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十篇

汉文化篇1

振兴中华,汉字大有可为

仁者光风,学界楷模——田长霖、胡秋原眼中的钱伟长

文字与语言

从语言与文字的关系看中西文字功能

也谈文字与语言

二十世纪汉语历史音韵研究的一百项新发现与新进展(上)

什么是语音? 什么是字母?

《群经音辨》之四声别义探析

施受同词不是反训——反训例词研究之四

由“阴功”联想到汉语的反训

“虚声”补义

释“俞”

说“夷”

“不管”“尽管”的语法化

《汉语大词典》、《辞源》释义商榷四则

《汉语大词典》释义的有关问题

“乌合之众”释义质疑

“转注”新释

基于汉语拼音的拉丁字母音素化旗语前景未可乐观——电脑时代重新审视汉语拼音(之二)

汉字正负数码输入法及其字典的编制

语言学与政治经济学

现代汉字字符切分的分离性原则和理据性原则

古壮字、喃字和汉字的字形构造对比研究

《四声篇海》引《龙龛手镜》字义方面存在的问题

独字音节

挤兑和挤对

《全汉赋》用韵研究

盛唐赋用韵研究

元杂剧中的“诈妮子”是什么意思——兼谈关汉卿《诈妮子调风月》中燕燕的形象塑造

汉语第一人称代词的历时统计分析

试论现代汉语新成语

论构拟上古复声母的原则与方法——音韵学教学改革探索之一

业外说语

“汉字”译成Chinese Character合适吗?

“东司”表“厕所”义的由来

释《诗·大雅·生民》“先生如达”

《逍遥游》“抟扶摇”当为“搏扶摇”

“矇(目曾)(瞢(目曾))”释义小议

第8版、第9版、第10版《新华字典》部首变化情况比较

汉字的永恒性、丰富性、优美性——兼倡议建立全国性“汉字文化博物馆”

《普通文字语言学》前言

否定索绪尔的“音响形象”概念

“衽”注释商榷

《诗缉》(明味经堂刻本)音注存在的文字问题考校(上)

当代汉语词素义的发展演变机制探析

“被”构词特点及词汇化分析

古今汉语词类活用比较

《老子》书中“冤亲词”与“翻案语”论析

“联绵字语素融合”说疑义

朱本《作品选》字词误注商兑

蒙古国留学生汉字书写偏误分析

评高晶一所著《汉宋(乌拉尔语系语言)语系绪论》

一部把美神头上花冠戴在智慧之神头上的专著——读武占坤先生《汉语熟语通论》(修订本)有感

关于汉字(词)古今读音的问题

外来词要“汉化”不要“英化”

“驯”字为什么要改读为xùn

释“毒”

汉文化篇2

关键词：汉画；汉代；儒学；孝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36-0141-03

汉画像石（砖）是汉代人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是记载汉代文化的一种形式。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可能从史书上看到全部的汉文化，汉画却是对史料的一种补充。近些年来，通过考古发掘的汉画中，我们发现有大量的孝子图，且分布极其广泛，从中可以看出孝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文化现象。

一、养亲

孝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在，一直被视为万事之本。尤其在汉代，有无孝行，不仅关乎一个人的名誉，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一生的荣辱升黜。

（一）汉画中的孝子图

汉代有关孝义思想的故事图画，即关于孝行的汉画，通过考古发掘，占很大的比例，并且分布十分广泛，如乐山柿子湾1区1号东汉墓，泰安大汶口东汉画像石墓，开封白沙东汉画像石墓，朝鲜的东汉乐浪郡壁画墓等。最为集中的是山东嘉祥的东汉武氏石室画像，上面刻有成排的孝子图画，有曾子、董永、丁兰、老莱子、闵子骞等。二十四孝子的故事在很多地方的汉画中都可以找到。

孝子图像在分布上是极其广泛，在数量上也是别的画像难于相比较的，仅以武氏祠中的孝子图像与其它的像比较。在武氏祠中的历史题材在数量上也是以孝子的故事最多有13类22处，女德故事有八，忠臣故事有五，圣贤与仁爱故事各四，刺客故事与二桃杀三士和完璧归赵加在一起，勇士故事也不过8类10处，只占武氏梁祠上全部历史题材数量的约1/7，尚不到孝子故事的1/2。武梁祠画像中的孝子故事之多，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对孝行已经重视到何种程度。从另一方面说，统治者和儒家所大力提倡的孝悌，也是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宣传封建伦理道德的需要。

（二）以孝治天下

在汉代初期统治者就把孝悌力田作为长期统治的重要政策和措施，大力推行。例如《汉书·惠帝本纪》说：“四年……春正月，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汉书·文帝本纪》中这样说：“十二年……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从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后，儒家学说更是大行其道，以儒学作为主要的道德规范。儒家思想成了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自汉武帝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在董仲舒的建议下，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武帝本纪》），以后遂成和举贤良方正一样的经常制度。这样，通过举孝廉选出来的人，不需要经过任何考试，就直接被任用，没有官职的给以小官，有官职的加以提升。这些在史籍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如“王龚字伯字，山羊高平人也，世为豪族，初举孝廉，稍迁青州刺史，安帝嘉之，征拜尚书，建光元年，擢司隶校尉”（《王龚传》）；“桓典以《尚书》教授颖川，门徒数百人，举孝廉为郎”（《桓典传》）；“庞参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庞奋见而奇之，举为孝廉，拜左校尉”（《庞参传》）；“武斑仕济阴，年二十五，曹府君察举孝廉，除敦煌长史”；“武荣久游太学，……学优则仕，为州书佐郡曹史主薄督邮五官掾功曹守从事，年三十六，汝南蔡府君察举孝廉，……郎中，迁执金吾丞”等，通过举孝廉而进入仕途的人数达74000多人，给当时的民众起了一种垂范作用。

二、葬亲

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终，自然之理也。根据自然界的新陈代谢规律，死是必然之趋势，葬亲也是一种孝，是对父母和亲人的一种怀念。先秦儒家也把养生送死等量齐观，“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仁智备矣”，侍奉死者要用与侍奉生者相同的态度，并且人们要“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对待父母的丧事要慎之又慎，要用严格的丧葬礼仪来表达对于已逝父母的深切思念。对于葬亲，汉画中也多有反映。

（一）汉画中的丧葬图

在南阳唐河县电厂发现的丧葬出行图，图中一人双手执臿，躬立于道旁，侧放一株柏树，当象征墓地所在，一人骑马，肩扛一旐作前导，后由六辆车组成送葬车队，上乘一御者，一尊者，图左一车只刻出一半，似有车队未尽之意，声势煊赫，络绎于途，反映了当时的丧葬的规模。

在汉代，葬亲也是一种孝的表现。如果以礼葬亲，就会得到选拔或提升。如《后汉书·任城孝王尚传》云：“延熹四年，桓帝立博为任城王，博有孝行，丧母复制如礼，增封三千户”。在当时，如果不为亲人奔丧为大逆不道，不能任官还要下狱，推荐者亦遭株连，俸禄被削减。《汉书·陈汤传》曰：“富平侯张勃与汤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诏列侯举茂才，勃举汤。汤待迁，父死不奔丧，司隶奏汤无循行，勃选举故不以实，坐削二百户，汤下狱论”，从中可以反映出，葬亲已成为汉代的伦理风尚。

（二）孝与厚葬

汉代以孝治天下，在举孝廉的制度下，人们为了博得美名，却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这些人对父母“生不能至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称以为孝”（《敬不足》）。沽名钓誉，自欺欺人。他们以厚葬为德为孝，薄葬就是无德无孝，是他们认为不光彩的，不体面的。基于此，汉代的豪门氏族，官僚富商地主以及平民百姓皆已从事亲孝为重，不少人惮尽财富，对父母极尽厚葬之事，以求得孝名为进身之阶梯，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一些投机钻营之徒，用厚葬来欺世盗名，捞取声誉地位，以求得一官半职。崔宴在《政论》中也说：“念亲将终无以奉养，乃曰其供养，豫修亡殁之备，老亲之饥寒，以事淫汰之毕称，竭尽家业，其心不恨”。

这些我们可以从考古发掘的汉代墓葬中得到佐证，在汉墓中有大量的随葬品，并且墓室非常的宏伟，他们希望亲人死后能和生时享受同样的荣华富贵。画像石、砖是汉代的建墓用才，一座画像石、砖墓从设计、石料的采制、运输，雕刻、建造要求很高，是件费时费工费钱的事情，反映了汉代厚葬之风的昌炽。

三、祭亲

任何事物都是有始有终，人也一样，当父母离我们而去的时候，为了发扬父母伟大的人格，我们就要去祭祀自己的父母和祖先。祭祀父母也为孝的表现，祭祀的方法通常是建造祠堂。汉代，祭祀也是表达对父母的孝敬，汉律规定，不为亲行三年丧不得选举。孔子曰：“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也”之所以要居丧三年，是因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阳货》），是对于父母养育之恩的回报，人们通过祭祀来表达对于先人的哀思。目前发现有明确纪年的祠堂就有十余处之多，大多分布于今河南、山东等地。

（一）汉画中的祭祀图

在南阳汉画中有一幅墓祀图，其画像分层排列，顶部为一祠堂，中立一柱，下施柱础，上施一斗二升斗拱，大庑顶，堂中放祭品，左置五盘，右置六耳环，其下置奠酒，中间一樽，两侧各一提梁壶，再下放肴馔，左置一迭案，中置二园盒，右置三碗，最下刻一警犬。

（二）汉代丧期与孝子

在汉代，时人非常注重丧期。有的人甚至弃官为亲人守灵，这些史籍中也不乏记载，《后汉书·来历传》云：“顺帝永建元年，拜历为车骑将军，三年，母长公主薨，历称病归第服阙，复为大鸿胪”。居丧之礼，未葬，居服舍，即葬则庐墓。做官的人注重丧期以显示其孝，当时的下层也是非常重视丧期的，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后汉书·周盘传》也有这样的记载，盘（公元49-121年）后思母，弃官还乡里，及母殁，哀至几于毁灭，服终，遂庐于冢侧，又云盘同郡蔡顺以至孝称，母平生畏雷，自亡后，每有雷震，顺辙圜冢泣曰，顺在此，太守韩崇闻之，每雷，辄为差车马到墓所，太守鲍众举孝廉，不能远离坟墓，遂不就。上冢之制则是古人重庙祭汉人则重墓祀，行之者，上自天子。汉武帝时期，他的母亲王太后死后，当时正值匈奴患边之际，然而为了表示他的孝道，于是不得不停止对于匈奴的进攻。这时，任由匈奴的践踏。“三年夏，匈奴入代，杀太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武帝纪》）人们并没有埋怨汉武帝，只有对匈奴的满腔仇恨。国人认为，只有天子实行仁政，以行孝作表率，那么天下就会达到一个盛世。

终观两汉孝悌观念深入人心，儒家思想备受关注，影响极其深远，我们从两汉的汉画中也能看出，孝行在社会上极受尊崇，人们依照儒家的思想，在赡养老人、礼葬死者及对亡灵的祭祀中多有讲究。但是人们在举孝廉的名义下，把厚葬作为孝的标志，为此竭资尽财，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偏向了极端，走向了庸俗，甚至成为一些人沽名钓誉的工具，因此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今天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浪潮中，要坚持古为今用的思想，真正做到孝含义的重要方面——养生。我们尊老爱老，孝敬父母，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使中华民族渊源流长的老有所养的思想成为永远不变的可贵传统。家庭是我们社会的细胞，只要各个细胞都来尊崇社会的孝道，就能为中华民族创造一个和谐美满的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石。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M].北京：九州出版社.

[2]赵超.中国汉画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社会出版，2004.

[3]程继林.泰安大汶口汉画像石墓[J].文物，1989，（1）.

[4]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Twitchett.剑桥中国秦汉史[M].李学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92.

