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规十篇

经济法规篇1

关键词:经济法;规则;转向

一、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与市场化的环境下，对法律制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各个国家均十分关注经济法学的研究。但经济法学具有较强的科学性与实践性，在研究过程中，应明确其规则，并且要准确把握经济法转向，在此基础上，经济法学的作用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挥。本文分析了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类型、规则及其转向，旨在促进我国经济法学的完善，进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与有序发展提供可靠的法律保障。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类型

近几年，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成为了研究的国内学者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经济转型时期，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经济法学研究日渐深入与完善，根据理想类型划分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具体类型如下:

(一)学科经济法

此类型最为凸出的表现便是证实了经济法学的独立性，其独立性主要表现为法学学科及法律部门两方面，在此基础上，彰显了经济法学的地位，使其占据了法学学科、法律体系的核心位置，同时，通过理论研究的逐渐增多，促进了相关人才知识体系的丰富与研究经验的积累，进而为经济法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人才保障。在经济法学研究过程中，如果相关的人员未能团结努力，则难以明确经济法学的独立性，同时其在我国法学学科及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性也难以体现，在此情况下，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工作则难以有序与高效开展。当前，我国经济法学的独立性十分显著，并且拥有大量的研究人员，因此，面对转型时期的经济，为了适应其发展的需求，经济法学亟需转向。

(二)政策经济法

此类型的研究侧重点为经济法的政策与措施，通过研究，以此有效解决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其最为显著的特点便是紧密联系着党与政府的任务、目标，为党与政府的发展提供了适应的经济建议。如:加入WTO后，它主要研究了我国经济法和WTO的相关内容;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后，它主要研究了我国经济法和科学发展观的相关内容;金融危机出现后，它主要研究了我国经济法和金融危机的相关内容，在此基础上，政策经济法研究为党与政策的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利于宏观调控作用的发挥，利于市场规则价值的呈现。但此类型研究也存在缺点，主要表现为其研究具有较强的实时性与政策性，极易忽视经济法的原理及其规则等，因此，它可能丧失法学的规则性、稳定性与前瞻性。

(三)理念经济法

此类型主要研究的内容为经济法的相关理念，如:均衡理念、协调理念、实质理念、可持续发展理念、科学发展理念及以人为本理念等，同时也研究了经济法的宗旨及其价值等。对于理念经济法研究而言，与上述两类型相比，其优点主要体现在不仅完善了经济法的相关理念及制度建设，还深化了经济法的理论价值，让世人明确了经济法的特殊性，再者，它还归纳与升华了经济法的理念、宗旨及其价值，进一步增强了经济法的稳定性。但理念经济法研究的缺点较为明显，即:较差的操作性，对于任何学科而言，其仅拥有理念是不完善的，在其发展过程中应逐渐拥有自身的规则［1］。

(四)规则经济法

此类型研究的重点为根据现有经济法的法律法规及其实践，明确二者的共性，以此逐渐增强经济法的适用性与稳定性，进而其制度规则将更具操作性与权威性。对于经济法而言，其规则类型十分重要，唯有发展到此阶段，才能够保证其制度体系的完整性与成熟性，在规则经济法的作用下，经济法的相关理念将得到全面的落实，同时经济法的操作与执行将更加彻底，在此基础上，经济法的规则性、稳定性与前瞻性将日渐凸显。总之，经济法学研究以理想类型为划分依据，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四种类型，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不同学者及其著作虽然论述了一种或多种类型，但均是为了促进其学术目标的达成。因此，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应平等对策不同类型的经济法学，四种均各有优缺点，均是为了满足不同时期发展的需求，其承担着不同的学术研究目的。

三、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规则及转向分析

(一)我国经济法学的规则发展

在经济法学发展过程中，规则或常规科学时期是其发展的关键环节，为了明确其是否步入此时期，要求其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方面，经济法学是否拥有稳定的、一致的认识，另一方面，经济法学是否具备主导的、主流的范式。根据上述条件可知，在世界范围内，部分国家的经济法学已经步入此规则时期，如:欧洲国家德国，经济法学的相关学者均十分关注经济法的内容的研究，将其作为研究重点与焦点，经过无数学者的共同努力，德国经济法学拥有了较为完整的研究体系及教学内容，同时，德国经济法学学者纷纷著书立作，根据文献查阅可知，不同德国学者的经济法学观点存在差异，但认同感最高的研究内容为经济公法与经济私法，前者侧重研究了经济宪法及其行政法，后者侧重研究了竞争法，再者，德国经济法学的范式具有特殊性，与宪法、行政法及其他法学相比，其彰显了经济法学的规则性。同时，亚洲国家日本，经济法学拥有较为系统的体系，通过学者的深入研究与探索，其发展也趋于常规科学，当前，在日本经济法学研究的焦点为垄断法，相关的研究长期占据着核心位置，同时，在学者研究过程中，出版了诸多的经济法学著作，根据文献搜集可知，日本经济法学研究已经历了半个世纪，其相关的论著均呈现出了一定的规则性［2］。对于我国经济法学研究而言，虽然拥有较多的论著及教材，但由于研究时间不长，同时我国法制建设不够完善，导致经济法学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即:前科学。近几年，我国经济法学学者十分关注此项内容的研究，在理论与实践的支持下，经济法学研究逐渐步入到了过渡时期，即:由前科学转向为规则科学，在此时期，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不仅使研究更加系统与深入，还使研究具有了一致性与统一性，其共识体现在经济法的构成内容方面，我国学者普遍认为经济法学是由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共同组成的，其学术范式为市场和政府的共同作用，为了避免市场经济发展的失衡，需要二者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此处是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最为鲜明的特点，随着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发展，其与常规科学的差距不断缩短，在其日后发展过程中，极有可能超越欧洲及亚洲国家的相关研究成就。自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法学的发展日渐稳定，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拥有了合法的、独立的法学地位，但经济法学作为新的学科，其地位获取花费了较多的人力、物力与财力，并且占据了大量的学术资源，虽然实现了经济法学体系的构建，但制约着经济法学规则的明确。在此情况下，我国经济法学长期处于前科学时期，难以过渡到常规科学，因此，在日后发展过程中，我国经济法学学者应积极探索经济法学相关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联系，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不仅利于指导实践，还利于升华理论，进而将实现二者的相互促进与相互推动，在互动研究日渐深入的环境下，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才能够拥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与权威性，进而其将真正步入到常规科学。为了保证上述目标的达成，我国经济法学学者应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同时要积极学习与借鉴其他国家的研究成果与经验，通过与德国、日本等国家经济法学学者的探讨与沟通，以此了解世界各国经济法学的研究共识，在此情况下，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理论将更加完整、系统与科学，同时，各国学者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应关注经济法学的规范性与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规则经济法学才能够成为各国经济法学发展的目标，进而利于经济法学研究的有序与规范发展［3］。

(二)规则经济法学的转向分析

我国经济法研究应由前科学逐渐转向为规则或常规科学，在其转向发展过程中，应明确其研究的关键点，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经济法主体

对于经济法而言，其主体是由调制主体与调制受体构成的，前者可以细化为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主体，后者可以细化为宏观调控与市场规制受体，在明确经济法主体基本结构的前提下，要了解其相关的部门，其具体样态存在一定的差异［4］。

2．经济法权力

经济法学研究最为基础的要素，便是权力，通过研究实践可知，其权力主要包括消费者权、市场规制权、宏观调控权及竞争权。第一种是消费者所拥有的权力，在研究过程中，应关注其特殊权力等内容;第二种与第三种均是规制机构所拥有的权力，前者是指市场规则直接调控市场主体及其行为，后者是指宏观调控间接调控宏观经济的发展;第四种是经营者所拥有的权力，具体分为公平竞争与自由竞争两项权力。通过对上述四种权力的分析可知，国家宏观调控权的应用缺少科学性与合理性，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此项权力应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为其提供适合的政策，以此有效调节产业结构、保证供需平衡，在此基础上，市场经济发展才能够更加健康、稳定与高效。

3．经济法规制

经济法学研究过程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均是其研究的重点，前者呈现出的问题主要有信息不对称与外部性问题等，后者主要是指政府干预过少或过多。经济法利用了信息与非信息工具，也借助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以此规制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财政法应及时处理外部易成本的相关问题，通过社会交易成本的控制，以此实现了外部性问题的有效解决;经济法对政府干预行为进行了确认，及时纠正与防范了其中的缺陷［5］。

4．经济法的其他内容

在经济法转向发展过程中，我国学者应关注它与经济政策、程序及其他问题的关系，目前，我国经济法缺少系统性与完善性，法律法规的欠缺，导致法律和政策关系愈加复杂，因此，在日后研究过程中，相关的学者应正确对待二者的关系，在法律价值及理念的指导下，制定经济政策，并且要规范法律行为。同时，我国经济法的程序应具有特殊性与逻辑性，为了彰显其作用，在构建经济法程序时，应尽量简化，并且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如:差异性、公益性及配比性等。

四、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日渐完善，其四种类型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在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的环境下，对经济法学研究的要求不断提高，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经济法学研究应进一步发展，使其逐渐过渡到规则与常规科学，在其转向发展过程中，应注重经济法学研究重点，在此基础上，我国经济法学研究的成绩将更加显著。

［参考文献］

［1］刘大洪，段宏磊．谦抑性视野中经济法理论体系的重构［J］．法商研究，2014，06:45－54．

［2］张守文．经济发展权的经济法思考［J］．现代法学，2012，02:3－9．

［3］徐子良．经济法司法实施之应用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0．

［4］张继恒．经济法的部门法理学建构［J］．现代法学，2014，02:80－90．

经济法规篇2

一、清末经济法规的产生

清末经济法规的产生，是清政府于20世纪初推行“新政”，实行奖励工商、振兴实业政策的结果。我们知道，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王朝长期奉行的政策，工商业者得不到任何法律保障。但到20世纪初，清朝统治者从欧美列强以工商立国而臻于富强的事实中获得启示，认识到“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朱寿朋编《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01页。》，由此从重农抑商一变而为大力振兴工商。清廷上谕称：“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013页。》

随着重商政策的推行，清朝统治者很快即意识到制定经济法规的重要性。光绪二十八年（1902）二月癸已上谕已提及拟订经济法规之事，此谕虽仍标榜“我朝大清律例一书，折衷至当，备极精详”，但也不得不承认“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情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同时还要求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国通行律例，咨送外务部”，并渝令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等督抚大吏“慎选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数员来京，听候简派，开馆编纂”《《光绪朝东华录》（五），第4388页。》。清政府推行重商“新政”的实际步骤，首先也是设立商部和拟订经济法规，并特别提出要率先拟出商律以尽快颁布施行。1903年4月，清廷渝饬设立商部，同时“著派载振、袁世凯、伍廷芳先订商律，作为则例。俟商律编成奏定后，即行特简大员，开办商部。其应如何提倡工艺，鼓舞商情，一切事宜，均著载振等悉心妥议，请旨施行，总期扫除官习，联络一气，不得有丝毫隔阂，致启弊端，保护维持，尤应不遗余力”《《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013一5014页。》。由此可见，清政府在推行振兴工商政策之始，就比较重视制定和颁行经济法规。

不仅清廷颁发了一系列上谕，一些督抚大吏和新成立的商部，对制定和颁发各类经济法规的重要性及其作用也有一定的认识。归纳有关言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颁行商律以促进工商业发展。刘坤一、张之洞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八月联名呈递的长篇奏折中说：“欧美商律最为详明，其国家又多方护持，是以商务日兴。中国素轻商股，不讲商律，于是市井之徒，苟图私利，彼此相欺，巧者亏逃，拙者受累，以故视集股为畏途，遂不能与洋商争衡……必中国定有商律，则华商有恃无恐，贩运之大公司可成，制造之大工厂可设，假冒之洋行可杜。”这样，“十年以后华商即可自立，骎骎乎并可与洋商相角矣”《《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763页。》。商约大臣、工部尚书吕海寰也吁请清廷“通饬各督抚体察各省情形，统筹全局，订明东西通行法律，由法律以审定商律，由商律以措施商政”《《商约大臣工部尚书吕奏请速订东西通行律例以保而开商埠片》，《东方杂志》第2卷第6号。》。新成立的商部则指出，没有完善的商律，工商业发展便有诸多障碍。“从前开设局厂，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每因章程未善，不免有牵掣抑勒等弊，以致群情疑阻。”《《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073页。》清廷上谕也明确表示，函需拟订商律，“庶几商务振兴，蒸蒸日上，阜民财而培邦本”《《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014页。》。以上这些论述，都强调了拟订经济法规对促进工商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其次，制定有关经济法规以保护工商业者。李鸿章指出：“泰西各邦，皆有商律专以保护商人，盖国用出于税，税出于商，必应尽力维持，以为立国之本。”《《钦差商务大臣李谢恩折》，《江南商务报》第3期。》虽然其动机是为了向商人收取更多的捐税，但以商为“立国之本”，并提出仿行西法制定商律，用以保护商人，仍可以说是封建统治者经济观念的一个重要变化。商部在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一折中说：“现在体察情形，力除隔阂，必先使各商有整齐划一之规，而后臣部可以尽保护维持之力。”《《商部奏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此后又曾反复上奏说，拟订商律刻不容缓，以俾“商人有所遵循，而臣部遇事维持，设法保护，亦可按照定章核办”《《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132页。》。对于遭受奸商诈骗而倒闭的正当商人，商部认为也应予以保护，因而提出制定颁行破产律，奏清朝廷谕令将军督抚一体遵照，“嗣后遇有倒闭案件，即无须援引刑部前奏比照京城钱铺之例办理，以免两歧，而昭公允”《《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504页。》。此外，商部还曾禀准清廷责成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对回国投资的侨商“切实保护，即行妥订章程，奏明办理”，如仍有苛待侨商者，“查明按律严惩，以恤商艰而通民隐”《《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116页。》。

再次，颁行法规，从法律上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的重农抑商政策之下，商人一直处于四民之末的卑微地位，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可言。要发展工商业使国家臻于富强，就必须从法律上提高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商部提出的办法是，制定施行有关奖商章程，由朝廷颁给商勋，工商业者凡有“创制新法新器，以及仿各项工艺，确能挽回利权，足资民用者，自应分别酌予奖励”《《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574页。》。清政府后又进一步说明：“凡有能办农工商矿，或独力经营，或集合公司，确有成效者，即予从优奖励，果有一局一厂，所用资本数逾千万，所用人工至数千名者，尤当破格优奖，即爵赏亦所不惜。”据此，商部颁行了若干奖商的章程法规，规定“以资本之大小，雇工之多寡，为国家爵赏之等差，上自子男之崇，卿秩之尊，悬为不次之殊荣，以振非常之实业”《《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725页。》。为使一般工商业者也能获得奖赏机会，提高社会地位，商部后来还提出援照军功外奖酌给功牌成例，“凡商人出资营业，自一万元以至八万元以上著有实效者，由臣部查核无异，拟即分别酌给此项奖牌顶戴，用昭激励”《《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738页。》。

