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十篇

仰韶文化篇1

我国的田野考工作逐渐开展起来,并逐步建立了中国的考古学体系,使中国的考古从新石器时代到旧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文化得到研究.第三,仰韶文化遗址成为研究史前社会的重要依据,证明了华夏文明的博大精深.经过对仰韶文化遗址几十年的研究,共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多达1000余处.它以其分布广泛,延续长久,内涵丰富,影响深远而成为中国原始社会文化中的主干力量和核心部分.因此,仰韶文化开创了近代考古学的先河,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基础和核心.

二、仰韶酒的设计

1.仰韶酒的品牌设计

创立一个品牌,不仅需要对市场营销、产品结构组成、价格比例、品牌定位、商品成列、广告知识等方面的熟悉和掌握,还需要具备尽可能宽广的知识面和独到的审美艺术,最为重要的是品牌名称和定位.而品牌要立足市场不仅需要有独树一帜的文化理念,还需要在品牌名称上独具匠心,品牌名称决定了品牌定位,品牌定位又决定了市场经济,品牌设计的越全面,其品牌的发展就越全面,整体的品牌文化才有吸引力,品牌才有更强的生命力和延续性.5史记65会盟台碑6记载:/秦昭王,赵惠文王会于泥,席间捧醛泉佳酿.秦王饮酒之酣,,0.历代达官显贵和文人骚客都曾对醛泉春吟咏不绝.近代孙中山的秘书段世桓(泥池人)曾向中山先生推荐家乡的醛泉春,后来孙中山题匾挥笔写下了/品重醛泉0,可见当时醛泉酒业己非常盛兴.醛泉春酒产于河南泥池县,是中州佳酿,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秦赵/泥池会盟0就发生在这里,是泥池史上光彩夺目的一页,清晰地记录着酒的踪迹.在这场驰名的会战中,当地所产美酒/醛泉佳酿0记入史书,见证了这场智慧与强横的交锋.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0的5史记6中,记载/秦昭王、赵惠文王会于泥,席间捧酿醛泉佳酿.秦王饮酒之酣###一仰韶酒,是古醛泉春的继承和发展,厂址设在河南泥池县,而泥池县是举世闻名/仰韶文化0的发源地,仰韶文化在历史上的影响深远、意义重大,也是被世人熟知的文化,故以仰韶酒为品牌名称.

2.仰韶酒的产品设计

产品的设计需要根据流行和品牌风格设计相关的造型主题,其中包括主题系列的连续性、色彩设计、造型设计等.任何一种设计的风格都要和产品的文化有特定的联系,并且在流行元素里加入特色设计、产品的个性化.在设计中,产品的底蕴、客户的理解、产品的消费群体都是需要考虑的方面,能让设计的产品感动客户,让客户迷恋品牌.仰韶文化的陶器是以彩陶为其特征的.彩陶,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中华民族的祖先,是在红色的特殊陶器上面画上彩色花纹的陶器艺术.这些花纹是仰韶文化的代表特征,也是现代人研究仰韶文化的重要依据.这种彩陶艺术记载着人类文明的经济、社会、生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信息,我们把这种文化称为/彩陶文化0,因为这种文化最先在河南省泥池县仰韶村发现,所以也称为/仰韶文化0.中国彩陶形象和纹饰,传递着中华民族远古时期的文化信息,开启了华夏文明的源头,中国彩陶文化无疑是中国的人文气息.仰韶酒与时俱进地推出彩陶坊、醉陶坊酒系列.其主要目的就是借助仰韶文化彩陶艺术的名气为仰韶酒打广告,这样既借助仰韶文化的文化知识提升仰韶酒的知名度,又显示仰韶酒的文化底蕴.该品牌是有文化气息的,与市场上的琳琅满目的酒品牌相比较,会让消费者加深对仰韶酒品牌的注意力和记忆.同时,仰韶酒还请了著名导演陈凯歌作为品牌的形象大使,更是大大扩大了仰韶酒的影响力,而一向对品牌代言很挑剔的陈凯歌导演也是因为仰韶酒的文化品牌因素,才决定做仰韶酒品牌的形象代言人.

3.仰韶酒瓶的造型设计

仰韶文化篇2

关键词　仰韶文化　彩陶　纹饰　现代艺术

“现代艺术”是西方20世纪以来的占主导地位的艺术形态。从20世纪初开始，随着西方社会进入现代时期，出现了与古典艺术和近代艺术不同面貌的现代艺术，它的突出特征是在艺术形式上不再以写实的风格为主，而是体现艺术家个性的观念和形式语言，并且形成了许多艺术流派，一个时期以某种艺术流派为主导。如我们比较熟悉的立体派、未来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波普艺术、照相写实主义，等等。现代艺术的起源本身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在中国至少可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批岩画。在新石器时期又出现大量陶器上的绘彩和玉器上的刻划纹样，以及其它形式的绘画。我们或可把这些史前绘画都看成是现代艺术的起源阶段。

早期的现代艺术绘画遗存，大多因附着于硬制材料才得以保留下来，如：岩画、陶器纹饰、玉器纹饰、青铜器纹饰、砖瓦上的图像、木质器物上的图像等等，不一定“绘”而还可能是“制”，在这个意义上“绘画”相似于“平面图像”的概念。另一方面，绘画的概念侧重于某种观念、思想、情绪的表达，而有别于纯粹装饰性的图案。

器物纹饰指绘制、刻划或铸造在器物表面的一些图像，是早期中国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古代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本身就是我国早期绘画的重要表现形式，其造型观念、构图方法、制作手段、象征意义及表达方式都体现了早期绘画的法则与特点，并体现了当时的文化与宗教观念。

器物纹饰主要包括彩陶纹饰、玉器纹饰和青铜器纹饰等等，其陶纹饰作为最早的一种器物纹饰表现样式，在世界很多地区都普遍发现了它的艺术遗存。彩陶纹饰一般指在陶制容器上以黑色(少数情况下有其他颜色)描绘图像，即在陶器烧制以前绘于磨光的容器陶坯外壁(少数情况下也有绘于内壁)，再经烧制而成。中国的彩陶大约兴盛于距今7000多年至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自20世纪20年代在河南渑池仰韶村的原始社会遗址发现彩陶以后，首先在黄河流域大量出土。大半个世纪以来，我国其他许多地区的不同文化类型也都陆续发现了彩陶。仰韶文化因首先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得名，距今约七千至五千年。

在仰韶文化阶段，彩陶艺术逐步走向繁荣，诞生了古朴而精美的各类纹饰。其中人面纹和鱼纹是最为典型的两种代表纹饰。相对而言，时代最早、最频繁使用的图案就是鱼纹。我们在中学历史教科书及有关中华文明史的电视专题片中，经常可以欣赏到西安半坡遗址的鱼纹彩陶盆：在红色陶盆的内壁或腹外，黑色线条勾勒出的形态各异的鱼儿栩栩如生。仰韶文化的人面鱼纹不仅具有令人折服的艺术魅力，而月蕴含着深邃的研究价值。人面鱼纹彩陶盆既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性陶器，又是中国灿烂的史前文化的象征和标志物之一。

鱼纹是仰韶文化早期最为常见的彩陶图案，一直延续使用到仰韶中期，时间长达千年之久。在仰韶中期之后的各支彩陶文化中，鱼纹就只是零星或偶尔出现了，不再作为主题图案。它大多绘制在盆形器外壁的中上腹部，个别使用在圜底钵、瓶形器及器盖上。盆形器上的鱼纹图案均规整有序，颇为固定，器物一周一般绘有两条鱼，头尾相接，头右尾左，有时两条鱼纹之间的空白处填充一条小鱼或其他花纹，既弥补了绘制过程产生的缺陷，又整体图案显得更加匀称而生动，其他器物上如王家阴洼的瓶形器、高寺头的器盖上偶见的鱼纹，虽然数量很少，却极富魅力，显露出了史前画工的卓越技艺。渭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遗址了大量的鱼纹彩陶，其中以秦安大地湾最为丰富，该遗址完整和可复原的鱼纹盆达30余件，还有千片以上的鱼纹残片、不仅如此，这些鱼纹数据构成了完整的从早期到晚期的发展序列。根据它们所处的地层以及上下叠压的关系，我们大体掌握了鱼纹发展变化的规律，这一规律甚至可以成为考古学研究中分期断代的标尺。

对仰韶文化陶纹饰演变进行研究发现，以鱼纹为主要线索，勾勒了一幅由写实具象逐渐过渡到抽象图案的演变序列，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从比较写实的描摹对象阶段出发：然后是装饰性写实，即对对象作图案化处理：最后是抽象阶段，即完全脱离对象的形状，变成与自然对象不相干的几何符号。

在彩陶纹饰中，绝大部分是由各种点、线、面构成的几何纹。而点、线、面这些造型手段又是中国绘画发展的重要因素和组成部分，并在中国几千年的绘画实践中，不断融入不同的风格和技法，表现了绘画作品的不同意境。

仰韶文化篇3

[关键词]仰韶文化；彩陶；鱼纹；鸟纹

[中图分类号]K8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4）22-0024-02

新石器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是陶器的发明和使用，当制陶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人们审美意识的增强和工艺条件的具备，彩陶便应运而生了。我国是世界上制陶最早的地区之一，仰韶文化是我国黄河中游地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彩陶在世界彩陶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彩陶纹饰不仅给我们留下无尽的遐想，而且是我们研究仰韶文化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材料。

仰韶文化，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首次在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仰韶村发现，故按照考古学惯例命名，以后经过我国考古工作者辛勤的发掘及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根据时间跨度和地域分布的不同，学界一般将仰韶文化划分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两个重要发展阶段。半坡类型彩陶以黑彩为主，也有红彩，描绘动物形象的纹饰有人面鱼纹、蛙纹、鸟纹、鹿纹和鱼纹等，一般画在盆和钵的里面；庙底沟类型彩陶以黑彩为主，少数兼用红彩，还出现了带白衣的彩陶，描绘动物形象的纹饰有蛙纹和鸟纹等，大都画在陶器的外表面。迄今发现的半坡类型彩陶鱼纹和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不仅数量多，而且变化大，在所有动物纹饰中最具代表性。关于半坡类型彩陶鱼纹和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多数学者认为是氏族部落图腾；有的学者持谨慎态度；有的学者则持反对意见，认为不是图腾。要研究清楚半坡类型彩陶鱼纹和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的具体含义，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由于历史原因，我们尚不知半坡类型彩陶鱼纹和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所表达的真实概念及意思。但是，学术界致力于透过半坡类型彩陶鱼纹和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的演变过程看其产生的影响。苏秉琦先生将半坡类型彩陶鱼纹和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的演变进行了详细划分，把半坡类型彩陶鱼纹的变化序列分为四式：

Ⅰ 写实鱼形，画在盆的里壁；

Ⅱ 简化写实鱼形，鳞纹简化，画在盆的里壁；

Ⅲ 图案化鱼形，鳍消失，上下对称，画在盆的

腹部外壁；

Ⅳ 发展的图案鱼形，各部分解为几何图案纹。①

把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图案的变化序列分为五式：

式列 界框 头 身

Ⅰ 圆框，内 圆头，有眼、喙 短身

加圆点

Ⅱ 圆框 长头，有眼、喙 短身

Ⅲ 无 长头，有眼、喙 长身

Ⅳ 无 圆点形头，无眼， 长身

长喙

Ⅴ 无 圆点形头，无眼、喙 鸟形特征

大部消失②

对半坡类型彩陶鱼纹和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的演变，张朋川先生做了高度概括：“半坡类型彩陶鱼纹，有鱼纹的完整的发展序列，这种鱼纹由最初的写实手法，逐渐演变为变体鱼纹，使之抽象化。庙底沟类型的彩陶主要饰以鸟纹和变体鸟纹，从早期到晚期有着从具体到抽象的完整的发展序列”。③由此可见，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鱼纹和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先后经历了从具象到抽象的演变过程。

半坡类型以西安半坡早期为代表，大约延续了1000年左右，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中心，东起河南郑州，西至甘肃东部，北到内蒙古河套地区，南抵汉水上游。孙祖初在《半坡文化再研究》中将半坡文化发展历程划分为六期，认为“鱼纹最早出现于半坡文化第三期，它在整个中国史前社会仅分布于秦岭南北两侧……在半坡文化三期以后，凡是半坡文化存在的地方都发现有鱼纹” 。④庙底沟类型以河南陕县庙底沟下层为代表，许多方面在继承半坡类型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大约延续了七八百年时间。庙底沟类型鸟纹以豫、陕、晋交界地区为中心发展起来，“庙底沟类型晚期彩陶上由侧面鸟纹演变成的钩羽圆点纹和复合的变体正面鸟纹的分布区域很广，东起河南中部；西至甘肃中部；北达内蒙、冀北；南及汉水上游，在广袤的仰韶文化系统的这时期的彩陶图案中，都能见到相同的变体鸟纹的样式和构图。并且庙底沟类型晚期彩陶上的变体鸟纹，还对大汶口文化和大溪文化的彩陶花纹发生影响”。⑤仰韶文化在向西传播的过程中，半坡类型遗址仅见于甘肃东部地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原始先民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断加强，庙底沟类型遗址的分布范围远远大于半坡类型遗址，到庙底沟类型晚期，其影响向西远及甘、青接壤地带，从庙底沟类型鸟纹看出，“由豫、陕、晋交界处愈往西，则仰韶文化彩陶上出现鸟纹的时间愈晚，鸟纹也愈抽象”，⑥并且对马家窑文化彩陶鸟纹产生了一定影响，“把半坡期到庙底沟期再到马家窑期的鸟纹联系起来看，很清楚地存在着因袭相承、依次演化的脉络。开始是写实的，生动的，形象多样化的，后来逐步走向图案化，格律化，规范化”，⑦马家窑文化彩陶鸟纹和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具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半坡类型彩陶鱼纹和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还对同时期的几何形花纹的产生具有重要影响，石兴邦先生在《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中指出，据专家们的分析，半坡彩陶的几何形花纹是由鱼纹变化而来的，庙底沟彩陶的几何形花纹是由鸟纹演变而来的，所以前者是单纯的直线，后者是起伏的曲线。