[7]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汉文化篇3

学校可以开展关于汉服文化的活动。比如，当下有很多高校在高三学生 18岁成人时模仿古代举办成人礼，进行大型的全校师生介入的文化活动。这些活动不仅仅让学生有一个别开生面的毕业礼，给他们留下美好的青春回忆，而且加深师生对古代汉服以及成人之礼的文化知识的深入了解。所以，这一活动应当得到积极的宣扬和学习。

我们在赞美欣赏汉服美丽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古代汉服在当下社会的不便之处。所以，这就需要我们的服装师们对汉服进行改良，将不便型的汉服修改成更符合当今时代的服装，有更多的人穿上改良后的汉服相信我们的汉服文化也将得到保护发扬。

各大商场可以定期举行各种时装展示，汉服自然可以在其期间得到展示宣传，此行为一方面提升商场知名度，一方面将我们的传统汉服文化发扬光大，一举两得，何乐而不为呢？

创造专属于汉服的民族品牌。品牌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购买物品更多的是关注于牌子，我们也要打造出属于我们的民族名牌，推动汉服大众化的同时也要走向更高端的潮流。当然，这需要我们所有人，社会各阶层共同的努力。

汉文化篇4

地球上出现了人类，据说已经有了200万年了。（注：参看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上海科技出版社1996年版。）

作为人类同动物的重要区别之一的语言，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的语言，是何时开始被人类所使用的呢？谁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推测语言的历史大概是同人类的历史是一样长久的。那么作为语言的书写体系的文字，它的历史可就绝对不能与语言相比较了，它要晚得多了。现在可查的约在五千年前诞生的美索不达米雅的苏美尔楔形文字，或者埃及的圣刻体文字等都被认为是最古老的文字。虽然有如最近出版的“Finger prints of The Gods”（注：Graham Hacock.1995 A.M. Heath&　Coinpany　Limited·Londen.）里，作者根据他的认真而仔细的论证，主张说在一万五千年以前就已经出现了非常高度的文明，这一文明尤其是在天文方面更是具有极高的丰富的知识。例如说，玻利维亚的Tiahunaco附近的印加族古代秘籍“太阳门”之上的“日历”和图画文字等都足以证明。但是，关于这种文明的新学说，还有待于专家更进一步的考察和证明。然而从这些学说中，我们知道文字的历史，如果追溯到图画文字，也许已经有了几万年的历史了。但是，这些文字并没有一直为人类社会所使用，反而是随着这些文字的消失，运用这些文字来记载的语言和文化，也都消失了。今天，诞生最早而又能够一直为人类社会服务的文字，大概是只有汉字了！它诞生于人类文明的摇监时期，在今天依然被十多亿人继续当做必不可少的书写工具而每日每时在使用着！而且，不但是在中国，还在朝鲜、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使用着！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

二、语言和文化

为了把语言和文化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就必须进一步明确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个时候，我们就应当：（一）对语言和文化作出进一步的区分；（二）坚持区分共时和历时的观点。

现代语言学对广义的语言作出了进一步的区分，分为：言语活动、语言（符号系统）和言语（线性的过程）。那么，文化同语言的关系，也就可以进一步地区分为：文化同语言的关系，文化同言语的关系，文化同言语活动的关系，这三个方面的关系显然是不一样的，是应当分别开来进行研究的。

如果我们把文化理解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也就可以把广义的文化区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种。这个时候，原先的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就变成了：“a、物质文化同语言的关系，b、精神文化同语言的关系”两个不完全相同的问题了。这两个问题既然是不完全相同的，那么也就是不可以混为一谈的，是需要分别进行研究的。”

于是，便出现了如下的6种关系。

1.物质文化同语言的关系；

2.精神文化同语言的关系；

3.物质文化同言语的关系；

4.精神文化同言语的关系；

5.物质文化同言语活动的关系；

6.精神文化同言语活动的关系。

在这6种关系中，从修辞学的角度上看，最重要的当然是精神文化同言语活动和言语之间的关系了。在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的时候，对语言和文化，我们都应当区别开共时和历时两个不同的概念。

语言的历史是漫长漫长的。有文字记载的语言史相对要短暂得多了。文化的历史也应当是漫长漫长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则是很有限的。语言和文化都是历史地产生的，不断地发展演变的。但是，比较而言，可能是文化的发展演变要快得多，而语言的发展和演变要缓慢一些，要相对稳定得多了。

现在有些人喜欢说儒家学说对汉语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儒家学说的历史是短暂的，而汉语的形成却要古老得多了。在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之前若干若干万年之前，汉语早就已经形成了。而且，语言一旦形成，就具有某种稳定性。所以很难想象，后来才出现的儒家学说，从历史角度上看出现时间是那样晚的儒家文化，竟然会对汉语结构本身产生那么大的影响，是它决定了汉语的微观结构的基本框架。用后来出现的儒家文化来解释早在多少万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的汉语的基本结构，这样做恐怕很难说是科学的吧？

对语言的基本结构，应当从最古老的原始文化方面来考察。当代文化对语言的基本结构的影响则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运用当代文化来解释言语活动和言语则是合适的。也就是说，用儒家文化来解释汉语的基本结构是冒险的危险的；用儒家学说来解释周秦以后的汉人的言语活动和言语，则是比较可行的，很有说服力的。

三、汉语和汉文化

在谈论汉语和汉文化的时候，我们首先应当注意，无论是汉语，还是汉文化，都并不是单一的纯粹而又纯粹的。其实，它们都是复杂的，不那么纯粹的。

汉语并不是单一的纯粹的，而是复杂的，不纯洁的。虽然说，汉语，从很古老的年代开始就已经存在着共同语了；但是另一个方面，从古至今，也同时存在着方言和多种多样的社会文化变体。也许从一开始起，汉语就同时接受了北方的阿尔泰语系的语言和南方的南亚语系的语言的影响。从中古起又大量接受了印欧语系语言的影响，从前是古代印度梵语的影响到了近现代则是英语、俄语、法语等的影响。大量的外语借词也是造成汉语不纯粹单一的一个原因。

再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如果观察流传到了外国的汉语和汉文化，就可以发现更多的变体。例如日本即使在发明了片假名、平假名之后，仍然运用汉字和汉语。但是为了适应日本语言和独特的文化，许多汉语成份被“重组”，或者颠倒着使用。例如：“介绍”变成了“绍介”，“称呼”和“买卖”变成了“呼称”和“卖买”。四字成语也有许多被更换了一二个字。例如：“山明水秀”成了“山紫水明”；“古今中外”成了“古今东西”；“不共戴天”成了“不具戴天”；“日新月异”成了“日进月步”；“异想天开”成了“异想天外”；“优柔寡断”成了“优柔不断”，“情投意合”成了“意气投合”等等。更有甚者，有些汉语成份传到日本之后，意思竟完全变了。例如：“勉强”成了读书或上学的意思；“放心”成了精神恍惚的意思；“小心”成了没有气度或者没有胆量的意思；“丈夫”成了强健的意思；“自爱”是保重身体的意思；“接客”只是指公司里业务性的接待顾客。

如果再向前进一步，汉语传到中国之外，在东方的汉字文化圈里，其他使用汉字和汉语的国家，为了适应他们独特的文化和交际的实际需要，有时就自己创造了一些新的词语成份，同原先的汉语成份一同使用。这些在中国之外使用的汉语成份也常常倒流回中国本土，中国人对这样一些倒流语成份并没有什么陌生别扭感，很容易接受，也比较喜欢。这就给汉语增加了一个新的相对而言的层面，这也是汉语并不很纯粹的原因之一。汉文化也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杂的，不纯洁的。汉文化当然有其主导方面，但同时也存在着亚文化、次文化，甚至反文化现象。汉语同汉文化之间的关系也就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的。

研究汉语和汉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不能采用简单化的办法。如果抓住文化中的某一种现象随意地同语言文字中的某一种现象进行简单化的类比，这是很危险的。例如有人说：“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核心因素是政治上的专制制度，而这一点就与语法、修辞、诗律等语言文字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注：师为公“《汉语与汉文化》149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作者的意思，我们可以进一步具体化，那就是——

（一）汉人的专制制度同汉语语法上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

（二）汉人的专制制度同汉语修辞上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

（三）汉人的专制制度同汉语诗律上的形式美的追求相得益彰；

我们知道，汉语的基本语法结构是在多少万年以前就形成了的。科学界公认，人类历史已经有了200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参看理查德·利基《人类的起源》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汉语的历史也是悠久的，考古学家认为北京猿人就已经具有语言的能力。虽然我们还没有好办法弄清楚原始汉语的真面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汉语的基本结构的形成比汉人的政治上的专制制度要早不知多少多少年了！我们完全可以说，汉人的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对汉语的语法结构的影响或者是根本就不存在的，或者是即使有，也是微不足道的！反过来说，我们也很难认为，是汉语语法上的形式美的追求促成了加强了汉人社会的政治上的专制制度。再说，把中国的政治制度笼统地归结为专制主义，这也失之于简单化了！

汉语和汉文化的研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需要的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急于求成，不多做艰苦劳动，讨厌微观的考察，过分地热衷于宏观研究，喜欢作全称判断，这有时候是比较危险的。

四、汉字和汉文化

摩尔根说：“文字的使用是文明伊始的一个最准确的标志。”（注：摩尔根：《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概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啧而不可乱也。”文字打破了语言在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局限性。扩大了语言的功能，文字记载着文化，也形成了文化，传播了文化。

汉字记载了反映了汉文化。例如采用动物为部首的有：鱼、鸟、牛、羊、犬、鼠、虫、马、龟、龙、佳、豕、虎，等。这反映了汉字萌芽于游牧时代。那时候动物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家”：“宀”——房子，象形字，画作蒙古包的样子。“豕”——猪！这就是家这个概念在畜牧农耕时代的涵义。也表示了古代房子的结构：上层住人，下层养猪，象现在的云南兄弟民族的房子。“牢”——“宀”——象形，象养牛羊马的圈。从牛，或从羊，或从马。“牧”——从牛，或从羊，右边是一根鞭子。象一个人在牧牛或牧羊。“为”——从爪，从象。意思是用象来帮助人劳动。驯服象来为人工作，是在驯服牛和马之前的事情。也反映了中国古代象是很多的，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逐”——象形字，一头野猪或野鹿在前面奔跑，一个人在后面追赶。“农”字——象形，象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河蚌。牛在农耕文化中地位特高。“牛”字是象形字。象我们从后面看去的一头牛。从“牛”的字也特多特重要。“犁”：用牛耕地。“牵”：牵引控制牛。“犟”：固执。特：公牛。《诗经》中指少女的心上人。《柏舟》：“髡彼两髦，实为我特。”（他的黑发分在两旁，他就是我心上人。）

再如“姓”字，《说文解字》中说：“姓者，人所是也。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从女，从生。生亦声。《春秋传》曰：‘天子因生以赐姓。’”吉常宏认为，（一）这表示，姓由女和生而构成，意思是女性所生，也就是孩子；（二）远古的圣王是由母亲同天神交感后怀孕而生，所以才叫做“天子”；（三）子随母亲姓，所以才从女、生，并读“生”声；（四）天子常赐勋臣以其祖先的本姓，以光宗耀祖。（注：吉常宏：《汉字与姓、氏、名、字》。见何九盈等主编《中国汉字文化大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古代最早把首领称之为“后”，后又称“君”，称“主”，称“皇”。后君——王——皇！“后”甲骨文中，是象形字，王国维说，“象产子之形”。能够生孩子的就可做首领，可见那时妇女的地位之高了。那时候首领当然就全是妇女了。陈初升在《金文常用字典》中认为，“君”，象上面一个人手里拿着劳动工具，“上部为以手持杵之形。”象一个人一边劳动，一边发号施令，他还没有完全脱离劳动。“王”，根据吴其昌说“王字本大斧也。”“古之王者皆以威力征服天下，遂骄然自大，以为在诸侯之上，故引申之凡征服天下者称王。”“皇”字，本是“煌”宇的本宇，上部象是光芒四射，下部是灯的本字。这时候的首领已经被神圣化了。