第四，有效地维护国家利权。尽管《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不断出卖国家利权，但统治集团内部仍有一部分人意识到利权外溢的严重性，试图采取一些措施以挽回利权，而颁行有关经济法规即是其中的措施之一。刘坤一和张之洞指出，列强对我矿山铁路久已垂涎，“知我于此等事务，尚无定章，外国情形，未能尽悉，乘机愚我，攘我利权”。“各省利权，将为尽夺，中国无从自振矣。”欲筹措挽救办法，只有“访聘著名律师，采取各国办法，秉公妥订矿路划一章程”，以使“华洋商人一律均沾”《《光绪朝东华录》（四），第4762—4763页。》。其办法虽仅为“华洋商人一律均沾”，但动机却是通过制定有关法规保护一部分利权，使中国利权不致尽落外人之手，因而也是值得肯定的。刘坤一、张之洞的奏折在当时颇受朝廷重视，清廷上谕曾“责成各该督抚等，认真兴办，查照刘坤一、张之洞原奏所陈，各就地方情形，详筹办理”《《光绪朝东华录》（五），第4803页。》。此后，会办商约大臣盛宣怀也说明，在商约谈判中各国均欲强占我矿权，中国必须参酌各国矿律，自行妥定章程，“以期无碍，利权无损”《《光绪朝东华录》（五），第4941页。》。商部对此也十分重视，上奏朝廷强调：“路矿两端，实为各国富强之根本，事属相因，政宜并重，所有各省矿产，业由臣部酌定表式，并拟妥定章程，奏明请旨办理。……统计三年之内，如查有切实办事，确遵臣部定章，于路务大有起色者，应准由臣部择优奖励”《《光绪朝东华录》（五），第5415页。》。

上述表明，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对制定颁行有关经济法规的重要作用的认识，应该说还是比较全面的。虽然当时的清王朝从整体上看已趋于腐朽没落，但这并不排斥其中的一部分官僚试图通过“新政”改革，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同时使中国免遭瓜分灭亡之祸。对清王朝来说，瓜分灭亡即意味着其统治地位的终结，因此清王朝也想避免这一结果而思有所振作。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清末“新政”的出现和新经济法规的颁布。

就广大工商业者而言，他们当时是直接遭受无法律保护之苦的受害者。各种传统陋习的桎梏与层层封建势力的刁难，都使工商业者举步维艰。“激励工艺，反为行规压制；制造新颖，指为搀夺；烟通机器，伐木开矿，毁为妨碍风水；工厂女工，诬为藏垢纳污；土货仿照洋式，捏为妨碍厘规。”《《广东总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12期。》如此种种，使工商业者穷于应付。在与外商竞争的过程中，原本实力弱小的工商业者，加上得不到本国法律的保护，更处于不利地位。上海商务总会曾痛切指出：“我中国商人，沈沈冥冥为无法之商也久矣！中国法律之疏阔，不独商事为然，商人与外国人贸易，外国商人有法律，中国商人无法律，尤直接受其影响，相形之下，情见势绌，因是以失败者，不知凡几，无法之害，视他社会为尤烈，此可为我商界同声一哭者也。”《《上海商务总会致各埠商会拟开大会讨论商法草案书》，1907年9月10日《申报》。》很显然，工商业者也已意识到制定经济法规的重要作用。

立宪派作为当时一支有影响的政治力量，也曾呼吁制定经济法规以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上海预备立宪公会即曾阐明华商无商法保护之苦：“一则华商与洋商贸易，洋商有法律保护，而华商无之，故动受洋商之欺抑；二则华商与华商贸易，彼此无一定之法律规则，故常有不公平之结果，致失信用而妨经济。”《《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84页。》预备立宪公会还认为“社会经济困穷，由于商业不振；商业不振，由于法律不备”《《本会纪事》，《预备立宪公会报》光绪三十四年第20期。》，有了完备的商法，商人即可受到保护，商业也必将得到长足发展。这些呼吁，对于清末经济法规的诞生，也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二、清末经济法规的种类

清末制定颁行的经济法规虽称不上十分完备，但也包括10余类，近20项，其内容涉及工商综合类、商标、矿冶、铁路、金融、商品赛会、度量权衡、经济社团以及奖商章程等诸多方面。以下分类略作介绍。

工商综合类的法规较多，有《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暂拟章程》、《破产律》等。《商人通例》和《公司律》于1904年初颁行，《东方杂志》曾统称《商律》予以刊载。其中《商人通例》共9条，比较具体地指明了商人的身份、经商权力及有关通行制度。规定“凡经营商务贸易买卖贩运货物者，均为商人”；“商人营业，或用真名号，或另立某店某记某堂字样，均听其便”。凡经商之人，“贸易无论大小，必须立有流水帐簿，凡银钱货物出入以及日用等项，均宜逐日登记”，商人所有一切帐册及关系贸易来往信件，留存十年”《《商律》，《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

《公司律》共11节131条，详细规定了公司的组织形式、创办呈报方法、经营管理方式和股东权利等。公司组织形式分为合资公司、合资有限公司、股份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4种，给予商办公司与官办、官商合办公司同等的法律地位，并规定“董事局由众股东公举”，任期一般以一年为限，“期满即退”。股东无论何人，均享有应得权利，如选举董事局董事、股东会议议决权、查阅帐目权等《《商律》，《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

1904年颁行的《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共计18条，明确规定：“无论现已设立与嗣后设立之公司局厂行号铺店，一经注册，即可享一体保护之利益”。该章程指明由商部设立商标注册局，专办公司注册事宜，规定了各类公司注册应缴纳的费用《《商部奏定公司注册试办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5期。》。

《商标注册暂拟章程》系由外务部饬总税务司于1903年初拟，次年转由商部酌量添改颁行。该章程共28条，规定由商部所设注册局办理有关事务，津、沪两关作为商标挂号分局，以便商人就近呈请办理商标注册。“无论华洋商标，专用年限由本局注册之日起以二十年为限，其已在外国注册之商标，照章来请注册者，则专用年限即从其原注册之年限，但不得超过二十年。”如有侵害商标专用权者，“准商标主控告，查明责令赔偿”。同时，对有关商标注册、注销、保护、惩罚等问题，均作了具体说明《《商标注册暂拟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5期。》。

1906年颁布的《破产律》共9节69条，对呈报破产、清理资产、债主会议、清算帐目、处理资产、清偿展限等，均作了具体规定。该律指明了呈报破产的条件，规定了对亏折、意外事故导致破产和有心倒骗的不同处理方法，既一定程度地照顾破产商人的困难，给他留下“赡家之费，约敷二年用度”，又注意维护债主的利益。清理破产的具体事宜，规定由所在地商会公选董事处置。

有关矿冶类的法规，清朝矿务铁路总局会同总理衙门曾于1898年奏准颁行《矿务铁路公共章程》22条，允许华洋各商会同集股，设立公司开采矿产，但须由华商领办。1902年3月，外务部与路矿总局具奏《筹办矿务章程》19条，由原规定洋商不能出面领办，改为洋商、华商均可自办《《矿务档》第1册，第88页。》。1904年3月，商部奏准颁行《矿务暂行章程》38条，对请领开矿执照、华洋股份所占比重以及税收作了说明，规定“集股开矿，总宜以华股占多为主，倘华股不敷，必须附搭洋股，则以不逾华股之数为限”《《矿务档》第1册，第104页。》。1907年，农工商部会同外务部审订颁行更为详细的《大清国矿务正章》，共15章74款。该章程从总要、管理、矿产分类、地权、以地作股、请领执照、矿租、外人合股等方面对有关事宜作了规定。值得重视的是，该章程对外商开采权作了更多的限制，“如无华人合股，断不准他国矿商独开一矿”，外商“概不准收买矿地”《《大清国矿务正章》，《东方杂志》第4卷第6期。》。

铁路方面的法规主要是商部于1903年12月奏准颁行的《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共计24条。规定华商集股修建铁路，凡符合定章者“地方官均应一体保护，惟不得干预公司办事之权”。外商附股以不逾华股之数为限，华商兴办铁路则给予鼓励，“如系独立资本至五十万两以上，查明路工实有成效者，由臣部专折请旨给予优奖”《《商部重订铁路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3期。》。

金融方面有1904年颁布的《试办银行章程》。户部有关奏折指出：“现当整齐币制之际，亟赖设有银行，为推行枢纽”《《户部奏试办银行酌拟章程遴派妥员折片》，《东方杂志》第1卷第4期。》。该章程共32条，仿照西方银行成例，对有关认股、设立分行、股东权限、发行纸币等，均作了说明和规定。1908年，度支部又厘定《大清银行则例》，规定大清银行就户部银行改设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限本国人购买，不得转售外国人。同一年，度支部还制定了《银行通行则例》15条，规定银号、票号、钱庄及各省所开之官银号、官钱局等经营金银划汇贸易者，皆为普通银行，一体遵守该则例。凡欲创立银行，或独出资本，或按公司办法合资集股，均须预定资本总额，取具殷实商号保结，呈由地方官查验，报“由度支部优加保护”。此外还对银行结帐办法、营业时间作了规定《《银行通行则例》，《东方杂志》第5卷第5期。》。1910年，度支部又就货币问题颁布《奏定币制则例》24条，规定货币单位定名为圆，种类分为银币4种，镍币1种，铜币4种。1圆为主币，5角以下为辅币。

有关商品赛会即博览会方面，商部也于1906年制定颁行了《出洋赛会章程》，鼓励华商参加国际商品博览会。该章程共计18条，说明遇有外国举办商品赛会，由商部咨行各省督抚，晓谕商人，有愿与会者，呈报本省商务局、商会，转报督抚汇咨商部办理。同时，对呈报具体手续、事务所设立、赴赛物品种类、包装、运输、货物免税等，均作了具体规定，旨在以中国物品与各国所陈同类之品“用心比赛，取彼之长，补我之短，以图改良之计”《《商部新订出洋赛会章程》，《东方杂志》第3卷第3期。》。

关于统一度量衡，农工商部于1908年上奏《遵拟划一度量权衡图说总表及推行章程折》，提出在当时度量衡繁杂不一的情况下统一全国度量衡制度的章程《《东方杂志》第5卷第10期，法令二，第77页。》。同时，农工商部还对有关度量衡各方面都作了统一规定。此外还拟定了《推行划一度量权衡制度暂行章程》40条，规定凡官民从前所用之度量衡与部颁新标准有出入者，均在所定年限后禁止使用，并特别强调，统一度量权衡的目的，“总期酌古准今，便民通俗，有划一整齐之效，而无纷更扰累之虞”《《东方杂志》第5卷第10期，法令二，第103页。》。

经济社团类的法规，清政府首先颁布了《商会简明章程》。1904年1月，商部奏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说明“纵览东西诸国，交通互市，殆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实皆得力于商会”《《商部奏劝办商会酌拟简明章程折》，《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随后，商部又向各省颁发劝办商会渝帖，进一步阐明：“商会一设，不特可以去商与商隔膜之弊，抑且可以去官与商隔膜之弊，为益商务，良非浅鲜”《《商部劝办商会谕帖》，《东方杂志》第1卷第2期。》。《商会简明章程》共26条，规定凡属商务繁富之区，不论系省垣或城埠，均应设立商务总会，商务发达稍次之地则设商务分会，前此所设商务公所等类似的组织，一律改为商会。另在会员人数、会董资格及总、协理权限、议事规则等方面，也均作了说明和规定《《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1906年，商部又颁布《订定商会章程附则》6条，对设立商务分会及有关问题作了补充规定。与此相关的还有1904年底商部制定的《商部接见商会董事章程》，规定商会董事可随时赴商部禀告有关商务重要事宜，吏役不得刁难阻遏，违者予以严厉处罚。

其次是颁行《商船公会章程》。1906年，商部上奏朝廷，说明“华船行驶，关卡留难，官差需索，遇事涉讼，往往隐受亏损，不得申理”，因此亟宜设立商船公会，“俾华船与洋商一律同享保护”《《商部奏筹办商船公会酌拟章程折》，《东方杂志》第3卷第5期。》。商部初订商船公会章程13条，指明其宗旨“专为保护整顿中国航业”，规定由航业商人禀承商部批准，视各埠航业繁简，酌量情形，分设商船公会总会和分会。各商船公会“有直接保护商民船只之责”，承担置备船旗、船照、船牌，发给船户收执，“凡航业商人有不能申诉各事，商船公会体查属实，应向地方官衙门秉公申诉”《《商部核定商船公会章程》，《东方杂志》第3卷第1期。》。该章程后经商部重加修订，增补为18条，于1906年奏准正式颁行《《商船公会章程》，《东方杂志》第3卷第5期。》。

1907年，农工商部还制定颁布了《农会简明章程》。农工商部的奏折阐明：“农会之设，实为整理农业之枢纽。综厥要义，约有三端：曰开通智识，曰改良种植，曰联合社会。”《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73卷第28页。》章程规定各省于省垣所在地设立农务总会，府厅州县酌设分会，其余乡镇、村落、市集等处，次第酌设分所。“凡一切蚕桑、纺织、森林、畜牧、水产、渔业各项事宜，农会均酌量地方情形，次第兴办。”《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第73卷第29页。》此外，还规定了有关农会会董数额、会董资格、经费来源及开支等。

奖励工商的法规在清末十分引人注目。1903年底，商部首先颁布《奖励华商公司章程》20条，规定官商绅民投资兴办公司，凡能集股50万元以上者，按集股数额多寡，给予不同奖赏，包括奖以议员或商部头等顾问官等职衔，加以七品至头品顶戴。集股5000万以上看，奖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赐双龙金牌，，子孙世袭商部四等顾问官。

1906年10月，农工商部又颁布《奖给商勋章程》8条，规定凡能制造轮船、机车、电机等新式机器者，奖以三等至一等商勋，赏加四品至二品顶戴；凡能在中国原有工艺基础上翻新花样、精工制造者，奖以五等至四等商勋，赏加六品至五品顶戴，对有特别发明创造者，给予破格优奖。

1907年，农工商部鉴于原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授奖条件甚高，又颁布《改定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规定获商部头等顾问官加头品顶戴衔者，由原定集股2000万元改为800万元，获头等议员加五品衔者，由原定300万元改为100万元，其余授奖条件也依次降低。同年，农工商部还颁发《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规定凡集股创办企业的华商，根据资本额多少，可分别获一、二、三等子爵和三品卿、四品卿爵赏，并具体指明独资、合资和附股者，均可获此项爵赏，以“所办实业，能开辟利源，制造货品，扩充国计民生者为合格”。如资本不多，但能“独出心裁，挽回利权”，也仍酌奖商勋《《华商办理农工商实业爵赏章程》，《东方杂志》第4卷第12期。》。转、清末经济法规的作用与影响

清末各类经济法规的制定与颁行，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要作用与影响，而且成为其后中国经济法规进一步发展完善的基础。以下试从几个方面作一些具体论述。

第一，在中国法律史上有着前驱先路的重要历史地位，对近代中国经济法制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末的经济法规，除个别例外，在中国历史上均属首次制定颁行，因而具有开创意义。具体说来，仅路矿方面1898年订有简略的《矿务铁路公共章程》，所以20世纪初颁布的铁路法规称为《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其他法规如《商人通例》、《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暂拟章程》、《破产律》、《试办银行章程》、《出洋赛会章程》、《划一度量权衡制度及推行章程》以及各种经济社团类法规、奖商类法规等等，在中国经济法制史上均堪称第一。清末的经济法规，对此后中国经济法制的建设明显起了奠定基础的重要作用。例如民初的经济法规，虽较诸清末的经济法规种类更加齐全，内容也更为详尽，但民初的各类经济法规显然是以清末经济法规作为基础而作一些增补，才得以更加完善和详尽。例如民初的《商人通例》和《公司条例》，即是依据清末拟订的《商律总则》、《公司律》草案制定颁行的。当时担任农商总长的张謇，“邀原起草员来京，复加审视，修正十余条”《1913年12月30日《时报》。》，然后交付国会议决通过颁行。又如1914年9月民国政府颁布的《商会法》，显然也是借鉴清末的《商会简明章程》修改补充制定的。《商会法》颁布之后，商人还援引清末的《商会简明章程》为依据，要求民国政府酌予修订。例如《商会法施行细则》规定一县之中只能设一商会《《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卷上册，中国商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45页。》。而清末的有关章程则规定，商务比较发达的县允许设立一个以上的商务分会（等同于民初总商会之下的商会）。因此，民初的商人提出，一县之中不以一会为限，凡商务繁盛之区均应设立商会。1915年民国政府颁布修订的《商会法》《《中华民国商业档案资料汇编》第1卷上册，第47页。》，接受了商人的这一建议。可以看出，清末经济法规的开创性奠基作用，在其后仍具有相当的影响。

