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刑法论文十篇

经济刑法论文篇1

一、刑法经济观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政治角度去考察刑法的功能，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上过分强调刑法的政治功能，而忽视刑法的经济功能。这种刑法观念伴随着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产生，也是我国计划经济在人们法律观念上的反映，在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的今天，显然已不合时宜。破除刑法仅仅是“工具”、“刀把子”的思维定势，树立刑法经济观，从经济角度重新构筑刑法调整的重心，突出刑法的经济功能已迫在眉捷。

要强化刑法的经济功能，其核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适应市场经济新秩序、新体制的危害行为评价体系，从宏观上和微观上划清罪与非罪的界限。关于这个问题，刑法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一是“生产力标准说”。此说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当以该种行为是否有利于保护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作为唯一标准，只要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不管法律是否规定为犯罪，都不以犯罪论处。二是“犯罪构成标准说”。此说认为，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只能依刑法规定的具体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凡符合法定犯罪构成要件的就是犯罪行为，而不能再创设其他标准。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均有失偏颇。“生产力标准说”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认定罪与非罪的唯一标准。其实，“生产力标准”终究是社会评价体系中的一个根本标准，不应被简单化和绝对化，在判定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不能脱离法律的规定。“犯罪构成标准说”强调法律绝对中心，在新旧体制更迭之际，往往出现法律规定严重滞后的状况，这势必导致刑事司法难以完全适应社会变化的要求，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

众所周知，某些危害行为之所以被刑法规定为犯罪在于它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在认定某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要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考察。当前，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为对生产力的阻碍和破坏，因此，应该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判断行为社会危害性有无及其大小的根本标准。特别是当立法规定滞后于形势的变化，把已经没有社会危害性或者社会危害性较小的行为仍然规定为犯罪时，司法机关就应该摆脱法律条文的束缚，用生产力标准来考察行为的性质：对发展生产力有益的行为要坚决予以保护；对发展生产力有害的行为，只要达到犯罪的程度，就应当予以刑事制裁；对发展生产力既有利又有害的行为，要精心区分利害大小，作出恰当处理。因此，笔者主张建立以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为标准的危害行为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是社会危害性、生产力标准和犯罪构成三者的有机统一。因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经济体制、科技体制、保持安定团结和稳定，是发展生产力的前提条件；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而危害行为会造成对发展生产力前提条件不同程度的破坏，从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危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表现出社会危害性。当某些危害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严重程度时，就会被规定为犯罪。由此可见，生产力标准是衡量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有无及其程度的根本标准（而非唯一标准）。因此，在新旧体制更迭之际，判定某种危害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只要刑法规定不滞后，就应严格依照犯罪构成；当刑法规定严重滞后时，就要摆脱刑法条文的束缚，用生产力的标准判断行为的性质。需要指出的是，在对生产力标准的理解上，要避免几个误区：不能把生产力标准曲解为纯粹的经济标准，避免将其庸俗化为金钱的标准；不能把生产力标准等同于某个部门或者某个地区的发展标准，避免将其演变为局部的标准；不能把生产力标准误解为排他性的唯一标准，避免将其绝对化；不能把生产力标准当作人为自立的标准，避免将其个人化。

对于司法机关来说，树立刑法经济观必须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要开阔视野，转变观念，防止用计划经济的观念去衡量市场经济中的问题，乱立姓“资”姓“社”的标准；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的犯罪活动，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的方针；同时，要改善执法环境，转变工作作风，不能借“服务”之名，搞“利益驱动”，坚决克服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和以罚代刑，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主动服务，超前服务，努力拓展服务的新局面。

二、刑法效益观

树立刑法效益观，就是在惩罚和预防犯罪活动中，用最小的投入取得最大最佳的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它要求刑罚设置要科学合理；刑罚适用要讲究效益。

刑罚设置科学合理，是指刑事立法要设置一个轻重适中的刑罚体系和法定刑结构。这一问题揭示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是：怎样认识和处理刑罚的轻重与预防犯罪的关系？围绕这一问题，近几年来，刑法学界展开了激烈争论，“轻刑化说”认为，预防犯罪不能只依靠刑罚来实现，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决定了法律作用于社会及其运作过程所产生的“法律效果”的多元化，遏制危害需要刑罚和其它社会调节手段（如经济的、行政的、伦理的等）来共同完成。严酷的法律缺少人道精神，使人变得更加凶残，引起刑法的“功能异化”，从而使刑罚只具有消极的惩罚性质，效益极低。尤其是当前，人们往往刻意强调和追求刑罚适用对刑法效果的直接惩罚功能，造成观念上和实务上的恶性循环。因此，“轻刑化说”主张把“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刑罚缓和化”作为预防犯罪的对策。在立法上严格控制死刑条款；降低某些罪的法定刑；提高财产刑的地位；扩大缓刑、假释的适用范围。“重刑化说”则认为，犯罪率的上升，说明刑事立法不严、司法打击不力，只有适用严刑重罚，才能发挥刑罚的惩戒作用，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因此，在立法上规定重刑，特别是要增加死刑条款；提高重刑在法定刑中的比例。

在笔者看来，犯罪是一种由多种原因聚合而成的复杂社会现象。刑罚在预防犯罪中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但仅仅依靠刑罚并不能从根本上减少和消灭犯罪。刑罚的轻重与犯罪率升降和社会治安状况的好坏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是，就刑法本身来说，无论是重刑还是轻刑都是预防犯罪所必需的，在一个科学的刑罚体系中，不能没有重刑和轻刑的差别。作为一种立法思想，“重刑化”和“轻刑化”都不足取，都可能削弱公众对刑法的尊重，都会导致刑罚整体功能的缺损。就现实而言，我国刑法典中的重刑条款已经不少。在此基础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些《决定》和《补充规定》又作出了更为严厉的刑罚规定，这确实反映了我国刑事立法不断强化重刑的倾向。从逻辑关系上讲，犯罪是适用刑罚的前提，而刑罚则是犯罪在法律上的结果，它们之间具有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形式逻辑告诉我们，逻辑上的结果是不能消灭逻辑上的原因的，换言之，刑罚可以减少犯罪，预防犯罪，但不能消灭犯罪。一部好的刑法应当在罪犯实施犯罪的每一个环节上都为他架起一座后退的桥梁，也就是说，犯罪者在犯罪道路的每一点上回头，都比更向前迈进一步获得更为有利的法律后果。刑罚的不断严厉，死刑的不断增加，只会使人的价值被进一步贬低。当这种价值被贬低到某种低微程度时，就人的功利本能而言，刑罚非但不能抑制犯罪，反而会使人铤而走险，实施更多、更为严重的犯罪。由此观之，如何设立科学合理的刑罚体系和法定刑结构，防止刑事立法的一味重刑化倾向，已不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根据刑法效益观的要求，用尽可能节省的刑罚取得最佳的预防犯罪的效果，这种刑罚既要足以预防犯罪，又不能造成多余和浪费，刑罚的投入是合理，轻重适当的。因此，笔者认为，刑事立法时科学合理的刑罚体系应当包括自由刑、生命刑、财产刑、资格刑。法定刑的设置应当以公正和最佳适度为原则，它要求以罪刑相适应为基础，以最的刑罚量去获得最大的刑罚效益。

刑事立法是刑事司法的前提，刑罚设置科学合理，刑罚适用讲究效益，才能真正提高刑法效益。刑罚适用讲究效益，是刑事司法中注重定罪效益、量刑效益和行刑效益。注重定罪效益，要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把刑罚的使用控制在最低限度，不该用刑罚时坚决不用，避免滥用刑给国家财政带来无谓的开支。注重量刑效益，要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刑罚个别化原则，做到重罪重判、轻罪轻判，同时根据犯罪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大小选择适当的刑罚；扩大财产刑的适用范围（对经济犯罪，以营利、贪利为目的犯罪，单位＜法人＞犯罪，其它一些经济犯罪适用财产刑）。注重行刑效益，执行刑罚时要考虑经济效益，正确处理宏观与微观、整体效益与局部效益的关系。倘若局部上看是有效益的行为，在全局上看来是有害的，应该局部服从全局。所以，刑事司法活动中，要坚决摒弃地方保护主义，行业保护主义和单位保护主义，绝不允许把个人利益、局部利益凌驾于法律之上；要处处考虑适用刑罚的合理性，充分发挥刑罚的有效性。

三、刑法民主观

刑法民主观，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刑事立法过程的民主化；二是刑事法律内容的民主化；三是刑事司法过程的民主化。

刑事立法过程的民主化，是指刑事法律的创制必须增加透明度，广泛吸收各个阶层人士的意见，全面贯彻社会主义立法的民主原则，使法律的草创、出台和最终颁行，不能由立法者闭门造车，更不能以少数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刑法作为一个重要的基本法律，要求全体公民一体遵守，这就要求在立法时尽可能合理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立法者如何了解人民群众的愿望，正确把握社会的客观需要，以使法律适应社会发展和进步的要求，不仅仅是立法技术问题。在目前刑事立法不可能通过全民公决产生时，立法者在法律拟制阶段，应该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让人们了解立法意图，让更多的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进去。纵观近十几年来的刑事立法活动，立法机关在对刑法的修改补充过程中，征求意见的对象、层次、范围还是显得相当狭小。有些法规出台十分仓促，带有先天不足，有些很好的立法建议，由于受到某种干扰最终未被采纳。笔者认为，只有把刑事立法的整个过程真正置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的指导下，才能改变目前立法中存在的缺乏超前性、过分追求立法经济和仓促立法、缺乏整体构思以及把刑事立法活动视为权益之计、策略需要的不正常现象，真正使我国刑法全面步入现代化的发展轨道。

刑事立法内容的民主化，是指在制定的刑事法律中最大限度地反映广大人民的意志，保护人民的利益，尊重和保障人民的民利。这是由我国刑法的社会主义性质所决定的。从我国刑事立法的现状看，在立法内容的民主化方面尚存在不少问题：其一，而我国刑法没有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却规定了与民主原则直接相悖的类推制度；其二，在刑法的时间效力问题上，近年来通过的《决定》和《补充规定》中，有个别采用了“从新原则”；其他不少都是从公布之日起立即生效，公民没有事先了解和学习法律内容的时间；其三，刑事立法使用了最容易导致对公民民利侵犯的不确定的、模糊的用语（如“情节严重”等内涵和外延极其含糊的用语），实际上赋予了司法人员在定罪量刑上以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致使对公民民利的保障往往流于书面的规定；其四，刑法将侵犯公民民利的犯罪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有关侵犯公民民利的罪名寥若星晨（刑法中只有4个条文、5个罪名，即142条的破坏选举罪，146条的报复陷害罪，147条的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和非法剥夺自由罪，149条的侵犯通信自由罪），处刑也相当轻微，且体例上依附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没有在立法上得到应有的高度重视。诸如公民的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民利，尚未纳入刑法保护的范围。如此等等，严重影响了刑法民主化的进程。要强化刑事立法的民主化，首先应将罪刑法定原则明确规定为我国刑法的首要的基本原则，并取消类推制度；其次，增设侵犯公民民利罪专章，强化对公民民利的保障，逐步扩大其保护范围，使公民能够在法律禁止的范围之外，充分行使各项民利。再次，改革现行刑罚制度，逐步冲破现行刑法中以剥夺人身自由权为核心，广泛设置生命刑的封闭刑罚体系，使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刑罚体系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其他手段一起，相互作用，使刑罚朝着更加开放和民主的方向发展。

