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化范文10篇

汉文化范文篇1

1、科学技术

掌握天文历法、数学、医学、造纸术的成就。

2、哲学与宗教

认识两汉时期思想的特点;哲学成就(董仲舒建立的新儒学、王充的《论衡》);宗教新格局(佛教传入和道教兴起)。

3、史学与文学

掌握《史记》、《汉书》，弄清体裁区别;掌握汉赋、乐府诗，比较不同特点。

4、雕塑与绘画

掌握雕塑代表作品(秦始皇陵兵马俑、东汉说唱俑和杂技俑、秦汉砖瓦和瓦当);掌握绘画代表作品(长沙马王堆汉墓彩色帛画、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

重点和难点精析

1、秦汉文化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特点和影响

(1)原因

①秦汉时期社会经济的进步是秦汉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科技成就既是秦汉文化发展的表现，又是秦汉经济发展的动力。

②秦汉形成统一帝国，政治统一，促进各地人民生产生活交流，为秦汉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③强有力的政府也促进秦汉文化的发展。秦始皇统一文字，西汉武帝以后大兴儒学教育，鼓励对外交流，东汉明帝求佛法等政策措施都有利于文化的发展。

④当然封建政府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而采取的一些措施，也会对科学文化发展有不利作用，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等。但总体看来，秦汉统一帝国政府的存在促进了科技文化的发展。

⑤民族交流的增多也有利于文化的进步。外来文明的传入也促进了秦汉文化的发展。

(2)秦汉时期文化的特点

①统一与多样化的有机结合。秦朝“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汉朝独尊儒术，都具有大一统的特点，同时各地、各族文化也蓬勃发展，形成了统一前提下风格多样的中华文化。

②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秦汉大规模吸取外来文化的长处，特别是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华文化接纳包容了西域、印度的文化;秦汉文化也广泛外传，向东传到朝鲜、日本，向西传到西域，甚至远播欧洲，向南传到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地区。

③水平居于世界先进行列。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九章算术》的问世、天文和医学成就等，表明那时的中国科学技术等处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先进行列，文学艺术等也形成与发展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风格。至今，国外仍有人称中国人为“汉人”，称中国学为“汉学”。

④气势宏大。长城、秦始皇陵兵马俑、《史记》等都表现了秦汉时期人们的奋发向上的精神，显现出宏大不凡的气势。

(3)秦汉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从此，中国文明源源不断传到西方。中国的丝绸、冶铸、水利技术都远播到中亚、罗马和欧洲地区。

第二、秦汉文明对东方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时期，不仅和日本、朝鲜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还有不少移民到日本等国，他们把秦汉先进文化带往邻国地区。

第三、秦汉文明对世界文化影响十分深远。至今，不少国家把中国称为China，即为秦的译音，或把中国人称为“汉人”，把中国学称为“汉学”，都说明中国秦汉文明对世界影响之深。

2、秦汉时期思想的特点

儒学经董仲舒阐发，既使儒学神秘化，又使儒学官方化，成为汉代思想的突出特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哲学观点的对立;儒佛道三教并存的宗教格局开始形成。

3、董仲舒的新儒学。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儒学大师，其哲学思想的主流是唯心主义。

董仲舒援引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汉代今文经学派杰出的大师。他对儒学的发挥主要包括：(1)大一统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有意识、有感情的最高主宰者，而皇帝是“天子”，他代表天意君临天下，同时也必须顺从天意。这种天谴说既不科学，又有迷惑性，但作为臣下劝谏君主顺从民意的凭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限制君权的意义。(3)君权神授学说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这种思想理论，目的是给统治者披上神圣的外衣，借以维护封建统治。从这个基点出发又提出了三纲五常说，将封建等级制度神圣化。它所体现的神权、政权、族权和夫权是束缚历代人民的精神枷锁。(4)更化与德政思想，主张以秦为鉴，缓和阶级矛盾，提倡德治，在现实政治中革除秦政余毒，即所谓更化说。

知识拓展

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和西汉时期的发展及其所体现出的历史变化规律。

发展：①春秋时期──创立：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他维护周礼，主张贵贱有序，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还主张改良，“损益”旧的章法。②战国时期──发展：孟子进一步提出仁政和“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反对统治者“虐民”，“暴民”;要求给人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赋。③西汉──成为统治思想：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新儒学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规律：①古代思想学说既有继承，也有发展。②古代思想学说总是吸收其他合适的思想主张来丰富和发展。③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思想主张往往受到格外重视。

师生探究

例1、从战国“百家争鸣”到西汉“独尊儒术”的转变体现了()

①中央集权的强化②思想控制的加强③大一统局面的形成④儒家以外各学派的消亡

A.②④B.①②④C.①③D.①②③

解析本题答案是D。本题为组合选择题，但体现出一定因果关系，难度较大，试题较为新颖。解题时，要求考生对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的转变原因、影响等作出恰当分析，应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规律，同时，西汉时虽“罢黜百家”但并不是消灭各家，由此可排除④。

例2、(2005上海历史)西汉太中大夫东方朔撰文上书汉武帝，所用竹简需两人抬进宫，以后改变携书不方便现象首次得益与发明了

A.造纸技术B.雕版印刷C.制墨技术D.活字印刷

解析本题答案是A。造纸术发明后，轻便价低的纸张逐渐代替了笨重的竹木简，从而改变了携书不方便的现象。

例3、秦汉文化具有统一性与多样化有机结合、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水平居世界前列、气势恢宏等突出特点。其中，造成“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这一特点的直接原因是()

A.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以确立与巩固

B.处在封建盛世时期，经济文化高度发达

C.中外交通发达，政府重视对外交流

D.科技文化先进，对周边国家有强大的吸引力

解析本题答案是C。秦汉时期由于中外交通的发达，中国大规模的吸取了外来文化。

秦汉时期文化板块小结

汉文化范文篇2

摘要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集成，历史上满、汉族的文化冲突与融合是中华民族丰富、灿烂文化的缩影，汉族的发展影响了满族，满族的发展也影响了汉族。中华民族的子集不是汉族、满族、回族，而是一个求同存异，共同认同中华，但是风俗各异的联合体。

关键词中华民族文化史汉族满族冲突融合

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离不开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华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自我禁锢的系统，汉人、苗人、羌人、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党项人、吐藩人、女真人.....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祖先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正因为中华各族文化相激荡，所以才有苏武牧羊，有昭君出塞，有岳飞“精忠报国”，有文天祥在伶仃洋边的感叹....,所以才有万里长城横亘中国大地,才有中国文化内容的生气勃勃、气象万千。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从宋代开始，“半游牧”的满族的先人女真族就与中原腹地的“农耕民族”的汉族开始了争夺与反争夺、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和斗争，开始了思想文化、意识观念的交锋，有仇恨也有和睦甚至和亲，中华民族的血脉就这样杂交、优选地生存着和发展着。明代末年，当满洲上层阶级祭出“七大恨”、披坚执锐地以旋风之势征服大江南北、情绪高涨的南下，当八旗取得对中国这片土地的统治时，古老灿烂但积弱不振、低迷徘徊的“农耕”汉文化必然地与有进取意识的满洲“游牧”满文化发生尖锐冲突。

一、满汉文化冲突

1、在精神思想领域上的交锋。

十七世纪，汉族人口为“八千余万，满洲民族人口只有三百余万，满洲人以绝对少数人口统治一个有着绝对多数人口的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国，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恐惧”①，所以满族统治阶级提出“崇尚满洲”的治国原则，而压服汉族人民的民族抵触意识必须导致冲突。戴明世所著《南山集》，曾用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榔年号，还引述方孝标所著《黔贵记事》，称赞方所记吴三桂的事正确。结果戴明世寸桀而死，全族屠戮。方孝标已死，剖棺锉尸，儿子孙子一律处斩。为《南山集》做序的知名作家方苞也几乎被绞死。胤祯时期，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查嗣庭在江西主持考试时，因试题中有“维民所止”一句，被认为是故意砍掉“雍正”的头，查自杀后仍被锉尸，所有的儿子被斩。礼部尚书（教育部长）沈德潜写了一首《咏黑牡丹》诗歌：“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乾隆误会是影射清王朝以异族夺得朱明皇位的逆词，令剖棺锉尸。徐述夔去世多年后，1778年乾隆皇帝在徐的遗著《一柱楼诗集》中读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读到“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读到“明朝期振奋，一举去清都”的句子，认为他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遂将其剖棺锉尸，后代问斩。“文字狱”真实地反映当时满族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情感很敏感，内心也是惧怕汉族的民族情绪高涨，所以文人往往因为文字的误会而遭受体罚或者丢了性命。

在行政管理上，尽管使用汉人，但是不敢赋予汉人以实权，甚至在思想内心深处对汉族官员处处揣测和提防。尹嘉铨曾经担任大理寺卿（国家最高法院院长），自称“古稀老人”，“为王者师”，弘历认为荒唐狂妄，乃将其绞死。在精神上使汉族屈服，就是要将本民族地位置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上，在精神领域培养顺民意识，才好顺顺当当地统治国家。

2、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通过重修或编写文献典籍，淡化汉民族意识。清政府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提出：“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者，在《四库全书》中要“夷之改彝，狄之改敌”。鲁迅对此有过评价：“`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②。精神思想上的禁锢和文化意识上的阉割，导致汉民族的许多知识分子要么整天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专心致志从事考据，在古书堆里当不需要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学者”，清代学术研究有许多成果，文字考据学巨著较为突出。

3、民族传统习俗的冲突和压制。顺治初年，清王朝下令汉民与满族一样蓄发，易衣冠，概从满洲制。“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③，由束发留辩改变民族习俗入手在精神上征服汉人；强调学习满文满语，天聪八年，皇太极命令将汉文官名、城邑名一律改用满文，“嗣后不许仍袭汉语旧名。.....若不遵我国新定之名，查出决不轻恕”。并要求满族官兵恪守祖宗规矩，“言语衣服骑射之事”不可轻废。“入关后曾把满文满语列为官方语言文字，要求新进的翰苑名臣都要学习满语满文，召见时以满语奏对。八旗兵操练时也只讲满语，雍正还曾命令侍卫、护军都只讲满语”④，要求汉族在服装式样、礼仪方式甚至一些生活习俗上放弃汉族传统而沿用满洲传统。

清统治阶级削弱汉文化和有关的汉民族传统意识，遭遇到汉民强烈甚至是激烈的反应。历史记载：满洲八旗兵下江南宣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时，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士大夫更是陷入长时间的“士可杀不可辱”的辩论中，王夫之就坚持认为华夏之大防是第一位的：“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⑤，他还说“非我类者，不入我伦”，甚至提出对强行推行满洲定制的“夷”“狄”－－“不入我伦”者要开杀戒：“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⑥。

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和学习，共同发展早就存在，汉族悠久的文明、深厚的文化内涵一直吸引满洲人以及其先人，女真族元好问就是汉体诗写作的名家，而满族入关以后更以多种途径和方式学习和吸收汉文化。正式要求停用满文的上层人物是慈禧太后。

二、满汉文化的融合

1、文化典籍的翻译，是满族吸收汉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努尔哈赤在1616年建立八旗制度的时候，就重视在汉族的文明宝库里寻找自己民族缺乏的文化科学技术。他重视将汉族的文化典籍翻译成满文，设置了翻译汉文的翻译机构。他要求满族翻译家达海等人翻译《明会典》、《素书》、《三略》、《武经》、《洪武宝训》、《大学衍义》、《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历史、哲学、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图书，还翻译了《三国演义》、《西厢记》、《金评梅》等文学名著。入主中原后，“1651年在科举考试中设立翻译科，应考者限于旗人子弟，雍正元年设立翻译乡试，乾隆4年开始举行翻译会试”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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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的汉族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伦理、教育等书籍被翻译成满族文字，必然在满族人的政治、社会、人伦等方面产生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半游牧”的满族的文化心理。努尔哈赤曾经引用过《论语》训戒诸王“世守孝悌之道”；皇太极也引用过《武经》中良将爱兵的议论，教育诸王诸贝勒要爱兵，要“体恤士卒”关心士兵；清王朝崇尚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康熙“重用有名的理学家李光地、汤斌，刊行《性理大全》、《朱子全书》，还把朱熹请入孔庙，`配祠十哲之列"”⑧。汉族的《三国演义》对满族影响很大，清人王嵩儒在《掌固拾零.译书》中说：“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据说，皇太极就是用《三国演义》中的“反间计”，借崇祯皇帝之手除去明方主帅广东人袁崇焕。清人蒋瑞藻在《小说考证拾遗》中认为“本朝羁勒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是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汉族的关羽逐渐成为满族崇奉的神祉之一，张贴满族家家户户门窗，是为汉文化影响满族习俗的佐证。