第二，工商业者的权利首次得到法律的承认与保护，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

在此之前，清政府一直未在法律上确立华商投资兴办近代工矿交通运输业的权利，更谈不上给予切实保护，华商只得托庇于外国侵略势力，或者依附于洋务企业。据汪敬虞先生考察所知，19世纪华商以个人名义附股于外商企业者十分普遍。在航运、保险、银行、码头堆栈、房地产、铁路运输、棉纺织、出口加工、船舶修造、公用事业及各种轻工业行业中，附股外商企业的华商均为数甚多。在整个19世纪中，全部华商附股外商企业的资本累计在4000万两以上《《十九世纪外国侵华企业的华商附股活动》，《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甲午战败后，清朝统治集团内曾出现振兴工商的舆论，时期光绪皇帝接受维新派的建议，迭发振兴工商上渝，但因未制定和颁发有关方面的经济法规，加之变法很快失败，因而从整体上说，终19世纪华商依然未能在法律上取得自由兴办近代企业的权利。

20世纪初，清政府不仅再三谕令各级官吏保护和鼓励华商投资兴办近代企业，而且制定颁布各类经济法规，第一次从法律上确立了华商自由经营工矿交通运输业的合法性。这样，华商首次在法律上获得了自由兴办实业的权利，可以通过有关法规与地方封建势力、落后的行会制度据理力争。在这之后，华商附股外人企业的情况明显减少，纷纷集资独立创办近代企业。因此，从法律角度而言，清末经济法规的颁布施行，使工商业者取得了合法的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之为工商业者的一次解放。清末颁布的经济法规如《公司律》等，还明确规定商办企业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处于平等地位，“享一体保护之利益”，并且保障了商人作为股东应该享有的合法权利。《公司律》规定：“附股人不论官之大小，或署己名，或以官阶署名，与无职之附股人均只认为股东，一律看待，其应得余利暨议决之权以及各项利益，与股东一体均沾，无稍立异”《《商律》，《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这既是限制了官股的特权，同时又是保障一般商股的权利。

清末的经济法规，尤其是其中的各种奖商法规，对于改变商人长期以来处于四民之末的低微处境，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所周知，中国封建统治者一直沿袭“重本抑末”的政策，商人被斥为市侩，卑为市井，受到各方鄙视，由此造成贱商之风盛行，商人的社会政治地位低下。进入近代，虽然早期维新派曾大力呼吁重商，强调以商为立国之本，但清朝统治者并未切实采取重商政策，依然多方抑商困商，因而商人的处境并无多大改变。到20世纪初，清朝统治集团的许多高官大吏及最高统治者方始意识到“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转而由抑商困商一变而为奖商恤商，宣传振兴工商乃奠创国家富强之根基，在中国近代掀起一股重商社会思潮。同时，连续颁布奖励工商的法规，将各种顾问头衔、花翎顶戴乃至爵赏授予经营实业卓有成效的工商业者。尽管获得这些殊荣者大多是工业巨子和富商大贾，但对扫除千百年来的贱商意识，改变商人的社会形象和社会地位，却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时人曾感叹：“中兴名臣曾国藩仅赏侯爵，李鸿章不过伯爵，其余百战功臣，竟有望男爵而不可得者，今以子男等爵，奖创办实业之工商，一扫数千年贱商之陋习，斯诚稀世之创举。”《杨铨：《五十年来中国之工业》，《东方杂志》第8卷第7期。》

第三，资产阶级取得了社团“法人”地位，从分散走向联合，初步形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得以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

清政府在1904年初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劝谕成立商会。不久，各省垣及通商大埠的工商业者纷纷成立商务总会，府厅州县纷设商务分会。据不完全统计，迄至1912年，全国各地除等个别偏远之处，都已相继成立商务总会和分会，共计900余所，其中近50个商务总会，870余个商务分会，另还有为数众多的商务分所。商会的成立，一般是由商部奏请朝廷谕准，然后由商部颁发关防铃记，得到官府承认和保护，所以享有社闭“法人”地位。从此之后，工商业者有了真正为本阶级利益说话办事的统一组织机构，开始以独立的社团“法人”新姿态，登上近代中国的社会舞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表现十分活跃。

新成立的商会与公所、会馆等传统行会性组织有着明显不同的性质与特点。传统的公所、会馆一般都是封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由商人和手工业者为防止竞争、排除异己和垄断市场而建立的一种非常狭隘的机构。在成员构成上，公所多由同行业者联合而成，会馆更兼有同乡会的色彩，由在异乡的同籍者组成。因此，会馆虽无行业之分，但有地域籍贯限制，公所无地域籍贯限制，却有行业帮派之别，均非各行业工商业者的统一机构。从活动内容看，公所、会馆往往各有其势力范围，畛域分明，壁垒森严，除约束其成员外，还从事联络乡谊或慈善事业。商会则被誉为“众商业之代表”，不限籍贯和行业，是联结工商各业的统一组织。它成立之后，有史以来第一次将分散在各行业的资本家凝聚成为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各省商务总会通过星罗棋布的分会和分所，层层联结与渗透，形成网罗全省各地资本家的轴心，发挥着某种系统中枢的重要作用，从而改变了各省区资本家过去那种互不联系的分散孤立状况。各省的商务总会在各项重大实践活动中也遥相呼应，密切配合而协调行动，又使全国的工商业者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整体，发展成为一支有影响的独立阶级队伍。所以，商会成立之后资产阶级的活动能量大为增强，将势力和影响层层扩展至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第四，使传统的官商关系较前有所改变，官商之间一度确立振兴工商的松懈联盟。

清政府在20世纪初实施振兴商务、奖励实业政策，以解决财政窘困，并以颁布各种经济法规的形式，从法律上确立这一政策的施行，从而与工商业者在经济上产生了利益交汇的趋同互动因素。清廷上谕反复强调：现在振兴商务，全在官商联络一气，以信相孚，内外合力维持《《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册，第9页。》。商部也曾表示要“使商与官息息相通，力除隔膜之弊”《《大清光绪新法令》第16册，第35页。》。这说明清朝统治者已一定程度地意识到“官尊商卑，上下隔阂，官视商为渔肉，商畏官如虎狼”《《东抚袁复奏条陈变法折》，《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卷一，通论。》。这种传统官商关系机制的弊端恶果，力图确立新型官商关系。从有关史实看，自各类经济法规陆续颁行，官商之间确实在振兴工商方面，共同作出了许多努力，建立了某种短时间的新型官商关系。

《商会简明章程》颁行之后，各地商务总、分会相继成立，承担了“通官商之邮”的历史使命，此后，官商之间有了一个相互联络的中介与桥梁，也使官与商之间的联系较前趋于密切。根据《商会简明章程》的规定，“凡商务盛衰之故、进出口多寡之理，以及有无新出种植制造各品”，商务总会均按年列表汇报商部，以备考核。“其关系商业重要事宜，即随时禀陈，至尤为紧要者，并即电禀”《《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1期。》。通过这种措施，商部既可保持与各省商人的密切联系，又能比较深入地了解各地商情，及时制定应变策略。为了进一步密切与商的联络，商部还专门设立了商会接待处，拟定了《接见商会董事章程》，强调“商会处专为商会而设……冀通声气之路”。“各业中如有体面巨商，欲进谒本部堂宪而面陈议论者，即自行来署。先赴商会处呈明来意，由商会处随时回堂接见，绝无阻碍。”同时，还申明衙役不得稍有需索留难等事，“倘有阻遏，该董事尽可直言指报，由商会处送交司务厅严办”《《商部接见商会董事章程》，《东方杂志》第1卷第11期。》。根据这一规定，工商户遇有冤抑各事，而地方官处置不当时，即可通过商会直接禀请商部解决。

第五，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民族工商业之所以在20世纪初得到迅速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毫无疑问与清末经济法规的制定颁行密切相关。清末一系列经济法规的颁布，一方面表明清政府从传统的重农抑商转为保护、奖励工商，经济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另一方面使工商业者的实业活动获得法律保障，取得了应有的权利，社会地位也大为提高。因此，工商业者的投资热情空前高涨，信心更为增强，形成投资兴办工商业的高潮。当时的报纸也指出：“我国比年鉴于世界大势，渐知实业为富强之本，朝野上下，汲汲以此为务于是政府立农工商专部，编纂商律，立奖励实业宠以爵衔之制，而人民亦群起而应之……不可谓非一时之盛也。”《《中国最近五年间实业调查记》，《国风报》第1年第1号。》

收回利权运动的广泛开展，是推动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但以往的论者较少注意到，收回利权运动的兴起也与清政府颁行新经济法规，尤其是实施铁路简明章程和矿务章程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以收回路权运动为例，清政府于1903年底颁布了《重订铁路简明章程》，规定民间集股设立铁路公司承办筑路为合法，并予以奖励和保护，凡“查明路工实有成效者”，由商部“专折请旨给予奖励”。该章程的颁行，实则为收回路权运动的兴起开了绿灯。随后，许多省份的商人根据这一章程，提出集股自建铁路的要求，绝大部分在起初都受到所在督抚和商部的支持，各省京官也无不主动联络，内外呼应。从有关记载可以看出，各省工商业者筹建铁路的要求，大多是通过督抚奏请朝廷批准的，各省的商办铁路公司，也是经商部大力协助上奏朝廷谕允成立的，至于粤汉、广澳、津镇、京汉等铁路修筑权的赎回，同样是官商共同努力所取得的成果。时论有称：“乙巳，张之洞、岑春煊已首从鄂湘粤三省民意，以美金六百七十万元赎回粤汉铁路，归三省自办。我国收回利权之举，以此为噶矢。”《《中国政治通览·实业篇》，《东方杂志》第9卷第7期。》

根据清末一系列经济法规的精神和清政府振兴商务、奖励实业的谕令，许多省份的地方官还曾采取具体措施推动工商业的发展。仅以矿业开采为例，1905年山东招远金矿公司入不敷出，向矿务局请求借款，以资挹注。该局督办积极予以扶助，“以东省矿产尽为外人侵夺，间有华商开办之矿，全在官家保护维持，庶足杜外人之觊觎，保我残剩之利源，特为详请抚帅，准拨万金，以保华商，而维矿权”《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049页。》。又如1907年，河南中州凭心煤矿公司拟续招股本扩大规模，但遇到困难，遂转而求助官府。该地所在藩司也以“本省利源所在，有关大局，亟应设法维持，因饬官银号备银十万，藩库筹备十万，共二十万，即入该公司股份，俾资经营”。开强调遵照《公司律》规定，官股只与商股享同等待遇，官长不得侵害商权《1907年6月23、28日《时报》。》。这种官助商办的事例，与洋务运动时期官府以种种借口禁止华商开采矿产形成了截然不同的鲜明对比。

还应指出，《出洋赛会章程》和各种劝工会章程颁布之后，还促使劝奖竞争与商品经济发达。清末10年间，各省的劝工会、工艺会、商品陈列所、商业劝工会、劝工博览会接踵兴办。1910年在南京由官商合办的南洋劝业会，已初具全国商品博览会规模。当时的商人还纷纷走向世界，积极参加各国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在1911年意大利都朗国际博览会上，中国商人送展物品获奖达256个，其中4个卓绝奖，58个超等奖，79个优等奖，65个金牌奖，60个银牌奖，17个铜牌奖和6个纪念奖《《意大利会场之中国出品》，《东方杂志》第8卷第10期。》。取得这样的荣誉，对当时的中国商人来说无疑是一种极大鼓舞。所有这些，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都起了促进作用。转四、清末经济法规的局限性

清末经济法规虽然在中国法制史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时产生了重要作用与影响，但仍存在着各种局限性。

第一，法规种类不够全面，内容也不够详尽。

消末尚属中国经济法制建设的开创时期，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内，要想制定颁布种类齐全的各项经济法规，绝非易事。同时，清末制定的各项经济法规，在中国均前无借鉴，只能参照外国的有关法规，而翻译诸国有关法规的正文及说明资料，工作量及难度相当大，更增加了当时制定法规的难度。因此，由于行之匆忙，难免有些方面的法规付之阙如，如专利、契约、商行为、公债、保险、航海等许多方面的法规，在清末就未曾制定，因而清末的经济法规在种类构成上存在着较大的缺陷。这一缺陷，直接影响到这些经济部门的有序发展。

从已定法规的内容看，大多也比较简略，不够详尽，导致实施过程中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清末经济法规这方面的局限，与民初制定的有关法规稍加对比，即可略知一二。例如清末的《商人通例》仅有9条，而民初的同一法规却多达73条，清末的《公司律》131条，民初的《公司条例》多至251条，清末的《商会简明章程》只有简略的26条，民初1914年颁布的《商会法》则有60条（1915年颁布的修正商会法为46条），有关商会的《商事公断处办事细则》也多达61条《有关民初经济法规的详细情况，请参见虞和平《民国初年经济法制建设述评》（《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一文。》。

第二，清政府有关部门在制定各种经济法规的过程中，没有邀请工商界代表参与其事，法规订出之后，征求工商业者的意见也不够，因而不能充分满足资产阶级的要求。

《农工商报》在当时曾发表评论指出清政府制定经济法规的这一局限，认为中国“订定法律，其权操于政府，而东西各立宪国，其订定法律，权操于国民，订定商法，权操于商民，政府只有认可宣布之权耳。故其商法随时改良变通，绝无阻碍，而商务得以发达”《《中国新闻》，《农工商报》第9期。》。对于清政府颁行各种经济法规，广大工商业者无疑是表示欢迎的。但这些法规主要由有关部门的少数官员一手拟定，“定法律的人没有法律思想，也不明商业习惯，徒有规定，不能实施”《《无商法之弊害》，《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会报》第1年第1号。》。对此，有识之士和工商业者也表示了强烈的不满。预备立宪公会在肯定清政府颁行经济法规“椎轮筚路，厥功至巨”的同时，又曾指出：“政府颁布商事法令，每不与商人协议，致多拂逆商情之处。是非徒不足以资保护，而且转多窒碍”。进而提出商法应经由商人参与讨论拟订，不能由政府中的少数人一手操办。上海商务总会认为，预备立宪公会所言皆“洞悉商况，发人深省”《《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上册，第284页。》，极表赞成。于是，上海商务总会、上海商学公会与预备立宪公会联合发起商人自订商法活动，得到全国各地商会响应。1907年，海内外80余埠商会派代表齐集上海举行第一次商法讨论大会，另有30多个商会以书信形式与议。1909年，又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商法讨论会，讨论通过了由预备立宪公会派专人拟订的商法第一编公司法和第二编商法总则。清政府曾将这两个草案交资政院审议，修订成《大清商律草案》，但未及颁布清廷即已覆亡。

其他一些经济法规，在当时也曾有商人提出修订意见，但清政府却接受有限。例如《商会简明章程》过于简略，对商会的权限与活动范围又作了许多限制，不能满足工商业者的要求，引起商会不满。1911年，四川全省各商会召开联合大会，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仅以奏定商会简明章程为施行法，一遇事实之发现有非章程所规定者，辄疑畏不前，反贻放弃职权之诮”《《四川全省商会联合会呈请农工商部修订商会简明章程草案》，苏州商会档案，第66卷。》。于是联名呈文农工商部，要求重新修订而扩大商会权限，同时致函各省商务总会，广泛征求修订意见。然而，清朝统治者却担心工商业者借此滋长政治权力，未予答复。直到清朝被，也未见农工商部重新修订商会章程。而民初1914年《商会法》颁布之后，各商会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1915年底民国政府颁布修正商会法，即基本接受了商会的意见。两相对比，说明清末经济法规在体现资产阶级利益和要求方面，存在着更大的局限。

