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泽征尔的故事十篇

小泽征尔的故事篇1

关爱是人人都有的。那么你帮助过别人或者别人帮助过你吗？

前几天，我看到了一个故事，题目是《小泽征文的坚持》。这个故事讲述了小泽征尔来到沈阳，决定指挥那里的交响乐团演奏《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第一天训练四个小时以后，小泽征尔紧皱眉头，他决定从第二天开始每天训练六个小时，并且对每个人都进行过关训练，每个人都要从基本功练起。此后他每天训练六个小时，但是第三天下午小泽征尔实在太累了，直接就坐在了地上，但是交响乐团里第一小提琴手难以过关。小泽征尔一次次的纠正第一小提琴手，可她还是难以过关。于是小提琴手就央求小泽征尔选择其他人，但小泽征尔并没有同意，而是鼓励她要坚持。

在小泽征尔的鼓励下，小提琴手终于过关了。最终，这样的坚持换来了一场精彩的演出。我想，如果这位小提琴手半路退却的话，一定不会有最后的成功，因为成功是属于坚持到最后的人的。

大师对第一小提琴手的鼓励，也是对整个乐团，甚至对所有人的鼓励，没有鼓励，就不会有坚持，没有坚持，就不会有成功。所以，我们一定要坚持，不能退缩，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即使失败了也没有关系，大不了从头再来。

小泽征尔的故事篇2

——题记

爱迪生说：“自信是成功的第一秘诀。”是啊，梦想成功的青年，面对险象环生的生活海洋，只有带上自信，满怀希望，才能扬帆破浪，从暗夜和昏黑奔向晨曦和黎明，从险滩恶水驶向碧水蓝天。

听一听潘多和小泽征尔的故事，或许你会增长几分自信。

刺骨的寒风夹着雪花和冰凌无情地打在脸上，稀薄的空气让人窒闷，脚下的岩石滑而峭峻，潘多再一次从那块巨石上滑了下来。就快到峰顶了，队友们都翻过了巨石，就剩潘多一个了。作为唯一的女队员，她并不认为比别人脆弱，她相信自己定能登上珠峰之巅。队友们也都鼓励她。她脸色发紫，气喘吁吁，但她又一次攀住了岩石，咬紧牙关，一点一点——潘多翻过了巨石，和队友们一起登上了峰顶，立在雪中，她感到不尽的骄傲和自豪。

自信给潘多以力量，给潘多以克服困难的勇气，让她以巨大的毅力冲破层层险阻，翻过巨石，登上了世界最高点，实现了梦想，成就了历史上的那次壮举。著名音乐家小泽征尔也是一位在自信中获得成功的典范。在一场国际音乐指挥大赛的决赛上，前两名选手在指挥过程中都出现了一小段不悦耳的演奏，但都“认真”指挥过去了，还抱歉地向裁判席欠身微笑。小泽征尔是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登上指挥台的。演奏十分顺利的进行着，跟前两位一样，他忽然看到乐谱上有一小段不和谐。他试着指挥，但终于停下来，问裁判席上的人是否弄错了，裁判冷眼相待：“请继续演奏，这是最权威的乐谱！”小泽征尔又试着指挥，但终于又停了下来，说是乐谱搞错了，裁判警告他不可傲视权威，他却坚定地喊道：“不！这一定是弄错了！”这时，裁判都站起来，热烈的鼓掌，恭喜小泽征尔，获得了大奖。前两位指挥家难道没有发现错误吗？然而，成功只垂青于小泽征尔这样有自信的人。

小泽征尔的故事篇3

尼克松失败的原因在于不相信自己。

小泽征尔是世界着名的交响乐指挥家，一次在世界级的大赛中，他就以自信的绝对优势赢得了比赛，起先小泽征尔指挥乐队演奏，突然乐曲中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他以为是乐队演奏错了，于是便让乐队重新演奏，但乐曲中还有不和谐的声音。小泽征尔确定不是演奏出错后，便断定是乐谱出错了。他便向主席提出，但主席立刻反驳道；“乐谱不会出错。”其他的音乐权威人士也随声附合道“乐谱绝对不会出错。”但小泽征尔思索片刻后坚定的说“不一定是乐谱出错了。”会场一片寂静，突然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原来这是评委们设置的一个圈套，人们故意将乐谱弄错，考验指挥者能否在权威人士的否定下坚持自己正确的判断，其他的几位选手也发现了乐谱出错，却不能在权威人士的否定下坚持自己的判断。最终他们帮助小泽征尔夺得比赛的桂冠。

尼克松可谓是最不自信的总统了。尼克松当政期间，成绩突出，在下一年的总统大选中，一定是稳操胜券的，人们都是如此认为，但尼克松却不是，他对自己十分没有信心，这种心态使他的政治生涯坠入了谷底他竟让人在竞选对手所在的酒店内安装窃听器。当政后，事态暴露，他不但推卸责任，还滥用权力，导致他当政后不久被迫辞职。

自信改变了俩个伟人的一生，自信就在面前，抓住他也许就会改变你的一生。

人生自古既无常，何事长向别事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人生难免有不如意的时候，单虽不如意，却可以豁达的说“这不是失败，而是离成功更近了一步。”

小泽征尔的故事篇4

以寓言故事捕捉逃逸的现实

6月18日,葡萄牙著名作家、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若泽・萨拉马戈走完了他87岁的人生路,在西班牙驾鹤西去。这不禁令人扼腕叹息:岁月无情,文坛又一颗巨星陨落了!西葡拉美11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今只剩下加西亚・马尔克斯了。

萨拉马戈酷爱文学事业,他为之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其创作涉及诗歌、戏剧和小说等多种文体,尤其在小说方面取得了举世注目的成就。其作品有诗集《可能的诗篇》《或许是欢乐》《1993年》;剧本《夜晚》《我拿这本书怎么办?》《佛朗西斯科・德・阿西斯的第二次生命》《以上帝的名义》;长篇小说《罪恶的土地》《绘画与书法指南》《从地上站起来》《修道院纪事》《里卡多・雷伊斯死亡之年》《石筏》《里斯本围城史》《耶稣基督的福音书》《失明症漫记》《所有的名字》《洞穴》;短篇小说集《几乎是物体》《五种感觉是齐全的作诗法》等。

由于直到花甲之年才出版成名作《从地上站起来》,萨拉马戈被视为大器晚成的作家。因为早年家境贫寒,萨拉马戈为了谋生不得不弃学,去从事机械锁工、绘图员、出版社校对等职业,窘迫的处境使他“不敢有当作家的梦想”,当时葡萄牙那时的白色恐怖更使他无心他顾。后来他曾感叹:“有的人40岁就写出了成熟的作品,有的人到80岁才能写出来”,“在我的文学生涯中,很晚才写出一些重要作品。”

萨拉马戈所说的“重要作品”,是指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正是这些重要作品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使他成为葡萄牙语世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第一人。其中,《从地上站起来》《修道院纪事》《失明症漫记》和《所有的名字》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从地上站起来》是萨拉马戈社会小说中最突出的一部,使他成为“葡萄牙一位成熟的小说家”。小说讲述的是1910年至1979年间葡萄牙阿伦特茹地区一个农民家庭祖孙三代人的生活。“从地上站起来”是指贫苦农民通过战斗获得收成的情景。农民在地主的压榨下,流尽血汗仍然衣不遮体,食不果腹。苦难生活的折磨、新闻媒体的宣传终于使广大农民觉醒,他们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发展农业生产,进而开展打倒恶霸、争取自由和反对萨拉萨尔独裁统治的斗争。与此同时,小说还讲述了西班牙内战、欧洲解放战争和1974年爆发的“康乃馨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作者从农民的语言中汲取营养,使作品风格坚实有力,并不时采用幽默的笔调营造气氛。这部作品使萨拉马戈第一次获得了世界声誉。

《修道院纪事》的故事分为两条线索。十八世纪初的葡萄牙若奥五世国王一直没有子嗣,他向大主教许愿:如果上帝赐他子女,他将集巨资在马弗拉修建一座修道院。后来他果然有了儿子,为履行诺言,他开始修建修道院,工程庞大而艰巨,国王的横征暴敛使人民怨声载道。另一个故事则讲述在战争中失去左手的士兵巴尔塔萨尔在一次宗教审判中认识了眼睛有特异功能(能看到人体和事物内部)的女子布利蒙达,二人不顾宗教的清规戒律结了婚,之后他们为巴尔托洛梅神父当助手。最终神父制作的飞行器飞上了天,他们在天上目睹了人间的种种罪恶和灾难。飞行器在这里象征着两种人的理想,以神父为代表的文化人的理想和巴尔塔萨尔夫妇为代表的平民的理想。这部小说有尖锐的社会批判倾向:对国王和贵族糜烂生活的暴露,对上流社会的讽刺,对上帝的不恭和嘲弄,对宗教裁判所的残酷和腐败的抨击等。小说平铺直叙,朴实无华,历史的真实与富有寓意的故事相映成趣,现实主义的细节描写与魔幻、幻想、超现实的故事融合在一起,深厚的叙事功力和富有诗意的语言令人赞叹,不时采用的警句和格言也为小说增添了色彩。这是萨拉马戈最成功的一部小说。

《失明症漫记》是公认的萨拉马戈最深刻的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当代某个城市,描述古怪的失明症迅速蔓延,街上到处是失明者,全城一片混乱。当局下令把所有盲人关进一家废弃的疯人院,并派兵把守。一个女人为陪伴当医生的丈夫,谎称自己双目失明,进入监狱。被关押的人过着非人的生活,有些人被士兵打死,幸存者为非作歹,妇女被迫卖身以换食物,最终监狱内两派盲人之间爆发战争。战争结束后,医生妻子成了向导,带着七个盲人幸存者进入城市。城中尸体遍地,一片荒凉。小说表现了作者对人类处境和不幸命运的关注和忧虑。他曾说:“归根结底,这部小说讲的恰恰是我们所有的人在理智上的失明”,“最不幸的失明者是那些不愿睁眼去看的人”。他还说:“这个世界不是很好,《失明症漫记》不过是这个世界的缩影罢了。”他希望在经历过理智上的失明后,人类能够改变世界,修正生活。小说的风格颇为独特:交替采用第三人称和人物独白;句子很长,有的长达半页;标点极少,人物对话不加引号,交谈者是谁难以分辨;竭力省略人物名字,用描写的称呼取而代之,如“医生的妻子”,“戴墨镜的少女”,“偷车贼”等。小说对失明症的描写近似魔幻现实主义和科幻小说,颇为荒诞离奇,令人难以置信。

小泽征尔的故事篇5

关键词：阿来；《格萨尔王》；女性形象；他者化书写；男权意识

继《尘埃落定》之后，藏族作家阿来的重述神话之作《格萨尔王》收获了如潮好评。《格萨尔王》既是民族的，也是超越民族的：不仅向读者展示了藏族人民的生活风俗、文化精神和，更寄予了阿来对战争、人性和现代性的深深思索。阿来力图呈现的宏大主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非常成功。他塑造的格萨尔王和传唱艺人晋美的形象也分别突破了以往英雄形象和讲述者形象的窠臼。然而美中不足的是，阿来在这部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把握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了强烈的男权意识和将女性他者化的倾向。

“他者（theother）”与“自我（self）”与相对，是西方人对非西方世界的指称，潜含着西方中心的意识形态。后来，“他者”概念被人类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的学者广泛运用。本文所取的“他者化（otherization）”含义，侧重于其通俗阐释层面，即以自我为中心，将自我权威化、理想化，并通过贬损他人来界定自己的地位、美化自己的形象。

《格萨尔王》中的女性形象几乎都在某种程度上被扭曲、被贬低，她们是书中男性角色——男权意识的集中体现者——眼中的他者，甚至是作者眼中的他者。鉴于《格萨尔王》的叙述方式是沿着格萨尔王和晋美两条交叉线索，为方便起见，本文对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分析也以她们与这两位主人公的关系为基点。

