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十篇

经济增长篇1

关键词新经济新经济周期消费策略互动

1.引言

近十年来，美国经济状况极不一般，出现了一些在以往的经济实践中从未见过的，在正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看来也似乎不可思议的新现象，以至有人将其称为“新经济”，并引起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徐长生，2000，P.48；刘树成、李实，2000，P.3-5；萧琛，2000，P.5）。争论的问题之一便是：“新经济”是否改写了经济周期的规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90年代究竟是一个长期繁荣的开始，还是仅仅是一个扩展了的、延长了的周期？以及扩张为何超长、会否终结、何时终结？

Roamer（1999）强调政策因素，指出：政策因素在二战后的美国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频繁应用，一方面消除了以往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的随机干扰，使得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周期中经济扩张较以往明显延长；但另一方面，政策失误的存在又为衰退增加了政策诱因，产生新的“政策引发的衰退”。在Roamer所做的消除政策冲击的模拟检验中，美国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都增加了。据此，Roamer认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周期。美国经济繁荣的出现主要归因于合适的政策，而不像某些“新经济”论者所主张的是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一旦政策决策出现失误，美国经济就可能重新陷入衰退的泥潭。

结构论者主张：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波动性相对较弱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美国经济的稳定性增强，经济持续扩张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特别是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强了经济自身的稳定性（Mandel，1997；刘树成、李实，2000，P.11、55）。持相反观点的人则通过比较二战后美国三次最长的经济扩张期（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得出结论：就各项经济指标而言本次经济扩张与前两次并无明显差别，结构变化说无法获得有说服力的证据支持（Zarnowitz，1999）。

供求良性互动观认为：第一，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展使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在时间上、空间上缩短了距离，这使买卖之间的脱节得以克服，使库存得以减少，甚或实现零库存，从而可以避免生产过剩或供给不足，有利于缩小经济的波动。第二，信息技术革命以不断创新的新产品创造了新需求，又以新需求推动了新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小了经济波动的幅度（刘树成、李实，2000，P.11）。

还有一种观点，我们暂且叫它生产率观，篠原综一把它概括为：美国经济模式具有将信息通讯领域的新技术有机地融入到社会之中的灵活性，因此，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高生产率。生产率提高使企业利润和投资收益提高，进而诱发新的设备投资和研究开发投资，这种投资会再次使生产率提高，形成良性循环。只要能长期维持高水平的生产率上升率，美国就会迎来“新经济”时代，即：（1）潜在增长率上升；（2）失业率稳定在低水平；（3）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极小；（4）长期内维持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篠原综一，1998，P.63）

Delong（1999）则举出20世纪2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许多人惊呼美国达到一个“新时代”（NewEra）而最终以大萧条告终的事例提醒人们，商业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Krugerman（1997）对某些“新经济”论者所主张的经济周期的变化持鲜明的否定态度。他指出，从历史上看，商业周期始终是周而复始地出现。对于人们普遍赞同的货币政策的作用，他认为，现阶段对政策的正确抉择并不能保证抉择者面对全新的情况时，同样可以做出正确的抉择。政策失误在所难免，经济衰退也会反复出现。

我们认为，经济现象是复杂的，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正因如此，上述的各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都从某个角度揭示了问题的某个侧面，但也仅仅是揭示了问题的某个侧面。

我们同意Roamer和Krugerman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经济周期，但是政策并不能消除经济周期的观点。我们想补充的是，在一定意义上，造成衰退的原因正是造成增长的原因，因此，政策并不一定是通过消除引发经济衰退的随机干扰来消除衰退的，抑制经济过度增长本身可能就在消除衰退。

我们认为，反结构说仅仅根据各项经济指标的对比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应该看到，经济结构确实有了某些变化，而且，不同产业的不同波动特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另一方面，结构说并没有很好地证明为什么第二产业最具波动性，而第一、第三产业却较少具波动性；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经济中，信息产业的比重也在不断地上升，而其中的软硬件、以及别的基础设备难道不正具有第二产业产品相似的特性吗？那么二者的净影响究竟是什么？在我们看来，“新经济”中最深刻的变化可能不是第三产业比重的相对上升，而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新技术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在网络经济下，现在“萨伊定理成立了”：供给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

供求良性互动观强调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展使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在时间上、空间上缩短了距离，这使买卖之间的脱节得以克服，使库存得以减少，甚或实现零库存，从而可以避免生产过剩或供给不足，有利于缩小经济的波动，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就它所强调的第二点（即：信息技术革命以不断创新的新产品创造了新需求，又以新需求推动了新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小了经济波动的幅度。）来说，个中机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就是说，新产品到底是如何创造了新需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在我们看来，可能创新并不难，难的是对新产品有需求。我们关注的是供给如何创造了对自身的需求。

至于生产率观点，即使有其合理的一面，也缺乏严格的证明。事实上，我们即将证明并不必然具有这样的逻辑，可能衰退正是源于生产率的高增长。

我们的基本看法：经济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政策的作用，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的“萨伊定理的复活”，经济周期的规则也是可以发生改变的。美国经济这一轮的超长扩张有其必然性，至于何时终结，要看各种因素作用的净影响。

2.增长、波动——一种解释

按照一般的看法，增长是一个长期问题，而波动是一个短期问题。这确有一定的道理，抓住了某些本质的东西。但在我们看来，经济是一个过程，长期到底要通过短期来实现，因此，更应该强调的是增长和波动的联系，更需要的是动态分析、关于过程的分析。确实，在一定意义上，弄清了增长也就弄清了波动。

理论上对于增长的解释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给出：（a）要素投入的增长；（b）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c）制度的作用。我们认为，如果不考虑制度的作用，那么经济表现出波动的特性，就一定包含了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凯恩斯循环。因为，即使说这一波的增长仅仅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所引致的，由于技术只会进步，不会退步，产出就不会减少，甚至其增长也不会减慢；既然经济表现出了波动的特性，增长减慢了，或者说产出减少了，那就一定是产品缺乏需求，市场饱和，厂商减少投入的结果。这样说来的话，经济会不会波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以下几点：第一，生产能力的增长会不会赶上或超过需求的增长？第二，在市场达到饱和之前是否有新的有需求的产品被发明投产；第三，产品的交替更新能否平稳过渡？

这里涉及对一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在决定投资——的认识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凯恩斯主义者，坚持有效需求决定投资的观点。储蓄只是决定投资有没有保障，只有当投资的需求大于储蓄的供给时，决定投资进而增长的才是储蓄。换句话说，储蓄只是一种约束，并不是动力，动力只能是有效需求。

那么，为什么投资减少呢？换句话说，为什么有效需求不足呢？凯恩斯从三大心理规律出发，从总量上进行了分析。三大心理规律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收入与有效需求之间的差额能完全根据三大心理规律从总量角度给出解释吗？应该说，不能，还有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产品的结构问题。打个比方说，过去我收入2元钱，要购买两元钱的馒头，现在，由于增长，我的收入变为5元钱，我当然不会买5元钱的馒头。不会因为我的收入由2元变为5元，过去我吃10个馒头，现在就吃25个馒头。也许，我会多吃，但至多我现在吃12个馒头。这样的话，另2.6元钱就形不成有效需求。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如果有巧克力的话，我会购买2.6元的巧克力的。所以，这里的原因在于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于产品的创新问题。

在现代经济中，由于生产能力的增长一般地最终会超过需求的增长，因此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增长，最终，产出都有下降的趋势。但总产出下降是否变为现实，取决于是否产生一种相当的抵消力量。这时，如果一种新产品被发明投产，市场对该新产品的需求超过了供给，这就必然引起投资增加；同时，投资的增加引起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又引起对消费品的增加，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增加；进而拉动增长，这就是一股抵消的力量。进一步，乘数作用还可能引起经济的高涨。

当然，如果资源不能平稳地转向新产品的生产，也会引起波动。

3.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

再回到上文我们打过的那个比方：过去我收入2元钱，要购买两元钱的馒头。现在，由于增长，我的收入变为5元钱，但我不会买5元钱的馒头，至多我现在吃12个馒头。因此，另2.6元钱就形不成有效需求。但是如果有巧克力的话，我会购买2.6元的巧克力的。那里，我们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于产品的创新问题。如果有新产品被创造出来，就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那么，又真的是因为创新有困难吗？问题是，就算巧克力被创新出来，我完全可以不购买呀！这样，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电视产品，它的消费具有这样的特征，一个电视中心发送信号，众多的电视用户各自独立地接收消费。当电视中心进行了一种技术创新，使得人们现有的电视机不能更好地接收新的信号时，由于人们使用电视机的效用依赖于中心的创新，一般地，人们就会更换现有的电视机为新的适应电视中心创新技术的电视机。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而仅仅是电视机产品本身的创新的话，比如说将普通电视机创新为画中画，人们完全可能不更换电视机，可能这就是最优的选择，这样的创新也不创造有效需求。

所以，很可能不仅仅是创新能力的问题，还有对可实现的创新有没有需求的问题。但是，在网络经济下，后一个问题不存在了，因为供给可以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

比如计算机产品，我们购买计算机无论是上网还是进行普通的文字处理，都涉及与众多别的用户之间的交流问题，都存在所使用的软硬件与别的众多用户所使用的软硬件之间的兼容问题。这就是说，我消费自己的计算机的效用依赖于众多的别的计算机用户的选择。这种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就产生了极不寻常的意义：当多数人更新计算机配置之后，我的最优选择就是更新自己的计算机配置。一般地，由于新产品可以覆盖老产品，新用户和一部分老用户会购买新产品，当多数人用新产品的时候，余下的老用户的最优选择就是更新自己的产品。当Windows98还好用的时候，我可能就去购买新的Windows2000。这样，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就使得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

信息技术确实提高了生产率，加速了创新，正如刘文所称的，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信息技术处于一个创新的“蜂聚”时期。（刘树成、李实，2000，P.8-9）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强调问题的另一面：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使得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应该说，这是创新可以被不断地“创新”，从而产生“蜂聚”现象的根本原因。在经济生活中，生产能力只决定可能性，使可能变为现实的只能是需求。在网络经济下，现在“萨伊定理成立了”：供给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这便是“新经济”之新所在。事实上，如果不这样看的话，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传统产业却没有这样一个创新的“蜂聚”。因为如果创新高潮仅仅是由信息技术引起生产率提高所引致的，那么传统产业也应该有一个创新的“蜂聚”，哪怕是较弱一些。把普通电视机创新为画中画，或者进一步地创新为别的什么并不是不可能，而是消费者可以不响应，至少老电视机用户可以不购买这种新产品。然而，如果你将Windows98创新为Windows2000或别的什么，那么消费者可能就不得不购买。

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这不仅意味着创新必然是大规模的，而且是持续的，这又意味着经济必然持续高速增长。

4.产品的耐用性与经济波动

既然经济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能力的增长与需求的增长之间的对比关系，那么经济的波动还与产品的耐用特性有着极大的关系。具体地说：

假设经济最初处于均衡状态，如上所述，如果一种产品被创新出来，一般地，对该产品的需求大于供给，这必然引起投资的增加，进而引起产出的增加。而且，事情至此并没完，投资的增加还引起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又引起消费的增加，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增加和产出的增加。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必然引起经济的高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能力的增长迟早会超过需求的增长，因此产量的增长迟早会放慢，甚至绝对地减少，这必然引起投资成倍地减少，进而引起产出成倍地减少。同样，投资的减少还引起收入的减少，收入的减少又引起消费的减少，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减少和产出的减少。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必然引起经济的衰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乘数—加速数原理。

在耐用品经济中，这种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景气循环必然表现得更为剧烈。这是因为，耐用品可以使用多年，因此一定存在一个时点，超过这一时点，不仅仅是生产能力将超过需求，而且会突然地出现一个很大的缺口，这势必引起经济剧烈的波动。

这就是我们从经济史上所观察到的：当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时，经济波动的幅度会增大。

当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时，经济是否会增强稳定性呢？一般认为，第三产业以服务为主，服务的“产”与“销”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而且一般地对服务的需求本身波动较小，所以，经济波动的幅度会减小。（刘树成、李实，2000，P.55）然而，似乎我们并不能将美国经济这一轮的稳定增长主要地归之于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特别是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因为美国信息产业的比重也在不断地上升，特别是一些软硬件的生产，而在本质上，这些软硬件是耐用品。就一般情况而言，后者会抵消前者的稳定作用，这就很难说美国经济现在是更具稳定性还是更具不稳定性。我们感兴趣的是：软硬件这样的耐用品是否具有不同于一般耐用品的特性？其比重的上升究竟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经济的稳定性？

上文的分析告诉我们：在网络经济下，由于消费的策略互动，供给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一般地，这不仅意味着不存在对可实现的创新没有需求的问题，也意味着尽管软硬件是耐用品，但却不会有供给超过需求那一刻的到来，更不用说出现供求大缺口那一刻的到来。耐用品不会被长久使用了，其比重的上升不是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而是增加经济的稳定性。

5.结论及其启示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凡波动都包含了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凯恩斯循环。所以，美国经济这一次的持续高速增长一定不只是由新技术引起生产率提高所引致，一定还有投资增加的增长作用。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美国经济这一次的持续高速增长仅仅是由新技术引起的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相似的表现。而且，正如臧文所指出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是凭空产生的，其研究、开发和应用均要以巨额投资为基础。（藏旭恒、裴春霞，2000，P.42）生产率的提高是重要的，投资的作用也是重要的。

第二，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的“萨伊定理的复活”，经济周期的规则是可以发生改变的，美国经济这一轮的超长扩张有其必然性。然而，经济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这当然主要是源于我们这样的认识：经济周期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而这些因素的净影响是不确定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即使不考虑其它因素，即使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了“萨伊定理的复活”，毕竟经济中还有传统部门，计算机等新技术创新会引起投资，增加收入，收入的增加又会引起消费的增加，这会引致传统部门的扩张，但这种引致的增长总有到头的时候。这就是说，尽管前一种增长效应具有长期性，但是后一种增长效应却是短期的，作为净结果，经济是放慢，还是停滞，还是下滑，决定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度。至于何时终结，要看各种因素作用的净影响。

上文的分析还给我们如下启示：

第一，如果我们假定生产能力的增长快于需求的增长，那么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增长和波动就是一个结构的动态调整过程。增长和波动首先表现为结构问题，其次才表现为总量的平衡问题，即总供求相等的问题。这种结构的调整是通过产品创新来实现的。进一步，我们对萧条应该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首先，萧条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有效需求不足，然而，进一步地深究，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可能恰好来自供给面——市场不能不断地创造出有需求的新产品。因此，为刺激经济增长，抑制萧条，进行需求管理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却是供给管理。主要是创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创造一种要素能自由流动的环境。其次，如果我们承认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增长和波动是一个结构的调整问题，那么对于萧条就不能只看到其消极的一面，还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可能这正是资源从旧产品的生产领域转移向新产品的生产领域的一种必要的调整。

第二，我们看到，经济的波动正是由于生产能力超过了需求，或者说，生产能力的增长超过了需求的增长。因此，某种意义上，造成繁荣的原因可能正是造成衰退的原因，抑制经济的高增长可能本身起到了抑制萧条的作用。

第三，从美国新经济中我们究竟应学习些什么？根据我们的分析，美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源于新技术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很自然就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别的国家不创造新技术？你的新技术也同样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呀！因此，我们真正应该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如何提供了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及其给予我们的借鉴。

参考文献

李平，1992，“经济适度增长与结构动态变化”，《经济学家》（4）。

刘树成、李实，2000，“对美国‘新经济’的考察与研究”，《经济研究》（8）。

藏旭恒、裴春霞，2000，“投资增长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美国‘新经济’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启示”，《学术月刊》（10）。

徐长生，2000，“美国‘新经济’的理论透视”，《经济学动态》（7）。

萧琛，2000，“论美国的‘新经济’和‘新周期’”，《世界经济与政治》（4）。

陈漓高、仲黎明，2000，“周期理论：美国经济的繁荣”，《世界经济》（3）。

篠原综一，1998，“新经济论的是非考证”，《世界经济与政治》（12）。

杨培芳，2000，《网络协同经济学——第三只手的凸现》，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汉斯·韦坎德，1999，“金融中介、均衡信贷配给与经济周期”，《契约经济学》，北京：经济了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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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mer,ChristinaD.,1999,“ChangesinBusinessCycles:EvidenceandExplanations”,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Spring.

