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论文十篇

经济纠纷论文篇1

经济纠纷概述

（一）定义

经济纠纷在民商事纠纷中占有很大比例，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之中，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因为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而形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纠纷要经由民事诉讼的途径进行处理，因此经济纠纷责任承担主要是相关责任所带来的赔偿义务。

（二）案件特点

（1）近期受理的经济纠纷的案件中，承包合同、贷款合同、购销合同所占的百分比明显的增加；（2）当事人地身份较为复杂，个体经营企业、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等；（3）双方的当事人所争议的诉讼标的额大幅度增加，少则要十几万，多则回答到几十万；（4）大多数地被告因经营不善而没有偿还能力。

（三）解决纠纷的对策

第一，要加强法制的宣传，广泛的推广公民尤其是法人学习相关政策和法律，增强公民的守法意识。第二，正确的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为企业创造出一个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对经济紧张、周转困难的企业采取一系列放水养鱼的方法，扶持企业的正常发展，为稳定大局和经济建设的服务着想。第三，对各种经济行为进行规范，是各企业在签订合同时能认识并保障自己的权益。

（四）解决纠纷的途径

对于损失较小或情节不严重的经济纠纷，通常主张双方通过协议和协商的办法自行处理解决。对涉案金额较大的经济纠纷或者同知识产权问题有关的纠纷，执法部门应当按照情节的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仲裁，民诉，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等相应手段来进行处理。1．协议仲裁。协议仲裁是纠纷双方在协商之后达成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从而解决双方纠纷。2．行政复议。若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处理经济纠纷的结果存在异议，当事双方可以依照相应的法律规定提出复议要求，维护自身利益。3．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主要就是法院在当事人双方以及所有诉讼参与人的集体参与下，按照宪法所规定的内容对民事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办法。适用于在民商事纠纷中涉及金额较大、较严重的案件。4．行政诉讼就是民间俗语中所讲的“民告官”，当纠纷双方对执法机关的处理结果存在异议时，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关系

（一）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件中的常见问题

1．合同欺诈和合同诈骗的界限。在处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案的时候，要先明确经济犯罪同经济纠纷二者间的区别，防止将经济纠纷错误定义为经济犯罪，而对其采取不公正的处理；再者，也要有效避免对应当认定为经济犯罪的行为，只是在表面上追究民事责任，这样必然会放纵犯罪。在社会生活中，合同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作为一种很普通的社会文本现象，其已经延伸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效分别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欺诈是很关键的问题。合同诈骗同合同欺诈二者同属于合同的衍生物，均涉及到了合同履约过程中，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冲突，通常来说，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性质是相同的，都属违法行为，都具社会危害，但是二者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首先，其动机目的不同。合同诈骗行为人只是想单方面的享受合同条文中所规定的权利，而不想履行义务，行为人地目的是：利用签订合同的办法，达到非法获取对方利益的目的（此处所讲的非法获取是指，用欺骗的办法把将对方的财产转到自己的掌控下，并会以所有人身份将其保存、使用及收益）。合同欺诈指的是合同当事人一方，用故意欺骗的方式使对方陷入错误并且与其订立合同，以使另一方当事人做出错误地意思与决定为目的，从而通过履行合同来谋取非法利益，实质为谋利。故在欺诈性的合同中，欺诈人在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地目的，也没有不履行合同地意思，目的在于用欺诈的手段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从履行合同中来谋取利益。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判断是否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个关键亦是难点。其次，其客观方面存在差异。衡量合同诈骗还是合同欺诈，除目的与动机不同外，行为人的客观表现也是以关键因素。诈骗罪的行为人目的是无偿的使用以及取得合约人的财产，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所以他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表现是：虚构合同的主体；携款逃匿；大肆挥霍对方的财物；虚设担保等。而在欺诈中，行为人通常表现为过分的夸大质量，自己地履行能力，以及数量等等。应注意的是，隐瞒真相表现为不告知或告知虚假的合同标的物的瑕疵，不声明自身履行合同能力缺陷等。由此可见，二者虽均为欺诈性合同，但合同诈骗故意有无偿占有的因素，且不会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而合同欺诈是为了在履行合同的同时获取不法利益。再次，在实践之中，还应该注意其欺诈的程度。只有超过法律规定限度的欺诈才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商业往来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欺诈的行为，而这一行为与合同诈骗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度的差异。只要对事实的歪曲度没有超出在商业惯例中被许可的范围，就尚未构成犯罪。所以，欺诈程度也可以作为罪与非罪的区分因素。

2．在刑事案件中，若被告的财产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应如何计算被告地犯罪数额。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认定诈骗数额时，应以行为人实际占有的数额为诈骗额，故被告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当扣除。但在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中，经常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前早已提起了民事诉讼，是被告的财产依程序被查封、冻结、扣押，对此是否可视为其部分资产已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呢？针对是否扣除犯罪数额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有争论。有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谈纪要中说归还是被告人自愿将资产返还，因此，不应该从实际谋取的非法犯罪额中扣除；有的人则说应当扣除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笔者认为：对于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是由法院强行固定，并非行为人自愿返还。被告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已经利用合同骗取对方财物，诈骗犯罪的行为已经实施，依照我国《刑法》，被告以此骗取的资产应被认定为实际骗取额，应计入诈骗犯罪额，不能予以扣除。而对于已被民事诉讼按照正常法律程序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依法移至受理此刑事案件的法院，然后发还给本案受害人。所以，不应该以此额度认定为被告在案发之前已返还的数额而予以扣除。

（二）经济纠纷同犯罪交叉时的审理

这里面应当重点提到的是“先刑后民”的原则。“先刑后民”是指当一个经济犯罪案件与经济纠纷案件发生牵连、冲突时，经济纠纷应当销案或者是中止审理。案件中止审理的，需要等到造成中止审理的问题得到全部解决以后，再能继续恢复正常的审理工作。但是，刑事先于民事原则也并不应是无条件适用于所有的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地交叉案件中的。其弊端如下：（1）刑事处理很可能造成过分延期，无法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尽早的保护；（2）该原则还可能被他人恶意利用，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民权；（3）该原则可能为地方的保护主义制造良好条件，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民权。因此，在刑法所不能及的方面应尽量适用相关民事法律做补充；在民法强制性无法有效解决时，应当立即彰显出刑事法律的强制性特点。具体有下面两个方面：一是在由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相互交叉的案件中，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二者在处理结果上不发生相互依赖影响时，人民法院应实行“刑民并行”的处理方式。二是当经济纠纷同经济犯罪交叉所造成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相冲突的时候，处理民事诉讼一定要在刑事诉讼的框架前提下进行，法院实行先刑事后民事的基本原则。而反之，经济纠纷为主的案件则实行先民事后刑事的原则。

经济纠纷论文篇2

（1）劳动力供求因素对劳资纠纷的影响

劳动力供求规律表明，如果劳动力供求基本平衡，劳资双方就会等价交换。劳动力供大于求，劳资双方的力量就倾向于资方。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劳方就会享有更多的机会。而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市场是供远大于求，市场机制在配置劳动力资源的过程中，“市场失灵”问题尤为突出。现阶段我国大部分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劳动力素质、技术要求不高，劳动力的可替代性很强，求职者并不具备讨价还价的条件。总体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几乎一边倒的供求形势客观上成为引发和助长企业劳资纠纷矛盾倾向激化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

（2）忽视人力资本的作用，将薪酬视为企业的纯支出

不少企业只重视对物质资本的投资，而忽视提高员工的薪酬水平。在现代薪酬管理理念中，员工薪酬水平的提升与员工素质的提高是互动的良性循环关系。员工满意于较高水平的薪酬，可以降低员工的流失率，节约员工培训费用，有助于员工整体素质的提升，进而又有助于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可以形成员工素质提升与其薪酬水平提高的相互拉动。

（3）绩效考核制度利用不佳

众多的企业虽然也在为实现有效的绩效考核不断努力着，但多数情况都不是很乐观，绩效考核存在广泛的走过场现象。造成此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主观认识不足、缺少员工参与、与激励不配套、陈旧管理模式等。

（4）解雇遣散政策

当前企业裁员措施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无故解除劳动合同，辞退职工。有些企业管理随意性较大，把用人完全看作是自己的自由，置劳动合同和劳动法规政策于脑后，对职工召之即来挥之即去，随意无故解除劳动关系。单纯依靠劳动合同来调整企业的劳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难以真正保障劳动者的权利，也更容易导致劳资之间的纠纷。企业解雇遣散等裁员行为最容易引发劳资纠纷而导致法律诉讼。

二解决企业劳资纠纷的经济学对策研究

1劳动力市场建设

以培育和建立市场导向就业机制、促进城乡劳动者就业为方向，通过推进试点，基本建立功能齐全、流程规范、高效的劳动力市场服务体系，建成上下贯通、内外相连的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形成运行规范、调控有力的劳动力市场管理机制，妥善解决结构性就业问题。