刑事司法过程的民主化，要求在刑事案件的侦查、、审判、执行等环节上，都要坚持民主原则，体现民主精神。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刑法的民主化除受制于刑事法律的内容外，主要受如何解释刑法和如何执行刑法这两个因素的制约，由于受“宁疏勿密”刑事立法指导思想的影响，形成了刑法条文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而立法解释又极为少见，司法机关为了适用刑法，不得不颁布大量的司法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司法机关办案不是在适用刑法，而是在适用司法解释。但只有立法机关才能最准确地掌握法律规范的本来含义，如果几乎全部的法律解释工作依靠并未参予立法活动的司法部门来完成，不可避免地出现对法律解释的偏斜。这样，司法机关在执行时就会出现偏差和混乱。因此，今后在重视司法解释工作的同时，尤其应加强立法解释，使刑事法律所反映的人民意志得到正确的解释并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得到正确的实现。在刑法执行问题上，刑事司法的民主化落脚点在于如何正确适用刑法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包括保护罪犯的合法权益。就司法人员与被告人、犯罪人的关系而言，司法人员要充分尊重和有效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犯罪人的人身、财产、民利，严禁非法拘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和其他侵犯被告人、犯罪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就司法机关内部而言，不仅要提高全体司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工作责任心，做到严格依法办事，而且要正确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对案件的处理只能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听命于行政干预和长官意志。

四、刑法平等观

等价交换、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固有法则，把这一法则引入刑法领域，就必须树立刑法平等观。刑法平等观的基本要求是：参加经济交往双方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官民平等，国有、集体与私营企业平等；参加经济交往双方当事人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对等，在同等条件下竞争；参加经济交往双方当事人权利受到侵害时，有得到法律平等保护的权利。

经济刑法论文篇2

对于死刑的存废问题，自十八世纪由贝卡利亚提出以来，已经持续进行了几百年的争论。在这些论战里，不同领域的学者们各抒己见，除了从刑法本身的理论阐释自己的观点，也尝试着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领域进行分析。现在对于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也早已不在仅仅限于刑法甚至法律的领域。对此问题进行经济学、社会学、宗教学、哲学分析的文章比比皆是。而本文也是尝试着从经济学的领域对死刑的存废问题进行分析，以期得出一个较为合理，符合经济学原理的答案。

一、死刑经济学分析的基础

在当代社会的环境下，经济学已经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学科，经济学理论的应用也早已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现在有关经济学的理论浩如烟海，但万变不离其宗，人们在考虑经济学的问题时，总是设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①，所以以此为基础上，经济学的理论总是归根于成本――收益的分析，即分析投资的成本和可以期望获得的收入而如何使在投入最小的情况下获得收益最大化。

本文在进行死刑的经济学分析时，以以下两个理想化的假设为前提：一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认为国家司法机关惩治犯罪的行为和犯罪人的犯罪行为都属于理性人②理性之行为，犯罪和处罚的动因都是利益，司法机关和犯罪人都在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二是犯罪人的犯罪活动总是会被发现并受到相应的惩处，也就是说犯罪人所犯罪行越重，其所受到的处罚也就应当越重。以此为基础，综合运用成本――收益理论和刑法的威慑理论分析死刑的存废，以得出保留或是废除死刑究竟哪一选择更符合经济学原理的结论。

二、死刑的适用范围――以犯罪的成本收益为视角

（一）犯罪的成本收益分析

美国经济学教授加里・贝克尔认为除个别心理变态者以外，如果将犯罪人看做一个符合经济学规律的理性人，那么他在实施犯罪时就会考虑犯罪的成本和收益率硎凳┚霾撸决定是否实施犯罪行为。根据其犯罪经济学的理论，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也会做如同经济活动中“经济人”同样的思考，犯罪人也具有稳定偏好③和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特点，一个理性的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时只有在犯罪收益大于犯罪成本时才会实施犯罪。

这里的犯罪成本即犯罪的个人成本，是指犯罪人实施犯罪的全部成本，这其中包括了物质成本、精神成本、机会成本、自由甚至生命成本等。物质成本是指犯罪人实施犯罪所需要的全部物质性投入。精神成本则是指犯罪人实施犯罪活动以前的紧张感、负罪感等以及实施犯罪以后产生的恐惧感、负罪感、焦虑感等类似的精神压力。机会成本④是指犯罪人因实施犯罪活动而放弃的其他一切社会活动的可能最大收益总和。一般情况下，犯罪人的收入情况、工作情况、社会地位等决定了其实施犯罪活动的机会成本。一个人的收入越高，工作越稳定，社会地位越高，那么他实施犯罪活动的机会成本就越高，反之其机会成本就越低。

犯罪的收益是指犯罪人的个人收益，包括犯罪的物质性收益和非物质性收益。对于财产型犯罪，其犯罪收益的计算相对简单和确定;而针对人身性质的犯罪和复合性质的犯罪，其犯罪收益则相对难以统计，因为对人身和精神的伤害难以量化。但是至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理性的犯罪人总是可以从犯罪活动里得到心理和精神的满足，也就是可以获得犯罪的非物质性收益。所以任何一个理性犯罪人在实施犯罪活动前总会对预期的犯罪的收益和可能投入的犯罪成本进行比较，只有犯罪活动的收益大于成本时，理性犯罪人才会选择实施犯罪活动;而如果犯罪的收益低于成本，理性犯罪人一般就会选择放弃这一犯罪行为。此外，理性犯罪人还会对不同犯罪活动的成本收益比也就是犯罪的利润⑤进行比较，从中选择实施犯罪利润最大的犯罪活动。

（二）死刑的成本收益分析

死刑的目的是剥夺犯罪人的生命，所以对于实施可能被判处死刑的犯罪的犯罪人来说，其犯罪成本是固定的，就是犯罪人自己的生命。由于生命的价值的唯一性，所以对于判处死刑的犯罪来说，其犯罪成本是一个固定值。当一个理性犯罪人在分析死刑的犯罪成本――生命和犯罪的收益时，犯罪人通常的选择是自己的生命而放弃实施犯罪活动。即对于应被判处死刑的犯罪来说，其犯罪成本曲线已经增加到了最大值，不可能在向上增长了。所以对那些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仍要对其处以死刑。但问题在于，是否是死刑涵盖的罪名越多越好呢？从经济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由于死刑中生命已经是最大的犯罪成本了，所以死刑的边际成本⑥为零。所以当犯罪的成本固定为生命时，犯罪人显然会实施犯罪收益最大的犯罪活动，而犯罪收益越大的犯罪活动往往犯罪的危害性也就越严重，所以如果无限扩大死刑的适用，不利于抑制犯罪活动的发生。例如如果抢劫罪和杀人罪的法定刑都是死刑时，犯罪人为了减少犯罪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显然在实施抢劫行为时会杀害被害人以减少犯罪行为被发生的概率。但是如果抢劫罪的法定刑低于杀人罪时，犯罪人在抢劫时就会考虑杀人的犯罪成本从而减少犯罪人杀害被害人的概率。所以死刑不应该被无限度的适用，以防止严重犯罪的发生。

综合以上对死刑犯罪的经济学分析分析可以得出的结论是：首先不能废除死刑的适用，因为适用死刑可以有效地防止严重犯罪的发生;其次虽然可以在刑事司法活动里适用死刑，但应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以防止犯罪人选择实施更加严重的犯罪行为。所以以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死刑的适用，基本立场就是严格限制适用死刑。

三、死刑与其他刑法的经济学比较――兼从刑罚的威慑效应分析

（一）威慑作用与司法成本的分析

以理性犯罪人的理论为基础，犯罪的经济学分析发展了刑罚的威慑理论。理性犯罪决策是建立在犯罪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基础上的，而刑罚的威慑作用就体现在通过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人实施一定的刑罚，提高犯罪人的预期犯罪成本，使之大于其预期犯罪收益，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作用。⑦所以从刑法的经济学角度分析，刑罚是存在经济学意义的。所以刑罚威慑效应的最优化应该是指对于犯罪人而言，预期刑罚成本最大化;对国家而言，为刑罚适用所支付的社会成本最小化。为达到刑罚威慑作用最大化的目的，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要提高预期的刑罚成本。而这主要包括刑罚的严厉程度、犯罪的定罪率两方面的内容。刑罚的严厉程度是指犯罪人在犯罪后受刑罚处罚的具体形式以及此种刑罚处罚的严厉程度，而这对犯罪人来说具有最直接的威慑作用;犯罪的定罪率即犯罪被发现的概率和被定罪的概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威慑犯罪人的作用，越高的定罪率就越可以提高刑罚的威慑力。其次，在提高预期犯罪成本和定罪率时也不得不考虑国家的司法成本问题，要想实现犯罪成本和定罪率的提高显然有赖于国家司法成本的大力投入，但过高的司法成本同样不符合经济学的原理，国家总是希望努力控制司法成本的。此时，就要在这两者之间寻求平衡点，找到预期犯罪成本和定罪率与国家司法成本间的最佳组合。

（二）对我国不同刑罚方法的经济学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中所规定的刑罚处罚方法有资格刑、自由刑、财产刑和死刑四种。对于资格刑来说，由于其一般都在实践里附加于其他刑罚方法适用，且资格刑很难完全替代其他的刑罚方法适用所以在此就不将其单独进行比较，让资格刑附属于其他刑罚方法适用笔者认为是当下的最佳选择。所以除资格刑以外，为实现刑罚的威慑效用和司法成本的最优组合就要在自由刑、财产刑和死刑中找出一种最佳组合。

自由刑是一种以剥夺人的基本权利之一的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刑罚，受刑者一般都要在一定的设施内被拘禁。对于自由刑来说，其优点和缺点都相对明显：自由刑的优点首先就是其对犯罪人施加惩罚的巨大痛苦性，著名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就有诗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可见，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看来，自由的价值甚至是高于生命的，据此自由刑的痛苦性也可见一斑，所以自由刑的威慑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此外，监禁刑会给犯罪人带来一定的负面评价和耻辱感，从而降低犯罪人的名誉和社会评价，这也是犯罪人不得不考虑的犯罪成本之一。自由刑的优点还有其在监禁期间对于犯罪人的改造作用。在被监禁期间，监狱等监管机构肯定会对犯罪人进行教育，促其改造，从而降低犯罪人重新进入社会后再犯的可能性。但是自由刑也有很明显的缺陷性。自由刑具有高昂的社会成本，在国外，对犯罪人的自由刑无法创造任何社会收益，即使在中国存在着强制在押犯罪人劳动的制度，但是这种粗糙的体力劳动所创造的社会价值也十分的有限。但是国家在自由刑里的投入却是十分巨大的，自由刑的社会成本就包括了建筑、维修、管理监狱的直接成本。除此之外，监禁刑的成本还包括被监禁人所损失生产力的机会成本。犯罪的直接成本中的一部分可以通过犯罪人不在监狱时引起的生活费用之外的节省得以弥补，但自由刑的监禁成本中被监禁的个人在监狱期间无法进行合法生产活动的损失、监禁期间对犯罪人产生的负面影响和他在出狱后合法生产活动生产率的减弱等部分是无法弥补的。