Mandel,Micheal,1997,“HowLongCanThisLast?”BusinessWeek,May19.

Zarnowitz,Victor,1999,“TheoryandHistoryBehindBusinessCycles:Arethe1990stheOnsetofaGoldenAg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Spring.

Krugerman,Paul,1997,“SeekingtheRuleoftheWaves”,ForeignAffairs,July/August.

经济增长篇2

一、识经济的理论诠释与发展现状

知识经济是区别于以前的以传统工业为产业支柱，以稀缺自然资源为主要依托的新型经济。信息产业是知识经济的基础，具有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是知识经济的核心，具有高素质并会用高科技手段处理信息的各类人才队伍建设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

1 、知识经济的理论诠释

OECD 在世界上 1996 年的报告《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对知识经济的内涵进行了界定：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 OECD 的另一份报告中把迄今创造的所有知识分为四类形态：事实知识（ know-what ），原理知识（ know-why ），技能知识（ know-how ）和人力知识（ know-who ），并用统计数字说明知识是支撑经合组织国家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知识经济与工业经济最大的不同在于，知识经济的繁荣不再直接受制于资源、资本、硬件技术的数量、规模和增量，而直接依赖于知识的积累和运用。知识经济的外形是无形资本、人类社会的知识总量、人力资本、智能、高科技、网络、电脑等等，它的内核或者内在精神、制度的精神都将更加体现人对精神的需要与物质财富的需要的真正统一。目前，尽管对于知识经济定义本身仍有不少争议，但知识经济被用于描述世界未来经济形态的名词得到了各国经济界和科学界的普遍认可。

2 、知识经济的发展现状

在知识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信息和通讯技术处于中心地位。在全球的 GDP 中，有约 70% 的产业与信息有关。 1982 年，全球信息产业销售额定 2370 亿美元， 1985 年为 4000 亿美元， 1995 年达 6400 亿美，而 2000 年则将超过 18000 亿美元。在美国，由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增长速度是经济增长的两倍，其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60% 以上，使美国享受到了自越南战争以来经济成就最辉煌的时期。据我国科技部技术创新战略与管理研究中心设计的包括知识的生产、投入、激励、存量、流通等指标体系，若把美国现有发展标准用 1 来衡量，视为刚进入知识经济阶段，则我国仅有 0.26 ，尚处于知识经济的萌芽期。但 90 年代以来，我国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发展同样迅猛之势， 1990 年我国计算机工业产值才 500 亿元，平均增长速度超过了 50% .而到 2000 年，我国计算机信息产业产值将达 1700 亿元。

为了适应新的挑战，美国继 90 年代初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决策后，又提出建设“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主线，实施包括“因特网 II 计划”等多项跨世纪计划；欧盟提出了建设“知识经济”的计划，并在今后 10 年内投资 900 亿法郎建设“欧洲电子高速公路”；日本明确了“科学创新立国”政策；韩国提出建设“头脑强国”；新加坡推出了“信息岛计划”；马来西亚兴建“多媒体超级走廊”；经合组织 OECD 成员国中，工商业研究与发展（ R&D ）经费的近 2/3 用于高技术产业。对迅猛而来的全球性知识经济浪潮，中国则确定了“科教兴国”战略和“技术创新工程”、“ 211 工程”、“信息产业工程”等政策和措施。

二、知识经济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经济学界认为知识已成为一种无形的“第一生产要素”具有了第一生产要素的基本特征：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根源，具有配置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能力，拥有知识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取得了对经济的支配权力。知识密集的高科技产业成为主要产业等等。

1 、知识经济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形式下，经济增长是经济结构（核心是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增长的实质性内容是结构高一档次的优化，经济增长是结构升级的一种表现。

（ 1 ）需求结构变化快，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

知识经济是以高科技知识产业为主导产业的经济，不仅使增长高质量，人均收入水平也稳定快速提高，从而导致了社会生活条件的改善和消费方式、消费结构的变更。需求结构的变化通过市场这个中介环节影响生产和供给。对生产的直接作用就是资源配置结构发生变化，在总产值来源的产业分布上知识密集的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的服务业的份额相对上升，农业和传统制造业的份额相对下降。可见，需求结构的快速变化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 2 ）科技发展迅速，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知识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基石。知识经济时代，教育、研究与开发、在职培训的投资不断增加。由于教育的发展，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科技人才，而且提高了全体劳动者的素质，因而知识的生产、分配和应用具有可靠的人力资源保证。由于研究和开发活动积极活跃，经费也充足，使新知识、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现，科技进步速度加快，而技术进步是影响产业结构的首要因素，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正相关，科技进步越快，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就越快。

（ 3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知识经济，加快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由于经济一体化，使国际间的经济联系很紧密。经济的高速发展，必然加快各类要素、商品在国际间的速度，促进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在国外消费示范作用的冲击和带动下，必然引起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导致企业的生产、技术结构的变化，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一国对于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发生变化时，不仅推动了本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而且由于国际贸易活跃，引起其他国家出口导向型企业的生产的变化，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2 、知识经济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可持续发展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表现，人们在工业经济时代下，实施可持续发展主要紧紧依靠科学技术这把利剑来解决，虽然使有些问题得到缓解，但是影响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如生态环境还在恶化，资源枯竭势头没有得到抑制，发展中国家在重复发达国家过去的“高生产、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等。因此，只有更加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用，使高新技术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知识资源成为主体资源，实现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升华，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

（ 1 ）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发展迅猛，为经济可持续增长提供了可能

知识经济时代下高新技术产业不仅起先导作用，而且将成为第一支柱。高新技术产业由于其高附加值有力地支撑着知识经济时代的经济增长。据 1993 年联合国有关组织统计，在发达国家中，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的产值已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50% 以上；在制造业产值中，高新技术产业的产值已占到国内生产的产值已占到达 25% ，比 20 年前增长了解 1 倍；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有 65% 与微电子技术有关。高新技术产业中信息成为发展最快的带头羊，全球 GDP 中，已有 1/3 的产值与信息产业有关。 90 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以微软为代表的 5000 家计算机软件公司，微软公司市场价值现已超过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美国的经济增长有 27% 归功于高新技术产业。除此之外，高新技术使工业经济时代形成的（汽车、建筑、石油、钢铁、运输和纺织等）披上了“知识”的新装，并延伸出。

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决定着知识的生产、传播及应用的能力和效率。知识的生产是无穷无尽的，非消耗的，通过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投入，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迅猛发展，使高新技术产业无可非议地成为知识经济时代下的第一支柱产业，从而改变了工业经济时代下经济发展从萧条、复苏、繁荣到衰退的周期性，使经济可持续增长成为可能。

（ 2 ）知识经济时代下知识成为主体资源，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

经济增长篇3

以CPI表示的物价上涨目前仍处于下降之中，已回落至2％以内；而PPI目前负增长已持续了三个月，预计三季度约为-0.6％左右。今年全年CPI涨幅不会超过4％。

根据过去周期波动的经验，一般估计，本轮经济下行应在今年一季度结束，但目前已延长了一个季度。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目前中国经济的放缓，既是短期经济周期性波动以及与之相关的宏观调控的结果，更是经济长期增长趋势变化的先兆。

中国经济可能正在告别两位数以上的增长，而转入年均8％左右的中速增长新阶段。经济政策需要重新审视，从长计议。

短期波动因素变化

首先，中国经济放缓的直接原因是受制于出口。

受欧债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金融处在动荡之中，不仅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经济疲软，甚至进入衰退，而且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开始下降。国际需求的减弱使中国出口出现困难，出口增速由2010年的31.3％和2011年的20.3％陡降为今年1月－5月的7.7％，其中对欧出口从2011年的14.4％下降到今年1月－4月的-2％，而欧债危机严重的国家如希腊、意大利等则下降20％以上。对欧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6％，其中欧洲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占中国出口总额的20％左右。对它们的出口下降成为中国经济放缓的重要原因。

目前，尽管世界经济尤其是发达经济体仍处于公共部门再杠杆化与私人部门去杠杆化的博弈之中，但总体形势已趋于稳定。欧洲尽管仍在衰退之中，但欧元崩溃的风险也大大降低。从这个角度观察，中国出口的最坏时期已过。随着国际需求环境的稳定，中国出口将有缓慢的回升。

其次，中国经济放缓的关键原因是投资减速。

受出口下降和经济放缓的影响，工业企业去库存化明显，包括机器设备在内的工业投资出现疲态。受地方债务的制约，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放缓。

与此同时，因房地产调控，房地产开发投资下滑。今年前五个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0.1％，增速回落4.7个百分点，其中铁路投资增速为-41.6％。

目前，投资持续下滑的态势已得到某种程度的遏制。随着5月份后“稳增长”的预调微调措施的实施，一方面地方项目建设的投入增加，中央项目投资也改变了负增长状态。尤其是保障房建设的持续和新项目的开工，使投资增速加快。另一方面，根据以往的经验，工业企业去库存化（狭义）一般为九个月，始于去年四季度的工业企业去库存化也有望在今年二季度结束。我们预计三季度投资增速将达到22.5％，比二季度回升2.5个百分点。

第三，中国经济放缓也受到消费的拖累。

尽管基于消费的稳定性，对短期经济增长的拉动并不明显，但今年2月以来，消费的增速也有放缓的迹象，每月下滑1个百分点左右，一季度末已低至13％，尤其是居民消费信心发生波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增长。

目前，随着经济景气的回升，消费的信心和意愿有所提振，加之家电直接补贴的快速见效以及居民收入进一步增长，预计三季度将比二季度提升1个百分点，增速达到15％左右。

国民经济进入新阶段

种种迹象表明，除短周期因素外，中国经济放缓是一些具有趋势性的增长条件变化所致。

从需求角度观察：

首先，当前世界经济中公共部门再杠杆化与私人部门去杠杆化的博弈预示着，以去杠杆化为特征的金融危机长期化，变成慢性危机，而且时时有急性发作的可能。受此影响，全球经济增长将呈现长期低速状态，国际需求的萎靡将使中国出口导向性经济难以持续。

其次，当前投资的减速是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发生的，预示着人口红利的边际效应正在减弱。长期以来，由于人口基数庞大且相对年轻，使抚养成本低、储蓄率高且储蓄量大，支持了中国的高投资，形成了中间需求。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速，抚养比将快速上升，储蓄率有下降的趋势，这将对中国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形成威胁。

从供给角度观察：

首先，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而农民工就业压力不大预示着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再充沛。受此影响，低端工资上升速度加快，这虽然改善了居民收入状况，缩小了收入差距，并为提升消费打下了基础，但劳动力低成本竞争优势也受到削弱。

其次，当前经济放缓是在资源约束的背景下发生的。2011年来，中国耕地面积仅为18.26亿亩，石油进口依存度已超过55％。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愈来愈突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受到挑战。

与过去33年相比，中国经济增长条件的上述变化预示国民经济开始进入新阶段。

这一阶段的总体特征是工业化、城市化进入中后期，经济将由高速增长转为中速增长。

多方面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经济已进入或即将进入阶段性变化的转折期，在新阶段，经济增长区间将在7％－8％左右。

国际经验表明，国民经济进入新阶段后增速回落是一个客观的自然过程。从亚洲出口导向性大国来看，日本经济增长第一次下台阶发生在1973年，韩国发生在1997年。虽然其导火索是石油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但实质上是进入工业化、城市化中后期后经济结构的调整。

国际经验同时也表明，当国民经济进入转折期时，经济政策的应对十分关键。

一方面，着眼于短期的刺激性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足以改变趋势性回落，如果刺激过头，反而极易使经济泡沫化，引发更大的困难。因此政策的立足点应是着眼于长期的结构性调整。

另一方面，短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预调微调又十分必要，其作用是避免经济增长下台阶的速度过快、幅度过大，并以此来配合长期结构性调整政策的实施。

经济增长篇4

近十年来，美国经济状况极不一般，出现了一些在以往的经济实践中从未见过的，在正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看来也似乎不可思议的新现象，以至有人将其称为“新经济”，并引起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徐长生，2000，P.48；刘树成、李实，2000，P.3-5；萧琛，2000，P.5）。争论的问题之一便是：“新经济”是否改写了经济周期的规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90年代究竟是一个长期繁荣的开始，还是仅仅是一个扩展了的、延长了的周期？以及扩张为何超长、会否终结、何时终结？

Roamer（1999）强调政策因素，指出：政策因素在二战后的美国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频繁应用，一方面消除了以往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的随机干扰，使得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周期中经济扩张较以往明显延长；但另一方面，政策失误的存在又为衰退增加了政策诱因，产生新的“政策引发的衰退”。在Roamer所做的消除政策冲击的模拟检验中，美国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都增加了。据此，Roamer认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周期。美国经济繁荣的出现主要归因于合适的政策，而不像某些“新经济”论者所主张的是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一旦政策决策出现失误，美国经济就可能重新陷入衰退的泥潭。

