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成本论文十篇

生产成本论文篇1

1.成本控制观念不够超前

很多企业领导者片面认为企业成本管理就是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导致出现产品质量问题也不及时改善，其结果只会使产品失去市场竞争力。因此企业领导层首先要转变这种落后和不科学的管理理念，多去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学会在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资本的有效运转上下功夫。另外，随着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市场经验，不能盲目提高产品的生产数额，现在已经不是计划经济的时代，靠数量取胜根本就行不通。相反会导致产品大量囤积，最后只能低价处理或是舍弃，既浪费了产品资源，又带来不必要的维护费用。

2.没有科学有效的成本控制方法

总体来说，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生产成本控制方法与手段的落后现象，没有跟上科学的脚步和时代的发展。在管理控制过程中，只能看到显现的成本因素，如财务支出和管理维修费。而忽视了具有更大价值的隐性因素，如企业规模的调整和企业文化的塑造等。在需要投入成本的地方吝啬支出，而在完全没必要花费的地方却慷慨投资，这些都是方法上的不到位。现在计算机技术如此先进，成本核算方法也应该借助计算机来提高效率，可有些企业仍旧不思进取，使用陈旧古老的传统方法，无论在速度还是准确度上都跟不上时代。

3.生产成本管理缺乏远见

一个企业要发展的长远，必须具备高瞻远瞩的目光，这就是理论上的战略高度。在企业生产成本控制过程中，也应该有思想上的突破，企业成本控制不是单纯地降低成本，而是要实现企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企业目标与外部市场环境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进而使成本最小化。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以过硬的产品质量和服务来获取长久的竞争力，提高市场份额。

4.企业内部机制的不统一

很多企业一边强调要提高产品质量，一边又要大力缩减成本，而企业现行生产技术又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机制的不完善导致矛盾的出现和问题的产生。企业只有改善内部控制机制，不断加强全体员工的成本控制意识，不断改进生产技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使企业正常运转。

二、生产成本控制的精细化对策

关于如何去提高企业生产成本的内部控制，企业一方面需要学习别人的先进管理经验，从而寻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策略；另一方面要从思想观念上转变，始终依靠市场的调节作用，建立科学的管理机制。

1.善于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为企业自身谋利

当企业自身的管理体制不能创造利润时，要积极学习，善于借鉴，这也是节约脑力成本的措施。生产经营者一般比较注重生产过程中的成本费，因此要对整个制造流程严密监测，在产品生命周期内都进行严格管理，不忽视任何一个环节，无论是对人力资源的选择还是对物流的选择，都始终遵循成本最小的原则，实现产品成本的持续性降低，从而达到成本控制的目的。另外在在技术手段上也要积极引入国外的先进计算机技术，将成本管理的视线在新技术的帮助下延伸到生产过程以外的环节，实现信息的高度共享性，更加利于成本的控制。

2.树立适应市场环境的成本控制观念

首先，企业要有自主创新的意识，才能不断开拓思维，去思考有效控制企业成本的方法和策略。虽然我国企业整体创新能力还不够强，但是国家对企业创新的重视很高，也投入了很多扶持资金，企业应该把握这个机会努力提高自身创新能力，提高竞争优势，在市场竞争者保持领先地位。其次从管理者到普通员工，都要统一思想，具有一套科学的与市场环境完全吻合的现代生产成本控制理念。在成本控制过程中，要有战略高度，把管理理念与企业目标联系在一起，改造原有的机械流程，加强企业内外部与客户的联系，同时协调好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要形成从产品开发阶段到销售阶段都不间断地成本控制流程，减少一切不必要的浪费，及时根据市场情况的新变化作出相应调整，总之就是确保企业的整体优化。不过还不能忽略人的重大作用，企业要用一种关怀和激励并存的手段让员工自觉为企业服务，自觉树立成本控制意识，自觉主动学习和进步，在建立企业文化的同时又极大地促进了企业的发展。

3.在劳动生产率和设备利用率上加以改善

如果光从可见的成本消耗上下功夫，效果毕竟有限，企业应该多角度思考问题，成本的产生可以从一些隐性因素中得到减少。例如提高员工的劳动生产率，就锁堵哪了生产时间，节约了工人的劳动成本，也降低了设备的损耗成本，成本得到了大幅减少。产品的产量增加了，销售额就会增加，那么两者的差额也会拉大，即企业的利润就大大增加。可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一石二鸟，是企业的长久选择。因此企业在改进生产技术上和提高设备利用率上不能马虎，要定期对设备进行检查维护，同时引进一些先进的生产技术，使员工在相同的时间内创造更大的价值。企业的生产成本管理是一项涉及面非常广但拥有多方改善渠道的比较灵活的一项工作，只有结合实际情况，调动各方的力量进行成本控制，才能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三、结语

生产成本论文篇2

上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许多制造企业的制造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全面质量管理、适时制等管理观念的创新。制造企业的成本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产品的生产不再主要依靠人工,而主要依据先进的制造设备,成本不再适用笼统地以单位水平动因来分配,而应按照成本动因来分配。企业为了适应这种环境和成本结构的巨变,提升顾客的满意程度,就必须改善过去看似合理的成本计算方法——传统成本管理。作业成本管理就是在这种环境中产生了,作业成本法是个性化的成本核算方法。但由于作业成本管理从产生至今并未经历较长时间,理论和实际之间仍有着差距,现代企业立足于全局和长远利益,寻找新的效益增长点应该要如何选择,作业成本管理的前景又将如何?

一、导致作业成本管理产生的几个变化因素

1.环境的变化。

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带来的成本结构的巨大变化以及成本重心的严重转移,使传统成本管理不再适合企业。另外,随着技术的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对于产品质量和功能的期望也日益提高,消费行为变得有选择性和挑剔性,产品的质量虽然是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服务以及针对性又成了企业的一项新挑战,传统的“规模经济”,即大批量的生产来满足顾客已经远远不够,对于顾客多样化的需求应该采用顾客化的生产方式,通过对价值链的分析来减少各个环节的非增值作业成本,用全面质量管理来增加企业可取得的“顾客价值”,正是市场需求由统一化向多样化的转变导致企业必须的成本控制观念的转变,管理观念的转变使制造成本转变成了企业成本,顾客成本,更有利于企业分析成本。

对于企业的管理方法,由以前卖方市场导致的生产管理转变成为了现在买方市场形成的营销管理上,企业的管理方法转变的最终目的是要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把各种资源有效的结合起来,促使企业根据有限的资源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建立有效的管理团队和基础架构,满足不断提高的顾客的期望。所以管理方法的不断更新和整合,需要成本管理的转变。

2.成本管理中成本动因的转变。

传统成本法成本的计算对象是企业所生产的各种产品,产量则是产品成本的唯一动因,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全部都追溯到产品成本中去。作业成本法的基础是产品消耗作业,作业消耗资源,生产所产生的费用按其成本动因不同汇集到作业中去,计算作业成本,再按照产品生产消耗的作业量,将其计入产品成本。两者的区别在于长期的变动成本,在传统成本法下大多都被计入固定成本,而在作业成本法下,作业作为其成本动因,是会有所变化的。因此,作业成本法的成本动因由“产品”转为“作业”,不仅克服了传统成本法中严重扭曲成本的缺陷,而且帮助管理者从成本产生的源头入手,目光关注于资源消耗的动因,分析成本发生的前因后果,成本的分配由单一的产品转化为多种动因标准,为管理者提供更为准确的成本信息,另外作业成本法也对所有作业活动进行跟踪反映,这样可以提高成本预测、成本决策、成本计划、成本管理、成本控制,等各个方面的效率和准确性,实现前馈和反馈成本控制相结合,实现一个良好的成本计算和管理系统。

3.成本管理中分析成本的角度发生变化。

传统成本法是将企业的成本分为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制造费用,也是按此来分析成本,而作业成本法是将企业的全部经营按照业务流程的不同分解成为一系列作业,再将总的成本按照这些活动消耗资源的多少分配到这些活动中去。传统成本法是着眼于量,按量把成本分摊到产品中去,不能够有利于企业判断出什么顾客,产品给企业创造价值,什么顾客,产品在侵蚀价值,而作业成本法着眼于流程。例如,某企业采用作业成本法,从产品的研制开发到组织订货,从安排生产到对外销售,以及最后的售后服务等等,这一系列作业的集合,也就是所谓的“作业链”。由于生产消耗了作业,而作业又消耗了资源,作业的转移实质上伴随着价值的转移,最终产品既是全部作业的集合,又是价值量的集合,作业的形成,也就是价值链的形成,作业成本法对作业成本的确认,计量,报告提供了动态连续的信息。正是作业成本法价值链的形成,对企业内跨部门工作的规范计入提供了共同语言,有利于各部门之间了解业务,规划并进行资源管理,考核及提高绩效,使管理者虽业务做到心中有数;对企业中员工,小组有着激励作用,由于他对业务流程有着详细的记录,在此基础上再将作业与绩效考评相结合,使得薪酬系统不仅准确,而且易于管理激励,使管理者对企业激励机制心中有数。

4.企业增长方式及管理目标的转变。

企业的增长方式正由外延增长到内涵增长的剧烈转变,从管理观念上来看,传统成本管理讲求的是降低成本,从管理方法上分析,传统成本管理以事中控制与事后反馈为主,强调对活动的规范和约束,从管理对象上看,它主要是企业的制造成本,而看不到企业的价值链和隐性成本。现在企业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企业立足于全局和长远的利益,寻找企业新的持续的效益增长点,而不是传统成本中所谓的成本节约,对于成本管理方法上,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即成本管理必须要有前瞻性,对于管理对象来说,必须围绕企业的价值链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分析,从开放的竞争市场洞察其变化的成本动因,正是企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使企业不得不转变战略管理方法。

企业管理目标由成本的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转为了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传统成本管理通过最大限度的降低企业各种经营活动的成本来谋求利润的最大化,尽管降低成本对企业来说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但传统成本管理过多的为降低成本而降低成本,而没有很好的把成本管理与竞争的优势联系起来,企业只有通过战略的制定实施形成企业的竞争优势,创造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像新产品的开发与售后服务的完善都能够为企业取得长期竞争的优势,即便短期成本有所提高也是正常的,作业成本管理正是通过立足于企业长期的盈利和竞争优势,而不是短期成本的削减才使企业有了良好的发展机会。

二、作业成本管理在运用中存在的问题

1.我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企业整体的装备水平仍然很落后,高新技术企业的比重还较低,适应作业成本会计应用的制造环境还不具备或不充分。

2.很多中小型企业一贯都应用传统成本管理,对于作业成本管理并不熟悉,而且有的准则只能够规定只可以应用制造成本法,对作业成本的推广造成阻碍作用,而且作业成本管理应该面对着这么多千变万化的企业经营情况,有着更多的适应方法,这样才能使作业成本管理的应用范围进一步扩大。

