邴原泣学十篇

邴原泣学篇1

七二班

孟凡印

邴原是三国时期魏国人。他十一岁的时候，父亲去世了，这对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来说更是雪上加霜。邴原是个求知欲很强的孩子，非常渴望学习，可家里这种情况，哪有钱供他念书啊！

邴原家的隔壁就是一间私塾，每天他都能听到里面传出来的琅琅书声，他真想像那些孩子一样坐在教室里学习。一天，他又从私塾的门口经过，想起读书的事情，他心头一阵难过，不禁伤心地大哭起来。

私塾的老师听见哭声，走出来问他怎么回事。邴原抽泣着说：“那些能念书的孩子大概都有父亲或者兄弟，我却没有，而且我家很穷，我既羡慕他们不孤单，又羡慕他们能读书，心里一难过就哭起来了。”老师听后，很受感动，觉得这样渴望念书的少年是很难得的。

老师对他说：“孩子，你要是有志向读书，就到我这里来吧，我不收你的学费。”邴原一听，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连连向老师表示感谢并发誓一定会好好学习。

邴原的确很珍惜这个机会，一点儿也没让老师失望，念书非常用功。当时，《孝经》、《论语》这两部书，别的孩子已经学了好几年了，可邴原一个冬天下来就全会了，成了同学中的佼佼者。

邴原长大后依然求知若渴，经常到各地去拜师求学，因此他的学问日益增多。后来他在辽东定居的时候，一年中来向他求学的人就有数百名，在他的家里，诵读之声不绝于耳。

勤学启示：

学生们，也许你们觉得上学是件很寻常的事，可相对于因念不了书而难过得直哭的邴原，能够无忧无虑地坐在教室里读书，简直可以说是一种幸福，所以你一定要珍惜机会，好好学习才行啊。

邴原泣学篇2

刘贺干了不少荒唐事，很快被霍光废掉了，他原来是继承父亲昌邑王刘的王位，昌邑王的封地在鲁西南，原为汉的山阳郡，他被废以后，群臣一度建议把他迁到汉中房陵县，然而太后决定把刘贺放归昌邑，“赐汤沐邑二千户，故王家财物皆与贺。及哀王女四人各赐汤沐邑千户”。“国除，为山阳郡”，故这个昌邑王财物甚多。到了汉宣帝元康三年（公元前63年）改封刘贺为海昏侯，食邑四千户，让他就国于豫章，这样才被迁到今天的江西南昌。关于原昌邑王、后为海昏侯的故事甚多，从他身上可以知道那时帝王子弟的生活是何等的荒诞不经。现在考古和文物研究偏重于物，没有更多地关注出土文物与墓主人这个人之间的关系，其实文物考古应该因物及人，其人究竟是何等样人，从他的生活和遭遇可以知道一点历史的基本知识以及何以为人的经验教训，即使你生在帝王之家也不可以胡作非为。当然对于享乐至上、游戏人生的人而言，则又是另一回事了。我讲的是人的故事，至于文物则要那些考古专家和学者们去论说了。

刘贺是汉武帝的孙子，许多故事还得从他祖父母，即汉武帝与李夫人的浪漫故事说起，李夫人是因她哥哥李延年的缘故而为汉武帝所宠幸，《汉书・ 外戚・ 孝武李夫人传》称：“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李延年用现在的话讲，他是一个音乐家，擅长作曲和编舞，对司马相如的诗赋，李延年能加以谱曲，其本传称：“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汉书・ 外戚・ 孝武李夫人传》记载：“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以倾国倾城来形容美人之典故即出于此，“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生一男，是为昌邑哀王（即刘）。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怜闵焉，图画其形于甘泉宫”。“武帝崩，大将军霍光缘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追上尊号曰孝武皇后。”这是汉武帝去世以后，霍光所以想着要立昌邑王刘贺为帝的起因，那时刘已去世，他的儿子刘贺继立为昌邑王。

如今海昏侯墓中陪葬的那么多财宝，当是汉武帝封昌邑王刘时，因李夫人之故所赐特别丰厚，刘贺继承了这些财宝。由于这是汉武帝所赐，故霍光在废刘贺时，仍让他保留了这批财宝，刘贺改为海昏侯后，他又带到了豫章，最终带到墓中。从墓中出土的大批黄金和珍贵文物，可以让我们知道汉武帝宫庭生活之奢侈。当然，今天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墓中的文物知道当时的工艺水平和帝室财富占有的状况，这一切都是当时劳动人民的血汗。另一方面，这些财宝究竟给刘和刘贺带来了什么，怎么样去爱护子孙，究竟是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这对当今富豪和官家如何爱护自己子弟来说也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这也许就是海昏侯墓中那么多财宝能带给今人的另一重启迪。

放纵的昌邑王

后元元年（公元前88年）昌邑王刘亦去世，于是由其子刘贺继为昌邑王。由于刘是李夫人之子，其就国时，汉武帝对其赏赐特别丰厚。刘死后二年，汉武帝也去世了，武帝临终前，立其幼子弗陵为太子。霍光是霍去病的兄弟，十余岁时随霍去病前往长安，于是以霍光为郎。霍去病去世以后，霍光为奉车都尉，追随在武帝左右。《汉书》本传称：“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汉武帝）察群臣唯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刘弗陵是赵婕妤之子，汉武帝欲立其子，犹恐女主乱国家，结果是立其子而逼死其母，而让霍光来辅政，在这个问题上汉武帝亦费尽心机了。刘弗陵即位为汉昭帝，当时只有8岁，政权实际是在霍光手上。昭帝在位十三年，21岁时便去世了，无子，在这种情况下，才想到立昌邑王为帝。汉武帝一共有六个儿子，当时还活着的只有广陵王刘胥，而广陵王刘胥本以行失道，汉武所不用，所以霍光有顾虑。当时有人建议废长立少，那么就考虑到汉武帝的孙子一辈，这样才选到昌邑王刘贺。那时的刘贺在二十岁左右，《资治通鉴》载：“（贺）在国素狂纵，动作无节。武帝之丧，贺游猎不止。尝游方与，不半日驰二百里。”他在年龄上与汉昭帝相仿，霍光心目中还是可以控制的。对刘贺而言则对此毫无思想准备，不懂得为帝之难，心目中只有吃喝玩乐，所以一路进京的途中便已荒诞不稽，到了长安继承帝位后更是肆无忌惮，把霍光丢在一边，只顾吃喝玩乐。最为犯忌的是带了自己身边的二百多人一起进京，这样与满朝文武势必在权力结构上发生矛盾，所以做了二十七天荒唐的帝王便被废了。霍光是借皇太后的名义来废刘贺的，而这个皇太后则是霍光的外孙女，当时还只有十四五岁，等于都是霍光说了算。《通鉴》载诸臣连名奏刘贺的罪状于皇太后前，其奏文曰： 海昏侯墓挖掘出数量惊人的金器堆

丞相臣敞等昧死言皇太后陛下：孝昭皇帝早弃天下，遣使征昌邑王典丧，服斩衰，无悲哀之心，废礼谊，居道上不素食，使从官略女子载衣车，内所居传舍。始至谒见，立为皇太子，常私买鸡豚以食。受皇帝信玺、行玺大行前，就次，发玺不封。从官更持节引内昌邑从官、驺宰、官奴二百余人，常与居禁闼内敖戏。为书曰：“皇帝问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黄金千斤，赐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发乐府乐器，引内昌邑乐人击鼓，歌吹，作俳倡;召内泰壹、宗庙乐人，悉奏众乐。驾法驾驱驰北宫、桂宫，弄彘，斗虎。召皇太后御小马车，使官奴骑乘，游戏掖庭中。与孝昭皇帝宫人蒙等，诏掖庭令：“敢泄言，要斩！”太后曰：“止！为人臣子，当悖乱如是邪！”王离席伏。尚书令复读曰：“取诸侯王、列侯、二千石绶及墨绶、黄绶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发御府金钱、刀剑、玉器、采缯，赏赐所与游戏者。”与从官、官奴夜饮，湛沔于酒。独夜设九宾温室，延见姊夫昌邑关内侯。祖宗庙祠未举，为玺书，使使者持节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园庙，称“嗣子皇帝”。受玺以来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节诏诸官署征发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臣敞等数进谏，不变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 刘贺只做了二十七天的皇帝即被霍光所废

从这篇奏文可见，昌邑王刘贺如一匹野马闯进未央宫，到处乱了规矩，他只知道自己可以比在山阳郡更加放肆地吃喝玩乐，根本不知何以为帝的基本规矩，他也不是为了弄权，就是随心所欲地荒淫迷乱而已。他这样就把整个宫廷生活给打乱了，更谈不上如何处理朝政的问题。他被废之后自然不可能再呆在未央宫，结果是让他回去仍旧做他的昌邑王，赐汤沐邑二千户，除王国，恢复山阳郡，而随昌邑王进京的二百多人，都被杀了。所以做皇帝也不能任意和随心所欲地尽干那些迷乱荒唐之事，即使玩游戏，也要有一个规矩，何况是在宫廷之内呢！

刘贺回到昌邑王故地以后，汉宣帝即位，元康二年（公元前64年）遣使者赐山阳太守张敞玺书，要其条奏刘贺居处，考察他被废黜以后的表现。霍光在此前四年的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便已去世，这件事使在位的汉宣帝对刘贺在昌邑的情况不放心，所以让山阳太守去了解其在封地的动态。那时皇子皇孙们生活虽然优裕，但日子并不好过。张敞的报告说：“臣敞地节三年五月视事，故昌邑王居故宫，奴婢在中者百八十三人，闭大门，开小门，廉吏一人为领钱物市买，朝内食物，它不得出入。”这种状况说明实际上刘贺是被监视居住，服侍他的奴婢还不少。其续云：

（地节）四年九月中，臣敞入视居处状，故王年二十六七，为人青黑色，小目，鼻末锐卑，少须眉，身体长大，疾痿，行步不便。衣短衣大绔，冠惠文冠，佩玉环，簪笔持牍趋谒。臣敞与坐语中庭，阅妻子奴婢。臣敞欲动观其意，即以恶鸟感之，曰：“昌邑多枭。”故王应曰：“然。前贺西至长安，殊无枭。复来，东至济阳，乃复闻枭声。”臣敞阅至子女持辔，故王跪曰：“持辔母，严长孙女也。”臣敞故知执金吾严延年字长孙，女罗，前为故王妻。察故王衣服言语跪起，清狂不惠。妻十六人，子二十二人，其十一人男，十一人女。昧死奏名籍及奴婢财物簿。（《汉书 ・ 武五子传》）