一、格萨尔王的妃子们

阿来对于格萨尔王众多妃子的描述，最突出的两个特点便是美貌和嫉妒。珠牡是岭部落最美丽的姑娘，她自信、虚荣、多情，美艳无双，是男人们争相追逐的对象。珠牡因貌美引起了格萨尔王的倾慕和晁通的欲望，并被当做赛马称王的彩注。珠牡的命运被这些男性摆布，并被当成能够炫耀男性力量的战利品。珠牡成为王妃之后，因嫉妒梅萨得宠，阻止梅萨跟着格萨尔王离开王宫去修行，因而使得梅萨被觊觎其美貌的北方魔王鲁赞掳走。格萨尔王为救回梅萨而出征魔国，并征服了美丽的魔国公主阿达娜姆。梅萨和阿达娜姆出于嫉妒心理，使计将格萨尔王留在魔国。而此刻，窥伺珠牡美色的白帐王发起战争夺走了珠牡。这场战争还导致了英雄嘉察协噶的牺牲。从对这些事件的描述来看：首先，妃子们的美貌引起了战争，这显然夸大了一个女性在战争中所起的负面作用，并轻视了引起战争的本质原因——经济利益；其次，强调妃子们的嫉妒对战争推波助澜，而不去深究引起妃子们嫉妒的罪魁祸首一夫多妻制度。在这里，女性作为负面的形象，与战争的罪恶直接关联。

再看格萨尔王对待其妃子的态度。赛马称王之前，格萨尔王虽然喜欢珠牡，却又对她诸般试探和戏弄，这一段情节充分体现了格萨尔王对女性不信任和鄙视的态度。格萨尔王明知妃子之间相互嫉妒、明争暗斗，却从不反省自身，只会责怪妃子，反映了他对妃子的感情更多地是建立在和占有欲之上，而缺乏真挚的爱和关怀。格萨尔王在抢回珠牡之时，压根不理会珠牡可怜的祈求，毫不犹豫、毫无怜悯之心地将珠牡与白帐王所生之子一刀杀死。可见，在格萨尔王心目中，珠牡作为战利品的意义远远超过她作为感情对象的意义。珠牡没有任何发表意见的机会就被当成赛马的赌注，吉尊益喜在白帐王战败后被格萨尔王收为王妃。对于男性来说，她们没有任何作为人类主体的尊严，只相当于具有高价值的物品。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发问：“人类为他本身的这一部分——她虽然包括在人类当中，却又被确定为他者——准备了什么样的位置？她被赋予了哪些权利？男人又是怎样解释她的？”①作为弱势方的女性在男权世界中的被他者化，在《格萨尔王》中有着鲜明的体现。在阿来的笔下，格萨尔王的妃子们成为男望和人性之恶的双重载体。格萨尔王一方面贪恋妃子们的青春美貌，以致罔顾作为国王的职责，另一方面又将战争的责任或多或少地归咎于她们的嫉妒。格萨尔王的所有妃子都拥有出众的美貌，这满足了男权意识指导下男性对对象的幻想，并抹杀了女性作为“人”的独立人格、独立价值。而对妃子们的道德谴责，则是直接通过贬低女性而实现了对女性的他者化书写。

二、格萨尔王的两个母亲

如果说在格萨尔王众妃子身上更多地体现人性恶的一面，那么，格萨尔王两个母亲的形象则体现了人性善的一面。只不过，这种“善”是通过对男性的奉献和牺牲来实现的。

格萨尔王在人间的母亲梅朵娜泽，本是娇生惯养的龙王女儿，被选中作为诞育神子的媒介，从此开始了她为神子奉献的后半生。梅朵娜泽深爱儿子，是儿子生命的赋予者。在格萨尔王被放逐之时，“连森伦也忘记了自我放逐的儿子，忘记了自己出身龙族的妻子像一个下等百姓一样在河滩上忍受饥寒”，②而梅朵娜泽却一直陪着儿子，从不离弃。梅朵娜泽为了诞育神子，不但放弃了龙宫优越舒适的生活环境，甚至离开了丈夫，放弃了婚姻幸福，其牺牲不可谓不大。甚至在死后，还因为格萨尔王造下了杀戮的罪孽，被关进地狱替子赎罪。纵观梅朵娜泽的一生，就是为儿子无私奉献和牺牲的一生。正因如此，梅朵娜泽从头至尾是“善”的形象。

较之梅朵娜泽，格萨尔王天上的母亲朗曼达姆的形象则不那么饱满。朗曼达姆与其说是格萨尔王的母亲，不如说是格萨尔王与天界之神之间联接的纽带。朗曼达姆总在关键时刻告诉格萨尔王如何做出选择和行动。如果说梅朵娜泽是格萨尔王在被放逐之时精神的安慰者，那么天母朗曼达姆则是格萨尔王在人间降妖除魔、称王御民的引路人。

梅朵娜泽和朗曼达姆都是依托格萨尔王而获得人生价值，她们的意义就在于为儿子服务。妃子们为了格萨尔王的和征服欲而存在，两位母亲则充当了格萨尔王精神的抚慰者和指引者。她们依附男性而找到生存的意义，完全没有纯粹的自我。正如贝蒂·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所谈论：“她们期望过精神寄托式的生活，通过丈夫和孩子达到自己的生活目的……从来不对社会以及将来承担自己的责任，从来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人类潜力。”③梅朵娜泽和朗曼达姆缺乏自我意识，从未试图实现自我人生价值，但她们却是男权话语中的理想女性形象。这是因为作者立足于男性中心意识，对女性的“善恶”的评价以男性利益的实现为标杆。这里，女性仍然是一种工具，是男性利用她们的付出和牺牲来实现自我价值的工具。

三、晋美邂逅的女性

作品由两条主线交叉并行推进：一条主线是围绕格萨尔王展开，按照时间顺序写格萨尔的事迹；另一条线索则围绕着说唱艺人晋美讲述故事和追寻真相的历程而展开。若说以格萨尔王为主线的这部分内容因忠实民间史诗的需要，而保留了较多传统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低的现实的文学反映，那么，以晋美为主线的这部分内容，则因其现代背景而存在较大的作者主观言说的空间。并且，晋美是格萨尔王故事的传唱者，作者是格萨尔王故事的讲述人，晋美可以说是作者本人的一种投射。那么，晋美对于女性的体验，更大程度上地接近作者对于女性的观照。

在晋美的生命中，有两个女性占据重要地位：播音主持阿桑和说唱人央金卓玛。

阿桑的声音带着魅惑的磁性，身体散发着馨香。在晋美的想象中，王妃珠牡说话的声音就是像阿桑那样。与格萨尔王贪恋妃子的美貌稍有不同，晋美迷醉于阿桑具有诱惑力的声音和气味之中。但二者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男性对女性的性吸引力的赞颂。阿桑拥有外在的美，但就性格品质来说，却浅薄、庸俗、做作。这个女性形象与格萨尔王的妃子的形象类似，既满足男性的性幻想，又衬托了男性的优越感，是男性对女性形象的一种扭曲。

央金卓玛与阿桑恰恰相反，她粗声大嗓，眼神凶巴巴的，缺少女性的性魅力，但是她热情、真诚、直爽。而且央金卓玛具有一定独立自主的女性意识，她声称：“格萨尔久居岭国（可能印刷错误，应为魔国）不归，责任也不全在阿达娜姆和梅萨身上。要是他不见一个就爱上一个，只爱珠牡一个，世上哪还有这么多波折！”“故事是男神授的，女神来授就肯定不是这样。④”即便她马上对自己出口的话感到害怕而恳请神的原谅，这仍是整部作品中唯一对男性话语权的反抗。然而，这样一位可贵的有一定独立思想的女性，却因外在条件不如阿桑，使她对晋美的爱情追求以失败而告终。阿来说，“我喜欢在小说中有些游戏的笔墨，同时也希望它在游戏之外还能产生一种意义。⑤”也许央金卓玛的惊人之语仅仅是作者的游戏之笔，但也许央金卓玛的女性主义宣言和她的爱情悲剧恰恰反映了作者的某种态度：女性的自我意识毫无用处。

综览《格萨尔王》中的女性形象，可以发现：要么是貌美心丑，如格萨尔王的妃子们和阿桑；要么是心美貌丑，如央金卓玛。总体上而言，属于对女性形象的某种丑化。前者中作者对女性外在美的渲染，更是传达了男性对于女性从属于其要求的渴望。而表面上看起来“完美”的母亲形象，也只不过是男性实现自我利益的工具，完全是男权意识的表达。总之，这部作品对女性他者化的想象与构建，处处弥漫着男性的欲望和男权的霸道。

与《尘埃落定》相比，阿来在《格萨尔王》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更加丰富立体，但却依然没有摆脱对女性他者化的表达。这可能与阿来的成长环境和文化背景有关。阿来父亲是回族人，母亲是藏族人，本人在藏族地区长大。藏族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文化传统可能深植于作者的潜意识之中，并影响作者在作品中对女性的书写。另一方面，作者也主动地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知识分子，我还要面临一个自身民族因为弱小，对于自身文化承受力差的问题。这个民族重要的还是重建信心，而不是反思，大多数人还没有这个要求，你能怎么办呢？⑥”因此，作者在从藏族文化精神中汲取养分的同时，也不自觉地延伸了其中的男权话语糟粕。（当然，这与作者的男性身份也不无关系。）传承民族文化传统、树立民族自信心固然重要，但这个过程中，思想先行者如果能更好地实现对过去的扬弃，将对未来起到更积极、更美好的作用。“一个作家必须强烈地热爱他笔下的人物，必须善于发现他身上的人性内涵……意味着能平等地对待小说中的人物。⑦”阿来在书写人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如果能够尽量摒弃男权意识和对女性的他者化书写，相信阿来会带给读者更多更优秀的作品！（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注释：

①［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②④阿来：《格萨尔王》，重庆出版社，2009年版，第45、157页.

③［美］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奥秘》，程锡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12页.

小泽征尔的故事篇6

关键词：《黑暗之心》 《罗生门》 多声部叙述框架 人性的回归

一、《黑暗之心》

《黑暗之心》是波兰籍作家康拉德的成名作。它的故事发生在停靠于泰晤士河上归来的巡船小艇“奈莉”号上。故事的第一叙述者是一位不知名的水手，他和另外三个人一起听马洛叙述他的非洲之行，并记录了这个故事。小说的核心叙述者是马洛，他受雇于比利时一家殖民贸易公司，前往非洲接替费雷斯勒文船长的工作，并执着地寻找该公司最好的人——库尔兹，即故事的核心叙述对象。在寻人的过程中，马洛分别与会计师、制砖者、经理、俄国水手、黑人土著接触，透过这些不同的叙述声音对库尔兹的描述，读者不难发现，他们对库尔兹的评述各不相同，这个一直并未出场的形象也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变的神秘复杂，内涵深刻起来。从某种程度上说，这部小说就是由这些相互联系又各自为政的见解拼合组成的一副复杂的人性图案，正如米勒所说：“这些见解中没有一个可作为可靠的标准来衡量其它见解。”[1]康拉德作为一个相对传统，极富道德感的作家，他的小说一直对人的生存状况有着积极的观照，并致力于探索存在的终极价值所在。在《黑暗之心》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对人类的精神世界的发掘，对人性中恶的探讨，对信仰和善的呼唤。尽管，故事的结局，库尔兹疾呼着“太可怕了！”死去，但却让读者在黑暗中寻觅到了一丝人性复归的光亮——即人类可以挣脱天性中的黑暗世界，从沉沦中反省，探索自我，走向节制，走向善的人性复归。

