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全文及译文十篇

中庸全文及译文篇1

关键词：辜鸿铭 生态翻译学 中庸

一、引言

清末文化名人辜鸿铭是儒家经典英译史上的第一个中国人，他打破了儒家经典英译这一领域长期由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垄断的局面。他在西学东渐的文化潮流中逆流而上，推崇儒家传统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尊严辩护。他完整地翻译了《论语》和《中庸》，他的译本广为流传，获得众多的西方读者，对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他的《中庸》译本由英国《东方智慧丛书》分别在1908、1912年和1913年三次重版印行，销路极佳、风靡一时。

对于辜译《中庸》学者专家褒贬不一，王国维在《书辜汤生英译后》一文中指出其大弊两条，小弊若干……对辜译《中庸》基本持全盘否定态度；林语堂则对辜氏《中庸》大加赞赏、推崇至极，他认为辜氏《中庸》是“如此的卓越聪明，同时又是如此的正确和明白”，“它使得现代人易于懂得”（黄兴涛，1995：97）。近些年，随着翻译界的文化转向，越来越多的研究学者从多种角度、运用各种理论在各种层面来解析辜译《中庸》，但是从翻译生态学视角对辜译《中庸》的研究尚未出现。本文拟从一个新的视角――生态翻译学的视角来解读辜译《中庸》。

二、“生态翻译学”的内涵

生态翻译学是译学界新出现的一个年轻、充满活力的翻译理论，它是一种生态学途径的翻译研究；或生态学视角的翻译研究。其最早于2001年由清华大学胡庚申教授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基础上提出。“翻译适应选择论”以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等基本原理为基石，以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天人合一”、“适中尚和”的经典智慧为依归。随后，在相关研究中形成了“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系统”、“译者适应”、“译者选择”、“求存择优”“共生互动”等一系列术语和概念，“生态翻译学理论”逐渐丰盈成形（胡庚申，2008：11）。

生态翻译学以“译者为中心”，强调了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中心地位和译者主导作用，注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的选择性适应和适应性选择。在翻译生态学中，翻译即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翻译生态环境”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即语言、交际、文化、社会以及作者、读者、委托者等互联互动的整体。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和依据（胡庚申，2008：13）。

三、辜鸿铭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辜鸿铭英译《中庸》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制约着其英译《中庸》的适应性选择，我们有必要分析辜鸿铭英译《中庸》所处翻译生态环境，从他对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适应、对译者角色的适应以及对受众期待的适应三个方面看他对所处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

（一）精通英汉学贯中西――适应译者角色

辜鸿铭，1857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侨家庭，自幼接受西式教育，有十一年的西方留学生活。多年的西方留学生活为辜氏了解西方语言和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辜氏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西方文学专业，1877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他语言天分突出，通晓英语、德语、法语、意大利语、拉丁语、希腊语、马来语，尤其精通英语。林语堂先生认为在中国人中，辜氏的“英文文字超越出众，二百年来，未见其右。造词，用字，皆属上乘”（黄兴涛，1995：6）。

辜氏不仅语言方面造诣高深，对西方文学和宗教也有颇有研究。他饱读不少西方作家的著作和思想，了解西方的社会民情、政治、历史、教育以及各种社会思潮。他师从浪漫主义杰出代表卡莱尔，也受到浪漫主义代表阿诺德、爱默生、罗斯金、华兹华斯等人的影响。浪漫主义思想在他身上打上深深的烙印，构成了他思想中的西方来源。在他日后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对这些浪漫主义大师的引用比比皆是。

到1880年，辜从欧洲回到出生地，并到新加坡殖民任职，三年后辞职。在此之前，他所知道和欣赏过的唯一的中国文学作品只是翟里斯所译的《聊斋志异》（黄兴涛，1995：18）。1882年后，辜氏留居香港，他继续学习中文，攻读汉籍，通过阅读传教士和西方汉学家的著作来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威妥玛关于中国语言的著作，理雅各英译的儒家经典，以及巴尔福、翟里斯、卫三畏等人的各种著作（黄兴涛，1995：33）。在此期间，辜氏的汉语水平有了些许提高，但是汉语基础还是比较薄弱。1885年，辜氏回归祖国，在张之洞幕府以后，张之洞对辜氏诲以师道，亲自教他读《论语》和查中国字典，后逐渐扩大所学范围，“四部书、骚赋、诗文，无所不览”（黄兴涛，1995：37），有了相当的汉语水准和传统文化修养。

翻译实践告诉我们，翻译的成功与否，译品的质量如何，归根结底还是译者本身的素质问题（胡庚申，2014：32）。辜氏通晓汉英两种语言结构、了解英汉两种社会文化、能在西学体系下认识了解传统文化，这是辜氏时期普通文人士大夫不具备的优越条件。辜氏学贯中西的素质使他能够顺利适应《中庸》英译的译者角色需求，使成功的英译《中庸》成为可能。

（二）回归中国传统文化――适应社会文化

辜氏对英译《中庸》所处的社会历史文化的适应是对翻译生态环境适应的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上文中提到辜氏在欧洲留学十一载，深谙西方语言和文学，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浪漫主义者重视心灵道德，否定和评判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以卡莱尔和爱默生为典型代表的浪漫主义思想家赞赏和推崇东方和中国文明。“英雄崇拜论”卡莱尔强调贤者和英雄，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中君王至上，贤人政治的理想极为相契。这对辜鸿铭日后回国迅速接受和崇信中国统治的政治伦理秩序、人治方法，产生了直接影响。辜一生反复提及卡莱尔的“英雄崇拜”，并认为这里的“英雄”即“真正智慧的人”，就是中国的“君子”（黄兴涛，1995：24）。爱默生对中国文明的赞美更是热烈，他曾认真学习中国四书的全部译本，以孔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说“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黄兴涛，1995：26）。这些点燃了辜氏对中国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向往，对他回归祖国服膺儒家传统文化起到了导向作用。

虽深受浪漫主义的影响，辜氏回国之前思想并未完全确立，在进入张之洞幕府后，才开始真正认识、理解、最终归服儒家文化、彻底确立文化保守立场。辜氏回归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张之洞及其幕府起到了定型的作用。晚清重臣张之洞自身就是一个国学造诣深厚的学者兼目光远大的政治家，他的幕府里聚集着不少旧式保守的学者和文人，在张之洞幕府的二十年期间使得辜氏有机缘同中国最有修养的人一起朝夕相处，耳濡目染，积累了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对儒家文化精髓的理解有了飞跃的发展。

辜氏文化保守立场得以确立，时值甲午以后至戊戌时期，此时列强对中国进行政治压迫、军事侵略、民族和文化的歧视。中国文人士大夫阶层和思想界逐渐形成一种要求在政治制度和文化观念上追逐西方、改革中国（黄兴涛，1995：75）。中国空前的民族危机刺激着辜氏对中西社会、政治、文明进行思考对比。辜氏把这一切的根源归结于：西方人尤其是英国民族的傲慢，看不起中国人，而所以看不起中国人，又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人，不知道中国人有真正的道德文明的缘故（黄兴涛，1995：151）。他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逆流而上，为中国传统和中国文明而辩，他赞美儒家文化，抨击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向西人展示真正的中国文明。

为了解除西方人中国人和中华文明的偏见，辜鸿铭以英文写作抨击西方汉学和汉学家，并尝试英译儒家经典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以让西方读者了解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这是辜氏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岌岌可危的情势下所做出的选择性适应。

（三）英译儒家经典著作――适应读者期待

汉学是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重要途径。辜氏在《中国学》中对汉学做了阶段划分，并评论了几部颇具价值的汉学著作。他批评了西方汉学家傲慢自大、总体水平低、研究方法不当、“没有把一个民族文化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研究”（黄兴涛，1995：47）。其中，理雅各是西方汉学界颇有声望的汉学家之一，他英g的《中国经典》具有划时代意义，他翻译的儒经以严谨、系统、完整、忠实著称，至今仍被西方世界认为是标本作品。

尽管如此，理雅各并没有逃脱辜氏激烈的指责。辜氏认为理雅各的英译儒经不能满足大多数英国读者的期望，他在《论语》译序中明确指出理雅各“缺乏文学训练，全无判断力和文学敏锐性，不过是一个对中国经典具有死知识的权威而已……其所译中国经书中展示的中国人的知识和道德面貌和一般英国人眼里的中国人的衣着和外貌一样陌生、怪诞”（Ku， 1898，Preface viii）。”辜氏对理氏译本的内容和风格都不满意，他指责理氏“过度使用术语以至于译文粗糙、僵硬、不适当，有些地方仅就形式而言，不合乎语言习惯……无论在他的注释中还是论述中，他都没有标明他将孔子教义视为一个哲学整体来看待（Ku，1998：116）”。完全陌生的东方儒家文化，过多的专有名称、不符合思维英语思维的表达方式这些都会给西方读者造成陌生感，给他们理解儒家经典造成障碍。

四、结语

在英译《中庸》时，辜曾在《中庸》的译序结尾中写道：“如果这本出自中国旧学的小书能够帮助欧美人，特别是在华的欧美人，更好地理解‘道’，加强道德责任感，促使他们遵从道德律令，放弃欧洲‘炮舰’与‘武力’文明的傲慢与跋扈，对中国和中国人民待之以道，则我多年研究，翻译此书的努力就没有白费”（Ku， 1908：xi-xii）。我们可以看出辜氏英译儒经有强烈的读者意识，有明确的读者――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欧美人。如果说辜氏对理雅各以及汉学家的不满是辜氏英译儒经的直接原因，那么纠正被西方汉学家所扭曲的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形象、让西方读者了解真正的儒家文化和中国文明、消除偏见是辜氏英译儒经的深层原因。怀着清晰的翻译目的和明确的意向读者，辜鸿铭必定会选择特定的翻译策略来适应和满足西方读者的期待。

参考文献

[1] 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11-15.

[2] 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M].北京：中华书局出版社，1995.

[3] 胡庚申.从“译者中心”到“译者责任”[J].上海翻译，2014（1）：29-35.