2员工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开展企业文化教育

增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和积极参与意识。树立他们以企业为荣的观念，用企业精神激励员工，帮助教育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并大力弘扬企业文化，激发员工的主人翁情怀。进行员工岗位技能培训，提高员工对工作的适应能力，使其能够应对新技术变革的挑战。增加员工企业管理知识的培训，引导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现代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开放式的管理方式，管理制度透明化，管理手段公开化，参与管理的大众化。加强基础法律知识的培训。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如何利用法律知识为企业建设服务，利用法律知识维护自身权益，这不但是企业经营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而且也应被企业员工所熟知和掌握。

3建立体现激励原则的薪酬管理体系

正确地运用激励原则，可以提高激励的效果，达到人力资源管理中预先设定的目标。

（1）保障性薪酬和激励性薪酬相结合

其中保障性薪酬，跟员工的业绩关系不大而只因其岗位不同而异。激励性薪酬则与员工工作业绩紧密挂钩，实行浮动制度，这样做可以把企业每个员工的薪酬与企业的业绩挂勾。

（2）制定薪酬政策的依据

应该考虑劳动者的基本需要，并伴随企业的发展定期调整，让员工从企业发展同时自身有所收获。企业经营者与普通员工的薪资差距不宜过大，完善企业整体薪资结构。不合理的薪资制度容易引发员工普遍而长期的不满，是导致企业劳资纠纷的重要因素。

（3）注重提供给优秀员工个人发展的空间

企业薪酬会在中短期时间内调动员工的注意力，但是薪酬不是万能的，员工一般会更关心长期的发展。良好的工作环境、民主的管理风格及和谐的人际关系都有利于提高员工工作积极性，增加企业的组织凝聚力。

三结语

经济纠纷论文篇3

关键词：　电视媒体　社会纠纷　多元化　解决机制 

社会学认为，社会纠纷是各种利益关系之间直接的和公开的旨在遏制各自对手并实现自己月的的互动。在社会生活中，由于思想观念的差异以及利益的复杂性，人们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奉十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冲突。而社会秩序正是在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冲突、角色冲交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社会纠纷就会存在。

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有许多关于社会纠纷及其解决的记载与评述。中国历史上有息讼观念的盛行，因此很多社会纠纷是通过封建家长出面协调，邻里地甲调解等方式解决的。学术界对此的认识最早可见于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著作《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在研究纠纷解决方面，就日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仍是法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经济法学等)与社会学(包括政治社会学)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法学界大多从法学的层面、政治学的层面，从法治的精神与角度提出问题与分析问题。而大众媒介在社会纠纷解决过程中是否能发挥作用，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学者们还鲜有论及。

国外学者的“社会冲突论”、“政治参与论”、“集体行动理论”、“博弈论”等，均对社会纠纷的机理及其解决有所涉及与论述。其中引人注月的是“社会冲突论”与“博奔论”。“社会冲突论”重点研究社会冲突(纠纷)的起因、形式、制约因素及影响，分析了其机能，并指出这些机能的实现，能使社会整体的整合度和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得到提高和加强。“博弈论”研究互动决策，其对于博弈要素、博弈类型的描述恰可分析各种纠纷的缘起与解决。而关于社会纠纷的解决实践，在人类社会早期，往往依靠的是决定于人们力量对比的私力救济。随着公共机构的出现与强大，私力救济逐渐被以国家、法庭、监狱等为表征的公力救济所取代，建立起了以司法为中心的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动作协调系统。有学者分析说。其实质是将国家通过法院所垄断的纠纷懈决权逐步向社会回归，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从国家到社会的总体演变，在法院的周嗣组织培植多种形态的纠纷解决机制，构造出一套“以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核心的纠纷解决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共同构成了纠纷解决方式的可选择性。20世纪6()年代，ADR概念在美国兴起。ADR，即Alternative DisputeResolution，又称之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或代替性、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纠纷解决方式”。这样在一个社会中，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彰显司法的尊崇与权威，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以协商、调解、仲裁等达到和解的目的。

当各种庞杂行政与法律的手段，让人们疲惫不堪之时，大众传媒开始被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其中电视终结者模式(TV trouble shooter)充分展现了传媒的威力。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在其《传播生态学》一书中，对其运作方式作了如下的归纳：电视秀倾向于曝光并把个人的争端转换为能被观众认识的广泛的“争端”类别的一个案例，而观众指望能反过来把自己的申诉写信告诉TvT，从面延续这个循环(即把个人的争端曝光一转换为公众关注的问题一引发更多的个人申诉一再曝光……)。TvT的成功在于推动了纠纷快速和公平的解决，其示范作用使得通过大众媒介解决纠纷的方式为许多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共同倡导。

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观念和利益关系的调整期。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不同的社会纠纷。同时，由于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以及客观上存在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使得很多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生存质量降低，生存难度加大，极易导致社会纠纷。以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来看，和谐与冲突、贫穷与富裕等矛盾总是相依共生、互相转化的，和谐与冲突并不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存在社会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纠纷产生以后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一个健康的社会并不回避社会纠纷，而是积极主动应对纠纷和解决纠纷。社会纠纷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必须要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视角来理解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即在充分考虑社会纠纷发生、发展规律以及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在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提供多种可以选择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的社会救济机制。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是各圜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普遍特征。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了包括和解、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申诉、信访、诉讼等各种方式在内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由于当前我国礼会纠纷总量较大，纠纷处理难度不断加大，现有的机构及力量不足以应对社会纠纷的解决。很多社会纠纷的解决存在着随意性大、解决方式不够系统科学、解决程序不够稳定合理等问题，社会纠纷解决的效果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如何整合社会力量和资源，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活而不乱，活而有序的社会秩序，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命题。在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电视媒体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电视用声波和光波信号直接刺激人们的感官和心理，以取得受众感知经验上的认同，忠实再现讯息的形态，对受众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凯尔纳曾经这样表述电视对社会的影响：“当今，电视是文化象征的主要表现者。电视上的图像既是主观规范性的又是客观描述性的。它不仅用图画展示社会上的新鲜事，而且还引导人们怎样去适应社会秩序。在实践中，电视媒体以报道社会纠纷为己任，参与纠纷的调解、促成纠纷的解决，在考虑收视率等经济利益因素的同时，也展现出了电视媒体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由此观之，电视媒体在化解社会纠纷、减少社会冲突对立、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环节。

经济纠纷论文篇4

>> 浅谈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完善 论消费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浅谈当前社会纠纷及多元化解决机制 论城市社区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知识产权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建构 社区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构建中的法文化理念 我国民事诉讼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 社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中国（上海）自贸区视野下的离岸金融略论 基于“枫桥经验”的新时期社会矛盾多元化解决机制探析 社会管理创新下的彝族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论和谐社会视域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 建立健全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制度构建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用多元化视角观察中国自贸区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在民事纠纷解决中的适用 城市社区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研究 后自贸区下的金融展望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②世界银行《2015年营商环境报告》[eb/ol].中金在线.http：///guoneicaijing/20141212/19681552.shtml.

③世界银行于2003年开始每年公布一次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这份报告在起初仅包括5项指标和133个经济体。2016年，这项报告已经涵盖11项指标和189个经济体。其中，纳入评比的10项指标包括：开办企业、办理许可、得到电力、财产注册、获得贷款、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跨境贸易、合同履行和办理破产。另外报告也关注劳动力市场法规这一项指标，但并不纳入衡量的体系当中。

④林江.广东自贸区如何推动特色金融的创新和发展[J].金融经济，2015，17：14-16.

⑤“执行合同”指标，针对的是合同执行的效率。这一指标主要通过追踪一起支付争议案件，收集从原告向法院提交诉讼到最终获得赔付所花费的时间、费用和步骤，以此来衡量不同地区的营商环境。

⑥司法程序质量指数衡量的是每个经济体是否在其司法体系的四个领域中采取了一系列的良好实践：法院结构和诉讼程序、案件管理、法院自动化和替代性纠纷解决。

⑦荆林波，袁平红.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发展评价[J].国际经济评论，2015，05：78-99.

⑧陈颖洁.上海自贸区金融争端解决机制构建之价值追求研究[J].特区经济，2014，04：59-61.

参考文献：

[1]蒋大平.金融法治保障研究[M].法律出版社，2011.

[2]彭兴庭.金融法制的变迁与大国崛起[M].法律出版社，2014.

[3]蒋丽.构建上海自贸区金融机构内外联动纠纷解决机制[J].经营与管理.2014，（5）.

[4]杨东，文诚公.香港金融纠纷解决机制的新发展及其对内地的起始[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

[5]石义兽.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问题思考[J].现代商贸工业.2015，（10）下.