财产刑是以剥夺犯罪分子的财产为惩罚内容的刑种，主要有没收财产和罚金两种。相对于上面列举的自由刑的缺陷来说，财产刑具有明显的优势：首先，财产刑可以看做一种财富的转移，是国家对犯罪人部分财产的一种再分配，可以很好的实现公平与正义。其次，财产刑不需要如自由刑一般巨大的狱政投入，国家实施财产刑的司法成本非常低，但是此种刑罚方法的收益却相对较高。而且，与自由刑相比，财产刑可以使惩罚更为精确，尤其对于金钱性犯罪，只要是罚金等于犯罪的损失，就可以获得一个有效率和相当公正的结果。所以对于国家而言，其执法部门总是会倾向于实施财产刑的。但是，财产刑的缺点在于财产刑要受到犯罪人支付能力的约束，在犯罪人无力支付相应被处罚财产的情况下，法院会对犯罪人改判监禁，这一般都会被被认为是法律歧视穷人的一种表现。此外，对于穷人和富人是否要科处一样的财产刑？如何规定财产刑的科处标准？这都在实践中限制着财产刑作用的实现。

死刑是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它和监禁一样，都不能给国家带来收益。而且，一般对犯罪人来说，死刑的预期惩罚成本要高于自由刑，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教授的理性犯罪决策理论，提高犯罪的预期惩罚成本可以有效抑制犯罪。因此，死刑的威慑力应优于自由刑。但在实证研究当中，死刑的威慑效应却一直备受争议。有学者对美国1935年至1969年间凶杀率和执行死刑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了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即执行死刑的概率越高，凶杀率越低，该学者估计每处决1名谋杀犯可以挽救8名无辜者的生命，也就是说死刑的收益率比是1：8。但却有学者通过研究对死刑的威慑效应提出质疑。统计数据上的缺陷，研究方法上的不当等是学者们质疑上述肯定死刑威慑效应的研究结论的利器。美国一些学者在进行死刑的威慑效应研究时，通过对有死刑和无死刑的毗邻各州的杀人率，同一个州在死刑被废除和恢复期间的杀人率、已颁布和实施有关死刑的刑法的城市的杀人率这三个要素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死刑对杀人罪并没有明显的威慑作用。另外，死刑的执行目的是结束犯罪人的生命，虽然不需要如监禁因狱政设施和狱政管理而要支付的高额的社会成本，但死刑仍具有其他方面的高昂成本，犯罪人在此后漫长生命中所可能创造的社会价值就是死刑的机会成本。虽然我国的死刑执行成本并没有达到美国的动辄千万美元的程度，但是死刑执行费用依然存在，且随着对死刑犯人人权的重视，这一成本必然不断提高。此外，根据我国的现行监狱制度，针对某些知识文化水平较低的犯罪人，在被监禁期间需要其强制劳动，并且国家会将这些犯罪人强制劳动的劳动产品销售获利。对于那些知识文化水平较高、或者具备相应专业技能的犯罪人，则可根据自己所具有的专业知识为国家提供相应技术服务等，这无疑可以创造更大的社会价值。

综合以上对自由刑、财产刑和死刑的分析可知：自由刑和财产刑都具有其各自的优劣性。在探索死刑的替代方案上，自由刑和财产刑的组合从经济学上可以说更加优于死刑。所以仅从经济方面进行考虑，通过以自由刑和财产刑结合的方法来替代死刑是最佳方案。

结语

由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革新，其应用方面也越加广泛，对于死刑的经济学分析也越来越多并更加全面。本文仅仅是利用最基础的经济学原理即成本收益分析并结合刑法理论中原有的威慑效用对死刑效益的大小和死刑与其他刑罚的优劣性进行对比和分析，讨论了死刑的是否具有社会效用，其社会效用的大小;死刑是否被替代，用什么方法替代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初步结论是死刑具有一定的社会效用和威慑作用，但死刑相对于自由刑和财产刑并没有明显的优势，如果要废除死刑，那么由自由刑和财产刑结合的方法可以起到替代死刑的作用。（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参考文献：

[1]赵秉志.《中国废止死刑之路探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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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钱锦宇.论法律的基本必为性规范.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8]王冬新.死刑存废的法经济学分析.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注解：

①虽然在现实里还存在着诸如冲动消费的现象，但心理的满足感同样也可以看做一种利益。

②理性人又称经济人，是指行为时总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经济活动主体，这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观点。

③稳定偏好即消费者的稳定偏好，是指消费者在实施消费活动时对特定商品的稳定性喜好。

④经济学里的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另一些东西的最大价值，也可以理解为在面临多方案择一决策时，被舍弃的选项中的最高价值者是本次决策的机会成本。

⑤经济学中利润即总收入减去总成本和税金后的余额。

⑥在经济学中，边际成本指的是每一单位新增生产的产品（或者购买的产品）带来到总成本的增量。

经济刑法论文篇3

【关键词】刑事证人作证制度；效率；利益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2)03-115-01

一、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经济分析的具体体现

（一）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的经济分析的价值

在现代社会，国家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个体公民享有一种更有序、更充分的幸福生活豍。在保障刑事诉讼证人的基本权利得以实现，提高证人出庭率方面，国家应充当一套最佳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的设计者的角色，刑事证人在按照这一制度安排履行作证义务后，必须公正的得到保障刑事诉讼中证人公民个体权利的实现，否则，刑事诉讼证人作证的过程中，人身自由权利容易受到强大的暴力威胁和侵害，这样就无从谈起保重刑事诉讼证人履行作证义务，实现公平正义的审判。在当代法治国家，控制犯罪和人权保障是刑事诉讼法的两大基本目标豎。因此，为了更好的实施刑事诉讼法，实现当代刑事诉讼的基本目标，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要使刑事诉讼证人的权利义务得到公正地对待，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保障刑事诉讼证人的基本权利

（二）保障刑事诉讼证人的利益最大化

众所周知，经济学的理论是建立在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作为前提的。在经济分析中，针对所研究的问题和所要建立的模型的不同需求，假设条件存在差异，但在众多的假设条件中，至少有两个基本的假设条件，“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设条件是其中之一豏。因此，在刑事诉讼证人只行为选择，也符合理性人的选择模式，他选择拒绝作证和出庭作证的行为都是合乎理性的，即都以利己为动机，随时随地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正如贝利斯教授所言：“没有正当理由,人们不能使程序在运作过程中的经济耗费增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任何一位关心公共福利的人都有理由选择其经济耗费较低的程序”豐。公平正义作为制度设计的首要价值维度是确实无疑的。在经济学的视野下，将刑事诉讼中出庭证人的理性人属性看成制度设计中必须考量的价值维度，也具有独立的价值意义。因为，一方面，人们的法律行为都隐含了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一切法律制度都要通过对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达到保证司法正义，提高诉讼效率，将效率和公平正义等价值均衡统一的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的状态。法律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政策工具，体现了较强的主观性。用经济学的视觉和工具，来考量法律制度的设计，从而确定法律的结构、目的和一致性，使其符合理性的经济规律的原理，避免用法律来论证法律的自我循环，对得到科学有效的法律制度，提高市场经济中，法律制度的可行性，具有积极的意义。经济学的考察，能使法学研究将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工具来理解，使法律制度在推行过程中，将各种司法资源配置得更有效率。

二、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经济分析对于我国的现实意义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的经济性使得法律经济分析能够促进其更好的应用和发展。首先，应当遵循经济分析方法由理念渗透到模型介绍的过程。当前经济分析方法在证据法研究中还没有形成强势劲头，要使经济分析的理念被广泛接受，我们还有很多功课要做，因此我们绝对不能在毫无理论准备的前提下直接就将特定的经济模型或公式盖在具体法律制度的头上，这不仅显得唐突，而且过于形式化。这样做的结果,会使得经济分析方法不能进入主流学术研究阵地。但是如果我们坚持从理念渗透到模型介绍、步步为营的“战术思想”，那么在理论前提得到充分论证的背景下，经济分析方法将会象其他传统的研究方法一样能够适用于法律所有领域；其次，应当遵循从理论研究到立法尝试的过程。韦伯认为,法律保障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服务于经济利益。即使在情况似乎并非如此——或确实并非如此时，经济利益也是影响立法最强烈的因素之一。这是因为，任何为法律秩序提供保障的权威都以某种方式依赖于构成该秩序的社会群体的共识性行动，而社会群体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物质利益的配合。

三、结论

从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的经济性可以看出，诉讼效率是证据法的目的之一。在我国现有国情下，经济分析不能仅仅强调效率，而是要在兼顾效率的基础上以公平正义为首要目标。在学习西方先进理论时更应该将其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这样才能很好的促进刑事证人作证制度的经济性研究的发展。

注释：

①马贵翔．刑事司法程序正义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39．

②刘金林．刑诉法修改尚需进一步的理论支撑[N]．检察日报，2007-11-17．

③高鸿业．西方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7．

经济刑法论文篇4

【关键词】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 逻辑性 经验性

逻辑和经验解析

逻辑是人们通过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来理解和区分客观世界的思维过程，是人的一种抽象思维活动。逻辑成为一门学科是从亚里士多德开始的，他为进行严谨思维而制定规则和形式，创立逻辑学，为知识的求取提供了工具和方法。黑格尔认为：“逻辑是关于思维的科学，它的对象一般地说是思维，更确切地说是概念的思维。”经验一词主要指与理性认识相区别的一个认识阶段、认识形式，即感性认识。

逻辑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复杂。首先，关于归纳法是否属于逻辑范畴。有学者认为，归纳法与演绎法同属于逻辑范畴。但也有学者认为，归纳法属于科学方法的范畴，不是一种逻辑推理方法。

其次，人们对事物认识的起点都是从对该事物概念探究开始的。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既有经验性的一面，也有逻辑性的一面。这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关于经验性。一个事物概念的形成是人们通过对该事物进行观察、归纳、总结来完成的。一个事物概念的内涵情况怎样，皆是人们通过观察、归纳、总结得到的。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中，研究人员需要反复多次地进行科学实验才能提炼出自然界中某一事物的本质属性；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研究人员需要通过多方面的社会调查才能提炼出民众在某一时期关于某一社会事件的共识，才能提炼出社会科学领域中就某一事物在某一时期的概念内涵；二是关于逻辑性。在人们对概念通过观察、归纳和总结得出结论之后，那么在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中哪些现象具备该概念的特点呢？这就需要演绎推理才能解决问题。概念是人们进行判断、推理的前提和基础，是演绎推理中的大前提，自然科学领域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社会现象是小前提，上述小前提与大前提之间对应关系的判断则属于结论。从大前提、小前提推导出结论的思维过程，就是一个推理过程，就是一个以概念作为推理的起点的判断思维过程，这属于逻辑学中演绎推理范畴。