结构论者主张：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波动性相对较弱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美国经济的稳定性增强，经济持续扩张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特别是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强了经济自身的稳定性（Mandel，1997；刘树成、李实，2000，P.11、55）。持相反观点的人则通过比较二战后美国三次最长的经济扩张期（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得出结论：就各项经济指标而言本次经济扩张与前两次并无明显差别，结构变化说无法获得有说服力的证据支持（Zarnowitz，1999）。

供求良性互动观认为：第一，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展使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在时间上、空间上缩短了距离，这使买卖之间的脱节得以克服，使库存得以减少，甚或实现零库存，从而可以避免生产过剩或供给不足，有利于缩小经济的波动。第二，信息技术革命以不断创新的新产品创造了新需求，又以新需求推动了新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小了经济波动的幅度（刘树成、李实，2000，P.11）。

还有一种观点，我们暂且叫它生产率观，篠原综一把它概括为：美国经济模式具有将信息通讯领域的新技术有机地融入到社会之中的灵活性，因此，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高生产率。生产率提高使企业利润和投资收益提高，进而诱发新的设备投资和研究开发投资，这种投资会再次使生产率提高，形成良性循环。只要能长期维持高水平的生产率上升率，美国就会迎来“新经济”时代，即：（1）潜在增长率上升；（2）失业率稳定在低水平；（3）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极小；（4）长期内维持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篠原综一，1998，P.63）

Delong（1999）则举出20世纪2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许多人惊呼美国达到一个“新时代”（NewEra）而最终以大萧条告终的事例提醒人们，商业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Krugerman（1997）对某些“新经济”论者所主张的经济周期的变化持鲜明的否定态度。他指出，从历史上看，商业周期始终是周而复始地出现。对于人们普遍赞同的货币政策的作用，他认为，现阶段对政策的正确抉择并不能保证抉择者面对全新的情况时，同样可以做出正确的抉择。政策失误在所难免，经济衰退也会反复出现。

我们认为，经济现象是复杂的，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正因如此，上述的各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都从某个角度揭示了问题的某个侧面，但也仅仅是揭示了问题的某个侧面。

我们同意Roamer和Krugerman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经济周期，但是政策并不能消除经济周期的观点。我们想补充的是，在一定意义上，造成衰退的原因正是造成增长的原因，因此，政策并不一定是通过消除引发经济衰退的随机干扰来消除衰退的，抑制经济过度增长本身可能就在消除衰退。

我们认为，反结构说仅仅根据各项经济指标的对比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应该看到，经济结构确实有了某些变化，而且，不同产业的不同波动特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另一方面，结构说并没有很好地证明为什么第二产业最具波动性，而第

一、第三产业却较少具波动性；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经济中，信息产业的比重也在不断地上升，而其中的软硬件、以及别的基础设备难道不正具有第二产业产品相似的特性吗？那么二者的净影响究竟是什么？在我们看来，“新经济”中最深刻的变化可能不是第三产业比重的相对上升，而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新技术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在网络经济下，现在“萨伊定理成立了”：供给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

供求良性互动观强调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展使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在时间上、空间上缩短了距离，这使买卖之间的脱节得以克服，使库存得以减少，甚或实现零库存，从而可以避免生产过剩或供给不足，有利于缩小经济的波动，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就它所强调的第二点（即：信息技术革命以不断创新的新产品创造了新需求，又以新需求推动了新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小了经济波动的幅度。）来说，个中机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就是说，新产品到底是如何创造了新需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在我们看来，可能创新并不难，难的是对新产品有需求。我们关注的是供给如何创造了对自身的需求。

至于生产率观点，即使有其合理的一面，也缺乏严格的证明。事实上，我们即将证明并不必然具有这样的逻辑，可能衰退正是源于生产率的高增长。

我们的基本看法：经济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政策的作用，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的“萨伊定理的复活”，经济周期的规则也是可以发生改变的。美国经济这一轮的超长扩张有其必然性，至于何时终结，要看各种因素作用的净影响。

2.增长、波动——一种解释

按照一般的看法，增长是一个长期问题，而波动是一个短期问题。这确有一定的道理，抓住了某些本质的东西。但在我们看来，经济是一个过程，长期到底要通过短期来实现，因此，更应该强调的是增长和波动的联系，更需要的是动态分析、关于过程的分析。确实，在一定意义上，弄清了增长也就弄清了波动。

理论上对于增长的解释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给出：（a）要素投入的增长；（b）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c）制度的作用。我们认为，如果不考虑制度的作用，那么经济表现出波动的特性，就一定包含了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凯恩斯循环。因为，即使说这一波的增长仅仅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所引致的，由于技术只会进步，不会退步，产出就不会减少，甚至其增长也不会减慢；既然经济表现出了波动的特性，增长减慢了，或者说产出减少了，那就一定是产品缺乏需求，市场饱和，厂商减少投入的结果。这样说来的话，经济会不会波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以下几点：第一，生产能力的增长会不会赶上或超过需求的增长？第二，在市场达到饱和之前是否有新的有需求的产品被发明投产；第三，产品的交替更新能否平稳过渡？

这里涉及对一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在决定投资——的认识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凯恩斯主义者，坚持有效需求决定投资的观点。储蓄只是决定投资有没有保障，只有当投资的需求大于储蓄的供给时，决定投资进而增长的才是储蓄。换句话说，储蓄只是一种约束，并不是动力，动力只能是有效需求。

那么，为什么投资减少呢？换句话说，为什么有效需求不足呢？凯恩斯从三大心理规律出发，从总量上进行了分析。三大心理规律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收入与有效需求之间的差额能完全根据三大心理规律从总量角度给出解释吗？应该说，不能，还有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产品的结构问题。打个比方说，过去我收入2元钱，要购买两元钱的馒头，现在，由于增长，我的收入变为5元钱，我当然不会买5元钱的馒头。不会因为我的收入由2元变为5元，过去我吃10个馒头，现在就吃25个馒头。也许，我会多吃，但至多我现在吃12个馒头。这样的话，另2.6元钱就形不成有效需求。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如果有巧克力的话，我会购买2.6元的巧克力的。所以，这里的原因在于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于产品的创新问题。

在现代经济中，由于生产能力的增长一般地最终会超过需求的增长，因此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增长，最终，产出都有下降的趋势。但总产出下降是否变为现实，取决于是否产生一种相当的抵消力量。这时，如果一种新产品被发明投产，市场对该新产品的需求超过了供给，这就必然引起投资增加；同时，投资的增加引起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又引起对消费品的增加，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增加；进而拉动增长，这就是一股抵消的力量。进一步，乘数作用还可能引起经济的高涨。

当然，如果资源不能平稳地转向新产品的生产，也会引起波动。

3.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

再回到上文我们打过的那个比方：过去我收入2元钱，要购买两元钱的馒头。现在，由于增长，我的收入变为5元钱，但我不会买5元钱的馒头，至多我现在吃12个馒头。因此，另2.6元钱就形不成有效需求。但是如果有巧克力的话，我会购买2.6元的巧克力的。那里，我们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于产品的创新问题。如果有新产品被创造出来，就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那么，又真的是因为创新有困难吗？问题是，就算巧克力被创新出来，我完全可以不购买呀！这样，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电视产品，它的消费具有这样的特征，一个电视中心发送信号，众多的电视用户各自独立地接收消费。当电视中心进行了一种技术创新，使得人们现有的电视机不能更好地接收新的信号时，由于人们使用电视机的效用依赖于中心的创新，一般地，人们就会更换现有的电视机为新的适应电视中心创新技术的电视机。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而仅仅是电视机产品本身的创新的话，比如说将普通电视机创新为画中画，人们完全可能不更换电视机，可能这就是最优的选择，这样的创新也不创造有效需求。

所以，很可能不仅仅是创新能力的问题，还有对可实现的创新有没有需求的问题。但是，在网络经济下，后一个问题不存在了，因为供给可以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

比如计算机产品，我们购买计算机无论是上网还是进行普通的文字处理，都涉及与众多别的用户之间的交流问题，都存在所使用的软硬件与别的众多用户所使用的软硬件之间的兼容问题。这就是说，我消费自己的计算机的效用依赖于众多的别的计算机用户的选择。这种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就产生了极不寻常的意义：当多数人更新计算机配置之后，我的最优选择就是更新自己的计算机配置。一般地，由于新产品可以覆盖老产品，新用户和一部分老用户会购买新产品，当多数人用新产品的时候，余下的老用户的最优选择就是更新自己的产品。当Windows98还好用的时候，我可能就去购买新的Windows2000。这样，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就使得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

信息技术确实提高了生产率，加速了创新，正如刘文所称的，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信息技术处于一个创新的“蜂聚”时期。（刘树成、李实，2000，P.8-9）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强调问题的另一面：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使得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应该说，这是创新可以被不断地“创新”，从而产生“蜂聚”现象的根本原因。在经济生活中，生产能力只决定可能性，使可能变为现实的只能是需求。在网络经济下，现在“萨伊定理成立了”：供给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这便是“新经济”之新所在。事实上，如果不这样看的话，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传统产业却没有这样一个创新的“蜂聚”。因为如果创新高潮仅仅是由信息技术引起生产率提高所引致的，那么传统产业也应该有一个创新的“蜂聚”，哪怕是较弱一些。把普通电视机创新为画中画，或者进一步地创新为别的什么并不是不可能，而是消费者可以不响应，至少老电视机用户可以不购买这种新产品。然而，如果你将Windows98创新为Windows2000或别的什么，那么消费者可能就不得不购买。

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这不仅意味着创新必然是大规模的，而且是持续的，这又意味着经济必然持续高速增长。

4.产品的耐用性与经济波动

既然经济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能力的增长与需求的增长之间的对比关系，那么经济的波动还与产品的耐用特性有着极大的关系。具体地说：

假设经济最初处于均衡状态，如上所述，如果一种产品被创新出来，一般地，对该产品的需求大于供给，这必然引起投资的增加，进而引起产出的增加。而且，事情至此并没完，投资的增加还引起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又引起消费的增加，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增加和产出的增加。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必然引起经济的高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能力的增长迟早会超过需求的增长，因此产量的增长迟早会放慢，甚至绝对地减少，这必然引起投资成倍地减少，进而引起产出成倍地减少。同样，投资的减少还引起收入的减少，收入的减少又引起消费的减少，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减少和产出的减少。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必然引起经济的衰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乘数—加速数原理。

在耐用品经济中，这种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景气循环必然表现得更为剧烈。这是因为，耐用品可以使用多年，因此一定存在一个时点，超过这一时点，不仅仅是生产能力将超过需求，而且会突然地出现一个很大的缺口，这势必引起经济剧烈的波动。

这就是我们从经济史上所观察到的：当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时，经济波动的幅度会增大。

当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时，经济是否会增强稳定性呢？一般认为，第三产业以服务为主，服务的“产”与“销”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而且一般地对服务的需求本身波动较小，所以，经济波动的幅度会减小。（刘树成、李实，2000，P.55）然而，似乎我们并不能将美国经济这一轮的稳定增长主要地归之于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特别是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因为美国信息产业的比重也在不断地上升，特别是一些软硬件的生产，而在本质上，这些软硬件是耐用品。就一般情况而言，后者会抵消前者的稳定作用，这就很难说美国经济现在是更具稳定性还是更具不稳定性。我们感兴趣的是：软硬件这样的耐用品是否具有不同于一般耐用品的特性？其比重的上升究竟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经济的稳定性？

上文的分析告诉我们：在网络经济下，由于消费的策略互动，供给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一般地，这不仅意味着不存在对可实现的创新没有需求的问题，也意味着尽管软硬件是耐用品，但却不会有供给超过需求那一刻的到来，更不用说出现供求大缺口那一刻的到来。耐用品不会被长久使用了，其比重的上升不是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而是增加经济的稳定性。

5.结论及其启示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凡波动都包含了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凯恩斯循环。所以，美国经济这一次的持续高速增长一定不只是由新技术引起生产率提高所引致，一定还有投资增加的增长作用。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美国经济这一次的持续高速增长仅仅是由新技术引起的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相似的表现。而且，正如臧文所指出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是凭空产生的，其研究、开发和应用均要以巨额投资为基础。（藏旭恒、裴春霞，2000，P.42）生产率的提高是重要的，投资的作用也是重要的。

第二，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的“萨伊定理的复活”，经济周期的规则是可以发生改变的，美国经济这一轮的超长扩张有其必然性。然而，经济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这当然主要是源于我们这样的认识：经济周期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而这些因素的净影响是不确定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即使不考虑其它因素，即使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了“萨伊定理的复活”，毕竟经济中还有传统部门，计算机等新技术创新会引起投资，增加收入，收入的增加又会引起消费的增加，这会引致传统部门的扩张，但这种引致的增长总有到头的时候。这就是说，尽管前一种增长效应具有长期性，但是后一种增长效应却是短期的，作为净结果，经济是放慢，还是停滞，还是下滑，决定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度。至于何时终结，要看各种因素作用的净影响。

上文的分析还给我们如下启示：

第一，如果我们假定生产能力的增长快于需求的增长，那么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增长和波动就是一个结构的动态调整过程。增长和波动首先表现为结构问题，其次才表现为总量的平衡问题，即总供求相等的问题。这种结构的调整是通过产品创新来实现的。进一步，我们对萧条应该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首先，萧条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有效需求不足，然而，进一步地深究，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可能恰好来自供给面——市场不能不断地创造出有需求的新产品。因此，为刺激经济增长，抑制萧条，进行需求管理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却是供给管理。主要是创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创造一种要素能自由流动的环境。其次，如果我们承认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增长和波动是一个结构的调整问题，那么对于萧条就不能只看到其消极的一面，还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可能这正是资源从旧产品的生产领域转移向新产品的生产领域的一种必要的调整。

经济增长篇5

关键词新经济新经济周期消费策略互动

1.引言

近十年来，美国经济状况极不一般，出现了一些在以往的经济实践中从未见过的，在正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看来也似乎不可思议的新现象，以至有人将其称为“新经济”，并引起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徐长生，2000，P.48；刘树成、李实，2000，P.3-5；萧琛，2000，P.5）。争论的问题之一便是：“新经济”是否改写了经济周期的规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90年代究竟是一个长期繁荣的开始，还是仅仅是一个扩展了的、延长了的周期？以及扩张为何超长、会否终结、何时终结？

Roamer（1999）强调政策因素，指出：政策因素在二战后的美国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频繁应用，一方面消除了以往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的随机干扰，使得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周期中经济扩张较以往明显延长；但另一方面，政策失误的存在又为衰退增加了政策诱因，产生新的“政策引发的衰退”。在Roamer所做的消除政策冲击的模拟检验中，美国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都增加了。据此，Roamer认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周期。美国经济繁荣的出现主要归因于合适的政策，而不像某些“新经济”论者所主张的是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一旦政策决策出现失误，美国经济就可能重新陷入衰退的泥潭。