中庸全文及译文篇2

关键词：语际翻译；二元论；中介；中庸

1作为中介的语际翻译：一种独立的语言/文化

传统“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两极矛盾观略掉和损失了许多意义，如上所述，它就包含不了“两极相逢”的特殊意义和意味。

我们一般会认为，所谓事物的对立，通常指的是质的对立。但是，实际上，一切相互对立的事物质上的不同，都是由量的积散程度促成的。因此，相对立的事物之间，在其显现为质的对立的同时，还存在着量的可比性，存在着一条由此及彼的逐步递增或递减的某种量的连线。既然是量的连线，便有一个可测量的中点或中间阶段，便有一个相对于两端而言的“中”。因此，在事物的两个对立面之间应该还有个“中”存在。由于传统二元论观念的影响，人们习惯上称“中”为中介。

中介，德语写作vermittlung，其基本含义是居间联系、居间调解的意思。它作为哲学范畴是黑格尔首先提出来的，也是他哲学著作中最常见的概念之一。黑格尔认为界限是中介，通过这个中介，某物与他物既是又不是。中介是事物联系的中间环节，事物发展的过渡阶段，或是事物质变的转化条件；或是事物相互区分的界碑;或是事物相互作用的传递者;或是事物相互沟通的桥梁。总之，中介是普遍存在的，因为任何事物都是在质与量相统一的度里存在的，都有一个产生、成长、灭亡的过程，都有一个两端与中间状态。两端必然具有相反或对立的性质，两端之间必然有中间状态。正如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所说:“中介的环节……在一切地方、一切事物、每一概念中都可以找到。”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指出：“......中间状态是存在的，有些有机体我们简直没法说它们是植物还是动物，因而我们总是不能在植物和动物之间划出鲜明的界限......”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也说过，一切都是经过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尽管没有明确提出过“中介”概念，但他在不少论述中都包含着“中介”的思想。他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他还说过：“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尽管中介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它可以是一个点，也可以是一条宽带，还可以是能够与此物、彼物相提并论的“亦此亦彼”或“非此非彼”意义上的事物，但这些事物都可以被视为是居中者或第三者。

中不仅有其“介”性，也有其存在的自性。由于“中”是相对于两端而为“中”，也就是说，由于它脱出了两端的范围，不属于两端中的任一端，因此它便自成一种相对于两端而存在的新的质。换言之，它是相对于对立的两极而言那个参与进来的第三者。也就是说，“中”不仅仅是两极之间起联系作用的居间环节，事物变化过程的中间阶段，或是对立双方相互渗透的纽带和相互转化的桥梁，它还独立于左右之外而不是附属于左右之下，具有存在的绝对性。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曾仔细分析过两端和中间的种种可能情景，他指出：两极和中间三者，“每一种都以某种方式和另外两种相反对：两个极端与中间相反对，而它们之间又相互反对，中间也和两极端相反对”；“中间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极端。”亚氏还说：“美德是一种中庸，而就其为最好的和应当的而言，它是一个极端。”

因此，如果可以按照中介理论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来探讨语际翻译，我们就应首先承认，语际翻译本身是与牵涉到的始发语言/文化与目的语言/文化鼎足而立的一种语言/文化形态。换言之，中介理论和亚氏的哲学思想或可为语际翻译的本体论性质定位，但中国哲学更有利于对这种性质的分析和阐发。语际翻译的“居中性”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庸之道”，以及用这种哲学思想认识分析语际翻译的可能性。

2语际翻译作为一种独立的语言/文化存在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

众所周知，“中庸”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它作为一个概念，首见于《论语》一书，但“中庸”的观念却由来已久。“中”作为一种哲学范畴和道德观念，最早出现于商代遗文《尚书•盘庚》：“各设中于乃心。”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云：“中，别于外之辞也，别于偏之辞也，亦合宜之辞也。”除《盘庚》之外，《尚书》中的《立政》、《吕刑》等篇也有多处提到“中”、“中正”等。在这些典籍中，“中”的意思基本上是正确、合理。孔子继承了前代“中”的思想，提出了“中庸”之说，并把它提升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

《中庸》第一章提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郑玄注《礼记•中庸》解题曰：“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广雅》曰：“庸，和也。”由此看来，“中庸”就是“中和”，就是“太平和合”境界。《国语•周语》云：“声应相保曰和”，意思是各种不同的声音互相协调呼应就叫“和”。《国语•郑语》中史伯认为，“和”是多种不同的因素和谐的统一，它可以形成新质。

从“中庸”的角度来看，既然语际翻译要最终推出一个有内在统一性的文本，那么，它对相互异质的两种语言/文化因素的吸收、调节以及组织，它对这些因素的重新创造，都要求文本走向“中和”，实现新的价值融汇，体现新的意义创发，显现“居中调停”的“居中道者”的语际翻译的作用与意义。所以，作为居中的语际翻译就是异质语言/文化和谐共生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语言/文化。此外，中庸之道向来被看作是黑格尔式的“合二为一”，即正、反、合的过程。中庸之“中”就是“合二为一”的“一”；“正、反、合”的“合”，它是对两者互相比较訾议、取长补短之后得出一个既不同于两者、又不离于两者的高于两者的第三者；所以，它亦此亦彼，非此非彼。因此，语际翻译既预示着多种语言文化的共生，也意味着多种语言文化的融合。

除“中和”之外，“过犹不及”也是中庸的主要特点，即在对立面相互制约的统一中把握度。做成任何事物，就是要达到成其为这一事物的“度”。“不及”则达不到成其为这一事物的“度”，不能做成这一事物。“过”则超过了成其为这一事物的“度”，同样不是这一事物。因此，“过”与“不及”都是不可取的。因此，既不能“过”，又不能“不及”，寻求“中道”就成了理想。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语际翻译也是一样。语际翻译必须在两种语言/文化之间寻求和掌握一个正确、合理、平衡的点，以做到恰如其分，而且要把两种语言/文化联系起来通盘考虑，这样就可以此之长，济彼之短，在两端的互补互济中求得正确合理的“中”的效果。

作为第三种语言/文化的语际翻译，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翻译的跨文化意义是两种语言/文化、两个世界、以及两种精神之间的一种平衡，一种基础。没有居中的语际翻译，就没有此语言/文化和彼语言/文化之分。孔子和亚里士多德在谈德性时也都认为只有中道才是德性，因而将两端分别称为过度和不及。那无异于说，是首先有了中间，然后方有两端之相对于中间而得名。正所谓“中间生两极”。如上和下双方要形成对立，左和右双方也要形成对立，它们都以“中”为界，没有“中”，就无所谓上和下，左和右。又如在实数体系中，正数和负数是对立双方，而零是对立面的中介；没有零，正数和负数就无从区分。换言之，没有中间也就没有两端，也就没有判断活动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语际翻译孕育并创发出了始发语言/文化和目的语言/文化，同时也就决定了这二者未来的趋势和走向。这意味着，语际翻译不仅沟通两种语言/文化，而且确保了它们的历史成就与未来走势，同时，它还是它们之间互动的风标，是它们共同的“语言”，因而也就是对它们加以认识与探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渠道。语际翻译作为中介，作为始发和目的两端语言/文化沟通、对话的桥梁，在其相互之间的作用中，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下是它形成历史性影响的明证：在8世纪，阿拉伯国家大量翻译古希腊的哲学和自然科学文献，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促进了阿拉伯文化的飞速发展，使阿拉伯国家在数学、医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等方面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12世纪前后，当时的欧洲以古罗马为中心，大量翻译阿拉伯学者的著作，并通过阿拉伯译文，重塑古希腊的哲学和科学思想，直接推动了中世纪欧洲文明的革新，进而引发文艺复兴这场空前的全方位的思想革命，不仅使整个欧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且在后来还引发整个世界进入了现代时期。所以，可以说，西方现代文明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力于语际翻译。在中国，始于东汉末年终于北宋末年而盛于唐代的佛经翻译活动，可以说对中国文化的每一个层面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同样，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对清末力求自强革新的知识分子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语际翻译活动还直接影响到了中国现代性的形成，近代的一些思想家都是以语际翻译为利器，改造社会、文学以及语言的。

另一方面，语际翻译的存在不是“自明”的，也就是说它不是作为一种绝对精神，是形而上的存在，而是需要条件的。同别的事物一样，语际翻译这种语言/文化是处于始发语言/文化与目的语言/文化的关系之中与互动之中的语言/文化。因此，它的特质要凭借始发语言/文化和目的语言/文化才能得到印证与说明，因为它的本体论地位只有同时凭借两端才能得到确定。归结起来，就是“中庸之道”的思想“执其两端，用其中”。简言之，就是先深究和把握正、反两个方面的意蕴和特质，然后统摄正、反两者之合。因此，语际翻译不是一种物质主义的资源掠夺、空间扩张和思想取代；相反，它强调的是语言/文化的多元并存以及异质语言/文化在相对存在中的多元格局。它维系着语言/文化与语言/文化之间的互动，促进它们之间的“有无互通”。

参考文献

中庸全文及译文篇3

【译文】能识别人就是聪明。

2.不矜细行，终累大德。——《尚书》

【译文】不注重小节，最终必然累及立身的大德。

3.为山九仞，功亏一篑。——《尚书》

【译文】堆造九仞之高的高山，因只欠一筐土而不能完成。

4.惟日孜孜，无敢逸豫。——《尚书》

【译文】每天勤勤恳恳，不敢安闲逸乐。

5.知之非艰，行之惟艰。——《尚书》

【译文】懂得道理并不难，实际做起来就难了。

6.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

【译文】百姓是国家的根本，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就能太平。

7.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尚书》

【译文】对于别人不求全责备．检查自己总觉得像是有某些不足。这两句是说对待别人不应过于苛求，而对待自己要严格。

8.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

【译文】百姓的生计全在于勤劳，只要勤劳生计就不会困乏。

9.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

【译文】面临祸患仍不忘国家，这是忠诚的表现。

10.骄奢淫逸，所自邪也。——《左传》

【译文】骄横、奢侈、荒淫、放荡，是邪恶发源的处所。

11.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左传》

【译文】好事不能放弃，坏事不可任其发展。

12.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左传》

【译文】节俭是有德之人共有的品质，奢侈是邪恶中的大恶。

13.树德莫如滋，击疾莫如尽。——《左传》

【译文】修养道德的最好方法就是促使它不断增长，消除疾病的最好方法治得彻底干净。

14.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左传》

【译文】国家兴盛时，当政者看待平民百姓如对受伤的人一样关心爱护，这是它的洪福；国家衰亡时，当政者看待平民百姓如粪土草芥一样微不足道，这是它的祸根。

15.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乎。——《中庸》

【译文】爱好学习接近智慧，努力行善接近仁德，知道耻辱就接近勇敢。

16.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中庸》

【译文】天地的法则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它自身诚一不贰，化育万物，不可测度。天地的法则是：广博，深厚，高超，精明，悠久，长远。

17.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中庸》

【译文】君子的为人之道在于：外表素淡而不使人厌恶，简朴而有文采，温和而又有条理，知道远是从近开始的，知道教化别人从自己做起，知道隐微的东西会逐渐显露，这样就进入圣人的美德中了。

18.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为可知也。——《论语》

【译文】一个人不应该发愁没有官位俸禄，而应该发愁没有为官的本领。不应该发愁别人不了解自己，而应追求能够让别人了解自己的才能。

19.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

【译文】在私利面前能够想到道义，遇到危难能够挺身而出，虽然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也没有忘记平生的诺言，这样就可以说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了。

20.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论语》

中庸全文及译文篇4

关键词：概念整合 普遍特征 翻译策略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的翻译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如奈达的“等效理论”，纽马克的“归化”和“异化”等，都推动了翻译的发展。21世纪认知语言学的发展也对翻译产生了重大影响，逐渐形成了一门新的边缘性学科“认知翻译研究”。概念整合理论作为认知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翻译的认知过程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本文试从概念整合的视角研究翻译的整合过程和翻译的普遍特征，并就翻译的普遍特征提出相应的翻译策略。

二、概念整合理论

“概念整合”是人类把来自不同空间的输入信息有选择地提取其部分意义整合起来而成为一个新概念结构的一系列认知活动（王正元，2009：11）。基于这一概念，Fancouner & Turner （2002） 提出了四空间论，即“输入空间Ⅰ、输入空间Ⅱ、类属空间和整合空间”。输入空间Ⅰ、Ⅱ内的相关信息首次整合后投射到类属空间，再经类属空间投射到整合空间，产生新创意义。在这一整合过程中，离不开“组合”“完善”和“精致”三个彼此相关的心智活动。新意义的产生就是不同心智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组合”是提取输入空间Ⅰ、Ⅱ内的相关信息，建立新的关系，这是对事物初步的表面的认识。“完善”是结合背景知识对已有的信息做认知上的加工处理，是“组合”的继续。“精致”是对完善了的信息进行加工整合，产生新的意义。新层意义不存在于任何一个独立的输入空间，它是一系列认知活动相互作用的结果，是输入信息的升华。

三、概念整合视角下翻译的普遍特征

翻译也是一种认知活动：认知主体首先对源语和目的语进行认知上的解读，包括源语的形式、风格和意义，再结合自己的文化知识和翻译要求建立源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联系，然后对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使译文尽可能地再现原文的形式、意义和写作风格。与概念的认知过程一样，翻译的认知过程也涉及四个输入空间，离不开“组合”“完善”和“精致”这一系列的心智活动。