从距今7000年的仰韶文化早期到距今5000年的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半坡类型彩陶鱼纹和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先后经历的从具象到抽象的演变过程，历时久、传播远、影响深，说明在仰韶文化时期，我国史前社会经历了一次大一统过程。仰韶文化时期的社会大一统过程，必将伴随着仰韶文化的传播和渗透；彩陶文化是仰韶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将随仰韶文化的传播而传播；半坡类型彩陶鱼纹和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作为彩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不断向四周传播和渗透。彩陶代表新石器时代先进的生产力，是仰韶文化时期原始先民的生产生活用品，与他们日常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半坡类型彩陶鱼纹和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是原始先民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实践的产物，他们利用艺术行为再加上图形、构图及其他美学方法绘制而成，不仅反映原始先民的绘画艺术水平，而且体现他们的思想意识。

我们不可否认半坡类型彩陶鱼纹和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在艺术上取得的成就，但仅从艺术角度认识和评价半坡类型彩陶鱼纹和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是远远不够的。绘画的本质是以形表意或以形传神，半坡类型彩陶鱼纹和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当然也不例外。目前，虽然我们尚不明确半坡类型彩陶鱼纹和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的真实意义，但是半坡类型彩陶鱼纹和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先后从其他动物纹饰中脱颖而出，逐渐被广大原始先民所接受，成为绘制彩陶时最主要的动物纹饰，并且“半坡文化彩陶中的图案化鱼纹，几乎全是头右尾左的右向，基本都是剪刀尾向左，大嘴大头向右……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也几乎全是头向右边，尖尖的翅与尾向着左边”。⑧从中看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彩陶的动物纹饰不仅以鱼纹和鸟纹为主，而且其演变基本贯穿了头右尾左的发展过程，反映了原始先民的审美认同感，即原始先民能够对半坡类型彩陶鱼纹和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在审美上形成共同的认识与评价，这是因为原始先民彼此之间存在一致的利害关系，并拥有共同的目标。仰韶文化时期原始先民对半坡类型彩陶鱼纹和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在审美上的认同感，随着社会大一统的进程，在彩陶上经历了从具象到抽象的演变过程，对促进仰韶文化时期原始先民大一统思想的产生具有一定的影响。

“大一统”一词，最早出现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但是，毫无疑问，这一概念的首次提出是大一统思想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并在人们的思维意识中达到一定共识的结果。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彩陶鱼纹和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从具象到抽象的演变过程，是仰韶文化传播、融合、统一以及促进仰韶文化时期原始先民大一统思想产生的过程。我国历史发展实践充分证明，“合则兴，分则亡”，仰韶文化时期社会发展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成就，与仰韶文化的传播、融合、统一，以及仰韶文化时期原始先民大一统思想的产生不无关系。因此，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深深地根植于遥远的仰韶文化时期。

[注 释]

①②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③⑤⑥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④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仰韶文化篇4

中原崛起正当时。

8月24日,1500余名港澳深地区闽籍企业家聚首中原,不仅使1462亿元的大单花落河南,同时,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在随后参加的第六届中国河南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欢迎晚宴暨招待晚会上,受到了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用河南最好的白酒――仰韶彩陶坊酒的盛情款待。张大卫副省长更是动情地说:“为表达我们的诚意,我们各市市长、副市长、省直各厅局委办厅长、副厅长都把红酒换成了彩陶坊酒,感谢港澳深地区闽籍企业家访豫,祝贺我们的合作项目签约成功。”在张大卫副省长的祝酒词中,市长及厅长们连干六杯,仰韶彩陶坊酒充当媒介把河南人的豪爽与热情好客演绎得尽善尽美。

趁势正当时,中原建新功

近段时间,中原经济区与闽籍客商成了热门词。而在河南组织的一次次重大活动中,仰韶彩陶坊酒以“唯一指定接待白酒”的身份频频亮相,不仅展现了河南白酒的无限风情,更体现了河南人和河南民营企业家的良好形象。让河南省委书记钟情,被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称赞的仰韶彩陶坊酒,代表豫酒最高水平亮相这次投洽会其实只是一个缩影。在此之前,仰韶人便携带着蕴涵7000年文化,被誉为“中国国礼,国家名片”,“收藏中国之前的中国”的彩陶坊酒南上北下尽展河南名酒的魅力与风采。

6月11日的世界旅游城市市长论坛和6月18日的中国商帮峰会,仰韶彩陶坊酒皆被指定为唯一接待用酒,受到了国内外政要及闽商、浙商、晋商、鲁商的好评。

6月28日,2010年全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仰韶彩陶坊酒为第一高端接待白酒。

7月31日,仰韶彩陶坊酒成为河南省接待指定用酒,河南省迎宾馆专供酒。

8月22日,河南16家地产大鳄组建河南省地产商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仰韶彩陶坊酒是唯一指定用酒。

8月14日,推进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打造民营企业百年老店座谈会,仰韶彩陶坊酒是唯一指定用酒。

短短两个月内,仰韶彩陶坊酒参与各类重大活动5次,让很多国内外人士记住了河南的“国酒”,记住了仰韶彩陶坊酒。

2009年,亮相北京的一系列“组合拳”更是让G20峰会国家元首、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荣誉主席连战先生、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炳坤先生等领略了仰韶彩陶坊酒的魅力。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工商联主席孙孚凌更是这样赞叹:“国陶没有国界,国陶拥有国籍,国陶越传统、越现代,越中国、就越世界。”

品鉴7000年文明之源

的确,7000年前伟大的仰韶先民,以不朽的彩陶文化绽放出中华文明的第一缕曙光,他们用火烧制彩陶,用陶敬天祭地,他们陶醉在最原始的陶的快乐之中。曾有人这样说过:“如果我们想触摸中国酒的源头,品味千年的历史,那就选择感受仰韶酒。”

仰韶酒从来不缺少传奇。在今天河南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中原经济区的大机遇面前,作为豫商,作为一名民营企业家,如何强筋壮骨,做大企业,用一己之力助推中原经济区发展,也是仰韶酒业全体员工要思索的话题。

河南有它的区位优势。“天地之中”惊世界,细数优势竞风流。用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的话说,河南发展有12势:中之势、根之势、正之势、和之势、文之势、物之势、人之势、农之势、工之势、城之势、为之势、力之势。

应天时,乘地利,聚人和。仰韶酒业抓住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契机,让产品逐渐升级换代。仰韶酒业的高端白酒――彩陶坊酒的天时、地利、人和系列,则充分抓住文之势即河南的文化优势,民族传统优势;物之势即物华天宝,资源丰富;和之势即包容、合力、宽容;农之势即全国的粮食生产核心区;中之势即区位的优势,枢纽的优势。深度挖掘7000年的仰韶文化,全力打造河南知名品牌。为此,仰韶酒业对内聘请国内酒界泰斗秦含章、沈怡方为技术顾问,提升彩陶坊酒酒质,对外,力邀国际导演陈凯歌为品牌形象代言人,展示仰韶彩陶坊的文化魅力,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优势企业和最具影响力的优势品牌,走出了一条科学发展的道路。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不仅爱商、重商,他对豫商的“诚、和、创、韧”四字评价是对豫商的极大褒奖。同时,卢展工书记还寄语大家:风雨路兼程,磨砺始成锋;趁势正当时,中原建新功。华商多豫商,豫商多诚商。

仰韶文化篇5

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的一种文化，因1921年首次发现于河南渑池仰韶村而得名。仰韶文化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生产工具以磨制的石器为主，常见的有刀、斧、锛、凿等，打制石器仍占一定的数量，骨器相当精致。日用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细泥红陶上，常有彩绘的几何形图案或动物形花纹。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渔猎为辅，并饲养猪、狗等家畜。学者们认为仰韶文化属于母系氏族公社制的繁荣时期。由于它的遗物中常有彩陶，所以也曾被称作彩陶文化。据测定，整个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包括不同时代的各种类型，约为公元前5000～前3000年。

半坡文化：半坡氏族遗址是在陕西西安半坡村发现的一处距今约五六千年的氏族村落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重要遗址，反映的是黄河流域母系氏族公社的情况。半坡氏族普遍使用磨制石器(新石器)，已使用弓箭;开始种植粟(世界最早)，原始农牧业开始发展;能用麻线织布，烧制和使用彩陶;会建造房屋，形成了村落，过定居生活。

河姆渡文化：距今约7000年，发现于浙江省余姚县河姆渡村，它是长江流域氏族公社的一个典型。能使用骨器、木器、石器和陶器。开始种植水稻(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栽种水稻的国家之一)，饲养猪、狗、水牛，建木结构房屋，过定居生活。

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距今约四五千年，我国一些地区相继进入父系氏族公社时期，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为这一时期典型。那时，生产工具更加进步，社会经济有很大发展。大汶口居民制作的黑陶和白陶，工艺水平很高，纺织技术也有新的进步。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养蚕和丝织的国家。

仰韶文化篇6

郑州市博物馆位于郑州市嵩山南路168号，创立于1957年，是综合性地方博物馆。长期以来，利用自身优势致力于郑州地区的历史研究、文物保护、陈列展览、社会教育等，接待了大批观众，是展示郑州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重要窗口，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将展厅设在郑州市博物馆的负一楼，是非常明智的选择，这样不仅便于学习和借鉴郑州市博物馆的管理及展陈经验，而且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参观博物馆。

今年2月，国家文物局发出了《关于开展“国有博物馆对口帮扶民办博物馆”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国有博物馆积极指导和引导民办博物馆的建设，推动民办博物馆管理运行、业务开展、社会服务等方面水平的提升，不断完善博物馆功能，有效发挥民办博物馆的社会作用。民办博物馆由于起步晚，管理水平低，专业人员缺乏，急需要国有博物馆的支持和帮助。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和执行国家文物局的安排和部署，率先取得国有博物馆对民办博物馆的指导和支持，为不断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及展览水平，走出了重要的一步。

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展厅面积500平方米，办公及仓库面积180平方米。现有各类藏品1200件。其中仰韶文化陶器及汉唐陶器、釉陶器300件，商周原始瓷及魏晋唐宋瓷器300件，史前及夏商周汉玉器100件，北魏及唐宋墓志300方，三代两汉铜器200件。下面将博物馆馆藏的部分珍贵文物加以介绍，以飨读者。

龙凤呈祥――黄河流域的史前文明

仰韶文化遗址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渑池县城北9公里处的仰韶村，坐落在仰韶村南边的缓坡台地上。早在1921年,经中国政府批准，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和我国考古学家袁复礼一起进行了首次发掘。根据出土文物，确认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遗存。按照考古学惯例，把首先发现地作为该文化类型的名称，故名“仰韶文化”。

仰韶文化遗址从发现至今90余年间，共经过三次有计划的发掘，发现这里有四层文化层相叠压，自下而上是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晚期、龙山文化早期、龙山文化中期。其主要出土器物有石器、骨器、陶器、蚌器。当时人们的生活用具均为陶质，出土器物有鼎、罐、碗、盆、钵、杯、瓮、缸等。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陶器上精美的装饰图案，其纹饰有宽带纹、网纹、花瓣纹、鱼纹、弦纹和几何图形纹等，精美的彩陶是仰韶文化独具的特征。

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收藏有许多仰韶文化的陶器，其上的纹饰充分反映了史前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对生活美的追求。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飞天鸟龙”纹彩陶盆（图1）高22厘米，口径30厘米。“飞天鸟龙”纹彩陶盆在仰韶文化中为孤品，其历史、科研、文化、艺术价值难以估量。

仰韶文化北首岭二期红陶细颈瓶（图2）高30厘米。该瓶线条优美且张力十足，为目前所出三件中个头最大、造型最为优美的一件。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红陶滤酒器（图3）尖底直口，高28厘米。个头硕大，造型奇特，比例协调，器形优美。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双唇口红陶尖底瓶（图4）该瓶长146厘米，体量最为高大，为目前仅见之孤品。

巧夺天工――中原地区的高古瓷器

陶器是先民们使用水、土、火创造出来的最伟大的生活实用品和艺术品，自从有了陶器，人类的生活习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并由此衍生出各种材质的盛物器和艺术品，如青铜器、木器、各类金属器等等。瓷器是从陶器发展演变而成的，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瓷釉的出现，弥补了陶器的诸多先天不足，从此瓷器独步天下，器型美不胜收，釉质润如肌肤，颜色五彩缤纷，成为人们生活的首选盛物器及工艺美术品。作为古代中国的特产奢侈品之一，瓷器通过各种贸易渠道传到各个国家，精美的古代瓷器作为具有收藏价值的古董被大量收藏家所收藏，而高古瓷器更是各大博物馆和收藏家竞相追逐的目标。郑州市华夏文化艺术博物馆珍藏的300多件瓷器既有原始青瓷、高古瓷器，也有精美的明清瓷器，其中有几件属于国家一级文物。

西周原始青瓷盖（图5）高30厘米。完整无缺，存世稀少。国家博物馆、河南博物院虽都有一件，但无盖，此为孤品。

北齐相州窑青白瓷神牛（图6）高21厘米，长31厘米；形象威猛，生动传神。2010年央视《寻宝》栏目走进“民办博物馆藏品博览会”寻宝时被评为“民间珍宝”。该牛目前在国内外国有和民办博物馆中尚未见到第二件，属孤品。