2、学习汉家经世谋略，仿汉制建国家政权。满族八旗与汉军八旗朝夕相处，满汉之间早已相互影响。而汉族儒生士大夫入仕清廷，更是满族吸纳汉族文化重要途径。归降的汉官汉儒对汉传统文化、道德规范、典章制度、礼仪习俗都耳熟能详，当他们为清王朝“左右赞襄”时，便将汉文化灌输到满族文化系统内。清朝仿明制建立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及三院（都察院、理藩院、内三院）是采纳汉官宁完我的建议而设立的，清政府是绝对集权在皇帝的手里，政府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皇太极改后金汗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国人朝拜的旧制为“南面独坐”，也是为汉官所推动。

3、满汉民族驻防杂居，文化习俗相互影响。满族入关，八旗分兵把守泱泱中国国土，满族形成大分散、小聚集的局面，满族与汉族在杂居中逐渐吸收和顺应汉民族的文化习俗，汉族也同样受到满族的影响，广州市的西关地区是广州民俗的集中缩影，而西关的满洲窗、骑楼等又是广州民俗的象征，满洲窗竟因为满族八旗驻防广州成为近代广州民居民俗的特征，可见满汉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基本不分你我。杂居影响最明显的在以下几方面：

语言文字的改变。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清初诸帝曾再三训示满族要用满语、满文和祖宗之制、之习俗，但是入关后与汉族杂居、混居，至康熙末年，甚至盛京（沈阳）地方已经出现因“旗民杂处，以至满洲不能说满话”⑨，汉族也受满族影响，如北方人常说的“埋汰（赃）”、“急眼（着急）”、“特勒（不修边幅）”、“柯岑（不害羞）”、“寒惭（脸红）”、“嘎喇（角落）”、“斜乎（厉害）”、“稀罕（喜欢）”以及广州的著名点心“萨其玛”等都是满语的保留满族姓氏的改变。“满族姓氏繁多，据《皇朝通志.氏族略》中记载有六百四十六姓，又记谱外三十三姓’⑩”。满族的姓氏来源或以部落为姓，如叶赫部落称叶赫纳喇氏（又为“纳喇氏”）；或取自山川、河流、某地域的名称，如居住宁古塔地区的叫“宁古塔氏”、乌苏里江边的叫“乌苏里氏”；使用女真旧姓，如“粘”姓满族、又如“完颜氏”、“瓜尔佳氏”、“钮咕噜氏”、“那木都鲁氏”、“舒穆禄氏”等；还有赐姓和冠汉姓者，如明朝汉族对投降或被俘的女真或满洲人赐姓：“麻子帖林儿”改“王麒”、“阿哈出”改“李善诚”（11）。其实满族先人女真进入中原后，早就既使用本民族姓氏也使用汉族姓氏，在《金史》附录的《金国语解》里，载有女真与汉族姓氏的对应关系：“完颜，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徒单曰杜。女奚曰郎。兀沿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萧。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移刺曰刘。斛勒曰石。纳喇曰康。夹谷曰仝。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斛准曰赵。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卜散曰林。书虎曰董。古里甲曰汪。......（12）”；还有一些随名字为姓者。

目前满族基本上使用了汉姓，如：爱新觉罗（肇、金、罗、德、洪、依、海、艾、铁）、依尔根觉罗（赵）、佟佳（佟）、瓜尔嘉（关、白、汪、鲍）、马佳（麻、马）、盛佳（沈）、兀扎喇（吴、乌）、委赫（石）、富察（富、傅）、索卓罗（索）、纳喇（那、南）、宁古塔（宁、刘）、赫叶勒（何、赫）、尼玛察（杨）、良嘉（粱）、果尔勒斯（高）、舒穆禄（舒、宿）、钮咕噜（纽、郎）、齐佳（齐）、喜塔拉（祖、图、希）、他塔喇（唐）、完颜（汪、王、完）、西林觉罗（鄂）、鄂佳（鄂）、扎库塔（张）、库雅喇（胡）、阿克占（雷）、扎思乎里（贾）、萨科达（仓）、徒萨（徒）、宏佳（宏）、锁吉（锁）、鄂托（曹）、沙垃（沙）、库奔（库）、惠何（惠）、英佳（英）、洪额奇（洪）、伊喇厘（李）、墨尔迪勒（孟）、白额吉吉特（白）、文扎（文）、巴约特（高、巴）、万琉哈（万）、朱舍狸（朱）、郭洛奔（郭）、乌苏里（武）、伊图玛（伊）、余乎鲁（余）、尼玛哈（于、俞）等等（13）。

满族妇女不裹脚，皇太极曾明令禁止裹足，今天的汉族也取消了裹脚的传统陋习。满族旗袍因能显示妇女身材窈窕、婀娜多姿的风韵所以被汉族接受，它的曲线美使它成为中华民族的女性服装代表又被世界所接受。满汉杂居影响和改变了满汉风俗习惯.

4、满族学习和研究汉族文化取得杰出成就。由于满族的乾隆皇帝爱好汉族民间的皮黄演唱艺术，在北京举办戏园子祝寿，通令徽班进京，形成中国今天的国粹---京剧艺术。满族上层学习汉族文化形成了一种风气，《啸亭杂录》记载：当时“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玄烨皇帝精通汉文，更精通儒家系统的各种经典，“在清代，康熙称得上是个手段高明眼光开阔的皇帝。他不只研究儒学，甚至乐于接近基督教徒，研究基督教义。....康熙皇帝懂得，理学仍然是统治中国人民思想的有力武器”（14），还写了《理学真伪考》，“闻上在宫中，亲为东宫讲授四书五经，每日御门之前，必令将前一日所授书背过，务精熟贯通而已，士大夫家不及也”。“他的孙儿弘历仅汉文诗就写了伍万余首，以数量而言，在全世界都要算第一位”（15）。满洲正黄旗纳兰性德号称是满族的第一位大诗人，清末文豪梁启超认为他的《饮水词》：“容若小词，直追李主”（16）。《八旗文经》也提到：“纳兰容若工书，秒得镫法，临摹飞动”。《八旗通志书目》刊载了五百余种满族文士所著的经、史、子、集著作。民国初年成书的《八旗画录》收录了从顺治至清末的八旗画家二百九十多人，其间享有盛名者颇众。满族学习汉族文化的成就有：用汉文注释解释满文语法、读法、书法及造句法的《清文启录》、《初学必读》、《虚字指南》以及《清文典要》；康熙主持编修的《数理精蕴》、《白象考成》、《皇舆全览图》等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昭链的《啸亭杂录》记载清代前期的制度、礼仪、事件、人物、杂记，为研究满蒙史的参考书；富察墩崇的《燕京岁时记》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关于北京的岁时风土书，曾被译为不同文字的外文译本；女作家科德氏写的《琴谱》、完颜悦姑的《花摞闲吟》、库里雅令文的《香吟馆小草》、西林太青的《天游阁集》。满族创作的“清音子弟书”，在沈阳、北京流传，是今天的京韵大鼓的前身。满族学习汉文化，还在科学技术方面有造诣，如乾隆的“五阿哥”（第五子）永琪是一位数学家，他的八线法手卷内容丰富细致，尽管不是用A、B、C、D而是用甲、乙、丙、丁为表现手段，他的方法和今天的几何三角大体相同。永琪算法精湛，他的孙子奕绘的算法也有极高水平。左都狱史拉布墩是既懂外国语又回修理洋钟表的能手。西方石膏绷带没有进入中国时，满族的外科接骨术流行于北京，乾隆年间的伊桑阿是一位正骨专家。清朝满族好学汉文化，造成清代学者嗜书，用情于书的风气并推动整个中华学习文化、崇尚学问的风气，清代中华民族文化鼎盛发展，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与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分别在雍正、乾隆年间推出。《古今图书集成》书名为康熙所赐，康有为称其为“清代第一大书，将以秩乎宋之《册府元龟》、《太平御揽》、《文苑英华》，而可与明之《永乐大典》并竞弘富（《古今图书集成》跋）（17）”。《四库全书》编撰历时十七年，《四库全书》四部不仅收汉民族学者著作，而且收少数民族及亚欧学者著作，成为中国古代最庞大而完备的知识世界。《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类书中收罗最博、规模最大的。

满族热爱中华祖国，“道光十三（公元1833）年，英军闯入虎门，满族将军哈丰哈发炮驱赶，逐走英军。道光二十一（公元1841）年，英军攻陷虎门，进占内河，满族将军阿精阿与副都统英隆率八旗兵死守炮台。咸丰七（公元1857）年十一月十三日，英军犯境，八旗兵拼死巷战，死伤甚多，是次战役有音德、和智、乌云额等一百三十八名满族士兵战死。虎门炮战，满族将军关天培血染战袍，同时有满族军官达里保率满族官兵誓死杀敌，最后全部投井殉难。为反抗皇朝的统治，满族人民也同汉人一起投入红巾军起义，满洲正白旗地伊牛栏宝为此光荣献身”（18）。

满族开疆拓土，为形成和巩固中国今天的地域和文化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柏扬先生认为满族“……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广袤的疆土。东西汉两个王朝和唐王朝都曾为中国增加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行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超过从明王朝承袭下来的中国领土的四倍。（19）”清朝“已是一个拥有一千三百余万方公里的庞大的超级强国，在世界历史上，面积仅小于蒙古帝国，但比蒙古帝国属下的元帝国，要大两倍。（20）”

在满族统治下的清代中国，各民族的交往融合超越历史上各朝代，在中国北方，以满、汉、蒙的融合为核心，满、汉、蒙、回、达兀尔、鄂温克、鄂伦春族进行着大规模的有声有色的文化交流；在西南，“改土归流的推行，打破了土司制度封闭的重重壁垒，建立起西南少数民族与内地的密切联系。（21）”满族以喇嘛教为中介，将一条具有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纽带，将满、藏、汉、蒙，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空前牢固地联系在一起。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疆域，既加强民族和睦又强化控制，在北部，设立蒙古库仑办事大臣，在西北，设立伊犁将军、西宁将军、西南设立驻藏办事大臣，十分有效地建立政权委派官员行政管制。收复台湾，恩泽“海外”，满、汉、蒙、回、藏联系的强固，更使中国文化色彩斑斓，在空前的民族融合大潮中，绵延万里的长城已失去它的作用。乾隆皇帝对“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俞严，则隔绝俞甚（22）”的措施，提出批评。“中华民族的子集不是汉族、满族、回族，而是华北、东北（满洲）、西北、巴蜀、荆楚、吴越、（塞北）蒙古、新疆（突厥）、西藏这些以地域划分的人群和子文化。中华民族最终是一个求同存异，共同认同中华，但是风俗各异的联合体。（23）”

谈到满族问题时曾经说过：“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连在一起，把中国版图确定下来了。第二件，增加了人口，发展到4万万人，给现在的6亿5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24）。今天关于岳飞、文天祥是否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的争论，将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的汉族沙文主义是十分有害中华民族团结和睦的，事实上，正是在清代中华民族文化才高度成熟，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以及共同发展说明中华民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集成，中国文化史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共生体。

注解：

①（柏扬《中国人史纲》P812）

②（见《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③（《东华录》顺治朝，卷5）

④（20）（17）（21）（23）（《中华文化史》）

汉文化范文篇3

武汉文化旅游之名胜色彩特色总述

武汉，这座特殊的历史名城保持者其特有的色彩基调，而这些色彩基调中也饱含着不同的色彩特色。历史文化积淀的深刻与厚实，使武汉的文化色彩和底蕴颇显浓重。有独特魅力的色彩基调，展现着武汉名胜特有的文化色彩，也反映着武汉整座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于武汉名胜色彩，人们也存在着各不相同的情愫。武汉名胜色彩保存着一种特殊的历史遗情，传达出一种同样深刻却又各不相同的感触。每一种色彩基调都拥有独特的象征性，武汉名胜色彩同样有着自己所特有的象征性。武汉的历史文化、武汉人民的情感和心理情愫都应被一一唤起。

生态产业与武汉名胜色彩特色之间的联系

生态产业是现今比较倡导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生态旅游是其中的一个支架。而武汉就需要将其名胜色彩的特色加以研究与开发，有效协调生态产业武汉文化旅游与生态产业整体的统一发展。

再次开发与宣传武汉绿色文化旅游

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及时有效地对武汉绿色文化旅游做出具体规划，保护武汉绿色文化旅游，加深对武汉名胜色彩特色的研究，有效地开展一些武汉文化旅游的相关活动，适当地宣传武汉绿色文化旅游，使之成为真正的生态旅游，适应人们所需，让武汉名胜特色与生态产业武汉绿色文化旅游保持优良且和谐的发展。

