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汉语十篇

上古汉语篇1

迄今的番汉对音研究者很少去考虑其中的“番”指的究竟是什么，以最常见的梵汉对音研究为例，人们似乎只是以字典上的经典梵文形式为基础，却没有事先问自己这样一些问题——各国的佛经翻译家，特别是早期的翻译家，他们据以翻译的佛经原本真的是用经典梵语写成的么？如果不是，那么我们的全部梵汉对音研究岂不是建立在了一个完全虚无的基础上面？当然中国佛经梵汉对音的问题也许不那么严重。事实上所有的研究都表明，唐代僧人译经所据的原本大都是经典梵语的，（注：具体对音情况参看施向东《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语言研究》1983年第1期。）因此我们在研究初唐以后的梵汉对音时自然不妨以词的经典梵文形式为基础。不过一旦谈及那以前几百年的汉代佛经译音，情况恐怕就大不相同了。巴利文律藏中有一段话暗示了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曾屡经梵文学者征引，下面是季羡林的译文：（注：季羡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1期。这段文字在汉译“大藏经”里原有多种异译，分别见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译《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佛陀耶舍共竺佛念等译《四分律》、弗若多罗共罗什译《十颂律》、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pí＠①奈耶杂事》、失译《pí＠①尼母经》。）

这时有两个比丘，姓耶弥卢谛拘罗，是兄弟俩，原来生在婆罗门家中，声音良好，善于谈说。他们来到世尊那里，向世尊致过敬，坐到一旁去；坐下以后，两个比丘向世尊说：“大德！现在的比丘，不同姓，不同名，不同门阀，不同家室，都来出家。他们用自己的方言俗语毁坏了佛所说的话。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佛世尊呵责他们说：“你们这些傻瓜，怎么竟敢说：‘请允许我们用梵文表达佛语。’傻瓜呀！这样既不能诱导不信佛的人信佛，也不能使信佛的人增强信仰，而只能助长不信佛的人，使已经信了的人改变信念。”呵责完了以后，又给他们说法，然后告诉比丘说：“比丘呀！不许用梵文表达佛语！违者得突吉罗。”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早期佛教是坚决反对使用梵语的，这大概是因为梵语是当时盛行的婆罗门教的语言，佛教必须处处显示自己和婆罗门教的区别。既然不使用梵语，那么佛教所使用的只能是当时印度一带流行的某种或某些种“俗语”(Prakrit)。大迦叶在佛灭度之后召集五百罗汉结集佛经，其原本并没有保留下来，因此也没有实在的证据来告诉人们佛经的原始语言是什么。现代的学者对佛教的原始语言有许多猜测，其中比较吸引人们注意力的是印度东部的摩揭陀语和西部的巴利语。当然，由于有巴利文大藏经的存在，似乎后一派的支持者较多。

既然佛教的原始语言不是梵语，那么我们今天用经典梵语来猜测早期汉字古读就是危险的。事实上季羡林在半个世纪前就曾指出，汉魏六朝的佛典译音并不是来自梵语，而是来自吐火罗语和巴利语。（注：季羡林：《浮屠与佛》，《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上册，1948年；《论梵文td的音译》，《国立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论文集》文学院第五种，1948年。）但不知是什么原因，季先生这两篇精彩的论文几乎没能在汉语音韵学界引起反响，只有俞敏先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讨论了相关的问题，（注：俞敏：《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中国语文学论文选》，东京：光生馆，1984年。）不过他的意见是：“汉经除支谦译文里偶尔流露些巴利文痕迹外，别位大致都是纯用梵本的。至于有和梵文不合的，里头有些是中亚方言。”

如果不是零星地摘引，而是亲手整理过成套的佛典译音资料，那么每个人都会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即初唐以后新出现的音译词一般都能和梵文形成严格的对应，而那以前的音译词则不然，在其中我们常会遇到汉语和梵文不合的地方。这些不合的地方有一些的确是可以用巴利文来解释的，例如汉译“般若”不合于梵文（唐译“波罗枳娘”）而合于巴利文，汉译“塔”不合于梵文stūpa（唐译“sū＠②堵波”）而合于巴利文thūpa，等等。也有些词用巴利文只能解释其中的一两个音节，例如汉译“目犍连”，相应的梵文是maudgalyyana，巴利文是moggallna，“目”不合于梵文maud而合于巴利文mog，但“连”却不合于巴利文ln，反与梵文lyyan相近，依对音惯例，“目犍连”的原型似应是*moggalyna。又如汉译“比丘”，相应的梵文是bhiku，巴利文是bhikkhu，“丘”不合于梵文ku（唐译“刍”）而合于巴利文khu，但“比”却与梵文、巴利文都不合，依对音惯例，“比丘”的原型似应是*pikhu。还有些词明显地用梵文和巴利文都不能解释，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汉译的“和上”（和尚），它既不合于梵文的updhyya，也不合于巴利文的upajjhya，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二认为它来自于阗疏勒语的“鹘社”(khosha)，可是我们却无法解释于阗疏勒语的两个清辅音为什么在汉译中变成了浊辅音——依对音惯例，“和上”（鹘社、和shé＠③）的原型似应是*ghoja或者*vaja。

看来早期汉译佛经的原语问题不是简单地用“巴利语”就能圆满回答的，季羡林先生提出的吐火罗语假设也还嫌证据不足。当然，佛经结集时使用的语言是一回事情，早期僧侣译经所据文本的语言是另一回事情。中国佛教史料中有一种意见认为，最初的佛经来源是中亚的大月氏国。据传最早译成汉文的佛经是《四十二章经》，其序言说：（注：原序不署年代。马伯乐1910年在BulletindeL''''Ecole撰文，认为其撰写年代在公元2世纪至5世纪之间。参看冯承钧译《汉明帝感梦遣使求经事译证》，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四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0页。）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顶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称数。

平心而论，《四十二章经序》记载的这条传闻不是非常可靠的，因为我们至少知道张骞（？—前114年）通西域出使大月氏国一事早于汉明帝夜梦金人近二百年。不过，假定张骞、秦景携回佛经是假，而某些佛经由大月氏转而传入东土是真，（注：《魏书》卷三十五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秦景宪与秦景很可能为同一人。）那么结合地理位置考虑，处在西天路途间的大月氏国应该是西部俗语流行区。由于资料的缺乏，我们现在还不能了解到大月氏语言的详细情况，何况从情理上讲，我们似也不能假定来自不同国度的早期译经师们讲的都是同一种语言的同一种方言。然而，我们如果从研究的可行性考虑，不得不勉强把早期译经师的语言综合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或许可以大致看出，汉译佛经的原语和经典梵语之间主要有以下六个方面的规律性区别：

（注：更多的例子见季羡林《论梵文的音译》。产生这种对应的原因是梵文的在巴利文里写作，而汉语的l（来母字）乃是据巴利文翻译的。）

（注：蒲立本在《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俞敏先生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里都讨论过y和的关系问题，认为产生这种对应的原因是梵文在两个元音之间浊化成了，故而读音和汉语喻母四等的y[j]相近。）

3.汉译佛经位于词首的bi（pí＠①）对应于梵语的vi或vai。例如“pí＠①婆尸”对应于、“pí＠①舍耶”对应于vijaya、“pí＠①耶离”对应于、“pí＠①佛略”对应于vaipulya，等等。

4.汉译佛经位于词首的清塞音对应于梵语相应部位的浊塞音。例如“迦”(*ka)对应于ga（迦耶：gaja）、“拘”(*ku)对应于gu（拘那罗陀：）、“波”(*pa)对应于bha（波檀陀：bhadanta）、“比”(*pi)对应于bhi（比丘：），等等。

5.汉译佛经位于词中两个元音之间的浊塞音对应于梵语相应部位的清塞音。例如“伽”(*ga)对应于ka（shé＠③多伽：）、“竭”(*gat)对应于kar（摩竭：makara）、“陀”(*da)对应于ta（阿弥陀：amita）、“提”(*di)对应于ti（波罗提：prati）、“婆”(*ba)对应于（优婆塞：）、“pí＠①”(*bi)对应于pi（迦pí＠①罗卫：kapilavastu)，等等。（注：这种现象当然也可以解释为原来的清辅音受两边元音的影响而发生了浊化。）

6.汉译佛经位于词中两个元音之间的v（匣、云母）对应于梵语的p。（注：传统的研究成果已经告诉我们，上古汉语的匣母和云母（喻母三等）是不分的，它们在当时的实际读音都是，用在合口字中与梵语v[w]相近。）例如“和”(*va)对应于（伛和：）、“洹”(*van)对应于pan（须陀洹：)、“越”(*vat)对应于pat（檀越：)、“卫”(*vat)对应于pat（分卫：），等等。

限于原始资料和个人学识的贫乏，我不敢保证以上六个方面已经概括了汉译佛经语言中的全部现象。事实上我们在分析具体的对音词时所遇到的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面对这种未知的古老方言时也常有雾里看花之感。但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只要我们切实把握住其中的主流趋势，再参证传统音韵学的研究成果，利用番汉对音来推测在那以前八百年的上古汉语也不是全然不可能的。

二

俞敏先生在《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里把梵汉对音比作一条泥沙俱下的万里长河，这意味着每个研究者在开掘资料时必须加倍谨慎，否则他捡到的很可能就是泥沙。我们所说的谨慎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必须在尽可能穷尽原始材料的情况下归纳出普遍的规律，而不应该只挑选其中符合自己预期的个别现象去做文章；其二是必须利用传统的研究成果来验证自己的初步结论并为其间的差异寻求合理的解释，而不应该以出新奇为目的，轻易拿自己想象出来的结论去否定传统。在这方面，俞敏先生以自己的实践为我们做出了表率，相比之下，蒲立本在论证上古汉语时所选用的番汉对音资料虽然屡经当前中国学者转引，但其中的疑点却实在不少。

我们从人们为上古汉语一部分去声字构拟的韵尾-s说起。自从欧德利古尔据越南语提出上古去声-s韵尾的假定之后，（注：A.G.Haudricourt,Del''''originedestonsenVietnamien,JournalAsiatique242,1954.冯蒸译作《越南语声调的起源》，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第7集。）人们又在藏文中看到了同类现象的影子，这当然无可非议，然而我们在此想强调的是，蒲立本为证明汉语-s韵尾在后汉时代仍然存在而举出的一些番汉对音例子却是大有问题的。以和去声“卫”字相关的对音为例，蒲立本列出的有：

舍卫＝

迦维罗卫＝kapilavastu（注：除这两个词外，在《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中译本第131叶上还列出了一个“首陀卫”，注的梵文形式是，我没能查到出处，只好置之不论。按即“净居天”，据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九，该词音译可以是“首陀娑婆”（末二字疑误倒）、“私陀”等。）

蒲立本认为“卫”在这两个词里的对音是vas，但他却没能尽可能多地搜集汉译佛经中的规律性译例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在早期佛经中，凡是去声字都用来译-s么？或者反过来说，凡是译-s的都是去声字么？另外，“卫”译vas还可以得到经典梵语以外的佐证么？

就资料的数量而言，早期佛经中去声字不译-s的比译-s的多得多，例如“致”相当于ti（三跋致：sampatti）、“度”相当于、“谛”相当于te（揭谛：gate）、“蔽”相当于pi（尼罗蔽茶：），等等。（注：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入声字。早期汉译词中只要出现入声字，相应的番语词的相应位置上必有一个辅音（p、t、k，也可以是b、d、g、、c、j等），这条规则没有例外，因而可以作为古入声字都带塞音韵尾的铁证。）在-s前面出现的平声字也比去声字多得多，（注：潘悟云曾正确地指出，蒲立本所举关于韵尾-s的对音例中有的有“骑墙之嫌”，如“贵霜”(kushan)的sh蒲氏既算作“霜”的声母，又算作“贵”的韵尾（见所著《汉语历史音韵学》，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56页）。为讨论问题方便起见，本文以下的举证仍沿用蒲立本“连诵”的旧例。）例如凭经验就可以判断，“阿”(*a)不可能译as，等等。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佛经原始语言(Prakrit)的情况，我们也许就不会掉进这个经典梵语的陷阱了。按巴利文规则，位于音节开头的复辅音st-要变成tt-，所以梵文的在巴利文是，梵文的kapilavastu在巴利文是kapilavattu。以此考虑，我们应该相信“舍卫”和“迦维罗卫”的“卫”实际上对应的是巴利文的vat(-t)而不是梵文的vas(-t)。“舍卫”旧又译“舍婆提”(*a-ba-di)或“尸罗跋提”(*i-la-bat-di)，“迦维罗卫”旧又译“迦维罗越”或“迦维罗阅”(*ka-vi-la-vat)，都指向巴利文的读法，也就是说，平声字“婆”和入声字“跋”、“越”、“阅”都表示词中并没有一个充当“去声韵尾”的-s。再多看几个梵汉对音的例子：译作“分卫”，其中“卫”(*vat)相当于pt;dnapati译作“檀越”，其中“越”(*vat)相当于pat;uddhodana译作“阅头檀”，其中“阅”(*vat)相当于ud——这里面哪里有“韵尾-s”呢？因此我们可以有绝对的把握说，“卫”在佛经中实际代表的是vat，蒲立本及后来学者构拟的-s是不能在梵汉对音中取得证明的。

运用类似的思路我们再考虑一下人们为上古以母（喻母四等）构拟的l-。自蒲立本提出上古以母接近于或者l的假定之后，人们又在藏文和古越南语中见到了同类现象的影子，而对以母古读的构拟也逐渐趋向于l-。（注：这方面的详细介绍见丁邦新、孙宏开主编的《汉藏语同源词研究（一）》，广西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226页以下。）不过，人们在论述中递相征引的番汉对音证据只有一条，相关的对音字也只有一个“弋”：