从张敞这份报告可以知道，刘贺回到昌邑被监视居住几年以后，便成为一个了，与其进京以后的所作所为截然二人了，之前是不知轻重的胡作非为，后来变成木然痴呆不知所为的状态。第二年春天他便被改封为海昏侯，迁到豫章即今南昌。

刘贺死了以后，由其子刘充国继立，充国死，以弟奉亲即位。奉亲死，国除。元帝即位时，又封贺子代宗为海昏侯，传子之孙，至东汉时尚有子息。从以上记载看，海昏侯刘贺一生是一个典型的出身于帝王之家的纨绔子弟，前面是荒诞不稽，后面是，语言亦不知轻重，完全处于监视居住状态，其物质生活虽仍然豪华富贵，其智力和精神则低下不堪，一个人如果只有物质生活而没有精神的支撑，其生活也就是如此而已。史书的记载，应与其实际状况相差不远，不知这次南昌海昏侯墓的考古发掘能否有些新的发现史书上原有的记载。

问苍生的汉宣帝

可以与刘贺对比的是汉宣帝，他被推上帝位前后的表现完全不同。汉宣帝刘询本是汉武帝的曾孙，是戾太子之孙，他是皇孙之王夫人所生，生数月以后就遭遇巫蛊案，其父母、祖父母皆遇害，刘询虽尚在襁褓，仍然被收系郡邸狱，而邴吉为廷尉监，可怜他是小孩子，无辜，使人乳养，给衣食，这样他才活下来。靠邴吉的保护得以存活，遇到大赦以后，邴吉把他送到其祖母史良娣家。后来有诏书，将其送到掖庭供养，并正式入宗正籍，承认他是皇家之后代。时掖庭令张贺，当年曾在戾太子刘据手下，顾念往日旧恩，对刘询照顾较好，长大以后，为娶暴室啬夫许广汉之女为妻，于是刘询依靠许广汉兄弟及祖母家史氏的照应，读《诗经》，《汉书・ 宣帝纪》称：“高材好学，然亦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这说明刘询是在民间长大的，这一点他与刘贺生长在深宫之中不同。霍光废了刘贺，为什么选择刘询呢？其一刘询确实是汉武帝的直系后代，其二他出自戾太子刘据之后，刘据之母卫子夫与霍家有姻亲关系，霍去病是因卫子夫的缘故受到重用，霍去病之母与卫子夫是姊妹关系，而霍光又是霍去病带进宫中的，故刘询与霍家在祖上有母系的某种血缘关系，在那个时代血缘关系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病已是刘询的小名，字次卿，在刘贺被废以后，霍光便建议：“孝武皇帝曾孙病已，有诏掖庭养视，至今年十八，师受《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爱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后，奉承祖宗，子万姓。”（《汉书・宣帝纪》）从这些记载可以知道刘询来自民间，这种机会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刘询与刘贺不同，他没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班子，进入宫廷为帝只是一个人，除了依靠霍光以外，不可能有任何自己的作为，何况自己周围掌兵的都是霍家的亲信。而霍光也要观察一下刘询会怎么对待自己，所以刘询即位以后，霍光立即稽首归政，刘询只能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看起来汉宣帝对霍光是那么谦恭，实际的心理感受则是如芒刺在背，但只能忍着，否则的话霍光随时随地都能废了他，因为刘贺的下场便是前车之鉴，刘询来自民间，他知道自己身在屋檐之下，怎能不低头呢？毕竟霍光已老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忍着。

霍光是在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三月去世的，对霍光的历史地位还要作具体分析，《汉书・ 昭帝纪》的班固赞称：

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时以成名，大矣哉！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举贤良、文学，问民所疾苦，议盐、铁而罢榷酤。

再说霍光废黜刘贺亦是对的，汉宣帝即位以后霍氏家族势力太盛，盛极而衰也是自然之理，霍光持家不严，这是其败亡的原因。霍光病危时，汉宣帝还车驾自临问病，而且为之涕泣。汉宣帝即位以后，霍光还执政了六年时间，最使汉宣帝痛心的是他的贫贱夫妻许皇后之死，为了把女儿嫁给汉宣帝并能立为皇后，霍光的夫人让人给许皇后下毒，许后立三年而崩，于是把霍光的女儿强配给汉宣帝，还立为皇后。这件事伤了汉宣帝的心，又不能言，自己身边皆是霍光安插的人，要等霍光去世，把身边霍家的人一一调走以后，才能清算霍氏家族，用许家、史家的人逐个代替霍家的人，用御史大夫魏相做丞相，汉宣帝才能躬亲朝政，才能变易霍光时的法令，鼓励儒生议论时政。于是有人上书言：“大将军时主弱臣强，专制擅权，今其子孙用事，昆弟益骄恣，恐危宗庙。”再加上毒死许皇后的事被暴露出来，霍家的子侄辈亦密谋反抗。霍光死后四年，霍氏家族被捕杀，霍皇后是自杀的，与霍氏相连坐诛灭者数千家。《汉书・霍光传》称：

宣帝始立，谒见高庙，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后车骑将军张安世代光骖乘，天子从容肆体，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诛，故俗传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

汉宣帝刘询十八岁即帝位，在位二十五年，终年四十三岁，班固赞云：

“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遭值匈奴乖乱，推亡固存，信威北夷，单于慕义，稽首称。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侔德殷宗、周宣矣！（《汉书・宣帝纪》）

《资治通鉴》亦称：

帝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霍光既薨，始亲政事，厉精为治，五日一听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职奏事，敷奏其言，考试功能。……及拜刺史、守、相，辄亲见问，观其所由，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必然。常称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换一句话说，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甚严，《通鉴》称：“是以汉世良吏，于是为盛。”宣帝时，地方官良吏较多，著名的若赵广汉、黄霸。边将有名的若赵充国，遇到重大问题决策，在朝堂上讨论要不要采纳赵充国所提在西羌屯田的建议，史载：“充国奏每上，辄下公卿议臣。初是充国计者什三，中什五，最后什八。有诏诘前言不便者，皆顿首服。”于是“诏罢兵，独充国留屯田”。记得当年讨论逻辑问题，当时周谷城比较孤立，在中南海见周谷城时，翻开《汉书・ 赵充国传》给周谷城看，鼓励他如果自己意见正确，即使孤立，只要能坚持，少数也会变成多数的。

邴原泣学篇3

[关键词] 金基德 失语 救赎 边缘

doi:10.3969/j.issn.1002-6916.2011.23.003

生于60年代的金基德，经历了朴正熙时代和文化沙漠。他说“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非正常的阶级关系，没有同情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是现实”。他关注的永远是一群生活在社会底层，被主流意识形态边缘化的边缘人群。、罪犯、混混、整容人群、僧侣。在主流意识中，他们或被批判职责，或被忽略遗忘。但正如金基德所说“边缘是我们社会中的一面，在边缘生活的人总是比较隐蔽，这些生活在艰苦环境的人也是非常美丽的”。金基德用写实，甚至极端的形式挖掘出深埋于人性底层的欲望、丑恶与残忍，让世界听到来自边缘世界的嘶吼与呐喊。

一、边缘人群的失语

金基德曾疑问“为什么每个人同样的出生到这个世界，拥有同等的权利和同等的品质，可是一旦我们长大，我们就被区分开来”。在金基德的电影中，有一类失语的人。如《空房间》中的泰石，或是《呼吸》中的张真。

是不愿意说，抑或是不能说。在金基德的电影中，他们有如天生就有语言障碍一般。沉默失语的世界，是金基德无法割舍的情结。语言的有力，因为它承载的无数期许与承诺。语言的无力，因为它可以随意的造假，因为它可以被肆意的遗忘背叛。相比较而言，无声的表情和动作则能带给人更剧烈的撼动。

《呼吸》中，死囚张真猛刺自己喉咙的自残没有结束他的生命，却令其失去了声音。与其说失去声音是由于身体上的伤害，或许妻子的背叛及死亡才是导致他失去期望和对生活的信仰的根本原因。信仰的丧失和来自生活的伤害才是他失声的根源。

《空房间》中的泰石，同样选择用沉默面对这个世界。与张真不同，他失声的原因无从查找。泰石，这个生活在背后世界的人，无从了解他在眼前世界遭遇了什么，但是当谎言变作真实，当语言不再被相信，并一再被扭曲理解时，语言的无力，不言自明。

在电影镜头里，动作比语言更具有表现力，更能加深观众对情感与故事情节的理解。在电影中，应尽量减少只是单纯通过言语去叙述故事，因为画面可以表现事件。沉默是有价值的，一个面部特写要比滔滔不绝的优美空话感人得多。金基德用其标志性的长镜头结合演员成熟的演技，将语言的精简运用到了极致。

“在我的电影里，那些人不能言语是意指他们曾经受过很深的伤害，他们对他人的信任不复存在是由于初始的诺言破灭。他们被告知‘我爱你’，然而承诺的人却并非真情真意。因为种种的失望让他们失去了信仰和对他人的信任，于是不再言语。他们转而寻求暴力，我更喜欢把它称为一种肢体语言，我更愿意把它理解为一种身体上的表达而非单纯的消极暴力。”

在金基德的电影中，《漂流欲室》则突显了这种失语与暴力的结合。

《漂流欲室》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有如“世外桃源”的地方，在美丽的背后，隐藏着的其实是裸的欲望、捕杀、虐待、性、逃避。这里没有所谓上层人群、主流人群的同情怜悯。只有他们在远离城市后显露的原始欲望。在这里的生活充斥着、和满足私欲的虐杀。哑女一方面作为人们泻欲的工具，另一方面也是无限膨胀欲望的根源。影片中那条被残忍虐待后方生的鱼，因无法遏制欲望而再次咬钩，就是影片中人们的真实写照。一次次被欲望伤害，却依旧臣服于它， 无法遏制的通过痛苦感知自己的存在。同时被欲望控制一次次伤害他人，如此自己就不再是孤单的。代替哑女语言的鱼钩，把她心爱的男人从湖水中救出来，亦是捕捉回来。在故事后段，哑女被男人疯狂的踢打下体，在男人的眼中那有如其疯狂欲望的根源。而后哑女将一串鱼钩塞进下体，用毁灭的方式希望毁灭那罪恶，同时也是为留住那男人的最后一搏。伴随着的，是哑女整部电影中唯一的一次发声。