第三，在拟订和执行过程中缺乏独立自主性，往往受到帝国主义各国的干涉，有些法规不得不被迫按帝国主义的要求加以修改。

清末的中国自《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已完成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中国的渗透和扩张日益加剧，清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御，根本无法独立行使，因而在拟订颁行经济法规这一完全属于中国的内政事务时也往往受帝国主义的牵制。例如《商标注册暂拟章程》起初是由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一手拟订的，拟好后即要求外务部从速施行。商部认为，“保护商标，乃商部应尽之责”《《论商标注册不应展期》，1904年9月18日《新闻报》。》。该章程经商部修改重订，奏准于1904年9月颁布施行。外务部却就其内容照会商请于各国驻京使节，各国根据自己的利益，对修订的商标注册章程提出种种非难，并迫使清政府展缓半年颁布施行。后经多次谈判，清政府只得按照各国所提要求对商标注册章程加以修改。当时的报纸曾就此事发表文章说：“保护商标，乃主国应尽之责，即主国应有之权，此项试办章程既经采择各国通例，参协中外之宜，毫无偏袒，即不商于各国，亦未尝不可举行。乃外务部竟以草稿商之各使，各使嘱改者改之，其体恤各国商人之心，无微不至矣。”该文还明确指出各国之举“已有干预中国商政之迹”，呼吁商部“宜坚持定期，勿为摇动”《《论商标注册不应展期》，1904年9月18日《新闻报》。》。但是，当时的清政府不敢开罪列强，只能应允其所提要求。

又如1907年矿务正章颁行之后，帝国主义对该章程中限制外商以及外国领事、公使不得干预矿务事件的规定颇为不满，多次向清政府提出交涉，最后清政府被迫于1910年对这一章程加以修改，取消了不许外国领事及公使干预矿务的条款规定，同时还放弃华洋商“权利均分”的原则，从而失去了原有限制外商、保护华商的积极一面。

第四，缺乏相应的配套保护法规落实的具体规定，以致在贯彻过程中有些法规无法得到切实执行。

清末虽然颁布了各类保护工商业发展的法规，但大多没有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加之当时的地方官吏比比皆是，依旧对工商业者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所谓奖励和保护法规在许多地区都得不到切实的贯彻，因而工商业者仍然纷纷抱怨：“或督抚留难，或州县留难，或某局某委员留难；有衙门需索，有局员需索，更有幕府需索，官亲需索。不遂其欲，则加以谰言，或谓其资本不足，或谓其人品不正，或谓其章程不妥，或谓其于地方情形不合，甚或谓夺小民之利，夺官家之利”《《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1126页。》。在断结商事纠纷案件时，有些地方官也置商律于不顾。类似的情况在许多省份都有发生。汉口商人曾一再表示：“公司律一日不保全，则商务一日不发达”。“事关商务前途，商律动摇，后患将不知胡底。”《《湖北谘议局文献资料汇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235页。》有些地方官为解决财政窘困，还公然违反《公司律》的有关规定，强行将一些获利丰厚的商办矿业收归官办。例如广东曲江商办煤矿，于1905年“为官场查知该矿之畅旺，勒令交出，改归官办”《《东方杂志》第2卷第9期，实业，第167页。》。在此之后，江苏、直隶、广西等地都有这种官府盘剥、掠夺商人的事件发生。湖南的地方官甚至提出将所有商办矿业“一律提归官办，于湘省财政前途，大有裨补”《《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第553、554、558、559页。》。这些事实说明，一些地方官员的着眼点仅仅在于缓解财政危机，依然置工商业者的切身利益于不顾。

遇有华商被洋商勒索，清政府各级官员也不敢依据有关法规，真正保护华商的利益，有时甚至还向华商施加压力。例如1904年，汉口华商被礼和、瑞记两洋行强行勒索数十万两，先后禀报厅、府、道和督抚等各级地方要员，请求代为申辩。但各级官吏不仅不为华商主持公道，反而拨调团勇保护洋行，弹压华商。《中外日报》为此发表评论说：“近日政府日言保护商人，振兴商业，而卒无明效大验之可指。”《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十七日《中外日报》。》《中华报》后来也载文揭露说：“皇皇商部，名曰保商，吾恐华商被洋人欺凌灭绝，而商部诸公尚高枕不知也。”《《中华报》第157册，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七日。》

面对上述这些事件的层见迭出，工商业者对清政府设立商部、颁布法规以振兴工商的美好诺言日渐丧失信心。有的表示：“政府一定公司律，再定破产律，虽奉文施行，而皆未有效力。卒之信用不立，道德有时而穷，规则荡然，事业何由而盛？长此颓废，吾商业其终不竞乎！”《《上海商务总会致各埠商会拟开大会讨论商法草案书》，1907年9月10日《申报》。》有的愤而指出：“自商部设立，而当事诸公，纷纷聚议，不曰开统捐，即曰加关税，不曰劝募绅富慨助巨金，即曰招来南洋富商责令报效……自有商部，而吾商人乃转增无数剥肤吸髓之痛。”《《论商部与商业之关系》，《东方杂志》第2卷第2期。》事实证明，一系列经济法规的颁布，虽然一定程度地提高了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但由于整个清王朝当时日趋腐朽，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因而依靠其颁布的经济法规，最终不可能切实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更不可能真正振兴中国的民族工商业。

第五，其中的某些法规缺乏连贯性，颁布不数年就被清政府自行否定。

经济法规篇3

    如何充分发挥政府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又将其限制在法律的理性框架内，以预防权力遭到滥用以至于侵害公民权利的后果，是法学界面临的现实课题。而经济法以其与政府行为的天然耦合性，无疑将担当起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重任。因此，在经济法视域中研究如何规范政府经济行为必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政府经济行为的经济法界定

    传统经济学将政府经济行为理解为作为国家权力机构的政府所具有的经济职能的具体运用方式。1这种把政府经济职能视为政府经济行为研究的逻辑端口的做法难以完全涵盖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所呈现出的崭新特征。当代政府经济行为的内涵界定更加注重培育与市场的互动关系，通过进一步赋予中介组织更多的调节空间以使政府回归其应有的职能定位，同时也赋予政府既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又力图保护民族利益的艰巨使命。因此，有必要先对当代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经济行为的内涵加以拓宽，才能更恰切的理解经济法视域中的政府经济行为。

    与经济学的界定相比，经济法从一个不同的视角对政府经济行为作出相异的界定，但二者并不是泾渭分明，毫无关联的领域，而是存在着互为促进的紧密联系。经济学关于政府经济行为的界定是从经济法上对政府经济行为权力和权限的定位的前提和依据，而经济法视域中对政府经济行为权力和权限的界定又是经济学上政府经济行为实现的范围和手段。2因此，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经济行为的内涵界定为我们从经济法的视角理解政府经济行为提供了宏观的背景依赖，经济法视域中的政府经济行为必须在这一参照系下才能得到更为准确的认知。同时，经济法自身的内在规定性也必然会影响对政府经济行为内涵的界定，因此，有必要在经济法的视域下对政府经济行为的内涵进行一番解析。

    1.经济法视域中的政府经济行为首先是具有法律意义的经济法上的行为。经济法规范的行为首先应属于法律行为，作为政府经济行为主体的政府及其经济管理职能部门所作出的任何经济法上的行为必然具有法律上的意义，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换言之，就是“政府作为经济法主体而进行的旨在设立、变更或终止经济法律关系的行为”。3与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经济行为着重研究政府的经济职能影响经济运行的效果相比，经济法视域中的政府经济行为更强调通过责权利的设定将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纳入经济法的规范体系加以规制，以达到政府经济行为法制化的目的。其次，政府经济行为作为经济法上的行为，必然具有经济法上的特定意义，如前所述，由于经济法具有超越民商法“私”的规定性而允许政治国家介入市民社会的特质，经济法视域中的政府经济行为也相应的被赋予补充民商法调节市场经济之不足的使命，这必然不同于民事行为的意思自治性，而更多体现为对市场主体行为的积极且主动的干预。

    2.经济法视域中的政府经济行为以追求实质正义为其根本目的。以民法为典型表征的私法体系确立了“ 同等的人应受到同等的对待”的形式正义，它为市场中的竞争者们划定了同一的起跑线并制定了一视同仁的竞争规则，营造了一个“ 看似公平”的竞争环境，但却忽略了处于同一起跑线上的竞争者有可能因为诸多先天不足的原因，而一开始就注定了成为落后者的结局，以及市场竞争中的强势群体有可能利用其所谓公平的竞赛规则而做出排斥异己的实质不公平的行为。尽管现代民法已经出现趋向实质正义的自我改造，但无法超越其意思自治的规定性，否则将使自身面临消亡的危机。而经济法由于其产生伊始就肩负着修正民商法难以逾越的形式极端性所带来的弊害，4因此，经济法视域中的政府经济行为必然要以实现社会领域内的实质正义为己任，其理念是：每个社会成员，仅因为他是社会成员之一，就有权不仅享受其他成员所提供的个人生活所需，而且有权享受每一个人都想得到而实际上确实对人类福利有益的一切好处和机会。5因此，经济法上的政府经济行为偏重于对不同情况的人予以区别对待，“既要允许优者胜，又要保障劣者存，既要鼓励增强强者，也要扶持提携弱者，既要使好的锦上添花，也要对坏的雪中送炭，”6从而使得各个主体都能各得其所，共同发展。这种实质正义观还体现为政府经济行为手段的丰富多样性，即政府对经济运行过程的干预行为“ 既包括直接的政府管制行为，又包括间接的调控行为；既包括权力手段，又包括非权力手段”。6申言之，经济法视域中的政府经济行为一改民事行为追求形式正义的机械、刻板，转而以“ 对于特定主体而言在形式上、表面上不公正但求达到结果和实质公正”7的实质正义为其追求的根本旨趣。

    3.经济法视域中的政府经济行为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整体效益观为其追求的根本理念。可持续发展“ 系指满足当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孙后代满足其需要之能力的发展”。8与民商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且难以逾越这一理念而达至个体效益与整体利益的平衡相比，“ 直接追求社会效益应为经济法价值观的独到之处”，9经济法因而强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本位的整体效益观，其所追求的效益“ 不是一般而言的经济成果最大化，同时更是宏观经济成果、长远经济利益以及人文和自然环境、人的价值等诸多因素的优化和发展，微观和经济的成果只是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之一”。10由此可见，作为经济法规范界域中的政府经济行为必然要通过对市场经济运行活动的适当干预，以超越个体利益的超然姿态来调整甚或限制市场个体只顾追求个人利益而忽视社会整体长远利益的行为，以实现个体效益和整体效益、微观效益和宏观效益以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统一的社会整体效益。

    总之，经济法视域中的政府经济行为强调责权利的经济法的规范意义，注重调整手段的丰富多样性，以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整体效益观为其追求的根本理念，以更好的实现社会的实质正义这一经济法的根本价值。

    二、我国经济法视域中政府经济行为规范的具体制度分析

    经济法视域中的政府经济行为规范实质上就是政府法制化的问题，即将政府的经济地位、作用与权力的内容、行使方式以及行使的后果、责任等都通过经济法予以规范，正如哈耶克所指出的：“ 法治的意思就是指政府在一切行动中都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这种规则使得一个人有可能十分肯定地预见到当局在某一情况中会怎样使用它的强制权力，和根据对此的了解计划他自己的个人事务”11.具体来说，经济法主要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来规制政府行为。

    （一）从静态角度规制政府经济行为

    从静态角度规制政府经济行为主要着重于实体规范，即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出带有总则性、支柱性或法典性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政府及其公共行政行为12.实体规范是从静态角度对政府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权力进行规定，具体来说，在实体规范上规制政府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府经济行为的权力来源。权力与权利有着本质的区别。权利具有先于法律而存在的天然性，因而法律对于权利的规定不是在创造权利，而只是对权利的确认和有关权利的行使与交易的一般性制度安排，因此，对于权利的来源应秉持法无明文禁止即允许的原则，也就是说，凡是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做。与此正相反，权力由于归根结底来源于人民即

权利主体的赋予，并且具有凌驾于个人意志之上的强制性，如果不对其来源加以限定，很有可能成为侵犯公民权利的最大祸害，因此为保证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对权力必须首先采取授权规则，在其来源上予以明确规定，也就是采取政府职权法定和“ 凡未授权即禁止”的原则，要求政府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树立“ 有限行政”、“ 有限政府”的理念，以从源头上预防政府无法律依据，滥加干预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的行为。例如，经济法应当对计划权力在各级政府中如何分配，在何种情况下赋予政府反垄断的权力等等做出规定13.所以，规范政府经济行为，首先应当从其权力来源方面着手。

    2.政府经济行为的权限。由于政府行使权力具有不断膨胀的惯性，即所谓的“ 管制扩大化”的需求，如果政府的权力触角无限制的延伸到私权领域，将使社会退化到披着法制和市场外衣的计划经济时代14.我国政府由于改革滞后，存在着无所不管的“ 万能政府”现象，许多政府官员仍未摆脱人治的守旧观念，时常未经授权，便以市场主体的行为妄加指挥，结果不仅造成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而真正属于政府职能内的经济调节、公共服务等事务却处于“ 虚位空缺”的状态15，而且还极大的侵犯了市场主体的权利，压抑了企业和个人的活力不断侵蚀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法规范政府经济行为的权限就是要限定政府经济行为的限度，实现政府的适度干预。应当在政府与市场、企业、中介组织等不同的主体之间进行分权，明文规定诸如政府拥有制定经济发展计划，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等经济管理权，以及提供在经济发展中个人无法提供的公共物品16.而政府超出此原则性范围行使权力的行为必然是属于过度干预应予以明令禁止。

    3.政府经济行为的责任。市场经济是一种平等、自由交换的权利经济，它客观上要求政府在行使权力时必须充分保护和尊重市场主体的权利，即不得随意侵犯市场主体在法律的范围内实现和处分自己的利益的权利而一旦政府行为不当，侵害了市场主体的权益，法律应当提供一种对其利益损失进行充分有效的补偿机制和救济的渠道，这就必然要求确立和完善政府的责任制度通过对政府违反法定义务、超越法定权限、以及滥用行政权力的违法行政行为进行否定性评价，强制违法行政者作出或禁止其作出一定行为，以回复市场主体遭到侵害的合法权利，弥补其因此而受到的损失，使被破坏的法律关系和法律秩序得以恢复17.如果不对政府行为设置相应的责任，不仅经济法制定的基本规范将失去有效施行的保障，而且规范政府经济行为也最终难以实现由于政府主要通过行政行为来行使权力，因此，确立政府经济行为的责任主要应以行政法律责任为主，也就是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因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或应负的法律责任18，之外，再辅之以行政违宪责任以及政治责任等责任体系予以补充。

    （二）从动态角度规范政府经济行为

    从静态角度规范政府经济行为主要解决的是政府享有哪些经济权力、经济权力的范围以及相应的经济责任问题，但这还不足以纠正政府行为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偏差，对政府在动态方面的行为加以规制也应是规范政府经济行为应有之义。“因为，即使政府在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如果没有恰当、合法的方式，同样也会造成对市场主体权利的侵害”19.因此，规范政府经济行为“不仅要规制政府行政活动的范围，也要规制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即要明确政府公共行政活动的程序”20.经济法对政府行为方式的规范主要应注重政府在干预经济活动中的平等性和科学有效性，加强政府的” 领队和顾问角色，实行一种积极和民主的服务行政模式21，进一步扩大诸如行政指导、行政契约、行政计划等非强制性手段来增强相对人主动配合的积极性，从而提高政府经济行为的效率。同时，要更好的规制政府经济行为，实现规范与程序规范缺一不可，正如凯尔逊所说的：“这两类规范实在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只有在有机的结合中才组成法律。每一个像我们所称的完全的或主要的法律规则，都包含了形式的和实质的两种成分。”22经济法通过在权力行使的时间、空间及相对人的参与上设计出科学、合理的程序，促使各个权力主体之间以及权利主体对权力主体的制约，来减少政府行权过程中的偏差，达 到规制政府经济行为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吕忠梅、陈虹：《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规制》，载自《经济法学评论》第二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页。

