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理论十篇

经济发展理论篇1

关键词：转型经济渐进式演化激进式变革制度变迁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懂得，比较经典与广泛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含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含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懂得基础上还包含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懂得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懂得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合适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懂得，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方案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方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含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方案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懂得，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鸣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鸣：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给量，实行高利率；保存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宏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把持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汲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本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鼓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杂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效、战略功效等，在满足这些功效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效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响。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涉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宏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础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懂得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法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供给把持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方案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响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响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方案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法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宏大反差：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法。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供给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响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经济发展理论篇2

关键词：金融发展；经济增长；流派；关系；探析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世界经济发展史反复证明，金融抑制和金融过度都会损害经济增长。处于转型时期的我国经济要实现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必须能够正确把握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建立起与经济快速增长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这不仅关乎金融体制改革乃至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也关系到能否顺利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入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理论的流派

从早期的古典经济学算起，西方经济学界对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迄今已有三百余年历史。在这场长期论争中，有两种作用机制一直备受关注：一是货币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二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根据对这两种作用机制的不同理解，大体上可以把金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流派分为金融无关论、金融促进论和金融从属论三种。

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论。古典经济学家将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抽象成货币变量与实际变量之间的关系，从而形成了西方经济学中的“两分法”。在此基础上，萨伊提出货币中性论，强调货币数量的改变只会造成物价水平等比例的上升或下降，对生产供给、实际产出和就业不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货币只是实体经济的面纱。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货币只不过是经济运行的剂。使得商品交换更加容易和顺畅，而对经济中的实际变量并不发生实质性的影响。货币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函数是极其稳定的，短期内由于存在适应性预期，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可以影响产量和物价；但从长期看，产出量是由劳动、资本和技术等非货币因素决定的，货币供应量只决定物价水平。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只有未预期的货币变动能够影响短期真实变量。从长期看，由于货币政策是可预期的，货币变动只会引起价格水平的相应变化，而对真实产量和就业没有影响。尽管理性预期学派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货币面纱”论，但仍坚信金融与经济增长无关。

金融促进经济增长论。有关货币流通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的讨论，可以追溯到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他认为，慎重的商业活动可增进一国产业，但增进产业的方法不在于增进一国资本，而在于使本无所用的资本大部分有用、本不生利的资本大部分生利。瑞典经济学家魏克塞尔早在19世纪末就认识到古典货币中性论的不足，指出，在信用制度条件下，货币对经济活动起着积极的作用。只有在货币利率等于自然利率、一般物价水平稳定的状态下，货币才是中性的。熊彼特则从信用创造的视角突出了银行体系对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他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创新，而功能健全的银行可以对企业家进行筛选，为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指出，未来的不确定性是货币经济的主要特征，通过利率对投资的诱导作用，货币就能影响国民收入的产出水平。凯恩斯还通过总量分析，把实体经济和货币经济理论结合起来，克服了古典经济学“二分法”的不足，实现了对早期货币中性论的质的突破。20世纪50年代，约翰·格利和爱德华·肖阐述了金融中介在储蓄一投资转化机制中的重要作用，揭开了金融理论研究的序幕。此后，金融因素逐渐在经济理论中得到重视，并凸显成为同土地、资本、劳动同样重要的经济增长因素。1969年，现代比较金融学的奠基人戈德史密斯指出，以初级证券和次级证券为形式的金融上层结构加速了经济增长，改善了经济运行，为资金转移到最佳的使用者手中提供了便利。20世纪70年代，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农分别在金融深化论、金融压制论的分析中，将货币与非货币资产、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统一起来，阐述了一国金融体制与该国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互相刺激、互相制约的关系。之后，卡普尔等人把麦金农和肖的静态分析发展成为动态分析，进一步阐明了金融深化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内生金融理论强调，资本效率的改进得益于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把资本分配到最佳可能用途上所起的关键作用。

金融从属于经济增长论。一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对实体经济发展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金融发展只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结果。琼·罗宾逊反对熊彼特关于金融部门引导产业部门并激发技术创新行为和企业家精神的论断，强调经济发展为某种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创造了需求，而金融体系只是对这些需求作出反应，从而否认了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多恩布什认为，金融储蓄与真实利率并不相关。

二、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不同视角

在Shumpeter(1969)、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做出开创性研究之后，有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逐步成为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后来的研究(包括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或通过证明两变量间相关关系的存在性、或通过分析两变量之间的因果方向、或通过研究两变量间的传导机制，拓展和深化了我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认识。近年来，国外学者DemirgucKunt＆Levine(1996)，Thakor(1996)，Levine(1997)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有建树；而许多国内学者也基于中国数据、利用不同方法对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过检验。

综述以上研究，学者们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间的相关度和因果方向具有不同的认识，大致可分为以下四种视角：第一种视角是“供给拉动性”(supply—leading)观点，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效应。根据这种观点，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推进渠道有：(1)通过提升资本积累效率并依次提高资本的边际生产率(Goldsmith，1969)；(2)通过提高储蓄率进而带动投资率(McKinnon，1973；Shaw，1973)。换句话说，通过增加储蓄规模和改进投资效率，金融发展将拉动更高的经济增长，这种观点得到了相关大量实证研究的证明(如Bencivenga&Smith．1991；Greenwood&Jovanovic，1990；Thakor，1996)；第二种视角由Robinson(1952)最先提出，即金融发展“追从”经济增长的“需求引致性”(demand—following)观点。该种观点认为，实体经济的扩张增加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导致金融产业的发展，对这种观点的实证支持可参见近年来的一些相关文献(Demetrides＆Hussein，1996；Friedman＆Schwartz．1963；Ireland，1994)；第三种视角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变量是互为因果的，即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因果联系(Demetrides＆Hussein，1996；Greenwood&Smith，1997)；第四种视角则缘于Lucas(1988)，他认为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因果联系，而“经济学家常常过度强调金融因素在经济发展中作用”。

三、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在中国的检验

众多理论分析与计量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力度有限，甚至有些指标还呈现负面影响；总体来看，我国的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落后的金融体制已经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增长和金融发展之间互为促进的关系体现在我国对金融体制所进行的渐进式改革具有一定的经济绩效，能够带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同时，经济的持续性增长对我国金融的深化也具有持续的推动作用。但是，我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两者间因果关系也存在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从侧面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相对于同期的经济增长具有不匹配性，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还不及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考察其深层原因仍在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滞后性。目前我国的金融体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现行的金融体制已无法满足企业扩张带来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加入WTO后的外来竞争压力也迫使企业和银行对融资机制做出新的调整。改善目前的落后的金融发展局面，一方面要努力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让企业更多的利用资本市场进行直接融资，改善融资机制，消除“所有制歧视”，为中小企业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另一方面加速资本市场的发展和规范。发掘债券市场的潜力，为直接融资提供更大空间，并且积极推进非国有银行和中小银行的发展，促成金融机构的合理竞争。有理由相信，加快金融深化和金融体系改革必将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经济发展理论篇3

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必须有新认识。

传统的认识是：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建立起一统天下的公有制，才算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性，并且我们就是按照这样的观点来行动的。

但是，这样的观点未必正确，未必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正如于光远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社会主义者确有消灭私有制的愿望，却没有把私有制彻底消灭干净的事实。之后他又鲜明地说：“社会主义社会应是公有私有并存的社会。”还说：“马恩从来不说公有财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①

我很赞成于光远先生的这一论点，只是我同他的论述不完全一样。我的论述是社会主义社会还不能消灭私有制。为什么不能消灭呢?因为消灭了私有制，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所以原来的认识必须修正。

事实上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修正。党的十五大报告讲：“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当然包括多种形式的公有制，也包括多种形式的私有制，更包括公有私有相结合的混合所有制。没有私有制就谈不上是多种所有制。这当然是对传统观念的一个重大的突破，甚至可以说是对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大的发展。然而十五大报告讲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再怎么长，也总归是一个暂短的过程,一百年不行，两三百年总行了吧!那么，初级阶段结束后怎样呢?我的看法是：整个社会主义都应当是公有私有共同发展。不能设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束以后，一下子就要变成公有制的一统天下。

为什么整个社会主义都应当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呢?一个基本的根据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应当实行市场经济体制。至今我们还看不到可以用别的什么体制代替市场经济体制。以往我们采用和试行过的计划经济，因为它彻底失败了，才改行市场经济的。而体制上的市场经济概念，理论上即商品经济概念。由于商品经济本质上是交换经济，是不同的所有者交换产品、交换劳动的经济，因而它的微观基础必然是和必须是不同利益主体的所有者。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市场经济必须以多元化的产权主体为基础，市场经济只能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制度，二者要相互适应才行。单一的公有制是排斥商品交换的，它也排斥竞争，并且难以促进经济发展。只有实行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的共同发展，才能促进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发展，促进不同主体间各种各样的交换，促进竞争，促进发展。这当然不是说私有制与市场经济永存。就具体的所有制形式与市场经济体制本身来说，它们都是历史的，它们既有生就有死，都不会是万岁，并且都是在发展和变化着的。它们都有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我们说社会主义是公有私有并存，并不是说其具体形式不再变化和发展，而只是说现在还看不到也不清楚将来用什么别的形式可以代替它们。反正不能再回过头来搞以往那种计划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一统天下了。如果有人还要那么搞，必然发生历史的大倒退。可能吗?绝对不会。

如果整个社会主义社会都应是公有与私有并存，那必然发生另外一个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究竟有什么区别呢?因为资本主义也是既有私有制也有公有制，它并不是全部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我现在形成的观点是：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的历史来看，除了原始公社这个人类社会初期的历史时期以外，迄今为止，所有社会都是多种所有制并存。不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公有与私有并存，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不是单一的私有制。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国有制、合作社所有制以及股份制等混合所有制。我们观察和判断一个社会的所有制特征，不仅要看到它们是不是多种所有制并存，更重要是看作为主体和主导的是什么所有制。根据这个分析方法，可以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主体和主导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我国社会主义社会是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国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样不就区别开来了吗?