3.作业成本管理的发展与应用与经济环境、生产环境、会计环境相关,虽然作业成本管理在理论上已经较为成熟,但是我国作业成本法还在介绍和引进阶段,并未有太多的研究。另外作业成本管理的理论和方法要通过企业管理人员、会计人员作用到企业的经营中去,而现状却是管理人员的素质不高,生产管理的范围狭窄、生产控制弱、生产设备组织不合理,总体的会计素质就更成问题,比如由于我国会计人员计算机知识有限,会计电算化并未得到普及,这也属于会计人员的素质问题,正是这些问题影响着作业成本管理在实际中的应用。

4.目前,大多数企业没有先进的管理水平与作业成本法相配合,这样利用作业成本法所计算出来的大量成本信息将很难真正运用于成本分析、作业成本预算、业绩评价指标的制定、产品定价及内部转移定价的制定、顾客及合同的选择等作业分析及作业成本管理中,作业成本法的效果将很难显现出来。

三、推广作业成本的举措

1.加大宣传力度。首先,要介绍清楚传统成本法在新制造环境下所产生的局限性,以及这种局限性对企业的经营决策和企业竞争地位的影响。其次,应介绍清楚作业成本法的先进性、合理性、有效性及科学性,特别是作业分析法在降低成本方面的突破性进展,让作业成本和作业管理的理念得到广泛的认同,为推行作业成本法创造良好的环境。再次,应介绍清楚作业成本法的适用范围。最后,对作业成本法的简易实施法进行介绍。

2.将其更好地与责任会计及全面预算管理相结合。责任会计是适应分权管理的要求,在企业内部建立若干责任单位,对各责任单位权责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规划及业绩考评的内部控制制度。责任会计所建立的“责任中心”与作业成本管理所建立的“作业中心”是相一致的,他们之间是相互促动的,成本动因中除了产量、作业量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外,还有人的一些主观因素的影响,像员工的工作态度,管理意识、员工之间的人际关系、员工对于公司的信赖程度和责任感等等,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比单纯去减少企业成本要更加有效,按照作业设置责任中心,更加易于成本合理的分配,也更加易于区分清楚责任,而对于全面预算管理方法,预算编制的成功在于对未来预测的把握,而对未来预测的把握关键在于历史数据的分析与应用,而随着高科技的发展,新的管理理念的形成,传统成本管理下产生的成本数据并不能代表产品成本的信息,作业成本管理下所创造的按成本动因所计算出来的成本相对能够如是的反映成本构成状况,在此基础上所编制的预算能达到全面预算管理的目标要求,作业成本管理与责任会计、战略规划、全面预算管理方法相伴相生,相互促动。

3.成立咨询组织。作业成本法的应用要结合企业的实际情况,每一个企业的情况不同,遇到的问题也不同。在我国人员素质偏低的情况下,有必要成立咨询组织,依靠专业人士的知识来解决作业成本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生产成本论文篇3

【论文摘要】 本文发现农产品进口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正相关；与农村人口比例负相关。认为中引致进口增加的影响国内农产品生产与供给的因素。对此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论文关键词】 农产品进口 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 农村人口比例 中国农产品贸易在2011年以来一直表现为逆差，从农产品净出口国转变成为农产品净进口国。表明农产品贸易进口增长更为迅速。作为一个存在大量农村人口的农业大国，出于粮食安全性考虑，对农产品贸易中的进口应给予更多的关注。 影响农产品供给的因素主要包括土地规模，农业资本形成和劳动力投入等方面。由于中国人均土地少，土地的供给缺乏弹性，土地规模的变动短期不显著；而农业资本的形成，尤其是农业生产资料成本增加，在农产品收购价格或食品零售价格不变甚至走低的情况下，势必会加大生产成本，降低农业收入，导致生产和供给减少。中国农民的转移基本以农村主要劳力的转移为主，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特点使更薄弱的农业生产满足更少农村人口的需求，从而减少剩余农产品的供给；而城市人口的增加势必引起需求的增加，所以导致国内供给不足。农产品关税以及非关税壁垒的逐渐降低进一步导致对进口粮食的增加。 一、数据与变量 数据样本取自1990年～2005年的年度数据，其中农产品进口总额数据来源于中国海关总署《海关统计年鉴》历年时间数列数据，使用了1990年～2005年中国初级产品进出口贸易数据。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环比指数和农村人口比例数据均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其中：LIM－农产品进口总额自然对数值；LMPIt: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环比指数对数值；LRPPt－农村人口历年比例自然对数值。 二、实证结果及讨论 1.时间序列数据的平稳性检验结果 表1检验结果表明三变量的一阶差分为稳定状态，均为I（1），说明三者之间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2`数据的OLS回归结果 3.回归方程残差平稳性检验。结果表明，农产品进口数量（LIM）、农业生产资料价格（LMPI）与农村人口比例（LRPP）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4`讨论。在观测区间1990年～2005年内，农产品进口额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和农村人口比例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每增长1%，农产品进口额增加2.633%;农村人口比例每减少1%，农产品进口额就增加6.376%。各项检验结果指标均满足。 三、政策建议 1．更多关注农产品的国内市场供给。中国对外贸易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和强大的购买力，但农产品的进口增长不可持续。首先，世界农产品市场总供给长期来看相对稳定，且有一定的限度，所以外部供给存在约束；其次，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在萎缩，同时城市人口迅速增加，促进了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供需缺口将会逐年加大，增大对世界市场的依赖；再次，中国进口需求的增加对世界市场形成冲击影响巨大，必将加强农产品进口国之间的竞争，加深与农产品进口国之间的矛盾。所以，农产品供需问题对中国来说一定是一个国内问题，宜充分利用WTO农业生产补贴政策，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国内供给。 2．探索新的农业支持机制。近年来的农业税减免以及直接补贴政策提高了农民的货币收入和整体福利，但对农业生产的促进作用不明显。在农产品进口增加的情况下积极探索基于农产品生产的支持机制，使支农资金更有效的促进农产品的生产和供给。 3．稳步推进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改革，探索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新模式。现代高效农业需要打破传统的小农经济，实现土地的规模化经营。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人口的不断流出，为土地经营的逐步集中创造了条件。通过土地经营权的合理流转 ，使农村人口减少转变为土地逐渐集中，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进一步缓解农村人口减少对农产品生产的负作用，甚至促进农产品的生产，减少农产品的进口。

生产成本论文篇4

本论文以福建省邵武煤矿为例,通过对煤矿成本与费用等因素分析,探讨煤矿企业可行合理的成本构成,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出发,完善煤矿企业成本核算内容,适应改革和发展形势的要求。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提供参考。 煤矿企业生产成本核算动因 一、成本的经济实质 成本作为一个经济价值的范畴,在市场经济中是客观存在的,加强成本管理,努力降低成本,无论对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还是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效益都是极为重要的,而要做好成本的管理工作,就必须充分认识成本的经济实质。 成本的经济实质是:生产经营过程中不断消耗的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和劳动者为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货币表现,也就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耗费的资金总额。 成本的经济实质决定成本在经济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表现在:(1)成本是划分生产经营耗费和企业纯收入的依据,在一定的销售收入中,成本越低企业纯收入就越多;(2)成本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指标,企业经营管理中各方面工作的业绩,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在成本上反映出来;(3)成本是制定价格的一项重要因素;(4)成本还是企业进行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进行成本核算,提供真实、有用的核算资料,是成本会计的基本任务和中心环节,也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 因此,成本的经济实质也决定了成本会计反映的首要职能,也就是从经济价值补偿的角度出发,反映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发生各种费用的支出,提供实际的成本核算资料。 二、煤矿企业的成本费用支出特点 目前,煤炭行业成本核算是依据1991年能源部制度的成本核算办法,1993年取消了行业会计制度,但是,煤炭成本核算基本框架没有变,还是按照计划经济和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它仅核算煤矿的直接生产成本,导致长期以来煤炭企业成本核算不完整。 (一)通过制造成本来反映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的不足 1.随着矿山开采时间的延续,开采条件在逐步恶化。如开采水平逐年延深,排水、提升系统越来越复杂,地温增高导致通风费用加大等等,使得煤矿企业产量逐年递减,成本却逐年上升。 2.煤炭开采过程中,其作业人员不可避免地受到粉尘的伤害,这一伤害是逐渐的,不可逆转的,这些作业人员的伤害补偿,如果未能在伤害当时进入成本进行核算,将给行业的发展背上沉重的包袱。 3.煤矿职工收入低,绝大多数没有能力购买住房,回原籍安置也比较困难,所以退休后职工留在矿山的不少。煤矿企业多在深山和边远,其所盖的职工住房随着矿井开采的结束将变得一文不值。因此对煤矿职工的老有所养、安居乐业,这一最基本福利待遇,也应进行核算,作为当期费用进入生产成本。 4.煤矿开采属资源性的开发,80年代后煤炭资源取得必须有偿使用,存在前期勘探费用,而我们在进行成本核算时并未计入这一费用。 5.煤矿资源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煤炭资源必将枯竭,因而企业也将报废关闭,企业需要大量资金用于转产和安置人员,因而存在退出成本,而这些成本企业却不能预提。 6.煤矿存在特困群体救助成本。邵武煤矿经过48年的开采,现有离退休人员、内退人员2000多人,另有伤病亡遗属等困难职工多,生活贫困。作为国有企业,我们积极对困难职工展开困难救助活动,给予发放救助金和慰问金,仅靠提取的福利费根本无法解决,而不足部分也没有在当期成本费用中体现,仅近几年,矿上支付春节慰问金平均每年就达100多万元。 7.煤矿企业存在改制成本。煤矿企业要走向市场竞争,但企业背负的历史包袱比较沉重,要卸掉包袱轻装上阵,就必须对担负的社会职能多的矿山学校、矿山医院和矿山公安分局进行剥离,对矿办企业进行改制。仅2011年一年,矿上对相关单位进行资产剥离和改制成本就开销2000多万元。 本论文以福建省邵武煤矿为例,通过对煤矿成本与费用等因素分析,探讨煤矿企业可行合理的成本构成,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出发,完善煤矿企业成本核算内容,适应改革和发展形势的要求。论文频道的管理学论文提供参考。 煤矿企业生产成本核算动因

生产成本论文篇5

一、成本的经济实质

成本作为一个经济价值的范畴,在市场经济中是客观存在的,加强成本管理,努力降低成本,无论对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还是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效益都是极为重要的,而要做好成本的管理工作,就必须充分认识成本的经济实质。

成本的经济实质是:生产经营过程中不断消耗的生产资料转移的价值和劳动者为自己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货币表现,也就是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耗费的资金总额。

成本的经济实质决定成本在经济管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表现在:(1)成本是划分生产经营耗费和企业纯收入的依据,在一定的销售收入中,成本越低企业纯收入就越多;(2)成本是一种综合性的经济指标,企业经营管理中各方面工作的业绩,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在成本上反映出来;(3)成本是制定价格的一项重要因素;(4)成本还是企业进行经营决策的重要依据。进行成本核算,提供真实、有用的核算资料,是成本会计的基本任务和中心环节,也是企业经营管理的基础。

