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国自由行十篇

泰国自由行篇1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实施民族自治，一批自治区（州及县）陆续成立。1953年，云南省所属的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州）成立。令人诧异的是，这一完全属于中国内政的事件，在当时却引发了一场外交风波。

自治区的成立：一石激起千层浪

1950年2月，在凌厉的攻势下，云南西双版纳境内的军队全线崩溃，西双版纳宣告解放。鉴于西双版纳内部民族关系的复杂，为了稳定该地区的局势，争取广大少数民族，中共中央决定在该地建立自治政府，实施民族自治。次年5月，中共云南省委和省政府派人到西双版纳召开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会议。普洱地委、专员公署根据云南省委的指示，召开民族工作扩大会议，邀请召存信、刀学林等进步傣族上层人士参加。经过反复商讨，会议决定在西双版纳建立以傣族为主体的专区一级自治区（傣族人口占52%），首府设在景洪，并改为“允景洪”，意为“黎明之城”。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筹备，1953年1月17至23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第一届一次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允景洪召开，出会的正式代表有416人，包括了傣、哈尼、布朗等12个民族。经过大会充分协商与讨论，决定选举召存信（傣族）为西双版纳自治区政府主席，西双版纳自治区（1955年后改为自治州）正式宣告成立。

此次大会异常隆重。23日早晨，傣、哈尼等民族1万多人汇集到允景洪中心广场，与代表一起庆祝自治区人民政府的成立。广场的西南角搭起了一个可以容纳50余人就座的主席台，台上悬挂一条十分醒目的横幅，以傣、汉两种文字书写“庆祝西双版纳自治区成立大会”。大会上，召存信宣布：“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正式成立！”会上还按照傣族的传统习俗，举行了隆重的“拴线”仪式，以示信义与忠诚，佛教界的僧侣们为新当选的自治区领导举行了念诵祝福经和“滴水”仪式。随后，在广场上还举行了民族歌舞表演和斗鸡比赛、大象拔树比赛，在澜沧江上举行了盛大的划龙舟比赛。

常言道，几人欢喜几人愁。正当西双版纳各族人民沉浸在喜悦之中时，毗邻的泰国和大洋彼岸的美国，对此却食不甘味、夜不成寐。实际上，泰国和美国也一直在密切关注着西双版纳自治区的成立。

泰国之所以密切关注自治区的成立，主要缘于当时尚处于敌对状态的中泰关系。1947年通过军事夺取政权的銮披汶政府采取了依附美国、敌视中国的态度，并拒绝承认新中国，还公开宣布中国为泰国的“唯一敌人”；而中国方面则在“一边倒”的外交格局下，也将泰国视为美国的“鹰犬”与“侵略帮凶”，并允许在泰国政治斗争中失败而以“政治避难”为由来华的泰国领导人比里·帕侬荣居住在北京，帕侬荣则始终坚持反对泰国现政权，呼吁泰国人民起来这个“美帝国主义的傀儡”。

由于傣族广泛分布于云南、中南半岛乃至印度的阿萨姆邦等地，是在民族语言、文字、习俗等方面有着密切联系的一大族群，而又因此时对立的中泰关系，中国在1953年成立的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顿时使泰国产生了严重的危机感，认为中国此举意在鼓动傣族民众起来反对泰国现政权。因此，在2月26日，泰国官方举行的新闻会上，泰国总理銮披汶声称新中国此举是针对泰国而建立的一个傣族“自治国家”，为泰国的政治流亡者提供活动舞台，意在仿照南北韩、东西德模式建立“两个泰国”。紧接着在3月和5月，泰国外交部长旺亲王也对西方媒体表示，由于共产党在云南建立了一个“泰族国家”，即可能将“侵略”泰国。

而此时的美国也同样在密切关注傣族自治区的建立。2月15日，美国驻泰大使斯坦顿致电国务院，详细报告了中国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成立的情况，认为中国即将在傣族中“发展族群民族主义情绪”，以便将来可以在老挝、缅甸、泰国“煽动和动员政治背叛”。同时，美国官方也积极撰文，发动东南亚相关国家“赶快举行一次会议，来决定如何对付颠覆活动”。在美国的鼓噪下，一时之间，泰国内部关于中国西双版纳自治区的争论持续升温，引发了国际上的强烈关注，而中国方面也在积极采取措施，消除不利影响。

中国方面的应对

针对泰、美两国对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问题所散布的谣言，新中国当即进行了驳斥。1954年8月至1955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泰国亲美集团捏造谎言进行诬蔑性宣传，目的在于维持紧张空气并转移泰国民众的视线》等文，指出“美国侵略集团又发动诬蔑中国的宣传，硬说中国的傣族自治区是所谓自由泰国的中心，借此来无中生有地制造所谓泰国边境的紧张局势，是为了把柬埔寨等三国拉入东南亚侵略集团”，认为泰国等关于中国“侵略意图”的主张，“只不过是用来遮掩美国侵略的烟幕”。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新中国对于周边安全也有了更为清醒的认识，改变了以往将一些国家视为西方帝国主义阵营成员的看法。1954年，中国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也为缓和处于紧张状态中的中泰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中共中央对泰国的看法也日渐趋于实际，并对泰、美两国的关系进行了客观分析，认为泰国虽然参加了美国筹划的军事集团，但在利益关系上与美国也存在矛盾的一面，因此泰国是可以争取的。此时恰逢日内瓦会议的召开，为中国处理中泰关系提供了一个有利条件。

1954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方针，在会上明确表示，“中国在日内瓦要和平，对泰国这样的国家，也要进行工作”。9月23日，也公开表示，不但中国对泰国的“侵略危险”完全是虚构的，而且认为中国与泰国不能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的观点也是毫无根据的。10月至12月，和在会见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和缅甸总理吴努时，也托他们转告泰国，中国愿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在和吴努的会谈中还说：“泰国对我们很不友好，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很想和泰国建立关系，搞好关系。”针对所谓“自由泰国”的问题，他称“我们并不想搞‘自由泰国’，也不想打进泰国。这样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我们不是如此想的，不是如此准备的，也不是如此干的”。为了彻底打消泰国的疑虑，还希望泰国相关人士“到我们的傣族自治区去看看”。

中国领导人释放的善意，也使泰国方面的看法发生转变。但因1954年7月29日及30日，泰国流亡政治家比里·帕侬荣在《人民日报》和北京的广播电台发表文章及演讲抨击泰国现政权，他呼吁泰国人民“发动一场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泰国政府的斗争”，这使泰方对于中方的态度始终怀有疑虑。直到1955年举行的亚非会议上，中泰两国领导人终于有机会就此问题面对面地交换意见，这才促使了中泰关系的正常化。

在亚非会议过程中，“自由泰国”问题再次成为与会者关注的焦点。泰国外长旺亲王在会议发言中称，在中国的幕后指使下，泰国政治流亡领袖比里·帕侬荣正在中国云南组织和训练傣族人和讲傣语的中国人，准备对泰国“进行渗透和颠覆”。针对泰国方面的指责，就中国的立场与态度进行了解释，表示傣族自治区只不过是中国境内众多自治单位中的普通一员，并没有威胁邻邦的意图。同时，他还在会议期间，利用各种机会同泰国代表团进行接触，并就他们非常关心的比里·帕侬荣问题进行了解答。

4月23日，在与旺亲王的会谈中表示，比里·帕侬荣现住在北京而不是在云南，中国只是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给予其提供政治避难。他还就去年帕侬荣在中方报纸与电台中攻击泰国政府这件事表示了歉意，并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再次就西双版纳自治区问题进行了解释，称此举并不是要建立一个针对泰国的颠覆和渗透中心，中方更不会利用它来进行反对泰国的行动。同时，还热情地邀请旺亲王到西双版纳自治区参观访问，以便亲眼证实。

在中方的努力下，泰国朝野对此的态度也发生了直接转变。泰国首相銮披汶公开称亚非会议“合乎泰国的意旨，泰国对中国的疑虑逐渐在消除”。而与会的泰国外长旺亲王也在记者招待会及向国会作报告时表示帕侬荣“只是以政治避难者的地位在中国居住，中共并无给予政治上之任何援助”。同时，在泰国民间，关于中国即将“侵略”泰国的谣言也随之消弭。

风波的平息

在双方误解逐渐消弭的同时，中泰两国之间官方的交往也随之频繁起来，使西双版纳自治区成立而引发的中泰纠纷得以最终解决。亚非会议后，泰国开始准备与中国进行正式接触。1955年12月，泰国政府派遣由庵蓬、沙因等4人组成的秘密使团访问中国，目的是为当月泰国首相銮披汶访问缅甸期间与中国代表团进行直接谈判事宜与中方交换意见，同时对中国进行初步考察。12月21日，接见该代表团时首先就谈到了中国境内的傣族问题，他还建议代表团在返回泰国途中顺道访问云南，查看实际情形。

12月17日，中方代表在缅甸与泰国代表会谈时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同时也欢迎泰国派出代表前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访问。对此，泰国代表乃讪表示：“我可保证泰国并不怀疑和顾虑这些问题。这是美国从中挑起来的。”自中泰秘密会谈之后，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也不断活跃起来，充分体现了“人民外交”的优势。

据不完全统计，自1956年1月至1958年10月，先后有24个泰国代表团访问了中国，他们几乎都受到了中方领导人的接见。这些代表团来自泰国议会、文艺、工会、经济贸易、宗教、新闻、体育等领域，而其中最著名的是泰国经济人党党魁努七率领由12人组成的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问团。在与其会谈中再次对中国成立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区的目的、帕侬荣在中国的政治地位进行了详细说明，同时针对一个关于中国军队聚集于傣族自治区的谣言进行了澄清。他建议代表团去自治州看一看，该地有没有驻扎几十万军队，并希望他们回去后转告泰国人民中国方面的友好态度。

该代表团在访问期间，还参观了中央民族学院并和傣族学生座谈，同时与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的西双版纳傣族委员进行座谈，详细询问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对自治州的状况作进一步了解。代表团成员纷纷表示，“中国要侵泰之说是无稽之谈”，“有人造谣说傣族要侵略泰国，简直太荒谬了”。

在中方的安排下，1956年1月27日至29日，秘密访问中国的泰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此时已由区改为州），州长召存信向代表们详细介绍了自治州的情况，副州长刀有良还陪同他们参观了景德工厂、缝纫厂、贸易公司门市部、民族医院等，代表团成员对此深有感触，说：“我们在外面听说，西双版纳驻有的50万大军，随时准备进攻泰国，但我们沿途就没有看到一辆军车。”他们还在中方的宴会上致答词说：“泰国是一个小国，由于另一个强国的阻挠，使我们不能和中国接近”，“事实和谣言是相反的。”表示他们愿意回去后把自己所了解的告诉泰国人民和政府，“使泰国政府改变政策，对中国采取正确的政策”。

除此之外，泰国方面还派出了新闻工作者、贸易、青年等代表团前来中国，了解相关情况。这种“人民外交”的方式，在缓和中泰关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些泰国代表团的到来，也直接加速了此次中泰纠纷的结束。

泰国自由行篇2

泰国人民的礼仪都沿用佛教的礼仪，全国有26万多和尚，一殷每个20岁左右的男子都要当3个月的和尚，最短也要出家3天，才能取得成年人的资格，王族亦不例外。泰国有寺庙四万多，佛塔10万多，寺庙之多在东南亚首曲一指。泰语为国语。首都曼谷(Bangkok）。

现泰王国实行君主立宪，内阁制。内阁掌行政权，由40位阁员组成。1978年12月22日，泰国实施新宪法，国会为两院制，参院225人由总理及参院主席提名，由泰王任命。众院324人，由民选产生。泰国是东盟（ASEAN）成员国。

泰国地处东南亚，海岸线绵长，寺庙众多，为了增加外汇收入，泰国政府十分重视旅游事业，在首都曼谷和巴堤雅建立了许多旅馆和旅游设施，招揽国外游客。1987年泰国定其为旅游年，来泰国旅游者达350万，外汇收入近20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32％。旅游业成为泰国的一棵摇钱树。

泰国人喜爱红、黄色，禁忌褐色。人们注意到广告、包装。商标、服饰都使用鲜明颜色，并习惯用颜色表示不同日期：星期日为红色，星期一为黄色，星期二为粉红色，星期三为绿色，星期四为橙色，星期五为淡蓝色，星期六为紫红色。群众常按不同日期，穿着不同色彩的服装。过去白色用于丧事，现在改为黑色。泰国的国旗由红、白、蓝三色构成。红色代表民族和象征各族人民的力量与献身精神。白色代表宗教，象征宗教的纯洁。泰国是君主立宪国家，国王是至高无上的，蓝色代表王室。蓝色居中象征王室在各族人民和纯洁的宗教之中。

俗话说，“入国问禁，入乡随俗”。凡是初到泰国访问，经商的人，必须注意遵守泰国人的风俗礼节，不然很容易发生误会。泰国人认为门坎下住着神灵，千万不要踩踏泰国人房子的门坎。

历史上，泰国人经商一般不喜欢冒险，小心谨慎，宁可依靠自己的力量，积少成多地发展，也不愿大刀阔斧，大数额地贷款，大范围地投资。由于过分地谨慎，不轻易相信别人，故很多企业部带有浓重的家族色彩。泰国商人十分注重人际关系，在他们看来，与其你争我斗，费尽心思才获得一些利益，倒不如把这些利益让给给那些诚实而富于人性的对手。对于商品，他们重视质量甚于牌子，只要商品货真价实，既使是名不见经传的产品，也能获得认可。此外，同大部分的华人一样，同样很考虑面子，十分重视别人对自己的外观看法，如能让对方获得心理上的满足，无疑可以使洽谈在十分融洽的气氛中进行。

人们说泰国是“微笑之国”，他们对外国人特别和蔼可亲。生意对象几乎都是华侨系统的企业，和其他国家的华侨一样，做生意要基于对个人的信赖，形式上的契约书依然有被轻视的倾向。市区大道混杂紊乱，早晚不用说，即使白天也经常是拥挤不堪，行动上相当费时。

在泰国，在众目睽睽之下与人争执，咄咄逼人的表现会被泰国人认为是最可耻的行为。由于左手被视为不洁净，所以交换名片，接受物品，都必须使用右手。

访问政府办公厅宜穿西装。商界见面着衬衫，打领带即可。拜访大公司或政府办公厅须先约会，准时赴约是一种礼貌。宜持用英文、泰文、中文对照的名片当地两天即可印妥。

泰国人非常重视人的头部，而轻视两脚，认为头是灵魂所在，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切记勿触摸别人的头—即使是摸小孩的头也不行（中国人常常因为喜爱孩子才去摸他们的头）。泰国人认为头部被他人触摸是奇耻大辱。又如长辈在座，晚辈必须坐在地下，或者蹲跪，以免高于长辈的头部，否则就是对长辈的不敬。坐着的人也忌他人拿着东西从自己头上过。如果用手打了小孩的头，认为一定会生病。泰国人睡觉时不能头朝西，因为日落西方象征死亡。泰国人死后才将头部朝西停放。因此，泰国人盖房子时习惯正面朝北，这样睡觉时便可头向南边。