没有容易修饰的语言，当人们失去最好的欺骗工具；没有了外表和地位的修饰，当人们失去最好的伪装。边缘人群被所有人类与生俱来的欲望边缘化。与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金基德并不是简单的放弃对白，而是精简对白。用镜头和简练的语言诉说。有如《弓》中的老人和少女，有些默契和感情已然不再需要对白。在安静的世界中，使观者慢慢体会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金基德自己对社会的控诉。

二、轮回与救赎

宗教性是金基德电影的一大特点，与幼年的经历有关，也与在教堂工作的经历有关，在他的电影中，一直都充满着与佛教和基督教有关的命运轮回及救赎。

他的电影主人公往往都深陷在自身欲望中。而边缘人群轮回和救赎的主题则更是突显在《撒玛利亚女孩》和《春去冬来又一春》两部电影中。

撒玛利亚指的是出卖自身肉体为神服务的女人，与她们有过性关系的人需要信仰神。抱着这种心态和信念，洁蓉为自己和朋友的理想努力着。她总是怀着神圣的心态面对每一个客人。影片并没有涉及过份色情的镜头，而洁蓉在的过程中，表情也往往充满救赎的情绪。

正是由于这样的信念，洁蓉死后，倚隽才打算帮助洁蓉完成她的救赎。她与洁蓉过去的每一个客人，并把钱还给他们。而与此同时，倚隽的父亲也用自己的方式报复着那些嫖客，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女儿的世界，直到最后被警察带走。而大多数的客人，也在取回金钱的同时，找回了自己的灵魂。

那些客人在洁蓉的身体上寻找慰藉，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诉说。诉说面对的人与事，诉说事业家庭、紧张惶恐。他们每个人都不会被大众归类为边缘世界，但是完成他们救赎，他们寻求安慰的方式却是来自于两个被边缘化的孩子。当倚隽还钱给每个客人并感谢他们的时候，那个男人与洁蓉、倚隽都得到了救赎。在这个过程中，倚隽也开始找到自己，开始成长，在父亲教会倚隽开车并离开她的时候，倚隽虽然张惶失措的把车开得歪歪扭扭，但是她已经可以自己远行。

春夏秋冬本身就是一种轮回，金基德在《春去秋来又一春》中巧妙地将小僧人的一生与四季结合。

春天，小僧人拿石头捉弄小动物。在老僧人发现后，用相同的方法惩罚了他，并要求小僧人解救那些被他捉弄的动物。在发现动物们已经死亡时，老僧人对着哭泣的小僧人说“你给他们绑的石头，未尝也不是你自己心灵的石头”。夏天， 小僧人成长为少年，面对少女，无法抑制欲望而犯戒，离开了老僧人，离开了寺庙。秋天，当年的小僧人已年过中年，谋杀妻子后逃到寺庙。在老僧人的劝说下，静心刻下心经，后与警察离开，接受应有的惩罚。冬天，服刑结束的男子回到寺庙，开始修行，用苦修来净化心灵，救赎自己。之后，又一个春天开始。小僧人的一生与老僧人的一生有如一种命运的轮回，僧人一生中的堕落与救赎也有如一种轮回。

一个人，要有多大勇气才能面对自己最不堪，最痛苦的过去？在小动物身上绑着的石头，未尝不是对自己心灵的施压。面对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或是社会对人类个体的压迫，以及现实中对丧失信任和信仰的危机感。人们该何去何从，人们能否面对它，解开它，放生自己，解救自己。

结语

当脆弱美好的东西可以被肆意破坏，当真相真话可以被盲目的否认和扭曲时，所谓边缘与主流的界限已不再那么清晰。金基德的电影，夹杂着他的思考，他的不解，和他的恐惧。他用一种注视的视角观察着这个世界，展现着这个世界。 他用暴力、血醒、性、无助、谎言、罪恶……这些刺眼的画面来批判质问这个世界。同时，他也用孤岛般的布景，失语的人类，精简的对白，平静的叙述着每一个社会悲剧后活生生的个体。

参考文献

1. [法]马尔塞•马尔丹. 《电影语言》.何振淦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2006.

2. 郑殿辉. 谈金基德电影的边缘镜像[J]. 电影文学. 2011年第24期.

3. 邴波，海刚. 独特影像中的独特人性关怀――透过《呼吸》看金基德电影[J]. 电影评介. 2008年第17期.

4. [美]波德维尔. 《电影艺术》. 彭吉象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邴原泣学篇4

《丰洛墓志》一合，志盖无字，志石长、宽为65×65 cm，凡25行，行25字。由于志盖无字，志文首行也不似一般墓志有正式称呼，故不能知道墓主的姓氏，仅知其名洛字丰洛。案北朝时期，非华夏的胡族人士，特别是北来诸族人士，名中含洛字者极多，其中身份较高者亦偶见其字中含有洛字。如万俟洛，字受洛干[1]；厍狄洛，字回洛[2]；宇文洛，字永洛[3]。应当都是译音，而区分名、字，从原名中提取一音作为名，以原名为字，是胡族上层在姓氏名字的习惯方面逐渐认同华夏传统的途径之一，是汉化的表现[4]。以丰洛为名、字者，在北齐也颇有人在，如高澄有监厨苍头薛丰洛[5]、高洋有家人盖丰洛[6]；北朝末年关中造像记中亦 著录有僧人原名丰洛[7]。丰洛既是译音，故有时又写作丰乐，如盖丰洛或作盖丰乐[8]；斛律金次子斛律羡字丰乐，丰乐或作丰洛[9]，等等。本墓志的主人丰洛，以五十七岁卒于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公元564年），则其生年当在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梁武帝天监六年，公元507年）。当六镇颠覆、北魏土崩之时，丰洛正值二十岁左右。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526年）四月，“朔州城人鲜于阿胡、厍狄丰乐据城反”[10]。史书没有再提到厍狄丰乐后来的情况，我们只知道这个朔州城民集团，在鲜于阿胡的率领下，向东南方向进入到今山西省的北部[11]。这是六镇乱民共同的流动方向。墓志称丰洛为云中郡人，云中即原朔州州治所在（今内蒙和林格尔境）。但是我们还是无法知道，在朔州反乱中起了领袖作用的厍狄丰乐，是否就是本墓志的丰洛。

谨迻录并标点《丰洛墓志》志文于下，并对志文中的某些问题稍作考释于后。

公讳洛，字丰洛，云中云阳人也。黄帝之基苗，清阳之后裔。啚天启 / 式，托日月以弘明；写地开符，带川河而作固。胙土丹青之录，建德 / 金玉之章，缣素存焉，科条备矣。祖大，叡识早闻，英风夙举。父宁，堂 / 构克隆，道光熙盛。公诞应雷雨之气，禀自川岳之精，神策憣以无 / 穷，雄啚迈而弥远。弱冠，为文襄皇帝辟为亲信都督，委以河带，公 / 受寄焉。复除使持节都督北华州诸军事、北华州刺史。洎水德革 / 命，木运应啚，除领左右大将军，封啔宁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威 / 而不猛，怀远以德；肃而不残，招携用礼。又转使持节都督汾州诸 / 军事、汾州刺史，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公劳多齿夙，干举才雄， / 轩盖所临，威恩昭著。除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师、中领军，进爵 / 啔宁县开国侯，俄迁使持节都督晋州诸军事、晋州刺史。帝以公 / 志略坚明，气尚沉果，思藉心膂，追为内任，除中领军，别封寿昌县 / 开国公，并领护军将军。善练八阵之机，尤通六奇之术。威加荒裔， / 声慑戎夷。除肆州诸军事、肆州刺史。政绩未融，奄焉遇疾，以河清 / 三秊闰九月十五日薨扵晋阳，春秋五十有七。朝野兴亲戚之悲， / 皇上有衷悼之泣。诏赠使持节都督定、瀛、沧、幽、安五州诸军事，本 / 将军，定州刺史，司徒公，尚书令，品、爵如故，窆扵邺城西南廿里。若 / 夫地久天长，河山易竭，刊功铭德，金石难雕，幸缀徽猷，以传芳懿。 / 其词曰： /

应符两地，啔德参天，啚镕作范，彂系伊川，收罗七政，捴驭八埏，有 / 国有家，金镜长悬。乃祖乃父，王质弘宣。唯公诞圣，应精雷雨。九功 / 作文，七德为武，礼苞姬旦，仁兼尚父。帝曰钦哉，加锡茅土。忠同四 / 友，勋侔九命。黼黻貂蝉，重辉叠映，分符制锦，兴謌起咏，民俗以康， / 遐迩称庆，乌飞易度，兔走难留，悬光垂景，顿尽山丘。岂啚兰懿，沦 / 没泉幽。将经寒暑，方歴春秋。故镌金石，式憣芳猷。

1.“云中云阳人也”

据《魏书·地形志》朔州与云州条[12]：怀朔镇于北魏孝明帝孝昌间改镇为朔州[13]；改原朔州为云州以避免朔州之名重出的情况。六镇兵乱，北边沦弃，孝武帝永熙间（532-534）侨置朔州、云州于并州界。原朔州州治即在云中郡[14]。《魏书·地形志》云中郡领延民与云阳二县。延民为州、郡治，明元帝永兴（409-413）间置，其地即西汉定襄郡城、北魏前期的首都盛乐城[15]，城址在今内蒙和林格尔县下土城乡之上土城村[16]。云阳县则迟至北魏末年孝武帝永熙（532-534）间始置，地不详，王仲荦先生说在今内蒙托克托县[17]，未知何据。永熙之时，由于六镇反乱和柔然的压迫，魏朔州、云州之地几乎沦为空荒，原居民或投身六镇叛乱，或裹胁其中，尽皆内迁。难以设想此时会在比盛乐城更西、甚至已经无法维持元魏军政存在的地方，却设置一个云阳县。所以我认为王先生的说法不能成立。案北魏末年稽胡刘蠡升所居曰云阳谷[18]，黄河以东的稽胡（山胡）主要活动于汾州，即今吕梁山及其以西地区。云阳谷应当就在汾州境内[19]。这个云阳谷与云阳县有没有关系呢？我推测，云阳县可能就是为了安置内迁的云州（原朔州）云中郡流民而设的侨县，属于同时侨置于并、肆、汾三州的六州（恒、燕、云、朔、蔚、显）郡县的一部分。据《元和郡县图志》，侨置于并州的云州故城，在祁县西二十里[20]，其地今为文水县城以东的云周村[21]。如果云阳县的得名确与云阳谷有关，则其地当在云州城以西，进入汾州境内了，即今吕梁山中部，正是山胡渊薮。从丰洛此例可知，内迁六州人民，按照侨郡县 著籍。