原文文本只是一个充满不定点和空白、空缺的图式结构，需要通过人们的理解活动来填充和确定（吕俊、侯向群，2001：63）。在翻译之前，译者要对原文的形式、意义和写作风格进行解读。原文文本的内容、形式以及与原文相关的信息构成输入空间Ⅰ。译者在解读原文时离不开自己的背景知识、审美观点和价值取向，这样译者的心智空间就构成输入空间Ⅱ。在“组合”阶段，译者在心智的支配下整合相关的原文文本信息，并投射到类属空间。但是，类属空间里所包含的信息并不是随意组合而成的，而是译者对原文形式和意义的再现，是基于作者思想情感和原文文本创作风格的解读，这是信息的“完善”阶段。最后，译者结合翻译要求，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进行融合、转换，投射到整合空间即译文空间。译者在整合空间对译认知上的解读，使译文更加“精致”。

由此可见，两种语言之间的相通性决定了翻译的可能性。然而，由于文化、认知主体等各方面的差异，在翻译的整合过程中，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对比原文和译文不难发现：译文不是对原文的对等再现，而是对原文的模仿性创造，这也使译文语篇具有一些普遍的特征。所谓“翻译普遍特征（Translation Universals）”是指在原语篇中没有的，但出现于译文语篇中的若干典型的语言特征（既不是来自译入语，也与母语作品的特征不同，具有一定普遍性），主要包括：1.简单化，译者会潜意识地简化语言，或信息，或两者；2.明细化，译文倾向于将有关信息作详细说明，常会增添背景信息；3.常规化，倾向于用译入语的典型句型或方法翻译原文，甚至译入语特征达到十分夸张的地步；4.中庸化，译文倾向于采取“取中”原则，舍弃边缘，移向连续体的中心（Baker，1993：243）。无论是“简单化”“明细化”“常规化”还是“中庸化”，都是译者在翻译整合过程中为了突显受众对象，使译文能被读者接受而做出的适当调整。译文的这些特征要求译者在翻译时采取一定的翻译策略，以便最大限度地再现原文的意义和特色，同时又能被目的语读者所接受。

四、概念整合视角下的翻译策略

虽然源语与目的语的写作特点不同，但却有共通之处，正是这些共通之处决定了翻译的可能性。然而，两种语言又有差异，这就要求译者在概念整合的过程中对原文进行创造性的翻译。笔者针对译文的普遍特征提出以下四种相应的翻译策略。

（一） 简单化

“简单化”策略，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化繁为简，使复杂的表达或晦涩的语句变得通俗易懂，能为目的语读者所接受。汉语博大精深，四字成语及谚语的运用一方面体现了汉语的多元性，另一方面增加了西方读者理解汉语的难度。因此在汉译英的过程中，要将那些难懂的语言简单化，以便读者理解。以《奉化溪口》里面的一段为例：

原文：民国时期，溪口出了个，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回乡期间，党政要员纷至沓来，溪口道上车水马龙，一时成为人们注目之地。①

译文：Early in the 20th century when Chiang Kai Shek came to power as the leader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f China from the 1920s， Xikou， as his hometown， became an attraction to a large number of his admires and for the time it became a focus of the nationalist party when Chiang was back home. （张明林译）

从概念整合的角度看，原文中的“慕名而来”“络绎不绝”“纷至沓来”“车水马龙”等词在源语中组成输入空间Ⅰ，目的语里的潜在信息构成输入空间Ⅱ。译者在对这些词进行认知解读时会发现很难在目的语中找到与之对应的短语，因此译者应在整合过程中对原文中复杂的词语做适当的“简单化”处理，使译文通俗易懂。上述例子中“慕名而来”“纷至沓来”“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等都是形容仰慕的人很多，译文将之简化为通俗易懂的“a large number of his admires”，易于读者接受。

（二） 明细化

“明细化”策略，是指在翻译过程中，通过添加一些词语或脚注来增加信息（包括政治、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信息），使读者更好地明白原文的意思。中西方文化间的差异要求译者在解读原文时要深入分析源语的文化背景和语言风格；在进行整合的过程中，考虑目的语的文化背景和语言风格以及读者的心智空间。因此，在译文中添加一些必要的解释性信息，可以使译文更加完善。以下摘自《中国海上茶路启航地纪事碑》中的一段翻译：

原文：茶为国饮，发乎神农；甬上茶事，源远流长。《神异记》载，晋余姚人虞洪入四明山瀑布岭，遇丹丘子获大茗。唐陆羽《茶经》称瀑布仙茗为上品，赞越窑茶碗类玉类冰。②

译文：Chinese tea is descended from Shennong， legendary creator of agriculture and medicine of China.The history of tea in Ningbo dates back to immortal as is recorded in ancient classics. According to the anecdote，in the Jin Dynasty，Yu Hong，with the help of Danqiuzi，a Taoist immortal， found an immortal tea in the Waterfall Ridge in Siming Mountain in Ningbo.In the Book of Tea，by Lu Yu in the Tang dynasty—Sage of Tea of China，the immortal tea at the Waterfall Ridge is recorded as the highest grades of teas and the tea cups produced at the kilns of the Yue Kingdom are praised to be pure and crystal as ice.（张明林译，黑体为译者所加）

原文讲的是宁波茶事，文中所提到的地名和典故对于熟知宁波历史的人来说不难理解，因为他们的心智空间储存着与之相关的信息。然而，西方读者的心智空间里未必有这些信息：他们不知道“神农”和“丹丘子”是什么人物，也不知道“瀑布岭”在哪里。因此译者在英译这段汉语时，要尽可能详细地将信息传达给读者。译文中的黑体字部分，是译者加上去的。如果不加注这些信息，译文虽能为读者所理解，但会掩盖原文中突显的“宁波茶事”这一意象，显得结构零散，主体不明。从认知角度看，添加这些信息的过程也是向读者的心智空间输入背景信息的过程。读者在阅读译文时，会对自己的心智空间和译文空间进行整合，添加的信息就为该整合提供了相应的背景信息。在背景信息的刺激机制下，读者更易理解和接受译文的内容。

（三） 常规化

“常规化”策略，是指在翻译的过程中尽量考虑译入语的特征或原文句型进行翻译，使读者见到译文时有一种亲切感。无论是汉语还是英语，都有其独特的语言特征和用语习惯。例如汉语中用“胆小如鼠”来形容一个人胆小怕事，而在英语中却用“兔子”来形容胆小，其对应的英文表达就是“as timid as mare”。翻译的目的是满足读者的期待，当采用源语的语言形式不能表达其所要表达的心理现实时，译者就要放弃源语的表达框架，将目的语的表达习惯投射到整合空间，以产生带有目的语文化特色的译文。下面是一个采用“常规化”翻译策略的例子：

原文：微笑有情有爱的世界，世界有涩有甜的微笑，世界的微笑。

译文一：A smile to a world with affection and love. The world has a sweet and puckery smile， and this is the smile of the world.

译文二：A smile is an emblem of the world full of love and affection. This is a world of sweets and sours，and we welcome this world with our smile.

译文一照搬汉语的模式，意思贴近原文，但在内容的表达上显得过于“中国式”，西方读者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译文二摆脱原文的表达模式，套用美国浪漫主义诗人Edgar Allen Poe在Isrefel诗里的一句“this is a world of sweets and sours”翻译为“世界有涩有甜的微笑”。这种不拘泥于原文的翻译，大大增强了英语语篇的“可接受性”。相对于译文一而言，译文二更能刺激西方读者的心智空间，读者看到译文时，很容易能联想到Poe的诗句，想到“有情有爱的世界，有涩有甜的微笑”。这样，原文的语义就自然而然地传达给了读者。

（四）中庸化

“中庸化”是翻译时最常采用的策略，它采用折中的方式使译文和原文成为一个有机的连续体，既不偏离原文，传达原文的意思，同时又避免了生僻的词语或古语表达，尽量使用常见的或典型的句型使读者易于理解。这种“中庸”的方式综合考虑了源语和目的语的背景空间以及译者和读者的心智空间。“中庸化”翻译策略常用于诗词翻译。英汉诗词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从音韵上看，汉语的押韵是指韵腹和韵尾相同；英文中的押韵是指韵脚相同。从格律上看，汉语是声调语言，抑扬顿挫的节奏靠“平仄”来体现；而英文诗歌以音步为单位，靠“轻重”音来体现。因此在将汉语诗词翻译成英文时要整合译文空间和原文空间诗歌表达习惯，尽量采用符合英语语言特征和表达习惯的翻译方式，使译文具有可读性，反之亦然。以乐府杂诗为例：

杂诗

玉钏色未分，衫轻似露腕。

举袖欲障羞，回持理发乱。

译文：

Her jade bracelet’s as pure as her fair skin，

Her Wrist’s delicate and her robe so thin.

She raised her sleeve to cover her coy face，

While trying to tide up her hair with grace.

比较原文和译文不难发现，译文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意义上都中和了源语和目的语的文化特色。从形式上看，原文压尾韵“an”，译文采用尾韵连用的形式，既保留了押韵的形式，又符合英文诗歌的表达习惯，易于为西方读者所接受。此外，译文中每行十个音节，与原文保持一致，并采用五步抑扬格的节奏形式，以达到与原文一致的抑扬顿挫的效果。从意义上看，原文中的“宝钏”有“珠宝”之义，不仅表明女子身份高贵，还表明她肤色白嫩透莹。译文并没有照搬原文，而是经过一系列的概念整合，选用西方人认可的词汇“pure、fair”来形容女子，这样就把女子的高贵、纯洁刻画得淋漓尽致。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兼顾形式和意义的整合，使译文既保持源语的风格，又符合目的语的特色。

五、结语

翻译的本质就是整合，翻译是第三种文化（王斌，2004）。翻译的过程是译者作为认知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对源语和目的语进行概念整合的过程。基于概念整合理论研究翻译，不仅可以论证翻译的整合过程和普遍特征，还可以验证翻译创造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建立在翻译的普遍特征之上的认知翻译策略也将更方便译者进行翻译工作。概念整合理论显示了强大的认知解读能力，为翻译研究注入了新能量，对其与翻译的关系的深层研究，还有待学者进一步探讨。

注 释：

①、②例句来源于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张明林教授的《翻译理论与实践》课堂教材。

参考文献：

[1]Alves，F.Triangulating Translation：Perspectives in Process Oriented Research[C].Amsterdam：John Benjamins， 2003.

[2]Baker，M.Corpus Linguis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mplications and Applications[A].In Baker， M.Francis， G.& Tognini-Bonelli，E.（eds.），Text and Technology：In Honor of John Sinclair[C].Amsterdam：John Benjamins，1993： 233～250.

[3]Fanconnier，G.& M.Turner.The Way We Think：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M].New York： Basic books，2002.

[4]陆莺.论异化翻译的最优化[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报，2004，（2）.

[5]吕俊，侯向群.汉英翻译教程[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6]王克非.语料库翻译学——新研究范式[J].中国外语，2006， （3）：8～9.

[7]王寅.认知语言学的翻译观[J].中国翻译，2005，（5）： 15～20.

[8]王正元.概念整合理论及其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9]王斌.翻译与概念整合[M].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4.