汉文化范文篇4

关键词中华民族文化史汉族满族冲突融合

中华民族历史的演进，离不开中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华文化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自我禁锢的系统，汉人、苗人、羌人、匈奴人、突厥人、鲜卑人、党项人、吐藩人、女真人.....还有台湾的“原住民”，他们都是中华民族祖先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正因为中华各族文化相激荡，所以才有苏武牧羊，有昭君出塞，有岳飞“精忠报国”，有文天祥在伶仃洋边的感叹....,所以才有万里长城横亘中国大地,才有中国文化内容的生气勃勃、气象万千。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从宋代开始，“半游牧”的满族的先人女真族就与中原腹地的“农耕民族”的汉族开始了争夺与反争夺、控制与反控制的冲突和斗争，开始了思想文化、意识观念的交锋，有仇恨也有和睦甚至和亲，中华民族的血脉就这样杂交、优选地生存着和发展着。明代末年，当满洲上层阶级祭出“七大恨”、披坚执锐地以旋风之势征服大江南北、情绪高涨的南下，当八旗取得对中国这片土地的统治时，古老灿烂但积弱不振、低迷徘徊的“农耕”汉文化必然地与有进取意识的满洲“游牧”满文化发生尖锐冲突。

一、满汉文化冲突

1、在精神思想领域上的交锋。

十七世纪，汉族人口为“八千余万，满洲民族人口只有三百余万，满洲人以绝对少数人口统治一个有着绝对多数人口的文化深厚的古老帝国，有随时被消化掉了的危险，当然十分恐惧”①，所以满族统治阶级提出“崇尚满洲”的治国原则，而压服汉族人民的民族抵触意识必须导致冲突。戴明世所著《南山集》，曾用明王朝末代皇帝朱由榔年号，还引述方孝标所著《黔贵记事》，称赞方所记吴三桂的事正确。结果戴明世寸桀而死，全族屠戮。方孝标已死，剖棺锉尸，儿子孙子一律处斩。为《南山集》做序的知名作家方苞也几乎被绞死。胤祯时期，礼部侍郎（教育部副部长）查嗣庭在江西主持考试时，因试题中有“维民所止”一句，被认为是故意砍掉“雍正”的头，查自杀后仍被锉尸，所有的儿子被斩。礼部尚书（教育部长）沈德潜写了一首《咏黑牡丹》诗歌：“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句，乾隆误会是影射清王朝以异族夺得朱明皇位的逆词，令剖棺锉尸。徐述夔去世多年后，1778年乾隆皇帝在徐的遗著《一柱楼诗集》中读到“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读到“举杯忽见明天子，且把壶儿抛半边”、读到“明朝期振奋，一举去清都”的句子，认为他是“显有兴明灭清之意”，遂将其剖棺锉尸，后代问斩。“文字狱”真实地反映当时满族贵族对汉族的民族情感很敏感，内心也是惧怕汉族的民族情绪高涨，所以文人往往因为文字的误会而遭受体罚或者丢了性命。

在行政管理上，尽管使用汉人，但是不敢赋予汉人以实权，甚至在思想内心深处对汉族官员处处揣测和提防。尹嘉铨曾经担任大理寺卿（国家最高法院院长），自称“古稀老人”，“为王者师”，弘历认为荒唐狂妄，乃将其绞死。在精神上使汉族屈服，就是要将本民族地位置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上，在精神领域培养顺民意识，才好顺顺当当地统治国家。

2、民族文化心理上的冲突。通过重修或编写文献典籍，淡化汉民族意识。清政府在编纂《四库全书》时提出：“凡宋人之于辽、金、元，明人之于元，其书内记载事迹，有用敌国之词”者，在《四库全书》中要“夷之改彝，狄之改敌”。鲁迅对此有过评价：“`贼"、`虏"、`犬羊"是讳的；说金人的淫掠是讳的；`夷狄"当然要讳，但也不许看见`中国"两个字，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②。精神思想上的禁锢和文化意识上的阉割，导致汉民族的许多知识分子要么整天埋头在传统的八股文、科举之中，专心致志从事考据，在古书堆里当不需要想象力和理解力的“学者”，清代学术研究有许多成果，文字考据学巨著较为突出。

3、民族传统习俗的冲突和压制。顺治初年，清王朝下令汉民与满族一样蓄发，易衣冠，概从满洲制。“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③，由束发留辩改变民族习俗入手在精神上征服汉人；强调学习满文满语，天聪八年，皇太极命令将汉文官名、城邑名一律改用满文，“嗣后不许仍袭汉语旧名。.....若不遵我国新定之名，查出决不轻恕”。并要求满族官兵恪守祖宗规矩，“言语衣服骑射之事”不可轻废。“入关后曾把满文满语列为官方语言文字，要求新进的翰苑名臣都要学习满语满文，召见时以满语奏对。八旗兵操练时也只讲满语，雍正还曾命令侍卫、护军都只讲满语”④，要求汉族在服装式样、礼仪方式甚至一些生活习俗上放弃汉族传统而沿用满洲传统。

清统治阶级削弱汉文化和有关的汉民族传统意识，遭遇到汉民强烈甚至是激烈的反应。历史记载：满洲八旗兵下江南宣布“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时，嘉定、江阴军民发出“头可断，发决不可雉”，士大夫更是陷入长时间的“士可杀不可辱”的辩论中，王夫之就坚持认为华夏之大防是第一位的：“不以一时之君臣，废古今夷夏之通义”⑤，他还说“非我类者，不入我伦”，甚至提出对强行推行满洲定制的“夷”“狄”－－“不入我伦”者要开杀戒：“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⑥。

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相互影响和学习，共同发展早就存在，汉族悠久的文明、深厚的文化内涵一直吸引满洲人以及其先人，女真族元好问就是汉体诗写作的名家，而满族入关以后更以多种途径和方式学习和吸收汉文化。正式要求停用满文的上层人物是慈禧太后。

二、满汉文化的融合

1、文化典籍的翻译，是满族吸收汉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努尔哈赤在1616年建立八旗制度的时候，就重视在汉族的文明宝库里寻找自己民族缺乏的文化科学技术。他重视将汉族的文化典籍翻译成满文，设置了翻译汉文的翻译机构。他要求满族翻译家达海等人翻译《明会典》、《素书》、《三略》、《武经》、《洪武宝训》、《大学衍义》、《资治通鉴》、《通鉴纲目》等历史、哲学、教育、行政管理方面的图书，还翻译了《三国演义》、《西厢记》、《金评梅》等文学名著。入主中原后，“1651年在科举考试中设立翻译科，应考者限于旗人子弟，雍正元年设立翻译乡试，乾隆4年开始举行翻译会试”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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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的汉族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宗教、文学、伦理、教育等书籍被翻译成满族文字，必然在满族人的政治、社会、人伦等方面产生影响，潜移默化地改变“半游牧”的满族的文化心理。努尔哈赤曾经引用过《论语》训戒诸王“世守孝悌之道”；皇太极也引用过《武经》中良将爱兵的议论，教育诸王诸贝勒要爱兵，要“体恤士卒”关心士兵；清王朝崇尚儒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康熙“重用有名的理学家李光地、汤斌，刊行《性理大全》、《朱子全书》，还把朱熹请入孔庙，`配祠十哲之列"”⑧。汉族的《三国演义》对满族影响很大，清人王嵩儒在《掌固拾零.译书》中说：“本朝未入关之先，以翻译《三国演义》为兵略”。据说，皇太极就是用《三国演义》中的“反间计”，借崇祯皇帝之手除去明方主帅广东人袁崇焕。清人蒋瑞藻在《小说考证拾遗》中认为“本朝羁勒蒙古，实是利用《三国志》一书。当世祖之未入关也，先征服内蒙古诸部，因与蒙古诸汗约为兄弟，引《三国志》桃园结义事为例，满洲自认为是刘备，而以蒙古为关羽”。汉族的关羽逐渐成为满族崇奉的神祉之一，张贴满族家家户户门窗，是为汉文化影响满族习俗的佐证。

2、学习汉家经世谋略，仿汉制建国家政权。满族八旗与汉军八旗朝夕相处，满汉之间早已相互影响。而汉族儒生士大夫入仕清廷，更是满族吸纳汉族文化重要途径。归降的汉官汉儒对汉传统文化、道德规范、典章制度、礼仪习俗都耳熟能详，当他们为清王朝“左右赞襄”时，便将汉文化灌输到满族文化系统内。清朝仿明制建立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及三院（都察院、理藩院、内三院）是采纳汉官宁完我的建议而设立的，清政府是绝对集权在皇帝的手里，政府的功能得到充分发挥。皇太极改后金汗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国人朝拜的旧制为“南面独坐”，也是为汉官所推动。

3、满汉民族驻防杂居，文化习俗相互影响。满族入关，八旗分兵把守泱泱中国国土，满族形成大分散、小聚集的局面，满族与汉族在杂居中逐渐吸收和顺应汉民族的文化习俗，汉族也同样受到满族的影响，广州市的西关地区是广州民俗的集中缩影，而西关的满洲窗、骑楼等又是广州民俗的象征，满洲窗竟因为满族八旗驻防广州成为近代广州民居民俗的特征，可见满汉民族之间的相互影响已经基本不分你我。杂居影响最明显的在以下几方面：

语言文字的改变。满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清初诸帝曾再三训示满族要用满语、满文和祖宗之制、之习俗，但是入关后与汉族杂居、混居，至康熙末年，甚至盛京（沈阳）地方已经出现因“旗民杂处，以至满洲不能说满话”⑨，汉族也受满族影响，如北方人常说的“埋汰（赃）”、“急眼（着急）”、“特勒（不修边幅）”、“柯岑（不害羞）”、“寒惭（脸红）”、“嘎喇（角落）”、“斜乎（厉害）”、“稀罕（喜欢）”以及广州的著名点心“萨其玛”等都是满语的保留。满族姓氏的改变。“满族姓氏繁多，据《皇朝通志.氏族略》中记载有六百四十六姓，又记谱外三十三姓’⑩”。满族的姓氏来源或以部落为姓，如叶赫部落称叶赫纳喇氏（又为“纳喇氏”）；或取自山川、河流、某地域的名称，如居住宁古塔地区的叫“宁古塔氏”、乌苏里江边的叫“乌苏里氏”；使用女真旧姓，如“粘”姓满族、又如“完颜氏”、“瓜尔佳氏”、“钮咕噜氏”、“那木都鲁氏”、“舒穆禄氏”等；还有赐姓和冠汉姓者，如明朝汉族对投降或被俘的女真或满洲人赐姓：“麻子帖林儿”改“王麒”、“阿哈出”改“李善诚”（11）。其实满族先人女真进入中原后，早就既使用本民族姓氏也使用汉族姓氏，在《金史》附录的《金国语解》里，载有女真与汉族姓氏的对应关系：“完颜，汉姓曰王。乌古论曰商。徒单曰杜。女奚曰郎。兀沿曰朱。蒲察曰李。颜盏曰张。温迪罕曰温。石抹曰萧。奥屯曰曹。孛术鲁曰鲁。移刺曰刘。斛勒曰石。纳喇曰康。夹谷曰仝。裴满曰麻。尼忙古曰鱼。斛准曰赵。阿典曰雷。阿里侃曰何。温敦曰空。吾鲁曰惠。抹颜曰孟。都烈曰强。散答曰骆。呵不哈曰田。乌林答曰蔡。卜散曰林。书虎曰董。古里甲曰汪。......（12）”；还有一些随名字为姓者。

目前满族基本上使用了汉姓，如：爱新觉罗（肇、金、罗、德、洪、依、海、艾、铁）、依尔根觉罗（赵）、佟佳（佟）、瓜尔嘉（关、白、汪、鲍）、马佳（麻、马）、盛佳（沈）、兀扎喇（吴、乌）、委赫（石）、富察（富、傅）、索卓罗（索）、纳喇（那、南）、宁古塔（宁、刘）、赫叶勒（何、赫）、尼玛察（杨）、良嘉（粱）、果尔勒斯（高）、舒穆禄（舒、宿）、钮咕噜（纽、郎）、齐佳（齐）、喜塔拉（祖、图、希）、他塔喇（唐）、完颜（汪、王、完）、西林觉罗（鄂）、鄂佳（鄂）、扎库塔（张）、库雅喇（胡）、阿克占（雷）、扎思乎里（贾）、萨科达（仓）、徒萨（徒）、宏佳（宏）、锁吉（锁）、鄂托（曹）、沙垃（沙）、库奔（库）、惠何（惠）、英佳（英）、洪额奇（洪）、伊喇厘（李）、墨尔迪勒（孟）、白额吉吉特（白）、文扎（文）、巴约特（高、巴）、万琉哈（万）、朱舍狸（朱）、郭洛奔（郭）、乌苏里（武）、伊图玛（伊）、余乎鲁（余）、尼玛哈（于、俞）等等（13）。

满族妇女不裹脚，皇太极曾明令禁止裹足，今天的汉族也取消了裹脚的传统陋习。满族旗袍因能显示妇女身材窈窕、婀娜多姿的风韵所以被汉族接受，它的曲线美使它成为中华民族的女性服装代表又被世界所接受。满汉杂居影响和改变了满汉风俗习惯.