2. “黄帝之基苗，清阳之后裔。”

中古时期的内入各少数族，先后卷入到逐步认同华夏文明及其历史传统的潮流中。其表现之一，便是自己追溯祖先时，多溯至炎、黄。司马迁作《史记·匈奴列传》，谓“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22]。这究竟是战国以来中土的传统认识呢呢，还是匈奴接触了秦汉文化以后的发明？尚待研究。魏晋北朝建立过政权的各部族，大多自溯其始祖至于五帝。《晋书·载记》的史源主要是崔鸿《十六国春秋》，而崔鸿书则主要依赖各政权之霸史。凡霸史有成者，其溯祖的倾向大多保留在今本《晋书》中。如匈奴刘渊继承西汉以来匈奴溯祖的传统，“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23]。慕容氏谓“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24]。有熊氏即黄帝。氐人苻氏自谓“其先盖有扈氏之苗裔，世为西戎酋长”[25]，有扈氏灭于夏啔。羌人姚氏则自称“其先有虞氏之苗裔”[26]，有虞氏即虞舜（舜生姚墟，以为姚姓）。赫连勃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国称大夏”[27]。建立了西秦政权的陇西鲜卑乞伏氏，其后代到北齐时自溯其祖先曰“其先盖夏禹之苗裔”[28]。后起之拓跋鲜卑则溯至昌意之少子[29]，昌意为黄帝子。宇文氏则追溯至于炎帝，“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为黄帝所灭，子孙遯居朔野”[30]。不仅这些建立政权的北来部落氏族要如此标举，那些较小的部族也表现出对华夏传统的认同、靠拢和皈依。比如长期活动于陇山中部（秦州略阳郡）的屠各胡王氏，也自称“实轩辕之裔，后稷之冑”[31]、“盖黄帝之所出，后稷之枝裔矣”[32]。与拓跋鲜卑同起于草原的尉迟部，改姓尉以后，犹自称“发颛顼之遐源，资有夏之苗裔”[33]。凡此追溯，有否历史和文化的依据，尚待考证。但是，对于中古时期特别是十六国北朝的中国来说，民族冲突、汇流、熔冶与化合进入到一个关键的时刻，这样的同源意识，无疑为历史绕过险滩提供了极宝贵的心理平台。《丰洛墓志》谓丰洛为黄帝子清阳之后裔。清阳是黄帝子少昊的字[34]，典籍中清阳多作青阳，又名玄嚣。青阳与昌意都是黄帝与其正妃嫘祖所生，为黄帝二十五子中之最贵者[35]，其后裔亦最显赫。前举各内入少数部族，溯其始祖，多循昌意一脉。而溯祖至于青阳者，以我阅读所及，仅此一例。

3.“弱冠，为文襄皇帝辟为亲信都督”

案丰洛以五十七岁卒于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564），则其生年当在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而高澄生于北魏孝明帝正光元年（520），于安定王元朗中兴元年（532）始立为世子[36]，辟亲信都督，不得早于此年。其年丰洛已二十五岁，不应称为“弱冠”。此前丰洛以“六州军士”身份，已入高欢阵营有年，“弱冠”盖略叙其事。“亲信都督”一职，见于北魏末年及东、西魏之际，可能是统领“亲信”的武官。胡三省说：“亲信都督，魏末诸将擅兵，始置是官，以领亲兵。”[37]胡氏这样解释亲信都督，是就其性质与实际状况而言，自然不误，但是未能阐清此一制度的渊源所自。兹略加辨证，以明其源流。

亲信，是高级官员与贵族所配备的护卫亲兵。《隋书·百官志》：“王公已下，三品已上，又并有亲信、帐内，各随品高卑而制员。”[38]而北魏末年权贵得配置亲信的制度，可能是从南朝学来的。作为恩渥优礼的待遇，“给亲信”虽然最早见于西晋[39]，祗是到了南朝才形成制度。《南齐书·百官志》：“诸大夫官，皆处旧齿老年，重者加亲信二十人。”[40]所谓“重者”，由南朝史书中“给亲信”、“加亲信”的记载来看，这种恩典绝大多数都是加给左、右光禄大夫和金紫光禄大夫的[41]。南朝的亲信，大概主要从事厮役，并非兵士。“给亲信”和“给扶”，在南朝都是对耆年大臣的优渥制度。北魏后期可能学习了这一制度，也有了类似的“给亲信”[42]和“给扶”[43]。重臣得配亲信，就成为一个制度。可是，最初所配的“亲信”，应当与南朝接近，并非武装人员，大概主要是厮役供养之徒，至多不过是仪卫性质。

北魏末年，“亲信”一变而为武士。从史料分析，这一转变的契机，应当是尓朱荣所建立的心腹武装“亲信”组织。高欢曾任尓朱荣亲信都督[44]，另外綦连猛曾被尓朱荣“征为亲信” [45]。我推测，尓朱荣利用了重臣得配亲信的现有制度，把亲信改造成为贴身的武装侍卫。亲信的性质由此而变。高欢出自尓朱集团，继承了这一制度。东魏时期，高氏霸府继续改造“亲信”制度，扩大“亲信”的组织规模，把亲信变成霸府的一种相当于皇朝禁卫亲军的武装力量，亲信都督遂成为一个重要的中级武官。正史中这期间历官亲信都督的，有尉兴庆、段韶、斛律光、厍狄盛、元景安[46]。石刻材料中也颇有人担任此职[47]。亲信作为一个军事组织，有都督，也有副都督，皮景和、鲜于世荣曾任高欢亲信副都督[48]。入齐以后，未再见此职，大约已归并到领军系统的禁军中去了。亲信制度倒是在西魏和北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亲信成为起家官之一[49]，西魏也见有“亲信都督”[50]，大概同样源于尓朱氏。后来北周和隋的“领亲信”都是由此派生的。

4.“使持节都督北华州诸军事、北华州刺史”

北华州，据《魏书·地理志》：“太和十五年置东秦州，后改，治杏城。”[51]志文简约，语焉不详。《隋书·地理志》上郡条与扶风郡汧源县条，对此有比较细致的说明。其上郡条曰：“后魏置东秦州，后改为北华州。西魏改为敷州。大业二年改为鄜城郡，后改为上郡。”[52]其扶风郡汧源县条曰：“又有西魏东秦州，后改为陇州，大业三年州废。”[53]《元和郡县图志》坊州条：“刘、石、苻、姚时，于今州理西七里置杏城镇，常以兵守之。后魏孝文帝改镇为东秦州，孝明帝改为北华州，废帝改为鄜州。”[54]由以上所引，我们知道，孝文帝十五年改杏城镇为东秦州，到孝明帝时又改东秦州为北华州，北华州治杏城，属中部郡中部县，即今陕西省黄陵县境内。关于孝明帝改东秦州为北华州的时间，亦可考知。《太平寰宇记》：“孝明正光三年，分泾州岐州之地，兼置东秦州于故汧城，领陇东、安夷、汧县三郡。”[55]据此，孝明帝正光三年（522）在岐州平秦郡雍县的汧城（今陕西省陇县西南）设置了另一个东秦州。这一时间，也应当是以杏城为中心的东秦州改名北华州的时间。甚至可以说，之所以要改名为北华州，是因为东秦州的名字另有用处。原东秦州以南是华州，以此为基准，遂改名北华州。但是，为什么要在汧城另置东秦州呢？这是由当时陇右和陇南地区的政治形势决定的。孝明帝正光二年初，南秦州氐人反，魏廷命邴虬讨叛[56]；形势显示邴虬往而无功，到年底，更大规模、更大地区的氐人卷入了反乱，河间王元琛也遭遇惨败[57]。可以说，南秦州氐人的反乱，是北魏末年边镇大反乱的先声。这一形势对陇右和关中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我想，这正是魏朝廷要在汧城设置一个“东秦州”的原因——招抚反乱地区流迸出来的流民，并策划进一步的用兵。因此，前引《隋书》谓汧城的东秦州置于西魏的说法，是错误的。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已经予以澄清，他并指出《魏书·地形志》不提汧城的东秦州也是一个遗漏[58]。

杏城地区在十六国北朝时期，以部族成分复杂、各部族叛服无常而著名，而尤以卢水胡为多[59]。前、后秦时代，杏城的战略价值由于其靠近长安而凸显出来。《太平寰宇记》谓“杏城镇，姚苌置”[60]，就反映了从前秦以来杏城地区部族形势对于全局影响力的提高。岭北地区部族复杂、易动难安的局面，经后秦、赫连夏至于北魏，非但没有好转，似乎变本加厉，更趋严重了。孝文迁洛以前，杏城地区经常发生部族叛乱，动辄危及渭河以南的长安地区乃至黄河以东的并、汾地区[61]。从部族熔冶、化合的立场看，这个时期以杏城为中心的岭北各少数族，正在发生深刻的社会变迁，各部族正在逐渐失去原有的部族形式和特征，而纷纷融汇到“稽胡化”、“杂胡化”的历史潮流中。历史地看，这正是中古时期民族大融合的趋势，表现在黄河两岸地区各部族中的曲折途径之一。孝文帝改杏城镇为东秦州，应当就是为了以更有效的政治手段处理这一地区的部族纷争问题。在此我们要面对这一问题：孝文帝为什么要把这一地区设置为东秦州呢？也就是说，东秦州是如何得名的？秦州远在陇右，其间隔着雍、泾、豳、岐等州，这一现象如何理解呢？