二、《罗生门》

《罗生门》是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根据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竹林中》改编而来。剧本内容是关于一起抢劫案，强盗因看中了武士美貌的妻子起了贪恋，于是骗绑了武士，了女子，而路过的樵夫发现武士的尸体后慌忙报官。强盗被抓捕后，矛盾集中在杀人的动机和凶器上——是长剑还是短刀。强盗承认自己与武士激战二十多回合后，杀死了武士，并将一个手握短刀的烈性女子降服，让她顺从地满足了自己的欲望，表现出无比的得意和自豪。而女人承认自己被的屈辱，宣称因为自己的丈夫也就是武士软弱无能，对她遭遇的不幸表现出冷漠无情，令她痛苦万分，遂拔出短刀让武士杀了自己，但因悲伤过度昏厥过去，醒来时发现短刀插在了武士的胸口，她自己想要寻死却没有胆量，此时强盗已不知去向。武士的灵魂托女巫之口述说的是另一番景象：强盗在自己面前了自己的妻子，随即却见妻子转而随强盗左右，并要求强盗杀了自已，他感到愤怒万分，此时强盗推倒女人对其表示不齿，并问武士如何处置她，武士心里原谅了强盗，却无法容忍妻子的恶毒，带着对她的诅咒和怨恨，悲愤地拔出短刀剖腹自杀，此后女人、强盗，包括那柄短刀都已不见。罗生门殿外樵夫、行僧、路人在檐下躲雨，风雨交加如同樵夫内心思潮的激烈碰撞。他终于开口说出了他亲眼见到的事实真相。强盗在了女人以后百般抚慰要求她跟他走。女人无法决定，想要自己的丈夫和强盗决战，而自己会跟随胜出的一方走。但武士生性懦弱，不愿意为她冒生命的危险，且责备妻子，此刻强盗的安慰让女人明白自己丈夫是多么、懦弱的男人。在她的挑唆下，两个男人终于彼此拔出了长剑开始决战。然而，两人的姿势和剑法杂乱而无章，强盗侥幸得胜杀死武士，等他回头时，女人已经不见。在影片最后，三人因为发现了那个弃婴，起了争执，路人想要剥去婴孩的衣服，却被樵夫制止，路人揭穿他之所以不愿意向官府说出真相，只因他偷走了那柄价值不菲的短刀。樵夫并没有逃避自己犯下的错误，欲领养这个被遗弃的孤儿，被僧人误解。雨停后，樵夫抱着他刚收养的第七个孩子缓缓离去，让行脚僧重新又看到了微弱的善的希望。

三、多声部叙述框架与作品内涵

《黑暗之心》中用到了框架叙事结构，与《罗生门》中平行叙述框架有着明显的区别，但却存在着某些相似性，两部作品的结构对于文本内涵的揭示，无疑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框架叙事结构在西方由来已久，如《坎特伯雷故事集》《十日谈》等古老的小说中都采用过这种框架结构。这种叙述结构类似于俄罗斯套娃的结构，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即打破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述模式，设置多个叙述者，同时又是故事的参与者，每个视角都不是完全可靠的，都有自己的身份局限，因而加深了作品结构的复杂性和作品内涵的多义性。平行叙事结构，指一个故事中，存在着多个叙述声音，但是不同的叙述者之间是平等的关系，不存在主次之分，他们的叙述并不存在一环套一环的结构特征，叙述行为是平行无交叉的行为，正因为叙述主体之间的独立性，使得叙述对象变的扑朔迷离，增加了文本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黑暗之心》的叙述结构属于前者。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首段至“他仍然马上讲开了，他讲得非常慢”）和第三部分（最后两段）构成了一个大叙述框架，它由第一人称叙述者“我”来交代故事整体背景，引出小说主要叙述者马洛，这是小说的外部结构，它的主要任务是为了揭示小说的主要叙述者马洛因为身份局限不能揭示的东西。小说的第二部分（从“他讲的非常慢”到最后倒数第三段）为主体部分，是由叙述者马洛向船上的伙伴讲述的。主体部分的故事取材于康拉德1890年在刚果的探险经历，讲述了康拉德小说中主人公马洛在非洲的故事，这是小说的内部结构，重点在于讲述一个白人库尔兹远离欧洲文明大陆，怀揣财富梦想，在非洲这片愚昧落后、原始黑暗的殖民地上，为了搜刮财富，为所欲为，沉沦堕落的故事。在这里康拉德通过马洛、会计师、经理、俄罗斯水手等人对于库尔兹形象各不相同的描述，来寻找真正的库尔兹的过程，暗示了人类不断进行自我内心探索的历程，同时也是作者对于人性本质的探讨过程。这与《罗生门》中多个叙述对象由于自身的立场、视角，对同一认识对象的叙述大相径庭有着相似之处。

黑泽明的《罗生门》也采用了双层结构，事件的内部结构是：1.武士的尸体被农夫发现。2.凶手强盗多囊丸被捕，并叙述谋杀经过，认罪。3.武士的妻子叙述丈夫被杀经过，但与强盗所言大相径庭。4.武士的灵魂借巫女之口叙述被杀经过，但与前二者更是千差万别。5.樵夫说出事实真相。事件的外部结构是：1.僧人和樵夫遭遇一个可怕、怪异的案件，无法理解。2.躲雨者在此处躲雨，听他们讲案例。3.在躲雨者的追问下，樵夫说出了真相。4.樵夫收养了被遗弃的孤儿。剧本出现了四个叙述者，强盗多襄丸想表现自己的英雄气概，怕被人知道自己是浪得虚名。武士因为武士道精神束缚，害怕让人知道他贪小便宜、懦弱、卑鄙。武士妻子真砂因为妇道束缚，怕让人知道她下贱，恶毒。樵夫因为贪心，所以害怕别人知道他偷了匕首。他们分别从各自的视角和需要出发，对同一个案件的叙述竟大相径庭。每一段叙事都浸透了聚焦人物有意无意的谎言。四段叙事之间明显的矛盾促使观众把目光转向叙述者本身而不是被叙述的故事。真相究竟是什么？那不是最重要的。黑泽明从这个角度切入，来展现人性的懦弱和自私自利的本质。对于损害到自身的东西，我们本能的就将其屏蔽掉了。剧本自始至终对真实持着怀疑的态度，在对人性本质的彻底透视后，进而引发的一种对存在的惶恐。在不愿相信又不得不相信的事实面前，我们曾经笃信的道德信条完全崩溃，人性中充满了自私自利，谎言，欺骗的罪恶，正如路人所说“有软弱的地方就有欺骗”。然而，软弱从何而来？再追溯回去，强盗在第一次讲述他所编排的说词时，便说了这样一句话：“仅仅是一阵微风。如果没有那阵微风，也许那个男人就不会死”。是的，就是那阵风。撩起了马背上女人的面纱，吹起了她轻柔的裙摆。随即他看见了她洁白的脚踝，她面纱下纯美的容颜。于是一切发生。仅仅是一阵微风，吹起了他内心最根本最原始的欲望。然后，纯然是欲望，造就了每个人内心的软弱，并且构筑了每个人利用谎言企图展现的幻像。人心最深的地方，埋藏了多少阴暗而不可告人的秘密。幽暗破旧苍凉的罗生门，也许正是这个沉沦堕落的人性世界的真实写照吧。

《黑暗之心》中的会计师向马洛介绍库尔兹时，说他是“公司第一流人”，“是个非常出色的人物”，“他一个人送回来的象牙等于所有其他站的总和……”[2]总会计师对于库尔兹的评价是基于他送回欧洲的象牙的数量，是当时社会经济下衡量一个人社会身份的标准。经理这样介绍他“对公司有着极其巨大的重要性”；制砖师形容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怜悯、科学、进步的使者，鬼知道他可能是些什么别的”[3]；追随库尔兹的俄国水手认为库尔兹“有着伟大的思想”；自称库尔兹表兄的人陈述他“具有重大成就的素质”。库尔兹的名声引起了马洛对他的极大的好奇和仰慕，和他交谈的念头是如此强烈，几乎成为激励马洛前进的力量支柱。马洛开始相信库尔兹是“怀着某种道德观念”的人。在马洛看来，库尔兹不像在非洲的其它殖民者那样，贪婪、卑鄙、自私、毫无人性，他身上体现着可贵的欧洲品质——广泛的同情心和坚韧的意志力。但是随着马洛的追寻，他发现，库尔兹获得的评价并不只是这些赞美，马洛通过间接的方式提及经理对库尔兹的评价“他在这儿的时候可把我烦的够呛，每个贸易站都应该像道路上的一盏能够指向更美好事物的指明路灯，它当然是一个贸易中心，但是也应该是一个博爱、进步和教化的中心。你就想想看——这条蠢驴！而他还想当经理呢！”[4]一反白天的褒奖为讽刺，甚至对库尔兹的成熟感到愤怒，后来在返航中，他又因为库尔兹的病重而评价其“对公司已经害大于好处”[5]。在库尔兹的整个形象建构中，马洛越来越不相信之前自己对他的认识，直到亲眼见到库尔兹，听到相关描述，才对库尔兹做出了判断：“愚蠢、残暴、肮脏、野蛮、下流、毫无意义”[6]。库尔兹死后，他的未婚妻在他死后依然用崇拜与爱追随着“他的伟大，他的丰饶的思想，他高贵的心灵”。在揭去了叙事的面纱之后，这一评价对于读者来说，何其讽刺。

同样是表现人性的恶，康拉德重点在于塑造库尔兹这个撒旦式的人物自甘堕落的过程，从而向读者揭示了人性本身的罪恶本性。《罗生门》则侧重于从叙述主体的叙述行为出发，揭示作为存在的个体身上人性的沉沦。在没有文明道德监督的环境下，人内心世界原始欲望会像冬眠的蛇一般复苏，诱惑人类自身屈从内心深处的黑暗力量，一步步走向疯狂，走向毁灭。《罗生门》中的樵夫在没有人在场的情况下，偷走了凶器，并向官府撒了谎，这是人性的下堕，但是当面对新生婴儿的啼哭时，他的善抵制了内心恶的发展，他毫不否认路人的指责，抱着新领养的孤儿离开了罗生门，这可以说是他人性的复归。“罗生门”在佛家的语境里有生死之交的中间地带的意思，大雨象征了他灵魂所经受良知的洗礼，雨停后，他离开罗生门，也暗示了他灵魂从沉沦中走向新生。库尔兹临终前发出的“太恐怖了，太恐怖了！”的呐喊，是一个人灵魂在经历了欲望，诱惑、屈服之后对于人性清醒的认知。康拉德通过这个人物无助的呐喊，表明了自己对于人类隐秘内心世界的看法，他认为：“任何雄辩都不能像他最终倾吐的真话那样足以摧毁你对人类的信任了”[7]。因而这里的“黑暗之心”在将读者引向了对于“darkness”的追寻的同时，它的象征意义，就变的不言而明，它可以指外部世界的未知，人性中恶的部分，灵魂中的空虚，也可以指人类精神世界里的神秘。但是，康拉德是一个具有极强的道德感的作家，他在作品中提出人类生存中遭遇到的普便问题的同时，也在尝试着寻找救赎之路。一定程度上说，作家设计小说的外部结构就是为了将马洛抛进小说的内部框架中，不仅要让他承担着探访发现库尔兹的重任，而且还要让他代表自己去尽情地议论和表现主流的价值观和道德立场，去完成救赎的使命。从这个角度同时也可以看出作者匠心独具之处，他塑造的马洛和库尔兹两个人同时又具有千丝万缕的内在关联。马洛在追寻库尔兹的历程中，带有无休止的黑暗和死亡的阴影，被比喻成“圣杯不在场的探索”[8]，虽然最终以库尔兹被死亡和黑暗吞噬而告终，但是他的堕落和毁灭对马洛造成了具大的精神冲击，使马洛反省并使其成熟起来。马洛心理旅程中最重要的一步就是他意识到与库尔兹的相似性。在小说的高潮处，马洛跟随库尔兹来到岸边，把鼓声与他自己的心跳搞混了。原始的丛林唤醒了他沉睡的“意识”，就像当初唤醒库尔兹一样，这使马洛意识到他自己有堕落的可能性。正是通过对库尔兹的追寻，马洛完成了对于“自我”的认识和道道救赎。走出丛林深处，马洛变的更加明智和成熟，但这种成长已经回不到曾经辉煌帝国时代所具有的开拓探新的精神状态中去了，而剩下的只能是黑暗深处对于人类自身的一轮深思。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黑暗之心》中，康拉德提出的对于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注，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的。康拉德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理性驱逐信仰，怀疑主义盛行的时代。随着尼采的“上帝死了”，理性主义盛行，科技物质性的实用主义大行其道，造成了人类普便的“信仰危机”。当人类脱离这个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远离社会约束，远离“上帝之眼”的威慑，带着所谓的科学技术，文明规范来到原始黑暗的丛林中，面对长期被压抑的呼之欲出的“本我”时，个体不可避免地滑落人性堕落的深渊之中。对于有着基督教知识文化传统的康拉德来说，他的救赎之道，倾向于道德救赎和“上帝”的拯救。而在《罗生门》中，对于有着东方悠久佛教文化传统的黑泽明来说，他更多的寄希望于佛教的信仰。尽管剧本中的行脚僧戏份不多，但是他却是贯穿全剧首尾的事件目击者和评判者，同时他也是剧本中善的代表者，虽然这种力量很脆弱无力，但是至少行脚僧的存在，代表了信仰和善的存在。尽管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在面对人性的堕落这一问题上，二位作家提出的救赎之路却都是通过道德和信仰的力量，只是因为中西宗教传统的不同，康拉德更多的偏向于基督而黑泽明则倾向于佛家，但两者都指向了善。