造完全可以重新认识

如果前一个问题谈论的是未来，那么本问题要论证的则是过去。它们都与现实中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特别是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着一种内在的、逻辑的关系。我坚决反对这样一种观点：五十年代消灭私有制经济是对的，现在允许并鼓励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也是对的。这纯属风派观点，而不是一种严谨的学术观点。但仅仅这样论述是不够的。

对于五十年代中期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的评价是高度赞扬的，这毫不奇怪。到了八十年代初，由于事情过去二十多年了，已经有新的实践了，一些问题看得更清楚了，评价自然就稍稍客观了。在中央有关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当然还是充分肯定，但也指出了缺点和偏差，如对原工商业者的使用、处理不适当，以及整个运动过急、过快，形式也过于单一，等等。在当时来说已经不错了，能成为集体的观点为许多人接受也是一种前进。但时至今日，这个评价行不行、够不够呢?

由于在这之后又有了二十来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特别是经过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教育和启发，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把许多事情联系在一起，重新认识。这样，我形成的新看法是：五十年代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绝不仅仅是搞的早了、急了、快了，对原工商业者安排不适当，等等，而是根本就不应当那么搞。不搞反而更好。我的理由如下：

1.不搞对资改造，中国同样可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因为当时公有经济发展很快，国有制在改造前已经占据了主体和领导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在改造前的1952年，在全部工业产值中，国有工业的比重已经占到了52.8%；在全部工业固定资产中，国有工业的比重占到了80.8%。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例如：冶金、机械、金融、铁路，以及一些大的矿山、工厂，几乎全部为国家所有，私营经济主要分布在棉纺工业、轻工业、食品工业等。这样，不采取消灭私有制的政策，而采取共同发展的政策，公有经济的比重也能占到绝对优势。

2.当时进行改造的理论依据是：“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社会主义经济比较起来，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一种先进的经济成分,而是一种落后的经济成分了，并且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对立的。”“必须用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来代替它。”改造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等等。这些理论观点和判断并不符合实际情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直到现在还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个时候就落后了吗?可以认为，这些说词、论点，全部是为了要进行改造而制造出来的。即使拿到现在来说，也未必正确。大家知道，当时刘少奇同志就不是这种观点。例如他说“剥削有功”，对资本主义“不要限制”，“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等等。现在看来，他的观点更正确。如果按照少奇同志的观点，也许就不会进行一场对资改造运动。

3.如果不进行那场急风暴雨式的对资改造，中国经济的发展肯定比现在要好得多，我们也用不着再进行调整政策，重新允许并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延续下来岂不更好!要知道，采取群众运动的办法变革生产关系，是大伤元气的。且不说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痛哭流涕”，即使是安排了他们的工作，也很难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当时中国同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生产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并没有现在这样大。而我们却在一段时间内只搞这种变革生产关系的斗争，而不集中力量向自然开战，这样才把时间耽误，差距扩大。所以我觉得对于五十年代的对资改造，完全可以采取否定的态度，重新认识。有些事情是时间越远越能看得清楚。我们要把必然性和事情的对否区别开来。在当时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下，在当时那种指导思想下，中国必然要进行那样一场对资改造运动。但必然性不等于正确性，是否正确，则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来判断。如果我们用生产力标准来判断，而不是用唯心主义的“一大二公”标准来判断,我觉得完全可以说搞错了。

4.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来看，不论是五十年代，还是现在，中国不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多了，而是发展还很不够。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所说的德国等西欧大陆那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中国更应当是处于资本主义还极不发展的时期。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话，那时历史提出的任务应当是把封建主义消灭干净，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不是象我们所做的那样，在封建主义的东西没有消灭干净，资本主义所允许的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的情况下，就采取过急行动，而要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绝种。正因为这个总的判断的失误，所以当时我们所采取的行动，究竟是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还是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就值得重新思考了。正因为私有制经济在不该被消灭的时候被人为地消灭了，所以当它被消灭后又不断地再冒出来，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新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既可以看成是对那时错误行动的纠正，也可以看成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还要继续发展的必然性的补课。

5.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就是商品经济，并且是比小商品经济更高的现代商品经济。而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区，内地并不很多，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在这个情况下实行对资改造，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实际上就是阻断商品经济的发展，用排斥商品经济的公有制经济取而代之。从这个具体目标看，确实是做到了，并且比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做得还好，没有引起大的震动。但是，否定商品经济，实行计划经济的效果怎样呢?不能否认，国家集中使用人力、物力、财力，也取得一些成就，例如卫星上天，原子弹爆炸等等，但是，一统天下的公有制由于抑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却搞得市场上物资匮乏，连人民一些基本的生活需要都满足不了，而不得不靠发票证来维持供应，城镇居民理发、洗澡、做衣服都得排队，这是符合实际的基本判断吗?且不说三大改造完成以后，不久就出现三年困难，全国饿死两三千万人。这局面，不能说与消灭资本主义、否定商品经济没有一点关系吧!

我的这些观点，当然带有“事后诸葛亮”性质，但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只能如此。

(三)资本主义私有制直到现在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

这也是一个新的判断，与以前我们老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要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它”，完全不同。但我不是否定这种生产关系内部仍然存在种种矛盾，更不否认这种所有制的历史性质。我只是说，这种生产关系直到现在仍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仍然具有活力，仍然有众多的人愿意投资，采取这种形式，仍然是新的生产力的增长点。全世界都是如此。去年，我在某一刊物上看到一位在美国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胡学华写给朱镕基总理的信中说：“美国几乎没有国有企业，却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见国企多少和国家强大与否没有关系。一个万能的无所不包的政府必然是一个低效率的政府。”因此他建议政府加快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的速度，让民营经济去占领，等等。这位留学生的言外之意是：美国经济发达、科学技术先进，完全是靠资本主义私有制搞上去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直到现在还是效率很高的所有制形式。

最近我们还看到日本《经济学人》发表的题为《21世纪型资本主义》的文章讲，18世纪后半期资本主义开始以自律性的运动，在历史上展现了自己巨大身影。19世纪它经历了成长、成熟和衰退的阶段。20世纪是力图克服古典资本主义的脆弱性，发展的社会经济体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21世纪则是“新资本主义”显露头角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市场要素，还是技术要素，还是企业要素，都出现了决定性变化。这篇文章的作者为立教大学教授斋藤精一郎。他的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可以研究。但它至少说明了这样一点：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在调整、变化。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已经出现了严重阻碍和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尖锐矛盾的情况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说，经过不断的调整，它反而出现了还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我的看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当事人，由于他们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有一定的知识，因而也能在一定的范围内和一定的程度上，自觉调整生产关系，探索私有制的实现形式。经过调整后，尽管它还是资本主义，但同一百多年前那种野蛮的、残酷剥削工人的少年时期、不成熟时期的资本主义，已经大不一样了。这里可以指出这样三点变化：

不断的斗争，资本主义国家的立法调整，资本主义制度下劳资矛盾是不是可以说缓和了呢?例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缩短了劳动时间，建立和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实行最低工资制、科学管理，以及推行员工持股制等，工人的工作状况、收入水平可以说是大为改善了；

二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奉行凯恩斯主义，加大了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控制和干预，加大财政支出，放宽信贷等以刺激投资和消费，使经济危机这个资本主义痼疾得到一定的缓解，加上“联合的资本家”更加对科学技术的重视，使科学技术得到极大的提高和应用，并使资本家不再重视对绝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而主要是占有工人的相对剩余价值；

三是在企业制度方面，由私人独资、合伙为主，逐渐过渡到股份制的公司制为主，使资本主义下的私人占有同生产的社会化之间的矛盾得到了相对的缓和。现代的公司制，按我的看法，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私人所有，而是在私人所有基础上的混合所有，它已经是一定程度上的社会所有。