[10]王文斌，毛智慧.心理空间理论和概念合成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11]徐陵.玉台新咏（明惋唐附宋本）[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中庸全文及译文篇5

关键词：金庸；大仲马；武侠小说；中西方文化；差异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12-0176-02

中国的金庸出生于1924年，法国的大仲马出生于1802年。二者不但在地域空间上相隔万里，而且在生活年代上也相隔了一个多世纪。之所以将其创作放在一起加以探讨，是因为两位武侠小说大师无论个人经历、创作理念，还是形象塑造、文化追求等方面，都有着相似与相异之处，而其中所折射的无疑是中西方文化方面的某种差异。

一、两人创作的相似之处

金庸的创作深受大仲马的影响。金庸曾说：“《侠隐记》最早由吴光鉴翻译过来，后来再译时改为《三剑客》。这本书对我的一生影响极大，我只写武侠小说，就是受大仲马的影响。法国政府授予我骑士团荣誉勋章时，法国驻香港总领事在赞词中称誉我是‘中国的大仲马’。虽然是殊不敢当，但我所写的小说，的确是追随于大仲马的风格。在所有的中外作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大仲马，而且是从十二岁开始喜欢，直到现在从不变心”[1]56。金庸在接受杨澜、谭胜等人采访的时候也曾不止一次的表示过，自己喜欢大仲马并受其影响。

金庸对大仲马的喜爱，可能缘于两人相似的文学和文化活动经历。两人在开始武侠小说创作前都曾写过剧本，使得他们的小说在结构上有颇多戏剧的成分。两人都曾办过报纸，主要作品都是报刊连载小说。大仲马的第一部长篇《德·阿芒达尔骑士》是在《新闻报》上连载的；而《三剑客》是在《世纪报》上连载的。大仲马还自己创办过《火》报。无独有偶，作为报人、剧作家、导演、学者的查良镛曾在《大公报》、《新晚报》工作过，后来又创办了《明报》，他的小说也曾在多种报纸上连载，且深受读者欢迎。

相似的人生经历以及金庸对大仲马的喜爱，决定了两人小说在文学观念、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上颇多相似之处。

首先，两人都热衷历史，作品都取材于历史。大仲马的文学作品大多与欧洲历史有密切关系，如他的《三个火》三部曲、《基督山伯爵》、《玛格利王侯》等或直接取材于历史，或以历史为背景，使展开的故事获得一个宽广的舞台，给人以真实感。大仲马取材于历史，但并非是写历史小说，大仲马说：“历史是一颗钉子，是用来挂我的小说的钉子”，他没有去钻研历史。大仲马施展他的想像，以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背景，添加种种细节，将自己的意图表现得淋漓尽致。

金庸被看作是有历史癖的人，但他对历史的看法与大仲马相似。他曾说：“《三剑客》教会我怎样活用历史”，也就是说，他从《三个火》学到了艺术创作的极大自由度。历史为金庸的武侠小说定下了特定的时间空间，布置下了某种环境气氛，增进了故事的真实感，却丝毫不会妨碍金庸在这一框架内施展自己的艺术想象。金庸小说除小部分历史背景不明者外，多数故事涉及两宋、元明清，这种背景不但没有构成他创作的限制，反而给了作者更大更充分的驰骋想象的自由，使之便于布置或威武雄壮、或哀婉动人的舞台。另外，金庸的小说结局通常都没有违背“历史的真实”。但在处理历史与小说的关系上，却能作出灵活的变通，即使是真实人物也敢于虚构情节，从而发挥作家艺术想象的主体作用。

其次，两人的作品都塑造了替天行道的侠客义士形象。如大仲马笔下的达达里昂，金庸笔下的郭靖、乔峰等，都在读者中产生了深远影响。

达达尼昂是大仲马小说《三个火》（又译《三剑客》或《侠隐记》）中的主人公。他善良、淳朴、机智、勇敢，在无意间冒犯了三位火：阿多斯、波托斯和阿拉米斯，他们为了荣誉提出和达达尼昂决斗，达达尼昂只得接受了。谁料引来了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卫兵，他们倚仗人多势众，向三位火挑战。达达尼昂则加入了火这一方，战胜了红衣主教的卫兵，展现了自己的勇敢，得到了国王路易十三的赞赏，也正因为这次战斗化解了大家彼此的误会，与三个火结成了莫逆之交。几经周折，终于加入了火枪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2]。

郭靖则是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的男主角，是贯通“射雕三部曲”的关键人物。他生性单纯刚直，重孝义，勤奋、爱国，具备一切金庸笔下最模范的侠义精神。他用一生来彻底实现了“为国为民”这一大侠的目标，他巨大的人格力量也感染了他身边的人，包括他的家人及《神雕侠侣》的男主角杨过，无形中带领他们走向正面的人生路，不愧为“为国为民，侠之大者”[3]。

第三，英雄人物的复仇摆脱了个人狭隘的“快意恩仇”而升华为“替天行道”

《基督山伯爵》最能体现整理大仲马的复仇理念。这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创作的一部小说。值得注意的是对复仇的性质作了很大程度的改造。首先，突出了正义、道义和人格的力量。主人公的对立面变成了以牺牲无辜者来谋取私利的坏人，这些人不仅对主人公做了坏事，而且是整个法兰西民族的公敌；其次，体现了宽容、大度和仁厚的胸怀，基督山伯爵的复仇，大体上以给予仇敌应得的报应或惩罚为限度。这样的复仇既能大快人心又保持了主人公的君子风度[4]。

金庸对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中复仇态度和性质的艺术呈现极为赞赏。他说：“一个人要报仇，把仇人千刀万剐，只是取决于一时，但是如果千方百计图谋复仇，且在即将成功之时又能合情合理地宽恕了仇人，那就更加令人感动。这样大度宽容、重情义轻性命的高尚情操，才能给人留下永不能忘的深刻印象。”因而，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虽然大多出于个人恩怨而复仇，但到后来又都升华为替天行道的正义之举。显然，金庸的小说一脉相承地体现了《基督山伯爵》的复仇理念，否定了中国传统武侠作品那种“快意恩仇、血腥杀戮”的观念。

复仇是侠义小说的永恒主题之一。复仇本身是中性的，唯有从仇恨的具体内涵和报复的动机、对象、目的和手段等方面，才能分辨出是非曲直、善恶清浊。金庸和大仲马一样，对复仇没有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而是赋予了复仇以良知、道德和正义的内涵，从而使小说的思想境界变得更加高远。

二、两人小说的相异之处

第一，首先表现在对待历史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不同。大仲马的小说遵循对历史“大事不虚”的基本原则。其主人公主要是来自一些“野史外传”，而其中涉及的历史事件则成为他“挂小说的钉子”。《三剑客》取自在巴赛图书馆偶然发现的一本《御前火枪营统领达达尼昂先生回忆录》；《基督山伯爵》出自《巴黎警察局档案中摘录的回忆录》第五卷的一章，题目叫做《复仇的钻石》。他的故事年代交待的一清二楚，某年某月某人物做了什么事情。如果仔细对照的话，大仲马的小说中历史年代是不会有错误的。甚至于故事发生地的景致，他往往也会亲临当地去考察，故而他对各个地方的地理风貌的描写大都给人以真实细腻之感。

而金庸小说尽管也都是历史题材，但往往对历史作“虚化”处理，即尽量模糊故事发生的年代，只将其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另外，对故事发生地，金庸并不像大仲马那样去进行“实地考察”，比如大理、蒙古草原等地，他根本没有去过，其景致风物描写完全借助于艺术想象来完成，从而体现出“小事不拘”的特点。

第二，人物身上体现了作家不同的价值观念。大仲马的作品有一部分也可以称之为侠义小说，在文类上与金庸小说接近，但两者确实蕴涵着属于不同民族的不同的价值观念。仅以爱情为例，大仲马的侠士们必有情妇，大仲马本人的情妇就多到难以精确计数；金庸小说的主人公除小流氓出身的韦小宝之外，爱情上都是专一的，尽管他们每个人几乎都被许多个美丽的女性包围着。

第三，价值取向上与文化内涵上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大仲马小说不但体现了大仲马作为共和派作家反对专制与黑暗统治的政治倾向，还突出地体现了法兰西民族热情奔放、酷爱自由、爱国尚武的民族性格。一位大仲马的研究学者就把《三个火》里的四位主人公当作是法兰西民族的代表来称颂，是颇有道理的。

金庸虽然深受大仲马影响，但其小说中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却与后者有很大差异。他笔下的英雄人物大多具有中华民族热爱和平、仁厚谦逊同时又见义勇为、不畏强暴的传统精神，渗透着儒家、道家、佛家的深刻内蕴。其中乔峰形象尤其值得称道，可以说是达到了很高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具有丰富的文化思想内涵。

更值得重视的是金庸小说所包容的厚重的文化含量。这完全是金庸的自觉追求。他的小说具有迷人的文化气息、扎实的文化底蕴和文人的艺术情趣。作者不但依据人物刻画和情节发展的需要将诗、词、歌、曲、琴、棋、书、画等化为小说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连武功与武技较量也成为阐发中华文化内在精神的绝妙空间。金庸小说涉及的宗教、哲学、文史、科技知识的广博丰富，也令人惊讶。金庸的武侠小说，简直同时可以视作文化小说[5]28。与金庸作品体现中华文化内涵之深厚比较，大仲马作品在体现法兰西民族文化方面似乎就相形见绌。

综上所述，金庸与大仲马的武侠小说尽管在诸多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与可比之处，但就二者作品中所体现出的中西方民族文化的内涵而言，他们之间的差异是显著的。

参考文献：

[1]金庸.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大仲马.三个火[M].李青崖，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3]金庸.金庸武侠全集[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1.

中庸全文及译文篇6

随着理财观念的深入人心，如今财务自由的概念算得是无人不知了。通过富爸爸到杜拉拉一路而来的高调宣扬，财富俨然成为现代人追求的终极目标。至于获得足够财富之后该怎么做，倒似乎无人提及。大概也不必多说，自由的条件尚不满足，又怎顾得上自由以后的日子？只当是个不甚要紧，也不合时宜的话题罢了。蒙田或许可以是个极好的例子，但愿能给我们日渐贫匮的庸碌生活提供一些精神性的空间。

1533年，蒙田出生于法国南部的蒙田城堡，祖上是贵族。1565年，蒙田娶了夏塞涅家的小姐为妻，两年后，父亲过世，蒙田成为了庄园的领主。自此，蒙田再无须为经济犯愁。他辞去了法院的工作，回到蒙田城堡，潜心读书来求得“自由和闲暇”。

蒙田的书房设在城堡的塔楼里，他的书房里有一千多册的藏书，这在当时已算是很大的藏书量了，塔楼里还设有小教堂和卧室。在这片纯净的精神空间里，蒙田翻阅群书，为喜爱的作者评注，闲时眺望乡村风景，小猫懒洋洋地陪伴一旁，可谓惬意。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诞生了蒙田生平最重要的著作，同时也是人类文明史上充溢着光华的一笔――《随笔集》。

蒙田将自己的文章称为Essai，原意只是“试验”。随笔在当时非但不流行，甚至尚未有此一说。蒙田的时代的文学风尚是整理名人的箴言，或是写一些论述道德的文章、信札。不过蒙田更偏爱活泼风趣自由的表达形式。他尝试着让笔尖跟随着心意起伏、思绪脉动，随意地流连纸间。

蒙田信奉斯多葛主义，也钟情于戏剧与诗歌，理性与澎湃的激情恰如其分地体现在他的写作当中。蒙田在《随笔》中思考得最多的是理性的局限、宗教与艺术、孤独与死亡等，然而抛开这些宏大的问题，他又会涉及到许多生活的细节，比如读什么书、如何占卜，甚至战马与马盔的利用。“找出快乐的方法过日子，让更多的普通人直接获得更为实用的教益”，这也就是《随笔》无论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来读，都会觉得贴合时宜，甚感欣慰的道理。这与那些凌空蹈虚的高头讲章是多么的不同啊。