乌弋山离＝Alexandria

人们认为“弋”在这个词里的对音是lek，甚至有人据此单文孤证宣称汉代的以母字都念l-。为了检验这个译例，我们到早期的佛经对音里去看一看。

可以确定的是，佛经对音里所有的l-都是用来母字对译的，并没有一例用以母字译l-。如上所述，比较常见的情况是以母相当于梵文的或j-，除此之外也还有一些用以母字译y-的例子，如“由”(*yu)相当于yu（那由他：nayuta）或者相当于yo（由延：yojana)、“耶”相当于ya（pí＠①舍耶：vijaya），等等。的确，佛经对音中以母字的用法略显混乱，不易从音理上逐一解释清楚，但是我们看到所有的译例（、j、y)都暗示着它是一个舌面音，它最有可能是y-，即使不是y-，也一定与作为舌尖中音的l-差得很远。具体到“乌弋山离”，我觉得把它认作Alexandria的译名并不稳妥。首先，人们大概都相信其中的“山”(*an)对译的是sand，虽然汉译省略了n后面的d，这并非全然无据可援，（注：比较晚近的例子如Samarkand译“撒马耳干”，Tashkend译“塔什干”，词尾的-d都被省略了。）但以译s在当时毕竟极其少见。“山”的译音既不可靠，“弋”的译音更不可解。我们知道，汉语以母（弋）在中古时期读y-[j-]是无需质疑的，而在上古时期，确切地说是在大批造出汉字的前上古汉语(Pre-ArchaicChinese)时期，它频繁地和定母字(*d-)出现谐声关系也无需质疑。按照语言学常识，d＞y的演化是正常的，而d＞l＞y的演化就不大正常了。尽管l-假说的提出者和支持者费了很大的力气要把这种演化解释得合乎音理，但我仍然认为，音理解释无论多么完美，其价值也比不上文献的直接证明。辛辛苦苦思考了许多年，一旦有新的文物出土，以前的猜测全被，发生在名家身上的此类事例我们见得太多了。

查《后汉书·西域传》，我们还可以找到一个带“弋”字的译名——粟弋，这就是《周书》里说的“粟特国”。从“特”(*d)字考虑，我们可以想到“弋”在公元前2世纪西域初通时的声母必是d-，全词依对音惯例大约是*sugdak，恰合于突厥“阙特勤碑”铭文的soзdak。粟特文献称自己为sugd、波斯铭文称之为sugude、希罗多德《历史》称之为suguda，（注：更多的词形见黄振华《粟特文》，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民族古文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无不表明“弋”字的古声母是d-，甚至现代英法诸文字的Sogdiana也可为此提供佐证。例外的现象只有《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sū＠②利”，这好像是巴列维语sulih的对音，不过这个译名出现的年代太晚，大概谁也不会相信以母的“弋”在唐代还读lik。（注：参看冯承钧《关于西域语之讨论——冯子衡致方欣安书》，《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八编，商务印书馆，1962年。）结合梵汉对音的情况来看，我们显然应该支持传统的结论，认为后汉三国时期的以母y-是从三四百年前的d-变来的，而构不成对音规律的、没有其他资料支持的“乌弋山离”不能用为上古汉语以母读l-的证明。

三

“乌弋山离”这个译名可以把我们的思路带入一个更为广阔的领域。在使用这条材料前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下，《汉书·西域传》里的乌弋山离真的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那个亚历山大城么？

现代英语中的Alexandria一般用以指非洲北部的那座亚历山大古城，这座城的遗址已于上世纪下半叶在埃及水下发现，而《汉书》所记的乌弋山离则在条支（叙利亚）以东，大约位于今天的伊朗南部，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相距遥远，其非一地自属无疑。当然，地点不同不见得使用的名称一定不同，事实上我们也不完全否认它可能和古代马其顿王亚历山大东征时所建的亚历山大城有关，但是古书所载的乌弋山离和亚历山大的异称却使我们今天很难把它们混同起来。《汉书》乌弋山离在《魏略·西戎传》简称为“乌弋”，《魏略》又说“乌弋一名排特”。（注：沙畹在1905年的T''''oungPao上分析了这则史料，未敢肯定乌弋山离为Alexandria的译音。见冯承钧译《魏略西戎传笺注》，《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52页。）我不知道“排特”的原型是什么，但它不是“乌弋山离”的译音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史记》写成“犁轩”，《汉书》写成“犁qián＠⑤”，《后汉书》写成“犁犍”，和“乌弋山离”迥然有别。伯希和对这一古城考订精审，惟断“犁qián＠⑤”即为Alexandria的译音，在语音学上难以讲通。事实上正如伯希和所指出的，惟一一个在地理和语音上都合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是《那先比丘经》中的“阿荔散”，（注：伯希和：《犁qián＠⑤为埃及亚历山大城说》，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34页。）只不过细究“阿荔散”(a-le-san)的对音，与其说它近于英语的Alexandria，还不如说它近于后代意大利语的Alessandra。总之，与Alexandria完全吻合的译名我们至今好像在早期汉文典籍中还没有找到。

除“乌弋山离”之外，“jì＠⑥宾”这个译名也有同样的问题。自蒲立本以后，人们每每认为“jì＠⑥宾”是Kashmir（克什米尔）的对音，并以“jì＠⑥”译kash来作为古去声字带-s韵尾的证据。首先我觉得，人们引及的Kashmir只不过是个现代英语形式，若依梵文，至少应该使用（唐译“迦湿弥罗”）；其次，若以“jì＠⑥”为kash音译，则必以“宾”为mir音译，即使前一例或可勉强讲通，但后一例却明显不合情理，因为我们很难在古书中找到足够的证据来支持m=p这样一条译音规则，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解释古人为什么不把“jì＠⑥宾”译成对音更为严整的“jì＠⑥密”。烈维和沙畹曾指出，“jì＠⑥宾”按对音惯例应该是Kapil(a)或Kapir(a)，这个译名比较近似于托勒密地理的Kasperia。（注：烈维、沙畹：《jì＠⑥宾考》，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第58页。）

《汉书·西域传》说jì＠⑥宾西北与大月氏、西南与乌弋山离接，凭这样的记载我们一时还很难在地图上确定古jì＠⑥宾的准确位置，但设想它在今克什米尔一带当无大差，有的人认为即希腊人所说的Kophen，地在今喀布尔河流域，这种意见曾遭到烈维和沙畹的反对，但后者也仅仅是一家之言，因为《魏书》以后的记载都显示出jì＠⑥宾与克什米尔无关。事实上，jì＠⑥宾的地望和原始词形都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它不宜用作上古语音考据的资料，即使希腊文Kasperia的词形确与克什米尔一带的原词有直接渊源关系，我们似也不能保证那个未知的原形*kasper不会在附近的某地依巴利语规则变作*kapper。

另一个不成功的例证是郑张尚芳提出的，他注意到隋代东罗马史书称中国为Taughast，于是他认为这是“大魏”的音译，从而以“魏”译ghas来证明汉语去声曾有过-s韵尾。（注：郑张尚芳：《汉语声调平仄之分与上声去声的起源》，《语言研究》1994年增刊。）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有资格称为“大魏”的只有北朝的拓跋魏，但拓跋魏建国已是公元5世纪的事，距离齐永明年间沈约等人明确阐述四声概念仅数十年，应该说，以音调高低为基本特点的汉语四声在那时已经形成了，前上古时期的去声-s韵尾不可能一直存在到那么晚的时候，何况我们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回答这样的问题——Taughast真的是“大魏”的对音么？

其实从18世纪欧洲人开始研究中国的时候起，Taughast的语源问题一直就是个悬案。这个名词最早出现于公元7世纪，突厥文碑铭写作，东罗马史书中相应的形式是Taughast，元代以后的习惯汉译是“桃花石”。“桃花石”指的是中国，这毫无疑义，但关于其语源则众说纷纭，粗算起来，即有“唐家”、“大夏”、“吐蕃”、“大魏”等等，而为多数学者接受的则是伯希和提出的“拓跋”。（注：伯希和：《支那名称之起源》，冯承钧译文，载《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一编，第36页。）当然，不管是“唐家”、“大夏”、“吐蕃”还是“拓跋”，都既没有文献对译的实证，也没有严整的对音规律可循，这不过是人们在猜测了汉字古音的基础上再来猜测其语源，郑张先生不应该以其中一个猜测出的语源为基础反过来再猜测汉字古音。

上古汉语篇2

[关键词]上古汉语 缓读析言 急读合音 联绵词 复辅音 反切

〔中图分类号〕H0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1-0153-06

一、联绵词与复辅音问题的困惑

45年前，我刚开始学习《说文解字》，向李师兄请教学习方法。师兄告诉我，格、客、貉、洛都是形声字，《说文》称从某各声，可现在并不都读“各”，其声母分别为舌根音的g-/k-/h-和舌尖边音l-；古代的联绵词，霹雳、曝露、朦胧、髑髅、团栾、蒺藜、葱茏、角落、葫芦……等等，表明中国古代汉语的唇、齿、舌、牙都有复辅音。师兄希望我关注语言学的重要的新成果。我非常虔诚地接受了师兄的启发，读《说文》写篆字时，特别注意上下字和解说词中的复音词。当我读完写完一遍后，既觉得联绵词中很多可以与复辅音扯上关系，又觉得全拉不上关系，因为全部都是音节字。这样的困惑，从此在我脑中挥之不去。但是，近25年来，复辅音说已经成为古汉语声韵研究和汉藏比较语言学研究的丰硕成果，被众多语言学家采信，“大致已成定论”了，而且已经进入到使用横向系联、纵向系联、溯源系联和三者综合的系联，构拟史前基础语时期的语源形式，推求出求知的语根的阶段，

(注： 参见《中国语言学大辞典》第135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任继P《汉语语源学》第249页，重庆出版社，1992年；徐振邦《联绵词概论》第210-263页，大众文艺出版社，1998年。)

这更增加了我的困惑。

联绵词产生的发音机理，在汉语、汉字中未能（不等于不可能）得到解释，于是借助亲属语言的比较寻求出路。因为没有任何文献可以说明使用汉藏语系语言的非汉语民族，是在商周以后从华夏族（汉族）分离出去的，相反，在商周以后，有很多民族或全部或部分融入了汉族之中而改用汉语，所以比较亲属语言的同源关系，只能设想在史前。为此，学者们或用引申法，从一种声母组合（如g-/l-)，生发出多个义类的庞大的联绵词族群；或用归纳法，将几十、上百个联绵词，归并成若干大义类，最后总成一种声母组合。系联的标准不一，各人的界域宽窄不同。善动脑、勤搜集的学者，往往可以从周秦到近代，找到数以千计的联绵词，组成义项众多、联绵词数量庞大的树形族群。只要某一个义类中的一个联绵词，同某一亲属语言的某一复辅音词近义近，史前基础的语言形式便被确认，同族若干义类的语根就构拟成功。这样的论文、论著，篇幅很大很长，反正是史前，不仅亲属语言没有文献记载，就连古老的汉语汉字文献也没有，更没有录音对证，信不信由你。要知道，若干个基本义类，只要是语言就都具有；几十、上百个大族群中，有一个词的发音，与十几种亲属语言的数十种方言的一个复辅音词音近义近，几率是很大的，因为数千年来兄弟民族不可能不受强势的汉语影响，接受附近居处的汉语词，按其民族语言形式进行改造。但仅靠几率很大的偶然性，有多大的说服力呢？

徐振邦先生的《联绵词概论》是宣传复辅音观点的综合性新著，里面也说到：“用周秦古音来考察商周以来产生的汉字所记录下来的联绵词，从语源学的角度说，是流不是源，周秦以来的联绵词尽管大部分保留了语言产生和形成时代的联绵词的原貌，但是由于语言的发生的历史太远了，至少有数十万年的历史，从语言的产生到有文字记载的商周时代，语言的变化是很大的，甚至面目全非。”[1]（P228）既然语言产生到商周时代有数十万年，甚至面目全非，徐先生怎么知道周秦以来的联绵词“大部分保留了语言产生和形成时代的联绵词的原貌”呢？怎么知道见诸“周秦以来的”文献的联绵词非“周秦以来”才产生呢？汉语语言或汉藏语系语言形成的时代就有联绵词吗？根据什么相信史前基础语的构拟呢？如果不讲史前汉族和汉语对其他兄弟民族和亲属语言肯定是强势与弱势的关系，就再也无法推导出上古汉语复辅音的结论来了，也就与徐先生整部书总结、宣传的观点和方法不合辙了。

我们感到，所谓史前基础语无从稽考，而很多语言称呼父母都与汉语的“爸爸”、“妈妈”的发音相似这种语言现实问题，才是值得研究的。

二、回到本体研讨

回到汉族和汉语的现实，我们可以根据文献记载、出土的资料及汉语活化石（方言和孩童语言）寻找联绵词发生发展的线索。

1. 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文字单位和音节单位基本一致，很少双音节单纯词。一个文字单位读双音、三音者有两种情况：一是有合文符号，主要是祖考庙名、官名、记时，有时也可以不用合文符号而按音节单位分开书写，为偏正式构词或词组；一是没有合文符号，主要是族氏（同时也是上古的国名、地名）文字，如“亡冬”（无终）、“句须”、“天黾”、“亚”等，都是两个字紧密结合成一个方块单位。只有族氏名以一个文字单位无需合文符号读双音，并与文献可互证明，表明汉语的早期双音词主要是族氏名（地名）。

2. 文献记载史前传说人物（往往是族氏名，同时也可能是地名、职官名），战国以前出现不太多，《庄子・箧》举昔者十二皇，《上博藏战国楚竹简・容成氏》欠完整，整理者推断出上古二十一帝王。《汉书・古今人表》 列有：太昊宓羲、炎帝神农、黄帝轩辕、少昊金天、颛顼高阳、帝喾高辛、陶唐、有虞、夏后、殷商；女娲、共工、容成、大庭、柏皇、中央、栗陆、骊连、赫胥、尊卢、沌浑、昊英、有巢、朱襄、葛天、阴康、亡怀、东扈、帝鸿、悉诸、少典、列山、归臧、方雷、 祖、肜鱼、嫫母、封钜、大填、大山稽……等等。共同特点是绝大多数为双音名词，后均可加“氏”而具有族氏性质。不同的是，有些为偏正式构词，也不乏联绵词。《汉书・古今人表》比战国时代有数倍增长，很能体现传说故事的增多和双音词发展的时间状况与速度。

早期出现的双音词基本上是族氏专名，很耐人寻味。因为早期多单词句，专名是供人呼唤并要求立即确认做出反应的，双音肯定比单音优越。到了说话内容繁复、语法复杂、有叙事环境制约时，某些常被称说的名词，才有可能简单化，如称唐、虞、夏、商、周。