不知可不可以说，现代资本主义还属于资本主义的壮年时期、成熟时期，它以前的病治好了，它的毛病也改了许多。因而它还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走到很快就要死亡的暮年。

中国现实中的个体、私营经济等私有制经济，严格说它们都是新生的，重新出现的。在发展阶段上它们还处于原始阶段，初期积累资本时期，正在成长的年龄段，还很不成熟。原始阶段那些易发的毛病，例如欺行霸市，假冒伪劣，残酷剥削工人，偷税漏税，稍微有点钱就摆阔气，胡花乱用等，都有。但是它活力强，适应市场，机制灵活，是我国新的经济增长点，活力源，这是不能否认的。经过一段的积累和发展以后，只要加强宏观管理和治理，它们原先那些毛病大都是可以克服的。它们也要上规模、上档次、上水平，提高自己的素质。它们也会调整和改善自己的生产关系，提高企业组织水平。这些年来，我国原来私营企业的三种组织形式—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有限责任公司中，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的比重大大提高，就是有力的证明。象温州等地，开始时的假冒伪劣已得到扼制，产品和服务质量大为提高，并且创出许多名牌产品。说中国私有制经济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认为是有大量的事实作为根据的，是用不着怀疑的。世界如此，中国更是如此。

(四)如何正确理解马恩所说的“消灭私有制”

这个问题同上面的问题直接关联。也是当前极“左”派反对发展私有制经济的一个核心的理由。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确实是这样讲的：“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因此，极“左”派引用这句话来反对中国搞私有化是对的，但他们用来反对发展私有制经济则是错的。为什么?这就涉及到如何正确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消灭私有制”了。对这个问题，我想讲两点看法。

1.马恩讲的“消灭私有制”是从根本上讲的，并且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当时已经看出它严重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讲的。其出发点是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这从《共产党宣言》中曾经热情歌颂“资本主义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也可以从他们对奴隶主所有制代替原始公社所有制，曾经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而加以肯定中得到证明。就是说，他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生产力论者，一切以生产力作为判断标准。当他们看到资本主义私有制矛盾重重，严重地阻碍生产力发展时，才说这句话的。他们当时并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经过不断调整，一些弊病得到了治疗，仍然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这样一些现实情况。2.马恩在讲“消灭私有制”的时候，还讲过许多必备的条件。特别是马克思讲的：“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②以及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讲的：“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因此，即使根据他们的论述，当资本主义私有制还是生产力的增长点、经济的活力源的时候，难道不应当允许和鼓励它们继续存在和发展吗?灭私有制”错了，而是说要结合实际情况加以正确理解，灵活运用。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也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党的允许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这里还想提出一个看法，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人们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不断调整和改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通过相互学习、渗透、趋同化，也许将来用不着来一个消灭和剥夺的运动，就会自然地改变和演变为社会所有制，或其它更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更高的所有制形式。股份制的出现和不断发展，员工持股制的推行，混合所有制的现代化，我觉得似乎可以说，我们已经看到一点这种端倪了。这当然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过程，现在谁也说不准确。消灭私有制是必然的，但采取的形式、步骤、方法，有可能会同以往的设想不一样。

(五)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公有、私有经济是优势互补关系

这是我们与传统观点不同的一个重要观点。五十年代对资改造时的一个理由，是说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是尖锐对立的，不消灭私有制，公有制就得不到发展，即二者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也与现在的极“左”派观点不同。极“左”派是说，私营经济发展快了、多了，会引起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变化，使社会主义中国发生质变。我们说公有经济与私有经济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是优势互补的关系，协作、合作的关系，当然也是竞争的关系。

过去我们对竞争的看法是非常片面的，总以为竞争就是无政府状态，竞争就是大鱼吃小鱼，把许多坏的东西都加在竞争的头上，资本主义头上。其实，竞争是发展和进步的动力。在市场经济下，竞争，特别是无限制的竞争，才能产生最佳的资源配置，实现最低的价格，出现最好的质量，才能使优胜劣汰机制充分地发挥作用。有竞争才能促进相互学习，促进技术进步，促进人们向上、向前，促进生气勃勃。说得具体一点，这些年来我国彩电行业的发展，就是依赖了无限制的竞争。微波炉的技术进步，也是依赖竞争。私营经济是不怕竞争的，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也要依赖竞争。只有垄断才会产生保守、停滞。现在美国法院对微软的判决也说明这点，其精神实质很值得我们思考。这里我还想进一步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私有制经济同公有制一起，也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它们生产产品，提供服务，也是在满足人民的需要，社会的需要。它们发展壮大了，对国家提供的税收会更多。他们也是在为社会创造财富。邓小平同志讲，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带动大家富，共同富。根据我最近几年的考察，哪个地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多了，快了，哪个地方经济发展也快，人民生活改善也快。所以我一再宣传这样的观点：发展民、私营经济是改变地方面貌、增强地方实力的重要途径，也是藏富于民的必然选择。增强我们国家的经济实力，既要依靠公有制的发展，也要依靠私有制经济的发展。私有制经济是完全依赖市场生存的。将来我国进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资本会更多地进来，我们也要走出去。我国民营企业、私营企业会成为我国外贸进出口生力军。

现在我国国有经济正处在深化企业改革，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神调整宏观结构的过程之中，国有制的职能要重新界定。调整结构的实质意味着国有企业要从一些竞争性领域退出来，而必然是国退民进。在这个过程中，必然要发生企业的并购、破产和财产关系的重新组合，也必然要让一部分富余职工下岗。客观形势要求我们把国有企业改革同发展民私营经济结合起来，个体、私营经济应成为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主渠道。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必然会出现相互控股、参股、租赁、承包、委托经营等，更加紧密的合作。不久前我在北京参加一个“国企、民企合作与发展研讨会”，介绍的一个典型就是河南省平顶山国有高压电器厂与私营企业实行联合，组成企业集团公司，促进了生产。这些难道不也是优势互补、协作互助吗?以后，我看西部的开发也要走一条新路，既要依靠国家的投资，更要依靠民间的投资，发展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以及公有、私有、国家、地方，海外、内部共同投资的混合所有制，依靠市场机制来动员社会上的人力、物力、财力，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观念上抛弃公有、私有相互对立的旧观念，树立公有、私有优势互补，协作、合作、共同发展的新观念。

(六)业主的经营管理是创造价值的复杂劳动、熟练劳动

这里所说的私营企业主(家)，包括两种身份的人：出资者，即所有者，在现实的企业治理结构中，主要指的是董事和董事长，包括股票持有者；另一部分为私营企业的厂长、经理。前者我们过去在教科书中称为资本家，后者称为资方人，经营者。实际上二者不完全一样：前者是雇主，后者是高级打工者。只是在我国现实中，由于绝大多数企业没有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所以两种身份又往往是合一的。只是从长远的观点看，两权应当分离，才能过渡为现代企业制度。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得清清楚楚。他甚至说：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劳动比比皆是。”“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③因此，他们的收入是不一样的。如果出资者是业主自己，他又从事经营管理，那么他就是二重身份，他获得工资，是熟练劳动的报酬，经营管理的回报；而他获得的利润，则是剩余价值。如果他仅仅是经营者，那么，他则获得管理和监督劳动工资。董事、监事的报酬，来源于剩余价值的分割。这是私营经济中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研究其性质时应当有所区别。但这些都已经是常识了。我在这里所以要讲这些，无非是要强调，私营企业主(家)的劳动，是比一般工人的劳动能创造更多价值的复杂劳动，熟练劳动。而过去，我们对这一点是很不重视的，一说是资本家，往往把这个称谓同剥削者等同起来。这是不对的。

资本家有没有剥削呢?只要有雇佣劳动关系，就存在剥削。因为工人只获得劳动报酬—工资。工资是可变资本，工资以外的剩余部分，则为资本的所有者获得，属于剩余价值。

但是，剩余价值部分并不全是剥削所得。如果我们承认私营企业主(家)的劳动是复杂劳动、熟练劳动的话，那么，必须承认，剩余价值部分中，有相当的部分是业主自己创造的。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或新经济下，在科技含量高的民私营企业，业主的收入中绝大部分是他们自己的复杂劳动所得。因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认为管理是第二生产力。它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应当给以高度的重视和评价。

经济发展理论篇4

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Stiglitz,1977)《垄断竞争与最优产品多样性》(Monopolis-ticCompetitionandOptimumProductDiversity)一文在《美国经济评论》上的发表,标志着新贸易理论及相应的新经济地理理论的产生。与传统的以新古典经济理论为基础所决定的企业区位选择、区域生产力布局及区域发展模式观点不同,该理论从运输成本的降低及由此所引起的聚集经济、递增收益、规模经济性、外部性或者说溢出效应(如技术的溢出效应)等角度探讨企业区位的选择及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等。许多经济学家对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如克鲁格曼(Krugman)、马丁(Martin)、阿明(Amin)、弗塞尔(Feser)、伯格曼(Bergman)及沃纳伯尔斯(Venables)等。