唐代巩县窑铭文白瓷双龙尊（图7）高50厘米。高大规整，造型优美，上有八字铭文：“俱是巩等王仲作也”，为目前仅见之巩县窑铭款作品，实属孤品，弥足珍贵。

三彩砚台――盛唐文明的见证

我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唐代，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解放，经济上繁荣兴盛，文化艺术上群芳争艳，再加上唐代的统治阶级视死如生，厚葬之风盛行，把三彩陶作为随葬品，需求量急剧增长，使三彩釉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三彩釉陶始于南北朝盛于唐，它以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因为常用三种基本色，又在唐代形成鲜明特点，所以被后人称为“唐三彩”。唐三彩以黄、白、绿为基本釉色，它吸取了中国国画、雕塑等工艺美术的特点，采用堆贴、刻画等装饰图案，线条粗犷有力。它是一种低温铅釉陶器，在色釉中加入不同的金属氧化物，经过焙烧，便形成浅黄、赭黄、浅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多种色彩，但多以黄、赭、绿三色为主。唐三彩色彩自然协调、花纹流畅、斑驳淋漓、相互辉映，显出堂皇富丽的艺术魅力，是一种具有中国独特风格的传统工艺品。由于它的胎质松脆，防水性能差，实用性远不如当时已经出现的青瓷和白瓷。

砚台与笔、墨、纸是中国传统的文房四宝，是中国文人的必备用具。砚台不仅是文房用具，由于其性质坚固，传百世而不朽，又被历代文人作为珍玩藏品之选。最早出现的砚台是石砚，之后出现有铜砚、陶砚、银砚、木胎漆砂砚等等。六朝至隋朝最突出的就是瓷砚的出现，明清时期制砚的材质更加丰富，出现了瓦砚、铁砚、锡砚、玉砚、象牙砚、竹砚等等。木砚研究始于何时，没有定论，但以清代居多。唐代是砚台的重要发展时期，出现了端石和歙石两大砚材，小小的砚台，也折射出盛唐的文明和昌盛。

唐代巩县窑三彩人面镇墓兽（图8）高120厘米。体量高大，完整无损，分色好，品相一流。

仰韶文化篇7

一、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及阶段性探索

农业经济的发展情况主要体现在农作物种植、家畜饲养以及作为农业补充的渔猎等方面，而与农业关系密切的农业生产工具因属于手工业部门，故此不在再赘述。

粟和黍是中国黄河流域原始旱作农业的代表性作物，但关于这两种农作物的起源以及发展的研究却十分缺乏。据统计，中国史前出土粟和黍的地点已有50多处，单发现炭化粟粒、粟壳及粟的谷灰就有40多处，这些地点又以黄河流域占大多数(2)。从考古学文化的角度看，新石器时代的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遗址等都有粟及黍的发现(3)。就黄河流域而言，这些粟及黍的发现多见于陕西地区，如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福临堡、元君庙、扶风案板等，而本文研究区域的河南和晋南地区发现较少。

仰韶文化时期，三门峡南交口遗址仰韶中期遗存发现有粟粒，同时拣选出数粒炭化的稻米籽实(4)。渑池班村遗址在庙底沟二期文化层的H3037灰坑中发现有大量的粟和黍的炭化籽实(5)。山西垣曲古城东关遗址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遗存ⅠH210中出土有黍的籽粒，其龙山文化早期遗存ⅠH187中出土有粟的籽粒(6)。龙山文化时期的陶寺文化虽未出土明确的粟和黍，但1978――1985年在陶寺遗址采集到的炭化谷物标本，经测定主要是小米，即粟(7)。龙山文化的洛阳王湾遗址和汝州李楼遗址也有粟粒出土(8)。王城岗遗址龙山文化四期的一件陶鼎出土有约半斤的炭化粟粒(9)。新砦文化时期的新砦遗址浮选出了一批植物籽实，初步观察有水稻、小麦、粟、豆类等(10)。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二里头遗址出土有炭化的粟粒和稻粒，而且在一些陶器上见有麦穗和稻穗的图案，形象逼真(11)。洛阳皂角树遗址发现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农作物果实及种子，种类有粟、黍、大豆、小麦、稻、大麦等，其中以粟的出现率最高，占样品总数的40.4%；黍次之，占25.0%；小麦也占有一定比例，比稻的比例还高(12)。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也发现了该时期的大量炭化粟粒，甚至还发现有炭化了的粟窖藏H417、H525等(13)。另外，大河村遗址出土有粟和高粱等栽培作物的种子，但其时代不祥(14)；在晋南万荣县荆村新石器遗址中也发现有粟和高粱，但是属仰韶文化还是龙山文化，因出土层位不详不得而知(15)。

由以上简述可知，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农作物发现是比较少的，各个时期仅有一到二处遗址，最多也就三到四处遗址发现有农作物。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农作物遗存属植物遗存，不易保存，因而难于遗留下来。二是我们在考古发掘中的重视程度不够，过多的目光关注在陶器、墓葬、建筑等明显的遗迹现象上面。我们相信，随着植物考古学的发展，这方面会有较大的改善和突破。第三，其他相关学科介入较少，如农学、遗传学、动植物学等，致使有关农作物的研究比较薄弱。即使如此，中原地区这一时期还是发现有以上多处重要的农作物遗存，而且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龙山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等各时期均有所发现，且无缺环。可见中原地区属传统认为的旱作农业区，同时在这一区域内又发现有多处稻作遗存。

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稻遗存目前大概发现有15处（见表一）。就分布而言，水稻在豫西三门峡地区、豫西南地区、豫南驻马店地区、豫中郑洛以及嵩山以南地区等都有发现。晋南地区的陶寺遗址在早期小城内的西区房址周围的灰坑中也浮选出了大米粒(16)。从文化年代上看，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时期等均有所发现，未见有缺环。就品种而言，除不明品种的以外多是粳稻，已是比较成熟的栽培稻。

随着种植农业的全面发展，作为农业经济重要补充和组成部分的家畜饲养业也得到了发展。据考古发现和研究，中原地区这一时期的家养动物主要有猪、狗、羊、牛、鸡等家畜和家禽。总体而言，有关考古资料还是比较匮乏的，而且动物考古学的研究也仅是起步阶段，所以，我们择取几个典型的遗址给予分析统计，以窥一斑。

灵宝西坡遗址的发掘中收集整理了大量的动物骨骼(17)，从仰韶文化中期的H110、H114和H20出土情况看，主要的家畜仅见有猪和狗，以猪的数量最多。手选的方法三个灰坑收集到的猪的数量分别占各自动物总数的88.2%、80.6%、96.7%，H114中狗占动物总量的1.7%，H110、H20手选未见狗骨骼。用6毫米筛子选的方法收集的猪数量也占动物总数量的70%以上，狗所占比例仍很小。可见，以猪为主的家畜活动占据主要地位。

淅川下王岗遗址文化层中也发现一定量的动物骨骼，据统计，家畜有猪、狗、水牛。以猪的数量最多，其中仰韶文化时期发现22个个体，屈家岭文化为5个个体，龙山文化15个个体(18)。家畜活动占据主要地位。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发现的动物骨骼中，猪等家养动物数量较多(19)，家畜是出土动物骨骼的主体。

另外，渑池班村遗址(20)、垣曲古城东关遗址(21)、洛阳皂角树遗址(22)等都发现有一些动物骨骼（表二）。由列表的最小个体统计看，第一，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主要家畜有猪、狗、鸡、牛或黄牛。古城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文化层中发现的马，不应是人工饲养的马(23)。第二，三个遗址中，班村遗址家畜在动物总数中从裴李岗到庙底沟二期文化都是占大多数，尤其仰韶文化以后，占绝大多数，为80%以上。古城东关遗址家畜，在仰韶文化晚期数量不到动物总数的一半；至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家畜与野生动物基本平分秋色；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期至龙山文化晚期，家畜基本上是占大多数。皂角树遗址属二里头文化遗存，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家畜也占遗址动物总数的大多数。第三，上述所有遗址及遗址中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间段的任何一个时期内家猪的数量都是最多的，比其他任何一种家畜、家禽、野生动物所占的比例都大。

家猪是中国新石器时代甚至早期国家时期家畜的主流，是当时居民的主要肉食来源。史前大量用猪等家畜随葬或埋葬以表明个人财富或用以祭祀(24)，这同时又说明了当时家畜饲养业已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家畜饲养为人们提供了可靠的肉食来源，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减少了对狩猎、捕捞经济的依赖，这对促进原始农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农业产生以后，渔猎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类型应是仅次于农业生产的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为人们提供食物尤其肉食来源的重要方式之一。随着农业的发展，渔猎行为或许会减少，这极可能与野生动物资源的减少有关。也有学者认为农业的发展未能代替渔猎经济的发展，相反地，促进了渔猎经济的更加繁荣(25)。无论如何，渔猎经济对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

考古资料中，有关渔猎经济的材料是有限的。笔者以为，渔猎经济的发展状况主要是通过渔猎工具和所获野生动物骨骼两方面得以体现。

仰韶文化时期渔猎工具已经种类众多且制作比较先进。西坡遗址发现的渔猎工具有石球、骨镞、陶网坠等(26)，庙底沟遗址除以上种类外还有石镞(27)。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出土有仰韶文化至龙山文化各个时期的渔猎工具，仰韶文化时期（即东关三、四期）的种类见有陶弹丸、石镞、石弹丸、石球、骨镞、角镞等；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除仰韶文化时期的种类以外，还见有陶及石球、石网坠、石矛头、蚌镞、骨鱼钩等，各种质地的镞的型式多样，镞身与铤界限明显，且多三棱形锋，制作方法更先进。另外，种类也有所增加(28)。龙山文化时期的王湾遗址共发现51件与渔猎有关的工具，包括石镞、骨镞、蚌镞、石矛、石弹丸、石网坠等(29)。同类文化的王城岗遗址镞类多三棱形且起脊，还见有燕尾形镞(30)，同夏商周时期的青铜镞形态相近。而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确实发现了不少铜镞，双翼形，两面有脊(31)。二里头文化时期，渔猎工具在种类和技术上都有所进步。种类上除史前常见的工具外，还发现骨鱼镖（鱼叉），鱼钩大量出现，有蚌鱼钩、铜鱼钩等；技术上，镞类质地与形式多种多样，可能是兵器，也可用于狩猎，铜质渔猎工具常见(32)。

这一时间段内中原地区各遗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可能都是渔猎所得。由表二看，捕获的野生动物种类有梅花鹿、小型鹿科动物、兔、鱼类、鸟类、大型食肉兽、马鹿、马、鳖、猪獾等。个别遗址如古城东关在仰韶文化晚期渔猎所得的野生动物数量还超过了家养动物的数量，可见渔猎经济在史前经济中也占相当的比重。

另外，遗址出土器物上所绘或刻划的鱼类及动物类图案，是渔猎经济间接的体现。

以上是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农业经济以及渔猎经济发现及发展的状况。深入分析这些材料发现，它们的发展历程至少可以分成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三个阶段，各阶段表现出各自一定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恰恰最好的体现了农业经济的不断向前发展。

仰韶文化时期，一是种植业已是粟、黍、稻等多品种农作物种植结构，二是开始普遍种植稻谷。水稻在豫西三门峡地区、豫西南地区、豫南驻马店地区、豫中郑洛以及嵩山以南地区、晋南地区等都有种植，几乎遍布整个黄泛区，黄河以北一些地区也种植水稻。需要提及的是，传统认为裴李岗文化时期的贾湖遗址已是稻作农业经济。最近的研究表明稻谷在贾湖人的植物类食物资源中并未占主导地位，家畜饲养业也不发达，其经济主体是采集渔猎，而农业只是辅的生产活动(33)。有鉴于此，仰韶文化时期应该开始普遍种植稻谷，农业开始全面发展。家畜饲养，在仰韶文化时期已基本上取代渔猎成为居民肉食的主要来源，但个别遗址渔猎经济这一时期还占有较大比重。

龙山文化时期，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兴盛期。龙山文化晚期的陶寺遗址还发现了专门的大型窖穴仓储区。陶寺早期城址外东南、中期城址内的东部有一片相对独立的窖穴区，面积近1000平方米，周边是宽20米的空白隔离带。该范围内窖穴密集，多数窖穴带有螺旋形坡道可下至坑底，坑底支垫木板防潮。大窖穴容积约400立方米，小窖穴也约100立方米(34)。其农业经济发达程度可见一斑。龙山文化末期的新砦文化发现有小麦遗存，只是初步观察，还未得到鉴定，若然则意义重大。小麦是高产作物，大规模种植将极大地提高北方地区的土地载能，所以有学者认为小麦代替小米成为主要粮食作物是一场农业革命(35)。当然，目前这一时期小麦只是零星发现。在山东聊城校场铺遗址龙山文化堆积层中也发现了小麦遗存(36)。家畜饲养方面，据上文的分析可见，家畜数量占遗址发现动物总数的绝大多数，明显的是这一时期居民肉食的最主要来源。在渔猎工具上，东下冯遗址已出现了可能用于渔猎的铜镞。另外，古代食谱碳13测定结果表明，龙山文化时期陶寺人的食物结构中有70%为C4植物(37)，即粟、黍类食物的比例较仰韶文化时期的50%又有了显著的增加(38)。

二里头文化时期，一是中原地区粟、黍、稻、麦、大豆的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逐步建立，文献中提到的“五谷”已普遍种植。二是小麦传入后得到一定发展。发现小麦的地点增多，二里头遗址和皂角树都发现有小麦，除此之外，有学者提及在5个属于夏商时期的遗址中发现了炭化小麦遗存(39)。可见，小麦的发现已非一两个地点。而且，在皂角树遗址中小麦的样品出现数比水稻还多，已占到了农作物的一定比例。粟和黍属较低产量的农作物，从发展的角度看，其主导地位迟早要被其它传入或引进的高产谷物品种所取代。二里头文化时期粟和黍的主导地位或许已开始受到小麦的冲击。

二、中原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动因探索

人类的生活方式总是受到生态环境的影响，在人文生态系统中，人类、自然环境和生物环境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因此，讨论一个地区的某一时历史阶段的农业经济发展及特点时，就必须重视人类和自然环境的考察。具体而言，人类本身数量即人口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流（主要是文化经济形态的互动交流）、自然环境变化等三方面是属于生物环境的农业发展的内在动因和背景。