因此,成本的经济实质也决定了成本会计反映的首要职能,也就是从经济价值补偿的角度出发,反映生产经营过程中实际发生各种费用的支出,提供实际的成本核算资料。

二、煤矿企业的成本费用支出特点

目前,煤炭行业成本核算是依据1991年能源部制度的成本核算办法,1993年取消了行业会计制度,但是,煤炭成本核算基本框架没有变,还是按照计划经济和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确定,它仅核算煤矿的直接生产成本,导致长期以来煤炭企业成本核算不完整。

(一)通过制造成本来反映一个企业的经营状况的不足

1.随着矿山开采时间的延续,开采条件在逐步恶化。如开采水平逐年延深,排水、提升系统越来越复杂,地温增高导致通风费用加大等等,使得煤矿企业产量逐年递减,成本却逐年上升。

2.煤炭开采过程中,其作业人员不可避免地受到粉尘的伤害,这一伤害是逐渐的,不可逆转的,这些作业人员的伤害补偿,如果未能在伤害当时进入成本进行核算,将给行业的发展背上沉重的包袱。

3.煤矿职工收入低,绝大多数没有能力购买住房,回原籍安置也比较困难,所以退休后职工留在矿山的不少。煤矿企业多在深山和边远,其所盖的职工住房随着矿井开采的结束将变得一文不值。因此对煤矿职工的老有所养、安居乐业,这一最基本福利待遇,也应进行核算,作为当期费用进入生产成本。

4.煤矿开采属资源性的开发,80年代后煤炭资源取得必须有偿使用,存在前期勘探费用,而我们在进行成本核算时并未计入这一费用。

5.煤矿资源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煤炭资源必将枯竭,因而企业也将报废关闭,企业需要大量资金用于转产和安置人员,因而存在退出成本,而这些成本企业却不能预提。

6.煤矿存在特困群体救助成本。邵武煤矿经过48年的开采,现有离退休人员、内退人员2000多人,另有伤病亡遗属等困难职工多,生活贫困。作为国有企业,我们积极对困难职工展开困难救助活动,给予发放救助金和慰问金,仅靠提取的福利费根本无法解决,而不足部分也没有在当期成本费用中体现,仅近几年,矿上支付春节慰问金平均每年就达100多万元。

7.煤矿企业存在改制成本。煤矿企业要走向市场竞争,但企业背负的历史包袱比较沉重,要卸掉包袱轻装上阵,就必须对担负的社会职能多的矿山学校、矿山医院和矿山公安分局进行剥离,对矿办企业进行改制。仅2004年一年,矿上对相关单位进行资产剥离和改制成本就开销2000多万元。

以上特点是煤矿企业不同于一般的工业企业,按照目前的成本会计核算办法,以上内容有些并没有进入当期成本核算范围,而是直接进入费用,这与会计核算的谨慎性、配比性原则明显是不相符的,不利于行业的科学发展。

邵武煤矿是经过了48年开采历史的老矿,欠职工的历史老账太多,尚有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还在逐项解决,特别是不可避免的、逐渐的、不可逆转的粉尘伤害造成的职业病问题,还有一次性工伤补偿问题等,都在困扰着矿山企业,而这些历史问题,从开矿以来实际就已经形成一种或有负债,而我们所执行的会计制度却未能在吨煤成本中提取这些支出,难以进入当期成本,无法准确体现煤炭生产成本,现在解决这些历史遗留问题支出巨大,费用达8000多万元,企业无法承受。

(二)邵武煤矿在闭坑时发生的具体费用(不考虑闭坑预留费用)

1.邵武煤矿闭坑时(2005年2月)对离退休人员进行“三项补贴”参加保险的共有1800多人,仅支付保险费3400多万元。

2.职业病职工1200多人,约占全省煤炭系统四分之一多,新的《工伤法》出台后,要对以上职业病人员进行一次性补偿,2005年已支出1800多万元。

3.职业病的医疗费问题,仅2005年支付工亡家属的抚恤金为120万元及医疗费150万元。

4.职工福利欠账多,建房成本及房补成本大。煤矿企业绝大多数位于偏僻山区,交通极为不便,早年职工福利建房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随着资源的枯竭,矿井闭坑,这些职工住宅将一文不值,为此企业还将付出职工住房补贴的代价。邵武煤矿虽地处市郊、交通非常便利,但在如此相对优越的地理位置上,2005年支付职工住房补贴900多万元。

5.企业负担的社会费用加大。随着医保政策的出台,矿山离退休人员多,目前国家财政无力承担企业离退休人员的医保费用,而是由企业自己负担,仅我矿为社会负担的离退休人员医保费用就达到1300多万元。

6.人员安置1000多人,支付安置费用达800多万元。

7.离退人员社会化管理费用165万元。

8.环境的恢复费用280万元。

以上这些问题,按《会计法》核算办法都属于当期费用,构成不了企业直接生产成本,而从会计配比性、历史性、可比性原则来说,这些费用应该从企业经营之日起就将要发生的,是构成生产成本的不可缺少的部分,目前煤炭企业成本核算的范围过窄。

三、对煤炭企业成本核算项目构成的设想

正是煤炭企业成本核算的不科学,使得现有的煤炭成本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煤炭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耗费,故提出应增加如下成本核算项目设想:

(一)增加煤炭企业的资源成本,用于分摊取得的采矿权、探矿权、煤田勘探费、资源税及与煤炭资源取得有关的费用。

(二)增加社会福利成本,用于困难救助、困难职工住房支出和矿区医院经费等。医院地处山区,效益不佳,而医院为煤矿职工救死扶伤,每年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维持其生存。

(三)积极争取政策,在吨煤成本中提取一次性伤残补助金。

(四)计提矿井建设基金,过去矿井的基本建设都由国家投资,企业无偿使用国家的探矿权和资源权,目前政府已取消这一政策,全部实施有偿使用,矿井的投资基本上靠企业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解决。矿井的建设投入需要巨额资金,为了使矿井能够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及今后的生产接替,必须按吨煤提取矿井建设基金。

(五)按吨煤预提煤矿企业退出成本,以便支付企业关闭的各项支出和转产安置。

生产成本论文篇6

1.1机械制造的第一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大约是在旧石器时代，在这一阶段当中主要取材于大自然，主要用到的材料是石器和木制品，当然还有一些骨制工具，在第一阶段的后期是主要应用到的是石器，出现了磨制的石器，而且石器的形状也更加合理、成熟化。

1.2机械制造的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在这一阶段当中，人们对石器的选择、磨制、钻孔和切割等细节问题上有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在这个时期，还出现了简单的、成型的机械工具，例如，原纺织机和制陶转轮等等，在这一阶段主要凸显的是人们对生产生活的要求日益增加和对机械制造效率上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一时期代表着机械制造进一步发展。

1.3机械制造的第三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大约是从新石器末期到西周时期，在这一时期，人们已经开始主要借助大自然的力量作为原动力，例如风力和蓄力等等。在农业方面出现了轱辘等这种复合型的机械工具。直到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新的机械制造技术的产生和制造工艺的诞生，也标志着机械制造已经从一个低级阶段逐渐步入了高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熔铸技术也得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机会与平台。

1.4机械制造的第四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大约就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直到当代，在这个阶段，机械制造的发展的重心逐渐从农业到了工业，使用的材料也步入了钢铁材料阶段，从农业方面的生铁材料直到当代的各种复合型钢铁材料的使用，在动力方面也从风力和人力到了大型的船和车的使用，在这个阶段，是机械制造技术的不断成熟阶段。在这个阶段当中人们不断的革新机械方面需要用到的各种技术，例如，在机加工方面和刀具、钻床方面等等，在机加工方面采用了先进的磨削和钻削、车削等等；在钻床方面主要是创新在钻床与主轴之间的联系，当钻头柄部是直柄时，应先将与钻床主轴锥孔莫氏锥度号数相同的钻夹头装进主轴体内，再将钻头装在钻夹头内以及当钻头柄部是锥柄时，如果钻头锥柄莫氏度号数与钻床主轴锥孔莫氏锥度号数相同，可直接将钻头锥柄装入钻床主轴锥孔内。

2.机械制造业的重要性

2.1机械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

对于一个国家来讲，工业是国民经济的命脉，没有好的机械制造业就没有好的工业，没有好的工业就没有好的国防，没有好的国防人们的张月坤李经君河北优抚医院生命财产安全就不会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人们不受到好的保护，一个国家就很难进步，这就无法推动一个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

2.2机械制造业是市场竞争要素的统一体

现如今，市场竞争的核心是如何提高生产效率。随着全球化得发展，生产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经济全球化。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对此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那么发展中国家将会与发达国家的机械制造技术的差距不断地扩大，为了适应社会的快节奏的经济技术的发展，发展中国家就要不断地创新、革新机械制造技术，以此来为自己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机械制造业的发展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持，需要先进的技术的拥有，比如在机床和工艺制造和刀具等等方面的改进。

2.3机械制造业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的物质衡量标准

机械制造技术是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物，是社会生产力不断转化的载体，也是社会不断成熟的重要标志，机械工业的发展不断地作为社会新的技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水平的需求，不断地给人们带来方便生活与工作的新的机器，满足着人们的各种合理的需要，这是社会发展水平的物质衡量标准之一。

3.机械制造效率提高的具体方法与途径

3.1在加工工艺方面不断地革新机械制造的技术

不断吸取世界先进的机械生产技术，耐心的听相关人员的讲解，去领悟国外先进技术的精湛的地方所在，然后在根据国情和具体的实际的需要去创新应有的技术，只有技术的提高才能保障机械制造效率的不断提高，这是前提保障。在加工工艺方面要多使用专业性人才，让他们的积累更多的实践性经验，要注意在机械的工序、安装、工位、工部等方面的改进，在加工工艺的实践的操作当中要工作人员要确定加工的余量，要确定加工余量的方法，比如是计算法和经验估计法和查表修正法等等。

3.2要有创新精神

创新是技术发展的根本需要，古人根据自己的需求不断地创新技术，减轻自己的负担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就是最好的实例，因为古人对机械制造的创新，所以机械制造才会如此快速的发展，以至于到现在的经久不衰。为了能够更好的发挥创新精神，应该从机械的多方面入手，比如说是从焊接方面，焊接被大多数人认为是一种技艺而非技术方面的工作，传统的焊接方法主要是依靠人力的熟练的技术程度，但是随着当今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工作人员要不断地创新焊接的方式，找到更加科学而简便的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在焊接的过程当中要掌握好火力和电力的使用。

3.3要定期检查机械制造的机器的设备

机械制造设备是提高机械制造效率的最基本的因素。设备的健全是保证机械制造效率的，检查设备是为了避免在机械制造的时候出现不必要的事故，定期检查是防患于未然，从而降低机械制造的效率，影响制造的全部进程。