3. 研究联绵词的学者已收集整理了相当丰富的资料，上古部分主要取资于西周后期和春秋时期的《诗》、战国楚辞、春秋后期至两汉的史书、诸子和汉赋，这与考古出土文字资料的研究基本吻合。据唐钰明先生的研究，“从数量来看，甲骨文有复音词35个，而金文复音词有237个。从词类来看，甲骨文复音词只有名词，金文复音词除名词外，还有动词、形容词、副词乃至复音虚词。名词上承甲骨文，继续占压倒优势；动词崛起于周初，成了金文复音词中最有生气而又最具特色的部分；形容词、副词产生较晚，多系西周晚期才出现；……从构成来看，甲骨文仅有合成词，金文除合成词外又产生了单纯词。不过，金文单纯词仅39个，而合成词在除去人名、地名的情况下还占83%……。”[2]（P123） 可见，不仅是商代，就是到了西周，稳定的复音单纯词还极其有限。就从唐先生的举例看，词形比较稳定的复音词，主要出自西周后期和春秋战国时的铭文。[2]（P124-134） 文献和出土资料明确显示，汉语复音词族氏（人名、地名）产生得早，普通用词的复音词（含部分联绵词）是西周后期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战国、秦、西汉的辞赋、诸子散文及时生动地记录了上古汉语词汇和语音的急速发展。《尔雅》、《方言》 等书在这段时间问世，也绝不是偶然的。

4. 文献中传说时期的众多族氏是否都操汉藏语系之基础语？谁也不知道。从有真实文字可稽的商代后期甲骨文看，藏缅语族早就与汉语分离，古羌人在黄河中下游被殷商人赶尽杀绝，甚至有用三百个羌人作祭牲的多次记载（“三百羌用于丁”[3] （P16三片）“羌三百于祖”[4] （P295片）），羌人只能退处黄河上游甘、青地带；北方阿尔泰语系的匈奴、猃狁之先祖

方、土方、鬼方等与殷商常发生侵扰与反侵扰战争，反映了语言、民族、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西周初年，吴太伯治吴，熊绎开辟荆楚，封伯禽于鲁以征徐夷、淮夷，封尚父于齐以制东夷，封召公于燕和封叔虞于晋以御北方诸戎，华夏族的疆域初定。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的各民族先民（所谓三苗和百越），基本上生活在长江以南的山区或半山区丘陵地带，维持着他们各自的语言和生活方式。虽然羌、蜀、、濮等曾出兵参与武王伐纣的战事，有功人员曾受周天子封赏，山东和准北有东夷、南淮夷，长江中下游平原有百越苗蛮（均为采集、渔猎和畲耕为主的民族，可能与南岛语或百越之苗瑶、壮侗语有关）杂处，晋冀陕豫也有戎人（白狄、林胡、犬戎等游牧民族，可能与阿尔泰语系有关）零散分布，但是商、周为基础的农耕民族华夏族连成大片的辖地基本清楚，政治、经济、文化、语言文字占有明显优势，处于被包围的零散状态的弱势少数族裔逐渐放弃其原有生活方式和语言而归于同化融合。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近三百年的稳定繁荣的西周王朝。西周后期，汉语除专有名词外的复音词才开始产生、增长，所以汉语联绵词的发生机理，应当从汉语内部寻找。

5.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曾经有过图画记事的历史，因为语词多音节多形态变化而创造和使用拼音文字。汉语是极少形态变化、语词音节极少而分明的语言，所以一个方块单位记录一个音节（包含半拍的入声和全拍的其他声调）的文字，五千年来一直适应汉语的发展。也就是说，文字的生命力，取决于文字符号能否有效地记录语言并适应其发展。

语言是区分民族的重要条件之一。只要这个民族还有生存空间，不处于被包围的绝对弱势，这民族没有放弃其生活方式，他的的语言就有可能保留自己的特质而不被消解，在接受外来影响时，顽强地按照自己的特色对外来语词加以改造。除非这个民族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口又比较少且分散，处于经济文化比较先进又人口众多的民族直接影响之下，才有可能逐渐放弃其生活方式和语言，最后被先进民族同化。而处于强势而语言会较少受弱势语言影响，只是有限地吸收、改造反映弱势民族生活的独有用词。

日本语接受70%多的汉语词。“中国”在汉语是两个音节两个字，但日本语要发三个音节，因为按他们的语言规则，“国”字的入声阻塞要当作一个音节读出来。我们不能因为日语有大量的语词发音、意义与汉语联绵词相似，便说十几万年前东亚基础语语根相同。因为大家清楚，日本曾经接受唐、宋文化极大影响，日本语的音节性比汉语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语不属于汉藏语系。

僻处西南，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人口相对较少的各少数民族，两千年来接受了汉语一些联绵词，并按其复辅音习惯加以改造利用，双声叠韵词最适合以复辅音形式改造，怎么能倒过来说是证明汉语本有复辅音呢？

6. 有一种理论说，人类的孕育到出生，浓缩了38.6亿年的从单细胞到人的历史进化；婴幼儿时期，又浓缩了数百万年从猿人到智人并学会用语言交流的历史进程。婴儿刚出世，本能地哭喊，首先是喉音和全元音。3-4个月后，开始会笑和发舌根音。5-6个月后发唇音，这时婴儿能辨别养护人与他人的声音。半岁婴儿的发声，是没有语言意义的，但此时父母已开始努力引导婴儿说“妈妈”、“爸爸”并与辨认妈妈和爸爸相联系。7-8个月后，婴儿无意识地学会弹舌，父母开始引导婴儿学说舌尖音、边音和齿音。在此之前，尽管婴儿开始学习发音与某种事物的联系，但只是直观的。9-12个月，婴儿才逐渐学会自主语言（如叫“妈妈”、“爸爸”），听懂10-12个与其生活有关的单词（如“谢谢”、“再见”），说一些单词句（如“饭饭”、“奶奶”、“猫猫”、“狗狗”、“抱抱”、“打打”类的以物名为主的重言婴儿语）。一到两岁会说一些简单的主谓句或谓宾句，舌面音、齐齿呼、撮口呼类的音往往这时才学会。两岁掌握词汇量约200个。三岁掌握词汇量约1000个，说话流利自信，奶声奶气的重言婴儿语减少。四岁掌握词汇量约1500个。五岁掌握词汇量约5000个，会使用复杂句子，有一定的语法关系，用词简练，婴儿语消失。[5]（P25-28 ）

单元音和喉音伴随新生儿的哭声而至；牙、唇、舌、齿是早期较容易区分和控制的发声区；舌面音、齐齿呼和撮口呼须对舌头和口形有较强的控制能力和较高的辨音能力才能掌握；齐齿呼和撮口呼实际上也是增加介音-i/-w。最早出现的语词主要是确定身份的名词和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名词及少量动词，以单词句和三、四个音节的简单句为主。为了使对方准确辨认单词的内容，往往采用重言、双音或附加缀音的形式。以后，随着表达内容的复杂和添加语法关系的制约，语词又出现精炼化、简约化。

上古汉语的发展，大略如婴幼儿学话过程；若采取从中古音追溯上古音的方法，则将婴幼儿学语次序倒过来，对研究有参考意义。

7. 说汉语的人口最多，几千年来分布在连片的广袤的土地上，与周边居住的民族相比，经济优势、人口优势、文化优势、语言优势长盛不衰。地方方言多样复杂，不同朝代不同地域的语言遗存非常丰富，故被誉为语言活化石。从西周后期到两汉，是上古联绵词大量产生的时期，中古的《文选》、《玉篇》、《广韵》、《集韵》 也提供了大量例证，以联绵词作为复辅音证据的学者，在活化石中并没有找到复辅音，就以晋陕方言中的“嵌音词”、“分音词”拿来当作活证。事实正好相反，无论是晋陕还是福州方言，“嵌音词”、“分音词”都是音节性的，不是复辅音性的，不能为复辅音论增加任何论据，相反，它提示我们要在研究汉语语词复音化过程中，重视嵌音和分音的机理和作用。

我曾经问过山西五台的朋友：“我们说‘头’，是不是说‘得一老一’？”他莫名其妙直发楞。我改问：“你们把‘脑袋’叫做什么？”“哦哦，我们叫‘得老’。”“叫小‘孔’小‘洞’呢？”“叫‘窟窿’。跟‘得老’一样，说成一块。刚才您把‘得老’分开说，怪怪的，我没听懂。”原来，一、他们同时知道合音词和分音词的对应关系；二、他们说分音词时，前音只用半拍即弹舌说后音，说成很紧凑的一拍半音，前音适宜用入声字记录；三、说合音时则省去弹舌造成的-1。

分音词、嵌音词之第二音多为舌音，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它是弹舌造成的，在恢复合音词、原生词时是需要丢弃的。因此，它不是复辅音的组成部分。“语言活化石”给了我们最明白的答案，只是许多朋友还不够重视。同样道理，联绵词之第二音声母为舌音、唇音、齿音、喉牙音、零声母（y-/w-），也都是单音词复音化时的衍生物，目的只是通过调整口形和舌位，增加半拍或一拍语音以分化同源词，或增加原词的表现力。去掉此衍生物而急读之，往往可以找到一个意义与该联绵词相同或相近的单音词。因为联绵词的记录，本质上是记音的，所以不能以字求义（不能从“得”或“老”求出“头”义），只能以声（双音或合为一音）求义。

(注：诚如王念孙所言：“大抵双声叠韵之字，其义即存乎其声，求诸其声则得，求诸其文则惑矣。”（《经义迷闻》卷二十九“无虑”条）。)

因此，有些联绵词可能只在活的口语中有合音词，而在文献中没有其相对应的同义单音词，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缓读析言在上古汉语发展中的历史作用

陆心源说：“古人之造字也，字不一义，即字有数音。是以周人解经，有缓言急言之别；汉儒训释，有读为、读若之音。”[6]（P7） 这一见解，对先秦语言的研究很有启发。

清时所说之周，通常包括西周和东周；所说之经，是指儒家尊崇的经典，也是两周集结成书的。通晓训诂学史的人都知道，先秦时代只有训诂的萌芽，其中许多训释材料还算不上“训故言异语”不过是同时代还存在的名物、典章、词语、文字的解释罢了。秦、汉以后，不仅文字面貌大变，语音和用词也与先秦有所不同，逐渐产生了古文经与今文经的差异，有了训故言异语的需要，出现了训诂专著，如《尔雅》、《毛诗故训传》、《方言》、《说文解字》、《春秋公羊解诂》、《毛诗注》、《三礼注》、《释名》 等，东汉末还兴起了音义之学。陆心源就语音角度，提出周人解经的语音学要点在于缓言急言，指出了需要注意两周记录语言的方法有双音单音之别；提出汉儒训释使用了读为、读若，指出需要注意语音的变化。我认为这种区别是有特殊意义的。如《诗・{・墙有茨》三章，每章六句，除三章首句为三字外，其他十五句均为四字；将首句吟成“墙有蒺藜”，便很整齐和协。又如《春秋左传》桓公十二年《经》称“Y丘”， 《传》 作“勾渎之丘”，就是急言缓言之异。《左传》 中，国君常自谦“不”，现在通行的《辞源》、《辞海》 均解释为“不善”，就是很勉强；若从缓言急言索解，不 为W，W者给事者也，国君自谦为公W，便很到位。

我们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看到“短言某，长言某某”、“单呼某，t呼某某”之例。这是段氏对上古汉语复音词产生方式的说明。《说文》“乌”字下，段注曰：“古者短言於，长言乌呼，於乌一字也。”换句话说，急读合音为於，缓读析言为乌呼两字，於乌是同音假借字。“鹄”字下段注曰：“凡经史言鸿鹄者，皆谓黄鹄也。或单言鹄，或单言鸿。”说的是鹄和鸿异名同实，均可单用。“鸿”字下段注曰：“单呼鹄，t呼黄鹄、鸿鹄。黄言其色；鸿之言也，言其大也。”说的是偏正式双音词的构成。我认为，段玉裁过分看重假借和构成的方式，妨碍了他对长言短言的语音学功绩的发掘。其实，“黄鹄”与“鸿鹄”又正好是“鹄”的缓读析言形式，而“鹄”则为急读合音。

《说文》：鸠，鹘b也。，鸠也。鹘，鹘b也。b，鹘b也。

段玉裁拘泥于“鸠为五鸠之总名”，批评《说文》“以鸠名专系诸鹘b，则不可通矣。”在、鹘、b三字下，段玉裁也未能看出联绵词解释与“鸠”存在着缓言与急言的关系。其实，“鹘b”急言合音为“鸠”，反过来“鸠”缓言之便成“鹘b”，甚为明显。《说文》 经常使用这一种以长言释短言的方法。这是急言单音词与缓言联绵词关系的最直接说明。

从这些例证可以看出，单音词缓读长言析为二音节是联绵词的重要来源，在汉语词汇早期复音化的过程中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按照这条思路，在金文研究上，我们可以解决一些难题。例如：上面提到上古语言习惯的一个现象――急言与缓言，往往为现代人忽略。我在2003年撰写的《说文解字从之字皆为形声字说》，曾对上古代产生急言与缓言现象的社会原因、转换模式、一个单音词（原音、全音）可能出现前音、后音和缓言双音并且同时共存，提出了我的基本看法。[7]（P273-278） 我认为这些貌似复杂的语言现象，对山西及其周边地区以及福州地区等熟悉合音词和分音词现象的人们来说，是简单不过的事情，跟文化水平和音韵学修养无关，纯粹是从小习得的语言知识。

如果说福州地区人多为越人后裔，山西及其周边人则为三晋人后裔，秦王居处于陕甘，那么，合音词与分音词共存，急言与缓言同在，两周时期是带有普遍性的，非局限于吴越。因此，可把关中出土的徕盘、四十二年徕鼎、四十三年徕鼎、师克S等铭文中的“则 ”理解为古人缓言分音词，急言之就是 “”（读且音，金文中“且”多假借作祖考之祖）。学术界对上举四器铭文中的“则隹”以为是三个虚词连用的难题，也就可以解释了。

，过去学者发现它有多种含义：（1）时间副词，相当于“徂”、“往昔”、“过去”；（2）叹词，相当于“嗟”、“咨嗟”；（3）连词，相当于“且”；（4）助词，无义。

我在《师缍γ文讲疏》中，除被解释的师鼎铭外，另又引七例含“ ”的铭文，均可用表原因的“以”置换“ ”，文意不变而通畅明晰；其中两例表结果的句子在前，其余皆结果句在后；结果句多数无标志性语词；大盂鼎以“……古……”形式出现，是为因果句的铁证。可以肯定“”为领原因句的连词。同样可以肯定“则”是领原因句的连词，“隹”为表肯定之语气词，解释上述关中出土四器铭文也无不顺畅。