4、满族学习和研究汉族文化取得杰出成就。由于满族的乾隆皇帝爱好汉族民间的皮黄演唱艺术，在北京举办戏园子祝寿，通令徽班进京，形成中国今天的国粹---京剧艺术。满族上层学习汉族文化形成了一种风气，《啸亭杂录》记载：当时“士大夫家几上，无不陈《水浒传》、《金瓶梅》以为把玩”。玄烨皇帝精通汉文，更精通儒家系统的各种经典，“在清代，康熙称得上是个手段高明眼光开阔的皇帝。他不只研究儒学，甚至乐于接近基督教徒，研究基督教义。....康熙皇帝懂得，理学仍然是统治中国人民思想的有力武器”（14），还写了《理学真伪考》，“闻上在宫中，亲为东宫讲授四书五经，每日御门之前，必令将前一日所授书背过，务精熟贯通而已，士大夫家不及也”。“他的孙儿弘历仅汉文诗就写了伍万余首，以数量而言，在全世界都要算第一位”（15）。满洲正黄旗纳兰性德号称是满族的第一位大诗人，清末文豪梁启超认为他的《饮水词》：“容若小词，直追李主”（16）。《八旗文经》也提到：“纳兰容若工书，秒得镫法，临摹飞动”。《八旗通志书目》刊载了五百余种满族文士所著的经、史、子、集著作。民国初年成书的《八旗画录》收录了从顺治至清末的八旗画家二百九十多人，其间享有盛名者颇众。满族学习汉族文化的成就有：用汉文注释解释满文语法、读法、书法及造句法的《清文启录》、《初学必读》、《虚字指南》以及《清文典要》；康熙主持编修的《数理精蕴》、《白象考成》、《皇舆全览图》等有很高的科学价值；昭链的《啸亭杂录》记载清代前期的制度、礼仪、事件、人物、杂记，为研究满蒙史的参考书；富察墩崇的《燕京岁时记》是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成的关于北京的岁时风土书，曾被译为不同文字的外文译本；女作家科德氏写的《琴谱》、完颜悦姑的《花摞闲吟》、库里雅令文的《香吟馆小草》、西林太青的《天游阁集》。满族创作的“清音子弟书”，在沈阳、北京流传，是今天的京韵大鼓的前身。满族学习汉文化，还在科学技术方面有造诣，如乾隆的“五阿哥”（第五子）永琪是一位数学家，他的八线法手卷内容丰富细致，尽管不是用A、B、C、D而是用甲、乙、丙、丁为表现手段，他的方法和今天的几何三角大体相同。永琪算法精湛，他的孙子奕绘的算法也有极高水平。左都狱史拉布墩是既懂外国语又回修理洋钟表的能手。西方石膏绷带没有进入中国时，满族的外科接骨术流行于北京，乾隆年间的伊桑阿是一位正骨专家。清朝满族好学汉文化，造成清代学者嗜书，用情于书的风气并推动整个中华学习文化、崇尚学问的风气，清代中华民族文化鼎盛发展，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与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分别在雍正、乾隆年间推出。《古今图书集成》书名为康熙所赐，康有为称其为“清代第一大书，将以秩乎宋之《册府元龟》、《太平御揽》、《文苑英华》，而可与明之《永乐大典》并竞弘富（《古今图书集成》跋）（17）”。《四库全书》编撰历时十七年，《四库全书》四部不仅收汉民族学者著作，而且收少数民族及亚欧学者著作，成为中国古代最庞大而完备的知识世界。《古今图书集成》是现存类书中收罗最博、规模最大的。

满族热爱中华祖国，“道光十三（公元1833）年，英军闯入虎门，满族将军哈丰哈发炮驱赶，逐走英军。道光二十一（公元1841）年，英军攻陷虎门，进占内河，满族将军阿精阿与副都统英隆率八旗兵死守炮台。咸丰七（公元1857）年十一月十三日，英军犯境，八旗兵拼死巷战，死伤甚多，是次战役有音德、和智、乌云额等一百三十八名满族士兵战死。虎门炮战，满族将军关天培血染战袍，同时有满族军官达里保率满族官兵誓死杀敌，最后全部投井殉难。为反抗皇朝的统治，满族人民也同汉人一起投入红巾军起义，满洲正白旗地伊牛栏宝为此光荣献身”（18）。

满族开疆拓土，为形成和巩固中国今天的地域和文化版图做出了巨大贡献，柏扬先生认为满族“……最伟大的成就，在于满洲人的清政府为中国开辟了广袤的疆土。东西汉两个王朝和唐王朝都曾为中国增加了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但不久就行失去。而清政府为中国增加的领土，超过从明王朝承袭下来的中国领土的四倍。（19）”清朝“已是一个拥有一千三百余万方公里的庞大的超级强国，在世界历史上，面积仅小于蒙古帝国，但比蒙古帝国属下的元帝国，要大两倍。（20）”

在满族统治下的清代中国，各民族的交往融合超越历史上各朝代，在中国北方，以满、汉、蒙的融合为核心，满、汉、蒙、回、达兀尔、鄂温克、鄂伦春族进行着大规模的有声有色的文化交流；在西南，“改土归流的推行，打破了土司制度封闭的重重壁垒，建立起西南少数民族与内地的密切联系。（21）”满族以喇嘛教为中介，将一条具有宗教色彩的意识形态纽带，将满、藏、汉、蒙，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空前牢固地联系在一起。重新回到中国怀抱的疆域，既加强民族和睦又强化控制，在北部，设立蒙古库仑办事大臣，在西北，设立伊犁将军、西宁将军、西南设立驻藏办事大臣，十分有效地建立政权委派官员行政管制。收复台湾，恩泽“海外”，满、汉、蒙、回、藏联系的强固，更使中国文化色彩斑斓，在空前的民族融合大潮中，绵延万里的长城已失去它的作用。乾隆皇帝对“秦人北筑长城，畏其南下，防之俞严，则隔绝俞甚（22）”的措施，提出批评。“中华民族的子集不是汉族、满族、回族，而是华北、东北（满洲）、西北、巴蜀、荆楚、吴越、（塞北）蒙古、新疆（突厥）、西藏这些以地域划分的人群和子文化。中华民族最终是一个求同存异，共同认同中华，但是风俗各异的联合体。（23）”

谈到满族问题时曾经说过：“第一件，把中国许多兄弟民族连在一起，把中国版图确定下来了。第二件，增加了人口，发展到4万万人，给现在的6亿5千万人口打下了基础。第三件，清朝同时采用满文和汉文，使两种文化逐渐融合接近，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24）。今天关于岳飞、文天祥是否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的争论，将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排斥在中华民族之外的汉族沙文主义是十分有害中华民族团结和睦的，事实上，正是在清代中华民族文化才高度成熟，满汉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其他少数民族与汉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以及共同发展说明中华民族文化是多民族文化的集成，中国文化史是多民族文化发展的共生体。

注解：

①（柏扬《中国人史纲》P812）

②（见《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

③（《东华录》顺治朝，卷5）

④（20）（17）（21）（23）（《中华文化史》）

汉文化范文篇5

餐饮礼仪问题可谓源远流长。据文献记载可知，至迟在周代，饮食礼仪已形成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特别是经曾任鲁国祭酒的孔子的称赞推崇而成为历朝历代表现大国之貌、礼仪之邦、文明之所的重要方面。

作为汉族传统的古代宴饮礼仪，自有一套程序：主人折柬相邀，临时迎客于门外。宾客到时，互致问候，引入客厅小坐，敬以茶点。客齐后导客入席，以左为上，视为首席，相对首座为二座，首座之下为三座，二座之下为四座。客人坐定，由主人敬酒让菜，客人以礼相谢。席间斟酒上菜也有一定的讲究：应先敬长者和主宾，最后才是主人。宴饮结束，引导客人入客厅小坐，上茶，直到辞别。这种传统宴饮礼仪在我国大部分地区保留完整，如山东、香港及台湾，许多影视作品中多有体现。

清代受西餐传入的影响，一些西餐礼仪也被引进。如分菜、上汤、进酒等方式也因合理卫生的食法被引入中餐礼仪中。中西餐饮食文化的交流，使得餐饮礼仪更加科学合理。公务员之家:

现代较为流行的中餐宴饮礼仪是在继续传统与参考国外礼仪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座次借西方宴会以右为上的法则，第一主宾就坐于主人右侧，第二主宾在主人左侧或第一主宾右侧，变通处理，斟酒上菜由宾客右侧进行，先主宾，后主人，先女宾，后男宾。酒斟八分，不可过满。上菜顺序依然保持传统，先冷后热。热菜应从主宾对面席位的左侧上；上单份菜或配菜席点和小吃先宾后主，上全鸡、全鸭、全鱼等整形菜，不能头尾朝向正主位。这些程序不仅可以使整个宴饮过程和谐有序，更使主客身份和情感得以体现和交流。因此，餐桌之上的礼仪可使宴饮活动圆满周全，使主客双方的修养得到全面展示。

汉文化范文篇6

酒店的产品是由若干个不同部门组成的总体,是指能满足客人物质需求的设备设施、实物产品等有形产品与能满足客人心理需求的无形劳动服务的有机结合。从宾客的视觉来看,酒店产品一般由酒店的地理位置、酒店的设施、酒店的服务、酒店的气氛、酒店的形象和酒店的价格这六大要素构成。客人在选择酒店时,通常综合考虑这六大要素,只是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汉文化主题酒店,顾名思义就是“徐州汉文化”与“主题酒店”的结合。因此,它不仅需要具备酒店产品的内涵和特征,而且必须紧紧围绕徐州汉文化这一主题素材,通过主题酒店营造的氛围、提供的服务和打造的形象等,为宾客提供一次让人难以忘怀的美好经历。

二、徐州汉文化主题酒店产品的设计原则

(一)顾客需求原则

在疫情常态化下的今天,许多游客开始选择离家不远处“宅酒店”。据携程统计,2021年本地客人在传统节假日预订酒店占比超五成。当无须舟车劳顿的“宅酒店”成为一种新的消费方式,在游客中慢慢形成时,企业为了提高市场竞争力,成功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须从顾客需求出发,针对目标顾客群体的需求进行分析,寻找出他们哪些需求未被满足或者酒店能从哪些顾客需求方面能进一步改进。从而推出更加细分的酒店产品,迅速占领该市场,提高其占有率,进而取得市场的优势地位。

(二)产品整体性原则

整体产品的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西奥多·莱维特率先提出。这个观念用于酒店业,则是指一项完整的酒店产品应由核心产品、形式产品、期望产品、延伸产品和潜在产品这五个层面组成。酒店本质上是一个文化产品,是承载文化、展现文化、传播文化的载体。在进行汉文化主题酒店的设计时,应在提炼出汉文化主题思想的前提下,用汉文化来占领消费者的心智,达到文化的认同,确保核心产品、形式产品和期望产品的质量,毕竟这才是顾客满意的前提条件。其次才是延伸产品和潜在产品,毕竟这有助于提高顾客的满意度,“让顾客来,让顾客反复来,甚至让顾客带着亲朋好友来”。

(三)品牌化原则

品牌代表着高质量。当前的酒店业的竞争已经演变成品牌的战争。一个品牌只有被潜在的顾客认识了,才有可能由购买欲望上升到购买行为。而品牌文化建设正是品牌战略的开端,只有从文化的角度去打造品牌,才能吸引更多的顾客,成为引领顾客消费的风向标。目前以汉文化为主题的酒店品牌较少,市场仍有较大发展空间。所以企业在推出汉文化品牌核心理念的基础上,结合项目区位特色、自然风光、地域文化元素与特色体验活动,推出特色IP酒店产品。只有这样企业才能真正打入消费者的“生活圈”,从而达到扩大私域流量池的目的。

