方地形复杂，即使同一县域内也存在难以交际的方言。地理距离也是影响语言演化的重要因素。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地理距离影响语言演化的理论传导机制是交易成本的扩大与节约。例如，世界语言谱系树就是根据区域来划分的，具有空间上的连续性，邻国往往被纳入同一语系之内。再比如，邻国的语言基本上相似：瑞典语、挪威语以及丹麦语就可以互通；许多日本人也能认识汉字。地理距离越近，明显地缩小了交易成本，两国的交际频率就越高，就越能促进语言的融合。地理禀赋影响语言演化还有其他系列观点，如有学者研究，在地理上孤立的人口族群会因遗传漂变（geneticdrift）而丧失基因多样性，但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相对孤立的语言的音位丰富性高于有许多“邻居”的语言。综上，语言演化有明显的地理依赖特征，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地理禀赋影响市场的统一性以及交易成本，从而影响语言演化的趋势与速率。一般来说，地理禀赋是客观的，但是地理禀赋作为影响语言演化的客观因素会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而逐渐弱化，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互联网的普及改善了交通设施，促进了人口迁徙，改变了人们的交际方式，从而促进了语言新生和语言融合的多元化。

三、科技进步与互联网发展衍生网络流行语的约定俗成抑或消亡

科技进步促进了经济发展，改善了地理环境，缩小了人们的交际范围，增加了交际频率，或导致大语种语言同化小语种语言，或导致词汇互相借用与融合。但是无论是何种演化结果，都适应于交易成本节约的需要。作为语言演化的动力机制，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有重合的部分，科技本身是第一生产力，是经济发展的源泉。但是科技发展影响语言演化的传导机制可能会广一些，比如可以影响人口迁移，尤其是促进了互联网的发展。因此有必要扩充科技进步与语言演化的相关性。科技进步为人口迁移提供了工具，促进了人口迁移，而人口迁移应该是语言融合的原因。例如，从世界历史上看，科技进步促进了新航路的开辟，导致了美洲大陆的发现与欧洲移民，这就促使英语频繁借用了土著语言印第安语。当今，美国的各州地名以及河流，很多都是以印第安语命名的。科技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语言接触不再局限于人口迁徙，地球真正成为“地球村”。较为发达的通讯方式大大缩小人们之间的物理距离并改善了人们的交际方式，带来了网络流行语。网络流行语的产生以及变迁是21世纪以来语言演化的重要形式。其主要特点表现为：新生性、简洁性、趣味性、不规则性以及口语化。网上交际可能不会过多地强调语法规则，双方了解语义就可以顺利交际，这本身就体现了语言经济原则。正是由于网络语言的简洁与省力特点才具有较高的吸引力。网络语言演化趋势表现为约定俗成抑或消亡，那些较有意义并且“所指”准确的网络语言逐渐为人们接受，约定俗成，形成新语言，比如用阿拉伯数字“88”成为“再见”替代语。有些较为粗俗的网络语言，不能被接受，很快就消亡了。从现实来看，科技进步带来了较为丰富的词汇，如CT、B超等。其中有些词汇中英文夹杂，简洁、生动、所指准确，约定俗成，成为汉语言中的基本词汇；而有些中英文夹杂语言尤其是网络流行语比如“hold”住、你“out”了等，这些网络流行语具有趣味性，但是网络流行语凸显年轻人追逐时尚及调侃的意义可能要大于这种语言本身所表达的含义，因此往往成为年度的流行语，可能不能够约定俗成，很容易消亡。总起来说，科技进步影响语言演化的传导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间接影响。科技进步影响经济发展、地理禀赋与人口迁移，影响互动中的交易成本，从而影响语言演化。第二，直接影响。科技进步带来了工具的更新与升级，因此衍生了许多科技术语，如前文所述的“B超”。此外，科技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互动迅捷化与多样化，产生了网络流行语，并且这种流行语数量越来越丰富，表达越来越简单。通过以上论述表明，科技进步尤其互联网的发展对语言演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其衍生的新词汇反映了时代特征，并具有两种倾向：约定俗成抑或消亡。与此同时，科技进步也会加快语言趋同与趋简的速度。