中庸全文及译文篇7

1952年调入《新晚报》编辑副刊，并写出《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电影剧本；

1959年，金庸等人于香港创办《明报》。任主编兼社长历35年，期间创办《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新加坡《新明日报》及马来西亚《新明日报》等；

1996年至1997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香港筹委会委员；

1998年，获文学创作终身成就奖。；

2000年，获得大紫荆勋章；

2009年9月，被聘为中国作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同年荣获2008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中庸全文及译文篇8

[关键词] 和谐翻译 文学翻译 审美和谐 适中

一、引言

众所周知，翻译活动的开展能够大大地丰富人们的交流，促进人类的文化和谐。翻译本质论的研究一直是翻译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它既是翻译研究的基础，也直接关系到翻译学的学科建设。然而在翻译本质论研究中，文学翻译与非文学翻译的区别研究人们往往较少涉猎。人们常常把从广义翻译本质论研究中得出的认识不自觉地运用于文学翻译的研究中。那么，如何将文学翻译与原作更好地相结合呢? 长期以来，翻译一直被人为地设置了两极:“形式”与“内容”、“直译”与“意译”、“异化”与“同化”、“形式对应”与“功能对应”等,这两种途径常常是水火不容、非此即彼的。翻译中的各种要素——原作与译作之间、作者与译者之间、文本与意义之间也彼此对立、互争高下，这种二元对立的模式阻挠着翻译的健康发展。（杨平，2008：1）文学翻译表现出非常丰富、复杂的内涵，它不仅是对原作语义的传达，更是对原作美学整体的再现；它是两种语言文字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流。既要追索原文的意向性，原文意义的确定又离不开译者主观经验世界介入。文学翻译在本质上就表现为多种矛盾因素之间寻求协调统一的过程，既含有审美性、形象性、创造性的本质特征，又具有追求译作和原作文本之间相似性和原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之间的协调性这样二元对立统一、和谐融洽的特征。因此，和谐翻译观为缓解二元对立局面,促进翻译发展提供了有效的解决途径。

二、和谐翻译观

北京师范大学郑海凌教授提出的“和谐理论”是专门针对文学翻译的一套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并独创性地提出了“和谐”的文学翻译原则。它植根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同时兼采西学，深入分析了文学翻译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原理。他在1999年发表的“和谐说”一文中提到：翻译的艺术贵在“和谐”。文学翻译应以“和谐”为审美标准，是两种有差异的事物的有机结合，和谐产生于对立。从文学翻译活动的本质特征来看，“和谐”作为翻译标准，符合翻译艺术自身的规律，处理好翻译过程中的一切对立关系才能达到“和谐”。（郑海凌，1999:2-6）这种和谐理论旨在让译者养成高度自觉的和谐意识，译者是最主要的翻译主体,是整个翻译活动的执行者,担当着协调各方、促进文化交流的重任。和谐思维是和谐翻译的基础,译者首先要具有和谐意识,主动培养自己的和谐思维，这样才能很好的协调主体之间的和谐、促进文化之间的共存。文学翻译在尊重原作的基础上又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为原作和原语束缚手脚，发挥译者的创造性空间。而非文学翻译的局限性，在科技翻译和应用文翻译变现尤为突出，使译者“戴着手铐跳舞”，缺乏能动性。

三、和谐翻译的阐释

中国传统哲学与传统美学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前者具有整体性、求同性特点；后者关注的是和谐性和同一性；前者讲的辩证思维比较注重对立的统一,尤其注重统一、和谐,认为和谐、对立的融合是最重要的。(张岱年, 2004: 467) 自古以来，人们就推崇各种和谐，无论是皇家帝王，还是黎民百姓，均以“和”为贵，只有在和谐的环境中才能孕育太平。儒家以“和”为贵,孔子宣扬“和而不同”,孟子重视“人和”。儒家的“中庸”哲学和“中和”美学观强调适中而不偏颇,孔子指出“过犹不及”（《论语?先进》）。道家讲究太和,崇尚自然之道；老子指出,万物由“道”所生,在本质上是和谐统一的关系；庄子也把和谐视为“大本大宗”；荀子提出了“善美相乐”(《荀子?正名》)；这些思想奠定了中华民族的和谐基调,积淀在国人心中,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除了中国传统思想中到处渗透的“和谐”，西方的哲学、美学中也同样体现着和谐思想。西方哲学和美学观点体系中自确立之日起就隐形涉及到了“中”、“和”思想,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都认为万事都是过犹不及,我们应该遵循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之道’”。毕达哥拉斯认为和谐是宇宙本质的特征,而哲学则是对事物间和谐关系的思索。笛卡尔从美学角度分析：美是恰到好处的协调与适中。中西方的这一系列和谐理念为构建和谐文化及和谐翻译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在翻译界中引用“和谐”观点既是一种新的突破，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谈到和谐翻译，必然会涉及到如何辨证地看待翻译的基本问题。首先，翻译是一门科学、艺术,还是一种技巧。第二，翻译涉及科学层面,需要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翻译研究,探讨中西翻译理论和构建翻译学。然而文学翻译更多地是一门艺术,是一种派生的技巧,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再创造能力尤为重要。第三，语言和文化之间的翻译和转换是完全可能的,但这种转换是限定在一定范围中的,并非所有的东西都能够被传达和翻译,翻译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追求最大限度的等值。中国古代翻译家所说“五失本、三不易”以及所引用的哲学思想“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就包含翻译不可能完全忠实的辩证思维,与西方学者“翻译即叛逆”、“翻译的不确定性”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杨平，2008）我们通常所说的文学翻译是模仿和创造,最终忠实和再创造可以做到和谐统一。

四、“和谐理论”下的文学翻译观

正如社会主义国家所强调和谐社会的概念一样，和谐翻译也是一种宏观的理论框架，对我们翻译研究有指导意义,这就要求在各方面都要做到统筹兼顾、圆满调和。文学翻译是艺术化的翻译，是译者对原作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的审美把握，是用另一种文学语言恰如其分地完整再现原作的艺术形象和艺术风格，使译文读者得到原文读者相同的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和谐”作为翻译标准,蕴涵着译者的审美认识和审美追求,也反映出文学翻译活动的自然规律和特性。“和谐”的关键在于“适中”，译者在审美创造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正确地理解原作,另一方面要恰当地表现原作,以其敏锐的分寸感把握“适中”,最终达到“和谐”的审美效果。同时，文学翻译也存在有一定的局限性，即译者的审美与创造活动是有原作作为依托的，译者发挥创造的艺术空间是有限的，必须以贴近于原作为前提。下面请看一组译例很好的说明了文学翻译的和谐理论：

原文：

Between her agitation and her natural awkwardness in getting out of the cart, Peggoty was making a most extraordinary festoon of herself but I felt too blank and strange to tell her.(Charles Dickens: David Copperfield)

译文一：

在她心中的激动和下车时生来的笨拙之间，辟果提把自己弄成一个最奇特的彩球，不过我觉得太扫兴太惊奇了，未告诉她这一点。（董秋斯译《大卫?科波菲尔》）

译文二：

坡勾提心烦意乱，再加上她本次下车就笨手笨脚的，所以她把身子弄得歪扭曲折，成了样子挺特别的彩绸了。不过，我当时心里一片茫然，满怀诧异，不顾得跟她说这个。（张若谷译《大卫?科波菲尔》）

（摘自姜秋霞，权晓辉，2000: 29）

原文将Peggoty笨拙之态描写的栩栩如生。译文一照搬了原文的句法结构形式，意思让读者很难理解与想象它所要转达的意象，无法给读者与原文和谐的审美感受。译文二摆脱了原文的语句结构，既拆分了首句，也添加了衔接的小句，看似不忠于原文的形式，却创造性的把原文意思形象的转达给了读者，达成译文与原文的和谐统一，给读者以审美感受的空间。

所以，在和谐翻译理论的框架下，文学翻译的目的就是要在矛盾的对立中寻求统一。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是要坚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翻译是应用性很强的经验科学,重视实践和技巧是理所当然的,但不能轻视理论和思想的指导；其二是要冷静客观地对待各种翻译理论和流派,带着批判和吸收的眼光,取长补短,去伪存真。无论是语言学派、文艺学派、阐释学派等传统翻译流派,还是文化学派、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当代翻译思潮,都包含很多值得学习和借鉴的东西。但是这些理论毕竟只是从某个角度、某个时期针对某种问题提出的初步探讨,往往存在有极端的偏见,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这就要求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发扬。

五、结语

总之，和谐翻译是一种理念和追求，是中国文化理想追求的最高境界，就像我们一直所追寻和要达到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和谐文化的建立自然离不开世界文化这个大熔炉，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同样也需要翻译来搭桥牵线，翻译行为与翻译作品更应该与文化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紧密相连。和谐翻译观超越传统翻译的“直译”、“意译”二元对立以及传统的“信达雅”、“神似”、“化境”等翻译标准,更加追求圆满、调和、至上的目标。文学翻译在本质上就表现为多种矛盾因素之间寻求协调统一的过程，它既含有审美性、形象性、创造性的本质特征，又具有追求译作和原作文本之间相似性、原语文化与译语文化之间的协调性这样二元对立统一、和谐融洽状态的特征。因此，把和谐观与翻译相结合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理论创新点。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2]姜秋霞，权晓辉. 文学翻译格式与意象塔模式[J]. 中国翻译,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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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郑海凌.译理浅说[M]. 郑州:文心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

张姝，女，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英语教学与电影文学。

中庸全文及译文篇9

[关键词]　梁实秋；《莎士比亚全集》；审美风格

《莎士比亚全集》(以下简称《莎》)卷帙浩繁，涉及政治、历史、军事、民俗、博物等范围，具有原创性、典范性和历史穿透性的特点，包含着巨大的阐释空间。要将这样的世界文学经典翻译成汉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美学上讲，译《莎》的过程就是译者的审美经验要和作者的审美经验最大限度地统一起来，深入到原作的艺术意境当中去，做到与作者心神交融，合为一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文学家兼翻译家梁实秋先生以他深厚的学养和高超的语言艺术，用他全部的心血咀嚼莎剧，热爱莎剧，在翻译过程中渗透着对原文的审美理解，呈现出独特的美学风格。

一、译《莎》过程中推崇美的道德价值

梁实秋译《莎》时将古典主义审美理想与儒家思想的温柔敦厚、“中和”节制的美学原则融为一体，建构起和谐均衡、适度典雅的现代审美规范，反对浪漫主义的滥情，注重内蕴和人的自然情感的升华，这与中国古典美学的品味、体味、玩味、回味等等“重味”精神是一致的。莎士比亚也推崇古典主义的节制审美原则，他往往借戏剧人物之口或故事情节来表达“凡事不可流于过火”的态度，比如他在《威尼斯商人》一剧中借波西亚之口表达对待喜悦应该节制，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剧中借劳伦斯修道士之口说明年轻人对待爱情要慎重考虑等等，可见，古典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精神和审美意向，是推动文学发展的“合力”之一，它必然不会在“现代”文学中消失。