注释：

[1][美]J.希利斯文·米勒著，王宏图译：《小说与重复——七部英国小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6页。

[2][3][4][5][6]约瑟夫·康拉德著，智量译：《黑暗之心》，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7]康拉德，赵启光编选：《康拉德小说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580页。

小泽征尔的故事篇7

今天，我给大家演讲的题目是：做一个自信，自立，自强的人

自信，自立与自强，是人生中的三盏明灯。自信，让我们保持一种健康的心理状态；自立，让我们学会独立；自强，让我们努力向上，奋发图强。而正是这三盏明灯，照耀我们成才，照耀我们走向成熟的人生。

我先给大家讲三个真实的故事吧。

小泽征尔是世界着名的交响乐指挥家。在一次世界优秀指挥家大赛的决赛中，他按照评委会给的乐谱指挥演奏，敏锐地发现了不和谐的声音。起初，他以为是乐队演奏出了错误，就停下来重新演奏，但还是不对。他觉得是乐谱有问题。这时，在场的作曲家和评委会的权威人士坚持说乐谱绝对没有问题，是他错了。面对一大批音乐大师和权威人士，他思考再三，最后斩钉截铁地大声说：“不！一定是乐谱错了！”话音刚落，评委席上的评委们立即站起来，报以热烈的掌声，祝贺他大赛夺魁。

原来，这是评委们精心设计的“圈套”，以此来检验指挥家在发现乐谱错误并遭到权威人士“否定”的情况下，能否坚持自己的正确主张。前两位参加决赛的指挥家虽然也发现了错误，但终因随声附和权威们的意见而被淘汰。小泽征尔却因充满自信而摘取了世界指挥家大赛的桂冠。

海伦-凯勒

美国盲聋女作家、教育家。

幼时患病，两耳失聪，双目失明。七岁时，安妮·沙利文担任她的家庭教师，从此成了她的良师益友，相处达50年。在沙利文帮助之下，进入大学学习，以优异成绩毕业。在大学期间，写了《我生命的故事》，讲述她如何战胜病残，给成千上万的残疾人和正常人带来鼓舞。这本书被译成50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以后又写了许多文字和几部自传性小说，表明黑暗与寂静并不存在。后来凯勒成了卓越的社会改革家，到美国各地，到欧洲、亚洲发表演说，为盲人、聋哑人筹集资金。二战期间，又访问多所医院，慰问失明士兵，她的精神受人们崇敬。1964年被授于美国公民最高荣誉–总统自由勋章，次年又被推选为世界十名杰出妇女之一。

爱迪生出身低微、生活贫困，他的“学历”是一生只上过3个月的小学，老师因为总被他古怪的问题问得张口结舌，竟然当他母亲的面说他是个傻瓜、将来不会有什么出息。爱迪生虽未受过良好的学校教育，但凭个人奋斗和非凡才智，自信，自强，自立获得巨大成功。他自学成才，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罕有的热情和精力从千万次的失败中站了起来，克服了数不清的困难，成为美国发明家、企业家。他发明自动电报帮电机，留声机；实验并改进了电灯（白炽灯）和电话。在他的一生中，平均每15天就有一项新发明，他因此而被誉为“发明大王”。

读到这里，同学们一定都会问：为什么他们都这么杰出呢？告诉你们吧。因为他们自信，自立，自强。

小泽征尔摘取了世界指挥家大赛的桂冠。正是因为他充满自信；海伦-凯勒之所以被推选为世界十名杰出妇女之一，正是因为她自强的精神受人们崇敬；爱迪生出身低微、生活贫困。只有三个月小学学历，但能够发明这么多东西，并不是因为他有特别聪明的大脑。而是因为他凭个人奋斗和非凡才智，以及自信，自强，自立在获得的。

同学们，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我们自信，自强，自立。就一定会成功的。

小泽征尔的故事篇8

2008 年8 月10 日，根秋扎西专程从北京“格萨尔千幅唐卡”奥运文化展现场抽身回到康定格萨尔酒店接受我的专访。他用4 个多小时回忆了童年生活，讲述了学艺生涯，谈起了历时10 年绘制格萨尔千幅唐卡的艰辛经过。

贫穷家庭与艰辛童年造就坚韧倔强的性格

根秋扎西1964 年出生在四川德格县柯洛洞乡独木岭村一户贫民家中，父亲吞秋是江达县人，母亲布杜为甘孜县人。家中共有5 男3 女。长子根秋扎西从6 岁开始担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失去读书机会。为了多挣工分，在生产队放牧、种地、采药、挖虫草、打猎、挖金、跑路送信等所有杂活、脏活、累活、苦活样样都干过，而且干得很出色。但由于家境贫穷，穿着破旧，年幼体小，常常受到他人的欺压和打骂，艰苦的环境使他逐渐形成了坚韧、倔强、好为人打抱不平的性格。他天生一个十分聪明灵巧的脑袋，自幼就酷爱绘画雕塑，曾以手指，一有空就在地上和各种物体上习画人物、动物和花草树木，无论画什么像什么。他一有空就用泥巴捏制心中所想的各种人物、动物。很多人说菩萨有意把艺术家的天赋赐予了根秋扎西。当他17 岁时，家人和亲属们希望他当一名有学问、善知识、受人尊敬的僧人，叫他学习文化。后来跟随舅舅土登彭措到康区绘画艺术殿堂德格八邦寺，拜著名艺术家唐拉泽旺为师，系统学习绘画雕塑和文化知识，注重研习噶玛噶孜画派技艺风格。后又从师艺术家土登泽仁活佛学习雕塑技艺。此后又跟随很多艺术家拜师学艺，潜心刻苦，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很快成为一名精通藏族传统绘画雕塑技艺的年轻艺人。与根秋扎西一起学艺的20 多位年轻人在唐拉泽旺大师处学成后，又到德格印经院一边学艺，一边实践习作。印经院按照传统规矩对他们进行了认真、严格、苛刻的系统考试，他的绘画理论和绘画雕塑作品在20 多位学徒中名列第一名。根秋扎西的绘画才智得到同行的认同肯定，在绘画雕塑领域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先后担任德格印经院和德格境内及藏区各地20 多座寺院壁画、雕塑的指导老师，同时被聘请到各地担任唐卡绘画的指导老师。

走出德格闯荡社会

1978年国家改革开放的政策，改变了农村牧区的贫穷面貌，根秋扎西的兄妹们也长大了，根秋扎西没有成为一名僧人，而是成为一名改革开放大浪中的弄潮人。他走出德格，开始闯荡社会。由于他没有进过学校，不识汉字，不懂汉语的，秋扎西来到内地闯荡江湖所遇到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凭着坚韧不拔的精神终于走出来了。先是做虫草、麝香和其他土特产品生意，后来凭借热爱熟悉藏族绘画、雕刻艺术品的优势，开始从事古董生意10多年，接触和鉴赏了各民族各种各样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古玩文物，很快成为一名古董收藏交易和鉴定行家。

根秋扎西十分严肃而又认真地说：“我这个人是个有个性、有脾气、有主见、爱抗争的人，也是倔强的人，在闯荡社会中，接触了形形的好人、坏人和正直的人、邪恶的人；遇到过正人君子，遇到过流氓阿飞；享受过人间欢乐幸福，也尝尽了人生酸甜苦辣，为了自尊，为了生意，为了一些难以说清的事，与他人红过脸、惹过事、打过架、罚过款。”

让格萨尔王活起来

当我把话题转向“格萨尔千幅唐卡”的主题上，问他怎样萌发起绘制格萨尔千幅唐卡的创意？根秋扎西轻松自然的回答道：“我的童年是在格萨尔文化的熏陶中长大的，格萨尔王的故里在德格，我作为德格人对格萨尔王文化情有独钟，做梦都想让格萨尔故事活起来，渴望将格萨尔文化弘扬起来！”

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是以神话、传说、故事、诗歌、谚语为表达手法，以降伏妖魔、扶弱抑强，救扶生灵，使善良的百姓能够过上太平安宁生活为主体思想，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手法，讲述了发生在公元10―11 世纪间的几十个邦国部落间的复杂关系和相互争战的火热场面。故事中男主人公岭?格萨尔王是藏族男子的代表人物和英雄形象，他是天神之子，英勇威严、神通广大、无敌于天下，为民除害，保家卫国；女主人公格萨尔王王妃珠姆是一位出生富家却同情关爱穷苦人的美丽、贤惠、坚贞而又智慧的女性，她身上高度集中了藏族妇女勤劳善良的特征，成为藏族妇女的典范。根秋扎西从篇幅浩大、结构宏伟、内容广博的已发现的180 余部《岭?格萨尔王传》中精选出最精彩的73 部，决定用图画形式展示给世人。让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了解藏族和藏族文化。他走遍各藏区及内蒙古、不丹、尼泊尔等地区和国家收集格萨尔王传的相关资料。收集阅读各民族的绘画作品，特别是对动画片和连环画加以认真学习借鉴。同时向无数熟悉藏族文化的专家学者请教，请他们出谋划策。

绘制千幅唐卡

根秋扎西谈起绘制千幅唐卡的艰难经过：把70 多部格萨尔王传的故事情节和200 多个不同人物形象，用唐卡绘画艺术展现出来难度很大，写成脚本就是一大难题，脚本形成后，再由画师们根据脚本分解成单幅独立画卷。要经过选题、白描、修改、着色、勾线、渲染、描金、抛光、装帧等工序，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既没有先例，又没有经验，也没有可参考借鉴的模式。我问根秋扎西，格萨尔千幅唐卡工程，你既是发起人，又是策划、组织、设计和具体实施人，是这样吗？

根秋扎西十分明确地回答说：“绘制格萨尔唐卡是我的创意，当然是我发起的。从1997 年开始启动至2008 年完成，前期资金投入、外地考察、收集查阅资料、选题构思、培训人员、组织聘请画师、寻找作坊场地和1288 幅唐卡绘制全过程的具体实施都是由我亲自主持完成的。在具体创作绘制实践中，麦波和次仁旺加等人担负编写脚本；藏族画师拉孟、泽仁巴登、洛桑贡布、洛呷、亚玛次仁、米玛泽仁等人负责设计绘制白描草图；先后有强巴真追、扎西邓珠、泽仁多吉、克珠尼玛、赵阡、洛布多吉、泽旺交、谢日洛彭、达瓦江称等近100人从事勾线、着色、渲染、描金、抛光等工序，泽仁巴登在这个工序中担任重要角色；先后参加绘制千幅唐卡的共有200多人，每道工序分别指定了技术监督检验人，凡不合要求的一律作废重画，严把质量关。”根秋扎西双手合掌：“上述这些人，为绘制千幅唐卡付出了劳动，奉献了智慧，作出了贡献，我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地感谢和诚挚的顶礼!”