最后，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归根到底是经验性的。人们进行演绎推理的起点是概念，而概念内涵则是人们通过观察、归纳、总结而提炼出来的，具有经验性，因此，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既有经验性也有逻辑性，但归根到底是经验性的。

什么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指在刑事法律价值出现冲突时给予协调的策略，其价值主体不是单一的，诸多价值主体之间的需求在一定的情况下会出现冲突。协调刑事价值主体之间的冲突，从而使他们的需求皆得到尽可能的满足和合理的限制，是立法者和执法人员必须完成且无法回避的任务。刑事政策就是立法者和执法人员在完成上述任务时必须遵循的指导方针。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颁布了多项刑事政策。在2005年12月5日至6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罗干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并指出该政策是我国维护社会治安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基本刑事政策。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实施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2010年2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国的基本刑事政策，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罚执行的全过程。”

从我国目前的执行情况看，该政策在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活动中皆有指导作用，因此是基本刑事政策。其基本含义是：对于犯罪与刑罚是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宽中有严，严中有宽，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高度概括性、抽象性特点，人们对其理解和适用具有相当难度，因此，从哲学意义上探究该政策涉及的逻辑性和经验性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逻辑性

在指导刑事立法时具有逻辑性。其一，这是由宪法地位决定的。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效力，是其他法律制定的依据，其他法律的内容不得与其抵触。因此，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进行的刑事立法，其立法内容不得违背宪法。其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指导刑事立法时具有逻辑性的具体体现，是在其指导之下进行的刑事立法活动所制定出来的刑事法律不得超出宪法文本文字的可能含义。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刑事立法时不得逾越的鸿沟，是指导刑事立法论证、进行演绎推理时的大前提，因而使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指导刑事立法时具有逻辑性。

在指导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时具有逻辑性。其一，这是由刑事法律的严厉性特点决定的。刑事法律会涉及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甚至剥夺生命的问题，因此，对其适用的准确性要求极高，表现之一就是在适用时要体现逻辑性。其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指导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时具有逻辑性的具体体现，是在其指导刑事司法和刑事执法时被严格限制在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之内发挥协调作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经验性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制定体现了经验性。该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我国以往刑事政策经验教训和民众关于犯罪与刑罚在现阶段共识基础上形成并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在2000年以前，我国在一定时期内把打击犯罪置于重要地位，但经过总结发现，“严打”刑事政策并不能有效长远地遏止犯罪。自2000年以后，我国民众的思想也由“重打击轻保护”逐渐转变为“打击与保护并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我党在对以往刑事政策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和总结人们思想变化的社会背景下形成的。这一形成过程是我党对我国民众共识进行归纳、总结和提炼的过程。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适用体现了经验性。该政策作为我国目前基本刑事政策既指导刑事立法也指导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首先，对刑事立法的指导体现了经验性。这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的确定需要经验性。如前所述，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之下制定的刑事法律的内容不得超出宪法文本文字的可能含义，具有逻辑性。但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是什么，则不是逻辑性所能够解决的问题，而需要经验性才能解决。此时，立法者需要通过立法程序归纳、总结、提炼民众关于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的共识。这一归纳、总结和提炼关于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的立法过程就是经验性的，而非逻辑性的。第二，刑事立法内容的最终确定需要经验性。宪法规定的是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问题，其规则的涵摄空间相当大。在通过立法程序确定宪法文本文字可能含义后，由于其涵摄空间大就会导致其与拟订刑事立法内容的对应关系有多个选项。此时，在确定其中的一个选项作为最终刑事立法的内容时，就不是逻辑性所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依靠经验性才能解决，需要立法者通过立法程序归纳、总结、提炼民众关于选择哪一个选项作为最终刑事立法内容的共识。此时需要立法者提炼民众关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其中该如何发挥协调作用的共识。其次，对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的指导体现了经验性。这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的确定需要经验性。如前所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之下的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不得超出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具有逻辑性。但刑事法律文本文字的可能含义是什么，则不是逻辑性能够解决的问题，而需要经验性才能解决。司法人员和执行人员需要根据刑事诉讼程序归纳、总结、提炼民众关于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的共识。这一归纳、总结和提炼民众共识的过程就是经验性的，而不是逻辑性的。第二，刑事司法和刑事执行方案的最终确定需要经验性。刑事法律与宪法相比其规范的涵摄空间相对要小，但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在确定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后，刑事法律文本文字可能含义与具体案件事实和执行方案的对应关系在一定情况下也会有多个选项。此时，在确定其中的一个选项作为刑事案件的最终处理结论和执行方案时，就不是逻辑性所能够完全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依靠经验性才能解决，需要司法人员和执行人员根据刑事诉讼程序归纳、总结、提炼民众关于选择哪一个选项作为其最终定性结论和执行方案的共识。此时需要司法人员和执行人员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提炼民众关于该政策在其中该如何发挥协调作用的共识。

总结

经济刑法论文篇5

论文摘要经济犯罪对社会经济关系和经济秩序有着极大的破坏作用,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惩治和预防经济犯罪,对经济犯罪完善配置资格刑不失为一剂良药。在我国资格刑对经济犯罪的适用极少,只有性质严重的贪污罪、在判处死刑时附加剥夺政治权利。本文认为我国经济犯罪不但需要适用资格刑而且还需进一步完善适用资格刑。

资格刑是剥夺犯罪人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的刑罚方法。资格刑已经成为现代刑法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刑罚方法之一,在刑事审判活动中,资格刑大量适用各种犯罪,尤其是大量适用于经济犯罪。笔者认为我国经济犯罪不但需要适用资格刑而且还需进一步完善适用资格刑:

一是经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要求。首先,经济犯罪的自然人主体一般具有丰富的知识资源,他们大多拥有经济、贸易、财税、法律等专业知识。从一定程度上讲,经济犯罪实际上是一种以专业知识为载体的犯罪。这种犯罪载体极为特殊,它不仅是无形的,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潜在地继续增长。无论犯罪主体是被判处自由刑还是被判处财产刑,他们所拥有的知识资源并不因此而消灭。一旦他们挣脱了刑罚的束缚,他们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利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进行经济犯罪活动。对于经济犯罪的这一特征,一般的刑罚方法往往是无能为力或是起效甚微的。就这一点而言,没有一种刑罚比资格刑更适合、更有针对性。资格刑虽然不能洗刷经济犯罪人的大脑,但它确实可以起到限制或剥夺犯罪人再次利用这些知识资源继续作案的作用。其次,以单位为主体的经济犯罪越来越多,据统计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百余种单位犯罪,多数是经济犯罪。对单位经济犯罪应如何规定刑罚已是立法机关不可回避的问题。现行刑法中规定了对单位经济犯罪只能判处罚金刑,但是“仅以罚金的刑罚威吓来抗制经济犯罪,对于大多数经济犯罪并不适应,其理由在于经济犯罪的人格特性,因为大多经济犯罪都是唯利是图者,而且喜好冒险性的投机,若对之仅以罚金,在行为人主观上充其量只不过是一次投机生意的失败,而非受到国家的惩罚。无论如何,仅有罚金这一种针对单位经济犯罪的刑罚体系是不科学的。必须突破现有的以自然人为对象设计的刑罚体系,从有效地发挥刑罚功能的角度出发,针对单位的特有属性,单位主体的权利资格、权利内容及行为能力的特殊性,专门设置符合单位经济犯罪特点的经济犯罪刑罚体系,这就需要创设适合于惩治单位经济犯罪的刑罚种类。

二是经济犯罪人的贪利性要求。经济犯罪人实施经济犯罪的原因,主要是意图获取非法利益或者非法避免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经济风险。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经济时代,利益总是处于首要位置,无论是自然人主体还是单位主体,唯利是他们的本性。为获得利益,经济犯罪人可以肆意践踏任何道德准则和经济诚信原则,破坏社会经济秩序。贪利性带来的非物质损害比物质方面的还要多,而且还会造成不良的社会政治风气。必须正确认识这一特点,采取通过剥夺经济犯罪人再犯的经济条件、营利机会等刑罚方法对症下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建立在原来计划体制上的刑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都已不复存在,尤其市场经济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具有一定职业或行业色彩、依靠自身智能的新型犯罪,如证券犯罪、金融犯罪、期货犯罪、增值税发票犯罪等等。这些犯罪大部分都是手段恶劣、内外勾结、权钱交易、犯罪方法隐蔽,大多是经济犯罪人以一定的身份、职业为掩护,利用法律和经济交往中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所为。对这类犯罪人剥夺从事这类职业的资格或者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讲,对刑罚之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有积极的意义。首先,剥夺经济犯罪人一定职业的特定资格,针对性强,可以避免刑罚资源的浪费。资格刑直接针对特种行业、职业的犯罪人,提高了犯罪人犯罪获得非法利益的机会成本,使其不敢轻易犯罪。如证券师、注册会计师等,如果被剥夺了从业资格,他们面临的不仅是现有非法受益的剥夺,而且其潜在的知识资源发挥也被剥夺,更体现出刑罚的严厉性。其次,市场经济中的某些特殊行业,如证券期货业、银行业、股份公司的稳定发展等都是以诚信为其后盾与支撑,其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要求比较高。对职业资格刑进行剥夺,能够使有严重经济犯罪倾向和犯罪资格的犯罪人排出在这些资格之外,起到预防犯罪人再犯同类罪的作用,而其他刑罚则很难起到同样的效果。再次,资格刑经济成本低,节约国家打击犯罪的经费开支,可以使国家用有限的经费打击更为严重的犯罪。而且,资格刑可以避免自由刑造成的犯罪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和犯罪经验的交流,可以避免自由刑带来的社会不良后果。

三是诚实守信原则的实质性要求。市场经济是商品交换的经济,无论是商品流通环节,还是货币资本循环过程,各种活动都必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才能完成。没有信用,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因此,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然而目前我国市场经济领域诚信缺失现象比较严重: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企业进行虚假披露,包装上市圈钱等行为不断发生;“虚假广告”、虚假“财务报告”大行其道;侵犯知识产权更是屡见不鲜。这些诚信缺失行为一旦达到刑法所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程度,就构成了经济犯罪。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经常出现的关键性词语如“伪劣”、“伪造”等等,这些富有欺诈色彩的词语都直接反映出了经济犯罪的实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刑罚给行为人带来的“害”应类似于犯罪给社会带来的“害”,刑罚给行为人带来的“恶”应类似于犯罪人给社会带来“害”时所具有的“恶”。经济犯罪行为人所具有的“恶”表现为滥用其他经济主体或国家对他的信任,所以在对这类违反诚信原则的经济犯罪配置刑罚时必须回击以相似的“恶”,即剥夺其原本享有的被其他经济主体 或国家信任的资格。该种“被信任的资格”既可以表现为某种市场准入的资格,又可以表现为继续从事某种经济活动或其他性质活动的资格,反映在经济犯罪刑罚体系中则表现为资格刑的适用。

参考文献:

[1]夏吉先.经济犯罪与对策-经济刑法原理.世界图书出版社.1993年版.