经济纠纷论文篇5

关键词：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

近年来，我国西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量呈增长趋势，这显示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对于大量环境纠纷，公众除、上访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旨在以甘肃省徽县血铅污染事件（以下简称徽县血铅事件）的处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予以评析、探讨，为西部生态立法提供思路。

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方法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三）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制度，使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社会化，被各发达国家普遍采纳并成为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和自愿环境责任保险。在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方面，承保的风险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部分地区曾通过试点推进自愿性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但许多试点因无企业投保而处于停顿状态。鉴于我国一些企业经营效益不良以及其为利润所驱，不愿承担污染损害风险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通过立法，结合自愿与强制保险的方式建立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1.周林彬著.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经济纠纷论文篇6

关键词： 电视媒体 社会纠纷 多元化 解决机制

社会学认为，社会纠纷是各种利益关系之间直接的和公开的旨在遏制各自对手并实现自己月的的互动。在社会生活中，由于思想观念的差异以及利益的复杂性，人们形成了复杂多样的奉十会关系和社会矛盾，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产生冲突。而社会秩序正是在社会行动者的利益冲突、角色冲交基础上形成的。可以说，只要人类社会存在。社会纠纷就会存在。

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中有许多关于社会纠纷及其解决的记载与评述。中国历史上有息讼观念的盛行，因此很多社会纠纷是通过封建家长出面协调，邻里地甲调解等方式解决的。学术界对此的认识最早可见于费孝通先生的经典著作《江村经济》和《乡土中国》。在研究纠纷解决方面，就日前的研究现状而言，仍是法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经济法学等)与社会学(包括政治社会学)有较多的研究成果。法学界大多从法学的层面、政治学的层面，从法治的精神与角度提出问题与分析问题。而大众媒介在社会纠纷解决过程中是否能发挥作用，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学者们还鲜有论及。

国外学者的“社会冲突论”、“政治参与论”、“集体行动理论”、“博弈论”等，均对社会纠纷的机理及其解决有所涉及与论述。其中引人注月的是“社会冲突论”与“博奔论”。“社会冲突论”重点研究社会冲突(纠纷)的起因、形式、制约因素及影响，分析了其机能，并指出这些机能的实现，能使社会整体的整合度和适应外部环境的能力得到提高和加强。“博弈论”研究互动决策，其对于博弈要素、博弈类型的描述恰可分析各种纠纷的缘起与解决。而关于社会纠纷的解决实践，在人类社会早期，往往依靠的是决定于人们力量对比的私力救济。随着公共机构的出现与强大，私力救济逐渐被以国家、法庭、监狱等为表征的公力救济所取代，建立起了以司法为中心的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是指在～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特点，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动作协调系统。有学者分析说。其实质是将国家通过法院所垄断的纠纷懈决权逐步向社会回归，实现纠纷解决机制的从国家到社会的总体演变，在法院的周嗣组织培植多种形态的纠纷解决机制，构造出一套“以社会为依托、以法院为核心的纠纷解决系统”。

在这一系统中，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和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共同构成了纠纷解决方式的可选择性。20世纪6()年代，ADR概念在美国兴起。ADR，即Alternative DisputeResolution，又称之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这一概念既可以根据字面意义译为“替代性(或代替性、选择性)纠纷解决方式+亦可根据其实质意义译为“审判外(诉讼外或判决外)纠纷解决方式”。这样在一个社会中，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彰显司法的尊崇与权威，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以协商、调解、仲裁等达到和解的目的。

当各种庞杂行政与法律的手段，让人们疲惫不堪之时，大众传媒开始被人们越来越多地使用。其中电视终结者模式(TV trouble shooter)充分展现了传媒的威力。美国传播学者大卫·阿什德在其《传播生态学》一书中，对其运作方式作了如下的归纳：电视秀倾向于曝光并把个人的争端转换为能被观众认识的广泛的“争端”类别的一个案例，而观众指望能反过来把自己的申诉写信告诉TvT，从面延续这个循环(即把个人的争端曝光一转换为公众关注的问题一引发更多的个人申诉一再曝光……)。TvT的成功在于推动了纠纷快速和公平的解决，其示范作用使得通过大众媒介解决纠纷的方式为许多政府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共同倡导。

我国目前正处于体制、观念和利益关系的调整期。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不同的社会纠纷。同时，由于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的深刻变革，以及客观上存在的社会不公平现象，使得很多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生存质量降低，生存难度加大，极易导致社会纠纷。以唯物辩证法的视角来看，和谐与冲突、贫穷与富裕等矛盾总是相依共生、互相转化的，和谐与冲突并不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存在社会纠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纠纷产生以后不能够得到妥善解决。一个健康的社会并不回避社会纠纷，而是积极主动应对纠纷和解决纠纷。社会纠纷的复杂多样性决定了必须要建立多元化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只有建立完善的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才能够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实现社会和谐。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视角来理解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即在充分考虑社会纠纷发生、发展规律以及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在不违背法律禁止性规定和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提供多种可以选择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的社会救济机制。社会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是各圜纠纷解决机制的一个普遍特征。目前，我国已建立起了包括和解、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申诉、信访、诉讼等各种方式在内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由于当前我国礼会纠纷总量较大，纠纷处理难度不断加大，现有的机构及力量不足以应对社会纠纷的解决。很多社会纠纷的解决存在着随意性大、解决方式不够系统科学、解决程序不够稳定合理等问题，社会纠纷解决的效果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如何整合社会力量和资源，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建立活而不乱，活而有序的社会秩序，成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命题。在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电视媒体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电视用声波和光波信号直接刺激人们的感官和心理，以取得受众感知经验上的认同，忠实再现讯息的形态，对受众形成强大的冲击力和感染力。凯尔纳曾经这样表述电视对社会的影响：“当今，电视是文化象征的主要表现者。电视上的图像既是主观规范性的又是客观描述性的。它不仅用图画展示社会上的新鲜事，而且还引导人们怎样去适应社会秩序。在实践中，电视媒体以报道社会纠纷为己任，参与纠纷的调解、促成纠纷的解决，在考虑收视率等经济利益因素的同时，也展现出了电视媒体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良好形象。由此观之，电视媒体在化解社会纠纷、减少社会冲突对立、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成为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环节。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信息传播的方式、途径以及大众媒介对社会的影响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以正面宣传为主和强调大众媒介宣传教化功能为核心的社会纠纷传播理念，已经很难适应信息时代的需要。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说：“社会科学当前最明显的缺点是缺乏时问元，缺乏深度，这种深度不可能产生于对社会作静止的研究。只有研究社会不断的变化中呈现自己的各种力量的动态格局才有可能达到一定的深度。…‘看电视，还要用电视”，央视经济频道改版后这句响亮的广告语。更是恰如其分地道出了电视媒体介入社会纠纷解决的价值与意义。

社会纠纷发生以后，最初是被限制在相对的社会主体之间，可以通

共2页: 1

论文出处(作者):

过法律规范加以调整。但是，当社会纠纷进一步发展后就可能演变成破坏现有生存秩序的冲突。电视媒体在社会冲突的发生、演变、调合的过程中，既可以帮助释放社会大众的情绪和意见，对相关社会机构形成解决纠纷的舆论压力，也可以通过公开讨论等途径使纠纷得以解决。具体来说，电视媒体在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可以发挥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社会整合。传播学先驱拉斯韦尔说，在外界环境发生变动时。“传播”能联系协同社会各部分成员以应对环境变化。媒体是公众获取信息资源的重要通道，媒体提供的全面、系统、确切的信息能帮助人们准确认识社会纠纷的本质及发展趋势。电视媒体主要通过提供信息服务和公共话语平台，调度信息，服务公众，有时甚至直接参与讨论，通过影响公众的思想和行为，进而从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促进社会秩序的建立和优化。从社会和公众的层面看。每当社会纠纷发生后，人们首先会评估自己与事件的关系，其中的利益相关者需要持续的信息决定如何行动。政府和社会机构职能部门也迫切需要相关信息来部署行动。

在社会纠纷的解决过程中。信息传播既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同时叉可以发挥积极的社会动员作用。电视媒体在这方面具有形象直观的优势，2008年的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中，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与出租车司机、市民代表座谈，电视媒体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电视直播，开国内电视媒体参与社会纠纷懈决的先河。由于直播形式的新颖性，人们把焦点从罢运转移到政府对问题解决的每一进程，媒体成为政府活动的舞台，媒体的报道也一步步改变着受众对政府的看法、态度。这一社会纠纷解决的过程中，电视媒体的社会整合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化解矛盾。白岩松曾经就中国电视的功能，给出过“解密、解闷、解读、解气、解决”的定义。其中最后“两解”是新时期社会赋予电视媒体的新责任。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政治的发展变化，电视媒体的功能日益丰富多彩。新涌现的电视节目既有解闷型的，也有解密型的，但是社会影响最大的当属“民生投诉”、“民生调解”、“民生帮忙”等寻求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节目。这一现象表明：

首先，大量的民事纠纷、社会矛盾需要公正公平、快捷的解决平台。通过法院解决纠纷的成本过高，使得老百姓渴望找到一条更快捷的解决机制。于是，不找法院找记者成为许多普通群众解决纠纷时的首选。其次，我国司法制度素来倡导以调解方式化解矛盾，这为媒体参与调解，化解社会纠纷提供了空间。电视媒体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可以集中优质资源，集结社会智慧，搭建公平公正的快速调解平台；最后，公众普遍认识到媒体的力量，看到了媒体是一个解决问题的途径。上述种种现象表明电视媒体在承担调解民事纠纷、化解社会矛盾这一社会功能时，不仅有社会需求、还有形象基础和群众基础。