泰国人特别尊崇佛祖和国王，佛祖和国王在泰国人心目中是至高无上的，切不可当着泰国人面对佛祖和国王说轻率的话。

在泰国人面前，盘腿而坐或以鞋底对着人是不礼貌的。无论是坐着还是站着，不要让泰国人明显地看到你的鞋底。商务谈判坐下时，千万别把鞋底露出来，因为这在泰国被认为是极不礼貌、极不友好的表示。脚除了走路之外，不可作其他用途。如用脚提门，会受到当地人的唾弃。用脚给人指东西，也是失礼。

泰国人很难对一种事做出决断，外人千万不要表现出不耐烦。商界招待，细密而累人。和泰国商人相处，不要夸耀自己国家的经济，不要盘问对方有几个太太。

在泰国最好携带旅行支票或本票，少用现金。泰国治安情况不算太好，应避免在夜间单独行走或搭乘流动计程车。

在泰国，游客如果对寺庙，佛像、和尚等做出轻率的举动，就被视为“罪恶滔天”。拍摄佛像尤其要小心。譬如，以为佛像好大，觉得好玩，人就骑到上面，很可能就会惹出大风波。曾有观光客由于跨上佛像拍照而被课刑。进入泰国人的私宅或寺庙，务必脱鞋或草履。从进入寺庙的门口开始，你得赤腿而行。到当地人家作客，如果发现室内设有佛坛，你得马上脱掉脚上穿的鞋和袜，戴帽子的人也必须立刻脱去帽子。和尚的地位，崇高无比，因此，客商必须“入境随俗”，不能大意。为了接待和尚，洽谈业务的事往往只好让位。在泰国观光，到处可见卖佛像的工艺品店，买到佛像要十分敬重，切不可当它是一种，随意放置或粗手粗脚地动它，这种行为会引起泰国人的不快。泰国对酒类贩卖时间有规定：凌晨2点以后，不准再卖酒，这是国家的法律。

除非在相当西化的场合，泰国人见面时不握手，而是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初到泰国，要注意当地人所行的合掌见面礼，泰国话叫做“Wai”，外人也可以照样行礼，双手抬得越高，越表示对客人的尊重，但双手的高度不能超过双眼。一般双掌合起应在额至胸之间，注意，地位较低或年轻者，应先向对立致合掌礼。唯和尚可不受约束，不必向任何人还合掌礼，即使面见泰王和王后，也不用还礼，只是点头微笑致意。

泰国人不是按姓来称呼对方，如“陈先生”、“李先生”、“张女士”，而是称“建国先生”、“章达先生”、“秀兰女士”。到泰国人家作客，进屋时先脱鞋。在和泰国人的交往中，可以送些小的纪念品，送的礼物事先应包装好。送鲜花也很合适。

泰国自由行篇3

本文分析了泰国在经济的高度发展后起其政治体制依然没有重大变化的种种因素，指出泰国独特的官僚体制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并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经济发展更为困难。

关键词：泰国， 经济发展， 官僚制，政治发展。

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历来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课题。贫穷的经济基础上无法建立稳定的政治秩序和民主体制，经济发展的成就会造成政治方面的积极变化，均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然而泰国在高速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原来的既得利益集团不仅很容易地将经济发展的成果据为己有，而且依然大体上保持着旧有的政治体制，形成一种经济方面的高速发展与政治方面的低度发展同时并存的奇特局面。从而对传统的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

作为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亚洲第五虎"，泰国这种独特的现象越来越引起致力于发展研究的学者的兴趣。在东南亚主要的五个发展中国家，泰国的政治发展问题最为突出，其政府更迭的频繁及军事的频率之高也令人惊异。1932年至1992年，泰国共发生了19次，13次成功。同一时期，20位首相相继组建了48届内阁，其中24届内阁属军人政府，8届是军人为主的政府，16届为文官政府；共通过了15部宪法；举行了18次大选。从1932年到现在，泰国有80％的时间处在军人的统治之下。最近的军事发生在1991年，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冲突。[1]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泰国的经济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并且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1951年到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由282亿铢增加到571亿铢，年增长率为7.4％；1960年－1970年，泰国的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8.4％；1970－1982年为7.1％。世界银行《1983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泰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发展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2]

泰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政治的低度发展，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政治的动荡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政治的低度发展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为什么泰国在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的情况下政治体制依然大体保持原样？本文试图从如下一些方面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索。

泰国的官僚行政机构

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政治决策机构和决策实施机构的权力杠杆往往向后者倾斜。政治组织软弱分散，其应有的政治职能多落入官僚手中。第三世界国家中军官与文官之权力斗争十分激烈，许多学者认为这种权力之争将危及国家的政治稳定、经济增长、行政效率和民主发展。在所谓的西方民主国家中政策只能由政治的、非官僚机构制定，而官僚只是政策的执行者；官僚必须受到前者的制约。发展中国家的政治观念虽然大多来自西方，组织结构形式上大同小异，但权力和职责的分配却与西方社会有很大差别。在的国家，由于高度的集权，官僚完全被党所操纵，两者已成为一体，没有明确的分界线。而泰国却处在另一种极端的情况之下，军队一直在政治舞台上唱着主角，偶尔有文官执政，也不过是多党联盟，但无论谁执政，具体的行政机构组织却完全把握在行政官僚手中。泰国的非官僚组织，诸如佛教、工会、政党、企业等利益集团，总体力量不强，难以对这种官僚体系构成有力的监督，更不用说对其加以控制。由此可见泰国官僚在泰国政治经济的发展过程占有的重要地位。因此有人认为"泰国是官僚政体，官僚是泰国占有统治地位的政治精英"。[3]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经济发展的成就并未能对官僚的政治结构造成革命性的冲击。

从其结构上看，泰国现在的官僚分为三个层次：中央、府（省）和地方。在中央设有十三个部，部下设司和处，各部有一个部长和一至两个副部长，其中内政部规模最大。在各部之上又设有总理办公室，直接监督十三个司。泰国共有七十二省（府），每省有一个省长，一至两个副省长和一个助理省长。省下设区及相应的区长。区下设镇、村及相应的镇长和村长。虽然省长是一省的最高行政官员，但是不能直接领导内政部所管辖范围以内的官员。地方政府单位包括府行政组织、市政府、区和镇行政组织。这些单位直接由内政部和省掌管，而非自治的独立的机构。在各省设有民选的议会，议会会员每年集会一次，通过年度预算，审核前年的收支。预算来自各省的税收。泰国经济的区域发展极不平衡，一般而言，各省税收极其有限，它们必须通过地方行政司来得到中央政府的拨款和贷款。各省在财政上都不得不依赖中央政府。泰国各级地区性政府均由内政部所设，并在内政部向心力的影响范围内运行。中央政府除了以财政手段外，还在各地区任命中央政府代表，以加强控制。市议会是民选议会，每当国民议会解散之时，市议会也得解散。而且内政部有权在市议会和市长之间发生冲突之时，解散市议会。而曼谷市议会成员、市长均由中央政府任命。也就是说，中央官僚对全国行政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力。

泰国官僚主要来自武装部队、警察和民政领域。泰国武装部队，尤其是陆军的优势地位可从内阁这一权力中心中清楚地体现出来，在1959年至1974年的内阁成员中，38名成员来自军队，103名成员来自民政领域，（这141名成员均为官僚），只有四名非官僚成员。仅在1957－1976民主时期，非官僚内阁成员（35名）超过了官僚成员（23名）。然而内阁主要职位、总理、内政部长和国防部长均由军队首领所垄断，在1932年后的四十八年里，39年由军官担任首相，9年由文官担任首相。而既使在文官当政时，国防部长的职位也一直由军方把持。

民政包含内政部、财政部、农业部、通讯部、教育部和总理办公室，这六部的行政对军队并不构成威胁，相反，行政成了军队的同盟，两者一致认为秩序是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美国学者斯芬指出，泰国行政和军队对于官僚制度有着共同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观"不是以成就目的（生产力、理性和效率）为取向，而是以社会制度的维持为目的"。[4]发展和秩序并不矛盾，后者为前者提供了基本的必要条件。泰国虽经反复的政治动荡，但其社会体制并无多大变化。我们所见到的是塔尖人员的不断交替，而权力塔的基层从未受到冲击。这种官僚体制的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社会体制的稳定性。一般来说，军队不干预行政职能，而文官也不进入安全领域。官僚的各个组成部分拥有共同的观念，如尊重权威、高度区别的上下级关系、以地位加以规范的行为、"了解个人的位置"观、尊从而非武断、遵守而非主动等等。这些共同的观念使得军队和行政的劳动分工能被双方接受。这种劳动分工的观念不仅在军官和文官之横向上，也在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纵向上得到体现。

文官是泰国官僚的主要组成部分，泰国内政部曾做过统计，1981年泰国5100万人口中，有799.491人是文官（其中还不包括国营企业任职的干部等）。进入90年代，由于行政管理的需要，文官人数迅速增长。泰国文官制度主要是在19世纪末朱拉隆功行政改革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1928年"文官法"的颁布标志着泰国文官制度的正式确立。1928年颁布的"文官法"规定①成立"贯彻文官法委员会"，负责招聘选拔文官和文官的人事管理。②通过公平竞争考试以招聘和选拔文官。③取消官衔制，建立职位分类制，根据个人的职务，职责、工作质量和数量确定文官的工资。④文官的晋升是以才能而不是以资历为基础。[5]文官法后来虽多次修订，但公平竞争考试招聘文官和以才能晋升的原则并未改变。

目前泰国文官制度在管理制度上有几大特点：① 官衔分类制和职位分类制并存。根据职位分类制，除王室外，泰国的高校、科研单位和警察部门等也实行官衔分类制。一般来说，级别、官衔与物质利益直接挂勾。② 沿袭1928年文官法，文官的招聘和选拔必须经过公开竞争考试。任何符合条件者均可报名参考，机会均等，获得政府奖学金者或文官学校的毕业生可以不参加招聘考试，但必须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方可成为文官，考试的公正性是无可非议的，除了极少数专业（如安全部及与国家安全、情报有关的专业等）的招聘考试外，其他的考试均是公开的考试，考试的成绩由考试委员会集中评定，然后公布成绩，择优录取。 ③文官的晋升制度较为复杂，低级别的官员的晋升除资历外，还得通过晋升考试。但高级别文官的晋升主要强调学历资历、工作经验，然后再考虑工作能力。④泰国文官分类繁杂，对各类文官的调动有着多方面的限制。跨部门、跨行业的调动更为困难。这种管理方式虽然有些僵化，但加强了各行业文官的稳定性。⑤1975年，泰国通过了"反贪污法"，成立了"反贪委员会"，它的主要任务是向内阁提出反贪的建议，调查案例，对案例一经查实，即通过内阁要求被怀疑者公布其财产等，在结构和组织上，该委员会直接由总理办公室领导，委员会的成员由政府提名，并经过议会的批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成员绝对不是政治官员、议员、商人，这样，"反贪委员会"的相对独立性是极为显著的，它不可能受到政党、政府要员、大资本家的操纵，这在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当然，无可否认，泰国的腐败现象极为严重，但与军官比较而言，文官是较为廉洁的，反贪委员会对于清除文官队伍的腐败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泰国官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

传统的官僚价值观在现代泰国依然保持着，泰国官僚在社会政治机构中，占据着统治性的地位，他们的价值观还未曾受到其他组织的挑战。目前，那些潜在的反官僚组织在泰国依旧缺乏合法性和大众支持。就传统而言，官僚与民选政客之间，泰人更偏爱前者，泰人从不用政治一词去描述官僚的政治，他们并不清楚无论议院是否存在，官员均会参与政治决策。在泰人眼中，政治是卑鄙、腐败、混乱的代名词，政治家被视为贪图权力、滥施职权、自谋私利、好于争吵、无所效率的人。每当军事发生之时，人们常会这样来解释，"的原因是政客们导致混乱，带来麻烦，阻碍了政府行政的平稳运行……"[6]

泰国人喜欢用"Kan muang"（玩政治）即用玩政治来描述政治角色与政治行为。而对于行政，人们常说"tham"`"Kan borihan"`"tham"意为"为……工作"，Kam borthan意为行政。可见，泰国人是将政治看成是无关紧要的事，而行政却不同于政治。在泰国人的语言中，从不把政治和行政混在一起。泰语中还有一个单词Woon wai 更能反映人们对于政治的态度。这个词指的是一种令人讨厌的状态，它可能导致混乱和不安。当该词用于政治场合时，它指的是压力集团的某种官僚外行为。对于众议院，人们常在新闻报道中使用该词来描述这一参与型政治中的冲突争吵和妥协。一旦议会内冲突升级，军官和文官就有权干预并解散议会，借口是，议会是如此"woon wai"，扰乱了政府行政，不利于政府政策的实施。[7]

泰人亲行政远政治的态度，证明泰国传统官僚价值观是根深蒂固的。而泰国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对职业的期望都有利于这些价值观的形成，在学校中，教师常向学生灌输所谓"正确的"行为规范，如"年轻人应懂得如何尊敬老人和上司，当年轻人和不同级别、不同地位的人在一起时，应该知道如何行事"。[8]

一旦普通家庭出生的青年有幸受到高等教育，进入行政领域，他们也会被官僚所同化。这样，对来自各种社会阶层的青年灌输官僚价值观对于传统的官僚政体起着重要的维护作用。而更重要的是，泰国缺乏社会流动性，穷人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进入文官领域，高层文官主要来自官僚和商人家庭。另外，泰国尤其看重洋学位，据李克提·地日未竞统计,1973年, 在泰国拥有最显赫， 最高权利位置的2200名官员中， 93%是大学毕业，其中1/3拥有学士学位，且几乎全部来自西方国家的大学，2/3不满56岁的官员拥有洋文凭。[9]这一方面说明高级官员均有着较高的知识水平，同时也应注意到，主要是政府官员或他们的子女才能留学国外，并由此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总的来讲，泰国官僚有着如下的价值观念：

1、宗派主义

泰国官僚中派系林立，美国学者大卫·威尔逊（David Wilson）在其著作中写到："一个部长，他进入此部之时， 已拥有了这一职位的权力，他希望得到下属的尊重，敬仰和听从。然而。传统上而言，他有义务照顾自己的下属。为了保证自己或整个宗派的权力不受侵犯，他必须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样，部里的所有成员就成为他的拥护者，他也就在内阁中成为他们的代表。部长极力保护其雇员的利益，并为本部争取尽可能多的预算。当然，部与部之间最终只能相互妥协，不可能出现利益独占的情况。"[10]另一位学者诺曼·杰克斯（Norman Jacks）认为宗派主义与政治腐败有关，他认为：部长与下属之间这种垂直性忠诚与利益的分配相关。任何管理政府项目的权力，特别是利益攸关的项目，都得在不同各部的决策者之间均分，当然这绝不是根据客观标准来加以分配。[11]