在雍州境内设置东秦州，并非始于北魏孝文帝，而始于一度占领了关中的刘裕。东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秋，刘裕灭后秦，控制了关中的岭南大部分地区。同年冬，刘裕返回江东，留子义真镇长安。《宋书·武三王·刘义真传》：“乃以义真行都督雍凉秦三州司州之河东平阳河北三郡诸军事、安西将军、领护西戎校尉、雍州刺史。……寻除正，加节，又进督并东秦二州、司州之东安定新平二郡诸军事，领东秦州刺史。时陇上流人，多在关中，望因大威，复得归本。及置东秦州，父老知无复经略陇右、固关中之意，咸共叹息。”[62]《资治通鉴》叙其事曰：“裕以次子桂阳公义真为都督雍梁秦三州诸军事、安西将军、领雍东秦二州刺史。……（毛）德祖领秦州刺史。”[63]可见，刘裕在关中既置有秦州，复置有东秦州，两个秦州之间，东秦州显然更重。《南齐书·州郡志》：“（义熙）十四年，置东秦州，刘义真为刺史。”[64]十四年当作十三年。案刘裕大军入关，西纔至槐里，北不能逾岭，其秦州当置于武功，则东秦州必在渭北冯翊境。自西晋末年以来，历刘、石、苻、姚之变，秦州流民源源下陇，东徙而屯聚雍州者最众。刘裕置秦州，遥领陇右，仅仅具有政治姿态的意义，所以由排名约在第五、六位的毛德祖任刺史；而置东秦州，则是管理流徙屯聚于雍州界内的秦陇流民，这是具有现实意义的职官，就须由留在关中的统帅刘义真亲自兼任刺史了。因此，雍州东部在刘裕时候设置东秦州，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然而，北魏孝文帝在杏城置东秦州，并不是直接受到了七十多年前的刘裕的影响。最直接影响了孝文帝的，是继承了刘裕成果的赫连勃勃。刘裕所置东秦州，并不在杏城地区。此时的杏城，为赫连勃勃所据，成为赫连勃勃经略关中的跳台和基地。勃勃攻取长安、全有关中地区之后，未曾改变其以鄂尔多斯中南部为政治中心的战略，仅在长安置南台，以子赫连璝镇长安。对于赫连夏的政区地理，史料阙乏，我们所知甚少。《晋书·地理志》有一段极简洁的记录：“置幽州牧于大城……以朔州牧镇三城，秦州刺史镇杏城，雍州刺史镇阴密，并州刺史镇蒲坂，梁州刺史镇安定，北秦州刺史镇武功，豫州牧镇李闰，荆州刺史镇陕，其州郡之名并不可知也。”[65]这一条材料所反映的州镇设置，时间上应当不是平行的。清人洪亮吉早就指出，雍州刺史镇阴密，本是在赫连勃勃夺取长安以前的情况，夺取长安以后，赫连璝便以雍州牧镇长安了[66]。洪氏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他接着对“秦州刺史镇杏城”，提出了同一思路的貭疑，因为在夺取长安的一年多以前，勃勃就攻克了后秦的秦州。如果要置秦州，也只有置于天水上邽才合理，怎么会让“秦州刺史镇杏城”呢？所以，他认为，这也是较早时期的情况[67]。其实，对待《晋书》的这条材料，还需要批判和怀疑。

赫连夏的这些州镇中，雍州和朔州是实地实州。侨置各州中，于大城（今内蒙古伊克昭盟）置幽州、于蒲坂置并州，明显是针对拓跋魏的，既有政治需要，又有军事价值。而豫州、荆州之设，自然针对东晋。其余三州，我们先把秦州搁置一边，来分析梁州和北秦州。自义熙三年东晋假仇池氐王杨盛以“使持节、北秦州刺史”的官号以后[68]，南朝各代，率以仇池氐杨氏之首领为北秦州刺史，遂视仇池国为北秦州。北秦州之得名，由于其在侨置于汉中（属梁州）的南秦州之西北。同样是仇池地区，前秦于其地置南秦州，后秦当亦因之[69]，其得名盖由于地在秦州以南。东晋于梁州侨置南秦州之后，很少任命秦州刺史，史书一般说到秦州，其实是指南秦州。刘裕既至关中，形势已变，以毛德祖为秦州刺史，显然是针对已经控制陇右地区的赫连勃勃。刘裕在关中最西的重镇是武功，所以其秦州应当设在武功。勃勃据有关中以后，给结好江左的仇池国一个姿态，作为相应的政策，在武功也侨置北秦州；从制度渊源上说与前秦、后秦的南秦州也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还是直接继承了刘裕的措置。这便是镇武功的北秦州刺史的由来。至于梁州，同样继承的是前、后秦的传统，同时又针对江左政权所实际控制的汉中地区。明白了这些，我们该知道，勃勃于关中的各项兴革，既是继承前、后秦，又刻意针对刘裕已有的措施。那么，刘裕十分重视因而特别设置的东秦州，也理应得到勃勃的类似反应。所以，我认为，《晋书》“秦州刺史镇杏城”一语，本应当是“东秦州刺史镇杏城”，史书脱一东字。如果这一推测成立，首先在杏城设置东秦州的，便是赫连夏了。

北魏孝文帝改杏城镇为州时，自然会尊重当地已有的传统，以“东秦州”作为其州名了。这样，我们就了解了东秦州地名产生的曲折过程。其实，这一时期很多地名都处在急剧变动中，乍看相当混乱，深入考察之后，能够看到其中变迁的线索与逻辑。变化的地名，也反映着变化中的社会与政治[70]。

《丰洛墓志》中丰洛为“使持节都督北华州诸军事、北华州刺史”，时间应当在东魏孝静帝武定年间（543-550）。这时汾水下游和黄河以西，都在西魏控制之下，杏城地区当然更加不能容高氏集团染指了。可是，丰洛仍然得任北华州刺史。这是对立政权间从政治合法性上否定对手的一个重要手段，宣示着对大一统的古老政治传统的认同。仅仅在《北齐书》中，我们就可以随意找到许多类似的任官实例，如厍狄回洛为夏州刺史、张保洛为西夏州刺史、斛律羌举为东夏州刺史、袁洪猛为灵州刺史、鲜于世荣为河州刺史[71]，等等。

5.“洎水德革命，木运应图”

北魏肈基于云、代，即在夺取中原之后，仍长期都于平城，以云、代地区为立国根本。北魏建立之初，对于暦运行次问题，是什么态度呢？《魏书·太祖纪》天兴元年十二月：“诏百司议定行次，尚书崔玄伯等奏从土德，服色尚黄，数用五，未祖辰腊，牺牲用白，宣赞时令，敬授民时，行夏之正。”[72]《魏书·礼志》也说：“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73]既然讨论的是暦运行次，便存在着一个五行生胜的问题。依据西汉末年以来的暦运行次理论及实践，五行相生才是法统传承的合理轨道。既然北魏自居为土德，火生土，那么北魏之前的正统政权就是火德了。这是指哪一个政权呢？从《魏书》中我们找不到直接的说明文字。让我们对汉魏以来的暦运行次略作回顾。

案五德终始的政治学说，成于汉代。西汉末年以后，汉为火德，遂成不易之论[74]，此乃文史常识，无待繁言。中古世乱，丧失一统局面，政权转移既速，民族纠葛、华夷之别复掺杂其中。争正朔、明法统，就成了具有现实意义的政治问题。魏以土德承汉，晋以金德承魏。东晋偏在江东，号称正统，南朝四代，遂各以运次相承：宋居水德，齐居木德，梁居火德，陈居土德。这些都是学者耳熟能详的故实，亦无待考证。问题是，与东晋南朝同时，在北方，暦运行次的政治理论，又以怎样的形式发生着作用呢？特别是在北魏之前，即五胡十六国时期，暦运问题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呢？

十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少数族各政权，从政治理论到百官制度再到文化倾向，无不以汉魏为榜样，认同于华夏传统。其部族发育、社会发展虽各有偏短，但认同华夏、脱离原有部族文化与狭隘组织的趋势，却无一例外地存在于所有少数族政权中。作为华夏政治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暦运行次的讲求，也同样体现在五胡政权中那些具有宏大政治抱负的胡族精英身上。迭兴于中原地区的胡族政权，惟恐不在正统，又不得不斥江东为非正统，遂亦各有所居。

刘渊建汉，上承刘备，居炎汉之火德，并魏晋而排斥之。这种否认传统、罔顾现实的的作法，到了刘曜时候就被放弃了。刘曜改国号曰赵，承晋为水德[75]。石赵既与刘曜为敌，亦承晋为水德[76]。慕容前燕最初以水承晋[77]，后乃以木德承石赵之水德[78]。同时与燕东西分立的苻秦，也同样承赵为木行。《晋书·姚苌载记》：“自谓以火德承苻氏木行。”[79] 这说明，苻秦承石赵为木行，恰与前燕一致，同样认可了石赵的正统地位。故石赵为五胡中最早获得法统认可的政权。

从十六国历史的角度来观察石赵正统地位的这一变化，可以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华夷问题给五胡政权合法性带来的窘境，从此有了一个突破。这给后来相继建立政权的各少数族，树立了榜样。这一情况的出现，与分立的秦燕之间争夺政权合法性的斗争，有什么关联，尚有待今后的进一步研究。钱大昕说苻氏自居木德，“盖以前后赵为一代当水德也”[80]，可能混淆了当时人面临此一选择时，其法理思想与现实政治需求间的窘迫处境。无论如何，前燕和前秦都开创了尊胡族政权为华夏正统的新传统，表面上尊重了时间的连续性和实际政治的世次，不复以功德善恶论德运，本质上却有意识地以地域标准取代了华夷之辨，诚为正统学说史的重大变局，从此为北方胡族政权的华夏化奠定了合法性方面的基础。后秦承前秦之木德为火德，就是这一新传统的健康延续。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北魏初年自居土德所继承的政权是哪一个？以我们上文所述，北魏以前居火德者，只有两个：汉（包括了西汉、东汉、刘备的蜀汉和刘渊的汉国）；后秦。案后秦虽然立国称帝早于北魏十余年，但当拓跋珪称帝议国号行次时，两国处于敌对的并立关系。这种情况下，北魏君臣断断乎不可能把自己政权合法性的源头指向后秦。那么，会不会是汉呢？