1.环境气候背景

我国距今8500-3000年之间进入了全新世大暖期40)，当然中原地区也进入了全新世大暖期，北亚热带界限向北推移明显，气温较现今高约0.5～3℃，年平均降水量较今高出约100-200毫米。处于高温暖湿环境下的中原地区，既有类似今天长江流域的暖湿气候，又有适于原始农耕的北方黄土母质形成的棕褐色沃土(41)。仰韶文化时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时间段处于全新世大暖期的中晚期，是其“气候最适宜期”，气温波动不大，只是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有一次大的降温事件(42)。

仰韶文化文化时期，中原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季风较强，雨量充沛，植被茂盛。北亚热带长绿阔叶混交林北界北移2～3个纬度，西安-郑州一线以南属于亚热带环境。郑州大河村遗址由其发现的植物孢粉和动物骨骼等遗存看(43)，其仰韶文化时期气候温暖湿润，植被属于森林-草原植被，并有一定的水域和湿地。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时期的动物种类有24种，其中喜暖的动物就有猕猴、大熊猫、亚洲象、水牛、豪猪、孔雀、苏门犀等7种，占29.17%，其余为长江南北均可见到的适应较强的动物，占70.83。这是喜暖动物所占比例最多的时代，未见一种喜寒动物(44)，说明下王岗在仰韶文化时期是最温暖的时期，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宜古生物和古人的生活、生产和繁衍生息。南交口遗址在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中期，其气候、水文条件较今天温暖、湿润，湖沼水域分布广泛，自然环境优越(45)。当然，仰韶文化期间环境气候是有所波动的，中原地区虽因独特的地理位置，对此变化不大敏感(46)，但也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次明显的波动降温大致出现在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时代早期之间，而二者之间出现的过渡性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其文化遗存和文化内涵都不繁荣，无法与此前的仰韶文化或此后的龙山文化相比，尤其这一时期的聚落无论数量还是规模都不发达，聚落的这一情况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农业经济受到了冲击。但总体而言，仰韶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的环境条件是非常优越的，气候温暖湿润，森林-草原型的植被，充足的降雨，明显地推动了农业经济的迅速发展。上文论及农业经济在这一时期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恰是说明了这一点。另外，这一时期的气候、水文条件使中原地区存在较广阔的水域，在低浅水域、湖泊附近完全可以种植水稻，这也是这一时期发现有许多稻作遗存的原因，以致有学者称该区域基本属粟稻混作区(47)。

龙山文化时期，气温较仰韶文化时期有所下降，但这种下降并不剧烈，整体而言，气候仍比现在湿热。豫西南淅川下王岗遗址，至龙山文化时期，喜暖动物种类又增到9种，水鹿和轴鹿为新增种类(48)，气温似乎经屈家岭文化时期的波动变冷后有所回暖。总之，当时淅川一带的气候还是比较温暖湿润的，环境是比较适宜的。豫南驻马店杨庄遗址的孢粉和植硅石分析结果表明，龙山时期该区域的先民生活的气候环境虽有小的波动，但以温暖湿润为主(49)。据陶寺遗址未受外界干扰的N0.2孢粉组合推测，当时的植被应为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气候温暖偏湿，为先民的生活生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同时，遗址中发现有今天分布于长江流域的扬子鳄骨板、竹鼠(50)，它们若不是被远距离搬运，那么说明当时陶寺有着较广的水域和温暖湿润的气候。这一时期适宜的环境气候条件必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使之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兴盛期。另外，相比较而言，中原地区靠近江汉流域的地带，即豫南和豫西南地区因比较湿润，水量较多，适合水稻的种植，所以这一区域水稻发现数量较多，杨庄龙山文化层中大量水稻植硅石的存在表明水稻种植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而豫西、豫中，尤其晋南虽一定的水域内可种植水稻，但还是比较少见的，是否成规模种植更有待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龙山文化末期或至二里头文化之初，即距今4000年前后出现了明显的气候异常现象。众多的古环境材料及研究结果、考古发现和先秦时期的古文献及青铜器铭文都表明在距今约4000年前后的一段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有一段气候异常时期(51)。其集中表现为气温的降低和大规模的洪水，这种环境灾难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是很明显的。黄河下游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洪水严重危害了当时居民的生活，农田被毁，农作物难以收成。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系统发展中出现的明显的“退步”或“断层”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52)。相比较而言，中原地区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特殊性，遭受这次气候异常影响和破坏的程度轻一些，加之粟和黍等旱地作物对气温、降雨量等要求不像水稻那样苛求，抵抗低温、干旱和洪涝等自然灾害的能力比水稻强。另外，前文已述这一区域农作物品种较多，农作物的多样化可能也是该地区抵御灾害能力强于其他地区的原因之一。

二里头文化时期，大环境背景上，处在我国全新世大暖期后期气候趋于凉干的阶段，二里头遗址的孢粉分析结果也表明了这一点(53)。虽有着凉干的大趋势和期间气温的波动，然而较今还是比较温暖湿润的。皂角树植物硅酸体等古环境资料的分析表明，龙山文化末至二里头文化初的环境恶化事件之后，气温有所回暖，环境好转。年降水和平均气温曲线均上升，年降水可近1000毫米，比现今多出约200毫米；年均气温可达到约16℃，比现今高约1～2℃。遗址出土野生动物信息又证明皂角树遗址有一定范围的水域(54)。这一较好的环境，使皂角树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人们，依托洛阳盆地伊、洛两岸二级阶地沃野，创造了粟、黍、小麦、稻与大豆多农作物品种“五谷”兼收的农业经济。

由上所述，自然生态环境及环境气候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原始农业经济的生产，适宜的自然环境条件是推动原始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2.人口压力的动因

人口的增加无疑会推动定居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人口数量增加超过某一小区域内的最适人口时，人口与资源之间发生矛盾，人口压力产生。人口压力又造成这一小区域内农业系统的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有两种解决方式。一是向外移民或对外战争，以此减少原来地区的人口压力。二是内部调整、协同和整合。前者，对外战争可以直接掠夺农业等生活资源。向外移民到新的农业区，这些新分离的人口可以投入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同时享受新农业区更多的渔猎资源及自然资源以补充生活资料。而且这些携带的农作物引种到新农业区后，往往得到比原产地更好的发展，单位产量会有所增加(55)。同时，人们也可以因地制宜地在生产实践中利用原有的驯化经验驯化出新的农作物品种或直接引进其他品种。可见，通过此类方式，不但明显地扩展了原农业经济，还在某种程度上改进了农业技术。后者，主要是加强社会组织的管理职能，或提高原来社会集团内部的农业生产效率，或向土地投入更多的劳动力，并加强劳动者协作生产，使劳动集约化。有学者认为这种集体协作生产正是中原地区优于其他地区的特点，是以中原为核心的文明形成的内在重要原因之一(56)。总之，人口的增加及其带来的人口压力，导致农业在更广阔的空间扩展，这无疑整体上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

据有学者统计，仰韶文化中期河南省人口规模在942000人左右，平均人口密度为5.71人/平方公里。人口规模较前期有了明显的扩大，但人口规模还没有达到资源可容纳程度的极限，在许多地区仍有大片适合人类居住的空白地区(57)。从聚落形态的分析看，河南仰韶文化中期聚落主要分布于临河黄土台塬和河流两岸的阶地上，较前期聚落数量和规模的增加是很明显的。聚落是人口的聚居地，所以聚落形态的变化最能直接反映人口的状况。这一时期新聚落的增加反映的应正是由原聚落新分离出的人口移民到新的农业区的情形。仰韶文化晚期，河南人口规模大约1073000人左右，平均人口密度为6.5人/平方公里(58)。重要的不是数据本身，而是它所反映的趋势。可见，较仰韶文化中期人口规模又有显著的增加。从聚落分布的情况看，聚落向平原区和河谷低阶地进一步扩展，相对于原聚落而言，同样有向外扩展移民的情况。至龙山文化时期，河南省人口规模和平均人口密度都在增加，尤其晚期阶段，平均人口密度为12.69人/平方公里(59)。据艾伦估计，用石锄手耕旱地作物的农业经济，每公顷的产量在550公斤左右，其土地载能大约能供养12人/平方公里(60)。若以此为准，说明在龙山文化晚期，河南区域内人口的压力已普遍存在。而这一时期基本上也正是中原地区聚落数量最多、聚落规模最大的时期，同时也是原始农业经济的兴盛期。龙山文化时期，在仰韶文化时期人迹罕至的豫东地区，聚落大为增加，是王湾三期文化扩张的结果(61)。当然，其背后应是王湾三期文化人口外移至豫东地区开发新农业区的结果。总之，人口压力在小区域内（如一个聚落）随着人口的增加随时存在。而大区域的人口压力产生会需要一个过程，河南省整个区域内人口压力的普遍产生可能是到了龙山文化中晚期。

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多，耕地大量开垦，森林及草原遭到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缩小，导致人们狩猎资源的逐渐减少。这就促使当时人们强化家畜饲养活动，以弥补依靠狩猎活动不能满足的肉食来源。同时，更多的人口不得不从狩猎活动中脱离，转而投入到农作物种植业。可见，这种情形也促进了农业的生产和发展。渑池班村遗址裴李岗文化层出土的鹿科动物尚占全部动物总数的40%左右，而到了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文化层出土的鹿科动物数量极少，连总数的10%都不到(62)。从考古遗存上看，又表现为渔猎工具的逐渐减少而农耕工具的逐渐增多。郑州大河村遗址和垣曲古城东关遗址文化堆积丰厚，都包含有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对各个时期渔猎工具和农耕工具的考察最能反映文化历程中二者的变化。笔者以生产工具中最普通也是数量最多的石器为对象作一分析。

由表三可见，大河村遗址从仰韶文化中期到龙山文化晚期，石器中农耕工具的所占比例趋势是基本上逐渐增多，而渔猎工具却逐渐减少。同样的趋势也存在于古城东关遗址（表四）。当然，两个典型遗址不能代表全部，但它们代表的这种趋势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注：表中数字部分，分子表示该期遗址发现石器总数，分母表示该期石器中农耕工具数量或渔猎工具数量。仰韶中期指仰韶文化中期，同样龙山早期指龙山文化早期，庙二早期指庙底沟二期文化早期，其它依此，不在赘注。

综上所述，人口增加及人口压力推动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发展中的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的采用以及任何一种发展趋势原因的解释，都是古代人类生存能力逐步提高的表现。

3．经济文化的互动交流

考古学文化之间存在着互动的交流与融合，这一点已为大家所熟知。而它们间存在的经济交流却少有人论及。实际上，各区域间的交流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文化只是其中之一。或许文化间的交流就包含有经济方面的交流，或许经济领域的交流是以文化为媒介的交流。总之，文化与经济二者间关系密切，所以称之为“经济文化”，而在论述时主要还是经济方面的。无论如何，两个相邻的农耕经济体系除了具有各自的特点和发展途径外，相互之间的密切接触和交流应是推动农业经济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

中原地区史前及史初时期的文化经济形态的交流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中原地区内各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间的交流，如豫西与豫中，豫中与豫南，豫西与晋南等。二是整个中原文化区作为以粟为主的旱地农业区和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区之间的交流。前者，因在经济体系上的共性是主要的，在考古遗存中不易操作和把握。后者，二者间属不同的经济体系，在考古遗存中易于辨识和把握，所以，在此笔者主要是论述后者。

稻作遗存在中原地区的普遍发现，是二者农业经济交流的最直接的体现。本属于种植粟和黍的旱地农业区中原地区却多处发现属于长江流域主要农作物的水稻。前文已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稻遗存目前大概发现有15处，基本分布于中原地区内大部分区域和史前及史初的各个文化阶段。据此，有学者甚至提出中原地区黄河以南的黄淮地区属于“粟稻作物混作区”(65)。且不论这种称谓是否恰当，中原地区发现有稻作遗存是无可疑问的，中原地区在不适宜种植旱地作物的一些水域周围及低湿地种植水稻以作为食物来源的重要补充是可以肯定的。不同农业经济文化间的互动交流和影响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其结果是中原地区改变了以种植粟和黍的单一种植结构，形成了粟、黍、稻等多品种农作物种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中原粟作农业区和长江流域稻作农业区二者农业经济交流的结果主要是水稻的北播而非粟或黍的南传。其原因笔者以为有三：一是水稻本身的生长习性优势。水稻是一种半水生的热带植物，其产量远远高于粟和黍，同时耐瘠性也很强，对土质的要求也不高。对于长江流域而言没有必要引进产量低的粟和黍，而中原地区凡有水源条件的区域都可以种植水稻，今天亦是如此，这样极大地弥补粟和黍产量不足的问题。二是质量方面的原因。据有学者研究，在人类食用的谷物食物中最缺乏的是8种必要氨基酸中的赖氨酸，而稻米蛋白质中的赖氨酸含量为210mg/g，高达40%，其生物阶高居植物类食品之首。稻作在长江流域广泛栽培后，很快推进黄河流域，与此应有一定关系。史前人当然没有这类现代的科学知识，但是生物阶的客观存在并不因为人们是否得知而必然地发挥着作用，这种作用也会被古代人们模模糊糊地感觉出来(66)。三是自然环境条件。前文已述，中原地区仰韶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属全新世大暖期的中晚期，是其“气候最适宜期”，温暖湿润的环境条件下，中原地区的许多区域都可种植水稻。长江流域或许因过于温暖和湿润而不适宜种植粟和黍。

总之，农业经济文化间的交流使水稻等农作物及其生产技术传入中原地区，这同样推动了中原地区原始农业经济的全面发展和兴盛。为中原地区文明的起源、形成及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农业与中国文明化进程问题

农业是古代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当人类生存因农业及畜牧业的产生得到比较可靠的保证时，人类便开始了其迈向文明的步伐。农业经济的不断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文明化的进程。