(四)数字化转型原则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推动下,我国商业形态正在向“数字化”方向发展。《“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市场发展规划》中已明确指出要推动文化和旅游市场主体的数字化转型。而事实上,数字化技术已经持续不断的渗透到了酒店行业中,企业通过数字化运营提高市场占有率,已发展成为酒店新的增长点。当然,数字化转型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为顾客提供服务。在疫情防控阶段,保障顾客的住宿安全是首要的,这里的住宿安全不仅指顾客生命和财产的安全,还包括顾客的心理安全。酒店在推行以系统化的方式进行全方位数字化布局,打通支付平台、人像检验、门禁系统等实现顾客自助入住和快速退房;让顾客在线上选房,系统再根据顾客的喜好自动匹配相应的一些服务;提供机器人送物等智能化无接触服务。

三、徐州汉文化主题酒店产品设计的建议

(一)塑造品牌

塑造酒店品牌首先要做的是建立酒店品牌识别系统,而酒店品牌识别系统主要包含有形要素和无形要素。1.有形要素酒店品牌的有形要素是构成品牌的基础,包括酒店品牌名称、酒店品牌标志和商标等。徐州汉文化主题酒店作为我国本土的酒店,名称的选择通常会用中文,当然也可以用英文或者数字,毕竟名称主要是为了树立形象,能让顾客识别并记住。酒店的品牌标志可以选择汉罐、阙、瓦当、汉兵马俑、汉画像石等典型的反映汉文化的要素,这样便于唤起顾客对品牌的联想,提高酒店品牌的辨识度,也体现了品牌的个性。这些代表酒店的品牌标志可以应用在公共区域装饰,又可用于室内装饰,甚至还能用在客用品及办公用品方面。2.无形要素酒店品牌的无形要素主要指美誉度和服务,而这两个要素也是构成品牌的核心。美誉度是顾客对酒店品牌信任度的认知和评价,是在同行中影响力的综合表现。所以说汉文化主题酒店要想在酒店业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加强经营管理,提高服务水平。

(二)酒店设施的设计

1.酒店整体建筑设计两汉是我国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第一个高峰。在建筑科学史上,汉代建筑因技术高超,艺术精湛,风格独特,已独树一帜,并一直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汉文化主题酒店在整体上的设计必须以汉代建筑为基调,采用中轴对称、螺旋结构、发射机构、自由结构等造型。阙是汉代建筑中最突出的特点,将双阙的设计理念用于汉文化主题酒店的建筑装饰设计之中,无疑不增添了浓郁的历史感和人文气息。而汉画像石又是汉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珍品,体现了汉代宏大、壮丽、现实、包容的审美特征。采用现代化材料将汉画像石建筑图中的形式特色展现出来,从而形成具有汉代韵味的建筑装饰。例如,可把汉画像石图案用于酒店外墙和酒店大堂内装饰,这样既符合现代审美意识,又保留了汉文化的民族神韵。顾客在酒店里通过酒店建筑感受到大汉雄风。2.主题客房设计由调查可知,住店客人最关心的是客房,而投诉率最高的也是客房,毕竟客人在酒店客房的逗留时间最长。汉文化主题客房的设计可以通过客用品、家具、地毯、窗帘、床上用品、艺术品等来营造汉文化主题氛围。首先,汉代虽然尚处于席坐时代,但床、塌、枰已流行,所以客房既可以设置坐卧家具,也可以设置床、帷幔、屏风。其次,汉代淮河流域盛产桑麻,纺织品主要以麻制品和丝织品为主,因此客房内的装饰既可以选择采用丝绸文化,又可以采用棉麻文化。客房内的床上用品可以铺设不同的风格,客用浴袍设计成汉服的样式,甚至可以采取一房一设计。最后,客房还可以通过艺术品的陈设,从视觉效果上增加客房的汉文化气氛。例如客房背景墙可以采用徐州的老照片和反映两汉生活及民俗的挂画、景观等进行设计;客房内还可以摆放一些民俗艺术品和植物盆景。3.主题餐厅设计汉文化主题餐厅的设计可以通过餐厅菜肴、餐具用品、餐厅服务、餐厅环境等方面去体现汉文化主题。首先,餐厅菜肴方面。徐州是彭祖文化的发祥地,所以徐州的酒店对餐饮是非常重视的,餐厅所提供的菜品多以徐州菜为主,比较有特色的有鼋汁狗肉、霸王别姬等。另外多家酒店也推了各种以汉文化相关的各类菜品或宴席。例如徐州彭城饭店推出的先秦两汉六套“中华名宴”等。除此之外,还有各种特色小吃。因此,徐州汉文化主题酒店提供的菜肴应在以徐州菜为主的前提下,菜名赋予两汉文化的历史典故。其次,餐具用品(如碗、碟、筷子、勺子等)的设计。餐具是宾客直接接触使用的,它不仅烘托宴会氛围,而且还要满足客人的体验需求。所以它们除了颜色、图案的设计必须紧扣汉文化主题,外形材质也很重要,二者缺一不可,都要反映主题。最后,餐厅环境设计。餐厅环境可以通过家具的陈设和灯光等营造出浓厚的汉文化氛围。例如主题餐厅的餐桌可以选择长方形的案,而非主题餐厅为了满足现代宴会餐饮的需求也可以保留圆桌。另外,还可以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例如元宇宙,展现两汉文化风采,让客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4.主题会议场所的设计目前一些汉文化主题酒店产品的设计主要侧重于酒店的客房和餐厅,而对于会议场所方面的设计却少之甚少。众所周知,会议的召开,尤其是高端国际会议的召开能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而徐州作为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以及未来的省域副中心城市,不久的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大型会议在此举办。因此,会议场所的设计就显得尤为重要。会议场所的设计既可以采用徐州地铁站浮雕文化墙的设计方法,把戏马台、泗水亭、歌风台、子房祠等遗迹或景点用浮雕的方式展出;也可以采取文物模型展示的方式,把徐州出土的能反映两汉文化的稀世文物如“金缕玉衣”“金带扣”、龙虎、玉戈等用装饰画或模型的方式展出。此外,还可以用景点命名不同的会议室,让每个会议室呈现一个小主题故事,供客人沉浸式了解汉文化。

(三)主题酒店服务设计

1.专业化服务设计首先,为了显示服务的专业性,员工服饰可以采用汉服。汉服乃汉民族的传统服饰,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秩序下服装与礼仪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汉文化的一个缩影。主题酒店完全可以把员工的服装设计成汉服的样式,这样员工穿着汉服为顾客服务,推广汉服礼仪展示汉朝特有壮丽美。其次,服务过程中行汉礼。汉代礼仪主要包括立容、坐容、行礼、迎宾和宴请等。酒店的服务礼仪在遵循国际准则的前提下,兼具汉代礼仪。例如,酒店的站姿、坐姿和行姿的训练就可以参照汉代礼仪标准。同时,在酒店的迎送服务过程中可以行使作揖礼,而在接待VIP客人时则可以行使跪礼。这样无疑是把客人置于真实的汉文化场景中,使其悄无声息地融入两汉文化氛围之中。另外,员工应具备丰富的汉文化知识。因此,酒店必须承担起对员工汉文化知识的培训,这样让员工既了解汉文化,也加深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增强员工的忠诚度。例如在餐饮服务上菜的过程中,可以跟客人讲解菜品的典故;还可以效仿京川宾馆,在酒店设置汉文化展厅或者汉文化体验中心,通过分故事分专题的形式设置,设专门的员工对客人进行汉文化答疑讲解普,及汉文化知识的同时,也让顾客更具体的了解汉文化主题。2.设置丰富的参与体验活动体验经济的到来,人们的消费理念已经发生改变,尤其是对于服务业的酒店来说,客人的消费不再只是局限于满足基本的功能方面,更多的是想获取一些文化的体验与认同。一是,徐州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徐州梆子、武术、剪纸、象棋、香包以及龙舞、高跷、杂技等多种民俗表演。酒店可以设梆子厅,让顾客在梆子厅里欣赏精彩的梆子表演;设民俗厅可以观看各种民间舞蹈、杂耍等各类民俗表演;设民间手工艺品厅,教顾客制作香包、剪纸、糖画等,只有让顾客参与到活动中去,才能更好地体验汉文化风情。二是,酒店可以推行顾客穿汉服吃汉菜的活动;还可以参与举办印象汉婚、欢度伏羊节、汉服礼仪表演等大型活动;甚至还可以开设汉学礼仪班,扩大酒店知名度的同时,也宣传了汉文化。三是,为了迎合“千禧一代”多元化的社交需求,汉文化主题酒店可以以汉文化为主题,推出剧本杀娱乐方式,让顾客在游戏中不仅了解了汉文化,还拓展了社交空间。3.个性化的智能服务设计酒店在推行以系统化的方式进行全方位数字化布局时,除了需提供一些大众的智能化自助入住和快速退房服务外;在机器人智能化服务这一块可以采用反映两汉文化的历史人物订制各种不同角色的机器人,例如礼宾部的迎宾、客房部递送物品的服务员、餐厅的点餐员、送餐员等等。4.定制化服务近几年,酒店业市场划分越来越细,酒店服务设计得也越来越精准。作为一种新的服务方式,定制服务策略的主要特征就是以顾客需求为导向,以现代信息技术和柔性管理手段为支持。如今酒店数字化运营为定制化服务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平台,通过大数据信息,以及网络交流,获得更多客户互动数据,进而不断地高效满足客户的诸多需求,为客人量身定制符合其需求的服务,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体验。这样不仅加强了顾客和酒店之间的沟通联系,还提升了顾客的忠诚度。定制化服务大到可以为客人设计组合产品,例如团队的会议用餐服务,以及任何“酒店+”服务,小到可以满足客人的具体某项需求。例如为客人定制一份有特色的主题酒店纪念品。酒店可以和一些工艺品、生活用品商合作,开发设计一些实用精致的主题酒店纪念品,在酒店开设纪念品定制商店。所开发的主题酒店纪念品必须是精致、方便且实用的。例如将突显汉文化的图案造型做成牙签盅、调味瓶、开瓶器等生活用品,或做丝巾、领带、包包、帽子等饰品,将古老的文物以另一种形式推广出去。这不仅可以自己收藏,而且也能作为馈赠亲友传递亲情友情的礼品,客观上起到了宣传推广的作用。

(四)主题酒店的气氛设计

1.传统色彩与灯光的应用色彩赋予产品独特的意义。酒店在色彩的选择运用上,要围绕体现汉文化的“壮美”“温婉”“祯祥”“繁复”的特征,不能够太现代,在整体的色彩中,让顾客能体会到神秘、浪漫的两汉文化意蕴。其次,灯光的选择,应该选择柔和、暖色的灯光,不要太刺眼,不同空间运用不同的色调,烘托主题文化的同时也要与酒店的空间布局和功能相适应。2.采用汉代音乐作为背景音乐背景音乐能直接影响到顾客的听觉,听觉塑造也是一种语言方面的传播。还记得2017年那首《成都》吗?赵雷的这首歌不仅带红了成都,就连那家小酒馆也跟着火了,这就是听觉艺术。众所周知,汉代乐府的设立促使音乐蓬勃发展,汉代音乐发展很快,汉代被称为是中国音乐史上的高光时期。所以,在主题酒店的公共区域播放一些体现汉代文化的音乐,例如《大风歌》作为背景音乐,打造一个独特的听觉LO-GO。

四、结语

酒店业的竞争说到底就是酒店产品的竞争,所以设计开发什么样的酒店产品,直接关系到酒店的生死存亡,在实际的酒店产品开发过程中势必会遇到许多问题,但是打造文化,塑造酒店品牌,是开发酒店产品的法宝。因此,汉文化主题酒店产品设计围绕汉文化,除了能提高酒店的竞争力,应对当前严酷的市场环境,还能让顾客体验到富有地域特色的汉文化,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贡献。

参考文献:

[1]崔波,胡顺利.酒店市场营销[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20.

[2]刘晓琳,曲春蕾.酒店市场营销[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2.

[3]王猛.汉画像石艺术在淮北当代建筑装饰中的传承方式研究[J].大众文艺,2012(15):190-191.

[4]卢志海.广州岭南文化主题酒店开发设计探讨[J].江苏商论,2017(5):7-13.