    2.吕忠梅、陈虹：《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规制》，载自《经济法学评论》第二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页。

    3.吕忠梅、陈虹：《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规制》，载自《经济法学评论》第二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4.〔美〕彼德·斯坦等：《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 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5.邱本：《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经济法的基础建构与原理阐析》，2001年版，第353页。

    6.吕忠梅、陈虹：《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规制》，载自《经济法学评论》第二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7.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第155页。

    8.参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1989年的《关于可持续的发 展的声明》。

    9.史际春、邓峰：《经济法的价值和基本原则刍议》，《法商研究》，1998年第六期。

    10.史际春、邓峰：《经济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第157页。

    11.（ 英）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3页。

    12.蔡立辉：《政府法制论一转轨时期中国政府法制建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第90页。

    13.吕忠梅、陈虹、彭晓晖：《规范政府之法—政府经济行为的法律规制》，法律出版社，2001年6月第一版，第211页。

    14.王肃元：《经济法概念新探———一种经济分析思路》，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15.倪国良：《“有效政府”：西部大开发制度创新中的政府角色定位》，《开发研究》，2001年6月，第4页。

    16.倪国良：《“有效政府”：西部大开发制度创新中的政府角色定位》，《开发研究》，2001年6月，第4页。

    17.蔡立辉：《政府法制论—转轨时期中国政府法制建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第115页。

    18.蔡立辉：《政府法制论—转轨时期中国政府法制建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第116页。

    19.蔡立辉：《政府法制论—转轨时期中国政府法制建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第120页。

    20.蔡立辉：《政府法制论—转轨时期中国政府法制建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第120页。

经济法规篇4

一、经济法律法规课程教学现状分析

1.教学指导思想存在偏差，学生注重程度不足。现在，中等职业学校在教学指导思想上一般存在着强调专业教育、专业技能的培养，无视人文教育、法制教育的情况。经济法律法规作为很少的法律知识课程之一，没有获得学校与学生的重视。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而言，他们通常觉得经济法律法规课程相对难懂，和别的专业其他课程关联又不大，学得好和坏影响不了什么。

2.学生通常欠缺基本的法律知识。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在一年级开设本门课程，学生在学习本门课程之前，法律基础基本为零。在法律已经遍布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法律素质更应该成为中职学生具备的基本素质。同时，本课程在法律基本知识的内容上篇幅特别小，只有两章，教师对于这些内容几乎都是一字带过，许多学生对基本知识都所知甚少，如法律关系、法律行为、制度、诉讼时效等。

3.教师水平差距较大。现在从事中职院校经济法律法规基本课程教学的教师有两种现象：一是经管专业课老师，以经济、会计专业知识为主是他们的知识构造，有的具备一些法律知识，例如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但没有通过体系的法律知识的学习与培训，不具备系统的法律知识，有时难以对法理作出说明;一部分是法律专业老师，具有完整的法律理论知识系统，但对经管类专业课程内容差不多全无所闻，教学不能联系学生已有的专业知识对症下药。

二、中职院校经济法律法规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经济法律法规课程的学习应当是在经济法学基础上的经济法律法规的学习。但就中职学生而言，考虑到他们文化基础薄弱、法律知识欠缺，如果是单纯为了法规而学法规，其教学效果极其有限。要以教材选定为突破口，以教材的适用性与先进性作为选定标准。教材是教学的基础环节，教学质量、教学水平与教材直接相关。因此，在教材上，应遵循“先进性”和“适用性”，体现“特殊性”和“差异性”。如针对市场营销专业的学生可增添广告法律法规内容，针对旅游专业的学生可把与专业相关的旅游法律法规穿插进去，这样就能拉近教材和学生的距离，在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又突出了课程的学术特色和时代特点，最终达到教材更好地为教学、为专业服务的目的。要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设计科学的教学目标，安排合理的教学环节，体现课程的衔接性与启发性。要重视案例教学的地位和作用，侧重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应用，以案例教学为向导，以多媒体课件建设为支撑。以案例为导向，首先要严格精心挑选案例，统一组织安排。对理论教学、案例教学的授课时间比例要合理分配，要选择实用性强的典型案例，案例的讲解、推理应缜密，注重培养学生分析案件及自学能力、独立思考、独立分析和综合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

三、经济法律法规教学改革的措施

1.树立清楚的教学目标。中等职业学校要树立清楚的教学目标，中等职业学校经济法律法规要以培养经济学精通、法律知识熟悉、复合型人才为教学目标。教师在进行经济法律法规教学时，要尽量加大实用内容与操作内容，对于理论知识只要充足就可以，可以合理地减少某些理论知识，从而增多实践教学的时间。

经济法规篇5

和谐社会无疑是一种美好的社会，它必须具有所有美好社会都具有的高品质特征：公平正义，民主法制，安定秩序，诚信友爱等等。和谐社会所特有的最本质、最主要的特点应该是“和谐”，这种和谐是以宽容为基础、平等为条件、协商为手段的。社会的和谐，既不能靠强权来建立，也不可能靠强权来维系。构建和谐社会惟一有效的途径，只能是法治。因为，作为和谐社会的基础的宽容，只能由法律来确立和维护，而强权与宽容本身就是不相容的；作为社会和谐条件的平等，也只能由法律来确立和维护，而权力本身就是为不平等而设置的；作为达致和谐的手段的协商，更需要法律来规范和调整。所以，只有通过法治，才能构建出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离不开政治、经济、文化的高度文明，市场经济也同样如此。如果在经济领域中市场的准入、公平竞争以及资源共享等方面发生机会不均等情况，将会出现社会不公，而社会不公是社会不和谐的主要根源之一。因此，要达致和谐社会，就必须以经济法作为保障。虽然经济法是为弥补市场经济体制下民法调控能力不足而产生的，但绝对不能因此把经济法看作是民法的补充。经济法产生于民法之后，从民法中汲取了相应的经验材料，但却在理念上完成了对传统民法的超越。经济法也起着弥补行政法规范国家权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不足的作用，但经济法同样不是附属于行政法的分支部分。所以，经济法具有不同于民法和行政法的、也不可以被它们替代的价值理念和功能作用，而且它保证了民法的基本价值理念得以顺利实现，同时又与现代行政法的基本价值理念相衔接，从而为市场经济的运行提供了一个完整的引导和保护的链条。

我国经济法的缺陷

法律体系不完善，重要法规久而未立。到目前为止，我国虽然在经济法主体、市场规制、宏观调控方面颁布了大量的经济法律，初步形成了一个经济法律群落，但仍然存在立法层级不高并且体系不完善等情况，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出台单独反垄断法、国有资产法，所以，加强经济立法步伐不能不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从目前情况看，以笔者拙见，我国经济立法及其实施中仍存在这样一些缺憾。

法律范畴不同，司法权被迁移。法学界对经济法调整的对象和范围始终争论不休，随着1999年合同法的颁布施行，以及原来的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同时废止，宣告了合同制度对经济法体系的排斥，也发出了一个初步的信号：经济法的理论和实践出现了脱节的迹象。而在法院进行机构改革的过程中，更是把原来的经济审判庭改为民事审判庭，从实践情况看，这不仅不利于经济法被社会所重视，也不利于经济法的实施。

尚未形成真正独立的第三部门。西方在“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的相向运动中，冲破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藩篱，虽然产生了一个既不是纯粹私人的也不是真正公共的领域，但在社会层面上并未出现权力真空或者权利真空。其主要原因是在西方还有一个与政府和市场这两种力量相平衡的“包括各种社会团体、民间非营利组织、宗教团体等不以营利为目的民间组织”之第三部门存在。这些组织具有组织性、志愿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和公益性的特点，它们是协调个人利益和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中坚力量。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从事经济社会发展事业中异军突起，发挥了政府和市场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填补了社会经济发展领域上的一些空白，诸如环境保护，消除贫困和落后地区的教育。虽然很多工作政府也在做，但事实证明，非政府组织往往比政府做得更好，更有效率。

而且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日益证明，政府和市场的力量固然重要且不可或缺，但政府与市场之外的领域越来越突显，它是与社会的多元化相伴而生的并生发出政府与市场都无法有效解决的新需求。这一空白点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去填补。特别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逐步转为市场经济体制后，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正处于转变和调试之中，新兴市场主体的经济权利尚待进一步确认和伸张，政府和市场两方面的力量都存在“缺位”和“越位”并存的现象，发展新兴社会力量以填补需求空缺，抑制各方“非法越界”的问题便显得更加突出和迫切。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20年中，国家通过缩小控制范围、改革控制方式、规范控制手段，逐步扩大了社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促成了国家与社会间的结构分化，尤其是以产权的多元化和经济运作市场化为基本内容的经济体制改革则直接促进了一个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形成。它表现在社会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提供发展和机会的源泉，个人对国家的依附性明显降低，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逐步形成；民营企业以及较为独立的企业家阶层、个体户阶层以及知识阶层，都有明显的发展；民间社会组织化程度增强，工会、商会、保护消费者协会等一些中间组织已开始在经济活动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们还不能乐观地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第三部门，经济法等以社会为本位的法就此具有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因为“与西方第三部门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相比，中国第三部门生存发展空间具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同西方相比，我国的第三总部门还没有成形，更谈不上从整体上与政府和个人有效配合，发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作用了，从而造成目前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国家对一部分社会（公共）利益难以维护、有心无力的“缺位”状态。

虽然我国经济法存在着种种不足，但并不妨碍其作为独立部门法在法律体系中占据日益重要和突出的地位。因为经济法是适应变动着的社会现实和社会观念而处于不断发展中的部门法，代表着法律根据经济发展规律对经济生活能动反作用的建构性力量，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法律保障。

健全和完善我国的经济法

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下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如何理解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的改革要“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精神，进而确立经济法在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位置，不断健全和完善我国年轻的经济法。

首先，应当尽快制定并颁布《反垄断法》等经济法体系中的重要法律，加大金融法、税法、竞争法、企业法等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研究深度，一方面加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抽象出共同的原理，反过来检验和探讨经济法总论的基本问题。“经济法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融合，应当成为我们的一种积极的选择，也是一种挑战。”我们尤其应当加快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的最新研究方法，进行跨学科的创新性研究，并同法学固有的传统研究方法相融合。

其次，国家机关要转变经济立法的思路，突显原则规定与灵活规定并重的方针，提高重要经济法律的立法层级，改善经济执法的分歧和冲突，加强对经济执法和司法过程的全方位监督。特别要进一步调整司法改革和审判制度，或者在现行三大诉讼法的基础上对各诉讼程序进行相应的修改，满足日益迫切的社会公益诉讼和其他含有公共因素诉讼的需要，或者参照国内的经验对法院的审判分工进行专门设置，完成符合各新兴法律部门要求的审判方式专业化、配套化的改造。

最后，应当加快促进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团体组织的发展。要从政策上加以倾斜和扶持，争取让一些发展比较成熟的组织通过国家法律授权获得正式的地位，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原来政府的某些权能，或者代为行使一些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管理职能。同时，要设置这些组织处理相应问题的准司法程序，赋予它们代替公众提起社会公益诉讼的权利，并完善相应的监督机制。

当然，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思维顺应时代的潮流进行转变，在立足于我国的现实经济生活的基础上进行更有创新性的法律实验和更有前瞻性的制度建设。

经济法规篇6

一、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规范变迁

自现行宪法颁布以来，规定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的条款经历了三次修改，成为宪法规范体系中变化最多的条款。透过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的变化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理念与政策的变化，可以分析社会变革中宪法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内在关系。

1982年宪法第11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这是建国后我国宪法上第一次出现的个体经济合法性的表述，使长期以来飘摇不定的个体经济获得了宪法地位。但是，当时的宪法条款对个体经济的保护是不全面的，仍保留着封闭和不确定的规范，如与公有制相对应的非公有制经济范围只限于个体经济，其宪法上的地位是“补充”，仍处于公有制经济的从属地位。第2款规定“国家通过行政管理，指导、帮助和监督个体经济”，为个体经济的发展限定了严格的范围，保留着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

1988年4 月修改宪法时，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在原有条款的基础上增加了第3款，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这一规定成了宪法修正案第1条，从宪法规范角度扩大了宪法保护的非公有制经济范围，从个体经济发展到规模较大的私营经济，使私营经济的存在正式获得宪法的认可。修宪以前，社会生活中私营经济只能以隐蔽的形式存在，特别是 1984年以后出现的乡镇企业，客观上造成了宪法规范与经济生活之间的冲突。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组的调查，1984年参加新经济联合体的农户占3.2%，专业户占3.5%，个体商业户占4.4%.其中，雇工经营的新经济联合体占联合体总数的51%，每个联合体平均雇工7.9%.[2]到了 1987年底，全国私营企业22.5万户，雇工360.7万人。同年的6月15日，国务院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进一步明确了私营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确认了私营企业主从阶层中分化的客观事实。但这次修宪仍没有完成有关私营经济宪法规范的开放性与调整性任务，只是完成了部分政策调整的任务，在宪法规范层面仍保留着一定的封闭性因素，如国家对私营经济合法性的认定是以”允许“的方式进行的，管理方式是”引导、监督和管理“，缺乏主动性与自律性管理理念，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动力机制呈现出单向性。

1999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16条对原宪法条款第11条内容又进行了修改，在原条文第1款规定“个体经济”后增加规定“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的形式，把“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修改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进一步简化了宪法条文的文字表述。但从宪法规范角度看，对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与国家保护的非公有制经济范围并不一致，规范表述上只有个体经济、私营经济成为国家保护的对象，而非公有制经济体系中属于“等”字范围的部分并没有得到规范的明确确认。如按照宪法修正案第16 条，外资企业虽成为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属于国家明确保护的范围，使其宪法地位处于不确定状态。这一规范上的缺陷通过2004年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第21条得到了完善。

2004年宪法修正案对宪法第11条又进行了第三次修改，将宪法11条第2款修改为：“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形成了宪法修正案第21条。[3]通过对同一条款的三次修改，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地位最终得到了比较完整的确认，并为其他法律、法规进一步把非公有制经济宪法地位具体化提供了统一的基础。

二、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的构成

在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条款包括：1999年修改宪法后形成的宪法修正案第16条；2004年宪法修改后形成的宪法修正案第21条；宪法第33条规定的平等原则；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等条款。这些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宪法规范，是国家制定有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律或政策的基本依据。国务院颁布的《意见》，作为国家指导性政策和指导性目录，是宪法修正案第16条和第21条精神的具体化。这里主要以修正案第16条和第21条的规范结构为例说明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的构成。

在非公有制经济性质上，宪法修正案第16条以宪法规范的形式明确了非公有制经济的性质，即“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规范的层面规定了非公有制经济在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中的地位。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公有制经济已不是处于“补充”地位的附属性经济形态，在法律上同公有制经济处于平等地位，平等参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这种地位相适应，从事非公有制经济的人员，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等社会阶层，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同时获得政治上的地位和法律上的合法地位。宪法对非公有制经济身份的“正名”反映了宪法作为国家行动纲领的功能，同时体现了宪法对经济制度价值判断标准的变化。