四、语言经济原则与政府行为

语言演化应该是语言系统要素相互作用而导致的，其演化的特征仍然体现语言经济原则。语言内部规则主要指语言内部结构，按照语言学的定义，语言内部三要素包括语音、语法与词汇。语言的演化应该是三要素的演化，但是演化的速率和形式应该是有差异的，是不平衡的。其中词汇的演化速度最快，也较明显。这是因为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率先衍生或者改变新词汇，正如前文指出，人们在互联网聊天更多地采用新词汇，而不过分苛求语法规则或者语音问题，这本身体现了语言省力与语言节约的经济学道理。以英语中的汉源词汇为例，根据雷小兰、郭晶（2015）的分析，自16世纪中叶以来到21世纪初，汉源词所占英语词汇的比例呈不断递增的趋势⑨。另外，不同语言的演化速率可能与语言的表音性还是表意性有关，我们提出这样的假说：表音性文字其演化速率更快，表意性文字演化速率较慢。综上可以这样认为，无论语言内部要素如何变化，都是沿着这样一种趋势即使用更少的语言表达更多的意义，也就是语言经济原则。按照索绪尔的语言学“能指”与“所指”的术语也可以用于解释语言演化的路径。所谓“能指”就是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反映事物的意义；“能指”具有多元性、任意性，“所指”具有固定性，唯一性。比如英语中的“people”、法语中的“personne”发音不同，但都唯一指向“人”的含义。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能指”意味可选择语言的约束集；“所指”即理性人的目标最大化，那么，在既定的约束集中寻找目标最大化的规划问题解必定是那些易学易懂的语言，这是因为，既然都能达到指向“人”的目标，理性人出于语言习得效率的考虑，必然会选择那些学习成本最小的语言，因此易学易懂的语言将成为语言演化的趋势和方向。经济学家和语言学家对语言内部规则演化问题的研究可谓是殊途同归，如语言学家齐普夫提出了语言省力法则和说话者与听话者的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原理是相同的⑩。姜望祺（2005）对齐普夫的语言省力原则做了较为完整的论述：“Zipf认为，用词经济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讨论：说话人的角度和听话人的角度。从说话人的角度看，用一个词表达所有的意义是最经济的。这样，说话人不需要花费气力去掌握更多的词汇，也不需要考虑如何从一堆词汇中选择一个合适的词。这种‘单一词词汇量’就像木工的一种多用工具，集锯刨钻锤于一身，可以满足多种用途。但是,从听话人角度看,这种‘单一词词汇量’是最费力的。”輯訛輥从经济学意义上讲的“语言省力”即用少量的语言表达更多的意义，以实现效用最大化，但这不是说词汇越少越好，词汇需要满足所指准确，以满足信息传递的效率性。简言之，就是要在听话者与说话者的博弈过程中达到经济均衡，这又与LaurenceHorn的“两原则模式”（听话人省力的Q原则与说话人省力的R原则）不谋而合輰輥訛。如前文所述，语言如哈耶克的“自发秩序”是演化的，但是语言演化的进程中存在着政府构建语言文字的行为。中国历史上就存在某些语言文字是基于权威主义的构建，比如传说中的“仓颉造字”、秦始皇的“书同文”。近代历史上也有新中国规定的《简化字使用方案》。从世界上看，也存在所谓的“世界人工语”。那么，如何理解语言演化进程中的权威主义行为？黄少安、苏剑（2011）把语言分为口头语言和文字两种形式，认为口头语言是演化的，而文字主要是构建的輱訛輥。这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语言演化与构建的矛盾。虽然存在着政府或者其他权威主义的构建行为，但并没有否定语言是演化的这一命题。首先，语言的构建是以演化进程中的本民族语言为依据，并不是主观臆造的。秦始皇的书同文，正是李斯在秦国文字的基础上参照其他六国文字，构建“小篆”作为通用文字。汉字的简化字是根据汉字草书构建的，世界语的形成也是以印欧语系的语言为基础。因此，可以认为，权威主义的构建行为实质上遵循了语言演化规律。当然，政府的构建语言文字的行为本身是为了经济效率的需要，也适应于交易成本的节约，这可能有助于推动语言向更简单、更简洁、易学、易懂方向演化。例如汉字笔顺的制定，有利于速写、省力与美观。其次，如果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理解，那么政府构建行为就是语言演化的外生变量。政府的每次构建都在较短时期改变语言演化的路径，但是从长期来看，语言还是演化的。一旦引入认知进化的因素，演化和构建的不和谐性就会消失，任何建构都是局部和短期均衡的，是长期演化过程中的某一驻点輲訛輥。我们说语言是演化的，是自觉行为，是一种普遍规律，但并不是说在语言演化的进程中尤其小语种消亡面前无所作为。首先，不应该对语言消亡过于忧虑，在尊重语言演化规律的基础上制定适宜的语言保护策略。其次，应该致力于语言推广，提高本民族语言的通用度，增强本民族语言的吸引力。虽然语言推广在短期内不可能提高本民族语言的通用度，但是加快语言推广，可以让外国人更熟悉本民族语言要素中的语法、词汇等特点，从而降低本民族语言的学习成本，提高习得效率。这正反映前文所讲的“能指”与“所指”的经济学内涵，理性人选择学习成本低的语言以使目标达到最大化。当前，世界的通用度最高的语言是英语，但是最初并不是如此，就如汉斯•约阿西姆•施杜里希所言，“在对当今英语进行考察之前，让我们再概略地回顾一下这种语言的发展历史，就和拉丁语一样，英语最初甚至可以说是很不起眼，没有人能预想到她有一天会成为一种世界语言”。輳訛輥英语的通用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英美国家推广英语的制度安排。诸如英美国家语言准入考试，GRE以及托福等，与之相配套的英语语言产业在全球的普及与建立传播了英语，增强了英语语言的吸纳能力与生命力。