[2]周农.市场经济条件下遏制经济犯罪的法律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经济刑法论文篇6

[关键词] 经济犯罪；刑事政策；资格刑

【中图分类号】 D92【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6-104-1

一、经济犯罪与刑事政策的概念

目前，理论界对于经济犯罪和刑事政策仍存在比较大的争议。关于经济犯罪，我国刑法学界素有大经济犯罪概念说、中经济犯罪概念说和小经济犯罪概念说“三说”之争。笔者取小经济犯罪概念说，认为经济犯罪是指市场经济主体以非法经营牟利为目的，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实施的危害市场经济交易秩序和国家经济管理秩序，依法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对于刑事政策的定义也有多种学说。其中，何秉松教授认为，刑事政策是指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持秩序、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制定、实施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及具体措施的总称。刑事政策还有基本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之别，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属于“针对某一类犯罪的具体刑事政策”

综上，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就是指根据一定时期内我国经济发展的态势以及在特种经济政策下经济犯罪情形所制定的用以指导刑事司法的方针、政策以及原则的总称。

二、我国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上处罚过于严格，处罚方式较为单一

根据当前我国经济犯罪的高发态势，现阶段我们应将经济犯罪立法涉及的区域扩展，提升经济犯罪化。严密法网并不代表要进行严厉的处罚。从我国刑法上看，关于经济犯罪的刑罚依旧很重。由我国的经济犯罪的刑事立法规定来看，我国刑法对经济犯罪的规定趋于严厉。在经济犯罪的罪名上，涉及死刑、无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名占有相当的比例，反映出当前我国对于经济犯罪的处罚过于严格。当前，我国在刑罚方式的运用上主要以自由刑和财产刑为主，突出了我国经济犯罪在处罚方式上过于单一这一特点。对于典型的资格刑的设置有所欠缺，同时，罚金刑也是相对于自由刑单处或者并处，很少运用非刑罚化的措施和手段。

（二）司法上重刑罚手段，轻非刑罚手段

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对于经济犯罪的处罚还是以自由刑和罚金刑为主，缺乏典型的资格刑。对于经济犯罪的打击主要依靠刑罚手段，而非非刑罚手段。当前我国的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尚未彻底地刑法化，仍是以刑法规范为中心，特别是对严重经济犯罪进行重罚。在一段时期内，经济犯罪现象猖獗，国家会采取严厉打击的政策，对经济犯罪进行集中式的打击。过分依赖刑罚的打击方式，暴露出我国对于经济犯罪的处罚形式较为单一。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多元化的处罚方式不断出现，行刑社会化已经成为当前比较科学的处罚方式之一。

（三）预防治理上重罪后处罚，轻罪前预防

当前，我们国家对于经济犯罪的注意力仍然过多的放在对于经济犯罪的打击与惩治上面，对于经济犯罪的预防关注的力度并不够。重视罪后处罚，容易带来犯罪分子在监狱内的交叉感染问题，不利于这些人员的再社会化。预防与惩治是治理经济犯罪的两个拳头，两手都要硬，才能更好地治理经济犯罪。只重视罪后处罚，轻视罪前预防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经济犯罪的治理形势，因而除了运用刑事手段外，还可以灵活运用经济、行政等科学手段。

三、我国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完善

（一）调整自由刑配置

首先，应减少长期自由刑的配置。当前，我国对于经济犯罪的刑罚设置偏重，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配置较多，突显出我国在经济犯罪上的重刑主义。当然，保留一定的长期自由刑是必要的，对于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轻罚不足以达到惩戒力度的犯罪，我们应该保留长期自由刑的设置。除此之外的，其他经济犯罪可以适当的缩小长期自由刑配置的范围。其次，扩大管制刑配置的范围。管制刑符合现代刑罚的新特点，其优越性是自由刑所不具备的。管制刑的适用有利于与国际刑罚轻刑化的接轨，也有利于摆脱我国长期以来的重刑主义思想。

（二）经济犯罪的资格刑设置

现行刑法中，资格刑的范围主要限定在剥夺政治权利这一狭窄的范围内，而在经济改革浪潮的今天，仅靠剥夺政治权利已经不能满足当前打击经济犯罪的需要。经济犯罪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区别于其他犯罪类别。因而对于打击经济犯罪而言，针对经济犯罪的特点进行有针对的惩治，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我们必须研究除了传统自由刑和财产刑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刑罚能够对经济犯罪起到较好的打击效果。那么经济犯罪的资格刑就呼之欲出了。经济犯罪一般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与隐蔽性，因而对于专业性强的犯罪分子进行打击，就显得至关重要。在经济犯罪中设置资格刑，就是为了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如果我们剥夺行为人在某个领域内的相关从业资格，那么就会从根本上降低其在熟悉领域内犯罪的可能性。从而能够更好地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

（三）加强经济犯罪预防治理

首先，应不断完善我国的监督机制。经济犯罪具有专业性与隐蔽性，因而专业的监督机构以及相应的机制，对于预防经济犯罪至关重要。我国要不断提高监督机构的业务素质，建设高水平的人才队伍。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作为国家重要的经济监督机构，要充分发挥其职能，为预防经济犯罪做出贡献。其次，及时发现市场管理的不足并填补漏洞。市场经济瞬息万变，市场规则的改变，往往会带来很多的管理上的缺位，因而管理机构要密切注视经济发展的动向，对于管理的不足以及漏洞要及时填补与完善，防止别有用心者利用这些漏洞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四、结语

目前，我国经济犯罪的态势十分严峻，对于经济犯罪的预防和打击只能不断加强。虽然，我国的经济犯罪刑事政策还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只要我们善于总结经验，学习其他国家在经济犯罪治理上的长处，我们就可以很好地完善我国的经济犯罪刑事政策。

参考文献：

[1]刘华.论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 [J].法学，2003，(11).

[2]何秉松.刑事政策学[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2.

[3]赵秉志.刑法基拙理论探索[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经济刑法论文篇7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针对原有经济体制的弊端,我国开始进行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先是由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过渡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人们逐步认识到,市场经济并不为资本主义所独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由之路。因此,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5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刑法是保障法,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刑事法律处于一个不断制定、修改和完善的发展过程中。由1979年刑法到一系列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再到1997年刑法的全面修订及其后的刑法修订案等,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市场经济的烙印。

1979年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中,区区的15条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破坏经济秩序的犯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开始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改革政策。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也出现了。我国的刑事立法者审时度势,开始陆陆续续通过对刑法的补充修改,颁布了一些针对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的单行法规,到1997年刑法全面修订之时,这些单行法规已达10多个[1](P31)。1997年刑法修订,刑法分则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修改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条文从原来的15条增加到92条,并将涉及的有关市场经济犯罪的12个补充规定,几乎全部纳入到市场经济秩序犯罪中。1997年刑法修订至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又制定了数个刑法修正案及5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6等刑法法律规范,许多内容都涉及到市场经济犯罪。意识支配行动0,在刑事立法不断修改和完善的外表下,潜藏着刑法观念的内在变革。刑法观念是人们对刑法的性质、功能、犯罪、刑罚、罪刑关系、刑法的制定与实施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看法、心态和价值取向的总称。0[2](P54)经济刑法观念则是人们关于经济犯罪、经济刑法的性质、功能、刑罚、罪刑关系、经济刑法的制定与实施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看法、心态和价值取向的总和。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刑法观的形成、变更和发展,最终要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从刑法观的角度看,改革开放30年来,既是我国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革的30年,也是经济刑法观念得以确立、发展和不断深化的30年。转变一:从政治功能观到经济功能观长期以来,人们较为注重刑法的政治功能。政治功能观是刑事立法把打击重点或调整重心放在危害国家政权稳定的犯罪上,偏重于对上层建筑的保护,强调司法机关的功能[3](P81)。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大量的经济犯罪出现并对社会经济关系产生了极大的破坏后果。人们在注重刑法政治功能的同时开始注重刑法的经济功能,形成了刑法的经济功能观。所谓刑法的经济功能观,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刑事立法要突出对各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把保障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作为刑法的首要功能;二是司法机关要增强刑事执法工作中的经济意识,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作为刑事司法工作的中心任务[2](P55)。刑法在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完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单纯通过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不足以有效遏制严重经济违法行为的蔓延及其对市场经济秩序的破坏时,适用经济刑法,借助刑罚特有的威慑力和强制性,既可以有效地恢复被各种经济违法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秩序,并维护通过法律手段所形成的新的市场经济秩序[4](P77)。

由政治功能观到经济功能观,经济刑法观念形成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刑法兴起及经济刑法学的出现。经济刑法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而出现的一个新的刑法分支。经济刑法,是指我国刑事法律根据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保护公共财产所有权、加强廉正建设的需要,规定的什么行为是经济犯罪和如何追究刑事责任的刑罚规范的总和[5](P6)。经济犯罪就是指在商品经济的运行领域中,为谋取不法利益,违犯国家经济法规,严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依照刑法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0[6](P33)经济刑法学是国内公认的刑法学的分支学科。目前,经济刑法学方面,国内已有多部著述问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陈兴良教授主编的5经济刑法学6、赵长青教授主编的5经济刑法学6等。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顾肖荣研究员主编的5经济刑法6是我国第一本以经济犯罪与刑法为研究对象的论丛。一些法学核心期刊如5政治与法律6等开设了经济刑法0专栏,刊登经济刑法方面的研究文章。这些都有利于促进我国经济刑法的健全和完善,以及刑法经济功能观的形成与发展。转变二:从过度介入到适度调整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其处罚的范围与处罚的程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刑法谦抑性原则是由刑法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刑法的严厉性决定的。一方面,在法律体系中,刑法的制裁措施最为严厉,其他法律的实施都需要刑法的保障,刑法在法律体系中处于保障法的地位。由此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足以抑止违法行为时,才能适用刑法,这就决定了必须适当控制刑法的处罚范围。另一方面,由于刑法所规定的刑罚方法在具有积极作用的同时具有消极作用,故必须适当控制刑法的处罚程度[7](P55)。