农业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分工。首先是性别的分工，当农业成为氏族社会主要经济部门时，即农业经济形成时，男子逐渐进入农业生产领域，而妇女则主要从事采集经济和家务劳动。性别的分工，使男子成为了原始农业的主人，控制了社会的主要生产活动和生活来源，其社会地位得到突出和强化，社会由相对平等的母系氏族进入了父系氏族阶段。这一阶段开始时间大致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期，仰韶文化中期墓葬中男性多随葬农业生产工具，而女性多随葬粮食加工工具和纺织工具(67)，这种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第二大分工即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稳定的农业经济生活，要求制造与之相适应的生活用具、农业生产及加工工具等手工业产品，这是一部分人开始从事手工业。仰韶文化中期遗址中发现的陶器、石器、玉器、骨器、纺织品等说明手工业中已有了制陶业、制玉业、骨器制作业、纺织业等不同种类之分。这样一来，社会就存在种植业、饲养业、手工业以及渔猎活动等多个生产部门。这些生产部门显然以农业为主体，不妨称为农业生产体系。这种多部门的农业生产体系的维护、运作和发展需要组织大量人力的投入，由此必然引起社会组织和结构的改变，社会公共权力逐渐产生并开始分化。由农业经济的发展出现的这种权力虽与军事权和宗教的神权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很大程度上不同于二者，应是世俗权力中重要的部分。随着农业生产的日益发展和人口的增加，人们的生活需要和要求亦日益提高，为满足这些需求又促使各经济部门尤其手工业部门不断的扩大化、细化、专门化。由此社会组织和结构也会随之更加复杂化，同时形势上要求对社会组织进行统一的协调和全职的管理阶层，这实际上意味着社会权力分化的同时又更加集中化。当集权大部分强化到一个人身上时，“王权”产生。龙山文化时期，水稻种植在中原地区更加普遍且有一定规模，这既是农业种植品种的增加，又应是农业种植业细化和扩大化的体现。一些遗址小件青铜器的发现，很可能说明当时铜器制造业已经出现(68)，这明显是手工业扩大化的体现。需要提及的是，大约龙山文化时期小麦开始引入中原地区，至二里头文化时期是否普及据目前材料还难以肯定，但依前文二里头、皂角树等遗址的发现看，这一时期应有一定的种植。小麦的规模种植需要一个完善的灌溉系统，而灌溉系统的建立和维护就产生了对全职管理阶层的需要。另外，小麦的种植意义重大，它提高了北方地区的土地载能，从而使得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的中国北方地区旱作农业区具有了与长江中下游为核心的南方稻作农业区相匹敌的生产力和经济实力(69)。显然，这将极大地推动了中原文明早期的发展。

原始农业的发展最终促使了阶级和早期国家的出现。原始农业的发展，使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和日益增多，财富刺激了私欲，产生了占有社会财富的行为，出现了私人占有和因占有不均导致的贫富分化。随着贫富差别的进一步扩大，逐渐产生了私有制和阶层分化以至阶级出现。仰韶文化中期，从墓葬材料看，已开始存在明显的随葬品多寡的现象。最近发掘的属于庙底沟文化的灵宝西坡墓地已有了大、中、小墓之分，大墓随葬品多，而小墓基本上随葬品就少，但也有个别例外(70)。在房址上，灵宝西坡、郑州大河村、邓州八里岗等遗址，那些类似殿堂式的房子和长排分间式的房子反映了阶层的分化。到了仰韶文化晚期，城址开始出现，墓葬中随葬品多寡更趋明显。龙山文化时期，墓葬等级分化剧烈，无论墓葬规模，还是随葬品的多少及精致程度，大、中、小墓的差别很明显。陶寺墓地即是典型。城址大量出现，其中陶寺城址已初步具备了都邑的性质，这时的国家形态已初现。以上这些都是在农业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文明是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她并不仅仅表现为社会的进步，也表现为人类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71)。其中精神文化也是在探讨中所不能忽略的。农业的生产和发展也促进了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原始宗教及与之相关的祭祀的发展和天文历法知识等方面。中原地区的宗教性遗存不如辽西地区红山文化和长江下游地区良渚文化发达，但该地区此类遗存也是有迹可寻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附近常分布有大大小小的牲畜埋葬坑，应是祭祀地母以祈求农业丰收的祭坑，而对农神的祭祀是祈求祖先神灵对农业生产的总体和各个阶段给与保佑，以达丰收的目的(72)。河南杞县鹿台岗遗址发现有龙山文化时期的两处带有宗教性质的建筑，即Ⅰ号遗迹和Ⅱ号遗迹。有学者认为Ⅰ号遗迹是祭祀太阳的神庙建筑，Ⅱ号遗迹是专祠地母的冢土，目的都是祈求人口、农业的丰收的(73)。天文历法知识是人们在原始农业生产实践中摸索季节变化、物候变化等规律经验总结，其反过来又用于指导农业生产，即所谓的“观象授时”。中原地区有关此类遗存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陶寺遗址陶寺中期的大型建筑ⅡFJT1，发掘者认为就是一处陶寺文化观象台遗迹(74)。

从仰韶文化中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作为一个农业经济区随着农业的发展在不同时期其前进历程是有着阶段特点的。这些阶段性特点与中原文明化的进程有着一定的关系。进入仰韶文化中、晚期，中原地区农业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据地区内文化的分化和地理区域上的差异，中原地区内可分出几个不同的次级区域，具体而言指豫西-晋南-关中东部区、郑洛区、豫北冀南区、豫西南地区等小区域。豫西-晋南-关中东部区是豫陕晋三省交汇地，也是黄河、汾河、渭河交汇区域，可称之为中原文化的“金三角”区，这一地区是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文化（类型）和西王村类型的中心区。郑洛区以嵩山为中心，主要是伊、洛河流域、颍河上游流域、汝河流域等区域，该区域是秦王寨类型主要分布区。豫西南区主要是南阳盆地，是下王岗类型分布区。豫北冀南区为后岗一期文化中心分布区。以上各个区域聚落的分布密度和规模差别不显著(75)，农业经济的发展程度与水平差别不明显。故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农业经济是多农业区域并存发展的时期，各区域在相互交流的同时，发展着自己区域内的农业经济和文化，积累着文明的要素。进入龙山时期，其早期中原地区出现了庙底沟二期文化。但豫北冀南区、郑洛区、豫西南区等区域少见这一时期的聚落，更少见规模较大显示经济发达的聚落。而金三角区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中心区，尤其晋南地区，已发现襄汾陶寺、曲沃方城、东许、垣曲古城东关等多处大型的聚落遗址。故龙山文化早期金三角区的晋南地区形成了一处经济发达的核心区。至龙山文化中晚期，晋南地区继续形成了以陶寺文化为代表的一处核心经济区，其区域内超过50万平方米的特大型聚落遗址有11处之多(76)。郑洛区无论聚落分布密度还是聚落规模也开始突现于豫西南区、豫北冀南、豫南、豫东等区域，形成了另一个核心经济区。总之，这一时期中原农业区域开始分化，出现了核心经济区域，也正是这一时期似乎形成了以陶寺遗址和王城岗遗址为中心的两处早期国家形态的雏形。至龙山文化末期及二里头文化早期，陶寺文化衰落，其核心经济区地位已不存在。大致与此同时的长江流域经济区也已衰落(77)。而郑洛核心经济区不断扩大，这集中体现在郑洛地区聚落数量和密度的增加上，尤其二里头文化二期时，二里头文化聚落空前扩张，分布区域空前扩大。所以，笔者以为在二里头文化二期之时，本文研究的中原地区整体上是一个大的经济核心区，周围其他经济区如长江流域、海岱地区等都不如中原地区发达。而这一时期也基本上是中原文明作为全国文明中心地位形成的时期。

注释：

(1)本文所言文明化进程是指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的演进过程，就中原地区而言，其时间段基本相当于仰韶文化时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

(2)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第27－43页，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3)安志敏：《中国的史前农业》，《考古学报》1988年第4期。

(4)魏兴涛等：《三门峡南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5)孔昭宸等：《渑池班村遗址植物遗存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第四纪研究》第3期第280页。

(6)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第590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7)高天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农业发展状况初探》，《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

(8)王星光等：《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该文提及这两个遗址有粟粒出土，但未注出处。李楼遗址发现的粟粒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河南汝州李楼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94年第1期。

(9)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第99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10)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等：《河南新密市新砦遗址1999年试掘简报》，《华夏考古》2000年第4期；高江涛：《新砦遗址与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中原文物》2005年第4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07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1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第106-113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1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第100、106-107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14)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第671页和679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15)黄其煦：《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中的作物》，《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第55-61页。

(16)何驽等：《襄汾陶寺城址发掘显现暴力色彩》，《中国文物报》2003年1月31日第1版。

(17)马萧林、魏兴涛：《灵宝西坡遗址动物骨骼的收集与整理》，《华夏考古》2004年第3期。

(1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第429-438页附录四，文物出版社，1989年。

(19)周本雄：《河南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遗址的动物遗骸》，《考古学集刊》第3期，1983年。

(20)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第1期，第5页及附表。

(21)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第583-586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22)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第115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23)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第586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24)王吉怀：《试析史前遗存中的家畜埋葬》，《华夏考古》1996年第1期。

(25)王吉怀：《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渔猎经济的考察》，《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2001年春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27)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第54-63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28)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29)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洛阳王湾》第76-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3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第50页，文物出版社，1992年。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第78页，文物出版社，1988年。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108-109页，科学出版社，2003年。

(33)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

(34)何驽：《陶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重要里程碑》，《中国文物报》2004年9月3日第7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35)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

(36)赵志军：《两城镇与校场铺龙山时代农业生产特点的对比分析》，《东方考古》第1集，第210-215页，科学出版社，2004年。

(37)高天麟：《龙山文化陶寺类型农业发展状况初探》，《农业考古》1993年第3期。

(38)蔡莲珍：《碳13测定和古代食谱研究》，《考古》1984年第10期。

(39)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该文提到有5处遗址发现了炭化小麦遗存，但未具体指出是那5个遗址以及其具体时代。

(40)施雅风主编：《中国全新世大暖期气候与环境》第1-15页，海洋出版社，1992年。

(41)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第200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42)夏正楷：《豫西――晋南地区华夏文明形成过程的环境背景研究》，《古代文明》第3卷第102－114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4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第671-679页，科学出版社，2001年。

(4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第429-438页附录四，文物出版社，1989年。

(45)魏兴涛等：《三门峡南交口遗址仰韶文化稻作遗存的发现及其意义》，《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46)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第201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47)王星光等：《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

(4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王岗》第429-438页附录四，文物出版社，1989年。

(49)姜钦华等：《河南驻马店杨庄遗址龙山时代环境考古》，《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2期。

(50)孔昭宸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孢粉分析》，《考古》1992年第2期。

(51)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52)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考古》2004年第1期。

(53)宋豫秦等：《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的环境信息》，《考古》2002年第12期。该文认为龙山文化末期与二里头文化之初气候温暖湿润，这与我们的判断相抵牾，实际上该文已言，这一时期的年代是根据地层关系推测的，所以其所代表的环境信息仅供参考，故这一推测的准确性值得怀疑。另外，该文二里头文化二期至三期气候干旱的判断主要是据其稀树的草原植被。导致“稀树”即木本及灌木植物减少的原因很多，笔者以为二里头文化二、三期时二里头遗址及周围聚落空前发展，分布十分密集。聚落的情况反映了当时人口的大规模增加，所以木本及灌木植物减少应主要是人们砍伐森林，开垦土地所致。

(54)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皂角树》第137页和119页，科学出版社，2002年。

(55)王建革：《人口压力与中国原始农业的发展》，《农业考古》1997年第3期。

(56)李友东：《中原文明核心区形成初探》，《史学月刊》2005年第6期。

(57)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第288页，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58)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第288页，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59)王建华：《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人口研究》第288页，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

(60)Allen W."Ecology, technique, and settlement pattern". In: Ucko PJ. et al. Man, settlement, and Urbanism. London: Duckworth, 1972, pp211-226.

(61)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62)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第1期，第15页及附表。

(63)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据各期的石器资料统计而成此表。石器中的农耕工具主要包括石斧、石铲、石锛、石镰、石刀、石耜、石杵等，渔猎工具包括石镞、石球、石弹丸、石网坠、石矛等。古城东关遗址亦是如此，不再赘注。

(64)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65)张居中等：《舞阳贾湖史前稻作遗存与黄淮地区史前农业》，《农业考古》1994年第1期。该文提出了黄淮地区或为稻粟混作区的说法。其他有关文章还有王星光：《中国新石器时期粟稻混作区简论》，《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王星光、徐栩：《新石器时代粟稻混作区初探》，《中国农史》2003年第3期。

(66)牟永抗：《稻作农业与中华文明》，《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第268-278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67)参看云翔：《新石器时代墓葬中随葬劳动工具的考察――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例》，《考古求知集》第83-1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68)任式楠：《中国史前铜器综论》，《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第384-393页，三秦出版社，2003年。

(69)赵志军：《植物考古学及其新进展》，《考古》2005年第7期。

(70)马萧林、李新伟、杨海青：《河南灵宝西坡遗址第五次发掘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05年8月26日。

(71)王巍：《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中的几点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6期，2003年。

(72)陈文华：《新石器时代的农事崇拜、祭祀和宗教萌芽》，《农业考古》2003年第1期。

(73)李锦山：《农业文明与史前宗教礼仪性建筑》，《农业考古》1998年第3期。

(7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考古》2004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等：《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第7期。

(75)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仰韶文化篇8

新石器时代在考古学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人类文明孕育的开始，甘肃新石器时代的发展序列比较完整，各个时期的文物出土与考古发掘虽不平衡，但基本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文物链。本文将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性质进行了系统梳理。

关键词　新石器时代　甘肃　老官台文化　四坝文化

甘肃省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分布及特点：

中国幅员辽阔，新石器时代文化丰富而复杂。而甘肃省这个时代的文化遗存，现在已知的有一千余处，分布范围十分广阔，基本上遍布甘肃全境。

农业畜牧业的产生和磨制石器、陶器、纺织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基本特征。甘肃省新石器时代文化特征明显，反映了各个文化时期的文化特点。早期新石器文化以甘肃渭河流域的大地湾文化为代表，叠压在仰韶文化层的下面，文化性质上保持一定的连续性，如聚落的分布，建筑遗址，墓葬习俗，农业生产，石器的形制和制陶工艺为仰韶文化所继承，其后马家窑文化是在仰韶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彩陶为突出特征，然后兴起的是齐家文化，四坝文化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基本进入青铜时期。这样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化序列：以秦安大地湾遗址为典型代表，大地湾一期文化-大地湾仰韶文化早中晚三期-河湟地区的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四坝文化。

大地湾一期文化（老官台文化）：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在甘肃省境内发现并发掘的有大地湾一期，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大地湾新石器时期文化遗址位于渭河上游的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东侧，面积约110万平方米，保存了极为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大地湾一期文化又称做老官台文化）。发现墓葬 11 座、 灰坑 2 个和部分遗物。发现房基、灰坑、墓葬等遗存，出土器物 2000 多件，发现的陶器均为红陶，陶质以夹细砂者为主，少量泥质陶，不见细砂陶。是敷贴模制。器种主要有圈底钵、圈足碗、深腹罐、球腹壶等。纹饰最常见者为交叉绳纹，发现十多种彩绘符号，生产工具以打制石器为主，磨制石器较少 。

仰韶文化遗存。 甘肃东部地区的泾、渭流域和西汉水流域，分布着一定量的仰韶文化遗存。甘肃东部地区的仰韶文化同西部挑河流域以及黄河附近的临夏、东乡、永靖、兰州等地出土的仰韶文化具有明显的差异。通过对遗物的分析认为，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广泛分布于甘肃东部，也扩及中部一带，大地湾仰韶晚期遗存早于马家窑类型.