在非公有制经济主体范围上，修正案第21条把原来条文中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修改为“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以“等”字表示非公有制经济不仅仅限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还包括外商投资企业等经济形式，既规定非公有制经济的主体部分，同时为通过宪法解释进一步扩大非公有制经济的范围，赋予未来可能出现的新的经济主体获得宪法地位留下了必要空间。在我国的宪法文本中“等”字一般用于表示列举未尽事项，为宪法规范适应社会发展提供了灵活的规范基础。“等” 字的用法比较集中的条文是宪法序言第6段、宪法修正案第15条、宪法第8条第2款、宪法第9条第2款、宪法第46条第2款、宪法第48条、宪法第89条（8项）、宪法第107条第1款、宪法第111条第2款、宪法第122条第1款、宪法第124条第1款、宪法第130条第1款等。凡是用等字的规范主要分未来指向性条款和难以详细列举的条款。在宪法修正案第21条中，除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外，非公有制经济还包括哪些内容，仍是需要从宪法规范层面解决的问题。当出现新的非公有制经济类型并需要给予宪法保护时，应通过立法或宪法解释等形式赋予其明确的宪法基础，扩大宪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范围。

在非公有制经济宪法保护主体上，宪法修正案第21条中明确了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义务的主体是国家。在我国的宪法文本中“国家”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 [4]，在不同的宪法条文中具有不同的内涵，需要从具体宪法条文的特点出发确定国家的具体内涵。本条中的国家首先表现为负有保护非公有制经济义务的国家机关，即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在职权的行使过程中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根据宪法规定，国家机关依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是一种法律义务，体现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要求。如行使立法权时，不得制定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处于不平等地位的法律或规范；行政机关进行行政行为时不得侵犯非公有制经济合法的权利与利益；审判机关必须贯彻平等原则，平等保护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经济，不得歧视非公有制经济等。从保护主体看，国务院公布的“意见”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积极落实宪法规范和精神的具体表现。应从宪法文本中规定的国家概念来理解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主体，不能把国家承担的义务通过具体部门或地方政府层层“承包”，影响国家政策的统一性与权威性。

在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方式上，随着宪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理念的变化，国家保护政策上也有了变化。根据宪法修正案第21条的规定，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采取鼓励、支持和引导的政策。宪法规范上出现的不同表述反映了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理念与政策的变化。如引导是指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发展服务的方向发展；监督是指国家要求非公有制经济在法律规定范围内活动，保护范围仅限于合法的权利；管理是指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生产和具体的经营活动提供服务。在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政策上，引导、鼓励和支持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规范表述，有助于发展基本经济制度。

三、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的实现方式与“意见”的意义

宪法规范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规定是具有法律效力的独立的规范体系，本身具有直接的效力。国家机关的活动和规范性文件不得同宪法规范的要求相抵触。由于宪法规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与原则性，其效力的发挥往往通过下位规范或政策性规定来体现。

从性质上看，笔者认为，“非公36条”作为国务院颁布的“意见”，并不属于法律规范体系，因为根据《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行政法规的名称一般称“条例”、“规定” 与“办法”等，根据授权制定的行政法规一般称为暂行条例或者暂行规定。同时，行政法规的制定具有严格的程序，需要遵循立法法确定的立法原则，符合宪法和法律。但作为“意见”，规范层面的效力是不确定的，不具有法律效力，不宜直接以宪法规定为基础，而以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为基础。因为，根据法治原则，国务院的所有规范性文件，不得同法律、法规相抵触。因此，以“意见”的形式直接把宪法规范内容进行具体化并不是规范化的表现形式。

从内容上看， “意见”列举了国务院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36条措施，其核心的内容是：消除影响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性障碍，确立平等的市场主体地位，实现公平竞争；改进和加强政府监督管理和服务。为了实现宪法确立的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法律上的平等地位，“意见”要求贯彻平等市场准入，实现公平待遇原则，明确要求“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行业和领域”。为了消除规范层面出现的不平等现象，“意见”要求国家有关部门与地方人民政府要尽快完成清理和修订限制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法规、规章和政策性规定工作等。另外，“意见”以“允许”的方式规定非公有制经济可以进入垄断行业、公用事业、社会事务领域、进入金融服务业与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等。对非公有制经济参与国有经济结构和国有企业重组、参与西部大开发等方面“意见”以鼓励的方式作出了具体规定。 [5]

从效力上看，国务院以“意见”的形式公布的规范只是一种政策的宣示，在实践中起到政策性调整作用，不发生严格的法律效力。从宪法与法律、法规之间的效力等级看，除法律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一般不得直接以宪法为基础，履行将宪法内容具体化的义务，否则会导致合法性与合宪性之间界限的混乱，使合宪性审查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如何将宪法规范上的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具体化”是涉及宪法效力的重要问题。这里讲的“具体化”应符合宪法规范实现的基本要求与形式，是一种宪法规范实现的方式。国务院作为行使最高行政管理权的机关，可以具有普遍约束力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其具体的名称由《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作出具体规定。根据《处理办法》第2条的规定，行政机关的公文（包括电报），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公务文书；第3条列举的公文种类12项都有明确的解释，但“意见”并没有包括在12项之中。在12项中与“意见”形式相类似的公文形式是“指示”，即适用于对下级机关布置工作，阐明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至于行政机关的行政公文是否都具有“法定效力”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首先需要明确“法定效力”的性质与范围，并确定每一种公文形式表现“法定效力”形式与特点，不能笼统地规定行政机关的公文具有“法定效力”。另外，即使有“法定效力”，也不能由国务院办公厅作出规定。如把“意见”和 “指示”作为具有等同性质的国务院公文，“意见”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的措施可以解释为“对下级机关布置工作，阐明工作活动的指导原则”，约束一切国家行政机关的活动。但这种“约束”并不具有严格的法律效力，并且约束的对象仅限于行政机关系统，不能约束立法机关、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活动。从法律规范的效力等级看，包括“意见”在内的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效力低于宪法、法律、法规和规章。

从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具体化的过程看，通过“意见”把对非公有制经济的保护具体化存在着效力和调整方式不确定性问题。“意见”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方面的积极功能在于，以“允许”、“鼓励”、“支持”等形式提出了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36条政策，并提出了具体的实现方式。但与宪法规范的关系上，“意见”规定的某些内容也存在着不协调之处。主要有：（1）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明确的宪法规范的内容，国家行政机关没有必要也不应该把宪法上明确规定的内容重新确认。“意见”中的“我国个体、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的表述似有重新确立非公有制经济地位之嫌；（2）“意见”以“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作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目标也与宪法规范的效力不协调。如前所述，“鼓励”、“引导”和“支持”在宪法文本上已不是政策性规范，已成为宪法规范的一部分，无须把宪法规范重新表述为一种政策性语言；（3）“意见”以“允许”的方式，规定了许多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的内容，有些内容明显是需要由法律规范规定的，有些是通过法律修改来规定的，也有一些内容涉及到其他国家机关权限范围的问题。比如，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的问题，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法律调整问题；又如非公有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建设领域与国有企业重组等问题更是具有重大政策调整和法律修改问题。仅仅以具有非规范性文件性质的“意见”的形式对涉及到重大法律修改或政策调整问题作出规定有可能引发不同规范之间的冲突。

四、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与宪法解释功能

保护非公有制经济是宪法规定的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明确的宪法规范基础。因此，今后建立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体系或制定政策时必须以宪法规范为基础，并积极运用宪法解释制度完成具体化的任务。

首先，要完整地理解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的体系。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规范是统一的，应从目的论的角度认识和运用宪法规范。经过三次修改，有关非公有制经济的宪法规范相对完善，为法律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统一的基础。如前所述，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是统一的整体，并不仅仅指21条修正案，还包括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宪法对私人财产权的保护等因素。

其次，以宪法规范为基础，建立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完整的法律体系。目前，急需的工作是清理和修订与宪法规范相抵触的法律、法规，消除体制性障碍。根据宪法规范效力最高性原则，凡与宪法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是无效的，如继续适用可能违宪的法律、法规会对当事人的权利造成侵害，同时破坏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如法律、法规的修改工作跟不上，就无法改变现实中存在的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体制性问题，宪法规定的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原则得不到有效实现，不利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如目前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准入和投资等方面存在着许多体制性限制，靠政策的调整或以“意见”的形式难于解决体制的障碍问题。这种体制问题中既存在程序性的规范问题，也存在实体性规范问题，有些内容是靠行政管理权无法解决的。因此，应根据宪法的规定，抓紧清理和修订有关法律、法规，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在主体、产权、交易、税收、交易、就业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推动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第三，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依赖于宪法体制的发展与完善。有关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的形成只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基础，并不能自动地得到实现。只有在宪法实施的过程与环境中，非公有制经济才能获得正常发展的依据与基础。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基本要求看，现行的宪法规范体系也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如私人财产权的保护是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权利基础，没有财产权的有效宪法保护就不可能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经过2004年修宪，私人财产权保护有了更明确的宪法依据，但私人财产权仍没有明确规定为公民基本权利，缺乏基本权利属性。

第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应注意把握保护与限制的界限，依法对非公有制经济实行监督和管理。尽管宪法规范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表现出日益开放的功能，但对其管理和监督也是宪法规范本身发展的要求。如果只讲保护，不讲必要的限制，实际上是割裂了宪法规范的完整性。宪法保护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鼓励和支持合法经营，为他们提供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发展市场经济的环境。宪法文本中的合法利益的保护和依法管理是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基本政策和态度，不能片面理解为只保护，不限制。由于非公有制经济本身的性质，国家需要引导和管理，需要把人权保护的原则和精神贯彻到非公有制经济活动之中。我们必须承认，非公有制企业市场行为不规范的现象是比较严重的，在非公有制企业经营活动中，侵犯劳动者基本权利的问题值得引起关注，如不签劳动合同、不按规定交纳退休养老金，劳动时间长，待遇低，拖欠工资等涉及劳动者法律权利的问题是比较多的。

第五，在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的实现过程中，应注意保持规范之间的统一性与协调性，建立宪法规范——法律规范——政策规范相统一的体系，政策规范只是实施法律规范的具体化，不能直接以宪法规范为基础制定政策性规范，以形成严格的法律保护体制，避免因法律规范空缺而产生的规范体系的相互矛盾。[6]当宪法规范中对非公有制经济做出相应的规定后，应尽快通过法律规范完成具体化的任务，然后再用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等规范性文件进一步具体化，尽可能避免直接以政策性文件来规定。[7]在宪法规范具体化的过程中，应重视宪法解释功能，对涉及到非公有制经济宪法规范的条款进行必要的解释，以扩大非公有制经济范围，统一人们对宪法规范的认识。由于非公有制经济条款经过了几次修改，在原条文与修正案之间，不同时期做出的修正案之间也会出现不同的理解。如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作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是比较明确的，但‘等“字可能包含的非公有制经济新的类型的认定不能由下位规范或政策随意确定，必须通过宪法解释或授权的规范来规定。又如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本身的含义发生歧义时，有效的方式仍然是通过宪法解释，目前对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解释只是学理解释或非规范性文件的解释，不能反映权威性说明，甚至宪法文本中出现的”依法“中的”法“字也需要解释的等。因此，在宪法实施过程中应积极发挥宪法解释制度的功能，通过宪法解释解决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疑义或争议，建立以宪法解释、宪法修改与宪法惯例并用的宪法运行机制。

注释

[1]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

[2]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典型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1页。

[3] 宪法修正案是否具有独立规范价值是学术界有争议的问题。从宪法解释学意义上讲，对某一宪法条文进行修改后产生的宪法修正案可以成为独立的条款，可以单独适用。现行宪法颁布实施以来，以宪法修正案的方式进行了四次修改。目前对宪法修正案的认识与具体运用并不十分规范，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如现有的31条宪法修正案之间也存在相互矛盾的地方，不能很好地加以引用，应当明确宪法修正案自身条文相互之间的关系；除了对原来的宪法条文进行修改之外，根据需要，宪法修正案可以作为独立的宪法条文等。基于这种分析，宪法修正案第16条、第21条是有关非公有制经济地位的统一的根据，其效力已代替原宪法条文第11条。

[4] 在我国宪法文本中“国家”一词出现了151次。

[5] 2005年 4月17日国务院颁布的“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中重点提到了“提高对非公有制企业的贷款比重，规范发展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问题，并为非公有制经济提供公共服务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6] 目前对非公有制经济类型划分的主要依据是1998年8月国家统计局、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颁布的《关于划分企业登记注册类型的规定》和1988年国务院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

经济法规篇7

[关键词]经济法体系法律规范概念

一、经济法体系的概念

对于经济法体系的概念，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经济法体系到底是经济法规范体系，还是调整经济关系的规范性文件体系。经济法体系的结构是由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决定的。即经济法体系的结构，决定于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特定经济关系的结构。经济法体系和宏观调控法、市场管理法、市场主体法、社会保障法有着密切关系。

宏观调控法。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可分为产业政策法、计划法、投资法、预算法、税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价格法等。宏观调控是一种国家引导促进的方式，即对社会经济活动予以指导，鼓励，帮助和提供服务。对维持自由竞争，维护市场主体的平等，民主和秩序，稳定社会环境起着不可缺少的作用。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宏观调控法是必须的。

市场管理法。市场管理法是调整市场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可分为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广告法、计量与标准化法等。在市场经济的社会，市场竞争是避免不了的，而竞争就会导致优胜劣汰。所以，有竞争必然会出现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而这些都严重地妨害了市场竞争自由，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为了稳定和维护市场竞争自由的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市场管理法是经济法中必不可少的。

市场主体法。市场主体的资格实际上主要是由民商法来加以确立的，只要符合经济法的要求，同样可以成为经济法上的主体。市场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法人中包括机关法人。虽然不能说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绝对就是经济法主体，但当他们实际上参与了经济法律关系时，他们便成了经济法主题，这时经济法肯定要对其做出许多规定以规范其行为。因此我认为经济法体系应包括市场主体法。市场主体法包括经济法主体的一般原理，国家经济管理主体，企业，特殊企业形态。

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障法是调整社会保障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实际需要，可以分为社会保险法、社会救济法、社会福利法、社会优抚法等。在现实生活中，总会有许多社会不幸者。尤其是在市场竞争条件下，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规律造成了大批的市场失败者，对于这些社会不幸者和市场失败者，国家应提供社会保障，给予救济和帮助，使他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这也是稳定社会，发展经济的需要。但是，要使社会保障、社会救济等有法可依，有条不紊地实施，社会保障法当然是必需的。所以，要使市场经济有条不紊的发展，就必须制定可行的社会保障法。因此，我认为社会保障法也应该纳入经济法体系中。

二、经济法体系的法律规范

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经济法体系的法律规范其基本含义包括三个方面：

经济法属于法的范畴。经济法同其他任何法律部门一样，都由法律规范组成，都是各有特定调整对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所以，经济法属于法的范畴，与其他法律部门在法的共性方面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

经济法属于国内法体系。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在国内经济运行而不是国际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对这种经济运行的协调是一个国家的协调即国家协调，而不是国际协调即两个以上国家的共同协调。为了运用法律手段进行这种国家协调，制定或认可调整国家经济协调关系的法律规范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两个以上国家。经济法体现的是一国的国家意志，而不是两个以上国家的协调意志。所以，经济法属于国内法体系，不属于国际法体系，更不同于国际经济法。

经济法不同于国内法体系中的其他法律部门。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经济法是对现实经济利益关系的某种肯定或维持。它的调整对象是现实中的经济利益关系，而不是政治关系、人事关系等非经济利益关系。这种经济利益关系是在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这种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体现了国家协调。所以，经济法不同于属于国内法体系的民法、商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从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主体、经济法主体体系更能充分说明这一点，并形成一种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模式。

经济法律关系。经济法律关系是经济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经济利益关系。其基本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即经济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依法享有经济权利和承担经济义务的社会实体。经济法律关系的客体，即经济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利益关系。经济法律关系的内容，就是经济法律规范所调整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

经济法主体。经济法主体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根据经济法的主体体制所成立的主体，如根据国有企业法和公司法所成立的国有企业或国有公司以及直接成立的中国人民银行等。二是指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即经济法律关系的参加者，是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依法享有经济权利和承担经济义务的社会实体。