1•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区位理论。克鲁格曼(1991)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递增收益与经济地理》(IncreasingReturnsandEconomicGeography)一文通过一个简单的模型说明了一个国家或区域为实现规模经济而使运输成本最小化,从而使得制造业企业倾向于将区位选择在市场需求大的地方,但大的市场需求则又取决于制造业的分布。所以,中心—边缘模式的出现依赖于运输成本、规模经济与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他与大部分经济学家所运用的马歇尔(Marshall)的外部性经济概念不同,马歇尔的外部经济认为,企业区位聚集有三个原因:第一,几个企业集中于一个区位提供了特定产业技能的劳动力市场,确保了较低的失业概率及劳动力短缺的可能性;第二,地方性产业可以支持非贸易的专业化投入品的生产;第三,信息的溢出可以使聚集企业的生产函数好于单独企业的生产函数。①而克鲁格曼却注重一般性的外部经济,而不是特定于某一产业的外部经济,所以,其外部经济概念是与需求及供给关系相联系的,而不是纯粹的技术外溢效应。格斯贝茨与施姆兹勒(Gersbach&Schmutzler,1999)通过模型探讨了存在产业外部与内部外溢效应条件下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地理分布,以及对产业聚集的影响。他们认为,递减的联系成本支持产业的聚集,同时也存在产品创新的多重均衡。产业群内企业的竞争与合作效果可以达到两阶段博弈的子博弈完美均衡,这通过美国硅谷的经验而得到证明。瓦尔兹(Walz,1996)的研究结果表明,地方的经济增长起因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所表现的持久的生产率增长,这同样与技术等要素的溢出效应密切相关。

他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递增的生产与产品创新的区域集中。弗塞尔与伯格曼(1999)通过区域与产业群的概念,系统地阐述了形成聚集优势的理论基础:外部经济、创新环境、合作竞争与途径依赖等,并且还通过价值链与投入—产出途径来确定产业群的存在,通过区位系数、网络分析等对产业群进行分析。马丁(1999)探讨了存在聚集经济条件序列区位竞争的结果,他通过模型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存在聚集经济时,赢得第一次的区位竞争使得一个区域对下面的企业更具吸引力。所以,第一个企业可能获得较高的财政激励,而第二个企业则可能获得的补贴较少,但其却从产业聚集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较早的投资吸引所获得的动态的或者说长期的效果可能超出其直接的经济效果,因为这对以后的产业吸引形成一种区域环境。而这种第一次区位竞争的动态竞争力也使得对序列竞争的补贴或者说激励趋增,从而引起区域之间的恶性竞争。马丁的模型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决定及产业的地理集中进行了预测,指出了第二个企业选择与第一个企业相同区位的可能性,因此也就有可能形成一个产业群,在同一区位的企业随着外生的(自然的)相对成本优势与内生的(获得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由于赢得第一次区位竞争对区域发展具有如此的动态经济效果,因此各区域内为吸引新企业进入提供各种激励措施。但埃利斯与罗格斯(Ellis&Rogers,1997)利用博弈论分析了各区域利用激励措施吸引新企业进入所面临的囚徒困境状况:它们为吸引新企业进入而提供激励,各区域之间为争夺企业而进行的竞争便从此开始,区域提供给企业的激励最终可能会超出其对该区域的真正价值,使得区域清晰地知道如果没有区位竞争它们或许会更好。传统的区位理论侧重于工业区位。而新经济地理理论则将工业区位理论延伸到办公区位(OfficeLocation)、零售区位(RetailLocation)等。泰姆泊尔(Temple,1994)在把办公活动分为三类的情况下分析了办公区位的选择。她认为,传统的工业区位决定因素对于决定诸如会计、广告及市场营销等服务部门的办公区位并没有多大作用,这些部门本身会产生自身的外部规模经济,而正是这种外部经济性的存在,使得金融与市场营销等部门会聚集或定位于城市中的相同地区,即这种外部经济性产生了自身的动向或推动力,从而成为决定办公区位的一个决定因素。当然,对产业聚集地也有另外不同的观点,如哈德、瑞斯与斯文森(Head、Ries&Swen-son,1999)推测群居行为(HerdingBehavior)可能导致产业群;而Decoster&Strange(1993)则提出了问题可能是隐藏在聚集之后的一种重要作用力的观点,这主要涉及经理人员决策制定的声誉成本问题。

2•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将距离因素以运输成本的方式自然地纳入到整个理论体系中去,从而改变了传统的不考虑运输成本对贸易产生影响的看法。而运输成本的减少也就成为新经济地理理论中聚集现象发生及增长方式转变的原因,并以此来回答传统的贸易理论所不能回答的事实:(1)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递减;(2)价格在区位之间并不相同,地点之间的距离越远,差异也越大;(3)要素回报在国家之间并不均等;(4)不同国家的行业生产率差异很大。地理位置虽作为贸易量的一个重要解释变量,但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其理论含义并没有得到强调。距离及其相联系的成本不但决定着贸易流量,而且也决定了不同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方式、产业结构、要素价格与收入差异等。克鲁格曼(1991)利用简单的两区域模型、农产品无运输成本假定和萨缪尔森(Samuelson)的“冰川”(Iceberg)型工业品运输成本来说明区际贸易的产生及最终的中心———增长模式,即每一单位的工业品从一个区域转移到另一个区域,只有一部分能够到达。而这部分工业品与区域运输成本呈反比例关系,或者说是运输成本的倒数指数,它也是决定区域收敛或发散的最终参数。且有两种作用力———本国市场效果与价格指数效果使得区域趋向发散,而另一种作用力———本地农产品市场的竞争度使区域趋向收敛,而最终是否收敛或发散则取决于两种作用力的比较。

沃纳伯尔斯与李冒(Venables&Limao,1999)在利用传统的李嘉图及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并将运输成本纳入到理论中去时,发现要素禀赋与要素密集度并不是确定贸易方式及生产方式的充分条件,这也依赖于国家或区域的位置———特别是与经济中心的距离及物品的运输成本。而且,他们还给出了运输倾向性的确切定义,它依赖于运输最终产品及用于生产的中间产品的成本。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距离还降低了实际收入。它对不同要素价格的影响却显得较为复杂,这依赖于运输密集度与要素密集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运输成本使偏僻地区的实际收入降低,但减少运输成本却并不能必然使所有区域受益,由此所引致的供给反应将导致贸易量的变化,典型的情况是运输成本的降低可能会导致相对偏僻区域的实际收入增加,而却减少了欠偏僻区域的实际收入。当然,偏僻区域并不必然是一个活动贫乏的区位,因为它们的距离已经反映在它们的要素价格水平上。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活动的密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度与运输密集度。伊顿与考图姆(Eaton&Kortum,1999)不但将地理因素而且还将技术因素纳入其贸易模型,并探讨了贸易获益、贸易使技术的收益扩散、技术与区位决定专业化的模式、移民对工资的影响、关税减少的结果等五个方面。他们认为,自由贸易使各国都会受益,小的国家可能比大的国家获益更多,这与后面要讲的新区域主义的观点相类似。而一个国家(或区域)的技术进步可使整个社会福利水平提高,技术扩散的受益大小则取决于受益国的资源与扩散国之间的相似性等状况。

3•新经济地理理论中的收敛及发散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提出区域收入趋同后,随着以罗默(Romer,1986)与卢卡斯(Lucas,1988)为代表的内在增长理论的延生,在20世纪80年代小阿莫斯(AmosJr,1988)提出了“在经济发展后期阶段区域收入趋异”的假说。罗默指出标准的索罗增长模型的技术假定会导致贫困国家或地区将经历较快的增长,但由于递增收益概念的引入,并且通过利用该概念建立的理论模型所得出的结论与战后各国的经济增长情况基本上保持一致,没有出现较贫困的国家与较富裕国家收敛的趋势,也即现实中的区域发散性。这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相似,因为新经济地理理论主要从聚集经济、外部性等内生增长的角度探讨区域经济增长。对于区域发散的观点主要有三种解释:(1)生产技术内生地有利于技术领先者,这使得存在递增收益条件的结果是富者越富,差距越来越大。这是因为技术因素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技术能否扩散影响到区域不对称性的延续,进而影响到区域的收敛与发散。基凡奈蒂(Giovannetti,1999)则在区域不对称的演变过程模型中指出,作为由不同区位企业适应性决定的结果,区域不对称(主要是技术方面)具有四种均衡状态:持续不对称(PersistentAsymmetry)、蛙跳式(Leapfrogging)、保持进步(ForgingA-head)与追赶式(Catchingup)。他认为,持续不对称不会被企业所采纳;蛙跳式是低质量企业采纳的方式;保持进步则是高质量企业采取的方式;追赶式是每个企业都能采纳的方式。(2)鲍默尔(Baumol)与巴罗(Barro)等人认为,虽然收敛是最终的结果,但只有拥有一定人力资源基础的地区或国家才能够利用现代技术保持收敛趋势。一个贫穷的国家只有在一定的人力资本基础上才能比较富裕国家增长得更快。而多瑞克与圭根(Dowrick&Ngugen,1989)则认为,收敛只会发生在最富裕的国家,特别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所以被人们称作“俱乐部收敛”(ClubConvergence)。(3)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Sala(I(Martin,1991和1992)等人提出的条件收敛(ConditionalConvergence)观点认为,尽管国家现在的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就越快,但由于没有长期增长的潜能,致使最终趋向发散。但不管是哪种观点,如果从内生增长或递增收益的角度探讨区域收敛或发散问题,这些观点所得出的结论对于贫穷国家的来说则是较悲观的。