梁实秋十分推崇美的道德。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强调的是对古希腊人文科学的学习和钻研，其中又将道德教育放在首位，认为其他学习都服从于道德的提升和灵魂的净化。他们主张个体通过自我修养、自我发展来实现人的价值。这种观点与孔子重视艺术的社会价值是相似的，孔子提倡“言必及义”。义者，宜也，即“合宜，合理”之意，即言论要符合礼义或道德规范。君子取人的标准是“义”，君子取言的标准亦如此。孔子强调美善统一，美是形式，善是内容和目的，在文质统一、尽善尽美的前提下，把内容的善放在首位，形式是要为内容和目的服务的。梁实秋同样认为好的文学最重要的是要有道德力量，他说：“美在文学里的地位是这样的：它随时能给人一点‘美感’，给人一点满足，但并不能令读者至此而止；因为这一点满足是很有限的，远不如音乐与图画，这一点点的美感只能提起读者的兴趣去作更深刻更严肃的追求……所以罗斯金说得好，他说在欣赏艺术时有两种经验：一个叫做Aesthesis就是美感，即吾人对于愉快之本能的感受，一个叫做Theoria，就是对艺术崇高的虔敬的认识。”可见作为文学家和翻译家，梁实秋认为译者不仅要充分了解作者的艺术，还要充分了解作者的思想体系与情感的质地，追求艺术的道德力量。梁实秋认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不仅具有感官美，而且具有净化人们心灵的不可抗拒的道德力量，莎士比亚是为道德而艺术的剧作家，他把艺术看做是作品的外在形体，而道德却是它的本质或灵魂，有德才有美。因此梁实秋与莎士比亚心以理应，通过翻译莎士比亚作品传承人性、理性与道德三位一体的价值理念。

二、译《莎》过程中推崇美的简约原则

梁实秋认为简约就是一种美，这与孔子的“辞达而已矣”

的修辞标准是一致的。“辞达而已矣”就是言语能通情达意就可以了，它与“巧言乱德”的观点并不矛盾。孔子反“巧言”重在强调言语内容的道德评价，而“文巧”重在强调言语的功用。孔子的语言观可以说是既“达”

而又“文巧”，也就是尽善尽美，即“中庸”。梁实秋极力主张行文的朴实自然，他说：“固然，绚烂之极趋于平淡。但是那平不是平庸之平，那淡不是淡而无味之淡，那平淡乃是不露斧之痕的一种艺术韵味，与那稀松平常的一览无遗的标准语文是大不相同的，文学的语文之造诣，有赖于学力，亦有赖于天才。而且此种语文亦只求其能适当，雕琢过分则又成了毛病。”文学翻译与文学创作一样，质朴也可以表现复杂的美。作为译者，不必为了寻求美而刻意雕饰，而要善于激活原作在大脑中产生的审美信息，使译者的审美体验与原作者的审美体验相融合。比如说，梁实秋在译《莎》时穿插使用了文言。古今汉语一脉相承，文言之美在于古朴典雅，简洁庄重。梁实秋是文学大师，从少年时起就形成的一种以文言为本位的语感倾向奠定了他行文的基本格调，因此他使用白话时，形成了一种书卷味很浓的文言语感的潜在意识，由此营造了典雅的语境氛围和语体风格。

请看梁实秋《威尼斯商人》第四幕第一景的一封书信译文(原文略)：

书记　“公爵左右：按奉大札，适在病中：幸贵介来时，有罗马青年博士名鲍尔萨泽者，亦来舍间探视。仆遂将犹太人与商人安图尼欧一案之始末缘由悉举以告：因共翻阅法典详加研讨：仆之意见，彼已洞悉：益以彼之学问，精湛渊博，非仆所能馨述，故经仆敦促，已允代趋左右，转速鄙怀。敬祈左右勿以其年少而礼貌有疏，因如此少年老成之人，实仆所仅见。专此绍介，即希延纳，如蒙垂顾，当知此人之才非仆所能过誉者也。”

这是贝拉利欧(Bellorio)写给公爵的信：梁实秋使用文言翻译这封书信，庄重谨严，用语正式，符合贝拉利欧博学的身份，增加了行文的内聚力和文调的雅致美。梁实秋认为文言和白话应有机结合才是自然的发展，体现了他那种尊崇传统的态度。可见，语言要走向现代，其表现应该是多元的，不仅要依靠新词和增加外来语，还应依靠传统，推陈出新，丰富自身。只有当语言有较多的传统文化积淀时，它才显得更有品位。在现代语境下恰当地使用文言句式，可以使语言更加简洁匀称、同时可以表现庄重严肃的感彩。

除了使用文言外，梁实秋还使用了不少四字格结构，言简意赅，体现了汉语的行文特色。汉语四字格它是现代汉语传承文言的瑰宝。四字格声调的搭配有很强的规律性，乐音的比例大，平仄的调配也使语言具有温和典雅之致。汉语行文喜四言、八字，多对仗排比等，反映出一种求和、求同的审美心理。

请看《仲夏夜梦》第三幕第二景中的台词：

HERMIA…So should a murdererlook，so dead，so grkn，

DEMETRIUS…Yet you，the murderer，100k as bright，as clear…

梁实秋译文：

荷……这正是凶手的神气，这样的败坏狰狞。

地……但是你这凶手却依然光彩晶莹……

DEMETRIUS…My heart t0 her but as guest-wisesojourned，And now to Helen it is home returned，…

梁实秋译文：

地……我对她的情愫只像是做客天涯，现在对海伦才像是浪子回家……

这几句译文在语气和节奏的抑扬顿挫上都与原文吻合，“败坏狰狞”与“光彩晶莹”显示出荷米亚

(Hermia)与地美特利阿斯(Demetrus)之间的误解。下一句是地美特利阿斯的独白，“作客天涯”和“浪子回家”表达了地美特利阿斯意识到海伦娜(Helena)是他的最爱。四字结构从语音来看，音节整齐匀称，界限分明，辅音和元音交替出现；从内容上看，简练集中、概括力强，而且作为一个突出的视觉特征，显得张弛有度。汉语四字格结构实际是美学上的对称，对称是人类思维中的一个重要的美学原则。梁实秋把握了作品的神韵，体验到作者对主人公饱含的激情，使读者感受到主人公表达心声时的声情并茂。译者把原作者的思想感情、抑扬顿挫的音乐感和节奏感都充分表现出来，原文的美感得到较好的体现。可见，在英译汉时根据表意的需要，使用贴切、自然的四字短语可以使译文具有赏心悦目的美学效果。

总体来看，梁实秋译《莎》集中反映了“普遍的”“永久的”人性，这样的视点集中也可以说是美的简约的表现。

三、译《莎》过程中以再现为主，表现为辅

梁实秋受西方戏剧美学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诗学的影响，在译《莎》时以尽量再现莎剧的艺术性为目的。有关文艺的本质，古希腊人原本就有其普遍的传统的看法，即认为现实世界是文艺的底本，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艺术模仿自然”，但是它是一种在尊重现实基础上的富有主动精神的创作活动。西方古典戏剧受“模仿说”影响偏重于再现，结构属于板块接进式，也就是情节、事件在空间展开，以数个板块的拼合来展现整个剧情，其主要美学倾向是把一切时间艺术空间化，注重冲突和人物，场面集中，强调内容的真实可信，这大概就是西方人的“面”的审美观的具体表现。莎士比亚戏剧仍然受西方古典戏剧观念和审美情绪的影响，戏剧主要由内容取胜；相比之下，中国戏剧深受说唱、歌舞等技艺影响，加重了表现的因素。它不是完全按生活的本来面目再现在舞台上，而是结合着情感表现的某种再现，逐渐形成了以唱、念、打为特征的表演体系，而表演的目的是让观众领略其意境。偏重于表现的中国传统戏剧是要结合形式来欣赏其内容的，它的结构是时间性的连锁式线性结构，也就是用线将情节、事件的小颗粒纵向串联，具有空间因素时间化的特点。人们的审美心理习惯往往是先惊后喜。因此，把不同感彩的表现巧妙地安排在一出戏里，这是我国剧作家常用的手法，集中体现了东方式“线”性的美学观的模糊性。

鉴于西方戏剧和中国戏剧的不同特点，粱实秋的翻译注意了彰显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突出莎剧的艺术特征。相比当时莎剧的汉译，译者对其做中国化的改译则很风行，主要原因是为了配合国情做宣传。自19世纪后半期以来，中华民族处在“救亡图存”的紧要关头，在忧国忧民的文化氛围中，译者往往结合时事，对莎剧故事进行改译。民鸣社演出《窃国贼》时，演员顾无为的许多台词都是对莎剧原作的改编，借以冷嘲热讽地影射当时篡位称帝的袁世凯。莎剧改编在抗战时期更是主流。比如说，“1942年6月，南京国立剧专(前身是国立剧校)在四川江安县公演《哈姆莱特》。导演焦菊隐对剧本作了删节，并着重渲染掘墓人的一场戏(原剧第5幕第1景)，意在突出人民反抗暴政的倾向。”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往往不满足于一般的客观翻译，而是利用各种手段加强对读者的影响，译者通过重组原作的内容、结构，改变叙述者与叙事视角，使译作文本有效地负载译者意图以产生预期的社会效果。可见，翻译目的决定了翻译策略。需要指出的是，对于那些借口翻译的目的，无视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一味归化、随意改译的情况应该区别对待，因为这在客观上会助长曲译、乱译的行为，同时也是对翻译目的论的曲解。译者对原作的审美接受，是由原作引起译者原有的认知结构而做出的反应。诚然，译者不可能完全接受原作的美学信息，而接受部分也要经过译者的理解加工，但是这种加工必须以原作为基础，译者只能在有限的艺术空间里发挥自由，必须时刻把握“显”与“隐”的和谐统一。

中庸全文及译文篇10

关键词 南高学派 民国时期 图书馆事业

分类号 G250.9

DOI

10.16603/j.issn 1002-1027.2015.06.016

南高学派是新文化运动后形成的一个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的部分校友为核心的新史学流派，以柳诒徵为领袖，主要代表人物有陈训慈、缪凤林、向达、郑鹤声、张其昀、王庸和范希曾等，萌芽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期（1919-1923），形成于1928年，消解于1949年。他们以稳固的师生关系为纽带，以柳诒徵的学问和人格魅力为感召，是一个相当紧密的学术流派。他们坚信民族文化的血脉是不可割断的，力主为学以经世致用为鹄的，在中国文化史、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和中国民族史等领域卓然成家。于史学之外，南高学派中人大多有主持图书馆或在图书馆工作的经历，尤其是柳诒徵和陈训慈师徒二人更曾执掌江浙两省省立图书馆，对两省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以往的图书馆事业研究多关注杜定友、刘国钧、李小缘、沈祖荣、王重民和梁启超等的贡献，对南高学派中的柳诒徵、陈训慈、向达和王庸等人着墨甚少。事实上，南高学派在图书馆事业方面也有很多创举。本文即在爬梳相关史料的基础上，论述南高学派于民国图书馆事业之贡献，敬请方家指正。

1 独创性的制度

柳诒徵和陈训慈是民国时期杰出的图书馆事业“经营服务拓展家”，他们在图书馆服务项目上多有创举，其大者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的“住馆读书制度”和浙江省立图书馆的“通年日夜开放制度”。

1.1 住馆读书制度

住馆读书在当下“实尚无所闻”，在民国时期也是极其罕见。据柳诒徵撰的《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国学图书馆各项规章制度中有“住馆读书规程”，凡“有志研究国学之士，经学术家之介绍，视本馆空屋容额，由馆长、主任认可者，得住馆读书”，住馆读书者须缴纳保证金20元、每月住宿费10元、伙食费6元、茶水灯火费1元、仆役费1元。后来收费标准有所更改，住馆读书不再收房租。如此一来，“远方好学之士，可以长期下榻，兼备饮膳，取费与馆友相同，不事盈利，斯诚我国图书馆事业中之创举。”此项“创举”惠及众多清贫学子，同时也方便了诸多学者，郑鹤声、谢国桢、赵万里、张叔亮、蔡尚思、柳慈明、刘镛肌⑽馓焓、徐方域等皆曾住馆读书。住馆读书不仅使得众多学人免于路途上之来回奔波，有更充裕时间从事学术研究，也使得他们有机会可以向柳诒徵请益，而博学的柳诒徵也非常乐于与青年学子互动，指示治学门径。关于此点，谢国桢和蔡尚思都有相关回忆。如身受其惠的蔡尚思说：“柳先生学识既富，品格又高，学者住馆读书，几如受业于门，遇有疑难，可以质叩。盖此公和蔼可亲，且喜奖进贤士”。“此图书馆之‘住馆读书’一办法实最便于学者，惜其他大图书馆尚未知注意及此。”