从汉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古代人的审美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例如“美”——《说文解字》说：“美，甘也，从羊大。”象形，是一个大羊头。“鲜”——鱼＋羊！这就是借代格。“美”，是一个大大的羊头！中国人喜欢说“挂羊头卖狗肉”，可见这羊头是好东西。中国古代人认为羊是吉祥的象征。从这个“美”字出发，一个日本学者说：中国古代人的审美观念，“第一，视觉的。对于羊的肥胖强壮的姿态的感受。第二，味觉的。对于羊肉肥厚多油的官能的感受。第三，是触觉的。期待羊毛羊皮防寒必须品，从而产生一种舒适感。第四，从经济的角度。预想那种具有高度的经济价值，即交换价值，从而产生一种喜悦感。”“中国人原初的美意识是起源于味觉美的感受性。”也有些甲骨学家认为，“美”字并不是一个大羊头，而是一个头上戴着羽毛的装饰品而正在跳舞的人。中国人最早的审美感起源于对于音乐舞蹈绘画的美的感受。是同巫术有关的。“喜”——甲骨文中，象把一面鼓放置在鼓架之上。象正在敲鼓，是那鼓的优美的声音引起中国古代人的喜悦之情。“乐”——甲骨文中，象把丝绑附在木器之上，象一种叫做瑟的乐器。罗振玉说：“从丝附木上，琴琴之象也。”中国古代人的快乐情感是对于音乐的感受而来的。“吴”字，即古“虞”字，同“娱”字相通，从口从“天”（？），象一个正在舞蹈着的人，他的大脑袋向着左右倾曲着。这就是《周礼·乐师》中所说的“人舞”。天加上口，就是吴，表示的是“歌且舞”。表明是歌唱和舞蹈引起中国古代人的美感。“吴”再加上“女”，就成了“娱”。这就说明了，成为审美对象的是一面歌唱一面舞蹈的女人。“吴”加上“虍”就成了“虞”字，这说明是一个头上戴着虎头面具的男人，也是人们的审美对象。那时候女人和男人都是人们的审美对象。不同于现在似乎只有女人才是审美对象，这是男人本位的反映。“好”字，《说文解字》说：“好，美也，从女、子。”段玉裁说：“好，本谓女子，引申为凡美之称。”“媚”字，李孝定《甲骨文字释》认为是喜悦，是喜爱的意思。是象形字，“女之美莫如目，故契文特于女首著一大目，又并其眉而象之。”这表明女性成了审美的对象，而且抓住了它的眼睛，大眼睛。

汉字的偏旁部首也反映了中国古代人的观念。也可以说，汉字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的一种特殊的分类方法。“虫”部有：虾、蛇、蝾、螈、虹等。鱼部有鲵、鲸鲎（节枝动物）、鳖（甲鱼）。

从汉字也可以看到中国人重视语言的观念。“言”、“口”、“舌”部都同语言有关。“和”和“合”，语言是人际关系和谐的重要手段。“知”，要获得知识，就要动嘴，要发问，要同人交谈。“智”，也首先表现在一个人的言谈方面。“哲”，高深的道理要通过语言获得和交流。口部字也表现了人们口腔活动的细微差别，如：嘬、啜、啄，等。祸，从神，从口。祸从口出。

转贴于 五、对汉字、汉语的崇拜和神秘文化

汉字是中国人的崇拜对象。尤其是那些表示吉祥的汉字例如：“福、禄、寿、喜、财”等字。中国人特喜欢“寿”图、百“爱”图、倒写的“福”字、瘦而长的“寿”字。汉字和汉语也是神秘文化产生的重要来源。例如咒语：A、“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啼郎。走路君子念三遍，一觉睡到大天光。”B、“凡欲令妇人爱敬，子日取东南引桃枝，则作木人，书名，安而上，验。”C、“凡男人欲求女私通，以庚日，书女姓名，烧作灰，和酒服之，立即密验。”道教的咒语：A、“原来道家的人，早已发现六个字的重要性，实际上是六个音对人体器官的影响。这六个音就是所谓六气：嘘（口四）、呵、吹、呼、嘻。那些修神仙的道家人士们，清晨的时候，面对东方，在生气生发的那段时刻，发出这六声，引通体内的气脉。当发此六音，不是大声吹叫，而是轻轻地，声音的大小以自己可以听见为准，一直练习，每次作到腹中无气时为止。”B、牙疼咒：“牙疼方：虫是江南虫，身是赤勇子，合向草中藏。自何来咬人？牙齿钉在梁南头，一订永年死。急急如律令，敕摄。”“先叫牙疼人阿嗽三声，然后书七个虫字，香炉上度过，钉在南墙上。”

巫术：语言的巫术——谐音法。唐李冗《独异志》说：“鲍瑗家多丧及病，淳于智为筮之。封成云：‘宜入市门教十步，有一人持荆马鞭，便就马取，悬东北桑树上。无病，三年桑得财。’如其言，后穿井得钱及铜器二十万。”“丧”和“桑”同音。“鞭桑除丧”！

“密宗所谓的三密，就是身、口、意的三重的神秘。”“密宗之所以成为神秘的特点，它最重要的部分，便是神咒‘声密’的秘密。这里所谓的‘声密’，就是密宗所称三密之一的‘口密’，也便是一般人所谓的‘咒语’”。其实在佛教之前，古代印度文化的核心婆罗门就已经很是重视咒语的作用了。

南怀谨说：“甚至，是新的科学，正在追求银河系统的音波作用，但所研究的目标，也还没有转移到探索声音与宇宙万有生命关系的神秘作用。”“至于密宗所谓三密之一的‘口密’——‘声密’，在东密而言，它所根据的，是印度上古梵文字母的声与韵的组合。”“至于利用声音促使人与动物等的生命，得以启发生机，或者感受死亡的秘密等，在目前科学范围内，还是一片空白，尚须有待新的研究和努力。”（注：南怀瑾：《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28页、30页、31页。）符和道教：A、《龙鱼河图》：“天遣玄女，下援黄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黄帝出车决曰：蚩尤无道。帝讨之。梦西王母遣人以符授之，帝悟，立坛而请。有玄龟衔符从水中出，置之坛中，盖自是始传符箓。”B、“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泰山石敢当”。C、符其实都是汉字的一些特殊形体线条的组合。对汉语和汉字的分析和重新组合也是释梦的重要方式之一。玩弄语言文字是算命术的重要的技巧。在汉字的基础上产生了中国人特别喜欢的汉字游戏文化。

六、汉字和修辞

汉字和修辞的问题，一般说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是修辞在汉字产生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二是汉字在汉语修辞中的地位和作用。

修辞手法是汉字构造的重要方式。比喻、借代、夸张等修辞正是汉字中运用最广泛的手段。比喻，例如：“笔”，从竹，象竹子在风中所发出的声音。借代，例如：明＝日＋月。“鲜”＝鱼＋羊！“爱”中得有“心”！象征，例如“物”字是用牛来象征万物。

在汉字的基础上，汉语中产生了多种多样的修辞手法，例如：析字、组字、双关等。双关，例如海瑞的大大的“寿”字，包含着“生母七十大寿”6个小字。联边，指的是连续运用偏旁相同的汉字来提高表达效果。例如：迎送远近通达道，进退迟速游逍遥。（车马店对联）汉字游戏文化大都具有强烈的修辞色彩。汉字和修辞问题，更为重要的还是文言问题。

文言是人所皆知的，然而却是非常难下定义的一个东西。文言并不等于古代汉语，是文人创作的书面语言，它是在汉字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汉字的超方言、超口语的产物。正如张中行所说；“汉字与声音的关系很松散，因而它有多靠形状表示意义的能力，也因此就可以不随着口语移动，稳坐原地，建立自己的独立王国。”（注：张中行：《文言与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文言是超稳定的，这正如中国社会本身一样。文言的超稳定特点是由它的超时空的特点所决定的，而它超时空的特点是由汉字所赋予的。

文言最大的文化特点是简洁典雅。这是由一整套独特的修辞手段所组成的。文言所具有的这一套独特的修辞手段，正是古今汉语修辞的核心内容。在今天和以后，文言修辞手段依然是具有生命力的，是不可以轻视的。

汉语修辞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现代汉语修辞学；（二）古代汉语修辞学；（三）文言修辞学。文言修辞学不同于现代汉语修辞学和古代汉语修辞学，是不能被前两者所代替的。

七、汉字和汉字文化圈

汉字是中国各个民族共同的财富。它帮助许多民族记载了自己的历史。不少民族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例如日本的平假名、片假名，都是在汉字传入以后在汉字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而且，即使是在其创造了本国的文字之后，日本还在继续使用汉字，在有关重要的文书记载方面，如法律或政治制度文献等，也还是运用主要以汉字构成的语汇来书写的。

韩国自从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置乐浪郡等四郡时候，就正式开始运用汉字了。当时，高级官员是汉王朝派遣的，下级官员是由朝鲜人担任的。行政单位的书写人员当然都是朝鲜人，使用的则全都是汉字。但是，汉字作为朝鲜民族的文化表达手段，是在“高句丽”、“百极”、“新罗”等三个王朝并列的三世纪时候。1443年，李朝第四代皇帝“世宗”制定朝鲜文字“训民正音”之后，汉字也还是占据着朝鲜民族正式场合里正统文字的地位。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最近。中国汉字对东方文明是有着重大贡献的。它帮助不少民族记载了他们古代的历史。日本、朝鲜、越南古代都曾经运用汉字记录过他们的文明。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一直是使用汉字的。1954年在扶余发现的百济砂宅碑残留4行56个楷书字，是：甲寅年正月九日，奈祗城，砂宅智积，糠身日之易往，糠体月之难还，穿金以建珍堂，凿玉以立宝塔，巍巍慈容，吐神光以送云，峨峨悲貌，含圣明以……据研究确定，这是百济义慈王二年的作品——公元642年。碑文是运用汉字书写的中国式的六朝四六骈体文，所表达的是人生无常的感慨。正是汉字把朝鲜和中国联系而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越南古代也长期使用汉字的。特别是唐代中国中央政府于公元679年在现在的越南首都“河内”（Hanoi）设置“安南都护府”——一个监督、监视边界民族的机关之后，中国文化进一步渗透到越南，使得越南文化带有更多的汉语文化色彩。即使到了公元10世纪越南摆脱中国的属国的地位而独立之后，也还是继续推行汉语文化。特别是在李朝第三代皇帝“圣宗”时代，更加信仰儒学，在首都建立孔庙，实行科举制度，并规定汉字是公文所必须使用的正式文字。

在东方，不同民族的人，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在相互交际的时候，可以运用古代汉语的书面语——中国人说是“古文”，中国以外的人则称“汉文”——用笔来书面交流，在纸上进行交际活动，沟通思想，而不需要经过他人的翻译。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汉字、汉语、“汉文”在东方的地位，就如同拉丁语在欧洲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一样。“汉文”就是东方的拉丁语！汉字、汉语、“汉文”就这样造成了东方的汉字文化圈。这可以说是东方许多民族的共同认识。

在二战之后，汉字在韩国的运用受到了削弱。现在有些韩国学者发表文章认为，韩国经济增长率低的原因在于“排斥汉字采用朝鲜文字”。韩国总统和经济界人士支持这一看法，开始着手恢复汉字。

日本汉字教育振兴协会会长石井勋说：“领导世界经济发展的是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核心力量是华侨。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保卫汉字文化。没有哪一种文字能像汉字那样具有系统性和逻辑性。汉字是一种只需用眼睛就能思考、即使语言不同也能理解其意思的唯一一种文字。”日本《从头重奏》杂志1995年第1期文章《中国、韩国都在重新研究汉字和经济的密切关系》中说：“在不久的将来，汉字可能会成为全世界的共同文字。”

汉字传播着儒家文化，在东方世界上形成了儒家文化圈。儒家文化圈正是当今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下一个世纪最有希望的地区，是全世界所注意的一个热点地区。当前在世界上正兴起一个汉语热、汉字热、儒家热、东方文化热，在这个时候研究汉字、汉字和东方文化圈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汉字和汉语对形成东方学修辞观念的共性方面也是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的。