二、新区域主义的兴起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的形成,经济学家及贸易理论家特别关注两个问题:一是世界区域贸易新格局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社会福利?二是区域主义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这种新区域主义(NewRegionalism)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它与二战后传统的或者说是旧的区域主义观念(OldRegionalism)的不同之处在于:一是多边的自由化更加完全;二是经济欠发达国家已经放弃了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做法,其政策也是尽量加入到多边贸易体系。埃思尔(Ethier,1998)认为新区域主义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当代区域主义一个典型的特征是,一个或更多小国家把自己与一个大国联系在一起;(2)小国正式或者已经实施了重大的单边改革;(3)区域协定很少只强调贸易壁垒,这通常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4)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还并不是全部,自由化的程度是适度的;(5)所达到的自由化基本上因小国的让步而实现的。这种新区域主义的形成也许是对多边贸易体系所作的一种内生反应,它能将转轨国家成功地纳入到多边贸易体系中,而多边主义自身却不能完成这种使命。当然,新区域主义的形成同样影响到企业的区位选择、区域经济增长方式选择及收敛性问题等等。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及经济一体化对各国产业区位选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加拿大、墨西哥及美国生产的空间组织发生了变化。在墨西哥,与美国的经济联系使得原来的墨西哥城工业带就业人口迅速减少,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北墨西哥工业区就业人数的迅速扩张以及熟练工人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经济一体化对美国与加拿大的产业区位影响则相对较弱。当然,与墨西哥边界邻近的美国城市,其就业的增长与邻近墨西哥区域的进口密切相关。

经济发展理论篇5

1、国内外交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对比

1.1国外现状的研究

在对于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最早始于19世纪，这一问题有德国经济学家提出，并对其从工商业的角度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应发展经济就一定要先从道路交通运输的方面入手，提倡由道路运输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对于这项研究，得到了很多经济学者及国家的认同，例如在荷兰，经济学学者分析了通过降低运费对提高运输能力和节约劳动力而带来的财富增长，在传统的认知中，人们认为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是非常总要的。在很多发达国家中，人们早已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且由于研究及发展的比较早，所以在实施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是咱国外的研究及建设中，大多都是针对将来的运输及规划，主要是以经济、规划、环境及政策方面着手，一般都是从单方面入手，很少能有综合性的分析及评价，而且对于公路运输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做出的研究不是很多。

1.2国内现状的研究

在我国见过之初，有前苏联经济学家通过对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指出，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这一问题的建议，所以在1959年成立了综合运输研究所，主要真对交通运输及区域经济发展的综合性问题，并且取得了较为喜人的成果。特别是在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的倡导下，取得了很多适合我国国情的科研成果，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之后各种研究成果涌现在各大媒体上，让人们更过的了解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就目前而言，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更过的存在于概念层次，在运用上更多的是从经济、农业、科技和环境方面，没有结合多方面问题进行研究，但是在综合研究及运用方面，这才是解决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应该从综合方面着手，注重实际意义，并且对政府及决策层应该普及这方面成熟的研究成果，并且补充其相关理论，这样才能对我国今后的经济发展起到带动性的作用。

1.3研究的目的

交通运输对各方面的影响都相当重要，自古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但是如果没有良好的交通，那么粮草的运输也是困难重重，所以交通运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现代社会中，经济的发展对交通运输的需求同样重要，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交通，那么各种商品的运输则会成为限制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而如何能够科学的对道路进行规划就需要各种科研人员及大家的共同研究，这种研究的主要问题在于确定研究的最终目的，并且要明确总体思路，确定研究成果对改善交通运输的能力，只有确定了这些问题，才能确保研究出来的成果是切实有效的，否则一切都是空谈，而且还有可能产生错误的结果，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研究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理论依据

2.1交通运输区域经济特点

2.1.1交通运输的特点

交通运输在实际中，主要以客运和货运为主。客运就是对人的运输，其中包括客车、火车等运输，货运则以物流为主，通过交通运输的方式实现全国各地在资源及产品上的交换，而有效的规划及建设可以促进区域经济的有效发展，而公路运输则具有速度快、灵活性高、覆盖面广等特点，所以在区域性的交通运输中，都是以公路运输为主，所以说道路运输在整个运输系统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公路运输也有不足的地方，就是长途运输费用高、货运量不大、成本较高等缺点，所以在建设公路发展的同时，铁路、水路、航空的运输方式也需要协调发展，只有综合性发展，才能建立一个有效、告诉的交通运输网络。

2.1.2区域经济的特点

区域就是以空间为单位产生的经济整体，可以将某一省或某一市看做一个区域，也可以更小或者更大，没有固定的范围，而区域经济就是在这一空间单位中，从事资源的生产与在生产的活动所产生的价值叫做区域经济，可以将区域经济看做地区经济的个体，由个体集合之后，产生了地区经济，这样的集合不单单是一加一那么简单，如果能够有效的结合各区域之间的经济，则可以产生更加庞大的经济价值，反之，如果区域经济不能很好的结合那么将会出现一加一小于二或者各自为战的情况出现。

2.2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相关理论。

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主要理论为区域开发论。区域开发理论主要是围绕着两点：原点论、增长极论和交通运输论，原点理论就是指一个区域的开发要有一个重点，也就是说以某一点为圆心，从这个点像周边发展，只有将资源集中，才能更好的发挥出经济的作用，如果发展的范围在初期就定的很大，这样就容易造成精力分散的情况出现，基本不可能将所有地方都发展的很好，这一问题在现阶段人们都有了一定的共识，在实际应用中，将原本星罗棋布的小村庄或聚居地集体搬迁至以有一定发展历史的城市中，然后在对城市进行集中发展，这样就可以很好的将各种资源集中利用，不免了分散发展所产生的不利因素。增长极理论是集中所有资源，发展经济最好的地方，最有发展潜力的地方，使其在短时间能够见到成果，产生经济效益，同时，形成以所在区域为中心，建立关联产业，并且应该选择增速快，创新能力强的产业，这样更加有力于接下来的发展与开发，应该发挥区域优势，发展原有的优势产业，增加地区特色，在政府方面，也应该通过政策来推动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从而建立以城市为主体的多功能、多层次区域经济。交通运输论则是指出，交通运输是一个区域经济的子系统，交通运输在区域经济中，担任催化剂的角色，所以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在现代的经济中，交通运输无论是新的发展，还是对原有运输模式进行改良，对区域经济的发展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长期受到区域划分的束缚，很难讲真个交通系统完美的协调、统一的发展，往往都是在本区域内协调发展，但是涉及到其他区域时，即使想要互相协调，也会受到各种制约，难以实现，所以在交通规划上应该整体管理、宏观调控，这样才能将目前各自为战的问题从根源上解决，从而解决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基础问题。

3、交通运输对区域发展的重要性

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离不开资源的运势、生产及销售这三个环节，随着经济高速的发展，车辆的增对，对道路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所以各种原材料及产品的运输则成为了政府规划部门应该考虑的问题，如何才能有效的解决则成为了核心问题，所以在区域经济的规划中，应该将交通问题列为重要议题，如果在原材料的运输上，距离过远，那么就很容易增加运费成本，而且对道路的压力也会有所增加。各个关联产业应该规划在相对集中的区域中，这样既减少了运输成本，也减轻了运输车辆对城市交通的负荷。在产品的销售方面，交通运输问题得不到良好的解决，那么就会出现有商品，无法运输的尴尬窘境，这种问题在很多以农业为主的区域出现，这就导致了区域经济无法得到有效的发展。所以说交通运输对区域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结束语

经济发展理论篇6

在行业内部将宏观经济管理看作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管理与支持体系，是市场经济获得长期发展和持续成长的基础。在业界宏观经济管理被理解为政府和经济主管部门利用宏观的调控措施（银行利率、行业补贴、就业政策、法律规范等各种形式），以宏观的层面对市场进行运行方式和管理手段的调节，进而实现市场的经济总量、产业结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经济法律适应市场发展需要的工作。宏观经济管理既是以经济为中心的管理工作，同时也是以社会平衡发展为中心的控制工作，对于从宏观上约束、规范、促进市场经济建设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宏观经济管理的演进历程