历时10余年，耗资2300余万元人民币，将七十多部《格萨尔王传》以藏族传统绘画形式绘制成每幅长2米、宽1.4米共1288幅唐卡画。将《格萨尔王传》中记载的当时藏族社会历史、现实生活、政治经济、宗教文化、民风民俗、自然风貌和民族精神、民族性格、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理想信念等用图画形式展现出来，将《格萨尔王传》中200多个不同性格、不同身份、不同职业、不同民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相貌、不同表情的人物形象及其内心世界栩栩如生地描画在唐卡上，这在藏民族绘画史上是第一次。千幅唐卡将观众带到公元10―11世纪格萨尔故事发生的那个社会历史年代。既使对藏族历史文化不了解，观看千幅唐卡后，也会对藏族文化产生一些感性印象。

《格萨尔千幅唐卡》是采用噶玛噶孜绘画艺术绘就的。噶玛噶孜是流行在康区，由佛教噶玛噶举派僧人创立的一个画派，故称噶玛噶孜，又别称“康孜”，意为康巴画派。它集藏族几大画派的精华，又吸收汉族绘画艺术风格，独立形成一个绘画流派。噶玛噶孜在藏族几大画派中的不同技艺风格特色体现在描线细腻、清新明丽；视觉立体美感；色彩追求原色、深色、光泽色；画面视觉有画中画、佛中佛；色调有金中金的特技绝活。

千幅唐卡全部用天然纯真的矿物、植物颜料成画，颜料加工制作绝无化学处理的配方炮制，故画面经百年而不脱色变色，反而会历久返新，古意浓厚。

党和政府关心重视

《格萨尔千幅唐卡》这项旷世杰作工程的完成，按根秋扎西的话来说：“我一直追求和梦想的这一美好愿望终于实现了，虽然千幅唐卡是我发起策划设计和实施的。但这一宏大工程中有政府的关怀重视；有200多位民间画师的心血汗水；有设计绘制师们的辛劳智慧；有社会各界人士的鼓励支持。

根秋扎西谈到：德格县委书记龚建忠不仅是第一个给予实质性支持者，而且“格萨尔千幅唐卡”名称也是他提出的。甘孜州委书记刘道平、州长尧斯丹（多吉饶丹）、州委副书记泽波、王亚光、州政协副主席根秋登子等领导对千幅唐卡绘制工程关心重视、积极支持并给予高度评价。

绘制《格萨尔千幅唐卡》之际，中央统战部、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等各级党政领导多次亲临现场指导工作。

2008年7月15日，四川省政府副省长黄彦蓉主持听取“格萨尔千幅唐卡进北京奥运文化展”的汇报会。2008年7月30日，《格萨尔千幅唐卡》在北京文化宫作为北京2008国际体育盛会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文化项目展出，这是藏族传统绘画艺术精品走进奥运殿堂的旷世杰作。

小泽征尔的故事篇9

就在俩人沉浸在幸福之中时，一名头蒙薄纱的女子在甲板上出现。莉泽忽然觉得这个女人很面熟，顿时惊慌失措。沃尔特问莉泽为何突然如此恐惧。莉泽回忆起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自己当看守时的情景―集中营上司对莉泽训话：“这是你应该做的，你是在为祖国和元首服务！”莉泽回答：“遵命、遵命！”

这是梅谢斯拉夫・魏因贝格的二幕歌剧《乘客》一开始出现的场景。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七十周年，七十年来，关于二战，关于纳粹集中营，无数的小说、电影、戏剧、电视，都已表现过。然而，不知为何，音乐姗姗来迟，仅见阿诺得・勋伯格的《华沙幸存者》（为朗诵、男声合唱与乐队而作）等少数作品，所以，当我看到二一年奥地利布雷根茨艺术节上《乘客》的实况录像―以歌剧形式表现奥斯威辛集中营，不仅被其精彩的演出感动，更感佩其独特的价值和勇气。

沃尔特的询问打断了莉泽的回忆，她对沃尔特说，自己头疼，要回船舱休息。

莉泽独自回到船舱沉思，她想，当年那个名叫玛尔塔的波兰女囚犯，不可能活着走出集中营。那么刚才在甲板上碰到的蒙面女人，究竟是谁呢？莉泽叫来邮轮的服务生，送上小费，让他去了解那位蒙面女人是哪个国家的，要去哪里。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九日，梅谢斯拉夫・魏因贝格（Mieczyslaw Weinberg）出生在波兰华沙的一个犹太家庭。那个年代出生在欧洲的犹太人，往往是悲剧的代名词。

魏因贝格的父亲是作曲家和小提琴师，受家庭影响，魏因贝格从小学习音乐，天赋出众，十岁登台演奏钢琴，十二岁进入华沙音乐学院，跟随名师图尔金斯基主修钢琴，也随波兰当代著名作曲家希曼诺夫斯基学习作曲。二十岁不到，魏因贝格的钢琴水平已经非常了得，引起了同为波兰人的钢琴大师约瑟夫・霍夫曼的重视，霍夫曼曾任美国柯蒂斯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后来又担任学院院长（1927―1938）。他大力推荐魏因贝格到美国进一步深造。魏因贝格的前景一片光明。

一九三九年，就在魏因贝格办理去美国的签证时，纳粹德国突然大举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从天而降！面对猝不及防的时局，魏因贝格仓促之下从华沙逃亡苏联，而他的全家却被德军屠杀（另说全家死于纳粹集中营）。两周后，筋疲力尽的魏因贝格进入苏联最西部的白俄罗斯，就是在这种惊魂未定的情景下，魏因贝格仍然没有放弃音乐，稍微喘过气，他就在明斯克跟随佐罗塔耶夫学作曲。

沃尔特下来到船舱，问候莉泽是否好些了，说大家都在等候她，问她是否还上去跳舞。无奈之下，莉泽说，那就上去吧。但莉泽刚上甲板，又迎面碰到蒙面女人。莉泽对沃尔特说，不去跳舞了。沃尔特问，这个女人是谁？为什么你一见到她就如此害怕？莉泽吞吞吐吐不肯说，但在沃尔特的一再追问下，只得承认当年自己曾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当过看守。沃尔特闻听之下勃然大怒，责问莉泽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一直瞒着他？这种事一旦披露，自己是要被免职的！

然而，仅仅过了两年，希特勒又对苏联不宣而战，短时间内占领了苏联大片领土，没有合法身份的魏因贝格只得被迫再次逃亡，据说情急之下，他是被朋友藏进一列火车，长途颠簸“混”到中亚的乌兹别克首府塔什干。到了塔什干，魏因贝格觉得相对比较安全，决定在此安顿。当年他在华沙以及后来的明斯克学习作曲，并写有初期的一些钢琴和四重奏等作品，而他真正的作曲家生涯、以作曲家的身份谋生，就是从塔什干开始的。他先是为别人的作品配器，后来又有自己的作品在剧院上演。直到一九四三年，他的命运开始出现了转机。

当时，肖斯塔科维奇的声誉已经名扬天下，魏因贝格也非常仰慕他，于是就将自己刚创作的第一交响曲的手稿寄给肖斯塔科维奇。慧眼识才的肖斯塔科维奇看了魏因贝格的手稿，大为赞赏，并很快邀请他到莫斯科去，魏因贝格的合法身份也由此得到解决。魏因贝格也由此成为肖斯塔科维奇的特殊学生和心心相印的密友，他的生活和创作终于开始柳暗花明。

莉泽说隐瞒这段经历，是怕失去沃尔特。当年自己也是被迫的。我没有参与暴行，没有打过人。那个叫玛尔塔的波兰女人很自负，她蔑视我，仇恨我。我给了她很多帮助：送药、安排他们情人相会，但她对我的帮助并不感激，她仇恨我们，不相信我们。

听着莉泽的唠唠叨叨，沃尔特说，如果那个蒙面女人真是玛尔塔，那我们就完蛋了。但莉泽认为，没有人能活着离开集中营。沃尔特说，你当年的行为，就像是被水流的漩涡吸走的那一块浮木吗？

莉泽无言以对。这时服务生来了，他告诉莉泽，那位蒙面太太去巴西，是英国人，住四十五号舱。

听到这个消息，夫妇两人大大松了口气：上帝啊，虚惊一场。我们德国人就是想得太多。

由于前苏联与西方长期的冷战、对立、封闭，一些音乐家的创作情况鲜为外人所知，就说魏因贝格，也是近些年来才逐渐引人注目。人们惊叹，在二十世纪五花八门、热闹纷呈的音乐流派中，居然还有一位既现代又传统、默默无闻独树一帜的“隐世者”。目前我们知道，魏因贝格创作的作品不下一百五十件，主要有：二十六部交响曲、十余部歌剧和芭蕾、十七首弦乐四重奏、三十多部各类器乐的独奏、重奏、协奏曲，还有为数不少的电影、戏剧、马戏音乐。有人认为，魏因贝格几乎靠一己之力，把晚期浪漫主义风格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末，成为浪漫主义音乐光辉的绝唱。

说来有意思，我知道、或者说欣赏魏因贝格，其过程与常规不同，是倒过来的。我最早接触他的作品，就是他的歌剧《乘客》―二一年奥地利布雷根茨（Bregenzer）艺术节上演出的实况DVD。聆听之下，无比震惊！

场景转换到当年的集中营，莉泽作为女囚犯的看守，在监视玛尔塔擦地，莉泽在一边默默观察她。玛尔塔感觉这个德国女看守好像比较有礼貌，她是仁慈之人吗？

这时候德国士兵冲进了女囚牢房，殴打她们，将其中的俄国姑娘卡莉打得鼻青眼肿、满脸鲜血。莉泽的女上司在地缝中发现一封信，交给莉泽。莉泽一看是用波兰文写的，就命令玛尔塔念。原来这是玛尔塔的未婚夫塔杜兹写给她的情书，说两人已经分开两年了，非常想念她。这封情书是塔杜兹通过卡莉转送的，刚才惊慌之下掉在了地缝里。

[第一幕结束]

说起《乘客》创作因缘，又是一段故事。波兰女作家佐菲亚・珀斯梅兹（Zofia Posmysz），也是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有一天她走在路上，听到行人中有一个人的声音很像当年她在集中营的看守，震惊之下，马上追上去，结果发现是认错人了。这个插曲给珀斯梅兹刺激很大，于是她就此写成了一个广播故事剧，后又写了小说，还经别人改编拍成了电视和电影。或许这个故事让魏因贝格联想到自己的身世和经历，“触景生情”，最终引发了他创作二幕歌剧《乘客》。

《乘客》同样也烙上了魏因贝格的身世和个人经历的印记：玛尔塔是波兰人、卡莉是俄罗斯人、集中营、亲人死亡……

[第二幕开始]

华尔兹圆舞曲中，莉泽在监视囚犯们劳动。男看守要莉泽找一个会拉小提琴的囚犯，说长官要听。

塔杜兹会拉小提琴，他到集中营的工场间制作小提琴。就在这时，他惊喜地发现了玛尔塔，两人久别重逢，互诉衷肠，唱了一段动人的二重唱：他们能夺去一切，但不能夺走我们的爱情。玛尔塔幸福地回忆起当年初恋时，塔杜兹为她演奏小提琴，就像在婚礼上那么深情。（这时乐队中响起了优美的小提琴独奏）。