2、个人至上主义

在泰国历史中其政治领导均持个人至上论。政府高官习惯于自我决策，他们在工作中常以自我为取向，而非以任务为取向，而高级官员之间相互极为熟悉，或许他们在同一所学校读书，然后又一起在职务晋升的阶梯上攀爬；同事间相互联姻；泰国官员常常涉足商业，并在生意场上互相关照，这种关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值得强调的是，泰国人特别注重校友同学这一层关系，同学间的庇护关系非常凝固，这不仅是物质利益的互换，也是他们人与人之间的道德上的义务所在。宗派主义和个人至上论容易导致徇私思想和裙带关系。因此，泰国官僚常视自己的职位为个人财富，并以之来为自己和宗派谋取利益。建立在宗派基础之上的徇私思想和庇护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官僚腐败的催化剂。

3、喜欢分散对决策应负的责任。

泰国官员很少自己做出决策，他们倾向于在委员会内分散决策权力和责任，对于一个新问题，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要成立一个委员会。这样势必会出现许多临时性的委员会，问题是往往在不同委员会之间会出现职责重叠的现象，而不利于问题的处理。

4、自上而下之发展综合症(Top-down development syndrome)[12]

多数泰国国家发展计划和项目都强调有必要让农村民众参与到发展过程中来，然而，实际上有关农民切身利益的诸多决策都是自上而下来制定的，官员们常根据自己所受的教育，都市背景来看待农村问题和农民的需求，加之上层决策权威和下层运作机构之间缺乏协作精神，使得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所导致的问题进一步恶化。1980年2月，泰国总理差玛兰召开了一次各部副部长会议，他强烈地批评道：

" 我在几个地方均发现每个人都是各干各的活，毫无协作精神。例如花费巨资所兴建的灌溉工程却因缺少灌溉渠道而无法向农民供水。有些地方供水较好，农业产出也令人满意，而儿童教育和卫生保健却远远落后于需要……

"有一次由于缺乏协作，五个机构同时向政府申请预算，而他们要兴建的却是同一座桥。……同一个部里的一些总监，五年来视对方如路人，从不互相打一声招呼。而部与部之间、厅与厅之间也互不通气，自订计划，然后再跑到部长面前请求批准……"[13]

宗派主义、个人至上论、责任分散和在各个层面上缺乏合作的自上而下的发展综合症，导致了泰国官僚机构的低效率。这些官僚价值观使泰国官僚对民众的需求反应迟缓，在行政上难以达到最大效率。当然，这并非泰国官僚独有的问题，在所有官僚和其他政治机构间缺乏权力平衡的政体中也都存在着类似特征，只是泰国官僚的这些特征更为明显而已。

官僚与泰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

泰国官僚是世界上少有的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传统机构。本世纪泰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变化，无疑对官僚制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但官僚的地位并未受到根本性冲击，传统的官僚价值观依旧根深蒂固，只是在选拔官员的程序上吸取了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某些长处，这深刻说明泰国官僚制度具有独到的稳定性，也说明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发地改变社会的价值观念。直到现在，泰国官僚的权力仍是至高无上的，我们仍可称泰国为"官僚政体"（1992年文人政府加强了议会的立法和决策权，对官僚形成了一定的约束。）从1932年到80年代初，泰国官僚制度操纵在军官手中，这一方面是通过任命文官担任内阁的高级职务，另方面是吸收官僚替军人政治卖命。那些从军营里走出来的官僚又充当着政治家的角色，他们精于谈判、妥协、庇护等各种政治伎俩。学术界普遍认为，泰国军人统治具有有限的分权性。我们曾提到军官与文官之间有着劳动分工，即军官不得干预文官的行政事务，文官也无权进入安全领域。军队允许文官拥有较多的自由空间，以实施经济发展计划，进行财政预算和各种经济改革，即使在文官实施反暴乱计划的时候，也没有隔三差五地向军队首领请示。因此，泰国众多高级专家都愿留在这一制度之内。

泰国的官僚结构极为稳定，虽然军事不断，内阁更迭频繁，但每一届新上台的军政府除了调换某些部长人选外，仍保留各部常务次长以下的政府常务官员，以便他们能够维持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和业务工作。毫无疑问，任何都没有损害官僚尤其是文官的既得利益。在这里值的一提的是，泰国的技术官僚 (technocrats)始终在泰国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他们都曾在西方留学，深受民主思想影响，但他们却能容忍军人独裁，愿意在军人专制下工作。究其原因是，军人统治并没有剥夺技术官僚的职能，相反赋予了他们充分的权力，能够制定和实施他们认为对国家和人民最为有利的发展计划，能够发挥他们的才能，实现专家治国的理想。也正因如此泰国才能确保经济政策的延续性，虽然军队不断哗变，学生也起来闹事，政府不断更迭，但专家们的各项工作并未因此而中断，经济政策也没有因为政府的更替而改变。泰国一直是东南亚最能吸引外资的国家之一，因为外商相信他们的投资等种种利益决不会因为军事而受到损害。从五十年代中期以来，泰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是军队精英参与了贸易、商业和银行活动，许多军队将领成了华人公司企业董事会的成员，这也是他们财富的主要来源之一，另方面，商人也可从这军队──商人的联姻中获得好处，他们可以在军队这支保护伞下从事经济活动。因此许多大公司常邀请军官加入他们的董事会，以确保他们的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而对国有企业的控制又成了军队精英获取经济权力的途径之一。许多国有企业都由军队经营；其他由泰国经济事务部或文官机构经营，但常常也有军官参与其间。这些国有企业虽然常常亏损，但却是某些军队要人的重要收入来源，军人通过控制国有企业既可增加个人财富，又可扩大自己的庇护范围，加强自己的实力，但这也成了军人腐败的温床，且导致企业的严重亏损。（不过，这种现象在八十年代以来已不多见，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已微不足道，许多亏损了的国有企业已被解散、出租、联营或私有化。）在泰国，各种政治机构对官僚束手无策，更谈不上去控制官僚。泰国官僚通过对宪法的修改来抵制非官僚机构。从1932年到80年代末，除了1946、1949年和1974年宪法外（这三届宪法总共才存在五年这久），其他的宪法主要是由官僚制定，且刻意限制议会的权力，大多数宪法都制定了特定条例，以防立法机关成为强有力的政治机构。例如，1968年宪法就明文规定民选代表不得担任部长职务。宪法甚至规定两院制立法机构中任命的议员就达到众议院3／4的数量。1978年宪法规定任命的议员数目必须达到众议数的2／3。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称泰国国民议会为"帮派性立法机关"，它成了泰国官僚的附属品，很多学者认为，泰国议会在政治体制中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法律和预算由官僚起草，再递交立法机构进行讨论，而讨论却极其敷衍，只不过稍作修改，最后都获得批准。"[14]

泰国立法机构权力的有限性也与传统上泰国政党的脆弱有关，过去，政党只不过是几个宗派的松散的结合体。政党的凝聚力、忠诚性、纪律性普遍薄弱，民选议员常背离自己的政党，投入到另一政党的怀抱。另外，由于周期性的军事，使许多政党缺乏延续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政党的脆弱，阻碍了政党的制度化过程。泰国政党党派林立，选举的结果往往是组成多党联合政府，没有一个政党能在众议院占据多数。例如，1975年，泰国二十个政党被选入众议院，但没有一个党派获得多数席位。这种多党联盟政府显然是不稳定的，结果，在1976年1月就被众议院解散，同年十月，军队就发动了。实际上，许多政党只不过

虽然一度受到民主运动的冲击，泰国官僚精英仍然掌握着各种政治资源，大多数官僚精英（包括军官和文官）依然极力反对议会和压力集团。他们认为民主会导致混乱和不安，并妨碍政府的管理，民选议员也成了批评的对象。从1978年起，泰国国民议会被牢牢控制在军官和文官手中，并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新的宪法，将强权授予行政机构。在38个部长职位中，只有三名民选议员，其余的由高级官僚、专家和军队担任。然而随着民主思想的逐步深入，泰国官僚政治又面临新的挑战。一场广泛的行政改革势在必行，但这又使泰国官僚进退维谷，改革应该从官僚制度内部进行还是从外部着手，以赋予官僚外政治组织以更大的权力？在泰国官僚结构中，权力只集中在一小撮人手中，而能同执政者争夺权力的集团或组织也很少。权力的争夺主要在宗派之间进行，权力的更替也主要是宗派的更替。在军队中，陆军的势力最为强大，在陆军内部，只有极少数人（一般是每次不多于六人）是至高无上的权力争夺者或分享者［15］。每一次都是由几个军官发起，要么迅速遭到镇压，要么短时间内取得成功。靠上台的军官只需惩罚少数敌对分子，另外，颁布新的宪法主要是限制官僚外势力，加强官僚的自我权力。因此，每经历一次，官僚的权力不仅未受到损害，相反还得到了加强。政权的交接只是权力顶峰上的极小范围的人事变动，而顶峰以下的官僚并未发生变化。泰国的频繁性与官僚的稳定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甚至可以说，正是这种政治动荡强化了官僚体系的稳定性。这样，尽管首都不断发生，而泰国各种行政管理机构仍以惊人的稳定履行其日常职责，保持着各地的法律秩序，维护了社会的安定，确保了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和各项决策的实施。（即使在最偏僻的农村，税收仍照常进行，官僚的权威仍被人们认可。）也就是说，泰国的政治结构依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泰国历来有军人干政的传统，随着战后泰国经济的发展，军人干政的势头虽然受到一定的抑制，但相应的替代政治势力却并未完全形成。尤其是泰国的政党，目前还无法组成足以控制局面的政治力量。在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面前，执政的军人或是政党头目，以及各部部长们，都尽可能地利用短暂的在台上的机会拼命地捞钱，以致腐败盛行。而腐败盛行引起人民的不满又给下一个者提供了口实，于是依然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再次发生，结果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当然，泰国的经济发展也使得一个通过实业而富有的阶级逐渐形成，他们的人也希望通过金钱竞选的方式进入政坛，一些企业家也通过资助或是自己亲自竞选而进入政界，这也是金钱政治能够在泰国生存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由于泰国的政党数目众多，加上军人集团对政党活动的限制（在65年以前，军人政府甚至明令各种社会集团不得从事政治活动或以政治目标为宗旨），这就使得泰国的政党无法得到各种利益集团的合法支持并逐步地发展壮大起来。一些企业家尽管力图进入政界，但都无法以利益集团的代表而只能以个人身份加入政党，这就削弱了政党作为社会利益集团代表的政治作用。由于不能准确地为自己代表的利益集团定位，泰国的政党之间纲领性的差别很小，人民几乎无法从各政党的纲领去区分各个政党，政党也就没有办法改变自己“乌合之众”的形象，所以，目前泰国政党还无法成为一种政治上的主导力量，真正的政党政治的出现也还十分遥远。

在泰国的政治体制中，泰国的王室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随着政治的变革，王室几乎都被废除或是仅成为一种象征，但泰国的王室不仅被保留下来，而且还继续发挥作用。虽然国王不直接从事政治，但由于泰国的政局动荡不定，每逢这样的时刻，国王就可以出来表明自己支持哪一个政党或是政治派别，从而成为政坛上一个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国王的这种作用，也与泰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有关，在泰国人民的心中，王室是泰国的象征，也是他们的一种精神支柱。随着现代政治进入人民生活中所引起的动荡，反而使泰国人民对王室寄予更大的希望，因为王室超越于一般的政治，成为一种整体国民利益的象征，也成为他们在动荡的政治局面中唯一能获得安慰的精神寄托，所以，王室象宗教一样已经成为泰国人民日常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王室的这种作用却进一步强化了传统的政治信念，并且使得官僚对实际政治的运作有了更强的控制能力。因为国王不可能对实际的政治过程进行控制，而变换不定的政治领导人也使任何一种政治力量都不可能长久控制政局，结果，官僚最终成为唯一能使政治正常运转的有组织力量。

随着经济的发展，民主化的浪潮开始冲击泰国传统的政治体制，尤其是在近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官僚集权导致的腐败与泡沫经济引起了泰国民众的极大愤怒。这一轮危机对泰国顽固的官僚体制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泰国的政治发展是否会由此展开新的一页，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考察的问题。

从上面的分析大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泰国的经济发展完全是在专家控制下进行的，尽管泰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对于这种主导经济发展的官僚集团体制并没有形成根本性的威胁。相反，由于泰国的经济成就，“现代化社会的张力和挑战被纳入了传统的机制和程序之中。”［16］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强化了泰国官僚的地位和其传统的价值观念。

第二，泰国政治动荡主要表现为高层的权力变动，而这种动荡刚好从另一方面强化了一个稳定的官僚体制的作用──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官僚系统，泰国的行政机构就会随着政局的动荡而无法正常运转。由于这种动荡未能影响政治和经济体系的基本结构，这就保证了社会的正常运行。但与此同时，传统的政治体制也得到了强化而不是进一步的变革。尤为重要的是，官僚集团实际上转变成一个十分独特的利益集团，并力图阻止其他的人进入利益分配的圈子。在这一过程中，被排除在外的泰国民众对政治发展的冷漠态度无疑也是造成今天这种被动局面的重要原因。如果泰国民众有较高的参与意识，也许泰国的政治局面就会和现在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民众本可以在这种政治的变动中成为一种影响局势发展的举足轻重的力量，但遗憾的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我们并没有发现泰国民众在泰国的政治局势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而这种完全依靠专家主导的经济发展其脆弱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会逐步导致严重的腐败和经济决策的失误，并对整个经济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目前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就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官僚与军队这两大集团的对立和冲突，使之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制约，不致于让权力完全为集团的私利服务。换言之，泰国的官僚是在一种特殊的制约下推动经济发展的。泰国的传统文化也使得能够进入政界的人基本上是社会的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泰国在发展过程中实施专家治国的方针。从这个角度上讲，泰国政治的低度发展状态并不是政治发展的进程完全没有进入泰国的政治领域，而是“部分”地进入了，即进入主要由文官组成的行政管理系统，但这种“部分”的“政治现代化”却使得传统的东西依然顽固地保留了下来。

第四，泰国的经验表明，传统的政治体制未必不能有助于现代经济发展，反过来，经济发展却不能自动地带来政治的发展。在贫穷的基础上不能建立有效的现代民主政治，这已经为世界历史的进程所证明。但在一个较为富裕的基础上是不是就能自发地建立起民主政治？泰国的发展模式证明这是不可能的。经济发展的成就为进一步的政治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但政治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它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摆脱自己的历史和传统建立起全新的体制。如果说经济发展意味着给大部分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从而很容易获得人们的拥护，而政治发展则不仅意味着权力模式的重新构建并使得一些人有可能丧失自己拥有的特权，同时也意味着一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价值的转变，换言之，政治发展意味着整个民族的整体现代化，也意味着人的观念的彻底现代化。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真正的政治发展比经济发展更为艰巨、更为困难，一个民族必须付出比经济发展更为艰苦的长期的努力，才可能在政治现代化方面取得相应的进展。

注释：

［1］　Clark D。　Neher，　“Thailand in 1992”。　Asian Survey，　July 1992，p587。

［2］　吴春生编《东南亚经济发展战略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页。

［3］　Somsakdi Xuto，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ailand”，　p79。