4.结语

生产成本论文篇7

如何提升生产企业物流成本管理水平 内容摘要:物流成本管理是 企业 物流管理的核心,企业通过对物流成本的有效管理,可以有效推动物流合理化进程,提高企业的 经济 效益。当前,我国生产企业物流成本管理水平低下,物流成本较高,需要采取措施加以改进。 关键词:物流成本 物流成本管理 对策措施 随着 现代 物流的迅速 发展 ,物流管理日益渗透到企业各项管理之中。物流成本管理是生产企业物流管理的核心部分。企业通过对物流成本的有效把握,利用物流要素之间的效益背反关系, 科学 、合理地组织物流活动,加强对物流活动过程中费用支出的有效控制,降低物流活动中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从而达到降低物流总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 社会 效益的目的。 生产企业物流成本管理现状 生产企业物流成本是指企业在进行供应、生产、销售、回收等过程中所发生的运输、包装、保管、输送、回收方面的成本。与流通企业相比,生产企业的物流成本大都体现在所生产的产品成本之中,具有与产品成本的不可分割性。 西方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管理研发经历了了解物流成本实际状况、物流成本核算、物流成本管理、物流收益评估、物流盈亏 分析 五个阶段。在生产企业的物流成本管理实践中,达到物流成本管理第四阶段水平的企业不多,多数企业的物流成本管理水平还都处于第三阶段。 在我国,生产企业对物流成本的构成已经有了一定的理解,并确认了最需要展开的功能成本分析和动态的成本 计算 能力。但是由于我国 工业 化总体水平较低,许多 会计 核算 方法 成为解决物流成本 问题 的障碍,对物流过程进行有效的成本管理仍然存在着困难,严重 影响 了工业企业物流合理化及管理水平的提高。货物卸货、搬运、暂存、包装、资讯、准时配送等方面失控,企业物流专业化技术水平不高,物流不合理,物流运作能力低下。 物流管理水平的低下决定了物流成本管理水平较低,组织间交易成本高,物流成本水平居高不下。从物流成本管理经历的五个阶段看,我国企业的物流成本管理大多还处于了解物流成本的实际状况,即对物流活动的重要性提高了认识的第一阶段,只有少部分企业达到了物流成本核算,即了解并解决物流活动中存在的问题的第二阶段(但核算水平很低、了解和解决问题的层次也不深),物流部门落后于生产部门,物流成本管理远远落后于生产管理。 生产企业物流成本管理的主要问题 企业物流成本管理关系到企业成本竞争优势的建立。在我国绝大多数生产企业管理实践中,物流成本衡量的计算体系尚未确立,能明确本企业物流成本在销售额中所占比例的企业少之又少,报表上所反映出来的物流成本仅是向企业外部支付的物流费用,只不过是物流成本的“冰山一角”,因而无法真正了解物流的全部费用,实现物流成本削减也变得十分困难。 (一)现行财会制度和核算方法不利于物流成本管理 日本早稻田大学西泽修教授在 研究 物流成本时指出,现行的财务会计制度和会计核算方法不适合现代物流的费用管理,不能掌握物流费用的实际情况,导致人们对物流费用的了解甚少,存在很大的虚假性。 目前 ,我国企业现有的会计核算制度主要是按照劳动力和产品来分摊企业成本的,企业现行的财务会计制度中没有单独的科目来核算物流成本,企业的“损益表”中没有物流成本的直接记录,因而较难对企业发生的各种物流费用做出准确的计算与分析,无法完整统计物流成本,使企业物流成本管理无从下手。 (二)物流量规模小制约物流成本的降低 我国第三方物流还处于发展初期,第三方物流市场还相当分散,第三方物流企业规模小,多数第三方物流企业重基础设施建设,轻物流信息平台建设,缺乏标准化的运作程序,无法提供整体解决方案,难以大幅度降低物流成本。没有物流业

生产成本论文篇8

关键词：劳动价值按生产要素分配超额剩余价值

作者简介：张伟婧，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99级经济学（基地班）

自建国以来，理论界对劳动价值论及相关新问题的讨论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于是学者们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标准角度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讨论。如何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呢？有的学者坚持劳动价值论，但有的学者却对此产生怀疑，认为传统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按要素分配，便以新的方式提出劳动非价值唯一源泉，而这又涉及到了自马克思时代就开始的多元价值论和一元价值论争论的新问题。鉴此，笔者特撰此文，对这两个新问题存在的几种观点谈些看法。

一、劳动价值论和按生产要素分配

钱伯海教授在《价值创造和按要素分配》①（以下简称钱文，引文皆出于此篇文章）

中，提出了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即认为“要使货币、购买力形成资本和现实生产力，必须实行按资本要素分配”。而此理论依据又是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结论为基础的。

为了说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和资本创造价值即资产阶级的要素价值论是不同的，钱文首先区分了物化劳动和资本：认为物化劳动是生产要素，是社会生产一般。物化劳动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是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文中又指出资本是经营要素，属生产关系方面，是随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不同的。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有不同名称。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不是资本，而是资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物化劳动和资本是有严格区别的”。但是，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处于商品经济阶段，必然都遵循这个规律。只不过在两个社会制度下剩余价值的归属不同，这才是资本在两种社会制度下不同的表现。因此，钱文论证物化劳动和资本的区别的角度有新问题。虽然物化劳动不一定是资本，但在商品经济阶段，资本都是以物化劳动的形式参于生产活动的。因此，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

钱文区分了物化劳动和资本以后，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但前面已经提到，他的物化劳动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因此可以说，其价值分配依据的科学性存在新问题，钱文提出的价值分配的原则也就没有说服力了。但为了探究其按资本要素分配的理论逻辑，我们可暂且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物化劳动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创造价值呢？钱文认为，只有货币购买了物化劳动即“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这些物化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而货币拥有者“从中‘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是合理的，“因此合理合法地取得利润，对剩余价值实行按资分配，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资金）的前提条件”，“否则，投资不给报酬，不按资分配，货币、购买力就不会转化为资本”。是这样吗？既然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货币拥有者购买了物化劳动，他即为物化劳动的人格化，最低限度也可取得物化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钱文中所谓的“‘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怎么可能会没有“报酬”，而要通过按资分配的原则来取得收益呢？可见，此价值分配理论依据并不成立。

在钱文的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按资分配的原则。文中提到了“按资分配形成m,按劳动分配形成v”。假如此处m、v的含义还是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则其分配原则有些新问题，既然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剩余价值，为何物化劳动分得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活劳动却丝毫没有得到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呢？但文中提到“在生产总成果作必要的企业扣除和社会扣除以后，就是按资本（资金）和按劳动分配的数额”，可见此处m、v非其原意。文中认为“从经济技术条件看，资金短缺……会提高按资分配的数额和比例”，则在社会主义社会，应优化两者的分配比例，即“优化按要素分配”。从这里可以看出，钱文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地位看作一样，甚至物化劳动的地位更重要些。这样的看法源自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理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钱文的价值分配理论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为基础，以鼓励投资者的积极性为依据。但经过分析，这样的基础和依据都有新问题存在。

钱文还没有明确提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但有些学者却是明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分配是，劳动者不但享有工资，利润、地租也是劳动者创造的，也应全部归劳动者所有”②。即他们认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而“传统的价值论存在着很大的新问题”③，因此他们提出“三元价值论”来解释现实新问题。

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吗？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是从劳动价值论导出的吗？汤在新教授在《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④（以下简称汤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一文中对此新问题进行了探索。

汤文认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观点并非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也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推演出来的。因为“马克思在猜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按劳分配消费品时，所论述的已是没有商品和价值的社会”。因此，按劳分配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引申出来的，同时，也不能说非劳动收入的不合理性。

这样的解释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对于上述学者们的对“传统的价值论”的理解也进行了反驳。同时，汤文还指出“决定价值这一规定性的条件是，存在着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须性以及这一必然性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只要这个条件不变，价值规定也不会发生变化。”可见，上述学者提出的“三元价值论”有待商榷。

汤文又指出，“各种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价值分配体现的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价值规定……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以实现社会劳动的联系这种关系”。因此，可以说两者反映不同经济关系，属两种经济范畴，是两个不同的新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有明确论述：“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⑤也就是说，价值的分配，归根到底，是由作为生产技术条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作为生产社会条件的社会生产关系及所有制决定的，因此可以说，价值规定并不意味着决定价值分配。

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是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的理论根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各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

展生产力，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因此这样的生产条件要求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抓住精髓，而非表面，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新的发展。

二、价值的形成和生产力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各种先进的生产资料的应有在生产中越来越重

要。那么作为较高生产力的化身的先进设备在价值形成中到底起什么功能呢？

付廷臣先生为了解决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功能，在《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

的功能——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⑥（以下简称付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中引进了“劳动能力量”的概念，认为“劳动能力量是劳动技术水平、劳动的自然时间、劳动者的基质和数量的函数”。对一个人来说，“只要条件一定，劳动能力量也一定”。同时，付文认为决定价值的抽象劳动是劳动能力量，“同一个劳动者使用不同的生产资料，其劳动能力量是不同的”。付文由此得出了结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占据了重要功能。

付文新概念的引入，很能解释现实新问题，有其现实意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只有在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时才能创造价值。付文可谓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发展，但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之嫌。付文中虽然明确地表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起重大功能，但付文又认为技术水平是决定劳动价值量的因素之一，而劳动能力量构成价值，这不也就是说作为体现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吗？但是付文强调生产资料的功能时，将劳动能力量新问题联系起来分析，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钱伯海教授在《科技生产力和劳动价值论》⑦中提出“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物化劳动”，“讲企业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主要是剩余价值，实际就是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即认为一个企业的物化劳动来自其他企业的活劳动，而且全部来自本期的活劳动，因此从社会宏观看，生产资料创造价值正是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成立的理由是有条件的：只有假设各企业只使用劳动对象，才可能找到初始生产单位没有使用生产资料，从而才能把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说成是由社会活劳动创造的，但各企业不可能不使用劳动资料，则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不成立。因此可以说，此文其实也是论证了生产资料创造价值。

钱伯海教授在此文中认为由于物化劳动即先进设备的使用产生了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因此物化劳动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但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创造价值的条件。这就造成了既认为物化劳动是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条件，又认为它创造了超额剩余价值，这显然是有新问题的。那么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来源自何方呢？

唐国增先生在《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⑧（以下简称唐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提出“超额剩余价值恰恰来源于那些没有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力非凡低的个别资本中的劳动”。其理由便是生产力低的企业创造了价值，却在市场上实现了较少的价值。可见其理论前提是先要区分劳动创造和劳动实现，由此推出了生产力高的个别资本实现的价值要多于它本身创造出的价值。但其有关价值的规定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呢？有的学者对价值规定有不同理解，认为“产品只有在交换或市场中才会变成商品，才会有价值”⑨。可见大家对于价值规定有不同的理解。这也就是说，唐文的理论前提是有争议的。