第三舆论引导。哈贝马斯认为一个社会中理想的情况是在相对于国家政权之外的公民社会中，各种利益团体、政党可以通过大众传媒就关乎自身利益的问题进行广泛的政治辩论和交流，从而影响政治进程。尽管我国的大众媒体仍然隶属于政治权力领域，但传媒的信息组织属性和利益组织属性已充分凸现出来。不仅如此，我国传媒还己开始具有了评判和制约的功能，在很多问题上也开始反映普通公众的呼声。“社会纠纷导致的公共危机往往起于谣言和小道消息，盛于社会恐慌，终于信息的公开、透明。信息越公开、越充分、越及时越好，越有利于减少社会恐慌和消灭谣言，越有利于尽快妥善解决纠纷。舆论一方面把真实信息在第一时问以最快速度传播给人们，同时也把社会舆情真实、客观、全面及时地反映到决策部门；另一方面，舆论也将政府决策部门已经做出的决策及决策的有关法律法规依据快速地传递给人们。及时动员和约束人们执行和遵守。

舆论就是意见，是集合性的、规模化的、群体性的意见；而只要是意见，是看法，就可能似是而非，就会有正确和错误。舆论是有方向的，舆论中包含着明确的或者隐蔽的价值指向，不管是方向还是指向，并不都是合理的、应当的。因此，舆论引导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引导舆论的主体很多，引导舆论的方式也很多。但通过新闻媒体进行舆论引导，也许是最有效的方式。“”电视媒体不只是通报信息和报道新闻，它还有更为重要的责任，这就是理直气壮地坚持正确的舆沦引导。

在社会纠纷发生时，媒体往往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其观点与态度直接影响着公众的认知和情绪，此时的媒体舆论所产生的作用就举足轻重。电视媒体需要正确地解读事件，恰当地发表评论，促成上下左有的有效信息沟通、意见对话、情感交流，就是最好的舆论引导。在现代信息社会中，政府、媒体和公众是大众传播系统的三个基本角色，媒体在公众与政府之间，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以及在不同的媒体之间，能够建构起信息沟通、意见对话、情感交流的中介平台，是实现舆论引导的基本方式，也是正确方式。方式正确了，结果才有可能正确。

第四，舆论监督。社会纠纷既是社会存在的常态也是社会存在的非常态表现。之所以说它是常态是因为任何社会形态都无法避免社会纠纷的存在，所谓非常态在于几乎所有的社会纠纷都与不当或者错误言行有关。社会纠纷的非常态是由不正常的常态累积而成的，是不正常的常态的积淀爆发。因此，社会纠纷的背后总是会隐藏着一些阴暗的甚至是丑恶的元素。电视媒体只有敢于直面丑恶，才能赢得公众的信任。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政府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自然是电视媒体舆论监督的重要对象，却不是唯一对象。我们知道，社会纠纷往往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关系，在社会纠纷发生、解决的过程中，会伴随其他附带问题，而且，并不是所有人都希望社会纠纷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化解。有些人和社会势力会心怀叵测，推波助澜，以牟取利益。因此，电视媒体作为环境的监测者、社会的守望者、公共利益的服务者，有责任“眼观六路，耳闻八方”，对各种杂音和不当行为，以及错误做法，进行批评和揭露，营造健康的、良性的、有利于事件有效解决的舆论环境。近年来，各地政府对电视媒体舆论监督的功能有了更为全面的认识，开始通过利用电视媒体化解社会纠纷。形象直观的特点，将全部内容实时公开。官方与电视媒体相互配合，及时纾解了积郁于民间的质疑和怨气，_为事件的妥善解决赢得了民心和效率。

事实上，电视媒体在多元化社会纠纷解决机制中可以发挥的作用不止上述四个方面。限于篇幅，本文无法更进一步进行讨论。但可以看到，电视媒体无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从个体层面都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尤为重要的是，电视媒体并不是单向度的付出。电视媒体在参与社会纠纷解决的过程中，若能站在客观与公正的立场上，争取公众的信任，维护公众的利益，并且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新闻职业道德，同样可以从政府以及观众那里获得良好的传播效果和公信力。

经济纠纷论文篇7

［关键词］ 和谐社会 民事纠纷解决机制 系统 建构

一、社会和谐与纠纷解决机制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此，“社会和谐”已明确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成为检验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①。“和谐”意味着安宁有序，是数千年积淀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当今普通百姓的最深层的内心诉求。和谐社会是以法治社会为基础的，是法治社会的升华。从字面上看，和谐社会似乎应当是没有纠纷的社会，但其实，纠纷是在任何时期任何社会都普遍存在的，只不过其存在的形式与范围有所区别而已。一般认为纠纷就是对秩序的背离，这其实也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辩证地看，纠纷也有它的积极一面，纠纷的解决是不断确认秩序的过程，特别是在社会迅速转型时期，秩序的生成与法律的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依赖于主体之间的“博弈”，绝对地排除纠纷就不利于对秩序的把握。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的最根本原因是社会矛盾冲突的总量在增加。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利益关系的调整，经济成份和经济利益多样化，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由各种原因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多。而这些矛盾又是经济与社会发展，城乡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这些矛盾的根源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得以消除。惟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完善法律，改变不合理的政策，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不和谐的因素。既然现阶段纠纷的量产不可避免，那么，在纠纷产生之后，如何畅通纠纷解决渠道，通过纠纷的解决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就是我们一段时期内必须解决好的重要课题。

民事纠纷的解决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机制。在现代法制社会中，诉讼是纠纷解决的法定方式，但绝不是惟一的方式。相对于通过诉讼得到判决，处于这一最后阶段之前的任何纠纷解决方式都可称之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或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以下简称为“非诉讼”），即西方国家所谓ADR（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的缩写）。诉讼与非诉讼的共存与互补及相互间动态的运作调整机制构成了社会多元化纠纷解决系统。我国建国以来处理和化解民事纠纷的长期实践中，已经初步形成了和解、调解、仲裁和诉讼等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纠纷解决机制。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综合应用，对于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应当看到，当今众多社会矛盾都汇集到司法机关，而由于司法缺乏效率与独立性，难以发挥最终顺畅解决纠纷的关键作用，不得不将大量的纠纷推出法院，最终演化成社会矛盾。面对大量的社会冲突，能否建立起一个灵活、广泛、有效、快捷的纠纷解决机制，成为建构和谐社会的关键。笔者认为，在新形势下，研究纠纷解决机制系统的构造及其在我国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构具有很强的理论及现实意义。

二、纠纷解决机制的比较维度

（一）纠纷解决的形式与程序。纠纷解决方式的历史进化顺序应是从自力救济发展到社会救济再到公力救济。但诉讼一经出现，就以其强大的功能和广泛适用性成为了社会纠纷解决的主导方式，这是以其权威性、强制性为基础的，诉讼的严格程序性也能为其结果提供公正的保障。但这一方式也并非尽善尽美，基于诉讼的固有弊端，非诉讼总在诉讼的笼罩下不绝如缕。在现代法院的案件积压、程序迟延、费用高昂造成一般民众“接近司法”困难的形势下，能相对迅速、低廉、简便、高效地解决纠纷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趁机大势发展。并在弥补传统性非诉讼自身缺陷的基础上，发展形成较完备的现代型非诉讼系统。如在纠纷处理结果的效力上，传统型非诉讼多为无拘束力或非终局性的，但在现代，非诉讼的结果经过特定程序，如法院的确认或公证后，即可获得拘束力，这就形成了有拘束力或终局性的非诉讼；传统型非诉讼以当事人双方合意为基础，其启动具有非强制性，现代强制性非诉讼则根据法律规定或法院的决定，把非诉讼设定为解决某些类型的纠纷的前置条件。但非诉讼的“强制”仅限于参与的强制，而不是指当事人必须接受处理的结果，也不意味着剥夺当事人的诉权②。从总体上说，非诉讼在功能上与诉讼是分担而非前置、过滤的关系，当事人选择非诉讼往往是基于解决纠纷的成本和效率的考虑。如果非诉讼过多地向诉讼转轨则意味着纠纷解决资源的浪费。选择非诉讼在一定意义上就意味着对诉讼的放弃。但从社会提供的制度选择来说，贯彻的是司法最终裁决原则，诉讼是纠纷解决的底线。诉讼与非诉讼并不是处于同一水平线上的并列的纠纷解决方式，多种方式其程序利益取向各不相同，表现形式亦有区别。从完全私力救济到社会救济再到公力救济，是一个强制性不断增加的过程，强制效力等级不同的方式共同组成了现代纠纷解决体系。诉讼是最具效力、最具强制力的方式，仲裁、调解、和解等其他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在强制性这一维度上依次显示出其顺序性。