何德章著《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一文[81]，创造性地指出，拓跋珪天兴时期的“代”、“魏”国号争论，以崔宏为代表的“汉魏衣冠”之族，力主称魏，居土德，根本上是为了以拓跋魏接续曹魏。因此，北魏所居的土德，就是曹魏的土德，承续的是汉朝的火德。这篇文章在论述北魏前期的政治形势方面，颇具启发力[82]。但是，主张拓跋之魏，即曹魏之魏，稍嫌操切，证据不足。田余庆先生已经指出拓跋珪以魏为国号，还是基于更为切近的现实利害的考虑[83]。从暦运行次的角度，我们也可以对拓跋魏土德即曹魏土德的观点，提出驳正。

《魏书·礼志》记载了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八月关于德运行次问题的一场重要讨论[84]。这场讨论是孝文帝一系列激烈改革中的一环。所谓改革，就是拋弃拓跋旧俗中不合于华夏传统的那些东西，使社会发育和文化素质本来较低的拓跋集团及北魏政权，从礼乐形式到政治理念各个方面，都迅速靠拢并融入汉魏传统，“斟酌前王，择其令典，朝章国范，焕乎复振”[85]。参与讨论行次问题的各人，自然都多少能够体会孝文帝的这一意图。照理，辩论双方应当围绕着坚持还是放弃拓跋珪时代确定的行次原则而展开，也就是围绕着魏居土德是否合理来发表意见。反对土德的，必须说明拓跋魏并非曹魏的延续；坚持土德的，要说明拓跋魏续于曹魏之后承汉火德的合理。如果讨论是这样展开的，那么拓跋珪改国号为魏乃是意在直接接续曹魏（如同刘渊之称汉）的主张，就可以成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一主张就很可疑了。

事实上，讨论双方，并没有围绕延续曹魏、承汉火德的合理与否来展开。以高闾为一方，以李彪、崔光为另一方，双方争辩的核心是，是否应当承认西晋之后在北方建立政权的赵、燕、秦的正统地位。很显然，高闾代表的是一个保守观点，即北魏此前居于优势的观点，他承认石赵、慕容燕和苻秦的合法性，主张北魏承苻秦之后。而李彪和崔光却高标汉儒经义，以十六国为僭拟，主张排斥赵、燕、秦，远承西晋之金行为水德。在这一辩论中，高闾继承了前燕以来对于德运世次的理解，强调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特定性。而李彪和崔光对正统的理解，更有回归汉儒的倾向，他们强调法统的道德评判，从汉儒否定秦朝正统的历史经验中汲取力量，并且由此把十六国政权贬入闰位，视同僭窃。——这场辩论的核心，既然集中于认可或否定赵、燕、秦的正统地位，那么，我们可以说，在孝文帝发动这一场辩论以前，压倒性的、官方认可的观点，就是高闾所努力辩护的观点：北魏的世次，排在前秦的后面，前面还有石赵和前燕。高闾说：“燕承赵，水生木，故燕为木德；秦承燕，木生火，故秦为火德。……故以魏承秦，魏为土德。”至此，我们认为，拓跋珪和崔宏所确立的北魏行次，乃是以继承苻氏前秦为基础的，实与曹魏无涉。其正统运暦思想，与燕、秦基本一致。

然而，高闾所说苻秦继燕为火德，这与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后秦时的说法不同。姚苌既明确“自谓以火德承苻氏木行”，说明苻秦决没有承燕的事实，苻秦自居木德，乃是承赵之后。虽然前燕灭于前秦，但是苻健称帝与慕容儁同年（352），前秦没有承前燕的理由。这个矛盾如何理解呢？我以为，高闾所说的苻秦继燕，并不是苻秦自己的主张，而是魏人的观点。苻秦直接继赵，置慕容燕于非法地位，对于重视慕容燕历史的拓跋魏来说，可能是无法接受的。高闾所说“燕承赵”、“秦承燕”，乃是魏人的观点。这就如同汉人复位秦以前的世次暦运，北魏前期可能也曾经对十六国时期的中原各政权进行了暦运排定，其结论与前秦自己的观点有异，也就不奇怪了。

如此说来，在孝文帝重议暦运以前，十六国历史还没有被全部打入僭伪的冷宫。前燕、前秦、后秦乃至北魏初期，北方正统延续不绝的观点，对于此起彼伏的胡族政权的华夏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到孝文改制时候，北方的破碎局面已不复存在，重新核定正统概念，有利于从意识形态上消除那种把北魏看作十六国的继续的认识，对于拓跋集团的深入汉化，无疑是有益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因此，崔光等人主张排斥赵、燕、秦，以水德直接承晋之金行，否定刘、石以来十六国政权的合法性，直以整顿历史、远宗汉儒为标的，“近蠲谬伪，远即神正”。刘知几讥北魏“高自标置”[86]，还是没有深入理解这个问题对于中古历史的真正意义。这是继承华夏文化精神的更高境界，显然更加符合孝文帝此时的通盘计划，自然会被采纳。于是，关于暦运问题的认识，似乎回到了汉魏的传统上，十六国落入僭伪行列。可是，孝文改革的意义远远大于简单的回归。这一成果正是建立在前燕、前秦以来对于胡族政权合法性的认可基础上的，是历史成果的累积，虽然表面上存在着否定。

孝文帝既采纳李彪等人所议，北魏遂承晋为水行。东、西魏分立，各以正统自居。东魏禅齐，北齐遂承魏为木行；西魏禅周，北周亦自居于木德。《丰洛墓志》谓“洎水德革命，木运应图”，便是指魏齐禅代，时在东魏孝静帝武定八年、北齐文宣帝天保元年，即公元550年。

6. “除领左右大将军”

领左右大将军，北齐禁军官职。据《隋书·百官志》，北齐禁卫系统的最高指挥官是领军将军，下辖左右卫府、领左右府和护军府等等，“领左右府，有领左右将军、领千牛备身，又有左右备身正副都督、左右备身五职、左右备身员。又有刀剑备身正副都督、刀剑备身五职、刀剑备身员。又有备身正副督、备身五职员”[87]。领左右将军为从三品，次左右卫将军一级，与武卫将军同[88]。

关于北齐禁军制度，《隋书》的记载有含混不清的地方。《隋书·百官志》谓北齐之领军府“朱华阁外，凡禁卫官，皆主之”[89]，明确把禁军长官领军将军的权限划定在宫门朱华阁以外，也就是说，禁军不负责宫中宿卫，宫内保安另有主者。可是，依据史料，领左右将军及其属官千牛备身等，正是皇帝的贴身侍卫，宿卫宫中。领左右府属领军府指挥，怎么可以说领军不负责宫内侍卫，而仅仅主朱华阁外的禁卫官呢？我认为，这是北魏末年禁卫制度的变化在《隋书》中留下了变化前后各种印痕造成的。《隋书》关于领军制度的描述，祗是对北魏、东魏制度字面上的因袭，与北齐的政治实际并不符合。

我推测，北齐禁军系统的领左右府，是从北魏后期门下省系统的领左右局发展而来。北魏后期的门下省领左右局制度，到北齐仍然保留着痕迹，虽仅具文而已，却有助于我们认识北魏的相关制度[90]。《隋书·百官志》叙北齐门下省之六局，“领左右局，领左右各二人，掌知朱华阁内诸事，宣传已下，白衣斋子已上，皆主之”[91]。胡三省说：“北齐禁中有朱华阁。”[92]朱华阁应当就是朱华门，或门上有阁，或阁字为合字之讹写。朱华门位于邺都南城太极殿与昭阳殿之间[93]，是区隔和联系内外朝的重要门户。高洋死后，高演、高湛兄弟发动宫廷政变，由云龙门（外朝东门）突入，至朱华门，高演入内，与济南王及皇太后、太皇太后见于昭阳殿，留高湛等率政变精兵于朱华门外，以为声势[94]。朱华门有此军事意义，故成为禁卫军队划分权责的标志。

北魏孝文帝改革制度以后，仿南朝刘宋后期及南齐制度，门下省既掌政事，又掌殿内生活供奉[95]。这是对北魏前期内朝、外朝混乱制度的重要变革，从而把过去名为内朝官的大量职事推到外朝，内朝与外朝，遂真正由宫禁与殿省区别开来。这是拓跋鲜卑皇权制度化的重要一环。此后，内朝事务，几乎全在侍中及中侍中权限之内，这之中就包括了内朝特别是皇帝贴身的保安系统，即领左右局，这个系统并不属于禁军。北魏前期的幢将、内三郎系统，分别割属领军府的左右卫和门下省的领左右局，是这一变化的关键。有趣的是，由于领左右局职责的特殊性，虽然其秩品不高（北齐时领左右为第五品[96]），却颇为当权者重视，宁愿以高位而兼领此职。元叉既解领军，以门下长官侍中的身份，兼门下六局之一的领左右局小职，“虽去兵权，然任总内外，殊不虑有黜废之理也”[97]。侍中得值宿禁中，领左右控制禁中武装，故宫廷政争激烈的时刻，领左右便越来越被重视起来。北魏后期的领左右，似乎已经如后来北齐的领左右将军一样，统辖千牛备身等皇帝贴身的武官了。奚康生既任禁军重职右卫将军，复“领左右”，其子奚难则为千牛备身[98]。领左右一职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变得重要了。后来尓朱荣入洛，其获授的官衔依次是：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将军、尚书令、领军将军、领左右[99]。尓朱荣暴死禁中，这个事实一定对后来尓朱兆、高欢等人重新配置禁中武装有很大影响。

东魏北齐不见史载有谁任“领左右”，相应地，“领左右大将军”一职却屡见。我推测，高氏霸府考虑到控制禁中的需要，对北魏的禁中保安制度作了调整，把原来的“领左右局”从门下省转移到领军府辖下，使邺都宫城的保卫体系单一化了，这样，外朝的左右卫和内朝的领左右，都直属领军府，领左右局升格为领左右府，长官改称将军，品秩也大大提高。因此，前举《隋书·百官志》所谓领军府“朱华阁外，凡禁卫官，皆主之”的说法，仅仅是北魏的情况，东魏北齐的领军既然下辖领左右府，自然也把朱华阁内当作自己的权限了。明乎此，《隋书·百官志》有关叙述的舛互矛盾，就可以纳入这一理解中加以厘清了。