经济法主体体系。所谓经济法主体体系，有学者认为，经济法主体体系，依存和限制所在的经济体制，以经济法主体的分类为基础，表明各类经济法主体之间的组合关系，综合展示各种经济法主体的法律地位。虽然此观点并没有给经济法主体体系下一个完整而明确的定义，但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都一直在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目标而不断进行制度创新，推动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逐渐形成。中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轮廓已基本形成，与世贸组织规则接轨的法律体系正在完善，经济法体系的法律规范以前所未有的胆识和气魄向前迈进，为经济的繁荣和昌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经济法规篇8

由波斯纳（Posner）开创的法和经济学理论最先倡导对法律规则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用效益所体现和蕴含的理性价值反衬实存法律制度的缺陷，又在效益基础上构造适应经济自由和社会自由的法律秩序。法律经济分析的主要角色是驱散某些假公正的论调，藉由向社会表明必须放弃达到某些非经济的公正思想，使法律具有“经济推论的特色”和“明显的参考经济概念”，立法者尤其要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素养”〔1 〕（P14—18）。 而行政规章的经济分析是指：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分析规章这一立法现象，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寻求和实现规章效益最大化，包括借助法律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选择论、规制经济学的概念和理论，分析和阐明规章的必要性、收益性、合理的调控范围以及规章效益的归属主体，揭示和防范规章立法寻租现象等。一、行政规章的必要性简而言之，行政规章的产生是各种需要综合作用的结果。这种“需要”主要包括：1.立法权的分化 在现代社会，行政机关的独特性在于，它有权通过制定规则或作出裁决来决定私人的权利和义务，拥有“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等联合权力。其“立法权”主要是制定和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行政规章，这种权力传统上属于议会（国会）的领地，但是它被授给立法和司法系统之外的行政机关。主要原因是社会发展带来了管理方面的巨大变化，议会等代议制机构的作用日渐衰微，无法满足管理的诸多新特点、新变化，不得不把立法权再分配，转移国家权力，重塑国家权力结构。立法机关的授权和司法机关的妥协，使行政机关在有限的资源环境里得以采取必要、灵活而又实际的行政规章手段，实现福利国家的价值目标。从根本上看，立法权结构所回应的是社会的需要，其唯一的源泉和真正的基础是社会生活本身。2.政府作用的嬗变 立法控制和司法审查是防止行政立法滥用的两道防线。其中，立法对行政规章裁量权控制的路径是：由紧到松，又由松到紧，与人们对政府作用逻辑史的认识是一致的，政府在经济、社会中作用的变化导致了人们对行政立法观念认识的转变。经济危机以及深度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变迁所带来的市场失灵、社会诸问题，凸现了政府的作用。斯蒂格勒茨总结了历史上对政府作用认识的两次变化，其一是：承认风险和信息的不完全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这种不确定性的风险涉及到经济生活的每一个市场，若没有政府的帮助，许多国家的经济已经达到极限。历史经验证明，政府作用对于经济发展的成功是必不可少的〔2〕。行政法学者欧内斯特·盖尔霍恩认为， 通过行政规章进行经济规制的主要原因是：自然垄断、破坏性竞争、物资匮乏和外部性问题。当市场不能通过竞争理论产生可预期的收益时，社会有几种可能的选择：（1）容忍市场所谓的效果；（2）通过运用反托拉斯法重塑充满竞争活力的环境；（3）以政府所有权取代市场之下的公司私人所有权；（4）通过规制公司活动而保持公司的私人所有权。资本主义的经验是选择了政府规制手段，也“毫无疑问地，规制机关是通过行政规章和法规运作的制度化的官僚政治。”〔3〕（P5）“行政规制， 是我们法律制度的永久性特征”〔3〕（P384）。中国在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中， 表现为政府推进型或变法型模式。行政权不再是社会生产生活的“外在变量”，而是不可或缺的“内生变量”，国家也不再是单纯的“保护性国家”，而 是“生产性国家”。因此，行政立法显得尤其重要，行政规章成为政府行政规制强有力的法律武器。3.普通法的局限生行政规章的替代性 在美国，联邦、州以及地方行政机构的各种行政规章的法律效力在普通法规则之上〔4〕。 波斯纳研究了公共管制和普通法的关系问题，认为普通法的重要功能是通过创设产权减少交易成本，从而实现或推进（不同于模仿）市场过程。私人实施权利的普通法制度，其管理方法的基本（和相关）特征有两个：（1）这种方法对政府官员的依赖程度最小， 主要依据公民自己——受害人及其律师；（2 ）守法的激励产生于这样的威慑：如果加害人违反规则，他必须对受害人实施损害赔偿。而直接的行政管制恰恰相反，它对政府官员的依赖性极大，而且首先是竭力防止侵害的发生而不是对受害人实施损害赔偿。法律经济学派虽然极力推崇普通法增进“财富最大化”时的价值，但“鉴于司法职能的自然限制，普通法法官无力实施增进社会福利的广泛规划”，从而承认“体现公益目的的调整性法规有时也是必要的”，承认警察权力在福利国家中的作用〔5〕。通常， 行政规章进行的管制缘起于市场和普通法规定的市场规则的失灵，即行政规章的特殊性在于，在社会和经济的诸多领域内，用传统的 私法规范不能解决复杂的问题，且在效益上不划算。规章立法选择是趋利避害的产物，其不治“已病”而治“未病”。4.行政规章普适性的效益 规章作为行政立法的一种类型具有普遍适用的特点，它能给行政相对人遵守行政法规范提供清楚的行为规则，使其获得明确的依据。规则也是一种制度。经济学家诺思认为，制度是人类设计的构成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作用的强制，用以把人与人之间的作用具体化，在交往中建立秩序和减少不确定性，从而决定交易成本以及参加经济活动的获益性和可知性〔6〕。而经济分析表明， 通过法律形式所建立的普遍性规则，可以避免或减少交易主体在确定和认同规则方面的成本。行政规章实质是具体行政行为原则的制度化，它所表现出来的规则普适性与具体行政行为表现出来的个案性，具有不同的经济效益和实际用途。欧内斯特·盖尔霍恩指出：“在过去的20年里，行政法最重要的发展之一是行政机关日益依赖于规则（rules ）制定——将其作为制定政策的一种手段”。“规则制定程序较之个案的裁断要更为有效，因为前者可解决在单一活动中的大量问题。一条明确的普遍规则能够在受到影响的公司或个人中间产生迅速和统一的遵守行为；而经裁断的先例的范围却难以界定，因为先例的适用在一定程度上通常取决于特定案例的事实。同时，规则制定可为个人提供重要保障”。“在未来的岁月里，规则制定过程完全有可能是行政法最有生气的领域之一”。〔7〕二、行政规章的适度规制承认行政规章的必要性和法律效力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随心所欲地介入社会生产和生活，规章的种种负效应和不良迹象表明，规章的干预和规制只在必要的法律事项和限度内才是合法、合理的。1.行政规章立法经验与反思 美国人发现，对工作环境完全标准的立法并未带来事故发生率降低，对汽车安全标准的规定带来的却是汽车交通事故总量和损失额的增长。一项研究表明：1977年48家公司仅为遵守联邦政府的规章（主要是环境方面的规定）就花费了26亿美元。1994年，共和党宣称美国企业为遵守各项政府规定而开支的费用为5000亿美元〔8〕。为实现行政规章的效益性，美国总统曾行政命令， 要求行政机关在制定行政规章之前必须先向联邦管理和预算局汇报，以便审查规章是否真正需要。所制定的规章必须能够得到最大的经济效益，如果有花钱较少的方案可供选择，而行政机关没有选择时必须说明理由。法律经济分析方法在北美取得长足进步后，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亦率先在英联邦的各法律改革组织中推广。该委员会的要旨是：“法律改革及其一般的实际意义上的立法，必须关注其内在的经济因素。我们必须谨慎地衡量法律的成本及效益，并且只要可能，就应该对此作出比现今更科学的评估……，在考虑法律改革的方案的过程中，委员会理所当然要对它们进行成本——收益测试。”〔9〕在我国，计划经济年代的行政法律规范统称为“文件”或者政策，它的经济效益如何需要历史性地检讨。否则，我国行政立法仍走不出以往的思维误区，依旧认为规章立法、规章分配权利义务关系是行政机关“天然”的内部行政行为。如同把“市场经济”误作为多盖几个带篷的“市场”一样，把“依法行政”或“依法治国”误为多颁布低层次的“法律”。因此，规章立法常常扭曲权利义务机制，产生各种各样的负面效应。40年的计划经济，特殊的国情，要求我们面对现实进行反思，设法使非经济性干预最小化。值得庆幸的是，我国行政立法机关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1998年5月21 日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国务院立法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一切政府机关要依法行政”，“要以人民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行政机关行使权力要与其经济利益彻底脱钩”，“防止法繁扰民”。2.行政规章调控的广度和深度 诺贝尔经济学家斯蒂格勒（Stigler）开创的“管制经济学”以及日本植草益博士研究的“微观规制经济学”，其核心任务都是：解释发生规制的原因、规制的得益者和受损者、规制的形式以及评价规制的效果尤其是规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规制经济学对行政规章立法启示之一是：为何要制定规章、规章应规制什么、如何规制以及达到何种规制效果。行政规章调控范围不当会带来“规制失灵”（政府失灵），造成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偏离帕累托最优，从而损害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在现代社会，行政立法已渗透到了细微的领域，私人行为深深地打上了公法的强制性烙印。行政规章调控的广度首先要解决行政立法与其他部门法尤其是民商法的界限。例如，在与民法、经济法的关系上，行政法从行为主体、内容、客体上制约着 民事行为的发展，客观上阻碍或促进着市场经济的进程。某种意义上，若不对行政法的调整对象、调控广度、深度和强度做细致的经济分析，可以说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商法。德国法学家拉德布鲁赫早在1929年就预言“行政法是社会的法律，在将来社会主义的福利国家中，如我们所料，民法可能会完全融合在行政法之中。”〔10〕行政规章过多地干涉民商法的内容，使中国民商法在行为标准上成为行政法的附庸，规章中膨胀性的行政权力配置悄然地“蚕食”着民事权利。因此，我们认为，规章制定者将哪些行为和主体视为调控目标和约束范围必须具有合理的限度。应该看到，规章立法活动不仅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经济活动，行政规章的规制行为并非是免费的“物品”或“财货”（goods）， 必须坚持效益最大化原则，重视市场和法律的替代性。从社会角度看，实施规章所需的费用也是一项成本，是否制定规章应取决于一定条件下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关系。某些不受欢迎的行为，试图用行政规章禁止它们是不明智的，因为不会有效或代价太昂贵，最好是在民法或刑法范围内解决，以矫正行政立法本身的腐化。行政规章的深度定位，即是必须给行政相对人一个合理的空间。否则，不断“具体化”、“细则化”的行政规章会窒息行政相对人的活力，从而事实上剥夺了他们的权利。“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扩大自由。因为，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管理的人类社会中，没有法律，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侵犯，在没有法律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自由并不是每个人随心所欲的。”〔11〕就世界范围而言，通过行政规章进行的经济性规制正在有序放松，而通过行政规章进行的社会性规制不能放松。社会性规章主要是以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利益为目的，通过行政机关制定一定的标准去禁止或限制特定行为的规章，如健康、药物、医疗、劳动安全、公路交通、污染等保护国民健康、环保为目标的行政规章。行政规章作为社会生产、生活的“内生变量”，其制度供给是否对路，需要测度规章的效用。但是，单纯的行政规章目标不能检验规章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必须通过规章规制的效果大小来分析。规章的规制效果，是指规章所约束的行为有多大部分是只能由规章加以说明的，规章效果在本质上独立于以文字、条文等形式所表现的规制内容，规章目标不等于其实际效果，规章的实际效果往往与规章的内容和目标发生偏差。规章效果检验极其复杂，时间虽是最好的评估维度，但是，它对已造成的资源浪费于事无补，因此要倡导实验立法。“公众对法律的信任不能再只是指望异想天开的争论和政治运动的诱人力量。用实验方法证明法律的效力可以为这种信任提供更坚实的基础。在实验观察表明法律的某个方面无效或者有反作用，并对此加以改变的同时，法律自身也会随之得到改进。”〔12〕重新思考以行政立法为代表的政府干预的合理性与有效性后，西方不规制运动主张回到私法优越地位。3.行政规章决策成本和外在成本 行政规章作为“公共物品”，其集体决策带来两个成本即外在成本和决策成本。决策成本在规章制定过程中产生，包括制定规章与协商规章时所耗费的各种资源和费用（时间在内），决策成本的大小与参与决策的人数和决策所需赞成票成正比，随之增加而增加。在极端情况下，如果决策是独裁性质的，由一人说了算，则决策成本最低为零。外在成本是集体决策通过后在规章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对某些人的不利影响或净效用损失。一项行政规章总会给人带来有利影响，使其处境改善，也会给一些人带来不利影响，使其处境变坏。对于后者而言，这种不利影响是外部力量强加的，因而谓之外在成本。在西方开放的行政规章制定程序中，参与人数越多，则规章外在成本越低。在极端情况下，如果采用全体一致同意规则，外在成本就会消失。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规章的法律成本可分为立法成本、执法成本、守法成本和违法成本。立法成本指制定、修改、废除规章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执法成本指 保障规章运行而支付的一切费用；守法成本指行政相对人因遵守规章而必须支付的最低费用；违法成本指相对人因违反规章规定而付出的代价。比较而言，行政规章决策成本实为立法成本，而外在成本统为行政主体实现规章的成本和规章实施中某些相对人损耗的成本，是上述执法成本、守法成本、违法成本的总和。行政规章决策成本和外在成本之间呈现非严格对称的反比例关系。实践证明，在规章制定中投入必要的费用，能保证外在成本的最大降低，看似决策过程影响了行政效率，提高了行政成本，实则是一个思维误区。因为，行政效率和成本的检测是一 个过程化的行为，效率高低与否只能是规章效果对规制目标的肯定或否定。理性化的规章决策成本应是通过行政程序有法律程序进行的。法律程序体系的经济目标，在于减少错误和程序体系的直接成本。行政听证会可预期地降低错误总和及其直接成本而增进效率〔1〕（P397～398）。“它们旨在推进思想和意见市场上的竞争……。这样做既为推动市场制定良法，又通过鼓励那些其观点没有被采纳的人们去尊重根据已采纳的意见制定的法规，来加强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信任。”〔13〕当今的中国，没有完善的行政程序制度，公众对行政规章的参与处于原始的、受排斥的状态，一人拍板想当然的规章，其决策成本是小的，但其公正性、可接受性和效益性可想而知。行政规章利害关系人参与制度、听证制度、说明理由制度，与其说是消耗了相当成本，勿宁说是为取得规章公共效益而有意识进行的一项“生产性投资”。当然，制定规章的决策过程应注意“扯皮成本”〔14〕。参与行政程序的人们为自己一个个特殊的既得利益而互相“扯皮”，会更多地耗费时间、精力和金钱，可能反倒增大了“交易成本”。4.行政规章丛生困境 “具体的、适合一个国家的法治并不是一套抽象的无背景的（Decontextual）原则和规则。”〔15〕行政规章只是规制社会各个领域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它在一个利益极其复杂和经常性冲突的关系网络中制定、修改、废除，常常带来规章的不必要代价。规章投入不足或过剩，都会导致与规章目标实现没有内在必然联系的某种损失。最早关注规章制度环境的是经济学家C·瑟罗， 他归纳了有关法规（规章）的八个基本命题：〔16〕（1 ）所有的经济制度都是由一系列法规组成——无管制的经济制度根本不存在；（2 ）存在许多愚蠢的政府法规，在用不适当的方式试图达到一个值得争取的目标；（3 ）在许多领域里，规章应该更少一些。但是，许多行业应该取消规章这个事实并没有导致许多行业将会取消规章这一结论，利益冲突导致不同的主体反对取消既存的规章；（4 ）在美国各种规章几乎从来不是源于意识形态，而是源于实际问题；（5）当论及管制和取消管制的优点时， 不存在“右派”和“左派”的对立，主张管制的左派与反对管制的右派经常由于所讨论的问题不同而改变立场；（6 ）经济成就的大小与管制程度两者之间不存在简单的相互关联；（7）规章所导致的规章；（8）必须避免长期物价管制。C·瑟罗同时指出， 政府规章的增加是由于我们缺乏其他类型的政府干预。由于单个经济活动产生于经济体系之中，因此，这个体系中的任何一个部门实施规章对其他部门都会产生影响。用于保护某一群体利益的规章容易损害另一群体利益，并导致保护第二集团利益的规章产生。如能源部门的管制规章，每一种新规章都迫使我们增加另外的规章。规章正面临着制度性困境。在充满矛盾的法律制度中实施规章，这样一旦规章被制定成法律，也就拉开了斗争的序幕。在很大程度上，这个过程所引起的时间上的拖延及不确定性，对于经济的反作用比规章制度本身还要大。规章遭到破坏以后，无论规章是否产生人们所向往的结果，都得花费一笔巨大的费用。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它不会回复到以前的状态，必须采用一套新的甚至更加苛刻的行政规章。从权利的角度看，规章增加是权利相互性的体现，即“权利链”或“系列性关联权利”要求的结果，制定规章有利于权利界限清晰。按照边际成本规律，行政规章的供给在达到社会需求饱和状态之前，每增加制定和实施一项新的行政规章时，由于法律规范的体系化及相互支持，其边际成本呈递减趋势，即行政规章配套有其积极意义。所以，在美国行政规章需要制定而未制定时，也是一种违法行为。相反，我国的行政规章已陷入丛生困境，该有规章的地方未规制，而有些领域则规章过剩。非但未能清晰权力（利），而且造成了行政主体按其部门意志扩张行政权力以至侵害相对人权益现象。典型的例子是“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三乱”现象，各级行政主体为治理“三乱”了无数个规范性文件，但效果欠佳。究竟原因，规章丛生困境靠规章制定主体自省式解决已不可能，必须由更权威的机关介入，在宪政框架下控制行政规章立法主体的自由裁量权。