在修辞观念方面，东西方是有差异的。巴利在《语言活动与生活》中说：“吾等说话即战斗，因人间信念欲望意志等多不能完全吻合。此人所重，旁人未必重之；此人所轻旁人未必轻之。故意识别两人结构时，即不能不开始有语辞之战斗，运用语辞之战术，或辛辣，或委婉，或激动，或平和，或谦恭愁诉，其至或有伪善之气息。如此，方能攻倒对方，传达自己之意志，引起对方之行动，而说话之目的，方能达到。”（注：转引自徐芹庭《修辞学发微》14—15页，台湾中华书局1970年版。）而东方人则主张“修辞立其诚”，把修辞当做和谐人际关系的手段，是修身养性齐家的手段。

东方的修辞观念当然也决不是单一的，是不可以简单化的。但是，东方在修辞的基本观念方面的确是具有某种相似同一性的。例如日本学者今道友信在《美的相位与艺术》一书中说：“如果没有理性所占据的心美，也不会有语言的美。……在我国传统的思考方法中，有‘语灵’（语言具有不可思议的力量）这样一种观念。语言是真诚人的心，珍贵语言就是珍贵心。因此作为通过语言产生的美最终物正是心。艺术美正是通向美的道路。美正是美的心的象征。如果说语言在完成自己的任务中还有什么不足的话，即语言归根到底是理性，也就是心的力量，那么心的目的不正是在于美吗？”（注：今道友信：《美的相位与艺术》255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0年版。）日本的传统修辞观念同中国的传统修辞观念就具有极大的一致性。

日本修辞学的经典著作《文镜密府》是在中国古典修辞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产生之后，对中国修辞学又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五四”以后的中国修辞学是接受了日本修辞学的积极影响的。朝鲜、韩国、越南等国修辞学同中国修辞学的关系，也有类似现象。因此，加强中国修辞学同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等国的修辞学之间的历史和交流和相互影响方面的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

把日语、韩语和汉语同汉文化、韩文化和日本文化联系来进行的对比研究，这是很有价值的。例如在数词方面，日本、韩国、中国具有相似的禁忌和崇拜的对象，都忌讳“四”，都是因为与“死”同音或音近。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地崇拜“8”！1966年日本人称之为“平成八年。“平成八年8月”中三个8相连，就代表着“八方运来，吉祥如意”。在日语中，8的发音与“哈”相类似，“888”就成了“哈哈哈”，这一天便成了“笑之日”。1996年8月8日上午8时8分8秒。日本东京，有一位著名的漫画家还向人们了《笑日宣言》。在中国，带上“8”的号码是价值连城。

八、修辞的原则：得体性——诚和达

郑远汉在《论同义形式选择》中（注：《武汉大学学报》1990年2期。又编入《修辞面面观》武汉出版社1994年版。）谈到了同义形式的选择原则。他提出了四个原则：（一）重心原则；（二）连贯原则；（三）情绪原则；（四）美感原则。对其中的每一条规则都作了专门的论述，并且列举了例子来加以证明。就其中的每一条规则而言，都是可以成立的，没有疑问的。在科学中，提出一个有实例可以证明的假设，并不困难。列宁曾经说过：在社会科学中，任何奇谈怪论，都可以找到实例来证明。对科学来说，找到实例来证明，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进一步说，这四条都是同义手段选择的具体要求，这也是没有错误的。

问题在于：同义手段的选择原则就只有这四条原则么？这四条原则已经包括了同义手段的选择原则的全部内容了么？我们认为，并不是。而且，似乎，也并不一定就是同义手段选择的最重要的原则。

问题还在于，这四条原则，似乎并不处在同一个层面上！重心原则和连贯原则是就话语的结构而言的，而情绪原则是从主体的感情角度看问题的。至于美感原则则是贯穿在一切方面的，或者说是处在其他原则之上的一个原则吧。郑远汉是比较的重视逻辑性的，但是，这里的“四项原则”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没有并列关系，是难以并列的。

在我们看来，同义手段选择的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得体性原则”！得体就是适度，合乎比例，如黄金分割律，就是美。所以，也可以认为，美感原则是得体性原则的最重要的因素，一个贯穿始终的因素，因为人类是爱美的动物，爱美之心人人皆有，只有美者是得体的，才会被认为是得体的。得体性原则同美质原则是统一的。从本质上看，只有美的东西才是得体的，而得体的东西也一定是美的。你也可以说，得体性原则同美的原则其实就是一回事情，而重心原则、连贯原则、情绪原则等都只是得体性原则的具体内容而已。

得体性原则不仅是同义手段的选择原则，也是修辞学的最高原则。修辞学是研究交际活动中语言的表达效果的学问，而最佳表达效果的获得就取决于得体性原则的满足程度。从某种意义上说，所谓修辞学也就是得体之学！我们完全可以以得体性为纲建立一个全新的修辞学体系。在中国传统修辞学中，有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诚”和“达”。“修辞立其诚”。“辞达而已”。这其实就是得体性原则的具体要求。

修辞学的名声不太好。80年代以来，中国的修辞学者经常抱怨修辞学在学术界的地位不高，社会形象很不妙。我们应当这样来看待这个问题：不要老是抱怨，不要老是指责他人。还是多想想自己。修辞学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的呢？为什么别人不重视我们？怎样才能使得别人非重视不可呢？

在我们看来，这就在于修辞学，尤其是现代修辞学往往忘记了得体性原则，忽视了“诚”和“达”。而要想从根本上来改变修辞学的社会形象，恐怕也只有从“诚”和“达”方面开始。

得体性原则从本质上看，是一种文化心理现象。从这个意义上看，你也可以把修辞学归入文化学和心理学之中去，作为广义的文化学和心理学的一个部分。这正如，汽车的生产是一个机器制造范围内问题，但是，驾驶汽车却主要是一种社会行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机器操作的问题。

文化和心理有种族、时代和地域的差别。交际活动中的得体性原则也有种族、时代和地域的差异。但是，在不同的种族、时代和地域中，毕竟是同大于异的。所以得体性原则是人类交际活动中的共同概念。

从这一点上看，修辞学也就可以区分为一般修辞学和个别修辞学。一般修辞学研究不同种族、时代和地域所共同的修辞规律规则。而个别修辞学主要研究特定的种族、时代和地域的特殊的修辞现象和规律规则。而个别修辞学主要研究特定的种族、时代和地域有不同的修辞，往往忽视了不同的种族、时代和地域之中也有共同的修辞规律规则，而且这是更重要的更主要的。今天的修辞学应当重视对于不同种族、时代和地域之间所共同的一般规律规则的研究，把建立一般修辞学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文化和心理现象是有阶级的差异的，那么，作为修辞的最高原则的得体性，在阶级社会里，似乎也应当多少有一些阶级的差异吧？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值得研究的。

得体性原则和美感原则的关系是很值得认真研究一番的。两者之间虽然有一致的地方，可也有不一致的时候和地方。既有得体但却不美的现象，也有美而不得体的现象。而且，得体和美也都可以有主观的和客观的区别、个人的和集体的不同，种族的、时代的和地域的差异。

【参考文献】

〔1〕王希杰主编：《汉语修辞和汉文化论集》，河海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2〕张中行：《文言和白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86年版。

〔4〕刘志诚：《汉字和华夏文化》，巴蜀出版社1995年版。

〔5〕陈玉龙等：《汉文化论纲——兼论中朝中日中越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会师1993年版。

汉文化篇5

理三个方面。小学识字教学需要在理解的基础上教学汉字，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但又不能凭空想象。教师应该在不违背汉字构成规律和演变规律的前提下，对汉字进行准确的讲解。例如，有的教师教学“碧”字时，编成顺口溜：“一位王先生，穿着白衣裳，坐在石头上。”乍一看，觉得新奇有趣，押韵好记，但与“碧”字的本义毫无关系，只记字形，不解字义，学生未能真正理解，就不能在阅读以及写作中，更好地应用汉字。正确理解“碧”字，让学生了解“碧”字为形声字，从玉（古代“玉”字做部首，用在字的左边常省略一点，写作“王”）从石，白声。“碧”字的本义是青绿色的玉石，引申为青绿色。教师可以拓展：“孤帆远影碧空尽”中的“碧”字，是指碧蓝的天空的意思；“接天莲叶无穷碧”中的“碧”字为碧绿的荷叶之意。

识字教学重视字理，能促进学生正确认识并理解汉字，减少错别字，同时，增强学生主动理解汉字、辨析汉字的能力。例如，“初”字，学生常常把“衤”写成“礻”。讲清它的字理，学生记忆自然深刻。“初”字为会意字，从刀从衣，表示用刀裁剪布料，是制作衣服开始的意思。以“礻”为部首，多和鬼神、灾祥祸福有关。汉字具有系统性的特点，关注字理，就能在识字教学中，让学生形成许多相互联系的记忆与理解的方法。恰当渗透理解记忆部首系统、形部系统、声部系统，以及象形、会意、形声等构字方法，学生在识字量增加的情况下，习惯根据特点去识记汉字，学好一个，往往能记住一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 关注学情，拓展识字教学的方法。学生认知方式的多元，决定了识字方式的多样化。对于低年级学生，他们认知形象性、直观性较强，擅长记忆形象、具体的材料。象形字、指事字可以通过看图识字和浅易的字理识字法进行识字；而形声字、会意字可以借助汉字的形义联系进行辨析学习。对于有理解能力的中高年级学生来说，使用字源识字法，讲解一点汉字文化知识，更有利于他们加深理解、记忆。即使是同一学段的学生，因为有各自不同的思维方式，有的学生擅长记忆，在随文识字中，凭借语言环境轻松识字；有的学生直观推理能力强，擅长发现和总结汉字规律；还有的学生富于联想，善于捕捉汉字字形、字义的联系，形成自己有效而奇特的联想线索。老师根据学生学习特点，在识字教学中，建立汉字音、形、义的联系，使新知在学生大脑中的刺激更为牢固，从而达到持久长效的记忆。老师们逐渐认识到从汉字的形音义结构规律，开展识字教学，能借助教具和多媒体技术进行识字教学，同时，还应该特别关注儿童的认知特征，设计识字教学方法。教师要能根据学情，提前并重点预设防止错别字、误读字的教学。

3. 关注联系，重构识字教学的过程。汉字是语素文字，语素与语素结合起来就是词。人们一般是先会说话，积累了一定的语词，然后开始识字，所以，汉字教学不能割裂字与词的联系。立足于语素的字词结合教学，其实是兼顾了汉字与汉语两个方面，符合汉字的特点与规律。例如，教学《小松鼠找花生果》一文中的生字“结”，“结”为形声字，教师为了让表面抽象的“结”字的用法变得生活化，可以让学生增加了解，当植物长果实，“结果”的“结”字读第一声；表示系：“结网、结绳”；表示完了：“结果”。“结”字读第三声，还可以拓展“打了一个结、中国结”等词组。将字词联系生活，可以更有效地掌握字词。

将识字教学与汉字文化联系起来，可以从汉字的形义出发，引导学生理解汉字中蕴含的文化，也可以一个汉字为中心，联系相关汉字。如学习“贝”字，说明“贝”在古代充当等价交换物，除了贝壳的意思之外，更多与财务有关。学生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汉字中许多与财物有关的字，如：财、贪、贺、赠、货等字，以“贝”为形旁。在识字教学中，适当介绍其中蕴含的汉字文化，不仅汉字学习变得生动有趣，学生的审美情趣也能得到熏陶。但是，引入汉字文化切记要适度，太多、太难的内容，会增加学生的学习负担，结果会适得其反。

语文是一个整体，学习语文就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识字教学应该充分考虑到与阅读、口语交际、习作等环节的相互联系，互相影响。例如，教学古诗《小儿垂钓》中的生字“稚”，“稚”表示幼小，有孩童的意思。理解了“稚”字的意思，可以顺利理解“稚子”即为“小儿”、孩童。从“稚”字教学过渡到让学生揣摩此时小儿垂钓的心情与心思，进一步理解“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一句诗意，里面隐含着孩童对垂钓的专注、小心，以及小儿的天真、可爱。关注识字教学与阅读、口语交际、习作等方面的联系，可以使识字教学与认识事物，以及丰富的生活经历结合起来，最大限度地丰富学生的内心世界。把识字教学与听说读写结合起来，促进它们之间的综合发展，同时也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思维品质。