北齐禁军，领军为帅，其下左右卫府与领左右府，平行同列，而左右卫班次在前。武卫将军属于左右卫下辖最高级武官，其班次又在领左右之后。皮景和历官领左右大将军，此前任武卫大将军[100]；綦连猛先任武卫大将军，迁领左右大将军，再迁右卫大将军，终至中领军、领军[101]。

《丰洛墓志》谓丰洛于魏齐禅代之后任领左右大将军，这可能与丰洛先任高澄亲信都督的背景有关。高洋称帝，霸府原有的亲信营自然直接转化为内朝禁卫军，改名领左右府。丰洛既有任亲信都督的经历，担任领左右大将军，似乎是容易理解的。后来他迁任中领军，也应当与这一背景有关。

西魏前期继承北魏制度，领左右仍属门下。王励“大统初，为千牛备身直长，领左右”，励弟懋“历尚食典御、领左右”[102]。隋文帝改制，禁军制度基本上继承北齐，而更趋复杂，兹不赘。

7. “封啔宁县开国伯，食邑五百户”

孝文帝以后，北魏封爵制度发生了变化，有所谓实封与虚封，实封即“开国五等”，虚封即“散五等”[103]。北齐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丰洛封啔宁县开国伯，为第三品[104]。墓志后文谓丰洛进爵啔宁县开国侯，又别封寿昌县开国公，皆不 著食邑户数。案丰洛本爵既为县开国侯，其别封却为县开国公，是别封未必不能高于本封的显例，高敏先生说别封的爵等都低于本封的爵等，看来失之偏颇了[105]。关于北朝后期封爵制度的演变，特别是这一演变所包涵的意义，我认为今后还有再探讨的余地。

啔宁县，据《魏书·地形志》，属夏州金明郡[106]，其地当在今陕西省延安地区境内（王仲荦先生谓在今陕西安塞县西北[107]）。这个地区在齐、周对峙时期，属于北周之延州境，非高齐势力所可及，因此这种分封，是象征性的遥封。案北魏夏州及其以南杏城马兰山地区，即今鄂尔多斯高原之南缘，在北朝中后期，完全成为步落稽的渊薮，汉末魏晋以来居住、流徙于这一地区、以卢水胡为主体的各种少数族，与黄河东岸、吕梁山以西、以南匈奴遗民为主体的各种少数族，经过长期的熔融、化合，共同形成了的新的民族，即步落稽。《周书》描述稽胡主要的区域曰：“自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种落繁炽。”[108]当齐、周对峙之时，稽胡既是东西两个政权同有的内患，又为两个政权所利用以彼此削弱。我们看丰洛历官，在内则为禁军将领，在外则活动于稽胡区域（北华州刺史、汾州刺史、晋州刺史），其封爵又遥封于稽胡活动的腹心地带，那么，这是不是在暗示，丰洛与稽胡有某种联系呢？前面我们说云阳县可能与云阳谷有关，也就是在探讨丰洛与稽胡之间的关系问题。

8.“除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师”

北齐之开府仪同三师，不见载于史。这一官职首创于北魏末节闵帝时。《魏书·前废帝纪》普泰元年（531）七月：“庚寅，以侍中、太保、开府、尚书令、乐平王尓朱世隆为仪同三师，位次上公。”[109]同书《尓朱世隆传》：“世隆寻让太傅，改授太保，又固辞。前废帝特置仪同三师之官，次上公之下，以世隆为之。”由于尓朱世隆让太傅，辞太保，有意避三师之位而不居，节闵帝遂特为创置仪同三师之官以优宠世隆。案三公为第一品中，仪同三司为第一品下，在同品诸官中班次最先[110]。按照这个原则，三师既是第一品上，仪同三师便是第一品中，且位次应当比同为第一品中的三公要高，仅次于第一品上的三师二大（三师二大便是所谓上公）。尓朱世隆之为仪同三师，如同尓朱荣为天柱大将军，都是制度上的出格现象。北齐官爵猥滥，仪同三师因而复用。北齐官制，三师、王、二大、三公，都是第一品；开府仪同三司、开国郡公，为从一品，骠骑、车骑二将军加大者，也入从一品，班次在开国郡公后[111]。案骠骑、车骑品秩虽同，班次却有先后，骠骑高于车骑。丰洛先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已经是从一品，但是班次居后。再累资劳升迁，遂由车骑进为骠骑，班次靠前了；仪同三司进为开府仪同三师，虽然仍是从一品，却在从一品中班次最高。开府仪同三师在墓志材料中也另有例证，如前举《厍狄回洛墓志》，回洛“天保之季，改开府三司为三师”[112]。看来，北齐很早就捡拾起了尓朱时代的这一发明，居其位者，决不会只有丰洛与厍狄回洛二人而已。可能到唐代整理北齐史料时，仪同三师一职因为不典，且易于与仪同三司混淆，就被写史者剔除掉了。

[1]《北齐书》卷二七万俟受洛干传，中华书局，1972，第375页；《北史》卷五三万俟受洛干传，中华书局，1974，第1900页。

[2] 厍狄洛以字行，而《北齐书》与《北史》之厍狄回洛传皆不载其名洛字回洛，见《北齐书》卷一九，第254页；《北史》卷五三，第1908页。1973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山西省寿阳县发掘了北齐顺阳王厍狄回洛与其妻妾的合葬墓，有墓志三合，其中厍狄回洛墓志曰：“王讳洛，字回洛，朔州部落人也。”参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北齐厍狄回洛墓》，《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碑碣》，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第23-25页；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415-416页。

[3]《周书》卷十宇文兴传附宇文洛传，中华书局，1971，第160页。

[4] 关于北朝时期鲜卑名氏汉化的总体研究，请参看何德章：《北朝鲜卑族人名的汉化——读北朝碑志札记之一》，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研究室编《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十四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第39-47页。

[5]《北史》卷六齐本纪世宗文襄帝纪，第235页；《北齐书》卷三文襄帝纪，第 37页。其事又见《北史》卷五五陈元康传，第1985页。薛丰洛至文宣时仍为近侍之奴，见《北史》卷二四王昕传，第884页。

[6]《北史》卷八一儒林传上张雕传附郭遵传，第 2736页。

[7] 马长寿：《碑铭所见前秦至隋初的关中部族》，中华书局，1985，第 91页。

[8]《北史》卷九二恩幸传，第 3055页， 此处谓盖丰乐为神武苍头，魏末为尝食典御，仍是家奴身份。

[9]《北齐书》卷一七斛律金传附斛律羡传：“羡，字丰乐。”第227页；《北史》卷五四斛律金传同，第1972页。《北齐书》与《北史》除以上两处外，都称字而不称名。如《北史》卷八齐本纪后主纪武平三年秋七月条：“诛左丞相咸阳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台荆山公丰乐。”第293页；《北史》卷五一齐宗室诸王传上洛王思宗附子元海传：“以斛律丰乐为领军，以分武成之权。”第1853页；等等。《北齐书》相关部分来自《北史》，故全同。可见斛律羡当日以字行。北朝这种以字行的历史现象，与胡族本名之译音关系很大，本质上反映了尚未完成汉化历程的北方社会的实际。斛律丰乐在某些地方，又被称为斛律丰洛。《北齐书》卷四一独孤永业传：“武平三年，遣永业取斛律丰洛，因以为北道行台仆射、幽州刺史。”第545页；《北史》卷五三独孤永业传同，第 1930页。可见丰洛与丰乐同音，可以混用，而丰乐被更多更正式地使用，盖由于其字意可贴近华夏传统中的“丰乐”一词，《三国志·魏书》卷二五辛毗传，载辛毗说曹操之言曰：“荆州丰乐，国未有衅。”中华书局，1982，第696页。丰乐自此成为嘉词。十六国北朝胡族姓名之译音，经此一种附会，本意渐隐，而益收文化认同之利。此间消息，读史者不可不察。

[10]《魏书》卷九肃宗纪，中华书局，1974，第243页。

[11]《周书》卷十四贺拔胜传：“时有鲜于阿胡拥朔州流民，南下为寇，恒州城中人乃潜与谋，以城应之。”

[12]《魏书》卷一六上地形志上，第2498-2500页。

[13]案孝明帝改镇为州的诏书，实颁行于正光五年（524）八月，见《魏书》卷九肃宗纪，第 236-237页。然而，改镇为州的政策，事实上没有推行到六镇去。《魏书》卷十八广阳王元深（渊）传：“（孝明帝）遣兼黄门侍郎郦道元为大使，欲复镇为州，以顺人望，会六镇尽叛，不得施行。”见第430-431页。其后六镇乱民在柔然的压迫下南迁，六镇故地遂沦弃而不复置有郡县。

[14]关于北魏始置朔州的时间，旧说以为在孝文帝迁洛以后。杜佑《通典》卷一七九州郡典九朔州条，称“及迁洛后，遂于郡北三百余里置朔州”，见王文锦等点校本，中华书局，1988，第4743页。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四河东道三朔州条，亦云“孝文帝迁洛之后，又于定襄故城置朔州”，见贺次君点校本，中华书局，1983，第 407页。后之学者遂执此论而不疑。《资治通鉴》胡注引宋白曰：“后魏孝文帝于唐朔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见卷一五梁武帝普通五年，中华书局，1956， 第4684页。《辽史》卷四一地理志五亦云“元魏孝文帝始置朔州，在今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中华书局，1974，第513页。事实上，朔州并不是孝文帝始置，至迟太武帝时候就已经置有朔州。王仲荦先生据《魏书》卷三七司马楚之、司马金龙传等正史和墓志材料，指出朔州应当置于太武帝时期。见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中华书局，1980，第1070-1071页。《魏书》司马楚之传载楚之于世祖时官“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在任二十余年，第857页。可见，太武帝时已经有朔州，而且州治就在云中，即北魏旧都盛乐城，故司马楚之得身兼云中镇大将与朔州刺史两职。楚之死后，其嗣子司马金龙亦曾官云中镇大将、朔州刺史，时间当在献文帝时期（《魏书》卷三七司马金龙传，第 857页），至迟也在孝文帝初年。除王先生已经指出的这些证据外，1965年出土于山西省大同市的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有其夫妇墓志各一，也是有力证据。金龙死于太和八年（484），其妻则葬于十年前的延兴四年（474），俱远在迁洛（太和十八年，494）以前。根据金龙妻墓志，延兴四年金龙官“使持节、侍中、镇西大将军、朔州刺史”。见山西省大同市博物馆等《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又参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35页。