结构论者主张：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波动性相对较弱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美国经济的稳定性增强，经济持续扩张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特别是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强了经济自身的稳定性（Mandel，1997；刘树成、李实，2000，P.11、55）。持相反观点的人则通过比较二战后美国三次最长的经济扩张期（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得出结论：就各项经济指标而言本次经济扩张与前两次并无明显差别，结构变化说无法获得有说服力的证据支持（Zarnowitz，1999）。

供求良性互动观认为：第一，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展使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在时间上、空间上缩短了距离，这使买卖之间的脱节得以克服，使库存得以减少，甚或实现零库存，从而可以避免生产过剩或供给不足，有利于缩小经济的波动。第二，信息技术革命以不断创新的新产品创造了新需求，又以新需求推动了新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小了经济波动的幅度（刘树成、李实，2000，P.11）。

还有一种观点，我们暂且叫它生产率观，篠原综一把它概括为：美国经济模式具有将信息通讯领域的新技术有机地融入到社会之中的灵活性，因此，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高生产率。生产率提高使企业利润和投资收益提高，进而诱发新的设备投资和研究开发投资，这种投资会再次使生产率提高，形成良性循环。只要能长期维持高水平的生产率上升率，美国就会迎来“新经济”时代，即：（1）潜在增长率上升；（2）失业率稳定在低水平；（3）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极小；（4）长期内维持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篠原综一，1998，P.63）

Delong（1999）则举出20世纪2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许多人惊呼美国达到一个“新时代”（NewEra）而最终以大萧条告终的事例提醒人们，商业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Krugerman（1997）对某些“新经济”论者所主张的经济周期的变化持鲜明的否定态度。他指出，从历史上看，商业周期始终是周而复始地出现。对于人们普遍赞同的货币政策的作用，他认为，现阶段对政策的正确抉择并不能保证抉择者面对全新的情况时，同样可以做出正确的抉择。政策失误在所难免，经济衰退也会反复出现。

我们认为，经济现象是复杂的，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正因如此，上述的各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都从某个角度揭示了问题的某个侧面，但也仅仅是揭示了问题的某个侧面。

我们同意Roamer和Krugerman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经济周期，但是政策并不能消除经济周期的观点。我们想补充的是，在一定意义上，造成衰退的原因正是造成增长的原因，因此，政策并不一定是通过消除引发经济衰退的随机干扰来消除衰退的，抑制经济过度增长本身可能就在消除衰退。

我们认为，反结构说仅仅根据各项经济指标的对比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应该看到，经济结构确实有了某些变化，而且，不同产业的不同波动特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另一方面，结构说并没有很好地证明为什么第二产业最具波动性，而第一、第三产业却较少具波动性；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经济中，信息产业的比重也在不断地上升，而其中的软硬件、以及别的基础设备难道不正具有第二产业产品相似的特性吗？那么二者的净影响究竟是什么？在我们看来，“新经济”中最深刻的变化可能不是第三产业比重的相对上升，而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新技术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在网络经济下，现在“萨伊定理成立了”：供给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

供求良性互动观强调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展使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在时间上、空间上缩短了距离，这使买卖之间的脱节得以克服，使库存得以减少，甚或实现零库存，从而可以避免生产过剩或供给不足，有利于缩小经济的波动，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就它所强调的第二点（即：信息技术革命以不断创新的新产品创造了新需求，又以新需求推动了新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小了经济波动的幅度。）来说，个中机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就是说，新产品到底是如何创造了新需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在我们看来，可能创新并不难，难的是对新产品有需求。我们关注的是供给如何创造了对自身的需求。

至于生产率观点，即使有其合理的一面，也缺乏严格的证明。事实上，我们即将证明并不必然具有这样的逻辑，可能衰退正是源于生产率的高增长。

我们的基本看法：经济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政策的作用，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的“萨伊定理的复活”，经济周期的规则也是可以发生改变的。美国经济这一轮的超长扩张有其必然性，至于何时终结，要看各种因素作用的净影响。

2.增长、波动——一种解释

按照一般的看法，增长是一个长期问题，而波动是一个短期问题。这确有一定的道理，抓住了某些本质的东西。但在我们看来，经济是一个过程，长期到底要通过短期来实现，因此，更应该强调的是增长和波动的联系，更需要的是动态分析、关于过程的分析。确实，在一定意义上，弄清了增长也就弄清了波动。

理论上对于增长的解释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给出：（a）要素投入的增长；（b）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c）制度的作用。我们认为，如果不考虑制度的作用，那么经济表现出波动的特性，就一定包含了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凯恩斯循环。因为，即使说这一波的增长仅仅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所引致的，由于技术只会进步，不会退步，产出就不会减少，甚至其增长也不会减慢；既然经济表现出了波动的特性，增长减慢了，或者说产出减少了，那就一定是产品缺乏需求，市场饱和，厂商减少投入的结果。这样说来的话，经济会不会波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以下几点：第一，生产能力的增长会不会赶上或超过需求的增长？第二，在市场达到饱和之前是否有新的有需求的产品被发明投产；第三，产品的交替更新能否平稳过渡？

这里涉及对一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在决定投资——的认识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凯恩斯主义者，坚持有效需求决定投资的观点。储蓄只是决定投资有没有保障，只有当投资的需求大于储蓄的供给时，决定投资进而增长的才是储蓄。换句话说，储蓄只是一种约束，并不是动力，动力只能是有效需求。

那么，为什么投资减少呢？换句话说，为什么有效需求不足呢？凯恩斯从三大心理规律出发，从总量上进行了分析。三大心理规律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收入与有效需求之间的差额能完全根据三大心理规律从总量角度给出解释吗？应该说，不能，还有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产品的结构问题。打个比方说，过去我收入2元钱，要购买两元钱的馒头，现在，由于增长，我的收入变为5元钱，我当然不会买5元钱的馒头。不会因为我的收入由2元变为5元，过去我吃10个馒头，现在就吃25个馒头。也许，我会多吃，但至多我现在吃12个馒头。这样的话，另2.6元钱就形不成有效需求。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如果有巧克力的话，我会购买2.6元的巧克力的。所以，这里的原因在于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于产品的创新问题。

在现代经济中，由于生产能力的增长一般地最终会超过需求的增长，因此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增长，最终，产出都有下降的趋势。但总产出下降是否变为现实，取决于是否产生一种相当的抵消力量。这时，如果一种新产品被发明投产，市场对该新产品的需求超过了供给，这就必然引起投资增加；同时，投资的增加引起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又引起对消费品的增加，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增加；进而拉动增长，这就是一股抵消的力量。进一步，乘数作用还可能引起经济的高涨。

当然，如果资源不能平稳地转向新产品的生产，也会引起波动。

3.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

再回到上文我们打过的那个比方：过去我收入2元钱，要购买两元钱的馒头。现在，由于增长，我的收入变为5元钱，但我不会买5元钱的馒头，至多我现在吃12个馒头。因此，另2.6元钱就形不成有效需求。但是如果有巧克力的话，我会购买2.6元的巧克力的。那里，我们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于产品的创新问题。如果有新产品被创造出来，就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那么，又真的是因为创新有困难吗？问题是，就算巧克力被创新出来，我完全可以不购买呀！这样，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电视产品，它的消费具有这样的特征，一个电视中心发送信号，众多的电视用户各自独立地接收消费。当电视中心进行了一种技术创新，使得人们现有的电视机不能更好地接收新的信号时，由于人们使用电视机的效用依赖于中心的创新，一般地，人们就会更换现有的电视机为新的适应电视中心创新技术的电视机。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而仅仅是电视机产品本身的创新的话，比如说将普通电视机创新为画中画，人们完全可能不更换电视机，可能这就是最优的选择，这样的创新也不创造有效需求。

所以，很可能不仅仅是创新能力的问题，还有对可实现的创新有没有需求的问题。但是，在网络经济下，后一个问题不存在了，因为供给可以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

比如计算机产品，我们购买计算机无论是上网还是进行普通的文字处理，都涉及与众多别的用户之间的交流问题，都存在所使用的软硬件与别的众多用户所使用的软硬件之间的兼容问题。这就是说，我消费自己的计算机的效用依赖于众多的别的计算机用户的选择。这种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就产生了极不寻常的意义：当多数人更新计算机配置之后，我的最优选择就是更新自己的计算机配置。一般地，由于新产品可以覆盖老产品，新用户和一部分老用户会购买新产品，当多数人用新产品的时候，余下的老用户的最优选择就是更新自己的产品。当Windows98还好用的时候，我可能就去购买新的Windows2000。这样，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就使得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

信息技术确实提高了生产率，加速了创新，正如刘文所称的，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信息技术处于一个创新的“蜂聚”时期。（刘树成、李实，2000，P.8-9）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强调问题的另一面：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使得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应该说，这是创新可以被不断地“创新”，从而产生“蜂聚”现象的根本原因。在经济生活中，生产能力只决定可能性，使可能变为现实的只能是需求。在网络经济下，现在“萨伊定理成立了”：供给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这便是“新经济”之新所在。事实上，如果不这样看的话，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传统产业却没有这样一个创新的“蜂聚”。因为如果创新高潮仅仅是由信息技术引起生产率提高所引致的，那么传统产业也应该有一个创新的“蜂聚”，哪怕是较弱一些。把普通电视机创新为画中画，或者进一步地创新为别的什么并不是不可能，而是消费者可以不响应，至少老电视机用户可以不购买这种新产品。然而，如果你将Windows98创新为Windows2000或别的什么，那么消费者可能就不得不购买。

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这不仅意味着创新必然是大规模的，而且是持续的，这又意味着经济必然持续高速增长。

4.产品的耐用性与经济波动

既然经济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能力的增长与需求的增长之间的对比关系，那么经济的波动还与产品的耐用特性有着极大的关系。具体地说：

假设经济最初处于均衡状态，如上所述，如果一种产品被创新出来，一般地，对该产品的需求大于供给，这必然引起投资的增加，进而引起产出的增加。而且，事情至此并没完，投资的增加还引起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又引起消费的增加，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增加和产出的增加。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必然引起经济的高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能力的增长迟早会超过需求的增长，因此产量的增长迟早会放慢，甚至绝对地减少，这必然引起投资成倍地减少，进而引起产出成倍地减少。同样，投资的减少还引起收入的减少，收入的减少又引起消费的减少，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减少和产出的减少。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必然引起经济的衰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乘数—加速数原理。

在耐用品经济中，这种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景气循环必然表现得更为剧烈。这是因为，耐用品可以使用多年，因此一定存在一个时点，超过这一时点，不仅仅是生产能力将超过需求，而且会突然地出现一个很大的缺口，这势必引起经济剧烈的波动。

这就是我们从经济史上所观察到的：当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时，经济波动的幅度会增大。

当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时，经济是否会增强稳定性呢？一般认为，第三产业以服务为主，服务的“产”与“销”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而且一般地对服务的需求本身波动较小，所以，经济波动的幅度会减小。（刘树成、李实，2000，P.55）然而，似乎我们并不能将美国经济这一轮的稳定增长主要地归之于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特别是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因为美国信息产业的比重也在不断地上升，特别是一些软硬件的生产，而在本质上，这些软硬件是耐用品。就一般情况而言，后者会抵消前者的稳定作用，这就很难说美国经济现在是更具稳定性还是更具不稳定性。我们感兴趣的是：软硬件这样的耐用品是否具有不同于一般耐用品的特性？其比重的上升究竟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经济的稳定性？

上文的分析告诉我们：在网络经济下，由于消费的策略互动，供给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一般地，这不仅意味着不存在对可实现的创新没有需求的问题，也意味着尽管软硬件是耐用品，但却不会有供给超过需求那一刻的到来，更不用说出现供求大缺口那一刻的到来。耐用品不会被长久使用了，其比重的上升不是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而是增加经济的稳定性。

5.结论及其启示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凡波动都包含了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凯恩斯循环。所以，美国经济这一次的持续高速增长一定不只是由新技术引起生产率提高所引致，一定还有投资增加的增长作用。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美国经济这一次的持续高速增长仅仅是由新技术引起的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相似的表现。而且，正如臧文所指出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是凭空产生的，其研究、开发和应用均要以巨额投资为基础。（藏旭恒、裴春霞，2000，P.42）生产率的提高是重要的，投资的作用也是重要的。

第二，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的“萨伊定理的复活”，经济周期的规则是可以发生改变的，美国经济这一轮的超长扩张有其必然性。然而，经济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这当然主要是源于我们这样的认识：经济周期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而这些因素的净影响是不确定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即使不考虑其它因素，即使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了“萨伊定理的复活”，毕竟经济中还有传统部门，计算机等新技术创新会引起投资，增加收入，收入的增加又会引起消费的增加，这会引致传统部门的扩张，但这种引致的增长总有到头的时候。这就是说，尽管前一种增长效应具有长期性，但是后一种增长效应却是短期的，作为净结果，经济是放慢，还是停滞，还是下滑，决定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度。至于何时终结，要看各种因素作用的净影响。

上文的分析还给我们如下启示：

第一，如果我们假定生产能力的增长快于需求的增长，那么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增长和波动就是一个结构的动态调整过程。增长和波动首先表现为结构问题，其次才表现为总量的平衡问题，即总供求相等的问题。这种结构的调整是通过产品创新来实现的。进一步，我们对萧条应该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首先，萧条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有效需求不足，然而，进一步地深究，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可能恰好来自供给面——市场不能不断地创造出有需求的新产品。因此，为刺激经济增长，抑制萧条，进行需求管理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却是供给管理。主要是创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创造一种要素能自由流动的环境。其次，如果我们承认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增长和波动是一个结构的调整问题，那么对于萧条就不能只看到其消极的一面，还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可能这正是资源从旧产品的生产领域转移向新产品的生产领域的一种必要的调整。

第二，我们看到，经济的波动正是由于生产能力超过了需求，或者说，生产能力的增长超过了需求的增长。因此，某种意义上，造成繁荣的原因可能正是造成衰退的原因，抑制经济的高增长可能本身起到了抑制萧条的作用。

第三，从美国新经济中我们究竟应学习些什么？根据我们的分析，美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源于新技术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很自然就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别的国家不创造新技术？你的新技术也同样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呀！因此，我们真正应该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如何提供了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及其给予我们的借鉴。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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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篇6

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发展主题。改革开放30多年后，促进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动力逐渐消退，社会经济的发展主题也在发生改变。