缓读析言不仅推动了单音词复音化，同时也推动汉语语音向丰富精密化发展。在存在急言与缓言的语言社会里，人们对合音词和分音词，以及缓言断裂形成的前音和后音，都有约定俗成的认识理解。有些断裂后的前音（或后音）与全音（包括急言之单音词和缓言之双音词）不再有意义上的继承关系，如山西人说“头”也可缓言为“得老”，而单独的“得”（或“老”）却不可以代替“头”。而另有一些断裂后的前音（或后音）则与全音有意义上的继承关系，如山西人说“孔洞”习惯说“孔”的缓言形式“窟窿”，有时也说其前音“窟”，不说后音“窿”；广东的客家人和广府人则习惯说后音“窿”。“孔”是早期的单音词，在山西、广东乃至全国，基本上属书面语范畴。缓言形成的全音、前音、后音之别，可以用不同的字记录，如头/得/老、孔/窟/窿一音一字；也可能造成原有的一字读多音，如宙轴/迪笛 /由油鼬，原来都读“由”（定幽）声，中古分化成三个音，“翟”、“勺”、“乐”等都类此；有的则保存了全音和前音，如北方的孔/窟；有的则保存了全音和后音，如南方的孔/窿。

如上文所述，在缓言时，口形和舌位变化放慢，抬高舌位蓄气，催生了齐齿呼、撮口呼介音（-i/-w），或为了延长发音，中途振舌调息，而形成联绵词下字多为来母或其它声母，这种现象不仅存在于单音缓读成双音的过程，也突出存在于延长语句加强形容的三字格、四字格的短语嵌字中。缓读振舌衍音现象，都是音节性的，与复辅音无关。在急言恢复单音时，衍音都要丢弃的。

单音词缓读析言为双音，双音急言合为单音，从西周到两汉使许多单音词出现相应的联绵词。《说文》中许多以长言释短言的现象，可以说就是国产反切术的滥觞。因为长言短言（缓言急言）自古至今都有群众基础和语言基础，所以反切术能在梵僧到来之前就出现了，只是到了东汉末年音义之学崛起，南北朝时新编字书才得以逐渐普及推广罢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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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唐钰明.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唐钰明卷［C］.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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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陆心源. 重刊《明本排字九经直音》叙［Z］. 明本排字九经直音.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上古汉语篇3

关键词：汉语方言 古代汉语 教学

无论是在现代学校教育中还是在日常言语交际中，我们一贯强调“要讲普通话”，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更是如此，这是为了工作需要、交流方便。然而，古代汉语教学则不同，我们提倡学生讲普通话的同时，还应该鼓励学生关注方言，分析、研究方言，联系方言学习、理解古代汉语。这是因为“古与今异言，古语未尽废也”（李恭，1988）。“古语未尽废”，是说“古语”存于汉语方言中，语音、词汇、语法诸要素均有保留。那么，如何在古代汉语课程教学中发挥汉语方言的作用，提高古代汉语教学的效果呢？

古代汉语是高校文科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重要性自不待言，但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门“死语言”课，教学效果都不太理想。为了改变这种尴尬的教学局面，很多学者、古代汉语教师做了多方面的探索与研究。纵观这些探究，个人遇到的情况不同，所以教学改革的方法、手段、内容也不尽相同，因而效果也千差万别。有的古代汉语教师从教学内容入手进行改革，有的教师则从教学方法进行探索，还有的教师提倡运用多媒体等现代化教学手段，对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进行尝试性改革。尽管改革的侧重点有异，但殊途同归，都希望获得好的教学效果，取得好的教学成绩，培养优秀的古代汉语教学与科研人才，传授我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笔者长期工作在古代汉语教学战线上，做了相应的教学改革，自然也饱尝了古代汉语教学的艰辛，并先后撰文《实现古代汉语教学功能多元化的一些思考》《论古代汉语教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对当前的古代汉语教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当前古代汉语教学，不应将这门课单纯地作为工具课程，应该结合社会文化发展大背景，开发古代汉语课程文化传承与传播、人文教育、审美情趣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试图通过穿插、讲授一些传统文化，如中国古代的礼制、职官、人文精神等内容，来提升古代汉语的教学效果。实际上，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但新的问题是，我们发现讲到古代汉语音韵、语法的发展规律时，很多现象都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所没有的，因此，尽管教师讲得精彩，但学生依然听得一头雾水，不能很好地理解。通过不断摸索，我们欣喜地发现古代汉语中的有些问题，可以通过汉语方言得到印证。于是尝试将汉语方言引入到古代汉语教学中，以“活化石”印证“古语”，同学们顿时茅塞顿开，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下面结合教学实践谈谈汉语方言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和我们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汉语方言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作用

通过研究和应用实践，我们认为，汉语方言在古代汉语音韵、语法、词汇诸方面教学中都可以发挥其独特的作用。

（一）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汉语音韵发展变化的规律

语音的特点是一发即逝，古人的说话、读书声音我们已无从得知。音韵学是一门难懂的学问，古代汉语学习中，音韵是重要的内容，也是难点之一。凡是涉及音韵，学生大多会感到头疼。如古今语音的异同问题即如此，韵律问题也不例外。如果我们以方音对照讲解，则可以有效地化解这一危机。我们读古诗时，发现有些诗歌用现代普通话来读是不押韵的，但从我国诗歌的特点来说不押韵是不可能的。如唐代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按照诗律来说，本诗韵脚是“斜”“家”“花”。可是用现代语音来读，则“斜”并不入韵，这让学生很困惑。有的教师根据诗韵特点，改读“斜”为xiá，押韵倒是押韵了，可字典中却查不到“斜”还有xiá的读音（《现代汉语词典》第1版中上注明“旧读xiá”,修订版中取消了这一说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王力先生教我们一招，就是从方言中去印证，王先生经过考证，认为在唐代“斜”读作siá（s读浊音），和现代上海“斜”字的读音一样，在当时是谐和的（王力，2000）。意思是说这首诗如果用上海话来读，大概是押韵的。这给我们很大启发。

又如，讲到古今声母的不同时，会涉及到舌面音j、q、x的来源问题。我们知道，现代语音中的声母j、q、x有两个来源，一个来自于古代的“见”母，一个来源于古代的“精”母。但到底是怎么演变的呢？除非是研究需要，如专门研究音韵学的研究生，否则就没有说明演变过程的必要；另外，由于课时所限，课堂上要补充大量的音韵学知识是不太现实的。我们认为对这一音变规律的解读也可以从方言入手，可以说这是一条快捷之路。如考察川、陕、甘等地方言，我们发现这些方言中至今还保留有很多读古音的现象。如“街”读为gāi,“鞋”读为hái，“巷”读为hàng，“解”读为gǎi等；甘肃白银等地方言中“鸡”的声母为z，而有一些“精”母字声母却演化为j。这不正是j、q、x来源的最好例证吗？

再如，《论语・阳货》：“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孔安国注：“阳货者，阳虎也。”刘宝楠《论语正义》认为：“货虎一声之转，疑货是名，虎是字也。”据李恭先生考证，渭水流域将巡行乡间、兜售杂货的人（货郎）称为“呼郎儿”，认为“呼”就是“货”，读为“虎”，是一声之转的一个例证。今由陇方言的实际情况可证李先生之言不虚。

教学实践证明，以上方言例证在教学中的运用效果是明显的。将方言语音渗透到古汉语音韵教学中，使学生备感方言之亲切，又了解了语音的演变。

（二）可以解释并印证古代汉语的某些语法现象

将汉语方言引入古代汉语教学，还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些语法问题。虽说语法是语言中最稳定的因素，但并不意味着古今亘古不变。古代汉语的语法教学难点主要有词类活用现象、语气词、特殊句型等，前两个问题都可以通过汉语方言佐证来解决。

首先说词类活用问题。词类活用是古代汉语教学中让人煞费苦心的难点问题，因为现代汉语以双音词为主，能够满足人们的需要，加之现代汉语用字越来越规范，所以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罕有词类活用现象，那么我们就可以借助于成语来解释这一问题。因为成语中保留了这类语法现象，如“不可名状”中的“名”用作动词，“闭月羞花”中的“闭”和“羞”为使动用法，“不远千里”中的“远”为意动用法，“星罗棋布”中的“星”和“棋”则是名词作状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此外，我们还可以借助于汉语方言来解释，因为这类现象也存在于一些方言中。如“饮”字，一般字典中只有一个读音yǐn ,意思是“喝、喝水”。其他时候都只作为“饮用、饮料”等词的构词词素。当我们读《左传・晋灵公不君》“晋侯饮赵盾酒”一句时，才知道“饮”的用法和平时不同，并不是晋侯喝赵盾的酒，而是晋侯请赵盾饮酒，是动词的使动用法。其实这种用法还保留在陕、甘、青等西北方言中，如“饮牛、饮马、饮羊”，意思是赶牛、马、羊去饮水，要读作yìn，这和古代汉语一致。

再说说语气词的问题。古代汉语中的语气词比较丰富，又和现代汉语不同。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没有句首、句中语气词，所以我们无法对应理解古代汉语句首、句中语气词所表达的语气。如《诗经・小雅・小明》“嗟尔君子，无恒安息”中的“嗟”就是一个句首语气词。李恭先生也从甘肃方言来找理据。他说：“皋兰一带人常用‘嗟’为发声辞，如云‘嗟尔来呀’”（李恭，1988）。这里的发声辞就是句首语气词，也叫发语词。现在的甘肃永登、靖远等地还这样用，“嗟”表示一种请求、提示的语气，和古代汉语的情况一致。在甘肃定西一带方言中，“嗟”则音变为jià。又如话本、杂剧中多用句中语气词“咱”，这是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没有的。《董西厢》二：“你咱说谎，我着甚痴心没去就。”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解释为：“你咱，即你也”（长相，1955）。甘肃定西一带表示感慨，即用此法。往往还在句首加上表感叹的语气词“”，如“！你咱叫人没法说。”意思是：“你啊！让人没法说！”这种用法常表示一种无可奈何的感叹语气。

总之，将汉语方言应用到古代汉语课堂，对照汉语方言，可以解决古代汉语语法教学中的许多问题。

（三）可以说明古代汉语某些词汇的意义

汉语方言在古汉语词汇教学中的作用虽不像语音、语法那么直观，但我们也做了尝试，效果令人欣喜。其实，关于汉语方言在古代汉语教学方面的作用，前人多有论述，如郭芹纳先生就对方言与词语训诂颇多心得。他还举陕西方言说明《庄子・天运篇》“蚊虻肤，则通昔不寐”中“”就是“咬、叮”的意思，苏轼《六月二十六日望湖楼醉书》诗“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中的“白雨”就是“暴雨”。下面再举两例来说明。

（1）《荀子・劝学篇》：“端而言。”杨《荀子注》注为：“端读为喘。喘，微言也。”按：杨注为是。今陕甘方言中犹谓“言说”为“喘”。如“你言喘”“问不喘”可证。

（2）《老子》：“埏埴以为器。”“埏”，应玄《一切经音义》、陆德明《释文》均引作“”。《说文》：“从手延，延亦声。”《释文》训为“和也”，“柔也”。又一曰“柔”。按：“柔”当为 “揉”，“揉”“”同义，都是用手揉搓之义。陇右一带将“”读为yán，指用手揉捏、揉搓。如“一下就不疼了”即此用法。

从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用方言解释古汉语语词，既生动，又亲切，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二、将汉语方言应用到古代汉语教学中时应该注意的问题

将汉语方言引入古代汉语课堂，固然可以活跃课堂气氛，让师生互动，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但毕竟这是古代汉语课，而不是方言课，所以作为教师，我们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首先，教师要有丰富的汉语方言知识。要用汉语方言印证古代汉语，这就要求古代汉语教师不仅熟悉古代汉语知识，还应熟悉汉语方言的有关知识。如讲到《论语・季氏将伐颛臾》中“夫颛臾固而近于费”时，教材上说“费”古音bì。如果教师不懂得“古无轻唇音”的道理，是讲不清楚“费”何以读为bì的；反过来，如果教师不懂现代有些方言中这类字声母还是b而不是f时，同样是讲不清楚的，学生又怎么会明白呢？当然“缤纷”在古代何以是“双声”这类问题也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其次，引导、鼓励学生关注汉语方言。将汉语方言引入古代汉语教学课堂，只有老师懂方言是不够的，我们还应该引导鼓励学生关注方言，观察、感受方言的读音、词义、语法等。当学生有了这种体会，我们再用理论结合实践的方法教学，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的做法是，先培养学生关注方言的意识，阅读有关方言的资料，再由教师根据课程内容选择性地布置一些作业，辅导学生进行方言考察。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相信问题会迎刃而解。

再次，正确、合理地使用汉语方言辅助教学。古代汉语教师必须明白，将汉语方言引入古代汉语教学，只是一种为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汉语的积极性和教学效果而采取的辅手段，不能完全上成汉语方言课，否则会带来喧宾夺主、本末倒置的后果。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将汉语方言引入古代汉语教学，适当而合理地发挥方言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作用，“死课活讲”，可以有效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古代汉语课的教学效果，同时还可以培养学生的方言研究能力，可谓一举三得。

（本文系2011年甘肃联合大学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编号：2011106。）

参考文献：

[1]李恭.陇右方言发微[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2]王金娥.实现古代汉语教学功能多元化的一些思考[J].语文学刊，

2009，（12）.

[3]王金娥.论古代汉语教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0，（4）.

[4]王力.诗词格律[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张相.诗词曲语词汇释（下）[M].北京：中华书局，1955.