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以陇西平原为中心，东起陇东山地，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东部。该遗址类型共 300 多处，主要有兰州曹家嘴遗址、兰州王保保城墓地。马家窑类型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同时还发现狩猎工具和野生动物骨骼，说明当时的人们在经营农业的同时还兼营狩猎。

半山类型。分布于陇西河谷和盆地、青海省东北部和河西走廊（永昌市以东），与马家窑类型分布范围大部分重合稍偏西， 年代约为公元前 2650-2350 年。主要有兰州青岔岗遗址、广河地巴墓地、景泰张家台墓地、兰州花寨子墓地。半山类型居民的经济生活与马家窑类型的大体相同，以农业为主，兼营狩猎。

马厂类型。分布范围与半山类型相近，西部更向西伸展到酒泉、玉门一带，年代约为公元前 2350-公元前2050 年。 主要有永靖县马家湾遗址、永昌鸳鸯池墓地。马厂类型的经济以农业为主，不论在遗址还是墓地中都大量发现石制和骨制的生产工具。

齐家文化。 齐家文化发展到晚期已进入青铜时代，白灰面房屋是齐家文化在建筑上的一个重要成就。齐家文化主要分布在甘、青境内的黄河沿岸及其支流渭河、洮河、大夏河、湟水流域。齐家文化上承马家窑文化，早期的年代为公元前2000 年左右，或者更晚。齐家文化遗址主要有永靖大何庄、永靖秦魏家遗址、永靖张家嘴遗址、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天水师赵村遗址。齐家文化的墓葬和宗教习俗。居民的埋葬方式多种多样，从埋葬的类别上，可分为单人葬和合葬墓；从葬式上，可分为仰身直肢葬、屈肢葬、侧身葬、二次葬、俯身葬等，其中仰身直肢葬是齐家文化的主要葬式，在墓葬中已出现殉人的现象，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象征社会地位的石（玉）璧礼器随葬增多，已经接近了文明 ；

四坝文化。四坝文化多分布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东起山丹，西至安西以及新疆东部哈密盆地一带。目前，火烧沟遗址有4个碳测数据，东灰山遗址有1个数据。相当于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安志敏先生认为甘肃山丹四坝滩遗址发现的两批陶器独具特色，以夹砂粗红陶为主，多饰浓重的彩绘且凸起于器表，既不同于马厂类型，也有别于沙井文化，应单独命名为四坝文化。未发现共存的铜器，所以推测该文化属新石器时代。 四坝文化内涵丰富，独具特色，是河西走廊最重要的一支含有大量彩陶的青铜文化。

甘肃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对整个中国考古的深远影响：大地湾遗址的存在和发掘，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资料，为其他学科的发展研究也创造了有利条件。这些已经发掘的文物基本上映证了甘肃陇西地区是人类最早活动的地区之一。这条完整的考古系列也为中国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和文化的界定提供了详实而准确的资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方群.甘肃地区新石器中期以前诸远古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甘肃社会科学，1991年第6期.

[2]陈发虎，曹继秀.陇西黄土高原新石器文化与环境演变的可能联系王建力.兰州大学学报，1993,29(4).

[3]安旭强.甘肃石器时代考古概述.绥化学院学报，第29卷第2期.

仰韶文化篇9

关键字：黄帝；时代；河洛；文化

一、黄帝及其时代

海内外华人大多自诩是黄帝的子孙,尊奉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共祖”。这一虔诚的信念是维系中华民族巨大凝聚力的坚强纽带。但对于这一”共主”,以往学界多作为传说来看待。这一观念的产生,则源于现有史书对黄帝记载的语焉不详及诸多记载的前后矛盾与不一致,加之今人所能读到有关黄帝的事迹,并非直接从先秦典籍古字中所得,多是移译传抄,故对黄帝真实性的存疑也理所当然。幸而大地无秘藏，随着考古的发现，从而得以解决这一疑问．战国中期齐威王所铸造的“陈侯因敦”的出土，其上铭文中有关黄帝的提及可与现存史料相互佐证①，表明史料的可贵且可信。

既然黄帝是真实的，但何以有关其记载却多有矛盾之处，诸如《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又称炎帝传位八代至榆罔五百三十年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史记·五帝本纪》称黄帝孙昌意之子高阳为颛頊；《史记·秦本纪》又称颛頊之孙女修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这些典籍中有关黄帝的几百条记录可谓是矛盾重重．首先黄帝炎帝既同为少典之子，就不可能过五百余年后才代替炎帝而有天下；其次，颛頊为黄帝孙，女修又是颛頊孙辈，女修的儿子又娶黄帝的姊妹女华，这是决不可能的。如何看待和解释这些问题或矛盾？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许顺湛先生对其有一个很好的解释，即黄帝既是一个人，亦是一个族或部落．黄帝的名称具备双重意义，其部族的名称与族的历代首领或领袖的名称是一致的。笔者是非常赞同这一认知的。黄帝是一个部族及其首领的世袭名号，并不是单纯的一个人，而是若干代人，是世代相传的，直到该名号被其它名号代替为止。黄帝时代亦即自黄帝代炎帝而有天下，至颛頊执政。黄帝时代的大致年代，笔者亦赞成许先生的推断，即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其早期距今约四千二百年左右；夏以前是尧舜时代，对应考古学文化为龙山文化；尧舜之前为颛頊帝喾时代，属仰韶文化晚期到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五千年到四千二百年间；再之前即为黄帝时代，属仰韶文化，距今约五千年到六千五百年间，其间华夏大地有许许多多的部落部族或小的酋邦王国，即＂黄帝有万诸侯＂。正是由于黄帝部族煊赫的地位及战绩，将当时众多的部族汇聚到一起形成了我国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并创造出众多的灿烂文化．因此将黄帝作为其时代的代表和中华民族的＂共祖＂，亦是理所当然。

二、黄帝活动的范围

黄帝其人，既得证实并非汉代传译的先秦古史所虚构，而是由2350年前的战国中期之人（齐威王）所铸记，并多见当时人对黄帝的载述，则有关黄帝的事迹就非全然乌有。因此，可从先秦古籍摘译勾画出的黄帝行踪，对应当今的地理位置，便可得到时空概念。

1.有熊：黄邑，学者称其地在今河南省的新郑县西北，此处有黄水，出于有熊山之黄泉，黄帝是因居于黄水而得名②。按新郑县西约60公里处，是今中岳的嵩山地区。

2.大隗具茨山：钱穆著引《水经注》考称，在新郑西南20公里有大隗山，今名具茨山。按读《庄子·徐无鬼》：“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的语气，具茨山应是大隗山的支脉，所以黄帝向牧马童探路，既问具茨之山，又问大隗之所在。

3.襄城：在今新郑西南约60公里，黄帝应是迷路跑过了头才到此地。

4.洞庭湖：在长江中游的湖北、湖南两省交界处，从新郑南下约600公里。

5.阪泉：钱穆著引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考称，其地在今山西省西南隅河曲的盐池解县东境，该处有蚩尤村。

6.涿鹿：钱穆著考称与阪泉相近，在解县之西约12公里处。

7.空同：即崆峒山，钱氏《黄帝故事地望考》称在河南省中部的临汝、许昌、禹县及密县之间，不在陇山之西③；其与大隗具茨山及襄城接壤，都在河南省中部，而位于有熊（新郑）之西。

8.赤水：在昆仑山下④，北魏郦道元《水经·河水注》云：“赤水出罢谷川东，谓之赤石川，东入于河”。地在陕西省宜川县之北，是知黄帝游踪到过陕北。

9.昆仑：按昆仑山是中国最大山脉，西起新疆省葱岭，向东横贯以至海滨，长达4000公里左右⑤；其中昆仑东北走为祁连山（在甘肃省）、贺兰山（在宁夏），绵延至阴山（在内蒙古），正属河套地区。黄帝既游陕北而登上昆仑之丘，便应是到了阴山，然后向南返回其都，甚为合理。

10.青要山：洛阳新安境内，《山海经·中次三经》云：“敖岸山又东十里，曰青要山，实惟帝之密都。北望河曲，是多驾鸟，南望惮渚……畛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河。”此言黄帝的秘密居所在青要山，北面是黄河弯曲处，畛水从山中北流注入黄河，与今地望一致。

上述地理脉络，大多出自2300年前的《庄子》一书所载，比较齐威王铭记其高祖黄帝，约晚50年左右，而当时传闻的黄帝活动范围，应该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向北到山西，经陕北，登内蒙古河套北的阴山；向南到湖北和湖南交界，在南北来去约1500公里的区域内。晚于庄子约250年后，汉武帝时司马迁记述黄帝的活动范围，则是东至于海，西至空桐，南至长江，北至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约相当于现今的河南、山东、甘肃、两湖及河北等省，南北东西方圆皆1500公里的范围，但都城已改迁涿鹿。此涿鹿的注解颇为分歧，本文不作详谈。从中不难看出，两种记述虽略有差异，但共同点还是很明显的，即黄帝活动范围的中心是河洛地区。

三、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

黄帝时代的文化创造，以往的文献多有记述，然学者们对有关记述黄帝时代的文献的看法多有不一致，有的认可，有的不认可，有的只认可一部分，有的则半信半疑。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笔者认为应以文献为线索，现代考古资料为证据，两者相互结合，相互印证，就可证实黄帝时代是我国文化创造的第一个大繁荣、大昌盛的时代，是形成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时代。

（一）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物质、生活资料是人类生存的基本要素，是社会生产发展水平最直接的体现，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黄帝时代物质、生活资料的创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陶器的创造。《物原》载“轩辕做碗碟”；《古史考》载“黄帝时有釜甑”；《列仙传》载“宁封子为黄帝陶正，有人过之，为其掌火，能出五色烟，久则以教封子，封子识火自烧。”陶器的发明创造，根据考古发现，早在黄帝时代以前很早就已出现了，最早出现陶器的年代可能最早到距今一万年。但是直到仰韶文化，亦即黄帝时代，陶器的生产在人们的生活中日益重要，陶器的种类出现了大的繁荣，不仅有《古史考》《物原》中提到的釜甑碗碟之类，还有陶壶，陶罐、陶钵、陶盘和尖底瓶等，甚至出现了管理陶器生产的官员“陶正”及彩陶。文献记载烧陶出“五色烟”即可能是烧制彩陶时的一种曲折反映。彩陶的出现是制陶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不仅反映了制陶技术的提高，也折射出彩绘艺术的出现和化学试验与科学选择的萌芽。

2.服饰文化的创造。《易系辞传》载“黄帝……垂衣裳”。《世本》载“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宋衷注：“伯余、胡曹皆黄帝臣”。《竹书纪年》载“（黄帝）初制冕服”。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已脱离了衣兽皮挂树叶的时期，不仅开始着衣服，而且开始有了代表身份地位的冠帽。《淮南子·汜论训》载“伯余之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仰韶时期陶器上布纹，稀疏程度正如文献所言，经鉴定也确属麻布。另《通鉴外纪》载“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育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这就是讲黄帝时代已饲养家蚕并用蚕丝织布作衣。在中原地区仰韶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家蚕茧遗迹和陶塑家蚕俑。这就表明黄帝时代的人们，不仅穿着麻布衣服，而且还出现了更高档次、更舒适的丝织衣物。

3.铸铜及生产、生活、交通工具的创造。《管子·地数》中提到黄帝采金（铜），蚩尤用铜制器。另在今灵宝境内有黄帝铸鼎升仙的传说，有铸鼎原，黄帝陵等。传说原本难以确认，不过在河北、河南、山西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均发现有铸铜遗渣，在甘肃距今五千年前的马家窑文化中发现有铜器，在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也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青铜和黄铜。这些均证明在黄帝时代已开启了铸铜文化的序幕。

《世本》里提到“雍父作臼”，“雍父作杵”、“挥作弓”、“夷牟作矢”、“垂作耒耜”、“垂作銚”、“垂作缛”、“共鼓、货狄作舟”等。据宋衷注雍父、挥、夷牟、共鼓、货狄等人皆黄帝臣。在仰韶文化前，粮食加工工具主要是石磨盘、石磨棒，黄帝时代杵臼的出现则更为进一步；弓、矢的出现当在黄帝之前，挥与夷牟作弓矢当是在前人发明的基础上对弓矢进行了改进，使之效能更加突出。仰韶文化的遗址中，均普遍发现石矢、蚌矢和骨矢。