我国传统法律是泛刑法化,本属于民事领域的许多社会关系,历史上也大都通过刑法的手段加以调整,刑民不分,严织刑事法网[8](P132)。这种观念一直延伸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初期,以刑法手段过度介入了许多不应该用刑法调整的民事纠纷和经济违法行为。其实,刑法并不是万能的,它是一柄利弊兼有的双刃剑,正确运用刑法参与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控,能够通过惩治危害市场经济的犯罪活动,有力地保障良好公正的竞争秩序,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与发展;反之滥用刑罚利器,将造成对正常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压抑竞争自由和市场活力,妨碍科技进步,桎梏社会经济秩序正常有序的发展。0[9](P44)因此,刑法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和调整必须适度;对具体犯罪的处刑,必须适度。刑法必须有限制、谨慎地使用,它只能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和尽可能小的范围内将违法行为与违法者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同性质企业的法律地位和市场待遇迥然不同,即公有制经济受到重点保护,先保护国家、公共财产,然后保护集体财产,最后保护个人财产。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客观上要求我们在制定和适用刑法时,平等地对待各种不同的经济主体,创造一个平等的法治环境。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要求刑法在保护其经济利益方面,不能因所有制经济不同而区别对待。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现行刑法对非公有制经济利益的保护力度与对公有制经济的保护还存在不平等的情况,两者的保护力度还存在一定的差别,这些都需要予以逐步修订和完善。首先,在刑事立法的理念上,现行刑法在任务侧重上仍将公有制财产作为保护的重点。例如将大量发生在非公有制经济中的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等放在分则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中,这表明对这些犯罪社会危害性的立法评价还仅仅局限于财产权范围之内,忽视了这些企业的市场属性,从而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0的宪法规定不符。其次,在罪名的设置上,现行刑法也侧重于保护公有制经济。因侵犯的客体所有制不同,类似的行为被人为地划分为罪与非罪。如对非公有制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巨额利益的行为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而根据现行刑法第165条的规定,这些行为若发生在国有公司、企业就会规定为犯罪。这种规定反映出立法片面强调对国有资产的突出保护,凸显了国有财产与非国有财产的不平等地位。再次,对侵犯公私财产犯罪行为的处罚上也存在着差别。纵观刑法的有关规定,在利用职务便利进行侵占、挪用企业财产等犯罪行为的刑法处理方面,明显存在着重视保护公有制企业权益,而对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权益轻视的状况。如以职务侵占罪与贪污罪相比较,前者法定最高刑为5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后者法定最高刑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转变四:从罪刑心定到罪刑法定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为了保护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以便与那些法无明文规定的破坏市场经济的犯罪行为作斗争,1979年刑法设立了投机倒把罪,规定违反金融、外汇、金银、工商管理法规,投机倒把,情节严重的行为被认定为犯罪,应当受到刑事处罚。1979年刑法还规定了类推制度,第79条规定,本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为了对生产流通、经济、金融等领域的犯罪作出明确的规定,从而为经济建设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务,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地运行和健康地发展,1997年刑法取消了类推制度和投机倒把罪,确立了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是刑法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表述。

经济刑法论文篇8

【摘  要  题】刑事立法研究

中图分类号：DF61　文献标识码：A

一、刑法国际化的科学内涵

刑法的国际化，是指不同国家的刑法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吸收、彼此渗透，从而使各国刑法在人类法律文明进步大道上趋于接近、协调发展、共同前进的趋势。(注：关于法律发展的这一‘互渗共进、协调发展的走势，学者们有不同的称呼。如公丕祥教授称之为“法律发展的国际化”，周永坤教授称之为“法的世界化”、“法的全球化”，李双元教授称之为“法的趋同化”。称号虽然各异，但共同点都在于承认在法律发展的过程中，各国必须相互学习先进的立法经验，必须与国际普遍实践接轨，必须协调发展。笔者在这里采用“国际化”概念。(公丕祥.国际化与本土化：法制现代化的时代挑战.法学研究，1997，(1)：87-89；周永坤.全球化与法学思维革命，法学，1999，(11)：10；李双元.中国法律趋同化问题之研究.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3)：3.)。)刑法国际化的途径或表现有两种方式：一是不同国家间刑法的吸收和移植，如近代日本刑法对法、德刑法的吸收和移植，我国清末修律时对德、日刑法的吸收和移植等；二是缔结、批准、加入国际刑事公约，并将其内容在国内刑法中体现出来。如，1997年我国刑法典中关于破坏交通工具罪、破坏交通设施罪、劫持航空器罪、暴力危及航空安全罪的规定，可以说是我国所加入的《关于航空器内的犯罪和其他某些行为的公约》、《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行为的公约》相关规定在国内刑法中的具体化。刑法发展的这一国际化趋势，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刑法发展的国际化是以承认各国刑法的差异性或多样性为前提，以内容上一定程度的趋同性为时代走向的。

不同的国家，都有其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发展轨迹，因而各国的法律制度必然各具特点，从而表现出强烈的差异性或多样性。刑法是国内法，保护的是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的的是本国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安全，并且，刑法作为“保障法”，与其他法律相比，更容易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各国刑法间的差异性表现得更加明显。在这个意义上讲，刑法更表现为一种“地方性知识”。

刑法的国际化是以承认各国刑法的差异性或多样性为前提的，是在存异基础上的“求同”。任何否认法的民族性、差异性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其所导致的结果不是刑法的国际化，而是刑法的外国化。

认为刑法的国际化就意味着否认刑法的差异性、民族性的观点固然错误，但那种夸大刑法的差异性、民族性从而否认刑法的国际化趋势的观点同样也是错误的。如上所述，各国刑法具有差异性，但同时刑法作为人类智慧的产物，还具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的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表现为趋同性。“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交往的日益频繁，历史上存在的国家、民族以及地域间的堡垒，会越来越打开，从而法律文明的历史个性逐渐减弱。在法律文明的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各个民族或民族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相互沟通，相互渗透，相互吸收，从而逐渐成为一个协调发展、趋于接近的法律格局”[1]。这是当代世界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趋势，也是当代刑法现代化进程的客观趋势。刑法趋同的态势有：刑法价值准则方面的相似性，如对刑事立法正义和刑事司法正义的追求、对人权的确认和刑法保障等；打击国际犯罪要求的共同性，如刑事司法协助的互惠性、针对国际犯罪的法律反应机制的和谐性和国际性，等等。

如果说“成功的世界化是指这种世界化既尊重各国制度的不同点，又致力于使各国制度围绕共同原则逐步接近”[2]，那以，刑法的国际化，也是指在承认差异性、多样性的基础上各国刑法相互吸收、彼此渗透、协调发展、趋于接近的趋势。

第二，刑法的国际化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漫长的过程，它既不以各国刑法制度中的共同性内容多于差异性内容为成立前提，也不以实现世界刑法大同为终极目标。

刑法发展的国际化走向，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演进的历史产物。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揭示的是刑法发展过程中各国刑法制度相互吸收、力图与国际接轨而共同性内容不断增多的趋势。“我们断言当今国际社会的法律发展已呈现强劲的趋同化走势，并不意味着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中共同性内容已多于差异性内容，只是说各国法律制度中共同性正在不断增加并形成一种趋势”[3]，因而，刑法的国际化进程则更加漫长。因为，刑法除受经济、政治、文化、历史背景的影响更大外，其阶级职能的存在与体现更为明显，可以说，与其他法律相比，各国间刑法的差异性突出，且差异性远远大于共同性，这就决定了刑法的国际化进程道路漫长，且颇多障碍。

刑法的国际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但这并不必然得出刑法国际化的最终结果就是世界刑法大同的结论。刑法的国际化，是指各国刑法为共同打击危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犯罪，促进经济发展、尊重人格尊严，减少和消除在国际交往与合作中的障碍，而形成的相互吸收、协调发展的态势，并非指要实现刑法的世界大同。“必须记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察的集中表现，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可能完全一样”[4]，任何国家的刑法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刑法的国际化，不是指全球所有国家的刑法的统一，更不是指产生一部所谓的“刑法共同法”。实际上，刑法发展的国际化趋势，是与主权国家的推动分不开的。吸收外国刑法中的先进因素，缔结、批准或加入有关国际刑事公约并在国内刑法中体现出来，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正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这一事实本身表明，刑法发展的国际化趋势并不能淹没主权国家的自主独立性，国家主权因素在一定意义上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因而任何关于刑法世界大同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二、刑法国际化的成因分析

刑法的发展不是孤立封闭的法律现象，而是一个开放的国际性的过程。随着经济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发展，当今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领域的相互交流与协商、相互借鉴与吸收、相互依赖与合作将大大加强，各国刑法相互吸收、彼此融合，与国际接轨的现象将日益增多，刑法发展的国际化走向将逐渐强劲。刑法发展的这一国际化趋势有着其深刻而复杂的原因。

1.经济因素

刑法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既受制约于经济基础，又能为经济基础服务。当下市场经济世界范围内的普遍确立和经济的全球化，进一步推动了刑法发展的国际化走向。如果说冷战结束以前，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体制的不同，一定程度妨碍了彼此法律之间的合作和交流，那么，当今世界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互对立的消失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普遍确立，“不仅有助于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从而推动法律在国际间的统一，而且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国家在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时也完全可以而且有必要移植或借鉴传统市场经济国家的一些通行做法”[5]。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国家要发展本国的市场经济，除了学习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民商法经验外，还应注意对发达国家经济刑法的吸收和移植，以便使本国刑法能有效地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促进经济发展。

经济的全球化，使各国经济上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日益密切，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发展经济，这就要求各国在经济交往中尽量消除不必要的法律冲突，互相取长补短，努力寻求共同的法律话语。刑法具有打击经济犯罪、促进经济发展的功能，各国对经济犯罪圈的划定范围不同、对某种经济犯罪的打击程度差异，都可能导致经济交往上的冲突。如，中、美两国关于知识产权犯罪打击程度的不同，就导致了两者之间的贸易摩擦和冲突。这说明，各国要维护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经济关系，也需要刑法方面特别是经济刑法领域的共识。

2.社会因素

全球化的事实和各国跨国活动的不断增多，使许多社会问题介入了国际因素而具有全球性质性质，如犯罪的全球化、环境污染等。各国犯罪分子利用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人员、资金与信息的自由流动，在世界范围内相互勾结、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共同进行犯罪、恐怖犯罪、环境犯罪以及计算机犯罪，犯罪国际化趋势愈演愈烈。要对付这些犯罪，不是一个或几个国家的事，也不只是各国国内的事，而是所有国家和全人类必须采取共同一致行动才能实现的。这就要求各国进行国际协商，签订、加入有关国际刑事公约，并以此指导国内刑法的补充和修改，“建立能够与其他国家相互配合和密切合作的司法体系，形成和谐一致的世界性法律反应机制”[6]。

总之，犯罪的国际化、环境污染等问题是要求并推动刑法发展的国际化走向的社会因素。

3.法律因素

各国刑法中的共同性因素是刑法发展国际化的前提和法律基础。刑法是由民族国家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制定的，具有其独特的民族个性。然基于人之本性所产生的社会，必然有其共性；各国刑法虽文化传统各异，但毕竟都是人类社会的法律，必有其共同的人性内涵，正如台湾学者陈玮直所言，“人类之良知虽因所处社会之地理环境、宗教信仰及生活习惯之不同而有小异，但在基本上则属相同，如无故杀人，人人知其不可；非份取财，各国皆有禁律”。[7]随着人类社会交往的增进与扩大，不同刑法制度里的共性因素必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显现出来，从而出现“吾人之规为他人所取，他人之法为吾人所用”的现象。

法律既具有阶级职能，也具有社会管理职能。刑法作为最具有强制性的部门法，其阶级职能虽比其他法律更为明显，但它也有社会职能。各国刑法的阶级职能或许不同，但其社会职能却有相同，如对人权的保障。那种单纯视刑法为统治阶级的“刀把子”、否认刑法的社会职能、从而否认刑法的共同性的观点，是应该摒弃的。各国在运用刑法打击犯罪、保护社会、保障人权的过程中会产生一些共同的要求，从而出现相互吸收、彼此借鉴的现象。