莉泽出现，打断了恋人的亲密。莉泽说，我为你们违规，帮助你们相会，希望你们能有感恩之心，有朝一日救我一命。说着拿出那封情书，当作礼物送给玛尔塔与塔杜兹，出门。

莉泽走后，玛尔塔和塔杜兹再次相拥。这时，卡莉进来，知道后说，你们要小心警惕，莉泽会杀你们的。玛尔塔和塔杜兹若有所思。

集中营的喇叭里突然响起了华尔兹。塔杜兹与难友们通过暗中渠道，听到集中营外盟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心中非常兴奋。莉泽进来，看到塔杜兹在琴板上画着玛尔塔的头像。莉泽对塔杜兹说：想见玛尔塔吗？我可以安排。塔杜兹回答：不要。莉泽：为什么？塔杜兹：我不愿在集中营见，不需要你的好心，我不想欠你的人情。

莉泽：他们明白自己要死，还是拒绝了我的帮助。他们全都被憎恨蒙蔽了双眼。

在表现现实生活和当下题材方面，相比于文学、电影、电视、戏剧，一般来说，音乐往往比较滞后，这也许与音乐最为抽象、最难以具象表现有关。但音乐中的最高形式―歌剧，相对来说，情况应该好一些。歌剧集歌者、乐队、指挥、导演、舞美、故事于一体―有一种说法，歌剧就是电影以前的电影。但实际情形往往并非如此。欧美不说，就说魏因贝格的《乘客》，它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在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为题材，写于一九六八年，离二战结束已经有二十多年了，我们已看到很多关于二战的影视和文学作品。即便如此，魏因贝格的创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的苏联依然有排犹倾向，该剧是通过肖斯塔科维奇的大力推荐，才由波修瓦歌剧院委约魏因贝格创作的。但剧本和谱曲完成后，因为种种原因而被政府禁演，直到二六年，《乘客》才以音乐会版的形式上演了一场，而那时魏因贝格已经去世整整十年。所以说，二一年奥地利布雷根茨艺术节上演出的《乘客》，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完整首演。如果以魏因贝格《乘客》完稿时间算，已经过去整整四十二年！

女囚犯室。难友们在为玛尔塔庆祝二十岁生日，祝她来年的生日在自由中度过。玛尔塔唱起了《当秋天镀上金色的光芒》，向往未来美好的生活和爱情。（小提琴独奏又起）莉泽进来，对玛尔塔说：我想安排与你男友见面，但他拒绝。玛尔塔回答：如果他拒绝，总有他的理由，你不了解我们波兰人。莉泽发出狠话：那你们要付出代价。（这时合唱声支持玛尔塔）

莉泽离开后，难友们说起以后各自的憧憬，卡莉唱起一首充满俄国犹太风味的咏叹调《我的祖母以前经常唱》，舒缓单纯的曲调与俄罗斯广袤的民不聊生的干旱大地，形成强烈的悲剧效果。

玛尔塔问卡莉：恋爱过吗？卡莉说：曾经有一个。两人的悄悄话被强烈刺耳的打击乐击破。一伙德国士兵冲进，点名杀人，第一个就是卡莉。目睹暴行，玛尔塔从容走向德国士兵，莉泽拦住她：不用急，你会去该去的地方，你要去听音乐会，这是送给你的礼物，你听了以后会打消你对男友的爱。

魏因贝格《乘客》的音乐，令我想起肖斯塔科维奇创作于一九三二年的歌剧《姆钦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刺耳的不协和音、忧伤的抒情、突兀的和声变化、打击乐的频繁使用和强悍表现，等等，这些现代音乐的特征非常鲜明，而魏因贝格在《乘客》中赋予了更加现代的气息，打击乐的力度更加加强，如表现集中营纳粹的残暴，囚犯们的痛苦、莉泽以及丈夫沃尔特内心的恐惧，莉泽在邮轮甲板上见到蒙面女人的极度惊慌，真可以说是惊心动魄、传神至极！另一面，在表现难友们互相关心、恋人间的爱情、人物内心的独白时，音乐则表达了宽广的抒情性和浪漫气息。两相对比，色调鲜明，既浓笔重彩，又张弛有度。而且，因为魏因贝格写过电影音乐，因此他在《乘客》中也融入此种元素，使音乐的表达更加晓畅和形象化。

甲板上的舞会已经开始，但莉泽还在犹豫是否去。这时候那位服务生又来了，说：以前提供的信息有误，那位蒙面太太不是英国人，好像是波兰人，因为她看的是波兰语书籍。

闻听此言，沃尔特再度恐慌：我们掌握在她的手里了！他指责莉泽将毁了自己的前程。莉泽辩解道：我是一个正直的德国人，我只在乎你怎么看我，请别离开我！

沃尔特冷静下来后说：我们每个人都要忘掉战争，我们不要回到过去，让时间冲去一切。走吧，我们去参加舞会，我们要成为舞会的主人！背景响起爵士舞曲。

两人走上甲板，愉快的乐声优雅荡漾。突然，蒙面女人又出现了，她给一位乐手一个红包，耳语几句。片刻，乐队猛然奏响华尔兹，这是莉泽熟悉的集中营的华尔兹。莉泽听到后惊恐万状，她冲到蒙面女人面前，欲言又止，后退。蒙面女人双目怒视，步步紧逼，莉泽节节后退，最后从扶梯滑退到地上……

相比电影艺术时空转换的方便，歌剧作为舞台艺术，自由度不免受到限制，而这款奥地利布雷根茨艺术节版《乘客》的制作，显然吸收了电影蒙太奇表现手法，匠心独运地将两个时空可视化。舞台设计的布景有两层，上层是一片雪白的邮轮甲板，一根大烟囱直插上方，既表明这是邮轮上的烟囱，灯光换景后又是集中营焚尸炉的烟囱;下层既是船舱，灯光变化后又是漆黑阴暗的集中营牢房、工作间等。在这里，灯光的使用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剧情不断转换两个不同的时空。

舞台艺术有其短，也有其长，特别是作为音乐艺术集大成者的歌剧。我看过不少反映二战的电影，但看了歌剧《乘客》后，其震撼的程度与电影等艺术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说到电影，比如《辛德勒的名单》，如果缺少配音，效果会怎么样？在影片中配音的小提琴大师帕尔曼，就出过《辛德勒的名单》的唱片，还在音乐会上演奏过。

集中营军官命令塔杜兹演奏自己喜欢的华尔兹助兴，塔杜兹拿起小提琴，从容面对军官。乐队强奏，塔杜兹的琴声响起―不是华尔兹，而是巴赫D小调无伴奏组曲中的第五乐章《恰空舞曲》，遒劲愤懑的琴声表达了塔杜兹面对法西斯不屈不挠、英勇无畏、视死如归。军官被激怒，打手们蜂拥而上，暴打塔杜兹，夺下他的小提琴，砸碎在地，又把塔杜兹拉进死囚牢房。（合唱队唱起悲壮的“黑墙，黑墙，最后看一眼……”）

也许我们在了解了剧情后，会对剧中的女主角莉泽产生疑问：当初她为什么要帮助玛尔塔与塔杜兹？她真有恻隐之心吗？如果玛尔塔与塔杜兹接受了她的帮助，结局又会怎么样呢？一开始，玛尔塔对莉泽并不是全然拒绝，俄罗斯姑娘卡莉的提醒，才走向不可逆转。就如莉泽说的：“他们明白自己要死，还是拒绝了我的帮助。他们全都被憎恨蒙蔽了双眼。”

真是这样吗？纳粹的残暴，惨绝人寰，连莉泽自己也预感到以后的命运，她说的“我为你们违规，帮助你们相会，希望你们能有感恩之心，有朝一日救我一命”，已经表露无遗。而她成为集中营女看守，也是命运时局所迫，这有些像电影《朗读者》里的女主角。就如沃尔特问莉泽：你就像是被水流的漩涡吸走的那一块浮木吗？人性、环境、时代、命运交织在一起，《乘客》展现了一段真实的历史画面。不是概念化的直白，而是立体的、多维的。它的结尾是开放式的：蒙面女人真是玛尔塔？她在渡轮上真的认出了莉泽？后来的结局如何？沃尔特是否会受到牵连？……

多少年过去了，一切归于平静。玛尔塔劫后余生，一个人来到台前，唱起了全剧最后一段怀念难友、怀念塔杜兹的咏叹调：“周围一片寂静，就像和平世界那样安静。我终于找到你了（塔杜兹），找到了你们（狱中难友），你们又和我在一起了。你们活在我心里，你们的欢笑，你们的泪水，你们的爱，都和我在一起。‘不要原谅他们―永远不要’，我听见了你们的呼喊，还有你，我的塔杜兹。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永远不会……”

小泽征尔的故事篇10

关键词：产权分析框架；经济组织；合同；变化性；担保

中图分类号：F0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2-0029-07

对经济组织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源于企业性质的研究。自1937年科斯经典文献《企业的性质》问世以来，经济组织尤其是企业吸引了众多产权理论研究者的关注。研究者或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人性的假定，或是深入挖掘交易的特征，以期更好地解释经济组织的性质及其内部结构。通过这些努力取得了诸多见识，但大都没有超出科斯（1937）的认知[1]。

巴泽尔教授的研究是一个例外。虽然秉承交易成本的分析范式，但巴泽尔关于经济组织的研究并不是以往产权理论研究者的简单复制。在坚持理性经济人、风险中性等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前提下，巴泽尔教授运用自己独特的产权分析框架对经济组织进行了新的思考，得到了与众不同的结论。本文拟对巴泽尔关于经济组织的创新性思想进行梳理，旨在推进学术界对经济组织理论的深入思考和研究。

一、巴泽尔的产权分析框架

在众多产权理论研究成果中，巴泽尔教授的产权理论以思想深刻、观点新颖、见解独到而独具特色。在《产权的经济分析》一书中，巴泽尔教授从“可观察的现象”和“可检验的结论”入手，始终如一地运用产权这一分析工具来审视排队配给与价格控制、经济组织的存在、奴隶制的兴衰、投票制度等在瓦尔拉斯模型中看似不合理的经济现象，提出并构建了最具普遍性和一般应用价值的产权分析框架[2]。用巴泽尔自己的话说，他的产权分析框架“适用于一切人类行为和人类社会制度”[1]（P137）。

产权的界定是产权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巴泽尔构建产权分析框架的逻辑起点。巴泽尔之前的产权理论研究者，如奈特（1924）、戈登（1954）、科斯（1960）大都认为产权存在并可以完全界定，“产权是一种绝对权利，要么存在并得到明确界定，要么就不存在，不可能出现产权只能部分界定的中间状态[1]（P88）”。对此，巴泽尔批评道：“通常将商品当作只具有一种属性的同质实体的做法，容易得到这样的结论：商品要么被拥有，要么不被拥有，不存在任何所有权的中间状态。”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商品都是具有多重属性的复杂商品①，“这些商品的属性，不仅未来的所有者不完全知道，现在的所有者常常也不知道。由于完全界定的成本很高，产权是永远不可能完全界定的。”[1]（P88）商品如此，资产也是如此。从“产权只能部分界定”的特征事实出发，巴泽尔将产权的分析单位从权利整体细化到了权利属性，资产的属性化分析也使得巴泽尔的产权分析独具特色。

在将产权视为一个具有分散属性的权利集合的基础上，巴泽尔进一步探讨了商品交易过程中的产权分割和属性所有。“如果商品的所有者转让一部分属性而保留其余部分，那么来自交换的净得益通常就会增加。采取这种形式的交换，е峦一资产分割的产权，两个或两个以上个人可以拥有同一商品的不同属性。[1]（P5）”所有权的属性分割使得商品的所有权格局复杂化，也间接证明了产权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巴泽尔进一步指出，“不仅商品的所有权常常被分割，组织的所有权也可以被分割。组织内部和边缘的实物运作通常都涉及不止一种商品，而且商品内部属性也各不相同。几个人共享这些属性的所有权，每个人只单独拥有或与其他人共有这些属性的一部分[1]（P8）”。产权分割概念的提出将产权研究的理论课题从产权界定转向了产权治理，令交易以及对这一活动背后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探讨重新回归经济学的的研究视野②。