宏观经济管理发源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在二战后世界进入了以和平与发展为核心的建设时期，在经济领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开始了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对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的分析，这是对战争的反省，同时也是对金融体系世界层面上的重要反思。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谈判过程中，西方国家看到了宏观经济调控和管理的价值，开始告别传统的微观经济学说，最终形成了对宏观经济管理的广泛认同，进而促进了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建立。经过60多年的发展，国际市场经济体系在宏观经济管理的条件下，得到了迅速发展，避免了多次经济领域的世界性灾难，这使得宏观经济管理得到全面地认可，进而确定了宏观经济管理的价值和功能。在美国金融风暴的影响下，世界看到了加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价值，在主体经济领域人们对宏观经济管理已经取得了共识，认为在市场经济体系下，要想获得高效、稳定的经济发展，必须依靠全面的宏观经济管理，通过宏观经济管理的全面开展和运行来实现对市场经济的促进与发展作用。

3宏观经济管理中更好地体现对市场经济发展价值的措施与方法

中国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宏观经济管理，市场不能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市场无法自发消除垄断，市场不能够完全体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市场不能有效地处理外部经济的问题，市场调节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等。我国的企业为了创造出更大、更多的经济利润，于是纷纷引进国外的最新技术、最新设备，并且加大产量和发展的步伐，以便在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占领市场，盲目生产，这样就造成了供大于求的结果，而这些都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加以解决。当前，我国面临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非常严峻，西方发达国家实行贸易壁垒，因此，应该对宏观经济管理的手段和方式进行完善和提高，才能满足我国市场经济发展。

4结语

经济发展理论篇7

一、西方经济理论在我国的引入和传播

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最早产生联系的时间学术目前界尚无统一的定论，一个被广泛接纳的观点是西方经济理论与中国第一次摩擦起火花发生在1766年。西方经济理论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1.西方经济理论的传入与早期的传播（19世纪60年代到1895年）

这一阶段大体是从19世纪60年代到1895年。这一阶段，在西方经济学说和理论的传播中发挥了主体作用的是新教传教士，兴办学堂、译著书刊、开设经济学课程，新教传教士通过这些途径将资产阶级经济理论在尚处于封建制度下的近代中国广为传播，这些经济理论和思想对以“重农抑商”、“贵义贱利”等为代表的传统封建经济理念带来了强有力的冲击。

2.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扩散（1895年到1919年）

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一部分知识分子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艰难历程，使得资本主义工商业得以迅速发展，实现国家富强，这一阶段，在传播西方经济理论的过程中起到主力军作用的是海外留学生，他们翻译和编著了大量西方经济学著作，亚当·斯密和约翰·穆勒的经济学说、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以及新历史学派、奥地利学派等西方经济学流派也是在这一时期被介绍到中国的。严复、梁启超和孙中山是这批留学生中的杰出代表。

3.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的继续扩散与发展（1919年到1949年）

西方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在这一时期达到了最高峰。在此之前，传播西方经济理论的留学生主要以留日学生为主，相应的，传入中国西方经济学知识和理论也主要是经过日本这第一道口的二手资料。但是随着大批在欧美国家学习的留学生回国，这一局面终被打破，从欧美国家回来的留学生带回了他们在欧美学到的第一手经济学理论和知识，这也使得传入中国的西方经济学理论更具有时效性。据文献记载，这一阶段，在当时的西方经济学界占据主流地位。

二、西方经济理论在改革开放初对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影响

1.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有调节的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开放之初，在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浪潮下，人们被禁锢许久的思想开始解放，但由于并没有可以直接借鉴或者照搬的经验模板，于是“使中国将眼光投向国外”，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了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来华访问并讲学，其中代表人物有波兰的布鲁斯教授、捷克斯洛伐克主管经济改革的副总理奥塔·锡克和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这给中国经济理论界带来了一次全新的观念洗礼，其中最大的冲击来自于他们带来的“SYSTEM”（系统）这个概念。在此之前，中国自管理阶层到实施阶层都没有一个整体的改革观念，在权利问题上总是不断地收放，徘徊不定，在政策调整上也是反复调整，没有一套系统完善的定论，因此导致改革无法取得突破和进展。而东欧经济学家告诉我们，所谓经济体制是一个体系。经济改革也不仅仅是个别政策上的改变，而是从一个系统到另一个系统的转换。此外，他们提出的“有调节的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些观念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之初的经济理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告诉我们：第一，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第二，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放在指导地位，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地进行学习和吸收一切优秀文化和经验教训。

2.从“照搬苏联模式”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举步维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以“苏联模式”为楷模，尤其是在工业方面“基本上是照搬前苏联的”。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亚洲“四小龙”的腾飞经验给了中国很大的启示。中国加大了对外开放的力度，利用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采取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可以说，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有着显著的“赶超型尾灯（追随）式”特征。“赶超型尾灯式”经济发展方式虽然能促进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无法掩盖其长期遗留下来的种种顽症，而这些顽症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的桎梏。因此，对“赶超型尾灯式”经济发展方式进行转型已势在必行。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即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

三、结束语

经济发展理论篇8

    经济法理论的“有效发展”，是指经济法理论在全面、协调、均衡发展的基础上所实现的有效率、有增益的发展。只有“有效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经济法理论的持续开发与拓展，全面推进经济法理论的发现与展开，使经济法理论日益走向成熟和发达。

    要实现经济法理论的“有效发展”，就必须有效解决在实践中存在的影响“有效发展”的各类问题。为此，应当比照“有效发展”的基本要求，探讨推进“有效发展”应予关注的重要问题及其外部效应，从而说明“有效发展”的重要价值。

    一、“有效发展”的基本要求

    根据上述对“有效发展”的界定，“有效发展”首先应当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均衡发展，在此基础上，还必须强调发展的有效性和持续性。但上述要求在实践中却并未得到充分满足，影响“有效发展”的现实问题仍旧屡见不鲜。为此，有必要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1.       发展不等于简单增长

    由于经济法为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治理所不可或缺，因而其研究者可谓“为学者日盛”。随着人们研究水平的提升，研究成果也与日俱增，蔚为大观，颇有繁荣气象。但由于研究者“人多手杂”，因而在“高山流水”、空谷足音之外，也不乏盲目重复的拾慧之作，学术资源严重浪费、学术积累或学术推进不足等问题依然存在。[2]事实上，经济法理论的发展，不仅需要量的提高，更需要质的飞跃。只有研究队伍整体进步，产出更多高质量的成果，而不只是简单的量的增长，才能更好地推进经济法理论的发展。

    2.       发展需要“适度创新”

    经济法理论的发展，离不开理论创新。而要创新，就必须开辟新领地，提出新思想，实现新超越。但目前主要存在两类问题，一类是创新不足，一类是“创新过度”。

    创新不足是许多学科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其原因甚多。例如，对于他人研究成果茫然不知，对于已有共识尚未把握，想一切“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然易导致 “盲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又如，虽然有人注意向他人学习（特别是向海外学习），但往往热衷于囫囵吞枣地引进一些舶来品，一味地贯彻“拿来主义”，而没有消化吸收，没有基本的排异反应，没有有机化合。如果这些问题发生于经济法研究领域，就可能产生无视“内外有别”而强行套用、粘贴的情况，从而难以形成对现实问题有较强解释力的经济法理论。

    另外，“创新过度”也很值得注意。其实，“创新过度”不是真正的创新。例如，倾注大量精力去纠缠于学术价值不大的问题，并刻意“标新立异”，但提出的观点却与他人并无实质差别；对于学界在基本概念等方面已达成的共识，喜欢漫无边际地“通批空论”，并自诩为新观点，以此来“推陈出新”，等等。此外，还有的观点过于“超时空”，可能对特定的时空、主体无法适用，等等。“过度创新”类似于过度竞争。“过犹不及”不仅会产生局部效率等方面的损失，而且在整体上会影响整体利益或整体福利。因此，必须强调“适度创新”，这与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要求也是一致的。[3]

    3.      发展要总体均衡

    理论发展必须总体均衡。单独的某类理论的发展，会受到其他理论发展状况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总体上的均衡发展非常重要。

    依据总体均衡发展的要求，经济法理论中的各个部类，无论是总论还是分论，无论是基础理论还是部门法理论，无论是本体论、价值论还是规范论、运行论，无论是实体法理论还是程序法理论，等等，都应当均衡发展，因为它们本来就是密切关联、相得益彰的。但在现实的研究中，对于这种内在的关联往往重视不够，致使总论的研究缺少部门法研究的支持，而部门法理论的研究则缺少总论研究的指导。因此，必须有效解决各类理论相对割裂、画地为牢的问题，揭示其内在联系，尤其应注意从具体的部门法理论中提炼总论，并用总论去指导部门法理论的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促进各类经济法理论的良性互动和均衡发展。