耒、耜、銚、缛等都是农具，在仰韶文化各遗址中均有发现，体现了黄帝时代农业文明的昌盛。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有船形陶器，证明了“共鼓、货狄作舟”的记载。《易系辞传》载黄帝时“夸刂木为舟，剡木为楫”，说明当时的船当为独木舟。此外，未见于文献而在考古中发现的工具有斧、锛、铲、刀、镰、凿等。

4.建筑的创造。《帝王世纪》讲“自黄帝以上，穴居而野处，及至黄帝，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虽说在黄帝以前人们已会营造房屋，但基本上是窝棚式的半穴居房址，到了仰韶中晚期，即黄帝时代，人们营造的房子不仅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建筑，由圆形，方形的房子。房子已经会主柱架梁，墙壁是木骨泥墙，室内一明两暗，这种房屋建筑模式，奠定了五千年以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民居建筑基础，是中华民族建筑的鼻祖。另外代表中国古建筑技术最高、水平最高、艺术价值最高的楼阁，在黄帝时代就已出现。《竹书纪年》上记载“黄帝建十二楼，六十年凤凰巢于阿阁。”不仅如此，在仰韶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前堂后屋”的大型建筑，是进入王朝时代“前朝后寝”建筑的祖型。尤其是在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发现了占地四百平方米的“四阿重屋”大型建筑。阶级社会的王宫建筑格局竟出现在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

（二）精神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造

1.形成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及贫富分化的社会形态。人类社会的早期是群婚阶段，逐渐才出现以氏族为基础的社会，实行族外婚、对偶婚。氏族的性质开始是母系，后来才发展为父系。黄帝时代则完全确立了父系氏族社会的主导地位。在黄帝时代范围内考古所发现的众多遗址中，均发现有成排的小房间，有些房子内有自己的生产工具、粮瓮、粮窖、灶塘等，显然是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形象。墓葬则是另一佐证。在遗址中所发现的墓葬，基本上都可分成大、中、小三类，墓葬随葬品的悬殊，表明贫富分化已走向极端；而男女合葬墓，普遍是男左女右，显然是一夫一妻制的实例。1996、1997年在黄河岸边所发现的妯娌、寨根遗址即是黄帝时代社会形态的典型例证⑥。这时的社会已不再是原始共产社会的模式，而已是贫富分化突出的阶级社会。2.形成酋邦王国。氏族根据需要联合为部落，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有些部落联盟则发展成部族，甚至变为酋邦王国，这是世界个文明发展的普遍规律。《史记》提到“黄帝时有万诸侯”，“征师诸侯”，这里的诸侯指的或是部落联盟，或部族、或酋邦王国。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当时都有可能存在，皇帝则在当时形成一个大的部族，并且组成了酋邦王国。《史记·五帝本纪》指出黄帝“举风后，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集解》引郑玄曰：“风后，黄帝三公也”；引班固曰：“力牧，黄帝相也。”《正义》说：“四人皆帝臣也。”《管子·五行》说：“皇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大常察乎地利，故使为廪者；奢龙辨乎东方，故使为土师；祝融辨乎南方，故使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为司马；后土辩乎北方，故使为李，是故春者土师也，夏者司徒也，秋者司马也，冬者李也。”皇帝不仅有六相分管手工业、农业、军事和司法，手工业内部也有分工，宁封是陶正，雍父分管做农具，伯余与胡曹分管衣服。仓颉是吏官，伶伦是乐官，容成是负责天象历法的天官，羲和、常仪等则是参与制定立法的专家。从上述来看，黄帝决不是一个孤立的英雄，而是一个有着庞大的领导集团的国君。远古时代的部落达不到，部落联盟也达不到，只有发展到酋邦王国阶段才有这种可能，即黄帝只有是酋邦王国的世袭领袖，才能过做到叱咤风云，纵横中原，成为煊赫一时影响万代的伟大的神话式人物。

3.军事文化的创造。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部落之间、城邦之间的矛盾催化着战争的产生。《商君·画策》说“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批配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史记·五帝本纪》则谈得更为具体，“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逐禽杀蚩尤。”这些记载则说明了一个显要的问题，即黄帝时代随着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出现而发展到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阶段，从而催生了军事文化的发展。《风后兵法》、《力牧兵法》、《鬼容区（大鸿）兵法》等的出现，当是其时代军事发展的必然结晶和产物。超级秘书网

4.绘画与雕塑的创造。《世本》载：“史皇作图”，宋衷注曰：“史皇，黄帝臣也.。图为画物象也。”张澍粹注引《易通卦验》称“轩辕子苗龙，为画之祖.。”“画物象”在早期当用于记事，逐渐从记事中分离而发展成为绘画。黄帝之前则无绘画的记载，而黄帝时代仰韶文化，其彩陶绘画可以说举世瞩目，其内容有动物、植物等，由早期象形逐渐发展为抽象，直至大量出现几何图案的彩绘。关于雕塑，文献中尚无确切记载，但是在考古发现中确是相当丰富的。形态优美的陶器和各类装饰品都归属于雕塑艺术的范畴。此外在仰韶文化中发现有精美陶鸟、陶壁虎、陶人头、陶鄂鼎，在龙山文化中则发现兽行鬹，鸟形鬹和玉龟等。

5.音乐的创造。《世本》说：“黄帝乐名咸池”，《史记·乐书集解》引郑玄曰：“黄帝所做乐名，尧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之言施也，言德之无不施也。”《帝王世纪》说：“黄帝损庖羲之瑟，为二十五弦，长七尺二寸。”“咸池”的具体内容无从知晓，当时的瑟在目前的考古中尚未能发现，不过仰韶文化中发现有陶筒鼓，龙山遗址中发现有鳄鱼皮鼓。《世本》又说：“黄帝使伶伦造磬，”仰韶文化中虽未发现石磬，但发现许多带孔的石器都可作为打击乐器，而龙山文化中石磬已相当成熟。仰韶文化中还发现有吹奏乐器陶磒。此外，在仰韶文化之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发现有距今七、八千年的七音骨笛。由此可以推想黄帝时代的音乐水平。

6.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的发明创造。《世本》说“沮诵、仓颉作书。”宋衷注“沮诵、仓颉为黄帝臣。”《韩非子.五蠹篇》、《淮南子.泰族篇》以及许慎《说文体字》等史书，均认定仓颉为初作书者。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不少的陶刻划符号,大多数学者已公认为是原始文字。《帝王世纪》说“庖牺氏做八卦，神农重为六十四卦，黄帝尧舜广而申之，分为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连山》，殷人因黄帝曰《归藏》，文王广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谓之《周易》。”《周易》目前尽人皆知，已形成易学热。易学涵括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哲理，代表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最高水平。黄帝时代的八卦在考古中已有发现，海安青墩遗址中发现距今六千年的重卦，有学者把八卦的源头推到西安半坡仰韶文化时期。大汶口文化发现龟壳中装有小石子，这是占卜的工具；浙川下王岗仰韶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卜骨，证明黄帝时代已出现占卜。《竹书纪年》载“（黄帝）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作洛，赤文翁篆字以授轩辕。”这里的“河图”“洛书”即是古代的天象历法，又与八卦密切相关。《史记·历书》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月，于是有天地神祉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索隐》引《世本》《律历志》说：“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数作算术，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这段话则指出黄帝时重视天象观察，为定星历而设有专职官吏，容城所作《调历》则涵括了多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结合考古发现，在凌家滩发现了距今五千年前大汶口文化的玉板龟书八卦图，天文学家普遍认为这是我国最早的历法；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一座距今六千多年的仰韶时期大墓，墓圹南圆北方，反映了当时已出现了天圆地方盖天说理论；在墓主人左右用蚌壳摆塑的龙虎，天文学家认为是对天体“东宫”、“西宫”的认识，也正是对历法中春分秋分的认识。

四、结语

从上述的逐层论述中不难看出，黄帝及其时代是确实存在的，是我国历史发展中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其活动的范围是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我国北方大部分地区。黄帝时代是我国远古文化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社会阶段，是文化大创造，大繁荣阶段，奠定了河洛文化的根基。黄帝时代可称为河洛文化的源头。

注释：

①徐中舒：《陈侯四器考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页479。（1933年）

②晋·皇甫谧：《帝王代纪》之说，及钱穆：《史记地名考》（后文简称“钱著”）。（1968年）

③钱穆：《古史地理论丛》，页134。（1982年）

④《庄子郭象注》，“天地”第十二，卷五，页3。

仰韶文化篇10

【摘 要】自仰韶时代开始，遗址中的房址、窖穴等遗迹上常见涂抹一层白色石灰状物质，梁思永先生称之为“白灰面”。根据考古资料，将史前白灰面房址从仰韶早期至二里头时期的发展历程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白灰面的诞生期，第二、三阶段为发展传播期，第四阶段为繁荣期，第五阶段为中心转移期。居住面、墙壁是白灰面涂抹比例最高的两个位置，而这与遗存的保存状况密切相关。在涂抹白灰面前，史前先民往往会先在其底部施加一层草拌泥或垫土，从而加强防潮等性能，另外白灰面还有坚固、美观、修补粘合等功能。

1931年，梁思永先生在安阳后冈遗址发现几片白灰涂抹而成的圆形平面，后来在《后冈发掘小记》中提到首次发现并命名“白灰面”的情况：“ 白灰面这种建筑的遗留，在发掘后冈以前还没有见过，是一种新发现。它的名称固然不知道，就是用途也因为遗留的残破情形不能确定，所以不得已临时采用了白灰面这蠢笨的形容名称。”[1]从此，白灰面的名称被考古界沿用下来。作为史前时期就已出现的建筑材料，白灰面在建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其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

一、白灰面出土情况

根据现有资料，白灰面主要发现于房址等建筑遗存。迄今发现最早的白灰面房址是仰韶时代早期的山西芮城东庄村遗址F201，其居住面周边残存一层薄薄的白灰[2]。

到了仰韶时代中期，晋南的垣曲小赵遗址继续有白灰面房址的发现[3]，豫西与关中地区也开始出现白灰面房址，并且传播至汉水上游地区。河南洛阳王湾一期F1、F14两座房址居住面均使用石灰质物质[4]，渑池班村遗址所出白灰面经检测为石灰[5]。关中地区白灰面房址最早出现在白水下河遗址，共发现三座[6]。白灰面在汉水流域的使用可早至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二期，该遗址三期所出白灰面经检测为石灰，二期白灰面与三期一样光滑细腻无杂质，应属于同一种物质[7]。

仰韶时代晚期，白灰面使用范围更加广泛。西北地区此时出现白灰面房址，典型遗址有甘肃的秦安大地湾[8]和宁县阳■[9]等。黄土高原北部在仰韶晚期也存在白灰面抹饰房屋的现象，如陕西靖边五庄果墚遗址AF2居住面有厚0.5～1厘米的白灰面[10]。此时汉水流域的屈家岭文化延续了白灰面的使用，但主要集中在汉水上游。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的墙基由土块、河卵石、白灰夯筑而成[11]，证明此时长江以南地区也存在白灰面的使用。大汶口文化晚期，皖北地区的房址中开始使用白灰面，典型遗址有蒙城尉迟寺[12]。

到了龙山时代，在北到内蒙古中南部、南至长江中游、西到甘青、东达鲁西的广大范围内都有白灰面的出现。其中黄河中游地区尤其盛行，各省份都发现大量的白灰面房址，成为一种普遍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现象。黄河下游的鲁西、鲁西南地区在龙山文化时开始流行白灰面，如茌平教场铺[13]、泗水尹家城[14]等遗址，而沿海地区发现较少，涂抹白灰面的技术明显从西部传播而来。

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白灰面的使用趋于减少，但是西北齐家文化异常流行使用白灰面，基本上出土的房址都以白灰面涂抹居住面与墙壁。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经勘探发现密集的白灰面房址[15]，甘肃天水师赵村与西山坪两处遗址就出土26座齐家文化白灰面房址[16]。此时东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也常见白灰面房屋，如辽宁建平水泉F25居住面为草拌泥与白灰面涂抹而成[17]，北票丰下遗址F4、F12的居住面和墙壁用白灰涂抹[18]。内蒙古中南部在龙山时代盛行使用白灰面，到了朱开沟文化仍有少量遗留，朱开沟遗址仅出土14座白灰面房址[19]。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也存在白灰面房址，山东长岛大口遗址就出有居住面和墙壁涂抹白灰面的房址[20]。

本文对全国各地区出土史前白灰面房址的数量进行了统计（表一）。将二里头文化时期放在史前进行讨论，一是因为目前公认的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开始于商代的甲骨文，本文的史前特指文字出现以前；二是为了完整地说明史前白灰面房址的分布趋向。

根据出土情况，白灰面房址的分布范围随着时代的发展呈现以中原为中心不断向周边地区扩散的现象（图一）。笔者将这一扩散过程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为仰韶早期，为白灰面诞生期，迄今仅发现山西芮城东庄村F201一处。目前虽无法确定具体地点，但白灰面诞生于中原地区无疑。第二阶段为仰韶中期的初步传播期，白灰面在中原地区扩散开来，并且传播至汉水上游地区。第三阶段为仰韶晚期的快速传播期，白灰面传播到西北、皖北、黄土高原北端以及长江中游地区。第四阶段为龙山时代的繁荣期，在北到内蒙古中南部、南至长江中游、西到甘青、东达鲁西的广大范围内都有白灰面房址的分布。此时白灰面的分布范围与使用数量达到了鼎盛期，而推动其不断向外扩散的动力无疑是白灰面极佳的坚固美观、防潮防虫等性能。第五阶段为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白灰面的使用趋于减少，分布的中心转移至齐家文化分布的西北地区，此阶段可称为白灰面的中心转移期。这一时期周边偏远地区的白灰面使用情况明显多于中原地区，中原地区白灰面的减少可能与当时土木结构建筑的发展有关。