汉文化范文篇7

关键词：徐州；汉文化；旅游产业；路径

在当前时代，一种文化能作为某地代表性的旅游文化至少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一是这种文化在历史上曾在当地存留了非常长的时间，留下了非常深远的影响；二是当地应该依然拥有这种文化留存下来的，可以证明其存在的“证物”，也就是精神文化在物质上的载体，这种载体既可以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日常用品，也可以是考古发现的历史物品，再或是文字记录和说明；三是这种文化由于种种原因和当地有着密切的关系，以至于相比当地留存的其他文化更具有代表性；四是这种文化在当今依然具有强烈的时代意义，它的复兴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徐州汉文化符合以上的条件。两汉四百多年的统治给了徐州足够的时间接受汉文化的影响，两汉之后虽然徐州也经历过政治经济长期稳定的时期，但是都不如徐州作为“高祖故里”时接受汉文化的影响深远；两汉时期徐州共历经十三位楚王、五位彭城王，从已经发掘的汉墓中出土了大量的汉代文物，包括珍贵的金缕玉衣，徐州狮子山楚王陵出土的金缕玉衣是国内现存的金缕玉衣中年代最早、制作最精美的，除此之外，各类典籍对汉文化的记载也是数不胜数；当前时代要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迫切需要“内核”支撑，“国学热”方兴未艾，汉代作为儒学被确立为正统的时期，儒学经典在此时广泛传播，发扬汉文化对我们继承传统文化具有重大意义。当此之时，徐州把汉文化作为自己的城市名片不仅有利于徐州的城市转型，还有利于文化传承。

一、徐州汉文化旅游产业现状

1.行业整体规模小，发展处于初级阶段。2018年徐州的第三产业占比已经达到49%，但是旅游业在其中所占的比重很低，徐州主要发展的“6+6”产业中也没有旅游业，可见徐州的旅游业规模较小。现在徐州有100多家旅行社，其中真正有接待能力的旅行社极少，且从业人员学历低，管理混乱；目前国内的旅游大市都存在大量的民宿，且有专门的民宿清洁公司，这些在徐州都尚未见到，种种迹象表明徐州的旅游业的发展还停留在初级阶段。2.缺乏有效营销策略。徐州的各个汉文化景区普遍存在在国内外知名度不高的问题，这背后体现的是景区缺乏有效的营销策略，没有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在旅游推广中的作用，景区的曝光率低。有的景区虽然举办了对外交流活动，但影响范围局限于徐州市周围，没有真正提升景区的对外影响力。3.旅游景点数量多质量低，缺少龙头景区。目前徐州市区的汉文化景点中只有龟山汉墓和狮子山楚王陵被评为4A级景区，此外都是小型的汉文化景点，而丰县于2015年建成的汉皇祖陵景区几年来基本处在亏损状态，各景区的质量普遍偏低，表现为体验活动单一，旅游资源开发还停留在传统的参观游览上，难以给游客留下深刻印象。而且没有带动整个徐州汉文化景点发展的龙头景区，就目前情况看，有潜力成为龙头景区的只有狮子山楚王陵所在的汉文化景区。

二、徐州汉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路径

1.打造徐州形象，两汉文化代表。长期以来徐州一直给人以工业城市而非旅游城市的形象，这种情况对徐州旅游业的发展极为不利，因此打造徐州形象是发展汉文化旅游的第一步。徐州汉文化景区主要是展览出土文物，其旅游竞争力与苏州园林、杭州西湖这些著名景点相比天然处于弱势，但是我们注意到，同样是展出兵马俑，西安的秦始皇兵马俑不仅在国内闻名，在国外也有巨大的影响力，究其原因，秦始皇兵马俑的地位是由其独特性决定的，而徐州作为汉文化的发源地，也有自身的独特性，西汉多位开国将相都是出自徐州，且全国其他地方汉文化景区的影响力远不如徐州，徐州完全可以把城市形象打造成两汉文化的代表进行宣传，这必然极大的提高徐州汉文化景区在国内外的知名度。2.加强景区建设。（1）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目前徐州的各个汉文化景区普遍存在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问题，体现为景区内部甚至景区附近少有餐饮店铺、购物中心，游客就餐、购物极不方便，而全国各地的知名景区内部无不拥有大量外来餐饮业，引进外来餐饮业不仅可以解决游客就餐问题，同时还可填补景区内部大量空旷区域，对提升游客体验极为重要。（2）引进专业人才景区的讲解员严重不足，以徐州的龟山汉墓景区为例，常常是一个讲解员对着一个旅游团几十个人讲解，游客体验感较差，持此之外，景区的管理也存在诸多问题，必须引进专业人才加强管理，可以先考虑徐州大专院校旅游专业的毕业生，如果一时无法引进人才，也可以招募愿意从事讲解工作的志愿者解一时之急。（3）利用历史资源编排节目目前徐州的汉文化旅游还停留在单纯的游览层次，大量的历史资源没有得到开发利用，反观西安、杭州都有编排的大型历史剧，如西安的《梦长安——大唐迎宾盛礼》、《长恨歌》，杭州的《宋城千古情》，除此外还有很多小型表演，这些表演把当地旅游文化的影响力从物质层次升华到精神层次，从而引起游客共鸣。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这种做法，利用编排的节目把两汉时期的经典故事演绎出来，给游客留下深层次记忆。（4）重新设计旅游纪念品购买纪念品是旅游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根据调查，大部分消费者愿意承受60-500元甚至更高价位的旅游文创产品，随着年轻人成为旅游的主力军，独特的旅游纪念品显然更受到年轻人欢迎，目前徐州各汉文化旅游景区售卖的纪念品同质化现象严重，且缺乏创意，难以打动游客，可举行旅游纪念品设计大赛，鼓励大学生特别是设计专业的大学生参与，要求产品展示地域文化特色，将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相结合，对于优胜作品予以奖励。3.开设旅游公交专线。徐州的各个汉文化旅游景区之间间隔的距离较远，如龟山汉墓和狮子山楚王陵之间公交就需要一个多小时，且没有直达的公交，还有的景区位置在县区，距离更远，游客在景区之间中转极不方便，最好的做法是开设公交专线或用大巴往来，这样可以加快游客景区间的流转率，缓解旅游旺季景区接纳游客过多问题。4.充分利用高校资源。一份对南京地区大学生的调查显示，77.05%的大学生表示每年一定会有1-2次的旅游安排，而有接近20%的学生认为每年旅游的次数会在3-4次。这份调查结果背后反映的是大学生群体已经成为了难以忽视的旅游消费群体，徐州的大专院校的在校生有数万人，如果能充分调动这部分资源，对于徐州的汉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将会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

三、总结

两汉文化是徐州继承的诸多历史文化中底蕴最为深厚的文化，徐州应把发展汉文化旅游作为旅游业发展的核心，营造品牌效应，把汉文化打造成徐州的城市名片，以便尽快完成城市转型，为徐州的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点。

参考文献：

[1]胡爱英.基于全域旅游视角的景区发展路径研究——以江苏徐州汉皇祖陵景区为例[J].时代经贸，2019（3）：62-63.

[2]刘俊哲，王倩，刘彦.江苏地区旅游文创产品调查与消费者偏好因子分析[J].家具，2018（6）：85-88.

[3]高宇婷，杨子，朱一，黄滢.当代中国旅游产品同质化现象分析——以常州梳篦为例[J].大众文艺，2019（13）：62-63.

汉文化范文篇8

1．承袭明制

与先前满族的一些文化相比，明代先进的中原文化必然更加符合当时的统治与时代潮流，因此清入关前后所设立的一些中央行政机构及官职名称与明如此相似也就不足为奇了，如大理寺、太常寺、鸿胪寺、国子监、翰林院等等。但承袭并非意味着完全照搬，这里同样也有部分创新（某些机构和名称为明朝所没有），而创新的源泉就来自于清入关前后特有的制度———八旗制度，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皇太极于天聪五年（1631年）设立的六部。

2．清朝独创

这里所说的独创按时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入关前设立的；二是入关后设立的。入关前包括后金这样的民族统治政权设立的具有奴隶制色彩的议政王大臣、和硕贝勒等机构及官职名称，而入关后则有清朝完全封建化的军机处、内务府、宗人府等中央行政机构及官职名称。接下来笔者将以入关前与入关后这两个时间段为切入点，从满汉词语的对照入手来探讨其官制特点，进而说明当时满汉文化相互之间的关系。

一、入关前设立的中央行政机构及官职

（一）内阁机构及官职名称虽然内阁机构及官职设立于入关前，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一直贯穿于清代多个时期，因此其与汉文化的融合也就不可避免。以下所探讨、揭示的内阁机构及官职词语都是颇具代表性的，主要有hebeiamban（议政大臣）、hebeiwangde（议政王大臣会议）、ho觢oibeile（和硕贝勒）、jargūci（扎尔固齐）、bitheiboo（文馆）、baksi（巴克什）、dorgiilanyamun（内三院）、dorgiyamun（内阁）、alihada（大学士）、aisilameicihiyaraalihabitheida（协办大学士）等等。从这些满语词汇我们不难看出内阁机构及官职的民族性与汉文化结合后的特点。hebeiamban（议政大臣）、hebeiwangde（议政王大臣会议）、ho觢oibeile（和硕贝勒）、jargūci（扎尔固齐）是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设立的几个比较重要的中央行政机构与官职，主要为其独创，民族色彩较为浓厚。

1．hebeiamban议政大臣hebeiwangde议政大臣王会议议政大臣又称为黑白按班，其汉名为议政大臣，平时主要参与国家军国大政的谋划。早在努尔哈赤时期，此官职名就已现端倪，主要由八旗固山额真（gūsaiejen）兼任。其后的皇太极时期，议政大臣逐渐成为一个比较正式的职衔，如“崇德二年（1637年），皇太极固山贝子尼堪等与议政事，每旗设三员，以巩阿岱等为议政大臣，在其左右及贝勒之前参议国家大事。”［1］说到这里，笔者就不得不提一下议政王大臣会议了。这是满族上层贵族参与处理国政的制度，主要由议政大臣组成。最初议政大臣王会议权力很大，其决策皇帝是不能更改的，甚至都有权决定皇帝的继承，皇太极的即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早期像多尔衮、鳌拜这样的权臣都是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总理国政。但伴随着清朝入关后皇帝加强封建专制统治，议政大臣渐渐丧失了权力，成为皇帝的附庸，如入关后增加蒙古八旗的固山额真以及六部尚书为议政大臣，表面上看是参与政务的人多了，实质上是对诸王贝勒特权的削弱，避免少数人权力过大；还有就是内阁与军机处的出现等。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议政大臣的职名被取消，议政王大臣会议自然也随之退出了历史舞台。在笔者看来，议政大臣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取消是清朝建立统一国家封建政权的必然结果，因为封建统治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着皇权专制的逐渐确立，而皇权的集中必然意味着臣权的削弱，所以它们权力的逐渐丧失也就不足为奇了。

2．ho觢oibeile和硕贝勒“ho觢o”一词的意思为：“四方之方，方隅，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角之角。”［1］由此可见它主要是一个方位词。但是ho觢o与专主一旗的贝勒联系在一起就具有新的涵义，可指代某一旗，也是清代早期封号。清代早期习惯在爵位、封号之前加上“和硕”一词，以显示权力与地位，例如和硕多罗亲王（ho觢oidoronggocinwang）、和硕墨尔根戴青贝勒（ho觢oimergendaicingbeile）。虽然和硕贝勒系清代早期的封号，但另一方面其也是一个重要官职，因为他同样是议政大臣中的重要成员，如《东华录》天命四记载：天命七年（1622）三月，更明定皇子八人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硕”一词被取消，贝勒也仅仅成为清仿明制封爵后的爵号，其展现的权力与地位已不能和清代早期相比。

3．jargūci扎尔固齐扎尔固齐借自蒙语，汉语意思为理事官，其主要的职能是职掌案件的初审。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努尔哈赤设置理讼听证大臣五人，并设扎尔固齐十人佐理。凡有听断之事，先经扎尔固齐十人审问，转交与五大臣，五大臣再审，而后报告贝勒。在笔者看来，扎尔固齐的职能与明清时期的大理寺卿类似，不同的是它有很强的民族政权色彩，同样这也意味着它存在的时间不会长久。天命十一年（1626年），皇太极设立了十六佐管大臣和十六调遣大臣，正式标志了扎尔固齐的废止。

4．bitheiboo文馆baksi巴克什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设立文馆（汉译为书房），并把文馆里的文臣（baksi）分为两班“命巴克什达海同笔贴式刚林、苏开、顾尔马浑、托布戚等四人翻译汉字书籍，巴克什库尔缠同笔贴式吴巴什、查素喀、胡球、詹霸等四人记注本朝政事，以昭信史。”［2］由此可见文馆的职能：一是翻译汉文典籍；二是记录本朝政事。实际上，文馆就是皇太极的政治咨询机关，即内阁最早的雏形，是受当时明朝的影响而设立的。但这时的文馆还并非中央一级行政机构，馆内人员也是数额不定，并且没有首长。