［4］　John L。S。Girling，　“Thailand，　society and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135。

［5］　王士录“泰国文官制度简介”，刊载于《东南亚研究》1990年第一期，第73页。

［6］　Somsakdi Xuto，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ailand”　P90。

［7］　Somsakdi Xuto，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ailand”

Oxford press，1987。　P 90。

［8］　Ibid，　p148。

［9］　Likhit Dhiravegin，　“Political Attitudes of the Bureauratic Elit and Modernization in Thailand（1973）”　Asian Survey，　December，　1976。

［10］　David A。　Wilson，　“Politics in Thailand”，　green wood Press，1982，P143。

［11］　Somsakdi，　“Government Politics of Thailand”，　P91。

［12］　Somsakdi，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ailand”，　P91。

［13］　Ibid，　P93。

［14］　Ibid，　p98。

泰国自由行篇4

“泰国到底是不是民主国家，为什么经常发生军事，又不断上演街头政治乱局?”2007年以来，这样的疑问越来越多地出现，泰国政治僵局已经令许多学者摇头，仅2008年里其国会已经3次选举新总理。

12月15日，泰国反对党主席，年仅44岁的阿披实(Abhisit Vejjajiva)以微弱优势击败前执政党及其盟友推选的候选人、前警察局长巴差，当选泰国新一任总理，标志着自2001年以来“腐败先生”他信所在的政党或亲他信的政党一直是民选政府主要执政党的历史被打破。

阿披实在国会投票前夕，曾否认的突然崛起与泰国军方有关。但他信却透过视频录像向国内支持者喊话，要求“干涉政府组成者”停手，矛头直指在幕后威逼利诱原执政联盟数党加入支持少数党的军方，尤其是背弃颂猜政府的陆军总司令阿努蓬。

公允地说，他信后继政权走到今天这一步，是民间反他信组织“人民民主联盟”(民盟)、、军方势力、王室和传统官僚阶层等“合力”的结果。但作为强力机关，泰国的军队一直在所有政治活动背后虎视眈眈，并起了关键时刻临门一脚的作用。

司法的军方影子

阿披实当选，首先是拜颂猜领导的执政联盟6党中的3党因一年前选举舞弊终被勒令解散之赐。而这场小型司法本身，就是军方在2006年的政治遗产之一。

与泰国最高法院(大理院)主管寻常事务不同，于1997年成立伊始，就被寄予了整肃泰国违法政治活动的厚望。但参议院和司法部的分头人事管理致使其先天性格分裂，其在他信执政期间头一个重要判决就是2001年8月以8比7宣判他信谎报财产罪名不成立，其后逐渐被他信朋党渗透，成为泰爱泰党的神主牌、众多反对党的噩梦。

2006年初，针对时任总理他信“”的大型街头抗议活动在曼谷街头持续，为了重新获得民众的支持，他信宣布于4月2日举行大选，比预定时间提早了3年，且未让其他政党有法定的重组时间。尽管泰爱泰党在这次选举中获得了空前多数席位，但因受到了反对党的集体抵制而无法组成合法国会，他信一度被迫离职谢罪，可反对派不依不饶，而随后在5月8日宣布该次选举无效，选举推迟到当年10月，实际上是为他信解套。

接下来就发生了时任陆军总司令颂提指挥的军事，借口是有人向王室告密他信有“王室的阴谋”，而他信的确在那之前提拔了不少亲信军官，并且有调动非正式部队到曼谷的企图。颂提后1997年宪法被终止，一年后全民公决通过了2007年新宪法，减少了国会议席，且针对泰爱泰党惯用的贿选手法规定了严厉的连带制裁措施。这期间，被质疑不够中立的也被新成立的“宪法仲裁委员会”取代，成员由15人减少为91人，全部由司法部委任，实际上其主要成员是由退役军人素拉育领导的临时政府提名的。此后，就摇身一变成为军方打击他信势力的得力工具，如2007年5月裁定泰爱泰党解散；而反他信的民盟也千方百计向施压，欲借司法干预的捷径挫败他信傀儡政权。

2008年以来，的力量持续彰显：7月8日，泰国时任外交部长诺帕敦与柬埔寨方面签署了关于柏威夏寺申请加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泰柬联合公报，遂以此举没有事先取得国会批准，判其违反了泰国宪法，导致诺帕敦辞职；7月9日，又裁定时任卫生部长猜亚甫“不合格”而丢官，原因是其违反财产申报规定，隐匿妻子名下部分股票未报；9月9日，沙马因为在出任总理后仍然主持烹饪电视节目并收受报酬，疑似“利益冲突”而违反了泰国的宪法，被勒令下野。赶走沙马后，又对续任仅77天的颂猜“举起了屠刀”，理由是执政联盟内的3党在2007年12月大选中存在舞弊行为。由于他信集团的政治菁英接连不断地遭到清洗，后起的替身政党也就愈发难以掌局了。

行踪诡异的泰国军队

泰国的军事力量一直能力平平，故在国际军事竞争中从未引起过注意，尽管现今其也不断参加一些国际维和行动，但是外界对其印象更多是来自于泰缅边境及金三角地区的那些小规模战斗，虽然断断续续打了许多年，但是对于当地的毒枭武装并没有起到多大的震慑作用。

“1932年由开明军官和知识分子领导的使泰国从绝对君主制转向了立宪君主制，从此军队成为国家政治中的一支重要的支配性力量。”暨南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教授庄礼伟说。

的确，拥有枪杆子的泰国军队在现当代历史上一直“不甘寂寞”。在曼谷市中心的一处街边，仍然有一个圆形的巨大花园和一块矗立的纪念碑，其为泰国军队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得胜纪念而建，当地人都会向外来朋友主动介绍。

一战期间，泰国加入了英法美等协约国阵营，并派出大量远征军开赴欧洲去攻打德国和奥地利，“由于当时泰国国旗上白象图案被法国人嘲笑为小动物，所以引起了泰国对法国的长期怨恨”。有历史学者揭秘，本来泰国很想同德国、奥地利等结盟，但德国在欧洲的战势不容乐观，加上泰国本身国力太弱，这就让泰国人改变了主意，最后却幸运地成为了胜利者。而到了二战时期，随着德意日轴心建立，泰国的法西斯政府马上审时度势对英法开战，并迅速与踏上东南亚的日军勾结为盟友。

近代东亚的大部分国家都曾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但中国、日本和泰国却幸存，原因是“中国太大、日本太强、泰国太巧”。泰国的政治智慧使得自己在那种弱肉强食的年代里，依然能够成为英法两大殖民列强的缓冲区。二战爆发后，泰国更是直接加入了德意日的轴心国集团，成了亚洲仅次于日本的另一个战争发动国，风头不小。历史记载，二战前泰国国王拉玛八世访问日本时，日皇裕仁还要与之平起平坐一起去参拜日本的镰仓大佛。

由于作战能力偏弱的原因，加上日军的暗中压制，事实上泰国军队在二战期间一直没有什么大的作为。有学者研究后认为，二战时的泰国是想借德意日的势力，把法国和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势力赶走，然后自己在本地区坐大成为霸主，但不幸的是二战以轴心国失败而告终。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泰国、老挝16度纬线以北的日军，由中国陆军93师吕国权部负责在万象受降。由于泰军没有什么“战绩”，所以盟军统帅部当时并没有用对待日本天皇、日本军队或德国军队的方式来处理泰国，即没有解散或重组其军队，使其实力基本上没有受到损失。当时中国政府甚至表示：“希望泰国恢复战前固有的独立平等地位，

与中华民国重建其正常友好的关系。”

“尽管以披汶为首的军人专制政府采取了亲日政策，导致了二战后一段时间内军人在国家政治中的失势，但战后的文官政府软弱低效，很快又被军事，军人专制再度上演。”庄礼伟教授说，“事实上，太平洋战争中泰国军队形象所受到的损害是有限的，反对亲日政策的‘自由泰运动’中也有许多军人、将领。”

而在随后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泰国军队的积极跟随让美国认为“普密蓬国王是坚定产主义的盟友”，所以无论对王室权力，还是泰国的军事力量，都没有采用压制手段，甚至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庄礼伟表示，1973年之后，泰国军人的长期体制受到了否定；1992年之后，军人直接干政模式又受到了否定，内阁首相必须由民选的下议员出任，“自那以后，泰国政治进入了文官主导时代，军队不再直接干涉国家政治，但在政治僵局出现或军队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军队也可能短期地、临时性地直接干政，例如2006年他信的军事”。

军队受到王室的倚重

在泰国，王室一直受到社会的尊重，并且泰王始终拥有政治权威。泰国历史上的许多危机关头，都是由泰王出面调停化解矛盾。暨南大学教授庄礼伟表示：“自拉玛四世至拉玛六世的3位泰王，是泰国近代化运动的主要推动者，是开明君主，这样就为后来的泰王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政治遗产。”

“泰国的近代政治转型过程不是通过大革命来实现的，而是泰王们主动或被动与社会其他主要力量(中等阶层、军队)协商、交易的结果，在这个协商、交易过程中，泰王保留了一些实质性的政治权力，作为国家元首他对重要人事、重要政策有最后的决定权，包括拥有否决国会议案的权力。”庄礼伟说，“经常修改的泰国宪法中有一条是不变的，即国王有不受批评的特权；泰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中，居中的蓝色代表国王的崇高地位。”

曼谷的华人学者刘振廷表示，泰王曾于上世纪70年代两度干政，以及1992年下令军方停止血腥镇压民运，“民盟在反他信的示威运动中，一直利用泰王名义打‘皇家牌’，使泰王沦为政治斗争磨心，令朝野深感无奈”。

已经有西方学者评价：“泰国反对派最大的特点就是丝毫不遵守法律和政治选举规则，而政府却对此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国家屡屡陷入动乱。”

庄礼伟教授表示，泰国军人常借助崇拜泰王来强化自己的干政合法性，所以他们对泰王的效忠甚于对民选政府的效忠，“军队与民选政府之间的矛盾也使国王成为位置有利的第三方”。

按照西方民主的标准，军队国家化是一个国家是否为民主国家的判断指标之一，军队尊重军令与政令的统一，成为维持国家安定的基础。但是泰国军队一直保存着实力，享受着额外的独立性，而且国家法律也没有能够将其彻底国家化。二战结束后，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军方领袖始终对泰王保持着极大的尊重与顺从，因此有学者认为泰国军队其实不是政府能够调动的。而是色彩明显的“皇家军”。直到现在，不仅仅是总理任命需要泰王签署，军方的高级军官任免也要经过泰王，同时泰王身边也有枢密院提供决策咨询，“一句话，泰王不是虚君”。

而在军方与泰国王室密切的关系背后，两者的合力事实上真正控制着国家的性质与走向，泰国政府也不得不随时听候他们的差遣，充其量只能算“第三等政治力量”。反过来说，如果把泰王与军队关系完全割裂，那么泰国的政治格局肯定不是现在的模样了。

“泰国军队干政与一个希望保留政治权力的王室体制有关，与不成熟的政党政治和不成熟的市民社会有关。”庄礼伟说，“军队受到了王室的倚重，同时也被认为是一支能对国家进行有效治理的科层化力量。”

2008年12月4日出版的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刊登了有关泰国国王内容的文章。随即在泰国国内遭到禁售，因为该文章不但讨论了生于美国马萨诸塞、精通西方政治学、在位60余年、已经81岁高龄的泰王普密蓬的政治角色，甚至谈及泰王在数次政权更迭中所起的作用，这些内容触犯了泰国“对君主不敬”的禁忌，“极大地伤害了泰国人民的感情”。

政治乱局无关民主

2008年末，英国出生的阿披实成为了泰国新总理。与对待颂猜和沙马的若即若离，甚至直接他信的情况非常不一样的是，泰国军方对阿披实表示了明显的支持态度。

与此同时，二度逃亡海外的他信似乎越来越不走运：由于涉嫌经济腐败问题不能翻身，却又违背承诺不断出言干政，12月12日，泰国外交部正式撤销了他信的外交护照，并表示正在考虑撤销他的普通护照；前不久，在英国政府撤销了他信入境英国签证之后，其又自曝与结婚32年的妻子朴乍曼已离异。

对于泰国“城乡对峙”局面下他信的执政功过，庄礼伟认为，他信的施政路线可以说是启动了对泰国旧利益格局的一次强硬攻击，并可能为泰国催生出大量的新兴中产阶级(特别是在乡村和非曼谷地区)，但由于他信施政行为的简单化、专断化，以及他的裙带作风与贪腐嫌疑，于是他遭到了来自旧势力和中产阶级的联手围攻。

但是同样的政治和经济危险也在困扰阿披实，因为选举刚结束便有抗议者在国会外面举行示威，称阿披实的当选是军方策划的一次“静悄悄的”。未来最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支持他信势力的“红衫军”(泰国反独裁民主联盟)效仿“黄衫军”(人民民主联盟)，也采取长期街头抗议，甚至暴力占领总理府和机场等极端方法，逼迫温文尔雅的阿披实下台。

“现在，有着6300万人口的佛教王国泰国是否应该实施民主政治制度，已经成为一些好事者质疑的话题。”曼谷的华人学者刘振廷表示，“随着上台执政，原来由民盟发起的‘黄衫军’大规模街头示威很有可能被‘红衫军’所发起的示威活动所替代，社会将继续混乱不堪。”

这些现实情况都预示了泰国国内政治矛盾依然尖锐，以为核心的新政府仍将面临严峻挑战。不过泰国的一名官员已经公开表示：“以前是因为没有严格执行法律，所以才会出现民盟的情况；以后如果有违法示威活动政府要严格执法了，不能让以前的混乱情况再继续。”

“事实上，在西方一些政治制度研究者看来，君主立宪议会制民主与总统制民主情况并不一样，而且泰国也没有形成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度。”香港资深时事研究员黄建炎表示，“所以泰国的民主实质值得重新思考和定性。”

前牛津大学访问学者邵新民以“香蕉共和国”来比喻目前泰国的状况，而泰国学者巴温则把自己的祖国称作“失败国家”。按照不少学者的研究，泰国当今的动荡局势恰恰是由于不民主或者说民主化的不彻底所造成的。

泰国自由行篇5

[摘要]胡适和泰戈尔是中印文化交流史上最具影响力、最具比较意义的人物。1924 年，泰戈尔应邀访华，宣扬东方价值观，在思想界引起轩然大波。胡适一贯推崇西方文化，对泰戈尔的思想也没有真切的了解，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泰戈尔的人格表示敬重，为泰戈尔在华期间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进行辩护。两人由此结下深厚友谊，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关键词]胡适；泰戈尔访华；东方文明；西方文明

一、泰戈尔来华访问之际，中国的文化背景

“”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各种思想相互争鸣的一个时期。前后，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文化革新主义者围绕“东西文化”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前者是以杜亚泉、梁启超为代表的，而后者则以陈独秀、为代表。接着，在1923年,“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爆发了。“玄学派”的张君劢、梁启超等人反对科学对人生观的指导，他们认为西方的物质文明不如中国的精神文明。这种观点遭到了“科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批判，主要以胡适和瞿秋白等为代表人物。这些思想文化论战不仅加剧了文化界根深蒂固的一些矛盾, 而且加速了传统文化的解体与分化，并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下，泰戈尔来到了中国进行访问。