五、结语

从经济学的视野研究语言现象与语言行为具有理论基础。从深层次的意义来讲，构建经济模型应该把语言运用效率作为约束条件，甚至有些语言现象本身就应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诸如少数民族语言资源的稀缺性与最大化传承利用的问题，等等，因此，经济学就与语言行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学研究语言现象与语言行为应首先从“语言何以可能”即语言的起源与演化的问题入手，这正是本文研究的主题所在。从经济学的视野研究语言演化，我们认为语言演化的影响因素主要有经济发展、地理禀赋、科技进步、语言内部规则以及政府行为。语言演化的各种动力机制是有区别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语言演化都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影响语言演化，往往存在时滞。另外，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与语言演化是一个互动过程，语言演化也可能促进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輴訛輥。与之不同，地理禀赋是客观的，是静态的，因此地理禀赋影响语言演化应该是单向因果的关系，语言演化有明显的地理依赖特征。政府构建语言文字的行为可能会影响语言演化的路径，但不会改变语言演化的总体趋势，因此，权威主义的构建语言文字的行为与语言演化论是不矛盾的。尽管经济学视野下的语言演化思想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哈耶克等经济学家，但是用经济学的工具剖析语言演化的动力机制应该是一次新鲜且有益的尝试。研究语言演化动力机制扩充并深化了语言经济学纲领，可以辅助语言考古并为研究人类起源以及语言亲缘性提供启示。当然，语言演化属于跨学科的研究，在经济学家与语言学家的话语沟通中应该相互借鉴，以更好地揭开语言这层神秘的面纱。虽然语言学家和经济学家采取不同的方法研究语言演化，但就其政策内涵而言可谓殊途同归，两学科研究的共同目的在于更好地服务国家语言战略，为科学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提高我国汉语言的通用度，促进汉语言推广提供有益的启示。