（二）纠纷解决的依据与结果。诉讼是纠纷解决的法律方式，提供的是法律的标准答案。法律标准为当事人提供的是权利义务的统一规范化救济，而较少考虑其他的利益或价值的平衡问题。审判以案件客观事实为审查对象，较少关注纠纷主体之间的特定关系及纠纷的环境因素。这与因不同欲求、不同价值认识发生纠纷的当事人的要求必然发生磨擦。而非诉讼则不以制定法为惟一依据，综合考虑各种现实因素，纠纷解决方案更具灵活性和适应性。非诉讼允许当事人根据自主和自律原则选择适用的行为规范，如地方惯例、行业习惯等解决纠纷③，从而使处理纠纷的结果更能体现和包含当事人的合意，更利于保持当事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从这一方面来看，选择非诉讼就意味着对制定法的背离，当事人可能在非诉讼中合作规避制定法。但即使是在法律规避中，法律实际上也会以一种消极的方式隐性发挥着作用，即通过民间法隐性存在④。如果说对诉讼制度的选择是对法律的选择的话，对非诉讼的选择却多少隐含着对使用法律的放弃。纠纷的类型不同，要求解决方案亦不同。法律解决纠纷是以社会设置的同一价值标准去纠正当事人背离法律的纠纷认识，由此会抹杀存在差异的价值、观念⑤，实际上并不总是利于个案的和谐解决。在实际生活中，法律并不是调整主体之间关系的惟一规范，静态的制定法并不能总是理想地“将所有社会关系调整为法律关系”，社会生活中的法是一种“活法”。当纠纷发生并诉诸法院时，诉讼这种以法律为准绳的纠纷解决方式就暴露出其缺陷。作为解决纠纷的两种竞争性规范，国家法和民间规范的冲突是无法在短期内消除的现实，依据博弈论的分析，无论从解决纠纷还是从各自规制社会的有效性来看，两者之间都必须妥协、合作，以实现双赢⑥。笔者认为，现代我国民事纠纷大致可分为利益确认型和价值整合型，前者纠纷主体侧重应得利益的维护，以利益恢复为特征，宜于以“只问过去”的司法形式解决；后者纠纷主体侧重于改变既存利益状态，属“向前看”类型。由于该类纠纷追求的价值大多在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因而当事人为了谋求这种“法外”价值获得承认，往往通过规避法律的多方交涉来解决，典型的表现形式是现代型纠纷。这种纠纷解决过程往往能显示出纠纷的积极机能，在纠纷解决过程中，逐步地改变当事人之间的原有社会关系，并通过裁决形成新的关系，甚至生成新的权利。解决方案所形成的价值判决可以融入社会价值体系，并作为社会制度的基本思想发挥着构建制度大厦的作用⑦。在现实生活中，国家法、竞争性规范、个人偏好、当事人之间的特殊关系、社会评价共同构成了相互交织在一起的决定人们法律态度的主要变量⑧，这个框架具有普适性。多种纠纷解决方式结果的不同取向动态地说明了法律多元的结论。诉讼解决纠纷遵循的是法律的“标准答案”，仲裁、调解、和解方式遵循的标准则离法律越来越远，纠纷解决结果的自由度越来越大。

三、纠纷解决机制系统的构造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纠纷解决的形式强制性和结果自由度为纵横两维，得出一个纠纷解决方式的坐标。在这一坐标中，诉讼和非诉讼共同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纠纷解决体系，展示出一个开放性的协调互洽的纠纷解决机制系统。多种纠纷解决方式并存有利于维持一种“生态平衡”，以保持“物种”的多样性。从纵向上看，越是远离国家控制的方式，越容易生成，也越易得。国家对“自发”形成的纠纷解决方式进行的原则性规制是自上而下的，最先是“准司法”性质的仲裁，然后是民间性的调解，最难以法制化的则应是纯自治性的自由放任的和解。在横向上，其他“竞争性规范”总从最远离国家权力控制的地方逐渐侵蚀制定法的领地。为扩大自身机能，在纠纷解决方式的发展进程中，后来者总存在着试图吸纳、包容前者的倾向，如仲裁与调解相结合已是世界范围内的趋势⑨，甚至最具强制力的诉讼也始终为庭外和解（撤诉制度）留下一线生机。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内在的价值取向就是其各自独特的“基因”，在特定社会特定时代，两种“基因”的嫁接可能生成一种更适合特定需求的新品种，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即是西方法制在我国本土化的过程中的产物。是诉讼（审判）与调解嫁接而生的我国特色方式，日本的调停及近年产生于民事诉讼的司法实践中的“和解兼辩论”的程序也都是为了在法制现代化过程中适应社会需求，创制一种过渡性纠纷解决机制而采取的积极策略。

正如法律多元的普适性，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也是普遍存在于各社会形态和阶段的，只有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时代对纠纷解决提出独立的要求时，才给这种机能烙上时代的烙印。在“法制建设”初期，由于人们多强调法律的国家强制力背景，甚至夸大了法律解决纠纷的强制，创造了法律作为解决纠纷的最终手段的神话，这与纠纷的特质及其社会结构是不相符合的。和谐社会则基于主体和利益的多元化而更注重非诉讼的利用。但不容忽视的是非诉讼也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否则人类历史的发展就不可能从非法律的调整方式向法律调整过渡，法制始终是我们社会的主流。非诉讼的广泛运用更多地反映出和谐社会对片面法治观的一种修正：对自主、自律和多元化的重新评价和推崇，以及主体对权利实现的成本效益问题的理性思考与选择。就如同产品供求关系，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依赖于“市场”的选择。作为法定纠纷解决方式，诉讼虽无法垄断纠纷的解决，但诉讼制度的设计却极大地牵动其他方式的地位和作用，正如同“国家定价”对“黑市”的冲击。要形成一个与特定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的纠纷解决体系，国家的有意识的顺应形势的制度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但从根本上说，决定这一体系命运的将是社会的公共选择。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纠纷解决机制系统是功能闭合与对社会的认知开放的统一，强行规定各种方式的地位是以他组织的方式解决自组织的问题。

四、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建构

既然纠纷解决机制本身无法对社会纠纷总量施加影响，诉讼与非诉讼必然处于一种此消彼长的互动互补的态势中。现代社会，诉讼制度所面临的压力和所存在的弊端在各国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主要体现在案件剧增、积案严重；诉讼拖延、程序复杂、费用高昂。我国近年案件数量激增不仅使基层法院因超负荷运转而不堪重负，而且在客观上滋生久审不决、久拖不执、积案居高不下和审判质量下降等“诉讼爆炸”综合症，进而影响到法院的司法信用和审判的公信力。传统法制观念下漠视法院外纠纷解决制度建设、由国家高度垄断纠纷解决权的直接后果是：法院门庭若市、积案居高不下，而仲裁机关机构闲置、门可罗雀，民间调解更是防线瘫痪、半死不活；司法改革表面上如火如荼，实际上却步履维艰。可喜的是，我国理论及司法界也开始对诉讼总量高速增长背后隐藏的危机进行深刻反思，并意识到建构一个完整的纠纷解决机制系统的重要性。建构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必须从宏观入手，对纠纷解决机制系统进行结构调整：一方面，必须继续深化司法改革，认真清理我国司法组织及诉讼制度的弊端。但应注意的是诉讼制度的改革必须保持诉讼的基本特性，否则难免走向程序异化；另一方面，必须大力推进非诉讼的建设也即ADR的法制化，将ADR逐步纳入法制轨道，对其程序和原则作出最基本的法律规制，使其能与诉讼制度更好地协调互补，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在我国经济和社会快速转型时期，传统文化的深厚影响与立法的相对滞后决定了诉讼的司法功能障碍，要扩大纠纷解决渠道，非诉讼在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系统中的角色扩张将是可以预见的趋势。当前，将那些本可通过调解机制处理的民间纠纷分流解决于司法机制之外，无论对缓冲和减轻当前法院案件承受之重，还是对维护和提升审判质量、司法权威乃至国家整个法治建设水平，都可谓至关重要。其实，司法只能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院掌握的是纠纷的最终解决权而不是最先解决权；要维护自己的法律权威，必须在自己周边设置一道道社会防线，通过激励机制尽可能地引导当事人将那些简单细小的争议通过非诉讼的途径去解决。使调解和其他纠纷解决机制共同构筑的维护社会稳定的防线可以与诉讼形成层级递进、功能互补关系，而且可以纠正诉讼本身的弊端，并在纠纷解决中发挥自己独特的功能。伴随着观念上的改变，我国的纠纷解决机制已经出现了新的动向，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在共同推进中国的非诉讼实践方面已经采取了若干重大举措，力图将我国传统的以人民调解为主的非诉讼进行现代化的转型，使其融入到世界性的ADR建设的潮流之中，使其在和谐社会纠纷解决机制的重构中扮演新的重要角色。构筑以人民调解、仲裁解决为基础，以司法解决为保障的诉讼内外纠纷解决系统的工程已经拉开序幕。这必将对我国转型时期社会纠纷的顺利解决，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注 释：

①青连斌.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抓住几个着力点［J］科学社会主义，2004(5)

②③{10}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156、41、64

④⑥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48、65

⑤⑦刘荣军.程序保障的理论视角［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3、32

经济纠纷论文篇8

（天津商业大学，天津 300134）

摘 要：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居间解决与行政职权相关的民事纠纷的重要手段之一。专业化、组织化等优势使其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得到了广泛运用。但是，由于行政调解的内涵、特征界定较模糊以及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关系不明晰等问题的存在，有必要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下重新界定行政调解的内涵，分析其特征、优势，并确立其在纠纷解决中的地位。

关 键 词：行政调解；行政行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207（2015）02－0006－06