二、泰戈尔在中国的遭遇

泰戈尔(1861-1941) 是当代印度著名的诗人，哲学家和民族主义者。他一生非常敬仰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充满友爱之情。1924年4月12日，泰戈尔一行抵达中国进行访问。他此行的初衷主要是交流文化和传递友谊。然而当时的中国新一轮东西文化大论战正进行的如火如荼，因此他的到来以及他发表的演讲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泰戈尔所持的观点主要是东方的精神文明优于西方的物质文明，而且他对科学的功用及价值进行了挑战和质疑。因为所持的观点相同，“东方文化派”和“玄学派”对泰戈尔的来临表示欢迎，极尽地主之谊。除他们之外，当时中国文学界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和《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也对他持认同及欢迎态度。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则对泰戈尔的访华和演讲则持批评的态度，主要以陈独秀和瞿秋白为代表。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是西化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加入“反泰大军” 本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他同时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各人所持观点可以不尽相同，但却不能因此而不尊重他人甚至侮辱他人。因此，他为泰戈尔在华期间的遭遇打抱不平。

三、胡适对泰戈尔的真实态度

胡适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更是人们眼中的“自由主义斗士”。在期间，他积极宣传西方的民主思想，并与“玄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过数次激烈的交锋。泰戈尔来华期间，他积极地为其保驾护航，这令当时的文化革新主义者们十分费解。但是，通过分析胡适为泰戈尔辩护的几段话，我们不难看出他对泰戈尔访华的真正态度。

第一，在胡适看来，无论是要赞成还是反对一个人，都要先了解这个人。如若不了解，就对这个人持批评态度是有失礼仪的。因此，如果对泰戈尔的文学思想、人品道德，以及泰戈尔来华访问的目的没有真正地了解之前就对其盲目反对，是难以使人信服的。

第二，我们要弄明白胡适对泰戈尔的真正态度，就要知道他到底欢迎的是什么，反对的又是什么。实际上，从胡适发表的演说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对泰戈尔本人是尊重的，也不反对泰戈尔一行来华访问，但若说到泰戈尔关于东西文化问题的论断，他则是完全持反对及批评的态度的，他并没有失去自己的原则。

第三，自古以来，中国是以礼仪之邦著称，而泰戈尔又是世界上伟大人物，所以在迎接访客的时候，应该首先符合“礼仪之邦”的身份。有的人在研究泰戈尔来华的动机，事实上，虽然泰戈尔在访华期间进行了一系列的演讲，其内容都对文化保守主义者有利，但是这只是一种巧合，是基于中国当时特殊的文化背景的一种客观的效果，并不是泰戈尔的主观愿望。

第四, 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认为别人的言论自由应当得到尊重，而现在反对泰戈尔者却剥夺了他说话的自由，这种行为，与自由背道而驰。由此可以看出，胡适并不仅仅是为泰戈尔辩护，他是以此为契机，来维护自由的尊严。

第五，泰戈尔是印度伟大的文学家，对印度文学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胡适将其与中国新文学运动相联系。在文学革新事业上有大致相同的奋斗历程和遭遇，也是他对泰戈尔怀有好感和敬意的最重要的原因。泰戈尔是印度文学革命的先驱，是一个语言革新者，而留美归国后，胡适也是在文学革命方面的贡献最大。在文学改革与诗歌改革方面，泰戈尔与胡适的观点不谋而合，这使得他们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朋友。在胡适看来，泰戈尔是一位文学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和勇敢实践者，让人心生敬佩，如若对其大加反对乃至公开驱逐是不人道的。

四、结语

泰戈尔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他一生都在为建立一个全人类相亲相爱的理想王国而四处奔走。他一边反对西方物质文明，反对战争和暴力，一边还不遗余力地宣扬精神文明，传播“爱”的福音。可是，这位理想主义者在中国访问的经历却是很不愉快的，他受到了新思潮的提倡者和左翼作家的批评。胡适在泰戈尔在华期间为其所做的辩护，以及泰戈尔回国后两人的往来，都对中印文化交流做出的很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Li Zhaoqian. Tagore’s love for China. China & the world cultural exchange. 1994/03.

[2]彭姗姗，2010，封闭的开放:泰戈尔1924年访华的遭遇[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报）》,第4期。

[3]冯友兰，1921，与印度泰谷尔谈话[J]，《新潮》第3 卷第1号。

泰国自由行篇6

新年伊始，泰国南部反政府武装接连制造恐怖事件。继元旦在那拉提瓦府(旧称陶公府)炸死警方两名拆弹专家后，1月19日晚又在该府打死政府军4名士兵，25日则在也拉府炸死9名路人。

自2004年一伙武装人员抢劫那拉提瓦府一座军火库后，泰南四府就不断遭遇袭击事件。最新的统计材料显示，在2004到2010年的78个月间，泰南四府发生暴力事件9800多次，1万多人死伤，其中穆斯林死亡4200多人，佛教徒1600多人。发生在泰南马来族穆斯林地区的动乱已陷入严重僵局。

百年悲情

早在北大年地区正式纳入泰国版图之前，泰国政府即对该地区采取语言和宗教上的同化政策。1901年，朱拉隆功王朝决定加快对南部地区的同化和中央集权化，引发马来苏丹卡玛鲁丁领导的反抗。曼谷王朝拉玛六世(现任泰王为拉玛九世)上台后，一方面强调尊重伊斯兰教，同时又于1921年颁布了《初级教育法案》，要求南部地区关闭伊斯兰教传统学校。在抗议压力下，拉玛六世果断收回了成命。1922到1932年期间，南部地区保持了10年的相对稳定。

从1930年代起，泰国经历了多年的军人统治，他们表现出严重的泰民族主义色彩。披汶・颂堪和沙立军人政府试图建立一个统一的泰民族来取代久已存在的多种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北大年地区直接置于内政部控制之下，穆斯林星期五的礼拜被禁止，伊斯兰教法也逐渐被世俗法律所代替。这些带有“大泰族主义”色彩的政策导致南部开始出现民族分离主义运动。1948年，北大年王子以“伟大的马来人运动”名义向联合国提出求助，大约25万马来人向联合国提交陈情书，希望在其监督下将南部三府(不包括地理上偏北的宋卡府)并入新组建的马来西亚联邦。然而，他们的分离行为受到1947年再次上台的颂堪政府的强硬回应。1948年，泰国政府拘捕并秘密处决了被称为“马来穆斯林斗争之父”的霍伊・素隆，成为当年一系列暴力冲突事件的导火索。尤其是4月26日至28日在那拉提瓦，宗教领袖拉曼带领数百名马来穆斯林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导致400多名马来穆斯林在冲突中丧生。这一事件被认为是现代南部马来人暴力斗争的开端。

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极大地鼓舞了泰国南部的马来穆斯林。盛行东南亚的泛马来主义思潮，对他们的分离主义运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稍后发轫的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他们也是极大的鼓舞，他们希望泰南四府独立或并入马来西亚。为获取国际同情和支持，他们积极谋求国际上伊斯兰组织和某些穆斯林国家的帮助。

一方面，他们通过伊斯兰国际组织表达分离主义立场，制造舆论，最大限度地获取外界的关注和支持。例如，他们充分利用“伊斯兰外长会议”和“伊斯兰首脑会议”这两个论坛进行游说。1974年在吉隆坡举行的第五次世界穆斯林国家部长级会议上，时任马来西亚国土部长的・阿萨里公开表明其干涉泰南事务的态度。1976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七次伊斯兰外长会议上，“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被该会议接纳为非官方观察员。1979年，在“世界穆斯林同盟”的主持下，“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和“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签订了联合行动的临时协定。

另一方面，他们在某些伊斯兰国家设立据点，进行人员培训、政治宣传等活动，并组织募捐。据宋卡府边防警察局统计，在1985到1995年间，泰南分离主义者从世界各伊斯兰组织得到的非正式帮助不低于20亿铢，仅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就曾提供过1600万美元的活动资金。一些伊斯兰教国家还为北大年穆斯林提供奖学金到国外留学，因而在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埃及、利比亚、巴基斯坦、印尼、科威特、叙利亚、苏丹和伊拉克等国都有大批来自泰南的穆斯林。泰国政府发现，留学于中东的泰南马来学生受到了当地许多组织的军事训练，尤其是在利比亚、叙利亚和沙特阿拉伯。而马来西亚和沙特阿拉伯分别被认为是“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和“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在前后两个时期的活动中心。

总之，通过国外的北大年穆斯林，泰南分离运动不仅获得了大量资金支持，同时也加强了与外部穆斯林世界的联系，使泰南穆斯林问题扩展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性的问题，从而大大增加了泰国政府解决该问题的难度。

冲突升级

伴随泰国政府的镇压和马来西亚等国的暗中支持，泰南四府的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从早期的政治斗争发展为1950年代的武装斗争，并出现了众多的军事分离主义组织，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三个，即“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北大年共和国解放阵线”、“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而在1968年到1975年，泰国政府运用大批军警并招募了大量佛教徒和穆斯林志愿者，发动了代号为“南部边境四府特别行动”、“兰甘亨行动”和“边境三府恐怖运动特别行动”等系列军事扫荡行动，与分离主义者发生战斗385次，250个分离主义运动的营地被摧毁。

1982年的7月，泰国陆军第四军制订出“征剿”马共的“泰南安宁第11号计划”。“11号计划”分三阶段各个击破泰共、马共和泰南分离势力。为了诱降马共，泰国官方向马共提出三项“优待”政策：一、凡投降者，不必写“悔过书”或“脱党声明”；二、投降后，不受监视或坐牢，免除判罪，就业自由，保证人身安全；三、其子女可以出国，可以自由上学、就业和结婚，不加限制。这些“攻心为上”的政策确实产生了效果。1980年代末，马共总书记陈平投降，马共彻底瓦解。泰南形势的变化对分离主义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泰国政府趁机在泰南建立了一系列军事和安全组织体系，沉重打击、分化了泰南分离主义势力。

新世纪以来，泰南分离主义运动的性质发生变化，宗教冲突的色彩愈发凸显出来。伊斯兰教取代马来民族认同，成为南部分离主义者寻求合法性支持的主要途径。从1980年代后期组建的分离主义组织的名称也可看出伊斯兰教因素的影响，如1985年成立的“北大年圣战者联合阵线”，而1986年“北大年民族解放阵线”也更名为“北大年伊斯兰解放阵线”。而且，泰南分离主义组织与东南亚最大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团”存在合作关系，与斯里兰卡的“泰米尔猛虎组织”、印尼的“自由亚齐运动”以及菲律宾的“阿布・沙耶夫”恐怖组织等建立了或强或弱的联系。其领导人也在利比亚和阿富汗等地受过正式训练。

泰南叛乱分子通常是两人一组，驾着摩托车有目的地杀死政府官员及其亲人，然后逃之夭夭。这些恐怖手法很像巴基斯坦逊尼派极端组织“羌城军”和以巴控克

什米尔为基地的“伊斯兰圣战运动”的惯用伎俩。许多泰国穆斯林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伊斯兰学校受训。可与越战时期“胡志明小道”媲美的“本・拉丹小道”介于孟加拉国与泰国之间，由“伊斯兰圣战运动”开通和运营，并接受缅甸同类的帮助。随着这些圣战士回泰国，穆斯林与佛教徒之间的直接冲突越来越多。在军事区以外的宋卡首府合艾市，也发生了针对寺庙和僧人的连环爆炸事件。在2004年1月的冲突中，有3名僧人遭到暗杀，这表明分离主义者在袭击目标上的新变化。截至2007年，已有超过3万名佛教徒从南部逃离。另一方面，佛教团体为维护自己的国教地位，一直反对宗教多元化，他们对政治伊斯兰的兴起也充满了敌意。

整合失败

信奉伊斯兰教的马来人是泰国南部的主体民族，占当地人口的80％，集中了泰国65％的穆斯林人口。他们使用以泰文字母表示的马来语。因此，泰南四府一直被称为“泰人佛教文化与马来人伊斯兰教文化的分界线”。在90％以上的居民信奉佛教的泰国，泰南穆斯林问题之所以在近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仍没有平静的迹象，民族整合失败是一个重要原因。

北大年伊斯兰学者易卜拉欣1949年在其著作《北大年马来王国的历史》中写道：“自18世纪北大年王国解体以来，暹罗政府对北大年的管理完全失当。在他们的统治下，北大年马来穆斯林的生活一直没有改善。就教育、卫生状况、社会整合和经济发展而言，北大年远没有取得像其马来西亚邻居那样的进步。暹罗政府这样的做法对他们的统治自然有利，但这种使泰南马来穆斯林永远生活在愚昧落后之中的做法，只会加深马来穆斯林内心的痛楚。”

泰国是多民族国家，国民组成的非均质性使得民族融合成为必要。但由于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泰国政府的民族政策一开始便显露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端倪，强调泰国价值观、传统与有些传奇化的泰国历史的重要性；把对国王的忠诚与佛教信仰同国家联系起来。“国王、国家、宗教”的思想成为泰国国家与社会的指导方针，以及官方认可的“三大基本原则”。马来穆斯林中的一些极端分子不接受泰国国名和国歌，他们认为“泰国”这个国名本身就有问题，它指的只是泰人的国家。在泰国的国歌中，第一句歌词是“我们都是佛主的仆人”，第二句歌词是“王国之主，我们把心献给您，俯首向您跪拜”，在马来穆斯林中的极端分子看来，这是不能接受的。

泰南分离主义之所以再度泛起并趋于恶化，与连续几届泰国政府在国家整合策略上的失误有关，特别是他信政府。2001年他信上台后，加强了中央对反对党所控制的泰南地区的管理。2002年，泰国安全部队与马来西亚相关部门在泰马边境发动了一系列清剿行动，打死和逮捕了一些分离运动组织的头目。同时，他信还任命他的侄子柴西提将军与其余分离运动组织“北大年联合解放组织”和“北大年民族革命阵线”的头目谈判。在他信看来，泰南几府的分离主义问题并不严重，当前出现的动乱是犯罪团伙之间的火并，应该由警察来处理。于是，他把原来由泰国皇家第四军区负责的南部边境省份的安全事务管理权移交到泰国警察总局手上。作为一个警察出身的总理，他信认为南部地区出现的动荡或非法走私，主要是法律与秩序问题。2002年5月1日，他信以总理令的形式解散了“南部边境省份行政管理中心”，这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该管理中心是马来穆斯林政治诉求的一个渠道，中心解散之后，地方权力被收回，政府处理危机事务的能力被削弱了。原来良好的关系被打破，马来穆斯林精英的挫折感明显增强。