作者：苏剑 张雷 单位：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 淮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注释：

①黄少安、苏剑：《语言经济学的几个基本命题》，《学术月刊》2011年第9期。

②③鲁宾斯坦：《经济学与语言》，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7、46页。

④朱富强：《三位一体的人类合作之扩展秩序—————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原理之述评》，《北方法学》2008年第9期。

演化经济论文篇9

关键词: 河南; 文化历史; 资源开发; 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 F592.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9-8631(2010)03-0018-02

一、基本概念界定

1. 文化历史资源

文化资源蕴藏在历史文化传统之中,它是历史的沉淀,因而,文化资源都具有历史的特性,历史资源是文化资源的主干,文化历史资源包括了文化资源的绝大多数形态和类型。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和标准出发,对文化资源有不同的定义和分类。为了突出文化资源的历史属性,有的学者直接用文化历史资源的概念等同于文化资源[1]。

文化历史的分类有多种,不同学者的分类不同。有学者按照性质把文化历史资源分为有形文化资源(如历史遗存遗址、特色民居建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古玩、民族民间工艺品等)和无形文化历史资源(如语言文字、民族舞蹈、神话传说、风俗习惯、民族节庆、地方戏曲等);按照内容可把文化历史资源分为历史文化资源、民族文化资源、宗教文化资源、地域文化资源等;从可持续发展角度把文化历史资源划分为可再生和不可再生文化历史资源;从经济开发角度可把文化历史资源划分为可开发和不可开发资源;此外,按照地域不同,文化历史资源可分为世界文化历史资源、民族文化历史资源、地方文化历史资源等。

2. 区域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是一个包括区域经济增长、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社会进步、人们福利提高等在内的的更广泛、更深刻的过程。在区域经济发展诸要素中,文化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历史基础等要素一起,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要素,又以其乘数效应渗透于劳动力、资金、技术、市场等牵动性要素与制度性要素之中,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大驱动力[2]。

区域经济理论中的不平和发展理论、极增长理论和中心都可应用于文化历史资源开发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运用不平衡理论可把地区文化历史资源丰富的相关产业作为主导产业,利用主导产业的关联效应带动区域其他产业和整体经济的发展。运用极增长理论可把文化产业培育称经济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极化和扩散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和其它产业发展。运用中心理论可把文化历史资源的空间聚集区域作为中心,向发展。

二、河南文化历史资源开发促进经济增长

1. 旅游业开发促进经济增长

文化旅游业是文化历史资源产业化开发的重点,是物质文化历史资源开发的主要方式。近年来,河南文化旅游发展迅速,旅游收入稳步增长。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促进了河南经济发展的作用逐步增大。如表河南省旅游的总收入呈递增趋势,由1999年的307.82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352.44亿元,增幅明显不到十年增长三倍之多。旅游收入占GDP比重呈上升趋势,由1999年6.8%上升到2007年的9%。旅游收入对河南GDP增长的贡献也在增加,近年都是10%以上,2006年贡献率达到13.56%。第三产业对旅游的依存度逐步增大,2009年达到29.97%,可见旅游对河南经济的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加且日趋明显,同时促进第三产业发展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

依存度和贡献率是分析旅游业对GDP拉动效果的重要指标。GDP对旅游的依存度是指旅游收入与GDP的比率;旅游业对GDP的贡献率是指旅游收入增加值与GDP增加值的比率[3]。