十报告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这一思想为中国经济找到了新的发展方向和增长动力。

过去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低劳动力成本、高储蓄、高投资、高资本形成，中国通过一系列改革发展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并且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然而30年来，中国通过改革释放出的红利逐渐消失。今年以来，受国内外需求萎缩影响，在周期性和结构性因素的叠加作用下，中国经济遭遇了金融危机以来的第二次增长威胁。如今的中国经济处于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必须超越低成本优势，通过改革挖掘新的经济增长潜力，“新四化”不失为一个好的发展出路。

回顾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四化”在历史舞台上有着特殊地位。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提出了“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任务。直到1979年，邓小平将“四个现代化”量化为“到20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人均1000美元，实现小康水平。”此后，中国经济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2012年8月，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5432美元，已经远远超过了33年前设定的目标。虽然“新四化”的内容与之前有所不同，但总的来说都是推动经济继续向前发展的重要抓手。

经济增长篇7

1．房地产业发展结果的房地产品，为国民经济许多部门和行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场所。

开发营建出了房屋，能为商业、家具业、家用电器业、房屋装修业、园林花木业、家庭通讯业、搬家公司、房屋金融保险业、物业管理业、家庭特约服务业、房屋买卖中介业等等的发展提供前提和发展场所。第三次产业的主要生产资料是房屋，有了房屋为其发展提供了前提，促进其发展。

2．房地产业发展需要国民经济中许多部门和行业撮供物质资料，与之配合发展。

我国建筑成本中70％是材料消耗，由其他部门和行业出售产品配合的。发展房地产业需要国民经济中的建材、设备、机械、冶金、陶瓷、仪表、森工、化塑、玻璃、五金、燃料动力等许多物资生产部门和服务行业的产品生产和劳务提供相配合，从而"波及"、拉动其发展。

3．房地产品消费特别是住房消费是综合性消费、波及和带动生活消费的方方面面。

房地产的消费使用特别是住房消费是种综合性消费，波及吃、穿、用、住、行、娱乐、健身、学习、社交、享受、发展等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住房有高级低级之分，高级住宅不仅是生存资料，还是享受发展资料，世界某著名政治家说?quot;人造房屋，房屋造人"。

因而，发展房地产业，提高居民住房消费水平，从住房综合消费方面讲，为人们生活其他方面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促进生活消费水平全面提高。就行来说、我国有些人想买车，就愁无停车之所。若住房水平提高，家有车库，想必促进轿车进家和消费。再如健身娱乐消费，不少家庭苦于住房窄小，想健身消费也不敢购置健身器械。总之，住房水平提高和居住环境改善，可促进生活消费的多方面，拉动多方面产品销售和劳务交换。

正因为房地产业发展有强烈的"波及效应"，有多方面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所以国际上对发展房地产业有如下的统计和记录：工业发达国家房地产值增加1个单位，带动相关产业产值增加l、5单位到2个单位。据上海社会科学院1981年对我国投入产出表的研究表明，我国住宅业每投入增加1亿元，其他23个相关产业增加1．479亿元的投资，其中建材、冶金、农林业、机械工业等四部门增加投入0.70亿元。有学者估计发展房地产业直接间接可带动60多个部门和行业的发展。为此，邓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初期就指出，要将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996年我国政府在制定"九五"与"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提出将"住宅和汽车要成为国民经济新的支柱产业"的思路。

二、我国启动房地产市场不力的诸多问题

为发展房地产业拉动国民经济，政府出台了减少税费、银行降息、公房售给个人、推行抵押贷款、开辟房屋二级市场等诸多政策措施，对促进房地产投资和发展房地产业不能说没起作用，但并不理想。其原因在于我国存在不利于住房产品有效实现的根本的深层次的问题。

1．生产与消费不协调，消费率低。

发展房地产业拉动经济是有条件的，就是房地产品的实现。投资开发房地产最大的问题也是房屋实现。投资开发房地产既起需求效应拉动经济增长，但又有供给效应，并且这是投资本质上的效应。若投资开发房地产不能产生需求效应，不能实现，对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只起饮鸩止渴作用，并加剧国民经济中房地产品积压。若投资开发房地产品有需求效应，能顺畅出售，对国民经济的拉动的乘数便大，房地市场供需运行保持良性状态。

但投资开发房地产品有需求效应，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乘数作用大，必须国民有合理的最终消费率和有货币购买力。然而我国近2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虽居民最终消费绝对额也不断增长，但最终消费率呈下降趋势。1996年与1981年比,按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下降10.6个百分点。原因在于1986年到1998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比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少4个百分点,比同期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少2.6个百分点。于是导致这个时期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比"六五"时期的平均水平下降12个百分点；1998年这一比重为41.4％，比"六五"期间平均水平下降近20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的国际平均水平为60％左右。

著名发展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人进行一次实证研究表明，在人均(GDP)1000美元左右时消费率一般为61％，1997年我国人均GDP为860美元，但我国的消费率仅为47．5％，比国际平均水平低14个百分点。我国消费率如此之低。是长期以来实行低工资和人们的收入增长率落后于GDP增长率积累而成的。这种情况导致产品积压，影响再生产顺畅进行。就拿开发出的住房讲，改革初城镇人均住房3个多平方米，现在不少城镇人均已超过l0平方米，并且房价翻了几番。然而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到1997年只增长2．11倍，而现在各地还在大量投资开发。生产与消费不协调，消费率过低，是房地产难以启动的症结所在。

2．住房融资体制的转换不对称。

改革前我国实行低工资制，职工和干部的劳动报酬实际上是以货币工资和实物报酬两种形式付给的。货币工资管吃、穿，实物报酬管住房、医疗、学习等。这与当时"一大二公"的左的思想、体制相适应。产品价值(c+v+m)中的v人为缩小，m人为扩大，职工住房基金等由扩大了的m收归财政，国家公共融资建房，住房国家所有，职工无偿使用。住房体制改革的实质是转换财政公共融资体制为个人融资体制，以适应市场经济体制要求。

住房基金进入职工工资，由职工个人融资到市场购房消费，政府再不福利实物分房。现在房改中也正是这样在改，一方面给职工住房补贴，一方面要职工货币购房。但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不对称不协调，职工货币购房是马上要将钱拿出来，而政府给职工的工资补贴是雷声大、雨点小。试想现在除沿海城市外，全国绝大多数城镇的年均职工收入才几千元左右，前几年更低。现在突然一下要拿出几万元、十几万元购房确有困难。就是实行抵押贷款，一个月支付本息几百元，不少职工也望而生畏，银行也不敢贷放。本来消费率过低，加之住房融资体制转换不对称，使房地市场的启动更加困难。

3．"二律背反"和人们心理预期失衡。

当今要让人们乐于投资购房和启动房地产，关键在于居民心理预期信心十足，消除购房的心理障碍，对未来收支充满信心。但要居民对未来有信心，应有适当的消费政策、制度。消费政策说到底只能调节两个平衡关系：一是个人的金融资产用于投资与用于消费的平衡关系；二是即期消费与远期消费的平衡关系。用于投资多就用于消费少，用于近期消费多就用于远期消费少。

但现在的政策是：一方面鼓励人们投资股票，解决国有企业的筹资问题，变间接投资为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又以各传媒宣传鼓励人们到市场购置相对过剩商品，鼓励人们旅游花钱。一方面让人们快花钱，现在就花钱，购买市场当期消费相对过剩商品，另一方面又推出房改、医改、教育改，特别是购房，为远期消费负更多责任。一方面是下岗、就业难，收入预期不容乐观，另一方面支出预期增多，居民对未来收支的心理预期失去信心。政府政策将解决当前国民经济中的重大难题和解决房屋积压问题，都压在银行储蓄存款6万亿上。

这里不谈收入分配差距大的因素，也不谈80％居民只占储蓄存款20％，仅就我国12.5亿人口，人均存款才5000元左右，家平(3.8人)才1.7万元，一般居民家庭户平存款就更少了。在收入预算减少，支出预期增加，就是实行抵押贷款购房，人们对购房也拘谨起来，即使家庭有少量存款，居民为了生活安全，储蓄谨慎功能就起主导作用，不敢贸然取出购房。

4．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边际消费倾向下降。

在我国一个人均GDP处于低水平的国家，当前最终消费水平58.8％，居民消费水平47．5％的明显偏低情况下，近几年来收入分配差距又不断扩大。

据国家统计局1995年对全国3．5万户城镇居民和7万户农民抽样调查证实，1995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83元，人均生活费收入3893元，均比1994年实际增长4．9％。1996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生活费支出，又均比1995年实际增长4％以上。但与此同时在人均收入增长中居民收入的减收面又不断扩大。1994年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减收面为37．9％，比1993年同期扩大2．7个百分点；1995年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收入增长近5个百分点的同时，却有41％居民收入减少，比1994年居民减收面又扩大了。特别是减收面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群体中。1997年到1998年我国城镇人均收入仍呈增长趋势，与此同时由于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不景气导致大量职工下岗，收入减少，减收面仍集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差距继续扩大甚至差距悬殊。这种收入差距表现在不同群体间，例如私营企业(包括外资企业)里雇主收入一般为普通工人的10倍，有的高达100倍以上。

有人估计现在我国百万富翁超过百万户，并有10多个超过亿元的富翁。这种过大的收入差距表现在我国的基尼系数上，20世纪80年代为28.8，90年代为38．8，贫富差距扩大。这种过大的收入差距反映在居民储蓄存款中，占人口总数20％的富人，拥有6万亿存款的80％，而占人口总数80％的居民，仅只有6万亿存款的20％。

生活消费支出中呈现规律是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低收入阶层的货币边际效率高于高收入阶层的货币边际效率。据1996年对36370户和1997年对37890户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情况调查结果的分析，也证实以上原理。1996年到1997年我国最低收入户消费支出增长率为0．25％，最高收入户消费支出增长率为12．78％，从纵向可以看出在人们收入提高过程中，消费支出的绝对额相应增长。但是最低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收入户的需求弹性系数，即消费支出增长率与全部收入增长率之比，最低收入户为2．5，最高收入户为1．13。这就是说前者增长的收入比后者增长的收入，有更大的比例用于消费支出。而我国由于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近几年减收面扩大，且减收面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群体中，增收面主要集中在高收入群体。这就导致1981年到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由0．84下降到0．64。

就对房地产的购置和房地产的启动而言，住房条件差，急于购房的低收入群体，虽收入需求弹性系数大，边际消费倾向高，但无能力购房，而收入分配中增收主要集中的高收入群体，有购房能力，但他们的需求弹性系数小，边际消费倾向低，住房条件也相对好，不急于购房。于是开发出的房屋难以实现，房地产难以启动。

三、启动我国房地产业的构想

1．继续实施反衰退和调节经济周期的政策措施。

启动房地产，我们认为应区别一般政策措施和针对实际的特别方略。前段时间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应该看到实际上是市场经济国家反衰退和调节经济周期的一般理论指导下的做法；例如降低银行利息率，降低存款准备金和鼓励银行放款、扩大财政支出、大幅度提高职工工资和增强居民购买力、减轻税费、鼓励居民投资股票、债券等等政策措施，对阻止物价继续下跌和低迷，防止国民经济不振和衰退，调节国民经济增长态势和稳定发展，从不同角度起着作用。当然也对房地产经济发展起了不同程度调节作用。因为房地产业与国民经济之间存在"寒暑表"的关系。今后，无论是为国民经济走出低谷，还是为启动房地产都需要继续贯彻执行这些政策措施。

然而由于存在前述的不利房地产实现的深层次的问题，而且这些多年积累起来的问题也不是短期马上可以解决的，所以启动房地产仅仅依靠前述一般政策措施，不会理想，不会较快见效。例如：由于居民收入增长率长期落后于GDP增长率所形成的过低消费率，造成的居民购房货币支付能力不足，不可能在一两年通过提高工资，增加收入，补足占GDP近14个百分点，达到居民消费率60％的合理比例。因为这需要一个较长时期，要有一个复杂过程。除了逐年提高在职职工工资，还要减少失业和增加就业，还要发展小城镇；要增加就业又有赖于经济结构调整到合理，而经济结构合理调整又有赖政策制定和实施时间和过程。

要较快启动房地产，除继续实施刺激国民经济发展的一般政策以外，还必须从实际出发，有针对性实施一些特别方略。

2．有针对性的启动房地产的近期方略。

(1)抓住收入水平较高群体，以税收配合启动房地产。目前我国银行6万亿储蓄存款，如果做具体分析，就不能简单说居民无购房能力，或有钱不敢花的结论。这6万亿存款中有相当大的部分为高收入或较高收入阶层所有。

据《经济日报》1999年5月20日头版郭克莎的文章"怎样看待投资与消费的协调增长"所述："目前我国科技教育界已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高收入阶层，他们拥有的银行存款在居民储蓄总额中估计占20％左右。"知识分子的住房条件要改善，政府极为重视，他们自己也企盼住房水平提高和居住环境改善。知识分子的收入不仅稳定且快速增长，对未来收支的心理预期也充满信心。如果政府以优惠价格批租出让一些环境较好土地，开发营建一些高档公寓、连体别墅，并以减免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的个人所得税相配合，他们应会乐意投资购房。这不仅能启动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乘数大，还能改善知识分子生活工作条件，还有利于高校和科研单位的服务体系社会化。

企业家、私营企业主、演艺明星等更是我国的高收入阶层。住房有显示社会地位的功能。政府若能批租出让一些环境优雅的土地，开发营建出高水平的别墅，并冠以"企业家花园"、"明星别墅苑"，并完善配套"交流中心"、"谈判中心"、"社交场所"、娱乐宫、购物大厦，这里既居住环境优雅，又显示他们名誉和地位，还有利他们进行经营情报交流和社会交往。如果加上政府减免个人所得税、部分私营企业所得税相配合，他们便会乐意投资购置。

(2)抓住高校服务体系社会化，开发学生公寓及其生活配套设施肩动房地产。教育部计划今后五年连续扩招，到2005年达到在校学生1000万，赶上高校学习青年世界平均15％的水平。教育制度改革要求高校服务体系社会化，并到2005年达到师生比例为1：14。这一改革给房地产开发带来了机遇，大有可为。一个大学生每年正常消费(包括学费)1万元，千万大学生计1000亿元。仅就学生公寓讲，每个学生5平方米(包含厕所、洗漱间)，就得兴建、改建5000万平方米；另外还要兴建、改建供千万大学生生活的食堂、洗理、娱乐、购物、通讯的配套房屋以及为他们服务的相关人员的生活用房。学生公寓及配套房屋的开发，是只愁开发营建而不愁销售租赁，不存在房屋价值实现难的问题。