2004年泰南发生严重暴力事件之后，他信政府粗暴地取缔宗教学校、令、派重兵平息暴乱，这些手段都恶化了泰南的局势。特别是武力使用不当，导致了暴乱的进一步升级。而他信政府在美国的国际反恐政策中所扮演的积极角色也惹恼了泰南穆斯林，他们由于没有机会和场合来向泰国政府和平表达这种不满，只能在国内制造动乱。

泰南发生动乱后，他信政府却对此束手无策，只好在泰南马来穆斯林动乱地区实行军事，但政府的令加深了居民对政府处理国内冲突方法的抵触。他信的危机处理策略从未将族群、语言和宗教的多元化问题纳入其中。为了安抚泰南穆斯林，他信总理下令泰国空军在泰南地区用飞机播撒1亿多只白纸鹤，以祈求和平。这些纸鹤是泰国各地居民折叠的，上面写有祈祷和平的内容。但是，这一被称为“白色和平轰炸”的举动所收到的回应却是也拉、北大年和宋卡三府的铁轨几乎同时遭到炸弹袭击。泰南穆斯林也在质问泰国政府，“如果政府早已善待穆斯林少数民族，它还需要如此做戏吗?”事实证明，白纸鹤虽然撒下去了，泰南穆斯林心中的怨恨却依然没有得到发泄。

缓和政策缺乏执行力

2006年9月19日晚，泰国陆军司令颂提・汶耶拉卡林上将发动他信领导的政府，之后成立了“国家安全委员会”，并任命素拉育为过渡政府总理。由于颂提将军是穆斯林出身，许多人都期望泰国过渡政府的南部政策会有所变化。确实，素拉育过渡政府改变了他信政府的敌视政策，进而采取了更为温和的、宽容的抚慰政策。

在带来国内政局动荡的情况下，2006年11月初，素拉育总理访问了北大年，并为他信政府时期的过度使用武力而道歉，特别是为在“塔拜镇事件”中窒息的78名死难者而道歉。素拉育总理还承诺在国家和解委员会的主导下，召开一个由所有相关方面参与的对话会议；许诺向马来穆斯林学生所在的大学派遣更多的专家学者；允许在南部地区使用马来语作为政府部门事实上的工作语言；考虑允许在南部地区实行部分伊斯兰教法律。这一切在过去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政策会被认为是南部地区朝独立迈进的象征性步骤。

过渡政府还主动与周边的穆斯林邻邦修好。如2007年1月，在菲律宾宿务召开的东盟首脑峰会上，素拉育总理和巴达维总理同意就加速发展泰国南部地区与马来西亚北部地区的经济问题举行会谈，双方同意达成一个“联合发展战略”。目前，泰国与马来西亚边境之间还有近5万马来穆斯林具有双重国籍，这些问题还有待双方协商解决。

素拉育政府的另一个举措就是拟在泰南推行伊斯兰教法律。素拉育在与泰国外交官和驻伊斯兰国家大使交流的会议上表示，希望泰南三府的司法系统能够与伊斯兰教法律更为接近。他说：“政府将会改善司法系统，考虑引入部分伊斯兰教法。”素拉育还要求所有驻伊斯兰国家的泰国大使确保所在国的人们明白泰国南部的问题，以及政府解决该问题的努力。

阿披实上台后，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有效行动来结束南部的动乱，泰南局势进一步陷入僵局。分离组织提出单方面有限中止敌对行动，但目前还未得到政府的回应。现在，仍有大约3万名军人部署在南部四府。

阿披实政府意识到泰南问题政治解决

的重要性，但许多因素束缚了阿披实政府的手脚。自从军事他信政权以来，泰国社会就深陷动荡之中，街头抗议此起彼伏、连绵不绝，先是黄衫军独占鳌头，后又红衫军独领，黄红两大阵营形成对峙。泰国精英与大众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二元政治对立格局反映的是泰国社会的分裂和阶级的对立。泰国政局已经成为一盘下不完的残棋，一方是困兽犹斗的红衫军，另一方是越来越失去优势的阿披实政府。

对南部马来穆斯林来说，泰国政府执行近一个世纪的同化政策已经不再起作用了。泰南问题的错综复杂性已经让泰国的国家整合变成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局。在这种情况下，和谈与在南部实行新的行政治理结构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2004年南部动乱发生后，泰国政府一直认为没有谈判的余地。在第三方的撮合下，政府曾有过对话的打算，但最终都没有达成任何成果。问题出在两方面：一是政府更替过快，没有连贯的政策思路；二是政府的和谈对手即分离分子无法确定。2008年9月，因成功主持印尼政府与亚齐伊斯兰分离分子的和谈而扬名的印尼副总统卡拉在总统府主持了一次为期两天的和谈，双方分别为代表泰国政府的一名退休将军和代表4个叛乱组织的15名居住在泰国境外的马来穆斯林。但泰国政府认为，这些居于国外的马来穆斯林并不能代表4个叛乱组织，因为这4个叛乱组织本身也是各自为政，彼此之间也没有太多的联系。况且，泰国政府也不接受第三方插手泰国内政。所以，印尼主持的这次和谈以失败告终。

而从印尼与亚齐等分离势力的和谈过程中可以发现，治理结构的改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年来，泰国政府与军队上层公开排除在泰南进行行政结构改革，认为这是迈向独立和破坏泰王国国家统一的开始。政府与军队的这一态度阻碍了对和谈进程的进一步探求。

泰国自由行篇7

摘 要：中泰两个来自亚洲的古老国家，自1975年7月1日建交以来，开创了两国经济、文化、政治交流的新时期，如今，中泰之间的文化交流伴随着大批孔子学院在泰国的兴建，更加蓬勃发展起来，学中文成为文化交流一个重要的基点，作为汉语教师志愿者，来到泰国观察到很多与中国不同的文化方式，本文就是就笔者在泰国的一些观察，包括对一些文献的整理，最终所做的一个浅略归纳，日后还将进行丰富和完善，希望所做论文，能让更多中国人了解泰国的文化方式，尽量减少文化误读。增进双方的互信、共通。

关键词：民族性格、中泰文化、差异。

一、民族性格

《辞海》对“性格”一词的定义是：“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态度和行为方面的较稳定的心理特征，如寡断、刚强、懦弱等。在生理素质的基础上，在社会实践活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由于具体的生活道路不同，每一个人的性格会有不同的特征。”[1]性格的形成不但受遗传因素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环境是性格发展形成的一个决定性因素。环境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家庭、学校、社会活动圈子以及工作实践来发生效应的。性格的英文单词为“character”，原意为印记、特色、记号、标志，主要用来表示事物的特征。一般来说，成长于共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中的群体，必然表现出共同的群体性格特征，而传统的家庭生活和固定的道德标准又使这种性格不断得到强化与巩固，进而形成了一种作用于全体国民行为习惯的，且价值上认同的为人处世的稳定态度与行为方式，亦即整个民族性格的体现。民族性格即指一个民族在对人、对事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特点，是一种总体的价值取向，也就是荣格所指的集体无意识，它的形成比人的性格形成更复杂。民族性格的形成与该民族的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等因素密切相关。

二、中泰民族性格对比

（一）中泰国的民族性格中共同最显著特点是和谐、善良，不希望冲突

泰国历来被称为是微笑国度，人们见面行合十礼，说sawadi.热情帮助他人。由于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甚至在学校教育中也贯穿了佛教的一些思想，甚至留下了一些仪式。每到升旗仪式结束，学生们都要一起念经，表现出对于佛教的重视，他们也很少杀生，体现出善良、和谐的品质在里面。由于他们信仰佛教，因此，他们的监督成本也很低，比如自行车、汽车都不会锁。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崇尚“和”的民族。从先秦诸子百家中，可以看出遗迹。儒家讲“大同”，墨家讲“非攻”要“兼济天下”。即便后来有过少数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但最后还是被“和”文化同化。中国虽不是佛教的起源国，但是自汉代佛教传入以来，中国人民也是喜欢用“和”解决争端，在国际交往中也强调“和而不同”。但是、在当下中国的日常生活当中，由于信仰的缺失，也出现了很多不和谐的事件，例如在中国监督成本就很高。

（二）泰国人民崇“慢”生活，中国人被迫过“快”生活

泰国人说话很慢，从泰语的发音可以看出，泰国人说话常常是娓娓道来，如果你说快了，他们也希望你能慢慢来，如果你要模仿他们的发音，那必须慢下来。吃饭的时候也会很慢，他们会很慢的享受美食，泰国民家有一个说法，谁吃的最慢，谁就能找到一个美丽的爱人。无论传说真假，但你都可以看出他们比较喜欢慢生活。电影《泰囧》里面，徐铮扮演的角色一直朝司机大喊要快，司机虽然听不懂中文，但是希望他慢一点，不要急。在工作生活上也很慢，泰国老师经常会告诉你，上课迟到几分钟没关系的。他们不一定会准时到，晚到10分钟都属于正常的。从志愿者教学经历来看，经常会在教室里面等待学生做活动回来，可能上课20分钟后，学生才会陆续进教室学习。其实分析泰国的慢，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由于泰国以旅游作为支柱产业，人口少，社会压力不大。他们不像中国人一样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因此自然让他们慢下来。

中国人其实喜欢“慢”生活，然而由于社会压力被迫过上快生活。暂且不将北京、上海、广州的生活节奏，将中国最慢的城市“成都”与泰国对比，你就更可以看出泰国的慢，成都人喜好休闲，然而随着国际化程度的加深，成都也变得越来越快，将两者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国家包括地区经济结构与人口结构的不同是造成慢生活的最主要原因。泰国以旅游业作为经济支柱，而中国主要是以制造业占经济结构的主导地位，因此中国人讲求效率，而泰国人则是强调自身生活的舒适度，服务业世界一流。也正是由于它的“慢文化”，泰国逐渐成为休闲度假的不二选择。

（三）男性化与女性化

说到泰国，就不能不提到泰国的“人妖文化”。由泰国的“人妖文化”不难看出，泰国在男性化还是女性化的维度上倾向于女性，由于人妖这一行业导致的旅游业风生水起，利益驱使人们更加认可了这一行为，女性的地位不断的提高。泰国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与男子平等，无男孩的家庭，财产由女儿继承。在我做调查的泰国家庭中，泰国的女性地位是极高的，上至总理，下到校长很多政府职位都是由女性担任，甚至在婚姻家庭中，男方可以不像中国家庭，由男方买房，在泰国很多男性都是入赘女方家庭。现在，泰国的女性晚婚率非常高，他们提倡“宁缺毋滥”，如果不合适，宁愿不结婚，在这方面泰国父母不会给予子女太大压力，这点和中国大为不同，在婚姻的择偶观上，根据调查显示，现在大多数泰国女性更青睐于选择异国恋，具体原因可能与女性化的社会结构相关。在提高女性地位方面，中国一直在亚洲国家中表现的较为突出，中国女性日趋自强与独立，全国人大代表中的女性比例甚至超过美国国会。但是这还是没能改变男性化占主导的地位。对于物质利益与权力的喜爱又使中国社会呈现出明显的男性化倾向，家庭中往往男性处于主导地位。

（四）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取向

泰国浓厚的宗教文化底蕴让他们认为人作为家庭、宗族的一员来到人世，家族予以保护，成员报之忠诚，泰国人思考问题，决策出发点是“我们”。泰国人注重群体的关系，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人不能只关注自身的情感，而应关注身边人的感受，他们在保持一种和谐平静的生活。因此，在泰国会经常看到一大家族同居的情况，族长对成员的重大选择有一定的决策权。中国依旧是有一种主流思想是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人与人之间也更注重情感的交流，而非独立存在。简单比较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高下，未免不妥，但当下将一些“为人民服务”、“利他”的行为斥为“傻”、“吃亏”的现象肯定不对。

（五）平等、自由与“等级化”

平等、自由与“等级化”看似是一对矛盾的词语，但是在泰国生活中随处都可以得到注释。泰国是一个深受西方影响的国家，同时也保留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很保守和传统，等级观念很强，在等级社会中，选拔决策以候选人的社会等级为基础。本着彼此尊重的态度却有着高低的权利分化，在整个国家、国王和王后地位最高，最受泰国人民爱戴，随处都可以见到他们的挂像，人们还要虔诚的拜礼。在学校中，合十礼的高度决定了你的身份与地位。老师对校长的礼节很讲究，学生对于老师的礼节也很讲究，学生与老师说话，高度不能比老师高，进入办公室都会跪在地上，而校长讲话会拜国王，如果有僧人在，还会拖鞋，非常虔诚的给僧侣行礼，可见他们对佛教的尊崇程度。人们遵从于这种等级制度甚至是在大学中。泰国学者观察到了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现象，大学生中注重团队精神文化，特别是服从师兄师姐的传统，对于强化权威崇拜有着极大的影响。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在泰国的课堂，或者其他非正式场合，是非常西化的，根据志愿者经历来看，学生们在课堂上的表现非常自由、很像西方的课堂，甚至在其他场所都是这样。因此总结一下应该是，在外在的礼节上非常“等级化”，然而在思想上，或者非正式场合都是平等、自由的。中国作为高权力距离的国家，人们之间是不平等的。在中国，父母教育儿女要服从，儿女尊重父母；教师主导课堂；是传授知识的权威；学生尊重老师；受为了让学生对中国的宫廷戏有所了解，我要求他们课前去看在中国非常火的一部电视剧《甄嬛传》。然而上课时，学生们告诉我他们对这部剧没有兴趣，完全不知道中国的宫廷剧有什么意思。当我们进入课文时，学生们对课文中宫廷剧的特点就是“描述宫里的人怎样为了争权夺利而勾心斗角”同样大惑不解，认为这些人没有意思，甚至是有点可笑。当时我想当然的认为中国人对官场和政治的看法应和美国人相似，为了让他们进一步了解“争权夺利”的意思，就问学生：“你们觉得奥巴马和罗姆尼竞选总统是为了争权夺利吗？”结果四个学生面面相觑，没有说话。我问一个专业是司法学的女孩，她犹豫了一下，说：“我觉得他们可能是为了别的东西，但不是为了争权夺利。”其他学生也表示赞同。而此时我内心的想法则是：难道他们没有理解争权夺利的意思？

课下当我再和学生提及这个问题时，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文化模式化有多么严重。我心中对政治的看法和美国学生的看法差距太大了，我所给出的例子当然也不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理解这个词在实际生活中的运用。中国人所认为的很有意思的剧情，即使出了英文的版本，对他们来说，可能也无法真正的理解，更谈不上喜欢了。

作为一名对外汉语教师，在教学准备时应该着重注意这些不同点，不能想当然把自己文化中形成的模式套到所教的学生身上，用自己的价值观作为衡量学生正确与否的标准。切不可因“我见青山多妩媚”，就想当然的认为“青山”的美能被外国学生所理解和接受。

综上所述，在高年级的对外汉语课堂上，文化固然重要，但语言依旧是重中之重，是需要教师花更多精力来准备的。同时，对外汉语教师也要注意培养自己的跨文化交际意识，以更加中肯的态度来对待中国文化，同时以更加宽容的心态来接受其他民族的文化，才能促进对外汉语教学更好的发展。（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新学院）