河南旅游入境人数和外汇收入随时间呈显著递增趋势,河南旅游业的发展起到了创汇的作用。2007年入境河南的游客达到9千万人次,创汇收入3.2亿美元。如图1

2. 文艺表演业、图书、音像影视业开发促进经济增长

文艺演出是非物质文化历史资源开发的主要方式,包括戏剧、舞蹈、武术、曲艺、杂技等。近年来河南文艺演出业不断发展壮大,民间表演艺术团队初具规模有4400多个,年收益达7亿多元,濮阳、郑州、漯河杂技团常年坚持在美国、东南亚演出、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宝丰拥有民间艺术表演团体1400家,年收入达4.1亿。《程英救孤》附意大利、法国演出,《风中少林》赴新加坡演出,少林功夫在拉美演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禅宗少林音乐大典》自2008年3月开演以来,演出240场,门票收入2000多万。《大宋东京华梦》自2008年4月到10月半年就演出200多场,观众11万人次,门票收入800多万。

全省共有图书出版社12家,出版能力居全国前5名,基本形成以党报党刊为主,多门类、多层次、覆盖多领域的出版结构,音像电子出版社4家,互联网出版单位3家,国家动漫基地1个,各类印刷单位6588家。文史类书籍如《中原大典农业典》、《中原文化大典》、《河洛文化》、《河南文化产业蓝皮书》等成绩较好;许多旅游景点刻录成光盘在市场出售或由河南省旅游在各省市推介。

2008年,广播影视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态势。河南省电视台拍摄制作的第一部大型文化纪录片《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引起了强烈反响。电视剧《少林寺传奇》、《王屋山下的传说》作为省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创下较高收视率,节目《梨园春》彰显豫剧的魅力依旧受到好评。

三、河南文化历史资源开发促进就业增加

文化产业是一个综合性产业,包含项目多,可创造的就业机会也多。河南省文化产业快速发展,文化产业产值快速增加,文化就业人员共有127.92万人,比2006年增加4.6万人。其中核心层从业人员30.52万人,增加1.21万人,占全省文化从业人员的23.9%;层从业人员31.92万人,增加1.11万人,占全省文化从业人员的24.9%;相关层共有从业人员65.48万人,增加2.29万人,占全省文化从业人员的51.2%。文化产业的核心层、层、相关层从业人员之比为23.9:24.9:51.2。

文化产业在我国的价值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相对较低,从业人员也相对较少,由图显示河南省文化就业比重偏低,与其他地区还有一定差距。因而要加大河南文化历史资源产业化开发力度,更加促进文化就业。

四、河南文化历史资源开发促进人民与社会发展

文化历史资源开发提高了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的文化福利,关系到农村的改革和发展。近年河南文化基础设施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品逐步提高,文化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有公共图书馆135个,藏书总量1286万册;群众艺术馆24个,文化馆188个,文化站2217个,农村集镇文化中心1423个。坚持开展了文化先进县(市)的创建工作。全省目前已命名16个“全国文化先进县”、15个“全国民间艺术之乡”和25个省级文化先进县、30个省级民间艺术之乡。

开发河南文化历史资源,充分发挥河南地方文化资源优势,加强对外文化宣传和交流工作,让河南优秀文化走向省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不仅可以弘扬河南文化,彰显河南文化历史的魅力,还能提升河南形象,增强河南人民的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1] 张德丽.历史文化资源与当代文化建设闭[J].理论导刊,2002(06).

演化经济论文篇10

关键词：区域发展；创新；演化经济学

一、引言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企业和区域应该按照它们的比较优势进行专业化分工。例如，一个有丰富森林资源的地区应该专业化于木材生产。但是，随着木材生产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会导致失业率上升。除非能够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在这里，一个首要问题是能否创造出与当地丰富的资源禀赋相关的新的就业机会。

在对这一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制定政策过程中，在新古典理论、熊彼特的研究及投入-产出分析之间的交叉地带，出现了以资源为基础的增长和发展理论。对于这一被广泛运用于诸如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理论而言，它对政策制定并没有很大帮助，相反，在研究地区和国家中以资源为基础的增长问题时产生了当的混乱。