4.其他因素

刑法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比较刑法学的兴起和发展、有关国际组织的努力等，也是推动刑法发展国际化走向的重要力量。

关于法律文明的交流与传播对法律国际化的作用，我国学者公丕祥教授有精辟论述，他认为法律文明要发展，必然要冲破原有的民族界限，参与到其他法律文明系统的发展过程之中，多样化的法律文明之间的日益扩展的交流和沟通，势必会推动那些法律文明共同性要素的广泛传播与接受，这样，就逐渐汇聚成为法律发展国际化的历史潮流。[8]同理，就刑法而言，刑法文化的交流和传播也是刑法发展国际化走向的主要媒介机制。虽然说没有刑法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而听凭其他因素起作用，刑法的国际化趋势并非不可能，但其进程必定大大延缓。如果说各国刑法中的共同性因素、人类社会对刑事法治理想的普遍认同和追求、市场经济全球范围内的确立、犯罪问题的全球化对刑法的国际化提出了客观要求和现实可能的化，那么当下世界各国间刑法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与深入则为刑法的国际化提供了实现途径。

正如“比较法的发展是法之世界化成功的条件”一样[9]，比较刑法学的发展也为刑法的国际化提供了方法上的便利。“比较是为了更好的了解，人们想到利用别的文明民族的智慧在法律方面获得的成果”[10]，通过充分的比较刑法研究，人们就可以明了有关外国刑法的内容、精神、立法依据与背景、实施效果，从而便于本国成功吸收、移植外国刑法，而这正是刑法发展国际化的途径或表现之一。所以说，比较刑法学的发展也是推动刑法国际化的重要力量。

此外，有关国际组织的努力也是刑法发展出现国际化趋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如国际刑法协会起草《国际刑法典草案》的努力，国际刑警组织在打击国际犯罪、推动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方面的作用，联合国国际法委员会为建立常设性国际刑事法院的近半个世纪的工作，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三、我国现行刑法典中的国际化表现

现代世界各国刑法理论和刑事立法的互渗共进，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国的刑法现代化的进程中，固然要注重刑法的本土化，但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更为迫切的是刑法的国际化(注：孙笑侠先生认为，就法的民族化与国际化而言，当代中国更为迫切的是法的国际化，笔者深以为然。(孙笑侠.论市场经济社会法的民族化与国际化.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法学)，1994，(3)：15.)。)。积极合理地吸收国外有益的立法经验，注重本国刑法的国际化，顺应与迎合当今世界刑法向着民主、人道、开放、科学的进步趋势，对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中国来说，意义尤为重要。我国刑法国际化的途径也不外乎两种，即吸收国外有益的立法经验：积极缔结、加入有关国际刑事公约，并在国内刑法中将公约内容体现同来。1997年修改后的现行刑法典在促进中国刑法国际化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伐：

1.刑法基本原则在刑法典中的正式确认，顺应了当今世界刑法民主、人道、新生人权的进步趋势。

自从二百多年前贝卡利亚发出反对罪刑擅断、刑罚残酷的呐喊以来，罪刑法定、罪刑均衡、刑罚人道原则以其限制公权、保障人权的深刻内涵而一直被西方各国刑法奉为圭皋，人类社会的刑法从此逐渐走出了黑暗时代。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部刑法典没有正式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相反却规定了刑法的类推适用，虽然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但不可否认，有罪的类推适用的存在，体现了当时过于强调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忽略其人权保障机能的思想倾向，因而屡被西方国家以中国不尊重人权为由而加以诟病。1997年刑法典在第3条、第4条、第5条分别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尽可能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体现和落实这三大原则的要求。可以说，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现行刑法典中的确立，使我国刑法发展融入了世界刑法发展的潮流。

2.增设了刑法的普遍管辖原则。

普遍管辖原则是现代国际法在属地管辖、属人管辖、保护管辖之外所确认的管辖原则，它是指对于本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所规定的侵犯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国际犯罪，不论这种犯罪是否在本国领土内发生，不论是否由本国国民实施，也不论是否侵害本国国家或国民的利益，只要罪犯在其领土内被发现，该国家就有权管辖。我国1979年刑法典没有规定普遍管辖原则。1980年以来我国相继加入了一些国际刑事公约，如1970年的《关于制止非法劫持航空器的公约》、1971年的《关于制止危害民用航空安全行为的公约》、1979年的《反对劫持人质公约》，这些公约都规定了普遍管辖原则。根据这些公约规定，我国在批准加入这些公约后对公约所规定的国际犯罪就承担管辖和制裁的义务。为了履行公约义务，使我国对这些既不发生在我国境内又非我国公民实施的且非针对我国的国际犯罪的管辖有国内法上的依据，1987年6月23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确立普遍管辖权的补充规定。1997年刑法第9条吸纳了该补充规定的内容，使普遍管辖原则正式在刑法典中得到了确认，从而使我国刑法关于刑事管辖权的规定符合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做法，并且向国际社会表明了我们信守承诺的态度。

3.确立了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制度，迎合了法人犯罪法典化的发展趋势。

19世纪上半叶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法人组织日益发达，在法人决策机构和决策人物的操纵指挥下，以法人名义和凭借法人力量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不断增加。面对这一情况，以实用主义为倾向的英美法系国家迅速作出了反应，承认法人犯罪。如，美国《模范刑法典》就明晰的规定了法人犯罪。大陆法系国家由于恪守“社团不能犯罪”的古罗马格言，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承认法人犯罪。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法人犯罪现象的增多，大陆法系国家出现了将法人犯罪法典化的趋势。如1994年修订后的法国新刑法典第121-2条明确规定：“除国家外，法人依第121-4条至第121-7条所定之区分，且在法律或条例有规定之场合，对其机关或代表为其利益实施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

在我国，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首次用行政刑法的形式规定了法人犯走私罪的刑事责任。此后，陆续有关于法人犯特定罪的规定。1997年刑法典以一个专节规定了单位犯罪的概念和刑事责任的承担形式，使单位犯罪正式得到了刑法典的确认，迎合了法人犯罪法典化的发展趋势。

4.进一步限制和减少了死刑立法，体现了刑法的人道、谦仰，符合了世界范围内减少限制乃至废除死刑的主流。

截止2000年10月底，在世界上全部194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76个国家对所有犯罪都废除了死刑，10个国家对普通犯罪废除了死刑，37个国家成为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可见，减少并最终废除死刑，是刑法发展的不可逆转的趋势。1997年法典明确限制了死刑的适用对象，放宽了死缓的适用条件，严格限制了盗窃罪适用死刑的条件，因此，在此意义上，可以说1997刑法在死刑问题上所作的努力，符合了减少死刑乃至废除死刑的世界潮流。

5.果断地将反革命罪更名为危害国家安全罪，是我国刑法致力于科学化与适合现代刑法之通例的重要举措。

世界各国都将危害领土完整、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从事间谍活动等行为，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在刑法中予以规定，而我国1979年刑法将以反革命罪规定之，这样，“一则造成误解，致使国外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误认为是政治犯而按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加以庇护；二则造成口实，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作为攻击我国无政治信仰自由的借口；三则造成疑惑，怀疑我国对签订的公约不予履行；四则造成犯罪分子逃脱惩罚”[11]。1997年刑法典果断取消反革命罪罪名，规定危害国家安全罪，将一些原属于反革命罪的爆炸、放火等归人危害公共安全罪中，实现了与相关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的接轨。

6.根据中国加入的国际公约的规定，新刑法典分则修改完善了部分犯罪的规定，增设了有关新罪。前者如1997年刑法典对有关航空器犯罪、毒品犯罪、文物犯罪、知识产权犯罪、环境犯罪的修改完善，后者如对恐怖活动组织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洗钱罪的增设。这些犯罪，既是中国国内法上的犯罪，也可以视为相应的国际犯罪构成在现行刑法典中的具体化。

收稿日期：2002-05-22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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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法]米海依尔·戴尔玛斯-蒂.世界法的挑战[M].罗结珍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1.

经济刑法论文篇9

[关键词]经济行为；人性；非理性；经济刑法

一

从吉林石化分公司由于人为原因造成双苯厂硝基苯精馏塔发生爆炸从而引发的松花江水污染重特大事故到山西“人造泥石流”导致尾矿库溃坝从而引起的重特大事故，从齐齐哈尔第二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亮菌甲素注射液导致多名患者肾功能衰竭的事件到石家庄三鹿集团生产、销售含有大量三聚氰胺的有毒奶粉罪案，无不让我们深思，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人类的经济行为正在严重失范?如何对这些失范的经济行为作出合理规制以获致相应的社会秩序?这恐怕是当下正处在高度工业化的我国所面临并且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经济活动”作为本文的基本范畴，有必要对它进行探讨。何谓经济活动，学者们是存有争议的。有学者指出，所谓经济行为，从狭义来说，就是指能够直接观察到的人的经济活动，例如，消费、储蓄、投资、税收、广告，等等。从广义而言，经济行为不仅指人的外在可见的经济活动，而且还包括与外在经济活动相应的动机、态度、预期等内在的心理活动。有学者则认为，经济行为一般是指经营战略、策略以及具体的手段方法。还有人从国家政府管理的角度主张，所谓经济行为是指政府按照经济运行的规律以政策、法规宏观地调控社会经济关系的管理活动。在政府的各种行为中，经济行为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从上述列举的有关经济行为的三种界定来看，“经济行为”具有多义性。这种“多义性”是作者不同的研究目的使然，基于不同研究目的而对“经济行为”内涵进行扩张或限缩。

合理界定经济行为的前提是对“经济”内涵的准确把握。“经济”一词最早见于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所著的《经济论》一书，它被用于概括奴隶主的家庭管理。其后，古希腊另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所著的《政治学》也认为“经济”是研究家务，即奴隶主经济问题。在现代经济学看来，经济活动是指人类进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活动。在这些活动中，作为主体的人会做出各种选择。因此，本文以为所谓“经济活动”就是指人类在生产、分配、交换以及消费过程中所做的选择活动。这一界定至少有两点需要进一步诠释：第一，经济活动发生的领域只能是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当中。具体来讲，所谓“生产”是指人利用各种资源直接生产出产品与劳务的过程。“生产活动犹如生活一样丰富多彩。农场使用化肥、种子和劳动，将它们变成小麦和稻谷。现代化工厂使用能源半成品原料、电脑控制的机械以及劳动力，生产出卡车、电视机或牙膏。航空公司使用飞机、汽油、劳动以及电脑控制的订票系统，提供给旅客从国家的一端到另一端的快速旅行服务。会计事务所使用铅笔、电脑、纸张、办公空间以及劳动为顾客提供审计或税收返还服务”。这是人最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分配则是指生产资料和成果的分配。生产资源的分配是在生产开始前进行的，包括生产资源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和在不同产品或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生产成果的分配是生产后的分配，它是由生产资源的分配所决定的。这两种交换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社会资源的台理配置和满足人们对各种不同产品的需要。消费，在广义上同样包括对生产资源的消费和对生产成果的消费。资源稀缺与消费需求的矛盾决定了消费的选择性。生产资源的消费水平影响着生产成果的消费水平，而人们对生产成果的消费选择反过来又制约着生产资源的消费选择。第二，强调经济活动是一种选择活动，表明人类的经济活动总是一种有意识的活动，是在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非道德、规范与失范之间作出的选择。可以说，在现代社会中，经济活动只存在于选择活动之中。