收稿日期：2014－07－15

作者简介：陈丹（1981—），女，湖北武汉人，天津商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法治政府。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中国农村土地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整合与创新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0YJCZH006。

行政调解凭借其独有的专业化、组织化等优势在行政机关的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作为当前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在促使其走向规范化、程序化的过程中，对内涵界定模糊，特征、优势与定位不明晰等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将成为行政调解的逻辑起点。

一、关于行政调解的界定

调解通常是指在没有法定权威的第三方帮助的背景下，冲突双方或多方通过施加影响产生特定结果的过程。调解的中文解释是在冲突各方之间采取一定的措施解决问题。中国古代兵法家孙膑讲：“夫解杂乱纷纠者不控捲，救斗者不搏戟，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耳。”［1］基本上体现了调解的实质。调解、调停、斡旋都属于类似概念，调解更多地是应用在民事、司法等领域，斡旋多应用于国际冲突中，调停则介于两者之间。在阿拉伯语中，调解意味着处理和操纵。在英文中，调解一词源于拉丁文me－diare，在当今西方社会，调解指的是一种用来解决冲突的过程。

目前，对于行政调解还没有一个相对统一、完整的界定。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目前关于行政调解并无统一立法，对其界定仅散见于一些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的文件中，对其性质和范围的界定仍缺乏“官方定义”；二是我国的行政调解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与其他调解混合、胶着的情况较为普遍，使得其真正作为一个专门术语出现较晚。三是行政调解的“行政”背景使很多学者讳莫如深，甚至持排斥或否定的态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滞了行政调解机制的健康发展。目前已出版发行的行政法方面的教科书，绝大部分都未写入与行政调解相关的内容，仅有如胡建淼、熊文钊、崔卓兰、张正钊、关保英、杨解君等学者在其主编或单独撰写的著作中对行政调解制度进行了专门阐述，但就其定性的问题仍存在着实质性分歧。张正钊、崔卓兰教授均将行政调解界定为“具体行政行为”；［2］关保英教授则认为行政调解属于其主张的具体行政行为中的“外部行政协调行为”；［3］熊文钊、胡建淼教授将行政调解界定为具体行政行为之外的“行政相关行为”；［4］杨解君教授将行政调解归为“行政法上的其他行为方式”，是区别于具体行政行为且“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事实行为”。［5］对于行政调解的定义，只有少数学者在理论探讨的基础上进行了界定，且在观点上存在较大差别，如朱最新、湛中乐等。朱最新教授认为，行政调解是由行政主体主持，以国家法律、法规、政策以及公序良俗为依据，采取说服教育等手段进行调停、斡旋，在自愿的基础上，促成当事人友好协商、达成协议，乃至消除纠纷的一种调解制度。［6］湛中乐教授认为，行政调解是以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为对象，由行政主体出面主持，以国家的法律、政策为依据，采取说服、教育的手段，促成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达成协议，直至消除纠纷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7］

上述观点基本反映了学界对行政调解界定的思考。一是强调民事纠纷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行政调解行为只是一种外部协调行为。二是强化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的裁断行为，①与行政裁决有类似之处。三是认为行政机关主要采取的方式为说服教育，这意味着居间调解者并不完全任由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是存在一定的倾向性。笔者认为这些观点均有偏颇之处。应当明确的是，行政调解既然是一种调解行为，在调解过程中，就应当遵循自愿的基本规则，不论其居间调解的主体是行政机关还是其他组织、个人等都不能对纠纷解决的结果施加压力。当然，这一“国家权力”的外衣虽然在实际上并不能等同于“裁断”，但却意味着行政调解应更加具有权威性，必须将其规范化和程序化，并且与纯民间性的调解区分开。

由此笔者对行政调解作出如下界定：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对与其行政职权相关的民事纠纷，以法律法规、政策、公序良俗等为依据，采取居中沟通、调停等方式，促使当事人双方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以解决纠纷的一种行政事实行为。行政调解是较为特殊的一类行政机关的行为，它不同于一般的具体行政行为，而是更接近于行政机关做出的程序性行为，因此属于一种行政事实行为。

二、行政调解的特征分析

行政调解作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一种，既具有通常意义上的非诉纠纷解决机制的一般化特性，如便捷性、灵活性、协商性等，同时还具备其独有的特质。

第一，行政调解行为的性质为行政机关的一种行政事实行为。一是必须承认行政调解是行政机关依职权进行的一项行政管理活动。依照中国传统行政法对行政行为的定义，行政行为是适当的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作出的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8］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其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使用了行政行为而没有使用具体行政行为。②从内容上看，行政行为不仅包括作为，也包括不作为；不仅包括单方行为，也包括双方行为；不仅包括法律行为，而且包括事实行为；不仅包括侵益性行为，而且包括赋权性行为；不仅包括受益性行为，而且包括制裁性行为；不仅包括刚性行为，而且包括柔性行为。［9］显然，行政调解是由行政机关依职权做出的居间调停行为，由此，其属于广义上的行政行为范畴，即行政活动。二是行政调解的实质是行政事实行为。根据我国台湾学者陈敏的观点，行政事实行为也称作单纯行政行为，是指一切并非以发生法律效果为目的，而是以发生事实效果为目的的行政措施。他认为，行政法中有所谓之“单纯高权行政行为”。其所以称“高权”者，系指该行为为公法上行为，而非私法上行为。其所以称“单纯”者，系指公行政不行使单方之规制权限，亦即非以威权姿态出现。［10］他认为“单纯行政行为”不宜与“高权单纯行为”相混淆。而单纯行政行为也即行政事实行为。笔者认为，根据相关特征，行政调解更类似于单纯行政行为，即行政事实行为。

第二，纠纷当事人意思自治与调解机关的行政作用兼备。［11］一是行政调解充分体现了当事人的自治和自愿，因为其是以民事主体之间的合意为基础的。这与行政调解的性质相关，其成立的前提就是纠纷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意思自治在行政调解中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如果当事人主动选择采取行政调解作为民事纠纷的解决方式，则如何通过调解协议形式确定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取决于当事人的自身意愿。在调解过程中，行政机关的作用仅是促使当事人达成合意，而非用调解机关的意志取代当事人的意志，行政机关不能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及调解结果。另一方面，选择行政调解解决纠纷出于当事人自主意愿的，即便法律明确规定行政调解作为行政裁决或诉讼的前置程序，当事人虽在程序选择权上受到限制，但仍有拒绝调解的自由，自主选择纠纷解决方式。［12］二是在促进调解的达成方面，调解机关具有一定的行政作用。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是达成行政调解的基本前提，但是行政机关在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仍然要发挥一定的作用。在行政调解的过程中，行政机关介入到民事纠纷解决的全过程进行居中沟通、调停，为当事人提供法律依据、公共政策以及相关专业知识，乃至对事实问题进行一定的调查，从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备选方案和建议，可以帮助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尽可能地妥善解决纠纷。尽管这种行政作用并非强制行为，且因行政机关介入的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但正是由于行政机关具有基于行政职能而发挥的广泛作用，才能有效促成民事纠纷的妥善解决。

第三，行政调解是既具有社会救济又具有公力救济特征的救济方式。法学界通常将纠纷解决方式划分为私力救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三类。其划分标准主要是纠纷解决的主体因素。私力救济没有第三方的参与，完全由当事人自行化解纠纷；社会救济由不具有公权力的第三方参与到纠纷解决过程之中，通过构建对话平台、提供指导意见或者施加威慑影响等方式，通过各种社会性力量的介入化解纠纷；公力救济由以国家强制力为依托的第三方介入到纠纷解决之中，对纠纷加以调处或裁判，并为纠纷提供建设性的终局解决方案。［13］三种传统模型中解决纠纷机制的主要区别见下表。

对照下表即可看出，行政调解既不属于社会救济的范畴，也不是表中所表达的公力救济（民事诉讼）。但就细节而言，行政调解在程序启动、最终结果方面更倾向于社会救济；而在适用规范、具体程序上又更贴近公力救济。因此可以说，行政调解是一种介乎社会救济和公力救济之间的一种救济方式，兼具两者的特征，是两种方式的交集。这也为行政调解在其适用范围和程序设定上的特殊性提供了一定依据。

第四，行政调解类型具有多样性。一是按照行政机关介入民事纠纷的深度和强度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自治型行政调解和裁断型行政调解。虽然行政调解是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作为基础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但与完全的当事人自治式纠纷解决方式有所不同。行政调解是在行政机关主持下，由当事人根据合意达成纠纷解决意向的。由于行政机关在调解过程中介入民事纠纷的深度和强度不同，因而对调解的样式、结果等产生的影响也就不同。调解结果类似于契约，经当事人双方同意或合意。而调解过程则是类似于在第三者的主持或帮助下，开展契约交涉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第三者的作用可强可弱。如果其作用很弱或仅停留在促进信息交换的程度，所达到的调解结果就更接近于契约，建立在当事人合意基础上的第三者纠纷解决的正当性就更加明显。伴随着第三者作用的增加，在提供解决方案的同时，还施加种种压力使得当事人接受，此时调解结果就有更浓的“裁决”性质。［14］自治型行政调解是在行政调解过程中民事纠纷当事人起主导作用，行政调解机关主要是居中进行劝告、阐释法律政策、提供专家意见等，最后由当事人决定是否达成调解并签订调解协议书。如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于合同争议的调解等。裁断型行政调解则是在行政调解中行政机关积极主动进行调查取证、查明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分清责任或者提出调解方案，进而由民事纠纷主体决定是否达成纠纷解决意向。如公安机关所作的治安纠纷调解等。二是依纠纷大小或所涉标的额多少，将行政调解划分为简易型行政调解和一般型行政调解。该分类的依据主要是纠纷的复杂程度和牵涉范围，其直接关系到行政调解应该适用的程序和效力，因此，在实际操作中，这种分类更具有现实意义。