    4. 发展要相互协调

    与上述的总体均衡直接相关，理论的发展还必须相互协调。由于经济法理论体系中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存在有机联系的子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必须协调共处，才能形成一个和谐的体系，降低由于冲突而带来的成本，因此，各类理论的发展都应当协调互补。

    经济法理论发动于剧烈的社会变迁的时代，其内部的自足性、协调性都较欠缺，有时与其他理论也存在着外部冲突和矛盾，这在中国经济法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虽然经济法理论的园地应当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但每一种可以称得上“理论”的经济法理论，都至少应当内在自足，自圆其说。

    此外，经济法理论作为一个系统，不仅涉及内部的协调，而且同时也涉及经济法理论与其他理论体系之间的协调。为此，应当避免盲目的、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在保持独立的经济法建筑风格的同时，还要注意同其他理论大厦的相对协调，从而实现有效的交流互通。

    5. 发展应切实有效

    理论的“有效发展”，不是单纯的扩张，而是必须切实有效。只有具备效率性和效益性的发展，才是良性发展、“有效发展”，也才能实现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理论篇9

关键词：人本主义；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物本主义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892(2007)01－0005－04

在西方，人本主义经济理论发轫于斯密，经过18～19世纪的西斯蒙第、布兰奎、卡莱尔、拉斯金、霍布森和20世纪的阿马蒂亚・森、马克・卢兹的不断发展，这种经济理论仍在延续。尽管这种独特的经济思维方式受到主流经济学的严厉批判，但是，直面主流经济学的巨大成就以及对经济效率盲目崇拜的压力，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观点正受到人们愈来愈多的关注。因为，面对不断扩大和恶化的失业环境，持续拉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以及令人惊恐的自然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人们日益觉察到主流经济学对此开不出有效的治疗“药方”，而人本经济学却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法。

一、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概念

1．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内涵和假定前提

人本主义经济理论是从理论上探索、设计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不同层次的人类需要的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适当的制度安排，其主旨在于探讨满足人的需要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把研究促进或阻止人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和环境作为首要的任务。它采取有机的、历史的、社会的和制度的分析方法，而不是把人类的本性视为原子式的、个人的、主观的、永恒不变的范畴的唯心主义的方法；社会和经济制度不再被当成一个已知条件，而被看成是肯定会发生变化的变量；人也再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只知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孤立的、原子式的理性经济人，而是有着明确社会需要的人。

针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和给定的“结构前提”，人本主义经济理论也提出了四个假定前提：一是把人放在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位置，设定“人类研究的对象就是人本身”，“衡量事物的标准就是人”，而人“在被看成生活在社会里的人”加以考察时才最有意义；二是设定人性是复杂的，既有向善性又有向恶性，而利他主义所给予的品质至少是人性中最根本的方面，人的本性就是由这些积极的与消极的、崇高的与卑劣的品质构成的；三是设定人的潜质是生长和发展的，潜质的生长是指人性中积极的、创造性的一面在人身上的凸现，它是人性中崇高方面的展示；四是设定任何社会或文化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动态过程中，此乃人的潜质生长之关键，即时间及其变化对弄清人类行为与各种制度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所以，人本经济学的目标，就是要使经济学人性化。

2．经济研究和经济活动的“物本主义”倾向

经济活动是一种最普遍、最频繁的人类活动，是人类维持生存、追求发展的基本手段。由于经济活动的重要性在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中被无止境地放大，导致物质财富的生产和聚敛成为人们争相追逐的目标，人逐渐变成了经济活动的工具。在物质匮乏时代，物质动机是人类利己行为的出发点，因而经济学在当时被定义为“对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的科学”有其合理性。

实际上，在经济学发展早期曾有两大传统，即注重形式化的英国传统和关注现实的德国传统。与之相对应，在研究中产生了两种方法，一种是所谓“工程学”方法，即数学、逻辑的方法，另一种是社会的、伦理的方法。这两种传统和方法，本来应是互补的。但是，受传统哲学“争第一”的本体论思维方式的影响，不同的经济学家关注的方面各有不同。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学还在朴素的形式下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剖析的“同情心”，以及在《国富论》中剖析的“利己心”，就是这一萌芽的写照。然而，随着边际革命的到来，经济学开始偏离古典学派重视人的价值的研究方向，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解决稀缺资源配置与利用问题的学科。人在主流经济学研究中大多只被简化为生产要素、价格要素或经济人、理性人，追求财富增长、实现效用最大化成为近百年来经济学坚定不移的对象与目标，功利目标在西方经济学中表现得很充分。“同情心”范畴逐渐被“利己心”范畴泯灭，主流经济学也开始变得敌视人了。

3．在经济研究中引入人本主义概念的意义

人本主义经济思想的起源可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思想，尤其是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中所表达的思想。希腊语表示“经济”的词oekonomia，其意思是“家庭的管理”，用更广义的话来说就是“财产的管理”。这门科学的目标在当时不是积累财富或拥有最强大的军队，而只是使幸福的公民制和好生活成为可能。这就是政治经济的通常含义，甚至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在随后的政治经济学发展过程中，经萨伊、李嘉图、马尔萨斯之手，政治经济学越来越明确地被看成一门试图发现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而逐步失去了其原有的人文精神。19世纪末经济学研究的物本化倾向逐步占据主流地位，这是与经济学越来越局限于财富最大化研究的主旨相关，也是与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流行相关。

然而，在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中，人们发现了问题：人不仅仅是价格要素与生产要素，人类的生存目标也不只是功利的、物质的，人的价值观念、道德欲望和更高的存在境界与欲望等都对经济发展、社会稳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行为的价值判断问题必须切实得到重视。所以，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研究开始重新注重人的因素，“在绕了‘经济学地球’一圈之后，新经济学重新回到了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人本身”。

现代人本主义经济学以现代心理学为基础，认为人类的需要或价值观会发生变化，从注重低层次的生存、物欲的生理需要转变为更重视高层次的社会和精神需要，即归属感、自尊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因此，经济学应跳出物质财富最大化的狭隘视野，将人的需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纳入分析框架，从更宽泛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经济活动及其后果。

二、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经历了一个从神本到人本、从人本到物本，再从物本到人本的演变过程。下面，从理性精神与人本关怀的角度来追溯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神本到人本

(1)启蒙阶段：从“宗教人”到“经济人”

资产阶级文艺复兴时期，人道主义思想家从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自然欲望就是从人的本性出发，推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号召人们自由地去追求物质欲望的满足，摆脱宗教枷锁，并初步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学说。

英国哲学家T・霍布斯(Thomas Hobbes)认为，自我

利益是人类行为的最强大的内驱力，而自我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者洛克和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爱尔维修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霍布斯的观点，洛克还进一步提出了合理的利己主义；休谟在对前人思想进行综合的基础上，提出人不仅是利己的，而且还具有普遍性的对别人的仁慈感情。“一个只爱自己，不关心友谊和美德的人，是应予以最严厉的谴责的。”他还指出，不同时期的不同人在追求自利方面是不同的，而这主要囿于对幸福与利益的理解不同；人性也不是先天生就的，而是后天赋予的、可变的。

所以，从霍布斯的极端利己主义到洛克合理的利己主义，再到休谟宣称人们具有普遍的对别人的仁慈情感，说明这一时期的思想家是在更一般的层次上解释一般的人或人性。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社会正处在由封建君主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阶段，社会更需要从反封建、反神学的方面来高扬人性、贬斥神性。

(2)发展阶段：古典经济学时期

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以浓厚的人本主义精神来展开他们对经济问题的理论阐述，字里行间浸润着对人性本质的洞观和理解，认为人的需求和自利本性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因。

斯密认为，个人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出发点，经济人是自利、自爱的，而自利并不意味着自私，只是说个人的利益是一个人最密切关心的事，但同样可能包含了家庭情爱、社会义务，甚至还包含在他看来具有重要意义的更为广泛的活动，将自利解释为一定是“物质的”，是一种曲解。经济人是有理性的，这种理性就在于他在各种利益比较中选择自我的最大利益，而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只有在与他人利益的协调中才能实现。由于人是一种不完善的动物，其自利追求行为依靠看不见的手来化解利益冲突，同时还有人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来遏制经济人的自利行为。斯密从没有将利己主义看作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而是认为互利才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道德准则和应有的伦理秩序。

穆勒认为，经济学不研究人性的全部，只研究经济行为中的人性，同时经济学并不否认其他的人性；经济人并不是现实人的全部，而是现实人的一部分，同时承认社会生活中非经济欲望或因素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穆勒还是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在《功利主义》一书中的思想脉络是：社会产生于合作，合作产生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产生共同的追求目标，于是就有了利他主义。这样，经济人利己的天性和利他的行为终于统一了。

古典时期的经济学，滥觞于启蒙时期，它所关注的，也正是启蒙时期的主题，即关注人，关注人的生存及自身的困境，关注人的全面发展。这是一种与理性精神并驾齐驱的“人本精神”。这种人本关怀，使古典经济学至今还焕发着人性的光辉。所以，这一时期的经济理论既强调人的理性精神，又洋溢着浓郁的人本情怀。它是处于从神本到人本的发展阶段。