上古汉语篇4

谈到古代汉语的学习，人们一般是站在与现代汉语差异性的角度来讲的，如《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4版)在附录(三)怎样学习古代汉语中谈到：古代汉语的一些基本的词语，如人山笑大等，古今意义没有什么变化，这些我们就不必再去学习了。但还有两类词语，是需要我们下工夫学习的。一类是古代汉语中比较常用，而现代汉语中已经消失了的词语。一类是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都很常用，但意义不完全相同的词语。这两类词语都要努力掌握，但后一类词语值得注意。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中说，学习古代汉语词汇，难点不在于迥别，而在于微殊，这是说得很对的。所以，对后一类词语要更加重视，一定要注意其古今意义的区别。诚然，学习古代汉语，作为今天的人来说，的确是要注意掌握与现代汉语不同的部分，如果了解并掌握了古今汉语的差异，学习上就顺畅多了。但是，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一味地强调古今汉语的不同，容易使学生对古代汉语产生一种排斥心理。因此笔者在教学中注意讲授古今汉语差异性的同时，更多的是着重讲解二者的一些联系性，目的是为了拉近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距离，让学生感觉古代汉语并不古，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以词汇部分举例说明。

古代汉语中有一些词在今天看来已是死去的古语词，假如硬性地要求学生强记强背，这样的要求多了的话，自然也会增加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厌恶感。实际上我们经常说死去的古语词一般是立足于现代汉语普通话来讲的，假如扩大到现代汉语方言来看，死去的古语词实际并没死去。笔者执教于客家方言区，经常从客家方言中寻找与古代汉语有联系的词汇。如：《左传成公六年》：民愁则执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膇之疾。杜预注：重膇，足肿。句中膇是浮肿的意思，今梅县客家方言腿脚浮肿说脚膇，脸肿说面膇，手肿说手膇，即是此词。曹植《洛神赋》：明眸善睐，靥辅承权。李善注：睐，旁视。今梅县客家方言斜眼看一下说睐一下，斜眼偷看说偷睐，承此词。《诗豳风七月》：昼尔于茅，宵尔索绹。毛传：绹，绞也。今梅县客家方言拴牛说绹牛，绑被子说绹被，沿用此词。《庄子则阳》：并溃漏发，不择所出，漂疽疥痈，内热溲膏是也。陆德明释文：漂本亦作瘭。瘭疽，谓病疮脓出也。今梅县客家方言称还未破的水泡或血泡为瘭，虽没有脓疮严重(表义程度已减轻)，但也是沿用了此古语词。

另外还有一些词，在今天是常见字，其古代的词义在普通话中已不用，但却保留在某些汉语方言中。同样以客家方言为例。《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景公走狗死，公令外共之棺，内给之祭。晏子闻之，谏。公曰：善。趣庖治狗，以会朝属。注云：治，宰也。东晋干宝《搜神记》卷一：帝曰：水中有鱼乎?(葛)玄复书符掷水中，须臾，有大鱼数百头，使人治之。两句中的治都是宰杀之义，今梅县客家方言杀鸡说治鸡，杀鱼说治鱼，即保留了该词的古义。《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使其妻织组而幅狭于度，吴子使更之其妻对曰：吾始经之而不可更也。句中经与织同义，今梅县客家方言用手工织布即说经布，手工织席即说经席。还有一些客家方言词义虽然不是古代词义的完全延用，但其与古代汉语的联系显而易见，也可援用。如：《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于孔子。朱熹集注：陈谓军师行伍之列。此句中的陈字后来写作阵。今梅县客家方言邀伙伴说邀阵，结伴说同阵，本伙人说本阵，而散伙或分手则说拆阵。梅县方言阵指同伴、伙伴义当从古义军队行列人多、成群结队义演变而来。《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赵岐注：掌，主也。今梅县客家方言看管房子或看家说掌屋，看门说掌门，看管山林说掌山，放牛、放羊分别说掌牛掌羊。梅县方言掌的看守和放牧义当从古代的职掌、主管义引申而来。

以上多从当今汉语方言的角度关注古今词语的联系，实际上从普通话的角度也可以谈此问题。如《郑伯克段于鄢》中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及颍考叔为颍谷封人中的鄙(指边疆)和封(指疆界)，二者的表面意义都与现代汉语中的词义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我们如果从现代汉语中为什么有鄙视鄙夷密封封锁封建一封信等这样的词语开始发问，以及这些词语与该文选中的鄙和封有什么关系，那么就把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联系起来了。另外，古代词义存留在现代汉语中的例子也不少，如 就职就业中的就是古义接近、靠近的保留，谢罪的谢是古义道歉的保留，长城的城是古义城墙的保留。至于今天的成语，那就是更多古语古义的表现了，此处不赘。

总而言之，我们在讲授古代汉语时，要注意讲授的对象是当今的学生。多注意学生的语言环境(包括时代环境和区域环境)，从与现代汉语有联系的角度来讲授古代汉语，能使学生感觉古代汉语并不遥远和古老，这有助于学生学习古代汉语。

上古汉语篇5

【关键词】古代汉语 教学 深入浅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36-0122-01

每一名中华儿女都因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而感到自豪，这些传承千年的文化是我国人民的瑰宝，是一笔不可再生的文化遗产。近几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对古典文化的沿袭以及传承，各大高校开设的古汉语专业就是为了让学生学习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更好的理解和研究我国古典文献。为了减少古汉语学习过中的枯燥和烦闷，古汉语的教师们在实际的教学中进行“深入”和“浅出”。

一、高校古汉语教学的主要内容及其设立课程的意义

1.古汉语具有丰富的学习体系

我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很多，因此古汉语的学习内容也十分丰富，整体体系可分为：语法、词汇、修辞、音韵、文字、古书注解以及训诂等内容[1]。这些丰富内容的学习是为了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使学生能够更好地对我国古典的文献进行阅读和探讨，使其更好地传承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优秀文化。

2.古汉语学习是进行古籍整理的需要

要想更好的开展古籍整理工作，必须要有一批具有合格古文素养的工作者队伍，所以开展古汉语的教学有着现实的意义。我国流传下来的古籍数量众多，人们对古籍的研究并不是十分的充分，为了更好的开展古籍的整理工作，更优质的继承我国众多的优秀古典文化，各大高校必须要加强对古汉语的教学工作的深入开展。

3.研究我国各地方言需要开展古汉语的教学

目前人们使用的汉语是对古汉语的发展和演变，很多词汇是对古汉语的继承，有些词汇是根据古汉语演变过来的，可以讲，对古汉语的学习和研究有助于人们对现代汉语的掌握和学习。在对当今方言的研究中，人们发现很多的方言源于古汉语，现今很多的方言可以在我国流传下来的古典文集中查找到。在《红楼梦》中，曾有一句话，“下流的东西，灌了黄汤，不说安分守己的挺尸去，倒还打起老婆来了。”这里的挺尸不是指直挺挺躺着的尸体，而是“睡觉”意思[2]。在现今社会中，很多人们对“挺尸”的理解也是直挺挺的尸体，而在四川人中，“挺尸”就是睡觉，是他们的方言之一。在其他的文献中都可以找到现今方言的踪迹，所以说，研究我国各地方言需要开展古汉语的教学。

二、在古汉语教学中的“深入”

1.在古汉语教学中“深入”的体现

在古汉语的教学中，深入是指要使教学的工作深入到古汉语体系的各个方面，帮助学生对古汉语有着全面的了解，能够勾画出古汉语的基本框架和面貌。让学生通过学习掌握古汉语的正确知识体系，通过和现代语言比较研究，更好的分析古汉语的文言知识。

2.古汉语的教学要掌握比较教学

人们现在所使用的文字、语法都是从古汉语体系中发展出来的，很多词汇是直接从古汉语传承过来的，所以在古汉语的教学中，教师应该重视现代使用词汇和古汉语的比较。例如在先秦汉语中，“是”这个字是被运用为代词，没有进行判断的意思，而在现在人们的生活中，“是”表示为判断，是一种肯定的语气。通过这样的比较，可以对古汉语的语言和现在人们使用的语言进行比较，加深学生对古汉语字词理解，使古汉语的教学工作获得良好的成绩。

3.需要构建丰满的知识结构

古汉语的教学需要讲究循序渐进，要按照一定的过程和步骤进行教学工作的开展。具体讲，教师在古汉语的教学工作中，应该先从古汉语的文字入手，因为我国的文字多为表意，每个汉字的字形结构都与它想要表达的意思有着紧密的联系。对字义的理解可以古汉语教学工作中的第一步。

在掌握文字后，教学需要对学生进行古汉语词汇的教学。教师可以根据已学文字的本意为基础，掌握词汇的引申方式，争取对古汉语的词汇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和系统化的掌握，方便学生对古文的阅读。

在学生掌握基本的词汇后，教师帮助学生掌握和学习古汉语的音韵以及语法知识，解除学生学习古汉语的障碍，使古汉语的教学工作得到有效的开展。

三、教师在古汉语教学中的“浅出”

1.古汉语的教学要“浅出”

整体来讲，古汉语的学习过程相对其他的课程来讲要更为枯燥和晦涩，学生在学习古汉语的过程中难免会生产低沉的情绪，所以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要实现“浅出”，可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即讲授古汉语知识的过程中传授其他相关的知识，教学过程中要举一些让学生容易明白的例子，教学氛围更为趣味化，讲授的知识可以解决现实问题。

2.教师运用新兴媒体增强教学的趣味

前文说过，古汉语的教学相对其他学科来讲更为枯燥，所以在教学的工作中，教师可以使用现在媒体技术来丰富课堂学习的趣味。新媒体可以将课本上的文字转化为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减少学生学习的枯燥感。在古汉语的学习中，很多器物名称的文字较为晦涩难懂，学生在学习这些文字较为困难，这时教师可以运用新兴媒体对这些文字进行趣味化的处理，找出文字相对应的器物图片，将文字直接呈现在学生的面前，让学生对这些器物名称有着更为直观的理解，加深学生对这些文字的理解。

3.注重教W例子的通俗性

在古汉语的教学中，教师可以例句一些通俗浅显的例子对古汉语的知识进行讲解，方便学生的理解。《郑伯克段于鄢》中“请”有两种用法，请对方做什么事情和请对方允许自己做什么事情[3]。可以看出，第一种意思是现在人们使用的意思，第二中的意思主要用于古汉语中，这样的用法较为有趣，这样学生在学习的过程有着深刻的记忆，可以加深学习效果。

结论：教师在古汉语的教学中，可以进行深入的体系构造，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古汉语学习基础，同时要对学生学习古汉语有着逐渐深入的计划，让学生先从文字的基础掌握开始，逐渐学习古汉语的其他知识。同时，在古汉语的教学中，教师为了减少学习的枯燥感可以进行“浅出”，用新兴媒体增强教学的趣味，用通俗的例子加深学生的理解，使学生的古汉语的掌握水平得到提升。

参考文献：

[1]何亮.试论师范院校古代汉语教学与中学文言文教学的衔接问题[J].教育与教学研究，2015，03：81-84.

上古汉语篇6

关键词：汉语史语料学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单音词 复音词

汉语言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古代汉语、近代汉语传承下来的现代汉语，不免带有历史的印记。不论是语音、词汇还是语法，现代汉语仍然保留了许多古代汉语的特征，所以以现代汉语为主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仅仅从共时角度着眼是不够的，从历时角度加以考察才是科学的研究角度。其中，汉语词汇教学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核心内容之一，与古代汉语的联系最为密切，也较为容易通过语料进行考证，现代汉语词汇是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下不断变化的产物，与历代的汉语词汇均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借助汉语历史语料分析现代汉语词汇，不仅可以探索古代文言对现代汉语词汇的影响，加深我们对现代汉语中各种词汇现象的认识，而且对汉语的教学与研究有着莫大的帮助，甚至现在许多网络上流行的新词新语也和古代汉语延续下来的构词法有着一定的联系，这也是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高阶学习者需要掌握一定的文言知识和相关文化背景的原因。

一、古代单音词与现代复音词的比照

单音词、复音词是就词的音节构成情况划分的。古代汉语单音词占优势，但在向现代汉语演化的过程中逐渐实现复音化，这也是为减少同音词及歧义必然的趋势。当然，这并不意味古代汉语中就没有复音词，只是表明现代汉语中许多复音词都由古代汉语中的单音词发展而来，其中很多现代汉语双音词的不自由语素仍保留文言中的古义。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古汉语单音词和现代汉语复音词语料的对应情况，来帮助学生正确理解词义、扩充词汇量。我们将古代汉语单音词和现代汉语中意义相当的复音词进行比照，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况：

（一）古代的单音词与现代对应的复音词没有相同的语素

这种情况下的古代单音词一般都有较为生僻的涵义，或是多义词中表示较不常用的意义，因此被完全不同的复音词取代。例如：

因退立，股战而栗。（《汉书》）股：大腿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尚书》）师：军队

上例中的“股”“师”在现代汉语中的常用义不再是“大腿”“军队”的意思，日常会话中也很难用到。在《对外汉语教学初级阶段词汇大纲》（以下简称为《初级词汇大纲》）中，含“股”的词项仅在例句“一股冷空气正缓缓向东移动”中作为量词出现，“师”出现在“老师”“教师”“师傅”三个词项中，并不涉及“军队”这个义项。因此，在初级词汇教学中并不需要特别涉及此类含生僻义语素的词汇教学，但是随着教学的深入和阶段的提高，当遇到“悬梁刺股”“兴师动众”这类成语教学时，就有必要联系历史文化背景来解释词中各语素的含义，而且特别需要提醒学生辨别其与通常意义的区别，以免发生混淆，破坏对词义的正确理解。同样的例子还有“救火”的“救”，意为“阻止”，这符合其在《说文》中的解释“救，止也”。对于这部分不自由语素还保留古义的现代复音词，是不能只凭英语翻译或是现代汉语的常用义来解释的。

（二）古代的单音词，加上前后缀，成为现代的复音词

这种情况下，古代的单音词不改变原意，添加一个词缀以便发音和组句，顺应词语复音化的趋势。例如：

虎兕争兮於廷中，豺狼斗兮我之隅。（《楚辞》） 虎：老虎

先陨而后石何也？（《谷梁传》）石：石头

上例中的“虎”“石”在现代汉语中意义没变，只是在形式上增加了词缀，变得更加口语化了。《初级词汇大纲》中，“虎”出现在“老虎”“马虎”两个词项中，“石”出现在“石头”“石桥”“石子”三个词项中，均保留了古义，都是在原词干的基础上添加了前后词缀而成。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可以借鉴英文词根、词缀的原理，定期、集中为学生列举一些含有相同词根或者词缀的例子，培养学生的认词猜义的能力，这对于学生的日常阅读无疑会有一定的帮助。