1.2 通年日夜开放制度

民国时期的绝大多数图书馆因为条件所限，除周一闭馆外，平时晚上开放时间也不长，这对一些需要去图书馆阅览和研读的人来说颇为不便。有鉴于此，以导扬学风，促进阅览，发扬民族精神为己任的陈训慈在与各部门主任商议后，决定逐步延长浙江省立图书馆的开放时间。从1933年8月15日起，大学路总馆将阅览时间延长至晚上9时；1934年5月29日起，总馆上午8时至晚上9时，连续开放；1934年9月1日后实行通年日夜连续开放（特种纪念日停借），其办法如下：（1）大学路总馆阅览借书，全年每日除纪念日外概不停止。（2）总馆开放时间为上午九时至下午九时，日夜借阅。全年除暑期短期间或有特例，余概不因时令而更改。（3）原应付阅览出纳之职员六人，于星期一休息，是日调阅览组内部办公及他组织职员六人应付出纳，此六人则于星期日休息。（4）-月一日至三日新年假，九月十五日本馆总馆成立纪念日，及其他特定之纪念日，全馆休假，先期布告停阅。（5）应付出纳职员每人服务八小时，每日分为三班，每人各任二班。（6）阅览人有欲在馆午晚膳者，得预告而代办，在会客室用膳。这种“通年日夜开放”制度，为读者来馆借书阅览提供了更多的时间选择与便利。当时的《福建教育周刊》曾对此加以报道，认为：“国内各公立图书馆，除北平图书馆全年每日开放以外，大抵每星期有一日例假停阅，其日期多在星期一，今该馆打破例假，似足为国内图书馆开其先声”。

2 馆史撰写

馆史的撰写无疑有助于传承本馆的历史和精神，有助于社会民众对该馆有一大体认识，有助于提升图书馆的社会知名度。历史学科背景的柳诒徵和陈训慈无疑在这一方面有独特优势，他们在出任图书馆馆长后先后撰写了《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和《浙江省立图书馆小史》。

2.1 《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

柳诒徵在1928年执掌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之初，就以一个史学家的卓识，编撰了《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以下简称“《小史》”），内分缘起、沿革、环境、图书、目录、人物、经用、规制等章节，虽名为“小史”，去掉勘误表和插图等亦有86页之多，保存了很多史料。如第九章规制，先列举了江南图书馆时期的馆藏编目归架章程等，又详列了当时现行的各项规章，计有：第一章总则、第二章保管部规程、第三章编辑部规程、第四章阅览部规程、第五章传钞部规程、第六章访购部规程、第七章印行部规程、第八章参观规程、第九章住馆读书规程、第十章附则。该《小史》出版于1928年，早于金陵大学图书馆的《金陵大学图书馆概况》（1929）和洪范五的《廿年来之清华图书馆》（1931），这充分体现了柳诒徵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自觉，也开创了我国高校图书馆馆史编撰之先河。1929年10月，民国大学区制取消，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定名为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柳诒徵的《小史>实又开创了省立图书馆编撰馆史之范例。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柳诒徵“所采用的史志笔法，不但使资料无逸，尤彰显出文化中心地带图书馆事业兴起的缘由与过程，堪称中国式图书馆史著作的典范。”

2.2 《浙江省立图书馆小史》

1932年，陈训慈出任浙江省立图书馆馆长后，也仿照老师柳诒徵之例，撰写了《浙江省立图书馆小史》，“举本馆渊源变革之大事，略述为篇，以彰往绩，而谂当世”。内分藏书之渊源、浙江藏书楼之创设、浙江图书馆之成立与官书局之归并、孤山馆舍之建筑与图书馆文澜阁之合一、浙江公立图书馆之演进、文澜阁四库全书之抄补完成、改称省立图书馆与扩充组织、馆舍之增辟与现制之确定等节，并附录“浙江藏书楼碑记”、“浙江巡抚增韫请建浙省图书馆疏”、“浙江省立图书馆大事年表”和“本馆历任馆长一览表”。于较有系统的馆史之外，陈训慈也曾专文介绍与浙江省立图书馆馆藏有极深渊源的丁氏兄弟，如《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和《丁氏兴复文澜阁书纪》等，以为馆史之补充。

柳、陈师徒二人关于图书馆“小史”之撰写，实开今南京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两馆馆史编撰之先河，即使在民国时期亦为少见之开创性举措。两馆之“小史”是中国近代图书馆学里程碑之作，“它们保留了丰富的图书馆学史料，且出自名家之手，研究水平、写作方法都昭人以法式。”

3 创办馆刊

馆刊的创办，除了绍介本馆情况外，实有助于与其他馆和社会互通声气，增进了解，提升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学术地位。

3.1 《国学图书馆年刊》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年刊》创刊于1928年12月，停刊于1937年10月，共出版10期，时间跨度长达10年，这在近现代图书馆期刊史上也是颇为不易之事。所设栏目一般为插图、专著、题跋、表格、簿录、纪事、案牍等，专著是最能体现该刊特色的栏目。通观十年的“专著”栏目，所刊发文章透发着较浓的传统气息，如柳诒徵的《卢抱经先生年谱》、向达的《唐代刊书考》、范希曾的《书目答问补正》等。关于此点，亲炙柳诒徵的陈训慈已然发现，并有独到的见解。“各期之内容，大抵以史学考订、校勘目录之专著为多，与《山东省立图书馆馆刊》之富于考古色彩者不同，而与《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之专以考订著者又微殊。盖庋藏图籍性质之影响，与主持人为学互有不同，所表见者自各有其独至矣。”

3.2 《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等

陈训慈掌馆时期的浙江省立图书馆出版刊物较多，有《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文澜学报》、《图书展望》等，这在省立图书馆中极为罕见。《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创刊于1932年3月，初为月刊，年出8期合为第1卷；1933年2月改称《馆刊》，发行周期由月刊变为双月刊，终刊于1935年12月，出版了2-4卷18期。其宗旨有五：一为记载馆务以自省职责而求社会之教督也；二为传达消息、互通声气以促事业之进展也；三为辅助阅览以增加本馆之效率也；四为研究讨论以实施辅导县市之职责也；五为提倡读书以期成学术救国之大愿也。《文澜学报》以研究中国学术、阐扬浙江文献为宗旨，创刊于1935年1月，1937年6月停刊，共出3卷7期6册，其中第2卷第3、4期合刊为“浙江省文献展览会专号”。有通论、专著、译述、书评、序跋、杂著、馆藏善本书志、特载、文苑、书林等栏目，章太炎、黄侃、柳诒徵和陈训慈等人都有文登载。《图书展望》于1935年10月创刊，1937年6月终刊，共出2卷20期。该刊不同于《馆刊》和《文澜学报》，针对的是普通民众，希望社会大众形成读书的风气，所以所设栏目多为学术短评、读书问题讨论、学者介绍、参考资料、图书介绍、新书月报、文化简讯、本馆情报、读书通讯、杂俎。以一馆之力，创办了兼顾普及与提高的三份刊物，陈训慈及其浙江省立图书馆同仁所付出之艰辛可以想见。图书馆史专家谢灼华就认为浙江省立图书馆创办的众多刊物是当时图书馆刊物中的重要刊物，是当时的核心期刊。而且，因为陈训慈认识到了江苏省立图书馆馆刊传统色彩浓厚，没有介绍和传播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所以在自办刊物中对图书馆学相关内容多有涉及，如《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含《月刊》）共刊载关于国外图书馆事业的译文17篇，研究各类型图书馆的论文有10篇。

另外，向达等人也参与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的编辑和出版，且多有鸿篇巨制刊登于该刊。1934年，“以向国内外人士传达中外学术界之消息，藉谋万国人士在知识上之谅解，以为人类和平辟未来之新路”的《图书季刊》创刊，向达与谢礼士、翟孟生、曾觉之、顾子刚等任编辑，内容有专论、新书之批评与介绍、学术界消息、西书华译目录诸项，陈垣、钱穆、胡适、孟森、王重民、顾廷龙、王庸、贺昌群、谢国桢、刘节、罗尔纲、闻一多、孙楷第、白寿彝等都有论著刊载于此。关于此刊的学术价值，期待民国图书馆史研究者能加以重视和探究。

4 书目编写

书目的编写既有利于统计馆藏，又便于读者寻书，所以民国时期的图书馆多编有图书书目。南高学派在编写馆藏书目之外，对传统目录学也有阐发和弘扬。

4.1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

编写馆藏书目主要是为了方便读者寻书.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原来也编有书目，但已经不能真实体现该馆馆藏现状，所以柳诒徵上任后就启动了《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的编纂工作。该总目主要是由柳诒徵高足范希曾和王焕镳二人合力完成，先由范希曾发凡起例，成经史别集目若干册；范希曾病逝后由王焕镳继之，最终编成由经、史、子、集、志、图、丛七部组成的煌煌巨制。该目录“上法班刘，下规‘四库’，旁参西士时贤之论，范围群言而不过，通乎古今之道而知善善从长，因时制宜，未敢媛媛姝姝奉一家之言，终古不肯变也。”“因时制宜”是该目录的最大特色，也体现了南高学人在目录学领域既不一味趋新，也不一味守旧的特点，是所谓“基本上守四部之旧垒，而在分类上同时作出了新的突破”。当时国学图书馆馆藏的最大特色就是传统古籍较多，所以有论者以为该目录“是结合馆藏的实际情况而定的”，并且为此后的南京图书馆古籍部的特色馆藏方志典藏奠定了基础。

4.2 《浙江省立图书馆图书总目》

陈训慈执掌浙江省立图书馆后也启动了馆藏图书目录的编纂工作，在王勤帧⒔鹛煊巍⒄庞衙贰⒙藜液椎热说呐力下，于1935年初编成《浙江省立图书馆图书总目》（中日文书第一辑），分上、下两册，分别于同年4月、次年3月出版。该目汇编了当时馆藏图书，除文澜阁本《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及其他善本图书，本有旧目尚待重编者，一律合并分类编目，“每书著录书名、著者、出版年、出版者等，并一一注明每种书分类号、册数、复本数及收藏处（总馆或分馆），具有馆藏目录和读者目录双重功能。”同时，“为了检索便利计，更依书名与著者之笔画次序混合编成索引二册。”犹如与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在馆刊内容上的差异一样，浙江省立图书馆所编目录并没有采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而是以新式图书分类法来编排目录。上册包括总类、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语文学五大类图书，下册包括自然科学、应用技术、美术、文学和史地五大类图书，共计十类。

4.3 王庸、向达与目录学

王庸在任北平图书馆舆图部主任时，曾与茅乃文合作编纂了《国立北平图书馆中文舆图目录》及其《续编》和《中国地学论文索引》及其《续编》等。关于《中国地学论文索引》，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认为，“不独地理学者，允宜人手一编，他如地质水利政治经济历史社会诸科，均相关及，受其赐者，不在少数。”

向达1935年12月至1936年7月在英国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编中文书目，所编目录以作者和主题来编排，作者目录“按姓氏笔划”编排，主题目录“按皇家图书馆系统（四部分类法）及社会学与宗教”编排，极大地便利了读者。欧洲汉学家戴闻达（J.J.L.Duyvendak）在牛津大学访问时，依托向达所编目录能够非常容易地找到他所想要的书。以致牛津大学汉学家修中诚（R. Hughes）自豪地说：“除了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外，卜德（Derk Bodde）……没有见过像鲍德里这么好的目录。”