本文概括了上述主要理论，并且试图在演化经济学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基于资源的增长和发展理论。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促进增长和发展的资源是知识而非任何自然资源。但是一种自然资源可以作为建立一套复杂的增长能力的起点。这一结论和其它结论可以为制定政策提供新方法。

二、马歇尔的区域发展理论

马歇尔指出：“当一个产业为自己选择了一个地点，它很可能长期待在那儿”。（马歇尔，1949，225）对于这一点，他发展了一个“产业区位”理论。这一理论应当被看作整个增长和发展理论的一个特例。根据这一理论，虽然资源可能是一个产业长期区域化的最初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企业，作为产业竞争力的基础，应当是技巧、相互依赖的企业网络和支持制度的集合。

区域发展理论最重要的部分是，长期竞争力以技巧和能力的演进为基础。对技巧的持续的市场需求刺激了训练的努力。市场也存在对知识进步的需求。在产业区域内，“机器、生产过程和一般商业组织等方面的发明和改进有着被即时讨论的优点。”因此，创新能够迅速传播：“如果一个人开始尝试一个新想法，这个想法会被其他人吸收并且与自己的想法结合起来；并且因此成为更进一步的新思想的来源。” （马歇尔，1949，225）

虽然马歇尔强调在产业区域内辅助产业的出现，但他并没有进一步研究这一主题的细节。区域中企业间复杂的分工模式可以从两方面来研究。首先，可以在给定的劳动分工条件下集中分析系统的功能，这个分析可以通过标准的投入产出分析来做。其次，可以研究这个复杂系统如何生成。这方面研究必须强调企业专业化决策及创新活动的顺序。但是企业的某些专业化和创新会从根本上扰乱企业静态的投入产出过程。这两个方面显示了研究静态结构的经济学家和研究企业家创新（或打破旧结构）的经济学家之间的分裂。但是只专注于静态或动态特征可能妨害对区域发展的真实过程的理解。

三、演化经济学

上述讨论强调了在研究区域化增长和发展的演化过程时，目前的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因此，新演化经济学的两位先驱，尼尔森和温特（尼尔森，温特，1982，19）提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它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之上，“经济演化的文字表达似乎可以自然地转化为一种Markov过程――虽然它可能处于一个相当复杂的状态空间。”在某一个时间点，一个产业演化过程的状态用资本存量和每个企业的行为规则来描述。这种状态被用来决定产业的短期行为及在时间时新的资本存量和每个企业新的行为规则。它是企业行为规则的变动，这种变动表明了一个静态Markov过程的全部演化特征。

典型的尼尔森-温特模型处理生产同质产品的产业中生产技术和行为规则的演化。这个模型描述了在给定当前阶段的产业状态（资本存量和生产能力）时，这个状态在下一阶段会如何演变。首先，当前状态被用于定义在已知市场份额、价格和企业利润的产业中短期内经济演化过程。其次，投资决策被看作是企业扩张其收益能力。第三，企业的创新和模仿过程。企业持续地寻找新的生产技术，或复制其它寡头竞争者的技术。如果他们成功，就会增强竞争力。创新也可以由产业外部引入。如果创新成为主流，就会不断提高集中度，即使模仿和大企业的垄断会抑制集中的速度。

四、演化经济学和区域发展

很明显，需要特别设计一个演化经济学模型以研究区域中企业间的劳动分工问题。为了建立这个模型，我们以尼尔森和温特的企业理论开始。根据这个理论（尼尔森，温特，1982，chs.4-5），每个企业都是以大量互相依赖的惯例和由职工执行的任务为基础。在熊彼特竞争的尼尔森-温特模型中，所有这些组织内的多样性被简化为一个单独演化的生产技术和一组固定的决策参数。但是他们关于企业内部复杂性的文字叙述实际上可以被用来对企业创造市场进行研究，这里的企业被特别看作演化过程的结果。