参考文献

[1] 《文化纵横观》，Kunshan Carolyn Lee，Hsin-hsin Liang，Routledge，2010年版；

泰国自由行篇8

东南亚地区是我国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与“走出去”战略的重点地区，是极具开拓潜力的新兴国际市场。

泰国作为东盟的发起国之一，在东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泰国位于中南半岛中南部，对周边国家具有很强的辐射力，是我国产品进入东盟市场的桥头堡。

为协助我国企业进一步挖掘东盟市场商机，商务部外贸发展局、农业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将共同举办“2007年中国农业（泰国）展览会”。展会于2007年5月19~21日在泰国曼谷诗丽吉皇后展览中心举办。

东盟市场潜力巨大 泰国经济运行良好

东南亚国家联盟共10个成员国，市场潜力巨大。东盟总面积448万平方公里，人口5.43亿，GDP总额超过8000亿美元，外贸总额10362亿美元，外汇储备3008亿美元。作为我国的近邻，东盟市场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

泰国是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重要国家之一。总面积51万平方公里，人口6476万（截至2005年12月31日），其中曼谷人口584万。

2005年泰国经济总体运行良好，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762.5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为2655美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1308美元。预计今年，泰国经济将在上年的基础上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据泰国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委员会（NESDB）预测，今年的泰国经济增速将在4.7%~5.7%区间内。

对外贸易在泰的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2005年其对外贸易总额2270亿美元，其中出口1092亿美元，进口1178亿美元，分别增长15%和26%。

2005年泰国出口目的国前4位分别为美国、日本、中国和新加坡，占泰国对外出口总额的44.2%。进口方面，日本、中国、美国和马来西亚分别为泰国2005年进口来源国前4位。

泰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消费水平的日益提高、进口需求的稳步增长，以及泰国在东盟国家中的地位，给我国企业开拓泰国及东盟市场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中国―东盟关系全面发展 中泰贸易高速增长

东盟国家都是我国的友好近邻。2003年10月，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国与东盟的关系驶入健康、快速和全面发展的轨道。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东盟双边贸易以年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2002年11月4日，中国政府与东盟10国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2010年建成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

2005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达1303.7亿美元，增长23.1%。东盟已连续12年成为我第5大贸易伙伴、第5大出口市场和第4大进口来源地，是我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我也成为东盟第6大贸易伙伴。

中泰两国的贸易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1975年7月中泰建交后，中泰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经贸合作关系，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两国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两国经贸往来不断扩大。

1975年中泰两国建交的头一年，双边贸易额仅为2462万美元。到2005年，据我国海关统计，双边贸易额已达218.1亿美元，其中我出口78.2亿美元，进口139.9亿美元。2006年1至9月，中泰双边贸易继续保持稳步增长趋势，双边贸易额达到200.2亿美元（同比增长26.3%），其中我出口70.9亿美元（同比增长22.4%），进口129.3亿美元（同比增长28.6%）。中国是泰国的第3大出口市场和第2大进口来源国。而泰国连续3年成为中国的第14大贸易伙伴，是中国在东盟国家中第3大贸易伙伴。中泰两国已相互成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中泰农业互补性强 我农产品比较优势明显

为加快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国与泰国从2003年10月1日起，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下提前实现中泰之间水果和蔬菜产品的零关税。这对我国水果出口泰国市场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仅陕西省今年1到7月水果自营出口便达2800多吨，货值134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8倍和2.9倍。而且，平均价格就达到了近5元/公斤，同比增长了62%。

据悉，2005年中国出口泰国农产品总值3.07亿美元，同比增长40%。出口的农产品主要是蔬菜和温带水果以及竹编等加工品。中泰两国由于所处地域环境和生产条件的不同，农产品既有种类上的差异性，也有季节上的互补性。中国在谷物、水产品、温带蔬菜、水果等产品上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有理由相信，中泰贸易尤其是双边农产品贸易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积极推介 广邀客商

为确保参展企业的出展效果，展会主办单位十分重视参展企业和展会的宣传推介和客商邀请工作。

2006年8月30日，展会主办单位在曼谷召开了“2007年中国农业（泰国）展览会”新闻会。我驻泰国使馆经商参处参赞、泰国农业部部长助理、泰国中华总商会郑明如主席、泰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王志民会长等出席了会。展会主办方还邀请了泰国主要媒体、商协会及企业界代表到会。参会人员均对该展表示期待。

泰国自由行篇9

上帝啊，我真的热爱英国人。

如果我不是爱他们更甚于法国人，愿上帝惩罚我！

身为杰出的法国人，却如此热爱英国人，究其原因，这大约是当时许多法国知识分子的共识。英国与法国隔海相望，但它早已掌握了海上霸权，工商业发达，资产阶级已登上了政治舞台，开始了产业革命。164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英国三权鼎立的议会民主制。面对一个黑暗、专制的欧洲大陆，人们似乎觉得英国就是自由之岛。“即便英国贵族们竞相模仿法国宫廷的语言、衣着和礼仪，18世纪的英国的确是一个比法国更自由、更宽容的地方”（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刘雪岚、萧萍译，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8页）。伏尔泰对此可谓体验深刻。

1694年11月22日伏尔泰生于巴黎新桥附近的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原名弗朗索亚-马利·阿鲁埃（Francois Marie Arouet）。伏尔泰10岁进入圣路易中学接受教育，17岁离开中学。毕业时他向父亲声明：要做一个诗人。他父亲极为恼火，坚决反对他“成为一个对社会毫无益处的家伙，生累父母，死于饥饿”[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上），金发燊等译，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2页。译文有所改动]，坚定不移地把他送进了法科学校。据说，他的反抗方式就是很少去上课。

伏尔泰头上或许有反骨，12岁时他就读了启蒙主义思想家贝尔的著作，怀疑地狱的存在。1716年伏尔泰22岁时，因写诗讽刺摄政王奥尔良公爵腓力普和他的女儿斐利公爵夫人而被逐出巴黎，在舒雷住了八个月。当路易十四去世时，路易十五才五岁，故由奥尔良公爵摄政。1717年伏尔泰又写了讽刺宫廷风气的作品《小孩的统治》。当时摄政王为经济起见，将御厩里的马卖出了一半，伏尔泰嘲讽道：“何不将朝廷里塞满的驴子裁去一半，那就真的有见识得多了。”据说，有一天摄政王在公园里碰到了这位天才少年，便说：“阿鲁埃先生，我跟你打赌，我能给你看你从未见过的东西。”“什么东西？”“巴士底狱的内幕。”[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上），第283页]果然，阿鲁埃第二天就见到了。他在那里被关了11个月。正是在巴士底狱他取了“伏尔泰”（ Voltaire）这个笔名。奥尔良公爵曾这样评价伏尔泰：“你要不是一个凡人的话，你就完满无缺了。”

1725年12月的一个晚上，在巴黎的剧院里，当伏尔泰正在向著名的悲剧女演员阿德里安娜·勒库夫勒大献殷勤时，被一位名叫罗昂的年轻贵族粗暴地打断了。当他们争风吃醋，准备大打出手时，勒库夫勒小姐却晕倒在地。几天后，伏尔泰在朋友家吃饭时又被罗昂叫到门外，被人拽入马车里揍了一顿。罗昂还在一旁不无揶揄地告诉打手们不要打诗人的头，因为“那脑袋瓜里可能会产生出什么好东西来”。伏尔泰蒙羞后决心学习击剑，并发誓要向罗昂复仇，进行决斗。罗昂家族稍加考虑后，便告发伏尔泰，再度将他投入巴士底狱。他在那里被关了14天。随后他被送上了驶往加莱港的马车，被逐出法国。

1726年5月伏尔泰来到英国，他在英国住了两年多。在这种心境下离开法国自然对法国没有留下多少好印象。但是，伏尔泰对英国的第一印象却是它那晴朗明媚的天气。他日后回忆道：“那天空，晴朗无云，就像法国南部最明媚的日子。”看来，英国的天似乎都要比法国的蓝。然后他看到了那些普通的英国人“生活得自由而富足”。“在这里艺术被尊崇，被奖励，人们生活的位置有所不同，但除了德行有异，人之间再无任何不同”（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第33页）。伏尔泰眼中的英国，真有点像人间乐土了。因此，伏尔泰由衷地发问：为什么世界不能都像英国？也就是说，为什么能够保障英国自由的这种法律不能被其他国家所采纳？这仿佛是在问：椰子能够在印度结果，为什么不能在罗马成熟？

这就是伏尔泰的椰子问题。1999年荷兰裔英国学者伊恩·布鲁玛出版了《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VOLTAIRE’S COCNUTS or Anglomania in Europe）一书，集中描述了欧陆人士与英国的因缘、纠葛和嫌怨。2007年该书被翻译成中文，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伏尔泰发现，“商业已使英国的公民富裕起来了，而且还帮助他们获得了自由，而这种自由又转过来扩张了商业；国家的威望就从这方面形成壮大了。商业渐渐地造成了海军的力量，从而英国人也就成为海上的霸王”（伏尔泰《哲学通讯》，高达观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8页）。商业使公民富裕，公民富裕使国家强大，国家强大保证了公民的自由。在伏尔泰看来，这就是英国的法律和政府的高明之处。在这里，个人自由、财富增长、法治精神是相辅相成的。英国的法制给予每个人以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乃是：人身和财产的全部自由，用笔向国家提意见的自由，宗教的自由等。数十年后，伏尔泰在《关于百科全书的问题》（1771）“政府”条目第七节说到英国法律时突然发问：“为什么别的国家不采取这些法律呢？这样是否等于问为什么椰子在印度能成熟，在罗马就不会？你可以回答：在英国，这些椰子不是老成熟的；可以回答：它们被栽培得还不久；可以回答：在瑞典曾经学样试种过，却没有成功；可以回答：你可以从别的省份运椰子来，例如运到波斯尼亚或塞尔维亚。所以试种一下罢！”（伏尔泰《哲学通讯》，第47页）伏尔泰对这个“英国法律的椰子”的普适性虽然还有些犹豫不定，但仍然觉得全世界都不妨“试种一下”。

1729年3月，伏尔泰回到了法国。不久他就出版了批评法国封建制度和宣传唯物主义哲学的《哲学书简》（又译作《英国通信集》，Letters on the English，1734）。这是一部思想旅行者的思想游记，伏尔泰关注的是英国人的思想。这部书被指责为“伤风败俗、违背宗教道德、蔑视朝廷尊严”，伏尔泰自知又走到了重游巴士底狱的半路上了，于是他拔脚就跑，并乘机带走了人家的妻子。而出版该书的书商却没有那么幸运，虽然留下了性命，却进了巴士底狱。

随后，他在女友夏德莱侯爵夫人（Mme Emilie du Chatelet，1706—1749）在香槟省的古老幽静的西雷（Cirey）城堡里住了15年（1734—1749），在那里创作了大量的文学作品。他说夏德莱夫人是“一个大伟人，唯一的错误就是做了一个女人”。“当时的道德风气允许一个妇女在自己家里多养一个情人，只要事情做得适当地尊重人类伪善的面子就行；而今她选中的不但是个情人，还是个天才，全世界都会原谅她。”[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上），第291页]。1749年夏德莱夫人去世，伏尔泰曾一度伤痛欲绝。1750年他应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的邀请来到柏林，他本希望此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未能如愿。

1755年他在法国和瑞士的边境上的费尔奈（Ferney）买了一块不大的地产，并在那里安度晚年。伏尔泰说：“在这个地球上，哲学家要逃避邪恶的追捕，就要有两三个地洞。”那里现在更名为费尔奈-伏尔泰，保留着伏尔泰的故居。在伏尔泰的卧室里，“墙上四处挂着他崇拜的伟人画像：牛顿、弥尔顿和乔治·华盛顿。还有一幅更大的伏尔泰自己的画像，画中他正在升向一处凡尘的天堂，上有天使和缪斯们在迎接，脚下是他的批评者像地狱中的罪人一般正在痛苦挣扎。”（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第24页）。伏尔泰在那里精心营造了一座花园，他自称“完全是英国品味，一切遵从自然”。“它很匀称，但有些奇异，时而有几处显出野趣。有一处漂亮的露台，可以看到圆形池塘和喷泉。笔直的砾石小路两边种着酸橙树和白杨树。房子后边长长的小径两边都是笔直的角木”（布鲁玛《伏尔泰的椰子：欧洲的英国文化热》，第25页）。伏尔泰自以为他向法国引进了英式花园，但“花园的造型太小、太整齐、太匀称、太装饰”，简而言之，它仍然太法国化。据说，伏尔泰在那里尝试种过菠萝，正如他希望将英国的法律移到法国一样，但是，他种下的菠萝没有挨过欧洲的寒冬。

伏尔泰尝试过在欧洲种植菠萝，但他没有尝试过将英国的法律移植到世界各地。“也许英国的某些法律和政治制度是可以出口的，印度、肯尼亚和孟加拉这些英联邦国家可以以此作证，但是亚非产的‘英国椰子’尝起来并不香甜，而且英国的迷人之处恰恰不是她与这些国家表面上的相似之处”（陆建德《思想背后的利益——文化政治论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看来，并不存在一种普世的法律或者真理。法律也好，真理也罢，都是有条件的。世界上没有从来就有的法律和真理，如此也就没有永远存在的法律和真理。永恒的法律和真理作为一种理想或许存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它们总是有所限制、有所变化、有所调整，以适应新的地理和环境。伏尔泰的花园或许可以作为例证。因此，作为普世的法律理想固然是美好的，但随机应变也是必须的。

伏尔泰对此自然也是深有体会，他的机敏善变、口舌如簧也是尽人皆知的。他身上似乎存在先天的两面性：一方面，他的容貌毫不动人：丑陋、浮夸、油滑、猥亵、无顾忌，有时甚至虚伪，总之，他那个时代和区域所具有的一切劣迹，他难得漏掉一样去；另一方面，他又仁慈、体谅、慷慨，帮助朋友如攻击敌人一样热心，笔头一掉就能杀人，可是只要人家走上去乞和，他便马上解除武装了。伏尔泰是个天才，但是个善变的天才。据说，伏尔泰在旅英时，一次回家的路上因一身外国装束受到街上几个英国人的污辱，他们叱骂一通后还想追打他。伏尔泰讨饶道：“英国的好汉们，我不生为英国人不是已经够可怜了吗？”那帮“好汉”听了齐声叫好，把伏尔泰抬起来送回住处（陆建德《思想背后的利益——文化政治论集》，第16页）。伏尔泰以多变和善变很好地适应了英国的多面性。

伏尔泰对英国作家赞誉最高的是蒲伯，而对莎士比亚则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他称莎士比亚为“乡下来的丑角”、“醉醺醺的生番”、“挑水夫”、“野蛮的自然人”、“怪物”，认为他不懂规范、不懂合宜、不懂艺术，混淆了卑贱与高贵、打诨与恐怖之间的关系。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令人惊骇的是这个怪物在法国有一帮响应者，为这种灾难和恐怖推波助澜的人正是我——很久以前第一个提起这位莎士比亚的人。在他那偌大的粪堆里找到几颗瑰宝后拿给法国人看的第一个人也正是我。未曾料到有朝一日我竟会促使国人把高乃依和拉辛的桂冠踩在脚下，为的是往一个野蛮的戏子脸上抹金”[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伏尔泰在政治上是法国大革命的急先锋，在艺术上又是一位古典主义者。