（作者单位：南京市百家湖小学）

一堂课中，师生们围绕文本内容的解读，占了课堂不少的时间，其中学生自己能读得懂的内容很多。笔者认为，教学的落脚点，应选择学生阅读文本后，自己发现不了的重难点，这样才能体现课堂教学的真正价值。带着这个思考，在教学《姥姥的剪纸》一文时，为发掘有价值的教学点，我进行了一次教学的尝试与探索。课前，我要求学生预习课文；课始，我组织学生交流。

师：同学们，大家已经预习了《姥姥的剪纸》，我想问问大家，老师不教，看看你们都读懂了什么？

生：我知道了笑源的姥姥剪纸技艺十分高超，她剪什么像什么。她还是个热心人，乡亲们要什么剪纸，她都帮着剪。

生：我理解了笑源的姥姥非常疼他。我从第7自然段：“密云多雨的盛夏，姥姥怕我溜到河里游泳出危险，便用剪纸把我拴在屋檐下。”尤其是“拴”字，更突出了姥姥剪纸技艺的高超及对作者的爱。

生：我还从文章的结尾体会到了，“我”对姥姥的思念及对故乡的怀念之情。

……

通过课始的这番交流，我不禁反思以往的课堂教学，浪费了多少时间与精力在学生的已知知识上，没有关注学生已有的知识储备和阅读能力。怎样改变这种局面呢？

一、 立足关注――文章主线的把握

高年级阅读教学，重点在于培养学生把握整篇文章线索的意识，包括引导学生关注文章的谋篇布局、题目的引入、段与段之间的过渡、开头与结尾的关系、前后文的照应等，尤其是贯穿全文的线索。每篇文章，作者为了表达情感，往往都会选择一条线索来安排材料，作为“穿珠”的“线”，可以是某个物，可以是某件事，也可以是某种情感。教学《姥姥的剪纸》一文时，我便引导学生去发现他们自己忽略的，或一下子发现不了的文章的主线。

[教学片段一]理主线

师：（引读课文最后一句话）“无论何时，无论何地，只要忆及那清清爽爽的剪纸声，我的心境与梦境就立刻变得有声有色。”从这句话中，你体会到了什么？

生：我体会到了作者忘不了姥姥的剪纸，忘不了姥姥对他的爱。

师：是啊，全文以“剪纸”为线索，传递着一份浓浓的真情。谁能来具体地说说你的理解？

汉文化篇6

摘要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集成，历史上满、汉族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是中华民族丰富、灿烂文化的缩影，汉族的发展影响了满族，满族的发展也影响了汉族。中华民族的子集不是汉族、满族、回族，而是一个求同存异，共同认同中华，但是风俗各异的联合体。

关键词中华民族文化史汉族满族冲突融合

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离不开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华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自我禁锢的系统，汉人、苗人、羌人、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党项人、吐藩人、女真人.....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祖先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正因为中华各族文化相激荡，所以才有苏武牧羊，有昭君出塞，有岳飞“精忠报国”，有文天祥在伶仃洋边的感叹....,所以才有万里长城横亘中国大地,才有中国文化内容的生气勃勃、气象万千。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从宋代开始，“半游牧”的满族的先人女真族就与中原腹地的“农耕民族”的汉族开始了争夺与反争夺、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和斗争，开始了思想文化、意识观念的交锋，有仇恨也有和睦甚至和亲，中华民族的血脉就这样杂交、优选地生存着和发展着。明代末年，当满洲上层阶级祭出“七大恨”、披坚执锐地以旋风之势征服大江南北、情绪高涨的南下，当八旗取得对中国这片土地的统治时，古老灿烂但积弱不振、低迷徘徊的“农耕”汉文化必然地与有进取意识的满洲“游牧”满文化发生尖锐冲突。

一、满汉文化冲突

1、在精神思想领域上的交锋。

十七世纪，汉族人口为“八千余万，满洲民族人口只有三百余万，满洲人以绝对少数人口统治一个有着绝对多数人口的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国，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恐惧”①，所以满族统治阶级提出“崇尚满洲”的治国原则，而压服汉族人民的民族抵触意识必须导致冲突。戴明世所著《南山集》，曾用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榔年号，还引述方孝标所著《黔贵记事》，称赞方所记吴三桂的事正确。结果戴明世寸桀而死，全族屠戮。方孝标已死，剖棺锉尸，儿子孙子一律处斩。为《南山集》做序的知名作家方苞也几乎被绞死。胤祯时期，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查嗣庭在江西主持考试时，因试题中有“维民所止”一句，被认为是故意砍掉“雍正”的头，查自杀后仍被锉尸，所有的儿子被斩。礼部尚书（教育部长）沈德潜写了一首《咏黑牡丹》诗歌：“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乾隆误会是影射清王朝以异族夺得朱明皇位的逆词，令剖棺锉尸。徐述夔去世多年后，1778年乾隆皇帝在徐的遗著《一柱楼诗集》中读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读到“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读到“明朝期振奋，一举去清都”的句子，认为他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遂将其剖棺锉尸，后代问斩。“文字狱”真实地反映当时满族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情感很敏感，内心也是惧怕汉族的民族情绪高涨，所以文人往往因为文字的误会而遭受体罚或者丢了性命。

在行政管理上，尽管使用汉人，但是不敢赋予汉人以实权，甚至在思想内心深处对汉族官员处处揣测和提防。尹嘉铨曾经担任大理寺卿（国家最高法院院长），自称“古稀老人”，“为王者师”，弘历认为荒唐狂妄，乃将其绞死。在精神上使汉族屈服，就是要将本民族地位置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上，在精神领域培养顺民意识，才好顺顺当当地统治国家。

2、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通过重修或编写文献典籍，淡化汉民族意识。清政府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提出：“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者，在《四库全书》中要“夷之改彝，狄之改敌”。鲁迅对此有过评价：“`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②。精神思想上的禁锢和文化意识上的，导致汉民族的许多知识分子要么整天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专心致志从事考据，在古书堆里当不需要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学者”，清代学术研究有许多成果，文字考据学巨著较为突出。

3、民族传统习俗的冲突和压制。顺治初年，清王朝下令汉民与满族一样蓄发，易衣冠，概从满洲制。“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③，由束发留辩改变民族习俗入手在精神上征服汉人；强调学习满文满语，天聪八年，皇太极命令将汉文官名、城邑名一律改用满文，“嗣后不许仍袭汉语旧名。.....若不遵我国新定之名，查出决不轻恕”。并要求满族官兵恪守祖宗规矩，“言语衣服骑射之事”不可轻废。“入关后曾把满文满语列为官方语言文字，要求新进的翰苑名臣都要学习满语满文，召见时以满语奏对。八旗兵操练时也只讲满语，雍正还曾命令侍卫、护军都只讲满语”④，要求汉族在服装式样、礼仪方式甚至一些生活习俗上放弃汉族传统而沿用满洲传统。

清统治阶级削弱汉文化和有关的汉民族传统意识，遭遇到汉民强烈甚至是激烈的反应。历史记载：满洲八旗兵下江南宣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时，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士大夫更是陷入长时间的“士可杀不可辱”的辩论中，王夫之就坚持认为华夏之大防是第一位的：“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⑤，他还说“非我类者，不入我伦”，甚至提出对强行推行满洲定制的“夷”“狄”－－“不入我伦”者要开杀戒：“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⑥。

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和学习，共同发展早就存在，汉族悠久的文明、深厚的文化内涵一直吸引满洲人以及其先人，女真族元好问就是汉体诗写作的名家，而满族入关以后更以多种途径和方式学习和吸收汉文化。正式要求停用满文的上层人物是慈禧太后。

二、满汉文化的融合

1、文化典籍的翻译，是满族吸收汉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努尔哈赤在1616年建立八旗制度的时候，就重视在汉族的文明宝库里寻找自己民族缺乏的文化科学技术。他重视将汉族的文化典籍翻译成满文，设置了翻译汉文的翻译机构。他要求满族翻译家达海等人翻译《明会典》、《素书》、《三略》、《武经》、《洪武宝训》、《大学衍义》、《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历史、哲学、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图书，还翻译了《三国演义》、《西厢记》、《金评梅》等文学名著。入主中原后，“1651年在科举考试中设立翻译科，应考者限于旗人子弟，雍正元年设立翻译乡试，乾隆4年开始举行翻译会试”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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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的汉族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伦理、教育等书籍被翻译成满族文字，必然在满族人的政治、社会、人伦等方面产生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半游牧”的满族的文化心理。努尔哈赤曾经引用过《论语》训戒诸王“世守孝悌之道”；皇太极也引用过《武经》中良将爱兵的议论，教育诸王诸贝勒要爱兵，要“体恤士卒”关心士兵；清王朝崇尚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康熙“重用有名的理学家李光地、汤斌，刊行《性理大全》、《朱子全书》，还把朱熹请入孔庙，`配祠十哲之列"”⑧。汉族的《三国演义》对满族影响很大，清人王嵩儒在《掌固拾零.译书》中说：“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据说，皇太极就是用《三国演义》中的“反间计”，借崇祯皇帝之手除去明方主帅广东人袁崇焕。清人蒋瑞藻在《小说考证拾遗》中认为“本朝羁勒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是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汉族的关羽逐渐成为满族崇奉的神祉之一，张贴满族家家户户门窗，是为汉文化影响满族习俗的佐证。

2、学习汉家经世谋略，仿汉制建国家政权。满族八旗与汉军八旗朝夕相处，满汉之间早已相互影响。而汉族儒生士大夫入仕清廷，更是满族吸纳汉族文化重要途径。归降的汉官汉儒对汉传统文化、道德规范、典章制度、礼仪习俗都耳熟能详，当他们为清王朝“左右赞襄”时，便将汉文化灌输到满族文化系统内。清朝仿明制建立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及三院（都察院、理藩院、内三院）是采纳汉官宁完我的建议而设立的，清政府是绝对集权在皇帝的手里，政府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皇太极改后金汗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国人朝拜的旧制为“南面独坐”，也是为汉官所推动。

3、满汉民族驻防杂居，文化习俗相互影响。满族入关，八旗分兵把守泱泱中国国土，满族形成大分散、小聚集的局面，满族与汉族在杂居中逐渐吸收和顺应汉民族的文化习俗，汉族也同样受到满族的影响，广州市的西关地区是广州民俗的集中缩影，而西关的满洲窗、骑楼等又是广州民俗的象征，满洲窗竟因为满族八旗驻防广州成为近代广州民居民俗的特征，可见满汉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基本不分你我。杂居影响最明显的在以下几方面：

语言文字的改变。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清初诸帝曾再三训示满族要用满语、满文和祖宗之制、之习俗，但是入关后与汉族杂居、混居，至康熙末年，甚至盛京（沈阳）地方已经出现因“旗民杂处，以至满洲不能说满话”⑨，汉族也受满族影响，如北方人常说的“埋汰（赃）”、“急眼（着急）”、“特勒（不修边幅）”、“柯岑（不害羞）”、“寒惭（脸红）”、“嘎喇（角落）”、“斜乎（厉害）”、“稀罕（喜欢）”以及广州的著名点心“萨其玛”等都是满语的保留满族姓氏的改变。“满族姓氏繁多，据《皇朝通志.氏族略》中记载有六百四十六姓，又记谱外三十三姓’⑩”。满族的姓氏来源或以部落为姓，如叶赫部落称叶赫纳喇氏（又为“纳喇氏”）；或取自山川、河流、某地域的名称，如居住宁古塔地区的叫“宁古塔氏”、乌苏里江边的叫“乌苏里氏”；使用女真旧姓，如“粘”姓满族、又如“完颜氏”、“瓜尔佳氏”、“钮咕噜氏”、“那木都鲁氏”、“舒穆禄氏”等；还有赐姓和冠汉姓者，如明朝汉族对投降或被俘的女真或满洲人赐姓：“麻子帖林儿”改“王麒”、“阿哈出”改“李善诚”（11）。其实满族先人女真进入中原后，早就既使用本民族姓氏也使用汉族姓氏，在《金史》附录的《金国语解》里，载有女真与汉族姓氏的对应关系：“完颜，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徒单曰杜。女奚曰郎。兀沿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萧。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移刺曰刘。斛勒曰石。纳喇曰康。夹谷曰仝。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斛准曰赵。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卜散曰林。书虎曰董。古里甲曰汪。......（12）”；还有一些随名字为姓者。