（三）古代两个同义或近义的相关单音词组成一个现代的双音词

这种情况也是为了顺应词语双音化的潮流，用古代汉语中意思相近或相关的单音词来共同构成现代汉语的复音词，例如：

朋、友——朋友 道、路——道路 婚、姻——婚姻

减、少——减少 洪、水——洪水 事、业——事业

艰、难——艰难 知、道——知道 衣、裳——衣裳

学、习——学习 恐、惧——恐惧 城、市——城市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这些现代汉语的双音词并不是凭空造出来的，而是经常在古代汉语中以词组的形式出现，后来凝成一体，引申成为现代汉语的双音词，比如“婚姻”，在《史记》“寡人与楚接境壤界，故为婚姻，正义婿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妇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中，“婚”“姻”作为近义的单音词还是有些微的区别的，在现代汉语中才合成双音词来表示“嫁娶、结婚的事”。所以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可以适当分解语素来讲解词义，加深对词义来源的理解。同时，也需要分辨现代汉语双音词中近义语素的区别与联系，特别是对学习古代汉语的二语学习者来说，不能将古代连用的两个单音词误解为一个现代的双音词，避免以今释古。

二、古代复音词与现代汉语词汇的融合

复音词是顺应历史潮流、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增多的，古代复音词相较于单音词来说还是占少数。复音词可分为单纯复音词和合成复音词两大类。单纯复音词只含一个语素，包括联绵词和外来词，联绵词是汉语固有的，音译外来词则是通过译音方式吸收的其他民族语言词汇。合成复音词含有两个及两个以上语素，古汉语的合成复音词主要包括重叠词和复合词。通过研究不难发现，古代复音词通过长期的筛选和进化已逐渐融入到现代汉语的词汇中。

（一）联绵词

联绵词是由两个音节连缀成义的单纯词，从语音出发可分为双声、叠韵、双声兼叠韵、重言、非双声叠韵几种类型，现代汉语中也仍保留这个定义及分类，不同的是旧词的淘汰和语音上的变化。对外汉语教学中需要注意的主要还是语义方面的问题，需要提醒学生不能拆开连绵词解释，切忌望文生义，如“望洋兴叹”中的联绵词“望洋”，出自《庄子·秋水》“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叹”，不能误解为望着海洋，而是指目光呆滞、神情迷茫的样子。

（二）外来词

语言作为交际工具，随着国际交流的加强也必然会不断受到他国语言的影响。相比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的外来词相对来源较少，也留有许多历史变迁的印记。汉代佛经的传入，使汉语中增加了一些梵语译词，如“玻璃”“浮屠”；少数民族的融合以及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也使不少民族词、外语词进入汉语，如“骆驼”“葡萄”“喇嘛”“可汗”。虽然有些古代外来词现在已不常用，但是吸收外来词的传统依然在继续，现代汉语中的外来词不仅有音译形式，还有音译兼表意、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直接借用等形式，如“沙发”“纽约”“芭蕾舞”“卡片”“积极”等。在教学中可以通过解释外来词的来历，吸引来自不同国家、民族学习者的兴趣。

（三）重叠词

古汉语中单音词的重叠形式颇为常见，如“朝朝（每天早晨）”“人人（每人）”，而现代汉语的重叠词则更加灵活多样，有AA、AAB、ABB、AABB、AABC、ABAC、ABCC等多种形式，如“悠悠”“兴冲冲”“清清楚楚”“默默无闻”“无影无踪”“虎视眈眈”等。因为现代汉语叠音词结构较为松散，所以比起古代汉语，不仅数量上有明显增加，也较容易找到规律，构词能力更强。在教学中，可以鼓励学生举一反三来学习叠音词，如量词重叠含有“每”的意思，部分双音节形容词可以变成AABB的形式表示强调。

（四）复合词

古汉语中的复合词从语法角度可以分为主谓式、偏正式、并列式、动宾式和附加式，这种构词法在现代汉语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但需要注意的是部分并列式复合词的两个语素并不都参与表义，其中一个语素表示显性意义，而另一个语素的意义是隐性的，这就是偏义复词。偏义复词作为古代汉语学习的一个难点，在现代汉语中也会经常出现，如“无足轻重”，“轻重”偏指“重”，意为“不值得重视”。对比古今偏义复词，可以发现其在古汉语中偏指义语素相对不固定，更需要依赖上下文来进行判断，语素之间的结合也较为松散。多数情况下现代汉语对偏义复词的判定不需要语境，如“国家”“窗户”等，它们的意义已经固定，不像在古汉语中仍保留选择性。但是有一些偏义复词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都需要借助语境来进行判断，例如“长短”，《史记》中“而朱公长男不知其意，以为殊无短长也”的“短长”即偏“长”；《脏腑记叙》中“余刻此图，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短长”即偏“短”。现代汉语中“一较长短”就是“比较谁更好”的意思，“长短”偏“长”，但在“他很小心，生怕有个长短”中，“长短”偏“短”。古今比较之下会发现，现代汉语对古代汉语词汇词义进行浓缩简化的同时，也有着继承和发展。在汉语教学中，对于有固定偏义的复词可以不做过多的解释，但是对于需借助语境来判断的偏义复词就要提醒学生特别注意一下。

三、汉语史语料学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运用及意义

通过简要对比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词汇关联情况，我们可以大概了解汉语词汇的发展方向，即词语的复音化。具体的关联发展情况和相应的汉语教学方法总结如下图所示：

随着多个复音词代替一个多义的单音词及复音词本身的更新变化，加上社会改革带来各种各样的新词新语，汉语的词汇越加复杂多样。但语言的变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在不断的变化发展中进行的，特别是词汇，作为其中更新最快的部分，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不能让学生死记硬背、以偏概全。

借助汉语史语料学来收集词汇资料，了解汉语发展过程中词汇的变化情况和词义来源，无疑可以为我们的二语教学工作提供一个有益的参考方向，其作用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一）有利于更好地理清词义。对对外汉语词汇教学而言，我们不仅要关注正在变化更新的词汇，也需要考察历史。一方面，现代汉语构词能力最强的字义系统来源于古代汉语；另一方面，现代的书面语中也依然保留大量古汉语词汇，特别是古汉语中的成语、名句现在仍大量沿用。所以通过借助汉语史语料学搜集词语例证、对古代文献的词语进行归类整理，可以帮助学生总结构词规律，探求词义理据，并学会通过分析、预测来理解、记忆新词。同时，有利于加强学生对词汇中语素义的把握，也便于学生正确分辨同义词、近义词。

（二）有利于奠定良好的汉语基础。通过历代语料的考证，不仅可以使学生准确把握词汇义，扩充词汇量，也能够让他们对词源有一定了解，这无疑对汉语的学习有很大帮助。

（三）有利于激发学生兴趣。引入古汉语的词汇语料，可以使汉语学习者接触到不同于现代汉语的汉语语言风格。对词语的追根溯源及古汉语的天然美感，都可以吸引已有一定审美能力的二语学习者继续学习、探索下去。

（四）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通过对比古今词汇的变化，可以窥见中国历史的变迁，词汇是时代的忠实折射物。中、高级的汉语教学中就包含许多中华文化因素，真正理解现代汉语的语言，还需要从古代汉语中寻求答案，古汉语的词汇就是学习的入门。对一些保留古义的词汇的熟练运用，耳濡目染中国古代的思维方式与语言习惯，可以让学生从文化层面上理解和运用汉语，这也是对外汉语教学希望达到的最优教学目标。

当然，古汉语史语料繁多，而留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精力有限，在词汇教学中如何合理引入并分配涉及古汉语词汇的学习内容，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如何分类搜集语料来分析特定的词汇现象，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探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崔雪梅.训诂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运用[J].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

[2]高小方.古代汉语[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

[3]李冰燕，杨英法.古今偏义复词的对比分析[J].河北工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4]瞿秋石.汉语词源学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应用[D].上海：复旦大学，2011.

上古汉语篇7

关键词： 中古汉语韵母 阴声韵 日语音读（吴音、汉音） 对应关系

一、引言

中国人学习日语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就是日语里面有很多我们熟悉的汉字。汉字从中国传入日本，不仅汉字，而且当时汉字的原音也被引入了日本。由于中国的时代和地域方言的不同，结合容纳了汉字原音的当时日本的文化状况，在日本也产生了多种读法，主要的音读是吴音和汉音。中国的日语学习者都能感觉到，有些日语汉字的读音和现代汉字的读音很近，但对大部分汉字来说日汉的发音还是大相径庭，其原因在于日语音读主要来自古汉语语音，而现代汉语语音从上古到现代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此变化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的，所以很多情况下日语音读和古汉语语音很接近、相似，同时和现代汉语韵母、声母也有一定的对应规律，但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若要究其原因，还要探究古汉语音韵与日语汉字音读的对应关系。本文主要考察韵尾为零韵尾即无韵尾或以元音结尾的中古汉语韵母，也就是阴声韵与日语音读(吴音、汉音)的短音的对应关系。

二、汉语音韵的发展时期和日语音读之吴音、汉音

在将日语音韵和汉语音韵进行对比之前，先介绍一下汉语音韵发展的时代区分和日语音读中的吴音和汉音。

1.汉语音韵发展的时代区分

汉语音韵发展的时代区分大致可分为上古音、中古音、近代音和现代音四大时期。上古音是指周秦和两汉时代的语音，《诗经》押韵和《说文解字》的谐声系统所反映的语音系统是这个时期的代表语音系统;中古音可分为前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和后期的隋唐时期的语音，《切韵》及《切韵》系韵书是这个时期的代表语音系统;近代音是元明清时期的语音，元代的《中原音韵》是这个时期的代表语音系统;现代音则是目前使用的语音系统。

2.吴音和汉音

由于汉字及汉字原音传入日本的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文化背景，以及不同地域方言和融入日本语音体系时当时日本的文化状况等原因，日语音读产生了多种读法，其中主要是吴音和汉音。吴音是中国南北朝时期传入日本的，主要反映中国南北朝时期长江下游地方的音韵体系；汉音是由遣隋使和遣唐使传入日本的，汉音反映唐代中原地方的音韵体系。日本朝廷将汉音作为正音扶持，汉音得到了普及，现代日语汉字音的常用音大部分采用汉音。

三、阴声韵与吴音、汉音的短音的对照研究

吴音和汉音都来源于古汉语音韵的中古音时期，故现代汉语韵母不一样的汉字在日语音读中可能读作同一段的音，比如：他(tā)和多(duō)的现代韵母不一样，但它们的中古韵母一样都是「-a，且同属于歌韵系的歌韵部，所以他们的吴音汉音都读作ア段短音。我将中古韵母为阴声韵的日语常用汉字按其在中的所属韵系和韵部，分成各个韵系，将同韵系的汉字的吴音、汉音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吴音、汉音皆为短音的汉字大致来源于以下六大韵系，下面将这六大韵系分开，具体考察韵书的同韵系的汉语语音特征是如何在日语音读的吴音、汉音中反映的（中古韵母的具体音值参照藤堂明保《学研汉和大字典》）。

1.歌韵系

《平水韵》韵书中歌韵、哿韵、韵组成歌韵系。据统计，歌韵系所属的日语常用汉字的现代韵母有「-a「-o「-e「-uo「-üe五类。歌韵系的汉字的中古韵母主要有「-a和「-ua两类。两者的区别在于开口呼与合口呼，共同点是主元音都是「a，且都是零韵尾。经逐字详细对照研究发现，此两种类别汉字的吴音、汉音皆为ア段短音，可以说最大程度地还原了汉语原音。其中仅「靴字的吴音为エ段短音与其它汉字的吴音不一致，是一个例外。

2.麻韵系

《平水韵》韵书中麻韵、韵、组成麻韵系。麻韵系所属的日语常用汉字的现代韵母有「-a「-ia「-ie「-ua「-e五类。我经过调查统计发现中古韵母有「-ǎ「-iǎ「-uǎ「-uǎi四类，韵母「-ǎ比「-a口型窄，中古韵母为「-uǎi的汉字仅「一个汉字。此四类中古韵母分别为开口二等韵、开口三等韵、合口二等韵、合口二等韵。将此三类所属汉字按类归并，并详细对比其吴音、汉音的对应关系。总结如下。

开口二等韵：吴音为「～ャ型或エ段短音两种音形，汉音为ア段短音。

合口二等韵：吴音为エ段短音，汉音为ア段短音。

三等韵：吴音、汉音皆译为「～ャ型音形。

以上类别中除了「字的中古韵母「-uǎi的韵尾为「i，其他皆为零韵尾，日语的吴音、汉音全部译成短音。

3.鱼韵系

《平水韵》韵书中鱼韵、语韵、御韵构成鱼韵系。鱼韵系所属日语常用汉字的现代韵母有「-u「-ü两类。中古韵母由于介音的不同，出现了以下三类：「-io「-Io「-?o。三者的介音有点微妙的不同，介音「i比「I舌位靠前，イ介音较后者清晰;介音「?比「i的イ介音松弛。将此三类所属汉字按类归并对比，考察结果总结如下。

中古韵母为「-io的汉字：

吴音、汉音的音形一致，同为オ段拗短音「～ョ型音形，其中现代声母为「Y的汉字吴音汉音皆读作「ヨ。

中古韵母为「-Io的汉字：

吴音译成オ段拗短音「～ョ型音形或オ段短音，而汉音统一译成オ段拗短音。

中古韵母为「-?o的汉字：

吴音译成オ段拗短音「～ョ型音形，汉音译成オ段短音。

以上三种类别的韵尾皆为零韵尾，吴音汉音皆译为短音;主元音皆为「o，吴音、汉音的音形不一致但都译为オ短音。

4.虞韵系

《平水韵》韵书中虞韵、韵、遇韵构成虞韵系。虞韵系所属汉字的现代韵母有「-u「-ü「-o「-uo四类。中古韵母也有四类，它们是：「-o「-iu「-Iu「-?u。韵母「-o为合口一等韵，其他三种皆为合口三等韵，但介音不同。将虞韵系所属汉字按中古韵母的四类分类对比，结果总结如下。