马克思认为超额剩余价值来自企业内部的工人的较高生产率的劳动，这种较高生产率的劳动可以看作是一种加强的劳动，可以引起价值的增加。但随着科技发展，直接生产工人进行的可能是比以前还要简单的劳动。那么怎么解释超额剩余价值呢？许多学者用马克思的整体工人理论来解释这个新问题。杨继国先生在《论知识经济中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⑩（以下简称杨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认为由于科技进步引起的增加的剩余劳动的价值是科学劳动的价值，这种观点是马克思整体工人理论的延伸。

杨文认为，科学劳动是一种创造性智力劳动，其“产品”科学理论被“创新劳动”环节及技术创新部门“免费取用”，而当技术商品物化到先进设备，而先进设备用于生产产品中，其中科学理论的成本始终没有被包括进去。但产品出售时，其中却包含着一直传递下来的但不反映于成本的“理论劳动”的价值。这也就是在一切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超额利润”的真正来源。

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比较合理，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重视科学理论探究。而现阶段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智力性劳动，从而应该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劳动者。而这一思路也符合现实。美国在1980年入到科学探究的资本很多，从而在1990年代享受到了前期投入的成果。但是在近些年，有统计表明，美国在全世界来说，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还是领先的，可是和其自身比，却比1980年代的投入少了很多，也许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和此不无关系。

注释：

①钱伯海，1998：“价值创造和按要素分配”，《经济学动态》第3期。

②③丁建中、解强，1994：“价值形成和分配的基本原理新探——‘三元价值论’及其意义”，《江汉论坛》第8期。

④汤在新，1996：“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

⑥付廷臣，1999：“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功能——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南都学坛》第2期。

⑦钱伯海，1998：“科技生产力和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第2期

⑧唐国增，1994：“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生产成本论文篇9

众所周知，伊格尔顿师从著名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奠基人雷蒙•威廉斯，并且，伊格尔顿的文学理论研究最早是从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理论框架开始的。在长达四十年的文化理论思考与实践中，威廉斯承担了多种多样的角色，如文化批评家、历史学家、媒体写稿人、政治评论家、戏剧理论家等等，然而，最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莫过于他对文化的传统定义的颠覆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命题的解构性诠释，这些成就也对伊格尔顿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流派的理论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威廉斯于1958年出版的《文化与社会：1780-1950》(CultureandSociety:1780-1950)被广泛地视为英国文化理论史长河中一部里程碑式的论著，威廉斯注重阐释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在社会语境即社会的物质条件框架下开启文化研究的新的理论范式，形成了时至今日仍然具有极高理论意义和极强生命力的文化唯物主义。首先，在对文化传统定义的颠覆方面，威廉斯考察了自工业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英国文化批评传统，并指出“文化概念的演变可能是所有语汇之中变化最明显的,也就是说，文化的意义集中表现在由文化而引发的与工业、民主、和阶级相关的问题,与其相关的艺术表现也不例外。文化语义的发展和变化记录了我们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些变化和改变可以提供认识和探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变化本质的示图和有效的手段。”［2］因此，在威廉斯观念中文化的语义演变史就是包含阶级、工业和民主等关键词的社会发展史，对文化的考察必然要在社会语境即社会的物质条件框架下开展。威廉斯认为“文化观念的历史是我们在思想上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的变迁所做出的反应的记录……文化观念是针对我们共同生活的环境中一个普遍而且是主要的改变而产生的一种普遍反应”。［3］由此可以看出，威廉斯认为在对文化进行定义时，不能简单地把某种社会文化与某一社会形式简单的对应，因为社会文化与社会形式的关系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一定时期的文化并非简单地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它是社会历史动态发展下形成的。其次，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命题的解构性诠释方面，威廉斯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不是简单的决定于反映的关系，虽然相对于文化而言，生产具有最终的决定性，但是生产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如果把文化简单地当作是上层建筑来界定，则忽视了文化是社会物质生产进程中的一种特殊实践活动这一属性，剥夺了文化生产的物质性。因此，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既承认文化的精神性，又突出了文化的实践性，是一种具有实践—精神二元属性的理论观念。威廉斯对文化与社会的思考和阐释使文化研究走出精英学术圈，更多地触及现实生活中的日常文化现象，进而在社会历史现实这个平台上把作为理想价值的文化和作为日常生活方式的文化融合起来。威廉斯的理论观念不仅开启了文化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新视界，而且也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正是在威廉斯理论观念的引导下，伊格尔顿才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道路。

在《批评与意识形态》一书中，伊格尔顿是这样评述威廉斯理论观念的影响的：“在英国，任何想要逃避威廉斯著作的压力的马克思主义批评都会发现它的著作是严重地残破和削弱。”［4］作为威廉斯的学生，伊格尔顿的文化观处处显露着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的思想痕迹，他把文化看作是一个重新体验和掌控某种经验的过程。伊格尔顿在1967年出版的《莎士比亚与社会》一书就是从威廉斯的理论框架出发的，从书名人们就可以看出，在这部献给威廉斯的学术著作中，伊格尔顿旗帜鲜明地宣示其文化与社会的批评视野。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即使在这部深受威廉斯影响的著作中，伊格尔顿仍然表现出他独特的思想特质。伊格尔顿对威廉斯的理论观点既有占有，又有批判与超越。一方面，伊格尔顿的文化观秉承了威廉斯的思考模式，强调英国从历史的、动态的角度去理解文化与社会的关系，文化是不可能独立于社会物质条件之外的，与社会现实和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有着不可割裂的密切联系，对于文化的考察必然要在社会语境即社会的物质条件框架下开展，因此，无论是在《审美意识形态》、《甜蜜的暴力：悲剧性的概念》等高深的理论作品中，还是在《莎士比亚与社会》、《权力的神话：对勃朗特姐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这样的文学批评实践中，伊格尔顿自始至终都自觉地将文学文本与社会实践相结合，进而突出文化的物质属性，此外，综观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理念，他始终认为无论在哪种具体的社会结构下，都应该倡导一种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平等地享有、参与、创造和控制共同文化；另一方面，纵观伊格尔顿的一系列文学理论著作，如《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等，我们发现伊格尔顿都是在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基础上开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的，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虽然伊格尔顿的文化批评观是从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中不断吸取养分和灵感的，但是伊格尔顿并非完全站在威廉斯的理论框架内思考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在对二者关系的积极思考与探索中，伊格尔顿也发现了威廉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因此，伊格尔顿跳出了威廉斯的理论框架，在一个新的理论视野中审视文化与社会的相互作用，而这个所谓新的理论视野就是在西方理论界具有广泛影响的意识形态理论体系。

二、伊格尔顿意识形态观的理论渊源

一直以来，在伊格尔顿的思想世界中，意识形态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词，众所周知，在伊格尔顿近四十年的文学理论研究中，他积极尝试把意识形态概念引入20世纪西方思想与文化研究历史，从意识形态研究这一独特视角来关注文化理论与文学实践问题，进而以意识形态为核心，在文化批评这个大的视域中构建了关于文本生产的科学，即文学生产理论体系。长久以来，在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意识形态都是备受关注与争论的概念，其内容最为复杂，意义最为含糊，无论其内在的基本含义还是外在的社会功能与意义都是扑朔迷离又难以明确界定的。然而，伊格尔顿在其文学理论研究中，从未放弃对意识形态的梳理，曾专门写就《意识形态引论》试图澄清意识形态的概念。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念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他批判地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葛兰西、阿尔都塞等人的意识形态观念。最早，意识形态的理性概念出现在启蒙主义理想中，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思想家特拉西是第一位把意识形态概念引入西方哲学史的人，对于他来说，意识形态就是关于观念的学说，其核心任务是考察观念的普遍原则及发生规律。之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在欧洲诸国日渐流行，人们对于这个概念的界定和它本身涵盖意义的探讨从未停止。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马克思首创了意识形态的德语词汇，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一系列重要论著中阐述了意识形态概念。在伊格尔顿的老师威廉斯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的意识形态概念主要有三层含义：第一，意识形态是指特定阶级或集团特有的信念体系；第二，意识形态是指各种幻觉的信念体系，尤其是所谓的虚假观念或虚假意识，它们与真知或科学知识形成对照；第三，意识形态就是意义和观念的一般生产过程。［5］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他把意识形态看作一个否定性的概念，在他看来，从本质上说意识形态是编造幻想和遮蔽现实关系的精神力量，是一种虚假意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的阐释深刻影响着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中，伊格尔顿写到：“马克思主义批评是一个更大的理论分析体系中的一部分，这个体系旨在理解意识形态———即人们在各个时代借以体验他们的社会的观念、价值和感情。而某些观念、价值和感情，我们只能从文学中获得。理解意识形态就是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和现在；这种理解有助于我们的解放。”［6］在马克思之后，葛兰西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丰富了其概念，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是“一种在艺术、法律、经济和所有个体的及集体的生活中含蓄地显露出来的世界观”［7］而非错误观念或依附于经济基础的现象，葛兰西的市民社会与文化霸权理论革命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它不仅把意识形态从认识论层面带入到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领域，而且更进一步地把意识形态视为霸权斗争的核心范畴，从而超越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决定论，为我们理解意识形态与政治问题之间的关联提供了理论基础，突出了意识形态的实践功能，使意识形态从认识论层面上升到实践层面。作为阿尔都塞学派成员，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还深受阿尔都塞理论思想的影响。在阿尔都塞早期著作《保卫马克思》中，他指出“意识形态使具有独特逻辑和独特结构的表象（形象、神话、观念或概念）体系，它在特定的社会中历史地存在，并作为历史而起作用……作为表象体系的意识形态之所以与科学不同，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的和社会的职能压倒理论的职能（认识的职能）。”［8］在此，阿尔都塞要强调的是意识形态是社会必不可少的结构要素，是一切社会总体结构的组成部分，他主张意识形态具有现实的社会作用，应该从维持社会运转这一实践职能方面来理解意识形态的内涵。由此可见，在阿尔都塞的理论体系中，他所关注的并非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而是意识形态作为一套信仰机制在社会中怎样发挥其功能和影响的。在意识形态与文学艺术研究的关系方面，在《皮科罗剧团，贝尔多拉西和布莱希特（关于一部唯物主义戏剧的笔记）》一文中，受布莱希特的启发，阿尔都塞开创了从文本与意识形态的离心结构这一视角去考察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关系的新范式，这一理论范式对伊格尔顿这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正是伊格尔顿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在当代西方理论界，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极具争议又异常复杂，因为它往往附着于异彩纷呈的各种哲学与文化思想观念中，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人能把其丰富且复杂的内涵意义提炼成一个单一的定义。在《意识形态引论》一书中，伊格尔顿仔细地梳理了西方思想史上出现过的各种意识形态概念，就这一概念内涵意义的复杂性问题，伊格尔顿指出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家就有多少意识形态理论，由此可以看出，伊格尔顿并未简单地继承某种意识形态理论，而是更加倾向于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由复杂的概念交错而成的文本。在阐释自己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时，伊格尔顿并未从意识形态这一概念自身封闭的理论框架出发，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模式出发，在平衡和利用多种理论概念资源的基础上，对意识形态这一概念重新进行了批判性的阐释。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一书中，伊格尔顿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科学的分析对象”，他指出“意识形态不是一套教义，而是指人们在阶级社会中完成自己角色的方式，即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职能上并因此阻止他们真正的理解整个社会的那些价值、观念和形象。”［9］在此，可以看出阿尔都塞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如意识形态的自发性、经验性与无意识性以及意识形态的主体垂询功能，在伊格尔顿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此外，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伊格尔顿并非简单地占有或继承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观念，在对意识形态的阐释中，伊格尔顿主要贡献在于它发展了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特别突出了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与政治属性。由此可以看出，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久违的阶级概念在伊格尔顿的意识形态观中得以回归，并占据了社会政治运动的核心位置。在《审美意识形态》和《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等一系列著作中，他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即阶级视野下来审视文学艺术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伊格尔顿指出衡量一部作品是否是文学作品的标准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只有能够体现某一社会阶级的种种价值观念和趣味的作品才会被赋予文学作品这一资格，因而，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学这个概念通体浸透着某一特定社会阶级的价值判断，符合社会结构中占据权力主体地位的阶级的价值标准的作品才能被称为文学。换而言之，在形式上，上至阳春白雪的诗歌，下至下里巴人的口述传奇故事只有与权力主体阶级的价值标准一致才能被称为文学，反之亦然。在伊格尔顿的理论体系中，意识形态的阶级性与政治性是紧密相关的。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中》中，伊格尔顿写到：“我希望我已证明，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可不必把文学和意识形态作为两个可以被互相联系起来的独立现象来谈论。文学，就我们所继承的这一词的含义来说，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与种种社会权力问题有着最密切的关系。”［10］之后，他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的情况为例，证明了文学这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首先，伊格尔顿指出，在十八世纪，文学不仅仅体现了占据社会权力主体地位的阶级的某些社会价值，还是严密保卫这些价值的深沟壁垒，又是传播它们的大道通衢，此时，文学包括一整套意识形态机构，如期刊、咖啡馆等等，发挥了巩固社会秩序的作用，既传播了权力主体阶级的价值标准又捍卫了其统治地位，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显而易见。此外，伊格尔顿认为，19世纪后期英国文学研究强势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宗教的衰落。作为意识形态的另外一种载体，宗教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限于深刻的困境，在科学发现与社会变化的双重冲击下，人们对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理性认知逐渐抬头，宗教这一极其有效的意识形态控制方式不再能控制普罗大众的感情和思想，其强势的精神统治地位正处于日渐消亡的危险之中，于是英国文学发展成为一门学科，接替宗教继续承担意识形态这一任务，捍卫社会主体权力阶级的统治地位。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一门学科，英国文学是在技工学院、工人院校中首先成为常设课程的，而非在大学。这表明了，文学的本质即意识形态，它向普罗大众的头脑中灌输着他们在社会中完成自己角色的方式，并把他们束缚在他们的社会角色与职能上，从而阻止他们真正的理解整个社会的价值和观念，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正如斯洛文尼亚精神分析理论家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言，意识形态犹如一个幽灵，它错综复杂、扑朔迷离又时时刻刻缠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思想观念中。在伊格尔顿意识形态观建构过程中，马克思、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的理论观念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影响，在梳理西方理论界众多理论家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基础上，伊格尔顿批判性地阐述了自己对意识形态的理解，并围绕意识形态这一核心概念建立起了文学生产理论体系。