目前满族基本上使用了汉姓，如：爱新觉罗（肇、金、罗、德、洪、依、海、艾、铁）、依尔根觉罗（赵）、佟佳（佟）、瓜尔嘉（关、白、汪、鲍）、马佳（麻、马）、盛佳（沈）、兀扎喇（吴、乌）、委赫（石）、富察（富、傅）、索卓罗（索）、纳喇（那、南）、宁古塔（宁、刘）、赫叶勒（何、赫）、尼玛察（杨）、良嘉（粱）、果尔勒斯（高）、舒穆禄（舒、宿）、钮咕噜（纽、郎）、齐佳（齐）、喜塔拉（祖、图、希）、他塔喇（唐）、完颜（汪、王、完）、西林觉罗（鄂）、鄂佳（鄂）、扎库塔（张）、库雅喇（胡）、阿克占（雷）、扎思乎里（贾）、萨科达（仓）、徒萨（徒）、宏佳（宏）、锁吉（锁）、鄂托（曹）、沙垃（沙）、库奔（库）、惠何（惠）、英佳（英）、洪额奇（洪）、伊喇厘（李）、墨尔迪勒（孟）、白额吉吉特（白）、文扎（文）、巴约特（高、巴）、万琉哈（万）、朱舍狸（朱）、郭洛奔（郭）、乌苏里（武）、伊图玛（伊）、余乎鲁（余）、尼玛哈（于、俞）等等（13）。

满族妇女不裹脚，皇太极曾明令禁止裹足，今天的汉族也取消了裹脚的传统陋习。满族旗袍因能显示妇女身材窈窕、婀娜多姿的风韵所以被汉族接受，它的曲线美使它成为中华民族的女性服装代表又被世界所接受。满汉杂居影响和改变了满汉风俗习惯.

4、满族学习和研究汉族文化取得杰出成就。由于满族的乾隆皇帝爱好汉族民间的皮黄演唱艺术，在北京举办戏园子祝寿，通令徽班进京，形成中国今天的国粹---京剧艺术。满族上层学习汉族文化形成了一种风气，《啸亭杂录》记载：当时“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玄烨皇帝精通汉文，更精通儒家系统的各种经典，“在清代，康熙称得上是个手段高明眼光开阔的皇帝。他不只研究儒学，甚至乐于接近基督教徒，研究基督教义。....康熙皇帝懂得，理学仍然是统治中国人民思想的有力武器”（14），还写了《理学真伪考》，“闻上在宫中，亲为东宫讲授四书五经，每日御门之前，必令将前一日所授书背过，务精熟贯通而已，士大夫家不及也”。“他的孙儿弘历仅汉文诗就写了伍万余首，以数量而言，在全世界都要算第一位”（15）。满洲正黄旗纳兰性德号称是满族的第一位大诗人，清末文豪梁启超认为他的《饮水词》：“容若小词，直追李主”（16）。《八旗文经》也提到：“纳兰容若工书，秒得镫法，临摹飞动”。《八旗通志书目》刊载了五百余种满族文士所著的经、史、子、集著作。民国初年成书的《八旗画录》收录了从顺治至清末的八旗画家二百九十多人，其间享有盛名者颇众。满族学习汉族文化的成就有：用汉文注释解释满文语法、读法、书法及造句法的《清文启录》、《初学必读》、《虚字指南》以及《清文典要》；康熙主持编修的《数理精蕴》、《白象考成》、《皇舆全览图》等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昭链的《啸亭杂录》记载清代前期的制度、礼仪、事件、人物、杂记，为研究满蒙史的参考书；富察墩崇的《燕京岁时记》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关于北京的岁时风土书，曾被译为不同文字的外文译本；女作家科德氏写的《琴谱》、完颜悦姑的《花摞闲吟》、库里雅令文的《香吟馆小草》、西林太青的《天游阁集》。满族创作的“清音子弟书”，在沈阳、北京流传，是今天的京韵大鼓的前身。满族学习汉文化，还在科学技术方面有造诣，如乾隆的“五阿哥”（第五子）永琪是一位数学家，他的八线法手卷内容丰富细致，尽管不是用A、B、C、D而是用甲、乙、丙、丁为表现手段，他的方法和今天的几何三角大体相同。永琪算法精湛，他的孙子奕绘的算法也有极高水平。左都狱史拉布墩是既懂外国语又回修理洋钟表的能手。西方石膏绷带没有进入中国时，满族的外科接骨术流行于北京，乾隆年间的伊桑阿是一位正骨专家。清朝满族好学汉文化，造成清代学者嗜书，用情于书的风气并推动整个中华学习文化、崇尚学问的风气，清代中华民族文化鼎盛发展，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与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分别在雍正、乾隆年间推出。《古今图书集成》书名为康熙所赐，康有为称其为“清代第一大书，将以秩乎宋之《册府元龟》、《太平御揽》、《文苑英华》，而可与明之《永乐大典》并竞弘富（《古今图书集成》跋）（17）”。《四库全书》编撰历时十七年，《四库全书》四部不仅收汉民族学者著作，而且收少数民族及亚欧学者著作，成为中国古代最庞大而完备的知识世界。《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类书中收罗最博、规模最大的。

满族热爱中华祖国，“道光十三（公元1833）年，英军闯入虎门，满族将军哈丰哈发炮驱赶，逐走英军。道光二十一（公元1841）年，英军攻陷虎门，进占内河，满族将军阿精阿与副都统英隆率八旗兵死守炮台。咸丰七（公元1857）年十一月十三日，英军犯境，八旗兵拼死巷战，死伤甚多，是次战役有音德、和智、乌云额等一百三十八名满族士兵战死。虎门炮战，满族将军关天培血染战袍，同时有满族军官达里保率满族官兵誓死杀敌，最后全部投井殉难。为反抗皇朝的统治，满族人民也同汉人一起投入红巾军起义，满洲正白旗地伊牛栏宝为此光荣献身”（18）。

满族开疆拓土，为形成和巩固中国今天的地域和文化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柏扬先生认为满族“……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广袤的疆土。东西汉两个王朝和唐王朝都曾为中国增加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行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超过从明王朝承袭下来的中国领土的四倍。（19）”清朝“已是一个拥有一千三百余万方公里的庞大的超级强国，在世界历史上，面积仅小于蒙古帝国，但比蒙古帝国属下的元帝国，要大两倍。（20）”

在满族统治下的清代中国，各民族的交往融合超越历史上各朝代，在中国北方，以满、汉、蒙的融合为核心，满、汉、蒙、回、达兀尔、鄂温克、鄂伦春族进行着大规模的有声有色的文化交流；在西南，“改土归流的推行，打破了土司制度封闭的重重壁垒，建立起西南少数民族与内地的密切联系。（21）”满族以喇嘛教为中介，将一条具有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纽带，将满、藏、汉、蒙，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空前牢固地联系在一起。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疆域，既加强民族和睦又强化控制，在北部，设立蒙古库仑办事大臣，在西北，设立伊犁将军、西宁将军、西南设立驻藏办事大臣，十分有效地建立政权委派官员行政管制。，恩泽“海外”，满、汉、蒙、回、藏联系的强固，更使中国文化色彩斑斓，在空前的民族融合大潮中，绵延万里的长城已失去它的作用。乾隆皇帝对“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俞严，则隔绝俞甚（22）”的措施，提出批评。“中华民族的子集不是汉族、满族、回族，而是华北、东北（满洲）、西北、巴蜀、荆楚、吴越、（塞北）蒙古、新疆（突厥）、这些以地域划分的人群和子文化。中华民族最终是一个求同存异，共同认同中华，但是风俗各异的联合体。（23）”

谈到满族问题时曾经说过：“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连在一起，把中国版图确定下来了。第二件，增加了人口，发展到4万万人，给现在的6亿5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24）。今天关于岳飞、文天祥是否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的争论，将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的汉族沙文主义是十分有害中华民族团结和睦的，事实上，正是在清代中华民族文化才高度成熟，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以及共同发展说明中华民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集成，中国文化史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共生体。

注解：

①（柏扬《中国人史纲》P812）

②（见《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③（《东华录》顺治朝，卷5）

④（20）（17）（21）（23）（《中华文化史》）

汉文化篇7

（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需求

社会的发展脚步在迅速的加快，学校也应该加快脚步，不断地进行改革与创新，将专业化的知识注重与现实的结合，从而来培养更加高效的复合型人才。汉语文学是一门专业性十分强的专业，该专业主要是研究我国博大精深的文学，尽管可以陶冶人的内心情操，但是与社会的接轨不是很强，所以学校需要在该方面进行大力的改革与创新，学校不应该死板的教育学生们知识，而是更好地去应用知识。改变传统的授课模式，让学生们进行自由化的学习与发展，重点培养学生们的创新能力，树立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将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充分的结合起来，学校教师不断地进行研究与总结，创新教学理念与教学方法，激发学生们学习汉语言文学的兴趣，逐步的提升学生们的专业素质与专业修养。

（二）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汉语言文学在未来的发展还是很具备一定的市场前景，汉语言文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专业，所涉猎的科目与信息十分的广泛，并且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比一般的学生更加的具有文笔能力，在创作、文化管理、编辑、文学评论等方面是十分的需要该专业的人才。面对现在这样一个信息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学生们除了具有专业的知识以外，还应该掌握信息化的技能，将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的提升自身的职业技能，在未来的就业环境中也能增加自身的竞争力。这是时展的必然，不努力学习就会被时代所淘汰。

二、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结合应用的具体举措

（一）加强汉语言文学的信息化管理

素质教育的发展要求学校要不断地进行改革，实现人性化管理。信息化的时代需要的是高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学校也强调以生为本。所以学校在汉语言文学的教育与管理上，应该实行自主化的教学模式，让学生们充分展现自身的才能。让汉语言文学进行信息化，需要加强该专业的实践管理环节，让学生们所学的专业能够应用到实处。学校可以与有关单位或者企业进行合作，每年组织学生们去相应的单位进行实习，不断地锻炼学生们的学习技能，从而更好的帮助学生们提前适应社会，同时也加强学生们的专业素质与修养。最主要的是加强专业的实践环节，学生们学习专业知识更加的认真，并且容易理解，有助于提升教学效果与实用性。

（二）打造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的一体化教育体系

随着信息化的高速发展，市场经济的高效运转，当前社会对人才的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学校应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注重培养知识、技能与素质等全面发展的人才，加强汉语言文学与信息化的有效结合，以社会对人人才的需求为着手点，不仅要让学生们掌握汉语言文学的专业化知识，也要提升学生们的信息技术能力，将这两者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努力去构建汉语言文学信息一体化的教学模式，提升学生们学习汉语言文学信息的专业技能，努力促进课程改革，不断的去拓宽获取信息的渠道，丰富学校的教学资源，不断地提高学校学生们的综合信息能力。

（三）优化师资力量

汉语言文学信息化在我国的发展还不是十分的迅速，并且在高效的师资队伍建设还不完善，存在很多的问题，上面已经提到过。如何建设一支高效的师资力量需要学校的不断努力与创新，学校首先应该加大师资队伍的建设，老师首先应该接受高效化的培育与管理，这样老师才能真正的为学生们言传身教。学校也可以从社会上聘请专业的汉语言信息化教师来学校进行专业化的知识讲解，让学生们能够将专业性的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真正的结合起来，更好的帮助学生们获取技能与知识的真正理解。学校在组织老师进行专业化的培训之中，也可以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经验，结合我国的发展脚步与实际国情，真正的实现技术与专业的融会贯通。同时，学校要想不断地改进自身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技能，就应该尽量的去争取政府相关部门的扶持，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采用相应的实际措施，学校的汉语言文学信息化的结合应用筹措相应的资金，从而更好的去实现两者的实际结合与具体应用。从而还能更好的提升学校的教育理念与教育声望，吸引更多的学子前来本专业进行就读。