4.4 《书目答问补正》与《中国史部目录学》

《书目答问》完成于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缪荃孙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该书以经、史、子、集、丛书五大目分类，丛书目跳出了原有的四部分类法，为其创新之处，另有附录：别录目和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总目。学子据此可以避免出现“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的问题。“书成以来，翻印重雕不下数十余次。承学之士视为津筏，几于家置一编。”正因为学者对其的重视，随着时间的推移，《书目答问》的不足也日益显现。“其书断自乙亥，阅五十余年，宏编新著，影刻丛钞、晚出珍本，概未获载，故在光绪初足为学人之津逮者，至晚近则病其漏矣。”有鉴于此，范希曾“补”了未见于《书目答问》的“宏编新著、影刻丛钞，晚出珍本”1200种左右，也“正”了部分内容之误。柳诒徵认为足以补其“漏略”并承“艺风之传”

郑鹤声的《中国史部目录学》“以中国为主，而兼采西说，用资参证。”该书共分十章，第一章略述中国史书渊源，第二、三章叙述史部位置与源流，第四、五、六章叙述史目流别，第七章叙述刘知几、章学诚、章炳麟、梁启超和柳诒徵诸家分类之说，第八章论史料分类法，第九章以张尔田和柳诒徵为例论史体分类法，第十章为结论：借鉴西方史料审查与分类方法提出今后可行的中国史部目录分类法。民国时期的历史书籍目录学很是少见，郑鹤声此书在史学专科目录学建设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史家姚名达即认为郑鹤声之作“为正史篇目结一总账”。至于书中关于史学专科目录的框架结构和理论建构等方面的时代局限，在上世纪50年代为王重民的《历史书籍目录学》所突破。

5 西方图书馆学译介

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与西方图书馆学的传人有很大关系，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专业图书馆期刊登载文章的变化。如创刊于1915年的图书馆期刊《浙江公立图书馆年报》其实就类似一份“年终总结报道”，有异于现代意义上的专业图书馆学期刊。1920年代之所以会出现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学期刊，和西方图书馆学学说的译介有很大关系。在此方面，向达与陈训慈领导的浙江省立图书馆也颇有贡献。

5.1 向达的译介

向达毕业于东南大学后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先任百科全书委员会编辑，后在史地部审查校对史地类书稿。在那里，向达“博览中外史籍，重点研究从汉唐到明清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并开始涉及‘敦煌学’，翻译了大量资料和学术著作。”也正是在编译所工作时期，向达开始接触到了卡特（T.F.Carter）的著作《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考》（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Westward）并开始了翻译工作。据赵万里言，向达曾将卡特之书译出，并摘载于《图书馆学季刊》，“因请将全书转登，以广流传。向君复书，慨然以译稿第二册见假。”由于某种未知原因，也可能是并未译完，坊间并未见向达译作全文面世，流行的是吴泽炎的译本，题为《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他的西传》（与向达译名稍异），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据笔者所见，向达有下列译文见之于期刊：《纸自中国传人欧洲考略》刊登在《科学》11卷6期；《图书馆学季刊》上有《土鲁番回鹘人之印刷术》（1卷4期）、《日本孝谦天皇及其所印百万卷经咒》（2卷1期）、《高丽之活字印刷术》（2卷2期）、《中国雕版印刷术之全盛时期》（5卷3、4期）、《论印钞币》（6卷4期），另有《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传人欧洲考》译文登载于《北平北海图书馆月刊》（2卷2号）。印刷史大家张秀民著《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补卡特书之不足，即与他在北平图书馆任职时得读向达译文不无关系，他同时认为向达“对印刷史之研究亦有筚路蓝缕之功”。于译介之外，向达也曾撰文介绍过海外图书馆。如他在参观了新加坡的图书馆和博物馆后，写了《新加坡的赖佛尔博物馆及图书馆》-文，“目的只在介绍一个大概，使来游新加坡的人不要放过这一处可看的地方”。

5.2 浙江省立图书馆的译介

陈训慈治史兼重中西，在求学期间更致力于西方史学的译介，在主持《史地学报》“史学界消息”栏目时对西方史学界、出版界的重要变动和消息多有介绍，任教中央大学时更曾讲授西洋通史一课。主政浙江省立图书馆后，他在注重中国传统版本目录之学外，也很注重西方图书馆学的译介。李絮非、陈豪楚、张等人是这一理念的执行者。如李絮非认为：“西洋图书馆史，国内尚乏专书，顾一般读书界于此，似不可不有相当之了解。”所以他翻译了美国学者L.E费伊和A.T.伊顿合著的《西洋图书馆发达史略》、《美国图书馆发达略史》、美国学者欧罗奇阿的《菲律宾图书馆史略》、《波斯之图书馆事业》等文，张慕骞翻译了日本学者坂田吉彦的《意大利图书馆界概观》，张翻译了《静嘉堂文库略史》和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的《书林清话纠谬和补遗》，子越翻译了日本学者坂田野的《英国图书馆概观》。另外，馆刊的常规栏目“图书馆消息”、“出版界消息”、“书报提要”等栏目，对国外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界的动态都有较为详细的绍介，如《馆刊》2卷6期的“图书馆消息”国外部分，就登载有《日本图书馆协会近讯》、《第十次帝国大学图书馆协会讯》、《图书分类法之新倾向》、《日内瓦研究图书馆之组织》、《纽约图书馆举行稿本展览会》等资讯，这些无疑极大地方便了读者了解域外学界的现状，对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颇有裨益。

6 战时图书之保存

图书馆藏书的增加与保护，除了单纯的购置以外，馆员们的访求与对本馆图书的尽心保护也非常重要。和平时期他们访购、修补图书，战时则是竭力保护藏书。本节将重点叙述他们战时保藏馆藏的努力。

6.1 柳诒徵保护馆藏

抗日战争爆发后，馆内藏书，尤其是125种善本古籍面临被日寇劫夺之危险，所以柳诒徵想方设法将最珍贵的善本古籍110箱，妥藏于南京朝天宫内的故宫博物院密库，又将丛书、方志等3万册，水运至苏北兴化罗汉寺和观音阁收藏。普本15万余册，因藏量太大，只好仍留存于龙蟠里馆内。关于柳诒徵保护藏书之艰辛，具见该馆于1948年出版的《C山牍存》。如淞沪会战爆发后，柳诒徵“无日无时不在忧皇悚惧之中，迭经赴省请示，亦未能遽定迁移藏庋之法”。无奈之下，他只能请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院长马衡帮助，“请其顾念同舟，稍分隙地，保藏珍本，以备兵灾”。马衡同意将江苏国学省立图书馆的珍本藏于故宫博物院地宫，并给出了具体的建议。在这样的情况下，柳诒徵等人先将5大箱珍本运藏故宫博物院，后又将其余珍本、善本、写本、刻本等“继续装成一百零五箱，乘敌机来去之隙，赶雇卡车分批运送”，藏于故宫博物院第四库和第二库。日寇投降后，柳诒徵马上致电顾祝同转江苏省主席会商派员接收被劫夺之书籍，“犹恐电文不详，并已详托教部彭君百川，于前项寄存之书及敌伪将全馆所有移贮之书调派旧馆员详切调查，以便归馆。”1945年10月10日，柳诒徵回到南京，“亟向各方调查馆书所在，知寄存故宫博物院地库之一百一十箱及在馆中书楼以及密室所藏悉为敌伪攫取，分存数处。”馆中器具也分别被伪立国师、伪立中央图书馆所占用，也有部分为兵民掠去业已化为灰烬。伪国师占用之器具现暂充临时中学之用，“馆中如即复员，尚须向临时中学商取若干床榻、桌椅、橱架，始可住宿办公。”更令柳诒徵痛恨的是，馆中原藏五大屋清季咸同光宣中江南各机关档案被敌伪“悉数售于民间作然料，现已片纸无存”。为了收回藏书和馆舍，柳诒徵以年迈之躯，四处奔走，其间交涉之艰辛难以想象。此段经历，在其晚年自述中也曾有道及。国学图书馆“书籍、器物荡然无一存，房屋亦为学校所借用。”柳诒徵“各方接洽，努力访求，矢死力争，幸将馆书收回十九万册，房屋器具收回十之七八。”

6.2 陈训慈保护文澜阁《四库全书》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避免文澜阁《四库全书》落入日本人之手，陈训慈和馆内同人于8月4日将阁书140箱、善本书88箱运到富阳渔山石马村赵坤良家保存。后因局势恶化，阁书辗转播迁，地经浙江、贵州和四川数省，时历八载，其间所需的经费之巨和交通工具的保障可以想见。为了解决经费问题，陈训慈曾多次至浙江省教育厅筹措运书经费，但多失望而归。无奈之下，陈训慈只能从自己微薄的积蓄和友人中想办法了。1937年12月15日日记云：“又为运书款绌，已向张晓峰借二百金，自垫二百金，今悉罄，无以应挑工工资，乃往访振公，仅借得六十金，应付颇不易。”文澜阁《四库全书》在1944年12运到重庆后，在渝浙省人士发起组织文澜阁《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此举得到了教育部认可。1946年2月，教育部“聘徐青甫、余绍宋、竺可桢、陈叔谅并派蒋复璁、顾树森、贺师俊七人为委员。指定陈叔谅、蒋复璁、顾树森为常务委员。秘书及助理员可由常务委员自行聘派，或签请聘派。”其后，陈训慈与保管委员会决议将阁书陆运回浙。1946年7月5日，离开杭州已届9年的文澜阁《四库全书》安全运回杭州。亲历其事的毛春翔感慨：“阁书颠沛流离，奔徙数千里，其艰危亦远甚于往昔，八载深锢边陲，卒复完璧归杭，是谁之力与？日陈叔谅先生之力居多。凡人事安排，经费请领，防潮设备之改善，员工生活之维持，以及其他有关于阁书之安全者，皆赖先生主持维护于其间，前丁后陈，并垂不朽。”阁书启运回浙之后，因为当时的浙江图书馆“有萎顿不能维持之势”，势难保护好阁书，是故陈训慈又函恳教育部能“指示”浙江省重视文物保护，增加浙江图书馆的复员经费，“树立中央补助地方社教机关与学术事业之佳范”。关于文澜阁《四库全书》的修护经费，“请教部岁拨专款予浙江图书馆”，“如蒙设法，似可称为‘文澜阁《四库全书》保藏研究费”’。当时陈训慈假定的经费是每月50-60万元，最终教育部补助的特别经费是1500万。因为物价上涨，最终浙江省立图书馆又向教育部申请追加1500万。这些经费的到位，对修护文澜阁《四库全书》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7 余论

限于学科背景等限制，南高学派并不长于图书馆学理论，但他们却在民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留下了浓重的色彩，这无疑很值得我们深思。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二：

7.1 经世致用的治学特色

南高学派治学追求求真与致用的统一，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致用。正如柳诒徵在强调历史研究的目的要对国家社会有用时所说的那样：“我们研究历史的最后目的，就在于应用。不但用此以处理一己之事，且可因此以推之各方面。……即所谓一隅反三，并不限定与历史上有同样的事实，而我能藉此以推知未来，或者因此而另组成他种学问。”图书馆学即为他们在此种理念下“重组”而成的“他种学问”，而他们的图书馆事业则是经世致用理念下的具体实践。由于中国当时内忧外患，南高学派于图书馆事业更有着异于他人的紧迫感。因为图书馆不仅要服务专家学者，还要服务普通大众，以期能“推动一切事业，以增厚民族生存的力量”。

7.2 柳诒徵的垂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