从产权分割出发，巴泽尔很自然地深入到了对公共领域和共同财产的分析。由于商品属性众多，而获取相关属性的信息成本很高，产权的初始界定通常是不完全的，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权利分割与让渡也不可能完全。不完全的分离使得一些属性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共同财产[1]（P5）。与共同财产最初的含义不同，巴泽尔这里提及的共同财产既非对其使用没有限制的财产，也不是那些处于公共部门的资源，而是那些没有充分定价、没有被持有的属性。它们处于无主的状态，只要花费一定的成本便可以获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商品属性并不是没有价值，而是所有者暂时没有认识到，或者行使权利的成本过高个人选择主动放弃的。由于交易成本总是大于零，产权就不能完整地界定，公共领域与共同财产问题始终存在。面对这一问题，人们所能做的就是采取相应的措施以减少共同财产问题。

与产权分割相联系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实现财产权利价值最大化，这又涉及到产权配置的原则和对产权必要的限制[3]。就前者言，由于所有权分割是不完全的，总是有部分有价值属性成为无偿属性。当交易双方都能影响这一无偿属性时，权利通常不能经济的完全界定。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一种所有制形式能够使来自资产的净收入实现最大化，决定所有权最优配置的原则是对资产平均收入影响倾向更大的一方，得到剩余的份额也应该更大[1]（P8）。就后者论，将同一商品的所有权分割开来，归不同人所有，可能效率更高。但是，由于资产属性的所有者间的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一旦物质实体的所有权明确分割给个人以后，有些人就可能白占便宜，染指非归其所有的属性[1]（P122）。因此，需要专门作出相应的排他性规定，对权利进行约束和限制，从而提高资产权利的净价值。

二、从企业黑箱、两分法到合约

对资源的配置本质上是对资源相关权利的配置，而这种配置关系实际上就是对产权的界定、转让、行使等治理关系。在新古典理论体系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惟一手段。在竞争性市场体系下，消费者的局部均衡与生产者局部均衡的结合就实现了生产与消费的一般均衡。在Arrow-Debru所阐释的一般均衡体系下，理解和应用市场机制是经济学的主要任务。企业是市场的微观基础，是市场的原子。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将企业视为一个外生的当然存在，除了从技术上将其定义为一个生产函数，对其性质和内部结构基本上没有也难以进行解释。企业也因此成为了经济理论中的一个“黑箱”：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在生产函数上选择要素的最佳投入，然后转换为产出。当然，市场结构会对企业的生产规模产生影响，不同市场结构下成本函数尤其是平均成本函数决定着企业的规模，这可能就是新古典理论对企业内部结构为数不多的解释了。

新古典理论体系之所以形成这样的认识，原因在于忽视了交易成本，即假定经济活动发生在一个无摩擦的理想环境中。但在无交易成本的世界中，无需企业组织也完全可以获得与之相同的结果。而事实却是，应用市场机制是要花费成本的，无论是发现价格，谈判、签约还是履约都要耗费资源。当市场交易成本很高的时候，企业就成为一种替代市场的制度。另外，以为企业获取信息、度量生产要素贡献和监督生产等都无需耗费资源，这样的假设同样偏离了现实。如果企业的确无成本地拥有信息，同时能够无成本地监督生产、度量产出，那么企业内的任何运作都只涉及技术关系，企业的确只是一个“生产函数”。但在现实世界中，无论市场交易还是企业运作都存在交易成本，市场与企业的相互替代关系也就在交易成本的两相比较中不断演进，这就是科斯1937年在《企业的性质》中的核心观点。科斯的洞见开启了经济理论中的企业黑箱，但也诞生了存在替代关系的企业与市场的“两分法”。

此后，新制度经济学领域展开了对企业性质更深入的探索。阿尔钦和德姆塞茨（1972）假定企业是实现团队生产节约的一种方式，而且团队成员是通过一系列合约连接到企业中来的。威廉姆森（1971）、克莱因、克劳福德、阿尔钦（1978）则从资产专用性的角度阐释了企业的性质，他们认为促使企业产生的垂直一体化有利于防止对专用性资本的剥夺[4]。虽然在他们的解释中已经有了合约的影子，但最为明确提出产权治理合约性质的是张五常教授。在《企业的合约性质》一文中，张五常将产品市场推广到了要素市场，指出了间接定价在合约关系中的作用，进而明确提出在合约形式下市场与企业的界限是模糊的，“‘企业’是在不同于普通a品市场的合约安排下组织活动的一种速写式的描述”，“说一个‘企业’取代‘市场’是不太正确的，不如说一种合约形式取代了另一种合约形式”[1]（P72）。鉴于此，张五常教授主张经济学家们将注意力放在合约上，而放弃将企业作为他们的分析工具。

巴泽尔批评了科斯将人们间的相互行为分为企业与市场的“两分法”，他指出科斯作出这样的区分“并没有把自己的市场交易成本高的主张贯彻到底”。[1]（P72）为了体现这种成本，巴泽尔首先对“市场交易”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他说，“市场交易应当是这样的交易，一旦完成，交易者之间便不存在任何义务，即货物出门概不退换的交易”[1]（P73）。从这一定义出发，似乎不可能精确地指出，哪些活动应是被指定为企业活动。因为只有当交易是在货物出门概不退换的条件下进行，交易者之间的分离才是彻底的。但是，货物出门概不退换的交易只是一种例外，而不是通例。在所有其他交易中，交易各方之间的合同都对他们的行为实施限制，使得交易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在企业内[1]（P79）。巴泽尔进一步指出，附带卖方责任的交易是对货物出门概不退换交易的一种替代，这种交易对交易者也是有限制的。因此，巴泽尔强调张五常所指出的需要研究治理企业运作合同的观点应当得到扩展，以包括所有受到限制的运作，无论它们是在企业内还是市场上[1]（P73）。

同张五常一样，巴泽尔主张将企业与市场还原为合约③。在他看来，所谓“市场”“企业”，都只不过是人与人之间合同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都可以被还原为个人以及与之联系着的一组合约。他运用一些实例来说明某些合约既不属于市场，也不属于企业。例如，当一个人利用汽车机械师的服务，或去看医生，或请管道工修理下水道，这些是以近似于所要求的产出的单位表示的，好像是把交易置于市场之中。但是其收费却是以服务者提供的时间来计算的，表明这是一种雇佣――可以归入企业的合同。因此，将交易分为市场上的交易和企业内的交易并不十分有效[1]（P74）。事实上，大多数交易的组织都与企业有关，而在企业内组织的交易也有所不同，有些交易主要在企业内进行，有些则主要靠市场。至此，经济理论对产权治理关系的认识从单一的市场配置到市场与企业的两分法，最终发展到合约视角。

三、经济组织的新功能

“分析产权或非价格调整不一定要限于经济的市场部分或市场经济中；实际上，产权方法在最少适用市场价格、最少允许调整价格的制度中最为有用”[1]（P12）。组织是最少使用市场价格的，是产权方法的最佳用武之地[5]。沿着独特的产权分析框架，巴泽尔教授分别从共同财产与延留义务的视角，对经济组织尤其是企业的功能进行了重新定位④。

（一）共同财产与经济组织

共同财产问题是生产过程中由于设备所有权的分割造成的。在企业运营中，为了获得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往往需要两个或多个工人共同操作一台机器设备。这样一来，机器设备的所有权就会被分割，各种有价值的属性归属于不同的操作者。由于相关属性的测度和监督成本差异相当大，并非所有属性都会充分定价，部分有价值的属性就会置于公共领域，成为共同财产。以出租汽车为例，汽车驾驶的部分属性――如使用者的时间和汽油使用相关属性的产权可以清楚界定，但对于轮胎的磨损，监督成本就太高。“由于易损害属性的难以客观界定和据实分摊，未定价属性的消费就如同是半免费的，于是部分程度上也就成为了共同财产。[1]（P65）”

为了遏制设备利用中的共同财产问题，应当对设备的使用者施加限制，以减少其对设备的过度和不小心使用，而组织是实施限制从而减轻共同财产问题的一种措施。⑤巴泽尔指出，对所有权被分割的实体进行管理，需要组织[1]（P67）。另外，巴泽尔注意到了资本物品的物理特征对组织结构的可能影响，“组织的结构形式要能解决一系列的共同财产问题”[1]（P68）。实际上，即使是同一资本设备的不同属性，由于测度与监管成本不同，财富攫取的严重性也不尽相同，管理起来也难度不一。此时，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不同的共同财产问题是合意的，即那些容易产生严重共同财产问题的属性往往由组织所有，而不易产生共同财产问题的属性则往往由个人所有。⑥

巴泽尔进一步指出，“由于大型设备时常有重要属性易产生共同财产问题，所以它们将由某一集权的组织所拥有，这种组织可以称为企业[1]（P66）”。换句话说，“组织是对大型设备容易产生共同财产问题的重要属性的集中管理”[1]（P59）。在这里，巴泽尔通过将设备所有权分割的概念融入对企业的分析，根本地改变了企业的构成。虽然他对企业的讨论也是以规模经济为切入点，但巴泽尔所定义的企业的产品与传统企业的产品有着明显的不同，前者是由它所遇到的共同财产问题的性质来定义的。换句话说，当一件机器设备的不同属性被分别所有时，产出不必非由一家单独的企业来生产，例如，“大办公楼”这一资本商品的属性就是由许多所有者拥有。

（二）延留义务与经济组织

组织存在的另一原因涉及对延留义务的交易的管理。所谓延留义务的交易，即附带卖方责任的交易。大多数交易尤其是涉及到高价值商品的交易，在销售完成之后卖方的责任仍要延续，如对销售的产品质量进行担保。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厂商提供担保和维修服务，消费者会在购买前对货物进行充分的检查，直到确定商品值得购买。但由于商品具有多重属性，信息的搜寻成本过高，这明显不利于商品的销售。提供担保就相当于将本该在交易时界定的权利推迟到交易之后实现，从而避免了交易时产权完全界定的困难，使得交易能够顺利达成。

存在延留义务的交易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商品的所有权是分割的。此时，商品所有权分割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在消费者购买电冰箱后，电冰箱的所有权并不会完全转移给消费者，冰箱生产厂家仍然保留一部分责任，如承担产品故障的保修义务。这些属性归厂商所有显然要比归消费者所有更有效率，因为制冷剂会不会漏出主要取决于生产过程，而不取决于消费者。压缩机的寿命的长短也是如此，它主要取决于生产的工艺过程，厂商对此了如指掌，而消费者则一无所知[1]（P121）。如果让消费者占有与冰箱维修相关的属性的所有啵一旦冰箱出现故障，消费者势必需要花费极高的成本去判断哪一属性出现了问题。所有权的分割可以避免烦琐的属性测度，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

但在将商品的各种属性的所有权分割给各人以后，其中的一些人就可能白占便宜，染指别人所有的属性。例如，在顾客买到有保修的冰箱后，使用起来可能就不那么精心，不像对待无保修的产品一样。此时，要使厂商承担保修的责任就需要对冰箱使用者的行为进行约束，如限制他们不能将冰箱用于商业用途[1]（P122）。对交易双方行为的约束意味着资源并非仅仅根据价格进行配置。实施约束并加以监督需要一种组织，而不同种类的约束相应地就需要不同的组织。当然，延留义务的交易并非惟一依赖组织，但组织却是保障其实施的有效机制[1]（P73）。巴泽尔认为，将那些有延留义务的交易属性置于组织内部，由组织实施约束并加以监督，权利的保障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6]。

四、经济组织的内部结构

巴泽尔对组织内部结构的认识既不像奈特一样认为承担变化性的责任与风险相关，也不像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剩余索取权应当赋予监督者以激励其对团队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偷懒现象进行监督[7]。根据巴泽尔的产权分析框架，谁承担更大的结果的变化性，谁就拥有更多的剩余索取权。承担变化性的能力需要担保，而担保需要资本。缺乏物质资本的要素所有者由于不能为其行为提供担保，因而成为受雇佣的对象。反之，拥有物质资本的要素所有者因为具有为变化性提供担保的能力成为雇主⑦。