目前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公布的居民储蓄消费意愿调查结果表明，居民储蓄存款的10％准备用于教育支出。武汉市更有高达40％的储户是为了教育而存款。1998年12月武汉某高校房地产专业对该校200名学生进行一次问卷调查，愿选择一室一厅兼卫生间居住的有90人，占47％；愿选择两室一厅兼卫生间居住的有60人，占32％；愿选择单间兼卫生间居住的有30人，占15％；愿选择单间与公用卫生间的有11人，占6％。但该校学生现在普通是6-8人一室，内廊式的布局学生宿舍，长期生活在阴暗潮湿环境之中，急待居住学生公寓。1999年上海菜大学新建学生公寓只能入住180名，而报名要求入住的学生多达1400人，公寓成为抢手货。凡此说明无论是新开发、改造，还是现在空置房的销售，抓住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对启动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都大有可为。

(3)用房地产业的广义概念发展房地产业，启动房地产。现在不少人在启动房地产和发展房地产业问题上，思考仅局限于造房与卖房，苦于房屋难实现。若从房地产业的广义概念出发，便思路洞开，别有天地。房地产业性质是商业服务业，本质上属于第三次产业。它是以房地的交换流通为主，兼房地再生产过程的投资开发、消费使用两头，并为房地流通、投资开发、消费使用提供技术、中介、劳务的服务的产业。因而房地产业内部的部门多、行业多、领域广。若从房地产业内涵全面考虑问题来发展房地产业，不仅有利于房地市场的健全完善，有利房地产开发和出售，而且也有助房地产启动发展，拉动经济增长。

就以房屋在使用消费中的装饰行业讲，无论创造的产值还是对国民经济的拉动都不可小视。现在城市搬迁新住房进行装修投资，少则几万，多则十万、十几万元，甚至有个别的装修投资大于购房投资。不少不服新房的家庭，为改善居室环境，也在投资万元、几万元装修。

在武汉"99国际室内装饰博览会"上，湖北省经贸委主任谷玉川算了一笔账说，全省城市有700万个家庭，按每年1／20家庭进行装修，每户平均投资2万元，每年工程总量达60个亿。有关部门负责人说，目前湖北省家庭装饰行业以每年15％一20％速度递增，预计到2010年将达400亿元产值。还应看到由于当前装修市场散兵游勇多、技术水平低、欺诈现象常有，不少家庭想装饰怕花钱买气受，正等待观望。若装饰市场规范，形成大规模高技术有信誉的公司为市场主体，人们出了钱能真正买到装饰享受，装修市场潜力更大。再譬如，现在不少城市居住区，配套设施不全，居住服务缺乏，生活不方便。这些配套房屋开发和居住服务的完善，也是房地产业发展。

凡此等等房地产业活动领域，都是需要资金投入、劳力投入、物资器材投入，对启动房地产业有利，也有助拉动国民经济增长，还可解决就业和增加居民收入。

(4)对货币购房全面理解来启动房地产业，拉动经济增长。货币购房，就是废止单位实物福利分房，职工以自己的货币收入去解决住房问题。其实质是废除福利分房消费，以劳动收入交换住房。至于居民获得住房的形式应是多种多样的，这是另外一回事。他可以以自己的货币到市场购现房或期房，可以以自己的其他财产换取住房，可以买建材和劳力建房，可以合作建房，也可租房，可以单位集资建房。这些形式都是货币购房的具体表现形式，都是对福利分房消费的革命。现在有些单位土地宽阔，职工愿集资建房，只要国家财政不支出，单位不补贴，应可继续集资建房。

经济增长篇8

关键词：经济增长；增长理论；增长方式

中图分类号：F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8-0017-02

1 经济增长理论的演变

（1）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增长理论。斯密认为，促进经济增长有两种途径：一是增加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二是提

高劳动的效率。在这两个增长途径中，斯密更强调劳动效率对增长的促进作用。其次，对于如何促进劳动效率的提高，斯密认为主要取决于分工程度和资本积累的数量，因此分工协作和资本积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因，也是国民财富增进的根本原因。但是分工却取决于交换这一人类的天性，而交换又取决于市场容量的大小。即斯密的经济增长的理论路线就是市场容量――交换――分工――经济增长。另外斯密也很重视资本积累，因为它能使扩大资本存量以及劳动数量，从而直接带来经济的增长，这正是今天各国都重视储蓄率的原因所在。

马尔萨斯的人口与经济均衡增长的理论。如果人口得到增长，在边际收益递减的作用下，产出增加量减少，从而生活水平下降，进而导致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上升。在均衡状态下，人口增长率为零，从而经济增长也为零。

（2）新古典经济学的贡献主要在于其分析工具的改进上，而不是经济思想的提供上，新古典增长理论主要以索洛模型、索洛――米德模型为代表：用a和1－a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对总产出的贡献，K/K为资本增长率；L/L为劳动增长率，该模型用公式可以表示为： G＝a K/K+（1－a）L/L从上式中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G由资本和劳动增长率及其边际生产力决定。这一模型将斯密的经济增长系于劳动数量和分工、资本积累的重要思想用公式模型下，这也得益于边际革命这一重大分析工具的发展。依据这一模型，人们可以通过调节生产要素投入的边际生产力，即调整资本和劳动的配合比例，来调节资本――产出比率，以实现理想的均衡增长。

（3）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新增长理论更广泛地探究了经济增长的源泉和机制，它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有赖于持续的规模收益递增，而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动力可以分为四类：技术类模型、分工类模型、贸易类模型和制度类模型。可见，新增长理论已突破了传统增长理论所强调的动力因素，转而强调比较“软”的动力因素。同时，新增长理论也突破了传统的增长动力机制，提出了垄断性竞争机制和正费用交易机制。

2 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和源泉

（1）亚当斯密是强调分工与专业化、绝对优势；李嘉图强调了比较优势与自由贸易；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熊彼特强调了创新，尤其是熊彼特强调的“破坏性创新”；而索罗等人则强调生产要素；贝克尔和舒尔茨则强调了教育与人力资本；新增长理论中，罗默和卢卡斯则强调内生性增长，特别是规模报酬递增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其实质应当是内生性技术创新；诺斯等人则强调了制度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近，鲍默尔的新书中强调了自由市场机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关键，还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民主制度才是最为重要的。

（2）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1）制度，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2）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储藏，交通等；（3）劳动力，如数量、成本、素质等等；（4）土地。这四大要素中，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相对较差，其经济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3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任重道远

（1）高投入、高消耗。自2002年以来，中国进入新一轮经济增长期，但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和低效率”的投资马车。由于固定资产投资在过去4年里持续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目前投资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高达44％，而消费率（消费占GDP比重）却一路下降至53％，较世界平均水平低20多个百分点。2006年，中国GDP占全球总量的5.5%，而中国消耗的能源占到了全球能源消耗的15%，这意味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着巨大的潜力。

（2）产能过剩。与投资――消费结构扭曲相关联的一个结构性扭曲是外向型部门与内向型部门之间的严重失衡。追求GDP的超常规发展导致的过剩的投资，只能通过出口找到宣泄口。于是，出口在整个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也导致整个经济增长的整个社会福利分配格局趋向一种结构性扭曲。因为这种增长是权力推进、投资驱动的，因而，它的福利分配的主要特征是向资本倾斜、向政府倾斜，而普通民众就无法同等比例地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

4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两个必然途径

（1）大力发展服务业。有经济学家早就指出，当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工业所占比重就呈下降趋势，农业的比重也会降低，而服务业的比重会提高。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服务业的迅速发展，以及现代信息通讯技术对各个部门的改造 。服务业降低了交易成本，服务业发展背后的本质问题是，生产的进步、生产效率的提高，依靠的是合理分工。在自耕自植、自给自足的情况下没有分工，就不需要交易，要降低生产成本就要深化分工。分工越深化，生产成本越低，随之而来的便是交易更频繁，交易要投入的资源就更多，增加交易成本。服务业的功能首先是为市场交易提供基础设施，信息通讯技术改造各个部门，它不仅提高了生产部门的劳动效率，节约了生产成本，又使服务业信息化，提高效率，节约了交易成本，服务业是高质量的经济层次，也是我们当前的必然选择。

（2）自主创新。“十一五”规划明确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核心，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 从根本上说，目前我国经济体制上存在的诸多弊端，是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障碍。比如，市场价格不能反映真实成本造成的水和能源的严重浪费，投资体制不合理导致的建设规模的盲目扩张，还比如土地征用制度的缺陷，低地价甚至“零地价”政策，促使耕地急剧减少等，都是导致粗放型经济增长和资源浪费的根源。转变增长方式，发展集约型经济，必须通过深化改革，解决深层次矛盾，为其发展提供体制和政策保障。

参考文献

经济增长篇9

一、kurz模型

1968年kurz以及后来zou(1994)在ramsey模型中引入了财富来讨论消费者的消费路径和资本存量的积累过程,他们的分析过程与传统的ramsey模型的区别是把效用函数的形式改变为,其中c为消费水平,k为资本存量水平,r为参数,它的大小度量了人们对社会地位或者财富的看重程度。而且,假设消费者从资本(或者财富)和消费品中获得正的、但是递减的边际效用,即u＇>0,

同样还假设inada条件成立。其余的假设和模型的导出和ramsey模型一致。在这个模型中如果选取特殊的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f(k)=0.30.45,v＇/u＇=0.3c0.7/0.2k0.2,和人口增长率n=0,参数γ=1和贴现因子pβ=0.3796,可以得到资本存量的三个均衡值分别为lk1=6.25,k2=10.75和k3=19.75。而且,可以证明均衡点k1=6.25和k3=19.75为系统的鞍点稳定的均衡点,而k2=10.75为系统的完全不稳定均衡点。因此,当初始资本存量水平小于10.75和小于6.25时,资本存量和消费水平会单调下降收敛到均衡点k1=6.25;当初始资本存量水平大于k2=10.75和大于19.75时,资本存量和消费水平会单调上升收敛到均衡点k3=19.75。

它可以用来解释初始条件的不同的两个国家出现经济发展路径差异的原因:如果一个国家的初始资本存量低于第二个均衡点的资本存量水平k2=10.75时,均衡时的资本存量将会收敛到较低的均衡资本存量水平;如果初始资本存量水平越过k2=10.75,均衡时的资本存量水平将收敛到高很多的均衡资本存量k3=19.75。这样,就可以解释不同国家因为初始的资本存量的不同,导致均衡资本存量的不同,从而出现经济增长路径的差异。进一步地说,这个模型也可以解释“贫困陷阱”的现象:两个国家虽然初始资本存量相差不大,但最终的资本存量可能相差很大。如:一个国家的初始资本存量水平稍微低于资本存量水平k2=10.75,而另一个国家的初始资本存量水平稍微高于资本存量水平k2=10.75,但是,这两个国家均衡时的资本存量可能相差很大,前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收敛到较低的资本存量水平,后一个国家的资本存量水平收敛到较高的资本存量水平。

二、引入内生休闲及外部性的内生不定性模型

上面引入的kurz模型虽然可以解释不同的初始条件可以收敛到不同的均衡状态,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kurz模型解释现象的局限性,如:两个国家的初始资本存量相差很大,但是如果他们都在三个均衡点的同一侧,最终这两个国家也会收敛到相同的均衡资本存量。它当然也不能解释具有相同的初始条件的经济为什么会出现差异的原因。为此,1988年lucas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来分析产生增长差异的成因。他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出现上面这种经济增长差异的原因。他首先认为是各国消费者的偏好和技术水平的差异影响增长,其次是外生决定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同也对经济增长造成差别,最后,是那些持久的、较大的特定外生冲击波及了经济增长。而且,lucas从古典的增长路径的收敛特点猜测“从非均衡状态收敛到均衡状态的路径是惟一的”。固然,这些外生因素和外在的不定性都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同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经济系统内生的一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何才能从经济系统内生导出增长的差异性呢?在lucas之后,很多经济学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i lucas在1988年给出的猜测是错误的,即从非均衡状态收敛到均衡状态的路径不一定是惟一的,有很多条甚至是一个连续的路径,这就是经济系统本身的不定性的体现。目前人们研究经济系统的不定性主要体现在:(1)存在多重经济增长路径,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内生增长模型会出现和kurz模型类似的多条平衡增长路径的现象。这样就可能解释不同的国家,虽然具有相同的技术和偏好,但是由于初始的条件不同,他们会收敛到不同的平衡增长路径;(2)在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上,存在多条从非均衡收敛到均衡路径,这就出现了增长路径的不定性。有了这种不定性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不同的国家虽然初始条件、技术都相同,从而他们具有相同的平衡增长路径,但是,对于每一条平衡增长路径,不同的国家可能选择不同的从非均衡状态收敛到均衡状态的收敛路径,从而也会出现经济增长的差异。

讨论出现这些不定性增长路径的文献很多,如:xie(1994)在lucas给出的具有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两部门的模型中,考虑当人力资本具有外部性影响时,给出了显示的人力资本存量、物质资本存量的显示路径,他得到了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出现的多条收敛路径的情形。这种不定性是经济系统内生具有的局部或全局的不定性。之后,benhabib(1994)在lucas模型的基础上引入了休闲,消费者通过选择休闲、物质产品生产时间和人力资本积累时间,也得到了经济增长的不定性,他指出即使是处于相同初始条件、有相同初始禀赋的国家,也可能以完全不同的速度消费以及配置人力资本生产时间和物质资本生产时间。这一结果可以用来解释丰富的经济现象,经济系统的这种内生不定性使得各国之间的经济赶超成为可能。

下面综述了lucas、benhabib和xie等的工作,并采用数据对他们的工作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同时,在内生增长模型中引入环境污染、政府公共开支、健康投资等因素出现经济增长的不定性。

(一)benhabib模型

把休闲引入经济具有重要的经济学背景,70年代,brock把休闲引入效用函数来解释政府行为对就业水平的影响。目前,在rbc理论中,人们常常用来解释经济周期的成因,一般地说,人们得到商业周期中产出波动的2/3左右可以用劳动供给时间的多少来解释,劳动是宏观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它也是税收理论的相关因素,对劳动的征税可能使个人调整工作时间,进而影响产出、财政收入、税收政策等。消费、休闲、工作时间和受教育时间之间的配置如何共同决定经济的长期增长及其动态过渡过程,近来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下面以lucas和benhabib模型为基础,构造一个引入休闲和人力资本外部性的模型。假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定义在他的消费水平c和休闲上,假设消费者从消费和休闲中得到正的效用,而且他们的边际效用是非负和递减的,数学表示为u(c,l),在效用函数的二阶连续可微的假设下,上面的条件可以表示为uc>0,ul<0,ucc<0,ull<0。假设产出由厂商投入物质资本k和人力资本h生产,生产函数为f(k,h)=akαhβγαuω,其中α+p+ω=1,它表示厂商的生产是规模报酬不变的。u是用于物质资本生产的劳动时间,它在生产函数中的份额与外在人力资本的份额不同。hα是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体现人力资本的外部性。在lucas中hα是导致不定性的重要因素,而在此处引入内生劳动选择的模型中,即使没有人力资本外部性也可以得到不定性。假设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为g(k,h)=δhθh1α-θ(l-u)φ(l-u)ζα,其中θ+φ=1。h1α-θ和(l-u)ζα分别表示人力资本外部性和劳动外部性的影响。假设贴现率ρε(0,1),消费者的最优行为就是在自己的预算约束和初始条件下选择自己的消费路径、休闲路径、和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积累路径来极大化自己的贴现效用和,即:

max∫∞0u(c,l)e-ρtdt

(1)