伏尔泰提倡宽容，宽容几乎等于自由的同义词。1769年， 75岁的伏尔泰写过一部悲剧，名为《拜火教徒，或宽容》。伏尔泰与卢梭虽然同为启蒙运动的领袖，但他们的主张和观点并不相同，有时甚至针锋相对。卢梭提倡“自然人”，伏尔泰更强调“自然人”的文明化。伏尔泰曾这样答复卢梭：“迄今为止，没有人有你那么聪明诙谐，竟试图把我们变成畜生；读你的书让人想匍匐而行。然而，自从我放弃这种想法以来，如今差不多60年了，令人遗憾地再要我有这种想法是根本不可能的。”伏尔泰还说：“卢梭像个哲学家，犹如猴子像人一般。”可是，伏尔泰还说过：“你的话我一句也不同意，可是我将誓死保卫你说话的权利。”[威尔·杜兰特《哲学的故事》（上），第348～349页]而当卢梭四处受到攻击，并遭到驱逐时，伏尔泰热情地邀他来家里同住。

当然，提倡宽容的伏尔泰自己有时也器量狭小。据说，他在费尔奈的家中养了四只猴子，它们分别以伏尔泰的论敌的名字来命名。伏尔泰饲养这些猴子的目的是为了发泄他的肝火，他不断地用针刺鼻子、拧耳朵、踩尾巴、戴高帽来戏耍、欺辱这些猴子（陆建德《思想背后的利益——文化政治论集》，第17页）。提倡宽容的伏尔泰也有不宽容的时候。

早在伏尔泰在费尔奈准备安度晚年时，他就在那里为自己修建了墓地，他希望自己死后有一个像样的葬礼。他在一块墓石上写道：“聪明人会说我既不在里面也不在外面。”事实上，他从来没有进去过，因为他被葬在了巴黎。

泰国自由行篇10

关键词：泰国佛教；旅游业；协调发展

一、绪论

泰国的旅游业举世闻名，对泰经济发展来说至关重要。1982年，泰国旅游业的创汇第一次超过了长期居首位的大米的创汇额，成为泰国最重要创汇部门。

说到泰国旅游业，人们就会想到绚丽的热带海岛风光以及各式华丽的人妖秀，但不得不提的还是泰国的佛教。佛教是泰国旅游业的一大特色，也是泰国旅游业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泰国95％的国民信奉佛教，佛寺佛塔众多。具不完全统计，在泰国有四万多座佛教寺院，如果参观要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因此有"千佛之国"的美称。无论是商店还是宾馆，无论是人潮涌动的街边还是人头攒动的旅游胜地，佛像和佛龛无处不在。这个国土面积仅51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什么常年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成为一个以旅游文化产

业为国内经济支柱的亚洲五小龙之一的经济强国呢？

去过泰国观光旅游的中国人都会有一种深深的感受，佛教在泰国成了教化人和凝聚人心的超常力量，致使泰国这个枪支泛滥和色情成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一定的秩序，为泰国旅游业建立了良好的环境，这不能不说佛教对泰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发挥的作用非常巨大，特别是在泰国旅游业发展中功不可没。这就是泰国建立世界旅游大国的重要精神支撑，也正是泰国人在对外旅游中无时无刻放大佛教文化的原因所在。即使是当今，佛教依然占据泰人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对泰国整个国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特别是旅游业，佛教在泰国旅游业中所占重要地位，是无法替代的。

再者，佛教中有许多思想可以给我们所提倡的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观提供有益的借鉴。在泰国,旅游业已成为其主导产业,直接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深刻认识到佛教在泰国的影响力,充分发挥佛教在泰国旅游中的积极作用,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合理开发旅游资源,对泰国旅游的发展也是意义重大。

随着休闲度假旅游时代的到来，人们对旅游地所提供的旅游产品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目光越来越挑剔。那些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较高的文化品位的旅游地将会吸引游客的目光。而泰国恰恰是顺应旅游市场的这种发展趋势，充分挖掘佛教文化内涵，保护其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对泰国旅游业未来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泰国佛教概述

泰国是一个佛教国家，佛教为其国教,素有"黄袍佛国"或"黄衣国"

之称。1995年,全国人口6235万人，僧侣和沙弥数为63.8万余人，约占全国人口的1.02%，佛教徒则占93.88%2。宪法明确规定,国王必须是佛教徒。泰国有佛寺41215座，其中曼谷约有佛寺500座。佛教在泰国广为流传,历史悠久,影响深远。

关于佛教传入泰国的时间，从泰国出土最早的佛像来看，约在公元4-5世纪。此外，中部碧武里府、南部的陶公府也有5-6世纪的佛像出土。按最保守的说法在公元4-6世纪时，泰国已有佛教流传。迄今，佛教在泰国流传的时间，至少已有1500年。

我们知道,佛教分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它们是释迦牟尼死后在信徒中形成的。小乘教比较接近释迦牟尼说教的原意,主张人只要断绝苦因,入涅境,就可成正果。小乘教认为人死后精神不死,宣扬因果报应和轮回转世。泰国佛教属小乘佛教。佛教传入泰国后,掺入了早已在当地流行的精灵崇拜、祖先崇拜和婆罗门教的成分,形成了具有中南半岛特点的小乘佛教。此外,泰国佛教还带有中南半岛地区小乘佛教的其他特色。例如:泰国和尚头上不烧戒疤等等。

三、佛教对泰国旅游业影响的表现

（一）佛教对旅游主体的影响

旅游主体即旅游者。作为2000年的佛教古国，各式佛寺佛塔构成了黄袍佛国的一大特色，吸引了各国成千上万的旅游者和朝觐者。 旅游活动是人们需求层次提高的一种表现，能满足人们求知的需要，通过到泰国旅游可以增长游客的佛教文化知识，陶冶情操，修身养性。在今天这个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竞争不断升级的社会中,各种

各样的烦恼缠绕着人们,而佛教能够给游客一个消解烦恼的方法和一个悠然、轻松的环境,使紧张、压抑和疲惫的身心得到全面的释放,使人们在泰国的旅游不仅仅作为一次观光旅行,同时也成为一次精神充实之旅,让人们能够在有限的生命里去感受无限的世界的欢乐。

同时通过佛教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多地了解了泰国。泰国是世界佛教中心，世界佛教徒联谊会总部就设在泰国首都曼谷，每年都要接待大量来访、求学、交流和朝觑的佛教徒，而且还经常举行国际性的佛教会议和有关的学术活动等等。而近年来，西方人士亦纷纷来到泰国修习佛法，修行一段时日后，多数请求披剃出家，有些在曼谷的禅坐中心学静坐，大多数则入山林苦修。这使得泰国佛教也超过国境，不断向世界各地传播，使得泰国国际知名度不断提高，有利于开发新的旅游客源，形成多元化的客源，促进泰国的旅游事业的不断发展。

（二）佛教对旅游客体的影响

旅游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是以旅游资源为基础的。"旅游资源是指客观存在于一定地域空间并因其所具有的审美和愉悦价值而使旅游者为之向往的自然存在、历史文化遗产或社会现象。"旅游资源是由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游资源两部分组成。而谈到泰国那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和无与伦比的人文景观,就不能不提到佛教,它的影响对泰国旅游来说是不可替代的。

1、佛教对泰国人文旅游资源的影响

佛教对泰国人文旅游资源的影响是广泛的。"人文旅游资源是古今人类各种社会文化活动的结果,其形成与分布不仅受历史、民族、

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因素制约,还受到自然环境的深刻影响,并形成了明显的地域性。这种特征使该地区的人文因素成为吸引旅游者前来观光的旅游资源。"

首先，佛教文化对泰国的建筑艺术以及传统工艺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所有初到泰国的游客最深刻最直观的感受。在建筑方面,泰国许多的重要建筑,其屋顶都很大,造型为重檐多面式,即把大屋顶分成段或面,因为佛教认为生活在多重屋顶下或多重伞盖阴影下的人们是幸福的。而在泰国建筑中常用的尖顶装饰(包括屋顶、窗楣、门楣以及门楼等)则象征着佛教帝释天及众神居住的须弥山。还有华丽的山墙装饰来自在山墙上画天神、符咒以阻挡鬼怪进宅的习俗。

其次，泰国的传统节日更是与泰国佛教融合得淋漓尽致。敬佛节、宋干节、水灯节、赛牛节、守夏节、龙眼节、大象节......人们祈祷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拜佛敬神，保佑生活美好。而那些不同肤色的游客置身于节日人群中，其乐无穷。这些丰富多彩的传统节日,随着时代的变迁,其娱乐成分越来越浓厚,但其形成和发展几乎都离不开佛教。

再者，佛教对泰国的风俗有着深远的影响，并在传统艺术的传承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泰国,无论是不是佛教徒,见面都以僧侣间的合十礼致意、致敬；在泰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家家户户都少不了的佛像与供桌；家庭和生产中的各种禁忌,无不折射出佛教的深刻影响；国家用佛历计算年份；凡是国家大典、军事出征、新法令颁布、国王加冕、官员晋升以及个人的婚丧喜庆,都要邀请僧侣参加, 主持佛教仪式,

如斋僧、宴僧、诵经、行善、放生、礼佛等。

最后，佛教对泰国人的日常生活规范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形成一种无形的旅游资源。任何初到泰国的人，都会强烈的感受到泰国人的友善，即迷人的"泰式微笑"。这种友善有很大部分来自于泰国人的佛教信仰。与中国式的大乘佛教（强调修身养性、普渡终生）相比，泰式小乘佛教更强调自我内省和个人修行，要求控制情感乃至身体运动。佛教徒们相信，愤怒和激动会导致灾祸，因此泰国人平时待人接物注重平和、矜持，较少有慷慨激昂的时刻。正是泰国特有的安详与宁静，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者，也使泰国成为重游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目前约有3/5的旅泰国外游客为回头客。旅游业给泰国每年带来的收入差不多是50亿美元，泰国今天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了300亿美元。

这些佛教的建筑、佛教的风俗、佛教的节日等等，构成了"黄袍佛国"的系列景观。泰国这些千百年来在厚重历史文化积淀下的人文景观,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人涌入泰国。而泰国佛教既作为一种人文旅游资源,又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着泰国大部分人文旅游资源的形成与保护。

2、佛教对泰国自然旅游资源的影响

佛教对泰国自然旅游资源的影响也是不可忽略的。在人类文明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泰国能有地球上保存如此完好的原始生态环境,不仅是由于泰国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而且与生活在泰国的泰国人民的活动有着直接关系。实际上,生态环境的恶化或改善与人们的生活方

式和经济行为是难以分开的,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经济行为的形成又与各自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几乎是全民信教的泰国，泰国人民对于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十分崇敬,并用虔诚的心去热爱它,保护它。而虔诚的心对物质世界有时会产生不可思议的作用。

（三）佛教对泰国社会的影响

泰国是个多军事政变的国家，自从1932年建立君主宪制政体以后直至现在的60年中，共发生过18次军事政变，平均每3年多就发生一次政变。然而，泰国的政变以对社会影响甚微而著名，老百姓对上层的政治争斗不感兴趣。政变期间，经常是商店照样营业，交易正常进行。正是由于人民对政变的特殊"承受能力"，使得泰国社会机制保持稳定，大大减缓了政治变故对旅游经济的冲击。因此，泰国出现了政治舞台"变化万千"，而经济始终能高速发展的"怪"现象。 而泰国国家旅游局长也曾说过：由于泰国没有殖民地历史,对外国旅客没有敌意；人民绝大部分信仰佛教，乐施好善；国内政局稳定，与世界各国均保持友好关系等原因,泰国是世界上最安全的旅游目的地之一。

由此可以看出，佛教在泰国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旅游经济的发展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它体现在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安全，为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

四、佛教对泰国旅游经济发展的推动功能

旅游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其特殊性在于经济与文化的密切结合,从而形成一种典型的文化经济,而泰国旅游经济与泰国佛教的

结合即是这种文化经济的体现。佛教传入泰国至少已有1500年。在这期间,佛教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迅猛的发展,佛教相关的寺、庙、塔更是不计其数。佛教对泰国的影响力还是相当广泛的,而与其密切相关的旅游经济也必然受其影响。

秦永红在《宗教文化与旅游经济》一文中指出"文化推动旅游经济发展有三个功能,即魅力、活力和动力9。"佛教文化当然也不例外,必然要发挥它应有的功能。

首先,泰国的佛教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这种魅力成为创建旅游特色、营造旅游环境,开拓新的旅游市场,促进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因为目前各种宗教信徒总数约占世界人口的60%以上,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宗教文化资源的开发,以朝圣、做弥撒、烧香拜佛和考察研究为主题的旅游线路处处可见。因为虔诚的宗教信仰和强烈的求知欲望都会转化为旅游动机。而旅游既是一种经济现象,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现代旅游更是一种大规模的各种文化的交流。泰国真正的魅力在于迷人的热带海滨风情和独具特色的佛教文化，以及其中含有的独特文化气息。泰国佛教属小乘佛教。佛教传入泰国后,掺入了早已在当地流行的精灵崇拜、祖先崇拜和婆罗门教的成分,形成了具有中南半岛特点的小乘佛教。这些都需要在游览过程中细细体味。正是这种独特的魅力,不断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旅游实际上也是通过具有一定文化观念和精神要求的游客的旅游观赏活动的主体体验,从而求得精神上、心理上高层次满足和享受的一种文化活动。"游客去泰国旅游,不仅要游览热带风情，而且要满足心理上对佛教神秘性的探奇。

泰国的佛教文化的魅力恰恰可以满足游客的这种精神需求,同时两者的良性互动又确立了泰国的旅游特色,加快了当地旅游资源的开发,提高了当地旅游的服务质量,促进了当地旅游经济的蓬勃发展。

其次,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吐故纳新,以葆自身的活力,丧失活力的文化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佛教文化作为泰国的传统文化,早已完全融入于泰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泰国的人文旅游资源。 再次,良好的文化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传统文化总是利用它的定势和惯性塑造着人们的心理气质、价值取向,影响和制约着经济的发展。泰国旅游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作为旅游热点的泰国,佛教长期以来都是泰国人民的主要信仰，并作为特定的文化环境,长期以来孕育了当地人民的心理气质和价值取向,通过影响泰国人民的各种活动,对泰国旅游资源的形成与保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推动泰国旅游经济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归根到底,佛教文化作为泰国旅游经济中的内在动力,其功不可没。总的来说,旅游经济一旦形成,文化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影响着旅游经济活动。而佛教文化正是支配并影响着泰国旅游经济的那只无形的手。

五、结束语

旅游业的发展对于泰国佛教文化的继承、传播、交流和研究都起到促进的作用，然而旅游的发展也恰似一把双刃剑,失控和混乱的旅游发展也给泰国的自然、社会和人文方面造成了一系列严重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