中古韵母为「-o的汉字：

吴音译为ウ段短音或オ段短音两种，其中「徒、「途、「、「吐、「暮这五个汉字的吴音一字两音为ウ段短音和オ段短音，汉音皆为オ段短音。

中古韵母为「-iu的汉字：

吴音译为ウ段拗长音或ウ段短音，汉音皆译为ウ段拗短音「～ュ(其中现代声母为Y的汉字的吴音汉音读作ウ段短音「ユ)。

中古韵母为「-Iu的汉字：

吴音译为ウ段短音，汉音译为ウ段拗短音或ウ段短音两种音形。

中古韵母为「-?u的仅「数一个汉字，吴音译为ウ段拗短音，汉音译为ウ段短音。

以上四种类别的中古韵母的韵尾皆为零韵尾，吴音汉音都译为短音。其中，合口三等韵的汉字的主元音为「u，吴音汉音皆译为ウ段音;而合口一等韵的汉字的吴音有ウ段音或オ段音两种，经我的详细调查发现：在《平水韵》韵书中分别属于虞韵、韵、遇韵的汉字在韵书《广韵》中分别属于模、姥、暮;吴音译为两种段音，可能跟这两个韵系的主母音的不同有关。

5.支韵系

《平水韵》韵书中支韵、纸韵、韵构成支韵系。支韵系所属汉字的现代韵母有「-i「-ui「-ei「-uai「-er五类。据调查，中古韵母共有18种，具体可分为开口三等韵和合口三等韵两大类。将此两大类的所属的汉字分类对比，其结果总结如下。

开口三等韵的汉字：

无论韵尾为零韵尾或「i韵尾，吴音汉音都译为短音，吴音译为イ段、少数译为オ段、极个别汉字译为エ段短音，汉音皆译为イ段短音。

合口三等韵的汉字：

吴音、汉音皆为イ段短音或者吴音汉音皆为「ウイ型音形，或者吴音为「ウイ型音形而汉音为イ段短音。韵尾有零韵尾或「i韵尾两种，但零韵尾与短音和「i韵尾与「～イ型音形的对应不绝对。也就是说，零韵尾可对应「～イ型音形，「i韵尾可对应短音。

6.微韵系

《平水韵》韵书中微韵、尾韵、未韵构成微韵系。微韵系所属汉字的现代韵母有「-i「-ei「-ui三种，中古韵母有三类，具体可将此三类分为开口三等韵和合口三等韵两大类，将微韵系所属汉字按此两大类分类具体对比各自的吴音、汉音对应关系，发现：

开口三等韵的汉字：吴音为エ段短音，汉音为イ段短音;其中「祈字的吴音既可以读作エ段短音又可以读作イ段短音。

合口三等韵的汉字：大部分汉字的吴音汉音都译为イ段短音，极少数汉字的吴音译为エ段短音。

以上两种类别的汉字的中古韵母的韵尾都是「i韵尾，但在日语的吴音、汉音中都对译为短音。

四、结语

以上对中古韵母为阴声韵的汉字的日语音读的吴音、汉音的短音的对应关系进行了研究总结。综上所述，吴音汉音与汉语中古音有着非常紧密的对应关系，可以说，吴音汉音的译音很好地反映了汉语中古原音，同时也结合了自身日语音韵体系的特征。通过对中古音韵与日语音读的吴音、汉音的对照研究，可以加深日语学习者对日语汉字的音读与汉语汉字之间渊源同一的理解，这对日语学习、对汉日音韵研究都不无裨益。

参考文献：

［1］藤堂明保、加纳喜光学研汉和大字典.日本：学习研究社，2008.4.

［2］藤堂明保.と日本［M］.日本：秀英出版，1992.3.

［3］成春有.日语汉字音读研究［M］.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12.

上古汉语篇8

［关键词］湘南 勉语 汉语 借词

［中图分类号］H1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6－0057－02

引言

湘南瑶族勉语主要集中在湖南省永州市的江华瑶族自治县、江永县、宁远县、新田县四县。由于瑶族人民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其语言尽管长期受到汉语及其方言的影响，但是仍然保留了古代苗瑶语的特点。特别是语法具有很强的保守性，比如定语置于中心语之后的这一语法特点，其次是语音上的保守性，许多常用词语音与现代汉语相去甚远，即使与古代汉语也显示不出多少联系。比如“水”，中古汉语属于上声旨韵书母，当读作ɕwi，后来逐渐演变为shuei214，现代勉语内部读作wam33、wəm33、wəŋ33、wɔm33、wən33，只是韵尾或韵腹稍有区别而已。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汉族经济文化发达，瑶族人民在向汉族人民学习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在自己的语言中引入了大量的汉语词，因此瑶族勉语中存在不同时期的大量汉语借词。下面我们对勉语汉语借词略作讨论。

一、汉语借词的判定依据

认定勉语词汇中的某个词语是不是汉语借词，惟一的依据是该词语的读音。瑶族勉语属于汉藏语系苗瑶语支，与汉语的关系较为疏远，其底层词语即古苗瑶语词语在读音上与汉语没有对应关系，因此现代瑶族勉语中那些由古代苗瑶语词语演变过来的词语与由古代汉语词语演变过来的现代汉语词语仍然不存在对应关系。但是瑶族勉语中的汉语借词肯定是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汉语词汇中吸收过来的，与汉语特定词语必然存在对应关系，因此我们就可以从这种对应关系去判定勉语中的某个词语是不是汉语借词。当然，这种对应关系，不能简单地以普通话为依据，现代汉语方言、古代汉语的音韵特点都是判定依据。因此，瑶族勉语中汉语借词的判定需要有汉语古代音韵学的知识。比如kau53（路），“路”在古代汉语中属于去声暮韵来母字，声母从古至今均为半舌音（舌叶音）l，韵母中古便读作u，勉语念作kau53，与汉语“路”字读音毫无关系；那么kau53是不是汉语的“道”字呢？“道”是上声皓韵定母字，尽管韵母对应，但是声母当念作舌尖中音t或者d，因此也不能认为kau53就是汉语中的“道”；显然不能把勉语中的kau53看成汉语借词。又比如现代汉语的“坟墓”一词，勉语读作tsəu53，显然不能对应，因为音节数都不一致，但是当地的西南官话把坟墓称作tsu53，勉语tsəu53应当是借自西南官话。许多汉语方言管“坟墓”叫“祖”，管“一座墓”叫“一盆祖”，管“扫墓”叫“祭祖”，因此勉语中的tsəu53就是借自汉语的“祖”字。

二、汉语借词的构成

瑶族勉语存在大量的汉语借词，特别是现代科技术语、政治术语几乎毫无例外地借自普通话或者当地的官话，即使是日常生活中的词语也有不少词语借自汉语词汇。我们对1545个汉语基本词的勉语读音作了统计，发现在这1545个参照词语中有628个词语明显借自汉语，汉语借词律高达40%，这其中还不包括汉语语素加纯勉语语素的复合词语。我们以方向类常用词语为例，这类常用词语包括：东təŋ33、西fai33、南naŋ31、北pa54、中间pu31doŋ35、前面daŋ11mɛŋ35、后面gaŋ33mɛŋ35、上面kə31ȵwa11、下面kə31dje53、里面ȵwə232mɛŋ35、外面kʰu53mɛŋ35、左边tsɔ31pwə232/tsɔ31mɛŋ35、右边bja11pwə232/ bja11mɛŋ35。这是千百年来最为常用的、稳固性最强的一组词语，按理应该保留了纯粹瑶族勉语的读法。但是经过比较，我们发现勉语中的这类词语显然来自不同的历史层次，纯勉语的只有“西fai33”。另外，作为构词语素的勉语语素有pu31、gaŋ33、kə31、kʰu53、bja11，其余词或语素均借自汉语。就是汉语借词也有层次，最明显的是复合词组合方式有不同，应该说符合古苗瑶语复合词组合方式的借词要早于符合汉语复合词组合方式的借词，比如“上面kə31ȵwa11”“下面kə31dje53”应该早于“里面ȵwə232mɛŋ35”“外面kʰu53mɛŋ35”。又比如金属矿物类常用词，这类词语进入勉语系统较晚，因此绝大部分是汉语借词，现罗列于下：石灰sɿ31hui33、玻璃pɔ33li31、金tɕəŋ33、银ȵwaŋ31、铜toŋ31、铁ɬje54、锡fei54、钢kaŋ33、煤mei31、汞sui53jiŋ33。十个词语除“锡fei54”外都是汉语借词。这类词语的借入期大体可以分为两个不同时期；金tɕəŋ33、银ȵwaŋ31、铜toŋ31、铁ɬje54，借入较早，应该不会晚于中古，因为“银”仍保留了中古的鼻音声母（“银”是平声真韵疑母字），“铜”没有照现代汉语读作送气声母，而是同部位的浊音清化而已；石灰sɿ31hui33、玻璃pɔ33li31、钢kaŋ33、煤mei31、汞sui53jiŋ33借入时期应该是近代，因为它们的读音与现代汉语读音几乎完全一致。

三、汉语借词的组合方式

瑶族勉语汉语借词的组合方式有3种。

（一）原样借入汉语词语

这类借词是直接采用汉语读音和汉语的构词方式。这类借词最多，占借词的80%多。现举例如下：水笔sui53pi31、笔筒pa54doŋ31、梭子sɔ33tsei53、鸟铳nɔ21tsʰoŋ35、劝kʰwiŋ35、牵tɕʰəŋ33。

（二）借入汉语词语，但语素组合顺序改变

勉语在借入一部分汉语复合词语时，为了适应自身的语法习惯，会对汉语复合词的构词语素顺序做些调整，今举数例如下：歪嘴――嘴歪dzui31wai53、门牙――牙门ȵa31mwəŋ31、旱田――田旱liŋ31aŋ232、公牛――牛公ŋuŋ31kəu53、母牛――牛母ŋuŋ31nei232、花牛――牛花ŋuŋ31kwa11，茶油tsa31jəu31，葡萄pʰu31tʰau31。

（三）勉语语素与汉语语素叠加组合新词

这类借词由勉语语素和汉语语素共同复合而成。这类借词依语音组合顺序分为两种，一种遵循汉语语序，一种遵循古勉语语序。前者如：桐油树toŋ31jəu31djaŋ35，荒山hwaŋ33kəŋ33，外孙女wei31sɛŋ33sjɘ54，脚板薯tsau35pəŋ53dwa31；后者如：空心树djaŋ35goŋ33、白菜lai33pɛ21、青菜lai33mɛŋ33、剩饭naŋ35tsəŋ11，晚饭lu31mwəŋ35（有下滑线者为勉语语素）。

四、汉语借词的读音

瑶族勉语的汉语借词有着鲜明的语音特点，这些特点的形成源自几个方面的制约因素：（1）从汉语借入的时间不同；（2）汉语民族共同语与方言的不同；（3）对汉语同义词的选择和取舍；（4）瑶族勉语本身的语音系统；（5）瑶族勉语传统构词法。下面我们结合这些制约因素谈谈瑶族勉语汉语借词的读音特点。

（一）声母保留汉语古音

勉语的汉语借词有一部分借入很早，因此读音保留古读。

1.保留古重唇音。古无轻唇音，中古的非组字在上古并入帮组字，即非归帮、敷归滂、奉归、微归明，比如：翻（身）plan22，孵pu22，放（走）puŋ35，分（家）puŋ33，犯（法）baŋ，粪pwəŋ35，（蝙）蝠bui35，望maŋ11，晚mwəŋ232，蚊（子）muŋ232，网bɔŋ33，浮（萍）puŋ31。2.保留古牙音。中古汉语见组字均读作k-组，近古后三等韵、四等韵的见组字则读作tɕ组，但勉语的汉语借词仍读k-组，比如：颈kaŋ33，牛角ŋuŋ31kɔŋ33，鹅ŋɔ31，艾子ŋwa11。3.保留古舌音，比如：猪tuŋ232，（树）桩tɔŋ11。4.保留古齿音，比如精组齿音：象tswaŋ232，青（苔）tsʰiŋ33；日母齿音：乳ȵɔ35。5.保留古喉音，比如匣母字“学”hɔ21。

（二）声母规律性换读

声母规律性换读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同组声母内部替换。

古代汉语，同组声母的字谐声现象十分普遍，这一现象在瑶族勉语汉语借词中也有体现。比如：古明母字“茅”，勉语读作母，全音为bən35；古书母字“鼠”，勉语读作章母，全音为tɕuŋ33；古定母字“田”，勉语读作来母，全音为liŋ31；古透母字“踢”，勉语读作定母，全音为dei54；同组的全浊声母字读作清化的非送气音，古母字“平”，勉语读作帮母，全音为pɛŋ31，古定母字“铜”，勉语读作端母，全音为toŋ31。

第二种是跨组声母替换。上古汉语存在塞音、塞擦音、擦音互谐的现象，故现代汉语方言中有由塞擦音读作塞音的现象，比如湘南一带的梧州话（又称寨山话），古精组的精母字、清母字分别读作端组的端母古、透母字，瑶族勉语受到梧州话影响，有这类汉语方言借词。比如：姐：tai22（梧州话），tɔ11（勉语）；酒：tau22（梧州话），təu11（勉语），亲：tʰən31（梧州），tʰen21（勉语）。另外有些词语明显属于汉语借词，声母替换了，但是尚未找到对应的汉语方言，比如：“香”daŋ33，光bwaŋ33。

（三）声母脱落

一些在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均有声母的字，在瑶族勉语中却脱落了声母。比如：

旱（田）（liŋ31）aŋ232，下（巴）a31（pa31），肿oŋ35，鞋ei31，（烟）盒（iŋ33）ɔ21，放（置）cŋ33，喊ɛi11。

（四）韵头脱落

古三等韵在勉语的汉语借词中韵头多数脱落。比如：

平声阳韵字“霜”sɔŋ33，平声霄韵字“桥”ʨəu31，平声侵韵字金tɕəŋ33，去声韵字面mɛŋ35，平声先韵字“年”ȵaŋ35，入声月韵字“月”ȵe31(文读，白读ɬa35)，平声韵字“香”daŋ33，上声韵字juŋ11。

（五）勉语合成名词

一般要变调，但现代汉语借词一般不变调。现代汉语借词阴平调值为33，如飞机fei33tɕi33；阳平调值为31，如银行jiŋ31haŋ31；上声调值为53，如主管tsu53kwaŋ53；去声调值为35，如胜利səŋ35li35；中古汉语入声字调值为31，如ja31pa31。勉语中的汉语借词如果不是来自现代汉语，声调则较为复杂。

五、结语

瑶族勉语的汉语借词颇为丰富，但是由于借自不同历史时期，如果是同一历史时期借入的词语又可能来自不同的汉语方言，而且汉语方言本身也是汉语的历史沉积。因此，勉语的汉语借词不论是组合方式还是音读都十分复杂，作者只是对勉语汉语借词的特点作了粗略归纳，不妥之处还望方家指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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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honan Mian Language‘s Borrowed Words from Chinese