2．人本到物本：新古典经济学时期

随着18世纪末以来的经济自由化过程，经济学也逐步发展成为一门完全独立的学科，特别是在1870年以后，在新古典主义中形成了“纯粹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以17世纪的机械论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为理论基础，作为一种纯粹描述和说明性地把握事实的经验科学，把经济当作一个自然过程，个人在其中构成基本要素，赢利追求是一种自然的合规律，短缺和竞争是其框架条件，经济问题由此被完全视作一个由效率系统控制的纯粹功能性、技术性、策略性问题，其结果就是形成一种在社会真空中运动的纯粹计算经济学，并导致社会科学中“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产生。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抛弃了古典经济学理性精神与人本关怀并重的传统，而走向只注重理性精神的道路。

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结构中，人完全被物化成“生产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的作用完全一样。亚当・斯密从人的需求、人的自利本性出发来研究人的经济活动，无论农民、手工艺人，还是工场主都始终是自身经济活动的主体，始终在追求着自身的福利与快乐。而新古典经济学则是从效用最大化或产出最大化的角度来设定人的经济行为，人成为经济这架轰轰运转的大机器身上的一部分构件。经济运行的刻板法则湮没了人的个性、情爱和偏好，湮没了人的道德、理想和创造力，人身上那些美好与崇高的东西在经济活动中都消失不见了，从而使经济学在偏离人本关怀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3．物本到人本――新时期下的人本主义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随着人类对自然开采、利用甚至制服力量的日益强大，人类的有限理性又把人本主义逐渐发展成为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偏向了另一个极端。由于人本主义被发展成唯人主义，过分突出了人在世界的中心地位，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平等、和谐关系。

到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社会实践问题突出，人们发现：人不仅仅是生产要素；市场、竞争、效率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会产生不公，很容易蜕变为社会分裂和冲突，产生种种恶果；人的价值理念和更高的生存境界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类行为的价值判断等问题必须得到重视，经济学研究又开始注重人的因素，即经济学重又回到了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人本身。

最近几十年来，欧洲国家的福利主义制度安排实际上是一种人本主义的制度实践。这一制度产生的深刻原因是，通过福利制度安排，鼓励人们对过度物质主义的放弃和人与自然和谐环境的期待。而当前我国大力提倡的“以人为本”思想，则更是争取“人”对“物”的自由和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和谐。这既是新世纪人本主义思想的根本特征，也是当今世界逐渐上升的思想主流。

经济学要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将理性主义和人本主义加以整合，重新回到人类自身，而不是仅仅将人作为物理生物来看待。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归古典，重新关注人，重新将启蒙时期的两大思想成就――“理性主义”和“人本精神”――加以发扬，是经济学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三、人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势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陷在于其人文传统的丧失，这导致经济学尽管在数理分析技巧上取得重大进展，但最终仍不能回答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学命题，经济学既然是一门“使人幸福的科学”，那么它就应该贡献有价值的思想，应该重新把视角投向人，从而再次关注苏格拉底提出的“人应该怎样活着”的根本性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学不应只是理性的产物，还应是信仰的产物；它不单是逻辑推理和数理建模，还应是人类信仰和良知的载体；它不仅应在智力层面上拓展经济学的内涵，还应在人类终极关怀的意义上演绎经济学存在的真正价值，总之，经济学应该具有理性和信仰的双重维度，应该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和谐统一。

随着物质财富的日益丰富，把人放在经济发展的中心位置，以人的需要而不是对物的需要应成为经济研究和经济政策实践的指导原则。所以，人本主义经济理论对经济学的个人主义观念提出挑战，对传统经济学的福利观念提出挑战，认为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研究应从以物为中心转变为以人为中心，倡导具有社会价值导向的经济理论与政策。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应当通过认识并整合所有基本的人类价值观来促进人类的福利。

经济发展理论篇10

关键词：非公有制经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

非公有制经济存在与发展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对小生产以及以小生产为特征的私有制经济问题有过基本的设想和论述。他们认为，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应“一步一步地夺取”，而不是历史上的一次性行动，尤其是在一些经济落后的国度，更需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可知，个体小生产或私有经济的存在与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即在生产力水平还没达到消灭私有制的条件下，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利用外资的理论，阐述了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利用外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怎样利用外资，列宁根据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具体情况，提出要通过借款、租让制、与外资（外商）合办企业等形式，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以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最初探索者。他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若干思想。其中，关于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思想，对后人的探索乃至今天完善非公有制经济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

从这些思想中可以看到从当时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实际出发，思考生产关系改革的经济建设的思想轮迹。由于历史的局限，的这些经济建设的思想虽然没有付诸实施，但对今天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和发展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它不仅对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多样化需要，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吸纳了大量社会闲散人员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了贡献。

非公有制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原因

非公有制经济是指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商投资经济在内的经济类型。它是相对于公有制经济而言的，并且与公有制经济一起，共同形成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经济，是指劳动者在个人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从事个体劳动和个体经营的一种私有制经济，不具有剥削性质；私营经济，是指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为基础，以获取利润为生产经营目的的私有制经济，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外资经济，是指外国投资者和港澳台投资者根据我国法律、法规在我国大陆建立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和外商独自经营的经济。

（一）个体劳动方式的存在是基本原因

诚然，个体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应该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变化是个量的概念，生产关系的变化是个质的概念。能够使生产关系发生质变的生产力，不是生产力发展的一般变化，而是生产力量变到一定程度后，使生产关系所依存的实体形式即劳动方式发生变化，才能使生产关系发生变化。所以，个体经济存在的必然性，不直接是生产力，但又离不开生产力，直接的决定作用是个体劳动方式。个体劳动方式存在的原因在于：一方面，是社会化生产还没有发展到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领域和方面，也就是说，不但是某些领域或行业基本上还是非社会化的生产，而且在基本上社会化生产领域或行业中，也还有落后的生产力与其并存；另一方面，是社会化的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使个体劳动方式不能存在的程度，个体经营的不少领域已经不完全是以手工工具和手工劳动为基础，而是采用了不同程度的机械化与自动化，并越来越以现代化的技术为基础。由此可见，只要还存在个体劳动方式，尤其是独立型的个体劳动方式，个体经济就不可避免地要存在下去。

（二）劳动方式的部分私有是根本原因

劳动方式的部分私有，是指在现阶段劳动力既不完全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或集体经济组织，也不完全属于劳动者个人，而是具有部分公有，部分个人所有的性质，在这两种所有中，部分个人所有是主要方面。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因此，在经济、道德和精神等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劳动力的部分私有正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重要痕迹之一。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的费用主要是由个人或家庭支出的。劳动力的归属问题，主要应根据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和训练费用由谁支出来决定：如果这个费用是由个人或家庭支付的，劳动力就应归个人所有；如果这个费用是由社会和个人共同支付的，那么劳动力就具有社会和个人双重所有的属性。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劳动力的自产费用和训练费用兼有国家支付和家庭支付两种形式，而且家庭支付占绝大部分。因此，劳动力的归属关系就不能不带有部分公有和部分私有的双重属性。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供了理论依据

私营经济的产生是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为我国私营经济的产生与存在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核心，是承认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很低，而且还呈现为落后性和不均衡性，在客观上，需要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同时发展，这就为私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在现阶段，个体经济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并发展是私营经济产生的客观条件。个体经营者还不愿意走合作经济的道路。个体工商户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可以通过个体工商户之间的联合走集体经济的道路。应该说，这是符合社会主义经济目标的一种形式，特别是农村，可以说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

（四）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外在经济条件的动因

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市场的自由购买。而能否自由地购买到所需要的劳动力是私营经济产生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资本只有和雇佣劳动相结合，私营经济的生产过程才能正常进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我国对农村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幅度调整与改革，逐步给予了农民自由选择职业和进行要素流动的自利。从而推动了农村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五）非公有制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有效补充

在现阶段生产力水平低的条件下，私营经济的财产组织形式更符合投资者追求个人经济利益和施展个人经营才能的要求，而这正是非公有制经济产生的内在动因。获取个人经济利益，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基础性动因。只要客观条件还没有达到使其不能存在的时候，这一动因制约个人经济行为的作用就不会消失。特别是在现阶段，劳动还具有很强的谋生手段的性质，这就决定了个人经济利益在个人经济行为目标中仍然处于基本动因的地位。尤其是在农村，人们对消费利益的追求必然转化为对财产利益的追求。非公有制经济的出现和发展，适应了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符合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自身利益，也是对国家、对社会做出的贡献，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实践证明，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有利于繁荣城乡经济、增加财政收入，有利于扩大社会就业、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而，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既要对它们鼓励和支持，又要对它们进行引导。要放宽市场准入、创造良好环境、加以积极扶持，并且依法加强监督和管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