5．dorgiilanyamun内三院内三院于崇德元年（1636年）设立，包括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三个机构，其具体职能是：内国史院，负责记录饮食起居、撰拟诏令、纂修实录等；内秘书院，负责撰写与外藩之间的往来书信、记录各机构的奏疏等；内弘文院，负责注释历代行事的好坏、颁布各种制度等。此时其已经初具内阁的规模，由此可见内三院的进步。此外，内三院的官制这时较之文馆也有了一些变动，那就是正式出现了首长———大学士。三院共大学士四人，学士五人，分别由满人、汉人、蒙古人担任。这时内三院正式成为了中央一级的行政机构。值得一提的是内三院跨了入关前与入关后两个时间段，入关后的内三院较之入关前又有了些变化，如顺治二年（1645年）与翰林院的合并、顺治六年（1649年）侍读学士与侍讲学士的增加以及顺治八年（1651年）大学士品级的确定等等。

6．dorgiyamun内阁alihada大学士aisilameicihiyaraalihabitheida协办大学士dorgiyamuniashanibitheida内阁学士“内阁”一词满语音译为多尔吉衙门，设立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是清入关后帮助皇帝处理国政重要的中央行政机构。虽然内阁在此后经历了两次裁撤，但最后还是在康熙九年（1670年）正式确定下来，成为定制。内阁设有大学士（alihada）、协办大学士（aisilameicihiyaraalihabitheida）、内阁学士（dorgiyamuniashanibitheida）、内阁侍读（dorgiyamuniadahabitheida）等等。其中大学士（满语称为阿里喀达，汉字为中堂）一般都兼殿阁衔，分为满汉两种，品级为正一品，地位好比明朝时的丞相，十分崇高；协办大学士为大学士的副职，主要职能是协助大学士处理内阁事务，“最早为雍正元年至五年间（1723—1727）有署大学士。二年有协理大学士。六年又有额外大学士。十年至十三年（1732—1735）复设有协理大学士。到乾隆四年（1739）才有协办大学士，以后并改为常设。其品级，比大学士稍低，为从一品。”［3］剩下的侍读学士、学士、中书等稍微低一级的官员都在内阁以下的机构内任职。总体来看，虽然清代内阁名义上是中央行政中枢机关，但却并无实权，无形中造就了在清朝统治时期内皇权与阁权的相安无事，这和明朝后期皇权与阁权的激烈斗争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可见清朝统治者完全吸取了明朝的教训，成功压住了阁权，将内阁真正变成了皇帝的顾问机构，进而把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推向了顶峰。最后，内阁在乾隆之后逐步被削弱，并于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被废止。bitheiboo（文馆）、dorgiilanyamun（内三院）、dorgiyamun（内阁）这三个机构虽然其中有过反复（这里指内三院与内阁名称的变换），但总的来看是一脉相承的。如果非要找出它们三者的不同，在笔者看来，那就是受汉文化影响的深浅不同。文馆与内三院都是入关前设立的，汉文化影响程度不深，自然各方面都十分简单，而内阁受汉文化影响程度比较深，各部及官职分工较之文馆与内三院更加明确，规模也更加完备。（二）六部机构及官职名称虽然清代六部是以明代官制为蓝本设立的，其职掌也是相近，但就总体而言，明清两代的六部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当然我们这里所说的不同主要还是体现在入关前满族社会一种特有的制度———八旗制度在六部内的渗透，而相比入关前，入关后的六部则更为接近明代六部。

二、入关后设立的中央行政机构及官职

虽然清入关后设立的中央行政机构及官职也有独创，但总体来看，其大都是通过沿袭明制而设立，民族特色较之入关前也有所淡化。

（一）军机处机构及官职名称军机处（coohainashūniba），全名为“办理军机事务处”（coohainashūnibaitabeicihiyaraba），设立于雍正七年（1730年），为清代独创。虽然在乾隆年间经历了一次裁撤风波，但军机处还是存在了一百八十多年，直到宣统三年（1911年）被撤废。cooha：军事，有关军事的；nashūn：事机、情况；ba：地方。我们把军机处的满文词语分开来看就很容易发现它的职能是处理军务。当然了，处理军务只是其在初设时的职能，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机处的职能也进一步扩大，甚至权力还超过了内阁，成为掌握职掌国家大政重要的中央行政机构，但军机处大多都是按皇帝的命令来处理政务。张德泽在《清代国家机关考略》里将军机处的职能总结为以下几个：“拟写皇帝的谕旨；办理皇帝交议的大政；审办大狱案件；奏补文武官员；考查行军之山川道里与兵马钱粮；查考大典旧案与考证历史事件。”［3］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军机处绝对服从皇帝的特点。与其他行政机构相比，军机处的职官设置显得尤为简单。主要有军机大臣（coohainashūniam-ban）与军机章京（coohainashūnijanggin），而这样的职官设置往往会发展为权力过于集中，进而威胁到皇权。但清朝皇帝却很好的处理了这一点，例如军机大臣与军机章京都为满、汉大学士、尚书、侍郎等兼任；不设定额的军机大臣；亲王不担任军机大臣等等。自然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也就与军机处一样只是清朝皇帝维护统治的工具而已。

（二）内务府机构及官职名称内务府（booiambaniyamun）全称为总管内务府衙门，是直接为皇帝及其家族服务并管理宫廷事务的机构。虽然内务府设立于顺治时期，但其与满族社会一项特有的制度———包衣（booi）制度却渊源极深。“包衣”在《清史满语辞典》解释为：家的、家人之给使的奴仆。［1］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包衣就已经出现了，其主要来源包括俘虏、投充之人等等。其实那时的包衣说白了就是为主人世代服役的奴仆，毫无特权可言，而这种情况在入关后有了极大的改善，包衣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为上三旗（内府三旗）服务，隶属内务府；另一部分为下五旗服务；隶属各个王府。另外，他们也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甚至还可以做官，但就整体而言，还是内务府的包衣地位更高，待遇更好。由于是为皇族及家族服务的专门机构，内务府存在的时间也更长一些，一直到了民国十三年（1924年），内务府才随着溥仪的被逐而消失。内务府总管（booiamban）又称为包衣昂邦，汉语意思为家内之臣，是管理内务府事务的最高官员。品级为正二品，无定员，“由侍卫、府属郎中、内三院（内务府所属上驷院、武备院、奉宸苑，非清初之内三院）卿内简用，或以王公、内大臣、尚书、侍郎兼任。”［3］其下设有堂郎中主事、各司员外郎主事、笔贴式等等。虽然内务府很大程度上是起源于满族的包衣制度，但我们并不能完全把它当做清代独创，因为换个角度来说，内务府也可以说是参考明朝二十四衙门而设立的，因为它下属的一些部院是沿明制而设的。此外，内务府还曾被十三衙门所取代。很大程度上来说，内务府也可以说是满汉文化融合的产物。

汉文化范文篇9

【关键词】徐州;汉文化;艺术元素

一、徐州两汉历史文化概述

徐州为华夏九州之一,古称彭城,已有2600多年的建城史,是中国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处于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的交汇点,“齐文楚武”,徐州正是文武消长的枢纽。徐州是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是13位楚王、5个彭城王的领地和墓葬所在地,并发现有多位汉代贵族的墓葬,其历史文化悠久,汉文化艺术底蕴深厚,为研究中国两汉传统艺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两汉时期徐州人在经学、文学、目录学等方面均做出标志性成就。两汉文化是徐州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历史内涵。史学界有学者认为“明清看北京,隋唐看西安,两汉则要看徐州”。徐州是西汉、东汉、三国时曹魏和西晋等3朝封国的国都,历史上徐州籍人士中涌现出11位开国皇帝,所以徐州堪称是中国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两汉文化艺术的历史地位是不可代替的。如果可以深入研究徐州的两汉文明,对于汉史的认知和理解决不亚于拜读司马迁、班固、范晔的史学专著。

徐州发现和发掘两汉文化古迹众多,如:狮子山楚王陵、狮子山兵马俑、北洞山地下宫殿、龟山地下宫殿;土山汉墓出土的鎏金兽形砚;睢宁刘楼汉墓出土的铜牛灯等珍贵文物,皆属国宝。其中以“汉代三绝”——汉兵马俑、汉墓、汉画像石为代表的两汉文化最为夺目,极具艺术欣赏和考古价值。

二、两汉文化艺术符号元素

如上所述,徐州两汉文化的艺术种类很多,本文主要从工艺美术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徐州两汉时期的工艺美术现存文物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徐州是两汉文化遗存最为集中丰厚的地区之一,汉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并称中国“汉代三绝”。徐州两汉文化视觉元素的特征,主要从汉墓的建造方式、汉画像石艺术表现形式、汉兵马俑艺术特点来体现。通过分析两汉墓葬建筑、汉画像石、汉兵马俑总结归纳两汉视觉艺术的表现。

1、汉代墓室建筑

汉代墓室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建造,整个空间是完整的,体现了天地万物。从整体上说,汉代墓葬造型艺术包括石阙、祠堂、地下墓室、棺椁、随葬品及它们的装饰部分。每个小系统无不象征一个小宇宙,是整个墓葬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徐州的汉墓主要分为西汉、东汉两个时期。西汉王陵墓的构造、形制特点,是以横穴岩洞为主,多数独占一山头,建筑方法是先开凿露天墓门、墓道、甬道,然后再向山腹中深凿墓室。东汉时期彭城王的墓葬,与西汉时期楚王陵相比,风格迥异,一般是在平地或台地上竖穴起坟造墓,有较大的封土堆,与西汉楚王陵独霸山头的气势不可比拟。两汉时期还流行汉阙,并用汉阙来装点宫殿、墓葬。汉阙主要是立于宫殿、墓前的仿木石制地面建筑,放在墓前是墓主身份的标志。

在徐州汉墓中,形制较大内容最丰富的是楚王陵。楚王陵坐北朝南,依山为陵,凿山为墓。陵墓直接开凿于山体之中,南北总长117米,宽13.2米,深入山下20余米,总面积851平方米,开凿石方量5100余立方米。宏大的地下玄宫几乎把山体掏空,工程浩大,气势磅礴,全国罕见。楚王陵墓模仿地面宫殿的建筑群体,结构复杂,形制奇特,建有包括浴洗室、御府库、御敌库、钱库、印库、前厅堂、棺室、礼乐房以及楚王嫔妃陪葬室等大大小小墓室12间,再现了西楚汉王奢侈的生活场景,也印证了汉代盛行的“事死如生”的丧葬观。

另一座形制较大的汉代墓室是龟山汉墓。龟山汉墓位于徐州西北约9公里开发区内,龟山西麓。为西汉第六代楚襄王刘注(即位于公元前128年~前116年)夫妻合葬墓。龟山汉墓以山为陵,因山为葬,全部为人工疏凿而成的两座并列相通的合葬墓。其中南为楚襄王刘注墓,北为其夫人之墓。两墓均为横穴崖洞式,墓葬开口处在龟山西麓,呈喇叭状,有南北二墓道。每甬道长56米,高1.78米,宽1.6米。每条甬道由26块重达6~7吨塞石,分上下两层堵塞,且塞石间接缝隙严密。15间墓室,室室相通,大小配套,主次分明。墓葬东西全长83米,南北33米,总面积700米余平方米,容积达2600多立方。雕凿精细,工程浩大,气势雄伟。为全国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楚王陵墓。甬道内15个洞室,分别为兵器室、战马室、厕所、厨房、殿房、寝室以及棺室等。各洞大小不一,高低不等,有的还有石柱,雕凿精致。

2、汉画像艺术

汉画像亦称“汉画”,包括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帛画、漆画、玉饰等图像资料。[1]画像石、画像砖和帛画等是根据物质材料及制作方法的不同来进行划分的。画像石是在地下墓室、墓地祠堂、石阙、棺椁等物体表面上的镌刻,而画像砖是印模及窑烧的结果。汉画像是对汉代不同物质材料和形式表面图像的概括,其中,画像石、画像砖因特殊的物质载体,使它们比帛画、漆画更容易保存和流传下来。因此,汉画像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画像石、画像砖上的图像。

徐州汉画像石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它绝大多数出自墓室内,也有极少部分刻在祠堂的墙壁上。徐州出土的汉画像石已有1000多块,是我国汉画像石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汉画像石是汉代的画家、雕刻家在石块上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艺术形式上它上承战国绘画古朴之风,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河,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规和规范。汉画像石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艺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史学家翦伯赞先生非常重视汉画像的史料价值,他认为:“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这些石刻画像假如把它们有系统的搜辑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2]汉画像石艺术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人们的信仰、习俗、观念。通过深入地研究其图像内涵,可以揭示出它隐含的文化与审美价值。