三、伊格尔顿文学生产观的理论渊源

除文化批评与意识形态，生产是伊格尔顿文学理论体系的第三个关键词，而伊格尔顿的文学生产观很大程度上受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的影响。在人类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马克思开创了艺术生产美学思想，在他的众多追随者中，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则被众学者视为艺术生产理论的创始人，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思想堡垒———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成员本雅明是在马克思之后第一个深入思考与研究艺术生产思想的理论家。在他的《作为生产者的作家》和《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一系列代表著作中，本雅明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拓展到艺术领域，重点关注艺术活动中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作为生产者的作家》一文中，本雅明指出“艺术像其它形式的生产一样，依赖某些生产技术———某些绘画、出版、演出等等方面的技术。这些技术是艺术生产力的一部分，是艺术生产发展的阶段；它们涉及一整套艺术生产者极其群众之间的社会的关系。”［11］因此，在本雅明看来，与物质生产一样，艺术生产是社会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种有归路可循的特殊生产活动，也因而同其它物质生产一样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制约。在艺术生产流程中，生产者是艺术家，消费者是读者，生产过程即艺术创作过程，消费过程即艺术欣赏过程。此外，本雅明还指出，以现代科学技术为基础的艺术生产技术是艺术生产中最为重要的生产力，并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进一步阐释了艺术的机械复制技术对艺术生产的重要影响。众所周知，传统的艺术作品总是具有特权、距离、稀罕等属性，而机械复制技术消灭了艺术的这些属性，使艺术的从象牙塔内精英文化这一小众领域迅速拓展到大众文化领域，消解了艺术高高在上的神秘性，加速了艺术生产的进程。伊格尔顿是在本雅明艺术生产理论的基础上思考文学问题的，他的文学理论思想处处显露着本雅明的痕迹。在论述什么是文学时，伊格尔顿始终坚持文学的物质实在性，并且认为“我们可以像检查一部机器一样来分析它的活动”。［12］正是文学的物质实在性开启了伊格尔顿对文学文本的生产过程的考察之旅。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伊格尔顿指出“文学可以是一件人工产品，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一种世界观；但同时也是一种制造业……我们可以视文学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社会活动，一种与其它形式并存和有关的社会、经济生产形式。”［13］不难看出，与本雅明一样，伊格尔顿也认为文学生产与其它任何形式的物质生产一样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通过特定的文学生产方式对特定的材料进行加工处理，从而生产出文学作品，在文学作品的生产过程中，作家是主要生产者，作家会使用艺术生产工具把客观材料，如语言、经验、神话、意识形态等，加工成文学作品。因此，文学的生产过程与一般社会产品的生产过程是一致的。

生产成本论文篇10

本文试图以本体论、市场论、媒介论这几个当前艺术生产论最为活跃的方面为重点，对21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在艺术生产论的新拓展做一个讨论。

在进入正式的讨论之前，还有必要对艺术生产论中“生产”之意味略加界定。我们认为，“艺术生产问题”的产生发展，归根到底都和马克思的精神生产学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此种“生产”之意味强调物质生产对人类精神活动的决定性影响，精神活动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与物质生产具有某种同构性，以至于人们能够将精神活动当作物质生产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正是从这个角度说，精神活动才是“生产”的，精神活动就是“精神生产活动”。艺术生产论应当是有特指的，它关切的重心乃是物质生产及外部世界的构造方式对艺术活动的影响。

一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对艺术本体论的阐述基本是在这一经典命题下进行的：物质生产决定精神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特别是艺术生产具有某种“不平衡关系”。当前的艺术生产本体论研究则强调，在一般唯物主义原则的基础上，还需要关注现实人类社会的各种具体问题，需要根据人文学科及其他科学学科的发展，衍生、发展出多种富有时代精神的分析问题的技巧，对现实物质基础的特殊性及其与文艺生产的关系作出有针对性的阐释。

重新阐释艺术生产的唯物论基础，是新世纪以来艺术生产理论的一个重要的工作方面。在这一过程中，西方思想界有关生产问题的讨论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学界结合文化工业理论，消费理论，空间理论、生态理论、意识形态理论、景观理论、场域及文化资本理论、权力话语理论、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海德格尔等对马克思生产理论的批评等等，展开了诸种关于艺术生产基础问题的讨论。这里我们仅选取学界化用消费理论、空间理论所取得的成就略加评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学者们以何种方式、在怎样的层面吸收了国外相关理论的合理内涵，并以之拓宽、夯实艺术生产论的唯物论基础的。

消费理论无疑是近十余年来非常活跃的一种具有本体论意味的理论样式。而在“消费理论”的统一名号之下，事实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论指归。本文不拟针对具体的问题展开分析，我们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中国学界会对这一理论投以这么强烈的关注热情呢？ 这十余年来，中国文艺研究界以“消费”为主题的论著简直不可胜数，除了我们下文将要提及的一些著述，戴阿宝的《终结的力量——鲍德里亚前期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刘旭光的《作为社会存在的艺术作品——马克思艺术生产观念再思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刘士林的《都市文化研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等等也都是值得重视的理论成果。需要指出的是，哲学、社会学或其他一些学科在谈论“消费”的话题时，相当多的研究成果也涉及了艺术生产的本体论问题。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消费理论”某种意义上就是以审美为本体的社会理论。按照鲍德里亚的观点，商品的符号化及其符号化的社会运作过程乃是当代社会进入“消费社会”的前提条件，而这显然与艺术品的生产过程具有同构性。这些成果同样值得引起我们的重视。他们又从中汲取了怎样的思想营养呢？

尽管研究者考察问题的角度、立场大有差别，但他们对消费问题的高度关注在很多场合中实际包孕着对传统唯物主义思维定式的一种反省或曰越界式的扩容意识。过去在谈到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时，人们较多强调的是马克思的生产决定论，即生产是一个决定性的范畴，它规定了交换、分配与消费的具体型态。 可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0页。而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则，人们自然地进而推论：生产劳动生产了人类社会，它其实便生产了人类存在，生产了意义本身。这样，生产范畴在对整个人类的实践活动包括精神活动的解释中就居于一种支配性地位。人们通常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的名言：“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2页。

这种思考问题的方式自有其合理性，尤其在生产水平低下、分配不公、多数人精神文化需要完全受制于物质资源匮乏的时代条件下，对生产行为决定性意义的强调，还更凸显了社会正义的内在逻辑。但消费理论指出，如果物质生产达到了一定水平，亦即进入了“丰裕社会”时代，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模式就会产生相应的变化。至少在经济活动的领域，消费反转过来会取代生产成为决定性的环节，甚至可以得出一个马克思式的消费决定论的表达式：“消费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消费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消费在人类的整个实践活动中居于一种支配性地位。

且不论消费理论对当前社会本质的提撕是否完全切中肯綮，只要这种理论对当前社会文化的概括尚有部分合理之处，人们显然就有必要重新思考艺术价值的本源问题。传统艺术生产论在对艺术性质及价值本体的论断背后乃是生产决定论。但如果消费能够成为艺术价值的基石（之一），那么艺术的价值标准则不可避免地将被修正。正是根据这样的一种洞察，毛崇杰的《艺术生产、消费、价值之本体论整合》（《艺术百家》2010年第2期）试图将生产与消费环节并置为产生文学活动具体内容的决定性基础，以此建构一种“生产—消费—价值”艺术本体论模型。毛文认为，由于生产、消费在处理艺术产品的使用价值及其他价值属性上先天地具有一种立场的分裂（即作为艺术品的审美价值与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裂，这和物质产品的生产、消费过程是根本不同的），因此，现实艺术生产就是多种形式价值分裂的积聚。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一元论的艺术本体观自然也到了终结的时刻。