经济法规篇9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生存环境的保护。对于中国而言，发展低碳经济既符合我国基本国情，也是保障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走向繁荣富强的的必然选择。但促进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必须将法律具有的强制性、规范性与引导性作为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因此，建构和完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制，能够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提供导向与支撑。

关键词:

中国经济 低碳经济 法律规制 路径选择

世界范围内的工业革命兴起与发展面临的环境污染问题已严重破坏了地球的生态环境，并威胁到人类的身体健康与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当前，世界各国及国际组织非常重视发展低碳环保经济，大多数国家就发展低碳经济已基本达成共识。我国提出了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建设“美丽中国”的愿景目标，并坚定不移地承担履行国际社会的责任和义务，走低碳经济发展之路，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低碳经济法律规制内涵界定

(一)低碳经济的概念

2005年，在英国召开的“向低碳经济迈进”的高层会议之后，低碳经济概念很快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各国政府越发重视本国低碳经济发展问题与履行国际社会责任的问题。所谓“低碳”英文为lowcarbon，意指较低(更低)的温室气体(二氧化碳为主)排放。国内外学界对低碳经济这一概念并未形成共识，尚未给出一个确切而统一的诠释，这充分反映出各国基于自身国情来发展低碳经济的诉求。国内学者的主流观点认为，低碳经济是有别于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发展模式，是一种绿色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以清洁能源开发和高效利用为重点，以调整产业结构和创新制度设计为契机，保护人类身体健康为目标。

(二)低碳经济的法律特征

从法律层面上剖析低碳经济的特征，主要有:一是广泛性，低碳经济涉及到建筑、消费、环保等多个行业，低碳经济法律调整的内容也日渐增多;二是多元化，低碳经济调整的法律关系是对传统法律关系的一种突破，它是以全球为基准点，包含国家、机构组织、企业、公众等多个层面，主体体现多元化的特征;三是非强制性，我国目前是以政策法和促进法的形式要求在发展低碳经济的同时保护好我们的环境，多采用税收、金融、市场等手段引领低碳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缺乏明显的强制性特征;四是强调政府的责任性，市场由于存在不确定性与外部性，容易造成市场失灵及市场的不公平竞争，因此单靠市场的调节作用，可能很难保障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国际公约、各国政府都通过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促进低碳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低碳经济法律规制的阐释

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法律发挥规制作用。法律规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通过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实现社会生活的有序性，反映了法律规范建立到具体权利义务实现的整个动态过程。法律对低碳经济的规制作用主要体现在适当、目标与强制等三个方面。通过三个功能的充分发挥，将使低碳经济发展更加符合环境、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将低碳理念转化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行动指南，并实现环境利益与相关利益之间的公平分配。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低碳经济法律规制，推进低碳经济健康发展。

二、我国低碳经济法律规制现状

(一)隐含低碳理念的法律规范

中国一直将节约使用能源，加快研发节能环保技术，以环境指标、排放标准等作为国家未来制定发展规划的硬性指标，制定并实施相关的政策措施，奖励与惩罚并重，这其中也包含了气候变化方面的法律法规。目前，为适应低碳经济发展要求，我国政府制定并颁布了《矿产资源法》、《节约能源法》等一系列单行法，这些主要单行法为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导向与支撑作用，其隐含的低碳理念在相关法律的具体内容上均有所体现。

(二)蕴含低碳理念的政策和规划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全球气候变暖问题及能源危机，为更好的履行国际社会责任及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政府先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已分别加入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议定书》。从政府颁布的政策措施来看，主要包括:《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十一五”规划纲要》等。在政策措施中，政府会对具体减排任务、能源发展目标、气候变化的相关立法、排放指标、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氨氮排放总量等内容进行说明。通过颁布与实施蕴含低碳理念的政策和规划，政府从加入国际公约与制定、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而为我国低碳经济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三、我国低碳经济法律规制存在的缺陷

(一)低碳经济法律规制体系存在立法空白

在法理学中，制度结构要以体系为基础，要求法律体系与制度结构保持一致性，不能够相互缺乏支撑，互不关联。从目前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法律体系来看，缺少一门专门的全国性、统一的法律，而不是分散在《宪法》、《环境法》等不同的法律领域，涉及的领域过于繁杂，加大了低碳法律制度间的协调难度，不利于互相兼容。此外，针对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仍缺乏专门的法律规定，存在能源单行法律缺失的现象。

(二)现有低碳经济法律内容的操作性不强

首先，受我国法制建设的传统影响，低碳经济法律具有条文受我国法制建设传统的影响，很多条文没有具体化，而更多体现为粗略化、原则化，虽然有利于应用的灵活性，但由于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有的没有细化的奖励手段和奖励程序，缺乏足够的操作性，难以满足低碳经济发展需要。其次，在低碳经济领域存在政府与企业的权利与义务不明确的现象，在现有低碳经济法律条文中过于重视政府的权利，而常常忽略了企业或个人的权利。此外，法律法规中相应的硬性数字指标数量过少。

(三)现有低碳经济法律的激励较弱

为了鼓励我国高能耗、高污染企业采取有利于低碳发展的措施，我国政府在颁布实施的法律法规中专门制定了奖励激励政策，但从激励政策的实施效果来看仍存在明显的不足。第一，体系不完善。现有的激励性政策措施多以政府采购、专向性补贴、税收优惠等手段为主，多为依靠政府命令手段彼此孤立实施，缺乏有效的整合和联动。第二，措施权威性不够，有关激励性措施的条文常用“具体办法由……制定”结尾，法律条文内容宽泛化，不够具体，立法机构层次较低，使得激励措施的权威性不够。第三，执法缺乏协调性，现有的法律政策缺乏具体的执行内容，多为原则性、政策性的陈述，执法过程中能否协调尚存疑虑，阻碍低碳法律规制建设的发展。

(四)现有低碳法律的监管机制落后

目前，我国低碳法律监管机制方面以形成行政机关监督为主，以社会团体与公众的舆论监督为辅的监督体系，但监督效果仍不能满足预期。一是现有低碳法律政策权力与义务的界定比较模糊，没有明确政府、企业与个人应享有的权力及应承担的义务。二是执法部门执法依据与执法标准不统一。执法依据与执法标准对于低碳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保障作用，对于违背低碳经济发展的企业可以起到惩罚作用，增加企业污染环境的成本。如果执法依据与执法标准不统一，将使污染企业很难形成稳定惩罚程度预期，导致执法效果及监管有效性得不到充分发挥。三是我国目前还未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社会团体与公众在现有低碳法律监管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没有得到法律的确认，不能有效保障低碳发展诉权。

四、我国低碳经济法律规制的完善

(一)合理构建低碳经济法律体系

发展低碳经济，法制必须先行。根据法律效用最大化原则，构建符合我国低碳经济发展实际的法律体系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首先，要理性选择我国低碳经济制度保障路径。通过合理评估政策与法律对低碳经济发展的有利性，在政策性措施与法律措施之间进行合理抉择;在需要用法律规制的领域合理选择不同的法律方案;优先确立起我国所承诺的国际公约下的国内法保障机制。其次，酝酿制定低碳经济基本立法，并做到具体化，有针对性，而不是宽泛化与原则化，并作为统领其他相关子法的基本法律依据，并在其中明确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理念、基本原则、权利与义务、运行机制、监管机制等完备的权责体系。再次，梳理并修订现行低碳经济立法。在《低碳经济促进法》的引领下，加强对其他现有涉及低碳经济法律的梳理、修订，完善其相关配套法规与政策措施。最后，制定低碳经济专门领域立法。必须立足我国基本国情，经过充分论证，选取重点领域，有重点、分先后、有针对性地进行能源、消费、交通、财税、贸易、计划、就业专门领域的立法修法，以此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高效率、低成本的低碳经济法律制度体系。

(二)提高个人低碳领域的法制观念

公众个体是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参与者，更新公众个体低碳法制观念，有助于个体更加自觉地履行低碳经济的法律法规。首先，进一步加强公众个体对低碳经济的认识。政府部门、媒体机构要承担起低碳经济的宣传责任，要对低碳经济的概念、特征、重要性等内容进行通俗易懂、简单明了的宣传教育，引导公民个体树立正确的低碳经济的理念，形成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最终促使企业改变自己的营销策略。其次，进一步提高个人低碳领域的法制观念。低碳经济的法制观念作为一种新兴的产物，要想被大众认识并且被接受需要一个过程。要通过宣传、激励等多种措施加强公众对低碳领域法律内的权利和义务的认识和理解，充分发挥公众的舆论监督作用，对公众的正当诉求政府环保执法部门要给予支持，甚至可以适当给予公众作为主体提出诉讼的法律地位，进一步强化公众监督的作用。再次，进一步约束和引导大众选择低碳消费。不断扩大低碳消费知识教育，提高大众对低碳消费的价值认同和理性认知。完善消费立法，实时出台生态消费税、燃油税等制度，进一步拓展奢侈品与奢侈行为消费税的范围，改变大众的消费习惯，减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耗。

(三)完善低碳经济立法的执行与监督机制

法律的实施需要明确的执行与监督机制的保障。完善低碳经济立法的执行与监督机制，使得我国低碳经济领域的相关法律顺利实施。首先，建立专门的执法和监督机构。为了保证执法、监督行为的公平有效，需要分别设立低碳经济执法和监督机构;进一步明确执法主体的职责，限定执法主体的范围。定期对执法人员进行全面考察，切实提高执法机构的执法能力;监督机构与执法机构分离，相互独立，分工明确，监督机构重点对执法队伍的行为进行监督与管理。其次，强化社会组织和公众监督。为了保证低碳经济执法行为的有效进行，必须建立起以行政监督为主体，社会组织及公众监督为辅助的监督机制，畅通监督渠道，落实监督措施，强化低碳经济法律政策的落实。再次，拓宽公众参与及投诉制度。要进一步完善立法，授予公民基于保护气候、环境、资源的适格主体地位，完善公众的环境索赔权和诉讼权;保证公民知情权，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立法，明确环境信息公开的范围、内容、标准、程序、监督、救济等方面的内容，确保环境信息明确化、制度化。

作者：谢慧 单位：黑河学院通识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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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法规篇10

理论模型

根据国民经济宏观平衡原则，社会商品总供给构成了对货币的总需求，增量货币供给总是与新创造的价值相对应。中央银行则通过各种货币工具调控货币供应量，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均衡，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因此，货币供给M2、国内生产总值Y、物价指标GDP平减指数P之间存在如下函数关系:ΔM2=f(ΔY，P)(1)中国的M2/GDP货币化程度逐年提高，有显著上升的趋势。1996年这一比值开始大于1，2009年达到1.807的历史高点。与此同时，1991－2011年M2的平均年增速为20.83%，高出GDP年均增速10.45个百分点，即使扣除通胀因素，广义货币供应量M2的年均增速也高出GDP年均增速9.19个百分点。根据货币银行学的观点，增量货币要么被实体经济吸收，要么被物价上涨吸收。然而1991－2011年数据却清楚地表明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除了被实际GDP和物价吸收以外，还存在一个差额，即超额货币需求。本文认为恰恰是未被统计的那部分GDP吸收了这部分货币增量，货币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很可能与未观测经济未被纳入国民经济统计有关。基于上述分析，可对式(1)进行扩展，建立包括未观测经济变量的函数:ΔM2=f(ΔYO，ΔYN，P)(2)其中，ΔY0为已观测经济规模增量，ΔYN为未观测经济规模增量，P为GDP平减指数。设RM2、RY0、RYN分别表示广义货币供应量年增长率、已观测GDP名义年增长率、未观测经济名义年增长率，则RM2=ΔM2/M2、RY0=ΔY0/Y0、RYN=ΔYN/YN。

状态空间模型及估计方法

式(3)若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工具变量法等常用回归方法将无法估计时变的不可观测变量RYNt，因此考虑采用状态空间模型［11］。

参数估计与实证结果

本文实证建模的样本区间为1991－2011年，均为年度数据。GDP、M2数据源于中国统计局网站和数据汇网站。GDP平减指数根据上文所述公式计算而得。

(一)数据平稳性检验及模型参数时变性检验建立未观测经济增长率的可变参数状态空间模型时①:①要求变量是平稳的，采用ADF方法对上述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由此可知，以上变量的一阶差分在5%或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因此它们均是I(1)单整;②要求模型参数具有不稳定结构［14］。对上式的参数进行累积残差(CUSUMS)检验，结果显示此模型在2006－2008年之间的CUSUMS检验值在5%显著水平下均超过了临界值边界，说明此模型参数不稳定，可以建立状态空间模型。

(二)状态空间模型估计与结果利用卡尔曼滤波算法估计式(5)－(7)的模型，经过反复试算，得到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结果。极大似然值Loglikelihood=513.337，AIC=－2.889，参数估计及状态方程的P值均小于0.01，说明量测方程中的状态变量是显著的。对上述模型估计的残差序列RSF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证明了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的残差序列RSF是不含有单位根的平稳序列，因而上述变量之间存在变参数的协整关系，建立的模型是合适的。由式(9)估计得到的未观测经济年增长率RYN如表2所示。下一步将估测出的未观测经济年增长率RYN作为已知变量，代入式(4)，进而建立以未观测经济规模YNt为不可观测变量的状态空间模型，同样使用卡尔曼滤波算法估计此模型得到估计结果如式(10)所示。由此模型估计的未观测经济规模YNt，以及占全部经济的比例如表3所示。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