二

实际上，作为人类活动之一的经济活动是人性的直接反映。因此，只有认真对待人性问题，才可能理性地分析人的经济活动，析出其非理性的侧面，从而探寻到合理规制非理性经济活动的法律路径。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将目光投向了经济活动本身，却或多或少忘记了探查人类经济活动最为根本的起点，即对人性的研究。西方传统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认为，人生来就是自私的，正是这种出于自私目的进行的市场交易可以达到最佳的社会效果。在亚当·斯密看来，人类的自私本性本身就是理性的。自亚当·斯密提出人性假定以来，人类以自己为中心盲目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完全忽视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极其不和谐的现象。因此，研究经济活动必须以人性探讨作为起点。

人，不论是作为独立的个体或者组成各种各样的复合体(如法人)，都是在通过各种方式最大限度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人都是利己的。但是，人的利己又不得不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比如，人所处的时代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人口的素质、自然环境等。这在经济活动中尤其明显。如果一个人的经济活动超出了客观条件所能承载的限度，那么他的经济活动最终无法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因此，这些或来自于人，或来自于自然的各种客观条件要求人的利己必须有限度，否则人的利己行为是不能实现的。换言之，只有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相对和谐，才可能最终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需要。

正是因为人性使然，人总是想挣脱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这是人类的一种选择活动。这种选择活动是理性与非理性、道德与非道德、规范与失范等相互作用的过程。当理性、道德、规范在人的选择活动中占据主要位置时，行为人的行为就符合社会秩序的要求；相反，当非理性、非道德、失范占据主要位置时，行为人的行为就可能失范，从而破坏社会秩序。然而，在现实社会中，为了获取相应的秩序，人类必须对这些外显的、非理性的经济活动进行外部规制(他律)。外部规制的方法主要是法律。通过法律的规制，将人非理性的一面改变为理性选择。而在这些外部规制的法律当中，最严厉的法律非刑法莫属。而正是刑法的最严厉性，又决定了它在调整非理性的经济过程中必须做到理性，即坚持“不得已”原则。刑法是其他法律的保障法。刑法的这种保障作用也是通过其独立性表现出来的。刑法的独立性，即刑法和其他法律部分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其最严厉的手段——刑罚。刑罚的内容轻则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重则剥夺人的生命。因此，刑罚只能不得已时才能够发动，即在其他法律不能有效保护某种利益的时候，刑法才可以介入。“法益保护并不会仅仅通过刑法得到实现，而必须通过全部法律制度的手段才能发挥作用。在全部手段中，刑法甚至只是应当最后予以考虑的保护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其他解决社会问题的手段——例如民事起诉，警察或者工商管理规定，非刑事惩罚，等等——不起作用的情况下，它才能允许被使用。人们因此称刑罚是‘社会政策的最后手段’，并且将其任务定义为辅助性的法益保护。”因此，坚持“不得已性”是我们动用刑法有效、有力、有序规制人类非理性经济行为的根本保证。这正是刑法理性之所在。

三

在刑法中，规范非理性经济行为的规范总和就是经济刑法。具体来讲，经济刑法具有以下根本特征：

(一)经济刑法具有独立的调整对象。法律是否独立，根本就是要看是否有其独特的调整对象。人类的经济行为广泛存在于社会的各个环节，从生产、分配、到交换、消费，都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具体体现。经济刑法调整的对象包括了在经济领域内实施的应受刑罚惩罚的所有非理性经济行为。独立的调整对象是经济刑法独立性的根本表现。

(二)经济刑法的空白规范相对较多。从刑法的法律属性来讲，经济刑法调整了其他法律不能调整的经济关系。这些经济关系存在于经济法、民法、行政法等其他部门法中。基于立法技术的考虑，经济刑法中多采用空白罪状的立法模式。所谓空白罪状，就是指刑法规定的犯罪构成中存在其他部门法以及法规的规定情形。比如，非法狩猎罪，必须以违反国家的狩猎法律为前提。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必须以违反国家的金融管理法律法规为前提，等等。这一特性也使得经济刑法有别于其他类型的刑法。

(三)经济刑法的专业性和实践性均比较强。与其他类罪相比较，经济刑法与普通公民伦理观念距离得更远。相应地存在大量专业性、技术性的规定。也正为如此，经济刑法中的犯罪更多是“行政犯”。这种知识体系上的专业性与实践性是经济刑法独立学科本相的重要表现。

经济刑法论文篇10

关键词：经济犯罪　资格刑　犯罪预防

资格刑是剥夺犯罪人行使一定权利的资格的刑罚方法。资格刑已经成为现代刑法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刑罚方法之一，在刑事审判活动中，资格刑大量适用各种犯罪，尤其是大量适用于经济犯罪。笔者认为我国经济犯罪不但需要适用资格刑而且还需进一步完善适用资格刑：

一是经济犯罪主体的特殊性要求。首先，经济犯罪的自然人主体一般具有丰富的知识资源，他们大多拥有经济、贸易、财税、法律等专业知识。从一定程度上讲，经济犯罪实际上是一种以专业知识为载体的犯罪。这种犯罪载体极为特殊，它不仅是无形的，更重要的是它可以潜在地继续增长。无论犯罪主体是被判处自由刑还是被判处财产刑，他们所拥有的知识资源并不因此而消灭。一旦他们挣脱了刑罚的束缚，他们仍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利用自己掌握的专业知识进行经济犯罪活动。对于经济犯罪的这一特征，一般的刑罚方法往往是无能为力或是起效甚微的。就这一点而言，没有一种刑罚比资格刑更适合、更有针对性。资格刑虽然不能洗刷经济犯罪人的大脑，但它确实可以起到限制或剥夺犯罪人再次利用这些知识资源继续作案的作用。其次，以单位为主体的经济犯罪越来越多，据统计我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百余种单位犯罪，多数是经济犯罪。对单位经济犯罪应如何规定刑罚已是立法机关不可回避的问题。现行刑法中规定了对单位经济犯罪只能判处罚金刑，但是“仅以罚金的刑罚威吓来抗制经济犯罪，对于大多数经济犯罪并不适应，其理由在于经济犯罪的人格特性，因为大多经济犯罪都是唯利是图者，而且喜好冒险性的投机，若对之仅以罚金，在行为人主观上充其量只不过是一次投机生意的失败，而非受到国家的惩罚。无论如何，仅有罚金这一种针对单位经济犯罪的刑罚体系是不科学的。必须突破现有的以自然人为对象设计的刑罚体系，从有效地发挥刑罚功能的角度出发，针对单位的特有属性，单位主体的权利资格、权利内容及行为能力的特殊性，专门设置符合单位经济犯罪特点的经济犯罪刑罚体系，这就需要创设适合于惩治单位经济犯罪的刑罚种类。

二是经济犯罪人的贪利性要求。经济犯罪人实施经济犯罪的原因，主要是意图获取非法利益或者非法避免本应该由自己承担的经济风险。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经济时代，利益总是处于首要位置，无论是自然人主体还是单位主体，唯利是他们的本性。为获得利益，经济犯罪人可以肆意践踏任何道德准则和经济诚信原则，破坏社会经济秩序。贪利性带来的非物质损害比物质方面的还要多，而且还会造成不良的社会政治风气。必须正确认识这一特点，采取通过剥夺经济犯罪人再犯的经济条件、营利机会等刑罚方法对症下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建立在原来计划体制上的刑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都已不复存在，尤其市场经济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具有一定职业或行业色彩、依靠自身智能的新型犯罪，如证券犯罪、金融犯罪、期货犯罪、增值税发票犯罪等等。这些犯罪大部分都是手段恶劣、内外勾结、权钱交易、犯罪方法隐蔽，大多是经济犯罪人以一定的身份、职业为掩护，利用法律和经济交往中允许的经济活动方式所为。对这类犯罪人剥夺从事这类职业的资格或者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在一定意义上讲，对刑罚之特殊预防目的的实现有积极的意义。首先，剥夺经济犯罪人一定职业的特定资格，针对性强，可以避免刑罚资源的浪费。资格刑直接针对特种行业、职业的犯罪人，提高了犯罪人犯罪获得非法利益的机会成本，使其不敢轻易犯罪。如证券师、注册会计师等，如果被剥夺了从业资格，他们面临的不仅是现有非法受益的剥夺，而且其潜在的知识资源发挥也被剥夺，更体现出刑罚的严厉性。其次，市场经济中的某些特殊行业，如证券期货业、银行业、股份公司的稳定发展等都是以诚信为其后盾与支撑，其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要求比较高。对职业资格刑进行剥夺，能够使有严重经济犯罪倾向和犯罪资格的犯罪人排出在这些资格之外，起到预防犯罪人再犯同类罪的作用，而其他刑罚则很难起到同样的效果。再次，资格刑经济成本低，节约国家打击犯罪的经费开支，可以使国家用有限的经费打击更为严重的犯罪。而且，资格刑可以避免自由刑造成的犯罪人之间的交叉感染和犯罪经验的交流，可以避免自由刑带来的社会不良后果。

三是诚实守信原则的实质性要求。市场经济是商品交换的经济，无论是商品流通环节，还是货币资本循环过程，各种活动都必须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才能完成。没有信用，交易的链条就会断裂，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因此，诚实守信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

然而目前我国市场经济领域诚信缺失现象比较严重：假冒伪劣商品充斥市场；企业进行虚假披露，包装上市圈钱等行为不断发生；“虚假广告”、虚假“财务报告”大行其道；侵犯知识产权更是屡见不鲜。这些诚信缺失行为一旦达到刑法所规定的严重危害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程度，就构成了经济犯罪。刑法分则第三章中经常出现的关键性词语如“伪劣”、“伪造”等等，这些富有欺诈色彩的词语都直接反映出了经济犯罪的实质。正如有的学者指出刑罚给行为人带来的“害”应类似于犯罪给社会带来的“害”，刑罚给行为人带来的“恶”应类似于犯罪人给社会带来“害”时所具有的“恶”。经济犯罪行为人所具有的“恶”表现为滥用其他经济主体或国家对他的信任，所以在对这类违反诚信原则的经济犯罪配置刑罚时必须回击以相似的“恶”，即剥夺其原本享有的被其他经济主体或国家信任的资格。该种“被信任的资格”既可以表现为某种市场准入的资格，又可以表现为继续从事某种经济活动或其他性质活动的资格，反映在经济犯罪刑罚体系中则表现为资格刑的适用。

参考文献：

[1]夏吉先．经济犯罪与对策－经济刑法原理．世界图书出版社．1993年版．

[2]周农．市场经济条件下遏制经济犯罪的法律对策．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刘生荣．犯罪构成原理．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