在企业层次上模型的动态过程可以用一个简化的案例来描述。一个企业拥有一片森林，产品是木料。起初，企业只能雇用全能的工人，但是逐渐，它发展起了越来越复杂的劳动分工，包括伐木工，运输工人，苗圃工人，制造特殊用途的工具，等等。可以说，它的劳动分工的发展象一棵越来越多分枝的树。如果该区域中其它企业也发展同样的劳动分工，很明显有一个正在扩展的市场，推动企业的专业化，以一种更低廉的方式供给产品或者供给产品比森林所有者能够提供的产品质量更高。当企业建立以后，它们可能要寻找区域以外的市场以实现扩张。

通过这个案例，可以充分描述演化模型的运行方式。这个模型说明了一个产业部门经济“迂回”的变动程度，即在不同类型中间产品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之间劳动的垂直分工。虽然这个模型是在尼尔森和温特的传统中发展起来的，但是引入“奥地利经济学”的迂回概念极大扩展了研究议题，包括生产结构创新，中间产品市场的出现及功能，应对上游产品市场的不稳定性的方法，一个上游产业创新效果的传播，迂回程度和整体生产能力的测定。

现在，问题是企业的劳动分工为什么及如何出现。从模型的逻辑和后熊彼特学派的观点两方面，可以认为主要的推动力量是涉及特有产品和生产性活动的创新。因此，一次专业化的原因可能是一种方法的创新（涉及一种中间产品生产的劳动生产力的改进），产品创新（一种特定产品质量的改进）和结构创新。

中间产品市场的创造，发展和消亡过程表明生产的迂回过程的演化并不是一个直线向前的过程。一个已经完成一个重要产品或过程的创新的企业家要判断在一种有重大创新作用的中间产品的生产上专业化是否可行。如果一种专业化相当有利可图，则潜在的购买者被要求给出一个最高价格和所需数量。如果总需求量足够利用企业家的能力并且最终购买者的价格也是合意，那么专业化就会出现，并且产品将以最低价出售。此后，企业家的专业化就是不可逆转的，而且，其它企业可能会进入它的“产业”。企业家（及其伙伴）只能进入次级树。

这里提出的模型只是研究产业动态过程的起点，它完全不同于尼尔森和温特的标准模型。在标准模型中，企业在完全相同的小环境中竞争。但是为了理解完全不同类型的经济行为的长期共存，我们必须突破这种演化模型限制。在我们的模型中，通过引入大量能够被单独创新的不同的生产任务，创造了一个多空间竞争系统，这个系统允许大量行为变量存在。企业能够专业化的原因在于：当一个企业针对它的一个任务进行创新时，它要决定是否在完成这个任务方面专业化。如果它决定专业化，就会以较大规模开发创新。然而企业创新任务的结果作为中间产品，还面临为之创造市场的问题。

五、结论

基于区域资源的增长和发展理论作为对新古典理论的补充已经发挥重要作用。对于许多地区中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产业就业率迅速下降问题，这一理论有助于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考虑是否及如何改进这一问题。马歇尔一派的理论特别强调发展首先是以知识为基础，其次才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他的理论也有助于将研究聚焦于区域化的劳动市场和企业网络。后熊彼特学派的增长极理论和发展锁定理论有助于促进对企业间的联结进行贴近的观察，这种联结可能在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最近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强调在不同产业中决定创新过程的不同的技术范式的作用，它也聚焦于在促进创新方面产品的供给者和使用者之间联结的作用。

对大部分区域发展理论而言，目前的问题是它们很难形式化。随着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这个问题的解决已经变得容易了。本文对理论的进一步及更精确的形式化提出一些方向。区域发展理论的大规模模型还没有完成。但是，在模型化过程中对区域演化理论的系统的重构也会为理论的进一步清晰提供许多帮助。（作者单位：武警警官学院）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