三、行政调解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优势

成熟的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完整而严密的体系，由一套系统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途径构成，而且各种纠纷解决途径统一协调、良性互动、功能互补、程序衔接，以便于各子机制间进行合作。［15］其中应包括公力救济、私力救济与社会救济的统一，以及裁决、审判等硬性方式与调解等柔性方式的统一。与现代社会所普遍认可和采用的正式纠纷解决方式——诉讼相比较，行政调解具有独特的优势，其发挥空间不可小觑。

第一，行政调解更为简便、灵活。诉讼是正式的救济途径，因而其应遵循正式程序。繁杂的诉讼程序和一定数额的诉讼费用使得一般公众不倾向于将诉讼作为首选。行政调解作为社会管理创新方式之一，实行的是“柔性”之治，也是政府服务职能的体现，不收取任何费用是它通常的做法。那么，当遇到纠纷时，当事人在纠纷解决途径的选择上会有一定的心理暗示，即首先选择方便、易行、经济的方式。如果这种首选方式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再去选择程序相对繁琐和费用较高的诉讼途径。另外，与调解方式相比，诉讼要求按照更加严格的法律程序进行，按照相关的硬性规定作出判决。法律的刚性规范也难免会造成个别当事人心理预期与事实的巨大反差，纠纷解决的结果也很有可能存在合法不合理的成分。比较之下，行政调解在操作、程序、协议效力上都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行政调解不仅可以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化解纠纷，还会考虑公共政策、道德观念等对纠纷事实的影响，这既可以达到合法与合理的统一，使当事人获得“非正式的正义”，［16］也能够弥补法律天然的不足。

第二，行政调解专业性更强。随着社会生活所涉事务的繁杂、社会交往的日益增多以及社会分工精细化程度的提高，公众陷入与行政管理相关的纠纷之中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在诉讼中，法院对案件的审理重点在于“法律审”，对于一些专业性太强的案件，法官也并非能够处理得当。尤其在程序存在瑕疵时，法官可能只进行基本的审查，进而导致对这类纠纷的解决存在一定的难度。在行政调解中，行政管理人员充当调解中居间第三人，可以根据其在专业领域积累的管理经验和掌握的法律知识更加迅速、妥当地解决纠纷。因此，行政调解是行政职能逐步专业化之后的产物，具有很强的纠纷化解作用。

第三，行政调解所蕴含的“协商性”利于纠纷的解决。一是行政调解尽管有第三方的参与，但主要是纠纷双方的协商过程。协商意味着妥协，［17］由于解决纠纷最终就是要达成某种共识，因此在协商过程中双方随时准备“让步”。这样的商谈情景也容易使人们达成某种协议。［18］相反，司法制度的权威性让人们更容易感觉到紧张和强烈冲突感。二是调解第三方无权对当事人作强制性决断，其行为会受到一定限制，而这种权威的缺乏比较适合行政机关的居间调停。尽管行政机关没有作出决定的权力，但其对有可能达成的妥协方案进行的评价却是当事人不可轻视的信息，［19］这就是行政调解的职能作用。

第四，行政调解弥补了公力救济的单一性和私力救济的非常态性。私力救济作为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一个重要方式是指当事人权利受到侵害，在没有第三者以中立名义介入的情形下，不通过国家机关和法定程序，而依靠自身或私人力量解决纠纷、实现权利，其中包括强制和交涉等。［20］私力救济包括暴力性的强制性救济和非暴力性的交涉、合作救济，它所实现的是一种“报复正义”。私力救济本身存在局限性，更适合小额纠纷或无实质性争议的纠纷。私力救济对于大额、复杂案件或争议较大的案件通常难以实施或收效甚微，需要依靠当事人运用实力或借助他人实力等。与私力救济相比较，行政调解能较好地融合公力救济的某些特征，如专业性和权威性。行政调解既尊重当事人的自治和自愿，又发挥了一定的行政作用。而行政调解将私力协商交涉纳入公力救济的监督之下，有利于程序和结果的公平正义，且更容易达成合意。行政调解用公力与私力救济的合力来达成当事人的合意，更加符合现实需要。

四、行政调解在纠纷解决体系中的定位

就行政调解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定位来看，笔者认为，尽管行政调解在解决某些专业化更强的民事纠纷时比诉讼和私力救济都更具优势，然而，这并不能成为行政调解超越诉讼成为纠纷解决主导方式的理由。因此，诉讼仍然是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行政调解则是诉讼的重要辅助或补充方式，这一点毋庸置疑。未来不论行政调解的方式和程序如何完善，诉讼解决纠纷主渠道这一地位仍不可动摇。一是作为非正式纠纷解决方式，当事人的力量对比关系和外部权威施加的影响对纠纷解决能起到很大的作用。但在简单的民事纠纷中，如果当事人之间还能保持相当的纠纷解决力量的话，那么调解程序过度扩张则可能出现因当事人双方力量对比不均而导致调解结果缺乏公正。二是调解追求当事人的合意。在合意形成过程中，如果含有非法选择，就会产生法律与现实状况和传统价值相妥协的问题。目前，在我国，人们的权利意识尤其是利用程序来实现法律赋予权利的意识仍很淡薄。我国并非没有程序，而是现有程序太过薄弱，且没有经历现代意义上的合理化过程。［21］因此，过度地强调调解，造成调解程序无限扩张甚至滥用，并不利于人们增强程序意识以及程序制度的构建。三是调解的过度使用并不利于纠纷的公平解决。调解程序的过度扩张，不但不会减少解决纠纷的总成本，反而会使纠纷增多，从而丧失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所具有的迅捷性、简易性等独特优势。调解过程形成的合意之所以不稳定，主要原因在于调解合意的形成通常是以不严格遵守法律为前提，因此，在调解过程中，本应由双方当事人共同接受和遵守的法律却成为调解过程中讨价还价的条件。同时，由于调解制度化程度不高，程序合理性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也导致权利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凑合调解”或“折中调解”等方式并不利于权利、义务的合理分配，由此纠纷就得不到公平解决，而且会出现纠纷没有减少，反而增加的情形。

参考文献

［1］胡元梓．调解何以能促成冲突的解决：文献述评与经验研究［J］．学术界，2010，（08）．

［2］张正钊．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89；崔卓兰．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人民出版社，2010．225．

［3］关保英．行政法教科书之总体行政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503．

［4］胡建淼．行政法学［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237，246；熊文钊．现代行政法原理［M］．法律出版社，2000．444，480．

［5］杨解君．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M］．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369．

［6］朱最新．社会转型中的行政调解［J］．行政法学研究，2006，（02）．

［7］湛中乐等．行政调解、和解制度研究——和谐化解法律争议［M］．法律出版社，2009．34．

［8］张千帆，赵娟，黄建军．比较行政法——体系、制度与过程［M］．法律出版社，2008．303．

［9］江必新．中国行政诉讼制度之发展——行政诉讼司法解释解读［M］．金城出版社，2001．57－59．

［10］陈敏．行政法总论（二）［M］．台湾三民书局，1998．619．

［11］赵银翠．论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以构建统一调解制度为视角［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5）．

［12］赵银翠．行政过程中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研究［J］．法学家，2009，（03）．

［13］刘哲玮．我国民事纠纷解决模型的反思与重构——从三鹿奶粉事件切入［A］．北大法律评论（第13卷第1辑）［C］．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14］王亚新．纠纷、秩序、法治——探寻研究纠纷处理与规范形成的理论框架［A］．清华法律评论（第2辑）［C］．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27；赵银翠．论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以构建统一调解制度为视角［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9）．

［15］陈丹．行政复议与信访衔接问题研究［J］．理论探索，2011，（03）．

［16］郭玉军，甘勇．美国选择性争议解决方式（ADR）介评［J］．中国法学，2005，（05）．

［17］（英）西蒙·罗伯茨，彭文浩．纠纷解决过程：ADR与形成决定的主要形式［M］．刘哲玮，李佳佳，于春露译．傅郁林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8］T Colosi：‘Negotiation in the Public and Private Sectors’（1983） 27（2） American Behavioural Scientist 229，pp 229－230，241－243．

［19］J L Comaroff and S Roberts：Rules and Processes（198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pp108－110．