三、结束语

汉文化篇8

骑在马上的张骞出使塑像，是汉中市天汉文化公园丝路文化广场的标志之一。塑像背后巨石上的一组组浮雕，讲述着张骞开辟丝路的伟绩。

丝路文化广场是汉中市举行重要活动的户外场所。汉中最美会客厅则是尚在建设中的天汉文化公园，这个被当做5A级景区打造的汉江南北两岸，不仅仅是汉中市的一个旅游重点项目，也是展示汉中新貌的重要载体。

天汉长街是该景区的核心区，东起天汉大桥，西接龙岗大桥，占地面积1146亩，总投资11.6亿元。按功能，天汉长街被划分为五个区，即文旅产业区、文化博览区、生态酒店区、文创购物区、时尚休闲产业区，担负着“以生态文化引客、以体验文化待客、以人文文化融客、以休闲文化留客”的完整旅游文化体系之重任。

丝路文化广场陈列的众多展板中，有一块特别醒目。展板设计很简单，湖蓝底上草书的橙色“汉中”左边，并排两行竖写的汉山和汉水，箭头连接并指向“汉中”；右边四行分别是“汉朝”、“汉人”、“汉语”、“汉字”，其间也用箭头关联着。展板最下边有一行小字：汉中，全球汉人的情缘故里。

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近些年来，汉中在做好“汉”这篇大文章中确实下足了工夫。

汉文化体验地

2017年3月26日，以“学汉语、游汉中、探汉源、知中国”为主题的国际学生感知汉文化基地项目，在汉中滨江新区天汉文化公园丝路文化广场正式启动。该项目由汉中市委、市政府主办，陕西理工大学、汉中市经济合作局、汉中市感知汉文化促进会承办，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华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协办。

“汉中是个美丽的城市，从飞机上俯瞰黄黄的油菜花时我就知道了这一点。”裴嘉骏，来自葡萄牙的北京语言大学一年级博士生，代表国际学生在启动仪式上发言。这是他第一次来汉中，也是第一次来陕西。汉江边的音乐喷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启动仪式前两天，参加本次活动的百余名国际学生和老师，参观了古汉台、石门栈道、勉县武侯祠、诸葛古镇、洋县朱q生态园、蔡伦墓祠等地，实地感知汉文化，并欣赏了汉中的“最美油菜花海”。

国际学生感知汉文化基地项目，是汉中市委、市政府立足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服务高校留学生汉语教学、服务汉中经济社会追赶超越，面向在中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全球孔子学院师生、海外汉语学习群体，为他们提供学习汉语、感受汉文化、了解中国社会的实践教学服务项目。该实践课程内容丰富，由汉中概览、两汉三国、真美汉中、汉服汉礼、天汉茶香、民居汉韵六个单元组成，学生可自由选择。除一周或两周的短期实践项目外，还有长达一学期的支教项目。项目方鼓励国际学生来陕西理工大学参加一学期或一年以上的汉语学习。

这是一个非盈利公益性项目，其多重定位包括了文化自信展示项目、“一带一路”五通项目、全域旅游国际化引导项目。在服务国家战略、高校教学的同时，打响叫亮 “两汉三国、真美汉中”城市品牌，塑造“丝路源点城市”形象，提升汉中文化软实力。

提炼文化符号

“关中高科技，陕北煤油气，陕南不知向何处去？”陕西理工大学文化旅游学院院长梁中效对记者说。

陕西省“十一五”规划中，对陕南包括汉中在内的这一区域的定位是：“重点建设绿色产业基地，突破发展。”自2006年始，“旅游活市”就是汉中市域发展的战略之一，并将生态旅游确立为支柱产业。以“绿”、“水”为特征的汉中生态旅游，不仅是汉中经济发展的新亮点，且成为拉动地方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在梁中效教授看来，整个秦巴山区都拥有绿色资源，在资源禀赋趋同的情况下，只有导入文化才能形成差异。

2013年下半年到2014年上半年，汉中有关部门面向全市征集能代表汉中的十大文化符号，近20万名市民积极参与投票，10余位专家学者把关评定，经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选出了最能体现汉中历史文化、 人文生态、彰显文化名市底蕴的汉中十大文化符号，其中“汉”居首位。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的小女儿在学汉语；现任总统特朗普的外孙女也在学汉语，还在面前秀了三字经，秀了段茉莉花，被特朗普放在了推特上。全球兴起一股学汉语热，大家心中也许会存着一个疑问，中国人的母语不是称之为秦语、唐语、宋语，而是汉语？这一问就问到了汉中。”梁中效侃侃而谈。

的确，“汉”这个符号是从汉中出去的。

楚汉相争时，霸王项羽曾“立沛公（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都南郑（今汉中市）。”《汉书・高帝纪》的这段记载，说明汉中是其发祥之地。

“高祖受命，兴于汉中”――汉物馆镇馆之宝――石门十三品中的《石门颂》也给汉中定了性，汉中之于汉朝，相当于“延安之于新中国”。已故著名史W家吕思勉也指出：“汉族之称，起于刘邦有天下之后。”

刘邦因汉中而封汉王，因汉王而得天下，故仍用“汉”字给他的新王朝冠名为“汉朝”。此后，中国文字、语言、民族，乃至中华民族的整体文明都逐渐开始以“汉”字冠名，汉代、汉人、汉字、汉语、汉族、汉文化等等，无一不以“汉”字称谓。

著名学者余秋雨曾把汉中比做中国人的老家：“我是汉族，我讲汉语，这是因为我们曾经是一个伟大的王朝――汉朝，而汉朝又与汉中密不可分，汉中这地方不来，那我就非常遗憾了！”他建议，“让全体中国人把汉中当作自己的老家，每次到汉中就当作回一次老家。”

梁中效教授认为，汉中贡献给了我们民族和国家一个美好而又吉祥的名称。汉水-汉中-汉国-汉朝-汉族-汉文化，这一系列渊源关系都与汉中有关。

“两汉三国”是汉中手中握着的一张文化王牌。

这么多年，汉中只是打造出了一个“油菜花节”，但“油菜花节”季节性强，就春天短短一段时间。梁中效教授认为，没有文化支撑的“油菜花节”，就没有灵魂，没有内涵。“汉中景点少，只有不嗟亟补适拢并把故事有形化，让游人看得见摸得着，让不同年龄段的人都喜欢，必须这样做，要不就死定了。高铁一通，北边是西安，世界级文化名城；南边是成都，世界级的休闲大都市，两个巨人拥抱之下，汉中就成了巨人影子下的小矮人，隐没在巨人阴影下，找不到自己的身影，所以，做两汉三国文化品牌迫在眉睫，否则很有可能被边缘化。”

只有加快发展文化旅游，将文化与旅游有机结合起来，汉中才有自己的地位。

“三市”是汉中一直在提的一个说法，但三市的内容已经从最初的“经济强市、生态大市、文化名市”，转换为“区域中心城市、文化旅游强市、陕西最美城市”。

2014年，汉中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当年围绕加快国内一流特色旅游目的地建设、打造汉中旅游升级版，未来旅游发展的目光将聚焦在全域旅游之上。这一年，汉中着手制定全域旅游规划，是全国地级市首个制定区域旅游的城市。

作为全国首批全域旅游示范创建城市的汉中，将旅游文化业列为全市重点培育的“六大产业”之一，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任政委、市长任总指挥的创建工作指挥部，举全市之力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市，全力推动旅游业全域布局、全景打造、全业融合。

“两汉三国，真美汉中”，是汉中的城市品牌，更是进一步提升汉中形象的强有力的宣言。

把握高铁机遇

交通不便一直是汉中最大的“痛”。

坐火车需要七八个小时，即使十年前通了高速公路，到西安也还需要三四个小时，进出不便。

西成高铁运行后，从西安到汉中就个把小时。进出方便了，来的人会多，但也会因为方便了，客人滞留的时间反而变得更短了。

“什么东西能够留人？要有看头；怎么能够有看头？发掘文脉。”梁中效教授进一步分析道：“将过去分散的汉文化元素打造成亮丽品牌，将分散的汉文化符号镶嵌在汉中美丽形象中，把分散的汉文化景点变成一个个汉文化体验目的地。”

汉中以往只重视自然绿色生态资源的发掘，认为西安人翻过秦岭便到了号称西北小江南的汉中，缺陷是由于景点少，客人消费少、旅游时间短。“十二五”期间，汉中连续在打造文化景点上频频发力。这一时期汉中旅游总量迅速扩张，全市接待游客和旅游收入年均增长分别是21%和28%，建成国家A级景区24家，其中4A级景区7家，居陕南三市之首。

作为天然的绿色产业，旅游业既可以保护汉中的绿色品牌，又可以拓展放大汉中文化魅力，实现生态美、文化兴与经济富的最佳结合。

汉文化是汉中的根脉，是汉中的历史与骄傲，更是两千多年来薪火相传的非物质文化。汉中在顺应现代城市商业繁荣的进程中注重传承与发扬汉文化，将滨江新区打造为中国首个汉文化滨水休闲新城，“汉、水、绿”是该区的特色。

滨江新区之天汉文化公园，按规划设计分为文化旅游综合区、文化博览和全域旅游集散区、生态酒店及主题业态区、运动购物及慢生活街区以及文创情景街区五大分区，是一个集文化休闲、旅游观光、酒店餐饮、购物度假等多业态现代服务业产业带。预计今年年底将全部建成。

汉中借打造天汉文化公园，填补现代城市文化体验的空白，并完美地实现城旅融合。待汉江湿地公园建成后，游人会不时在地砖上惊喜地发现，中国著名书法家书写的不同字体的“汉”字，这儿会成为书法爱好者徘徊不去的好去处。

去年3月开园的诸葛古镇，是集古迹参观、民居展示、实景演出等多种业态为一体的文化旅游景区。以“诸葛生平文化、武侯祠文化、中国民居文化”三大文化主线为设计核心，全新演绎三国文化，是“汉中三国文化景区”开篇之作，也是文旅融合的一个典范。

下一步，汉中还将积极探索“景区+演艺”等运行模式，着力把《出师表》《汉中之恋》等大型实景演出精雕细磨成文化视觉盛宴，以提升汉中文化旅游的品牌形象。

在汉中已出台的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中，以创建A级景区为抓手，加快华阳、紫柏山、黎坪景区创5A和五龙洞、石门栈道、午子山等景区创4A步伐，打造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力和示范性的标杆景区。

同时，汉中还将加快建设汉江溯源人文旅游廊道和秦蜀古道穿越自然旅游廊道，深入推进环城休闲游憩带、百里汉江休闲长廊和G108国家风景道建设，让美景连线成片、让城乡变成园林，打造看得到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全景汉中。

汉文化篇9

摘　要：文化与语言关系密切，文化的形成和表达离不开语言，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拟从汉字、语序和流水句三个方面讨论汉语言和汉民族文化的对应关系。汉语言与汉民族文化的研究对拓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关键词：汉语；汉民族；文化；语言

一、语言、文化的定义及关系

文化是指人类活动的模式以及给予这些模式重要性的符号化结构。现代意义上的“文化”一词最早来自于德语kultur。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辞海》中解释“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不同的语言观会导致不同的语言理论，产生不同的语言研究力法，追求不同的语言研究目标和结果。潘文国(2001：106/2002：83)先生提出“语言是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语言是民族的世界观”是更为妥当的提法。

文化与语言二者既密切联系，又互相区别。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语言不是文化之外游离存在的客体，而是文化整体中有其自身结构，而且自成体系的特殊部分。一切文化活动和文化创造都离不开语言的作用，所以文化的积累也都保存在语言的信息系统之中。语言不仅是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文化总体中最核心的部分(张公瑾，陈建民、谭志明主编，1993：344-346)。语言和文化互相渗透，互为因果，互相制约，互相推动。

二、汉语与汉民族文化

汉语是世界上最丰富、最发达的语言之一。汉民族文化也是世界上最丰富、最灿烂的文化之一。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文化形态上的差异，不可避免地会表现在语言大系统的不同层次上。汉民族文化的鲜明特点在汉语言中呈现以下一些表征：