受约束于下面的预算约束方程和给定的初始资本存量k(0)=k0>0和h(0)=h>0。

k＆=aαhβhγαuω-c

(2)

h＆=δhθh1α-θ(l-u)φ(l-u)ξα　(3)

通过哈密尔顿系统,可以得到最优性条件。在均衡时,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平均水平相等,用于人力资本生产的劳动力水平与平均水平也一致,即:h=ha,(l-u)a=l-u。通过最优性条件可以求出k(t),h(t),c(t),l(t)和u(t)的积累方程,从而得到它们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的特征。在平衡增长路径上,k(t),h(t)和c(t)分别按不变的速度ψk,ψh和ψc增长,而u和l收敛到常数。我们可以证明得到ψk =ψc和ψk=(β+γ)ψh/(1-α)。为求出显示的平衡增长路径,本文选取特殊的效用函数

出现不定性的情形取决于φ+ζ的大小。如果φ+ζ<1,系统有惟一的平衡增长路径;如果φ+ζ>1,系统或者有两条、或者没有平衡增长路径。由凹性要求φ+θ=1,可知平衡增长路径的条数取决于外部性参数ζ。表1给出的数值分析发现,当φ+ζ>1时,对劳动弹性参数ε的不同取值,都存在惟一的平衡增长路径,而且对应的特征根都是两根为正,一根为负,因此是确定的。当φ+℃>1时,对φ的每一取值的两条平衡增长路径中,其中一条路径的增长率总是为零或接近于零,对应的特征根中有两个正特征值、一个负特征值,它总是局部确定性的。另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对于较小｜ε｜是局部不确定的。这取决于劳动外部性ξ与劳动跨期替代弹性ε之间的权衡,一般而言,较高的｜ε｜要求较大的ξ才能得到不定性。

表1:平衡增长路径的特征

特征根实

特征根实

δ

l*1

u*1

ψ1

部的符号　 l*2

u*2　 ψ2

部的符号

-0.6

0.439

0.413　0.0006

- ++

0.476　0.398　0.0024

-- +

-0.7

0.450

0.438　0.0002

- ++

0.526　0.404　0.0033

-- +

-0.8

0.467

0.460　0.0001

- ++

0.562　0.411　0.0047

- ++

-2.0

0.630

0.630　0.0000

- ++

0.760　0.462　0.0097

- ++

-100

0.881

0.881　0.0000

- ++

0.939　0.515　0.0138

- ++

其中参数a=1,p=0.25,ω=0.25,α=0.5,γ=0,δ=0.05,υ=0.025,θ=0.1,φ=0.9,ζ=2。

1994年xie在lucas模型中,对特殊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得到了显示的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消费水平的路径。通过这些显示解,我们可以很好地理解不定性的含义。假设存在两个国家的经济,分别叫做国家1和国家2,不妨把美国当作国家1,把1960年美国经济作为初始状态,即t=0,并且把人均资本存量被标准化为10,平均人力资本水平被标准化为1。按照xie给出的定理,在特定的参数范围下,对于初始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水平(k0,h0),存在一个均衡的连续统,我们可用初始时刻投入物质产品生产的时间比例u0对其标序,即可用{u0:u0∈(0,1]}表示,均衡时的用于产品生产的时间比例u*位于区间(0,1),对于任意u0∈(0,1],当时间t趋于无穷大时,u(t)在均衡时趋于u*。这样,对给定美国的初始禀赋条件lk0=10,h0=1,对于不同的u0,都可以找到一条收敛于u*的均衡路径。为了更好的分析。我们用图1来表示收敛路径。

在图1中,我们给出了国家1的三条均衡路径。假设z1,z2分别是社会总资本存量k和人均人力资本h的函数z1=e-(k+n)tk,z2=e-vth,其中n是人口增长率,k=v(1+ψ-p)/(1-p)和v=6(1-u*)。显然,z1下降并不意味着资本存量k本身下降,而是资本存量以低于其长期增长率k+n的速度增长;z2也可类似解释。当u0=u*=0.82时,z2在均衡路径上是常数,z1单调递减并收敛到4.669,这条均衡路径在图中表现为一条垂线。当u0=0.75u*时,z1和z2都下降并分别收敛到3.872和0.878。

对于国家2,假设它与美国有相同的参数值,不同仅在于它在1960年的初始禀赋(k0,h0)=(1,1),也就是说国家2初始比美国穷。图中给出了国家2的5条均衡路径,其中三条收敛路径对应的人力资本生产时间分别等于0.82,0.75,0.90。由于z1,z2在稳定状态的值仅依赖于h0和u0,而与k0无关,国家2的上述三条均衡路径将分别收敛到国家1相应均衡路径的稳定状态。另外两条均衡路径的u0分别等于0.7和0.95。上图表明,如果国家2选择u0=0.7或者u0=0.95的路径,则不论国家1选择这三条路径中的哪一条,国家2都将相应地赶超或者滞后于美国的经济。例如,若国家2沿u0=0.7的路径,国家1沿u0=0.75的路径,则通过计算可以发现,24年后国家2将在z1,z2(或等价的,在k和h)上都超过国家1。也就是说,具有较低的初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禀赋的国家,如果初始投入更大比例的时间进行人力资本积累(u0较小),它将赶超那些有更高初始禀赋的国家。这个模型可以用来解释日本、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国家的“奇迹”。

(二)其它的不定性模型

在经济模型中引入环境和健康投资的分析,barro等已经作了简单研究。目前,世界银行也开始注意环境和健康投资对经济的影响。事实上,目前西方国家的健康花费几乎占其gnp的8-9%,比教育支出所占gnp的6-7%还要多。如前所述,人力资本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相比而言,健康支出也应该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直观的说,尽管人力资本会促进经济发展,但倘若没有健康的身体,个人也无力将人力资本转化为生产实践,按grossman(1972)的观点,健康对劳动的生产率具有正的作用。重视健康所带来的寿命的延长也能使人力资本存量积累达到新的高度,它可以间接地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在交替叠代模型中,它也会产生诸如老龄化等问题。随着社会的进步,理性化个人也会越来越追求生活的质量,关注自身的生存状况,健康理应成为消费者的偏好之一。因此,将健康引入经济增长具有重大价值。gong和zou(2001)考虑了健康和内生增长的问题。假设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ces型:u(c)=(c1-θ-1)/(1-θ),其中θ为跨时期替代弹性。

我们将健康直接引入生产函数,假设产出y由物质资本k和健康资本h生产,假设生产函数y=akβh1-βp,其中a和pε(0,1)为正常数。这样,物质资本的积累方程为:

k＆=akβh1-βp-δkk-c

(5)

另一方面,消费者通过消费增加其健康资本,同时自然界新陈代谢的规律使得健康资本发生折旧。这样,健康资本的积累方程为:

h＆=bc-δhh

(6)

其中β是正常数,表示消费的边际生产率,δk和δh分别是物质资本和健康资本的折旧率。

消费者的最优化问题就是在约束条件(5),(6)和初始条件k(0)=k0和h(0)=h0下,选择消费、物质资本和健康的路径,来极大化他的贴现效用和∫∞0u(c)e-ρtdt.

通过计算,可以求出均衡时的物质资本-健康资本比率、消费-健康资本比率及增长率的动态方程。通过数值计算和比较得到:

1.若取δk=0.1,δh=0.2,a=0.7,p=0.5,θ=0.1,b=0.9,ρ=0.01,我们得到均衡时物质资本-健康资本比k/h=8.43868,消费-健康资本比c/h=0.304844,储蓄-人力资本比s/h=1.72861。在平衡增长路径上,消费、物质资本、健康资本的增长率为0.104844。也可得出它们的动态过渡方程。比较静态分析发现,随着消费的边际生产力b增大,稳定状态的k/h,c/h都下降,s/h上升,＆/c的增长率也增大。

2.若取δk=0.1,δh=0.2,a=0.7,pβ=0.5,θ=2,b=0.2,p=0.01,可以得到三条平衡增长路径。在每条路径上的物质资本-健康资本比率、消费-健康资本比率及增长率分别为:1)(k/h)*1=6.77,(c/h)*1=1.06,γ*1=0.012;2)(k/h)*2=9.37,(c/h)*2=1.01,γ*2=0.002;3)(k/h);=6.54,(c/h)*3=1.07,γ*3=0.013。

因此,对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初始条件的不同,经济可能沿不同的路径,按不同的速度,收敛于不同的均衡状态。我们也可在模型中引入税收,考虑消费税、收入税等对经济的影响。取单一均衡路径采用的参数,可以得到消费税税率和收入税税率改变对均衡时的经济增长率、物质资本-健康资本比率、消费-健康资本比率、储蓄-人力资本比率之间的关系。比较静态分析发现,随着消费税的增加,均衡时的上述变量值均下降;随着收入税的增加,增长率和均衡时的消费-健康资本比下降,而均衡时的物质资本-健康资本比、储蓄-人力资本比将上升。当然,我们也可以考虑对应每一条平衡增长路径的特征根的符号,从而收敛路径的多重性。

三、总结

以上我们分析了经济增长中不定性的内生形成机制。总的说来,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系统出现的内生不定性是经济不定性的重要来源。系统的稳定状态本身可能不是惟一的,或者均衡点具有不稳定性;经济的平衡增长路径可能有很多条,而对于同一条平衡增长路径,从不均衡到均衡的路径也可能有多条。对于那些初始条件相当的国家,人力资本投入的不同或外部性的差异,都可以使它们处于完全不同的均衡路径。而某些初始经济基础较差的国家或地区,若采用一定的国家干预或相应的人力资本、产业结构政策,也可能使穷国赶超富国成为现实。在传统经济理论中,静态分析是经济分析的主流,经济现实被极大地抽象化和简化。随着动态经济理论的发展,人们开始运用动力系统、随机方程等数学物理工具和计算机来描绘、模拟经济现象。它不仅可以分析经济在达到均衡状态时的特性,而且可以模拟经济从非均衡状态到均衡状态的动态过渡过程。80年代末,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数学大师相继提出,经济可以看作一个演化着的复杂系统。经济不是确定的、可预测的、机械的,而是过程依存的、不可完全预测的、有机的演化系统。经济系统本身的复杂性特征决定了它具有内生的不定性。在经济错综复杂的演化过程中,不同特征或不同初始条件的经济体应有相对不同的运行规律,如何找出这些规律并加以运用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

参考文献:

①r. e. lucas,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2:3 - 42.

② benhabib and r. perli, 1994, uniqueness and indeterminacy: transitional dynamics in a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63:113 - 142.

③adron-de-guevara, s. ortigueira,and m. santos, 1999, a two - sector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with leisur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66:609 - 631.

④danyang xie, 1994, divergence in economic performance: transitional dynamics with multiple　equihbfia,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63:97 - 112.

⑤liutang gong and heng-fu zou, 2001, capital and arms accumulation with indeterminacy, mimeo, peking　university, wuhan university, and the world bank.

经济增长篇10

［关键词］包容性增长；中国式智慧；中国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F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3）02-0005-06

有人说，包容性增长（inclusive growth）是一个“舶来词”。的确，它最早是2007年由亚洲开发银行首次提出的，最早翻译成中文是用了“共享式增长”这个词。2009年11月15日，国家主席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发表题为《合力应对挑战 推动持续发展》的重要讲话，首次倡导与诠释“包容性增长”。2010年9月16日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2011年4月14日 “金砖峰会”上，我国政府倡导的“包容性增长”先后成为会议主题与焦点。包容性增长是我们党审时度势提出高屋建瓴的战略思想，不仅向世界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转型，也为世界指出经济增长的新战略。“包容性增长”对于中国而言，决不是一个简单借用的外来概念，替代“共享式增长”，而是赋予新内涵的经济增长方式，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背景，是凝聚中国智慧的经济增长方式[1]。

一、经济增长理论新发展：与时俱进

随着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社会生产力得到巨大提高，国际分工进一步加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已从仅有的商品交换广泛渗透到生产协作，技术、信息交流，资金融通和劳务合作等各个领域。经济全球化意味着有可能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合理、有效的配置，有利于各国经济实现优势互补，实现全球范围的专业化协作。经济全球化带来了机遇，也带来风险。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的某种变动，难免会波及他国，甚至影响全世界。随着经济全球化推进，世界各国经济之间彼此相互开放，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体，经济一体化逐步加深。现阶段，世界经济增长环境也有一些新特点，国际金融危机复苏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全球价值链构建导致南北差距扩大，国家之间经济摩擦急剧增加，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了挑战。需要什么经济增长理论来指导世界经济增长，值得我们思考。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有显著提高，开始迈进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为了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我国需要进行第二次转型。需要什么经济增长理论来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第二次转型，同样需要我们探索。

自亚当·斯密的历史巨著《国富论》问世以来，经济增长和经济增长理论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其实就是经济学家不断寻找和解释经济增长源泉的过程。重商主义注重研究金银财富的积累对国民财富增长的贡献；重农学派注重研究农业生产对国民财富增长的贡献；古典经济学家关注资本、土地、劳动、制度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威廉·配第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劳动和土地两个要素。在其后经济增长理论中先后出现“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分工—专业化论”、“结构效应论”和“制度决定论”。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来看，经济学家们对经济增长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从单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到多要素增长模型，从外生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内生的经济增长理论，从注重要素投入到注重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从注重有形资本到注重无形资本。从发展的历程来看，经济增长理论是在继承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寻找新的突破，不断修正和改进并提出新理论。从视野范围来看，经济增长理论大部分是探讨一个国家经济如何增长，没有研究如何与其他国家共同增长，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增长。[2]