上古汉语篇9

论文摘要:古代汉语是高等院校中文类专业的主干课和基础课，承担着培养学生的古代汉语素养和古代典籍解读能力等教学任务。这门课程沙及到哲学、历史学、文学、语言学的内容，甚至包括天文、律历、姓氏名号、职官等文化常识，可谓内涵丰富、外延广阔。而以上这些内容，正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在当前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改革更应该侧重于观照传统文化的解读方式，将传统文化的传承视作其重要任务之一。 

和我国高校的其他课程一样，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也刻不容缓。新时期的古代汉语课程改革，我们认为在发挥其“工具性”作用的同时，更应该提倡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实现传统文化传承、人文素质教育、审美情操培养等多方面的功能，对此，笔者已撰文讨论。本文就古代汉语教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及相关问题试做讨论。 

一、从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的谈起 

    我们到的教学材料表明，古代汉语这门课，在1958年以前，不同高校在不同的时期，教学内容、教学目的各有不同。据王力先生说，“有的当作历代文选来教，有的是当作文言语法来教，有的把它讲成文字、音韵、训话，有的把它讲成汉语史。目的要求是不一致的”。 

    1958年的教育革命以后，学者们重新考虑这门课的教学内容、教学目的，以提高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效果。从.此，古汉语的教学改革开始，并大有一发而不可收之，势。自从王力先生于1962年主持编写并出版适用于全国高校文科专业的第一套古汉语教材以来，古代汉语课有了较为确定的内容，即采用文选、常用词、古汉语通论三结合的原则，并以这三个方面作为古汉语课程的主要教学内容。从此，古代汉语课程也有了比较明确的教学目的，即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培养这一能力就是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中国古代的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等知识打下坚实的基础。而以上这些哲学、历史学、文学、文献学知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因此，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该观照传统文化的传承，并将其作为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 

二、古代汉语的教学内容本身承载着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 

    我国传统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富，它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其内涵包括睿智的哲学宗教思想、完善的道德伦理体系、辉煌的文学艺术、独特的语言文字形态、浩瀚的文化典籍等诸方面。古代汉语课程不同于其他课程，它的内容就是以上传统的优秀文化内容的复合体。现行古代汉语教材大多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作为参照，学者们或采用文选、常用词、通论“三结合”的编排原则，如郭锡良等主编的《古代汉语》、朱振家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或主要突出文选和通论两部分，如易国杰主编的《古代汉语户。但他们的教材都彰显了我国灿烂多彩的传统文化。下面以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为例(以下简称王本)，仅就文选部分和通论所承载的丰富的传统文化信息加以讨论。 

王本《古代汉语》在文选部分选取了《左传》、《战国策》、《史记》、《汉书》等经典的史学作品，还有《诗经》、《离骚》、唐宋古文、唐宋诗词等优秀的文学作品以及诸子百家的哲学作品(尤其是正统的儒家作品)，这些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至于儒家的道德观念，在古代汉语教材的课文中比比皆是。有反映个人修养的，如《论语·学而》，讲到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说明古人非常重视个人修养，作为古汉语的教学内容，必然使学生通过学习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有反映教与学关系的，如《礼记·教学相长》:“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这一观点到现在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又有反映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论语  ·微子》:“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是孔子面对隐者的讥讽叹息时所说的话，意思是个人对社会是有一定责任的，人不能逃避现实。另外教材所选北宋范仲淹《岳阳楼记》，其中的名言:“先天下之优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集中体现了古人心系天下，先于民忧，后于人乐的传统道德观念。以上这些都是古人优秀的品质，也是传统文化的精华，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可使学生受到熏陶，起到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的作用。 

    通论是现行古汉语教材都非常重视的不可或缺的内容。王本《古代汉语》“通论”涉及到文字学、训沽学、音韵学的诸多内容，还涉及到文体、修辞等语言学知识，古代的姓氏名号、车马宫室、职官、乐律、天文历法等丰富的文化知识。以文字学知识来说，包括“汉字的构造，古今字、异体字、繁体字”等内容，给我们揭示了汉字和汉文化的密切关系。汉字的书体有甲骨文、金文、篆书(大篆、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对学生来说，从汉字人手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最直接的途径。我国历史上对汉字较系统的研究，开始于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可以说汉字本身及许慎依据汉字形体结构阐释字义的过程，都积淀着丰富的古代传统文化信息。《说文解字》通过说解汉字展示给我们的传统文化内容，陆宗达先生将其归纳为四个主要方面，即古代社会生产、古代的科学、古代医疗学、社会制度等，包括范围很广阔。学生在学习这些内容时，已经不单是简单地将其作为古汉语知识学习，而是观照到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知识空间扩大了很多。 

还有一些关于古代的姓氏名号、服饰、车马、宫室、天文等方面的内容，给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空间就更大了。比如，我们通过学习“古代的姓氏名号”，就知道古人有名有字，“冠而称字”，所以，称别人的“字”以示尊重。我们知道了古人还可以有“号”，如陶渊明自称“五柳先生”。古人去世以后还有谧号，而溢号往往根据此人生前品行业绩而定，如陶渊明溢号“靖节先生”，显然是依据其高洁之行得来的。学了天文律历，我们得以了解古人善于将音乐中的十二律对应岁时的十二月，再读陶渊明的《自祭文》“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就知道“律中无射”实际指的是9月份，是用乐律名称表达时序，因为“无射”刚好和“季秋”时节相对。学生学习这些内容的过程，就是对传统文化接纳、传承的过程。 

三、当前的文化大背景决定了古代汉语课堂应该成为传承传统文化的主阵地 

    随着世界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曾一度出现了文化“向西看”的情形，且势头不小。曾有人盲目地仿效，不论是非，不辨美丑，置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于不顾。就拿节日习俗来讲，人们迷恋于“圣诞节”、“情人节”，不管是否符合国情，只要是西方的，就很乐意“拿来”，使传统文化备受冷落。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综合实力的提高，我们高兴地看到我国传统文化有了回归的趋势。如，2008年的奥运会开幕式，充分展示了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四大发明、中国画、武术、中国戏曲、皮影戏、古代音乐等等。开场戏《击击而歌》，更向全世界展现了我国古老而热情的迎接贵宾的喜庆仪式，表达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意蕴。2009年，我国颁布了国家传统节日，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重要传统节日和春节一同作为法定假日，这将有利于弘扬我国的优秀民族文化。因为中国每个传统节日背后都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还有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汉语热，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留学，“孔子学院”在许多国家的建立等，都为我们弘扬传统文化提供了很好的平之如。 

    在以上大的文化背景下，作为高校的教育者，我们有责任加人到传承、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行列中，更应该走在弘扬祖国传统文化队伍的最前列。从这个方面讲，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应义不容辞地将古状汉语课堂作为传承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主阵地，这是责任也是义务。 

四、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对教师是严峻的挑战，不仅要求古汉语教师要有专业献文化素养，还要有好的教学方法。我们所说的“专业的文化素养”主要指古汉语教师不仅要具有深厚的专业功底，还要有广博的专业知识面，对我国古代的政治、历史、天文、教育、哲学、风俗习惯等文化知识都有所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住教材，更深人地理解教材，才能有效地进行古代汉语教学。“好的教学方法”贝组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采用各种方法或者技巧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唤起学生对古代汉语的兴趣，导他们去探究优秀的传统文化，使之加人到对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创新的队伍中来。具体来说，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如讲到《论语》时，教师应结合现实，引导学生感受古人为人处事的准则、教书育人的方式方法、高尚的道德情操等。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 

    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 

上古汉语篇10

【关键词】古代汉语；教学；问题；解决方略

古代汉语课是我国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及语文教育等专业所开设的主干专业基础课之一，始终受到教学管理者的重视。然而，近年来我国高校古代汉语教学的成效不够明显，一些大学的古代汉语教学甚至出现了问题，其中既有大学生层面上的问题，也有教学层面上的问题。为了切实改变当前古代汉语所面临的各类问题，必须要对症下药地加以治疗，才能真正地从根本上解决以上问题，实现提升古代汉语教学成效之目的。

一、古代汉语教学中的常见问题

一是当代大学生群体的古代汉语基础不佳，心中存有畏难情绪，缺少学习的足够动力。大学生们对古代汉语的学习存在着畏难的情绪，大量高校学生甚至教师均觉得古代汉语课是高校中文专业所设置的各类课程之中最为难学和最为枯燥乏味的课程之一。古代汉语课程所包含的内容相当多，所涉及到的知识面也相当广，其所涉及到的字、词、句以及修辞等知识和现代汉语差距相当大，因此，古代汉语学习起来十分枯燥乏味，读起来非常困难，有时甚至觉得是在读天书。即便是经过了十分刻苦的学习，其古汉语素养也难以在短期之中得到大幅提高。如此一来，大量学生肯定会产生畏难的情绪。二是古代汉语的教学方式与教学方法不够灵活多变，显得死板而单一。有一部分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缺乏足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因而只能敷衍应付，所以在教学中难以积极主动地去积极探索教学手段，无法主动地驾驭与主宰教材，难以依据大学生的实际状况去改进教学方法与调整教学的内容，只能在上课时照本宣科地讲授，一个萝卜一个坑，去条条框框地罗列各类知识。所以，也就难以激发出大学生群体的学习积极性，而大学生们也就只能被迫接收枯燥无味的知识，而没有时间去进行思维与想象。如此一来，所导致的结果是大学生也变为了古代汉语教材的附属，学习起来显得力不从心，也就无法取得好的成绩。

二、解决古代汉语教学中常见问题的方略

（一）切实转变古代汉语教师的教学观念

鉴于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华传统文化愈来愈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与推崇，而这些博大精深的文化、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各类成就均是由文言所写成的，若不懂得文言文也就难以理解我国古代的这些优秀传统文化。同时现代汉语中很多难以进行解释的语言现象，若运用古代汉语知识进行深入理解，也能迎刃而解。所以，大学古代汉语教学的重要意义也要比以前更为突出，古汉语教师的教学观念也要与此接轨。教师们在课中采取的是什么态度，运用什么方式开展教学，将直接影响到大学生群体的学习态度以及学习效果，进而影响到大学生对于我国古代文化的理解。因此，大学古代汉语教师一定要充分认识到古代汉语教学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制订出古代汉语教学的各项任务，从而改变以前那种消极化的教育教学态度，促使大学生们积极学习古代汉语。

（二）明确目标以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兴趣

大学生群体对于古代汉语常常会出现一种误解，觉得这一学科只能讲字、词、句等枯燥而乏味的知识，显得呆板而不灵活，缺乏足够的想象，显得了无生趣。这是学习者在初步接触古代汉语知识之后的一种正常心理表现。实际上，随着对古代汉语研究的不断深入，很多学习者均会觉得古代汉语之中的诸多知识能够很好地表现出古人所具有的情感观、思维观以及文化心理，从而体现出中国古人的文化生活与修辞实践、民俗风情等。我国古人所具有的造字心理、词义派生等方面的思维特征，词类活用后的修辞效果反映出的审美追求等均需深入加以探究才能体会到的。一旦探究愈深入，所领会到的情趣与意味也就愈多。因而，在深入学习古代汉语知识之后，不仅不会感到乏味，而且还会觉得其乐无穷。所以，高等院校古代汉语教师在授课一开始就可运用目标激趣法来培养大学生对于古代汉语课程学习之兴趣，随后，在每次作业探究之前，还可引入目标激趣法或者情景导入法来引领大学生们更加明白其中的相应内容，并且激发出探究之欲望。

（三）积极运用多种教学手段

在古代汉语教学中，如果古代汉语教师无法将其讲得通俗易懂和妙趣横生，而只能是照本宣科，大学生们也只得匆匆忙忙地将古代汉语知识填入到脑中，时间一长，大学生们就会讨厌这一课程。所以，高校古代汉语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一定要形成十分和谐的古代汉语课堂气氛，从而想方设法地调动起大学生群体学习的主观性，让大学生从原来的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这就需要在古代汉语教育中切实改变以往那种陈旧和落后的教学方式，进行更加积极的探索和创新。为了解决古代汉语教学中普遍存在的过于枯燥乏味的常见问题，可以有针对性地应用各种教学手段，从而为大学生群体创造出一个轻松愉悦、灵动活泼的课堂教学环境。比如，当今现代教育技术的不断应用与持续发展，运用于古代汉语教学中，可以提高教学手段之中的科技含量，进而改善现有的教学条件以及环境。所以，古汉语教学中，不仅可运用录像、幻灯片以及投影等设备，让教学的形式更为直观和活泼，而且还应当运用多媒体设备进行编写和制作课件，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使之成为广大师生进行交流的重要方式，更加形象地展示出古代汉语的魅力，极大地调动起大学生群体的视觉与听觉器官，促进大学生们的积极思维，激发起其对于古代汉语的学习积极性。同时，在实施教学手段技术性改革的基础上，还应当追求对固有的教学模式加以更新。一般来说，古代汉语教学可运用开放性和互动性相结合的模式，从而实现教师学生的全面与多层次交流。在教学方式上，应当具有开放性，这不仅是指教育教学方式具有开放性，而且还指古代汉语教材具有开放性；不仅是指教学内容具有开放性，而且又指教学观念具有开放性。因为当代大学生群体的主体意识相当强，其智力的发展、接收或者认识新事物能力具有了相当的高度，他们常常并不满足于完全照搬教材进行授课，所以，一定要切实改变原有的教学方式，在上课时，应当依据教学的内容、大学生认识规律等提出相应问题，让大学生们自行加以研究，进而提升教学的效率与提升大学生们的能力。

总的来说，从大学生群体的实际出发，切实改革古代汉语的教学手段，能够更好地激发出大学生群体的学习积极性，化被动灌输为主动学习，这是加强古代汉语教学的必然选择。所以，在高校古代汉语教学中，一定要通过改进教学手段，不断提高大学生理解、分析与应用古代汉语知识的能力，为其今后从事语文教学或者相关研究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张振羽. 古代汉语教学应处理好的几个关系[J]. 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7（1）.

[2]宿爱云，程树铭. 高校古代汉语的教学现状及新教学模式的探索[J]. 现代语文（语言研究），2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