［20］徐昕．论私力救济［D］．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

经济纠纷论文篇9

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国家经济调节主体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对社会资源进行再配置或者再分配的活动中，而产生的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之争，都是经济法纠纷。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有限性，国家经济调节主体无论如何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都将打破配置或分配既有的平衡，在使部分人得益的同时，也损害了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利益受损的一方为了能够最大限度规避损失，这就导致了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之争;另外，国家经济调节主体在调节经济活动中，一旦滥用经济调节权，将导致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就将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不同的经济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导致经济法纠纷的出现。经济法纠纷一旦出现，如果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将直接影响经济法的遵守和实施，无法营造平衡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无法合理分配资源，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解决纠纷的途径和方法一般有四种: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司法解决被认为是最后的也是最有效的解决纠纷的途径，经济法纠纷也有解决的方式。但是，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比如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和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由于仲裁机构为社会组织，不能对国家行政机关行使仲裁权，所以不能用仲裁的方式进行解决此类纠纷。此外，如果不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当事人对仲裁结果不服时，就必须提交法院进行解决。理论上来说经济法具有可诉性，也就是说经济法纠纷可以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即经济法纠纷，可以诉求法院寻求解决。经济法纠纷不同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和刑事案件，这些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不适用于经济法纠纷，我国的经济法纠纷大都采用行政解决作为最终的解决途径，没有诉求至法院。通过司法解决机制途径来解决经济法纠纷，才能使得经济法纠纷得到有效解决;通过司法解决纠纷，才可以有效地监督和制约国家行政机关权力的行使，也就是制约国家权力机关的经济调节权，从而避免了经济调节权力的乱用，防止了腐败的滋生。

二、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

经济法对具有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有干预、管理和调控的作用，也就是说经济法调整的对象，主要包括国家规范经济组织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规范经济秩序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在宏观微观经济调控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干预市场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等。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广泛性决定了经济法纠纷的多样性，刑事诉讼可以解决经济法纠纷中涉及刑事犯罪的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可以解决行使经济调节的国家行政机关与被调节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可以运用民事纠纷来解决那些不涉及国家行政机关的经济法纠纷主体之间的经济法纠纷。但是，现有的民事、行政、刑事诉讼三大途径都不能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寻求新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即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成为当务之急。建立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必须立足于中国特色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需要在检控机关、受理机关、以及诉讼程序等方面做出特别的规定，可以创设中国特色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来寻求能够有效解决经济法纠纷的有效途径。(一)民事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民事诉讼制度是涉及平等主体之间利益的纠纷，经济法纠纷当发生在平等的主体之间时，可以通过民事司法解决，包括普通民事司法诉讼制度和特别民事诉讼制度。但是，经济法纠纷的主体之间往往地位、能力是不平等的，这就需要对现有的普通民事司法解决制度进行机制改革，可以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措施，或者对当事人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提供法律援助、以及简化诉讼程序等措施，纠正当事人双方地位不平等的现状;还可以通过降低诉讼成本、推行集团诉讼制度、建立小额诉讼制度、实行电子送达、改进公示制度等措施，纠正司法解决的公正度和效率;加大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保障司法公正开展。解决经济法纠纷的特别民事诉讼制度包括公益民事诉讼制度，还包括团体民事诉讼制度、公益民事诉讼制度等。(二)行政诉讼解决经济法纠纷行政诉讼是涉及国家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权利的组织或者个人，针对的往往是具体的行政行为，包括普通行政诉讼制度和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国家调节经济的是由国家或者法律法规授权的行政机关来行使的经济调节权，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被调节主体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受影响的第三方与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涉及国家经济调节主体的经济法纠纷都可以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普通行政诉讼制度扩大了案件受理的范围，建立了集团行政诉讼制度，在行政诉讼的种类、证据收集与举证责任、撤诉与调节等方面做了修正，来适应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需要。特别行政诉讼制度包括公益行政诉讼制度、行政执法诉讼制度和机关诉讼制度。

三、结语

经济纠纷论文篇10

【摘 要 题】法学与实践

经济法纠纷与接近司法

经济法是国家调节经济之法。在国家经济调节中，国家(或其代表)作为一方主体，运　用干预、参与、促导的方法调节经济，促进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和发展。获益者为了最　大限度地争取国家调节带来的利益，受损者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既得利益的损失，利益　的争夺在所难免，纠纷也就在所难免。

笔者认为，任何纠纷都必须有解决的方法和途径。解决纠纷的方法有四种：协商解决　、仲裁解决、行政解决和司法解决。司法解决被认为是最后的解决纠纷的办法。对通过　其他方式仍然不能解决的纠纷，这就涉及到当事人是否可以请求司法解决，即是否有“　接近司法”之权的问题。

这里，笔者把国家经济调节中出现的法律纠纷称之为经济法纠纷。经济法纠纷的解决　方式，也无外乎协商、仲裁、行政和司法四种方式。但是，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以及　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不适宜仲裁解决，因为仲裁机构为民间组织　，不能对国家机关行使裁判权。经济法纠纷应否接近司法，应区分不同情况：1.经济调　节主体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根据“任何人不得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原则，行政机关　不能自行解决与其发生的纠纷；上级行政机关与下级行政机关的天然关系，也使其难逃　“官官相护”的指责，难以给相对人公正裁判的信心。因此，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管　理主体之间的纠纷不宜由行政机关作终局裁决，应当能够接近司法，除非另行设立某种　独立于经济调节主体的独立裁判机构。2.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是平等主体之间　的纠纷，按照各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基本上能接近司法，也除非另行设立了专门的裁　判机构。3.经济调节主体之间的纠纷，在有些国家是可以接近司法的，如“在美国，几　乎没有什么政治问题不是或早或晚转变为司法问题的”。在中国，是否应当允许接近司　法，则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经济法诉讼问题

2000年8月，从最高法院始，各级法院实施撤销经济审判庭的机构改革方案。笔者认为　：其一，无论经济审判庭存在与否，中国的经济法诉讼是一直存在的；其二，即使在经　济审判庭存续期间，经济法诉讼案件也不全由经济审判庭审理，而经济审判庭审理的也　不全是或者说主要不是经济法诉讼案件。因此，以经济审判庭之被撤销来否认经济法的　可诉性，进而否认经济法诉讼的存在，是不恰当的。但中国远未解决经济法纠纷接近司　法的问题。接近司法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形式意义的接近司法，即当事人享有请　求司法救济的权利；二是实质意义的接近司法，即司法能真正有效地实施对权利和利益　的救济。

从实际意义的接近司法来看，世界上在各类诉讼中普遍存在的接近司法的实质障碍，　如贫穷者请不起律师、法律援助供给不足、诉讼成本过高、诉讼效率过低，等等，中国　的经济法诉讼同样面对。除此以外，更有以下障碍：司法受到行政干扰：“厌讼”的传　统观念；司法审查的局限；公私益交织的诉讼未得到法律的特别支持。最后一点特别重　要，经济法是社会化的产物，包含了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关怀，经济法纠纷往往是私人利　益与公共利益的交织与对抗。解决经济法纠纷的诉讼中，有很大一部分案件，当事人在　维护自己利益的同时，也维护了社会公共利益。在有些案件中，维护的私人利益与维护　的公共利益相比，已经显得微不足道。对于这种诉讼，当事人与应诉在经济上往往　并不合算，需要国家给予特别的鼓励措施(如惩罚性赔偿)，而我国在这方面几乎为空白　，因此，当事人参与诉讼的积极性很有限。

司法解决的方案

为了解决经济法纠纷接近司法问题，近年来法学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囿于传统的三　大诉讼理论，许多诉讼法学专家不承认有新的经济法诉讼类型，但也意识到了所谓“现　代型诉讼”带给诉讼法的冲击。经济法学界对此问题更是殚精竭虑，提出了种种有价值　的学说。

笔者认为，法学研究是有价值的，学者们可以做形而上的追求：但法律首先是务实的　，必须体现对现实的关怀。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法律制度设计，必须扎根于中国的　政治、法律和文化的土壤中。现阶段，寻求一种能为经济法学界、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　务界共同接受的方案，且这种方案能基本解决经济法纠纷的接近司法问题，也许是最明　智的选择。按照我们的理解，经济法调整对象具有广泛性、调整方法具有综合性，经济　法纠纷呈现多样性，建造统一的经济法诉讼制度是不现实的。相反，对于违反经济法的　犯罪行为，按刑事诉讼处理，对于行政机关与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经济法争议交由行　政诉讼处理，对于被调节管理主体之间的纠纷适用民事诉讼的规定，有其合理性。当然　，经济毕竟有其特殊性，三大诉讼显然 也不能解决所有的经济法纠纷，对于现有三大诉　讼不能解决或者不能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必须创设新的诉讼制度。笔者认为，具体　来说，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方案应该是：

1.将一切犯罪案件归于刑事诉讼，违反经济法的规定，情节达到了犯罪的程度，就同　时触犯了刑法，这和违反民法、行政法的规定、情节达到了犯罪的程度一样，都应按照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不应再视为经济法诉讼的范围。

2.对于按照现行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能够很好解决的经济法纠纷，仍然按照现有的法　律规定解决，只要经济法上的权利受到侵害时能够得到充分的司法救济，当事人并不关　心救济的程序是民事诉讼程序、行政诉讼程序还是经济法诉讼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