如果消费成了当代艺术自然的主导价值，它又将对艺术生产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施惟达、樊华的论文《论消费主义时代的精神生产》认为，学术界历来对艺术商品化、消费化负面效果的剖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该文指出，如果借用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分析的理论模式，人们能够认识到在市场化时代，艺术生产具有一种特殊的二重性：“它既是生产商品，也是生产艺术品；艺术产品既担负着商品的功能与效用，也具有意识形态性与审美性；艺术消费既具有商品消费的属性，又是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和创造。” 施惟达、樊华：《论消费主义时代的精神生产》，《文学评论》2006年第3期。这种二重性特征使得艺术生产在市场时代仍然能够保持一种内部的张力，就是说，对市场机制给艺术质量所可能带来的伤害过分担忧，是没有必要的，也不符合艺术发展的实际，艺术虽然是精致的，可也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脆弱。它自有坚韧之处。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消费理论存在着相当多的破绽，它并不足以对传统的生产理论构成根本性的挑战。换言之，马克思主义美学观需要正视此种理论的挑战，但其基本的价值立场、经典的论断无需移易。刘方喜的《“自由时间”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消费时代的新拓展》就指出，尽管资本生产方式表面上生产了大量的“自由时间”，但它并未把“自由时间”“从直接的物质生产中游离出来，而是重新投入进直接的物质生产之中”，因此，“当‘剩余产品被当作剩余资本重新用来增殖价值，重新进入生产过程和价值自行增殖过程’时，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就剥夺了存在于‘自由时间’中的艺术和诗歌等自由的精神生产发展的‘广阔天地’”。③ 刘方喜：《“自由时间”论：马克思主义美学在消费时代的新拓展》，《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这样，消费时代人们的纵情享乐就在更高的强度上，以一种新的表现形式凸显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对抗性”。③

如果说消费理论是就经济基础的构造形态对传统的思维定式提出了某种挑战，那么空间生产理论则是对传统物质生产的观念内涵作了一定的扩展。

空间元素毫无疑问是制约人类生存的最为深刻的物质元素之一，不过，和一般物质元素不同，它很难作为经验对象被直接感知，人们通常通过意识反思和逻辑推论，以间接的手段确认其存在。人们在进行相关问题讨论时候，容易下意识地把空间问题主要当成一种主观意识的问题而不是物质客观的问题来处理——或者，干脆遗忘这一问题本身。 这当然是就大而论。一些思想家如康德、巴赫金等曾就空间问题展开过非常深刻的研究，但应当承认，他们的观点至少在生产理论方面并未激起充分的回应。空间生产理论在人们这种思维定式的缝隙处，捕捉到了问题的关键，它提醒我们：如果要为物质生产增添上空间的元素，我们今天就应该重新思考“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12页。这一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

受到列斐伏尔、德波以及哈维等西方理论家的启发，中国学者近来对空间生产问题予以了高度关注。包亚明、陆杨、汪民安等更努力将空间生产研究的维度引入到文学艺术的领域。他们力图阐明，围绕着物质性的空间元素，人们会生成各种相关于空间的观念与意识形态，而就在此意义上，“空间是带有意图和目的被生产出来的，是一个产品，空间生产就如任何商品生产一样，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空间不是自然性的，而是政治性的，空间乃是各种利益奋然角逐的产物。它是各种历史的、自然的元素浇铸而成的。空间从来不能脱离社会生产和社会实践过程而保有一种自主的地位，事实上，它是社会的产物，‘它真正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 汪民安：《空间生产的政治经济学》，《国外理论动态》2006年第1期。从这个角度说，分析人类各种空间意识的类型（包括各种引申性的、比喻性的关于“空间”的说法），分析研究这些空间意识与外部物质生产、经济生产、社会活动之间关系，就是艺术生产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了。据此，人们才能研究外部空间意识变化所造成的相应的美学观念的变化，或分析讨论诸种文艺表现形式所涉及的空间意识形态等问题。

除了各种基础理论的探讨，还有不少研究者试图将此种理论具体地应用于文艺作品与文艺现象的分析中，在某些人们司空见惯之处挖掘出了新的内涵。像陆扬的《空间何以生产》（《马克思主义美学》2008年第1期）、张德明的《空间叙事、现代性主体和帝国政治——重读〈鲁滨逊漂流记〉》（《外国文学》2007年第2期）等都是较有代表性作品。

空间生产理论并非全无争议。关于“空间”的概念界定及其运用到空间批评的适用范围，当前理论界还有一些含混之处。当然，这种含混由来有自，因为其理论创始人列斐伏尔的论述便有语焉不详、甚或自相矛盾之处。不过，该理论仍有启迪意义，它不但有助于拓宽物质生产概念的研究进路，同时，也能帮助我们更为切实地理解社会存在的嬗变如何内在地影响社会意识的型态（当前勃兴的都市文化研究正说明了学界这一自觉的意识）。

二

艺术生产与市场的关系是艺术生产论的核心问题。在市场体制的时代，市场以其特殊强烈的手段，将艺术活动裹挟进经济生产与物质生产活动中，并以自己的标准和形式，对艺术活动进行规定。通常人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说：艺术活动日益生产化了，艺术活动已成为艺术生产。不能说在过往的时代，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但在市场体制的时代，这种外部物质力量对艺术活动的控制力量特别强大、全面并且手段隐蔽。因此，考察市场机制对艺术活动的制约性关系，成了艺术的生产关系理论建构的主要环节。

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在当前有两个关注点。其一，市场机制与整体的艺术活动有何关系？相关的研究通常具有实证性。其二，市场机制对艺术活动有何影响——就是说，市场时代的艺术是否因为市场机制的高度介入而发生了某种价值涵量上的根本变化？

马克思已经注意到，市场机制将对艺术活动产生一定影响。不过，他认为，由于技术方面的制约，当时人类精神活动的许多方面是难被物化的，它们很难作为商品进入广泛流通的环节，为资本带来增值的效益。他特别指出说：“产品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如一切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员、教员、医生、牧师等等的情况。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能够应用，并且就事物的本性来说，只能在某些领域中应用。”③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443页。正因为如此，这一领域的生产活动及生产活动对其既有形态的影响，其规模“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③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马克思这方面的论述实有偏颇之处。本雅明早就指出了这一点。 可参见［德］本雅明：《可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经验与贫乏》，王炳均等译，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第260页。国内学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也比较清晰地认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鲁湘元、张来民等人就试图以大量实证材料说明：市场力量乃是推动近代以来文学发展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许多作家（有些还是我们传统文学观中的“伟大艺术家”）从事创作的第一动机，不是出于其“春蚕吐丝一般的天性”，而是为了牟取市场利润。进入21世纪后，陈平原、王本朝等的研究更趋于系统化，所征引的材料也更加准确、客观。

王本朝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体制问题》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个案，研究现代性的生产机制（主要即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机制）怎样以各种方式，进入到文学活动的各个环节——从创作到消费。王本朝认为：“现代的文学体制与西方的器物、思想和文化导入中国的过程大致同步，它在进入中国社会历史的语境过程中，也自觉进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系统，并作为新思想、新观念诞生的温床不断改变和创造着文学现代性的话语系统。……文学体制使中国文学超越了个人心灵的想像和独语状态，走向生活化和社会化的价值取向，形成面向时代、介入生活、干预社会的新传统。……文学生产方式制约着文学的意义生产，从作家到作品，从传播到评论和读者的接受，形成了多重文学关系和文学结构，它们都参与了文学意义的创造和建构。” 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体制问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2期。

除了对经典文学样态的研究，学者们还指出，市场机制对艺术活动的影响简直是无远弗届、无微不至的。先锋艺术通常被当作纯艺术探索的极致状态。但周韵的《为象征资本而战——从市场的角度看先锋派的逐新冲动》指出，如对先锋艺术的发端及运行规律加以审视，人们则能够相当清楚地看到，先锋艺术与市场机制从来就具有同生共谋的关系：“先锋派的确借助时尚与市场确立了一种矛盾妥协关系，一方面试图游离市场及其限制，强调自身的独特性，一方面又不断地寻求市场的支持，从而达到对市场的持续妥协。更进一步地说，时尚原则促进了先锋派的竞争和转变，导致先锋派与市场日益同化，最终完全成为市场的时尚商品。” 周韵：《为象征资本而战》，《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市场机制有没有对艺术活动产生影响，有关问题的判定相对来说是比较明确的。但这种影响从整体来看是积极还是消极，学界就不容易取得共识了。围绕着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1册），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96页。这一著名的论断，不同价值立场的学者展开了激烈的（但未必是针锋相对）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在艺术与市场的矛盾关系中，市场的作用整体上看是值得肯定的。徐岱、胡亚敏等学者在这方面作出了大量的探索。这其中，颜翔林的《现代神话与文艺生产》对市场与艺术关系的阐释颇有新意。颜文认为，如果借用物质生产的概念考察文学活动的全部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将其视为一个生产的过程。而神话在这过程中大致起到了一种阀阈的作用，它是人类对各种外在世界的意识形态感觉变形成为艺术意识的重要中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最终艺术产品的形式和具体内容。颜文进而指出，时代不断在变，神话及其与各意识形态的关系形式也不断在变，在当前，神话虽然同样起到了生产阀阈的作用，但现代神话自身的逻辑结构及形式表现却已较古代神话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知识论和认识论的意义上，现代神话对于知识和认识采取类似现象学的悬置（Epoche）策略，以存而不论的态度忽略它们的客观存在……他们在理智上明确地知道这属于虚假的存在，却在情感上和审美上认同它们的合法性。”⑤ 颜翔林：《现代神话与文艺生产》，《文学评论》2007年第4期。

这种现代的神话模式，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文化生产体制及最终的产品生产本身。它虽然改变、削弱了传统艺术许多令人惊叹的品质，但也带来了许多新的冲击：“文艺的消费性高涨成为不可阻挡的滔滔洪水，它已经淹没了古典神话的彼岸性和永恒性的审美信仰与价值承诺。然而，我们也欣喜地观察到，在现代神话影响下的文艺生产，它的大众性成功地消解以个人意志凌驾在众人之上的启蒙主义神话，尽管存在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性势能，它还是比较成功地以娱乐性和审美性抵消传统文艺的道德说教功能。”⑤

张冬梅的《艺术产业化的历程反思与理论诠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对艺术自律原则普遍有效性地位的争辩，殷曼楟的《艺术体制论与纯美学的去魅》（《江汉论坛》2005年第11期）借用布尔迪厄的理论来指认“艺术纯粹地、超越于现实社会之上”只是一种“乌托邦”等观点，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创新意义。