（一）变化性、责任与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原则

在1960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科斯指出，只要产权界定清晰且无交易费用时，资源都将用于价值最高的地方，而不管哪一个交易者承担对另一方影响的责任。这一观点被后来的研究者总结为科斯定理，用以说明产权的初始界定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虽然科斯意识到了交易双方之间的责任问题并将其提到了首位，但正如巴泽尔所言，科斯并没有深入讨论为什么会出现损害责任，即产生责任问题的条件⑧。通过引入变化性的概念，巴泽尔将科斯关于责任的讨论纵向推进。他指出，变化性是产生责任问题的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存在消除成本高到禁止程度的变化性时才有责任问题。

在假定存在变化性的情况下，巴泽尔认为，只有造成变化性的人承担其对行为的全部影响时，产权才能得到充分界定。他运用地主与佃农租佃合同的例子来说明变化性的分配对于资源利用效率的影响。“假设土地是均质的，劳动及其努力是可变的，佃农预期产量只会是自己劳动努力的函数。可以想象，如果两个要素所有者选择的是固定租金合同，权利能够明确界定。如果地主与佃农签订的是固定工资合同，佃农势必会通过偷懒而获益，土地产出也不会像固定租金合同下那么多。因此，变化性的合理配置是产权明晰的前提，说不管谁承担变化性的责任，只要权利被清晰界定收入都会实现最大化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只有与变化性配置一致的权利转让，才能完全清晰地界定产权。

值得注意的是，任何一种资产都不是同质的，它们都是多重属性的集合。虽然订约方可以按照其意愿无偿作出规定，但并非所有的属性都值得作出规定并加以监督。一些合同中没有严格规定但又可以变化的属性就成为无偿属性，成为合同双方竞相攫取的对象。这一寻租行为使得来自资产的收入流具有了变化性。在这种情况下，合同双方理应承担各自造成变化性的影响。但是，由于无法准确评估个体对收入变化性的影响，产权通常得不到明确界定。巴泽尔指出，此时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原则应当是，“随着一方对产出价值的影响上升，该方承担相关变化性的更多责任”⑨。

（二）承担变化性的能力与股权资本的作用

根据巴泽尔对组织功能的理解，组织可以被看作对公共领域未定价属性进行管理以减少相关攫取损失的一组合同之网。通过在订约者之间分配变化性，可以减少公共领域内的损失，而变化性的承担是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的。那么，应当如何分配变化性并由此来确定剩余索取权的归属呢？巴泽尔指出，订约者必须对分配其相互作用结果的方式达成协议。当这种结果是可变的时候，订约者将在他们中间分配这种变化性。作为组织基础的中心原则是当合同一方影响平均结果的能力提高时，合同应当将更多的共同行动的变化性分派给该方，而该方对于剩余的索取权也就越大。当造成更多变化性的合同一方承担了更多的责任时，就对其行为的更大部分作出担保。当各方为其行为担保时，他们占交易对手便宜的激励就受到了抑制。因此，巴泽尔所说的变化性的承担与拥有剩余索取权和为其行为提供一种担保是一致的。

通常情况下，每份合约的当事人都承担一部分结果的变化性，从而担保彼此在该交易结果中所占的份额。因此，企业可以看作是一系列结果担保人的联合。但是，巴泽尔认为，并不是所有的要素所有者都可以承担他们行为的全部影响。由于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合作部分发生在企业之外，担保需要资本，而交易者本身的财富水平限制着部分要素所有者承担责任的能力。例如，劳动所有者更有可能进入要求他们对市场工资与实际工资间差额作出担保的合同，而不可能进入到要求担保他们行为的其他可能影响的合同。对于某些责任问题很大，尤其是涉及到一些高价值的设备如喷气式飞机使用的合同，劳动要素的所有者的担保能力往往不足以融通由于变化性带来的资产价值的变化。除了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也可能缺乏足够的财富来充分担保他们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不持有足以担保他们行为的要素所有者可能通过被雇佣而获益⑩。

巴泽尔进一步指出，在提供担保的能力上，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不同。他认为，在保障履约问题上，资本尤其是股权资本具有天然的优越性。股权资本是专门用于担保的要素，股东权益本身就是为保障企业所签一切合同的顺利执行而事先安排好的。股权资本提供担保的能力越强，合同条款的改善就越好。例如，如果雇员得到充分的上岗培训，其专用性人力资本会提高，进而增加产出。但是，雇员自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意愿往往较弱，因为他们并不能够确定在未来能够获得一个与提高的能力相匹配的工资收入。只有股权资本能够提供这种保证。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未清偿的股权资本越高，担保能力越强。从这一意义上看，股权资本是生产性的。可以预期，股权资本的数量将会扩大到这样的程度，即其扩大不止1个单位所带来的成本将带来合同意义上被利用要素――包括借贷资本――的同等价值的提高。因此，担保作用决定着股权资本的最佳水平[1]（P81。进而，担保功能提供了一种界定经济组织边界的方式。组织可以看作是由股权资本担保的合同网，由于股权资本的所有者为组织内部的其他要素所有者的合同进行担保，自然的，股嘧时镜乃有者也就是企业的所有者。

四、巴泽尔对于经济组织研究的创新性贡献

巴泽尔运用独特的产权分析框架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经济组织的方式。在对传统的“企业黑箱论”“两分法”“科斯定理”等经典产权观点修正或补充的基础上，巴泽尔对经济组织的性质和内部结构作出了独到的解释。概括起来，巴泽尔关于经济组织的创新性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对经济组织功能与内部结构提供了新的解释

无论是以科斯、张五常为代表的间接定价理论，还是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交易成本经济学，都强调“组织替代市场主要是节约交易成本”，这似乎也成为了经济组织性质的惟一解释。巴泽尔则是从产权属性化和分割化的事实出发，剖析出经济组织有减轻共同财产问题和限制存在延留义务的交易中的侵权行为的作用，进而阐述了经济组织存在的必要性。由于共同财产问题与存在延留义务的交易都涉及人与人之间的产权治理关系，研究治理产权交易的合同成为了巴泽尔产权理论研究的核心。另外，现有研究要么忽视对组织内部权力来源的考察，要么假设企业威权形成于对风险的承担。巴泽尔关于自有资本的担保功能为企业内部结构提供了一种解释。在巴泽尔看来，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本，劳动者不具备为其行为的变化性提供担保的能力，因而倾向于成为受雇佣的对象。不能担保其活动的其他要素所有者都可以与股权资本所有者签订契约，并将这些交易大量地置于担保人的企业之内便可获益。从某种意义上，巴泽尔的上述观点类似于哈特和莫尔的观点。后者曾指出，对物质资产的控制权能够导致对人力资产的控制，雇员将倾向于按照他的老板的利益行动{11}。

（二）整合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两大分析体系

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中，威廉姆森将交易成本经济学分为两个分支――测度与治理。前者强调测度成本对组织形式选择的影响，后者则主要研究交易的构成因素以及它们对治理机制的影响。巴泽尔的研究通常划分到前者包含的范畴，这可能是由于在1982年的《考核成本与市场组织》一文，巴泽尔提出了“当一种中间产品的测度变得越来越昂贵时，它在市场上售出的可能性越小，而且可能保留在企业内部”的观点[8]。事实上，巴泽尔不仅强调测度成本的重要性，其对经济组织的理解也从治理层面展开。交易作为最基本的分析单位，任何交易都可以还原为合同，具有不同交易特征的交易要求不同的治理结构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观点均在巴泽尔的组织研究中有所体现。不同的是，在巴泽尔的分析中，交易的对象是资产属性而不是资产本身。因此，测度成本与治理结构的观点并非相互排斥，而是在各自有效的范围内，每一种观点都对交易成本经济学做出贡献。从这一点来看，巴泽尔关于组织的研究是交易成本经济学两大分支――测度与治理走向综合的一个表现。

（三）为不完全合约理论提供微观基础

由于有限理性是一个难以在正式模型中分析的变量，第一代不完全合同理论更强调合约的不完全性主要来自于某些关键变量的“可观察但不可描述性”。其中，所谓的关键变量主要是指那些与专用性投资相关的变量。但是，这一观点受到了以Maskin和Tirole为代表的完全合约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不完全合约理论的基础并不牢固。不完全合约理论假设具有充分理性的当事人可以在难以预测未来状况的前提下预期各自的支付函数，信息对称的签约人一定可以凭借这种动态规划能力在事前制定出一个最优的完全合约。第三方的不可证实性并不是构成不完全合同的充分条件[9]。后续研究中，学者通过引入更为复杂的因素，如重复博弈、连续时间、不对称信息、有限理性等来为合约的不完全提供一个理论基础。不同于第一代不完全合约理论，在巴泽尔的研究中，不完全合约的理念更多是通过经验研究传递的。合约的不完全既来自于测度成本与监督成本又来自于产权分割化与保护成本，还来自于人们的有限认知能力。巴泽尔的经验研究不仅为理论研究提供了启示，也为不完全合约理论提供了一个微观基础。

注释：

①阿克洛夫最早在探讨柠檬市场时研究了异质商品问题。巴泽尔将异质商品假设用于其产权分析框架。

②巴泽尔一再强调，合同治理产权的交易，是产权研究的核心。合同无论是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是签约方之间的权利的重新分配。

③张五常指出，在适当的合同约束下，租值耗散问题是可以被消除的，这与巴泽尔论及的通过适当的合同分配变化性从而减轻公共领域内的共同财产问题有相似之处。

④巴泽尔教授是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设备的产权分割以及交易过程中商品所有权分割两个层面来引入经济组织。由于产权分割，产权治理变得更为重要，而实施产权治理需要组织（合同）。

⑤巴泽尔指出，现实生活中损人利己的机会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人们总是想从蛋糕中多切一块，为此付出一些代价也是值得的。为了不使蛋糕大大缩小，人们会想办法，建立组织，更准确地界定产权，以便“分而啖之”。

⑥巴泽尔虽然指出组织是减轻共同财产问题的一种措施，但组织如何减轻共同财产问题，需要深入到对组织内部结构的探讨，即组织内部不同属性的所有权配置问题。

⑦张维迎则认为，因为资本可以传递有关经营能力的信息，从而更应当赋予剩余索取权。

⑧这或许是因为科斯认为产权是绝对且明确界定的，法律权利始终等于经济权利。因此，他认为不管谁承担变化性影响，资源配置都是有效率的。

⑨巴泽尔与孙云主张最优的途径是把产出变动的较大份额分配给其努力程度对产出具有较大边际影响的当事人。同时，为使对专用性资产投资不足最小化，格罗斯曼和哈特、哈特和穆尔的研究表明，产权应当分配给对最终结果的投资较多的那方当事人所有。

⑩尽管这里出现了一系列合约的联结，但它们出现的理由是不同的。

{11}完全合约理论将企业视为非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企业是基于两种存在内在矛盾的理由：在当事人不受财富约束假设下，他们采用资本强权观，即相信非人力资本所有权是权力的最终来源，投资者自然可以控制企业为自己服务；当引入财富约束后，他们采用股东至上观，即认定股东作为非人力资本投资者是企业最主要甚至惟一的专用资产投资者和经营风险承担者。

参考文献：

[1]【美】Y・巴泽尔.产权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7.

[2]崔兵，卢现祥.巴泽尔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架构探究[J].经济评论，2008，（5）：134-139.

[3]李中秋.巴泽尔产权界定的逻辑思路[J].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5，（5）：29-32.

[4]盛洪.现代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发展出版社，2009.

[5]吕福新.产权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分析[J].管理世界，2005，（11）：166-169.

[6]刘东.巴泽尔的产权理论评介[J].南京大学学报，2000，（6）：137-142.

[7]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M].上海：格致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