1.汉字

汉字是汉族创造的独特的产物，可以说其本身就是一种中国文化。汉字平面型的方块形体能够比线型的拼音文字存储更多的信息量；汉字的表意特征使其具有超方言的功能，将数十亿汉语使用者维系在一个完整的汉文化系统内，使这一文化中的各个民族都能产生强烈的文化认同感：汉字多采用形声字方式字乳新字，为汉语的发展演变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粱，是汉人观念中的中心主题。汉字同西方表音文字的不同特质，造成了中国语言学传统与西方语言学传统的差异。

2.语序

语序是各级语言单位在上一级语言单位内的排列次序。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在语言的组织中，语义的搭配是决定语序的最重要和第一位的手段。张世禄(1939)提出“凭语序而建立范畴，集范畴而构成体系”，把语序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提到了极高的地位。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注重整体和谐，注重综合概括，因此其思维模式和言语观倾向于寻求整体和笼统，具有整体思维的特点。汉民族习惯于概括综合，往往从整体入手，认识和处理个体间的关系。汉语逻辑关系常常按先因后果，先假设后论证，先叙事后表态，由远及近，由大到小，由强到弱，由一般到具体的次序排列。

3.流水句

中国哲学、艺术和语言注重心理时空观，反映在句法层次上，表现为汉语“流水句”式的时间型构造。这也是汉语语法成为意合语法背后的文化因素。意合(parataxis)指通过意思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将句子合在一起。汉语的“流水句”是靠“意合法”组织起来的。在叙述事实过程和动作先后的句子里，可以包含两三个、甚至十个八个小句，小旬与小句之间没有连词，完全依靠意合，一切以达意为主，“辞达而已矣”。这正是汉语口语里流水句出现频率高的原因，也是汉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在汉语语句结构上的反映。汉语的这种特征是和汉族人的整体观念、直觉妙悟的文化心理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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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语

语言与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文化具有明显的民族性，不同的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语言，文化差异表现在语言系统的不同层面。一种语言是一个民族所观察到的客观世界的缩影，民族的传统文化、思维方式、意识形态、社会生活、风土民情等，都会充分反映在语言上。语言与文化的关系研究可以为哲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和民族学等人文学科提供真实可靠的事实依据。同时，汉语言与汉民族文化的研究对拓宽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也具有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1]陈建民.1999中国语言与中国社会[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

[2]罗常培1989/1996语言与文化[M].北京：语文出版社。

[3]潘文国.1997.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汉文化篇10

关键词 武汉方言 武汉商业文化 码头文化 汉剧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x.2016.12.074

=Abstract The dialect is the local variant of the common language， and it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regional culture， which reflects the unique cultural customs in the dialect area， and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regional culture. Wuhan with nine provinces of location， from the start， taking the famous， has a strong commercial atmosphere and long commercial culture， this feature must be fully reflected in the regional dialects.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discussion of how the commercial culture of Wuhan Wuhan dialect， Wuhan dialect and how to carry and present the Wuhan commercial culture， their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reflected in where.

Keywords Wuhan dialect； commercial culture of Wuhan； wharf culture； Hanju

方言是民族共同Z的地方变体，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了方言区域内独特的人文风情，也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汉借助九省通衢的地利之便，从商起步，以商闻名，有着浓厚的商业气息及悠久的商业文化，这一特点必然要在这一地域方言中得到充分体现。例如作为著名的商品集散地，武汉自古便有“货到汉口自然活”的说法，因此武汉方言中有不少带“货”的词语：泡货、俏货、赖（第一声）货、荒货、槐货、苕货……有些词语甚至用“货”来比喻人的品次，这不能不说是武汉方言所独有的个性特征。语言与文化唇齿相依，方言与地域文化在其历史演进的过程中相辅相行。武汉商业文化如何影响了武汉方言，武汉方言又怎样承载并呈现了武汉商业文化，它们的个性特征又体现在哪里，在此作一番探究不失为一件有意义及有趣的事情。

1 武汉历史、地理环境对武汉商业文化及方言的影响

据武汉年鉴记载：武汉地处古楚都郢（今湖北荆州市）邻近，上古时其语言属楚语，后经动乱移民，融进北方语；及近代，以“汉腔”为标志的武汉话，约形成于明成化年间（公元十五世纪下半叶）汉口镇崛起之后；而由三镇话融成的现代武汉话，约在公元十九世纪中叶。武汉方言专家朱建颂先生认为现今的武汉话是在汉阳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且吸收周边迁来居民的方言而形成的不同于原先汉阳话的方言。武汉历史及地理环境决定了武汉商业文化的主要特征是“口岸文化”（也有研究者认为是“码头文化”，包括“江湖文化”、“帮会文化”），这些文化在武汉方言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如武汉方言中很多日常词汇都与“码头”、“船”、“水”有关。

（1）“下河”：在武汉方言中为“倒马桶”的意思，较早见于《汉口指南・方言志要》。为什么叫“下河”？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口商业繁华，民宅稠密，许多商店、家庭使用马桶（武汉称“围桶”），积肥的船停在河边，人们挑着粪送到船上，便要下河。“下河”是武汉人日常生活中不可一日不做的家庭事务。

（2）“报水荒”：意思是说假话。用报水荒来指代说假话，似乎与“狼来了”的潜在意义差不多。它本身还是离不开“码头”、“水”之类具有地方特色的大背景环境。

（3）“见风车舵”：意思是见风使舵。根据有关字典，“车”在方言中有转身那道意思。而在新华字典里，用轮轴来转动的器具都可以成为“车”，可见，“车”可以指代“船”。驾船要根据风向，“见风车舵”比“见风使舵”更形象，也更具武汉地方特色。

（4）“弯着船折骂”：张三被李四得罪了，张三特意去李四家门口骂人、挑事，这样就可以形容张三“弯着船折骂”。

武汉码头众多，活跃在长江沿线的最大两个帮派“青帮”和“洪帮”之间的江湖纷扰无形间对武汉方言乃至文化都起到了很大影响。帮派一般都有自己的暗语，俗称“行话”，这些暗语也逐渐成为现今的武汉话的来源之一。

（1）“打码头”：意思是强出风头。可以想象，解放前“青帮”和“洪帮”这两大帮派在码头争权夺势，出尽了风头的“盛况”。

（2）“拐子”和“来子”。“拐子”、“来子”都属于黑帮行话。武汉称老大为“拐子”，老二为“来子”，在20世纪30年代即已流行，源于洪帮隐语。据李子峰《海底》：“老大――拐子；老二――来子；老三――香炉脚子。”武汉只接受了前两个，“拐子”（普遍），“来子”（不普遍），并诌出一句顺口溜“拐子来子，橡皮鞋子”（来与鞋都是ai韵）。

（3）“柴调子”：帮会也是会有很多忌讳的，在以前，早上和节日期间（比如春节），小孩都不允许直接说“牙齿”二字，要换称“柴调子”，年轻一辈的可能已经没有这种记忆了，至于来历，可能也只有帮会自己人才能说清楚了。

（4）“脉子”：武汉方言称长相、容貌为“me（阳平）子”，如“脉子正”指漂亮，“脉子‘啄’”指难看，“熟脉子”指熟人，“踹脉子”指受气的人，“斋脉子”指无能的人。洪帮《海底》书中记载的隐语有：“自己人、自家人――熟麦子；见面、相识――对麦子；见一见面――对对麦子，可见武汉方言中的“脉子”有可能出自洪帮。

（5）“清铺”：查问的意思。本来应该是“清谱”，出自于丐帮。旧日乞丐结帮，在各自的范围内，不准外来乞丐乞讨，如有发现，则由帮头出面查询其是否入帮；若自称是丐帮同祖，就各自说出从师的文武先生的姓名、地址以及上三代（师祖、师父、师叔）和上下襟（同门师兄弟），称为“清谱”。

武汉商业发达，产生了众多的老字号，一些老字不仅惠及当时，还被武汉人引入生活，成为歇后语。如谦祥益的房子――内外“祥”（强）；王玉霞的碱酥饼――绝酥（劫数）；叶开泰的药――吃死人都是好的；叶开泰――药（要）面子；曹正兴的镰刀――割（搁）得好；江汉关的钟――有点有谱。

有人这样形容武汉方言的发展历程：“武汉话是漂在长江里、系在码头上的，在来汉口大码头讨生活的三镇贩夫走卒的肩膀上晃荡成长起来的，随着武汉商业的兴旺而发扬光大。”

2 武汉商业文化及其影响下的武汉方言的个性特征

武汉传统商业文化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复合性、流变行和市井性。所谓复合性，就是“东西南北汇集，古今中外杂糅”。武汉是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移民们带来各自不同的区域文化，形成了新的复合文化。所谓流变性，与商品随行就市、变化不居一样，汉口文化也有灵活多变，不断开新和赶潮流的特点。所谓市井性，即市民性或平民性。那么，武汉方言是否也具备这样的特征？ 根据朱建颂先生的研究成果显示，武汉方言无疑具备以上的特征。朱建颂先生对武汉方言词汇进行了动态考察研究，认为从纵向看，武汉方言词汇包括历史词、传承词、转型词、新创词、复用词，其中“历史词”指在一定历史阶段曾经流行，现在已经消失，如“东洋车子”、“巡捕”、“私塾”等；“传承词”指在不同历史阶段出现，现在仍在使用，如“十冬腊月”、“地米菜”、“过早”等；“转型词”指不同历史阶段流行过的词语跟改变形式的词语同时流行自由选用，如“油条（油饺）”、“馒头（馍馍）”、“爷爷（爹爹）”等；“新创词”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武汉新创的词语，如“下了课”（下了岗、退了学、撤了职等）、“水货”（假冒伪劣货）、“带一脚”（请求司机把汽车停一下）等；“复用词”指曾经成为历史词，又重新流行，如“尖板眼”（奇特的事物）、“挑土”（临时替代，轮换补缺）、“信邪”（表示感叹、不满等的用语）。从横向看，武汉方言词汇有全国通用词、本地独有词、多地共有词，其中本地独有词如“里份”（胡同）、“男将”（男人、丈夫）、“女将”（女人、妻子）等；武汉方言词汇中有不少是不同时期从共同语、其它方言、外语中吸收的。有人总结，在码头文化的影响下，武汉话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嗓门大，语言粗俗，好凶斗狠，对哥们讲义气，比如武汉人把“情人”叫“情况”，把一个高雅诗意的称谓变成了俗气的称谓，所以武汉方言始终透着那么一点豪气、俗气、土气。

3 武汉商业文化及武汉方言的影响

国人曾以能说会说上海话、广东话为荣，那是因为这两个地方的文化、经济曾处于领先地位，其实武汉方言在全国也曾经“阔“过。武汉九省通衢、五方杂处，是著名的商品集散地，武汉方言受到东西南北各地方言的影响，同时武汉方言也曾在全国有较大影响处于较高地位。如京剧中的许多唱腔念白都受到了武汉方言的影响，京剧中带有“汉腔” 味道的念白多半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台词，可见“汉腔”地位之高。再如汉剧是以武汉方言作为主要依据来设计歌唱旋律、进行舞台语言交流的剧种，汉剧作为武汉的地方大戏近四百年来曾有过数度辉煌，对很多其它地方剧种都有影响。同时汉剧不仅仅属于武汉这个地域，在很多其它地方也有汉剧，它流行于湖北，远及湘、豫、川、陕、粤、皖、赣、黔、晋等省的部分地区，都同样使用的是武汉方言。武汉作为商业发达的中心城市，其方言也无疑对周边地区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据有关专家对武汉方言和黄冈方言进行考证，虽然这两地方言分属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但武汉方言中少量的白读与黄冈方言中系统的白读是相同的，由此可见两种方言关系的密切。

此文是武汉商学院院级课题《武汉商业文化背景下的武汉方言研究》（课题编号：2012G003）的阶段性成果之一；也是武汉商学院职业人文素质教育研究所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朱建颂.武汉方言概要.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