[15]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文物》1977年第11期，第28-46页。

[16]刘溢海：《盛乐考》，《北朝研究》，1991年上半年刊，总第4期，第97-99页。

[17]王仲荦：《北周地理志》，第1079页。

[18]《北史》卷六齐本纪上、卷九六稽胡传，第224页、第3194页；《北齐书》卷二神武纪下，第18页；《周书》卷四九异域上稽胡传，第896页。

[19]马长寿：《北狄与匈奴》，三联书店，1962，第139页。

[20]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三，第371页。

[21]王仲荦先生误置云周村于文水县西南，见《北周地理志》，第1149页。

[22]《史记》卷一匈奴列传，中华书局，1982，第2879页。

[23]《太平御览》卷一一九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中华书局，1960，第 574页。

[24]《晋书》卷一八慕容廆载记，中华书局，1974，第 2803页。《太平御览》卷一二一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燕录》，溯慕容氏之祖至于高辛氏少子厌越，见第583页。

[25]《晋书》卷一二苻洪载记，第2876页。

[26]《晋书》卷一一六姚弋仲载记，第2959页。

[27]《晋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第 3202页。

[28]《北齐乞伏保达墓志》，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50页。

[29]《魏书》卷一序纪，第1页。

[30]《周书》卷一文帝纪，第 1页。

[31]秦明智、任步云：《甘肃张家川发现“大赵神平”二年墓》，《文物》，1975年第6期。陈仲安：《王真保墓志考释》，载《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38-148页。

[32]《东魏王悦及夫人郭氏墓志铭》，载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310页。

[33]《北齐厍狄回洛妾尉嬢嬢墓志铭》，参前引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北齐厍狄回洛墓》；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第407页。尉氏即尉迟氏所改，参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科学出版社，1958，第189-198页。

[34]《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张衡作《应闲》，李贤注引《帝王纪》曰：“少昊字清阳。”中华书局，1965，第1903页。

[35]《史记》卷一五帝本纪，第 10页。

[36]《北史》卷六齐本纪上，第232页。

[37]《资治通鉴》卷一五五梁纪十一梁武帝中大通三年，第 4815页。

[38]《隋书》卷二八百官志下，中华书局，1973，第782页。

[39]《晋书》卷六孟观传，第1634页。案西晋时期给亲信或称给恩信，见《晋书》卷四三王戎传，第 1232页。可见给亲信之制尚未确立。

[40]《南齐书》卷十六百官志，中华书局，1972，第 317页。

[41]关于诸光禄大夫之品袟高下，请参看周一良先生《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金紫光禄大夫”条，中华书局，1985，第129-130页。

[42]《北史》卷十九献文六王传高阳王雍传，第 699页。

[43]《北史》卷四一杨播传附杨椿传，第1489页。

[44]《北史》卷六齐本纪上，第 211页。

[45]《北齐书》卷四一綦连猛传，第540页。

[46]尉兴庆见《北史》卷六齐本纪上，第 228页；段韶见《北齐书》卷十六段荣传附段韶传，第 208页；斛律光见《北齐书》卷十七斛律金传附斛律光传，页222；厍狄盛见《北齐书》卷十九厍狄盛传，第 255页；元景安见《北齐书》卷四一元景安传，第542页。

[47] 张金龙：《北朝都督制的演变与禁卫武官都督的形成》，《北朝研究》第一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第 14页。

[48]皮景和见《北齐书》卷四一皮景和传，第537页；鲜于世荣见同书同卷鲜于世荣传，第 539页。《北史》卷五三鲜于世荣传谓世荣为亲信都督，第1930页。案今本《北齐书》卷四一保存李百药旧貌，当从之。

[49]如《周书》卷二九刘雄传谓雄“大统中，起家为太祖亲信”，第503页；同书卷三三赵文表传谓文表“起家为太祖亲信”，第 581页。

[50]《周书》卷十九豆卢宁传附豆卢永恩传，永恩为宇文泰右亲信都督，第310页。亲信而分左右，可见宇文泰扩大了亲信机构。亲信分为左右的制度一直沿用到北周末，《隋书》卷六四李圆通传，圆通于北周末年“授相国外兵曹，仍领左亲信”，第1507页。

[51]《魏书》卷一六下地形志下，第 2627页。

[52]《隋书》卷二九地理志上上郡条，第 810页。

[53]同上，扶风郡条，第 810页。

[54] 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关内道三坊州条，第72页。案此处鄜州当作敷州，隋炀帝始改敷州为鄜州。

[55]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三二关西道八陇州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史部地理类，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第469册，第276页。

[56]《魏书》卷九肃宗纪，第 231页。

[57]同上，第232页；同书卷二文成五王传河间王若传附元琛传，第529页。

[58] 杨守敬：《隋书地理志考证附补遗》卷一，《二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55，第4715页。

[59] 同注7， 第18页。

[60] 同注55，卷三五关西道十一坊州中部县条，第469册，第300页。

[61] 同注19，第127-128页。

[62]《宋书》卷六一武三王传庐陵孝献王义真传，中华书局，1974，第1634页。

[63]《资治通鉴》卷一一八晋纪四安帝义熙十三年，第3713页。案此处胡注曰：“时裕未得天水，东秦州即毛德祖所领。”混淆了两个秦州，误。

[64]《南齐书》卷十五州郡志下秦州条，第296页。

[65]《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雍州条，第432页。

[66]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卷十六夏国疆域雍州条，《二十五史补编》本，第4206-4207页。

[67]同上，秦州条，第4207页。

[68]《宋书》卷九八氐胡传，第2405页。

[69] 同注66，卷四前秦疆域志南秦州条、卷五后秦疆域南秦州条，第4137页、第4158页。

[70] 关于孝文帝太和中改置州郡的历史背景，可参看何德章《北魏太和中州郡制改革考释》，载《武汉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第27-30页。

[71] 厍狄回洛事见《北齐书》卷十九厍狄回洛传，第255页；张保洛事见同书同卷张保洛传，第257页；斛律羌举事见同书卷二斛律羌举传，第266页；袁洪猛事见同书卷十二文宣四王传范阳王绍义传，第156页；鲜于世荣事见同书卷四一鲜于世荣传，第539页。

[72]《魏书》卷二太祖纪，第34页。

[73]《魏书》卷一八之一礼志一，第2734页。

[74] 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第79-89页。

[75]《晋书》卷一三刘曜载记：“以水承晋金行，国号曰赵。”第2685页。《太平御覧》卷一一九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前赵录》，对于刘曜议改国号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第576页。

[76]《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侍中任播等参议，以赵承晋为水德。”第2746页。

[77]《晋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群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纪黑精之君，运暦传属，代金行之后。……’儁从之。”第2834页。

[78]《晋书》卷一一慕容儁载记附韩恒传，载韩恒之言曰：“赵有天命，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实与之，而人夺之，臣窃谓不可。”主张燕承石赵为木德。“儁初虽难改，后终从恒议。”见《晋书》第2843页。又《晋书》卷一一一慕容暐载记：“暐钟律郎郭钦奏议以暐承石季龙水为木德，暐从之。”第2851页。据此，慕容儁可能终究没有听从韩恒的意见，只有到了慕容暐时，才认可了石赵的正统，改水为木。

[79]《晋书》卷一一六姚苌载记，第2967页。

[80]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二二，商务印书馆，1958，第444页。

[81] 何德章：《北魏国号与正统问题》，《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113-125页。

[82] 何德章后来又有一文，从史学义例入手继续阐述这一思想，亦多精辟之论，见所 著《〈魏书〉正统义例之渊源》，《北朝研究》，1996年第2期，第25-27页。

[83] 田余庆：《〈代歌〉、〈代记〉和北魏国史》，《历史研究》，2001年第1期。

[84]《魏书》卷一八之一礼志一，第2744—2747页。

[85]同上，第2733页。

[86]刘知几：《史通》内篇卷七曲笔条，“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第53页。

[87]《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第759页。

[88]同上，第765-766页。

[89]同上，第758页。

[90] 祝总斌先生分析《隋书·百官志》北齐门下省资料时，也认为：“从现有材料看来，北魏门下大抵也是如此。”见所 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 295页。

[91]同注87，第753页。

[92]《资治通鉴》卷一六八陈纪二文帝天嘉元年注，第 5199页。

[93] 明崔铣辑《嘉靖漳德府志》卷八邺都宫室志所引《邺中记》，见《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45册，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64。崔铣所引，又被今人黄惠贤辑入《邺中记》辑校本中，载刘心长、马忠理主编《邺城暨北朝史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第 368-440页。

[94]《北史》卷四一杨愔传，页1505。

[95]同注90，第295页。

[96]同上， 766页。

[97]《魏书》卷十六元叉传，第406页。

[98]《魏书》卷七三奚康生传，第1632页。

[99]《魏书》卷一孝庄纪，第255页；卷七四尓朱荣传，第1647页。

[100]《北齐书》卷四一皮景和传，第 537页。

[101]同上，綦连猛传，第 541页。

[102]《周书》卷二王盟传附王励传、王懋传，第334-335页。

[103] 张维训先生有两篇论文讨论这个问题：《试论北魏的食邑制度》，《厦门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略谈北魏后期的实封与虚封》，《史学月刊》，1984年第2期。

[104]《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 2995页；《隋书》卷二七百官志中，第765页。

[105] 高敏：《西魏、北周与东魏、北齐的封爵制探讨》，《北朝研究》，1991年上半年刊，第1-13页。。

[106]《魏书》卷一六下地形志下，第2629页。

[107] 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一关中，第126页。

[108]《周书》卷四九异域传上，第896页。

[109]《魏书》卷十一前废帝广陵王纪，第 277页。

[110]《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第2977页。