除了白灰面房址外，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还盛行在窖穴的底部、四壁涂抹白灰面。洛阳王湾遗址三期灰坑往往以白灰面抹底[4]，安阳后冈遗址发现12座涂抹白灰面的窖穴[21]，新安马河[22]、汤阴白营[23]等遗址也存在窖穴内涂抹白灰面的现象。偃师灰嘴遗址二里头文化时期还发现涂抹白灰面的井台[24]。

白灰面除了出现在房址、窖穴等遗迹上，还会涂抹在器物上。陕西旬邑下魏洛遗址Y2中曾出土下腹部涂抹厚0.3厘米白灰面的灰陶器肩腹残片[25]，2016年山西兴县碧村遗址灰坑内出土的蛋形瓮残片的腹部与足部也抹有约0.3厘米厚的白灰面（资料待刊）。

二、白灰面检测研究

关于石灰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周礼・秋官・司寇》：“赤■氏掌除墙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狸虫。”此记载说明战国时已有利用石灰驱虫的官职。从颜色、质地与用途等方面看，白灰面与石灰都颇为相似。当今建筑中所用石灰为熟石灰，是由石灰岩烧制成生石灰，再加水反应得到熟石灰，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要经过烧制。西晋张华所编《博物志》记载了用石灰岩烧制石灰的方法：“烧白石作白灰，即讫，积著地，经日俱冷，遇雨及水浇，即便燃，烟焰起。”其中所载石灰制作流程与现在完全相同。《博物志》是一本记载异境奇物、神仙方术的书籍，作者将石灰的制作流程记载其中，可见当r知道石灰制作原理者尚少。

迄今发现最早的石灰窑出现在庙底沟二期。2004年，陕西旬邑下魏洛遗址出土四座石灰窑，其火塘、操作间与窑室内残存大量石灰及烧过的石块[25]。四座石灰窑的形制表现出成熟的技术水平，完全不是石灰窑的萌芽阶段，可见此前已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石灰窑的出现可能远在庙底沟二期之前。

上世纪50年代，胡继高先生在郑州龙山时期灰坑、商代建筑遗址以及破裂的大口尊上发现了白灰的使用，随后他用遗址周围的料礓石（黄土中的钙质结核）模拟实验得出白灰面由料礓石磨成粉末加水调制而成的结论[26]。赵全嘏先生通过化学实验发现河南郏县太朴村、郑州紫荆山北遗址出土的白灰面主要成分均为碳酸钙，并据此推断新石器时代和商代的白灰面可能为料礓石加工而成[27]。

上世纪80年代，仇士华先生对山西夏县东下冯、河南安阳后冈等遗址出土的白灰面进行了14C测定，得出了此白灰面由人工烧制石灰制成的新结论[28]。其原理为：天然石灰岩形成于久远的地质年代，内部14C已衰变殆尽，人工材料制成的白灰面吸收了制作时期的14C，其内部含量依然可以被测定。

此后，李最雄先生对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仰韶晚期白灰面进行了偏光显微镜岩相鉴定和扫描电镜分析，发现F901、F405两座房址的白灰面为人造粘土陶粒轻骨料和以这种骨料为集料、以料礓石烧制的水泥为胶结材料的轻混凝土。化学全分析显示，这种轻骨料是用当地产的料礓石粉碎后掺入一定量的当地红粘土，调水后制成泥浆，手工搓成棒状或做成无定形颗粒，入陶窑烧制而成。人造粘土陶粒主要成分为方解石，还含有少量石英。胶结材料的主要成分为方解石，另有少量石英、水化硅酸钙等。李先生还对料礓石粉与水拌和后的性能进行了测试，结果表明料礓石粉与水拌和时的和易性极差，很快产生离析，无水化反应，凝结块强度极低，从而判断白灰面不可能是料礓石粉末加水调制而成[29]。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渑池班村遗址庙底沟文化的白灰面通过X射线衍射等检测发现其表面为石灰反应生成的方解石[5]，从而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仰韶时代中期人类已掌握烧石灰的技术。

进入21世纪，李乃胜等人在X射线衍射、拉曼光谱等技术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山西陶寺遗址白灰面的成分有石灰和生石膏两种[30]，这一结果表明，我国先民早在4000年前就已经开采石膏作为建筑材料，同时证明同一遗址的白灰面存在由不同原料制成的情况。

至此，在学者们的努力下，白灰面的成分已确定有石灰、石膏、人造粘土陶粒轻骨料和以这种骨料为集料、料礓石烧制的水泥为胶结材料的轻混凝土等多种情况，是否存在由料礓石磨碎加水调制而成的白灰面尚有争议。

三、白灰面涂抹位置

白灰面最广泛的用途是用作房屋的建筑材料，无论是在刚诞生的仰韶早期，还是普遍流行的龙山时代，房屋的居住面、墙壁等部位一直都是白灰面经常出现的位置。

为了了解各时期房址中白灰面涂抹位置的情况，笔者整理了已公布的资料（表二），并计算出各时期不同位置涂抹白灰面的数量占房址总数的百分比（图二）。

从图二可以看出，仰韶时代早期，白灰面涂抹在房址的居住面。仰韶时代中期，涂抹白灰面的位置仍主要是居住面。而且新发现墙壁涂抹白灰面的房址。仰韶时代晚期，白灰面涂抹位置开始多样化，居住面、墙壁、灶面、门道、柱洞都发现涂抹白灰面的现象，还发现一处涂抹白灰面的集水坑。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新出现了屋顶、室内柱涂抹白灰面的房址。这几座房址均出自蒙城尉迟寺z址，这是一处被突发性灾难损毁的聚落，多座房址被较好地保存下来[31]。龙山时代，白灰面的使用迎来鼎盛期，居住面、墙壁、灶面、门道、柱洞、土台、室内坑、壁龛、基槽等部位均存在涂抹白灰面的现象。二里头文化时期，白灰面在房址中的使用趋于减少，此时涂抹白灰面的位置有居住面、墙壁、灶面、门道、室内坑等。

整个史前时期，居住面始终是涂抹白灰面比例最高的位置。居住面是房址中最容易保存下来的部位，而诸如集水坑、屋顶等部位则极易被破坏，所以发现居住面涂抹白灰面的比例最接近于真实情况，而难以保存的部位比例则要低于实际情况。仰韶中期至二里头时期，墙壁涂抹白灰面的比例大致呈不断上升的态势，此现象与墙壁的保存状况有较大关联。时代越久远，墙壁越难保存下来，涂抹白灰面的比例也就越低，后期墙壁保存下来的情况较多，比例也就随之上升。可以说白灰面涂抹位置的比例与各部位的保存状况密切相关。

自仰韶晚期开始，涂抹白灰面的位置呈现多样化，这可能与房址各部位的保存状况有一定联系，但更重要的是白灰面使用技术的进步。随着时代的发展，白灰面使用技术越发娴熟，涂抹的位置自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现象。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白灰面总体使用量趋于减少，房址内各部位白灰面的使用亦随之减少，可见白灰面涂抹位置的多寡与白灰面使用的普遍程度也有较大关联。

四、白灰面底部处理方式

白灰面作为一种涂抹于房址、窖穴等表面且呈现出一个规整平面的白色石灰状物质而被称作白灰面。为了使白灰面达到光滑平整的效果，同时增强防潮等性能，在涂抹白灰面前往往会对其底部做一定的处理。

笔者从已公布的白灰面房址资料中整理出详细描述白灰面底部处理方式的房址，从中统计出各时期白灰面底部的不同处理方式（表三），并计算出其在房址总数中的占比（图三）。

如图三所示，仰韶早期的唯一一座白灰面房址在涂抹白灰面前，先在居住面上铺设了一层垫土。因为仅有一座房址，所以不具有代表性。仰韶时代中期开始，白灰面底部多涂抹草拌泥，铺设垫土的现象也较为普遍，还有的房址在涂抹白灰面之前对地面进行夯打或踩踏，甚至经过火烤。这几种处理方式中以涂抹草拌泥与铺设垫土为主，夯土、踩踏面、火烤硬面较少。白灰面底部铺一层木板的情况仅有一例，无代表性。但是这些处理方式并不一直单独出现，而是经常呈现组合的方式。如山西垣曲龙王崖F101，经过夯打的地面上再涂抹草拌泥，最后抹一层白灰面[32]。

仰韶中期至二里头时期，白灰面底部涂抹草拌泥的比例呈持续上升趋势，说明草拌泥是处理白灰面底部的绝佳方式。随着白灰面使用的增多，草拌泥被越来越多地运用于白灰面底部处理。从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开始，涂抹草拌泥始终占据着白灰面底部处理方式的首位。

白灰面底部铺设垫土的现象从仰韶早期就已出现，但并未占据主要地位，说明铺设垫土的效果并不及草拌泥。涂抹白灰面之前对地面进行夯打或踩踏的现象开始于仰韶晚期，之后比例则持续降低，说明其防潮等效果并不理想。

在普遍对白灰面底部进行处理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很多房址的白灰面直接涂抹于地面之上，底部未做任何处理，而且这一比例相当大，可达到30%～50%。

五、白灰面的功能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白灰面成分已确定有石灰、石膏和人造粘土陶粒轻骨料与料礓石烧制的水泥组成的轻混凝土三种。这三种材料制成的白灰面都有坚固、美观、卫生、防潮的功能，但是其蕴含的原理又略有不同。

石灰制成的白灰面是由石灰岩烧制成生石灰，再与水混合反应得到熟石灰。熟石灰涂抹建筑表面后吸收二氧化碳变成碳酸钙。碳酸钙具有坚固、稳定的性能，可使房屋墙壁坚固耐用，不易倒塌，居住面更加坚实平整。生石灰防潮的原理是生石灰遇水反应生成熟石灰，从而消耗掉水分，而熟石灰不具备生石灰的吸水功能，而且其吸收二氧化碳生成碳酸钙的同时会生成一部分水，反而会增加室内的潮湿度，但是，后期变成碳酸钙的白灰面非常致密，能将水汽阻隔在外，从而达到防潮的作用。另外，根据药学原理，熟石灰为碱性，能够使蛋白质变性，从而杀死细菌、害虫，因此，石灰防潮的同时还能够防止虫子蛀蚀粮食及房基柱础等。

石膏的一个主要性能是凝结、硬化快，在加水拌合后很快失去可塑性而产生强度，凝结、硬化时产生的微膨胀使石膏表面光滑细腻，具有非常好的装饰性，是美化室内的绝佳材料。石膏在硬化过程中多余的水分会蒸发出来，在其内部形成大量的毛细空隙，对空气、土壤中的水汽具有较强的吸附能力，所以石膏制成的白灰面同样可以起到坚固墙壁、防潮的作用。

根据李最雄先生的研究，轻混凝土不但有良好的防潮性，而且具有较好的保温性和较高的抗压性[29]。这种混凝土由人造粘土陶粒轻骨料和作为胶结材料的料礓石烧制的水泥两部分组成。粘土陶粒轻骨料外表有一层光滑、致密的釉面，内部有大的空隙或空洞，其防潮原理与石膏近似；作为胶结材料的料礓石烧制的水泥中有一定量的水化硅酸钙，具有强粘接力，使得轻混凝土具有^高的抗压强度，进而起到坚固居住面的作用。

美观、卫生的作用无需赘言，无论何种材质的白灰面其表面都是洁白平坦的光滑面，白灰面涂抹在原来泥土的地面、墙壁上，房屋内不再尘土飞扬，窖穴内的白灰面则能够有效阻隔泥土对储藏物品的污染。

胡继高先生发现的破裂大口尊上使用白灰，证明涂抹白灰也是一种修补陶器的方法[26]。白灰面干燥以后具有较强的粘接力与硬度，能够起到很好的固定破损陶器的作用。

史前时期发现的众多房屋地画与壁画都绘制于白灰面之上。著名的白灰面地画有秦安大地湾遗址F411地画[33]，其所代表的意义曾引起李仰松[34]、严文明[35]等先生的热烈讨论。陕西石峁遗址东门瓮城的东、西、南三面墙体内侧发现壁画残块近200块，均以白灰面为底[36]。这些考古发现表明，洁白而平坦的白灰面是绘作图画的理想位置。

综上所述，白灰面具有坚固、美观、卫生、防潮、防虫、修补粘合等功能，还是绘制图画的完美位置，是史前时期重要的建筑材料。

六、结 语

白灰面名称由梁思永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首次提出，并沿用至今，但是首次发现白灰面的可能是主持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的李济先生。他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对此有详细记录：“顶层以下有一层极薄的石灰层，约一公分上下……在那顶层直接灰土层的地方，下不了许多还有一层极薄的石灰层。”[37]笔者推测，这两层石灰层应是两座白灰面房址，可惜李济先生当时未能意识到。晋南地区在仰韶早期就已出现白灰面房址，西阴村属庙底沟文化遗址，存在白灰面的可能性极大。

在科技手段支撑下，学者们发现白灰面的成分至少有石灰、石膏和轻混凝土三种。烧石灰技术早在仰韶中期就已出现，从而将石灰烧制历史从《周礼》记载的战国时期提早至公元前4000左右。仰韶晚期人类发明了比石灰更为复杂的轻混凝土，其中人工烧制的粘土陶粒轻骨料算得上我国建筑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创造。近代研制人造轻骨料的历史不过短短几十年，而在5000年前我国先民就已经掌握了这一技术。晋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石膏产地，龙山时代晋南地区的先民已开采石膏作为建筑材料，可以推测陶寺遗址的石膏应采自当地。通过对白灰面成分的研究，进而了解我国史前高超的建筑工艺，这在我国建筑史研究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我国一些地区在史前时期从未出现过白灰面，比如东南沿海地区，究其原因，一是缺少石灰石资源，资源的短缺限制了白灰面的发展；二是木结构建筑的发达，可能也是白灰面发展的一大障碍。而后期白灰面房址的逐渐绝迹也应与木结构建筑、砖石建筑的发展有关。但是，从历史时期以白灰面为底的壁画，到现代房屋粉刷洁白的四壁，其实白灰面从未消亡。

附：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王小娟老师的指导，袁媛同学在收集资料等方面曾提供帮助，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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