我们党在深入研究经济增长理论内在规律基础上，把握国内外经济增长环境的基础上，审时度势提出“包容性增长”。从我国政府对包容性增长内涵的诠释中，我们可知从经济增长的目的入手探讨经济增长动力。包容性增长既是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的继承，又对其进行了发展。适时提出包容性增长，是我党“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体现。中华传统文化中有丰富的“与时俱进”思想。“与时俱进”最早来源于《易·损》中“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其含义是损益盈虚，应该根据时代的不同来实行。南宋朱熹在《观书有感》中提出“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其寓意是只有与时代同步，才能保持清醒头脑。蔡元培先生在《中国理论学史》中，针对清朝末年中国思想文化界抱残守缺、固步自封的局面，蔡元培通过中西文化对比，指出“故西洋学说则与时俱进”。

二、包容性增长内涵：天地人和

包容性增长是一个全新概念，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此作了诠释。中国政府对此诠释为，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为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为实现经济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我们应该坚持发展经济，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可见经济增长不仅依靠经济土地、资源、劳动力和资金等要素的投入，而且要从经济增长目的中寻找经济增长动力，需要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增长，需要在统筹中实现经济增长。包容性增长最大特点在于“包容”，经济增长需要多方面的协调，需要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表面上看包容性增长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但其实际上却蕴含丰富传统文化思想，可以概括为“天地人和”[3]。

（一）经济增长要与自然界相协调——天人合一

20世纪以来，大工业的发展，把人工自然扩大到空前的范围，人对自然的干预已超出自然界的再生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使自然平衡濒临自我修复的极限。人类所面对的生态环境正朝不利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方向演变，从而引出了所谓“全球性问题”。“全球性问题”的概念最早是罗马俱乐部提出，主要包括由下列问题交织在一起的综合性问题：人口问题、粮食问题、不可再生资源问题、工业化问题、环境污染问题。西方国家总是企图以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征服自然掠夺自然，而东方先哲却告诫我们，人类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息息相通的一体，要和平共处，不要讲征服与被征服，即“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道家老子、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在道家来看，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老子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庄子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庄子·达生》）。汉儒董仲舒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地之道是生成原则，人之道是实现原则，二者缺一不可[4][5][6]。季羡林先生对其解释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人类；合，就是互相理解，结成友谊。揭示了人类要效法自然法则，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道德理性与自然理性的一致，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于主客体之间、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之间关系的辩证思考。历史的教训和现实告诉我们：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是必须的。人必须靠自然生活，没有自然环境，就不会有物质生活资料和物质生产资料，就不会有人及人类社会的生存，更谈不上发展。人类为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物质生产资料，归根到底都要取之于生物圈所提供的自然资源。这些揭示了自然界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在人类改造自然时，如何使自然界的演化更加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这是首要考虑的问题，而不是去征服大自然。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界的另一种称谓为“天”，包容性增长实现了经济增长与“天”相包容的增长。

（二）经济增长要与地区间协调发展——兼相爱，交相利

早在2006年联合国报告，指出各国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美国和欧洲现在的人均收入是埃塞俄比亚的35倍，而在1950年，欧美人均收入还只是埃塞俄比亚的16倍，贫穷国家经济增长缓慢已成为地区冲突、国内战乱和社会不稳定的一个主要原因。目前，发达国家通过其技术和资本优势，通过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构建全球价值链，通过总部与生产基地的分离，把利润空间微薄的加工和制造产业链环节放在发展中国家[7]。这个产业链分工结果，表面上看，可以使发展中国家取得表面上繁荣增长，实际上，发展中国家被锁定在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库兹涅式经济增长，难以进入依靠创新和产业升级的熊彼特式经济增长。经济全球化与一体化可以实现地区分工、产业分工带来世界经济总量的斯密增长，然而这种分工带来利益在不同地区分配不合理，地区经济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导致地区之间协作难以持续下去，最终导致世界经济难以可持续增长。一个国家内部，在资本趋利性和规模经济效益两者的作用下，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的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地区之间差距越来越大，除了国家间经济增长需要包容，一个国家内部地区发展更需要包容。可以说包容增长则大家都有利，不包容则俱损失。“包容性增长”倡导“增长”既要让自己发展，也要容忍、允许别人发展，不能具有排斥性，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包容性增长这种思想在传统文化中也有思想源泉。墨子指出：“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下》）。他主张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都应当“兼相爱，交相利”。“兼相爱”是针对“别相恶”而言，指不分亲疏、贵贱、贫富，一视同仁地爱所有的人。“交相利”是针对“交相贼”而言，主张人们互相帮助，共谋福利，反对互相争夺。

（三）经济增长要与人本相协调——人为本

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一部分经济学家受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影响，认为经济增长的目的在于累积财富，追求GDP增加，而不是损耗财富。另一部分经济学认为，经济增长目的是追求人类幸福。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强调经济发展应当落脚于人的福祉。包容性增长与其他经济增长理论显著不同在于，从经济增长的目的——人们福祉的提高中寻找经济增长动力。从人力资本理论可知，人的福祉提高，凝聚在人身上人力资本终究必将提高。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力资源是一切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具有可持续性。我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思想告知我们，国家的根本在于民众。“以民为本”的思想诞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尚书·五子之歌》指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唐朝以后，为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改称为“以人为本”，但其意思并没有变。基本含义认为万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治国应以安民、得民作为根本。经济增长与人本相协调不仅能够化解经济增长中不和谐因素，更能够激发人的劳动积极性。我党90年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功的经验再次告知我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重要法宝。

（四）经济增长与和谐社会相协调——和为贵

过去30多年我国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出现了空前的经济繁荣。但是，经济繁荣并不必然或自动导致社会公平、社会公正和社会稳定。从我国历史来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之后。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人均GDP在由1，000美元～3，000美元的增长期内，是社会各种矛盾比较充分展现和暴露的时期，被称之为“社会矛盾凸现期”。2003年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大关，这不仅标志着经济增长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重要阶段，而且进入了社会矛盾凸现期，如何化解社会矛盾成为我们党的工作重点。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与教训来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导致社会危机，使经济增长停滞、衰退甚至崩溃。以迟福林为代表一些学者提出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第一次转型向以制度建设为中心的第二次转型[8]。转型必然需要进行一些经济体制变革，必然损失一部分人、集团和阶层的既得利益，增加社会不稳定因素。我国经济增长需要转型，但如何转型没有什么成功模式可以复制，需要我们在探索中改革，可能出现一些失误，需要全社会有包容心态，只有在包容的社会环境中才能探索出一条成功之路。对于世界来说，一方面穷富国之间差距在逐渐拉大，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因害怕一些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而制造一些经济摩擦。世界经济增长出现一些不和谐因素，这些问题也需要在对话中解决，而不是通过武力来解决。包容性增长因其内含包容心态，可以成为新时期经济增长战略选择。我们政府提出包容性增长把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包容、和气社会心态）和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和谐社会）有机统一。这不仅是我们党具有高屋建瓴智慧的体现，也有传统中华“和文化”的影响。

“和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范畴。时至今日，“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饱含传统“和文化”深深影响我们。“和”是儒家所特别倡导的伦理、政治和社会原则。在《论语·学而》中目前指出“礼之用，和为贵”，含义是礼的推行和应用要以和谐为贵。我们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也需要在和谐社会环境中进行。古往今来，人类一直在追求社会的平等、安定、和谐。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各种“和谐社会”理想，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从古至今已经延续了两千五百多年的“小康社会”和“大同社会”。小康这个概念，在中国历史上出现得很早。《诗经》里面就有这样的话：“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意思是老百姓非常穷困辛苦，很希望过安居乐业的小康生活。比“小康社会”更高级的是一种公有共享、其乐融融的“大同社会”。陶渊明的“世外桃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受到了这种理想社会的影响。包容性增长需要一个稳定的和谐社会环境，同样包容性增长的目标是追求和谐社会，况且和谐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一种美好社会，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一种社会理想。为此，我们需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培育理性平和、和气、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加快经济包容性增长。

三、中国式发展战略思维：治大国若烹小鲜

从经济增长方式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新目标，也是十七大报告的一大亮点。其中虽然只是“增长”与“发展”两字之别，却蕴含着不同的内涵。经济增长通常是指在一定时期内，一个国家人均GDP水平的持续增加，偏重于数量的概念。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综合概念。前者追求国民经济的速度增长和总量的扩张，主要是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实现外延扩张的粗放型增长。后者不仅包括经济增长，还包括产业结构的优化、经济运行质量的提高，以及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各方面，主要是依靠科技进步的集约型增长，其目的在于提高经济质量和效益。所以，经济发展涉及的内容超过了单纯的经济增长，比经济增长更为广泛。追求经济发展是发展经济的最终目标。那么是否可以直接从经济增长跨越到经济发展，放弃对经济增长目标的考核，实施经济发展战略？我国经济基础决定了我们不能，尽管2009年我国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但人均水平仍在世界100位之后，经济增长仍然是我们的主旋律。从居民财富收入来看，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是0.47，已跨过 0.4 的国际贫富差距警戒线，在所有公布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说明中国面临的贫富差距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来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区域发展进入了高速推进和非均衡战略时期。东部沿海地区全面开放、外资涌入、经济迅速增长，而东、中、西部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之态势开始显露。尽管新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先后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区域统筹发展战略。由于资本的趋利性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存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并没有缩小。从经济增长质量来看，我国GDP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其质量明显不如发达国家。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相似度高，国家内部没有形成完整产业链，而且我国产业被国际大买家或跨国公司所主导与控制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所俘虏，处于全球价值链附加值最低的环节，竞争力位次最低，产业竞争力非常脆弱[9]。大量外资企业的幕后主导营造了中国承接产业转移的表面繁荣，然而产业链不完整，产业升级困难。这些问题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这些问题形成有其深刻历史和经济根源，不能通过行政命令去解决。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各地区经济基础、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不同，因前期改革而造成既得利益集团，前期固化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在短时间进行调整。

有许多经济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改革，否则难以实现经济第二次跨越。然而这些问题有其深刻根基，而且又相互交错，难以在短时间内加以解决。目前，世界上又出现一些“中国”声音，一些西方国家想通过各种途径来遏制我国经济发展。如果政府在不深入了解根源情况下，盲目运用政府手段代替市场手段，往往会出大问题。前苏联对经济体制进行急速变革，导致失败，东欧的国家也因为变的太快而后悔。我国在1958年开展“”运动，导致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大失调，并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历史教训与现实情况决定我们在进行二次改革时，需要走平稳改革道路，不仅能应对国外复杂多变环境，而且也能够从治本角度解决这些问题。包容性增长提出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逐步提高福祉，不断消除经济不和谐因素，凸显我国传统文化中“治大国，若烹小鲜”思维。老子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第六十章）。老子是告诫执政者，要遵从社会自然秩序，不能朝令夕改、随意搅动、胡乱折腾，否则国家就会出乱。老子的话里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大国，大国有很多的经济成分，大国的身体肌理很不一样，不能够操之过急。同样孔子也有“欲速则不达”（《论语·子路》），告知我们凡事都要讲究循序渐进，先有量变才会有质变，万不可焦躁，如果快速完成某件事，其效果未必会好，甚至大失所望，万不可急于求成。

四、世界经济增长新选择：和而不同

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把社会发展分为必须依次经过的6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准备阶段、起飞进入自我持续增长的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处在不同阶段的国家，其发展方式必然不同，有的是通过创新牵引经济增长，有的通过结构优化带动经济增长，有的通过要素的投入增加经济产量。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对其影响又是不同的。有的需要贸易保护政策，扶植本国产业发展；有的需要贸易自由化，在世界范围内整合资源。不同发展阶段导致采取不同发展战略，必然导致世界各国经济之间矛盾与冲突不断。究其主要根源是发达国家仅从自己利益考虑，漠视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发达国家凭其资本雄厚和技术优先等优点，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产业布局，将产业链中的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作为承接地的发展中国家，而将附加值高的环节留在本国，将对环境污染和废气的排放留在发展中国家。近来，发达国家常以发展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较高，常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制裁，造成许多经济摩擦。殊不知，发达国家在其经济发展初期，排放的二氧化碳仍在大气中，现在自己仍然在消费高档奢侈品，过着高碳生活。中国倡导“包容性增长”实质上是为了改变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这种新秩序应该建立在所有国家的公正合理、互相依靠、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上的国际间的经济关系体系。世界各国因其经济特点不同，只有坚持“包容性增长”理念，可以采取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而且不同经济增长方式有利于世界经济共同增长，实现了“和而不同”局面。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 。“和而不同”在孔子的心目中是君子修养的境界。只有这些矛盾的因素处于和谐状态时，事物才会发展。张岱年提出“兼容多端而相互和谐”、“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概念（《张岱年全集》第7卷），也是包含着差异、矛盾在内的“多端”、“众异”之间的平衡与统一，协调差异，以求和谐，准确地表达了中国哲学中“和”这个概念的辩证涵义，强调的也是“不同而和”。“包容性增长”是中国给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发展方式，呼吁发达国家要包容发展中国家发展方式，在不同中经济增长方式中，实现世界经济和谐增长。

五、倡导与实践包容性增长：仁爱

尽管包容性增长是全新概念，然而我们党一直在实践着包容性增长，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要求；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具体经济发展方式上，我们党积极实施“循环经济”、“生态经济”和“低碳经济”。为了全世界人民幸福，中国不仅是国际上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倡导者，更是国际上包容性增长的积极实践者。我国一直以来积极呼吁和推动国际社会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对世界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率先推出的大规模刺激内需政策，不但使中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也为世界经济复苏奠定了基础。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克服自身困难，继续向非洲国家提供了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优惠贷款在内的各类援助，免除32个非洲重债穷国及最不发达国家无息贷款债务。在国际上积极倡导“包容性增长”，在国内积极推进“包容性增长”，不仅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政党决定的，也与我国传统文化中“仁爱”相一致。“仁爱”起源于儒家，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孔子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孟子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等。这些“仁爱”思想，展现在我国在国际上倡导与实践“包容性增长”活动中。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本文难以全面梳理阐述包容性增长中蕴含中国智慧。五千年历史所蕴含的治国理念和厚重文化根基，彰显包容性增长的中国特色；中国和平崛起，赋予包容性增长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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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左大培，杨春学.经济增长理论模型的内生话历程[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7.

[3] 方大春.包容性增长的内涵：天地人和[J].红旗文稿，2011 （10）.

[4] 王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

[5] 刘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及其当代价值[J].理论学刊，2009（7）.

[6] 王柏松.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对构建和谐世界的启迪[J].管子学刊，2009（2）.

[7] 李娅.国际产业链分工模式的延伸[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0（5）.

[8] 迟福林.第二次转型：处在十字路口的发展方式转变[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0.

[9] 刘志彪，张杰.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战略思考[J].学术月刊，2009（9）.

Inclusive Growth：the Economic Growth of Chinese Wisdom

Fang Dachun1，2

（1.School of Economics ，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Ma’anshan 243032，China；2. College of Management ，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