汉画像石是徐州汉代文化的精髓。从徐州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来看,其内容大体分为三种:一种是历史人物故事,一种是现实生活写照,另一种是灵怪神话传说。从各个角度形象地再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汉画像石题材广泛,造型元素多种多样,具有极高的艺术应用价值,最具代表性的造型元素有装饰图案、构成形式、肌理等美学元素。

3、汉代兵马俑

1984年12月,徐州东郊狮子山附近出土了4800多件西汉时期的彩绘兵马俑,其数量之多,规模宏大,实数罕见。这批分布于6条俑坑,总数4000多件的陶俑群反映了西汉初年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国军队的整体建制。据初步推测,此墓的主人为汉代分封到徐州的某一代楚王,这批陶俑是楚王拥有军事力量的缩影。狮子山兵马俑的发现,对研究当时的墓葬制度,兵俑的装备和组成,骑兵、车兵的建制和运用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徐州汉兵马俑,由于主人只是臣属于中央王朝的一个诸侯王,因此不可能制作秦俑那样规模巨大、形象逼真的陶俑。

汉兵马俑虽然没有秦兵马俑那样高大,但制作工艺先进。徐州汉兵马俑是用模子制作出来再经二次加工塑造成的,大小差不多,但是,他们的表情千姿百态,各不相同。高大壮观、写实主义的秦兵马俑给人一种奔放雄浑的力量美。徐州汉兵马俑在继承了秦兵马俑风格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由写实转为写意,更侧重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

三、结语

徐州两汉文化艺术设计其气势宏大、造型美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韵律感强有很强意境美;艺术技法娴熟,制作工艺先进、夸张表现得体、色彩运用细腻、大胆,具有极强的艺术美感和艺术感染力。徐州两汉造型艺术的形式是具象的,具体可感的物象本身渗透着丰富的观念内容和审美内涵。两汉艺术在整体上是统一在沉雄、饱满、蓬勃的气象中;是朝气蓬勃开拓进取的大汉时代精神在造型艺术中的自然流露。汉代是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历史时期。拓荒开疆、民族战争使汉代人形成雄飞奋进和追求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观,“汉代精神是我们民族初步形成时期特有的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它气魄宏大,勇于开拓,是一种崇尚阳刚之美的大气磅礴的时代精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汉代精神。”③

中国传统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对民族传统生活和情感的视觉写照,是以规范的视觉语言参与对传统生活形式的创造。它由生活的适用方面臻入伦理、道德、审美与宗教诸方面,从而传递出设计图式与人生图式互动觉解的一贯思维。徐州两汉文化艺术中的传统符号是一种观念性的符号,它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映射下的造型观念和审美意识,这种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它反映的是中国历史传承的人文思想。汉代艺术承载的“汉代精神”留存在民族的血脉之中,现代艺术作品中所求的“中国精神”正是源自汉代的那种大度、进取的时代特点。这是艺术的延续与发展,它体现的是构成方式的传承性。对两汉文化艺术的传承性上主要采取两种借鉴形式,第一种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形的借用,如形的借代、形的关联、具体图像语言的使用。第二种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艺术神的传承,如以形写神、离形得意、形神一体,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传统符号意义的延伸与新的形象的产生。

注释

①朱存明.汉画像的象征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

汉文化范文篇10

关键词：徐州汉文化艺术元素

一、徐州两汉历史文化概述

徐州为华夏九州之一，古称彭城，已有2600多年的建城史，是中国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处于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的交汇点，“齐文楚武”，徐州正是文武消长的枢纽。徐州是汉开国皇帝刘邦的故乡，是13位楚王、5个彭城王的领地和墓葬所在地，并发现有多位汉代贵族的墓葬，其历史文化悠久，汉文化艺术底蕴深厚，为研究中国两汉传统艺术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两汉时期徐州人在经学、文学、目录学等方面均做出标志性成就。两汉文化是徐州成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主要历史内涵。史学界有学者认为“明清看北京，隋唐看西安，两汉则要看徐州”。徐州是西汉、东汉、三国时曹魏和西晋等3朝封国的国都，历史上徐州籍人士中涌现出11位开国皇帝，所以徐州堪称是中国汉文化的发源地。徐州两汉文化艺术的历史地位是不可代替的。如果可以深入研究徐州的两汉文明，对于汉史的认知和理解决不亚于拜读司马迁、班固、范晔的史学专著。

徐州发现和发掘两汉文化古迹众多，如:狮子山楚王陵、狮子山兵马俑、北洞山地下宫殿、龟山地下宫殿；土山汉墓出土的鎏金兽形砚；睢宁刘楼汉墓出土的铜牛灯等珍贵文物，皆属国宝。其中以“汉代三绝”——汉兵马俑、汉墓、汉画像石为代表的两汉文化最为夺目，极具艺术欣赏和考古价值。

二、两汉文化艺术符号元素

如上所述，徐州两汉文化的艺术种类很多，本文主要从工艺美术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徐州两汉时期的工艺美术现存文物主要集中在这一时期的墓葬中。徐州是两汉文化遗存最为集中丰厚的地区之一，汉墓、汉画像石、汉兵马俑并称中国“汉代三绝”。徐州两汉文化视觉元素的特征，主要从汉墓的建造方式、汉画像石艺术表现形式、汉兵马俑艺术特点来体现。通过分析两汉墓葬建筑、汉画像石、汉兵马俑总结归纳两汉视觉艺术的表现。

1、汉代墓室建筑

汉代墓室是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建造，整个空间是完整的，体现了天地万物。从整体上说，汉代墓葬造型艺术包括石阙、祠堂、地下墓室、棺椁、随葬品及它们的装饰部分。每个小系统无不象征一个小宇宙，是整个墓葬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徐州的汉墓主要分为西汉、东汉两个时期。西汉王陵墓的构造、形制特点，是以横穴岩洞为主，多数独占一山头，建筑方法是先开凿露天墓门、墓道、甬道，然后再向山腹中深凿墓室。东汉时期彭城王的墓葬，与西汉时期楚王陵相比，风格迥异，一般是在平地或台地上竖穴起坟造墓，有较大的封土堆，与西汉楚王陵独霸山头的气势不可比拟。两汉时期还流行汉阙，并用汉阙来装点宫殿、墓葬。汉阙主要是立于宫殿、墓前的仿木石制地面建筑，放在墓前是墓主身份的标志。

在徐州汉墓中，形制较大内容最丰富的是楚王陵。楚王陵坐北朝南，依山为陵，凿山为墓。陵墓直接开凿于山体之中，南北总长117米，宽13.2米，深入山下20余米，总面积851平方米，开凿石方量5100余立方米。宏大的地下玄宫几乎把山体掏空，工程浩大，气势磅礴，全国罕见。楚王陵墓模仿地面宫殿的建筑群体，结构复杂，形制奇特，建有包括浴洗室、御府库、御敌库、钱库、印库、前厅堂、棺室、礼乐房以及楚王嫔妃陪葬室等大大小小墓室12间，再现了西楚汉王奢侈的生活场景，也印证了汉代盛行的“事死如生”的丧葬观。

另一座形制较大的汉代墓室是龟山汉墓。龟山汉墓位于徐州西北约9公里开发区内，龟山西麓。为西汉第六代楚襄王刘注(即位于公元前128年~前116年)夫妻合葬墓。龟山汉墓以山为陵，因山为葬，全部为人工疏凿而成的两座并列相通的合葬墓。其中南为楚襄王刘注墓，北为其夫人之墓。两墓均为横穴崖洞式，墓葬开口处在龟山西麓，呈喇叭状，有南北二墓道。每甬道长56米，高1.78米，宽1.6米。每条甬道由26块重达6~7吨塞石，分上下两层堵塞，且塞石间接缝隙严密。15间墓室，室室相通，大小配套，主次分明。墓葬东西全长83米，南北33米，总面积700米余平方米，容积达2600多立方。雕凿精细，工程浩大，气势雄伟。为全国目前发现规模最大的楚王陵墓。甬道内15个洞室，分别为兵器室、战马室、厕所、厨房、殿房、寝室以及棺室等。各洞大小不一，高低不等，有的还有石柱，雕凿精致。

2、汉画像艺术

汉画像亦称“汉画”，包括汉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帛画、漆画、玉饰等图像资料。[1]画像石、画像砖和帛画等是根据物质材料及制作方法的不同来进行划分的。画像石是在地下墓室、墓地祠堂、石阙、棺椁等物体表面上的镌刻，而画像砖是印模及窑烧的结果。汉画像是对汉代不同物质材料和形式表面图像的概括，其中，画像石、画像砖因特殊的物质载体，使它们比帛画、漆画更容易保存和流传下来。因此，汉画像研究的主要内容是画像石、画像砖上的图像。

徐州汉画像石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瑰宝，它绝大多数出自墓室内，也有极少部分刻在祠堂的墙壁上。徐州出土的汉画像石已有1000多块，是我国汉画像石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汉画像石是汉代的画家、雕刻家在石块上创作出来的艺术作品，艺术形式上它上承战国绘画古朴之风，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河，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规和规范。汉画像石艺术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艺术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史学家翦伯赞先生非常重视汉画像的史料价值，他认为:“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这些石刻画像假如把它们有系统的搜辑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2]汉画像石艺术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人们的信仰、习俗、观念。通过深入地研究(下转第163页)(上接第162页)其图像内涵，可以揭示出它隐含的文化与审美价值。

汉画像石是徐州汉代文化的精髓。从徐州地区出土的汉画像石来看，其内容大体分为三种:一种是历史人物故事，一种是现实生活写照，另一种是灵怪神话传说。从各个角度形象地再现了汉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汉画像石题材广泛，造型元素多种多样，具有极高的艺术应用价值，最具代表性的造型元素有装饰图案、构成形式、肌理等美学元素。

3、汉代兵马俑

1984年12月，徐州东郊狮子山附近出土了4800多件西汉时期的彩绘兵马俑，其数量之多，规模宏大，实数罕见。这批分布于6条俑坑，总数4000多件的陶俑群反映了西汉初年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国军队的整体建制。据初步推测，此墓的主人为汉代分封到徐州的某一代楚王，这批陶俑是楚王拥有军事力量的缩影。狮子山兵马俑的发现，对研究当时的墓葬制度，兵俑的装备和组成，骑兵、车兵的建制和运用等提供了重要资料。徐州汉兵马俑，由于主人只是臣属于中央王朝的一个诸侯王，因此不可能制作秦俑那样规模巨大、形象逼真的陶俑。

汉兵马俑虽然没有秦兵马俑那样高大，但制作工艺先进。徐州汉兵马俑是用模子制作出来再经二次加工塑造成的，大小差不多，但是，他们的表情千姿百态，各不相同。高大壮观、写实主义的秦兵马俑给人一种奔放雄浑的力量美。徐州汉兵马俑在继承了秦兵马俑风格的基础上加以发展，由写实转为写意，更侧重于人物的内心世界和精神风貌。

徐州两汉文化艺术设计其气势宏大、造型美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韵律感强有很强意境美；艺术技法娴熟，制作工艺先进、夸张表现得体、色彩运用细腻、大胆，具有极强的艺术美感和艺术感染力。徐州两汉造型艺术的形式是具象的，具体可感的物象本身渗透着丰富的观念内容和审美内涵。两汉艺术在整体上是统一在沉雄、饱满、蓬勃的气象中；是朝气蓬勃开拓进取的大汉时代精神在造型艺术中的自然流露。汉代是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历史时期。拓荒开疆、民族战争使汉代人形成雄飞奋进和追求建功立业的人生价值观，“汉代精神是我们民族初步形成时期特有的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它气魄宏大，勇于开拓，是一种崇尚阳刚之美的大气磅礴的时代精神。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汉代精神。”③

中国传统艺术的本质特征，是对民族传统生活和情感的视觉写照，是以规范的视觉语言参与对传统生活形式的创造。它由生活的适用方面臻入伦理、道德、审美与宗教诸方面，从而传递出设计图式与人生图式互动觉解的一贯思维。徐州两汉文化艺术中的传统符号是一种观念性的符号，它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映射下的造型观念和审美意识，这种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它反映的是中国历史传承的人文思想。汉代艺术承载的“汉代精神”留存在民族的血脉之中，现代艺术作品中所求的“中国精神”正是源自汉代的那种大度、进取的时代特点。这是艺术的延续与发展，它体现的是构成方式的传承性。对两汉文化艺术的传承性上主要采取两种借鉴形式，第一种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形的借用，如形的借代、形的关联、具体图像语言的使用。第二种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艺术神的传承，如以形写神、离形得意、形神一体，是对徐州两汉文化视觉传统符号意义的延伸与新的形象的产生。

参考文献：

①朱存明.汉画像的象征世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