另有不少学者在艺术与市场的矛盾关系中，认为市场力量更多地是起着一种消极的作用，他们在价值导向上更为尊奉艺术价值对于人类本质精神的引领作用。相对而言，这是一种比较传统和经典的观点，但进入21世纪以后，学者于此同样做出了令人瞩目的理论创新。

张玉能的观点是略略倾向于此种“否定派”的。他在《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的艺术本质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第7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中，把艺术的所有本质问题都幅凑于“审美创造的符号形式”一点上——而这又关乎实践的自由、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由自觉的表现。据此：艺术作为精神生产某种形式的“生产”与市场机制的“生产”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关系，那就是艺术引领着人们所有的活动（自然包括市场活动了）走向更高价值形式的实现与完成：“按照美的规律来进行的活动”，乃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个体和社会相统一的活动”。

李胜清的《图像美学的商品化叙事》较为深入地讨论了现时代图像商品化和商品图像化的问题。但它的结论意见却和大多谈论“图像时代”的论文不同。在作者看来，图像在当代如此深入地潜入了商品运作机制和精神文化的生产机制，与其说是一种技术力量的必然，还不如说是精神的堕落：“图像美学不但意味着生活经验客体的符号化与商品化生成，而且意味着一种人本身作为价值主体的图像化生存性质与物化性质。也就是说，在图像美学的价值秩序中，随着其对象世界被日益图像化与商品化，人也仅仅以自身的纯粹形式和外在感性部分来呈现自己，作为主体的人已经在图像化的中介下日益地成为了一个纯粹能指的存在物，至于人性意识规定的其他维度，如人作为一种语言文字与抽象思维等理性形式的存在身份性质，则不是被遮蔽就是被消解了。” 李胜清：《图像美学的商品化叙事》，《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李胜清进而说，海德格尔曾经谈到的世界图像问题简直就是一个悲怆的预言。

三

媒介与艺术生产关系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关于艺术的生产工具的研究，这是传统艺术生产论较少触及的方面。

传统艺术通常将艺术创造视为自足的畛域，未曾意识到媒介（或载体）对艺术创造的构成性作用。随着媒介理论的发展和数字媒介技术的刺激，研究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媒介的发展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可视作文化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比如离开电影、网络这样一些现代媒介，离开人们对这些媒介诸种物质层面功能内涵的认识及操控能力，所谓电影艺术等根本是无从谈起的。而从另一层面看，这种对媒介物质层面功能内涵的认识及操控，又决不是单纯技术层面的问题。不同价值立场的群体都会根据自己的需要，以自己的方式把控媒体，或者说，试图使媒介功能更可能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展现。因此，媒介研究、艺术的媒介研究也包含着价值层面的考量。

研究媒介从物质层面对艺术创造的构成性作用，尤其关注数字媒体等新兴大众媒介对艺术活动的刺激甚至是引领作用，是当前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陈平原、欧阳友权等在这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工作。除了文学生产方面，当前研究对其他艺术领域的媒介作用，也展开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张耕耘的《数字媒介与艺术》（《美术研究》2001年第1期），任志宏、单建鑫的《新媒体视野中的网络音乐文化及其美学特征》（《河北学刊》2009年第5期）等是较有代表性的文献。

张玉能、张弓的《大众媒介与话语生产和文学生产》从形式直至内容层面，较为系统地讨论了媒介的物质生产的规定性如何归约了精神生产的特性。论者认为，“大众媒介需要运用人类的各种符号、话语才可能传播，符号或话语与符号生产或话语生产是大众媒介的中介和中介过程……话语生产和精神生产往往是交织在一起，都离不开信息传播的过程，所以，一定时期传播媒介的变化就必定影响到这一时期的话语生产和精神生产。” 张玉能、张弓：《大众媒介与话语生产和文学生产》，《文学评论》2007年第5期。当前大众媒介的基本特征是图像化、平面化、虚拟化，这就必然相应地引发精神生产感性化、市场化、虚幻化，同时使得文学生产外在实像化、即时消耗化、生活陌生化。

甫玉龙、陈定家的《比特化：网络时代的文学巨变》则从数字技术的图像化、平民化（或曰“去等级化”、“去精英化”）、个性化及即时交互的功能等数点来论证，数字媒介的兴起，将改变文学的既有本质：“21世纪是一个网络‘显灵’的时代。就文学艺术生存方式而言，从‘原子帝国’到‘比特之城’，可以说是网络时代所发生的许多重大变革中最为根本性的变化。” 甫玉龙、陈定家：《比特化：网络时代的文学巨变》，《江汉论坛》2009年第7期。

方维规、朱国华等对于媒介这种对艺术本体论的决定作用持保留态度。方维规的《再论新媒介的能量》认为新媒体的崛起，进一步加强了资本在文化工业的统治力量。他承认新媒介为我们的艺术精神生活带来了重大的冲击，但至于新媒体对人类精神生产真的改变了什么，又为之带来了什么崭新之物，现在还看不到：“历史告诉我们，曾经的主导媒介形式与新形式的共存将是长久的。……新媒介的能量是巨大的，新媒介的能量是有限的。” 方维规：《再论新媒介的能量》，《社会科学论坛（学术评论卷）》2009年第1期。

金惠敏则从一个角度来看待媒介与艺术生产的关系问题。他的《媒介的后果——文学终结点上的批判理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从媒介与人类存在的本质关系问题入手，研究媒介如何成为了人的内在的尺度，媒介的尺度如何成为了人的尺度。书中论述道，当媒介方式发生了本质的改变，文学与人类生存的一些传统的基本关系模式（诸如时空关系、意义表现）等也自然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因而此种改变必然影响到人们关于文学的某些基本态度。不过，这种改变未必一定意味着毁灭、死亡，改变也意味着生成，文学在媒介方式的根本变异之处，同样能够找到自我救赎的希望。

从文化研究的角度，以文艺作品作为文本分析对象，研究媒介机制与社会各个层面、各种价值维度的权力话语的纠结关系，是当前媒介生产研究另一个关注的焦点。这其中，媒介与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生产等是国内学者尤为关心的问题。孟繁华、邵燕君等的工作成果是较有代表性的。

网络媒介诞生之后，许多人对媒介的未来产生了诸多的理想，比如想象网络的交互性使网民掌握了传递信息的主动权，网民可以和新闻工作者共享新闻事件第一手资料和背景资料；或以为大众传媒对舆论的控制权和主导权会大大削弱等等。④⑤ 孟繁华：《传媒与文化领导权》，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55、251、254页。但孟繁华认为这些乃是不切实际的幻想：“传媒的意识形态性是普遍的”，④并且这种功能是不可逆转的。在此论断下，孟书对网络民粹主义作了知微见著并直言不讳的批评。“传媒的文化民粹主义策略，事实上是调动、鼓惑民众极端激情和偏执情绪的手段之一。而民众一旦接受了这一调动，传媒就获得了文化领导权。”⑤

四

当前的艺术生产论研究已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当然，也还存在一些需要提升或改进的方面。以下几个方面也许值得引起特别的关注。

第一，需要进一步借用精神生产各方面的研究成果，深化艺术生产论的内涵。

中国学界关于艺术生产理论观念拓展，大多借用自西方各种精神生产研究学说。这种借用，尽管成绩斐然，不过总体上看反思、融会工作做得并不够深入，有时还流于一般介绍。

第二，应当注意吸收传统艺术生产论的积极成果。

由于受到过强的政治因素的干扰，传统的艺术生产论的确有着较强的局限性，某些论断甚至失之僵化与粗暴。一个时间阶段内，人们对这样的艺术生产论产生厌倦之情是自然的。不过，这是否意味着过去的这些研究成果在学理上果真是一无可取呢？这些研究成果是否能够以“局限于文学艺术的外部研究”就潦草打发了呢？对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慎重对待。

我们能够注意到，伊格尔顿、戈德曼、马舍雷的不少见解其实与传统的艺术生产论十分接近。诸如“艺术……也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它象别的东西一样，是一种经济方面的实践，一类商品的生产。……艺术是一种社会生产的形式，……它（指“社会生产的形式”——引者按）对决定艺术本身的性质有着紧密的关系。……艺术首先是一种社会实践，而不是供学院式解剖的对象。我们可以视文学为文本，但也可以把它看作一种社会活动，一种与其它形式并存和有关的社会、经济生产的形式” ［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66页。之类的议论，如果遮蔽掉议论者的名字，人们能够发现它们与传统艺术生产论有什么根本不同吗？既然当前研究者已经意识到，借助伊格尔顿等人的理论，我们能够对文学艺术活动的本然情况作出一定的洞察，那我们也就没有理由对传统研究成果弃之如敝履。

第三，需要注意到，艺术生产论只是研究的视角之一，总的说来，它侧重的是文学艺术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研究。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此种研究方式自身的局限性、它与文学艺术内部研究的关系问题，进行系统的考察。 卢卡奇、戈德曼、詹姆逊等的文学社会学，虽然强调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结合，但他们的研究方式基本是从文本出发，解读出外部环境，以此论证社会结构与文本结构有同源性，或者说文本内部是外部环境的隐秘的表达。很难说这类研究方式真正顾及了艺术内部活动规律的问题。

第四，艺术生产论的实践应用方面，需要作深入、系统的拓展。

当前艺术生产理论的兴起，并不完全是一个理论层面的问题，它与中国市场建设、文化产业大发展的现实需要紧密相关。对于艺术生产理论来说，它在以下几个方面面临严峻的挑战。其一，传统的艺术生产论一般来说是比较抽象的，话题集中在形而上的层面。如何以之回应现实的文艺生产问题，这就需要研究者拓宽视野，调动多方面学科知识对既有的文艺学学科内容进行扩容，有时甚至是超出常态越界式的“扩容”。这方面，金元浦、陶东风、欧阳友权等学者已作出了一些重要的开拓性贡献。其二，如何从艺术的角度，对生产实践的问题作出回应，这是另一方面的问题。艺术生产在实践的层面，会产生一系列实际的社会经济及文化政治问题，这都需要学术界加以积极的回应。艺术生产论固然需要对相关问题作出切实的回应，但这方面的考量又应当是以艺术方面的思考为核心的，不然，此类研究就容易变得与经济学、商学、传播学的研究没有区别了。

当然，人们也可以进而追问：什么才算是以艺术为核心的对艺术生产实际问题的考量呢？笔者认为，当前许多学者正积极开展的对艺术产业链的规划与设计，以及相关的学理探讨，都是较为典型的个案。再比如，对文化产品附加值的研究，也应当是实践层面的艺术生产研究的重点问题。人们都知道，发展文化产业的一个决定性环节就在于：文化产品具有一种超出其一般功用层面的“文化附加值”。但文化附加值是如何产生的呢，是劳动生成的还是由供需关系形成的？在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中，文化附加值估算的模式又应当按照何种学理逻辑展开呢？而在这一系列研究中，对艺术商品附加值的定性、定量分析又是最复杂、最困难的。这个问题如能取得突破，我们对文化产业整体上的认识，可能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第五，需要加强对大众文化、大众文艺现象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